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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嚴格落實“三管三必須”要求加強行業
主管部門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區市政府安委會，國家級開發區安委會，南海新區安委會，市政府安委會各成員單位：
棲霞市笏山金礦“1·10”事故發生后，市委、市政府立即部署開展了安全生產風險隱患大排查大整治行動。各位市領導、市直各部門密集開展了安全生產督導檢查。市紀委監委組織開展了安全生產責任落實專項監督檢查。從督導檢查和責任落實專項監督檢查反饋情況看，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活動仍存在不快不細不嚴不實的情況。特別是行業主管部門未嚴格落實威辦發電〔2021〕3號通知要求，制定行業領域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行動方案或方案涵蓋的行業領域不全，還未行動起來。有的行業領域企業、單位尚未開展大排查大整治自查活動，行業主管部門也未檢查督促，達不到市委、市政府全覆蓋、拉網式的工作要求。為切實推進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深入開展，快細嚴實地做好隱患排查整治工作，現就加強行業主管部門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工作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一、壓實責任，全覆蓋、無死角地推進大排查大整治工作。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活動是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部署的一項重要工作，必須不打折扣的貫徹落實。各級各部門要進一步壓實責任，嚴格落實“黨政同責、一崗雙責、齊抓共管、失職追責”和“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管安全、管生產經營管安全”要求，層層壓緊壓實責任鏈條，確保牢牢守住安全底線。要強化責任意識，知責于心，擔責于身，履責于行，切實把安全責任落實到每個環節、每個崗位、每個人。要加大非法違法生產經營行為的查處力度，全覆蓋、無死角進行排查，對檢查發現存在非法、違法生產經營活動的單位，一律責令停產整頓，并嚴格落實停水停電措施；對觸犯法律的有關單位和人員，一律依法嚴格追究法律責任。
二、落實屬地監管職責，切實抓好屬地安全生產工作。各區市（含國家級開發區，南海新區，下同）要嚴格落實屬地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組織開展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活動督導檢查。查轄區組成部門方案的可操作性，查轄區組成部門方案的覆蓋范圍，查轄區組成部門的工作成效，著力發現本轄區各組成部門排查整治工作中存在的不快不細不嚴不實的問題并加以解決。要明確轄區各組成部門的職責邊界，決不允許因職責邊界不清導致部分行業企業失控漏管。凡因未排查整治致使企業發生事故的，要嚴肅追究屬地政府和相關部門責任人責任。
三、強化行業主管行業監管職責，積極推動行業領域排查整治工作。“管行業必須管安全、管業務管安全、管生產經營管安全”，管行業必須管安全排第一位，是綜合監督管理。“三管三必須”本意是要求行業主管部門、業務主管部門和經營管理部門齊抓共管、形成安全生產工作合力，而不是行業主管部門推業務監管部門、業務監管部門推經營管理部門的借口，行業主管部門、業務主管部門和經營管理部門都必須履職到位。各行業主管部門主要負責人要切實履行部門安全生產第一責任人責任，親自對照本單位三定方案、市政府文件和上級部門文件，理清理明本部門安全生產工作職責，決不允許部門利益凌駕于上級工作部署，推諉扯皮導致部分行業領域企業失控漏管，排查整治不徹底、不全面。要學習省、市發改系統主動承接電力、油氣長輸管道和糧食安全監管職責，全方位開展電力、油氣長輸管道和糧食企業排查整治工作的經驗做法，迅速在本行業領域開展拉網式地毯式安全生產大排查大整治。要清單化管理、精準化防控、閉環式治理，要有“托底人”意識，把好“最后一關”，查細查準查全查深，不漏一家企業。
威海市人民政府安全生產委員會辦公室
2021年2月7日
關鍵詞：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內在統一關系 意義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基本內容
2012年11月，黨的十報告首次以24個字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做了全面闡述：“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分別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提出了反映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第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發展目標上的規定，是立足國家層面提出的要求。“富強”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的實質是改變我國貧窮落后的狀況，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條件，創造更高水平的物質文明。民主，在社會主義價值觀中的實質是要求我國創建造高度發達的政治條件，讓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和自由。文明，是人們在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條件下對精神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方面的體現。和諧是對社會環境建設方面的要求，是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理想狀態。
第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價值導向上的規定，是立足社會層面提出的要求，“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 “自由”，是在全體人民共同占有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條件下，在充分尊重人民群眾的政治平等權利、首創精神的的基礎上，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各項合法權益外，讓最廣大的人民群眾享有最廣泛的自由權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平等”，是通過創建平等的社會機制和價值導向，既保障公民個人享有平等的權利，也保障公民個人在基于社會貢獻的基礎上所要求得到的權利、利益和尊重。堅持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組織和個人都沒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公正”，是加快建立以權利公正、機會公正、規則公正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平正義保障體系，努力營造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從而在更加公平正義的基點上造福全體人民。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倡導的“法治”，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統一，通過國家建立健全社會法制，公民學習、遵守、維護、運用憲法法律的制度，始終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讓遵紀守法成為一種良好的社會風氣和自覺的行為習慣，讓人民群眾在法治社會中享受到自由、平等和公正。”
第三、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體現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道德準則上的規定，這是立足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要求。“愛國”是公民的義務和責任。表現為對祖國山河、歷史文化、共同理想等的熱愛之情，并能夠積極投身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中去。敬業是對公民職業素質的要求，他不僅要求公民兢兢業業地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也要求公民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過程中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和義務，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誠信是為人之本、興國之基，表現為對公民個人、人與人之間、國家之間、社會之中的道德層面的規定。友善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包含善待親友、他人、社會、自然，是形成良好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生態關系內在統一的價值基礎。
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在統一關系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并不是相互獨立的，他們不僅具有是統一的發展目標，而且具有內在的統一關系。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黨的十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宏偉目標而提出來的價值導向，首次用：“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個字對國家、社會、個人發展目標做了的層層規劃，使他們相互聯系，共同作用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中。
第一、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對國家發展目標提出的要求。只有實現了國家富強，為人民的生活創造出更高水平物質生活條件，才能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才能為人民群眾進行民主、文明、和諧社會建設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民主體現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自由，是富強、文明、和諧政治保證。文明是人們精神生活方面的向往和追求，是富強、民主、和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和諧能為富強、民主、文明提供良好的環境基礎。只有進行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才能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礎和環境保障；反過來，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國家又能夠促進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的和諧統一發展。
第二，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會現實，對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提出的要求。自由是廣大人民群眾最基本的人權，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價值。平等是人與人權利對等的一種體現，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準則。公正體現的是社會主義的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內在要求。法治是人民權利的重要保障，同時也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重要保障。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的本質所在，是實現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基礎，同時也是實現公民個人權利和利益的重要保證。
第三，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立足于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和公民基本道德規范層面上提出的要求。愛國、敬業、誠信、友善貫穿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的各個方面，是公民個人內在價值的追求。一個人只有具備最純潔、最神圣、最深厚愛國主義情感，才能對生活、對集體、對國家充滿愛并能將這種愛國主義情感轉化成自己工作的動力，認真履行自己的工作職責、并在工作中、生活中誠懇待人，為社會營造出良好的友善的人際關系、社會關系、生態關系，才能夠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建設。保證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健康發展，不僅能夠為公民實現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同時也是國家富強、民主、文明、和諧重要奠基石。
三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以思想指導下的意識形態，既與指導思想、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一脈相承，同時以正確的理想信念推動著社會主義事業的前進。是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發展和完善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既是一脈相承，又是和諧統一的，二者作為意識形態統一于社會主義價值層面建設上。首先，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推動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發展。黨的十八報告立足于從國家、社會、公民三個層面提出了反映現階段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在思想的指導下，以愛國主義情懷作為激勵、以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作為動力、以社會主義榮辱觀作為個人內在價值的塑造下提出來的，體現了對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一脈相承性。同時，通過個人內在價值的追求，推動社會良序運轉，進而實現國家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極大地推動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發展。其次，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完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著重從宏觀方面著手，如政治建設、經濟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國家建設的總目標等方面進行思想意識形態和價值觀念方面的引導。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作為社會主義價值體系的核心部分，主要是從微觀方面進行價值引導，在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進行抽象概括的基礎上，同時也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高度完善。
【關鍵詞】憲法價值；秩序；法治國家
中圖分類號：D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3）06-101-01
價值作為一個哲學概念，講述客觀事物的存在及其屬性與主體需要之間的關系，只有當客觀事物具有有用性并且滿足主體的需要時，價值才得以體現。認為：“‘價值’這個普遍的概念是從人們對待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的關系中產生的。”①即“價值”表征了一種外界物與人之間的關系，反映了物與人之間的一種滿足關系。在人的實踐活動中，外界物不僅僅是被感知、被反映、被作用的對象，而目更成為滿足人的需要的對象。從另一個側而看來，“價值”又表征了外界物對人的意義，即其對人是有意義的，可以滿足人的某種需要。②由此可以看出，價值具有社會性、相對性、客觀性。價值的社會性就要求客觀事物進入社會領域，與人發生關系，只有當客觀事物滿足人的需要時，其才具有價值；價值的相對性，指出價值不是一成不變的，它要隨著時代的進步而進步，隨著時代內容的變化而做出調整，時代在變化，價值觀念與價值體系也要有所改變；價值的客觀性，價值是客觀事物滿足主體的需要，客觀事物本身即是客觀的，主體的需要也是客觀實在的，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而不是臆造的，由客觀事物來滿足主體需要的價值，當然也是客觀的。
憲法作為國家根本大法，其價值體現的是法的價值的體現，法的價值是指法律能滿足人民需要。《法哲學論》一書作者在考察了法律內在機制的狀況、人對法律的需求以及法律實踐等方面后，認為：“法價值是法律的內在機制在實踐中對人的法律需要的某種適合、接近或一致③。人民對法律又有何需求呢？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民主理論到盧梭、孟德斯鳩的民主國家的構想，從古希臘城邦民主制的建立到近代民主共和制的建立，都體現了人民對法的價值追求，自由、平等、公平、秩序，這些都是人民對法的價值最基本的需求。對這些價值的需求其實就是對民主國家的要求，民主國家的構建關鍵又在于憲法的制定。憲法的價值就在于以民主方式規范政治秩序，其核心就是民主，這是衡量一部憲法是好是壞、憲法作用是積極還是消極的唯一標準。④在憲法價值的指引下，形成的是民主秩序，民主秩序正是法治國家的需要，民主秩序的一個主要特征，即是靠法律來治理國家，是法治。
秩序是憲法的基本價值之一，范毅教授認為：“憲法價值，應該是社會公眾對憲法矛盾運動效應產生的觀念形態的預期需求。那些在歷史上始終存在，長期左右社會公眾的預期需求，并先后成為特定時代主流的憲法價值元素，構成憲法的基本價值，或曰憲法的基本價值元素，這就是秩序、自由和正義⑤”秩序作為憲法的基本價值，其價值主要體現在：其一，維護國家秩序。西方民主國家如英國、法國、美國，都在民主革命勝利后靠制定憲法來鞏固民主革命的成果。自此我們可以看出，民主國家的產生與維護需要憲法的存在，民主國家的秩序的穩定，需要憲法的維護。一個國家，只有憲法的存在，才有對政治制度的權力與權利的劃分，這個國家的秩序才可以有條不紊的運行下去，國家需要憲法對政治制度的權力與權利的規制，國家秩序需要憲法的維持和保護。國家秩序穩定，國家才得以穩定。其二，協調社會秩序。憲法協調社會生活，憲法主體間的關系以及這種關系之間的協調一致和持續穩定，表現為憲法秩序的有效實現和良性運行⑥。憲法秩序是一種法律秩序，是通過憲法規范確認和保護的社會秩序，是一定社會所需要的秩序在憲法中的反映⑦。人民對自由、正義這些基本價值的需求，只有在穩定的社會秩序中才得以實現，秩序是人們擁有基本權利和享受自由的保障。
汪習根教授認為：法治的實現，首先要有一部符合精神和法治價值的憲法。他指出，憲法是法治國家立國的政治宣言；憲法是法治國家治國的法律依據；憲法是法治國家強國的經濟。這充分顯示出憲法在政治、法律、經濟方面對法治國家構建的意義所在。而作為憲法基本價值的秩序，朱福惠教授指出，秩序是政治生活規則的制度化。之所以可以成為憲法的基本價值，證明秩序能滿足人民對民主的需求。朱福惠教授在其文章中指出：憲法秩序應當是一種正義的秩序，即憲法的制度安排應當體現正義的要求；憲法秩序是一種選擇性秩序，即憲法對制度的安排具有其他社會控制手段不可替代的價值；憲法秩序表現為制度安排；憲法秩序是一種動態的秩序，即法律在其普遍性與穩定性的前提下要隨著社會的進步不斷改變，以使其與社會同步。正是由于秩序存在的上述內容，才證明其對法治國家構建的不可或缺，國家秩序與社會秩序在憲法的秩序價值指引下保持穩定，法治國家構建才可順利開展。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
②張慧平.憲法的秩序價值分析[J].政治與法律，2008.
③呂世倫.文正邦.法哲學論[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
④董和平.論憲法的價值及其評價[J].當代法學，1999（2）.
關鍵詞：公共行政；行政倫理；民主價值
一、沃爾多公共行政思想
沃爾多的主要思想體現在其專著《行政國家：美國公共行政的政治理論研究》中。作者從現實環境和意識形態結構角度理解公共行政思想，該書的最后以評論為主，作者對若干基本概念例如經濟與效率、行政原則、組織理論和科學方法等給與評述，實現了從抽象理念到具體制度的升華。沃爾多的公共行政思想主要體現為其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
（一）行政倫理思想
沃爾多的行政倫理思想是集中在他提出的公共行政人員所需的12項倫理義務。這12項倫理義務主要包括對憲法的義務、對法律的義務、對民族和國家的義務、對民主政體的義務、對組織――官僚規范的義務、對職業和職業至上的義務、對家庭和朋友的義務、對自己的義務、對集體的義務、對公共利益或大眾福利的義務、對人類或世界的義務、對宗教或上帝的義務。1沃爾多對于這些義務的重要性與否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他對于這一“不到位地圖”沒有給出具體的繪制。在此，筆者將對這副“不到位地圖”做出初步的繪制，以表明各項義務的重要性。這副“不到位地圖”主要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國家層面和精神層面，這也是最重要的層面，是國家公務員和國家公民必須履行的義務。第二層面是社會層面，要求國家公務人員要遵守組織――官僚規范，并且將職業置于重要地位，關心集體和維護公共利益。最后一個是個人層面，主要是對國家，朋友和個人的義務。
（二）民主價值思想
沃爾多民主價值思想在“西沃之爭”過程中體現的淋漓盡致。“西沃之爭”是西蒙和沃爾多關于事實和價值是融合還是分離的爭論也是公共行政學史上的最具啟發性的交鋒2。
西蒙認為事實和價值二者是分離的，但沃爾多堅稱，價值和事實的分離不存在于現實世界，只存在于思維領域，所以兩人在此問題上存在很大的分歧，而這也奠定了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的基礎
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主要體現在其重“價值”輕“效率”的思想上。他認為，公共行政在其最初的十年中不應該為了尋求效率而只關心技術問題和科學問題，進而完全回避了價值問題和道德問題。3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促進了由傳統公共行政向現代公共行政的轉變，人們開始重視“平等”“公平”“公正”“民主”等社會價值。企圖用價值來指導社會的正常運作，扭轉社會中的不公正現象，維持良好的社會秩序。民主價值的根本目標是“人類幸福”和“美好生活”。誠如沃爾多所言，任何政治哲學都必須包括美好生活的討論，任何公共行政學學者（即使那些標榜自己從事科學研究的學者）都有自己關于美好社會的愿景4。
二、沃爾多的公共行政思想對我國的現實意義
沃爾多的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的研究對當前我國轉型時期政治、經濟的發展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行政倫理指導行政行為規范
行政倫理為反腐敗提供理論依據，麥金太爾說當代社會是一個道德權威隕落、情感主義盛行、充滿道德危機的社會。5所以道德問題和腐敗問題一直以來都是行政管理學界的重點研究問題之一。隨著我國國家政治的發展和演進，公共政策的出臺和實施，公權力對“反腐敗”的支持力度越來越大。加大反腐力度無疑會凈化公務人員的血液，促進行政公務人員為人民辦好事、辦實事。這需要行政人員不得不從根源上來找“自律”的依據。我國的國家公務員只有履行對國家、對社會、對民族等宏觀層面的義務的基礎上，也履行對家人、對朋友、對個人的等微觀層面的義務，才能更好的嚴于律己。這就需要國家公務人員遵守三大道德――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
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分屬社會中的不同領域和范疇，社會公德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基礎，私人道德是個人美德化的搖籃，職業道德是社會主義道德建設的重點6公共道德與沃爾多第一層面和第二層面的倫理義務是相輔相成的。公共道德所牽涉到的是社會公共問題，公共問題的成本收益分析牽涉到整個社會，社會中的每個成員都能感受到利害相關性，公共問題的域值是整個社會。這要求對個體權利和制度公平的充分認可和保障。而私人道德與沃爾多第三層面的倫理義務是相聯系的。私人道德所牽涉的問題是私人問題，私人問題的域值是市場，尊重處理私人問題中的自由選擇和解決個人問題的權利，同時也可以發揮市場的有效性。例如遵守家庭美德，正確對待朋友關系。從規范講，行政職業道德主要包括奉公、守法、忠誠和負責四個方面。當前在反腐敗的壓力中，很多公務員在工作中只能夠做到奉公、守法和忠誠，這種不良現象亟待遏制。對此，行政倫理為公務員權利義務關系的明確提供理論支持，一方面，國家公務員應履行沃爾多提出的理義務，防止腐敗的滋生。另一方面，公務員也應該享受自己的合法權利，讓權利得到充分的發揮，防止“行政不作為”的出現，從而公務員的工作不受公權力的壓力威脅，公務員可以做出更好和更有利于人民的決定，促使好的公共政策的出臺，從而提高政府的績效。
（二）民主價值推進行政實踐發展
我國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最初幾年，一直在強調行政效率的重要性。例如，我國的大部制改革，不僅精簡了政府機構還縮減了政府工作人員。又如我國行政審批制度的完善，降低了工作成本，提高了政府的辦事效率。但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也給政府運行帶來負面因素，重“效率”輕“價值”使得政府在公共行政過程中過多的強調經濟職能，追求經濟利益。就如當前我國社會出現的社會不平等問題，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社會不穩定因素越來越多。
行政效率提高出現的這些負面因素，讓我國也重新重視“價值”的作用。不僅要重視價值的作用，還應該將價值通過法律制度化，即將價值通過法律法規的形式體現出來，就可以轉化為制度化的價值。例如，我國提出的科學發展觀思、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些都是從價值觀的角度來強調價值的重要性，我們應該自覺研究價值觀，應該利用它為經驗研究指引方向。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和終極目標必定是追求“民主價值”，只有通過和公眾精神境界的溝通對話才能使理論價值深入人心并指導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
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對我國公共行政實踐的發展在于：首先，民主價值思想有利于“公正政府”建設。“公正政府”建設需要政府深入理解正義觀念，公正政府不僅要尊重每個人的平等的機會，還要保護社會中弱者的地位。其次，民主價值思想有利于人民權利的實現和對權力的約束，沃爾多民主價值思想對民主和人權的追求具有指導性。現階段我們要做的就是要進一步完善憲法對人民權利的保障，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落到實處。民主價值思想不僅可以保障人民權利還可以做到對權力的約束，在保障人民權利的同時就是對公權力的約束。沃爾多的民主價值思想對我國公共行政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要把握好其民主價值的思想精髓，為我國公共行政的發展提供動力支持。
三、結論
本文對沃爾多行政倫理思想和民主價值思想的闡述，進一步提出這兩種公共行政思想對我國的現實指導意義。行政倫理思想指導著公務人員的行政行為，不僅為反腐敗問題提供理論支持，還能夠讓公務員明確權利義務關系，不僅要求公務員遵守公共道德、私人道德和職業道德，還要求公務員消除“為官不為”思想。民主價值思想要求我國以價值為重，消除效率對國家發展中的不利影響。通過對沃爾多行政思想的學習與考察，就我國公共行政的行為選擇和價值目標所面臨的主要困境形成更清晰的認識，并且能夠為行政行為問題和價值選擇問題提供強大的理論支持，那么對沃爾多公共行政思想的研究就能夠指導我國行政實踐的發展。
注釋：
1.Dwight Waldo，The Enterpris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pp.103-106.
2.顏昌武：《尋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認同――沃爾多行政思想評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48卷，第161-209頁。
3.丁煌：《西方行政學理論概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4.Waldo Dwight：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1948.
5.麥金太爾：《德性之后》，龔群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十章。
6.馬奇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道德關系論析》[J].學術交流.2008，167（2），第47-50頁
參考文獻：
[1]Waldo Dwight：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 A Study Of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Ronald Press Company New York，1948.
[2]沃爾多：《美國的行政理論：調查與展望》.政治學研究1954年第2期，第85頁.
[3][美]理查德?J?斯蒂爾曼二世：《公共行政學：概念與案例（第七版）》，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第757-761頁.
[4]顏昌武：《尋求公共行政的“身份”認同――沃爾多行政思想評述》，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3期，第48卷，第161-209頁.
[5]S源致：《瓦爾多與新公共行政運動》，雄中學報第八期，1994年11月1日.
[6]丁煌：《西方行政學理論概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年.
[7]馬奇柯：《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道德關系論析》[J].學術交流.2008，167（2），第47-50頁.
[8]羅國杰主編：《倫理學》，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4-385頁.
[9]張國慶：《公共行政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第472-473頁.
[10]羅豪才：《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頁.
【摘要】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發展，正形成利益分化和價值多元的當代政治社會。多元利益和價值的政治維護和增益，必將形成多元政治沖突。作為一種具有獨特價值理念和政治功能的民主運作方式，協商合作為政治沖突的消融提供了多維有效的民主途徑和方法。在民主政治系統將沖突轉化為合作的過程中，協商合作民主功能的發揮，將推動積極健康、團結和諧的民主政治的建構。
【關鍵詞】多元社會 政治沖突 協商合作 沖突消融 和諧政治
隨著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民利的逐步落實，當今世界正日趨形成以多元利益、多元價值、多元階層和利益集團并存為特征的社會。多元社會內涵著多元沖突。當道德習俗難以調節和消弭這些沖突時，它就會演化為政治沖突，需要新的調節手段出現。政治，作為上層建筑，既是調節這些沖突最權威的手段，也是這些沖突獲得制度性消融的有效渠道。它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處理沖突的升級和消弭沖突。所以，有學者指出“應當承認，政治就是解決沖突這一見解在政治學中是根深蒂固的”[1]。而民主政治就是要通過多種民主手段以體制化和程序性的方法消融政治沖突。在當代社會，協商合作是一種重要的民主形式[2]，必將在消融多元政治沖突的政治實踐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它將以其特有的矛盾調節機理（如公平的正義原則、公共理性原則等）[3]和民主運作程序（如民意整合、提煉過渡、協商決策、漸進執行等）[4]，形成一套獨特的政治沖突消融機制，推動著共識合作、團結和諧的民主政治生活的構建。
一、政治沖突的學理分析
（一）政治沖突的根源
政治沖突是當代多元政治社會固有的一種政治客觀存在。分析其根源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多元政治主體內涵的人性矛盾是形成政治沖突的深層次主體性根源。從人的本性上看，人既是個體動物又是社會動物，既要過社會生活又要拓展個體自由。其中，個體價值的追求與社會價值的維護和增益難免會出現矛盾。因為“人類是既具有合群性又具有沖突傾向的動物；從根本上來說，生活就是一場地位斗爭，在這場斗爭中沒有人會對他周圍那些人的權力默然處之，毫不關心。”[5]不同政治主體在利益價值的引導下，一方面互相沖突，競取稀缺價值；另一方面也互相合作。沖突使具有相似性的利益價值追求不斷聚合，它“往往導致沖突群體間的結合”[6]。在此結合中也形成了群體的自我意識和理。所以，“只有存在沖突的地方才有行為意識和自我意識；只有在這樣的地方才有理的條件。”[7]由此可見，政治沖突與合作都根源于政治主體內含的人性矛盾。
其二，利益匱乏和價值多元是政治沖突形成的深層次社會根源。就人的欲望和社會對其的滿足來看，社會性的利益或價值相對于個體無窮的欲望而言總是匱乏的。這就難免形成因利益和價值爭奪而形成復雜多樣的社會沖突，乃至政治沖突。這正如有的學者所言：“只要在國家和社會中明確的物質需要——‘短缺的專制’——還統治著人們的思想和行動（就像今天在大部分所謂的第三世界中那樣），社會生產的財富分配以及與之相聯系的沖突就占據著歷史的前臺。”[8]所以，對于政治沖突也應該從經濟關系中去探求根源和獲得解釋。在現實政治生活和歷史進程中，“不是國家制約和決定市民社會，而是市民社會制約和決定國家，因而應該從經濟關系及其發展中來解釋政治及其歷史。”[9]而至于人類的價值狀況，處于不同利益環節和生存環境的群體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價值，為了維護自我的價值存在，他們都爭相擴展自我文化價值的社會性存在。這其中就隱含著沖突和對抗的可能性。在價值多元論的倡導者看來，“基本的人類價值是不可還原地多元的和‘不可公度的’，它們會而且常常會彼此沖突，使我們面臨艱難的選擇。”[10]
其三，現代社會復雜性的增強加劇了多元沖突的形成。現代社會，分工細化的同時形成多元階層和利益集團；種族覺醒的同時形成多元的價值文化。民主政治的發展帶來社會頻繁的互動合作。每個具有特殊價值和利益的團體，都要求參與價值和利益的分配，地位身份獲得應有的社會尊重。正是因為如此，政治沖突的緣起不僅在于社會利益和價值的匱乏，而且也在于現代民主政治生活中互動合作機會的增加。有學者就認為在認知政治沖突時，“應當理解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沖突主要起源于那些在政治生活一旦井然有序時就多起來的合作機會。人們所以卷入沖突，主要是因為在復雜的合作過程中，他們已經取得或分配到專門的角色，而其他人則不得不扮演配角。”[11]
其四，社會結構功能的失調是政治沖突形成的制度原因。通常而言，社會結構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以道德習俗規范有序地調節社會沖突，維持日常社會秩序。當多元社會中所隱含和爆發的沖突已經超過社會結構的調節能力，就可能因社會制度規范供給不足而導致社會沖突向政治沖突演變，需要公共權力機構介入調節，進而形成政治沖突。如此形成的政治沖突的實質就在于社會自組織系統因制度渠道的匱乏或道德習俗的失效而難以使社會中的沖突各方實現溝通。它是社會系統自我調節功能紊亂的突出表現，“是以‘對立各方之間的溝通中止’為特征的”，“斷絕溝通就是沖突的實質”。[12]
（二）政治沖突的界定
根據以上對政治沖突根源的分析，可以嘗試性地給民主政治共同體中的政治沖突做一界定。在民主國家中，政治沖突就是沖突各方基于根本的政治共識和政治信任，而將社會系統難以調節的利益、價值、地位爭端訴諸于政治系統而形成的對抗性政治行為。它具有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就前提來看，政治沖突各方對根本政治價值和秩序具有一致共識。雖然政治沖突各方在具有稀缺性或不可分割性的目標利益和價值方面，互相爭奪存在對抗。但是雙方都不謀求超越秩序而在政治體制外訴諸于暴力手段謀求獨占。相反，他們對于民主政治社會中的根本政治價值——如自由平等、公平的正義、公共的合理性等——具有深層次的情感認同和根本性的理性共識，對于民主體制也具有高度的政治信任。正是基于這種深層認同和基本共識，他們愿意將社會道德習俗無法調節的對抗性沖突通過民主體制提供的制度化渠道，訴諸于公共權威，由其依據根本政治價值及其演化的規則進行仲裁和調整。
第二，就主體來看，政治沖突是具有集體性的政治對抗行為。因為，政治沖突的主體通常而言都具有群體性。沖突不僅使具有相似利益或價值的個體獲得組織化凝結，促使相關組織更加清晰準確地把握群體的核心利益和價值，以組織形式放大個體的力量；而且，群體性的公開對抗行為也使沖突具有公共性特征，通過對公共秩序的影響而具有政治性。此外，組織化的沖突主體都企圖借助公共權威（如公共權力、公共政策等）來維護、擴張自我利益和價值，即它們都圍繞著公共權威來展開沖突對抗行為。
第三，就目標來看，政治沖突各方訴求的目標具有特定性。這里的特定性一方面強調的是沖突訴求目標具有公共性。而正是這種公共性，導致沖突牽連多方，主體多元。多元主體對于公共目標的競取爭奪，已經以沖突事件的形式浮現在社會空間之中，引起多方政治關注。另一方面強調的是訴求目標在某種程度上是公共權力管轄的內容，即它們是政治利益、政治價值、政治權力。通常而言，具有公共性的社會訴求目標本身就應該是公共權力不同程度介入調整的領域。而公共權力的介入調整使得這些沖突各方公開爭奪的東西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性。政治沖突進而成為對政治利益、政治價值和政治權力的對抗性競取行為。
第四，就調節力量來看，政治沖突需要公共政治權威的介入和調節。政治沖突是社會沖突的升級。社會沖突一般依靠社會道德、社會習慣、社會風俗、市場規則或沖突各方平等參與形成的社會契約等來加以規范和調整。當這些規范難以調整社會沖突時，它就演化為政治沖突。因為它需要更具權威性和強制性的調節力量（如公共權力）和調節規范（如公共政策）。這就客觀形成了公共權威對政治沖突調 節的介入。所以，王浦劬認為“政治沖突是與公共權威相關的社會沖突，它既包括圍繞政治權威展開的沖突，也包括需要以公共權威為手段加以實現或解決的沖突。”[13]
（三）政治沖突的分類
如此界定的政治沖突，其分類也是多種多樣的。其中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就是按照表現形態劃分[14]，政治沖突可分為政治權力沖突、政治管轄權沖突、政治參與沖突和政治發展沖突。其二就是按照沖突展開的程度，政治沖突又可分為協調型沖突、兼顧型沖突、排除型沖突和和解型沖突[15]。其三，按照沖突牽連的主體和范圍，政治沖突則又主要分為三種：即政治制度秩序內部的沖突、社會個體與國家之間的沖突和政治系統與經濟等其他系統之間的沖突[16]。
除了以上幾種劃分政治沖突的主要方法以外，我們認為還可以按照政治沖突的根源——即導致沖突的原因——來進行分類。以此為依據，政治沖突可以分為四類：第一是基于物質利益爭奪而產生的政治沖突，第二是基于文化價值擴展而引發的政治沖突，第三是基于理性認知差異而導致的政治沖突，第四是因身份差異而誘發的政治沖突。其中因身份差異而引發的政治沖突是前三種政治沖突的集中體現。這種種類劃分，有利于以協商合作為視角來審視政治沖突，探索沖突消融的多維方法。
二、政治沖突的多維協商合作調控
不同民主視角帶來不同的政治沖突消融方法。一個具有協商合作特質的政治體系會促進和推動各方進行政治對話，以加深理解和促進合作。政治對話“并不意味著人們將彼此同意，而是他們愿意以辯論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解決沖突。”[17]這樣，協商合作——作為一種獨特的民主形式[18]，就形成了兩類各具特色的政治沖突消融途徑。其一，以協商合作特有的精神原則或沖突調節機理消融政治沖突。在協商合作民主機制中，政治沖突各方不僅基于情感評價和理性分析而認同協商合作的精神原則，而且傾向于以此精神原則為指導產生支配他們自身行為的規范和規則。這些獲得內在認同的民主精神原則及其演化的沖突調節機理就將成為消融政治沖突的標準依據或手段途徑。其二，在協商合作過程性的展開中形成對政治沖突的程序性消融。這種程序性消融為政治沖突提供了正式或非正式的公共平臺，使政治沖突在不同的生長階段都能獲得相應的表達、調整。這樣“起初是敵意的互動常常導致后來友好的互動，沖突成為一種檢驗和了解陌生人的手段。”[19]
（一）在第一類政治沖突消融途徑中，協商合作特有的精神原則與上述第四種政治沖突分類法相結合，形成了三種具體的政治沖突消融方法。
首先，就是以公平的正義原則為依據消融因利益或價值爭奪而引發的政治沖突。現代社會，社會利益和價值紛繁復雜，多元競長。這難免誘發以此為社會根源的政治沖突的頻繁爆發和多樣存在。對于這類政治沖突的消融，必須在多元的利益和價值之間能夠找到一個為社會各方高度認同的調節原則。協商合作民主思想就提出了公平的正義原則，以此調節根源于利益和價值爭奪的政治對抗行為。因為公平的正義原則既保障了各種利益和價值的多元并存、自由發展權利，但又為其存在和發展設置了正義性的道德限制，即它們的存在和發展要有利于社會弱勢者的生存和發展，以社會弱勢者的生存和發展環境的改善維持基本的社會正義，完善整個社會的發展環境。所以，公平的正義原則既以自由和寬容精神維護了各種社會利益和價值的競相生長，又以正義精神的滲透使各個社會利益和價值主體對自我進行正義性的自律，以調節它們之間的沖突對抗行為。它的貫徹將消除多元價值的“不可公度性”問題[20]。
其次，就是以公共理性原則為標準消融因認知差異而引發的政治沖突。現實政治生活中，也存在因公共信息遮蔽導致政治主體認知上存在誤會或猜疑而引發的政治沖突和因缺乏理融各執一端而形成的政治沖突。對于這類政治沖突的消融，協商合作民主思想則為其設置了公共理性標準。公共理性標準（或公共的合理性標準）要求被公正的程序體制吸納進公共協商合作平臺的政治沖突各方，一方面要真實地陳述有關沖突目標的獨特情境化知識，以維護自我利益和價值、增強政治互信、構建有關沖突問題的全方位背景化知識圖景，最終消除因信息遮蔽誘發政治誤會或猜疑而生成的政治沖突；另一方面，政治沖突各方要在公共的協商合作平臺上為自我的意見訴求進行具有公共說服力的辯護。在此公共的理性辯護過程中，更有說服力的事實證據、邏輯推理將推動沖突各方認知偏好的轉移，形成內涵著科學真理性的理性共識。這將消除因偏見和固執而導致的政治沖突。所以，消除政治沖突也可以“通過協商、談判、說理等方法來消除雙方糾葛，明辨是非，排除障礙，達到和解，使各方都得以順利發展。”[21]
最后，就是以社會性的尊重共存消融因身份差異引發的政治沖突。身份，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社會和政治系統對具有特定利益和文化價值的社會成員的地位——內涵著權利與義務的地位——的公開承認和尊重。追根溯源，物質利益、文化價值和認知差異引發的政治沖突的高度凝聚就是身份沖突。因為“沖突通過加強群體意識和分離感而在社會系統中的各群體間建立起邊界線，由此使系統內的群體身份得以確立。”[22]協商合作民主思想對因身份差異而導致的政治沖突進行著兩個層面的調節：其一就是要求處于某一民主政治共同體的社會成員，不管其身份如何都要認同該民主政治共同體基本的政治價值理念和遵守其基本的秩序。其實這種要求，就是要以此形成各社會成員根本性的身份認同，即承認自己是該民主政治共同體的一個具有完整性的成員，充分享受權利，但也積極履行義務。其二，在此根本身份認同的基礎上，協商合作以其特有的理性回避和多元并存的方法給予不同社會身份的成員以社會性的尊重和政治性的保護，保障他們的并存共容、共生共長。這樣，根本的身份認同避免了政治沖突的激化，尊重共生也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因具體身份差異引發的政治對抗。
（二）協商合作中程序性的政治沖突消融途徑，則主要是以政治沖突演化發展為線索探尋政治沖突消融的具體方法。社會沖突演化為政治沖突的過程，可以大致分為三個階段：即潛在的政治沖突、獲得提煉和初步整合的政治沖突、政治沖突的協商消融。在這三個階段中，協商合作民主程序都為它們建構了不同的溝通渠道。
首先，公共領域中非建制化協商合作[23]的展開消融了部分潛在的政治沖突。潛在的政治沖突，可以視為是競取目標具有公共性或政治性，如果在社會中無法加以消融必然滲透到政治領域的社會沖突。非建制化協商合作論壇體制，給予社會當中具有公共性的沖突問題以多維公開的協商交融平臺。而在這些公共協商平臺中，具有潛在政治性的社會沖突各方借助于內涵公平正義和公共合理性的公共道德、風俗習慣、共擬規則的引導，展開自由、平等的交流。這既可能消除誤會和猜疑，也可能在利益和價值的社會分配上達成共識。通常而言，多維多樣的非建制化協商合作，消融了大部分具有潛在政治性的社會沖突。換言之，在基層民主的社會自治過程中，公民或其群體借助于非建制化的協商合作民主方式，消融了大部分潛在的政治沖突。
其次，非建制化協商合作體制和建制化協商決策體制之間的耦合機制，使即將上升為政治沖突的社會沖突渠道化地訴諸于建制化協商決策機構。公共領域中借助非建制化協商合作論壇未能消融的少量具有政治性的社會沖突，也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了社會性的發現和初步整合，演化為政治沖突浮現在社會空間。聯結非建制化協商合作論壇和建制化協商決策機構的耦合機制，如公共權力機構邊緣地帶的各種正式的聽證會、咨議參謀機構和民意代表辦公室等，使初步整合并浮現在社會空間中的政治沖突獲得了正式的社會融渠道。在此交融渠道中，規范和理性的交流溝通，既將政治沖突控制在和平的話語沖突范圍內，又在協商合作式的話語沖突中使政治沖突的矛盾焦點、各方主張清晰化、準確化。清晰明了、準確精煉的政治沖突歸納，將為這些政治沖突進入“議會團體的公共領域”做好前期的準備。
最后，公共權力機構中的建制化公共協商決策給予政治沖突權威性的調節，規范各方的對抗行為。社會無法自我調整而訴求于公共權力調整的政治沖突，以建議案或提案等形式進入公共權力機構中的協商 決策領域。在此領域所展開的協商，為沖突各方提供了正式的意見溝通渠道；公正合理的交流使更具公共說服力的觀點獲得更大范圍的認同；偏好結構的自覺轉移使沖突的焦點在協商交流中緩慢有序地消失；理性共識的生成或協商之后的選舉票決，則使由此產生的公共政策以其內涵的科學真理性、公平正義性和程序合法性而獲得沖突各方的情感忠誠和理性認同，最終達到以協商合作、溝通互動消融政治沖突的目的。
協商合作民主程序所提供的多層次交融平臺和多元的溝通渠道，將在很大程度上達到溝通政治沖突各方，消融政治沖突的目的。協商合作所提供的非正式或正式的政治溝通，將具有防止和消除政治沖突的功用——即政治溝通可以發現政治沖突的緣由，可以消除政治共同體內的緊張和對峙，可以改變政治沖突的指向，可以以溫和的方式阻止政治沖突的發展或解決沖突。[24]因為協商合作將無序的政治沖突納入了各種層次和各種形式的程序化的理性博弈過程之中，將政治沖突有效地控制在和平、理性的政治話語沖突的范圍內。這既避免了政治話語沖突升級為政治行為沖突、非暴力政治沖突升級為暴力的武裝斗爭、協調型或和解型政治沖突演化為對抗型政治沖突，又使之在公共權威的引導下達成共識，獲得和解或政策性調整。
三、協商合作消融政治沖突的民主功能
協商合作對政治沖突的有效消融，一方面猶如為民主政治系統治病去癰。政治沖突，從其社會負作用來看，它影響了政治社會的團結、破壞了政治社會的秩序、提高了政治治理的成本。所以，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將之視為政治系統的癰瘤或病灶。協商合作對其有效消融，就維護了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另一方面它使分化的社會群體在更高的層面上獲得了有效的民主整合。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政治沖突是社會分化的結果，是社會復雜性增加后的社會產物。但是，協商合作在引導沖突主體消除個體原子化特征并進行組織化凝結的同時，也使分化后互相對抗的群體在政治社會中獲得了協調整合。所以，實施協商合作的民主政治社會，不僅不會因為政治沖突的迭起而陷入政治衰敗的境地，而且與之相反的是政治沖突的協商整合還將使民主政治的發展受益于社會復雜性的增長，推動民主政治朝著積極健康、團結和諧的方向發展。
（一）政治沖突消融過程中廣泛真實的協商參與，營造了積極的民主政治。
對于政治沖突的功用，協商合作在看到它的負面作用的同時更加給予其積極的評價。首先，政治沖突使公民的政治參與積極主動。政治沖突的標的往往與參與沖突的主體存在和發展緊密相關。而正是這種相關性驅使沖突主體通過多種渠道去表達、維護和爭取自我的利益、價值和地位。這就使得因政治沖突而激發的政治參與積極主動，是一種內涵著真實民主性的政治參與。因為這種政治參與是自覺自愿的，具有內在的政治動力。其次，政治沖突在喚醒公民自我意識的同時凝聚而成多個積極的政治團體。政治沖突，通常使爭端焦點更加清晰。參與各方在沖突中不僅進一步明確了自我的政治訴求，形成自我政治意識和政治行為，而且為了增強自我訴求的力量而進行組織化的凝結，形成多個以共同利益、價值或地位訴求為核心的政治團體。這種“聯盟和聯合使一個個人主義化的社會組織化，并阻止它由于分化而崩潰。”[25]多元政治團體的形成，又反過來使政治沖突更加集中。在共同的價值共識和秩序的規范下，自我政治意識覺醒的政治團體參與的政治沖突，使得民主政治充滿生機和活力。從這個意義上，具有協商性的民主政治不畏懼政治沖突。因為它為政治沖突提供了獲得廣泛認同的基本價值共識和秩序規范。最后，政治沖突帶來政治互動，協商合作為其建立起多維的溝通渠道。政治沖突本身就是一種另樣的政治互動。這種政治互動在協商合作的引導下建立起了參與主體的多維溝通渠道，其中就包括建制化協商決策機構、非建制化協商合作論壇以及二者之間的耦合機制。它們為參與主體的協商互動提供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溝通渠道或平臺。在此多維的公共溝通渠道或平臺上，政治沖突主體——以個體或群體的政治面貌出現——進行著廣泛多元、真實自愿的積極政治參與。這就賦予協商合作視野下的民主政治以巨大的內在動力。
（二）公開有序的政治沖突消融，培育了健康的民主政治。
協商合作并不諱言政治沖突的存在。相反，它認為政治社會本身是一個沖突與合作并存的社會。政治社會中，“人們越是深入探討、就會越清楚地看到沖突與合作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一個過程的每個階段總是包含這兩方面的內容。”[26]正是基于這種認識，協商合作不僅不回避政治沖突，反之將政治沖突的存在視為獲得健康——即具有穩定性和進取性的——民主政治的社會前提。其一，多元政治沖突的公開存在保護著政治社會，使之獲得一種匿名性的政治均衡。多元政治沖突的公開存在，一方面有效地避免了社會當中占據優勢地位的社會力量謀求對政治系統的掌控或操縱。如果這樣做，勢必導致政治沖突的加劇，或升級為武裝斗爭或導致政治共同體的分裂。另一方面，它使各方訴求都受到公共理性的審視，各方對抗的結果形成一種匿名性的政治均衡。各方力量不同程度地共同支配著公共權力系統。所以，在協作性社會中，“公開的對立保護著社會。”[27]其二，政治沖突的公開協商消融，形成了政治“安全閥制度”[28]。協商合作民主體制下，政治沖突被納入公共的協商交流平臺。沖突各方將敵意以沖突性的政治話語加以釋放，在減輕沖突各方心理壓力的同時使其獲得一種心理上的滿足。與此同時，內涵公平正義的協商規則又有效地規范著這種話語表達的方式和過程，使其不至于升級為行為沖突。所以，公開有序的協商消融，既降低了政治沖突對于民主政治的破壞力，又有效地阻止了沖突的升級，維護了民主政治系統的穩定性。其三，政治沖突的協商消融，有效地克服了可能存在的沖突加劇和社會碎片化現象。政治沖突使社會成員在利益、價值和身份等方面的矛盾和差異得到了社會性的放大。如果不能有效調節，它將在導致政治社會沖突加劇的同時形成碎片化的政治特征。與選舉調節方式將團體差異視作固定不移的結構特征不同，協商合作將之視為溝通的起點，認為團體差異可以給相關沖突的協商討論提供多種視角，有利于形成對于沖突癥結的整體性認識，進而導向政治合作。差異是協商的前提。所以，政治沖突中隱含的團體差異應該被“看成是基于討論的政治的必然源泉，在這種政治中，參與者的目標是合作、相互理解和尋求正義”[29]。其四，政治沖突的協商消融所形成的政治共識，奠定了政治進步的階梯。在某種意義上而言，政治沖突為政治進步提供了突破口，它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某些政治結構或政治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而通過協商合作方式對政治沖突進行消融而形成的政治結果，要么是產生新的公共政策，增強了公共機構的政策供給能力；要么是生成新的政治制度，以更具復雜性、自主性、適應性和內聚性的政治制度調節著人們的政治行為；要么是生成公共機構新的政治職能，增強公共機構調節政治生活的能力。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沖突是社會的生命之所在。”[30]政治沖突在協商合作的消融過程中不僅形成政治進步的突破口，而且推動政治系統的改進。
（三）政治沖突協商消融過程中的多維合作，增強了民主政治內部的團結。
在協商合作視野下，政治沖突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沖突各方對于民主政治共同體根本的價值理念和秩序的認同。這就決定了政治沖突雖然具有政治對抗性，但是它們仍然謀求不超越現有的根本政治秩序。政治沖突的目的是在根本政治價值理念和民主秩序規導下尋求進一步的政治合作。這樣，在協商合作消融政治沖突的過程中，就形成了三個方面的政治合作：其一就是制度性合作。政治沖突各方基于對協商性民主制度的信任，愿意將爭端提交給依據相關協商民主制度所設置的協商機構。這將在推動制度性合作的同時，建構具有制度保障的政治團結。其二就是程序性或過程性合作。進入相關協商調節機構之后，政治沖突各方基于對內涵公平正義的協商程序的認同，而就沖突的協商消融展開程序性的合作交流。這將使政治團結本身也體現為一個程序化的生成過程。其三就是在協商制度中接受協商程序的規范而展開的理性合作。該理性合作要求沖突各方以公共合理性為標準對自我意見主張進行具有公共說服力的辯護。在更具公共說服力的事實證據、邏輯推理和道德力量面前，沖突各方或轉移偏好、或理融，形成理性共識，將政治團結建構在理性認同的基礎之上；或者沖突各方尊重并存，為了秩序的維護或更大的共同利益而暫時將可能危及秩序或較小的政治沖突隱沒下來，避免對政治 團結的破壞。
（四）政治沖突中多元利益和價值的協調，促進了民主政治內部的和諧。
協商合作以其特有的內部精神原則及其演化的協商規范，調節著政治沖突中多元主體對于同一利益或價值的追求。公平的正義原則一方面要求政治沖突中的多元主體都擁有平等的分享該利益或價值的機會，反對任何沖突方憑借自己的優勢地位對他者的排斥；另一方面它又要求在該利益或價值的最終政策性分割中要有利于處于弱勢社會地位的沖突方的生存和發展環境的改善。而公共理性原則則要求沖突各方在協商平臺上為自我情境遭遇、意見主張做出具有公共說服力的論辯，以便使其遭遇的獨特性和真實性能夠為沖突各方所認可，其意見訴求能獲得更大程度的政策性體現和維護。協商合作這兩個指導原則及其演化的協商規范在沖突消融過程中作用的有效發揮，將實現沖突各方利益和價值追求的政策性平衡。這種平衡由于能夠經受住公平的正義原則和公共理性原則的公開拷問，將獲得沖突各方的情感忠誠和理性認同，進而促進民主政治內部的和諧。
結束語
當今世界，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使相關社會利益和階層都日趨分化。多元并存的社會力量都力圖通過政治途徑來維護和增益自我利益與價值。這就使政治沖突成為多元民主社會當中的一個必然現象。而協商合作在消融政治沖突過程中不同階段的滲透和運用，必將改善民主政治過程。它通過公共領域中的非建制化協商合作論壇促進了沖突各方意見的順暢表達和初步整合，形成了彌漫在社會空間中的社會民意；它通過聯結非建制化協商合作體制和建制化協商決策體制的耦合機制，對社會民意做了進一步的提煉，使沖突議題獲得了多維渠道以轉換為政治議題；建制化的公共協商決策領域一方面通過內部的提案審查委員會開展聽證審查確認沖突問題，另一方面通過公開的協商討論做出內含著真、善、美的公共決策；獲得多維認同的公共政策在執行過程中以多維的協商互動形成合力，在某種程度上推動了公共政策的高效執行和修正調適。所以，以協商合作民主方式發現整合政治沖突問題、提煉上傳政治議案、確認決策起點、協商生成公共政策和執行公共政策，這整個過程也就是一個政治沖突的消融過程。也正是在此解決社會公共問題、消融政治沖突的過程中，協商合作推動了積極健康、團結和諧的民主政治的建構。
（作者：王洪樹，男，四川大學政治學院副教授，政治學博士，碩士生導師，四川大學文新學院和四川省社科院聯合招收的博士后；張明，男，四川大學政治學院20__級研究生）
（責編：童麗婷）
注 釋：
[1][11][美]查爾斯·林德布洛姆：《決策過程》，上海譯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頁。
[2]虞崇勝、王洪樹：“協商合作：未來民主政治發展的主流方向”，《江漢論壇》20__年第10期。
[3]王洪樹：“協商合作民主形式研究——兼論中國特色民主政治的發展”，《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__年第3期。
[4]王洪樹：《協商合作視野下的民主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__年版，第193頁。
[5][美]柯林斯：“沖突理論的基礎”，《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84年第1期。
[6] Robert E. Park, “The Social Function of War”, American Journel of Sociology, XLVI(1941), p.551。
[7]Robert E. Park and Ernest W. Burgess,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Society （Chicago: Universit of Chicago Press, 1921）, p.578。
[8][德]貝克：《風險社會》，譯林出版社20__年版，第16頁。
[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6頁。
[10][20][英]克勞德：《自由主義與價值多元論》，江蘇人民出版社20__年版，第2，58頁。
[12][19][22][25][美]L.科賽：《社會沖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9，108，18，134頁。
[13][24]王浦劬：“西方當代政治沖突理論述評”，《學術界》1991年第6期。
[14]宋衍濤：論政治沖突的表現形態[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__年第5期。
[15]周偉忠：《沖突論》，學林出版社20__年版，第19-22頁。
[16][加]米什拉：《資本主義社會的福利國家》，法律出版社20__年版，第13-14頁。
[17]M. Warren, “The self in discursive democracy”, in S. Warren (ed.), The Cambridge Campanion to Haberm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81。
[18]王洪樹、張玉芳：“協商合作：一種重要的民主政治運作形式”，《中國政協·理論研究》20__年第2期。
[21]周偉忠：《沖突論》，學林出版社20__年版，第22頁。
[23]它通常是指社會公共領域中的各類自發自組織性的公共協商討論，參見王洪樹：《協商合作視野下的民主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__年版，第95，257頁。
[24]王浦劬：“西方當代政治沖突理論述評”，《學術界》1991年第6期。
[26] Charles H.Cooley, Social Process （New York: Scribner’s Sons, 1918）, p.39。
[27]Edward A. Ros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The Century Co., 1920）, p.162。
[28]“安全閥制度”這個術語是用以表示將敵對感情引向替代對象的制度（或為這種轉移提供替代手段的制度），而不是指這種制度可以使沖突表現出來。參見[美]L.科賽：《社會沖突的功能》，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頁。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三個倡導”的基本內涵與要求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政治理想與國家使命。“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國家層面的核心價值觀要求，是激勵人們奮勇前行的美好價值目標。首先，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奮斗目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目標的基本價值追求。其次，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既有獨立的內涵，又構成有機統一的整體。“富強”就是富足強盛。“民主”即人民當家作主，“文明”即先進文化，“和諧”即和睦協調。總的來說，富強、民主、文明與和諧，富強是基礎，民主是保障，文明是靈魂，和諧是目標，共同構成了國家發展目標，體現著國家發展的整體價值追求。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信念與社會責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立足社會層面提出的要求，是引導社會發展方向的基本價值尺度。首先，它們是現代文明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現代社會公民應當樹立的基本理想信念，自由、平等、公正、法治體現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社會層面上的基本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維持社會秩序、調整社會關系、建立和諧社會的重要道德理念，因而也體現著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屬性，成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在社會層面上的基本要求。其次，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之間既具有相對獨立的內涵，又具有不可分割的統一性。“自由”即自己作主，它要求保障人民群眾的充分自由和發展，激發人民群眾的創造活力。“平等”是指人們平等享有社會權益，平等履行社會義務，它要求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權，保證人民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公正”即公平正義，它要求建立以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為核心的社會公平保障體系，形成公平正義的社會環境。“法治”是指依法治國，它要求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社會學法、尊法、守法、用法。總的來說，自由是前提，平等是基礎，公正是底線，法治是保障，它們之間相互作用、密不可分，共同形成了對社會價值的基本要求。
“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的公民道德與行為規范。“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立足公民個人層面提出的核心價值觀要求，為公民應當遵循的行為準則確立了明確的價值規范。首先，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基本道德規范。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明確了公民對國家、對工作、對社會、對他人的應有態度和應盡責任，是應該自覺遵守和實踐的道德規范。其次，愛國、敬業、誠信、友善之間既具有相對獨立的內涵，又是～個有機統一的整體。“愛國”即熱愛祖國，“敬業”即嚴格遵守職業道德的工作態度，“誠信”即誠實守信，“友善”即友好善良。總的來說，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涵蓋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等各個方面，一起形成了對公民個人層次上的基本行為規范的價值要求。
“三個倡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有機聯系，不可分割。關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黨的十提出的24個字的“三個倡導”，不僅每個倡導的四個關鍵詞構成一個有機統一的整體，而且“三個倡導”之間不可分割、彼此交融。它們貫穿于國家民族復興的理想目標、社會主義社會內在要求和公民行為標準三個層次，是相互依存、相輔相成、相互貫通、內在統一的關系，在內容體系上實現了政治理想、社會導向、行為準則的統一；在價值目標上兼顧了國家、社會、個人三個層次的價值愿望和追求。而從價值實現的主體來看，“富強、民主、文明、和諧”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應有的政治理想與國家使命，“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需要時刻遵循的社會信念與社會責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是每個社會主義國家公民的道德與行為規范。“三個倡導”的價值理念系統最終都要落實到公民的理想信念與行為上，表現為對每個社會主義社會的公民在國家、社會和個人三個層面的價值追求和責任義務。
“三個倡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路徑
加強宣傳教育，擴大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認同內化。一是促進“三個倡導”的宣傳教育主流化，把核心價值觀融進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納入國民教育總體規劃、干部培訓和群眾普及教育規劃，覆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各個領域，特別是要體現到精神產品的創作傳播以及公共文化的服務與傳播體系之中，生產更多體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文化產品。二是廣泛運用新聞媒體、互聯網等傳播載體，開展形式多樣的社會宣傳、教育實踐活動，使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盡快轉化為社會的群體意識和人們的自覺行動。新聞媒體要積極宣傳先進新典型，批評錯誤言行和丑惡現象，引領實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自覺行動。
加強理論研究，促進落實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行動深化。一是實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理論研究的主流化，“要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研究納入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納入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基金重點項目，組織專家學者深入開展理論研究，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地位作用、科學內涵等的認識。”在此基礎上，比較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資本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本質區別，彰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先進性特質和與時俱進的時代特色。二是結合實踐開展實證研究，全面掌握全社會的價值共識主流和不同群體、不同階層人們的利益訴求和價值期盼，明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所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要求。三是開展理論層面的深度闡釋與解讀，通過深入的理論宣講，把“三個倡導”講清楚、講充分、講透徹，用以引領思想意識；組織專家學者、實際工作者和人民群眾廣泛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大討論，推動達成社會共識。
怎么樣將文化和以人為本結合在一起是黨和國家認真思考的問題，國家亦如此，企業更要百倍的重視“以人為本”。 在企業管理中，強調“以人為本”則是以一種企業價值觀而存在，在其作用和引導下，企業可以最大限度的遵循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塑造優秀的企業文化，促使企業更好更快發展。
企業之“本”就是企業員工的素質。人既是企業之本，又是企業文化建設之本。建設企業文化，應堅持“以人為本”，重視育人，把生產力中最重要的因素——員工放在首位，在廣大員工中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價值觀、行為準則和道德規范等。共同的價值觀念使每個員工都感到自己存在和行為的價值，自我價值的實現是人的最高精神需求的一種滿足，這種滿足必將形成強大的激勵。這種激勵又進一步促進企業員工素質的提高。
一、以人為本，提升企業文化建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以人為本是對人性基本規律和人的發展客觀規律的尊重，符合企業文化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企業管理最優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形勢下，提升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建設，有助于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
第一，能夠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加強企業文化建設，是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的內在要求。任何一個現代企業的維系和發展都需要兩個紐帶，一個是物質、利益、產權的紐帶，另—個是文化、精神、理念的紐帶。
第二，能夠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企業管理就是管人、管事、管思想，文化管理是企業管理較高層次的管理，是把思想教育、政治優勢和情感管理有機結合，其突出的特點就是以人為本。
第三，能夠提高員工的整體素質。企業文化，說到底是以人為中心的企業管理科學。提升企業素質，首先要提升員工的素質。
二、以人為本，提升企業文化建設的方法和途徑
第一，確立“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企業價值觀是企業在長期實踐中形成的關于企業性質、目標及經營方式等的價值取向，是關于企業意義的終極判斷，是為全體員工所認同的價值觀念。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就是要保證人與企業、人與社會的和諧發展，注重股東、員工及社會的利益，不斷創造解決人的需要和發展的新途徑。構筑“以人為本”的企業價值觀，就是要打造員工理念體系，注重滲透灌輸、規范養成、環境熏陶。企業中人是第一位的戰略資源，其他一切資源只有通過人的勞動和創造才能轉化為經濟效益，人的一言一行又是靠思想來支配。只有解決了企業員工的愿望和動機的理想信念問題。
第二，推行民主管理的企業制度。建立以人為本的企業文化，要充分發揮黨團及工會組織的職能作用，推行企業民主管理，推進權力運行公開化、規范化，完善企業黨務公開、廠務公開以及各領域辦事公開制度，讓員工監督，實現十提出的“讓權力在陽光下運行”。通過民主管理，積極培養員工的參與和合作意識，使人才的自我價值與企業的發展緊緊地結合起來。在抓好企業民主管理中，企業應努力做到有民主作風，不專權獨行，能虛心聽取各方面的建議和意見，保證決策的正確性。完善民主管理組織，充分發揮群眾組織的力量，使他們成為企業內部為員工進言、積極參與企業民主管理的組織，通過開通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實現領導與員工的廣泛溝通與交流，為員工提供一個心情舒暢的工作環境。
第三，建立激勵競爭機制，增強企業凝聚力。企業凝聚力，就是企業對員工的一種內在吸引力，是員工對企業產生的一種感情，這種感情會導致員工對自己的企業產生極大的向心力和歸屬感，從而自覺地為企業貢獻力量。企業作為市場競爭的主體，其生存和發展有賴于具有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的企業領導和員工。企業要想發展，必須加強競爭意識。
1980年，阿爾蒙德和維巴主編出版了《重訪公民文化》一書，阿爾蒙德對他的公民文化概念做出了進一步深入論證，維巴在該書中也為公民文化在實證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和對該領域研究的影響作了審慎的說明。這以后，拉塞爾•達爾頓等對工業民主國家經濟發展與民主基礎轉型關系的延續調查研究，以及羅伯特•帕特南《使民主運轉起來》對意大利不同地區文化與民主運行績效關系的長期跟蹤調查研究，都對公民文化概念的缺陷進行了修正和彌補。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目前政治學界對于公民文化的定義紛繁復雜，有從文化學角度下的定義，有從政治學角度下的定義，也有從社會學角度下的定義，因此，要想在研究公民文化的基礎上推動民主政治建設與發展，給公民文化下一個科學的定義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在西方學者那里，公民文化是一種西方政治研究范式，是政治文化研究領域中公認的理論和研究方法。羅伯特•帕特南的“社會資本”理論突破民族國家的界限，將公民共同體抽象為自由平等而又積極的公共精神。哈貝馬斯致力于尋求公民和國家關系新的界定，認為公民通過公共領域參與國家、社會公共事務需要具有以批判精神、公共理性以及積極參與態度為內容的公民文化。而漢娜•阿倫特的公民文化觀則建立在“積極參與”這一公民共和主義傳統的基本價值之上，并以對抗極權全能政府的需要為出發點，是一種“理性———積極參與”模式的公民文化觀。政治文化研究領域的集大成者阿爾蒙德對于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則是從研究調查西方五個資本主義國家（美國、德國、英國、意大利、墨西哥）公民的政治態度出發，得出研究成果，并給公民文化下了定義，認為公民文化作為一種成熟的政治文化，在平衡公民與國家、責任與權力的關系上發揮著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別強調公民文化具有參與性，認為沒有參與就構不成公民文化；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忠誠的參與文化，參與對于民主政治、對于公民個人、對于政治體系來說都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其次，在我國學者的研究視域中，公民文化的定義也是多種多樣的。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我國政治學科的建設得以復興，許多學者開始把研究視角轉向了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研究也因此得到了重視，對于公民文化概念的界定出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綜合起來，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第一種意見從政治文化的角度出發，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成熟的混合型政治文化，這種觀點主要繼承了阿爾蒙德關于公民文化的觀點。如，張華青、李衛華等基本上繼承了阿爾蒙德對于公民文化的定義，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忠誠的平衡的參與者文化，這種政治文化與政治結構相互協調。第二種意見從公民文化與民主政治之間的相互關系出發，認為公民文化是適應民主政治制度發展的一種成熟政治文化。例如曾慶亮就認為公民文化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內在標度，是一種為了穩定民主制度的心理分析理論。第三種意見從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相互關系角度出發，從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來界定公民文化，認為公民文化的產生是特定經濟基礎的產物。黃湘蓮認為公民文化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生的與民主政治文化相聯系的一種文化形態，是人們權利義務關系中的民主自覺意識。還有學者從我國具體國情與政治實踐出發，對我國公民文化進行界定，認為中國公民文化是在充分結合中國國情，繼承我國優良的傳統文化，并在充分吸收與融合現代文化與西方文化中的優秀因子與特質的基礎上發育起來的一種和諧、中庸、具有較強溝通、協調與平衡機制的政治文化。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能夠很好適應現代民主政治發展需要的參與型主導的混合多元政治文化，是一種自由自覺的主體文化，是一種動態開放的公共文化，是一種價值通約的多元文化。公民文化以獨立人格為根基，以平等、傳統、寬容和理性為基本交往模式，以權責關系為核心價值。在經濟上，以市場經濟為自身存在發展的土壤；在政治上，強調公民對于國家政治生活的積極參與以及對于民主自覺權力的積極行使；在文化上，強調高度的角色意識、社會責任感和公共意識，主張個人價值與國家、社會價值的統一，是個人自由主義與國家整體主義的高度統一。
公民文化與民主政治之間的關系
當代民主政治實踐對民主理論的認知主要來源于古希臘時期的城邦民主制、古羅馬時期的共和主義民主制以及資本主義民主制建立以來的精英主義、多元主義等多種民主理論的積累與探索，因此說，民主政治是一種政治文化的積淀。同時，公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并不是一個偶然的歷史現象，而是建立在一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之上、受到一定政治制度制約并受特定文化模式影響而形成的一種政治文化。孕育著公民文化的土壤無疑是民主政治本身才有的獨特功能，作為上層建筑，公民文化與民主政治是建立在一定經濟基礎之上的意識形態和相應的政治制度，公民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范疇與隸屬于政治上層建筑范疇的民主政治之間具有辯證統一的關系。首先，政治上層建筑是在一定的意識形態指導下建立起來的，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其次，政治上層建筑一旦形成，就成為一種現實的力量，影響并制約著人們的思想觀念。因此，公民文化與民主政治之間具有一種互動的辯證關系。民主政治的建設實質上需要公民文化的指導，而成熟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建成對于公民文化的發展與完善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一）民主政治是公民文化產生、發展的社會政治基礎公民文化的形成與發展離不開原有的文化根基，但是作為適應現代政治發展的新型現代政治文化，公民文化的一系列價值追求，如溫和的政治參與態度、穩定的政治認同、自發的政治責任感以及公民主體意識，離不開民主政治的支持與保障。世界上諸多的政治實踐告訴我們在沒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條件下，民主政治制度可以建立起來并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維持，但是如果沒有民主政治的基礎，成熟的公民文化是難以想象的。只有在民主政治的大環境中，公民才能夠樹立起一種民主人格、一種自治意識、一種權利認知以及政治參與的思維和習慣，從而公民文化才得以發展成熟。當代世界政治實踐過程中的民主政治制度有兩種產生方式，先發型民主與后發型民主。在前者的類型中諸如美國、英國以及一些北歐國家，民主制度與公民文化大體上是同步進行的，即一部分先進人士有了民主的意識并爭取到有限的民主，在有限民主制度下，公民文化逐漸發展成熟，從而進一步擴大了民主的范圍。而對于后發型的民主國家來說，由于嚴重缺乏民主文化的土壤，不可能有先發型民主國家得天獨厚的優勢，其民主制度的建立也往往不是自然的和自發的過程，后發型民主國家中公民文化是典型的建立于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上。一個社會從理性上接受民主并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但是如何把這種民主的意識內化于政治系統運作的每一個環節中去則是一個艱難而持久的歷程。在完善成熟的民主制度中，公民的政治思維、政治習慣以及政治心理都會深深體現出民主政治中崇尚法治、崇尚自由、崇尚民主的價值取向并形成一種權利政治觀。通過在成熟的民主政治系統中參與政治，養成一種成熟穩定的政治心理，公民文化才能夠得以真正建立起來。（二）公民文化是民主政治發展、完善的思想文化保障公民文化作為一種成熟的政治文化，能夠適應現代政治發展的需要，在維持政治穩定的前提下促進政治發展。從公民文化對政治實踐的作用來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公民文化能夠促使人們形成現代政治人格和政治能力。公民文化的核心價值內化為一種合理有序的政治行為規范影響和支配著人們對于政治生活的認知、評價和取向，并指導著人們的政治行為。公民文化中人們所形成的現代政治人格和政治能力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基礎條件。第二，公民文化提高了公民政治參與的熱情。政治文化中包含著對政治前景的期望，公民文化中的政治態度與政治愿景符合政治發展規律，能夠激發人們努力通過政治實踐推動政治發展。同時，民主政治的基石，正是公民積極有效的政治參與，公民文化能夠提高公民政治參與的積極性。第三，公民文化能夠培養公民成熟的政治心理。作為一種以寬容、守法、理性為核心價值的多元政治文化，公民文化更側重于確立公民的主體意識，強化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樹立公民的政治監督意識，催生公民的法治意識，營造公民的政治寬容意識。從而培養一種成熟的公民政治心理，這種政治心理更加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與完善。第四，公民文化的培養能夠緩解社會轉型帶來的震蕩。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政治文化本身的建設也處于轉型之中。傳統政治文化的合法效力正在逐漸降低，而現代政治文化的功能尚未得到充分發揮，在這期間各種新思潮的出現加劇了對人們固有思維模式的沖擊，培養其成熟的公民文化有助于公民盡快認知自己的政治角色，有利于緩和社會轉型期各種矛盾的沖突，有利于民主政治建設在轉型過程中平穩地向前推進。因此，在傳統政治文化資源無法提供強大而有力的文化支持的前提下，以開放與包容的姿態培養出一種適合民主政治發展的公民文化，使之成為支持政治穩定發展、政治現代化、政治民主化的重要的非制度性力量，不僅對于民主政治的發展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而且也有利于一個國家形成整體性合力，以適應世界政治經濟變化不斷帶來的新挑戰。
關鍵詞：生態民主主義；概念；流派；理論淵源；實踐意義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3）07-0097-04
一、相關概念界定
概念是理論研究的基礎，沒有科學合理的概念界定就不可能產生任何有價值的理論學說。以此為基點，我們首先需要界定學術界存在頗多爭議的幾個基本概念和范疇。
1.“生態”概念辨析。偉大的哲學家維特根斯坦曾經斷言：“人類的理性必然促成概念本身的不斷遷移。這種運動恰恰是人類類本質在生理上的活躍反映，不斷遷移的理念最終鑄就了人類思想領域極為壯觀的移植想象的頻繁發生。”[1]維氏的這段話表明，人類隨著時代的變遷而不斷搬運概念的能力，恰恰是人類類本能的集中反映。就學界所研究的“生態”概念來說，其最原初的涵義和現在的涵義已經差別甚大。在遠古的盎格魯語系里，“eco”（生態環保）是用“οικοs”來表達的。而在古希臘語里，“οικοs”是指“住所或棲息地”的意思。在古拉丁語里，“eco”是用“icome”來表達的。拉斯卡指出：“icome中的‘i’實際上是中世紀英語的‘I’，即‘我’的意思；而‘come’是指‘從何而來’的意思。合起來講，‘生態’就是指我所從來者。”[2]也就是說，不論我們今天的人類如何使用和定義生態概念，其最為原初的“house”涵義當是毋庸置疑的。由于“house”和“home”之間的歧義性解釋，本研究認為，“house”主要強調的是地理上的因素，包括風向、溫度、濕度、陽光的充裕度、叢林的茂密程度等；而“home”則主要強調的是家庭的溫馨程度、和諧狀況以及生活的價值意蘊，它的地理色彩要遜于感彩。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中世紀的奧古斯汀在《懺悔錄》中曾明確指出：“經驗研究表明，隨著歷史的演進，生態概念已經加進了生物體的存在狀態的內涵。”[3]在今天的牛津大學圖書館和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官方文獻里，“生態”一詞全被界定為“環境狀態的關系”。受“西學東漸”速度的影響，在今天的中國學術界，幾乎全把“生態”一詞界定為“環境關系”。最具權威的漢語詞典《辭海》也把“生態”定義為：“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以及它們之間和它與環境之間環環相扣的關系。”基于此種認識，國內一些學術權威也把“生態”概念定義為：“一切生物的最原初生存狀態，或者說遵循自然法則的存在狀態。”事實上，歷史演進到今天，生態概念已經逐漸脫去了其最為原初的涵義，而具有了多樣化的解釋。就學術發展的客觀表現來說，今天在國內外廣泛使用的“生態”概念已經進化到“相互關系”的層面，只不過這種關系不同于一般的“關系”，而是具有價值關懷層面的“雙向互聯”，抑或指在社會領域中具有民生關懷和道德體恤的價值互動。基于以上理解，本文認為，所謂“生態”就是指攜帶強烈價值關懷和道德指引的辯證關系，這種關聯代表了人類對自然的渴求和期盼，也暗示著自然對人類的體恤和憐憫。
2.“民主主義”概念辨析。“民主”是一個極具歧義性解釋的概念。英國學者基思·格勒厄姆（Keith.Grahame）指出：“18世紀以前，每個人對民主是什么都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但很少有人擁護它；而現在的情況正好相反，每個人都擁護它，但對民主到底是什么卻不再有那樣清晰的概念了。”[4]事實上，在古羅馬的漫長世紀里，大多數的思想家視民主為“蠱惑人心者的不負責任的統治”。在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從概念上劃分民主正反兩方面屬性的是古羅馬中期的歷史學家和政治思想家波利比奧斯（Polybius，約公元前200年至約公元前118年），他把理想的民主稱為“民主”，而把壞“民主”稱為“群氓統治”和“拳頭之治”。自此“democracy”才獲得了普遍褒義的解釋。值得注意的是，“民主”概念只是在經歷了1000多年的歐洲中世紀的思想壓抑和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洗禮之后才增加了現代民主的基本內涵。本文使用的民主概念，遵循學術界通行的認識，即認為民主是指在人類社會發展的各個歷史階段，不同的階級、組織或個人圍繞著國家政治權力所生發的有關社會各領域平等、自由、權利、正義、公平等的認識、理念、機制和制度的總和。至于“主義”（ism）一詞，本文采用《布萊克維爾百科全書》的解釋，即所謂“主義”是指一種在歷史演進中所產生的系統化和理論化的思潮或者學說。這樣一來，“民主主義”就是指有關自由、平等和正義的理念和學說的集約化與體系化。本文所指的“民主主義”不是分散的、零亂的和個別的思想和觀點，而是有關民主三大基本內涵的系統性和理論性的觀點和學說。
3.生態民主主義概念辨析。作為一種思想體系，民主主義從自由、平等和正義的角度來詳細闡發學者們對政治、經濟、文化和法治等諸領域的系統認識，從而形成了繽紛多姿的邊緣學科。這些學科涉及政治民主主義、經濟民主主義、文化民主主義、法治民主主義、社會民主主義和倫理民主主義等交叉邊緣領域。其中生態民主主義就是在這一學科發展趨勢的促動下釀生的一種民主主義思潮或流派。生態民主主義堅持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民主問題，指出了民主制度和民主理念必須遵循的生態法則。基于此種認識，本文認為，所謂“生態民主主義”（ecological democratism）是指從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相互關系的角度來系統審視自由、平等、正義等民主要素的一種觀點和學說。生態民主主義又可以分成三大流派：一是從人與自然相互關聯的視角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這也是目前最為盛行的自然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從人與人相互關系的角度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即倫理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流派。這一學派主張民主價值的倫理秩序和道德重構，體現了學術界對民主制度的后現代反思，強調了民主的人性回歸和價值關懷，因而具有極為重大的時代意義；三是從人與社會相互關照的視角來研究民主基本價值的流派，即社會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流派。這一流派主張民力的社會回歸和民利的二元互補，指出貧富之間、城鄉之間、社會各階層之間、官民之間應該實現民主價值的相互交流和互動，并事實上實現民主約束的根基化和民主規范的公平性。比如協商民主和基層民主就屬于這一流派。
二、西方生態民主主義流派分析
作為一種思想體系，生態民主主義經歷了漫長而曲折的發展歷程。湯因比說過：“生態主義嚴格意義上并不是一種系統的思想或流派，它只是一些散亂的思想和觀點的集合。但在民主價值的存在學意義上，生態主義的民主思考多少具有了歷史發展的時代性和關聯性。”[5]據此本文認為，作為一種學術思潮，生態民主主義無論在西方還是在東方都已形成了系統的觀點和派別。盡管視角不同、觀點各異，但在基本的理念上，生態民主主義一般具有顯著的價值理性特點。下面首先介紹在西方歷史上具有一定影響力的幾位主要人物的觀點和學說。
1.科爾曼的生態民主主義學說。科爾曼從人與人之間的道德互動原理出發來論證自己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科爾曼認為，人類具有反思的能力，具有判斷和接受引導其生活價值和原則的能力，具有自我批評的能力， 具有與其同伴共同創造豐富文化的能力，這些文化是他們作為一個物種的標志，即每個人都具有保護自己的道德立場和提升自己福利的能力。由此， 他從生態主義的觀點出發，得出這樣的結論，即政治人“維護自身福利和道德狀況的最好捍衛方法就是使那些人盡可能地自我管理”。[6]科爾曼認為，人類是一種社群或社會生活的動物，他們時刻需要在群體生活過程中達到聯合決策的最佳行為目的，這樣人類就存在一種聯合的自我管理情形，這種情形只不過就是民主內生態的另一種表述。科爾曼從人的自我約束機制出發，闡述了自己對人與人之間相互博弈的價值和目的的看法。在他看來，只要人人自我約束，世界就會變得更加和諧和精彩。事實上，科爾曼的倫理民主意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因為人的類本性很難實現自我約束；況且道德的良善很難超脫于社會，因而科爾曼的倫理生態民主主義學說帶有很大的理想色彩。另外科氏也沒有看到人與人之間平等的兩層內涵，即基于生理需求的自然平等和基于心理需求的社會平等。而這兩種平等的民主價值和民主功效是完全不同的。
2.馬洛里基于性別視角的生態民主主義學說。性別的矛盾從來就是人類社會所永遠無法超脫的障礙。有位女權主義者曾經指出，性別差異在一定意義上構成了人類一切矛盾的根源。反思我們今天所遇到的各種問題，可以發現上述觀點的獨到之處，那就是：我們可以改變自己，但我們永遠無法超脫性別。這里實際上引出了一個性別的平等問題。事實上，性別的平等只有進入到社會政治領域才有意義。對此卡特里奧娜·桑迪蘭茲指出：“關于生態女性主義我想說的是，它作為一種政治理論而存在。我的觀點基于這樣一個前提：生態女性主義包含著一種內在的民主政治視野，盡管這一視野沒有被言明。”[7]對于女性主義研究的政治視野，諾厄爾·斯特金強調：“生態女性主義能從許多不同的視角進行探討，作為一種反對性的政治話語和實踐，它存在于具體的歷史、物質和民主政治的背景之中。”[8]對于性別差異的自然生態學，馬洛里則有著更加深刻的思考，他指出：“生態女性主義政治分析的基本前提是，生態危機是歐洲中心的資本主義父權制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這種文化以支配自然和把女性作為自然進行支配為基礎。而我們應該把‘男人/女人=自然’這個等式調轉過來，把生態危機解釋為一種基于支配女性并把自然作為女性進行支配的文化不可避免的后果。”很明顯，在馬洛里看來，生態環境的變化已經對男女之間的平等地位產生了影響。作為一種社會導向型的民主內生態，這種平等把女人的地位有限約束，進而把男人的角色無限擴展，其最終的結論是：性別歧視恰恰是對人類生理性民主生態的最大破壞。因為性別的差異不能進行定性評價，而定量分析又顯得蒼白無力，所以人類應該拋開所謂的“婦女節”和“父親節”等帶有性別意蘊的安排，重新回歸到自然存在的原生態。馬洛里最后興奮地指出：“那是最為美妙的社會形態，在那里，自由就是平等；正義被解釋為公平和自由。”[9]顯然，馬洛里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帶有很大的片面性。但他由此而生發的男女作為自然存在物的生態民主思考卻給了我們以很大的啟發。
3.福托鮑洛斯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1997年，英國著名生態政治學家塔基斯·福托鮑洛斯（Takis. Fotopoulos）出版了一本《走向包容性民主》的著作，在書中他系統闡發了自己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福托鮑洛斯從人與社會的相生關系出發，指出了“社會導向型”生態民主主義的主要特點和發展趨勢。他指出：“一個自治的解放性社會理應建立自己的道德規范，其中的核心價值必然與社會的基本制度保持一致，而非核心價值隨著社會的變化而不同。從這種意義上講，一個世界范圍的真正的民主社會，必須是建立在表達個人和社會自治的不妥協要求的普世核心價值和贊美差異的各種非核心價值基礎之上，只有這樣的社會才可以保證和平與解放的共存。”[10]很明顯，福托鮑洛斯所追求的是一種共生和諧的生態民主社會，這種社會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包容性。這種包容既包括人對自然的包容（寬恕自然犯下的各種災害），也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寬容，還包括人對社會存在的尊重和敬畏。在福托鮑洛斯看來，上述三大生態關系就是民主階段的自然表現。否則遠離包容性，任何民主機制和民主理念都會失去自身存在的外生態，因而也是注定要失敗的。福托鮑洛斯的包容性生態民主理論盡管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和理論缺失性，但他所提出的包容性分析理念對于中國生態民主學說的發展仍然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三、中國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理論淵源
早在三代時期，中國社會就已經出現了生態民主思想。比如堯舜禹時期出現的基于治理水患的原始民主規則，就是以民主的方式來決定水道改造方法的一種嘗試。這種通過自由討論來決定生態環境改善的思想可以說代表了當時世界早期生態民主意識的最高水平。商代都城遷移的事件更是說明了生態思維在民主發展中的重大意義。王國維強調，殷周都邑十三遷的歷史，實際上就是生態政治中心不斷變化的歷史，也是統治者不斷尋找最佳政治統治中心的歷史。從生態民主主義的視角出發，我們發現，盤庚遷都的肇始因素當是黃河的水患問題。水患不僅是一種自然災害，而且也大大地影響著商代的民生問題，進而影響著人民的自治和平等生產問題，因而也是一個民主的實現問題。
在中國歷史上，諸子百家曾經產生過非常豐富的基于自然視角的生態民主主義思想。后經幾千年的滄桑變幻，生態民主意識被逐漸發揚光大。雖然中國古代學者沒有明確提出“生態民主”的概念，但他們的生態民主思維確是非常發達的。比如王安石基于“養民”視角的生態民主意識；范仲淹對刑罰大加緩釋的法治生態民主思維；康有為基于三世循環的歷史生態主義民主思想；三國時期的軍事民主生態學說；唐代基于“水舟說”的生態民主理念；清代基于民族平等的民族民主主義思考等等。
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發展到現代，已經脫去了古代學者的保守和庸俗氣質，而具備了開放和包容的特點。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當是郇慶治和王滬寧。郇慶治從協商政治的角度來探討他的生態民主思想。他指出，生態民主涵括道德、認識和制度三個層面：道德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自由和正義問題；認識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決人對自然的挑戰和政府問題，及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制度層面的生態民主試圖解決人與社會的單方妥協問題。這三大問題共同構成了生態民主主義的壯麗景觀。
王滬寧主要從政治制度設計的層面來探索他的生態民主思想。王滬寧指出，“公地的自由給所有人帶來毀滅。悲劇不是由個人罪惡（貪婪）所引致的，而是制度本身；或者是由于依附于一個一旦達到承載能力就會失效的系統。”[11]要想克服制度的缺陷，必須建立一種嶄新的道德體系和規范框架。對于這種約束的價值，他說：“民主政治要求與之相適應的政治體制和結構。民主制度化、民主程序化和民主規范化是相互作用的三個方面， 這三個方面同時發展了， 民主政治就會卓有成效。”[11]在他看來，這三個方面的有機聯系共同構成了一種政治生態，作為一種內生態，這一系統的良性運作必須以自由的氛圍、平等的機制、正義的追求作為先決條件。應該說，王氏的生態民主思想的價值是巨大的，其影響力是可以預期的，其價值也是非常明確的。
四、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研究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
生態民主問題是一個一頭連著自然變遷，一頭連著人類生存政治機遇的重大問題。在一個公平、自由和正義的生態社會里，大眾的普遍感覺是幸福、和諧和吉祥如意。具體講，研究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豐富生態政治學的理論體系。生態政治學是生態學和政治學所交叉衍生的邊緣學科，生態政治學強調對自然和環境的政治審視，指出政府應該通過各種途徑減少現代化、工業化和城鎮化對環境的影響和破壞，提出了科學的“生態理性思維”概念，因而近年來學術界廣為關注，并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學科研究范式。而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研究恰恰填補了學術界對這一領域研究的空白，為生態政治學的發展提供了一種概念體系和分析框架，因而具有明顯的理論價值。
2.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提高人們的環保意識。生態民主表現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就是要求以民主的基本精神內核——平等來審視和處理人與自然的關系，學會與自然平等相處。[12]應該說，生態環境問題是一個涉及范圍廣、維護難度大、修復時間長、危害程度深的問題，不是一人一地一國一時之事，它需要每一個人的共同參與。這就需要充分發揚民主，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保護生態環境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只有這樣，生態問題才能得到根本解決，人與自然才會實現和諧統一。聯系今天中國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的實際情況，上述生態民主觀點將具有極為關鍵的現實意義。
3.生態民主主義思想的研究將大大提高人們對自然的敬畏意識，從而不斷促進循環經濟的良性發展。從現實層面講，要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后勁不弱化，必須重新樹立“敬畏自然”的理念。在當今中國，不乏“人定勝天”的思維習慣，許多人甚至認為“只有征服自然才能建好美麗的家園”。事實上，自然是從來沒有被徹底征服的。人類可以改造自然，使自然為人類服務，但自然界的存在永遠是客觀的和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盲目征服自然，最終帶來的就是任意破壞自然。在低碳理念盛行的今天，提倡生態民主，實現人與自然、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和諧共處，不僅是建設美麗中國的價值訴求，而且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應有之義，其實踐價值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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