時間：2022-10-11 08:1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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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確了各級政府發展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責任《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規定：“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對視力殘疾、聽力語言殘疾和智力殘疾的適齡兒童、少年實施義務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保障法》規定：“政府、社會、學校應當采取有效措施……幫助其完成義務教育。”《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教育條例》指出：“地方各級人民政府應當將殘疾兒童、少年實行義務教育納入當地義務教育發展規劃并統籌安排實施。”可見，各級政府部門對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責任有了一定分配，且責任范圍更加細致。
（二）明確了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辦學模式《關于實施〈義務教育法〉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特殊教育義務教育“辦學形式要靈活，除設特殊教育學校外，還可在普通小學或初中附設特殊教育班”。《關于發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見》規定要采取“多種形式辦學……各地要充分利用現有普通小學……在普通小學附設特教班”。《中華人民共和國殘疾人教育條例》第十七條規定“適齡殘疾兒童、少年可以根據條件，通過下列形式接受義務教育：普通學校隨班就讀；在普通學校、兒童福利機構或者其他機構附設的殘疾兒童、少年特殊教育班就讀；在殘疾兒童、少年特殊教育學校就讀”。中國殘疾人事業五年計劃綱要更是明確指出要形成以隨班就讀和特教班為主體、特殊教育學校為骨干的殘疾兒童少年義務教育格局。這些政策都明確規定了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辦學模式。
二、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一）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不高2001~2012年，我國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逐年上升，由52.02%上升到80.19%。尤其在2008~2009年，入學率由65.02%增長到79.05%，增長了14.03個百分點，實現了跨越式增長。但總體來看，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仍遠遠低于全國適齡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而日本在1997年殘疾兒童的入學率就已經超過了“98%
（二）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數量不足教育部公布的數據顯示，2002年我國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1624所，處于最低水平，2012年創歷史新高，達到1853所，增加129所，增速較慢，而這1853所學校，承擔著適齡殘疾兒童少年近37萬，遠不能滿足其需求。據調查“全國尚有近500個30萬以上人口的縣市還沒有建立特殊教育學校”。而且在已有的特殊教育學校中，還有相當一部分存在小、舊、破等問題。
（三）特殊教育義務教育區域發展不均衡從我國區域劃分來看，各區域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發展不平衡。以2010年為例，我國東部地區11省共有775所特殊教育學校，占全國的45.45％，中部地區8省共有特殊教育學校539所，占全國的31.61%，西部地區12省共有特殊教育學校391所，占全國的22.93％。可見，大部分學校都集中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學校數較少，特別是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差距巨大。
三、完善我國特殊教育義務的教育對策
（一）完善我國特殊教育義務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推動我國特殊教育發展的重要力量。為此必須完善特殊教育義務教育政策，加快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立法進程，明確特殊教育義務教育責任主體，加大法律法規執行力度。此外，政府有關部門還應制定政策落實情況相關獎懲措施，推動各項法律政策實施，而學校作為特殊教育義務教育的法定組織，應明確政府對其的法律責任，承擔起應有職責，以保障殘疾兒童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
（二）加強義務教育階段特殊教育學校建設針對目前情況，國家應采取硬性手段，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制定符合該地區的特殊教育義務教育學校建設目標。各級地方人民政府應該承擔起建設特殊教育義務教育學校的責任，并將其作為國家驗收地方基礎教育設施建設的重要指標之一。另外，國家和各級人民政府應從特殊教育專項經費中劃出相當比例用于學校建設，并鼓勵社會力量捐資助學。在此基礎上，逐步提高特殊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
（一）擇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為了使孩子享受更好的教育，家長們不惜重金為孩子選擇重點學校或班級就讀；擇校現象較普遍，且有愈發擴大之勢。因此，應該說它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首先，我國地區間教育發展水平有差異，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只有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學校設施較完善，師資力量相對較強，能給學生提供相對更好的教育。所以，家長們為了孩子的未來，不惜重金擇校是無可厚非的。其次，我國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兒童就近入學，這種限制兒童受教育自由選擇權的做法在其他國家早已進行了改革。英、美等國家規定兒童義務教育畢業時只要達到規定的教育水平即可，至于在哪里接受教育則無關緊要。我國長期以來義務教育實行單一的“就近入學”政策剝奪了受教育者選擇的自由。另外，擇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對學生及其家長個體意志和個體差異的尊重，體現了現代教育發展的人文關懷。
（二）擇校存在的問題
首先，加重了一些擇校家庭的經濟負擔。盡管人民群眾的收入不斷提高，但是城市中大部分人群還是工薪階層，他們的收入只夠維持正常生活。為了孩子，家長們不得不繳納少則上千、多則數萬元人民幣的擇校費或借讀費，否則其孩子將不能到滿意的學校去就讀。［2］這筆費用對普通工薪階層和外來務工人員來說就是一筆昂貴的開銷，使得本就不富裕的家庭更是捉襟見肘。其次，擇校容易滋生教育腐敗。有些教育部門、學校領導、其他有權勢者都利用擇校索賄受賄；有些學校也巧立名目，例如規定只有幼兒園就讀于該校的學生才可以入小學讀書，或者小學就讀于該校的學生才可以入初中讀書等，借機收費；一些學校為了吸納資金，設立繳費入學指標，想要進入該校就需要繳納一定的贊助費；一些家長欲讓自己孩子到好的學校讀書，就必須拉關系、走后門，等等。這些行為，一方面破壞了教育的公平性，另一方面也給一些教育部門和學校中有權勢者中飽私囊的機會，滋生教育腐敗。再次，人為地拉大了各階層之間的差距。一些有權有錢的人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勢和金錢使其子女能夠享受優質教育，能夠考入更好的大學，能夠找到更好地工作。而無權、無錢家庭的孩子則只能就讀普通學校，只能享受普通的教育，考入相對較差的學校，找到相對較差、收入相對較低的工作。這種做法擴大了社會各階層的差距。
二、擇校的原因與對策
（一）擇校的原因
當前我國擇校產生的原因如下：首先，教育資源不平衡。我國地域發展各異，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在教育設施和教師資源的配置上有很大的不同。經濟較發達地區，政府對教育較重視，對教育投入比較大，因此學校能夠為學生提供良好的學習資源并配備高素質的教師隊伍；經濟較落后地區，只能夠維持基本的教學秩序，很難在硬件設施上有更多地投入，高素質的教師也難以留住。同時，同一區域的不同學校之間，教育投入也有很大區別。比如，義務教育階段同一地區重點學校是政府關注和扶持的重點，因此能得到更多的人力和物力支持；而普通學校就沒有更多的經費來源。為追求高質量的教育，人們很自然地就想到擇校。可以說，地域差異、教育發展的不平衡、學校之間的差異導致了擇校現象的出現。其次，擇校是家長高度重視子女教育的結果。由于我國實行計劃生育，現在的家庭大多是獨生子女，孩子的教育問題日益引起家長的關注，家長對子女教育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另外，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人們思想轉變，教育消費觀念逐漸為人們所接受，教育消費在家庭消費支出中的比例也不斷提高。［5］當下，許多家長從幼兒起就為子女請家教，參加諸如鋼琴、舞蹈、繪畫、書法等各類培訓班，培訓的費用遠遠超出學校正常收費的若干倍。在這種情況下，學校辦學條件優越、學習氛圍濃厚、教學內容豐富、教學方法合理先進、教學質量高的學校就成為家長、孩子選擇的學校。再次，社會競爭加劇是間接原因。現代社會競爭激烈，社會對人才素質的要求愈來愈高。家長們認為，只有就讀好的低一級學校才能考入好的高一級的學校，最后才能考入好的大學。好的大學畢業才是高層次人才。未來高層次的人才有可能具有更大的競爭力，才更有可能獲得豐厚的回報。因此，家長愿意從小就為子女投資選擇一所好學校，為他們打下堅實的基礎，以便在日后的升學、就業中處于有利地位。
（二）擇校的對策
1.1缺乏科學有效的培訓機制
在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主要的經費來源渠道非常少,主要是靠上級部門撥款。本來財政撥款對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就很少，而且這些經費還包括學校的教學業務管理、教師培訓、實驗實習、文體活動、教學資料印刷,還得用于校舍、房屋、建筑物及儀器設備的日常維護等[4]。造成一部分領導不愿意將有限的經費用于教師的培訓上。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校領導在教師培訓過程中對教師缺乏相應的監督,培訓后對其培訓效果缺乏及時的追蹤和評價[5]。
1.2教師考核缺乏科學性
根據走訪發現，大多鄉鎮是利用教學成績來作為義務教育階段對教師進行考核，很少能利用師德水平或者課堂教學能力方面進行考核。這就表示現在主要利用教學成績來做為教師考核標準的學校隨處可見，這不利于現階段新課程改革中要求的“發展性教師評價”[6]。另外，大多數學校的考核方法也不科學，沒有把家長的意見和學生的評價考慮到考核的范圍，學生意見的評價所占比例偏小,這就導致了考核結果的不夠客觀、有效。
1.3激勵機制不健全，教師缺乏熱情
在對農村的中小學教師隊伍進行建設的過程中，激勵是整個建設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內容，能對教師的行為進行激勵、指導以及幫助，只有遵循激勵的基本原則，使激勵成為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的方式，才能保證激勵在農村中小學教師隊伍建設和管理中發揮它本應具有的作用[7]。而在實際中，激勵的標準主要是根據教學的成績和教師的工作量，而非是根據學校的整體績效，這就導致教師的發展缺乏了現實性，無法讓教師對學校產生歸屬感，無法讓教師的工作得到有效的保證。在山區農村，教師的物質激勵缺乏，獎勵太少是主要的問題之一。
1.4教師自身“造血”功能沒有得到挖掘
據作者調查所有教師中，能自主學習、主動獲取知識的教師微乎其微，大部分都是回到家中就開始忙著農活，學習的欲望不強，自主學習的能力欠缺。教師自身“造血”功能的欠缺是造成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教師整體素質不高、信息匱乏、不能及時更新知識的主要原因。
2加強山區農村義務教育階段教師人力資源開發的對策
2.1加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投入，提高教師待遇
長期以來，經費短缺一直困擾著我國教育的發展。在西部貧困地區的農村教育在教育經費的供應和需求問題尤其突出。在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的問題上，首先應該增加經費的投入，不應該存在城鄉不同的問題，對于困難的地區要多加幫助；其次就是要改善投入的結構，在教育經費的投入上應該多注重農村地區，大力扶持農民。把基礎教育和農村教育作為投入的重點，從而保證農村基礎教育經費的需求。
2.2改變山區農村教師聘任制度，引進優秀人才
健全教師聘任的法律法規和監督機制，對山區農村教師進行科學合理的人力資源規劃設計。合理設計招聘步驟，對于教師招聘來講還應該嚴格遵守考試程序和審查程序，嚴格對待每一個招聘環節及步驟。針對教師考核，做到步驟清晰、程序科學、環節合理同時還要確保各個步驟能夠順利進行。在招聘的過程中，負有義務教育義務的學校及教育主管部門應該在公開公平公正的前提下完成教師的審查工作，避免出現相關人員走后門，權力招聘，情感招聘和互惠招聘現象。建立健全中小學教師聘任合同的簽訂制度，保證合作雙方的權利不受損失。
2.3完善山區農村教師的培訓機制
對培訓機構進行健全，加強落實培訓責任。開拓培訓思路，制定詳細培訓計劃加強對培訓經費的監督，規范培訓管理，重點督查培訓經費的落實情況，確保對培訓金額足夠落實。管理部門對于不明確、不清晰、不明顯的培訓活動嚴格禁止，防止培訓工作的低效率。創新培訓方式方法，對舉辦校長崗位能力大賽、教師素養大賽等各類形式豐富的比賽活動要進行大力提倡。鼓勵各個學校開展自主培訓、充分挖掘教師的自身“造血”功能。建議教育部門可以配發教師閱讀書籍，鼓勵教師進行自我培訓、網上學習、通過自主學習完善自身能力，充分挖掘教師的自身“造血”功能。地方學校也可以搭建學習平臺，鼓勵教師利用課余時間進行自我學習，幫助教師更好的提升自我能力。
2.4構建山區農村發展性教師評價體系
要樹立以教師發展為本的評價理念，首先，應該從思想觀念上轉變對教師評價的理念，將教師作為評價的主體，將包括政府、學校和各級管理部門在內的評價者作為教師評價的主導力量，對教師個體特征和發展給予充分的尊重，并提供適合個性發展的教師評價方式，幫助教師在自我完善、自我價值實現的同時體現學校教學根本目標的實現；其次，突出教師評價的個性特點。正確處理業績評價和發展性評價之間的關系，發展性評價是對教師的專業發展所提供的全面而有效的指導和服務，要求評價者對教師的發展和內在需要有充分的了解和掌握，而這一過程對于教師的業績評價并不排斥。而科學、合理的教師業績評價，是發展性評價的科學依據，兩者只是出發點不同，而在發展性評價思想的指導下所進行的業績評價，如果不單純以獎懲為目的，并非會遭到教師的反感，反而會得到教師的配合和支持。
2.5完善山區農村師資管理激勵機制
流動兒童是城市化進程的產物，根據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流動兒童”是指18周歲以下、戶籍地與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未成年人，包括跨省流動兒童、省內跨市流動兒童、市內跨縣流動兒童和縣內跨鄉流動兒童［1］46。我國憲法和義務教育法規定，所有兒童均平等享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至于政府如何具體承擔義務教育給付義務，我國法律沒有明確政府內部承擔義務教育經費的機制，而是授權國務院制定細則。根據國務院的各項規章及相關會議規定，就義務教育經費的承擔而言，在縱向的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之間，采取的是“以縣為主”原則①;在橫向的不同地區政府之間，對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經費，則是采取“以流入地政府為主，以公立學校為主”的政策②。我國雖然幅員遼闊、地大物博，但各縣因自然、歷史等方面的先天差異，決定了縣級財政收入之間的巨大差異，這種財政收入的差異必然導致各縣級財政中可用于義務教育經費的數額本身存在實質性差異，換言之各縣級政府對義務教育階段的生均費用支出能力及標準并不統一。同時，當兒童流動起來后，由于義務教育經費缺乏轉移支付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按兒童戶籍所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無法跟隨兒童一起轉移至流入地政府。而我國流動兒童分布極不均衡，大量流動兒童分布在北上廣及東部沿海的經濟發達城市，以流入地的縣級政府為主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較大的弊端，并最終導致流動兒童無法平等享有受教育權。本文通過分析法律規定平等受教育權之應然狀態，指出現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下平等受教育權之實然與應然之間的差距，明確以中央政府為主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必要性。
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對平等受教育權之悖離
(一)平等受教育權之應然狀態
從權利性質來看，受教育權作為憲法中的一項基本權利，具有受益權功能。受益權功能是指公民基本權利所具有的可以請求國家作為某種行為，從而享受一定利益的功能。受益權功能針對的是國家給付義務，也就是國家提供基本權利實現所需的物質、程序或者服務［2］。權利和義務總是相輔相成，權利的實現依賴于義務的履行。故個人受教育權的實現取決于國家對受教育權給付義務的承擔。受教育權的具體實現有賴于《義務教育法》的具體落實及實施。《義務教育法》第2條不僅界定了義務教育的期限和對象，還明確了義務教育的免費性和國家的經費保障義務。該條款是對憲法中受教育權的具體落實，只有國家建立了相應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并保證義務教育制度的實施，個人才可能真正實現受教育權。除了明確界定個人的權利和國家的義務外，該法第4條還進一步明確了義務教育的平等性原則，任何年滿6周歲的兒童都享有平等接受義務教育的權利，換言之國家應當保障所有適齡兒童可以平等享有受教育權。至于國家如何具體實施受教育權的給付義務，《義務教育法》第42條規定義務教育所需經費全部納入財政保障范圍，即由政府代表國家以財政收入支付義務教育經費。在具體的經費數額上，該條明確了義務教育經費應當覆蓋的成本范圍———教職工人數及工資標準，學校建設標準以及學生人均公用經費標準等。而在具體經費的承擔上，第44條作出了原則性規定，即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根據職責共同承擔。至于具體承擔的辦法，第44條授權給國務院制定細則。解讀上述《義務教育法》的相關條款可知，我國法律非常清晰明確地界定了受教育權的權利主體是個人，義務主體是國家;在權利義務的內容上，政府代表國家對個人承擔義務教育的給付義務。具體到承擔義務教育給付義務所需的財政經費，法律雖然明確了其應該涵蓋的成本范圍，卻未明確不同級別、不同地區政府之間承擔此項義務所需財政經費的具體數額及比例，而是授權國務院規定。因此，我國適齡兒童義務教育階段受教育權的實現狀況，完全取決于國務院落實《義務教育法》的具體規定。
(二)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對縣級財政收入差異的忽視
根據國務院的相關會議文件，在2003年9月全國農村教育工作會議文件《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教育工作的決定》、2006年3月《國務院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意見》中建立了以縣為主、以流入地為主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雖然2006年《義務教育法》歷經修訂，明確了政府的義務教育經費保障義務，國務院也僅在2008年8月了《關于做好免除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工作的通知》，其中要求從當年秋季開學起，免除全國城市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所需資金由省級政府統籌落實，省和省以下各級財政予以安排;對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增加了公辦學校對農民工子女免除學雜費、不收借讀費，中央財政對農民工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問題解決較好的省份給予適當獎勵兩項規定。可見在2006年新《義務教育法》實施以后，國務院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承擔，仍然采取“以流入地政府管理為主，以全日制公辦學校為主”的模式。在兒童沒有流動的情況下，我國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的承擔“以縣為主”，縣級政府是義務教育經費的投入和管理主體。在這種模式下，《義務教育法》中義務教育的平等性原則，只有統一全國義務教育生均財政經費才能實現。但由于受經濟發展階段和不同地區要素稟賦結構的影響，我國的縣域經濟發展水平極不平衡，社會結構存在差異，導致政府的財政收入基礎和財政負擔的不同［3］。在縣級財政收入不一致的情況下，各縣級政府可用于義務教育的經費也不可能一致。此時實現義務教育經費平等性原則的關鍵，就在于上級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能否彌補縣級財政差異所導致的義務教育經費差異。但自1994年中央地方實行分稅制后，地方財政收入由1993年的78%降為2003年的45.4%，其中30%左右在省級財政，縣級財政只有10%左右。中央財政收入則由22%上升至54.6%。而地方財政支出占國家財政支出的比重則在分稅制前后變化不大，保持在70%左右［4］。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縣鄉財政與農民負擔”課題組(2002)在對農村學校抽樣調查后指出，在農村義務教育資金投入比例中，中央政府、省和地區(包括地級市)、縣和縣級市負擔總計22%，而基層財力最弱的鄉鎮卻負擔了全部的78%［5］。顯然，由于中央配套資金在義務教育經費中所占比例過小，不足以彌補各縣可支配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換言之，縣級政府可承受的義務教育經費本身就存在地區性差異。因此，目前的義務教育經費制度無法實現受教育權的平等性。
三、流動兒童分布不均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提出的挑戰
(一)流動兒童分布現狀
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我國0～17周歲流動兒童規模為3581萬，其中0～14周歲的流動兒童規模為2291萬［1］48－50。在0～17周歲的流動兒童中，戶籍為農業戶口的流動兒童占80.35%，非農業戶口的只占19.65%，即通常所理解的農村流動兒童數量達到2877萬。全國流動兒童的年齡分布上，小學和初中階段兒童所占的比例分別為25.94%和12.95%，規模分別為929萬和464萬，故義務教育階段流動兒童的數量達到1393萬［6］。全國流動兒童的地區分布上，流入兒童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廣東、浙江、江蘇、四川、山東、河南、福建，廣東省流入兒童數量最多，達到434萬，占全國12.13%。七省流入兒童數量均在150萬人以上，總數達到1637萬，占全國流動兒童的45.71%。同時，部分地區流動兒童在當地兒童總量中所占比例較高。全國流動兒童占所有兒童比例為12.84%，但在上海和浙江城鎮地區，流動兒童比例高達46.24%和47.68%，福建、北京和廣東城鎮中流動兒童的比例分別為38.17%、36.28%和31.19%。第六次人口普查將流動兒童進一步細分為四種類型，即跨省流動、省內跨市流動、市內跨縣流動和縣內跨鄉流動，在全國范圍內跨省流動兒童占30.11%，省內跨市占18.80%，市內跨縣占12.83%，縣內跨鄉占38.25%。但具體到各省級行政區域，北京、天津、上海的流動兒童中，跨省流動兒童比例均超過90%;浙江流動兒童中，跨省流動兒童比例為61.95%;廣東、江蘇、新疆、跨省流動兒童比例均在40%以上。就跨省流動兒童的構成來看，跨省流動兒童流入最多的省市分別為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和北京，五省市總共接受的跨省流動兒童占全國跨省流動兒童比例高達63.18%。而跨省流動兒童流出地最多的省份依次為安徽、四川、湖南、江西、貴州，五省總共流出的跨省流動兒童占全國跨省流動兒童比例為50.26%。上述數據反映了全國流動兒童的來源和分布規律:大多數流動兒童是農村流動兒童，他們一般從經濟欠發達地區流動到東部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地區。跨省流動兒童高度集中在我國東部大城市。
(二)流入地政府面臨的尷尬
由于我國實行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地方教育、交通、醫療等民生支出，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負擔。常住人口越多，財政所需補貼的公共支出也就越多。以北京市為例，2012年北京市級財政支出為2849.9億元，78%用于民生領域。2010年北京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為18892元，分別是其外來人口主要輸出地河北、山東和河南市轄區人均財政支出的3.34倍、3.75倍和3.93倍［7］。2012年廣東省義務教育階段隨遷子女在校生300.6萬人，比2008年增長52%，占全省義務教育在校生的24%，占全國隨遷子女在校生的21.6%，與北京、上海、天津、江蘇、浙江5省市隨遷子女的總和相當，其中省外遷入占54%［8］。對流入地政府而言，既要對戶籍在其轄區內的兒童義務教育經費承擔80%左右的財政義務，又要對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承擔主要責任，對流動兒童集中的大城市而言財政負擔過重。地方政府作為一個自負盈虧的社會組織，具有自利性特點，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地方政府必然以地方化利益為其首要目標。中央和地方政府對義務教育經費的預算及撥付一般是根據兒童戶籍所在地進行的，當兒童流動起來時，由于缺乏地區間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的轉移支付制度，造成流動兒童本應享有的戶籍所在地政府和中央政府承擔的義務教育經費，不能跟隨兒童流動而轉移到流入地政府。流入地政府如果要按國務院規定為流動兒童提供義務教育條件，就必須在其地方財政中做出額外預算。因此，流入地政府是否愿意以其地方財政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所需的額外經費，取決于執行“兩為主”政策的利弊權衡。只有當執行政策的結果能給流入地政府帶來顯著的收益，或者存在合理的激勵機制，抑或不這么做會造成嚴重的責任，流入地政府才會主動或被迫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眾所周知，流動兒童的父母為流入地創造了一定的經濟價值，教育可以提高人口素質，為受教育者所在地帶來人口紅利，但流動兒童的流動性導致地方財政投資收益的不確定性，會阻礙流入地政府的投資意愿。此外，流入地政府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所能提供的教育質量水平相應也較高。如果為流動兒童提供的義務教育水平高于其戶籍所在地的教育水平，流動兒童為了能夠享受高質量的義務教育而大量涌入城市，導致流入地人口總量超出城市承受能力，并由此引發城市管理失控，是流入地政府無法回避的問題。當然，如果收益足夠大、足以抵消上述弊端，也可以促使流入地政府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然而遺憾的是，流動兒童的義務教育問題并不在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標準之列，中央對流入地政府承擔義務教育經費也沒有明確的、專門的激勵機制。更重要的是，流入地政府即使不承擔或不充分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也不會面臨任何法律責任。換言之，流入地政府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并不會給地方政府帶來立竿見影、顯而易見的利益，而不按國務院的規定為流動兒童提供相應的義務教育條件，也不會帶來任何責任［9］。在成本和收益的權衡之下，流入地政府當然沒有動力為流動兒童義務教育承擔額外的財政支出。
(三)流動兒童家庭教育支出的不確定性
流動兒童的父母大部分都是外來務工人員(農民工)，他們收入不高且穩定性差，社會保障有限，生活面臨較大的不確定性，因而其預防性儲蓄動機更強。所以，在諸如就業率下降、教育預期收入率降低的外部沖擊下，基于預防性儲蓄的需要，農民工群體更可能放棄子女教育，減少教育支出［10］。正是這種流動性約束導致了低收入家庭不能幫助孩子完成正常的教育。有學者的實證研究發現，“農村居民的教育支出更容易受外來沖擊的影響，在外部環境較好時，低收入居民家庭會優先安排教育的支出，但同時會犧牲一定的即期消費，壓縮一定的基本生活支出，動用儲蓄乃至舉借債務來從事對專業教育的投資。因此家庭教育支出很可能會對其他消費支出產生擠出效應。”［11］這意味著農村父母在對孩子教育進行投資的同時，減少了在農業生產和家庭建設方面的支出。但這種意愿是不穩定的，當外在環境發生變化時，人們支出意愿下降更快［12］。陶然、孔德華、曹廣忠于2009年在全國四個主要城市化地區即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和成渝地區考察了農村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問題，該調查發現:在流動兒童家庭，79.1%的受訪農民工父母為了可以更好地照顧孩子而把子女帶到城市上學;在留守兒童家庭，70.29%的農民工父母因為城市上學費用太高而將孩子放在老家上學。農民工文化程度越高、工資水平越高、工作穩定性越高，越傾向于讓其子女到打工城市上學［13］。國務院制定的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經費制度，既忽視了縣級政府可承擔義務教育經費的地區差異，也沒有建立相應的義務教育經費轉移支付制度，更缺乏對流入地政府承擔這一義務的激勵機制和責任機制，導致流入地政府缺乏承擔流動兒童義務教育給付義務的主動性。地方政府通常以收取借讀費、贊助費的形式來轉嫁、緩解政府的財政支出成本和壓力，從而將大部分難以承擔高昂借讀費的農民工子女排斥在正式制度的義務教育供給體系之外。在這樣的背景下，專門針對農民工子女的“農民工子弟學校”在城市應運而生，但各地方政府對這類學校并沒有過多的支持、幫扶措施，在高成本的重壓下這類學校所提供的義務教育質量當然不能與公立學校相提并論。有部分大城市的教育部門甚至關停了部分“農民工子弟學校”，這樣必然造成作為城市流動兒童的農民工子女無書可讀的局面。收入有限的農民工對教育費用的多少極其敏感。如果農民工父母有效收入不足，不是被迫讓其子女回戶籍地成為留守兒童，就是因負擔不起城市公立學校高昂的贊助費又無其他學校選擇，最終使隨遷子女成為城市里的失學流動兒童。
四、實現流動兒童義務教育階段平等受教育權之展望
一、教育公平：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的理論依據
教育公平是公平在教育中的體現，可以分為結果公平和機會公平。教育結果公平是指每位社會成員通過接受教育獲取了同樣的收益；教育機會公平是指政府為每位社會成員提供相同的教育機會，比如一致的升學途徑、相同的考試規則、為每位學生獲得良好教育資源提供公平競爭的機會等等。要實現教育公平，必須堅持兩個原則。第一個原則是平等自由原則，每位社會成員都有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權利和機會，受教育權是社會成員的基本人權，政府應該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機會給他們，即那些處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并有發揮其才能的同樣愿望的人，應當有同樣的成功背景，不管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即不管他們生來屬于什么樣的收入階層。第二個原則是無差別原則，保證處境不利的社會成員享有受教育的機會，比如農村孩子的受教育機會、下崗工人孩子的受教育機會等。因此實現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就保障了農村孩子與城市孩子擁有平等的受教育權，維護了農村孩子的利益，因而就實現了教育公平。由此可以看出，教育公平是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最重要的理論依據。
二、制約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的現實因素
由于資源稟賦的差異，加上我國長期對城市和農村教育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和教育政策，導致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面臨一系列制約因素。對這些因素進行深刻剖析，是提出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路徑的基本前提。
1.二元化的義務教育財政制度安排從1985年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改革以來，城鄉二元化同樣出現在義務教育領域，城鄉不同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是造成城鄉義務教育差異的主要原因。我國一直以來實行義務教育由地方負責、分級管理的原則。按照這個原則，城市義務教育由市或區政府負責，農村義務教育由縣、鄉（鎮）、村負責，但實際操作上又變成了鄉(鎮)、村負責，使得管理城市義務教育的政府層級高于農村。在經費籌集方面，比如基建費，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實施細則》規定，實施義務教育的學校新建、改建、擴建所需資金，在城鎮由當地人民政府負責列入基本建設投資計劃，或者通過其他渠道籌措。在農村由鄉、村負責籌措，縣級人民政府對有困難的鄉、村可酌情予以補助。城市義務教育基建經費由財政負擔，除了基建費用，義務教育的教師工資經費、校公用經費等都是財政撥款，而農村義務教育中的基建經費完全取決于鄉、村的經濟狀況，但我國大部分的鄉、村財政十分困難，這使得農村義務教育經費根本沒有保障。城鄉二元化的義務教育財政制度保障了城市義務教育的健康發展，農村義務教育卻發展遲緩，由此可以看出，城鄉二元化的義務教育財政制度安排是導致城鄉義務教育不能均等發展的主要原因。
2.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健全分稅制改革后，為了解決地方政府財力不足的問題，轉移支付制度應運而生。轉移支付是指在一定的財政體制下，按法律或政策要求，將財政資金無償地由一級政府轉移給另一級政府。從轉移的方向來分，轉移支付可以分為橫向轉移支付和縱向轉移支付。其中橫向轉移支付是指同層級政府之間的財政資金的轉移，縱向轉移支付是指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財政資金的轉移。從補助的目的來分，轉移支付可以分為一般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其中一般轉移支付是指不限定轉移支付資金的用途，用來補助低級政府的基礎財力不足問題，也叫無條件補助。專項轉移支付也叫專項補助，必須用在上級政府制定的項目上。又可以分為非匹配補助和匹配補助，非匹配補助是指地方政府不需要配套相應的資金，匹配補助是指地方政府需要提供相應的配套資金才能得到上級政府的補助。但分稅制改革后實行的轉移支付制度，本身很不公平。我國轉移支付包括稅收返還、一般轉移支付、專項補助、原體制補助四項，其中稅收返還根本就不是轉移支付，因為轉移支付的目的是實現地區間財力平衡和解決地方政府財權與事權不對稱問題，而稅收返還是根據各省增值稅、消費稅增長額為基數進行計算的，即越富裕的地區獲得的稅收返還越多，這樣不僅沒有實現公平的目標，反而加劇了貧窮地區與富裕地區的差異[1]。由于針對農村義務教育的專項補助規模太小，對農村義務教育的轉移支付絕大部分是一般轉移支付，而其中稅收返還又占了大部分比例，富裕的城市享受到較多的轉移支付資金，貧困的農村得到的資金較少，由此不僅沒有縮小城鄉義務教育的差異，反而加大了城鄉義務教育的差距。
3.不合理的重點學校政策重點學校政策使教育經費向城市重點學校傾斜，使本來就有限的教育經費過多地流向城市條件好的學校，而對農村學校關注則較少，人為地拉大了城鄉學校間的差異。正是如此，使得在農村中小學的經費嚴重不足的同時，城市重點學校的經費卻極為充足，幾乎達到了浪費的地步。很多城市重點學校都花費大量資金建造人造草坪、塑膠跑道、星級賓館式的宿舍等相對較為豪華的基礎設施，而此時不少農村中小學連完好的課桌椅都沒有。許多政府官員的政績觀更加導致用大量教育經費去建設少量的明星學校、名牌學校、重點學校這些面子工程，而忽視了大量教學條件低下的農村學校。在義務教育領域，由于幾乎所有的重點學校都分布在城市，農村的重點學校很少，導致農村孩子無法接受優質的義務教育，拉大了城鄉義務教育的差距。除此之外，由于重點學校政策使得教育經費大量投入到重點中小學，由此導致重點中小學的教師在社會地位、福利待遇、辦公條件等方面都大大優于普通中小學的教師，從而影響了普通學校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也導致優秀教師流向重點中小學，加大了普通中小學與重點中小學的差距。
三、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的路徑選擇
1.確定義務教育弱勢區域，完善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由于我國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制度存在一些缺陷，使得城鄉義務教育差異沒有得到明顯的改善，因此完善義務教育轉移支付制度是促進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的重要手段[3]。在這方面，法國的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經驗給我國提供了有益的借鑒。法國制定了優先教育區政策，只針對處于優先教育區的學校進行專項扶持，優先教育區是根據學校的所處地區、社會環境、學生家長的社會職業與就業情況，以及當地學前教育入學率、小學留級率等標準確定的。對處在優先教育區的學校，政府給予特殊政策，加大中央對這些地方的財政轉移支付力度，在教育經費、教師工資、教學設備等各方面予以特別支持。比如減少優先教育區內每個教學班的學生人數，提高在優先教育區任課教師的工資待遇，給予特殊津貼，通過這種措施就縮小了欠發達地區義務教育與發達地區義務教育的差異。基于此，建議我國確定義務教育弱勢區域，堅持弱勢學校優先補償原則，增加專項補助的資金，對這些區域的農村中小學進行有針對性的補助，如西部貧困縣的農村中小學。這樣每所學校所分到的教育經費就會相對多一些，對提高這些學校的義務教育水平有很大的促進作用。
2.破除二元財政制度的束縛，實現義務教育經費來源多元化義務教育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單靠國家財政收入投入不能完全滿足義務教育的需要，因此在加大財政資金投入的基礎上，倡導義務教育經費多元化也是促進義務教育發展的重要手段[2]。要破除二元財政制度對于我國城鄉義務教育均等化發展的束縛，在現實的條件下，實現義務教育經費來源多元化是有效途徑。一方面，可以發行農村義務教育彩票。發行農村義務教育彩票可以有效地彌補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不足的問題，可以為農村義務教育的發展籌集資金。基于此，可借鑒福利彩票、體育彩票的成功經驗，通過發行農村義務教育彩票，吸引民間閑置資金，擴大農村義務教育經費的來源。另一方面，發揮社會捐贈的作用。我國向來就有捐資助學的傳統，比如在清朝時期，清政府為了籌集義務教育經費，彌補官方投入的不足，鼓勵和倡導不同形式的社會捐款與個人捐款助學，并對之予以獎勵和表彰。《奏定學堂章程》中就對此做出了明確規定：“紳董能捐設或勸設公立小學堂及私立小學堂者，地方官獎之：或花紅，或匾額；其學堂規模較大者，稟請督撫獎勵給匾額；一人捐資較巨者，稟請督撫奏明給獎。”現在，我們在努力發展公辦義務教育的同時還要鼓勵和引導社會與個人參與農村義務教育，多渠道增加農村義務教育經費。具體而言，可以通過調整稅收政策鼓勵民間資本捐贈，在實施慈善行為的同時，民間資本還能得到一定的稅收利益，這樣可以促進民間資本捐贈義務教育。
3.優化教師資源配置，教師政策向農村學校傾斜由于義務教育教師待遇的不公平，我國義務教育教師出現了不合理的流動，主要是從農村地區流動到城市地區，西部地區流動到東部地區，欠發達地區流動到發達地區等，這種不合理流動加大了城鄉義務教育的差距。
九年義務教育是至關重要的，他是學生走向更高學府的基礎，擴大師資力量，強化學生的基礎知識至關重要。現今，很多中職院校為了完成招生任務，放低學生入學門檻，這種不負責任的態度，導致很多初中生過早放棄學習目標，連基礎知識都不達標，結果就是在接下來的學習中自暴自棄，逐漸放棄英語學習。
2.提供中職學生學習英語的自覺性與積極性
在教學過程中，首先希望學生意識到英語對未來工作發展的重要性，教師就要做好就業指導課的講座，利于提高學生學習英語的自覺性。“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只有學生對其感興趣，才能自覺地、主動地去學習。教師一定要關注學生，發現其感興趣的方面，鼓勵和關心學生，增進學生的自信心，使學生感興趣學習，并積極努力的去學習。
3.提高教師素質，提升教學質量
義務教育在堅持辦學宗旨的前提下，加大師資隊伍。教師自身的職業素質和文化修養對學生的學習狀況很重要。教師要學會尊重學生，人人平等在教育中也是一樣的，不要優差生歧視，應做到一視同仁。在以往的教學過程中，經常會出現老師高高在上的情況，不聽話、學不好、拖班級成績后腿的學生，常常被老師惡語相加，從而讓學生感到恐懼與不安，對教師所授科目感覺厭惡、怠倦，放棄不學。所以，為人師表，與學生建立友情，讓學生喜歡教師，從而喜歡學習。
4.創新教學方式
在教育的過程中，新穎的教學方式更有助于實現教學目的。相對于傳統的教條主義與應試教育，科技化使課堂教學呈現多元化。多媒體教學就是很好的例子，PPT教學是其中最好的范例，能夠吸引學生的注意力，使其集中精力聽講，且概括性極強，讓學生抓重點學知識。其次，口語方面可以用開講前幾分鐘做過渡，讓學生講個短的英語笑話，既增強課堂的活躍氛圍，又調動了學生的積極性，同時鍛煉學生的聽說能力。做到學英語聽說讀寫全面發展，學以致用。當然，一個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也是關鍵因素，學校應該定期聘請英語實際英語能力的教師，讓學生對英語真正做到學以致用。
5結論
關鍵詞義務教育數學教育大眾數學素質教育我國要在2000年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這是廣大教育工作者肩負的艱巨任務。這里所說的“普及”和“艱巨任務”應明確兩層意思：一是入學率要達到普及，從城市來說問題還不很突出，突出的是農村，尤其是經濟不發達地區，要實現義務教育，面臨的主要困難是師資、校舍、教學設備以及資金的嚴重不足；二是入學率普及達標后，并不能說明完成了“九義”教育任務，正如《教育法》所指出“義務教育必須為提高全民族的素質奠定基幢。因此，義務教育初中階段將由以往的“應試教育”向“素質教育”——面向21世紀人的素質教育過渡。學校不再是僅為少數人升學服務，而是面向全體學生的教育場所，這將是學校教育的長期而又艱巨任務。前者要在2000年基本達到，其主要是靠教育行政部門和政府行為完成；后者卻是長期性的——將延續到21世紀的教育，它是學校教育工作者的主要任務。
一、目前義務教育階段數學教育的現狀
首先，我國的數學教育有其成功的一面，自1963年數學教學大綱頒布之時起，“加強雙基”、“培養三大能力”、“精講多練”等構成了我國數學教育的成功經驗和優良傳統。進入80年代以來，“追求升學率”和“數學競賽熱”，也使中國數學教育有別于其他任何國家，正是這樣的體系之下，優良傳統與嚴重問題并存，高分下隱伏的危機逐步暴露出來，學校教育不管是主觀上或客觀上實際是圍著“升學率”轉。由此帶來的是什么局面呢？學生學習的目標就是為了考重點、升大學。教師平時忙于加班補課，教學著重題海戰術。為了升重點率，導致一種很不正常的情況：一些學校幾乎用一個學期的時間來準備中考，學生為了應付考試，負擔沉重。教師為了應付應試教育，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考慮學生的個性發展和社會的不同需要，對21世紀社會將需要公民具備哪些數學素質無暇考慮。隨著義務教育的實行，“差生”或“慢生”的比例增大，但又不能象“英才”教育那樣進行淘汰，這給課堂教學帶來更復雜的問題。因為數學被認為是最難學的課程，學生視學習數學為畏途，許多學生過不了這把嚴酷的“篩子”。而有的鄉中為了實現普及達標率，又降低要求，如個別學校出現了這樣的現象，跳級學習的不是品學兼優的學生，反而是學習最差的學生，其理由是，反正學不好，讓其早些畢業，避免退學，影響義務教育的普及達標率。試想，如此教育結果，實難說達到了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育大綱規定的要求，也就談不上實現義務教育的目標了。因此，對我國數學教育的現狀，我們雖不應妄自菲薄，但也不可肓目樂觀，完成“九義”教育，數學教育的改革勢在必行。
二、大眾數學的內涵及其與義務教育階段數學教育的關系
1、大眾數學的歷史來由
“大眾數學”的提法是1984年在第五屆國際數學教育大會（ICME—5）上正式形成的，一大批論文就這一主題進行了廣泛的探討，如“什么樣的數學課才符合大多數學生的要求？”“如何建立這種課程？”等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委托麥洛（PeterDamerow）等四人負責編輯了“MathematicsforALL”的文集，“大眾數學”的口號逐漸廣為人知，流傳至今。幾乎已成為數學教育界廣泛認同的行動綱領。進入90年代，世界各國，尤其是各發達國家紛紛提出教育改革的報告、方針或方案，改革的目標都是面向21世紀，為培養適應高科技信息社會更加劇烈的世界市場競爭所需要的人才，誰既能培養出合格的勞動者，又能造就一流的杰出科學技術和經濟管理人才，誰就能占有21世紀。1986年國際數學教育委員會（ICMI）在科威特舉行了“90年代的中小學數學”的專題討論會，并專門討論了“大眾數學”的問題。可以說，大眾數學問題將成為今后數學教育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
2、大眾數學的內涵
“大眾數學”一詞從詞意來說是比較直接、樸素的，幾乎人人都能夠理解。因此，一般也未作嚴格的定義，權作原名詞看待。就我國義務教育來說，由于義務教育是所有適齡兒童少年都必須接受的教育，因此，它的數學課程就應該是所有學生都必須學習而且是能夠學習的。這種為現代化生產發展和現代社會生活所必需，且為所有學生能夠學好的數學課程，我們稱之為“大眾數學”。
在當今教育改革的潮流下形成的大眾數學的思想具有極其豐富的內涵。人們可以從哲學、社會學、數學以及教育學等各個角度去研究它，也可以用它考察數學教育所涉及的各個方面。
從文化的角度看，數學作為一種文化，“大眾數學”是大眾文化的一個組成部分。任何一種文化現象都包含著豐富的數學內容，如何挖掘各民族文化中的數學因素？如何在教育中發揮這些因素的積極作用？如何處理民族語言與數學語言的相互關系？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中講授數學，是充分利用學生各自文化背景中的數學因素，還是讓學生盡量不受已有因素的影響，把數學當作一個全新的天地考察，這是我們面臨的一個問題。當我們把數學當作一種文化現象來研究時，“大眾數學”將具有重要的指導作用。
從生活的角度看，“大眾數學”就是大眾生活中的數學。人們在日常生活中都自覺或不自覺地運用數學，有些為人們所意識到，有的則有待進一步挖掘。“大眾數學”的客觀存在性表明，人們通過對這方面的研究可以發展或產生一門大眾化的學問——生活中的數學，它將對義務教育的數學課程的改革和完善產生重大影響。
從數學的角度看，“大眾數學”即數學大眾化。數學發展到今天，純數學已經不可能為普通百姓所理解，更談不上應用。但我們總是在嘗試著以某種方式向社會滲透數學，特別是隨著計算機的出現和逐步普及。因為我們應該積極地考慮把未來社會公民所必需的現代數學及思想方法盡快大眾化，以便學生真正能夠學習它，掌握它。
從教育的角度看，大眾數學是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在數學教育的反映。實施義務教育意義下的數學教育與以往選拔、淘汰式的數學教育的根本區別就在于此。因此表現在課程上，大眾數學旨在建立一種在學生現實生活背景下可以發展起來的、適應未來發展需要的新數學課程；表現在評價上，“大眾數學”將促進人們形成新的觀念，使每個學生都學習有用的數學，而且都能學會有用的數學；表現在教學上，與“大眾數學”相適應的是改革“類型十方法”的教學模式，倡導“問題解決”的教學策略。
3、大眾數學與義務教育的關系
目前我國教育實施的《九年義務教育全日制初級中學數學教學大綱（試用）》是從1986年開始起草至1992年歷時五年半的時間所形成的，它是我國建國后的第六個數學教學大綱，它凝聚了成千上萬的廣大教育工作者和專家的心血，它集中反映了我國近十幾年來數學教育研究的成果。國務院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從“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綜合國力的競爭，實質上是科學技術的競爭和民族素質的競爭”這一判斷出發，提出“教育改革和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質，多出人才，出好人才。”現行的《大綱》全面貫徹了這一精神，明當前我國要在2000年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就是要提高未來民族的基本素質。而“大眾數學”作為一種新的教育思想、新觀念，充分體現了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更明確、更廣泛地提出其實現的教育目的就是要讓每個學生能夠掌握有用的數學，達到人人學有用的數學，人人掌握數學。
基于前面列舉的教育現狀分析，我國數學教育至少突出面臨這些問題：一方面，現代社會處處充滿數學，要求每個人都應具備更多的數學知識，才能更好地適應日常生活。另一方面，現代數學的發展越來越只能為少數人所掌握，這就構成了數學教育發展過程中的一對矛盾。再一方面是，現行中小學數學課程內容，相當多的學生掌握不好，相當多的內容學了沒有用，但在考試的指揮棒下迫使他們非學不可。因此許多學生過不了數學這把“篩子”。但與此同時，很多既有實用功能、智力價值、聯系學生生活實際可以掌握的內容，卻又學不到。這就反映了我國現行數學教育的弊端，也就嚴重地制約了義務教育根本目標的實現。而大眾數學為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結合點。可以認為，倡導“大眾數學”，以形成新的數學教育思想和實踐體系，構建“大眾數學”意義下的21世紀的新的課程體系，是未來數學教育改革的必由之路，也是實現義務教育目標的需要。
三、幾點思考
實施義務教育基本目標，進行“大眾數學”意義下的數學教育改革，這是一個跨世紀的任務和研究課題，內容廣泛且豐富。下面僅就當前義務教育初中階段數學教育的目的要求以及學校教育的實際，談幾點值得思考的問題。
1、必須認真學習和全面理解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大綱》。明確認識義務教育不僅要求適齡兒童必須接受教育，同時義務教育不是以“升學”、“培優”為重點，學校應該以提高學生素質為培養目標。當前，辛勤工作在義務教育第一線的廣大教師、學校領導乃至教育行政部門的領導深深認識到“應試教育”的弊端，但屈從于外部“升重點高中”的壓力，教學上也不得不圍著“考重點”轉。國家投入大量的財力，實施義務教育，是為了提高未來民族的素質。但按目前的情況看，實際上是95％強的學生在陪少數能上重點高中的學生在苦讀，正如前所說的，三年初中學完，許多學生過不了數學這把“篩子”，最后也糊里糊涂地畢業了，連在學校“瀟灑走一回”的感覺都找不到。這種失敗的心理，本身就與素質教育相違，實在談不上完成了義務教育的任務。因此，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門、學校，應站在全局的位置、戰略的高度，用未來的眼光看待實施義務教育的重要意義。首先教育戰線的同志要有一個正確的認識，同時要向社會廣泛宣傳義務教育的意義及基本目的，求得社會的認同和支持，改變以“升學率”標準衡量學校質量的片面的質量觀、人才觀，為學校教育改革，為落實義務教育的任務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
2、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要樹立新的教育思想，要把提高學生的“數學素養”作為根本任務。要從“應試教育”的枷鎖中解脫出來，把圍繞“升學”、“應試教育”、客觀上把數學作為“篩子”的觀念應有根本的轉變。“大眾數學”是全新的數學教育思想，它充分體現了義務教育的基本精神，當前廣大義務教育的教師應樹立這種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學觀念，改革舊的教學方法，在教學中主動地體現這一教學思想。只有在思想上確立了新的教育思想，在教學改革中才能邁出新的步伐。
3、義務教育初中數學教學《大綱》是教學的指南，必須認真地研讀和理解它，準確地把握教學的尺度。根據《大綱》精神，深入了解義務教育新教材的編寫意圖，這是非常重要的，只有這樣才能擺脫過份強調純演繹數學的內容和舊教學方法的模式，探索“大眾數學”教育實踐的新路子。
最后，還談幾點值得說明和探討的問題。
1、我們強調義務教育首要的和基本的目的，倡導“大眾數學”教育新思想，并不排除在義務教育階段對部分學生的“因材施教”，“英才教育”。相反地也需要重視，這也是完整落實《大綱》的體現，只有這樣才是既能培養未來合格的勞動者，又為未來造就一流的杰出的高層次專門人才，真正的擁有21世紀。但義務教育的基本目的不能改變，必須放在首位和突出位置。
1．物理教學的藝術感
如何有藝術感地去上這節課，我做了一個實驗教學設計，并通過教學更好地對它進行了完善．第一步，讓學生根據日常生活經驗對質量與體積的關系進行合理的猜想．學生基本不需要教師的引導，就很好地做出了猜想，根據“我個頭長高后體重就上去了”;或者“課桌比起椅子重”等現象，學生做出了“體積越大，質量越大”的猜想．第二步，讓學生選擇合適的實驗器材，并在導學案上設計實驗表格．對于器材的選擇，我的重點主要放在體積的測量上，因為對天平的選擇學生早已熟悉，但是體積的測量工具由于還尚未提及，所以需要加以適當的引導．第三步，學生設計實驗表格．第四步，學生動手開始按設計的步驟分組去實驗并將數據填于實驗表格內．在實驗過程中我主要以輔導的方式個別引導，在有問題的小組因材施教．第五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學生根據實驗數據得出結論．事實上學生很容易得出“不管是木塊還是鐵塊，體積越大時質量也越大”．以此為基礎，我加以深入提出:“從這些數據你能不能得出更具體的關系?”．有些聰明的學生在經過計算分析后告訴我“質量與體積存在著正比關系”．緊接著，我以此為接入點層層滲入，提出第二個問題“如何來驗證你們所提出的正比例關系?”．這里有些反應快的學生在思考一會后馬上回憶起以前分析實驗表格的經驗“看兩者的比值是否為定值”．到這里，便是整個實驗的，根據這個線索我讓學生重新完善我們設計的實驗表格．最后學生最終得出了更為精準的結論，這里就不加以敘述了．我的設計不同于以往主要體現在不是以傳統的灌輸式，而是采用層層遞進的引導式來進行教學．傳統教學的表格直接給出，學生要做的只需做實驗，沒有一個獨立思考的過程．而我的設計通過實驗后的數據，重新去完善我們的實驗結果，充分發揮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利用他們的發散性思維自己去設計實驗，甚至去完善實驗．重現過去探究這個實驗的科學家們的實驗過程，激發他們對于物理探究的熱情，體會物理不僅僅是理論，而是建立在現實生活上、建立在數據上的一門自然學科．這就是我所理解的教學的“藝術感”．
2．教育過程的藝術感
現在的初中生所處的階段比較尷尬，比起小學生而言，他們已經有一定的思想又處于叛逆初期，所以很難“教”;但比起高中生而言，他們的思想還稍顯幼稚不成熟，易沖動，所以更難“教”．我們必須付出比“前一輩”教師更多的努力，學會必要的技巧．而這個過程必然需要我們具有藝術感的教育方式．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也是我的親身經歷．在講課的過程中，有學生插嘴，所以作為教師的我自然而然就批評了他，但這個學生的反應有些過激，當堂和我發生了小口角．當時的我也有些慌張，也意識到再下去可能會發生事故，所以在他頂嘴兩句后我馬上制止了這次口角，自然而然讓它過去了．慚愧的是，事實上我事后忘了這件事情，沒有在下課后及時和這位學生做好交流，導致后來發生了問題．大概是在3天后我漸漸意識到出問題了，這個學生的作業一天比一天糟糕，原先他雖然有些孩子氣的調皮但成績一直處于中游，但是這幾天的作用簡直不是糟糕就能來形容的，一些基礎概念甚至可以說全部攪和在一起．關鍵最令我擔心的是他的這種愈發變壞趨勢，當時我馬上意識到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在事情還沒有更糟之前，我一定要彌補這個錯誤，對此我非常的堅定．最初我想直接和他談話來解決上次的問題．但我發現，還沒進入主題，在幫他訂正作業時，他就在我面前顯得尤為緊張．當時我就想，看來要換方式了，直接找他來談話可能會更嚇著他，所以我決定以間接的方式去接觸去交流，最好不要再次傷害到他和他的自尊心．我以迂回的方式在他訂正作業的過程中鼓勵他，最關鍵地是把我的心意傳遞給他，跟他表達出我的歉意，“教師在處理方式的錯誤導致你的自尊心受到傷害，希望得到你的原諒．”在我們以真誠的心交流的過程中，后來他終于不再沉默寡言，而是他也向我坦白了他內心的感受，并且在他上課的表現和作業情況中，我知道我成功了，彌補了我的先前的錯誤．因此，教師要充分認識到教育方式對于教育的重要性，教育必須要以人為本，因材施教，用心去教，用情去育．將藝術感溶入教育和教學過程中，幫助教師更好地發揮教師的作用來使學生得到更好的發展．
作者：宋春艷單位：江蘇省昆山市第二中學
長期以來世界各國都認識到了教育立國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實施教育公平，在促進教育公平方面積累了很多成功的經驗，其中教育立法、政府作為被認為是確保教育公平平等的決定性因素。許多國家在其憲法和教育法律法規中，都明確規定了在教育發展過程中實施平等公正的理念。比如美國的《初等與中等教育法》（ElementaryandSecondaryEducationt），它是美國的基礎教育法案，重點在于關注入學與公平，認為財政應補貼弱勢群體。再如日本，多年實行義務教育“平準化”政策，通過財政支出全覆蓋公立學校，其義務教育辦學宗旨是，盡量不在義務教育階段提供富裕階層歧視其他階層的機會。在城鄉學校硬件建設上日本通常使用同一張圖紙，沒有薄弱校和豪華校之分，無論是農村還是城市學校，無論是小學還是初中，音樂教室、美術教室、體育館、天文館、游泳池等等，各種教學設施均齊備且標準化，這就從基礎教育設施方面保證了公平性；從師資方面看，日本的義務教育階段，中小學沒有重點學校和非重點之分，老師從屬于每個市、區，而不是學校，每隔一定年限老師就要流動交流到其他學校，待遇不變，這就保證了師資的公平性；從入學方式看，日本義務教育階段不存在“擇校”這一說法，進什么學校完全取決于居住地的從屬，沒有任何贊助費。
2推進我國義務教育公平的若干建議
（1）政府立法，嚴格執法。美國著名教育家賀拉斯•曼曾經說過：“教育是實現人類平等的偉大工具，它的作用比任何其他人類文明都要大得多。”確實，百年大計，教育為本，義務教育關系著整個國民素質的高低和國家的命運，關系到社會公平的實現，關系到和諧社會的建設。義務教育不公平現象絕不是“市場化”所能解決的，追求和實現教育平等起主導作用的是國家和政府，這是一種政府責任和政府行為，需要依靠行政力量和公共財政來逐步消除。政府應該義不容辭地承擔起這個責任，不僅要針對義務教育公平立法，還要加強監督，嚴格執行，必須在教育的強制性、免費性、普惠性三個方面達成基本共識，否則就背離了義務教育的立法原則。新《義務教育法》明確規定：“縣級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門應當促進學校均衡發展，縮小學校之間辦學條件的差距，不得將學校分為重點學校和非重點學校。學校不得分設重點班和非重點班。”（第二十二條）。但當前部分地方盡管名義上取消了“重點學校”，實際上通過五花八門的名目，重點學校和重點班依然存在。只有通過教育立法、強力監管及問責的方式真正地建立標準化學校，取消重點中小學，才能真正將旨在促進教育公平實現的各項舉措落到實處。
（2）財政均衡投入，建立標準化小學。我國多年來的義務教育現狀表明，地區之間、城鄉之間、校際之間在義務教育辦學條件、經費負擔、生均經費等方面仍存在著巨大差距。義務教育公平的實現在很大程度上與教育財政制度密切。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造成了地區間經濟發展的不平衡，這一不平衡必然帶來地區間教育投入的不平衡，教育公共服務的差異應當由中央政府采取轉移支付的辦法來解決，用以保證薄弱地區達到最低教育公共服務標準。公共財政的支持力度只應加強而不能弱化。政府和教育部門應該樹立新的資源配置理念，改變傳統的觀念，積極支持薄弱學校的教育教學設施和師資隊伍建設，推進學校標準化建設，改造薄弱學校，盡快使師資、教學儀器設備、圖書、體育場地基本達標。
（3）均衡配置師資，真正取消重點，建立師資流動制度。師資的配置在地區間、城鄉間、校際間的差異是非常巨大的，這種差異不僅表現在數量上，還表現在質量上。“教育名師往重點學校跑，優秀教師往大城市里跑，合格教師朝城鎮擠”是現今師資配置不均衡的真實寫照。解決這個問題必需從制度上改革，讓所有教師資源在各個學校之間流動起來，建立有效的教師交流輪崗機制，這種均衡的“軟件配置”可以瓦解當前的重點學校與非重點學校區分現象，基本能保證學生接受到質量與水平大致相同的教育，滿足人們平等的教育需求和地區教育對人才的需求，教育公平與社會公正也就能因此而得到更大程度上的實現。
（4）從政策上傾斜補貼邊遠貧困地區。公平在很大程度上看的是對處于社會底層的弱勢群體的政策。邊遠貧困地區的義務教育主要還是要靠國家的政策。政府要從政策上保證學生的救助，加大對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和城鎮低保家庭子女的扶持力度，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家庭經濟困難寄宿生生活補助標準，健全國家資助政策體系，提高教育普及率；政府要保證這些地區教師的工資福利水平，讓教師安心進行義務教育，最好能在教師工資待遇上根據區域進行科學地劃分，實行不同的工資標準，越是偏遠艱苦的地方，工資就要越高，鼓勵教育人才流動到不發達地區。
3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