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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思想觀念;意識形態;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F06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11-0013-03
人的經濟行為與其他行為一樣,受其思想觀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驅使｡人類生產勞動或經營實踐總是在一定思想觀念支配下進行,決定著勞動者其他方面素質和能力的發揮程度;勞動者總是具有一定思想的勞動者,一個沒有任何思想的勞動者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也是不可思議的;一個思想不健康的勞動者也形成不了現實的生產力｡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是一種既非物質亦非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思想､心理､精神､意識形態､價值觀､宗教､倫理道德等相互滲透的方面｡發展經濟學家揭示了思想觀念支配人的經濟行為,人的經濟行為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總路徑｡
一､人的思想影響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的機制或路徑――基于發展經濟學家的論述
(一)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經營者素質提升理性化經濟行為經濟發展｡韋伯指出,思想觀念和意識形態并非一定是物質和經濟的反映,它同樣可以成為推動社會經濟變遷的動力因素｡在每一項成功的事業背后,往往存在著一種精神氣質,它引導人們努力爭取經濟果實的行為,鼓勵人們孜孜不倦地去開拓､經營,獲取利潤,積累財富｡與資本主義理性經濟行為相配合的獨具特色的價值觀念和精神氣質,即韋伯的“資本主義精神”｡理性地有計劃地持續地追求預期利潤的思想或態度,就是資本主義精神的本質｡為什么現代資本主義恰恰產生在西歐,而不是世界其他任何地方?在資本主義精神與西歐新教倫理之間,是不是存在某種內在聯系?韋伯通過歷史考察,發現了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精神動力之間的生成關系,即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本身具有適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生長性因素｡例如,新教禁欲主義和在生活消費上的節儉有利于社會財富的積累和增長,也使資本用于生產性投資成為可能;勤勉是價值創造的源泉;從事某種固定職業是為了增加上帝的榮耀的心態,有利于社會專業化分工和資本主義生產;講究信用是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贏利是現代企業的目的;反對特權和壟斷,有利于市場的自由交易等｡因此,“強烈的資本主義商業意識與狂熱的宗教虔誠天衣無縫地結合在同一批人身上”｡新教倫理包含的合理成分催生了資本主義精神,提升了經營者的個人素質,引導了經營者的理性經濟行為,進而促進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韋伯認定,與新教倫理內在契合的資本主義精神正是西歐資本主義產生發展的“始發機制”,是“養育現代經濟人的搖籃的護衛者”｡韋伯一再強調:“近代資本主義擴張的動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資本主義活動的資本額的來源問題,更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精神的發展問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資本主義精神出現并表現出來,它就會創造出自己的資本和貨幣供給來作為達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況則是違背事實的｡”
厲以寧也指出,新教倫理對資本主義經濟的迅速發展起過不可忽視的作用,這在荷蘭､英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得到證實｡在新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十六七世紀的荷蘭和英國的新教徒們工作勤奮,生活節儉,積累財富,創造事業,以盡‘天職’,這就是行為目標的理性化｡在新教倫理及其以外的其他宗教倫理觀念的影響下,甚至在非宗教倫理觀念的某種信念､某種思想､某種理想的推動下,世界上除荷蘭､英國這樣新教國家以外的其他地方,同樣存在著人們要為一定的目標而努力工作､創造事業的精神動力｡一旦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精神動力產生了,行為目標理性化了,經濟發展的奇跡就會被創造出來｡
(二)思想意識形態個人機會主義行為受到約束交易費用節省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諾思等認為,包括人的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等在內的意識形態是一種調節機制,其本質是每個人的行為受意識形態的調節和約束,它影響個人行為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經濟增長｡諾思認為,新古典經濟學家缺乏遠見,看不到不受約束的經濟人的機會主義行為,于是提出了意識形態理論,用以約束這種行為,并把它作為一個變量引入交易費用分析中,用來解釋歷史上的經濟增長｡在諾思看來,一套完整的正規化制度固然對經濟發展有利,但若沒有作為非正規化制度的意識形態的補充,經濟發展效果是否理想就頗成問題了｡因為,任何正規化制度都不是絕對完善的,尤其在一個博弈的社會里,盡管有整套不變的規則､檢查程序和懲罰措施,但在限制個人行為上仍存在相當的可變性,經濟主體把成本外化于他人和社會的機會主義行為就是在制度不斷完善的今天依舊廣泛存在｡諾思認為,在一般情況下,人們都有一種欲獲得某種好處而又不付費的“搭便車”的機會主義行為傾向｡若社會成員都想成為或都等待成為“搭便車者”,那么,這個社會就失去了經濟增長的動力和創新活動的激勵｡因此,一個社會需要通過先進思想意識形態的力量來有效克服“搭便車”行為｡因為,意識形態使人們認識了他們所處的環境,它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引導,而使其行為決策簡單明了,減少了社會的交易費用｡
諾思還認為,對制度公正與否的評價是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一種制度能否在低成本狀態下運行,與人們對該制度合理性､公正性的理解高度相關｡如果一種意識形態對現行制度較容易理解和接受,從而就有利于現行制度更有效地運行,就會減少現行制度運行的成本｡如果制度變遷參與者對制度變遷發動者權威的合法性和現行制度安排的公平性有較強的確信并能從中獲得預期收益,那么,制度變遷參與者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變遷參與者對舊制度的惰性依賴､制度變遷的阻力和經濟資源在制度變遷中的投入減少,制度變遷的交易費用降低｡正如諾思說:“在社會成員相信這個制度是公平的時候,由于個人不違反規則和不侵犯產權――甚至當私人的成本―收益計算不會使這樣的行為合算時――這一簡單的事實,規則和產權的執行費用就會大量減少｡”否則,制度的執行費用將上升,制度力將在各抒己見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沖突中耗散殆盡｡因此,意識形態是個人與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機制｡
意識形態正是通過影響機會主義行為及交易費用､制度執行費用及制度力等途徑來影響資源配置及經濟增長的｡“社會強有力的意識形態是使經濟體制可行的社會穩定要素｡如果沒有一種明確的意識形態理論,那么,我們在說明無論是資源的現代配置,還是歷史變遷的動力上就存在著無數的困境”｡
(三)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經濟機會獲得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源于經濟機會｡劉易斯反復強調經濟機會對于經濟增長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旦人們抓住經濟機會是可能的,經濟增長就會發生”;或者“新經濟機會引起了新的富裕”;“對于經濟增長來說,基本問題就是抓住機會｡因此,增長的加速可能是由于新機會的出現,也可能是由于制度的變化允許抓住業已存在的機會,或者也可能是由于兩者兼有”｡
經濟機會又源于人的冒險､創新等新思想及其指導的人的冒險､創新等行為｡劉易斯認為,“思想能影響社會經濟的變化,并且是社會經濟變化的首要力量”;“新思想”即先進思想,就是人們對創新､冒險､新技術､新物種等新事物的認可､接受的態度,具有某種“新思想”的人即為“新人”｡“新人”善于抓住經濟機會,在影響經濟增長變化方面起最主要作用｡他指出:“經濟增長要求人們有冒險思想,要求有適量的創新者｡”冒險､創新等新思想一旦轉變為人的行動,是人們抓住經濟機會的根本前提,“因為經濟機會和新思想的這種積累性作用是相互的”｡企業家具有風險､創新等新思想對于企業經濟和社會經濟增長十分重要;同樣,經濟增長的滑坡､“繁榮的毀滅可能僅僅由于人們接受了與經濟擴張不一致的舊習慣或舊思想”｡企業家承擔風險等新思想的情況決定了其收入差別,“在發展的早期階段,人們顯然不愿意承擔開發新生產線的風險｡貨幣很容易流向土地､貿易､放債和城市住房,而且,本國的資本家除非看到有獲得特殊利潤的可能,否則他們就不愿意投資于礦業､公用事業､商業性農業,或者制造業｡因此,這些領域的贏利機會留給了外國人,外國人帶來了生產和組織的新技術,而外國人之所以被吸引只是因為他們敢冒風險的新思想,相信能比把貨幣投資于國內得到更多利潤的新思想｡在發展的早期階段,利潤與國民收入同比例增長,從而就有了儲蓄｡隨著本國企業家風險思想的增長,外國企業家被廣泛模仿,直至本國企業家最后如此之多,以致本國經濟不再依靠外國企業經營｡而且,本國企業家成長壯大到經濟上獨立,甚至在一定的時候開始輸出資本與企業家本身｡除非能充分提供追求新思想并愿意承擔引進新思想風險的企業家,否則在以家庭規模為基礎的農業范圍之外,經濟增長必然是緩慢的｡因此,如果沒有足夠的實業家,或者如果實業家不愿意承擔風險――無論造成這種情況的是由于他們無法增加資本,由于他們受本性膽怯所限,或者是由于承擔風險的報酬差別不夠大――私營企業經濟都將受到限制”｡格林菲爾德在論及低地國家荷蘭經濟崛起時,也指出,雖然初始條件不利,但具有新思想的少數商人往往能抓住新機會而致富,“精明的商人敏于察覺新的機會,善于利用舊的體制,他們不怕風險,其視線不會被約束性的集體想象力的虛幻所遮蔽,他們靠腌制鯡魚,將貨物從一個大陸運送到另一個大陸,開辟金融通道而致富”｡
劉易斯還指出,具有新思想的總是少數人,因而,只有少數人能抓住經濟機會而致富｡統治階級很少能成為抓住新經濟機會的人,他們由于傳統思想偏見,一般都滿足于現狀,不必去尋找經濟機會;傳統思想以各種方式限制經濟機會,現在有害于經濟發展的最重要的就是傳統的偏見思想｡也不是下層人士,那些處于社會底層的人可能受到奴隸制､農奴制或等級制度的折磨,不能去抓住新經濟機會;或者,他們非常貧窮,沒有受過教育,缺乏勇氣和創新傳統,“任何一個受傳統小農思想偏見束縛的處于貧窮社會類型的小農,絕不會去尋求市場上的有利性信息”｡因此,“新人”來自于各中間社會階級,城市人就處于中間地位｡“在經濟增長的加速中總是城市人起了決定性作用,認為城市人對經濟增長的變化所作出的貢獻比住在農村的人多的看法可能是正確的,但這并不是因為城市人在生物上優異,而是由于環境或機會｡由于環境不同,城市的氣氛更有利于促進經濟增長的態度與思想觀念的形成,城市人比農村人思想更開放,更少猜疑心,更容易接受新思想,從而能更好地從事引起技術改進的科學研究｡城市人奮進的態度與先進的思想觀念使得其比農村人更富有創造性,更能抓住經濟機會和促進經濟增長｡”
(四)企業家創新精神企業家創新行為經濟機遇到來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佩雷菲特認為經濟奇跡的產生,除了資本和勞動兩個要素外,還有一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即人的各種精神氣質因素,“這是一種質量型的看不見的標志,它將激發或者抑制､孕育或者扼殺前兩種要素,即資本要素和勞動要素(看得見的數量型的物質因素)｡能夠改變一切的,或各種派別的經濟學家們長期忽略的――無論是亞當?斯密,還是馬克思或凱恩斯,正是這個非物質的第三要素,因為這個因素看不見,抓不著｡以往論述經濟增長問題的各種模型都是建立在僅僅把資本與勞動兩個因素結合在一起的基礎上,顯示出其弱點,精神是創造經濟奇跡的關鍵”｡劉易斯的“新思想”在熊彼特看來就是“創新精神”,熊彼特用企業家創新精神很好地解釋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他指出,企業家創新精神就是一種非物質的精神力量,它總會給企業家帶來一種“戰斗的沖動”,激發企業家為社會不斷地創造財富,推動社會向前發展｡企業家創新精神指導的企業家創新實踐是企業家精神促進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機制｡熊彼特認為,“經濟機遇”(即劉易斯的“經濟機會”)永遠只屬于那些具有創新精神的人｡可能性是現實性的前提,企業家之所以崇尚創新,就是因為他看到了創新可能為自己帶來潛在的贏利機會,進而將潛在的贏利機會變成為現實的利潤;“企業家創新精神的實質就是對外部經濟機遇的一種能動的創造性的反映”,企業家“為了他的成功(即獲取利潤),更主要地與其說是敏銳和精力充沛,不如說是某種精細,他能抓住眼前的機會,再沒有別的”｡因此,創新是企業家職能的實現,是企業家精神的發揮,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關鍵,企業家精神的核心就是企業家創新精神｡熊彼特進而認為,創新就是“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生產體系,實現生產方法的新組合,從而充分利用生產要素的作用,提高生產效率;尤其是創新先發生于個別企業,可以產生壟斷利潤或超額利潤｡因此,創新就是贏利經濟機會的獲得,就是經濟發展｡創新行為包括以下情況:采用了一種新的產品及其生產方法,開辟了一個從未進入過的新的市場,掠取或控制了新的生產原料和半成品的供應來源,實現了一種新的工業組織形式｡熊彼特認為,“每一個人只有當他實際上實現‘新組合’時才是一個企業家”;“一旦他建立了企業,同常人一樣地經營,他就會失去企業家的資格｡因此,一個人在其一生中很少能總是一個企業家｡因為,在靜態經濟社會里,業主們因循守舊､不思進取,過著無所事事的生活｡企業的運營總是局限于陳舊觀念的軌道之內,不會遇到嶄新的方法,不能孕育出企業家的經營能力｡因此,企業家要將創新推向成功,僅有淵博的知識是不夠的,還必須擁有堅強的精神意志,有先見之明,能在社會傳統思想習慣普遍持懷疑､反對態度的情況下,頂住傳統思想習慣等方面的壓力,并反過來說服大眾,解放大眾思想,使其支持創新｡
二､結論與啟示
一切導致家庭貧困和社會經濟不發展的勞動力素質低下的原因都可以在勞動力思想觀念素質低下那里找到終極原因,在現代人的諸多素質中,最核心最重要的就是區別于傳統人的思想觀念素質｡我們可以找出太多的貧困原因,但人落后的思想觀念素質是貧困之總根源｡“減少或消除貧困的方法很多,且各種方法的成本､效果也不一樣”｡但思想扶貧或思想反貧困是成本最低､成效最顯著的一種扶貧方法｡“扶貧先扶志”,“治窮先治愚”,“志､愚”即人的思想或精神｡因此,新時期的反貧困實踐,應注重各種反貧困手段的綜合運用｡不僅要注重物資､資金､技術､教育､文化等反貧困,更要通過農民自身思想觀念素質的現代化,重視思想反貧困或思想扶貧,這也是建設“鄉風文明”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
[2] 厲以寧.資本主義的起源――比較經濟史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3] 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1.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面板數據
一、引言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歷來是金融發展研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Schumpter（1911）以及Goldsmith（1969）、Mckinnon（1973）和Shaw（1973）認為金融中介的發展將能加速技術創新和生產力的提高，從而促進經濟增長。韓廷春（2001）利用全國的數據并使用了較為復雜的多元回歸模型，分析了區域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國內學者冉光和等（2006）認為：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金融發展引導經濟增長的單向長期因果關系，無明顯短期因果關系；東部地區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明顯的雙向長期和雙向短期因果關系。周好文，鐘永紅（2004）認為金融中介的規模指標和效率指標與經濟增長在各地區間的因果關系不一致，中西部地區的金融中介機構為更好地促進本地區經濟增長應該擴大對非國有企業的貸款。本文依據東中西三大區域相關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利用1995年的面板數據對中國的東中西部的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了實證經驗分析，結果表明中西部的經濟增長依賴于信貸數量的擴張，而東部經濟增長依賴于金融效率的提升。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三區域比較的經驗分析
1、時間和數據的選取
在時間方面，由于我國的證券市場在上個世紀90年代才開始規范，尤其是西部大部分省份90年代初期證券方面數據薄弱，故本文選擇1995作為起始時間，本文終止時間采用為2007年。另外，本文在回歸分析時將采用取自然對數的方法平滑指數，1995-2007這個時間區間充分考慮到數據的完善程度和可信程度，本文采用各省區（自治區、直轄市）的年末統計數據。對于銀行等中介機構，本文選取貸款類指標。對于證券市場，本文選取各區上市公司總市值，不但因為這個指標相對于上市公司數量能夠有價格和數量的優勢，而且相對于上市公司總股本能夠動態體現上市公司市場影響能力的變化情況。對于保險市場，由于在2002年之前保險行業統計數據不考慮保險深度和保險密度，因此本文為了數據的穩定行，統一采用《金融年鑒》上一貫沿用的保險費收入作為保險行業的衡量標志。
2、相關性分析
本文根據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省級數據，運用面板數據進行對數多元回歸對東部、中部和西部金融的三大行業發展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長期關系進行了經驗分析，同時對東部、中部和西部金融發展與國民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相關系數檢驗（如表1所示）。
從表1可看出，我國總GDP增長跟總的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保費收入、股票市場總市值呈正相關，尤其跟金融機構貸款余額、保費收入相關程度非常高，分別達到0.954和0.945的程度，而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保費收入相關程度也非常高，達到0.964，這在一定程度上驗證了金融行業的市場業務相關性。而股票市場跟其他變量的相關程度相對較低，這跟我國證券市場是在20世紀末期建立并逐漸完善的有關。但是股票市場跟其他變量的相關程度在絕對程度上也較高，說明我國的金融市場體系是健全有效的。
3、實證檢驗結果及解釋
對各解釋變量進行估計，結果顯示，1nF_loanit，1nF_feeit，1nF_mvit系數在不采用虛擬變量的時候分別是0.519，0.306，-0.023（模型1（EGLS，PSUV）），結果顯著。說明在全國總體來看，金融機構貸款余額與GDP增長貢獻程度最大，其次是保費，而股票市場的指標是呈現負相關的，也就是說，股票總市值越高，對GDP增長是有拖累的。在模型2（OLS）中，采取的是東部的金融行業對全國GDP的影響分析，1nF_loanit?鄢D1，1nF_feeit?鄢D1，1nF_mvit?鄢D1三個指標的系數分別是0.136，-0.051和-0.150，可以看出，東部除了金融機構貸款對全國GDP增長的影響是正的以外，其余兩個指標都是負相關性，但是1nF_feeit?鄢D1指標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保費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不大有關。在模型2和模型3中采用地區三大金融行業對全國GDP的影響分析，因此對三個金融行業數據分別乘以各自的虛擬變量。在模型3（OLS）中，1nF_loanit?鄢D2，1nF_feeit?鄢D2，1nF_mvit?鄢D2三個指標的系數分別是-0.154，-0.007，0.026，但是結果都不是非常顯著。由于在前兩個模型中，區域保費收入對全國GDP的估計都不顯著，所以，模型4（OLS）中，扣除區域保費收入變量，僅僅對區域金融機構貸款余額和股票市場總市值這兩者與全國GDP增長情況進行估計，1nF_loanit?鄢D1，1nF_loanit?鄢D2，1nF_mvit?鄢D1，1nF_mvit?鄢D2系數分別是-0.059，-0.193，0.036，0.039，并且的系數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而且這個結果跟實際情況相差甚遠。
首先，一方面，在東、中、西部差異上，在金融機構在貸款使用效率上，西部仍然存在一定改進空間；另一方面，東部的金融機構貸款系數大于中部大于西部，從實證上驗證了東部資金利用對GDP增長的效用是三個區域內最優的。中國東、中、西部這種差異的原因是，東部地區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領先于中西部，其市場化程度和經濟發展水平均高于中西部，市場機制在東部地區的資源配置中已發揮明顯作用，經濟與金融之間的關系比較密切， 而西部由于在改革的進程中落后于東部，市場機制的建設還很不完善，投融資制度也不健全，貸款的使用效率較低。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國家非常關注西部的發展，投入增多，但這些投入多數集中在基礎設施領域，而對生產性領域投入依然較少。西部的這種投資結構也決定了金融對經濟作用速度較慢。
其次，由于我國證券市場起步晚，尤其是在證券交易所公開上市的準入門檻較高，因此國內企業上市比例不高，因而，股票市場很大程度上不作為企業首選的融資渠道。此外，由于中國資本市場不發達，國民對投資選擇比較局限，股票市場雖然逐漸由市場主導，但跟政府相關政策（例如2007年5.30印花稅的調整）、投機熱度有關系，這就使得股票的總市值不能很好地反應GDP增長情況，甚至存在過度、或者不足反應企業實際價值。
三、有關結論與展望
本文在總結現有文獻的基礎上，采用面板數據這一分析工具從區域的層面研究了金融發展，尤其是三大金融支柱行業的發展對GDP增長的影響。結果使我們得出的啟示：首先，要注重區域間平衡發展。由于我國各地區之間經濟和金融發展存在著一定的差距，當前，推進既有區域針對性、又能保持區域間協調的金融區域化發展戰略顯得尤其必要。制定金融政策的時候不能僅僅停留在國家的層面，而應該深入到地區的層面上，否則容易使得東西部差距拉大。其次，要注重提高金融行業之間的平衡發展，由于我國各金融行業在資金使用效率上的差異，當前，加快金融體制的市場化改革，促使各個金融行業根據本區域實際情況，借鑒國際優秀經驗，不斷推陳出新，使我國各個金融行業走上和諧、共同發展的道路。最后，金融效率提升比金融規模擴張更加有助于經濟成長。但這并不意味著東中部區市金融規模已經達到了一個能很好適應經濟需要的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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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崔光慶、王景武：中國區域金融差異與政府行為：理論與經驗解釋[J].金融研究，2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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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格蘭杰因果檢驗
關于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術界存在的不同的觀點。這些觀點大多基于一國的實踐，很少從中國轉軌經濟的實際出發探討在兩者的關系，由此得出的結論就不能直接用于中國實際。而今，中國經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拐點，金融改革也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迫切需要從理論的角度來來回答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給中國金融改革的實踐給予理論支撐。本文擬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雙向關系論”進行分析，探討其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適用性，并選取中國相關數據設計實驗對兩者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一、文獻綜述
關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其濫觴可以追溯到Hicks（1987）、Roussean和Sylla（1999）。他們從經濟史的角度，分別從工業革命和1790～1840年美國金融系統的發展來討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得出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至關重要、是經濟發展的先決條件的結論。
從國家層面，對兩者關系進行研究的是戈德·史密斯（1969），其研究表明在大多數國家，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大致平行的關系”，但是其沒有解決兩者之間的關系的問題，他不能確定“到底是金融因素促進了經濟的發展，抑或金融發展是由其他因素引起的經濟增長的反映[1]。”McKinnon和Shaw（1973）一起研究了受抑制發展中經濟，得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論”，他指出在所有情況下，“金融抑制”都嚴重阻礙了經濟的發展，而金融深化總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金融自由化對經濟發展非常重要。之后，King與Levine（1993）在1993年，設計了四個金融發展指標和四個經濟發展指標對80個國家在1960～1989年的數據進行了跨國回歸。他們發現，不僅同期經濟增長指標和金融發展指標是正相關，而且在10年初的金融發展指標和隨后10年的經濟增長指標也是正相關的。他們斷言，金融并非是僅僅跟在經濟發展的后面，而是金融導致了經濟增長[2]。Rioja和Valev（2004）對74個國家1966～1995的數據研究表明，在不同的階段，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不同。在金融發展的初級階段，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不確定；在中級階段，對經濟增長又較大的正向作用；在高級階段，其雖是正向作用，但比中級階段作用要小。
一些學者從行業角度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Jayaratne和Strahan在1996年研究了美國銀行業改革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他們認為放松管制是金融發展的一個跳躍，金融發展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Rajan與Zingales（1998）考察了金融發展水平對不同產業的影響，進而分析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另一些學者從金融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進行研究。Levine（2002）年通過對48個國家1980～1995年大量數據進行了跨國分析，發現市場與銀行對經濟增長都很重要，難以確定與經濟增長相聯系的是哪一種金融體制。Beck和Levine（2004）采用GMM技術處理了遺漏變量和因果關系，其結果依然與上面相同。Carline和Mayer（2003）研究表明，在經濟不同的發展階段，應采取不同的金融機構。早期應當建立有效的銀行體系；后期應當關注透明、高效的股票市場。
這些理論紛繁復雜，但其結論無外乎為以下幾種：
一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無關，這多為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持有。
二是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但卻是其障礙。其原因是金融泡沫與貨幣危機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
三是需求遵從論（demand—following），即認為經濟增長導致經濟發展，經濟增長帶來金融結構的變化，促使金融市場的建立與發展。
四是供給主導論（supply—leading），金融發展是經濟增長的一個決定因素，金融的發展促進了經濟的增長。
五是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之間有雙向關系。這種觀點認為，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兩者的關系可以是需求遵從也可以是供給主導。
二、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理論分析
關于上述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的觀點，筆者認為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的雙向關系更為符合新興的經濟轉型國家。雖然這種理論考慮到了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相互作用，但是沒有考慮一國具體實際的理論不能用來指導一國的實踐，還需要根據一國的實際加以調整才能用于分析中國轉軌經濟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帕特里克（Patrick）[3]對需求遵從、供給主導進行了總結，并對他們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進而提出了雙向關系論。他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取決于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在發展早期，金融部門的擴張通過金融機構的產生與金融服務的供給來促進經濟增長，至于“供給主導”的觀點一致。但是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金融部門則處于“需求遵從”的地位，即經濟增長誘導金融發展。
金融部門在生產中的主要功能是為生產部門的生產進行融資。隨著經濟的增長，必然產生基于實際生產需要的資金需求，這些資金很多時候需要從金融市場獲得，且不論這種需求的滿足是金融市場量的擴張還是質的提高。因此，首先要區分的概念是金融的發展僅是指量的增長還是包含了質的提高。若指前者，則經濟的增長必然導致“金融發展”；但若是指后者，顯然不是所有金融增長都是金融發展，帕克里特認為，在經濟發展的低級階段，這種促進往往反映為量的擴張；只有在經濟發展的高級階段，才表現為質的提高。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兩者的區分有往往不是那么明顯，往往是量增長的同時伴隨著質的提高。可以這樣解釋：經濟增長所導致的金融發展過程中，首先體現在量的增長，在資金來源的潛力都被挖掘幾近殆盡時，其量的擴充沒法進行下去，這時就要求其內在效率的提高，即金融質的提高。因此，其內在邏輯是經濟發展金融量的擴張金融質的提高。
發展中國家經濟起點較低，往往處于金融量的擴張階段，而發達國家其量的擴張潛力有限，很多時候表現是金融質的提高。因此，無論從量還是質的角度來說，都是由于經濟發展所導致。僅僅認為是供給主導了經濟增長的觀點忽視了只有實際需求才是導致經濟增長的最根本力量，當沒有實際的需求時，提供再多的金融供給，只會造成金融市場的泡沫，而不會促進經濟的增長。供給主導發揮作用往往是需求未被滿足（這種需求可以是“潛在需求”，即在現有的技術、制度等外在約束的條件下，本可以滿足而現實未滿足的需求）的條件下，這個結論無論是從金融角度還是在經濟學的角度都是如此。
然而，不是所有的金融發展都會促進經濟的增長。金融的發展，會使融資更有效率。資金更易或者以更低的成本獲得，這樣就可以更好地滿足生產部門對資金需求，促進經濟的增長。但是，沒有反映或者超出了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僅僅是會產生泡沫。一旦泡沫破裂，會對實體經濟產生較大的沖擊，阻礙經濟的發展。
因此，最終的結論是經濟增長導致金融發展，金融發展在一定條件下促進經濟增長。從理論上分析是如此，但其正確與否，還需要實證進行檢驗。下面以中國來進行實證分析來驗證這個結論是否正確。
三、對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的實證分析
（一）實證方案的設計
1.實證目的。實證的主要目的是檢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但是，這需要兩者之間具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如果兩者之間不存在穩定的長期關系，就無法去驗證兩者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因此，實驗的必須要經歷兩個階段，其一是檢驗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是否具有長期均衡；其次是在兩者均衡的基礎上檢驗是否具有因果關系。
2.數據和變量選取。變量選取采用了兩個指標麥金農指標：M2/GDP，來表示經濟的貨幣化程度[4]。戈德·史密斯指標：FIR，即金融相關程度指標，FIR=（M2+L+S）/GDP，其中L為各種貸款（包括向政府提供的貸款）；S為有價證券（包括政府債券、企業債券、金融債券、保險費及股票市值等）[5]。
檢驗的數據來自《中國統計年鑒》（1996—2011），部分來自其他論文及網站。原始數據。
3.實證方法。考慮到實證的目的，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金融發展變量和經濟增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因果關系[6]。首先對數據進行平穩檢驗，如果數據平穩，可以直接進行因果檢驗；如果數據不平穩，先對數據進行差分后進行協整檢驗，再采用Granger因果檢驗法來檢驗。本文分析借助與EVIEWS76.0完成。
（二）實證分析過程
1.描述性統計。從描述性統計可以發現GDP、M2/GDP、FIR的波動都比較大，分別為108439.3、1.009881、0.071583。于是對有關變量取對數，一方面可以減輕波動，另一方面可以消除異方差性。
2.變量的單位根檢驗。使用ADF檢驗法對各變量進行單位根檢驗，即檢驗數據是否具有平穩性（即不存在單位根），若數據是平穩的，就可以直接對數據進行格蘭杰檢驗，以確定因果關系；若數據不平穩，此時可以對數據差分項進行ADF檢驗，檢驗差分項是否平穩，若協整階數一致，則數據間可能存在協整關系，所謂的協整關系是指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
通過ADF檢驗可知，LGDP，LM2/GDP，LFIR均不平穩；而其一階差分項DLGDP，DLM2/GDP，DLFIR卻是平穩的。因此，對三個平穩變量進行協整檢驗，以確定三者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3.Johanson極大似然檢驗。在檢驗協整關系時采用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來測定協整關系。相比較E-G兩步法，Johanson極大似然協整法的誤差更小，并且可以測定兩個以上變量的協整關系。
在進行協整檢驗之前，首先要確定VAR模型結構，這里選取帶截距不帶趨勢項的VAR模型，選擇滯后階數為2，得到實驗所需的模型。
當滯后階數選擇2時，由檢驗可知不存在單位根，所以VAR系統是平穩的，可以進行協整檢驗。由協整檢驗可知，沒有一個、僅有一個協整關系的假設通過了檢驗；至少有兩個協整關系沒有通過檢驗。由此可以得出三個變量之間存在兩個協整關系。
4.格蘭杰檢驗。由Jonhanson檢驗可以知道，三個變量之間存在著兩個協整關系，可以對他們進行格蘭杰因果檢驗以確定他們之間的因果關系。
因為上述VAR模型我們選擇滯后階數為2，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DLGDP與DLFIR存在單項因果關系，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因此，得到結論，DLGDP與DLFIR存在單向因果關系，而DLM2G與DLGDP存在雙向因果關系。
四、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M2/GDP與GDP成反比，這與談儒勇[7]（1999），曹嘯，吳軍（2002）的結論相仿，他們對此的解釋是貨幣當局逆風向操作引起。另外，M2/GDP和FIR更多是從量而非質的角度來說明，并且無法說明在何種條件下金融發展引致經濟發展。未考慮通脹因素。在選取指標時，存量指標未剔除通脹。事實上[8]，在把通脹作為一個變量考慮時，其結論往往會有很大不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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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King，Robert.G.Levine，Ross，“Finance 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1993（32）：515-542.
[3]Patrick，H.T.，“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Undeveloped Countries”[J]，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66（34）：174-189.
[4]姚耀軍.中國農村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J].經濟科學，2004（5）：24-31.
[5]武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經驗分析[J].金融研究，2010（5）：58-67.
[6]范學俊.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來自中國的實證檢驗[J].金融研究，2006（3）：57-66.
[7]談儒勇.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研究[J].經濟研究，1999（10）：45-62.
對于股市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本上有以下兩種觀點：很多人都認為在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有正相關的關系,而在實際中，尤其是中國的股市跌宕貌似與中國GDP的增長沒有多少明顯或是規律的關系。所以，存在著另一種觀點，一些人認為股票市場在風險分散和流動性方面的優勢，使其替代產品的需求減少———人們的儲蓄動機下降,從而股票市場發展會產生不利于儲蓄率的現象，進一步影響到經濟的增長。以上兩種觀點中,雖然說第一種觀點具有絕對性的優勢,但是實際上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確沒有什么關系,所以，筆者認為我國股票市場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沒有規律可循而且是非常有限的。第一，我國的股市相對于其他金融發達的國家而言，起步較晚，各種市場機制和管理制度都還不成熟;第二,由于第一條我國股市歷史客觀上的落后，造成我國監管指揮當局決策行為常常比較滯后和失誤率較高,政府在各個股市板塊股票上市資格標準的制定上沒有經驗可參考，政策時松時緊、缺乏連貫性和依據性是導致我國股市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不規律的一項重要因素;第三,在影響股票交易量和股市價格的各種因素中，經濟因素是一種主導因素,但是其他非直接、非金融因素同樣起到了很大作用（如人們的心理預期、重大新聞事件、國內外政治因素、戰爭或是流言等等），尤其是在我國，非經濟因素起到的作用更是顯而易見的；第四,中國股市的異態，不僅是國民對股市理解不正確，“股民大于股東”的情況造成股市投機者心理跌宕。股市的另一參與主體，很多獲準上市的公司將從股市籌措來的資金并沒有用在生產項目或企業規模的擴大投資上,而是用于公司內部消費或再次流入股市進行風險性投資。另外,股市融資本身就是長期融資，上市公司利用發行股票把從股票市場上籌措來的資金投向的項目應該大多是長期投資的項目，其利潤的獲取大都是緩慢的、漸進的、長期的，首期獲利很可能在1年以后,因此股市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就不可能在短時期內顯示出來。
二、間接金融機構與經濟增長
目前的金融中介機構的種類很多,比如商業銀行、信用社、儲蓄貸款協會和互助儲蓄銀行，保險公司，財務公司、共同基金、貨幣市場共同基金等。世界各國學者在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關系上的看法基本是一致的，即金融中介和經濟增長唇齒相依、相互促進。參考學界的實證研究結果表明：在中國，由于金融中介(特別是存款貨幣銀行)的信用創造、資源配置等作用的存在，它對經濟增長必然有很強的促進作用，很多數據模型也證明了它們之間的正相關關系。這個結果也就意味著,相比于發達國家金融市場，我國金融中介的不發達與不成熟必定會對我國經濟增長形成或多或少制約,所以我國應該大力促進存款貨幣銀行的發展，進一步深化金融創新改革。
三、貨幣政策與經濟增長
【關鍵詞】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對外開放
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一直保持在8%左右，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然而，經濟增長過程中高投入低效率的問題卻不容忽視，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受到了越來越多的學者的關注。如何在保持經濟快速增長的同時，進一步轉變經濟增長的方式，提高資源的配置和使用效率，已成為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戰略問題。另一方面，伴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進一步展開，特別是2005年我國匯率制度的改革以及資本交易管制的逐步放松，“流動性過剩”“資產價格大漲大落”等金融因素對我國宏觀經濟的沖擊也更加明顯。當前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則更是凸顯了國際化背景下金融體系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
在此背景下，本文旨在就以下幾個問題進行回答：一是我國金融部門的發展是否影響了我國的經濟增長和增長方式的轉變？在我國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的增長效應是否存在著顯著差異；二是開放背景下，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影響是否有所不同，我國地區經濟開放水平的不同是否能夠解釋金融發展效應的地區差異？所帶來的啟示是什么？對此，我們首先基于數據包絡分析和永續存盤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深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進行了測算，在此基礎上，我們繼而深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并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經濟增長效應的差異進行了對比分析。最后，我們在開放的視角下，進一步分析了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
一、文獻綜述
有關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Schumpeter（1912）。Schumpeter（1912）強調金融中介的資金動員職能，認為功能完善的銀行能夠通過發現和支持具有較大成功概率的創新項目而刺激創新，繼而推動經濟增長。此后經過Gurley和Shaw（1955）對Schumpeter思想的發展、Patrick（1966）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研究以及McKinnon（1973）和Shaw（1973）金融抑制理論的提出，金融發展理論漸成雛形。而在實證研究方面，結構主義代表人物Goldsmith（1969）則首先應用跨國數據，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了實證檢驗。
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交易成本理論、信息不對稱理論、內生增長理論的興起以及計量工具的迅速發展，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大量涌現。在理論研究方面，新古典理論中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場的假定被逐漸放松，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產生影響的渠道被加以細致分析。這其中包括Greenwood和Jovanovic（1990）對金融發展風險識別功能的研究，以及Bencivenga和Smith（1991）、Saint-Paul（1992）對金融發展配置資源，促進產品和服務交換職能的考察等等。而在實證研究方面，Levine（1997）在樣本選取、控制變量選擇、金融發展指標選擇、分析方法等幾個方面拓展了Goldsmith（1969）的研究，并為以后的實證研究奠定了一個基本的分析范式。伴隨著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因果關系的進一步爭論（Bell和Rousseau，2001；Calderon和Liu，2003；Christopoulos和Tsionas，2004），采用產業及企業層面的微觀數據對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研究也大量出現。（Rajan和Zingales，1998；Wurgler，2000；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等）。
雖然總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層出不窮，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具體渠道的分析卻仍然較少。Beck等（2000）使用1960～1995年77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采用截面回歸和廣義矩估計兩種方法對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資本積累、生產率進步和私人儲蓄的關系進行了分析，得出了良好的銀行部門有利于動員儲蓄、提高資源配置效率，進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和經濟的長期增長的結論。而Rioja和Valev（2004）則在Beck（2000）研究的基礎上，區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研究了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效應的差異。Rioja和Valev（2004）認為，對于發達國家而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是通過促進生產率提高實現的。而對于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在資本積聚方面的作用則更為明顯。
伴隨著我國經濟和金融中介的快速發展，對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研究也大量涌現。這其中包括曹爾階（1992）、尚明、吳曉靈和羅蘭波（1992）對信用擴張與中國經濟增長和穩定性的研究；盧峰和姚洋（2004）、張軍（2005）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相關性的研究等。從現有研究來看，雖然在整體層面上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的文獻較為豐富，但在一個統一的框架下，進一步對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渠道，以及我國金融發展地區效應差異進行比較研究的文獻仍然相對較少。同時，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的逐步展開和國際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生產企業的融資渠道與融資方式必然會與封閉條件下的情形有所差異。因此，在開放背景下，重新審視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也有其必要性和現實意義。
二、方法和數據
（一）經濟增長源泉的分解
由表1可以看出，大部分控制變量的符號均能在經濟學意義上加以解釋，說明我們控制變量的選取是合適的。重點考察金融發展對各經濟增長變量的影響，我們發現：
我國各地區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在統計上均顯著為正，說明金融發展在總體上有利的推動了我國地區經濟的發展。比較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變量系數的大小，發現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差異較大，中部地區最為明顯，其次是東部地區，金融發展對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最小。
具體分析金融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渠道，發現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不但促進了各地區間全要素生產率的進步，還對人均資本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只不過，在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和資本形成的相對貢獻有所差異而已。在東部地區，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從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不同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影響地區經濟增長的渠道和方式都有所差異。這其中的原因很多。在此，我們不求面面俱到，而是從開放的視角下，對我國不同地區間，金融發展效應存在差異的原因加以解釋。使用的模型見式（5）。
從表2可以看出，當在回歸方程中加入開放變量的交叉項，將視角由封閉轉向開放時，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又有所差異。注意到在以人均產出和人均資本形成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的符號顯著為正，而經濟開放變量與金融發展變量交叉項的符號顯著為負，這說明雖然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對經濟增長和資本形成都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這種促進作用隨著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卻有所降低。而在以全要素生產率為被解釋變量的方程中，金融發展變量及其交叉項的符號都顯著為正，則說明隨著對外經濟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發展對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在逐漸增大。開放經濟條件下，金融發展影響經濟增長的這一特征是與當前我國的發展水平及制度安排相對應的。這一點，在金融開放時，更容易理解。隨著各個地區實際利用外資的增多，地區經濟發展中，生產活動面臨的融資約束有所降低，對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依賴也就相應減少，反映在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上，便是資本形成效應和經濟增長效應的減弱。而另一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往往蘊含著較為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貿易部門相對于非貿易部門也往往具有較高的生產效率，因此在貿易開放水平較高的地區，銀行部門會有更大的機會將貸款投放給那些制度完善、生產率較高的生產企業，金融發展對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也就更加明顯。
四、結論
綜上，對于我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
第一，整體上看，金融發展水平的提高顯著推動了我國的經濟增長，但金融發展對我國地區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差異較大。金融發展對中部地區經濟增長促進作用最為明顯，西部地區最小。從具體渠道來看，金融發展主要是通過推動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來推動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而在中西部地區，金融發展在推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中，資本深化的特征較為明顯。
第二，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方式的影響同封閉條件相比也有顯著不同。隨著我國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金融資產和私人部門信貸數量的增多以及政府對信貸市場干預的減少對經濟增長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貢獻，越來越為顯著。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更為有利的促進了我國經濟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
第三，為保證我國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必須盡快調整當前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實現增長方式的集約化轉變。而這其中，金融部門的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應進一步推動我國的金融體制改革，提高我國金融系統的整體運行效率。另一方面，由于開放條件下，金融發展對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所以在積極完善各地的制度環境和改善產業結構的同時，應繼續堅持我國的對外開放戰略，在繼續推動貿易開放逐步深化的同時，應謹慎有序的進一步開放資本賬戶，以及通過對外開放水平的提高，進一步促進金融發展對我國經濟方式轉變的積極作用。
參考文獻
[1]包群，陽佳余.“金融發展影響了中國工業制成品出口的比較優勢嗎”，《世界經濟》2008年第3期.
對于與增長之間的關系，經濟學家中間存在著大量紛紜的觀點。本文從風險規避、信息獲致、公司治理、儲蓄動員和促進分工等方面論證了金融發展對于經濟增長的正面作用，同時經驗結果尤其是國際比較的結果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狀況較為輕微、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政府金融監管較為有效的經濟，有著較高的經濟增長率和較低的金融風險。
關鍵詞
金融發展 經濟增長 金融風險 金融自由化
一．理想的金融體系與經濟增長
對于金融體系之于經濟增長的重要性問題，經濟學家們持有異常紛紜的觀點，這些結論迥異的研究成果簡直使人迷惑。自熊彼特、戈德史密斯、格利和肖、麥金農以來以至于內生金融增長學派，大量經濟學肯定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積極關系，但也有經濟學家對這個問題持保留意見。著名經濟學家羅賓遜夫人反對熊彼特所堅持的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家精神的論斷，認為是企業領導而金融追隨，經濟發展為某種特定形式的金融安排創造了需求，而金融體系只是自動和被動地對這些需求作出反應，這就否認了金融體系對于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 。有些經濟學家不相信金融與經濟的關系是至關重要的說法，著名經濟學家盧卡斯斷言，經濟學家過分夸大了金融因素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 ，而發展經濟學的研究者則經常以故意忽視金融來表示他們對于金融體系作用的嘲諷態度。在一本包含有三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發展經濟學前沿》的論文集中，并沒有涉及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問題，而且在尼古拉斯有關發展經濟學的綜述中，也沒有討論金融體系問題，甚至在列示他所忽略的問題的清單中也未提及金融問題 。20世紀末期金融危機的全球性蔓延更加使人們對金融體系的作用產生了疑慮。鑒于金融體系在經濟中的巨大，對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完全視而不見是不現實的，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金融體系在現代經濟中居于核心的地位，金融機構、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場的迅猛發展是近幾十年來不可否認的經濟現實。經驗研究證實，運轉良好的金融體系確實對于經濟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我們特別指出“運轉良好”，是強調金融體系的兩面性，即在金融體系出現嚴重問題的時候，金融體系有可能引發大規模的貨幣危機和經濟危機，對經濟增長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一個不存在金融抑制、達到完全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而且金融監管非常有效的理想經濟中，金融體系的運作可以對經濟產生積極推動作用，我們在這部分內容中就是試圖描述這樣一個理想情形下金融體系對經濟發展可能具有的積極功能；而經驗研究尤其是國際比較分析的結果也表明，那些金融抑制狀況較為輕微、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政府金融監管較為有效的經濟，比那些金融抑制嚴重、金融發展和金融自由化比較滯后、政府金融監管效率低下的經濟，有更高的經濟增長率和更少的金融風險。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可以從至少五個方面促進經濟發展和經濟增長，分而言之：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風險的交易、風險的規避、風險分散化和各交易主體的風險分擔。在所有風險中，流動性風險（liquidity risk）是最為普通的一種金融風險，所謂流動性（liquidity），就是一種資產可以以協議價格被轉換為購買力的速度和便利程度，而所謂流動性風險的產生，是源于與將一種資產轉換為交易媒介相聯系的不確定性。信息的不對稱（informational asymmetries）和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都可能影響流動性，加劇流動性風險，這些摩擦產生了一種動力，導致可以提高流動性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的產生。直覺和事實都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在提高流動性方面的作用，使我們在流動性和經濟增長之間建立一種聯系。經濟中的高收益項目往往需要較長時期的資本承諾，但是儲蓄者卻不希望長時期放棄對其儲蓄的控制權，因而假若金融體系不存在或者金融體系出于非常幼稚的發展階段，就不能提高長期投資的流動性，因此較高收益率的投資就不可能實現。經濟史學家希克斯通過對英國經濟史的研究，認為革命時期英國金融市場的發達使得流動性風險得以減輕，這是工業革命發生于英國的重要原因。根據希克斯的研究，工業革命最初幾十年所生產的產品其實在很早之前就被發明出來，技術創新本身并不能自動保證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相反，技術創新的成果需要大量的長期的資本投入和資本承諾，而在18世紀的英國，促進經濟增長的關鍵性的新要素正是資本市場流動性。在存在流動性金融市場的情況下，儲蓄者持有諸如股票和債券等轉換便捷的流動性資產，同時，資本市場將這些流動性金融工具轉化為非流動性的生產過程中的長期資本投資，假如沒有金融市場這種轉換，需要大規模長期資本投入和資本承諾的英國工業革命就不會產生 。除了降低流動性風險之外，金融體系還會降低與個人項目、私人廠商、個別產業和地區有關的金融風險，也就是所謂具有個人特征的風險（idiosyncratic risk）。銀行、共同基金和證券市場等金融機構和金融工具都可以提供風險分散和分擔以及風險交易的渠道，通過改變資源配置和儲蓄率水平，金融體系提供風險分散化的服務可以影響長期的經濟增長率，而且對于技術創新有推進作用。在金融發達的國家，金融市場體系提供了流動性和風險分散機制，滿足了大規模長期性投資和大規模技術創新的需要。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獲得更多有關投資和資源配置的信息，這對于經濟增長有著重要的意義。相對于金融體系而言，私人的信息獲致成本（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sts）更高，私人沒有能力和動力去搜集大量的有關企業、管理者以及經濟態勢的信息，因此，私人信息獲致成本的高昂創造了金融中介產生的激勵。金融中介機構在獲致信息方面的優勢使信息成本得到節約，因而有利于有關投資機會、投資收益、經營管理狀況、宏觀經濟等信息的收集和傳遞，這就提高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并促進了經濟增長。運轉良好的金融市場、金融機構和完備的金融工具，是經濟中各種投資信息的重要傳播渠道，這些信息引導著經濟資源的市場配置。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一般擁有發達的股票市場，股票市場是有關廠商的各種信息獲取和擴散的通道，當股票市場的規模和流動性增大的時候，投資者就會獲得更多的有關廠商經營管理以及宏觀經濟態勢的信息。而在那些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信息獲致的成本高昂，這就阻礙了私人資本向長期投資的轉變，阻礙了高收益投資的形成，資本配置的效率被嚴重降低。金融抑制的消極后果之一是使得信息獲致成本增大，從而不利于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加強對經營者的監督和改善公司治理。大量金融中介和金融機構的存在，降低了投資者獲取有關經營者信息的成本，尤其在股票市場上透明度較高的股票價格，成為一種獲致成本極低的公共品，投資者很容易通過股票價格以及股票市場上公布的其他公司信息來判斷管理者的經營業績，對企業經營進行有效的監督，從而促使經營者改善公司治理和調整企業戰略。所以在金融自由化程度較高從而金融市場發達的國家，投資者從發達的金融體系中獲取了大量信息，這些信息有助于投資者對于經營者的監督，因而，金融體系在這里似乎充當了一個無形的管理者和社會評判者的角色，發達的金融體系可以依照市場原則對資金的流動進行有效的配置，可以對經營者形成有效的監督和約束機制，從而提高企業經營效率，從而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相反，在金融抑制的經濟中，信息獲致成本較高，人們難以通過金融體系來獲得有關公司經營的信息，因而投資者就難以對經營者的業績作出適當的評價和監督。為了克服這個缺陷，在金融抑制的國家就會特別抑制金融市場（比如股票市場）的作用，而試圖以銀行等間接金融機構甚至政府的直接干預來形成資本配置的主要手段，金融市場對廠商行為的監督約束機制被削弱，因此就不得不以政府的權威形成另外一種監督與約束的機制，而后者顯然是成本高昂的。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動員儲蓄(mobilizing savings)和大規模資金積聚。動員儲蓄和促進資本積聚是金融體系最基本的功能之一，通過加強流動性、提供風險分散化機制、以及降低信息獲致成本，金融體系可以有助于經濟中的分散資本的快速和大規模積聚，從而為工業化和長期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資本。動員儲蓄是要花費成本的，但是發達的金融體系通過大量的金融中介機構、金融工具和廣闊的金融市場，降低了由不同私人手中收集儲蓄的交易成本，同時也成功地使得儲蓄者在放棄其儲蓄控制權的時候感到安全可靠，降低了儲蓄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美國經濟史的事實表明，在美國19世紀后期的經濟發展中，投資銀行在儲蓄動員中起到重大作用。許多投資銀行利用自身與歐洲市場的聯系而從境外籌集了大量資本，還有很多投資銀行與美國境內的實業家和銀行建立密切聯系以利于儲蓄動員，還有的投資銀行在各州之間巡回宣傳以向居民戶出售證券，這些資金籌集行為對經濟發展起到重要推動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程度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發達國家，有關動員儲蓄的金融創新層出不窮，所有這些金融創新的目的都是降低儲蓄動員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從而對于資源配置效率起到有效的增進作用。而金融抑制的國家進行儲蓄動員的方式是通過利率的扭曲、對金融市場的壓制以及金融工具和金融機構的單一化而實現的，這些金融抑制政策雖然在短期內可以起到動員儲蓄的作用，但是長期來看卻抑制了儲蓄和投資的形成，增加儲蓄動員的交易成本和信息不對稱現象，長期中抑制了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
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有利于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交換。斯密思想中的核心觀念之一，就是較低的交易成本可以允許更大的專業化分工，因為一個專業化分工較細的經濟所包含的交易比自給自足經濟（autarkic economy）所包含的交易要多得多，專業化分工得以形成的基本條件就是交易成本要足夠低。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國家，由于其金融體系的發達，使得經濟中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有效降低，交易成本的降低有利于經濟中專業化程度的加深，而專業化程度的加深意味著更活躍的交易與技術創新，從而也就意味著更強勁的長期經濟增長。總之，以上我們綜述了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發展程度較高的金融體系對于經濟發展所可能起到的積極作用，并對金融自由化經濟和金融抑制經濟的績效逐一作了比較。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金融體系的這些積極層面的作用，都是建立在理想化的假設之上，現實中的金融體系由于各種因素的制約，會使得上述功能受到削弱，尤其在金融體系遭受重大沖擊的時候，比如在嚴重的貨幣危機和金融危機的時候，金融體系的崩潰會對經濟造成災難性后果。同時，在金融自由化過程中，也會伴隨出現一些金融脆化和金融動蕩的情形，這些金融不穩定因素的存在，也削弱了金融體系在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二．基于經驗和國際比較的結論
學家們已經在和金融自由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相關關系上進行了大量經驗研究，這些經驗涉及公司層面的研究、產業層面的研究、特定國家的研究以及更廣泛的跨國比較研究，這些研究都揭示出在金融體系的作用和經濟的長期增長之間存在著很強的正相關的關系。和經驗研究的結果都很難使我們下結論說，金融體系僅僅是自動地對經濟行為和化作出反應，或者說金融發展僅僅是經濟增長過程的一個附加產品。有關經濟增長和金融體系之關系的開創性研究始于戈德史密斯，他使用了1860-1963這一個世紀中間35個國家的統計資料，得到結論說：“假如考慮幾十年這樣的長時期，在經濟增長和金融發展之間存在著很強的平行關系；在數據比較充分的國家，甚至出現這樣的，即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同時伴隨著金融發展的平均速度的快速增加 。”但是戈德史密斯的經驗研究存在著若干缺陷：一是其經驗數據僅限于35個國家；二是未對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進行系統性的控制；三是沒有考察金融發展是否與生產率提高以及資本積聚有關聯；四是金融中介的規模未必能夠準確衡量金融體系的作用；五是金融體系之規模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緊密關系并未揭示其因果關系，這些缺陷，戈德史密斯自己也有所察覺，而這些開創性的成果為以后的研究者奠定了論基礎。20世紀90年代以來，許多研究者開始在方法論上彌補戈德史密斯的缺陷，對經濟增長與金融體系之間的關系進行更精密的考察。King & Levine考察了1960-1989年這30年間80個國家的數據，并對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要素進行系統性控制，研究了資本積累和生產率提高的渠道，建立了衡量金融發展的其他方法，并分析了金融發展水平是否可以用以預測長期經濟增長率、資本積聚和生產率的增長 。
King & Levine使用四種方法來衡量金融發展的水平，試圖以此更準確地評價金融體系的作用。表1概括了1985年四種指標值相對于人均實際GDP的比率。第一個指標DEPTH，表示金融中介規模或金融體系流動性負債與GDP的比率，結果顯示，最富國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額屬于前25%的人）的年收入的三分之二是以正式金融中介中的流動資產形式持有的，而最窮國家的公民（按人均收入額計算屬于最低的25%的人）僅有四分之一的收入是以流動資產形式持有的。可見，在實際人均GDP和DEPTH之間存在著很強的相關關系。金融發展的第二個指標BANK，表示中央銀行與商業銀行在配置信貸方面所占據的地位，它等于銀行信貸與銀行信貸加中央銀行國內資產的比率。設置這個指標的目的，是要說明，在一個國家中，銀行一般比中央銀行更有可能實現金融體系的信貸功能以及其他功能。雖然設置這個指標有著內在缺陷，比如銀行并不是提供有價值的金融功能的唯一金融中介，另外銀行也有可能只為政府所有的或者公共企業提供信貸，但是這個指標大體可以反映金融中介在一個國家信貸行為中的重要性。在最富國家中，BANK這個指標達到90%，相反，在最窮的國家，商業銀行所提供的信貸數量幾乎與中央銀行所提供的信貸數量處于同等水平。第三個指標PRIVATE，等于提供給私人部門的信貸數量在總信貸數量（不包含對銀行的信貸）中的比重，而第四個指標PRIVY，等于提供給私人企業的信貸數量占GDP的比重。這兩個指標背后的假設是，那些為私人部門提供信貸的金融體系比那些僅僅為國有部門和政府企業提供信貸的金融體系更有動力投身于加強對于企業的研究，更有動力進行公司控制，也更有動力去提供風險管理服務、動員儲蓄和提高交易水平。從表中可以看出，在人均實際GDP和流向私人部門的貸款數量之間，存在著統計上非常顯著的正相關關系。
King & Levine接下來繼續探討1960-1989年間標志著金融發展水平的這四個指標（F）與同時期三個經濟增長指標（G）之間的經驗關系的緊密程度。三個經濟增長指標是人均實際GDP的平均增長率、人均資本存量的平均增長率和總生產率增長率，所謂總生產率增長率，即“索洛余值”（Solow residual），是用人均實際GDP增長率減去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的0.3倍。如果用F（i）表示1960-1989年間代表金融發展（DEPTH，BANK，PRIVY，PRIVATE）的第 i個指標的值，用G（j）表示同時期代表經濟增長（人均GDP增長率、人均資本存量增長率、生產率增長率）的第j個指標，用X表示控制與經濟增長相關的其他要素（如人均收入、、穩定性、匯率、貿易、財政有貨幣政策等）的條件信息矩陣，那么在77國中進行12次回歸分析的公式就是：
G（j）=α+βF（i）+γX+ε
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區域金融發展區域經濟增長
金融是現代經濟活動的核心，金融資源的數量及其配置效率是一國或地區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約束條件。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著密切的聯系，也是金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在空間上的具體化。實踐證明區域經濟發展水平愈高，越需要強大的金融做基礎，金融的作用就愈強。區域金融活動的主要作用在于分配資金，其運作機制就是金融活動影響儲蓄和投資，儲蓄和投資影響資金流量結構，再影響生產要素的區域分配結構，最終影響到區域經濟增長。如果是區域金融體系較完善，金融發展水平較高，則對本區域經濟增長與發展必然起到促進作用，進而通過優化金融資源配置，提高資本的使用效率，調整區域產業結構，促進區域經濟增長，達到金融體系和經濟發展的良性循環。
因此，區域金融理論不是區域與金融的簡單疊加，而是將區域與金融作為一個有機整體來觀察，分析其產生、發展、運動的規律，探討的核心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在地域上的表現，或者說是對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間互生共長關系的研究。區域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是相互依存的統一體，兩者相互作用，共同發展。
一、區域金融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1、區域金融發展有利于促進區域資本的形成。一個區域若沒有足夠、持續的資本供給，既不能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也不能促使區域經濟持續穩定的發展。區域資本的形成和積累在經濟發展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資本的積累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儲蓄的規模和資本產出效率決定的。區域金融發展之所以能夠增加儲蓄規模，原因在于實際利率水平、資本市場的發育程度、金融資產的多樣化程度以及金融部門的效率和融資機制會影響到儲蓄率和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金融系統越發達、金融機制和金融工具提供的選擇機會就越多，金融服務越便利周到，人們從事金融活動的欲望就越強，一些非生產性的或暫時閑置不用的資金就可以被吸引到生產性用途上來，儲蓄率就會提高，資本積累的速度就會加快。同時金融發展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降低了信息和交易費用，從而影響到了儲蓄水平、投資決策、技術創新以及長期經濟增長速度，進而提高了儲蓄向投資的轉化率。在實際中，金融通過直接和間接兩種融資方式能將區域內、外企業和居民的盈余資金通過儲蓄間接轉化為投資或直接轉化為投資而形成資本，從而對區域經濟增長起著第一推動力的作用，這也是金融的基本功能。
2、區域金融發展有利于改善和提高資源配置。金融對經濟有顯著的結構調整功能，其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為產業結構調整創造有利條件。資本市場中，企業資產可通過證券化形式，在不改變所有權的前提下，借助使用權的轉讓，引導企業資源從一個行業或企業轉向利潤率更高的行業和企業，改變資源配置結構，從而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調整。二是擴大產業結構調整增量資金來源。產業結構調整需要大量的增量資金投入，以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為主的資本市場，作為一種直接融資機制，可以根據資金的趨利性，吸引國內、外的資金更多的投入到優勢產業、新興產業。三是拓寬產業結構存量調整空間。增量投入往往會受到資金來源的約束，而改變現有資源在不同產業間分布，能迅速實現存量結構調整。不同企業間的資產重組是存量調整的一種非常有效的操作方式，借助資本市場的虛擬化資產具有較高流動性的特點，可使資金向不同地區，不同所有制，不同行業間的流動與組合，又在很大程度上減少了資產存量調整所需的資金，可加快存量調整的步伐，拓展調整空間。總之，區域金融對區域經濟有顯著的結構調整功能，并通過它實現資金配置效益最大化，從而實現資本邊際生產力的提高。
3、區域金融發展具有引致其它資源要素流動和聚集的作用。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在經濟運行中是聯系其它部門的紐帶，它通過資金這種特殊資源的流動，起著引導和配置其它資源在區域內和區域間的流動，從而獲得本地區稀缺的資源。例如，由于物隨錢走，伴隨著資金在區域內的流動，相應就會帶來技術、信息等要素。同樣勞動力資源要素的流動也受經濟利益的驅動，哪里有資金有項目，勞動力就往那兒流動。
4、區域金融發展促進了區域經濟的分工與合作。首先，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分工。區域分工是由于各地區生產要素的稟賦差異和生產要素的不完全流動而引起的產業活動在區域上的差異。金融通過區域性的信貸、區域性的資本市場及引進外資等手段，合理支持地區性優勢產業的發展，并使各地區形成不同的主導產業部門，從而促進了區域分工的形成。其次，金融促進區域經濟的合作。合理的區域分工是有效的區域合作的基礎，沒有區域的分工，就沒有區域經濟的協作，也就更沒有區域間的開放。區域經濟的協作要以統一的、開放的金融體系作為基本前提。一個按照經濟區設立的中央銀行分支行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克服政府行為對金融系統的直接干預，這樣就提高了區域經濟有效協作的可能性。隨著區域性、全國性的資本市場的形成，資本市場本身的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將促使區域性主導產業帶動并促進區域經濟的協作。再次，科學的區域性金融投向能夠縮小區域間的差距。區域間“梯度”差異的存在是客觀的事實，它是產業生命周期在空間上的一定程度的自然表現形式，但“梯度”的差異不能作為區域經濟發展順序的人為的出發點。落后地區可以在區域性金融政策的直接支持下，配合財政轉移支付制度和對口支援等制度，縮小區域間的差距。
5、區域金融發展能夠推動科技進步，提高要素生產率。無論是社會生產力體系中諸要素面貌的重大改變，還是經濟結構、產業結構的調整與升級，抑或經濟發展速度的提高和產品競爭力的迅速增強，均離不開科技進步的巨大作用。調查表明，科技投入缺乏是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障礙。金融發展過程客觀上推動了經濟貨幣化、金融化進程，從而一方面為金融產業乃至整個社會的技術創新提供更強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幫助科技成果迅速傳播、普及，加速向現實生力的轉化。
二、區域經濟增長對區域金融發展的作用
1、區域的經濟運行狀況決定區域金融運行及其效率。在現代貨幣信用經濟條件下，基本經濟狀況決定和支配著金融資源的供求及其平衡。國民經濟運行對金融資源分配的決定作用主要表現為經濟規模擴大，而經濟規模的擴大不但會引起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規模的相應增長，而且還會直接影響到金融產業的發展。從理論上講，經濟效率決定金融效率，區域經濟效率的提高在保證國民經濟穩定增長的同時，會改善金融交易者包括金融資源供給者和金融資源需求者的交易地位，使金融市場的投資者和融資者的滿意程度均不同程度地提高，從而提高金融效率。同時，區域金融效率還要受到區域經濟結構的影響。經濟結構的變化不僅可以引起金融資源需求結構的變化，從而改變融資結構，影響金融效率，而且還可以改善國民收入分配狀況，從而引起金融資源供給結構的變化，進而影響金融效率。
2、區域金融創新環境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范圍內進行了大規模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是金融資源分配規模不斷擴大、金融需求不斷多樣化和金融效率不斷提高的客觀要求，是金融經濟迅速發展的內在動力。而金融創新的程度客觀上取決于金融創新環境，從而區域金融創新環境作為區域創新環境體系中的一部分，必然影響到區域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3、市場化進程的區域差異影響到金融資源的跨區流動。比較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兩種制度安排，很明顯，只有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金融資源才能隨著貨幣信用體系的發展獨立生成為一種特殊的資源，并在經濟資源分配中發揮著引導作用。區域市場化進程的差異，直接造成金融資源的供求在空間上的非均衡分布。如果是過度的區域差異，必然大大降低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
參考文獻：
1、沈麗：區域金融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相關性研究[J]《經濟師》2006（4）
關鍵詞：物流發展；經濟增長；面板協整
中圖分類號：F259.27 文獻標識碼：A
Abstract： The study bases on 2005～2012 panel data of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economic area. Through unit root test and panel cointegration test， there exists a confirmed long-term cointegraton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Hausman test rejects the null hypothesis， fixed effect model is more efficient than random effect model. The regression conclusions show the scale of logistics industry， logistics supply and logistics demand all have plus correlation ships with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And different reg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gistics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 logistics development； economic growth； panel cointegration
現代物流業是包含了運輸業、倉儲業和信息業等的復合型服務產業，它是連接生產和消費的橋梁，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力量。學者們普遍認為物流業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相互作用的關系，物流業的發展促進經濟增長，經濟增長也帶動物流業的發展。現代物流是經濟發展中一股重要力量，而經濟增長越迅速，對物流的需求越高，經濟對物流的依賴度就越大，物流在經濟增長中就愈顯重要，經濟對物流發展的推動作用也就越大。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發展速度最快、經濟總量規模最大、最具有發展潛力的地區，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和安徽省，三省一市2012年的GDP總和為126 117.32億元，占全國GDP的24.4%。本文通過研究分析長三角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
1 相關文獻回顧
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引起了國內學者的廣泛關注，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簡單的單向關系，而是存在著相互作用、相互影響的雙向關系。趙立波（2012）研究物流業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用格蘭杰因果檢驗得出結果，物流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具有雙向格蘭杰因果關系，一方面經濟快速發展會拉動物流業發展，另一方面，物流業發展能促進商品快速流通，推動經濟增長，而且發現經濟增長對物流發展的影響要大于后者對前者的影響。而賈海成（2012）對比研究上海市和天津市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發現，上海物流業投資是經濟增長的單向格蘭杰原因，天津市的經濟增長是物流業投資的格蘭杰單向原因，結論表明不同的地區發展策略也對兩者的相互作用有一定的影響，不同的發展策略使得物流發展和經濟增長處的主導地位也是不同的。
除了用格蘭杰因果檢驗，研究兩者的相互影響以外，學者們也用其他不同的方法研究兩者間的關系。馮云（2008）用投入產出分析法研究物流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物流業與其他部門之間存在較強的經濟依存關系，尤其是第二產業的發展對物流業的依賴程度最高。朱文濤（2011）采用logistic模型分析江蘇物流業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物流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相當高。邵楊（2010）基于省際面板數據的研究發現，物流供給規模和需求規模都能促進全國和各區域的經濟增長。李國剛、曹昱亮（2012）利用中國物流發展和經濟增長的統計數據研究，發現電信業務、移動公司電話業務和網絡業務對經濟增長有著很大地促進作用。
總結前人的研究，本文采用2005～2012年的長三角城市面板數據，分析長三角城市群中物流業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2 模型設定與數據選取
盡管物流業的發展非常迅速，但國內依然沒有完整的統計體系，實證分析只能從統計年鑒中選取反映物流業現狀的指標，總結前人的研究經驗，本文采用以下指標來衡量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水平：
（1）物流供給指標
物流供給指標指一個地區的基建設施、信息系統和企業服務能力。基建設施包括公路、鐵路、機場等各種運輸方式。信息系統指信息網絡基礎傳輸平臺，信息平臺越完善，供給的技術水平越高。企業服務能力包括物流企業的數量、經營規模和對客戶需求的滿足程度。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可靠性，本文用公路、鐵路和水運航道的里程數加總來衡量地區的物流供給能力。
（2）物流需求指標
物流需求指標指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各個生產環節對物流的需求，社會對物流的需求可以通過各種物流量反映出來，反映物流運輸量的主要指標有貨運量和貨物周轉量，但是貨運量可能出現對一批次貨物重復計數，夸大社會對物流的需求。因而本文采用貨運周轉量表示經濟的物流需求量。
（3）物流產業規模指標
根據國家統計局和國家標準局對國民經濟的行業分類，物流業屬于第三產業，主要包括交通運輸、倉儲和郵電業。本文采用上述行業的增加值來反映市場規模，考慮到價格水平對物流產值的影響，以2000年為基期，用GDP平減指數消除價格影響（平減指數數據來源于http：///）。
（4）區域經濟發展指標
采用各城市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衡量地區經濟發展的狀況。由于國內生產總值同樣存在著價格水平變動的影響，如果考慮價格水平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問題會變得較為復雜，因此本文以2000年為基期，用GDP平減指數消除價格影響，采用各城市的地區生產總值來反應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
本文研究對象是長三角經濟圈城市的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由于行政區域劃分調整、年鑒資料缺失等原因，考慮數據的可得性和可靠性，本文選取長三角經濟圈內20個城市，包括上海，江蘇9個城市：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南通、泰州、揚州、鹽城，浙江6個城市：杭州、嘉興、湖州、寧波、紹興、舟山，安徽4個城市：合肥、蕪湖、滁州、馬鞍山，樣本區間為2005～2012年，數據主要來源于各城市的統計年鑒，部分年份年鑒缺少的公路、鐵路和航道信息由《江蘇交通年鑒》、《浙江交通年鑒》及各市《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等資料補充。
建立如下模型，變量取對數可以消除異方差的影響，并且不改變時間序列變量的性質和關系：
lnGDP■=lnLIV■+lnLTR■+lnLNRET■+α■+μ■
下標i代表i城市，t代表時間維度。LIV表示物流業產值（logistic industry value），LTR表示物流業的供給（logistic total road），RTF表示物流業的需求（rotation volume of freight transport），α是地區差異帶來的個體效應，不同的地區有著不同的地理、歷史和氣候環境，μ是隨個體和時間改變的擾動項。
3 實證分析
3.1 單位根檢驗
在對物流發展和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分析之前，先要對面板進行平穩性檢驗，非平穩的面板數據在回歸分析時很大程度上表現為偽回歸。本文采用LLC檢驗、breitung檢驗、IPS檢驗、fisher-ADF檢驗、fisher-PP檢驗，對物流和GDP等變量的面板數據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結果見表2。
從檢驗結果中可以看出，各變量的水平值均沒有通過平穩性檢驗，而一階差分值皆在5%的顯著水平下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通過平穩性檢驗，一階差分序列是平穩序列。可以確定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為一階單整I1變量。
3.2 面板協整檢驗
由于變量為一階單整變量，也就是說本文采用的變量是非平穩變量，在回歸分析之前，需要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檢驗非平穩序列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本文采用兩種面板協整的方法進行檢驗，分別是Pedroni方法和Kao方法，檢驗結果見表3和表4。
由表3可知，lnrGDP、lnrLIV、lnLTR和lnRFT除了在pedroni中的panel v-stat沒有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其余都在1%的顯著性水平型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表4的Kao檢驗的結果也顯示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可以判斷區域生產總值和各變量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因此可以進行回歸分析，不存在偽回歸。
3.3 回歸分析
通過面板協整檢驗，發現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之存在協整關系，進而進行回歸分析。Hausman檢驗發現prob>chi2
=0.0000，拒絕“H0：截距項與所有解釋變量不相關”的原假設，認為模型應該采用固定效應模型。
3.4 結果分析
協整檢驗顯示地區生產總值、物流產業增加值、物流供給和物流需求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方程回歸結果中R2值分別為0.9159、0.9606、0.9331，由表5的回歸結果顯示。
（1）體現長三角經濟區的物流產業規模的產業增加值、表示物流供給規模的運輸路線總長和表示社會的物流需求的貨物周轉量，估計系數的符號都為正，表明區域GDP和這三個變量之間存在正相關關系。從面板估計結果來看，整個長三角經濟圈城市的物流供給規模系數為0.11和需求規模系數為0.24，物流供給規模和物流需求規模都能對地區經濟產生正向的影響，但是物流需求規模的增長對長三角區域經濟的影響更大一些。
（2）江蘇組別中9個城市都在長江沿岸，地處黃金水道，回歸結果顯示三個解釋變量和區域GDP也都存在著正相關關系。其中物流供給規模系數是0.57，是三個面板估計結果中最大的系數，可能和地區政府大力推動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的發展政策有關，蘇南地區的發展模式是政府干預模式。但是物流需求規模系數沒能通過顯著性檢驗。
（3）浙江組別中6個城市都在浙北，受到上海2小時經濟圈的直接輻射，回歸結果顯示，三個解釋變量的系數均為正值，物流供給系數是0.045和物流需求系數是0.34，且都通過了5%顯著性水平的檢驗，物流需求對地區經濟的影響更大一些，和江蘇省城市相反，浙江的經濟模式是個體私營經濟為主，以家庭工業為起點，政府并不在經濟發展中占主導地位，民營經濟的活力促進了對物流的需求，也拉動了經濟增長。
4 結束語
根據對長三角經濟圈經濟增長和物流業發展關系的研究，各地區的物流市場規模、供給規模、需求規模和經濟增長之間存在著長期協整關系，回歸結果顯示物流市場規模、供給規模和需求規模都和經濟增長正相關，能促進地區的經濟發展，證實了物流是促進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其中擴大市場規模拉動區域經濟增長的能力較強，而供給規模和需求規模對經濟的拉動作用較弱。但是通過江蘇省沿江城市組別和浙北城市組別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不同城市區域所面對的情況是不同的，物流業促進地區經濟增長，還應和地區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本文的不足之處，由于數據來源的局限性，只能從物流業的基建設施即公路、鐵路和水路航道對物流業發展和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實證分析，而現代物流業不只是一個擔負物資流轉的社會經濟角色，“現代”物流包括運輸、儲存、加工、包裝、裝卸、配送和信息處理等活動。在經濟全球化和電子商務的雙重推動下，物流業正在從傳統物流向現代物流迅速轉型。現代物流通過信息將各項物流功能活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通過對信息的實時把握，控制物流系統按照預定的目標運行。信息技術在物流業的發展中起著不可小覷的作用，大數據時代只有對信息充分的掌握和運用，才能提高生產率，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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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發展；經濟增長；協整檢驗；VAR模型
基金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資助項目（11LZUJBWZY051）。
作者簡介：郭志儀（1949-），男，甘肅通渭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趙小克（1977-），男，河南洛陽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金融理論的研究。劉那日蘇（1979-），男，內蒙通遼人，蘭州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主要從事區域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研究。
中圖分類號：F83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1096（2013）01-0011-05收稿日期：2012-03-27
一、文獻回顧
金融作為經濟資源配置的核心，在經濟體系中起到了交易媒介、動員儲蓄、配置資本、分散風險、監督公司治理等作用，對經濟增長有著重要影響。Schumpeter早在1912年就提出：功能良好的銀行可以通過為有發展潛力的企業提供融資幫助來加速技術創新和提高生產力，進而促進經濟增長。Patrick （1966）提出了著名的Patrick假說：在發展中國家，金融發展是供給導向模式，即金融發展推動了經濟增長；在發達國家，金融發展是需求跟隨模式，即金融發展伴隨著經濟增長。Goldsmith（1969）創立了“金融結構論”，認為金融發展，大部分國家的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同步前行的關系。之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問題引起了廣泛爭議，相關的實證分析也得出了不同的結論。從現有的觀點看，金融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存在以下幾種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