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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中藥資源;中藥資源化學;中藥資源循環利用

Research on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and

resources recycling utilization ways and goals and tasks

DUAN Jin-ao*， SU Shu-lan， GUO Sheng， JIANG Shu， LIU Pei， YAN Hui， QIAN Da-wei， ZHU Hua-xu， TANG Yu-ping， WU Qi-nan

（Jiangsu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National and

Local Collaborative Engineering Center of Chinese Medicinal Resources Industrialization and Formulae Innovative Medicine，

Nan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The objects of research on the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CCMM） are promotion of efficient production， rational utilization and improving quality of CMM and natural products. The development of TCM cause depends on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MM， hinges on the technologies and methods for using and discovering medicinal biological resources， stand or fall on the extension of industy chains， detailed utilizaion of resource chemical components by multi-way， multi-level. All of these may help to the recycling utilization and sound development of RCMM. In this article， five respects were discussed to the RCCMM researches and resources recycling utilization ways and goals and tasks. Firs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resource scarcity， discovering or replacing CMM resources， protecting the rare or endangered species or resources. Second， based on the multifunctionality of CMM， realizing the value-added and value compensation， and promot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through systermatic and detailed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 Third， based on the resource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friendly， reducing raw material consumption， lowering cost， promoting recycling utilization and elevating utilization efficiency. Fourth， based on the stratege of turning harm into good， using the invasive alien biological resources by multi-ways and enriching the medicial resources. Fifth， based on the method of structure modification of chemical components， exploring and enhancing the utility value of resouces chemical substances. These data should provide references and attention for improving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recycling economy， and changing the mode of economic growth of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of CMM fundamentally.

[Key words]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 （CMM） resources; resources chemistry of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CCMM）; recycling utilization of CMM

doi：10.4268/cjcmm20151713

中藥資源是保障國民健康、發展民族醫藥產業的物質基礎。中醫藥事業的發展有賴于中藥資源的高效利用和可持續發展，有賴于藥用生物資源可利用物質、潛在利用價值的發現技術和手段，有賴于中藥資源類群中資源性化學成分的多途徑、多層次、精細化利用和產業鏈的有效延伸，從而實現其循環利用的資源化學研究和資源產業健康發展的目的，體現資源的可用性、多宜性的本質屬性以及資源的經濟、社會及生態效益。

中藥資源化學研究的目的是促進中藥及天然藥物資源的有效生產、合理利用和產業的提質增效。因此，中藥資源化學的研究思路將圍繞立足于自然資源的稀缺性原則，以尋找發現或人工生產可替代性資源，保護珍稀瀕危物種和自然藥用生物資源;立足于中藥資源的多宜性原則，從多途徑多層次挖掘和拓展資源經濟產業鏈;立足于資源節約型原則，提升中藥資源的利用效率和產業化效益;立足于環境友好型發展原則，促進中藥資源產業化過程綠色發展;基于化害為利的資源化策略，研究開發具有藥用價值的外來入侵生物資源;基于化學成分結構修飾策略，挖掘和提升中藥資源性化學物質的利用價值等幾個方面，在藥用生物生理生態學、中藥及天然產物化學、各類分析化學和生物活性及功效評價等研究方法的支持下，借助現代生物工程、制藥工程等先進制造技術，以推動中藥資源事業的可持續發展。中藥資源化學及資源循環利用的研究思路與發展框架論述如下。

1立足于資源稀缺性原則，尋找發現或人工生產可替代性資源，保護珍稀瀕危物種及自然資源

資源的稀缺性是經濟學概念，它是指在一定時空范圍內能夠被人們利用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們對物質需求欲望是無限的，這兩者矛盾構成了資源的稀缺性。這種矛盾的存在是永恒的，而資源稀缺性將推動資源科學的進步，推動資源節約、資源替代和積極尋求新資源，實現資源的循環利用。同時，資源的稀缺性也是資源評價的重要指標。

1.1從近緣植物類群中尋找和發現替代性中藥資源資源的稀缺性是自然資源的基本屬性。中藥資源的蘊藏量是有限的，隨著人口劇增，中藥資源的消耗量增加，其稀缺性日益突出，以致許多中藥資源類群日趨衰減，甚至處于瀕臨滅絕的境地，一些自然選育的優良資源種質正在逐步消失或流失，成為我國中醫藥事業發展的制約瓶頸之一。為了擴大和尋找發現替代資源和新資源，依據“近緣植物中含有相似的化學成分”的植物化學分類原理^[1]，運用中藥資源化學研究思路和方法，通過從自然資源近緣生物類群中尋找發現替代性資源，為珍稀、瀕危、緊缺和高含量、低毒性、高附加值資源性化學物質資源的提供替代或補償，有利于協調中藥資源保護與利用的關系，有利于促進中醫藥事業及中藥資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1.2馴化培育和發展人工生產以替代和補償自然資源千百年來，中華民族在先賢智慧的指引下不斷認識和利用具有藥用價值的植物、動物、菌物、礦物等自然資源，保障了民眾的健康與繁衍，形成了內涵豐富的中醫藥資源體系。但部分自然資源品種由于生物種質或生態的脆弱性導致種群衰退、種群數量減少，蘊藏量不敷應用;有些多年生藥用生物種類則由于形成藥用部位的更替或再生周期長，生物產量難于滿足利用需求;有些則是隨著人口的劇增和中藥工業快速發展的產業需求量激增，出現了竭澤而漁過度利用自然資源的窘境，造成了自然生物的更替周期與利用需求的允收量之間的平衡被打破。迄今，在中藥配方飲片和中成藥生產使用的近千種藥材中，約有30%的種類已由原來依賴于自然資源提供而不得不通過人工馴化、占據大量農田和生產資料發展種養殖生產以替代和補償資源的短缺，滿足人口健康的需求。因此，通過人為活動影響逐漸將某些野生藥用生物進行馴化，實施家種或家養以獲得所需要的中藥資源原料為人工藥材資源。

隨著社會需求的不斷增加，人工培育藥材資源不僅從種類還是數量上來看，均呈現出必要性和迫切性。開展變野生種類為家種、家養種類，發展大規模的種植和養殖生產，以及藥用生物資源的野生撫育等研究，可突破傳統的中藥材生產經營模式，促進生態環境保護，有利于重建或恢復一些藥用生物資源種群的更替和再生與開發利用間的平衡，減輕生態環境的壓力，緩和人類無限需求與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從而推動實施中藥材規范化生產及發展新興的中藥生態農業產業化模式。

2立足于資源多宜性原則，通過系統性和精細化開發利用，實現資源價值增值和價值補償，提升資源利用效率

中藥資源具有滿足人類多種需求的性能，物質的、精神的和生態的等。由于藥用生物資源種類繁多，藥用部位不同，新陳代謝產物多樣，因而不僅可藥用，也可作為化妝品、保健品、健康食品、調味品、環境健康產品、生物農藥等資源性產品制造的天然資源原料;中藥和天然藥物資源的開發也是多層次、多途徑的，可開發藥物原材料，亦可作為有效部位提取的原料，或作為單體化合物或先導化合物分離以至化合物結構改造與修飾等的重要原料等。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資源的多宜性特點在不斷擴展和延伸，自然資源的價值和使用價值也在不斷提高和拓展。

2.1傳統藥材的再認識及其新用途、新價值的發現由于科技發展水平和對傳統藥材認識的局限性，中藥材的生產與利用較為局限。隨著現代科學技術的迅速發展和進步，對傳統藥材有了更為深入的研究與認識。每種中藥資源往往具有多種應用用途，既可直接入藥，又能從中提取制藥原料，或有利于保護環境和維持生態平衡。除供藥用外，還可用于食品、保健品、日用化工品、輕工業產品、農林產品、園藝產品等的開發。藥用動物或植物的不同組織器官及其所含有的資源性化學成分又往往具有不同臨床功效、生物活性以及多宜性價值等特點。因此，依據中藥資源化學原理和利用策略，開展傳統藥材的再認識和新用途、新價值的發現研究，提高資源產品的價值和產業化效益，延伸和拓展中藥資源經濟產業鏈^[2]。

2.2多途徑開發利用及多層次精細化產業發展以消耗中藥資源性原料為特征的中藥資源產業屬于我國傳統特色經濟產業范疇，工業化與現代化基礎較為薄弱。藥材的商品屬性為農副產品，未能體現出特色資源的經濟性和稀缺性特征;中藥飲片的商品屬性盡管是藥物，但由于缺乏藥品應有的、嚴謹的科學內涵系統揭示和精細化的生產制造和價值展現，仍處于低附加值原材料的狀態;以中成藥制劑生產為代表的中藥資源深加工產業集群近年來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占據我國整個醫藥產業板塊的三分之一，受到了全社會的高度關注^[3]。

然而，由于大多數品種的生產仍在遵循較為落后的傳統生產工藝和標準在進行，表現出中藥資源性原料提取過程轉化利用效率低下，功效物質的轉移率不高，導致寶貴的化學成分隨藥渣的排放進入廢棄物環節。從中藥資源化學的認識角度，更為重要和迫切需要得到中醫藥行業及其資源科學研究和資源產業領域關注的問題是：中藥傳統功效的多元化是先輩們長期臨床實際的經驗總結，每一元功效的實現均有其相對應的物質基礎，這為醫者處方配伍或是藥者辨識其物質與功效之關聯帶來了諸多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若能集中各方力量和科技資源對常用大宗中藥材的多元功效及其物質歸屬進行系統研究揭示，將為當代社會科學認識和廣泛接受中藥資源性產品提供有力支撐，也將為中藥資源的多途徑開發和多層次利用提供科學依據，尤其是可促進將一味藥分解轉變為多味藥，通過各自的精細化利用形成源自單一藥材原料的高附加值產品群，推動中藥資源產業向著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精細高值型的綠色高效產業發展模式轉型升級。

通過科技創新將有限的藥用生物資源所蘊含的資源價值潛力充分挖掘和釋放出來并有效的轉化為生產力，延伸資源經濟產業鏈，提升資源產業價值水平^[4-5]。

3立足于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原則，減少資源消耗，促進循環利用，降低資源成本，提升資源利用效益

隨著國內外市場對中藥及天然藥物資源性產品的需求量不斷增長，利用資源與節約資源、保護資源與開發資源之間的矛盾日益突出。為了實現中藥資源的有效供給與可持續發展，必然要求人們樹立節約資源的意識，建立節約資源的公約，尋求節約資源的對策，研究節約資源的途徑和方法，發展資源節約型社會。隨著經濟社會轉型升級，我國的經濟發展方式也在發生著轉變，最終導致循環經濟的發展和綠色產業的興起。循環經濟的內涵是減量化、資源化和資源的合理開發利用，綠色產業是基于可持續發展思想的資源利用合理、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過程安全、無污染的產業。核心內容包括在中藥農業生產過程中建立生態中藥農業規程，減少資源投入、減少廢棄物排放和資源回收利用;在中藥工業生產過程中推行和逐步實施工業廢水的自然處理技術、水體富營養化的生態處理工程、固體廢棄物的無害處理以及污染治理生物技術等綠色企業標準。目的是推動中藥農業、中藥工業及中藥產品消費等產業鏈在循環經濟理念的引領下走向“綠色”和“無害”，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中藥資源產業循環經濟的發展^[6]。

3.1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節約土地空間和生產力成本隨著我國人口的不斷膨脹，與人們的生存和健康息息相關的兩大社會問題將會越來越突出，其根本之道和解決之策就是要擁有充足的土地和空間以生產足夠的糧食和藥物。然而，我國可耕及可開墾的土地面積和水土資源用于糧食生產已顯得捉衿見肘，但現實問題是由于中藥工業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對藥材原料的需求量在大幅攀升，種藥材與種糧食爭奪水土資源的矛盾日益凸顯。如何解決這一戰略難題，那就是通過切實推進中藥材規范化生產（GAP）以有效提升單位面積的產量和藥材品質^[7]。通過對大宗常用中藥材以生產區域的科學規劃和基地建設，實施機械化、規?；a，有效提高生產力水平，真正改變目前千家萬戶、千差萬別的生產方式和產品質量，以提升資源的生產效率，節約寶貴的土地空間。提升中藥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消耗，節約土地空間可借助的方法是多元的、創新驅動的途徑是多樣的。諸如，通過加強合成生物學、細胞工程、酶工程等相關學科的科學研究和成果的轉化應用能力，大力提升和推廣重要資源性產物的工廠化和工業化生產。

在中藥資源產業化過程中，通過現代提取分離、精制純化等工業技術集成和材料科學的有效運用，通過深加工過程的工程技術革新與工藝條件優化，通過生物活性系統評價，發現藥用生物資源的多宜性價值和新用途，實現綜合利用，減少資源投入和消耗，降低生產成本，提升資源利用效率，節約生產力成本^[8]。通過適宜技術集成和工藝條件優化，促進藥材中資源性化學物質的有效轉移和得率提高，減少資源投入;通過對藥用生物資源各類資源性化學物質的利用價值不斷研究發現，以逐步實現有限資源的多元化、精細化利用，已成為減少資源消耗、推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推廣模式;通過降低原料成本以提升產品競爭力，實現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產業發展目標^[9]。

3.2提升資源利用效率，減少資源浪費，節約藥材生產，促進循環利用通過藥材資源的循環利用和減量化使用，可有效改善和減少目前通過大量種植生產藥材，再從藥材中提取獲得某一化學組分或成分而造成巨大浪費的線性生產方式，以有效節約水土資源，實現資源生產和利用效率的提升，促進中藥資源循環利用和高效經濟產業的發展。

傳統中藥材除全草類、昆蟲和小型動物等以全體入藥外，大多藥材是取自于植物或動物體的某一部位或組織器官。植物性藥材多以其根或根及根莖、葉片、花或花序、果實或種子等;動物性藥材則多用其幼角或骨化角或洞角、骨骼、甲（殼）、皮膚及其衍生組織、臟器組織、分泌物或病理產物等。因此，在藥材生產加工過程中產生的非藥用部位或下腳料常被作為廢棄物遺棄或低值化簡單利用。例如，中藥人參的根及根莖為傳統的藥用部位，地上莖葉未被重視和加以有效利用。隨著科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發現人參莖葉、花、果序等均含有與人參相似的資源性化學成分，其藥用或保健價值均很高。據此人參各組織部位的資源價值得到了充分的釋放，人參資源經濟產業鏈得到了有效延伸。人參葉作為新增藥材品種也正式被《中國藥典》所收錄^[10]。

傳統藥材的形成具有動態性、傳承性的演化特點。面對藥材的生產已從采集于自然資源以滿足行醫者需要發展至大面積規模化栽培生產和養殖，并延伸形成龐大的中藥資源經濟產業鏈。在此過程中產生大量的傳統“非藥用部位”被廢棄而導致資源的巨大浪費和環境壓力，針對傳統非藥用部位充分挖掘和發現其可用性和多宜性價值，對提高中藥資源利用效率，發現新用途，實現物盡其用的目的，具有重要的經濟-社會-生態效益。近些年來，由于應用現代科學技術對傳統藥用部位及非藥用部位資源性化學成分的深入研究，對其科學認識及其資源價值有了新見解和新思路。有些傳統非藥用部位的資源價值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高度重視和深入研究，諸如銀杏葉、杜仲葉等逐漸演化為藥用^[11]，成為中藥體系中的新增品種。

同時，隨著以消耗中藥原料形成的產業集群不斷擴張和日益龐大，中藥資源深加工產業化過程中產生的廢渣、廢水、廢氣等廢棄物大量排入生態環境中造成了一系列的環境問題。但這些由藥渣、廢水形成的廢棄物是基于該品種生產過程未加以回收利用，或未形成循環利用的經濟發展模式，未形成有效的再利用資源產業鏈而言的。就資源學認識角度，廢棄物只是放錯了地方的資源，若能采用循環經濟發展的理念，融入現代科學技術要素，發掘其資源價值并進行有效轉化利用和產業化開發，這些產業鏈環節中產生的廢棄物仍然是值得進一步開發利用的可利用資源，需要全社會和相關行業加以關注和投入。

由此表明，隨著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人們資源觀念的更新，資源產業化過程廢棄物的循環利用將受到全社會的廣泛關注和有力推動。通過科技創新驅動發展，實現多學科、多領域適宜技術，尤其是生物工程技術的集成應用，將有效促進中藥廢棄物中資源性化學物質的轉化與轉移，提升資源利用效率，延伸資源經濟產業鏈。針對具有一定資源化潛力的中藥廢棄物，可通過微生物、細胞、酶等生物轉化，發酵轉化技術等^[12-13];或可采用提取富集、化學轉化等適宜技術加工處理，使其轉化為利用價值較高的資源性物質，以提高產品附加值，充分挖掘中藥廢棄物的資源化潛力;或通過技術革新或技術集成，提升資源性物質的利用效率等，實現中藥資源的循環利用和可持續發展^[14]。通過倡導和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和生產方式，將可在中藥資源產業鏈過程中節約大量的生物資源、水土資源、勞動力資源、環境成本資源等社會資源和生產力要素，將對我國醫藥行業的科技進步和社會經濟生態效益的整體提升起到不可估量的戰略性貢獻^[15-16]。

4基于化害為利的資源化策略，研究揭示外來入侵生物資源的藥用及多途徑利用價值并加以有效利用，轉化和豐富我國藥物資源體系

外來入侵植物（alien invasive plants）是世界各國資源經濟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共同問題，是國家貿易綠色技術壁壘，是實現國家生態安全戰略目標的主要障礙^[17-20]。近年來，隨著我國對外開放及其人員、商貿、旅游等交流的通道和方式的紛繁復雜，以不同目的、各種途徑進入我國的生物種類與日俱增。據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的調查數據，我國的外來入侵植物共有107種75屬，其中約有58%是以食用、藥用以及農業、林業生產等目的主動引進或是被動接受的。這些外來生物資源種群中部分已成為經濟作物得以發展，產生了一定的資源價值。許多物種在入境時表現為中性，甚至良性，而當它們離開原來的生態系統后，在新生態系統中缺少了原系統中其他物種和天敵的制約，表現為生機盎然，甚至瘋長蔓延成災，對我國的生態環境、經濟發展及人類健康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迫使人們采用強制清除的手段，或是簡單、低附加值的利用策略。分析表明，部分外來入侵生物在其原產地就具有藥用價值，或是我國藥用生物資源的近緣種，有的已經成為常用藥材。因此基于中藥資源化學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開展其資源化利用研究，不僅可拓寬外來入侵生物治理渠道，降低治理成本，變被動防治為主動利用，實現其資源化開發，化害為利，變廢為寶^[21]。

4.1選擇為害嚴重的生物資源類群，開展系統的資源化學研究，為開發利用提供支撐外來入侵生物的資源化可看作一個涉及經濟、環境、社會效益等多個目標的連續過程，在其資源化過程中經濟效益目標和環境效益目標之間的權衡及其動態演變特性決定著資源化模式及其合理性。因此，依據外來入侵生物的所含物質的化學組成與資源化潛力，可分門別類制定資源化利用策略。如對外來入侵植物可經簡單加工處理實現飼料化、肥料化、材料化或直接燃燒等方式的粗放低值資源化利用;針對具有一定資源化潛力的外來入侵植物，通過生物轉化等適宜技術加工處理，使其轉化為利用價值較高的資源性化學物質，實現其轉化增效資源化利用;也可利用化學分離技術獲得具有潛在開發價值的資源性化學成分，利用現代生物技術將外來入侵植物資源轉化為具有生物功能的資源性化學物質，實現其精細高值資源化利用。最終實現對外來入侵植物的分類、系統利用。充分有效地利用入侵植物將其加工轉化，不僅對合理利用生產和生活資源、減少環境污染、改善生態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而且對能源日益枯竭的今天具有重大意義。

4.2借鑒原產地應用經驗，采用多途徑利用模式，形成特色資源經濟產業調查分析表明，部分外來入侵生物具有一定藥用價值的記載。因此，可借鑒該物種原產地及其他民族和區域的應用經驗和資源價值，開展驗證性和拓展性研究，將其為我所用，豐富中藥及天然藥物資源寶庫。在闡釋其藥用功效的基礎上，揭示其可利用物質及利用途徑，從資源植物、藥材、飲片、提取物、化學部位、活性化學成分多個層面實現其分級利用與產業化開發。依據該植物類群所處的系統分類學地位，也可通過比較性化學分析與生物活性評價，以發現其作為替代資源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同時也可定向富集、分離其可利用化學組分，用于醫藥產品、標準提取物及化學對照物質的產業化開發。

此外，依據原產地的應用經驗，也可采用生物農藥化、飼料化、肥料化、能源化、基質化及工業原料化等若干領域多途徑開發利用策略，挖掘其在生物農藥、天然色素、生物質能源、畜牧飼料、纖維材料及生態治理等方面的資源化潛力，以最終構建其資源化系統利用模式，形成基于外來入侵生物治理與利用相結合的特色資源經濟產業鏈^[22-25]。

5基于化學成分結構修飾策略，發掘和提升中藥資源性化學物質的利用價值和潛在利用價值

當前，人類發現新天然產物的能力已經得到空前提高。然而，在種類和數量浩瀚如海的已知天然化合物中被人類利用的僅僅是極少部分，絕大多數天然產物在被發現之后并未得到有效利用，甚至被束之高閣。因此，基于合成化學及生物轉化技術已經取得的進展和科技成果，并結合中藥資源性化學成分利用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可對已有天然產物進行結構修飾或改造^[26-27]，挖掘其利用價值，改善其利用效率，最終提升資源性化學成分利用價值和產業化效益。

5.1提供制藥原料和緊缺、難合成中間體目前，從天然產物中尋找活性先導物進而創制新藥仍是全球藥學工作者孜孜以求的有效途徑之一，并已取得許多重要成果。由于多數天然產物結構較為復雜，人工合成存在技術難度大、合成成本高等弊端。因此，基于中藥資源化學的研究技術與方法，從中藥資源生物中挖掘可供利用的資源性化學成分，采用化學/生物轉化技術進行結構修飾，制備成制藥原料或用于人工合成難以制備的醫藥中間體。如以存在于薯蕷科、百合科、玄參科、菝葜科、蒺藜科和龍舌蘭科等植物中的薯蕷皂苷類化學成分為原料，經水解可制備成用于孕激素等甾體類藥物生產的重要原料，解決了甾體藥物制備過程中甾核結構難以合成的問題。

5.2發現利用價值和附加值更高的半合成修飾產物以資源利用價值為導向，通過對中藥資源生物中的化學成分進行結構修飾，使其轉化為資源價值更高的修飾產物，提高其資源效率。如通過結構修飾一方面可使某些資源性化學成分轉化為活性更強或副作用更低的修飾產物;另一方面也可通過結構修飾，改變其理化性質進而改善其物化穩定性以及體內動力學行為，最終達到增強其成藥性的目的。如以存在于中藥五味子中，具有保肝和降低轉氨酶作用的木脂素類資源性化學成分五味子丙素為原料，通過結構修飾獲得其修飾產物聯苯雙酯，其活性遠強于五味子丙素，現已開發為具有保肝降酶作用的臨床常用藥物;以苦豆子總生物堿為主要原料經氧化修飾，使其中含有的苦參堿類資源性化學成分全部轉化為對乙型肝炎病毒活性更強的氧化苦參堿，從而開發為用于乙型肝炎治療的臨床常用藥物，提高了資源利用效率。此外，存在于中藥千層塔（蛇足石杉Lycopodium serratum）中的石杉堿甲（huperzine A） 為膽堿酯酶抑制劑，用于提高老年性癡呆的認知能力，但由于其在體內易被質子化不利于透過血腦屏障，減少了腦內分布影響了生物利用度。目前有研究對其結構進行了修飾，獲得的修飾產物mimopezil血腦屏障透過率顯著增強，進入中樞后可水解釋放出原藥石杉堿甲，提高了石杉堿甲的利用效率。利用微生物Streptomyces griseus （ATCC-13273） 對青蒿素等的生物轉化研究，得到一個新化合物9α-羥基青蒿素，體外抗瘧實驗表明該化合物具有抗惡性瘧原蟲FCC/HN的活性^[28]。此外，還可利用微生物假單胞菌B1、毛霉、禾谷鐮刀菌定向的將喜樹堿轉化成10-羥基喜樹堿;利用微生物中的脫烷基化酶、羥化酶等使甲氧基喜樹堿、去氧喜樹堿轉化成喜樹堿、羥基喜樹堿等。

中藥資源化學研究思路與中藥資源循環利用發展框架見圖1。

6結語

中藥資源化學學科研究服務于中藥資源生產與利用全過程，以藥用植物、菌物、動物、礦物等再生和非再生資源為研究對象，從中藥資源生產和利用目的出發，研究藥用資源生物體不同生長階段、不同組織器官中次生與初生代謝產物的生合成規律及其分布特征;研究生態環境諸因子影響資源性化學成分的積累動態與消長規律;研究瀕危、珍稀、緊缺中藥資源的替代和補償;挖掘中藥資源的多途徑、多層次、精細化利用價值和潛在價值;研究中藥資源產業化過程產生的傳統非藥用部位及深加工產品制造過程產生的固液廢棄物等的循環利用與產業化;開展外來入侵藥用生物的轉化利用及其產業化等。其目的是科學合理的生產和利用中藥資源，經濟有效的延伸和發展資源經濟產業鏈，實現中藥資源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資源循環利用的核心目的是“變廢物為財富”。通過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從源頭減少廢棄物的排放，實現物盡其用的目的，構建經濟社會發展與資源、環境相互協調和良性循環經濟體系和發展方式。中藥資源的循環利用將推進我國中藥資源產業向著節約資源和環境友好的循環經濟產業模式轉變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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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 技術代碼；技術轉化；生態化技術；人性化技術

中圖分類號：B0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1.06.003

工業文明的出現是人類歷史上的一種進步，但是也帶來了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和勞動異化問題。對于工業文明中所產生的這些問題能否解決，以及如何解決，人們從價值理念、經濟理念和政治理念的變革等維度進行了諸多的批判與反思，并展望著一種正在生成和發展的生態文明。本文嘗試從技術維度著手，在分析技術代碼形成機制的基礎上，指出生態文明建設中技術在解放自然維度和解放勞動維度中實現轉化的可能性與必要性，并進一步探討這種轉化的具體內涵和實現轉化的具體途徑。

一、技術代碼與技術轉化

技術是人根據自己的目的，在自然規律所提供的“可能性空間”中設計、制造和運作各種人工事物或人工過程的活動，是工具性的物性要素（機器、工具、材料等）與價值性的人性要素（人的目的與價值）的組合與顯現，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某種程度的統一。在這點上，海德格爾正確地指出了技術與目的性、價值性的聯系。他說：“一件用具不能用，這就暗含著：‘為了作某某之用’指向‘用于此’的指引構架被攪亂了。”[1]

技術代碼，就是多樣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導地位的特定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而形成的一定“構架”，是物性要素的配置規則與人性要素配置原則的綜合，是“技術關系網圖”與“社會關系網圖”的交叉。技術代碼中的人性要素包含不同的組分，其間有沖突，也有權衡。技術轉化，就是指在特定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多樣的物性要素進行相應的組合與配置，體現出不同的權重之別，從而使現實中的技術體系呈現出不同的樣態。正如拉普所言：“技術領域中一切事物是人創造出來，因而，取決于特定時期的人的占支配地位的價值觀和目標。”[2]多樣的人性要素與多樣的物性要素復雜的相互作用方式，即意味著多樣的“技術可能性空間”的敞開。技術的現實世界就是從多樣的可能世界中轉化而來的一種，同時又蘊育著技術未來轉化的多樣可能性[3]。如20世紀50年代，汽車設計的尺寸變大，重量增加，并配有各種小配件和沉重的保險杠，就是因為作為交通工具的速度和效率要求，讓位于成功和物性威力象征的社會符號價值[4]，從而影響了其物性要素的配置權重。

忽視或者否認技術代碼中人性要素的存在及其“指引”作用，就可能得出技術中立論或技術自主論的觀點。技術中立論認為技術只是遵循著物性的因果必然性規律，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工具體系，生態危機問題和勞動異化問題與技術無關，從而否認了技術轉化的必要性。技術自主論實際上也是只看到技術代碼中物性要素的作用，認為技術具有一種內在的自主性和擴張性，能夠并且正在將整個世界塑造成為一種被控制的對象?！白灾骷夹g意味著技術最終依賴于自己,它制定自己的路徑,它是首要的而不是第二位的因素,它必須被當作‘有機體’,傾向于封閉和自我決定:它本身就是目的”[5]?！翱茖W技術嚴重地打亂了，甚至可以說正在毀滅我們賴以生存的生態系統”[6]，而且更是造成了對人的總體控制和對社會的極權統治。這種觀點在理論上否認了技術轉化的可能性，在實踐中往往求救于“笨拙的農村田園詩歌”式的“自然宗教”[7]。

現實中的技術體系，都是多樣的物性要素在占主導地位的人性要素的“指引”之下配置而成的總體構架，是人的內在尺度與物的外在尺度的統一。一定社會的政治理念、經濟理念和倫理觀念等人性要素，插入技術的物性因果鏈條之中，就會影響物性要素的配置方式與相互作用方式，從而使技術的轉化成為可能?，F實中生態環境問題和勞動異化問題的實際存在，既表明了現行技術體系轉化的必要性，也為這種轉化指出了總體性的方向，即解放自然維度的生態化技術和解放勞動維度的人性化技術。

二、技術的生態化轉化

我們知道，任何技術產品一般都具有基本屬性、環境屬性、資源屬性、能源屬性、經濟屬性及社會屬性等指標?；緦傩灾笜?，主要指產品的功能和質量等最基本的性能參數。環境屬性指標，主要指水環境指標、大氣環境指標、土壤污染指標、噪聲指標、固體廢物指標等。資源屬性指標，主要反映著資源的優化配置程度和有效利用程度。能源屬性指標，主要反映著能源利用的效率。經濟屬性指標，主要指生產成本、用戶成本和社會成本等。社會屬性指標，主要指與文化、道德、人倫等相關的一些因素[8]。這些屬性可以從總體上概括為物性要素和人性要素。人性要素中多樣的價值追求，如經濟的、生態的、道德的、審美的等，會使產品的這些屬性之間出現不同的權重之別，從而使不同的產品具有自己的特色與功能。

“生態化技術”，就是指在人與自然的關系這一維度上，能夠節約能源和資源，對生態環境無害或危害小，有利于維護生態平衡的技術。技術的生態化轉化，就是指將生態效益始終作為諸多人性要素中的核心原則，去指引技術系統中物性要素的配置與構架，以自覺的生態理念為指導，始終突顯產品或工藝的環境屬性、資源屬性和能源屬性中的一種或全部。人性要素中不僅存在著生態性追求與經濟性、審美性等追求之間的沖突與博弈，而且即便同樣是追求技術的生態效益，也仍然存在著人們對于能源利用、噪音污染、廢物排放等屬性指標的不同偏好。這些具體、不同偏好之間的權衡與統一，恰恰造就了不同類型的生態化技術，也表明了現實中技術的“生態化”程度總是呈現出一定的時空動態性，技術的“生態化轉化”也是一個無止境的過程。

就此而言，技術的生態化與否，與技術的經濟效益無關。盡管技術體系中總是凝聚著人性要素中的經濟性追求，技術的具體應用也會產生無法剔除的經濟的、社會的和其它的一些效應，但并不是說只有追求“經濟效益最佳，生態效益最好，社會效益和人的生存與發展效益最優的四大效益有機統一”[9]的技術，才是“生態化技術”。理想狀態的“生態化技術”，追求的是“最大的能源和資源節約，最小的環境危害或無害”；而技術的經濟效益所追求的理想狀態則是“最少投入，最大產出”。所謂“四大效益有機統一”的“生態化技術”，在理論上僅是一種虛構，在現實中也并不存在。

技術的生態化轉化是一項復雜的、多層次的系統工程，需要注意以下幾種方式的綜合應用與相互促進。首先是政府法規的強制性方式。政府關于技術創新與應用方面的宏觀政策與法規，既要兼顧經濟效益，更要突顯生態效益；要根據特定區域的自然資源狀況和生態承受能力，從資源產業到制造業、廢物處理業等進行長遠的生態規劃；規定一些環保方面的最低技術標準，迫使企業在材料選擇、能源利用、生產加工、廢物處理等各個環節實施技術的生態化轉化。其次是市場激勵的誘導性方式。要通過環境質量體系認證等手段構建生態消費市場，引導各類經濟實體在追逐經濟效益的同時，注重生態效益，自覺進行技術的生態化轉化。再次是輿論引導的倫理性方式。要通過各種大眾媒介宣揚生態倫理，提倡生態文明，并內化為社會公眾的內在信念，形成共同的價值認同和強大的社會輿論，直接或間接地促使技術創新者、決策者和應用者作出有利于技術生態化轉化的評價、選擇和決策行為。

三、技術的人性化轉化

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人的關系，而人和人之間的關系直接就是人和自然界的關系，“用技術手段全面控制自然不可避免地導致對人的控制，對自然的統治必然通過技術的統治影響到對人的統治”[10],因此，自然的解放與勞動的解放具有內在的關聯，生態文明建設所需要的技術轉化，不僅包含解放自然維度上的生態化技術，還內在地包含著解放勞動維度上的人性化技術。

談到勞動解放，人們一般將其與異化勞動以及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聯系起來?！拔覀兛吹?，機器具有減少人類勞動和使勞動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卻引起了饑餓和過度的疲勞。新發現的財富的源泉，由于某種奇怪的、不可思議的魔力而變成貧困的根源”[11]。但需要注意的是，勞動異化包括勞動產品異化和勞動過程異化，僅僅止步于技術的資本主義應用以及勞動產品的異化，是不能夠真正徹底解決勞動異化問題的。如果說，變革所有制的政治革命是消除產品異化，實現勞動解放的重要歷史前提，那么消除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異化現象，也是實現勞動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必要條件和重要步驟。

我們知道，作為技術之體現的機器體系，并不僅僅是一套單純的“工具”，它實際上還意味著一系列的分工原則和操作程序，就像刀叉之類的器具還意味著一系列的就餐儀式與程序一樣，技術也是在場者與不在場者的統一。技術的分工原則，使工人成為技術體系中的齒輪。在空間上，他們每一個人都只隸屬于一個生產部門，受之束縛，聽其剝削，每一個人都只能發展自己能力的一方面而偏廢了其他方面，只熟悉整個生產中的某一個部門或者某一個部門的某一環節。在時間上，工人的勞作、用餐和休息等活動，按照時鐘的機械擺動被切割成細密的時段，受到流水線式程序的嚴格控制，并保持高度的緊張。勞動在工人那里已經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動的假象，是強制的、非自愿的活動；工人在勞動中感受不到自在和舒暢，而只能用摧殘生命的方式來維持他們的生命。這種機械、片面、異己的勞作偏離了工人最初的意愿，生成和塑造出片面的勞動者和生產關系，并且最終改變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

這種源于技術的應用而在勞動過程中形成的權力控制現象，不像傳統的政治權力那樣是為某一個資本家所擁有，也不是僅僅通過去除產品異化的所有制變革就能夠解決的，而是需要一種能夠消除具體勞動過程中的控制和奴役現象，實現人的解放的人性化技術。這種人性化技術，就是在任何形式的生產方式之下，要求作為技術之體現的工具、機器體系，在使人適應、服從具體勞動過程中，能夠不危害勞動者的身心健康，使人舒適、方便、省力，并感受到勞動的自由和舒暢；就是在技術體系的人性要素中，始終關注人的生存意義和終極價值，用以人為本、全面發展的核心理念去指引技術體系中物性要素的構架與配置。

如何使勞動者感受到勞動的“感性的光輝和詩意”，實現技術的這種人性化轉化，馬克思從變革生產方式和舊式分工、人人參加勞動、全面發展等方面，進行了探討。他說：“不言而喻，沒有每個人都得到解放，社會也不能得到解放。因此，舊的生產方式必須徹底變革，特別是舊的分工必須消滅。代之而起的應該是這樣的生產組織，在這個組織中，一方面，任何個人都不能把自己在生產勞動這個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中所應參加的部分推到別人身上；另一方面，生產勞動給每一個人提供全面發展和表現自己全部的即體力的和腦力的能力的機會，這樣，生產勞動就不再是奴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因此，生產勞動就從一種負擔變成了快樂。”[12]但是，如何解決工人同其勞動產品的異化問題，是馬克思當時思考的重心。由此，在理論上馬克思將分工和私有制等同起來，在實踐中則更加注重消滅私有制和廢除產品異化現象?！胺止ず退接兄剖窍嗟鹊谋磉_式，對同一件事情，一個是就活動而言，另一個是就活動的產品而言”[13]。至于如何消除具體勞動過程中技術體系的奴役和控制現象，并不是馬克思當時關注的焦點，對于人的全面發展也主要是進行了一些原則性的描繪，并將其推至遙遠的未來社會。馬爾庫塞也主要是從著眼于變革資本主義生產機制的宏觀角度，來探討消除勞動者的“單面化”現象，展望技術未來規劃的。他說“如果能把生產機制組織起來和引導得滿足根本需要的話，那么它的控制力可以很好地集中起來；這個控制力將不妨礙個人的自，而是使得這種自成為可能?！盵14]

我們認為，解放勞動維度的人性化技術，其實現與轉化路徑，概括而言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要進行生產的社會化變革，消除產品異化的社會根源。通過這種馬克思意義上的所有制變革，消除階級社會中廣泛存在的經濟、政治不平等現象，并克服作為技術控制之基礎的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片面分工。要變革生產機制，使生產的目的服從于滿足人們的根本需要，而不是將生產作為人的目的，將財富作為生產的目的。

其次，通過政治的民主化，擴大廣大勞動者在技術選擇和勞動管理過程中的有效權利和資格，克服技術精英的霸權統治，并且通過教育的民主化和普及化所提供的智力資源，為技術選擇和人性化轉化創造條件。

最后，對應用于具體勞動過程中的現行技術，變革其技術代碼，用“以人為本”的理念作為指引和配置技術中物性要素的核心原則。在具體微觀的勞動過程中，變革管理理念，強調勞動者的有效參與，改善工作環境，注重勞動安全，關心勞動者的身心需要，將“以人為本”的理念滲透并落實于從技術設計到技術應用的每一環節。

四、結 語

生態化技術強調的是人類在利用技術行為，同自然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變換時，要注重生態效益，不打破自然界自我凈化維持平衡的生態閾值。這樣的技術從整體和長遠來看，必然是以人的終極價值為目的的技術。人性化技術強調的是人在適應技術規則的具體勞動過程中，要注重勞動者的身心健康和全面發展，要在“最無愧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同自然界進行物質和能量的變換。這樣的技術實際上是將人的身心平衡與協調發展當作“自然生態”一樣去關注。兩者契合與統一的內在依據是“以人為本”的價值關懷和意義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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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echnology Transformation:

Ecotechnology and Human Technology

FAN Hong-fa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Arts,Changzhou University,Changzhou 213164，Jiangsu，China)

第3篇

一、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會計歸屬問題觀點

(一)觀點1：將生態效益整體作為一項資產該觀點認為應將生態系統生態價值納入資產類，持此觀點的學者比重最大。但對于生態價值應歸屬哪類資產，學者間存在不同意見。許家林(2005)認為，應該把生態效益當作“無形資產”列為其他資產進行核算。王妹(2007)通過對《國際會計準則38――無形資產》(IAS38)、《國際會計準則4l――農業》(AS41)、我國《企業會計準則第5號一生物資產》和《企業會計準則第6號一無形資產》的考察，認為生態價值符合無形資產定義，應劃分為無形資產。岳上植(2006)將生態資產劃分為有形資產(包括生物資產、土地資產)和無形資產(包括環境資產、文化資產等)，體現了生態價值歸屬于無形資產的觀點。曾華鋒(2006)則認為應單列“生態資產”，并提出由省級資源監測中心組織評價并出具證明，各生態生產單位據此核算的生態價值的具體確認模式。

持該觀點學者已關注到生態效益是在一定時期內產生的，并認為生態建設單位經過一定時期的建設活動，創造了一定的生態價值，這些價值要經過有關權威機構的科學計量并出具權威的計量報告之后，才能正式說明該單位的資產已經被該單位所擁有。根據權責發生制核算基礎，應當在這一時點確認一項資產――生態資產(喬玉洋，2008)。而對于生態收益的確認，只有當政府或有關管理機構承諾或正式表示要給予補償時，才說明生態建設單位的建設成果得到了社會承認，政府的承諾可以認為是對生態建設單位的產出或環境服務的認可或購買表示，根據權責發生制，應當按照政府的承諾數額確認一項收^，――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同時特定會計期間“應計的”現金流已發生，“應收賬款”應與“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同時確認。該觀點還認為生態收入的實現不一定伴隨著某種生態資產的減少，這一點與傳統會計區別較大。因為生態效益的產出實質上是自然現象，常伴隨著生態資產的增加，而不是另一種資產轉化而來。

筆者認為：第一，該觀點已注意到生態效益這種生態資源是生態系統經營(保護)單位生態建設活動和自然力共同作用的結果，經營(保護)單位自行或依托政府授權可以對生態效益進行控制。關鍵一點是認識到生態效益能給主體帶來未來的現金流入，并且能可靠地進行計量，因而符合資產的定義。第二，該觀點一方面注意到生態效益是在一定時期內產生，同時又將其列入靜態的資產，兩者似乎自相矛盾。事實上，生態效益是時間和空間的函數，如果假設空間(包括自然條件)為常量，生態效益總量就與時間成正比關系。第三，該觀點將生態效益的入賬與生態收益的確認相分離，一方面按年末的生態效益確認生態資產，另一方面平時按收到或應收補償確認生態收益，這樣似乎將生態補償收入看作為一項政府補助，而不是政府作為消費者的代表對生態產品的承認或購買。

(二)觀點2：將生態效益整體作為一項資產和一項權益該觀點提出單設“生態資產”和“生態資本”賬戶?！吧鷳B資產”賬戶按生態效益類別設置明細科目，即在“生態資產”科目下設“固碳釋氧”、“涵養水源”等明細科目。“生態資本”賬戶下設“已收生態資本”和“未收生態資本”，“已收生態資本”反映會計主體生態資本中已得到補償的金額，“未收生態資本”反映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效益未被社會認可而未得到補償的金額。認為“生態資本”是會計主體產出生態資產時所形成的資本，包括“已收生態資本”與“未收生態資本”，是每年由于相關權威機構計量出該會計主體的生態效益增值部分的資本形態數額?！耙咽丈鷳B資本”是指有關政府機構已經對生態建設單位的生態資產實施了購買行為的部分，反映了會計主體生態資產中已經得到補償的金額；“未收生態資本”指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資產減去已收生態資本之后的余額，即會計主體實現的生態效益未被社會認可而未得到補償的金額。

當生態資產評估增值時，意味著一個新契約的成立，企業的生態資本增加，這時企業會計核算應按照雙方博弈的結果，按其增加值部分，借記“生態資產”科目，貸記“生態資本一未收生態資本”科目。評估減值時，按其減值部分，借記“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貸記“生態資產”，直至“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沖減為零(曾華鋒，2006)。對于生態收益的確認，該觀點認為收到生態效益補償收入是生態資本實現的過程，按其實際收到的價值，借記“生態資本――未收生態資本”，貸記“生態資本――已收生態資本”；同時也是當期生態效益轉化為收入的過程，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生態效益補償收入”。見表1。

該觀點注意到將生態效益納入會計體系后資產負債表的平衡問題，資產負債表的左方的生態資產總額等于右方的生態資本總額，體現了生態效益具有的資產和資本雙重屬性。在生態資本賬戶下設“已收生態資本”和“未收生態資本”二級賬戶，用以反映生態效益的價值實現，這一做法體現了生態補償是一種生態產品購買行為的觀點。但問題在于，主體在確認生態收益時，生態資本賬戶只是在內部的二級賬戶間結轉，生態資本賬戶金額并不因生態產品的“銷售”而減少。在同時借記“銀行存款”、貸記“生態補償收入”時。資產負債表因此而失去了平衡，即在資產欄增加了資產金額，而沒有其他資產負債表相關項目的變動，這與借貸記賬法原理相悖。

(三)觀點3：將生態效益確認為收入劉梅娟(2006)認為，我國傳統林業會計在核算收益時，通常只對市場上可以交換的貨幣收益進行確認，而對生態效益的外部經濟性則不予確認，因為生態效益的外部經濟性并不直接對企業的業績指標產生任何影響。這樣就使得大量的生態效益的價值游離于會計核算之外，產生了企業的個別收益與社會收益不一致的現象，嚴重阻礙了生態資源的可持續利用。因此，只有將生態效益納入生態建設單位會計核算體系，轉化為生態經營組織的環境效益，才能客觀真實地反映林業經營組織的環境財務績效和環境質量績效。傳統財務會計確認收入的流人和流出概念，不能滿足將生態效益完整地納入會計核算體系的要求。將生態效益納入會計核算系統，對其確認可根據“符合定義、能夠用貨幣計量，并具有相關性和可靠性”等標準進行，凡符合標準的生態效益均可納入收入要素進行核算。

該觀點運用全面收益觀，將生態效益作為主體在一定時期的生態經營成果，納入損益核算，而不是簡單地納入靜態的資產或權益核算。同時注意到生態效益補償不同于一般意義上的政府補助，因此生態效益補償應納入收入要素進行核算，而不能視為一種利得。同時考慮到生態效益中未予價值實現的部分(即生態效益外部性)，并將其作為一項債權。但該觀點對生態效益確認為收益的具

體問題缺乏探討，如生態收益如何與生態支出配比，會計信息如何反映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互動關系，生態效益外部性在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者權益中如何體現等。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實質分析

(一)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涵義按照傳統經濟學的觀點，某一經濟活動的外部經濟性或外部不經濟性，就是該種活動行為的社會影響和私人影響之差(張宏軍，2007)。生態效益外部性等于生態產品的邊際社會收益與邊際私人收益之差。因此，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生態效益價值凈額一生態收益。式中“生態效益價值凈額”指采用合理的價值計量手段確認的生態效益價值，是生態資源配置達到帕累托最優條件的公允價值?！吧鷳B收益”指生態產品的市場(含政府補償)均衡條件下實現的實際收益，包括政府對生態效益的補償和市場化的生態效益外部性內在化收益。生態效益是依附于特定的土地資產和生物資產的生態系統在一定期間內所產生的一種外部效應，它屬于一個流量概念。一旦這種生態效益能得以合理計量，便可借助對傳統會計理論的突破，將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納入現行會計核算體系，擴充單位的資產、權益及損益內涵，融單位從事生態經營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于一體，演示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互動的會計邏輯。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實質分析生態效益屬于主體在一定時期經營(保護)成果，生態效益應納入主體報告期間的經營成果，但應將生態效益一分為二、“切塊”處理。主體在報告期內的生態效益屬于其創造的全部生態業績，其中一部分生態業績通過政府財政生態效益補償和生態服務市場交易在報告期內可轉化為以貨幣資金等形式的經濟業績，而另一部分由于市場和政府失靈仍然以生態業績形式存在。對于以轉化為報告期經濟業績的生態業績，不應再重復反映在基于嵌入式列報的財務報告的生態業績中。因此，生態效益外部性的確認可分為兩個部分，一是對生態效益價值的確認，二是對生態收益的確認。生態收益可按收益來源分為各級政府財政生態效益補償收益和市場性的內在化收益。隨著生態效益外部性問題的深入，生態效益外部性問題的改善除了政府財政補償外，還可借助科斯市場的生態產權交易(或產權合并)，由生態效益的施體向直接受體收費。生態收益的確認應遵循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在確認生態效益外部性時，同生態效益價值確認保持一致性。

三、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歸屬

(一)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主體在一定時期內所實現的生態效益應視為其生態經營(保護)成果。既然將生態效益總體上界定為經營成果，就應將生態效益體現于主體的利潤表中。主體在會計期間內的生態經營成果中，有一部分得到了形態上的轉化，即一部分生態效益價值通過生態效益補償收入和生態服務產品交易收入轉化為經濟成果和相應的經濟資產。另一部分生態經營成果由于市場失靈或政府失靈，尚未得到轉化，仍以生態成果的形式存在，這部分生態經營成果即為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見圖1)。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效益價值將以經濟資產、經濟收入、經濟利潤等項目進入現行會計體系，暫未轉化為經濟效益的生態效益通過擴展現行會計內涵，以生態債權、生態權益及生態利潤等項目進入生態效益外部性會計體系。

(二)生態效益及其外部性的會計歸屬將生態效益價值分化歸屬的會計處理做法，有利于反映主體生態資本與經濟資本的轉化過程和轉化程度，有利于主體充分發掘蘊含于生態環境中經濟效益。努力實現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雙贏。生態經營(保護)單位的經營對象包括兩個方面：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生態經營(保護)目標不同導致在生態經營(保護)活動中對這兩種資本的經營策略不同。如公益生態系統經營(保護)目標主要是生態資本的保值增值。森工企業和基層林場經營目標應放在生態資本和經濟資本的共同利益上，既注重生態資本運營，也注重經濟資本運營，使生態系統綜合發揮生態經濟效益。生態資本的經濟價值實現具有階段性和過程性特征，生態資本向經濟資本的轉化具有潛伏性，生態資本營運空間巨大。生態經營(保護)單位應同時重視兩種資本的經營，將兩種資本置于同等位置。生態效益外部性會計將生態效益價值按其經濟實現狀況予以分置，同時保留現存的生態效益外部性價值向經濟價值后續轉化的會計處理空間，不僅能夠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初始分置，還能夠動態反映兩種價值形態的后續分置和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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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關鍵詞：草原地役權；公平；正義；生態；效益

中圖分類號：D922.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2-01tO-04

一、引語

草原資源能夠產生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只有合適的法律制度設計才能實現草原資源這三大效益的平衡?，F行草原法律法規更多的規定屬于強制草原使用人保護草原植被、防止過度放牧的強制義務性規定，試圖在更大限度上實現草原資源的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這種制度設計是以個人對國家和社會的義務為核心的，忽視了私權的制度價值，難以通過義務制度的設計達成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平衡。究其根本是忽視了草原資源的經濟效益私人性和生態、社會效益公共性的對立特點。只有以尊重私權作為制度設計的邏輯起點。從私權構造的內部人手，使主體主動地去履行實現草原生態效益的義務。才能夠間接甚至直接的從保護草原資源生態效益中受益。而在財產法中，制度功能與這一要求最契合的就是地役權制度。將傳統大陸法系民法中的地役權制度應用于草原資源構建草原地役權制度，固然會存在很多理論上的局限，為此，本文將從法理和實踐兩個層面分析證成草原地役權制度的存在合理性問題。

生態環境的嚴重惡化和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導致了人類的生存環境受到嚴重的威脅，人們開始重視自己的環境權益。草原地役權制度是指基于環境保護、生態公益、草原使用等目的，草原權利人按照法律的規定或通過協商與國家、地方政府、公益性組織或私人主體簽訂地役權合同，賦予后者以草原地役權(以實現草原生態功能為主要內容)，由草原權利人保障實現草原的生態功能或允許他人對草原的使用，由地役權人支付報酬或履行其他義務。與傳統的地役權不同，草原地役權不要求需役地的存在，為此，草原地役權在本質上是獨立地役權。這種重構的草原地役權制度會極好地平衡草原經濟、生態、社會效益。

二、草原地役權制度的法理基礎――公平、正義價值

草原資源不同于一般的物，它產生的生態效益是由社會不特定的人享用的，并且這種享用是不需要付費的，那么對于草原權利人來講，公平、正義何在?如何設計一個合適的法律制度能夠很好地解決草原資源權利人的成本收益問題，同時又能保證草原資源生態效益的實現，私法必須有所作為。正如博登海默所言：“在個人權利和社會福利之間創設一種適當的平衡，乃是有關正義的主要考慮之一。”

(一)草原資源物質利益向經濟效益的轉化

草原資源符合民法上“物”的要件，能夠滿足人們的社會需要，因此可以成為民事法律關系的客體。權利人通過草原承包經營權、草原使用權實現草原的物質效益。草原資源提供的物質利益主要來源于牧草等“有形產品”。實踐中，草原權利人通過在草原上放牧牲畜、種植牧草等形式對草原進行有形利用，由此產生的牲畜、牧草等通過市場交換轉化為經濟效益。對于草原權利人而言，草原資源帶來的經濟效益即是作為權利客體“物”――“草原”所具有的滿足人們(主要是牧民)需要的價值的主要體現。牧民對其賴以生存的草原主要目的在于獲取經濟利益。

草原權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產生物質利益的部分成本，通過由物質利益轉化而來的經濟效益而得到補償。在此，成本與效益相當，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但是，草原權利人在草原上的成本支出并非僅產生物質利益。

(二)草原資源生態利益向經濟效益轉化的現實困境

草原不同于一般的物。它在滿足權利人需要的同時，還能夠滿足權利人以外的所有社會公眾的需要。因為草原在產生物質利益的同時還創造生態利益。草原資源所提供的生態利益主要來源于光合作用、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保護、固碳等“無形產品”。這些無形產品所帶來的生態利益被包括權利人在內的不特定的主體免費享用。我們不必為我們呼吸的新鮮空氣和生活的無沙塵天氣付費。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牧民從事草原經營的主要目的就是為獲取經濟效益。草原資源產權衍生而來的生態效益收益或缺或失，由此導致的收益權不完整仍將直接制約產權激勵財產最佳使用功能的發揮。

草原權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產生生態利益的部分成本。無法通過生態利益轉化為經濟效益的市場途徑得到補償。目前，我國草原經營中基于生態利益的經濟效益僅體現為國家對禁牧、輪牧所給予的補助。而這種生態補償標準過低，在質和量上與草原生態利益的實際經濟價值都相去甚遠。雖然國家在不斷加大補償力度，但是即使對于財力十分雄厚的政府而言，草原生態效益補償的高額支出也將越來越表現為高額的機會成本。在此，成本與效益不相當。違背了公平、正義的價值。

(三)草原資源生態利益向經濟效益轉化的私法路徑

草原資源在生態利益的角度而言屬于“公共物品”，這一屬性使草原權利制度必然不同于一般的權利制度。如果國家不創設一種或幾種法律制度來實現牧民因草原生態效益所產生的價值，會極大地打擊牧民保護草原生態的積極性。政府管制和政府買單是有效解決公共產品的機制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機制。如果通過制度創新讓受益者付費，那么，生態保護和創造者同樣能夠像生產私人產品一樣得到有效激勵。

在財產法中。制度功能與這一要求最為契合的就是草原地役權制度。尤其是其中的草原保護地役權制度。草原地役權的有償性促進了環境外部問題的內部化，它能夠協調解決環境資源的經濟價值和生態價值的失衡問題，能夠彰顯環境資源的生態價值，體現環境公平、正義的原則，這樣既實現了草原權利人的生態利益向經濟效益的轉化。又能夠保護生態環境。可以說，通過草原地役權制度保障草原生態環境，是對私人財產權最大的尊重。使草原權利人在草原上所付出的產生生態利益的成本通過地役權報酬而獲得補償。這樣才能實現成本與效益相當，體現公平、正義的價值。

小結：草原地役權制度可以平衡草原生態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平衡問題。對草原權利人而言。其對草原所付出的勞動所產生的生態效益能夠通過草原地役權得到補償，是公平的體現。休謨所倡導的“公共福利是正義的唯一源泉”的功利主義的正義觀，完全忽視了個人的利益。同時。草原生態利益這種公共物品本不應由草原權利人自己買單，這是對正義價值的扭曲。通過草原地役權制度，可以使草原權利人的費用支出轉嫁給他人，這是正義的體現。

三、草原地役權制度的實踐價值――經濟、生態、社會效益

一項法律制度的存在是因為它能滿足社會需要。符合公平、正義的價值要求。草原地役權制度作為一項私法

制度，在平衡草原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方面。能夠發揮現有制度所無法比擬的優勢。

(一)草原地役權制度與草原經濟效益

草原作為牧民賴以生存的基礎，其所能帶來的經濟效益是牧民的主要追求。草原地役權制度通過其內在的制度設計能夠滿足這一需求。

1　草原地役權報酬。草原地役權由草原權利人(供役地人)將草原地役權授予給草原地役權人，草原地役權人通過支付報酬取得草原地役權。該報酬是牧民草原經濟效益的體現。目前，我國主要是由國家向牧民給付禁牧、輪牧補貼。據有關資料顯示：在2010年對階段性禁牧區域內的牧民。每年給每畝草原5元的補償。雖然國家將逐年加大草原生態補貼力度，但是。相較于草原地役權所產生的報酬而言。還相差甚遠。通過草原地役權合同，草原權利人可以將草原地役權授予給國家、地方政府、公益組織及其它團體。這樣極大地擴展了資金渠道，使草原地役權市場更加廣闊。可以極大地挖掘草原地役權的市場價值。美國的草原保護方案中每年用于地役權購買和租賃合同的資金數額遠遠高于中國的草原補貼款。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的草原地役權權利人并不單純限于國家。美國2010年用于草原保護方案的購買地役權和租賃合同的資金共84，839，005美元，平均每畝253美元。在實施草原生態工程中，我國決定從2011年開始每年投入134億元人民幣，可見，我國政府在加大財政支持力度，然而，由于我國草原面積大，平均分攤到每畝草原上的資金數額非常小。所以。單純的國家財政投入并不能實現草原生態價值向經濟效益的轉化。

通過草原地役權制度，并不能排除草原權利人的基本的放牧用途的使用及其它草原的一般用途的使用。2008年美國將草原保護方案的目的修改為幫助草原所有者和使用者恢復草原的放牧價值。并保護草原的其他價值?？梢姟Ｃ绹菰Ｗo方案并不排除草原權利人對草原的一般使用，相反通過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幫助恢復草原的放牧用途。并非草原權利人在其草原承擔地役權負擔之后，草原的原有有形產品的經濟價值不能實現。

綜上，草原地役權制度可以通過報酬實現草原權利人的經濟價值，同時也可以通過一般的草原利用行為。獲取草原的有形產品實現經濟效益。

2　草原碳匯交易。草原可以固碳吐氧，調解碳平衡。草地通過光合作用從大氣中吸收CO2，并將大部分碳儲存在植物體和土壤中，是大氣中CO2的一個重要的匯。目前國際上已經開始重視森林碳匯功能，但是，僅依靠森林碳匯必然存在很多弊端，本文在此不予討論。草原碳匯向經濟效益的轉化是實現草原生態補償的又一個途徑。草原的碳匯功能轉化為經濟效益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撐。筆者在此嘗試將草原地役權制度用于草原碳匯交易制度的構建。

首先，草原碳匯交易的雙方當事人分別為碳匯提供方(草原權利人)和碳匯購買方。當用草原地役權主體制度構造碳匯交易當事人時，我們發現草原地役權制度完全可以作為碳匯交易制度的基礎。碳匯提供方作為草原地役權之供役地權利人，他能滿足這一主體要求，即擁有草原權利。在承認草原地役權可以為獨立草原地役權的前提下，碳匯購買方可以成為合格的草原地役權人。其不必擁有需役地。同樣，碳匯市場的形成需要碳匯權具有可轉移性，究竟碳匯購買人的碳匯權是債權、物權，抑或其他權利?本文認為將購買者的權利作為獨立草原地役權可以解決自由轉讓的問題，這樣自由流通的碳匯市場也可形成。

其次，草原碳匯交易的內容是碳匯提供方提供碳匯額，由購買方支付價款。購買方支付價款或提供資金、技術支持，碳匯提供方通過草原經營管理產生碳匯額。當用草原地役權內在邏輯結構構造碳匯交易內容時，我們發現草原地役權制度完全可以作為碳匯交易制度的基礎。碳匯提供方作為供役地權利人負有經營管理草原并產生碳匯額的積極作為義務，碳匯購買方作為供役地人通過支付報酬獲得生態產品，實際上是地役權的權利內容。

如果單純的將草原碳匯交易作為一種商品交易合同，那么需要解決碳匯作為交易合同標的物的性質問題。目前將草原碳匯交易作為商品合同對待的觀點實際上賦予碳匯購買者的仍然是債權物權相比較而言，效力性要低。而債權通過與物權性權利相結合?？墒箓鶛嘈云跫s獲得強大的物權效力。因此，通過地役權制度來構建草原碳匯交易制度，可以賦予草原碳匯購買方以物權效力，更有利于草原生態效益的實現。

通過地役權制度構建草原碳匯交易制度。使草原碳匯交易市場更穩固。也會保障草原生態產品向經濟效益的轉換。

(二)草原地役權制度與草原生態效益

在現行草原法律法規和草原行政管理實踐中。存在許多與生態草原建設、退牧還草、防沙治沙、野生動植物保護等活動有關的草原地役權。只是沒有采用草原地役權這一名稱。從某種意義上說。草原地役權是出于維護生態系統平衡和保護生物多樣性的目的而設計的。

1　生態功能區建設?！妒逡巹澗V要》指出要深入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加強生態環境保護。推進重點生態功能區建設，實施重點生態工程。包括“草原生態保護與建設”、“生態安全屏障保護與建設”等工程。20l 1年。國家開始在內蒙古等八個草原牧區實行草原生態補助獎勵機制，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將部分草原列為禁牧區。草原權利人要按照國家政策的要求來履行禁牧、退牧還草等義務。

我國目前在草原管理中實施的禁牧、輪牧、草畜平衡的政策都屬于國家的行政行為，禁牧、退牧還草等義務在本質上屬于行政強制義務。是國家為了公共生態利益而強加給私主體的義務?？v觀草原法的各項規定，很多一部分從行政強制的角度規定了草原權利人的公法義務，這也為行政機關在行政執法中進行權力尋租、侵害牧民權益等違法行為提供了可能性甚至法律上的途徑。為此，恰當的、切實可行的私權制度的設計，必然比行政強制會更能實現經濟和環境效益。

地役權對土地使用的控制屬于私法上的限制。在我國，主體功能區戰略的實現可以通過設立地役權合同為國家、地方政府設立草原生態保護地役權來完成。而且，在生態功能區的地方政府業績考核中并不以GDP為考核指標，僅以生態效果為考核指標依據，為此，當地牧民的經濟收益就更應當通過私權制度的設計來保障。草原地役權制度可以多渠道籌集維持生態所需資金。對于牧民的經濟利益而言是一大保障。否則。如果牧民的經濟收益無法保障，那么我們無法想象作為理性經濟人的牧民會舍棄經濟效益而單純追求生態效益。

可以說，即使沒有保護法規，地役權也能起到保護生態的作用。

2　生物多樣性保護。草原作為我國主要的陸地生態系統，其孕育著豐富獨特的生態系統類型資源，對于維護我國生態安全、減緩全球氣候變化具有重要意義?！吨袊锒鄻有员Ｗo戰略與行動計劃》確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例如蒙新高原荒漠區中的錫林郭勒草原區，重點保護牧草種質資源?？梢?，不論是公約還是發展戰略，都旨在

保護草原資源的生物多樣性。

草原地役權制度可以用來保護生物多樣性，例如在野生動植物保護地役權中，禁止供役地人在鳥的筑巢期從事割草、放牧行為，禁止挖掘草原上的野生植物如蓯蓉、發菜等。另外在所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地役權中，必須包括草原管護條款。地役權人要積極地管理草原，包括防火、維修設施等行為。

(三)草原地役權制度與草原社會效益

草原資源能夠促進社會和諧和穩定，尤其是民族和諧。我國絕大部分草原位于少數民族地區，因此，少數民族地區草原資源問題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和生態問題。還是社會問題。

今年，在錫林郭勒盟所發生的“5.11”、“5.15”案件典型地說明了草原資源的社會效益問題。在我國。草原上的礦產資源開發過程中，破壞草原的現象十分普遍。大型機械、重型卡車在草原上行走必然會影響到草原。雖然我國在草原法等相關法律中也規定，開采礦藏占用草原的要征收草原恢復補償費，并及時恢復草原。但是只有行政機關的行政權，并沒有賦予草原權利人私法上的參與權。草原權利人只有在草原被侵犯之后進行救濟的權利。在美國的草原保護地役權協議中有這樣的條款：“從財產表明取走土、沙、礦產、石油等的行為是被禁止的。如果利用只對土地表面產生暫時妨礙的技術來實施采礦、采油的行為是被允許的。經過授權者同意的采油采礦的設施在地表以下的采礦采油行為是被允許的，并且任何破壞表面的行為都應當及時恢復”。美國的草原保護地役權的該項條款是可以借鑒的。

在礦產開發和油氣開發過程中通過設立草原地役權，規定地役權人的恢復草原破壞行為的義務，或者向草原權利人支付草原植被恢復費用，由草原權利人完成草原植被恢復行為。這樣，可以避免因為草原破壞行為所引發的民族問題和社會和諧問題。

小結：草原地役權制度在平衡草原權利人的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上具有獨特的優勢。可以說，草原地役權與草原原權(主要是草原承包經營權)之間的關系。主要是一種生態公益與私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平衡經濟效益、生態效益必然會產生相應的社會效益。草原地役權在實踐中價值體現也是其在草原權利體系中重要地位的體現。

第5篇

關鍵詞:能值分析;農業生態系統保護;評價;策略

中圖分類號:F327;X32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39-8114(2014)10-2457-03

Agro-ecosystem Conservation Strategy in Sichuan Based on Energy Analysis

SHU Liu1,WANG Bo1,ZHOU Shun2

(1.Sichuan Engineering Technical College,Deyang618000,Sichuan,China;2.Chengdu Industry College, Chengdu611730,China)

Abstract: The agricultural ecosystem values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On this basis, the evaluation system of agriculture in Sichuan was established based on the energy analysis system. The protection of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was put forward. It is suggested that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put be increased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investment in energy value release. Moreover, output structure should be adjus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protecting Sichuan agricultural ecosystem.

Key words:energy analysis; agricultural eco-system protection ;evaluation; strategy

能值是由美國生態學家Odum提出的新的科學概念和度量標準,是將一種流動中或被儲存的能量中所包含的能量數量化,產品和勞務的生產、形成過程的投入就是一種十分重要的能值。能值理論是基于系統生態學觀點提出的能量價值理論,從根本上定義了自然資源擁有的真正能量和價值。由于各種資源和產品的形成都需要太陽能量,因此以太陽能為基準能夠衡量各種能量。

隨著全球環境的惡化與資源矛盾的日益凸顯,農業生態系統能量的研究受到了越來越廣泛的關注。農業生態系統的能值分析主要是研究農業生態系統的能量值,在此基礎上進行分析,從而獲得反映生態與經濟能量值的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實現對系統的結構功能和生態效益的雙重評價。但由于不同性質的能量不能直接相加,為農業生態系統的能量值分析帶來了一定的困難。農業生態系統不同于簡單的自然資源能值分析,其不僅要求輸入太陽能、風能等自然資源,同時也要求在這一過程中輸入勞務、機械、化肥等非自然屬性能量,對農業生態系統的調控管理就是通過上述投入的管理來實現的。

1農業生態系統中的能值應用

總體來看,能值分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環境資源能值評估。能值分析能夠提供評估環境價值的新方法和新手段。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更加關注貨幣的作用而忽略環境和生態的因素,由于市場的不完備性和環境外部性,GDP和GNP也不能真正體現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實際水平。但能值分析能夠同時衡量人和環境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可以更好衡量某一地區財富標準的是創造經濟財富的太陽能值。根據Ulgiati等[1]對海洋生態系統的能值評價,15年鯨魚的平均能值的貨幣值高達2.6億美元,可見從生態能值的角度講,越稀有的物質形成需要越多的能值投入,因此對應越高的價值。此外,Ulgiati等[2]還指出,生態經濟系統能值評估。生態系統內部的各個子系統及其與外部資源、經濟及環境之間都存在錯綜復雜的物質關系、貨幣關系以及信息關系。如何在分析系統中將經濟、生態和社會三大效益結合起來進行全面系統的分析目前仍然是生態研究中的重要問題。原有的投入產出分析等經濟學分析框架以及能量分析等生態學框架容易將各種利益分離討論,無法完整反映系統的內部機理和動態過程,能值分析則是在對復合生態系統進行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所創造的定量分析方式。第三,國際交流能值評估。自然資源自身所含有的能值要遠遠高于購買該產品所付出的的貨幣價值,因此,從能值角度來看,當一國大量出口自然資源產品時,國家受到了巨大的財產傷害。因為原始產品的能值比較高,而出口產品的價值通常僅僅是對為取得該產品而付出的勞務價值的補償。

2四川農業生態系統指標及能值分析體系的構建

2.1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根據Brown等[3]的理論建立能值轉化基本模型,太陽能值M=B×T。其中,T為太陽能值轉化率,B為可用能量。在此基礎上根據計算結果建立能量體系和能值系統,并根據一系列衍生指標對四川地區生態農業系統進行評價。所有數據均來源于要《四川統計年鑒2012》和《中國農業全書》(四川卷)。

2.2四川生態系統能值指標體系的建立

四川省位于中國西部,是西南、西北和中部地區的重要結合部分,是承接華南、華中以及西南、西北的重要交匯點。四川位于東經97°21′~108°31′,北緯26°03′~34°19′,其土地面積為48.6萬km2。從投入產出兩方面建立評價體系,對四川農業生態系統的投入和產出進行分別評價。其中,對投入的評價主要考慮3個方面:環境能值投入,包括太陽能、風能、雨勢能、雨化學能、地球旋轉能和土壤損失;不可更新輔助能值投入,包括化肥、農藥、機械和能源等后期非自然投入;可更新輔助能值投入,包括有機肥、農膜、種子和人力。對產出評價主要按照行業分為種植業、畜牧業、林業和漁業4類[4-6]。選取2012年四川省相關年度數據,綜合上述指標對四川農業生態系統的總能值進行綜合評價。

在指標計算方法上,按照能量(J)概念對各類投入產出要素進行能值列示,然后以太陽能為基準對其他投入產出要素能值進行轉化,其中太陽能轉化率(T)為1,其余按照能量關系給予相應的轉化系數。宏觀價值=該投入或產出的太陽能值×四川省2012年農業總產值/總能值。根據上述方式,計算出四川農業生態系統投入產出能值指標如表1、表2和表3所示。

3基于能值體系的四川農業生態系統評價

從四川農業生態投入情況來看,不可更新輔助能值所占比例較高,約達50%,這主要由于四川省自身的自然環境和地形特征所決定的。四川省屬于盆地,太陽輻射密度較低,積溫低于同緯度其他地區。同時,盆地丘陵地形也決定了四川地區農業難以進行大規模農機投入,因此,在不可更新輔助投入中更多的是化肥等。此外,從太陽能值角度分析,四川地區農業生產中環境能值投入與可更新能值投入比重基本一致,各占約23%,這一環境所占比例與傳統經濟學中認為的環境因素對產出的貢獻率在10%~20%的經驗數據差異不大。但從宏觀價值角度來看,產值分類中環境投入與不可更新輔助投入所占比例則為41%和32%。四川農業生態系統中環境投入與不可更新輔助投入所占比例較高的特征說明,四川地區農業產值仍然較大地依賴其自然環境,四川地區農業生產對自然資源和環境投入進行了較好的經濟補償。

從四川農業生態產出情況來看,種植業仍然是四川地區農業的主要形態,產出能值所占比例超過50%,其次是畜牧業,約占37%。種植業與畜牧業在產出能值中所占比例的高企對投入特征進行了有力解釋,在4項考察的子行業中,種植業與畜牧業均不僅要求自然資源投入也要求后續不可更新資源的投入。

4四川農業生態系統保護策略

通過對四川地區農業生態系統的能值分析,能夠從生態學與經濟學的雙重角度了解農業生態體系的整體和各部分的投入產出情況、運行經濟效率以及環境負荷程度[7]。應該根據上述能值分析體系中指出的四川農業生態體系特征,對四川地區農業生態系統進行有效的調整和完善的保護,因此提出如下保護策略。

1)要增加科技輔助能值投入,優化系統能值的投入結構,從而實現產出效率的優化。由于四川地區盆地地形環境復雜,適宜居住和生產的農業用地相對較少,造成農業剩余勞動力較多,加之工業輔助能值投入能力偏低,從而制約了人力能值效用的發揮。同時,低人力效率也導致了對環境開發的低效率和浪費。四川省地形溝壑縱橫,海拔高差較大,太陽輻射密度較低,水土熱的配合存在一定問題,加之農業生產經營方式粗放,能值與產出效率均較低。因此,要積極轉移農業剩余勞動力,通過提高科技含量方式提高輔助能值投入的效率。

2)要積極調整系統能值產出結構,提高系統產出效率[8]。種植業和畜牧業是四川省農業產出的主要方向,其中種植業所占比例超過50%,成為引領四川省農業經濟的主要動力,畜牧業雖然近些年得到了一定發展,但其所占比例遠遠未能超過種植業,林業與漁業所占比例較低且發展水平不高的特征表現更加明顯?？紤]到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畜牧產品的消費需求會不斷上漲,應該繼續加強畜牧業的能值投入。此外,四川盆地地區林地資源豐富,林業發展仍有較大空間,發展林業一方面能夠進一步調整四川地區農業的發展結構,另一方面也是以農業帶動當地生態保護工作的重要方針。四川地區應當以現有林地為基礎,進一步擴大林地面積,這樣不僅能夠改善農業生態系統的能值產出,同時也能夠實現防風固沙、遏制水土流失和涵養水源的保護作用。提高環境資源質量對實現四川農業生態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進而才能真正實現經濟與環境能值的雙重提升。

3)加強環境資源保護,扭轉當前四川生態環境不可持續的狀態。從能值分析的結果可以看出,四川農業生態系統雖然整體上較為健康,但仍然存在不可持續的因素,不可更新輔助投入所占比例過高,農藥與化肥的使用對自然資源中的水、土壤均形成惡性和難以逆轉的破壞,未來可能造成水土流失嚴重、水資源不足以及耕地退化等不利的生態結果[9,10]。因此,應該從根本上加強環境資源保護,逐步減少不可更新輔助投入中化肥與農藥的投入,依靠科技投入的同時,還要樹立全民生態保護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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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篇

關鍵詞：知識流動 生態系統 實踐基地 MPAcc

一、引言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經濟結構正處于調整和轉型的重要時期，社會對高級應用型會計人才的需求愈發強烈。會計碩士專業學位（簡稱MPAcc）所具有的職業性、復合性和應用性的特征逐漸被實務界所認同，其社會吸引力不斷增加，這為MPAcc教育迎來了空前的發展機遇。教育部及相關部門于2013年相繼出臺了《關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見》和《關于深入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改革的意見》等文件，前者指出“建立以提升職業能力為導向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模式……加強實踐基地建設，強化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實踐能力和創業能力培養”，后者將“加強實踐基地建設”作為第五條單獨列出，強調了“培養單位應積極聯合相關行（企）業，建立穩定的專業學位研究生培養實踐基地”，由此可見，構建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等多元一體的實踐基地對MPAcc教育的健全與發展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2009年教育部全面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至今，關于MPAcc教育的研究愈加趨向于多元化、案例化發展，實踐基地的建設開始引起培養單位的高度重視。譚旭紅、章金霞等在分析了MPAcc“雙軌制”培養模式在實踐基地建設等方面存在問題的基礎上，提出了與區域經濟相結合的培養模式。王琳、范傲楊就具體的實綱制定、實習過程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體方案。

生態學以科學系統、動態平衡和可持續發展為理念，生態系統作為該學科的成熟理論已在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有所應用。顏維花、張立新等分別基于虛擬學習社區對遠程學習生態系統進行了結構、功能的設計和功能運作等方面的研究。雖然MPAcc實踐基地模式建設相關方面的研究已經引起了理論界和培養單位的廣泛重視，但其研究仍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較少，且多把實踐基地與培養單位等相關組織割裂開來，缺乏從系統角度的研究，而生態系統在各領域的廣泛應用，特別是與高校相關的知識生態系統和學習生態系統可以為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建立提供理論基礎和借鑒意義。

二、MPAcc實踐基地建設與生態系統的契合性

MPAcc教育以培養高層次、應用型的專業人才為目標，由于全日制MPAcc學生普遍缺乏會計實務方面的實踐經驗，因而培養單位與實踐基地的跨組織協同在人才培養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鑒于在會計專業的應用領域，高校的MPAcc實習實踐活動的開展多以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事務所”）為主要載體，而高校和事務所作為典型的知識密集型組織，在知識的獲取、轉移、共享和創新方面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與以生物、環境間能量流動為基礎的生態系統理論類似，基于高校、事務所等組織主體和學生、校內外導師等個體主體間存在的知識流動，高校與實踐基地之間實質上構成了跨組織協同的生態系統，高校和事務所內部的知識獲取、選擇、整合和創新以及知識在不同主體間轉移、共享和擴散形成的鏈狀過程組成了不同的知識鏈。知識鏈與由知識鏈增加和交錯形成的知識網絡作為知識流動在生態系統內實現的渠道，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交叉穿行，形成知識閉環的迭代演化。同時，各知識主體之間由于角色定位的不同和專業性知識與應用性知識互補性的存在，產生了知識的需求與供給，形成了知識勢能的高低，知識勢能的不同進而引起了知識在實踐基地各知識主體之間不斷循環流動，呈現出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營養位級間能量流動相似的非線性與交叉性特征。此外，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主體由于目標趨同性形成的協同創新模式，以及績效評價和質量保障體系等相關制度的建立，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維持生態平衡的機制相類似，二者的實質均為實現自身的和諧與發展不斷動態演化的系統工程。

三、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以下簡稱“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實質上是在生態系統理論的指導下多主體、多要素整合而成的動態體系，其關鍵是形成以MPAcc學生（以下簡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校外導師等為核心知識主體，學校、培養單位、實踐基地協同支持的知識獲取、外化、融合、內化和反饋為核心過程要素的多元知識主體跨組織協同創新的生態模式，通過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產生知識疊加的非線性效用，從而使知識主體的知識螺旋化增值發展。

（一）MPAcc培養過程中知識主體的角色定位。與自然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類似，知識流是整個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作基礎，是整個系統功能的重要主體和實現系統間交流的載體。按照知識的不同表現形式，可將知識劃分為顯性知識和隱性知識，野中郁次郎提出的知識呈螺旋狀在知識主體之間流動的SECI模型現今被普遍認可，它包括知識的群化、外化、組合和內化四個階段，分別對應的是隱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顯性知識到顯性知識的轉化以及顯性知識到隱性知識的轉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主體可以分為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而每個知識主體往往具有多重身份，隨生態鏈節點的演化而變化。

1.生產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生產者是知識的輸出者，可以是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也可以是學生自己，主要負責知識流動的產生、組織、維護以及完善。知識生產的過程主要是將高校和事務所的教師或學生以及團隊的隱性知識轉化為顯性知識。這些顯性知識以演示文稿、實務應用、論文報告等具體形式表現，可以提升學生自身專業知識水平和實務應用能力，也存在促進事務所發展的潛力。

2.消費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消費者直接或間接利用生產者生產的知識，獲取優質資源，以學生為主體的資源獲取主要以專業知識儲備和職業素養的提升為表現。同時，以事務所為代表的實踐基地也可作為消費者，MPAcc學生在教育階段所學習的財務會計、財務管理和審計的專業知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為事務所提供財務服務。

3.分解者。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分解者根據所獲得的顯性知識，通過知識的內化和融合來實現知識優化，并將新知識外化，傳授或共享給其他知識主體。扮演這一角色的主要是學生，也包括培養單位、實踐基地等知識主體。

（二）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構建。在生態學中，能量是自然生態系統的動力源泉，也是整個生態系統保持平衡發展的前提。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能量流動即是知識流動，包括知識主體對于知識從吸納到最終反饋的全過程。在高校與實踐基地跨組織協同的背景下，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主要由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外導師等知識主體構成，知識流動既可以在校內、校外單獨組合為知識流動的子系統，又可以通過跨組織的知識流動組成新的循環。根據生態系統定義與實踐基地的系統本質，本文建立了一個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模型，如圖1所示。

由于生態系統的自組織性帶來的知識流動演化，該模型將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產生納入同一體系，揭示了MPAcc實踐基地的生態系統特性。

（三）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運行。多主體下的知識主體間的知識流動包括個體g知識流動和組織間知識流動兩大類，其中個體間知識流動主要產生于學生和學生、學生和授課教師、學生和校內導師、學生和校外導師、校內導師和校外導師以及學生和校內導師、校外導師三者之間；組織間的知識流動主要發生在學校研究生處和學院、學院和實踐基地、各實踐基地之間，如下頁圖2所示。

在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涉及不同利益目標的知識主體，是一種跨組織的知識流動體系。各主體利益具體目標雖不盡相同，但在對提高MPAcc培養質量方面的目標趨同性使合作的信任機制得以達成?？缃M織協同的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具有自組織特性，在組織和個體以及制度的共同作用下，可以通過系統內部的非線性特征，推進系統由知識耗散的無序狀態向具有自我調節功能的有序化可持續發展?；赟ECI模型可知，知識在知識主體呈現螺旋式流動躍升，結合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發展現況，借鑒涂振洲、顧新提出的知識流動視角下的協同創新階段演化三階模型，本文進一步將系統中的知識演化劃分為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增值系統和知識優勢形成三個遞進階段。

1.知識共享系統。知識共享是基于學生和實踐基地之間知識擴散和轉移的過程，它在知識資源和知識增值系統中起到橋梁作用，強調知識主體對系統的參與度和支持度。從知識共享系統面對的知識個體和系統運作過程看，主要包括學生與基地、基地與基地，以及學生與學生間知識共享的過程。學生將從學校和實踐基地學習到的知識資源進行匯集和整理，在實習過程中以面對面的形式實現與其他學生及實踐基地之間的知識共享。由于實踐基地的集群化，不同的事務所或企業等也可以通過資源共享等方式協同學習，實現知識資源的整合與優化。

2.知識增值系統。知識主體在交流與實踐的過程中學習和吸納新知識，將其分解內化成個人知識納入個人知識體系，轉化為個人隱性知識。經過個人的加工處理，得出新的知識體系，實現知識的融合。之后，知識主體將新知識外化為能夠被其他知識主體接受的知識，即顯性知識，并將其通過反饋體制進行優化，這樣知識主體就完成了一次知識流動。在知識流動的過程中，各知識主體通過組織與自身展開知識的內化和外化，不斷地完成隱性知識和顯性知識循環往復的轉化過程，如圖3所示。

本文將以學生這一知識主體為例來說明知識流動的運作體制。（1）知識群化。在以學生為本的培養模式下，知識環境的建立有利于提升知識主體的自我認知度，拓寬其思維模式，在保證獲取從校內授課教師和校內導師傳授的會計專業知識的基礎上，避免傳統課堂教學中學生缺乏人際交流、被動學習的窘境。此外，實踐基地實行了動態積分制，即按學生的實習時間進行動態積分，最大程度地將學生的自主性和事務所的不定期需求相匹配。（2）知識外化。在實踐基地的知識循環中，會計師事務所的實務環境會促使學生在專業方向相關的工作中獲得對職業的認同感，提升歸屬感與成就感。在學生參與審計項目或者咨詢服務的過程中，通過與校外導師以及其他組員的交流、互動和學習，以及對自身工作中問題的處理，會使其主動運用自身所學習的會計專業知識，將自己的隱性知識外化，實現知識的轉移和共享，也可從別人的知識轉移和共享中獲得新的提高，從而實現知識主體間知識流動的持續運轉。（3）知識組合。學生在會計師事務所內將會面臨大量的人際交流和部門溝通，在此期間知識共享與轉移不斷發生，它不僅要將會計理論知識與會計或審計實務結合，還要接觸和吸收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專業前沿發展信息、業務信息等多渠道來源的多種類知識。為適應知識流動下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知識的歸納整理和融會貫通將成為學生自我提升、適應實踐需求的必由之路。這也構成了學生對所學習的專業性和應用性會計知識的整理融合，為顯性知識的內化奠定了基礎。（4）知識內化。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建立后，學生可以直接參與到事務所審計或咨詢項目的全過程。當知識主體的主動性得到激發，將導致其主體定位發生轉變，由消費者向生產者或分解者轉化，以實現更高的自我價值。價值實現的激勵可以促使學生不斷優化自身知識結構，實現知識的內化和固化。在知識的不斷內化中，個人效用也得到不斷提升，且多個體知識能力提升也會帶來組織知識能力的升華。同時，組織的知識內化也會促使知識環境的升級，進一步推動組織內個體向更高自我價值實現的持續發展。

3.知識優勢形成。知識優勢同競爭優勢一樣，本質上是價值的創造。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對知識主體而言，知識優勢的形成主要針對學生、培養單位和實踐基地三方，其表現形式主要為三方協同目標的實現。對學生而言，通過知識共享和增值實現在會計專業知識和財務業務應用能力以及個人職業素養的提高，在面向就業時這種綜合能力將以競爭優勢表現出來。對培養單位來說，人才培養質量的保障會對招生生源優化和提升培養單位MPAcc教育的口碑等方面產生積極影響，從而形成知識優勢。同樣地，實踐基地一方面可以將熟悉自身業務流程的人才直接引入企業，另一方面可以通過與高校的合作擴大自身影響力，樹立良好的社會形象，提升企業聲譽，為企業創造價值。

四、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

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同自然生態系統類似，包括以知識流動、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為主要內容的三大基本功能，通過系統內多種知識流動循環的網絡結構完成個體和組織對知識吸收和應用的任務，為知識的共享、增值和知識優勢的形成提供必需的環境基礎和制度保障。

（一）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是指在時間與空間內，知識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內的變化狀態。具體而言，知識流動的特性包括動態交叉性、協同性和自組織性三個方面。

1.知識流動的動態交叉性。知識流動不僅存在于知識個體內部，也存在于由知識個體組成的知識組織內部以及知識組織之間。一方面，基于SECI理論，在知識流動過程中，顯性知識與隱性知識的動態交叉轉化構成了知識群化、外化、融合和內化的過程。另一方面，知識主體在知識流動中的不同定位和定位轉化，會導致知識流動隨著知識主體定位變化而發生變化。以學生為例，其不僅是校內專業性知識和基地內應用性知識的接受者，同時也作為基地內知識共享和擴散的提供者，呈現顯著的角色交叉性。此外，伴隨反饋體制和評價體制的監管強化以及個體知識內化、外化的程度動態交叉變化，也將帶動整個知識流動呈動態交叉特征。

2.知識流動的協同性。知識流動只有在知識提供者與知識接受者雙方具有一致目標時才能實現，而且雙方還需要長期的合作關系來維持知識流動的可持m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本質上是學生、授課教師、校內導師和實踐基地的校外導師各自擁有的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的相互轉換和提升過程，三者存在目標的一致性。首先，學生需要專業化的會計前沿知識和應用能力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其次，根據教育部提出的對加強專業碩士質量保障的要求，培養單位在提高學生教育質量和擴大品牌影響力方面也有所需求。最后，企業在擴充人才儲備和增強企業影響力方面也存在對以實踐基地為紐帶的校企合作需要。由此形成的三位一體的目標促使知識流動循環視角下的合作關系得以建立與穩固。

3.知識流動的自組織性。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流動同樣由組織能力形成的核心監控調節機制來實現，包括監督體制和績效評價機制。例如，根據學生能力按階段劃分實習內容，使之與個人培養計劃相輔相成，避免因能力不匹配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知識流阻塞。另外，以實踐基地為學生實習評價的主體，可以通過專業角度分析學生的綜合表現，規避學生自評產生的可信性不足等風險，并且通過顯性反饋和學院共同分析培養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探討解決方法，快速反應、動態調節，不斷完善實踐基地的知識流動體系。

（二）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價值流動是維系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各系統、各主體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紐帶，其本質是個體價值的實現。價值鏈理論最早由邁克爾?波特在《競爭優勢》中提出，與企業的價值創造類似，知識優勢的最終形成也是通過一系列相關聯又不相同的活動組成，這些活動相輔相成，構成了一個創造價值的動態過程，即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價值鏈。具體而言，在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知識的價值是知識主體對系統運行所產生的符合各自利益的期望，價值流則是指將各知識主體的期望實現的一系列過程。在生態系統內部，知識共享系統屬于支持性的價值活動，而知識增值屬于初級的價值創造活動，最終知識優勢的形成是高級的價值創造，也是個體價值的最終實現。知識資源是價值活動的基礎，基于知識資源在各主體間的非線性流動，價值流也呈多維網絡狀，由此構建跨組織協同的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價值模型如圖4所示。

（三）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實踐基地生態系統中的物質流動指通過對制度的制定，實現知識的反饋循環和資源的優化配置，包括學生進入實踐基地的學習安排制度、實踐基地自身的管理制度、實踐基地對學生表現的反饋制度，以及實踐基地對學生的獎懲制度。制度可以為系統內個體行為提供保障，進而保證了知識流動在各個主體間的流通，還構成了對知識流動的效率和水平的影響。物質流動同時也是對價值流動的反映，例如績效評價會將個體價值的實現程度量化。首先，學生的實習制度采用以人本論出發的動態積分制，在保障實習時間的基礎上，使學生對實習時間的選擇更加自由，可以根據個人的培養計劃動態調整。其次，實踐基地反饋制是由基地對學生做出實習期間的評價，此舉更具有客觀性、專業性和準確性，規避了學生造假等可信性風險。最后，依托信息化的發展和人機交互等手段，在評價制度方面，可以通過建立績效棱柱評價模型等，從利益相關者角度出發，建立全面的質量保障體系，實現科學管理，保證知識流動的良性循環，實現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資源優化。

五、結語

在當前我國不斷深化研究生教育，推進專業學位研究生教育模式改革的背景下，實踐基地建設階段對實現專業型與應用型并重的MPAcc人才培養機制和質量保障體系起到了有力的助推作用。MPAcc培養院校與企業合作建立的實踐基地實質上是跨組織協同的各知識主體間由于知識勢能不同產生的知識流動循環網絡。本文通過分析生態系統中能量流動與實踐基地中知識流動的相似性，在回顧MPAcc實踐基地和生態系統相關研究的基礎上，構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指出了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各項特征與主體角色定位。從知識流動視角結合系統的自組織性提出了系統中由知識共享、知識增值和知識優勢形成組成的息息相關、緊密銜接和動態發展的三個演化階段，并對各階段內知識活動和系統運行進行了解釋。在深入分析知識流動系統演化的基礎上，本文對生態系統中的價值流動和物質流動均進行了剖析以全面闡釋MPAcc實踐基地生態系統的功能，以期對MPAcc實踐基地建設提供新的思路和理念。Z

參考文獻：

[1]譚旭紅，章金霞.基于“雙軌制”模式下MPAcc人才培養模式研究[J].繼續教育研究，2014，（1）.

[2]王琳，范傲楊.MPAcc專業實習與實踐模式探討[J].人才資源開發，2014 ，（24）.

第7篇

關鍵詞 中國; 生態經濟系統; 能值; 資源

中圖分類號 F06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2-2104(2009)05-0037-08

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是經濟社會發展不可缺少的物質基礎,而衡量一個國家的經濟狀況和經濟能力,通常以國民生產總值GNP為標準,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對經濟社會的貢獻價值卻并不包括在內。H.T.Odum等人創建的能值分析法,通過盡可能全面的整合研究經濟社會和資源環境系統,計算分析生態-經濟系統各項數據,以評估國家生態經濟社會系統發展規模、發展水平、發展態勢及其與資源環境的適宜性、協調性,為區域和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科學依據。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日益嚴峻的資源枯竭、生態退化和環境污染問題,已對經濟社會進一步發展構成障礙。本文采用能值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對中國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展開分析,以研究其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系統發展現狀,并對1985-2005年20年間中國經濟系統資源環境利用的動態演變趨勢展開分析。

1 能值分析理論與方法概述

生態經濟系統能值分析法是美國生態學家H.T.Odum等人于20世紀80年代創建的,以動態、開放、整合的視角評估區域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水平和潛力,是目前生態環保學界公認的最有發展前景的生態經濟系統評價體系。該方法把生態環境系統與人類經濟社會系統有機聯系和統一起來,將生態經濟系統內流動和儲存的各種不同類別的能量和物質轉換為同一標準的能值,定量分析研究資源環境對人類經濟活動的真實價值,以及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的互動演變關系。其研究成果對于調整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關系、資源環境的科學評估與合理利用、國家經濟方針政策的制定、國際經濟關系的協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以及具體生產活動過程等,都具有科學的指導意義[1]。

1.1 能值與能值轉化率

由于現實生態經濟系統中物質類型復雜多樣,因此,不同類別、不同形式的物資與生態環境、經濟發展的關系往往難以找到同一種標準進行度量和比較,因此,H.T.Odum提出了能值(emergy)的概念,并說明:能值即“包被能”(embodied energy),產品形成所需直接或間接投入應用的一種有效能的總量;由于自然界中幾乎所有物質的能量都來自于太陽能,某一物質的能值就是該產品形成所需的太陽能焦爾總量。太陽能值(solar emergy)單位為太陽能焦耳(Solar enjoule,縮寫為sej)[1,2]。通過把生態經濟系統中的各種不同種類、不可比較的物資轉化成同一標準――太陽能值,對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環境的消耗、利用狀況展開分析,以探索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類經濟活動的相互關系和演變規律。能值轉化率(emergy transformity)是將現實世界中各種紛繁復雜的物資轉換為能值的媒介。在生態系統和人類經濟社會系統中,低質量的物質能量總是通過相互作用和做功,轉換成高質量、高等級物資所含能量。在能量轉化鏈中,隨著能量流動和轉化,其數量逐步減少,能值逐漸增高[3]。因此,不同物質組成的物資所含的能值量并不相同。處于能量轉化鏈高端的物資有更高的能值轉化率。因此,能值轉化率也是衡量能量等級的尺度[4～6]。[KG)]能值-貨幣價值(emdollar value,Em$)是指某種能值對經濟的貢獻折算成貨幣,即能值相當的貨幣價值。其折算方法是將當年國家GNP與其所利用消耗的所有能值的比值,得到能值-貨幣比率,即單位能值對GNP的貢獻率。不同類別能值的流量與能值-貨幣比率的乘積,也就是該類能值在當年對國家GNP的貢獻價值。由于每年國家能值消耗總量與GNP都不同,因此,每年的能值貨幣-比率都不一樣,相同的能值量對GDP年貢獻值也不相同。H.T.Odum曾用“宏觀經濟價值”(macroeconomic value)來表達能值相當的經濟價值,以表示資源能值對經濟的價值[1,7],我國很多學者也沿用這樣的說法。

1.2 能值指標體系

能值分析指標體系(見表1)是生態經濟系統綜合分析社會經濟發展決策的重要指標體系,在反映自然資源利用情況、環境與經濟關系、人地關系的同時,綜合反映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和效率?？稍诶L制區域能值圖、編制和計算區域能值分析表的基礎上,計算、分析和利用能值指標體系,分析、評估區域生態環境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協調程度。

2 基于能值的中國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運營現狀分析

能值分析能較全面的反映區域自然-社會-經濟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效率和運營機制。本文利用目前為止最新出版的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公布的數據,按照能值分析的理論和方法,將2005年中國自然、社會、經濟數[CM)]據轉化為能值分析數據,研究當前中國生態經濟系統運營狀況,力求客觀真實的反映其經濟社會發展現狀及其與自然資源、生態環境的關系。

2.2 能值計算分析表

依據H.T.Odum的能值分析法,利用2006年中國社會經濟統計年鑒及2006年環境統計年鑒中2005的自然、經濟、社會和環境數據,編制、計算與能值分析指標表,并作進一步分析。

2.2.1 可更新資源輸入與可更新資源產品產出能值表

表2是根據2006年統計年鑒計算得出的2005年中國生態經濟系統可再生資源輸入與可再生資產產品能值分析表。外部輸入的可更新資源能值量由地理位置、地域面積、氣候、地形條件所決定,由于在大范圍內氣象氣候條件的相對穩定性,一般而言,其能值量年變化極小,因此屬于相對穩定值。而內部可再生資源產品與消耗能值量則與農林牧漁業的生產力水平及國民飲食、生活消費水平密切相關。

表1中各項能值數據說明,種植業、畜牧業以及漁業的生產和消費構成我國可再生資源利用和消費核心組成要素總能值為9.69×1024sej,能值貨幣價值為6 480億$,其中畜禽產品、水產品、種植業(包括林業)產品能值產出和消費比重依次為59%、22%、19%,林產品消費所占比率相對較小,這說明多年來我國以林業建設與保護為核心的生態環保已得到社會共識,對森林資源的開發、利用和依賴性減弱。因此,當前我國農業產業結構已經基本實現了以“畜禽、水產養殖”為主,以糧食生產為核心的種植業居于次要地位,同時城鄉居民食品消費中,肉、蛋、奶消費占主要地位,顯示人們生活水平有了極大的提高。但畜禽養殖引起的環境污染問題卻日益嚴重,據初步統計,目前我國每年禽畜養殖場排放的糞便及污水總量超過17億 t,再加上集約化生產的沖洗水,實際排放的污水總量還遠遠超過這個數字。城郊集約化大型雞場、豬場畜禽糞尿污染已成為城郊環境質量惡化的重要原因[16]。

2.2.2 內部不可再生資源產品產出與消耗能值分析表

內部不可再生資源產品的產出與消耗能值分析表,建立在以區域內部不可再生自然資源開發利用和經濟社會生產投入的基礎之上,據此可以分析我國礦產、能源、土地開發利用情況和經濟投入-產出水平。

表3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內部不可再生資源能值消耗總量為1.63×1025sej,能值貨幣價值為10 300億$,遠遠超過對內部可再生資源的消耗量。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費中,化石能源、金屬、水泥、土地損失所占比例最大,這是全國范圍內高速城市化引起的城鎮擴張、交通設施建設的必然結果。而能源消費中,煤炭所占比例為70%,符合我國當前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

當年過熱的經濟形勢導致中國目前化石燃料、礦物、金屬、水泥等能值消耗量巨大。權威部門的統計數據表明,2006年,按現行匯率初步測算,中國GDP總量占世界的比重約5.5%,但能源、鋼材、水泥消耗量卻居世界第一位。能源消耗總量折合24.6億t標準煤,占世界的15%左右;其中煤炭消耗占全世界消耗總量的36.93%,比美國、前蘇聯、歐盟(25國)三者煤炭消耗的總量還多,鋼材消費量為3.88億t,水泥消耗為12.4億t,占世界比值依次為30%、54%。資源巨量消耗的結果不僅僅是資源枯竭和生態破壞,環境污染形勢也日益嚴峻。目前中國CO2排放量超過歐盟25國總和,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

同時,中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化肥、農藥生產、進口和使用國,化肥、農藥以及耕地有機質損失在總不可再生資源投入中雖然所占比例不大,但是總量卻足以引起我國大面積耕地土地酸化、板結和土壤肥力降低以及土地污染,并導致一系列生態退化問題。中國年化肥使用量達6 294萬t(2005年我國化肥工業生產數據與進口數據之和),耕地每公頃化肥施用量高達610 kg/hm2,差不多是發達國家化肥平均使用量225 kg/hm2上限的3倍;每年農藥使用量近120萬t,但其中絕大部分農藥殘留在土壤、水體、作物和大氣中,農業生產中不合理使用化肥、農藥已對農業生態環境造成巨大危害[8,9]。

因此,目前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是建立在資源消耗、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基礎之上的,改變當前的經濟增長方式,改進生產工藝和生產技術,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提高勞動者的科學文化素質和技能,已經迫在眉睫。

2.2.3 外部進口資源與產品能值計算分析表

為了說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環境演變與世界的關系,利用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2005年海關統計的進出口資源與產品相關數據進行能值計算分析。表4、表5分別為中國進口、出口資源產品能值計算數據。

表4數據顯示,中國2005年進口能值資源總量為6.54×1024sej,能值貨幣價值為4 370億元。進口資源以能源、農產品和工業產品為主,其中,能源進口所占能值比重接近75%,其中石油能值占絕對核心地位。可見,隨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能源需求和消費量劇增,能源對外依賴性加大,自給能力減弱。在進口農產品中,主要以種植業產品為主,其中油料和糧食能值進口量最大。工業產品中,金屬(包括鋼材)、化學產品能值進口量較大,而其它產品進口量相對較小。另外,在吸引外資、發展對外旅游業等方面,也取得較好業績。從總體進口物資類型來看,我國進口主要集中在資源和原材料上,工業成品進口量不大,顯示我國工業制造能力、制造水平以及工業化水平顯著提高,已經實現了由資源、原材料出口、工業產品進口國向工業制造大國的轉變。結合表3數據,可見工業化使中國能源、資源的消耗量十分巨大,在大力開采本國礦產、能源等不可再生資源的同時,還必須大量進口國外資源滿足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資源對外依賴程度加大,同時工業“三廢”排放引起的環境污染形勢必然更加嚴峻。

2.2.4 出口資源與產品能值分析計算表

表5中出口資源與產品能值分析數據,以《2006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公布的2005年我國外貿出口物資類型及數量進行,用以分析我國出口貿易情況及其與生態環境的關系。

表5數據顯示,2005年中國出口物資能值總量為3.38×1024sej,能值貨幣價值為213億$。相當于進口資源產品能值總量的1/2。因此,在資源產品進出口方面,中國目前已是能值資源凈進口國,顯示經濟社會發展對資源的需求量加劇。出口資源產品類型眾多,主要以農產品、工業制成品以及能源為主。能源出口中,石油及成品油、煤炭和焦碳出口量大;農產品出口中,棉花、谷物、肉類、水產品、植物油、蔬菜比例較高,另外中國機械工業制品、服飾(包括紡織品、服裝、皮革以及皮革制品)等工業成品出口量大,對外投資和對外勞動服務發展形勢良好。結合改革開放近30年來我國出口物資發展情況,這些數據充分說明我國出口物資已經實現由資源和原材料出口向工業制成品出口的轉變,并在國際經濟貿易中實現了由消極被動接受市場變化向積極主動參與全球經濟中尋求市場、發展自我的重要變革。

但成品石油、焦碳煉制、皮革制造、機械制造等工業以及畜禽、水產養殖等嚴重污染大氣環境、水環境和土地環境,目前在中國已經造成十分嚴重而且難以恢復的環境后果。中國在融入世界市場、成為世界“工廠”,為世界大量輸出工業產品的同時,把“三廢”留在國內,經濟發展是以本國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為代價的。

2.3 基于能值的中國生態經濟系統發展現狀總體分析

為了從總體上分析中國生態經濟系統發展運營態勢,將各項能值項目匯總后再進行總體分析。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每年出口物資與日俱增,很多生態環境學家擔心大量物資出口以及工業化進程加快,會導致我國生態環境的退化和環境污染的加劇。表6的數據顯示,2005年我國出口能值大大低于進口能值,大約只相當于進口能值的1/2,這說明在當前的國際經濟貿易中,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對外的依存度在加大,本國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也不足以滿足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

內部不可再生資源消耗量總量在總能值消耗中占的比重達47.5%,說明我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對不可再生資源如能源、礦藏、土地等消耗量極大,而這些不可再生資源的損耗,將降低我國經濟社會自我發展的潛力,從而加大對國際市場的依賴性?？傮w情況而言,中國在國際市場中是大批工業產品的制造者和輸出者,輸出工業產品的同時工業三廢留在國

內,因此,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是建立在資源低效率利用和生態破壞、環境污染的基礎上的,距離可持續經濟模式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3 1985-2005年中國生態經濟系統能值動態變化分析

為了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生態經濟系統運營態勢的動態變化情況,我們利用1986年、1996年統計年鑒中1985年、1995年、2005年經濟系統的運營數據,整理分析并編制能值分析表,此基礎上計算各年各項能值生產消費情況,匯總統計見表7。表7中的年均增長幅度是以1985年和2005年的數據計算的算術平均數計算得出。

3.1 1985-2005年中國生態經濟系統各項能值利用動態變化趨勢分析

表7顯示,在1995年以前(包括1995年),我國經濟出口能值量都大于進口能值量,在1985年時出口能值量差不多是進口能值量的2倍,而當時的出口主要以自然資源和原材料為主。大約在1996-1997年進出口能值大體持平。此后進口能值量快速增加,在2005年進口能值已相當于出口能值的2倍,出現了與1985年相反的能值進出口貿易形勢?？稍偕Y源的產出也呈現良好增長態勢,這和我國農業科學技術進步及農牧業產業結構適時轉變密切相關。內部不可再生資源產品的生產和消費變化相對較為緩慢,但年均增長幅度也達到5.45%?？傮w情況看,長期以來,我國內部不可再生資源的生產和消費量最大,其次是內部可再生資源的消耗,同時都呈現較高幅度的增長態勢。圖3更加直觀顯示了同樣的信息。

3.2 1985-2005年能值指標體系比較分析

為了深入分析說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與環境的關系,我們分別計算了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標體系見表8。

表8中的能值來源指標各項數據顯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進口能值的需求量在1995年以后迅速增長,說明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資源壓力加大,對外依存度增高。社會經濟亞系統能值指標顯示我國人均能值消費量也呈增加態勢,1995年人均能值消費量差不多是1985年的2倍,這說明我國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提高,對物質財富的消費需求量加大。而國家內部資源的人口承載量的增加,則與科學技術進步使資源利用效率增大相關,但目前我國資源承載人口的能力僅為當前全國人口數量的一半,因此,我國人口依然使資源環境面臨嚴峻壓力。貨幣-能值比率呈下降趨勢,顯示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同時也從側面反映了1995年以來我國通貨膨脹狀況。能值交換率數據顯示了我國對外經濟貿易日益繁榮的發展形勢,也說明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與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密切相關。能值投資率是衡量自然生態環境對經濟活動的容受力,表中顯示變化不大,這與工農業發展和科技進步導致自然環境承載力增強有關,同樣的原因也顯示我國可再生資源的人口承載力增加。

4 結 語

本文利用能值分析法,在收集整理相關統計數據的基礎上,對2005年中國生態經濟系統的能值生產和消費情況做了運算和分析,以說明我國自然-經濟-社會復合系統的運營機制和生態環境效應現狀,并在對比分析1985年、1995年、2005年能值指標體系的前提下,說明我國生態經濟系統演變的動態趨勢。結果表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已取得長足發展,對外貿易結構和規模產生了巨大變化,已經由20世紀80年代以資源和原材料輸出為主、工業成品輸入為主轉變為資源輸入、工業成品輸出為主,在國際貿易中處于相對有利的地位;同時我國居民的人均生活消費水平明顯提高,生活消費結構改善,科學技術的進步使工農業生產力水平大大提高,生態環境承載力顯著增強。但同時,資源自給能力減弱,對外依賴性加大,人口資源需求量大,目前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還是建立在資源低效開發利用的基礎上的,環境污染、生態破壞的形勢也日益嚴峻,距離可持續經濟社會發展模式還有相當大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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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篇

關鍵詞：鄱陽湖；生態經濟；經濟區；發展戰略；理論準備

中圖分類號：F124.5 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11－0040－02

任何一個經濟發展戰略，都是在一定思想理論指導下的選擇。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是一個包含生態戰略、經濟戰略、區域戰略、流域戰略等在內的復合戰略，它的產生具有廣泛的理論準備。

一、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形成以可持續發展觀為理論基礎

可持續發展是20世紀80年代針對資源削弱、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而提出的，即指滿足當前需要而又不削弱子孫后代滿足其需要之能力的發展。它要求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對自然、社會和子孫后代應負責任，并有相應的道德水準。其理論特征表現為生態、經濟和社會可持續， 而且它們之間是互相關聯不可分割的?？沙掷m發展理論為生態經濟的發展指出了一條環境與發展相結合的道路， 為環境保護與人類社會的協調發展提供了一個創新的思想模式， 使傳統發展觀從以單純經濟增長轉向經濟、社會、生態的綜合發展， 從以物為中心轉向以人為本， 從注重眼前利益、局部利益轉向長期利益、整體利益的發展， 從物質資源推動型轉向科技與知識推動型的發展。

“生態經濟區的建設，其實質就是以可持續發展理論為基礎，運用生態經濟學和系統工程的原理與方法，對全區域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復合系統進行結構改善和功能強化；遵循生態規律和經濟規律，在恢復和保持良好的生態環境、保護與合理利用各類自然資源的前提下，促進國民經濟和社會健康、持續、穩定與協調發展。”[1]從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發展目標、手段、任務、意義等方面考察，可持續發展觀是貫穿整個戰略的一條主線，兩者要求是一致的。如從戰略意義看“努力探索生態與經濟協調發展的新路子，遵循產業經濟生態化、生態經濟產業化的理念，改變傳統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創新體制機制，合理利用資源，發展生態經濟，這有助于推動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邁進，為轉變發展方式、實現科學發展提供示范?！薄凹訌娚鷳B建設，強化環境保護，推廣生態文化，為世界生態環境保護作出應有貢獻，這有助于消除國際社會上的一些憂慮、懷疑和誤解，有助于為我國開展國際生態經濟合作交流提供重要平臺，展示作為大國負責任”，樹立了我國堅持走可持續發展道路的新形象。僅此即可以看出，它與可持續發展觀意義是相同的， 都有利于促進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是以可持續發展觀為理論基礎的。

二、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形成以生態經濟復合系統論為理論依據

生態經濟系統是由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相互作用、相互交織、相互滲透而構成的具有一定結構和功能的復合系統。從系統的整體性原則來看，生態和經濟兩個子系統是對立統一、彼此依存、不能分割的。因此，既要尊重生態原理，又要尊重經濟規律，保持兩者協調發展。生態子系統是經濟子系統發展的物質基礎；經濟子系統是生態子系統發展的轉化器，可以使生態子系統產生巨大的效益。生態經濟系統論認為，“自然生態系統，它的承載力具有一定的再生性、修復性和遞增性，是一種有生命力的、富有彈性和代謝功能的有機整體。生態系統可以在壓力不超過生態閾限的情況下，不斷提高自身功能和負載能力，不斷增加產量，為人類提供更多的物質財富和更優化的生態效益，但當人類為滿足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使經濟發展超越生態環境的承載能力時，便打破了系統內部的平衡機制，即外界干擾一旦超過生態閾限，生態系統就會被破壞，甚至瓦解。”所以，經濟的發展必須與資源的承載能力和環境容量相匹配，通過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各自的運動及循環渠道進行耦合，達到維持平衡狀態，實現經濟與生態雙重有序性，協調發展，相互促進，相互轉化。隨著科技發展，人類可以通過技術中介，使傳統經濟向生態經濟轉化成為可能。

正是依據以上原理，江西省委書記蘇榮指出，“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一方面，生態系統具有可開發、可利用的價值，可轉化為經濟價值；另一方面，經濟發展有利于用更多的財力改善和保護生態環境，良好的生態環境有利于招商引資、招商選資，有利于旅游業的發展，有利于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有利于促進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形成良性循環，兩者互相產生正向乘數效應?！?/p>

由此可見，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就是要把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社會效益，實現兩者平衡和良性循環，其理論依據就是生態經濟復合系統論。

三、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形成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價值目標

和諧社會作為一種執政理念，體現了我黨的政治智慧和傳統的人文思想。它的內容博大精深，從開放的視角看，既包括單純社會領域內教育、衛生、社保等公平公正和諧，又包括社會與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的協調及各自內部協調，還包括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及人自身和諧等。作為一種美好的生活理想和價值追求，和諧社會一直是古今中外人類歷史上一個永恒的期望。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形成以和諧社會理念為價值目標。從經濟角度看，和諧社會價值目標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經濟與社會和諧發展。經濟發展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構建和諧社會，必須堅持把發展生產力作為根本任務，奠定物質基礎，為廣大人民群眾所共享。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體現了和諧社會對經濟發展的價值目標，就是堅持數量與質量、速度與效益的統一，實現經濟社會發展與人口、資源、環境相協調，堅持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保證一代一代地永續發展。

2.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區域協調發展不僅是經濟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區域發展的不協調，影響生產力的整體布局和發展。目前，我國東中西三大區域發展差距過大，已制約和諧社會構建。在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中體現和諧社會的區域價值目標，就是實施中部崛起，使鄱陽湖區成為承東啟西的樞紐、東西互動和南北合作的支撐點，對促進全國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起重要作用。

3.人與自然和諧關系。傳統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是對立的，自然成為人們征服的對象。和諧社會理念人既是社會人，又是自然的組成部分，應該把人還原到自然中去，樹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休戚與共家園的價值目標。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把人與自然和諧的關系從經濟發展的角度作了詮釋，就是要轉變經濟增長方式，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生態文明之路。

由此得之，和諧社會理念的目標，從經濟角度看，就是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的價值目標。

四、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形成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思想

1.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生動實踐?？茖W發展觀是我黨統領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當然成為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江西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最生動的實踐，是要遵循建設生態文明的總體方向，把科學發展觀的四大要求有機統一起來，把生態和經濟兩大命題有機統一起來，把開發和保護兩大主要任務有機統一起來。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就是要從全局著眼、從長遠出發，下決心保護好鄱陽湖的生態環境，使江西在科學發展的同時，環境更優美。

2.科學發展觀決定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本質內涵。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特色是生態，核心是發展，關鍵是轉變發展方式，目標是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綠色崛起之路。這一本質內涵從內容到形式都受科學發展觀所決定、所影響。科學發展觀的“發展是第一要務”，決定了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發展戰略必須把發展作為核心。江西作為經濟欠發達省份，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必須堅持發展不動搖，不能只講保護，不講發展，不能守著青山綠水受窮、抱著“金飯碗”討飯，要將生態優勢轉化為經濟優勢，更好地為全省人民和子孫后代造福。特色是生態，突出生態就是為了更好節約和有效利用。要加快發展綠色經濟，加強生態文化建設，注重保護生態環境，絕不能為了眼前的發展而破壞生態環境，干“吃祖宗飯、斷子孫路”的蠢事。科學發展觀要求發展的科學性，決定了必須轉變傳統發展不科學的方式，使發展有新思路新舉措。江西還沒有完全轉變“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不協調、難循環、低效率”的粗放型經濟增長方式。因此，鄱陽湖生態經濟區建設能否取得成功，關鍵就在能不能很好地轉變發展方式。當今世界，環境和資源問題日益嚴峻。如何實現經濟與生態的協調發展和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國際性的重大課題。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通過不斷探索，積極實踐，走出一條科學發展、綠色崛起的路子，破解經濟發展必然以犧牲生態為代價的世界難題，使江西人民既能過上現代化生活，又切實保護好、建設好、發展好江西的青山綠水。

從上述兩方面可以看出，科學發展觀處于指導思想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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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篇

關鍵詞土地資源價值公共品退耕還林政策

1土地資源經濟總值與退耕還林

退耕還林的過程就是資源價值轉化的過程。

古典經濟學認為價值就是凝結在商品中的一般的、無差別的人類勞動。對于自然資源來說，沒有凝結人類勞動，所以沒有勞動價值。但是，自然資源，如土地資源是有效用的，能夠滿足人類的一定的欲望，給人一定的享受，所以具有效用價值。土地資源又是稀缺的，稀缺性使土地資源在使用過程中，具有了經濟價值。因此稀缺的土地資源的經濟價值來源于其使用的效用。廣義的價值是相對于個人的愛好、欲望、利益或志趣而言的。除了效用考慮以外，有些價值來源于資源的本身。比如，有些野生動植物的存在，可能并不能給人們帶來什么效用，但是其存在有其存在的理由，人們從倫理的角度，善意的角度看待它們，愿意支付一定的貨幣來保護它們，也是一種價值。

根據價值的來源以及效用的實現方式等不同，土地資源的經濟總值應包括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和存在價值。

直接使用價值，是指對土地資源直接消費所帶來的價值。它分兩類:一是作為資本品，比如用于農田、工業用地等，是生產要素之一；另一類是作為消費品，這主要指消費土地資源的一部分，如天然的生物資源的消費,不包括勞動產品。這部分價值是靠市場來實現的，是市場價值的大部分或全部。

間接使用價值，指的是對土地資源的資本品和消費品的使用起到維護作用，或著改善周圍生產環境的價值，這部分價值并不是直接用作資本品和消費品的，它是間接的。比如退耕前的土地用來耕種農作物，是把土地當作資本品使用的，退耕后，變成了生態林地，木材不能砍伐，不能給人們帶來經濟收入，所以直接使用價值為零。但是生態林能夠凈化空氣，保持水土，有利于周邊的農業生產、人類的居住，具有很大的間接使用價值。這部分價值是外部性的，不能通過市場來實現。往往需要政府制定稅收和補貼標準，依靠行政和法律途徑來實現。

選擇價值是指人們未來的直接和間接使用帶來的價值。比如林地可以用做耕地。就短期來講，耕地的未來使用，能夠給生產者帶來的收益，就是林地的一種選擇價值。但從長期來看，毀林開荒可能帶來水土流失，以致土地變成荒地，不能再開發利用時，這種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就是零。而林地與農田的使用價值就是這種土地的選擇價值。因此，選擇價值是一種未來的潛在的使用價值，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因素。除了宗教、文化、習俗、信息擁有量等影響因素外，還與土地使用的可逆性有關。如果土地使用是可逆的，如耕地可轉化為林地或園地、交通用地，那么其選擇價值可能很小。如果土地使用是不可逆的，如建設用地很難再轉變成農業用地，其選擇的價值就很大。從這點兒上說，選擇價值是一種參考價值，不用于直接的交易。特別是在選擇土地的使用過程中，根據它選擇價值的大小，即其未來使用價值的高低，對比現在的使用價值，判斷何種土地利用方式更好。

綜上所述，土地資源價值由直接使用價值、間接使用價值、選擇價值、存在價值構成。其中前三種價值是效用價值，可以通過市場或模擬市場的方法測算出來。而選擇價值僅作為土地用途選擇時的一種參考價值。存在價值，根據皮爾斯的定義就是對于某一種自然資源的存在人們愿意支付的貨幣數額。一般主要用于對一些野生動植物、或濕地生態保護的人們的意愿衡量，即人們愿意支付多大的數額來維護這類資源的存在。它是特定用途下的一種單獨計算，以問卷調查方式取得。所以，土地資源價值主要還是看前兩項價值。

從以上分析看出，如果僅僅從直接使用價值的大小來判斷土地利用方式是否合理是很不全面的。一般來講，單單從土地的直接使用價值來判斷，存在著商業用地>工業用地>宅基地>農田>森林>牧場>荒地>裸巖>廢棄地的態勢?？墒蔷屯烁€林來講，耕地直接的經濟價值大于生態林的直接經濟價值，而生態林的間接使用價值又是大于耕地的間接使用價值的。所以從總的經濟價值來說，可能二者差距不大或生態林的經濟總值更大些。這是因為這些價值之間有著一種互相消長的關系。耕地用途轉為林地用途以后，它的直接使用價值也轉化為了林地的間接使用價值。只不過這部分價值的實現不能通過市場表現出來，它是外溢的，要求國家以稅收的形式，從收益者手中轉移到退耕農戶的手中。

2林地的公共品屬性與退耕還林的補償政策

公共品理論認為，公共品又稱為公用品或共用品，可以同時給一系列使用者共同服務。公共品與私用品一個重要區別就是公共品具有非排它性和非競爭性。按照非競爭性與非排它性的程度，公共品又被劃分為純公共品、準公共品和公共資源。

純公共品既有非競爭性，又有非排它性，或者由于技術上的原因難以排它的公共品。這類公共品如國防、環保等。

準公共品是指不具有競爭性，但具有排它性。這類產品就是布坎南所稱的俱樂部產品。俱樂部產品只針對俱樂部內部人員使用，不是俱樂部成員的不能使用。例如：學校、游泳池、醫院等。但是在一定的規模下它有一個最優的消費者數量。超過了這個規模，就產生擁擠現象，具有了競爭性。

公共資源是具有一定的競爭性，但不具有排它性。如空氣、森林、草原、漁場、牧場等。這些公共資源的使用不具有排它性。但過度地使用，會破壞生態平衡，導致使用品的質量下降。

按照上面的解釋，退耕還林的土地是集體所有，屬于公共資源的范疇；生態林則是環境品屬于純公共品的范疇。公用品的非競爭性意味著它的邊際成本等于零，如果它是有效生產，那么應該滿足邊際收益=邊際成本的條件，所以它的邊際收益也應該等于零。這就是說公共品應該免費提供，這顯然是私人生產辦不到的。公共品的非排它性的含義是不能通過價格制度對消費加以控制，因為一旦公用品被提供，就不能阻止任何家庭對它的消費。因此收費變得很困難，公共品不適宜由私人生產。

如生態林建設改善了人們生產、生活環境，它可以在提高周邊地區農業的生產，促進人們身體健康等上面體現出來。但是生態林建設也需要生產成本，如退耕農戶的退耕的機會成本以及購買種苗、種植、管理樹苗的勞動成本等。這些成本需要給予補償。但是非排它性的特性是消費者涉及到所有社會成員，私人向這些人員收費變得十分困難。那么這就要求國家通過非市場機制給予公共品的生產者如退耕農戶，以成本補償。

我們國家實行退耕還林政策，實質上就是國家提供公共品的政策。但是生產者是退耕農戶。于是國家與農戶之間就形成了一種委托———的關系。雖然國家規定林木的所有權為農戶所有，但是生態林的直接經濟價值幾乎為零，農戶缺乏足夠的激勵來提供這些環境品。盡管從理論上講，生態林的間接使用價值是可以通過一定的方法進行衡量，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全面性最終導致政府的定價也是偏離實際價值的。比如生態林的生態價值實現具有時間性、潛在性、長期性。消費者對它的評價也就多了一份不確定性。這樣給予農戶的補償如果太低了，或者僅僅補助8年，那么退耕還林的成果就會變的很危險。所以退耕還林的補償從現實上說，數額要夠，從長遠來說國家也應該補足。

3退耕還林補償額的確定

農戶每退耕1畝地，就意味著放棄1畝地的農業收入，這部分收入就是他們種植生態林的機會成本。隨著退耕畝數的增多，機會成本在增大。同時種植生態林也要投入勞動和資金，它和機會成本共同構成了農戶的生產成本。假設C是農戶的生產成本，A是退耕的的數量,把C看作A的增函數，即C=f(A)，且f′(A)>0。同時退耕的受益者（環境品的消費者）隨著退耕畝數的增加，環境品供給的增加，效用在增加。但是，如果他們必須為環境品的消費支付一定的代價的話，比如說交稅，那么在一定的收入水平下，他們就得在私用品與公共品的消費組合中作出選擇，理性的消費者將選擇使它們的效用最大。即

MaxU(X,G)（1）

s.t.X+PG=m（2）

式（1）代表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其中X代表家庭私用品的組合，G代表公共品。式（2）中，X的價格假設是1，P是公共品的價格，m代表該家庭的固定收入。用拉格朗日條件法，可求出效用最大化的必要條件是共用品與每一種私用品的邊際轉換率等于所有家庭的的邊際替代率之和。它隱含的一個條件是，消費者對環境品的消費的邊際收益是下降的。通過消費者的邊際收益與農戶的邊際成本的比較可以確定退耕還林的最優補償額,見附圖。

當MC=MR時，在A*、P*處，退耕還林就達到了均衡，這時退耕農戶得到的補償正好等于消費者的意愿支付。同時也等于他的邊際成本。總之，從以上的分析之中，我們看到，由于林地的公共資源的屬性，以及生態林的純公共品、外部性等原因，政府必須始終是退耕還林的參與者，而不可能成為局外人。

所以政府應該制定更加長遠的補償機制，合理確定補償額，使退耕農戶和環境品的消費者都得到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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