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7-02 09: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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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商業銀行/混業經營/借鑒與啟示
1999年11月4日，美國參眾兩院分別以壓倒性多數票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的最后文本[1]（第7版）。同月12日克林頓總統簽署了這部法案。該法案取消了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出臺的旨在限制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混業經營的法律，即格拉斯—斯蒂格爾法(Glass-steagall Act)，從而使美國金融業跨入了一個嶄新時代。該法案的最終通過，將為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的大融合鋪平道路，使美國的公司在全球金融市場中具有更強的競爭力，有助于美國的金融服務系統推動美國經濟邁入21世紀，為延續美國歷史上和平時期的經濟增長創造條件。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美國金融立法的重大變化必將對我國金融業特別是國有商業銀行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值得認真研究。
一、美國商業銀行經營范圍的簡要回顧
自美國獨立戰爭到20世紀30年代的近100年間，美國的金融業一直實行自由銀行制度，混業經營。雖然聯邦政府開始管理金融事務，但銀行的市場準入和業務范圍仍然相當寬松；同時，證券業已成長起來，其交投異常活躍。美國這段時期的金融業混業經營，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1929年美國紐約股市崩潰，造成大批商業銀行破產。1930年美國議會成立了銀行調查委員會，對商業銀行同時經營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的情況進行調查。經調查，該委員會認為，商業銀行經營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不僅造成短期負債與長期資產（股票、債券等）之間嚴重失衡，而且刺激商業銀行在證券市場的大規模投資沖動，從而影響了商業銀行經營的穩定性，對存款人存在嚴重損害，因此不宜混業經營。1933年美國頒布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把商業銀行業務與證券業務、保險業務區別開來，實行分業經營，商業銀行不得經營證券業務，不得為自身投資而購買股票，購買公司債券也有嚴格限制。
隨著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席卷全球的金融自由化浪潮和美國金融業在國際市場競爭能力的下降，美國金融監督當局采取了一些寬松措施，以提高美國銀行的競爭力。如1980年美國國會批準了《放松存款機構管理和貨幣管制法》，1982年施行的《加恩—圣日曼法》等一些法律，改變了原有的金融監管框架，賦予了商業銀行較大的經營范圍和空間。再如1987年美國聯邦儲備銀行允許銀行控股公司可以包銷地方債券、商業票據和抵押證券；美聯儲于1989年1月又批準了花旗銀行、大通銀行、摩根銀行、銀行家信托公司、太平洋安全銀行等5家銀行的申請，允許它們包銷企業債券，逐步考慮放開不許銀行包銷企業股票的限制。然而美國80年代以來的金融改革對各類金融機構來說是不平衡的。美國金融監管當局放松了對非銀行金融機構的限制，允許它們經營商業銀行的傳統業務，甚至允許美國的某些工商企業通過兼并非銀行金融機構開展廣泛的金融業務，而商業銀行仍然受到分業經營的限制。
90年代，全球經濟一體化和金融國際化的步伐進一步加快，歷來對商業銀行經營范圍限制較少的西歐銀行業務的綜合化全能化趨勢繼續發展。由于這些銀行可以廣泛經營商業銀行業務、證券業務和保險業務，逐漸在國際金融市場的競爭中體現出多元化經營的明顯優勢，如德國的商業銀行可以從事全面的金融業務。據統計，在80年代初，德國最大的商業銀行——德意志銀行的證券業務已達300多億馬克，成為德國最大的證券交易商。英國經過1986年的倫敦“大爆炸”，傳統金融業的分業經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商業銀行開始涉足證券業務，證券資產在其總資產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仿照分業經營而構建的日本金融體制也逐步放松了限制商業銀行經營非銀行金融業務的限制。
美國《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共7章219條，分別為促進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之間的聯營、功能性監管、保險、單一儲貸協會控股公司、隱私、聯邦住宅系統現代化和其他條款。這部法案體系龐大，對銀行、證券和保險在內的金融活動進行了規范，在實體權利和程度方面的操作規范作了明確規定。美國《金融服務現代法案》施行的直接效果，將掀起新一輪金融業的合并浪潮。屆時各大銀行將建立“金融超級市場”，客戶在同一營業場所可以得到各項服務。如以前客戶須到甲商業銀行辦理存款業務，到乙證券公司買賣股票，到丙保險公司投保財產險。而不久將來，只要客戶愿意，所有金融服務均可在一家“金融超市”中辦妥，不需客戶來回奔波。
二、我國國有商業銀行在分業經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
在我國，分業經營對商業銀行、證券公司和保險公司的發展有較大制約作用。經過幾年的實踐與摸索，1999年國家已開始逐步放松對保險業和證券業經營范圍的限制，但對商業銀行的限制仍然沒有改變。
法院審理案件的變化是反應經濟形勢的晴雨表，今年央行連續六次提高存款準備金利率，企業生產成本高企，融資難度增大，一些企業通過非金融機構進行融資，由此帶來了一系列矛盾糾紛隱患。本篇在法院審理的民間借貸案件為基礎，分析如何應對民間借貸糾紛高發對我市經濟社會造成的影響。
一、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的新特點
與傳統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少、標的小、案情簡單不同，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呈現出一些新的特點，值得關注。
1、案件數量高位運行,標的不斷增大。
與傳統民間借貸案件數額較小不同，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的標的也不斷攀升，20__至20__年江陰法院審結的民間借貸案件平均標的分別為16.04萬元、15.71萬元、20.03萬元。20__年1至8月份新收民間借貸案件標的總額達到2.08億元，平均標的22.51萬元。此外20__至20__年8月，全院共審結企業間借貸案件149件，平均標的為169.13萬元。
2、借貸主體多元化，民刑案件交織。
在民間借貸案件主體中，既有公民個人，也有企業法人、集體企業、村民委員會、居民委員會等基層自治組織，特別是一些擔保公司、典當公司、小貸公司和公民個人，以擔保、集資、“搭會”等各種方式參與其中。傳統的民間借貸案件往往是“點對點”，近年來民間借貸案件中經常出現“點對面”（同時向多人借款或借款給多人）的情況。
3、借貸利率遠高于銀行利率，“專業化”傾向明顯
為規避法律對高額利率的規定，一些律師（法律工作者）參與其中，“專業化”傾向明顯，放貸人采取了多種手段：如簽訂兩份合同，一份為借款協議，一份為咨詢服務費；將利息計入借款總額；交付借款先將利息扣除等方式，以合法形式掩蓋非法行為。
4、虛假訴訟暗含其中，案件審理難度陡增
由于民間借貸案件在民事糾紛中較為常見，舉證要求較低，當事人持一張借條即能被法院受理。因此，在司法實踐中，通過虛構債務以達到逃避債務、轉移資產、侵占他人財產情形屢有發生，當事人對抗情緒激烈，還有一部分資金流向表面合法，但實際上為賭債。此外，由于部分債務人自知無力歸還借款或不愿歸還，往往一走了之，法院只能缺席審理,導致案件真實情況難以查清，認定虛假訴訟難度較大，調解工作也無法展開。
二、民間借貸案件高發的原因
民間借貸案件高發既有當事人主觀方面的原因，也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環境相關聯，歸結起來主要有：
1、社會誠信缺失
實踐中，部分案件的當事人在借款之前就已經明知自己沒有履約能力，又大量借貸，有些當事人借款目的是為了轉借，獲取高額的利差，毫無風險控制能力，使以誠信為基礎的民間借貸市場訴訟案件頻發。
2、法律風險意識淡薄
在一些案件中，當事人法律意識極為淡薄。表現在借貸手續不完備或者存在重大瑕疵，對借款合同的主要內容約定不明或者根本就沒有約定；借貸案件中只有很少一部分設定了擔保、抵押。所以一旦發生糾紛，當事人的權益很難得到實現，特別是在借貸方惡意逃貸情況下，一部分訴訟到法院的案件即使勝訴也很難得到執行。
3、現行立法不完善
從立法層面上而言，我國有關民間借貸的法律體系并不完備。一方面有關民間借貸的管理尚無明確的規定，相關配套法律制度不健全，監管部門無章可循，金融監管存在漏洞。另一方面規范調整民間借貸的法律規定少而分散，不成體系。
4、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
近年來，國家貨幣政策從緊，央行嚴格控制貨幣信貸總量和投放節奏，銀行貸款難度加大，同時，全球球金融危機爆發，導致我國出口壓力增大，在資金鏈斷裂和出口受阻的內外擠壓下，部分中小企業經營慘淡、利坡，甚至停產歇業，面臨生存危機。
三、應對民間借貸糾紛的對策與建議
大量的民間借貸糾紛既給法院審判工作增加了壓力，也影響到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正常運行。掌握民間借貸糾紛發展變化的規律，有助于及時制定合理的司法政策，不斷創新社會管理模式。我們認為，應對民間借貸糾紛，需要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
1、法院應調整審判策略，加大司法調解力度
一是加大調解的力度。對一些正常的借貸案件，即使雙方存在違規、違法情況，人民法院不應當輕易宣布無效，要多做調解工作，力爭通過審判使原先的違法違規行為得到矯正。
二是合理調整利息和違約金。對于中小企業或個體經營者以民間借貸形式的融資用于企業發展的，如利息或違約金約定過高，法院應著力通過審判，引導雙方當事人重新協商確定利息或違約金標準，使其回到合法、理性借貸軌道。
三是正確識別虛假訴訟。對于被告有異議的答辯，雖沒有提供證據，承辦法官一定要根據審理情況仔細甄別和調查，合理分配證據責任，力爭使案件審理結果與客觀事實相一致，防止虛假訴訟蔓延。
2、法院應延伸審判職能,密切與各相關職能部門的配合
一是依靠黨委政府防范群體性糾紛。對有可能引發社會穩定隱患的群體性糾紛，及時向當地黨委政府通報，請求相關部門出面協助做工作。
二是及時通報金融違法行為線索。在審理執行民間借貸案件過程中，保持對民間融資案件中隱藏的高利貸、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問題的高度警惕性，對有證據證明有高利貸、賭債、非法集資嫌疑或者擔保公司等違法開展放貸業務的，及時向公安、
工商等部門通報移送，由相關部門調查處理。
三是有效運用司法建議。對發現有引發系統金融風險可能的，及時發放司法建議，做好與金融監管部門的溝通聯絡，統籌協調相關案件的處理和風險防范，從源頭上減少因民間借貸而發生的糾紛和訴訟。
3、全社會應加強風險警示教育，引導公眾理性融資
一是加強公民誠實信用觀念、投資風險意識教育。使整個社會形成誠實守信的良好氛圍，從而減少糾紛的發生。法院要借助送法下鄉、以案說法等形式向人民群眾進行相關法律政策的宣傳教育工作，強化其對民間借貸相關法律知識和風險意識。
二是要倡導民間借貸的規范操作方式。出借人在借款前應到相關產權管理部門查詢抵押物的權屬情況，以防借款人騙貸。在借貸時，務必要與借款人訂立規范的借款協議，同時應主動采取抵押、質押、保證等方式來避免風險的發生。
三是加強典型案例的宣傳報道。透明案件的審理和執行，正確引導當事人對債權實現的期望值，避免社會輿論的誤解。遇到典型案件審判時邀請社會各界旁聽，使群眾理解案情，引以為戒。
4、建議金融監管部門加強監管，防范金融風險
鑒于目前民間借貸糾紛普遍存在且有逐漸擴大趨勢，國家或相關部門要盡快制定民間借貸法規或民間借貸管理辦法，以規范、保護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引導民間借貸走上正常的運行軌道，實現民間金融合法化，職能部門對民間借貸行為，既要給以地位，也要使其受規矩約束，讓游走在邊緣的民間借貸走向正軌。
5、建議政府提高金融服務水平，支持中小企業發展
一是要著力優化中小企業發展環境。認真貫徹落實國務院支持小型和微型企業發展的金融、財稅政策措施。增強中小企業發展的活力和內生動力，積極爭取各項國家中小企業專項資金，對中小企業技術改造項目，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投資國家鼓勵類項目等，安排資金給予補助，支持中小企業轉型升級。進一步減輕企業負擔。
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消息稱，《關于審理民間借貸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已于6月23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55次會議通過，自9月1日起施行。據悉，本解釋共三十三個條文，主要包括關于民間借貸的界定；關于民間借貸案件的受理與管轄；關于民間借貸合同的效力；關于互聯網借貸平臺的責任；關于民間借貸的利率與利息等內容。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特別是新舊動力轉換的關鍵時期，落實大眾創業、萬眾創新，著力解決中小微企業融資難，是當前經濟發展的重要任務之一。在此背景下，作為正規金融合理補充的民間借貸，因其手續簡便、放款迅速而日趨活躍，借貸規模不斷擴大，已成為廣大市場主體獲得生產、生活資金來源、投資謀取利益的重要渠道。然而，由于我國金融和法律體系相對不健全，民間借貸存在一定負面影響，其粗放、自發、紊亂的發展一直游離于國家金融監管體系的邊緣；其盲目、無序、隱蔽的缺陷日積月累疊加凸顯，民間借貸風險漸增，隱患愈加突出。
伴隨著借貸主體的廣泛性和多元化，民間借貸的發展直接導致大量糾紛成訟，人民法院受理案件數量快速增長。統計數據顯示，2011年全國法院審結民間借貸糾紛案件59.4萬件，2012年審結72.9萬件，同比增長22.68%；2013年審結85.5萬件，同比增長17.27%；2014年審結102.4萬件，同比增長19.89%；2015年上半年已經審結52.6萬件，同比增長26.1%。目前，民間借貸糾紛已經成為繼婚姻家庭之后第二位民事訴訟類型，訴訟標的額逐年上升，引起社會各界廣泛關注。
《規定》賦予民間借貸身份合法化
長期以來，傳統金融機構與民間借貸共同為企業發展“輸血”，其中民間借貸滿足了諸多中小微企業、個人的借貸需求，成為正規金融體系之外散亂分布的資金“賣場”。由于手續簡單、放款迅速、操作靈活，民間借貸規模不斷擴大，但由于缺乏監管與行業標準，粗放、自發、紊亂的發展也帶來負面影響，跑路現象層出不清，民間借貸糾紛訴訟也逐年上升，已經成為繼婚姻家庭之后第二大民事訴訟類型，訴訟標的額逐年上升。
業界人士表示，此《規定》的出臺，讓民間借貸走向合法化了。在此之前，民間借貸一直是在民間存在的一種融資信用形式，并沒有一個合法身份，而《規定》則給了民間借貸一個合法身份，這對于提升民眾信任度、提振行業正能量來說都是利好，更有利于陽光化民間借貸的發展。
《規定》明確民刑交叉案件處理辦法
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法律調整的社會關系日趨多元復雜。在民間借貸糾紛當中，此類案件往往與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非法經營等案件交織在一起，出現由同一法律事實或相互交叉的兩個法律事實引發的、一定程度上交織在一起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即民刑交叉案件。民刑交叉問題主要包括刑民程序的協調與實體責任的確定兩個方面，這一部分主要包括：1.對于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民間借貸案件，人民法院應當不予受理或者駁回，并將涉嫌非法集資犯罪的線索、材料移送公安或者檢察機關。這一規定有利于公檢法三機關在打擊和處理涉眾型非法集資犯罪時能夠更好地協調一致、互相配合。2.對于與民間借貸案件雖有關聯，但不是同一事實的犯罪，人民法院應當將犯罪線索材料移送偵查機關，但民間借貸案件仍然繼續審理；3.借款人涉嫌非法集資等犯罪或者生效判決認定其有罪，出借人擔保人承擔民事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受理。
《規定》明確利率界限摘除高利貸帽子
一直以來，在民眾眼里，民間借貸始終與高利貸的稱呼糾纏不清。一家出現問題，整個行業發展都會受到信任危機的重創，嚴重制約了規范企業的發展。而最新的司法解釋中，對民間借貸利率上限、定義范圍、事先未約定利率、逾期利率及復利等問題都做了具體規定，正視了廣大中小微企業對陽光融資和正當投資的渴求，最引人關注的當屬重新定位民間借貸的合法利率范圍，民間借貸年利率24%以內受法律保護，36%以上視為無效合同，在24%到36%之間的合同視為自然債務。而在此之前，對于民間借貸利率的合法上限規定為“銀行同類貸款利率的四倍”。
《規定》出臺的重要意義不亞于一場金融改革。以24%、36%兩個具體數字劃定了利率的‘兩線三區’：一個是年利率24%以內的完全受到法律的保護，24%-36%區間是自然債務區，借貸雙方意思自治，可自由發揮，超過36%的才是高利貸。可以說，這一利率范圍的重新界定，更符合當下的現實情況，給合法的民間借貸松綁，與高利貸明顯區分開來，有利于合規企業更廣泛的開展投融信息中介服務，緩解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頑疾，讓企業迅速獲得所需資金，滿足自身經營發展需要。
《規定》明確P2P網絡借貸再去擔保化
關鍵詞：民間借貸 社會危害 債權人權益 對策與建議
一、廣東省湛江市嘉粵集團破產重整案涉及民間借貸問題的分析
廣東省湛江市嘉粵集團公司（以下簡稱“嘉粵集團”）注冊資本5000萬元，下設16家子公司，為湛江地產龍頭企業。根據破產程序，嘉粵集團資不抵債提出重整申請。經審計，嘉粵集團負債約70.35億元，涉債權人333戶，是全國涉案債權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
亞太城市房地產業協會會長謝逸楓對21世紀網表示，“嘉粵（瀕臨）破產的根源是開發商過于深入商業地產與銷售資金回收緩慢導致的結果，而導火線就是民間貸款，高利息與商業地產項目投資超過開發商的承擔能力，招來破產惡果。”
嘉粵集團破產重整案件涉及債權人333戶，人數眾多，債權金額70多億，金額特別巨大，對湛江當地的金融、房地產、酒店等行業發展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對地方經濟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大局有直接關系，也是全國標的額最大的重整案件之一。因而得到湛江市委、市政府、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湛江中級法院高度重視。如今，嘉粵集團在管理人的監管下，重新步入正軌，重整后或將得以”化險為夷”，或將得到 “重生”，債權人的權益或將得到最大程度的維護。然而通過對該案件的探究，民間借貸所顯現出來的諸多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債權人權益維護機制有待建立和完善。
2009年至2011年，湛江市兩級法院共審結一審民間借貸糾紛案件4225件，二審民間借貸案件231件。三年來，在審結的一審案件中，三年審結數2010年較2009年上升23%，2011年較2010年上升41%；三年審結二審案件2010年比2009年增長15%，2011年較上年增長17%。民間借貸正是因為具備了手續簡便、隨需隨借、甚至無需抵押、無需擔保、資金快速到位等絕對優勢，使得民間融資市場越發有生機。但是，首先由于法律界限的不明確、體制方面的不完善，以及各層面的認識的不一致，以致很多地方的民間借貸處于非法或放任失控的狀態；其次，民間借貸雖具靈活方便特點，但帶有盲目性，容易在多個借貸關系之間產生交叉連鎖反應，影響社會穩定；民間借貸手續過于簡便，甚至不考慮資信，無需財產擔保，所以當發生糾紛時，往往無法解決；另外，一些人借機進行高息放貸活動，干擾了金融市場。
經過筆者資料的搜集及整理，我國《憲法》第13條，《民法通則》第85條和第90條，《民法通則》第135條，《合同法》第196條和第211條等比較零散的一些條文規定，力度不夠；相對而言，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的《關于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就已經是其在審理借貸案件過程中一個最直接的指導性文件了。
由此可見：首先，民間借貸相關立法散亂，無專門強制性法律規范，具有很大的任意性，并且在適用問題上，既可適用民法通也可采用合同法的相關內容；其次，民間借貸案件的證據認定是難題。如借貸合同的訂立是借貸雙方的合意行為，我國并未強制要求使用書面合同，甚至可使口頭約定形式，借貸雙方一般都比較隨意，以“借條”、“收據”等形式進行；再次，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的界定模糊，合法的民間借貸關系受到法律保護，但是條文相對不清晰；另外，“最高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或已不適用。
二、對民間借貸債權人權益維護機制的探索
民間借貸雖然是必須的普通的經濟行為，但也可能誘發不良的社會問題，甚至異化成經濟犯罪。針對上述存在的問題，提出以下建議：
（一）盡快出臺專門針對民間信貸的法律，使其有法可依
出臺專門法律，是使民間信貸實行有法可依的最有效途徑，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在民間獲取信貸資金，打破目前銀行壟斷信貸資金的局面，并保障出借人的放貸權利，將使民間信貸的合法性得到肯定和保護。
（二）明確民間借貸與非法集資犯罪的界限
首先要界定兩者的目的，民間借貸是為了彌補生產經營或日常生活中出現的資金缺口，而非法集資一般是以非法獲利為目的。其次界定兩者的資金來源，民間借貸放貸資金源自債權人的自有資金，而非法集資來源于非法吸收的公共存款、國外熱錢等。
（三）加強法律監管，完善機構機制建設
政府應加強對民間借貸行為的指導，將民間閑散資金引向國家鼓勵的行業，促進經濟健康發展；鼓勵民間借貸行為盡量采用完整的書面借貸合同，維護債權人權益提供合法有力的依據；構建企業誠信系統和信用體系，建立企業信用信息數據庫，促進民間借貸市場的健康發展；建立民間借貸監測體系，設立民間金融監管機構，將民間借貸納入我國金融監管范圍。及時掌握民間借貸資金來源和利率水平，指導民間借貸合理合法進行，使得民間借貸風險可控。
（四）推進民間借貸利率市場化建設
放開資金價格，把民間借貸引導到市場正常運行的軌道，讓民間借貸利率真實反映金融市場不同主體對資金的需求，一方面充分保障債權人的權益，一方面使債務人及時獲得借貸資金。在完善、有效的民間金融風險監控體系中，參考具體時間段的貨幣政策，貨幣存量等重要經濟指數，由國家金融主管機構專門制定《民間利率分類動態指引》，實行分類管理和定期利率浮動的指引，引導民間資金流向，讓民間資金得到有效的利用。
參考文獻：
[1]彭凱翔，陳志武.近代中國農村借貸市場的機制[J].經濟研究，2008
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和規律
·案件數量急增，借款規模大，利率高
2008年1—8月，上虞法院共受理2257件經濟糾紛案件，其中民間借貸案件1159件，占民商事案件總量的51.35%，同比上升81.66%，遠遠超過買賣合同、借款合同、農村承包合同等傳統經濟糾紛案件，總體上表現出民間借貸案件急增的態勢。
2008年1—8月受理的1159件借貸案件，訴訟標的總金額達2.12億元，同比上升了444%，這些案件基本上借款規模都很大。其中，被執行人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和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的47件民間借貸糾紛執行案中，涉執行標的3000多萬元。再如龔某民間借貸糾紛系列案，共有案件15件，合計標的達3500余萬元。
國家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貸利率不得高于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按目前銀行貸款年利率7.5%計算，自然人之間的借貸月利率不得高于2.5%。然而，大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中雙方約定的月利率基本上都在5%至10%之間，有的甚至出現日息1%的約定，部分案件還出現逾期歸還則每日借款總額1%的違約金這種變相高利貸的現象。
·借貸行為中違法、非法情況突出
部分當事人是為了賭博才借款的，但在借條中不會注明，庭審又拿不出證據，因此法院也很難查明。民間借貸的違法性主要體現在高利貸上，幾乎所有的借貸都是超過國家規定的銀行同期貸款利率的四倍，有的還會再約定高額違約金。這類違約金都是以每日百分之幾來計算，與利息無異，實際上是變相高利貸。還有，很多借條上只寫明借款數額，沒有寫明利率，訴訟時當事人也不主張利息，只要本金，但實際上貸款人在給付現金時已經將利息扣除，這也是違法的，違反了民間借貸不得提前扣除利息的規定，提前扣除的利息要從本金中扣除。
討債中的違法現象更是普遍而觸目驚心。部分擔保公司、私人借款往往與黑社會勢力有聯系，因索取債務而導致的非法拘禁、扣押人質甚至綁架案件增多，成為危及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在民間借貸形式下，還隱藏著非法吸收公眾存款、集資詐騙等金融犯罪活動。
·涉訴的瀕臨停產倒閉企業日益增多
2008年1至8月，我院共受理因民間借貸而瀕臨停產倒閉的有8家企業共164件訴訟案件，涉案標的達7954萬元。具體為，紹興薩博通信設備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802萬元，上虞市輝瑞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2212萬元，上虞市恒迪光電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200萬元，上虞市五車堰紙箱廠涉案標的605萬元，上虞市鼎鑫模塑廠涉案標的485萬元，上虞市崧廈吉利羊毛衫廠涉案標的達335萬元，上虞市薩博照明電器有限公司涉案標的190萬元，上虞市崧廈龍凱傘廠涉案標的125萬元。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有國際、國內兩個因素。國際上，全球經濟不景氣，美國的金融危機產生全球性經濟危機，更使中國今年出口貿易量大幅下降，嚴重影響了上虞市外向型的民營企業，很多企業因產品銷路問題而停產倒閉。在國內，我國經濟也遭遇寒冬，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日益明顯，中小企業的生存日益艱難，以致出現部分企業資金鏈斷裂甚至停產倒閉的現象。
·案件送達難，被告多不出庭
借貸案件多是貸款人多次催討無著、借款人債務累累不得不外出逃債才進入訴訟程序的，這時的被告往往是下落不明。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產生很多不利影響。
在程序上，因為被告外出逃債，直接送達和郵寄送達往往失敗，法院不得以只能改用公告送達。由于我國法律規定，公告送達的時間為兩個月，這樣再加上案件的審理時間，一個民間借貸案件最少需要兩個半月才能審結，這在如今訴訟爆炸、案多人少的環境下，占用了很多審判資源，也容易使案件超出審限，這正是造成法院現在 “三多”局面中“未結案多”的重要原因。
在實體上，因為被告不出庭，對案件的審理影響更大。被告不出庭，使得庭審中質證、辯論兩階段原告方一方主導，具體可能會產生以下不利影響：借款是否用于賭博等非法活動難以查清；只寫明借款數額未約定利息的借條難以認定貸款人是否已將利息從中扣除；是否為“陰陽借條”也不易認定；對借款本金利息是否已有部分歸還難以認定。
應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策略及措施
筆者針對民間借貸案件本身的特殊性，認為當前應在把現有審判制度用好、用盡的前提下，探索制度創新和審判思路創新，具體可以采取以下策略和措施：
加強學習和調研，深入研究新類型、復合型案件。
首先，著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思想政治覺悟。引導審判人員牢固樹立公正司法的理念，切實維護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尤其注重維護弱勢群體的利益，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訴訟案件，著力促進社會穩定。
其次，大力提高審判人員的業務能力，練就審理民間借貸案件的火眼金睛。通過召開庭務會，組織干警調查研究、交流經驗，共同提高業務能力；認真學習法條和法律精神，保證法律準繩的公正性；同時在細節上下功夫，深入調查，增強對借條、當事人陳述真假的辨別能力，針對被告不到庭、難以查清案件事實的情況，必要時主動調查取證，堅決查清是否為高利貸、資金是否用于非法活動。
·充分運用調解制度、簡易程序，最大程度減少社會矛盾
大多數民間借貸案件本身屬于鄰里糾紛，適用調解能讓這種糾紛化解于和氣之中，大大有利于社會穩定和建設和諧社會，而且有利于節約審判資源。針對民間借貸案件的特點，我們應在立案、審理、執行的各個階段，都積極主動適用調解制度，同時，與指導民間調解有機結合，與人民調解室形成互動，拓寬調解輻射面。實踐證明，運用調解制度解決民間借貸糾紛十分有效。
部分民間借貸案件事實清楚，標的也小，在不影響案件公正的情況下，我們提倡與訴訟機制相結合，積極擴大簡易程序審理范圍，最大限度促成當事人對話和溝通，節約司法資源，這樣也能大大提高審判效率。
·注重社會效果，慎重審理涉及困難企業的案件
鑒于這些企業在市民就業、發展經濟、促進社會穩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在不影響公正司法的情況下，發揮能動司法作用，對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予以適當的扶持，是十分必要的。
對涉及有發展前景的困難企業的借貸案件，我們在依法審理和執行的前提下，應慎重采用財產保全措施，盡可能采用調解方式化解糾紛，盡可能減少有挽救希望企業的關門倒閉，盡可能適用司法重整和和解程序。
能動司法，積極向有關部門提出司法建議。
【關鍵詞】民間借貸 調查
一、A市民間借貸的基本情況
（一）銀行仍然是支持小微企業發展的主力軍
在調查的20戶小微企業中，2015年三季度通過銀行、民間借貸及其他渠道發生的企業融資金額累計達16620萬元。從本次調查結果來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15520萬元，較上季度減少2305萬元，下降12.93%；民間融資余額1100萬元，較上季度減少1600萬元，下降59.26%。民間融資占比繼續縮小，為融資總額的6.62%，較上季度下降6.53個百分點。轄區企業沒有通過互聯網金融公司借入或借出資金的情況。
（二）民間融資利率略有下降，融資成本依然偏高，全為短期融資
2015年三季度，民間融資利率略有下降，融資成本依然偏高，平均月利率為14.25‰，較上季度下降0.82個千分點。其中，工業類企業民間融資成本為月利率17‰，較上季度上升0.1個千分點，融資成本仍高于平均值。所有融資皆為短期借款，融資期限有延長的趨勢。累計發生融資5筆，其中，2筆借款期限在1個月以內，3筆借款期限為1～6個月。借入渠道更加分散，依次主要從“民間融資中介”、“股東或內部”、“其他個人”和“其他民間融資”獲得借款，占比分別為40%、20%、20%和20%。全用于“過橋資金”和“流動資金”所需，分別占60%和40%。
（三）民間借入資金協議形式、擔保方式分別以借據、合同和財產、第三方保證為主
從民間融資的協議形式來看，主要為正式合同和借據。調查顯示，2015年三季度民間融資協議形式為正式合同、借據、口頭約定的筆數占比分別為60%、20%和20%，各協議融資量占比分別為29.17%、58.33%和12.5%。從民間融資的擔保形式來看，主要為財產擔保和第三方保證，本季度民間融資擔保形式為“第三方保證”、“財產擔保”和“無擔保，僅憑信用”，分別占比40%、40%和20%。
（四）民間融資償還情況與上季度不變，還款潛在風險上升
從企業民間融資還款情況來看，轄區企業民間融資40%的能夠“全部按期償還”，20%的為“尚未到期等其他情況”，20%的為“有過延期情況，但大多能按期償還”，20%的為“大多不能按期償還”。總體還款情況與上季度基本不變。因多數民間融資企業當前經營狀況不佳，加上融資成本上升、融資成本承受力下降，且經營困境短期內不會改變，民間融資還款潛在風險有上升趨勢。再因企業融資過橋資金所需居多，且轄區已有個別投融資公司出現不能按約支付民間融資本、息的情況，密切防范一旦資金鏈吃緊企業還貸風險和融資償還風險加倍顯現的緊迫性日益突出。
二、當前A市民間借貸存在的主要問題
調查顯示，民間借貸具有獨特的融資優勢，諸如借貸方式簡便、借貸條款約定比較靈活、民間借貸利率的高收益集聚了大量社會閑散資金，使資金需求者向社會尋求資金支持成為可能。但是，民間借貸也存在著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亟待加以規范。
（一）民間借貸案件數量快速遞增
隨著民間借貸的蓬勃發展，民間借貸訴訟案件發案數量快速遞增。民間借貸多發生在熟人之間，借款合同多采用普通借條、口頭協定的方式，借貸合同規范性不強，加之利息較高，還款壓力較大，一旦借款人信用意識不夠強，極易產生民間借貸糾紛。我們在A市中級人民法院，隨機抽取了2013年的26個民事裁判文書作為樣本，發現26起民事案件中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有6起，占民事案件的23%。由此可見，民間借貸訴訟案件所占民事案件的比重較大。
（二）易導致非法集資活動
民間借貸利率一般高出銀行貸款利率2-3倍，有的甚至超出4倍。由于缺乏民間借貸相關法律規范，高額的利息收入促使很多人假借融資之名，進行非法集資。由于非法集資的手續不規范，且涉及人員較多，金額較大，一旦不能到期償付，容易引發突發性，極大地危害了正常的金融秩序。今年以來，A市陸續收到有關單位的情況報告，同時從輿情監測中了解到多則可疑信息，并就此開展了融資擔保公司全面的風險排查和專項整治，目前正在處置“中盛投資”事件。
（三）外部監管難度加大
一是資金監測難度較大。民間借貸活動的當事人，如農戶、個體工商戶、企業、典當行和投資公司，一般都不愿意向外界透露民間借貸數量和方式。農戶和個體工商戶是不想透露自己的隱私，企業是怕影響和銀行之間的信貸關系，典當行和投資公司則是為了逃避監管，從而導致監管部門難以及時掌握民間借貸的真實情況。二是監管措施有待完善。調查顯示，A市地方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尚未出臺涉及民間借貸健康發展與陽光化運作的規范性文件和重大措施，尚未成立民間借貸登記服務中心、民間融資服務中心和及類似組織，因此，有關部門往往只能被動地處理違約事件，難以及時、有效地發現、控制和化解民間借貸風險。
三、對策建議
（一）完善民間借貸法律法規
關于民間融資，我國并沒有專門的立法加以規制。《民法通則》、《合同法》、《刑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釋都有涉及，較為零散而不成體系。因此，建議借鑒國際經驗，加快制定和完善相關法律制度，明確民間借貸的定義、主體、資金來源、最高限額、利率、監管部門、法律責任等內容，使賦予民間借貸的合法地位，清晰界定合法活動的范圍界限，使其在法律的框架內健康發展；同時，嚴厲打擊非法融資和金融詐騙活動，維護債權人的合法權益，保證金融市場和社會秩序的穩定。
（二）有序引導民間資金“脫虛入實”
民間借貸風險的積聚，很大程度上源于虛擬經濟的過渡膨脹。從長遠來看，民間借貸“正能量”的有效釋放，關鍵在于“脫虛入實”，在實體經濟中找到合適的投資渠道。隨著國家穩增長政策的出臺，相關行業和領域相繼對民間資本放開了限制。建議下階段人民銀行加強與地方政府經濟、金融等相關部門的溝通與合作，共同規范、引導民間資本有序發展，充分調動民間資本的積極性，進一步激發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使目前正在暴露風險的民間借貸資金轉化為有益的產業資本。
（三）切實完善中小微企業金融服務
中小微企業融資難題與民間借貸問題的交織重疊，導致了民間借貸風險的進一步加劇。負債率高的中小微企業一旦發生資金鏈斷裂，就很可能成為民間借貸的典型案例。因此，對于眾多亟需資金支持的中小微企業而言，一方面堅持在信貸資源配置上繼續給予適度傾斜，通過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創新滿足其多樣化的資金需求；另一方面加快推進中小企業集合票據等直接融資業務發展，促進民間資本與民營企業的有效對接。
（四）建立健全多層次的外部監管體系
【摘要】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我國金融體系的一些缺陷也顯現出來了，投資渠道較窄與充實的民間資本堆積的矛盾凸顯。特別是目前商業銀行的經營愈發呈現集約趨勢，中小微企業融資艱難，資金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導致民間借貸近年來獲得了飛速的發展。
【關鍵詞】民間借貸 法律地位 監管體系
一、民間借貸的法律定義及特點
（一）民間借貸的法律定義
對于民間借貸的定義，從現有文獻上來看，學術界還沒有形成統一界說，外國學者大多是從與常規金融相對的角度來闡釋民間借貸的含義，其判斷標準為是不是在中央銀行和金融監管部門的規范之中，或者金融活動是不是屬于正規金融體系。
筆者比較贊同張書清的觀點，他認為民間借貸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界定：第一，交易人基本上是那些不能從官方金融機構籌得資金的自然人或組織；其次，交易對象是非標準化合同性的金融工具；再次，民間金融一般不像正式的金融中介一樣擁有規范的機構和固定的經營場所；最后，民間金融一般處在金融監管當局的監管范圍之外，因此，民間借貸是指相對于正規金融而言，在金融體系中沒有受到國家信用控制和監管當局監管的金融交易活動，包括非正規金融中介和非正規的金融市場。
二、我國民間借貸存在的問題
（一）我國未形成完整的民間借貸法律法規體系
我國與民間借貸有關的法令條文比較零散，民間借貸法律體系還沒有系統建立起來，在司法實踐中缺乏可操作性，眾多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主沒有相關法律可以適用，而且現存的零散法律法規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如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12月 6日下發的《關于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促進經濟發展維護社會穩定的通知》第4條：依法妥善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案件時，要嚴格適用民法通則、合同法等有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的規定，同時注意把握國家經濟政策精神，努力做到依法公正與妥善合理的有機統一。該條只是表明要嚴格適用已有的相關規定，要求審理民間借貸案件也要以國家政策為指導，并沒有具體指導意義。
（二）民間借貸主體不明
民間借貸不再像傳統上主要是居民之間的借貸行為，已逐步演變成私營業主、個體工商戶和民營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但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6年《關于企業相互借貸的合同出借方尚未取得的約定利息人民法院應當如何裁決問題的解答》規定：“對企業相互借貸的出借方或者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出資方尚未取得的約定利息，人民法院依法向借款方收繳。”這一司法解釋說明最高院不承認企業之間借款。而我國《合同法》第196條規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貸款人借款，到期返還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眾多快速發展的中小企業主沒有相關法律可以適用，而且現存的零散法律法規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
三、我國民間借貸的規制建議
（一）從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間借貸
要從法律上合理定位民間借貸。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和《關于如何確認公民與企業之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的批復》等相關司法解釋于某種程度上承認民間借貸地位的合法性。由央行起草的《放貸人條例》草案已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放貸人條例》重在保障有資金者的放貸權利，體現了國家對私人財產使用權的保障，通過國家法律使民間借貸光明正大地擁有穩固正當的地位，使其陽光化，并能對無序的民間借貸市場進行規制，同時也能開放信貸市場資源，將資金資源根據進行合理配置，而不至于被銀行全部壟斷。2014年11月22日，《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獲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正式表決通過，這是中國第一部民間借貸的地方法律，是民間借貸規范化、陽光化、法制化的重大突破，并且能極大緩解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
（二）明確我國民間借貸主體的資格與權利義務
1.立法確立我國民間借貸主體雙方的資格
我國現有法律有關民間借貸主體的內容矛盾重重，因此在立法中要解決哪些自然人和組織可以作為民間借貸的主體，即成為民間資金的出借人和借款人需要具有怎樣的資格。我國目前已經普遍認可將公民作為民間借貸的主體，但是對是否承認其他組織參與民間借貸的相關規定卻不甚清楚。
2.確立民間借貸主體雙方之間的權利義務
借款人往往被視為弱者，而出借人的權利保護往往被忽略了，所以在民間借貸法律關系中，應該要重視對貸款人權利的保護。在民間借貸案件中不能先入為主地認為出借人就是強者，這樣主觀的觀念會將出借人置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應該以平等、客觀的態度對待借貸雙方。筆者認為，出借人的權利主要有：出借之前要求借款人如實告知其真實情況的權利；出借之后可了解借款如何使用；若借貸人逾期不歸還，放款人立即地運用相應的法律手段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
（三）明確行政干預的適用
民間借貸的不規范性帶來一系列的問題，使本來一種有益的經濟活動由其本身或伴隨產生了一定的破壞作用。但是，如果對民間借貸實行有效控制和管理，就可以很大程度地減少這種破壞，使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目前應該對民間借貸市場必要的行政干預措施，將其置于監督管理之下。對民間借貸的管理應注重預防，而不是將重點放在違法行為之后懲治之上。對于民間借貸中有利于我經濟發展的部分給予支持和鼓勵，并指導其想健康方向發展；而對那些擾亂正常金融秩序的非法民間借貸機構活動則必須堅決取締，嚴格控制，防治發生風險。我國應該通過法律法規，以公序良俗原則為指導，明確對民間借貸進行用途規范，堅決取締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借貸行為，有效維護金融市場秩序。
綜上所述，只有先建立并完善民間借貸的相關立法，確立其法律地位，對其進行嚴格規范，使之走上健康發展的道路，才能實現民間借貸的合法化、陽光化，從根本上防范民間借貸活動中的風險，進而對民間金融市場積極陽光地發展產生有利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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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民間借貸；民刑交叉；先刑后民；民商先行
一、問題的提出
《最高人民法院公報案例》中（2011）沈河民四初字第214號某銀行與張某某金融借款合同糾紛案值得關注。在本案中，原告某銀行與被告張某某簽訂了一份《個人消費擔保借款合同》，同時，張某某使用偽造的身份證件等證明文件辦理了抵押借款手續，向該銀行借得人民幣8萬元。張某某的行為違法，被人民法院以貸款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五年零六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10萬元。而該銀行因索款無果遂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被告張某某償還借款本息合計10萬余元。法院審理認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已構成貸款詐騙罪，并已承擔刑事責任。同時，法院指出，被告張某某的行為是以合同形式表現出的犯罪行為，而非侵權責任法意義上的一般民事侵權，故而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調整。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第五條規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處置被害人財產而使其遭受物質損失的，經過追繳或者退賠仍不能彌補損失，被害人向人民法院民事審判庭另行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因本案被告在刑事審判時，人民法院沒有對本案被告進行追繳或者退賠，故本案不屬于上述第五條規定可以另行的范圍，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百四十四條等規定，裁定駁回原告某銀行的。這個案子矛盾的焦點反映了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時的法律程序和規范如何適用如何選擇的問題。近年來，類似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的數量日益增多而且日漸復雜。雖然業內已有部分專家學者開始關注這一問題，但從總體上看，依舊存在理論落后、立法缺失等問題。人民法院在審理民間借貸糾紛民刑交叉案件中是否應當一律選擇“先刑后民”的處理原則？這一原則的理論基礎為何？在司法實踐中是否存在缺陷？本文擬從民間借貸糾紛出發對我國司法實踐中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適用和規范選擇展開研究，以期能夠找到較好調處此類問題的方法模式。
二、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概念
（一）民間借貸中民刑交叉案件的法律內涵
民刑交叉，有學者將此定義為：基于同一法律事實，既觸犯民事法律又觸犯刑事法律且二者都競相要求適用之，從而產生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交叉競合的案件[1]。筆者認為，民刑交叉的實質是民、刑法所調整的法律事實及社會關系的競合。法規競合雖然僅是一種立法上的現象，但當法律事實出現并違反競合的法規時，就會產生規范競合的法律適用問題。民間借貸糾紛是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和從事非金融業務的法人、其他組織之間的借貸貨幣及國庫券的行為，這是一種借款合同行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快速發展，民間借貸市場逐漸活躍，隨之而來的民間借貸糾紛也日漸增多。不容忽視的是，此類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背后還經常籠罩著集資詐騙、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等經濟犯罪的影子，這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特別是金融秩序帶來了很多不穩定因素。
（二）各國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在處理民刑交叉案件上，各國的刑事司法實踐中主要存在著兩種調處模式：其一，以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國為代表的民刑并行模式；其二，以法國和德國為代表的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經歸納，筆者認為，上述兩種司法調處模式的運行方式完全不同，其背后所反映的司法理念也大相徑庭。1.英美法系：“民刑并行”模式民刑并行，亦稱為平行式，即刑事訴訟與民事訴訟完全剝離，對刑事犯罪行為的規范和懲處由刑事訴訟程序解決，相應的，對于民事賠償問題則依靠民事訴訟程序予以解決，二者互相獨立并存，并不存在任何先后順序依附關系。實際上，英美法系國家主要采用這種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完全分離的平行模式，不允許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反映了一種純正的平行關系。也就是說，一旦遇到民刑交叉的問題，民事問題由民事程序解決，刑事問題由刑事程序解決，由犯罪引起的民事賠償問題則在民事訴訟程序中作出處理。2.大陸法系：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與上述英美法系的做法不同，大陸法系面對此類民刑交叉案件，選擇采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模式，即在懲處刑事犯罪行為的同時附帶地調處民事賠償糾紛。特別的，在解決該類問題時，加設被害人自主選擇權，也就是說，被害人既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亦可以選擇在刑事訴訟以外單獨提起民事訴訟。從上述基本概念可以看出，民刑并行式與附帶式的立法理念存在差異，價值追求各不相同，各國針對這一問題所構建的權利模式和訴訟程序也各有特色。從司法實踐效果來看，可以說兩者各有側重、各有優勢，民刑并行式可以較好地在同一訴訟過程中具有強勢地位的公權對處于相對弱勢的私權的侵占；而附帶式在節約當事人成本、提高司法效率等方面更具優勢。所以說，上述兩種模式本質上并沒有明顯的優劣之分，需要重點探討的是在制度架構時對各自優劣的揚棄或保留。
三、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模式
從司法實踐來看，我國目前采取的是“先刑后民”的基本原則。“先刑后民”的內涵是，在民事訴訟中發現涉嫌刑事犯罪，應在偵查機關對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實查清后，由法院先對刑事犯罪進行審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責任問題進行審理。換言之，在中國，民刑交叉的案件，在刑事部分審理以前不得對民事部分予以審理。
（一）我國“先刑后民”處理方式法律規定
從歷史角度追溯，對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法律規定，最早起源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于1985年8月19日下發的《關于及時查處在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經濟犯罪的通知》，該通知正文明確規定對審理的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的涉嫌經濟犯罪的有關材料應分別移送給有管轄權的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公安機關或檢察機關均應及時予以受理。同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發了《關于審理經濟糾紛案件發現違法犯罪必須嚴肅執法的通知》。198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又聯合下發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必須及時移送的通知》，再次強調了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發現經濟犯罪的應及時移送的規定。接著，最高人民法院于1997年12月11日了《關于審理存單糾紛案件的若干規定》，對存單糾紛案件中如何處理涉及刑事犯罪的問題作出了規定。1998年4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又了《關于在審理經濟糾紛案件中涉及經濟犯罪嫌疑若干問題的規定》的司法解釋，進一步闡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機制。從我國上述立法沿革來看，立法者對于民刑交叉案件的處理方式是一個不斷摸索的過程。最終，上述規定要求，對民刑交叉這類糾紛的調處，須根據所涉及的經濟糾紛或涉嫌經濟犯罪是否是基于相同的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這一標準，分別采用不同處理流程。其中，基于相同法律關系或法律事實時，需要適用刑事訴訟程序，即須移送公安機關偵查、司法機關；反之，則將該糾紛獨立分割開來，分別適用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程序。也就是說，本文所討論的“先刑后民”程序只有在符合前者標準時，才應當選擇適用。除上述規定外，實際上“先刑后民”的原則也間接來源于《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二條規定：“附帶民事訴訟應當同刑事案件一并審判，只有為了防止刑事案件審判的過分遲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審判后，由同一審判組織繼續審理附帶民事訴訟。”從以上規定，我們可以發現，我國關于“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規定，大多是存在于司法解釋中，甚至存在于被稱為“通知”的司法文件中，其實并沒有法律上的明確規定[2]，這實屬立法上的漏洞。
（二）“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價值立場
縱觀我國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法制觀念，民刑不分、諸法合體是一直以來都占據著絕對主導地位。“民刑分立”是在我國封建社會的末期隨著清朝和政治改良等社會變革中參照西方司法制度的產物。自古以來，我國就有著國家本位、義務本位的文化傳統。可以說，我國現行的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也是我國法的本土化的成果之一[3]，其背后的法律文化基因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1.在私權面前，強調公權優先在對刑事犯罪案件處理中，我國歷來偏重采取刑罰手段予以調處即所謂“殺人償命”，即使該刑事案件涉及侵害被害人民事權利，立法者往往會有意無意地忽視。因為打擊刑事犯罪是對已經形成的社會關系的有效維護，是刑法作為一種強有力的禁止性規范的最好詮釋，是實現“殺一儆百”的必要手段。只有在處理完刑事訴訟程序后，才允許被害人就其民事權利的受損提出民事賠償請求，被害人首先要服從國家追究犯罪的需要[4]。2.在公平面前，強調效率優先受各種客觀條件或因素的限制，要想真正達到公平所需付出的代價和努力遠高于看似就在眼前的效率。于是，將民事訴訟程序放置于刑事訴訟程序之后，依靠刑事訴訟程序的“便利”或“余威”一并予以解決，不僅可以節約司法成本，也可以有效降低當事人的訴訟費用，也就成為了制度設計者理所當然的一種選擇。一方面，附帶民事訴訟是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一并解決的，這就極大地避免了公安司法機關的重復勞動，節省了司法資源；另一方面，對于當事人來說，附帶民事訴訟，可以減少他們重復出庭、重復舉證等活動，減輕他們的訟累。殊不知，這樣的效率、這樣的雙贏，付出的是損害當事人民事權利、違背法律公平公正原則這個更大的代價。上述法律邏輯的背后，實際上映射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封建家天下觀念和以少數統治者意志為轉移的國家本位主義。這已經極度背離現代法治對自由平等、尊重人權、公平正義的價值追求，需要從根本理念上加以轉變。
（三）“先刑后民”處理模式的制度缺陷
1.理論上：“先刑后民”模式缺乏正當性及合理性第一，該模式背離了現代司法理念。“先刑后民”模式反映的是公權在私權面前的強勢地位和優先等級，是國家本位主義思想的具體表現。筆者認為，這樣的思想并不符合現代法治社會的理念要求，因為公權和私權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的區別，也沒有孰輕孰重的差異。如果一味地強調公權的重要，則必然會忽視私權的自由與平等。第二，該模式背離了刑法的謙抑性和最后性[5]。刑法的謙抑性決定了刑法調控的范圍和強度應具有有限性和適當性。刑法是社會防衛的最后一道防線，在調處一種具有一定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時，應當首先考慮采用其他法律進行規范的可能，只有在其他法律不能調整或雖能調整仍達不到預期目標時，刑法才能謹慎地介入。因此有學者得出結論：在調處民刑交叉案件時，必須考量適用刑法程序的必要性，即假使能夠通過民法矯正相應的社會關系時，就不再使用刑法，只有當民法已經不能有效發揮其調整作用時，才可以考量適用刑法程序。而“先刑后民”模式完全顛倒了這個順序。2.實踐中：“先刑后民”模式導致司法不公其一，該模式容易架空民事訴訟程序。雖然“先刑后民”模式的本意想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立意良好，但在同一個案件中，民事訴訟程序對其前置的刑事訴訟程序的依附性仍是司法實踐中無法回避的現狀。雖然降低羈押率目前已經是司法實務中正在努力解決的問題，但我國目前的刑事公訴仍然“幾乎是在有罪必捕的慣性軌道上進行”[6]。故此，被羈押一方當事人的民事調查權很有可能會因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得不到充分履行，而這必然會導致民事訴訟程序在一定程度上被架空或虛置。其二，該模式可能導致當事人濫用程序。如果一味倡導“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極有可能使得部分當事人利用刑事訴訟程序制造存在經濟犯罪嫌疑的假象，拖延民事案件的審理，逃避民事責任，損害對方當事人利益[7]。除此之外，不可否認，該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為地方保護主義和個別政法部門與人員等濫用公權力干預經濟糾紛開設了空間。其三，該模式可能給被害人維權制造障礙。若采用“先刑后民”的處理機制，那么出現以下兩種情況受害人的利益將難以維護。其一，在刑事訴訟程序中，由于缺席審判制度建設存在缺失，那么在部分犯罪嫌疑人遲遲不能歸案時，受害人應得的賠償只能先行落空；其二，正在進行的民事訴訟案件中，若發現新的犯罪事實，那么，該民事訴訟程序必須讓位于刑事訴訟程序，此時被害人的民事權利將長時間受到侵害而無法得到補償。而很多時候，被不法侵害后最開始的那段時間是被害人最需要得到經濟上幫助的階段，法律的權威也在這一次次的無能為力中不斷消減。
四、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的革新
立足我國現有民間借貸糾紛處理機制，參照大陸和英美法系各國對于此類案件的制度設計理念，筆者擬以民刑交叉和民間借貸糾紛的屬性為出發點，從思路設計、改革路徑兩個角度為我國民間借貸糾紛中民刑交叉案件處理方式提出拙見。1.思路維新：從“先刑后民”到“民商先行”民間借貸為契約自由的產物。民間借貸的最初原因僅僅是為了方便快捷地獲取資金，從法律意義來講，這是普通民眾通過平等自由的個人權利擴大生產經營的權利。同時，民間借貸也能進一步助推我國經濟的發展，這在當前“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時代背景下發揮著積極的現實意義。此時，在司法體系的構建、完善中，若能在符合刑法規范的前提下，向社會公眾讓渡出一部分自由的私權，這必將有益于真正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結合。此外，當今時代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大變革，我國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環境也處在改革的關鍵時期，可謂風起云涌、日新月異。縱觀金融業相對發達的美國、西歐等國，大多都已經建立起一整套相對完備的金融刑法，來有效規范金融領域的違法行為，其在金融司法實務中，也盡可能只采用金融刑法中所設置的民事行政手段來實現維護金融秩序和當事人權利這一本質目標。各國立法實踐表明，弱化金融領域的刑事責任，強化金融領域的民事責任，是當代金融行業和金融立法發展的形勢所迫[8]。與國際金融立法的重民輕刑傾向不同，我國對金融違法行為一貫采取重刑事責任的態度，使得金融民商的實體法被忽視。事實上，作為一種典型的民事活動，自然人間的借貸行為完全符合法律上的平等自由原則，由此產生的經濟糾紛很多時候依靠民事訴訟規則程序就可以得到有效調處。筆者認為，只有在極個別影響范圍特別廣、涉及金額特別巨大、對社會秩序破壞特別嚴重的司法個案中才需要刑事訴訟程序出手規制。如果動輒以刑罰之力干涉正在形成中的金融關系，既違背了法律體系內部的邏輯規則，也沒有尊重金融市場的特殊規律。由此不難看出，如果能夠將“民商先行”原則在金融領域民刑交叉案件中得到有效適用，實現公權救濟和私權保護的有機結合，不僅可以有效提升金融民商實體法的適用范圍和頻率，更為難得的是可以有效消減我國目前在金融領域所采取的重刑主義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兼顧。2.路徑改革：賦予當事人程序選擇權我國現行相關制度剝奪了當事人的程序選擇權。對于民刑交叉案件完全要依先刑事后民事的順序進行，如果刑事審判無法進行，民事賠償也就化為烏有。故此，絕對的“先刑后民”顯然違背了“國家一切權力來自人民”這一根本立法理念。考慮司法實務的現狀及私權保護的現實需要，賦予權利人訴訟選擇權，是解決民刑沖突的有效途徑。訴訟選擇權的創設，是秉著私權保護的理念，同時增加先履行或和解的機會。實際上，刑事訴訟案件無論是立案、偵查、，還是審判或裁決，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較長時間，而民間借貸融資的周期并不會很長，如此長時間的訴訟耗費的是民間資本的經濟利益。選擇民事訴訟，可以針對雙方的民事法律關系較快地得出裁判，并可以積極達成民事和解或者是現實的履行給付，這些舉措都有利于社會經濟的穩定和發展[9]。當然，這樣的選擇權也不應該是完全自由、毫無限制的。首先，選擇權應該規定明確的適用情形。如果刑事判決的結果是民事判決中所涉及證據的必需要件，應該“先刑后民”；反之，如果刑事方面的審理裁判必須依賴民事審判結果，則應該“民商先行”；如果在民刑判決互不依賴，而且案件比較簡單，刑事和民事誰先誰后對訴訟效益等方面的影響也不是太大的情況下，當事人則應該享有完全的程序選擇權。其次，選擇權應該規定具體的適用程序。由于民刑交叉案件自身性質的特殊，為在制度層面防止可能出現的民刑交叉案件定性不準或相互扯皮現象，需要有一個部門對案件性質的確認擁有最終決定權。分析我國目前公檢法三個部門各自職責設定上的差異，不難發現，該種最終確認權的歸屬只能是法院，同時考慮權力的制衡性，需要賦予公安機關和檢察機關一定的異議權。
五、結論
民間借貸更多時候體現的是私法屬性，法律因注重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確定私有財產權優先原則。這是對財產占有、使用、收益和處分實現法律意義上平等保護的重要要求，也是促進經濟發展、平衡社會權利紛爭的重要步驟，我們要充分認識到注重私有財產權保護和尊重的歷史發展趨勢。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結構轉型升級階段，政府鼓勵廣大民眾更加充分地利用剩余資金創新創業，民間借貸融資活動也就是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背景下發展壯大起來的。基于這樣一個特定時期和特定條件，面對民間借貸糾紛中存在的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我們期望能尋求一種更好的制度構建，從而實現經濟效果、社會效果和法律效果的最優，即在“民商先行”的模式下，民刑交叉的矛盾能夠得到最有效的解決，從而實現民間借貸作為國民經濟發展催化劑的有益作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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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間借貸 利息支出 法律效力 風險 影子銀行
一、企業間借貸有別于民間借貸
民間借貸，尤其是司法系統中所稱的民間借貸，都是與自然人有關的借貸，是指自然人與自然人之間、自然人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款行為。也就是說，民間借貸必然有一方當事人為自然人，因此民間借貸并不包括企業間借貸。
民間借貸一般受法律保護。根據1991年8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人民法院審理借貸案件的若干意見》（法（民）[1991]21號）規定，民間借貸的利息可適當高于銀行利率，但最高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的4倍，超出部分的利息法律不予保護。
企業間借貸是指非金融企業之間的借貸行為，比如兩個制造企業之間的借貸。對企業間借貸，人們往往只關心稅務風險，沒有意識到這里還存在著一定的法律效力風險。因為企業間借貸，在中國一直有著合法性問題的爭議。這個合法性的風險，對資金出借方尤為不利。
二、企業間借貸利息支出的稅前扣除問題
我國《企業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三十八條規定，非金融企業向非金融企業借款的利息支出，不超過按照金融企業同期同類貸款利率計算的數額的部分，準予稅前扣除。另外，關聯企業間借貸資金，對借入方還有著接受債權性投資和權益性投資結構比例的限制，以防止企業利用資本弱化方式降低稅負。非金融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其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即賴以計息的本金）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不得超過2：1，超過的部分不得在企業所得稅前扣除。
三、企業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效力
（一）有權部門的相關規定
企業間借貸行為的法律效力風險，主要來自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國人民銀行的有關文件規定。（1）1996年9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對企業借貸合同借款方逾期不歸還借款的應如何處理問題的批復》（法復[1996]15號）指出，企業借貸合同違反有關金融法規，屬無效合同。（2）中國人民銀行《貸款通則》（中國人民銀行1996年第2號令）規定，企業之間不得違反國家規定辦理借貸或者變相借貸融資業務。（3）1998年3月16日中國人民銀行《關于對企業間借貸問題的答復》（銀條法[1998]13號）明確，非金融機構的企業之間不得相互借貸，企業間訂立的所謂借貸合同（或借款合同）應認定為無效。因此，企業間借貸不受法律保護，企業間借貸糾紛在司法審判實踐中一般以無效來認定借貸的合同效力，要求資金借入方返還本金，并將已支付利息和應支付利息收繳國庫。
（二）企業間借貸存在的合理性
企業間借貸存在著巨大的市場需求，往往一方企業有著大量的閑置資金，亟須盤活資金，因為資金只有在運動中才能增值，另一方企業卻資金嚴重短缺，亟需資金“救急”。尤其是一些中小民營企業總是難以從金融機構獲取貸款，于是民間借貸和企業間借貸就成為亟需資金“救急”企業的必然選擇。
借貸關系實為合同關系，企業間借貸行為效力問題，在法律界一直存在爭議。尤其是在《公司法》和《合同法》施行以后，對于無效合同的認定，與以前的司法解釋以及金融規章之間存在沖突。理論界和實務界一般認為，企業間借貸是正規金融有益和必要的補充，承認部分企業間借貸合同的合法性，并不等同于完全放棄對企業間借貸的管制，企業間借貸的合同關系在不違背《公司法》和《合同法》的情況下應當有效。
（三）為企業間借貸適度“松綁”甚為必要
企業間借貸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如果不發生經濟糾紛，法院就會“視而不見”。2010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為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提供司法保障和服務的若干意見》（法發[2010]18號）要求，妥善審理非金融借貸糾紛案件，正確認定非金融借貸合同效力；依法保護合法的民間借貸和企業融資行為，維護債權人合法權益，拓寬企業融資渠道。可見，最高人民法院對非金融企業借貸已表現出謹慎且適度寬容的態度，但仍然擔心“各種以合法形式掩蓋的非法集資等違法犯罪活動”。各級地方人民法院也在適度放寬對企業間借貸的管控。比如，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2010年出臺的《關于為中小企業創業創新發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導意見》（浙高法發[2010]4號）規定，企業之間自有資金的臨時調劑行為，可不作無效借款合同處理；必須是自有資金出借，利率不超過合法的范圍。又如，2009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依法妥善審理非金融機構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蘇高法審委[2009]45號）規定，企業之間借貸合同糾紛案件的審理：企業將自有資金出借給其他企業幫助其解決生產經營所急需資金的，孳息按照銀行同期同類貸款基準利率計算。2011年，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當前宏觀經濟形勢下依法妥善審理非金融機構借貸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蘇高法審委[2009]45號），規定企業以自有資金向其他企業出借，如確系解決暫時資金困難，且約定利息在銀行同期貸款利率以內的，可予以承認。
目前，企業間借貸的司法環境正在改善，地方法院不再簡單地認定企業間借款合同無效，但企業間借貸仍存在著法律效力風險。筆者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企業間借貸合同關系可以認定為有效，而對于可能損害社會利益均衡的“高利貸”以及“以借養借，賺取利價”等變相向房地產市場和股市輸送資金的企業間借貸行為，則應堅決認定為合同關系無效。
四、企業間借貸與影子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