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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力資本；人力資本的價值；薪酬；薪酬策略
人力資本是通過投資所獲得的能帶來未來滿足或收入的人的知識與技能的存量（舒爾茨，1990），它是企業特別是高新技術創業創造價值，提高績效，獲取與保持競爭優勢的核心與關鍵資源。由于人力資本具有能動性的特征及資本的屬性，為了充分發揮其載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需要對人力資本的投入給予合理的價值回報。而到目前為止，薪酬依然是實現這一目標的主要方式與手段，它是人力資本投入所取得的收入，決定著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回報。由于包括知識與技能等在內的人力資本存量上的差異，形成了員工對企業價值創造的不同貢獻，從而表現為所獲薪酬應有所差異。但是，人力資本的價值具有不確定性的特征，這形成了實踐中對其價值認定的困難，也難以據此為基礎確定其相應的薪酬。因此，如何制定與人力資本價值相匹配的薪酬制度與策略，實現企業對員工人力資本投入的價值回報與有效激勵，就具有較高的理論與實際價值。
一、 薪酬
薪酬是員工因完成工作而得到的內在和外在的獎勵，包括內在薪酬與外在薪酬。內在薪酬是指員工得到的心理報酬或滿足感；外在薪酬是指員工得到的貨幣獎勵和非貨幣獎勵（馬爾托奇奧，2002）。薪酬涉及物質收益和精神收益兩個方面，具體包括基本工資、績效工資、短期和長期的激勵性工資等貨幣收入，福利和服務等非貨幣物質收益，以及安全感、成就感、工作滿意度、培訓和晉升發展機會、良好的組織環境等精神收益。基本工資主要體現工作崗位價值基礎上對人力資本的保障功能，通常由人力資本的價值、能力與資歷所決定，相對穩定。而與個體工作業績及企業績效掛鉤的績效工資及激勵性工資則起著對人力資本的激勵作用，一般由個體、團體及組織的績效所決定，變動相對較大。而福利及內在薪酬主要起提高員工工作滿意度的作用。
企業可根據薪酬各構成要素的功能與特征的差異，結合對人力資本的價值特征的分析，確定各薪酬要素之間的構成比例與組合，實現人力資本的價值回報，激發員工的特定行為，從而達到吸引與激勵員工的作用。通常，企業通過薪酬水平決策、基本工資體系、薪酬結構與組合等薪酬制度的確立實現這一目標。
過低的薪酬水平會造成員工的過度流失，帶來一定的重置成本，影響企業生產經營的穩定性，特別是核心員工，其流失會對企業造成更大的損失。過高的薪酬水平又會增加企業的財務負擔，影響企業的市場競爭力。薪酬水平決策要求企業參照競爭對手的薪酬水平，決定本企業薪酬水平的總體定位，其目的是在保證本企業薪酬總體水平具有外部競爭力的基礎上，吸引與留住合格的員工，在對員工的有效激勵與企業的財務負擔之間尋求到一個相對合理的平衡點。
基本工資為人力資本的價值回報提供了基本保障，基本工資體系決定了基本工資是依據員工的崗位還是以員工的技能或資歷來確定的。依據員工的資歷來確定基本工資具有較濃厚的保障色彩，可最大限度地穩定員工，鼓勵他們安心本職工作，增強他們對企業的認同感與凝聚力，但這也會降低一部分員工的工作積極性，難以發揮薪酬的杠桿作用。依據員工的技能來確定基本工資，突出的是工作能力是基本工資的基礎，適應性較強，彈性較大，但通常需要有對員工工作能力與技能的客觀而科學的評價與考核制度。依據員工的崗位來確定基本工資，有利于員工責、權、利的有機結合，鼓勵員工提高業務能力與管理水平，實現同工同酬，增強員工的公平感，但同時也會造成企業員工工資晉升渠道單一，影響與抑制企業內部人員的配置與職務的安排。因此，企業要根據不同的條件與環境要求，科學地制定基本工資體系。
經濟分析通常認為企業的所有者是風險中性的，而員工則具有風險規避的傾向。從最優風險分擔的角度來看，企業可通過支付固定的薪酬而減少支付的總額，員工可通過接受固定的薪酬而減少其人力資本價值回報波動的風險，但這種薪酬安排會帶來對員工激勵不足的問題。一個有效的解決方法是通過實施績效工資或激勵性工資，把員工所獲的薪酬與其工作績效及企業目標的實現程度相聯系。這雖然能夠較好地解決對員工的有效激勵問題，但其收入的不確定性加大，風險增強，需要額外的風險補償工資加以平衡，會增加薪酬支付的總額（Brickley et. al.，2001）。因此，企業需要通過對薪酬組合及薪酬結構的合理設置，審慎地確定固定薪酬與變動薪酬、短期激勵與長期激勵、經濟報酬與非經濟報酬的比例，以合理的薪酬支付實現對員工的有效激勵。
目的：對結核病患者的心理特征、護理效果進行觀察與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形式，對48例患者的心理進行統計分析，包括：自卑、意志消沉、期望、抑郁、焦慮、恐懼六項問題。結果：80.1%的患者自卑與意志消沉、缺乏信心；50.2%的患者恐懼；30.2%的患者懷有展望。結論：對患者心理變化進行了解掌握， 針對每個人制定適宜的護理方案，同時輔助心理治療。對于老年患者以提高治療效果、減小復發的機率、減輕疼痛為目的。
關鍵詞：結核病；心理特征；護理
【中圖分類號】
R4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2-3763（2014）07-0203-01
結核病屬于呼吸系統疾病，具有傳染性。結核分枝桿菌是結核病產生的主要原因。此病的早期癥狀是發熱，患者會表現出疲憊感，脾氣暴躁，全身無力，日常工作受到嚴重影響。隨著近年來環境污染嚴重，人口大量的流動，結核菌的變異等，使得結核的患病率出現回升，人民的健康受到結核的嚴重侵害，現已成為較大的社會及公共衛生問題。為了使患者得到更好的治療， 使患者身心健康更好的恢復。采取問卷調查的形式，對收治的48例結核病患者進行觀察[1]。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對2003年4月至9月期間收治的48例患者進行檢查。其中，女性24例、男性24例，年齡介于28歲至67歲，平均年齡29.7歲；老年患者9例，中學生患者14例。所有患者均為初次接受治療，其中1例淋巴結核、30例浸潤性、14例結核性胸膜炎、3例血行播散型。
1.2 方法：
以問卷調查形式，對48例患者的心理進行統計分析，包括：自卑、意志消沉、期望、抑郁、焦慮、恐懼六項問題。發出的48張問卷，全部被收回。
1.3 統計方法：
對所有的數據進行統計和分析，應使用SPSS13.0軟件。組間計量資料采用t 檢驗，并用x±s表示，均以P
2 結果
隨著人的成長，我們會在心理、生理上不斷產生各種需求。當我們的能力還不能完全使我們的需求得到滿足時，我們在心理上會有不平衡感。這種情況把不良影響帶給了我們的精神世界，從而使我們表現出煩躁不安，過度焦慮，精神緊張等[2]。心里需求還有特殊性，受不同病情，文化程度，階層的影響。經調查48例患者的心理特征表現如下：
2.1 展望：
本次調研中30.2%的患者懷有展望的心理。第一次接受治療的患者大多有這種心理， 在接受治療時， 往往對滿意的療效心存期望，希望被護士、醫生理解、尊重。希望自己不被歧視、得到平等的待遇。
2.2 意志消沉與自卑、缺乏信心： 本調研中有80.1%的患者具有這種情緒。大多數患者因治療結核病需要的時間較長， 且病情易反復，而對治療失去信心，且折磨患者的身心。
2.3 恐懼：
想到以后的不良后果，自我感覺無能為力，對未來充滿恐慌與害怕。在本調研中有50.2%的患者有這種情緒，這主要受以下幾方面因素的影響：①害怕工作、學習、婚姻受到影響。②經濟因素，因結核病屬于慢性疾病，需要較長的時間才能全愈，需較長時間用藥、且昂貴，多數患者勞動能力受到限制， 特別農民， 導致大多數家庭經濟狀況不佳，許多患者無錢治病， 一再拖延病情，使病情加重。③怕接受治療以后也會傳染給其他人，這些因素均給患者心理造成較大的負擔。
3 心理護理
3.1 解除自卑：
患者第一次接受治療時往往有展望心理，對治療充滿希望。護理患者時要有同情之心，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讓他們內心感到備受關懷。醫護人員要有認真的作風；要常觀察他們心理變化，與患者建立較好的關系， 給予患者安慰，關心照顧他們的生活，告訴他們，自己人生態度、自己理解的疾病、解決心理問題的方法，要站在患者的角度，使他們有親切感，達到共鳴的效果，最終消除自卑、振作精神、以積極的態度配合醫生的治療。
3.2 與患者家屬溝通：
對于老年、青少年患者的家屬，他們承擔著較大的物質、精神的負擔。身為醫護人員要對家屬做好工作。使家屬對患者全心照顧、給予安慰及物力支持， 讓患者受到平等對待。同時，護士和家屬一起為患者制定護理計劃，要對家屬補充結核病方面的知識。在家屬支持、鼓力下讓患者得到更多的能量，從而消除自卑， 戰勝病魔，增強信心[3]。
3.3 健康教育：
①未經醫生允許不得改變使用的藥物，長時間堅持用藥。因所用藥物較強的副作用及較強的毒性，醫生和護士要耐心對患者講解；②增強自身免疫力和抵抗力，出院后多進行體育鍛煉， 同時要睡眠充足，防止感冒，不要過度勞累，去醫院接受定期檢查；③食用維生素多，蛋白高，熱量高，營養豐富，容易消化的食物，不喝酒、不吸煙。
3.4 幫助患者建立信心：
應該讓患者知道，近年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科技的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結核病已經有根治的希望，只要我們及早防御，積極的接受治療，按時用藥，按時復查，結核病就能得到控制。我們要多鼓勵患者，多肯定他們接受治療的行為，從而使患者堅定戰神病魔的信心。讓患者知道結核病的治療是一個較為漫長的過程，我們要有耐心，不要太過于急切，治療時也可能復發，這些都屬于正常的情況。
參考文獻
[1] 龔朝輝，韓桂蘭，李春梅.接毒觀察和職業中毒患者心理特點護理[J].吉林醫學院學報（環保專刊），1998.
一、問題的提出
作為會計制度安排，美國將財務會計、稅務會計、管理會計實行“三分”具有深刻的內生背景。2008年底，針對近期美國次貸引起的金融危機，SEC了Report and Recommendations Pursuant to Section 133 ofthe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of 2008：Study on Mark-To-Market Accounting，對公允價值會計的反思暗示了會計與經濟波動的關聯性。雖然美國會計學會在1966年便提出“會計是一個經濟信息系統”的觀點，但美國學術界與政府對會計安排的倚重很早就開始了，美國的會計理論研究在19世紀20、30年代便出現了相對繁榮的局面。最為典型的是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松散、混亂的會計實務被認為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甚至被認定為罪魁禍首。而美國政府對會計的干預與管制也不亞于其他經濟層面，1907年的信貸危機成立了聯邦貿易委員會，1929～1933年的經濟危機成立了證券交易委員會。盡管把會計作為30年代經濟危機的“替罪羊”有些言過其實，但不能否認會計與30年代經濟危機的相關關系。…種種證據表明，會計安排一直被美國視為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變量。
會計不僅對經濟交易進行反映和解釋，同時也作用于經濟交易過程，成為交易結果的參數。可以說，美國把會計視為一個市場資源，包括發達會計職業在內的會計安排成為美國的市場資源。這個市場包括產品市場與資本市場，會計資源在這兩個市場進行充分交換，實現會計的市場價值。不僅市場交易主體(如企業)能從會計交易中獲得收益，整個市場交易的利益相關者都會得到收益，個體收益與社會收益是均衡的。經濟發展也驗證了美國始終不渝地篤信會計市場資源的有效性。
美國是最早實行財務會計、稅務會計、管理會計“三分”會計安排的國家，然而應該注意到兩個問題：一是作為最堅定的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倡導者與實踐者，美國的稅務會計缺少一個類似財務會計的概念框架；會計三大分支的管理會計也具有相似的命運，管理會計不但沒有建立起概念框架。還經歷了約翰遜與卡普蘭所宣稱的“沒落”時代。二是盡管美國稅務會計觀念與實務的發端以及理論研究均早于中國，稅務會計理論卻并不系統。雖然以經濟學家斯科爾斯為代表創建了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但企業稅務會計理論是零碎的。而我國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萌生的稅務會計研究，至今已構建了相對完整的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包括相對系統的企業稅務會計理論及稅務籌劃理論。
二、中關稅務會計理論特征之比較
(一)美國稅務會計理論特征
1.實務研究對概念的超越。美國的會計理論研究至今沒有一個嚴格理論意義上的稅務會計概念。依據對美國會計史的研究觀點，美國南北戰爭期間為滿足戰爭對資金的需求，林肯的財政大臣薩蒙?P.蔡斯的財政政策是直接對收入征稅，此舉創下了一個先例，那就是要獲取個人收入記錄，同時也標志著稅務會計的產生。“如果將納稅人向國家繳稅與其會計記錄相融合視為稅務會計產生的標志，則在公元前18世紀的巴比倫王國就已經有稅務會計了。”這同美國會計的史證研究觀點在稅務會計產生標志問題上取得了相互一致的印證，表明稅務會計緣起于稅收對會計的依賴――稅收與會計強相關而引起的一系列復雜實務及理論問題。
美國會計學者的研究體現了對稅務會計的實務性解釋。簡?R.威廉姆斯、蘇姍?F.哈卡、馬克?S.貝特納認為，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會計是被用于描述經濟廣泛使用的三類會計信息，納稅申報表的填制是會計中的一個特殊領域，引入稅務會計信息觀念的目的是與財務會計及管理會計信息相對比，稅務會計信息對一個公司的成功經營是重要的，并關系到財務和管理會計信息，稅務會計來自于不同系統。簡?R.威廉姆斯等的貢獻在于不但澄清了財務、管理和稅務信息的關系，還明確指出稅務籌劃是稅務會計的一個組成部分，認為稅務會計最具有挑戰性的領域不是編制納稅報表，而是進行稅務籌劃。美國的聯邦收入法典體現了對稅務會計實務的要求，并構成了稅務會計準則的一部分。根據一項以美國著名會計學府伊利諾伊大學博士論文選題的調查研究，稅務會計是美國會計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在會計學理論(不包括財務管理、審計學)的12個領域中，稅務會計選題比例達到12％，僅次于會計基本理論，但選題與研究注重的是實務性強的較為具體的問題。
2.準則論證對學科的替代。美國的稅務會計實際上僅是所得稅會計。作為所得稅會計學科理論的替代，FASB于1992年2月在全部6位委員一致投贊成票的情況下SFAS109《所得稅的會計處理》。雖然SFAS109是一個財務會計準則，卻以一個經濟學意義上的“正式規則”宣告了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的分離，盡管此前稅務研究作為研究的一個領域一直占有一席之地。SFAS109的《附錄A：結論依據》實質上是部分地論證了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必要性及其價值，FASB認為SFAS109采用資產負債表法生成了最有用和最可理解的信息，然而針對一項認為復雜的所得稅處理方法不符合成本一效益原則的批評，FASB認為SFAS109成本與效益比是合理的。FASB對于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兩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會計信息質量與成本效益的論證是籠統的，而這兩個問題的充分論證對于財稅分離的有效性無疑是關鍵的。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如何細致而又結構性地影響并優化了會計信息?在經濟學意義上，的確存在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產生的交易費用問題，該如何界定、描述、計量分析?這是稅務會計目前尚未論證的一大難題。SFAS109對于稅務會計的另外一個價值是提出納稅籌劃戰略(Tax-Planning Strategy)。盡管現代稅務籌劃遠遠超越其所限定的范圍，但是SFAS109無疑是第一個正式提出稅務籌劃概念并指出稅務籌劃與會計的緊密關系。當今的事實也驗證了SFAS109的開創性意義和示范效應，稅務籌劃離不開稅務會計，是稅務會計的重要組成部分。
3.經濟學思想的路徑依賴。美國的經濟學學術思想對自由市場主義的堅決維護是聞名于世的。經濟學伴隨著現代會計理論的演進。經濟學思想與經濟學家對美國會計理論的推動由來已久，從20世紀20年代起，一批經濟學學者便加入到會計研究中來(如坎寧、貝爾、愛德華茲等)，通過借鑒或引入經濟學的一些核心概念(如收益概念)來建立會計理論框架，而愛德華茲、貝爾的經濟收益思想成為FASB提出 “全面收益”概念并制定“報告全面收益”準則的濫觴；20世紀60年代受財務經濟學及其學者(如鮑爾、布朗等)的影響.會計盈余與資本市場關系的“經驗會計”研究開始盛行；70年代以經濟學契約理論、理論及管制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實證會計”及理論開始出現；20世紀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經濟學者莫迪利亞尼與米勒的資本結構理論對現代會計學引申的相關學科――財務學的重大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被視為“財務理論家入侵會計領域”。
財務經濟學家斯科爾斯、公共經濟學者斯蒂格利茨同樣再次“入侵”稅務籌劃領域。斯科爾斯以經濟學的計量方法、套利理論、有效契約理論為基礎，創建了美國稅務會計理論中最為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斯科爾斯的稅務籌劃理論主要以資本市場為中心，涵蓋資本品與金融品投資、公司組織形式、融資方式、企業并購、分離等資本運作，圍繞隱性稅收、顯性稅收、稅收成本、非稅成本線索與理念，構建有效稅務籌劃理論。斯蒂格利茨在公共經濟學理論中論述了“避稅”與“稅收庇護”這兩個稅務籌劃技術與概念問題，認為“避稅”是由于稅法漏洞引致的，避稅是遵守稅法而不是違法的市場行為。這和我國學者的研究觀點對避稅的理論界定有著一致性。
(二)中國稅務會計理論特征
1.先入為主與后發優勢。美國稅務會計獨立于財務會計對中國會計理論研究有示范效應。1994年我國的工商稅制改革為會計理論提供了一個誘致性的制度安排，稅務會計理論發端于這個時期。但就理論本身而言，初始階段的研究無疑受美國示范效應影響，存在先入為主的思路，是一種強制性的理論變遷――理論引進，但其后的本土化與理論深化卻體現了后發優勢。迄今為止，中國稅務會計理論包括相對完整、系統的兩大領域：企業稅務會計理論與稅務籌劃理論。研究者的理論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歷史演化軌跡和現實事實為依據，論證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的歷史必然性，以稅收與會計的關系為基礎闡述稅務會計獨立的必要性，提出在我國建立“適度分離”稅務會計模式的觀點；二是從學科角度討論稅務會計的概念并以高度的理論水準進行嚴格界定；三是建立相對完善、真正意義上的稅務會計理論結構(概念結構)；四是構建與國際模式不同的、以“費用觀”為基礎的增值稅會計理論框架；五是構建以產品市場為主體，以會計為核心、分稅種的稅務籌劃理論，并提出基于財務價值最大化理念的稅務籌劃原則；六是提出稅務會計經營屬性觀點，并從學科角度概括性論述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管理會計、財務管理的關系。
2.“分權觀”與“集權觀”的對立。在稅務會計與財務會計分離問題上，我國一直伴隨著兩種會計觀點的對立：基于會計權益的“分權觀”與基于財稅權益的“集權觀”。前述稅務會計研究觀點為基于會計權益的“分權觀”，可以概括為主張獨立稅務會計制度安排，尊重市場交易機制下市場交易主體(企業)對會計安排在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有效選擇權利。基于財稅權益的“集權觀”或者強調稅收法律對會計的控制與統領，或者倡導以稅收法律為主導的稅收法律與會計的協調，不主張獨立稅務會計安排。
3.稅務會計理論研究的缺位。稅務會計制度安排的爭議，就其深層次原因來看，核心問題在于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的有效性。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從屬于經濟學的制度范疇，從而具有經濟學的效率意義。“如果說技術創新的報酬直接表現為熊彼特的利潤的話，對于制度創新的報酬的表現形式則遠為復雜”。制度效率的成本、損失、收益等變量往往不可數量化，通常表現為不可驗證，盡管如此，仍然存在一個從理論角度對兩者分離的邏輯檢驗。概括來說，有以下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是從宏觀視角來看，我國現存稅務會計理論事實性與實體性構建研究多于制度根源性研究，缺乏經濟學的制度研究。我國現時的稅務會計安排是暫時性事實還是最終有效選擇，涉及如何從經濟學視角來解釋、預測稅務會計安排的制度變遷趨勢及財務會計與稅務會計分離的交易費用問題。二是從微觀視角即從會計視角來看，缺少對稅務會計的會計價值的進一步的研究。
三、中關稅務會計理論差異的原因分析
(一)美國稅務會計理論的成因推斷
1.會計理論的需求與剩余。實證會計學者瓦茨、齊默爾曼認為，會計理論的研究可以用需求與供給進行市場化解釋。雖然2000年2月FASB最后一個概念公告，但作為會計理論研究成果核心――財務會計概念框架的前6個概念公告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經完成。此后FASB的核心依然是利用財務會計概念框架作為指導、評價標準來制定、完善一系列財務會計準則。因此，從會計理論需求角度來看，代表權威性的FASB的理論研究需求接近飽和，會計理論剩余空間很小，會計概念結構研究的邊際利益遞減。但同時也隱含這樣一個邏輯――既然財務會計概念框架基本完善，FASB對稅務會計的理論構建需求應該增加，而事實恰恰與此相反，如何解釋?應該有這樣幾個原因可以推斷：一是從財務概念框架構建過程來看，在美國經歷了漫長的時間，期間的爭議和成本更是數不勝數，也讓FASB認識到構建一個概念框架成本太高，況且美國已經構建會計中的核心――財務會計概念結構，這在某種程度上產生了經濟學意義上的外部性――對稅務會計與管理會計理論的空間擠占效應。二是稅務會計的管制與參與不如財務會計那么單純，不僅僅涉及會計行業，還涉及聯邦財政、稅務、國會、立法機構等眾多具有行政權威的非會計利益集團與非會計因素，不但影響會計職業的權威性、壟斷性，而且制定稅務會計概念結構帶來的租金或經濟利潤也會被其他集團占有。三是稅務會計的復雜性極高，制定一個稅務會計概念框架難度太大。這個推斷也得到了美國會計研究領域的印證，簡?R.威廉姆斯等研究者認為比起財務會計、管理會計，“稅務會計又相當復雜”。從以上分析來看，財務會計概念框架成熟后，以經濟人假設推理，FASB在實用主義觀念作用下，由于成本、技術等原因對其他會計分支的理論建構以消極態度對待也是合乎邏輯的。
2.稅務會計研究選題約束――單一稅制與發達的資本市場。美國是單一所得稅制，因此美國稅務會計面臨的是理論選題的單一與狹窄。如前所述，如果從所得稅會計角度來看，FASB幾經周折于1992年的SFAS109已經有所論證，單一的稅制再加上實用主義觀念限制了美國稅務會計的視野與規模；單一所得稅制同樣限制了美國稅務籌劃理論對產品市場的研究。然而，美國發達的資本市場為稅務籌劃提供了一個主要的研究選題。斯科爾斯等創建的是以資本市場為對象、高度系統的稅務籌劃理論，與我國以相對成熟的產品市場與處于新興、轉軌階段的資本市場為選題約束的稅務籌劃理論形成對照。更應該引起注意的一個細節是：美國所得稅結構中個人所得稅的主體性質對稅務會計研究注意力產生的分解效應，同我國所得稅結構中企業所得稅主體的稅法制度也形成對比。
3.稅務會計的實務化傾向與實用主義理念。與管理會計“曾經沒落”不同的是，可以說美國稅務會計一直處于上升趨勢、始終興旺不減是由于稅務會計的實用性。這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美國文化固有的實 用主義價值觀并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反過來實用主義又促使了美國稅務會計的實務化。二戰后，所得稅成為聯邦政府首要的收入來源，聯邦稅制的日益龐大與復雜化引起對稅務會計空前的重視。依據美國會計史研究結論，“稅收成為美國會計新的增長點”，個人所得稅納稅人數迅猛增長，第一次促使社會對稅務會計師的需求量大幅度增加。美國對外戰爭還產生了一種超額利潤稅，以投資資本的回報率為基礎，對財務會計和稅務會計師造成極大挑戰，“公司管理層不得不關心如何進行稅務籌劃”，這又一次刺激了社會對于稅務會計服務的需要。從史證角度來看這兩次增長，顯而易見，對稅務會計實務與稅務籌劃這類實用性的會計供給是一種“需求一回應”的演化路徑，而美國“對所得稅會計只求操作上的可行、不求理論上的完整”同樣是出自實用主義的理念。
實用主義還體現在美國會計職業界對稅務增長的參與以及對增長利益的獨占欲望上。稅法成為各利益集團間博弈的寫照。20世紀60年代末期，美國取消簡易納稅申報表，促使稅務這一全新的職業悄然興起。“但對注冊會計師們卻如同夢魘一般”，從事稅務工作的會計師面臨兩大難題：一是擔心無限膨脹的稅務行業給會計師職業帶來沖擊，所以，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還專門制定出稅務從業人員道德標準，并努力促使美國國內稅務局頒布了規則，規定非注冊會計師只能以“登記”名義執業；二是同律師行業在稅務問題上進行博弈，因為1956年律師行業指責注冊會計師稅務服務是對法律業務的侵占。由此可見，稅務會計牽涉眾多利益集團，實際應用與理論創建上都表明會計職業及代表會計職業利益的FASB在稅務會計租金或經濟利潤的分享問題上一直存在實用主義的隱憂。
會計上的實用主義在會計概念結構制定上也體現得比較充分。FASB制定并概念結構，“其主要目標是為外界批評會計準則及其制定提供一種看上去很科學的辯解借口，同時幫助會計職業界繼續享有會計準則制定權”。從財務會計來看，是先有財務會計概念結構，然后在其指導、評價下制定財務會計準則，因此，財務會計受單一準則約束。而稅務會計受雙重準則約束――稅收法律與財務會計準則，而且稅務會計概念結構與稅務會計準則存在部分倒置程序――先有稅收法律后有稅務會計概念結構。稅務會計概念結構最優先反映稅收法律的約束，在其約束下又反映財務會計目標訴求，并指導相關財務會計準則的制定與評價。盡管會計準則機構可以理所當然地行使制定稅務會計概念結構權利，但如前所述，稅務會計概念結構的制定涉及多元化的相關利益集團。這意味著美國之所以沒有產生稅務會計概念結構，也與FASB對權威性與租金的憂慮有關。
(二)中國稅務會計理論的成因推斷
1.會計理論的需求與剩余。20世紀90年代是中國會計理論反思與引進期，會計理論面對史無前例的研究需求，會計理論研究的“邊際利益”處于迅猛遞增階段，這是滋生中國稅務會計理論體系化的條件之一。我國會計制度與稅收法規的關系經歷了從統一到差異再到尋求協作的動態發展過程。在我國會計準則研究論證初期討論的諸多問題中，“對會計準則影響較大的是財務稅收制度，會計、財務、稅務之間的關系問題，是所有問題中需要優先解決的”。1994年工商稅制改革為稅務會計研究提供了一個引致的制度安排基礎，可以說我國稅務會計理論研究與以概念結構為核心的財務會計理論研究幾乎同時進入一個此前近乎零供給的會計理論研究市場，這無疑大大降低了財務會計理論對稅務會計理論的外部性――擠占效應。在經濟學意義上，市場規模決定分工程度，市場越大分工越精細，分工提高了研究效率并由此產生規模效應。顯然，當時的中國會計理論需求是一個巨大的市場，會計理論研究的分工產生了一定的規模效應，短短10余年的巨大變遷與成就也驗證了這種市場分工帶來的好處。
瓦茨、齊默爾曼認為只要能夠以較低的成本提供會計研究，那么會計研究的供給就會對需求做出反應；葛家澍、劉峰也認為如果將理論視為一種“商品”，那它的提供者會因提供這種特殊的商品而獲益。萌生于20世紀90年代的稅務會計理論研究正處在“經濟利潤不為零”的非均衡時期，在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里將會獲得新興市場超額利潤的好處。理論提供者的收益可以視為會計理論的作用之一，盡管是比較間接的作用，當利潤與創新之間的聯系成為社會共享的信息時，利潤將不再是創新的可能結果，它變成了創新的激勵，巨大的經濟利潤是我國稅務會計理論研究持續增長并完成體系化建構的不可忽視的驅動力。
[關鍵詞]小秦嶺金礦田 地質特征 礦產特征 找礦潛力分析
[中圖分類號] F407.1 [文獻碼] B [文章編號] 1000-405X（2013）-7-63-1
1小秦嶺金礦勘查區的地質礦產特征
1.1地質特征
石英脈型金礦是小秦嶺金礦田主要的金礦類型。根據礦脈空間分布特征分為3個礦脈密集帶（簡稱礦帶），即中礦帶、北中礦帶、北礦帶。
中礦帶：位于老鴉岔主背形軸部，呈近東西向展布。礦脈密集，成群成帶產出，按產狀特征總體上分為2組，一是向南中等傾斜（斜角40o -50o）的脈組，如S505-S60礦脈，長約16km，控制了文峪、楊砦峪等大型金礦床，S507-S9礦脈，長約8km，控制了東闖、老鴉岔、金硐岔等大中型金礦床；二是向北緩傾（20° -30°）脈組，如S201、S202、S203、S308等礦脈，控制了四范溝東、西段及淘金溝等大中型金礦床。
北中礦帶：分布于七樹坪-金渠溝-黑峪子一帶，呈近東西向沿七樹坪次級向形展布。礦脈總體上分為2組，一是南傾脈組，主要礦脈有S875、S846、S845礦脈，控制了紅土嶺、金渠溝等中小型金礦床，其次是出露于向形西端南翼出岔溝腦一帶的S8201礦脈，控制了出岔溝中型金礦床；二是北傾脈組，主要礦脈有S303、S304、S305、S1、S2、S3等，控制了桐溝、黑峪子等中小型金礦床，此外還有北東向S1002礦脈；控制了和尚帽礦床。
北礦帶：分布于五里村-閭家峪-竹峪-荊山峪一帶，呈近東西向沿五里村次級背形展布。礦脈總體上可分為2組，一是向北緩傾的脈組，如F5、F6等，控制了大湖、竹峪等大中型金礦床；二是向南中等傾斜的脈組，如S0、Ⅰ、Ⅱ、Ⅲ、S952、S190等控制了馬家凹、藏馬峪、煥池峪等中小型金礦床。
1.2礦產特征
小秦嶺地區的礦產以金為主，黃鐵、共生鉬、鉛、伴生銀、鎢、硫等；自然金主要呈巨粒-細粒的粒狀、不規則狀、脈狀、葉片狀，以裂隙金、晶隙金和包體金的形式嵌布于黃鐵礦、方鉛礦、石英等載金礦物中。金的成色一般為700-900.礦石結構主要有中粗粒自形-半自形結構、中細粒它形晶結構、似斑狀結構、交代結構、充填結構、包含結構和壓碎結構等。礦石構造以條帶狀、細脈狀、浸染狀、團塊狀構造為主，其次為塊狀、星點狀、斑雜狀和云朵狀構造。成礦圍巖蝕變類型有硅化、絹云母化、黃鐵礦化、鉀長石化、碳酸鹽化、綠泥石化等。與金礦化較為密切的是黃鐵礦化、硅化、絹云母化及它們的組合黃鐵絹云巖化。小秦嶺金礦是在伸展構造體制下，提供有利物化條件及合適構造層位的基礎上，擠壓體制再次活動促使礦體進一步富集，即構造反轉成礦。
2礦脈找礦潛力的分析
（1）小秦嶺地區太華群分布廣泛，出露面積達1500km2，總體呈一復式背形構造，核部位于靈寶的老鴉岔一帶，在太峪口以西向下側伏。作為金礦源層太華群下基底巖系在陜西應是隱伏于地表之下尚未剝蝕出露。據研究 ，本區太華群變質雜巖核體是一個有根的地體 ，是華北地臺結晶基底的一部分 ，其向下延深是肯定的 ，并得到了物探資料的證明：該區重力異常是由太華群引起的，對重力異常的研究和下延深的計算表明，太華群下延深度為4.7～13.5km，陜西省區域地質中稱太華群厚度大于5000m ，有關資料中稱太華群總厚度為7.8～13.6km。這就說明，至少4.7km的深部還存在太華群，也就存在找到金礦的可能性。
（2）小秦嶺礦脈規模及礦化深度：本區金礦受構造帶控制，這些構造帶也稱礦脈，屬于殼型剪切帶。據研究殼型剪切帶的一般特征是：延伸長度大，陡傾斜穿切地殼延深到下地殼和上地幔；活動時間長，具穿時性。本區剪切帶基本具有上述特征。區內長度最大的Q8為5km，其次為Q12和Q161，長度均大于1.5km。按照一般長與斜深等長估計，區內較大礦脈其斜度應在1.5～4.4km。與已控制的500～1200km相比，深部找礦構造條件是具備的。
燕山期花崗巖為金的活化、運移提供了熱動力條件：眾多學者與勘查專家都認為華山、文峪、娘娘山巖體是小秦嶺金礦形成的主要熱動力源，這3個巖體巖石地球化學成分特征基本相同：SIO2>70%，ALK>8%，Na2O/K2O>1，A/CNK>1.1，里特曼指數（0）
從發現的金礦床分布看，金礦帶主要分布于文峪花崗巖體周邊2～7km范圍內，但在同性質華山巖體周邊找礦發現并不多；從地球化學異常特征分析，華山巖體和文峪巖體它們各自形成了類似但獨立完整的地球化學分帶，說明陜西小秦嶺金礦化主要與華山巖體有關，特別是華山巖體周邊與北東向構造帶疊加的異常區是金成礦有利地段，據此推斷華山巖體周邊及深部應有較大找礦潛力。
（3）小秦嶺地區剝蝕深度的估計：根據地質專家研究計算 ，與本區金礦形成有關的花崗巖的侵位深度為7km，成礦深度為4.6km。即礦化深度范圍為2.4km。金礦形成至現在 ，花崗巖上覆5km左右的蓋層被剝蝕掉（這種判斷是由于巖體局部還有蓋層殘留），其中包括400m左右的礦化層。尚保留礦化深度范圍約2km，目前區內的找礦深部大多小于1000m，因此向深部仍有較大的潛力。
3結束語
綜上所述 ，小秦嶺金礦田深部及具有較大的資源潛力 ，繼續投入勘查工作 ，一定會取得較大的找礦突破 ，對于緩解區內資源緊張局面 ，促進區內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將起到重要作用。
參考文獻
[1]作者：吳鵬 文月貴 劉江領 小秦嶺金礦田地質特征、成礦模式及找礦潛力分析《陜西地質》 2011年12月[J].
【關鍵詞】 慢性心力衰竭； 醫院感染； 特征； 預防
中圖分類號 R541.6 文獻標識碼 B 文章編號 1674-6805（2015）24-0110-03
doi：10.14033/ki.cfmr.2015.24.061
醫院感染屬于心血管內科住院患者的常見并發癥之一，這種并發癥不僅影響患者的病情恢復進度，還會在原有病情的基礎上加重患者的病痛，嚴重者會危及生命安全，近年來冠心病發病率上升，心力衰竭患者也隨之增加，合并醫院感染相應升高[1]。本文回顧性分析慢性心力衰竭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慢性心力衰竭合并醫院感染的臨床特征，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擇2013年1月-2014年12月筆者所在醫院的50例慢性心力衰竭合并醫院感染患者作為研究對象。其中男28例，女22例，年齡50～88歲，平均（64.67±8.22）歲；心力衰竭病程2～18年，平均（8.01±3.23）年；引起心力衰竭的原發病包括冠心病、擴張性心肌病、高血壓性心臟病等；心功能按評定為Ⅱ級14例，Ⅲ級20例，Ⅳ級16例。按1∶1比例選擇50例同期無醫院感染的慢性心力衰竭患者作為對照病例。
1.2 醫院感染診斷標準
依照患者臨床表現、實驗室常規檢查、細菌學培養、影像學診斷等參考衛生部2001年頒布的《醫院感染診斷標準（試行）》診斷。
1.3 方法
回顧性分析50例醫院感染患者的臨床資料，觀察醫院感染過程、臨床表現，引起醫院感染的相關因素、痰培養結果、醫院感染對預后的影響。
1.4 統計學處理
采用SPSS 12.0軟件對所得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 x±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比較采用字2檢驗。P
2 結果
2.1 醫院感染臨床表現
醫院感染發生的部位以呼吸道居首位，共31例（62.00%，31/50），其次為泌尿系感染10例（20.00%，10/50），胃腸道感染6例（12.00%，6/50），其他3例（6.00%，3/50）。2個部位感染者5例（10.00%，5/50），3個部位感染者2例（4.00%，2/50）。表現為咳嗽、咳痰；尿頻、尿急、尿痛，腹痛、腹瀉等感染癥狀者36例（72.00%，36/50）。以食欲不振、活動能力下降、精神異常等為首要表現者14例（28.00%，14/50）。
2.2 兩組患者醫院感染的危險因素比較
醫院感染組平均年齡（71.22±7.05）歲、侵入性操作34.00%、預防應用抗生素32.00%、住院時間（32.13±9.56）天，高于無醫院感染組的（62.12±6.26）歲、10.00%、14.00%、（17.45±4.23）天（P0.05），詳見表1。
2.3 病原菌種類
對50例醫院感染患者的痰、血、尿、便等分別進行細菌培養，革蘭陰性菌15株，主要為銅綠假單胞菌、肺炎克雷伯氏菌、陰溝腸桿菌等；革蘭陽性菌12株，主要為溶血性葡萄球菌、金黃色葡萄球菌、表皮葡萄球菌等；真菌2株；有1例培養出兩種病原菌。
2.4 醫院感染治療及預后
根據患者的臨床表現及藥敏試驗，選擇有效的抗生素，再積極抗感染、并給予補液、維持水電解質及酸堿平衡等對癥治療，及時處理基礎疾病，加強營養支持治療，50例醫院感染治愈47例，死亡3例。
3 討論
醫院感染是指患者本身無感染或無潛伏期感染而住院后發生的感染。慢性心力衰竭由于心功能減退，全身各組織系統灌注不足，機體抵抗力下降，易于致病菌入侵，是醫院感染的高危人群[2]，不僅增加患者的痛苦和經濟負擔，同時也影響醫療、護理質量，增加醫務人員的工作量，嚴重威脅患者的生命[3]。
通過本研究觀察發現慢性心力衰竭合并醫院感染具有以下特點：（1）臨床表現不典型，缺乏感染癥狀時難以識別，容易漏診[4]。本文表現為咳嗽、咳痰；尿頻、尿急、尿痛，腹痛、腹瀉等感染癥狀者36例（72.00%，36/50）。而以食欲不振、厭食、倦怠不適、活動能力下降、惡心、嘔吐、意識障礙、精神異常等為首要表現者14例（28.00%，14/50）。（2）呼吸道感染在醫院感染占第一位，其原因為心力衰竭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肺淤血、肺水腫、支氣管黏膜充血水腫，對入侵病原菌防御、抵抗能力下降。心力衰竭患者需長期吸氧，若濕化液不及時更換，濕化瓶、吸氧管道消毒不嚴格，都會增加感染危險[5]。泌尿系統感染也是最常見的感染之一，泌尿系統感染的發生與使用導尿管有關。（3）引起醫院感染的因素復雜：年齡大的患者各器官功能老化，機體免疫力逐漸下降，本文醫院感染組平均年齡（71.22±7.05）歲高于無醫院感染組的（62.12±6.26）歲（P
綜上所述，慢性心力衰竭患者醫院感染難以完全避免，臨床表現不典型，病原菌構成復雜，影響因素多樣，對預后有不良影響，應實施相應的措施預防醫院感染的發生：加強營養與支持治療，提高患者的抗病能力；嚴格掌握有侵襲性操作指征；盡量縮短住院時間，嚴格執行陪護制度，加強對進出病房人員的管理；使用抗生素時要考慮到患者全身情況、細菌藥敏培養結果、感染部位及目前院內細菌的耐藥性和流行趨勢，遵守合理使用抗生素的原則，并嚴格把握聯合用藥指征，對預防性用藥，多聯用藥及首選高檔廣譜抗生素現象要加大監管力度[10]。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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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碳效應；農地利用方式；生態退耕；建設占用；貴州省
中圖分類號：F30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5）15-3630-08
Abstract： Changes in use patterns of agricultural land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ource of carbon， but also the important carbon sinks. Based on six major aspects of carbon source with chemical fertilizer， pesticide， farming film， agricultural diesel oil， irrigation and tillage， the amount of agricultural land using carbon emiss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was calculated during the period of 1995～2012， as well as 9 cities of Guizhou province in 2012.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carbon emissions of total amount and intensity increased 2.21% and 2.48% in Guizhou province’s agricultural land during 1995～2012， respectively. Chemical fertilizer， pesticide， farming film， agricultural diesel oil， irrigation and tillage generated emissions increased 2.90 %， 3.93%， 8.51%， 8.35%， 4.70% and 1.27% respectively. Carbon emissions calculated in 2012 show that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farmland carbon emissions among 9 cities by the factor of endowment， the total amount of arable land and arable land structure. Carbon emissions in Zunyi and Bijie were the highest， while those of Liupanshui and Guiyang were lowest among 9 cities. Forest carbon sinks in 2001～2012 showed the "growth - fall - growth" trend， while grassland carbon sinks were irregular fluctuations. Forest land and grassland carbon sinks in 9 cities of Guizhou in 2012 were quite different. The largest forest carbon sink was Qiannan zhou， while the least was Liupanshui. Grassland carbon sinks were mainly from Qianxi’nan zhou， Qiandongnan zhou， Qiannan zhou and Tongren. Because of changes in 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 in Guizhou province during 2001～2012， the carbon sinks with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ere shown a downward trend， while carbon emissions from agricultural land changed for construction were shown upward tren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carbon sinks with 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 showed that the carbon sink of Zunyi was the most changeable with the effect of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hile that of Anshun was the least changeable. The carbon emission of Tongren was the greatest with effect of construction occupancy of agricultural land， while that of Liupanshui was the smallest.
Key words：carbon effect；agricultural land use patterns；ecological restoration；construction occupancy；Guizhou province
近年來，隨著化肥、農藥等農用物質的大量施用，農業活動所引發的碳排放已成為碳排放的重要組成部分。大氣中CO2含量增加是造成全球氣候變暖的根源，據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第四次評估報告，在1906～2005年的百年中，全球平均地表溫度升高0.74（0.56～0.92） ℃。全球氣候變暖會導致降水量重新分配、冰川和凍土大面積消融、海平面上升等一系列嚴重后果，既危害了自然生態系統的平衡，更威脅人類食物供應和居住環境。研究表明，土地利用變化對全球二氧化碳含量的增加作用僅次于化石燃料的燃燒[1]。碳效應也由此成為當前的一個研究熱點。
縱觀近期研究成果，對碳效應研究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一是碳排放量測算及其影響因素分析。李波等[2]基于農業生產中6個主要方面的碳源，測算了中國1993～2008年的農業碳排放量情況，自1993年以來中國農業碳排放處于階段性的上升態勢，農業碳排放總量較高地區主要集中在農業大省，農業碳排放強度較高地區主要集中在發達城市、東部沿海發達省份和中部農業大省。通過Kaya恒等式變形對農業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解研究，得出了農業經濟發展對農業碳排放具有較強推動作用、效率因素、結構因素、勞動力規模因素對碳排放量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的結論；王鋒等[3]運用對數平均Divisia指數分解法，把中國1995～2007年能源消費的CO2排放增長率分解為11種驅動因素的加權貢獻，并對這一時期的6個時間段和每一種驅動因素進行了研究，認為GDP增長是CO2排放量增長的最大驅動因素。
二是碳排放與能源演變、產業發展的關系研究[4-6]。張麗峰[4]分析了中國產業結構、產業內部結構、能源生產結構、能源消費結構、產業能源消費結構與碳排放的關系，并結合我國實際提出了加快調整工業內部結構、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加快能源消費結構調整等減少碳排放的具體措施。
三是與生態系統相聯系的碳儲量研究[7，8]。李鑫等[7]根據優勢樹種生物量擴展方程，估算了江西省森林植被的碳儲量和碳密度，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特征。
四是區域土地利用變化相關的碳排放效應研究。游和遠等[9]基于投入導向的CCR與BCC模型測算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總效率、技術效率、規模效率與規模報酬，得出了技術效率與規模效率的效率值及其分布與土地利用特征存在聯系，規模效率有效地區分布遠小于技術有效；規模效率有效省份與規模報酬不變省份存在不一致，改善土地利用碳排放規模效率需要考慮地區規模報酬所處階段。張秀梅等[10]提出了地均碳排放強度和地均建設用地碳排放強度兩個新指標，對江蘇省1996～2007年碳排放效應進行了分析。總體而言，當前對碳排放的研究已經比較成熟，但是大多是基于能源角度，且以二、三產業為主，與農地、農業碳排放相關、針對不同土地利用結構碳排放的研究成果相對較少。
以上眾多研究結論指出，土地利用結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碳排放結構，碳排放效應隨著土地利用結構的不斷調整而發生明顯變化。因此，通過創新土地利用規劃技術，形成低碳排放的土地利用結構與布局，轉變土地利用方式可以在充分、合理利用土地資源的同時助推產業、能源結構的調整，是中國減少碳排放、實現經濟與環境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11]。
作為中國西南地區的喀斯特生態環境脆弱區之一，貴州省每年因農地利用活動直接或間接引起的碳排放量不容小覷，探尋一條適合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減排的道路顯得尤為重要，其首要任務是需要明確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現狀，準確把握其時空差異特征，并深入了解碳排放變化與農業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本研究科學構建農地利用碳排放測算體系，對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量與碳匯量進行測算分析，就貴州省農地利用類型變化引起的碳效進行探討并展開討論。
1 材料與方法
1.1 研究區概況
貴州省位于中國西南，云貴高原東部，介于東經103°36′-109°35′、北緯24°37′-29°13′之間。四周相鄰5個省（區），東與湖南交界、南與廣西毗鄰、西與云南接壤、北與四川和重慶相連。東西長約595 km，南北約509 km。據2012年貴州省國土資源公報，全省土地總面積1 760.99萬hm2，占全國土地總面積的1.84%。其中農用地1 479.94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84.04%，耕地455.44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25.86%；建設用地60.91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3.46%；未利用地220.14萬hm2，占土地總面積的12.50%。全省地貌可以分為高原山地、丘陵和盆地3種類型，其中92.31%為山地和丘陵，是全國惟一沒有平原支撐的省份。境內巖溶地貌發育，分布范圍廣，巖溶（出露）面積10.91萬km2，占全省國土總面積的61.95%，遍及全省88個縣（市、區），且形態類型齊全，地域分異明顯，構成一種特殊的巖溶生態系統，是世界上巖溶地貌發育最典型的地區之一。
2012年實現地區生產總值6 852.20億元，比上年增長13.6%，占全國的1.3%，人均地區生產總值17 807.17元，比全國平均水平低888元，三次產業貢獻率分別為7.6、49.6、42.8，財政總收入1 644.48億元，比上一年增長23.6%。全省現轄9個地市州，工業化、城市化水平較低，2012年城市化水平為36.41%。土地生態系統受到人類活動影響較大，尤其是建設用地擴張使得碳排放量增長較快。
1.2 研究方法與數據來源
1.2.1 農地利用碳效應估算方法 CO2排放源分為自然排放源和人為排放源兩類，自然源主要來自土壤和海洋釋放，人為源是由人類活動引起的CO2排放[12]，后者屬于本研究的研究對象。人類活動特別是對森林濫伐、化石燃料無節制的使用，以及農用物質的大量使用、土地結構逆向利用等導致農地利用方式變化的活動，直接或間接造成大氣中CO2含量持續增高。農地利用方式變化，主要指農地生產行為方式以及農地用途類型變化[13]。農地利用的碳效應主要分為碳排放和碳匯效應。本研究中農地類型主要涉及耕地、林地、草地3類，農地利用的碳排放主要是指耕地利用的碳排放，碳匯主要是林、草地的自然碳匯。由于園地面積所占比重較小，且實際上相當部分園地納入耕地統計范疇，因此對園地碳功能不予以測算。鑒于貴州省牲畜養殖以圈養為主，故暫不考慮畜牧業所帶來的甲烷排放。農作物盡管在生長過程中匯聚碳，然而其果實和秸稈通過人的消費和秸稈焚燒，最終其所匯聚的碳釋放在空氣中。再者，如果把農作物碳匯納入農地利用碳匯測算中，則很容易得出為了增加碳匯而無限制進行復種和土地翻耕的謬論。故此，農作物碳匯不納入農地利用碳排放測算體系。農地利用碳排放，是指農民在從事農業生產活動過程中作用于農地而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碳排放[14]。
農地利用碳排放主要有以下6 類碳源：①化肥，由于農業生產過程中消耗化石能源和施用對土壤碳庫破壞的農用物質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碳排放；②農藥，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導致的碳排放；③農膜，在生產和使用過程中直接或間接引起的碳排放；④農業機械，在使用過程中消耗農用柴油進而導致的碳排放；⑤農地翻耕，破環了土壤有機碳庫，進而導致有機碳的釋放；⑥灌溉，耗用電能（火電部分），而火電產生過程中耗費化石燃料間接導致的碳排放[15]。
據此，構建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公式如下：
E=∑Ei=∑Ti?δi （1）
式中E為碳總排/碳匯放量；Ei為主要土地利用方式產生的碳排放量；Ti為各碳源的量；δi為各碳排放（吸收）系數。
根據有關經驗數據，分別歸納出農地碳源系數如表1。
1.2.2 數據來源 所需各年份數據均來自《貴州統計年鑒》、《貴州國土資源公報》、《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其中，化肥、農藥、農膜、農用柴油、灌溉面積均以當年實際情況為準；翻耕數據則用當年農作物實際播種面積替代；各地市州數據均來自其統計年鑒，并統一采用2012年數據。
2 結果與分析
2.1 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時空變化特征分析
2.1.1 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時序變化特征 根據公式（1），計算貴州1995～2012年農地利用碳排放情況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碳排放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由1995年的199.404 6萬t增至2012年的287.909 2萬t，18年間增加了44.38%，年均遞增2.21%，碳排放增長過快問題突出。其中，化肥、農藥、農膜、農用柴油、灌溉、翻耕等農用物質投入所導致的碳排放呈不同程度的增長，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90%、3.93%、8.51%、8.35%、4.70%、1.27%。碳排放強度從1995年的1 083.721 0 kg/hm2增長到2012年的1 633.990 9 kg/hm2，18年間增加了50.78%，年均遞增2.48%。尤其是在2006年之后，由于國家農業政策的改變和農業科技水平的提高，碳排放幾乎呈直線上升。
2.1.2 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空間差異分析 進一步計算貴州9個地市州2012年農地利用活動所導致的碳排放情況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存在農地碳排放總量差異和農地碳排放強度差異。
1）農地碳排放總量差異。貴州9個地市州農地碳排放量存在明顯差異，遵義、畢節較高，六盤水、貴陽則相對較低，究其原因可能是受資源稟賦、耕地總量、耕地結構等因素的影響。其中，排放量最多的遵義市，2012年累計排放66.946 7萬t；而最少的是六盤水市16.564 2萬t，僅為遵義市的1/4。按照碳排放的絕對量差異可將9個地區分為3個等級（圖1）：①排放量少于20萬t的地區，包括貴陽、六盤水、安順，主要集中于黔中、黔西地區，糧食作物以稻谷、玉米為主；②排放量介于20萬～50萬t的地區，包括銅仁、黔西南、黔東南、黔南，主要分布于山區丘陵，糧食作物包括稻谷、玉米、小麥等；③排放量超過50萬t的地區，包括遵義和畢節，主要分布于黔（西）北地區，糧食作物以稻谷、玉米、小麥、大豆為主。
2）農地碳排放強度差異。由于不受資源總量影響，碳排放強度更能客觀反映一個地區農地利用碳排放水平，以便不同地區進行橫向比較。測算表明，貴州省9個地市州農地利用碳排放強度差異不太明顯，且呈現不規律分布的特征。其中，強度最高的地區為貴陽，為1 758.112 kg/hm2，最低的地區是黔西南州，為1 421.378 kg/hm2。依據農地利用碳排放強度絕對量差異，也可將9個地區分為3個層次（圖2）：①排放強度低于1 500 kg/hm2的地區，包括安順、黔西南州；②排放強度介于1 500～1 700 kg/hm2的地區，包括六盤水、畢節、黔東南州；③排放強度高于1 700 kg/hm2的地區，包括貴陽、遵義、銅仁和黔南州。
2.2 貴州省林地、草地碳匯時空變化特征分析
2.2.1 貴州省林地、草地碳匯時序變化特征 2001年以來貴州林地面積呈現“增長-下降-增長”的趨勢。從2001～2005年，由于國家退耕還林還草政策的實施，貴州林地碳匯從362.947 9萬t增長到373.482 5萬t，增長2.90%；從2005～2006年，由于國務院實施“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政策，林地碳匯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期間林地碳匯減少了6.515 1萬t；2006年以來，貴州兼顧退耕還林還草、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政策，林地面積明顯增長，7年間林地碳匯增長了36.763 5萬t。總體來看，貴州林地碳匯從2001年的362.947 9萬t增長到2012年的403.730 9萬t，增長11.24%（表4）。
草地是僅次于林地的第二大碳匯。近年來，隨著經濟建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問題的凸現，貴州征占和開墾草原的現象時常發生，草地面積呈現波動變化，盡管數量不大，但趨勢明顯。
2.2.2 貴州省林地、草地碳匯空間差異分析 進一步計算貴州省9個地市州2012年林地、草地碳匯情況如表5所示。
從各地區碳匯情況來看，由于自然資源稟賦不同，使得區域林地草地碳匯量差異較大，林地碳匯最多的是黔南州，為83.898 1萬t，比最少的六盤水高出10多倍。草地碳匯主要集中在黔西南州、黔東南州、黔南州和銅仁，2012年該4市州草地碳匯占全省草地總碳匯量的75.45%。
2.3 貴州省農地類型變化的碳效應分析
2.3.1 農地利用政策變化的單位碳效應效果分析 農地利用方式轉變引起的碳效應采用差值法進行確定[13，15]。以耕地、林地間的轉換為例：設耕地碳排系數為α，林地碳匯系數為-β，退耕還林的碳匯效果即為-（α+β），毀林開荒的碳排效果即為（α+β）。令草地的碳匯系數為-μ、建設用地的碳排系數為λ，則退耕還草的碳匯效果為-（α+μ），毀草開荒的碳排效果為（α+μ）；建設農地轉為耕地碳減排效果為 -（λ-α），耕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碳增排效果為（λ-α）。進一步得出建設用地轉為林地的碳匯效果為-（β+λ），林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碳排效果為（β+λ）；建設用地轉為草地的碳匯效果為-（μ+λ），草地轉為建設用地的碳排效果為（μ+λ）。
至于數據來源，耕地碳排放強度數據參考表2，建設用地碳排系數以文獻[20，22]為準，為55.8 t/hm2，其他碳效應系數參考表1。林地、草地、建設用地的碳效應系數均沿用統一值，而耕地碳排放強度數據采用歷年變化值。土地利用類型變化數據來源于貴州統計年鑒。基于差值法，可得耕地與林地、耕地與草地以及耕地與建設用地之間轉變導致的碳效應變化情況見表6。由于林地、草地、建設用地間的轉變采用統一標準，不存在年際差異。
2.3.2 生態退耕與建設占用的碳效應變化時空分析
1）生態退耕與建設占用碳效應時序變化分析。農地利用方式改變是導致其碳功能發生變化的重要原因，結合貴州省當前實際，生態退耕（近似認為是退耕還林）、建設占用（近似認為是耕地轉為建設用地）是最為普遍的兩類農地利用轉換形式。鑒于不同年份生態退耕、建設占用面積以及各自轉換系數存在差異，計算歷年貴州生態退耕與建設占用碳排放變化情況有助于把握其變化規律，對科學預測未來發展趨勢具有重要借鑒意義。由表7可知，2001～2012年，貴州省因生態退耕產生碳匯呈先上升后減少的變化趨勢，2003年達到最大值31.578萬t，而到2012年僅為2.867萬t；反觀由于建設占用所引發的碳排量，由2001年的17.842萬t升至2012年的64.309萬t，12年間增長了38.93%，年均遞增3.19%。
總之，2001年以來由生態退耕引起的碳匯效應和由建設占用引起的碳排效應分別是下降和上升的。而由圖3可知，無論是碳匯還是碳排放效應，歷年變化趨勢并不一致，存在較強的波動性。其中，碳匯量變化趨勢呈現“n”型，前幾年快速增加，在2003年達到極值，2003年以后則急劇下降；而碳排量變化趨勢則呈不規則變動，2011年達最大值。
2）生態退耕與建設占用碳效應空間差異分析。基于貴州省各地市州相關數據及轉換系數，計算貴州省9個地市州生態退耕與建設占用導致的碳效應變化見表8。可以得出，各地區差異明顯，其中因生態退耕碳匯效應最為突出的是遵義，2012年碳匯量為726.694萬t，最小的是安順，為114.322萬t，二地相差近7倍；因建設占用耕地導致碳排效應最為顯著的是銅仁，為37.004萬t，而六盤水最少，僅為10.954萬t，兩個地區相差3.38倍。貴州省9個地市州由于生態退耕所帶來的碳匯效應排在前3位的依次為：遵義、畢節、黔西南州；而排在后3位的依次為：安順、六盤水、黔南州；圖4為各地區因建設占用耕地所導致的碳排放排序情況，排在前3位的依次為：銅仁、貴陽、黔東南州；而排在后3位的依次為：六盤水、安順、黔南州。
3 小結與討論
3.1 小結
結合研究結果與相關分析，可得出以下結論：
1）縱向來看，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由1995年的199.404 6萬t增至2012年的287.909 2萬t，年均遞增2.21%；基本呈現逐步上升的變化特征。農地利用碳排放強度變化軌跡基本與此一致，由1995 年的1 083.721 0 kg/hm2增至2012 年的1 633.990 9 kg/hm2，年均遞增2.48%，也基本呈現逐步上升趨勢。
而林地、草地碳匯呈波動變化。從2001～2005年，貴州林地碳匯從362.947 9萬t增長到373.482 5萬t，增長2.90%；從2005～2006年，林地碳匯呈現下降的趨勢，這期間林地碳匯減少了6.515 1萬t；2006～2012年，林地碳匯增長了36.763 5 萬t。總體來看，貴州省林地碳匯從2001年的362.947 9萬t增長到2012年的403.730 9萬t，增長11.24%。草地碳匯在12.5萬t附近波動，盡管數量不大，但趨勢明顯。
2）橫向來看，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區域差異較明顯。2012年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量最大的地區是遵義，高達66.946 7 萬t；最少的地區是六盤水，僅為16.564 2萬t；其他地區多介于20萬～50萬t。農地利用碳排放強度最高的地區是貴陽，為1 758.112 kg/hm2，最低的地區是黔西南州，為1 421.378 kg/hm2；其他地區多停留在1 500～1 700 kg/hm2之間。
從各地區碳匯情況來看，由于自然資源稟賦不同，使得區域林地草地碳匯量差異較大，2012年林地碳匯最多的是黔南州，為83.898 1萬t，比最少的六盤水高出10多倍。草地碳匯主要集中在黔西南州、黔東南州、黔南州和銅仁，2012年4市州草地碳匯占全省草地總碳匯量的75.45%。
3）農地利用方式變化的碳效應來看，2001～2012年貴州省因生態退耕產生碳匯總體呈下降趨勢，2003年達到最大值31.578萬t，而到2012年僅為2.867萬t；由于建設占用所引發碳排量總體呈上升趨勢，由2001年的17.842萬t升至2012年的64.309萬t，12年間增長了38.93%，年均遞增3.19%。農地利用方式變化的碳效應區域差異，生態退耕碳匯效應最大是遵義，2012年因此產生碳匯726.694萬t。最小為安順，114.322萬t，兩地相差近7倍；因建設占用耕地導致碳排放效應最大的是銅仁，為37.004萬t，最小為六盤水，僅10.954萬t，兩地相差3.38倍。
3.2 討論
本研究以貴州省為例，基于化肥、農藥、農膜、農用柴油、灌溉、翻耕等6個主要方面的碳源，就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的時空特征及農地利用方式變化導致的碳效應關系展開了較為深入的研究，所取得的一些代表性結論對相關研究具有一定參考作用。研究結果表明，在過去的10多年里，貴州省農地利用碳排放效應趨于增長，表現在農用物質的大量投入、生態退耕的減少和建設用地的逐年增多；單位面積農地產出水平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農地碳排放強度，可見今后農地利用碳減排壓力仍舊巨大。而限于數據的可獲取性及筆者自身水平的不足，研究也存在著不足之處，如農地利用碳排放指標體系的構建有待進一步完善；對區域農地利用碳排放產生差異的原因缺乏深度挖掘；未能提出有助于解決農業經濟增長與農地利用碳減排間矛盾的可行性政策建議，上述不足有待下一階段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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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新醫正骨療法；椎移；特發性脊柱側凸
【Abstract】 AIM: To evaluate the effect of Fengs spinal manipulation (FSM) on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 METHODS: From 2001 to 2006， 62 AIS patients under conservative treatment were investigated. The age of the patients at the time of treatment ranged from 10-18 (mean 14.3±3.38) years old. The patients whose Cobbs angles were ≥10° and ＜39°， were randomly pided into 2 groups: Group A were treated with FSM and orthopedic shoes， and Group B were treated with traction， physical therapy and massage. RESULTS: Total effective rates of Group A and B were 93.5% and 70.9%， respectively， and there was significant statistic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P
【Keywords】 Fengs spinal manipulation; vertebral displacem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0引言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 AIS）是青春期或骨骼成熟前發生的脊柱側凸，占整個脊柱側凸的80%，行成帶有弧度的脊柱畸形［1］. 如得不到及時、正確的治療，部分患者最終可導致軀干嚴重畸形，影響心、肺功能，甚至造成截癱，因此早發現、早治療對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具有深遠的意義. 目前，AIS的保守治療方法主要有新醫正骨療法配合矯形鞋的綜合治療方法和牽引、理療配合按摩治療，但尚缺乏兩種治療方法療效的綜合評價. 為評價2種療法的療效，我們設計了此實驗.
1對象和方法
1.1對象
2001/2006年收治AIS患者62（男16，女46）例，年齡10～18（平均14.3±3.4）歲，分為治療組31例和對照組31例（表1 ）. 通過檢查胸腰椎偏歪棘突確認發生椎體旋轉位移例數（表2），經統計學檢驗，無明顯差異，有可比性（P>0.05）. 患者入院后行脊柱站立位X線正側位片，測量Cobb角，并計數發生旋轉位移的椎體數目. 患者取直立位，用軟尺測量雙側髂后上棘高度，兩者之差為雙側髂后上棘相差值.表1一般情況和椎體旋轉位移情況(略)
1.2方法
治療組：患者端坐在特制的正骨矯治椅上，固定雙下肢，術者先用一只手搭患者側凸反向肩膀，引領患者向側凸方后內側旋轉另一只手掌大魚際頂住側凸椎體的棘突，沿棘突緣由上而下向側凸反方向輕推，反復多次，使其椎間小關節松動. 然后，用拇指觸診法查清棘突偏歪，確定旋轉位移的患椎，以患椎棘突左偏為例，囑患者上舉左手搭于頭上，右手抱胸，術者右手拇指頂住偏歪棘突左側緣，左手沿患者胸前搭其右肩部，囑患者前屈45°，左側彎30°術者引領患者軀體向后內側旋轉，同時右拇指向棘突偏歪的反方向推頂，可感覺患椎有椎體移位，往往伴隨有“喀”一聲，患椎復位，上述治療每周2次. 穿矯形鞋糾正骨盆代償改變：囑患者直立，比較雙側髂后上棘高度，把低側下肢全鞋底墊高，根據相差值，決定鞋底墊高的高度. 囑患者穿矯形鞋行走鍛煉，每日約2 h. 另用自配中藥袋蒸熱后囑患者放于胸、腰下熱敷，2次/d，每次約20 min，對照組：采用TR 200型脊柱牽引床牽引，牽引量按患者體質量比例調整，每日持續牽引20 min. 另采用WDCD 4100型超短波治療儀，進行胸腰部超短波治療，每次15 min，1次/d，再由按摩醫師做腰背肌按摩，每次40 min，1次/d. 治療組、對照組均以治療4～6 wk為1療程. 治愈：臨床癥狀消失，Cobb角
統計學處理: 兩組患者的Cobb角和雙髂后上棘相差值用x±s表示，采用SPSS11.0軟件進行獨立樣本t檢驗；分別統計旋轉位移椎體個數為1， 2， 3和3個以上的病例數和療效為治愈、顯效、好轉和無效的病例數，采用χ2檢驗.
2結果
治療4～6 wk后，治療組的治愈例數、顯效例數均較對照組高（P
3討論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是脊柱側凸中最為常見的一種類型，目前仍然病因不清，任何一種理論和假說均不能完全解釋特發性脊柱側凸的真正病因［4］. 脊柱側凸是一種三維空間發生和發展的畸形，脊椎的軸向旋轉是脊柱側凸的基本畸形之一. Adams在1865年就指出脊柱后凸伴一側旋轉是脊柱側凸的主要發生機制. Somerville（1952年）和Roaf（1966年）也認為脊椎的軸向旋轉是脊柱側凸的首要因素. 雖然脊椎旋轉在脊柱側凸的發病機制中的具體機制還不十分清楚，但脊柱側凸的進展、胸廓的繼發畸形及外觀的改變都與脊椎的旋轉有著重要的關系［5］. 而單（多）個椎體旋轉位移又是引起整體脊椎旋轉的主要原因，本組病例經臨床觸診檢查，都有不同程度的脊椎棘突偏歪，即有椎體的旋轉位移［6］. 青少年在生長發育期間，因其活動量大，損傷機會多，自我保護能力差，脊柱受不同程度的損傷之后，引起單（多）個椎體的旋轉位移，造成了脊柱內外平衡失調，進而引起脊椎的旋轉，使脊柱側凸逐漸加重. 糾正了椎體的旋轉位移，就能消除或改善脊柱的側凸.
特發性脊柱側凸臨床上根據其側凸度數（Cobb角）大小不同采用手術治療或非手術治療. Cobb角
作者發現脊柱的側凸旋轉均伴有骨盆的代償性改變，為了鞏固療效，加快治療進程，減少患者的痛苦，在糾正椎體旋轉位移的同時，穿矯形鞋把脊柱側凸下肢的鞋底墊高，這樣，患者站立或行走時能保持身體的平衡，使身體的總重心恢復到原來的位置. 通過視覺，特別是本體覺在大腦中的控制、反饋及調節，自動加強凸側椎旁肌的收縮，使軀干重心移向凸側，這種機體補償運動的結果，能在一定程度上糾正脊柱的側凸［7］. 熱敷中藥的應用，對椎旁軟組織、椎間韌帶有活血化瘀、消炎止痛的作用，同時能進一步放松椎旁軟組織，增強手法治療的效果.
牽引、按摩、理療等治療雖然也同樣能改善脊柱的側凸，但其在準確性、穩定性、安全性、療效等方面較新醫正骨療法還有一定差距. 尤其牽引治療對脊柱旋轉的糾正缺乏準確定位，對正常椎間關節、肌肉和韌帶有一定的副損傷.
總之，新醫正骨療法治療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損傷小，痛苦少，安全性好，有顯著療效，患者易于接受，值得進一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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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茶文化；茶藝；茶道；區別
[中圖分類號]G112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1-5918（2015）12-0193-02
茶源中國，“之為飲，發乎神農”，據《神農本草經》記載“神農嘗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后興于唐，盛于宋、明。茶作為一種植物，經過食用、藥用、飲用漫長的歲月才進入精神文化的領域。中國人對飲茶活動之精神層面的認同過程是極其緩慢的，在茶往往被看做消除身體不適的手段和個人特殊的嗜好，亦或佐餐、待客的飲料。而“茶藝”一詞卻源于20世紀70年代的臺灣，用以概括品茶藝術的內涵。所謂茶藝，就是在茶道精神指導下的茶事實踐。國人不輕言道，在中國傳統哲學觀念里，“道”用以代指事物之本源。中國人認為飲茶、品茶無外乎是一種追求精神之境，探尋事物之本的途徑。正如《金剛經》所云：“如來常說，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喻者。”因此，飲茶活動，無外是通往精神彼岸的船。這一點與日本截然不同，九世紀，飲茶作為一種先進的精神文化載體從中國傳入日本，日本上層人士一開始就特別珍重。他們飲茶的機會少，因此飲茶時很少考慮止渴、消食、解毒、提神等物質功能，而是著重追求伴隨飲茶活動而發生的精神享受。在日本人看來似乎茶不是隨便能喝的，沒有詩、沒有琴、沒有高士輕友，便沒有飲茶的必要性。
一、中日茶文化的不同發展方向
“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中國人飲了幾千年，開始是將其作為藥物、食物，后來成為飲料。中國茶藝的成熟是在唐代，從唐代以前的夾雜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點茶法和明清時期的濾茶法，泡茶方式是朝著自然、簡約、生活化的方向發展。與此同時，茶葉的制造方法也從蒸青、壓汁、制餅發展為烘青、炒青以至搖青等方法，制造出能顯示茶葉自然形態、色澤、香味的綠茶、黃茶、白茶和黑茶等產品，形成了千奇百態、異彩紛呈的茶的世界，一切都是隨著時代的更替，社會的發展，和人們品茶口味的變化而向前演進。這種變化的終極目標是越來越追求茶葉本身天然的色香味形，賦予品茶以豐富審美情趣的藝術性。大道至簡，更符合國人崇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的本性。由此可見，中國茶文化的發展方向是沿著茶藝軌道而與時俱進的。
公元805年，日本高僧最澄，渡海來到浙江天臺山國慶寺學佛回國后帶走了茶葉，種植在近江滋賀村的圓臺麓，成為后來著名的日吉茶園。第二年海空法師也從中國返回日本，將帶回的茶種播撒在京都的高山寺和牧村赤埴，開創了日本種茶史。到公元1168年，日本榮西禪師在天臺山萬年寺學法期間，埋頭于茶道文化的鉆研。回國時，帶走大量茶種，并著《吃茶養生記》二卷，使得飲茶之風在日本流傳開來。同時，南宋時期，來華學法的南浦紹明也將在中國得到的茶臺子和茶禮等帶回日本，一邊傳禪，一邊傳茶。縱觀日本飲茶的歷史，他們將中國宋代的點茶法引進本國后，繼而逐步形成了日本獨特的“茶道”。發展為宗教色彩極濃的日本抹茶道。傳至今，他們飲用的依然是從宋代以來一成不變的蒸青綠茶粉，使用的也是宋代點茶法那一套器具和方式，歷千年而不變。
二、中日茶文化內核之區別
陸羽《茶經》問世以后，對中國茶學、茶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陸羽首次把中國文化精髓中的儒、釋、道精神與飲茶過程融合起來，將飲茶當做一種藝術過程來看待。從烤茶、選水、煮茗、列具等這一系列的藝術實踐來強調“精行儉德”的自我陶冶。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尚仁貴中，強調“中庸之道”，反對“過”和“不及”，要求我們不偏不倚的看待世界。同時強調“仁”，強調人與人之間的、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和而不同”，這也是中國茶藝的思想主體。中國人的性格就像茶，總是努力清醒地看待世界，追求人與天道的自然和諧。釋家貴“悟”，講求彼岸，強調“禪茶一味”，以茶助禪，以茶禮佛。從茶中體味苦寂的同時，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禪機，以茶道為修身養性的途徑，達到明心見性的目的。道家尚“無”，為茶藝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學思想，樹立了茶藝的靈魂，提出了崇尚自然，崇尚樸素，以及重生、貴生、養生的思想。因此，當代茶學家莊晚芳先生將中國茶藝的基本精神歸納為“廉美和靜”。“廉”就是推行清廉、勤儉有德。以茶敬客，以茶代酒。“美”就是品茗為主，共嘗美味，共聞清香，共敘友情，康起長壽。“和”就是德重茶禮，和誠相處，搞好人際關系。“敬”就是敬人愛民，助人為樂，器凈水甘。中國茶藝講究在茶事活動中，一切要以自然為美，以樸實為美，道法自然，返樸歸真。表現為自己的心性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靜、恬淡、寂寞、無為，使自己的心靈隨茶香彌漫，仿佛自己與宇宙融合，升華到“無我”的天人之境。
茶葉東傳，在禪宗的影響下，日本發展起來了茶道文化，借以飲茶表現日本人審美情趣和道德觀念。安土、桃山時期的千利休提倡簡樸的“寂靜、古雅”以及珍惜一生中只有一次相逢之意的“一期一會”的精神，創立了千利休流草庵風茶法，完成了飲茶向茶道的升華。千利休把茶道規則解釋為“四規七則”。所謂“四規”，即和敬清寂，“和敬”是處理人際關系的準則，通過飲茶做到和睦相處、以調節人際關系；“清寂”是指環境氣氛，要以幽雅清靜的環境和古樸的陳設，造成一種空靈靜寂的意境，給人以熏陶。“七則”是用于接待客人時的準備工作。千利休去世之后，他的技藝便由后人和弟子代代相傳，期間產生了不同的派別。其中以千家派最為活躍，擁有許多弟子。產生出表千家、里千家、武者小路千家的所謂三千家。日本茶道的宗教色彩很濃，并形成嚴密的組織形式。它是通過非常嚴格、復雜甚至到了繁瑣程度的表演形式來實現“茶道四規”，缺乏一個寬松、自由的氛圍。據日本的西部文凈在其《禪與茶》一書中考證，在紹明帶回的七部茶典中有一部劉元甫作的《茶堂清規》，日本的《茶道經》便是其中的《茶道軌章》、《四諦義章》兩部分被后世抄錄所成。據《茶道經》中記載，劉元甫乃楊岐派二祖白云守端的弟子，與湖北黃梅五祖山法演（楊岐三祖）為同門，他以成都大慈寺的茶禮為基礎，在五祖山開設茶禪道場，名為松濤庵，并確立了“和、敬、清、寂”的茶道宗旨。如果《茶道經》的來歷真實的話，那就是意味著日本茶道四規――和敬清寂來源于中田五祖山松濤庵.同時也說明由南浦紹明帶回的茶典，對日本茶道思想的影響。
三、中日茶文化反應了不同的民族性格
民族性格，是指各民族在形成和發展過程中凝結起來的表現在民族文化特點上的心理狀態，是一個民族的共同特征，一個民族性格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該民族的文化。眾所周知，日本是島國，面積小而人口卻很多，眾多人的生存和發展并非易事。因此，日本人尊崇武士道精神，努力在苦寂中發展，重視自我克制和堅強的意志訓練。其次，自然條件的惡劣也促成日本人有更強的集團意識和協作精神，表現在茶道上就是集體參于茶事，共同營造和諧的氛圍。再次，日本遵循嚴格的等級制度，特別重視規范和禮儀。因此，茶道中也是非常重視特定而嚴格、繁瑣的規程，如茶葉要碾的精細，茶具要擦得干凈，插花要根據季節和來賓的名望、地位、輩分、年齡和文化教養等來選擇。同時，要根據茶道的禮法，在規定的位置上，按規矩取茶具、按一定的順序制茶等。可見，在日本茶道的目的并非真正飲茶，而是通過飲茶的方式對人們進行一種禮法教育，是進行道德修養的一種儀式。茶道雖說是一種精神修養，但卻過于拘泥于形式，茶道的四大流派實際上相互實質性的區別很少。這種重視形式而不重視實際的文化發展到了極端。
與此相反，隨著中國茶文化的發展，形成了中國獨有的茶藝。中國的茶藝雖然沒有日本茶道那樣拘泥于形式，然而也有蓋碗茶、工夫茶等精細復雜的茶藝形式。中國講究“禮”，茶體現了親朋好友之間的情誼，“以茶會友”這種方式不僅常見于一般家庭中，也是適用于集團、甚至國家的禮儀。時至今日，逢年過節，一些單位、公司等也會召開茶話會，領導員工聚在一起交談，拉近了彼此之間的距離。可以說，中國的茶不僅代表禮儀也蘊含著情誼。中國的親朋好友問也不拘泥于禮儀及形式，比起禮儀及形式更重視交往的意義。在很多中國人看來，日本茶道是復雜繁瑣的，難以理解的，在茶室里遵循規程小心飲茶遠不如愜意地品味自己喜歡的茶。相比較而言中國人更注重茶的實際和實用。
總而言之，中日兩國的茶文化即有相通的地方，又有各自不同的特點。中國人飲茶比起禮儀及形式，更重視品茶和交往的意義。而日本茶道，受中國茶文化的影響深遠，其嚴苛的墨守成規，限制了人與人、人與自然的交流融合，雖循古，但少創新，這與其自身的文化特征和民族精神相關，成為展現日本文化的一個獨特的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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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江首屆“茶馬古道杯”茶藝之星大賽已經結束，然而留下的感觸卻一直在心里久久不能散去。這是一場以茶傳情，以茶增誼，以茶會友，以茶覓商的茶界盛會，通過茶知識、茶禮儀、茶藝術等方面展示麗江茶文化的精神風貌和思想內涵。麗江作為茶馬古道重鎮，自古便有飲茶的風俗，然而成為一種文化卻還只是貴族文人的專利，一般的百姓則更喜歡圍坐在火塘邊，邊煮邊喝大碗茶。到20年前大家對茶文化的理解到了認為在杯子里放一撮茶葉，倒上熱水，那就是飲茶，殊不知源于中國的茶文化已被人們簡化到如此地步，陸羽若見，必定悲痛欲絕。作為茶文化“學生”的日本卻將茶文化精神發揮到了極致，這不得不說是一種悲哀。所幸國人在物質生活日益滿足的條件下，開始重視中國傳統文化的繼承和弘揚。當今林林總總的茶藝館推出的茶藝表演，無疑成了普及茶文化精神、引導人們如何領悟中國茶道的最佳載體。
麗江作為一個茶馬古道上的重鎮，一直被人們所關注，近年來隨著旅游業的發展，麗江更是成為了滇茶文化傳播的對外窗口，在麗江，茶是活的，可品、可論、更可以學習。麗江市茶葉商會茶藝職業技能培訓站作為本次茶藝之星大賽的承辦單位與參賽單位讓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茶文化的內涵，以及麗江茶藝界的精神風貌。
培訓站站長馬建英老師溫婉含蓄，她帶領茶藝師們所作表演舉手投足問古韻十足，優雅而閑適，令觀者折服。“玄妙之意，出于物類之表”。茶藝的審美特征是通過外觀來追逐內在美，其內在美即“物我兩忘”、“自然和諧”的茶道。茶道是茶藝的靈魂，茶藝師的技藝、解說員的茶藝說明以及茶室的意境共同傳達的是一種人生表達。
茶藝培訓站依托麗江“茶馬古道重鎮”歷史文化，以保護和弘揚優秀世界文化遺產為己任，結合省內、外眾多院校的辦學方式，聘請省內眾多的茶學專家與教授、民間高手、營銷大師作為教學師資，以茶樹種植、茶葉加工與茶葉包裝設計、茶葉市場營銷、茶葉品牌塑造、茶葉企業管理、茶葉售后服務等涵蓋茶文化與旅游、茶葉連鎖管理、茶葉深加工、茶飲料茶食品等為核心的茶行業高水平專業教育。培訓站的成立填補了麗江普洱茶茶藝文化的空白，必定在不久的將來為豐富麗江茶文化而做出應有的貢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