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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職業教育治理；治理理念；實踐策略；治理模式
中圖分類號 G719.21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8-3219（2014）31-0078-06
在近年來經濟危機及青年失業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基于通過職業教育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面臨的一系列問題的考慮，發展高效的治理體系成為國際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重要目標。2007年，國際大學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ies）專門召開了主題為“高等教育治理”的國際會議。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召開了“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并于2009年主題為“教育治理”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2011年，OECD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啟動了“治理復雜教育體系”的研究項目；同一年歐盟《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領導力》工作報告。國際社會的相關探索和實踐為職業教育治理提出了很多創新性的理念和實踐思路。
本研究試圖通過對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及德國、瑞士、澳大利亞等重要國際組織和發達國家職業教育治理理念和實踐的梳理，對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改革提出建議。
一、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一）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治理（governance）一詞，由世界銀行于1989年率先使用，已經成為政治和管理領域中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召開了主題為“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會議特別指出，教育治理主要是指各種公共或私人機構和組織統籌合作、各盡其能，從而實現對公共教育事務更好地進行控制和引導。與傳統意義上的教育管理相比，教育治理的內涵更為廣泛，其不僅包括政府維度的教育行政，更包括非政府機制，特別是各種相關的全球性和區域性教育組織的管理機制，以及它們之間的互補與合作。在此基礎上，UNESCO的《2009全民教育全球監測報告》將“教育治理”作為世界全民教育發展新的關注點。報告提出，教育治理問題是全民教育發展的癥結所在，相關問題主要體現在教育資助治理、學校管理治理、師資治理以及教育治理規劃等方面。優化教育治理與切合實際的教育政策有助于加強問責，擴大參與，促進教育公平。改善教育治理的路徑是，加強教育政策性引導，重視教育投入的數量與公平；學校要保證并提高教育質量，妥善處理公私合作關系；加強教師治理，支持學校發展；在教育治理規劃與發展戰略間形成一體化措施[1]。
2011年，OECD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啟動了“治理復雜教育體系”的研究項目，項目指出，所有OECD國家的政府都面臨管理日益復雜教育體系的挑戰，因此，需要發展一種有效的治理體系來應對這種復雜性，并為治理主體提供相關知識，使其作出科學決策。項目指出，從概念的角度來說，治理是指在一種沒有一個單獨主體進行絕對統治的背景下，共同治理社會的過程。教育治理包括國家和機構層面的，對教育政策發展、實施和評估的結構、關系和過程，其由一個復雜的網絡組成，這一網絡包括法律框架、教育機構及其與整個體系的關系、分配給教育機構的經費以及這些經費怎樣以一種有效的方式支出，還有控制和影響相關教育行為的一些不正式結構和關系。
對于OECD國家來說，怎樣在日益復雜性的背景下，實現教育體系的國家目標，是教育治理的關鍵因素。對此，這一項目主要關注如下兩個關鍵環節：治理機制和知識選擇。其研究重點集中在如下兩個問題上：一是什么樣的治理模式對于復雜教育體系是有效的？二是什么樣的知識體系對于實現復雜教育體系的有效治理是必要的？
在此基礎上，如圖1所示，OECD提出了治理的三個關鍵因素：確定優先領域，制定政策發展領域，落實責任，這三個要素都是由非線性模式聯系在一起的獨立現象。這一研究項目主要關注如下三個問題：中央水平的政治決策者怎樣在國家、地區和地方層面設計、組織及實施對教育體系的管理？多個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怎樣在多層面背景下組織、促進教育政策的實施？中央和地區及地方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怎樣在對教育體系的管理中進行互相交流[2]？
圖1 OECD“治理復雜的教育體系”項目提出的治理框架
（二）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理念
瑞士教育、研究與創新部指出，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治理是指將政策、機構和人聚到一起，在多個主體間促進協商過程的一種戰略管理體系。換句話說，每個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政治治理都是社會和經濟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政策制定者、公民社會和私立部門都對不斷變化的培訓條件實施穩定的影響。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盡早發現各個主體間利益的不平衡，并使職業教育體系適應不斷變化的背景[3]。
非洲教育發展協會（ADEA）認為，職業教育治理需要解決如下三方面問題：政府機構怎樣共同承擔對于職業教育的責任；為促進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協調發展及職業教育機構與外部利益相關者間的交流與合作，政府機構設立了哪些國家交流、合作與協調機構；是否形成了對整個國家職業教育總體供給情況的衡量指標體系[4]。更明確地說，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關鍵要素包括職業教育職責的分配、交流、合作與協調框架，以及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一致性和銜接性。
2012年5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在中國上海召開了第三屆國際職業教育大會，大會工作報告《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轉型：培養工作和生活技能》提出，善治是對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系統進行成功改革的一個明確先決條件。職業教育善治的關鍵是如何改進協調，讓廣大利益相關者參與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并且根據充足的信息確定優先事項和確保問責。
總體來看，從概念的角度來說，“治理”是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條件下，多元利益主體圍繞共同目標協調互動的過程。區別于傳統自上而下、一元單向的政府“管理”理念，治理的要點在于多元主體合作共治，各主體通過平等協商達成一致目標及行動方案。因此，在治理理論視野中，不僅要求中央政府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各級教育行政官員、職業教育專家、行業企業、學生家長及社會各界都參與到職業教育決策之中。
二、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模式與實踐策略
（一）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主要模式
根據目前相關學者的研究，西方公共教育治理經歷了“規制型”“市場型”“服務型”三種治理范式的演變，每種范式在治理理念、治理結構、治理工具、治理能力方面都有所不同。“規制型”治理范式遵循國家邏輯，強調教育公平，主張政府全程控制教育發展過程；“市場型”強調市場是公共教育發展的主導力量，只有通過市場競爭和激勵，才能提高教育績效，并提供多樣化的教育服務；“服務型”治理范式強調通過政府、市場與公民社會三者之間的有效互動，逐步建立一種新型的公共教育市場，嚴格界定政府在公共教育領域的干預范圍，通過政府解制以推動非營利組織提供公共教育服務[5]。
圖2 歐洲培訓基金會提出的職業教育多層治理模式
歐洲培訓基金會通過對國際社會職業教育治理實踐的研究表明，基于利益相關者間有效、包容、橫向和縱向交流的多層治理模式，非常有利于增強職業教育與培訓政策和體系的效率、效力、一致性、透明性和落實性。讓一些國家層面之下的實體或地區參與職業教育與培訓的管理，以及確定市場對人力資本的需求，更加有利于促進地區層次的經濟增長，并實現地區勞動力供給與市場需求的匹配。這一模式的具體機制如圖2所示。
圖3 職業教育與培訓的四種治理模式
英國行業協會的研究認為，從實施的角度來說，職業教育治理機制的建立是在職業教育利益相關者及特定主體間建立明確交流及合作機制的過程。這些主體包括政府或教育管理者、教育與培訓機構、勞動力市場和社會合作伙伴（雇主或工人利益組織，如雇主組織或行業協會）等，這些主體的一方是職業學校和教育管理者，另一方是以雇主和員工組織為代表的社會伙伴，其關鍵是在這些主體間形成有效的交流方式。從這一角度而言，如圖4所示，職業教育的治理模式分為如下四種：一是自由模式，其主要特征是利益相關者間的協調機制較弱，職業教育機構和勞動力市場間通過市場信號進行直接反饋；二是計劃模式，其主要特征是職業教育與勞動力市場間的正式聯系或交流較弱，并主要根據國家的相關政策規定進行交流；三是參與模式，主要特征是職業教育的各利益相關者或社會合作伙伴間已經形成特定的交流與作用機制；四是協調模式，主要特征是社會合作伙伴是職業教育更新過程的重要驅動者，并全面參與職業教育的實施。
從實踐的角度來說，研究指出，奧地利、丹麥、德國、荷蘭等北歐國家實施的以“集體技能形成體系”（collective skill formation systems）為特征的協調性治理模式（coordinated model）是最有效的職業教育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注重社會合作伙伴對職業教育實施的參與，積極加強相關治理主體間的交流對話。其主要具有如下特征：有效、透明的交流過程；利益相關者（社會合作伙伴：包括政府，以雇主協會、行業協會為代表的社會合作伙伴，職業學校，企業等）間廣泛參與、包容性與合作機制；研究本位的決策過程；開放性、反應性、適應性和靈活性；能夠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的變化，不斷更新、調整職業教育的供給模式、課程和資格等，實現職業學校與勞動力市場需求間的有效匹配。
圖4 德國雙元制職業教育的協調性治理模式
德國波恩大學Werner Eichhorst等對世界范圍內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進行系統的比較研究后也提出，以德國為代表的雙元制職業教育治理模式運行效率是最高的，具體如圖4顯示。其主要特征包括六個方面：一是課程和教學內容的社會適切性，所有的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雇主、社會合作伙伴和教育機構都參與到課程開發中。二是與勞動力市場建立并維持密切的合作伙伴關系，建立了雇主對職業教育體系的持續反饋機制。三是職業教育機構獲得了充足的資金支持，具有必備的教學設備設施及受過良好培訓的教師。四是在培訓機構間創立了有效的競爭機制，激勵職業教育機構的有效運行。五是建立了完善、嚴格的資格認證和質量保障機制，能夠維持高水平的教育教學質量。六是職業教育體系是一個開放、逐級晉升的教育路徑，在職業教育機構中獲得的能力和資格與在學術教育路徑中獲得的資格具有可比性，學生可以在兩個體系間實現有效轉換[6]。上述因素也都是高效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基本特征。
（二）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實踐策略
2008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召開了主題為“教育治理：透明性、實施性和有效性”的國際會議，在會議最后形成的建議中，為各國改善教育治理、實現更好的教育結果提出了十方面建議：把政府權威部門的教育管理責任下放到地方和個體機構水平上；在利益相關者間建立有效的政策協商機制；形成教育發展的綜合性法律體系；為提高教育質量、促進教育公平配備充足的資源；發展不受政黨政治約束的教育治理體系；把學校作為行動的核心；促進專業治理能力的發展；支持教育專業發展及其收入的提高；增強所有層次利益相關者的聲音；加強伙伴關系的構建。
2008年，澳大利亞技能署《國家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的未來治理》的報告。報告提出，為確保對技能挑戰作出有效回應，在發展有效的職業教育治理體系過程中，需要著重考慮如下幾點：一是形成明確的國家目標和政策領導力，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與培訓在一個全球競爭的環境下運行，為應對這一挑戰，需要加強一種集體性的國家目標發展，形成國家標準、勞動力規劃、與行業新的合作關系，以及各地區之間的協調發展路徑。二是確定或分析技能需求，形成經費撥款框架。三是有效管理和分配公共經費。四是運用系統的信息進行體系改革和發展。五是建立高質量的國家數據基礎，促進相關決策。六是加強優異性、一致性和無縫的規范管理。行業和消費者參與對于國家培訓體系的主流化、一致性和優異性是非常關鍵的，要通過這一點促進對于職業教育與培訓服務的機會、信心和適切性[7]。
根據相關國際學者的研究，美國職業教育治理的基本架構是：地方教育機構負有治理公共職業教育與培訓的主要責任。但地方教育機構要在州立法和規定的框架下運行，而州的相關立法又受到聯邦立法的嚴重制約。聯邦政府向州提供支持職業教育與培訓發展的資金。為獲得這些資金，州必須向聯邦政府提交相關計劃，明確為實現聯邦法律的目標，怎樣運用這些經費。然后，州再要求地方機構提交運用這些經費的計劃。此外，政府資助之外的技能培訓主要由由聯邦勞工部下設的學徒制辦公室等部門實施[8]。
歐盟用高質量、有效、吸引力和適切性來描述職業教育與培訓的良好發展狀態。歐洲培訓基金會提出，治理與職業教育和培訓政策的總體運行績效高度相關，治理影響相關政策的制定和實施。2011年，歐盟的工作報告《職業教育與培訓的領導力》提出，歐盟職業教育與培訓的治理呈現如下趨勢：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通過一系列廣泛的活動及責任分配合并成更大規模的機構；中央政府的管理職能下放到地區或地方政府、學校委員會或其他利益相關者；努力增強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的自主性；從關注輸入因素（注冊和參與、項目的學制和性質）轉向日益關注質量保障、學習結果或成果[9]。
英國行業及技能協會的研究認為，國際職業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有：一是通過建立行業組織，在雇主、地方政府及教育機構間加強合作伙伴關系，在地區水平上為企業及雇主提供一個參與職業教育的平臺，幫助發展相關的培訓策略，以有效應對地區產業需求。二是建立對職業及相關技能進行認證的明確指標，并使這些指標獲得廣泛認可，從而吸引更多的學習者參與職業教育。三是政府提供對勞動力培訓的經費激勵，加強對與重點產業相對應職業教育領域的投資，鼓勵職業教育機構和大學在重要行業采取集群行動，促進相關行業的創新和就業。四是加強對學生的生涯支持和指導，并使雇主積極參與，幫助學習者實現特定的就業目標。五是政府制定積極的產業發展戰略，把教育及人力資本作為產業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特別重視對中等后職業教育機構的投資。
2012年，UNESCO通過對世界各國若干旨在改善管理的政策辦法進行梳理認為，如下策略是各國職業教育治理的普遍策略：將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納入一項戰略；使利益相關方結成積極的伙伴關系；決定是否下放權力，以及如何下放；審查并改革資歷認證制度；開發質量保障程序；為制定政策改善證據基礎；將政策框架與實施戰略掛鉤，以實現改革。
總體來看，密切聯系企業和地區經濟體，與地區經濟體建立各種形式的合作關系，勞動力組織積極參與職業教育的設計及實施，這些是實現高效職業教育治理的關鍵。
三、結論與啟示
總體來看，雖然各國對職業教育治理概念理解和具體實踐策略上有所差異，但建立社會合作伙伴多元參與的協調性治理體系是國際職業教育改革發展的基本經驗和趨勢。如歐洲培訓基金會認為，“職業教育治理”是基于各個層次的利益相關者參與的、設定目標體系、實施并進行監控的職業教育決策管理的一種模型。職業教育治理的目的在于加強利益相關者之間的相互作用，改進政策的問責制、透明度、一致性、效率和有效性。OECD提出，職業教育治理體系建立的關鍵是職業教育的利益相關者及特定主體建立明確交流及合作機制的過程，其主要特征包括：高質量的教學及培訓水平，積極的產業政策，靈活的培訓和生涯路徑，政府對職業教育的積極投資。根據國際社會的相關經驗，這一高效治理機制建立的關鍵有如下兩個方面：
首先，在政府層面形成明確的法律規定，對職業教育決策或咨詢中相關利益主體的作用給予明確界定，在此基礎上，加強職業教育機構間及其與工作組織、行業企業的交流對話，形成關于未來技能需求的有效、透明、靈活、開放的交流傳遞機制。
其次，從職業教育自身的特征來看，作為與勞動力市場關系最為密切的一種教育類型，行業企業參與是職業教育治理的重要特征，職業教育需要政府、行業、企業、學校四方聯動。行業企業通過什么樣的途徑和平臺來參與職業教育治理，在實質上影響著職業教育從決策到實施的整個過程。因此，準確定位各級政府、高職院校和社會，特別是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改革發展中的權責和職能，理順他們之間的關系，是國際高效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的共同特征。
根據國際社會高效職業教育治理的標準，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主要存在如下兩方面問題：一是仍然以政府的行政管理為主，職業教育的法律保障體系，特別是行業企業等社會合作伙伴參與職業教育治理的機構和制度不健全，沒有形成社會共同治理的基礎；二是職業教育發展的相關基本制度建設不完善，如招生制度、資格框架制度、經費撥款制度、勞動力市場需求預測和反饋制度等，不利于職業教育綜合治理能力的提高。
基于我國職業教育治理體系發展面臨的問題，借鑒國際社會的經驗，現代職業教育治理是一個系統的戰略發展和制度設計方面的問題，必須要有一整套完善的國家政策、制度加以支撐。因此，未來急需設計和建立一整套以法律法規為基礎的，具有強制性、規范性、操作性，保障職業教育科學發展和實施的一系列相應的政策法規和制度安排，促進以行業企業為主導的社會合作伙伴積極參與職業教育治理，以實現社會多元主體共同治理職業教育的格局。
參 考 文 獻
[1]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08[R]. Paris： UNESCO， 2007： 21.
[2]Governing Complex Education System： Framework for Case Studies[Z].OECD，2011.
[3]Federal Department for Economic Affairs， Education and Research EAER，State Secretariat for Education，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SERI Project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Call for Tenders for Leading House “VET Governance”[Z]. Bern， 16.9.2013.
[4]ADEA. Governance of Technical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Z]. Background Document Prepared for the 4th SADC Annual TVET Conference Swakopmund， Namibia 7 to 10 November， 2006.
[5]吳景松. 西方公共教育治理范式變革及其啟示[J].中國教育學刊，2010（11）：10-13.
[6]Werner Eichhorst，Núria Rodríguez-Planas，Ricarda Schmidl，Klaus F. Zimmermann. A Roadmap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s Around the World[Z]. December 2012.
[7]Skills Australia. Future Governance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Z]. 17 September 2008.
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因此，全球要面對以 工業 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為主要特征的第一代環境問題和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復雜的局面。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是治理環境問題的有效手段，早已經成為國際共識。不過，如何有效協調各國在全球性環境問題的關系以實現對全球性環境問題的有效控制和治理，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卻成為困擾國際社會的難題和人們關注的焦點。
本文以開放 經濟 條件下的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分析了國際貿易機制對一國環境及全球環境的不同影響，通過對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模型分析了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存在差異的原因，并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存在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差異下的國際貿易存在的沖突進行了分析。最后，本文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現實狀況以及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的基礎上，對于如何調整我國外貿政策以及相關國內政策提出了政策建議。
本文得出結論，全球公共產品的性質是全球環境區別于一國環境的根本，全球性政府的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本國國情進行利己選擇的結果，行業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存在領域的差異是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的重要因素。
關鍵詞：國際貿易；環境成本；內部化
序言
從20世紀40年代開始，在發達國家發生了一系列環境公害事件，如1943年的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的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前后的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水俁病事件、1955～1972年富山痛病事件。這些公害事件是西方發達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經濟 發展 模式所帶來的惡果，對人類健康甚至生命構成直接威脅，引起社會各界對人與環境關系的反思。從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國際社會掀起了一股環保浪潮，環境問題進入國際主流社會的視野。為有效控制、治理和預防環境問題，西方發達國家相繼采取了一系列環境保護措施。20世紀80年代以來，出現了以全球氣候變暖、生物多樣性破壞等為主要特征的、具有全球性影響的第二代環境問題，兩代環境問題相互交織，增加了環境問題的解決難度。全球環境問題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我國人口眾多、人均資源相對缺乏，環境壓力大。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長期保持快速增長，粗放式經濟增長造成了對環境的巨大破壞。實現環境成本內部化以解決環境問題，對于實現經濟可持續發展、實現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碩士 論文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各國之間的相互貿易使環境問題產生了一定差異。各國環境稟賦狀況及環境問題的差異，導致難以在全球范圍內統一推進環境成本內部化，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也不盡相同。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國際貿易下環境成本內部化為中心，進行深入探討。
本文采取理論研究法、比較研究法等多種研究方法，同時，注重一國環境問題與全球環境問題的差異、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差異，注意吸收國際經濟學、新公共 金融 理論、新制度經濟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知識。
本文分為五個部分：環境成本內部化的相關概念界定、國際貿易中的環境問題的演化、全球環境問題的治理和環境成本內部化的國際實踐、國際貿易與環境成本內部化國際差異的相互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及相關政策的調整。
第一章對環境、環境問題、環境成本等與環境成本內部化有關的重要概念進行界定。
第二章第一節對環境問題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環境的經濟價值是環境問題產生的前提，本文從新制度經濟學角度對商品價值和環境價值進行剖析。環境問題的癥結在于環境的外部性，環境公共產品性質導致環境產權難以清晰界定，從而產生環境成本外部性，致使市場機制不能準確反映環境稀缺程度，環境價值長期被嚴重低估而導致環境問題產生。第二節分別分析了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與全球環境的影響，在國際貿易對一國環境總體影響不確定的情況下，國際貿易仍然可能導致全球環境問題趨于惡化。
第三章首先分析了全球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原因，全球公共產品性質是全球性環境問題與一國國內環境問題的根本區別，全球性政府空位和融資機制缺乏是全球性環境問題難以治理的根本原因。在全球產權難以有效界定和利益主體空位的情況下，各國在國際環境問題上的利己行為以及全球性環境問題 歷史 責任和現實責任難以清晰界定，加大了全球環境問題解決的難度。環境成本內部化作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有效途徑，已經達成共識，環境成本內部化理論總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提出了解決環境問題的三條思路。最后，本章分別對這三種解決思路及其國際實踐進行分析。
第四章首先通過一個模型分析了國際貿易下行業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選擇，發現出口行業和進口競爭行業的差異以及環境外部性是發生在生產領域還是消費領域對于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的最優水平具有重要影響，一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通過國際貿易機制對他國產生影響。環境成本內部化對各國比較優勢、產業競爭力以及各國商品結構和國際貿易結構產生重要影響。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是各國根據國情進行選擇的結果，全球范圍內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程度不盡相同，這種差異容易導致各國在貿易領域產生沖突。面對環境成本內部化差異下的國際貿易沖突，對貿易政策和環境政策的關系、各國環境成本內部化速度和全球性環境問題的責任分配等方面進行有效的國際協調，具有重要意義。
第五章對環境成本內部化趨勢下我國外貿政策及相關國內政策調整問題進行了探討。在分析我國環境問題及環境成本內部化現狀的基礎上，在全球環境成本內部化成為趨勢的背景下，應積極 發展 以環境標準為支撐的綠色貿易戰略，并對相關國內政策進行調整，以實現 經濟 與環境的和諧發展。
關鍵詞 礦區生態系統;人為干擾;修復與重建技術
中圖分類號X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674-6708(2010)18-0096-02
1 人為干擾對礦區生態系統的影響
1.1 人為干擾的概念
人為干擾是區別于自然干擾的另一種主要干擾方式,是指由于人類生產、生活和其它社會活動形成的干擾體對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施加的各種影響。人為干擾無論從傷害強度、作用范圍、持續時間還是發生頻率、潛在危害、誘發性等方面,都常常高于自然干擾。
1.2 人為干擾的方式
對于中國礦區環境生態系統,人為干擾的主要方式是污染。主要包括:水資源的破壞和污染、廢氣污染、固體廢物污染、噪聲污染等污染。
煤礦開采礦區廢水的排放使許多水域被污染,水質下降甚至喪失飲用水的價值,洗煤污水的污染程度較礦井水為重;煤矸石在露天堆放過程中,經雨水淋溶后部分物質形成地表徑流進入土壤、地表水體或地下水體時,造成土壤、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污染;煤礦開采過程中噪聲污染主要是由于各種機械設備工作時所產生的,不僅直接影響的身體健康,還會影響周圍居民的工作、生活和學習。
2 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特征
根據目前的研究成果,礦區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為:
1)生態系統受損傷的各種變化都始于結構的改變
礦區水土資源受到污染破壞、物種資源急劇衰減、礦區植被面積下降、植物光和作用的轉換效率低,能量流動效率降低、物質循環受阻等,修復礦區生態需要借助于生態系統的外部力量才能促進礦區生態功能的轉變,礦區生態治理和維持成本加大。
2)生態系統過程受阻和功能衰退是受損生態系統的主要特征
礦區產業結構的演變通過對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和生態修復能力而影響礦區生態系統功能的發揮。開發初期,礦區生態惡化程度較低,生態系統維持成本較低,礦區生態自我修復的能力較強,對礦區生態長期影響較小;礦區形成期,礦區污染和生態環境破壞力加大,礦區生態的自我修復能力急劇下降,治理成本上升,但是礦區生態治理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需要加大礦區治理的力度或實行清潔化生產,以消除開采過程生態系統的破壞力。如果失去礦山生態治理的時期,礦區進入衰退期,整個礦區的惡化程度急劇上升,礦區生態修復的周期長、成本高、修復能力脆弱,對礦區持續發展的長期影響大,嚴重阻礙礦區社會的持續發展能力。
3)關鍵組分和過程的狀態決定著生態系統的回復進程
一個具有自我維持能力的生態系統才是真正健康的生命系統,生態系統的關鍵物種(如建群種、優勢種、關鍵的傳粉動物、頂級食肉動物等)和關鍵生態過程,在受損傷的的生態系統中還是否存在,對于受損傷的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至關重要。在礦區生態修復的過程中,要注重生物種類、數量、生物量的增加,更要注重物種間的競爭和協同關系,才能更充分地利用系統自身的潛能,促進礦區生態系統的恢復進程。
3 探索人為干擾下的生態演替規律
礦區生態系統是人類生態系統經過漫長的發展時期才產生的,在人為干擾下礦區生態系統先后存在3種不同的類型:
1)原始型礦區生態系統
人類社會早期礦區生態系統,社會生產力水平低,礦業開發利用程度很低,對自然生態系統的壓力不大,生態與礦業開發的矛盾沒有顯現。
2)掠奪型礦區生態系統
19 世紀開始社會生產力有了飛速提高,對礦產的需求量不斷擴大。人們僅僅為了追求經濟發展而進行掠奪式的開發,環境污染嚴重,礦區環境生態系統嚴重破壞。
3)協調型礦區生態系統
這種礦區生態系統類型以生態與經濟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的理論作指導,必將成為普通存在的先進礦區生態系統類型。礦產資源的綜合利用率高, 礦區災害很少發生, 礦區生態系統處于健康狀態。
4礦區生態系統修復和重建技術
礦區生態修復的綜合技術主要包括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管理技術,規劃設計 技術,工程修復技術,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4.1 監測、預測及風險評估技術
主要是對礦區生態環境損害進行動態監測與預測,揭示損害的程度、范圍、機理和規律及風險,為礦區生態環境治理技術的選擇和有關法規與技術標準的制定提供依據。
4.2 管理技術
主要是對受損礦山生態環境進行科學的管理、宏觀過程管理以及礦山整個生命周期的環境修復管理。
4.3 規劃設計技術
礦區生態環境規劃設計技術包括傳統規劃法和計算機輔助規劃法。在詳盡調查、監測的基礎上,運用先進的規劃技術和手段對礦區生態進行詳細的規劃。
4.4 工程修復技術
包括回復生態系統的各種工程措施。應根據不同的破壞特征、不同的自然條件采取不同的技術措施,主要包括生態破壞的工程修復技術和環境污染的工程(物理)修復技術。
4.5 化學與生物修復技術
指提高和改善重建系統生產力和環境安全的各種化學和生物措施,其中生物工程(含植物修復)、生態工程、化學修復和土壤改良技術等是十分重要的。
4.6 采煤沉陷區生態修復技術
采煤沉陷是我國兩大面廣的礦區生態問題,其主要的修復技術主要包括疏排法、挖深墊淺法、充填復墾法、直接利用法、修整法、生態工程復墾法等方法。將土地復墾技術和生態工程技術結合起來,綜合運用生物學、生態學、經濟學、環境科學、農業科學、系統工程學的理論,運用生態系統的物種共生和物質循環再生等原理,結合系統工程方法對破壞土地所涉及的多層次利用的工藝技術。
5 結論
本文主要闡述了在人為干擾下生態系統的變化,特別是對中國礦區生態系統的研究,提出礦區生態修復和重建技術,在開發礦產能源的同時,走經濟與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之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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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蕭篤寧主編.景觀生態學.理論、方法及應用[M]. 北京:中國林業出版社,1991.
管理是指政治統治者的地位保護盒階級壓迫功能逐漸淡化,代之以將行政權力主要運用在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政治意志執行過程。政治是國家意志的體現,而管理則是這一意志的執行。對于什么是治理,許多機構和學者都作出了自己的界定。比較典型的是全球治理協會和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全球治理協會的定義是:治理是個人與機構、官方和私人治理其共同事物的總和,多種多樣互相沖突的利益集團可以借此走到一起,找到合法的辦法。它是一個持續不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既可以是對立的或各異的利益彼此時應,也可以是人們同意或接受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安排。世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定義是:治理是運用政治權威管理和控制國家資源,以求經濟和社會的發展。具體而言,治理是有許多不具備明確的等級關系的個人和組織進行合作以解決沖突的工作方式,它靈活的反映著多樣活的規章制度甚至個人態度,以上定義非常典型地反映了治理理論的主要特征,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1 自我調節的協作方式。即國家、組織、個人之間通過談判實現自動協調目的的方式。
2 多樣化的行動者。國家責任范圍逐漸縮小而公民享受更多的責任,包括政府部門、私營部門、第三部門以及廣大公眾都可以參與治理。
3 互動過程。致力于集體行動的組織依靠互相依賴的權利和資源關系實現互相促進和支持,形成協作性的合伙伙伴關系。
4 國家的主導角色。國家在制度設計和戰略制定方面具有根本性作用,這是其他機構不能代替的,國家的作用充分體現在其宏觀調控和組織協作上。
二、善治的內容
善治是指一種良好的治理。這是治理理念和相關機制建立并運用到實踐中所導致的良好的績效。它應該是社會治理發展的目標。善治只要是指治理能夠收獲到良好的技校,這種績效表現在治理的政治效果、管理效果、經濟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方面。整治效果主要是通過治理達到了公民與公共機構之間的良性互動,公民的責任精神得到提升,公民對公共事務有著廣泛的參與,社區團結性達到非常高的水平。管理效果是通過多元角度的參與和互動,社區和組織的治理取得良好的管理效果,形成了共同治理的機制,提供了最大效率的公共服務。經濟效果主要是指通過治理直線了社區和組織資源最大化的利用,并確定了良好的經濟收益,給社區居民帶來了更好地福利。而社會效果則包括文化觀念、環境保護、社區安全、鄰里照顧等方面都產生良好的小郭,社區成為安全、幸福和文明的居住地。就一個國家而言,職責意味著國家實現有效的制度構建、公民創造力得到激活、政治文明程度高,意味著國家不僅在經濟上去的穩定而快捷的增長,而且在綜合效益上公民生活質量得到了不斷提升,社會和自然都實現了和諧共進的目標。
三、公共治理的內容
關鍵詞 智能電網信息通信發展規劃
中圖分類號 TP3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9671-（2012）111-0229-01
1 智能電網概念
目前，由于發展情況和關注重點不同，智能電網在世界范圍內還沒有統一的概念。我國國家電網公司目前非常重視智能輸電網領域，以1000千伏和500千伏輸電網為骨架，在國內建立了七橫三縱的特高壓主干電網。在中國，智能電網（smart power grids）主要體現在建立在集成、高速雙向通信的現有網絡基礎上，通過運用先進的傳感、測量、設備技術，先進的控制方法以及決策支持系統技術，實現電網的安全、可靠、經濟、高效、環境友好和使用安全的六大目標。智能電網的主要特征為自愈、穩定、包括用戶、有效抵御攻擊、提供滿足21世紀用戶需求質量的電能、容許多種發電形式接入等。智能電網的核心意義是實現電網的信息化、互動化和自動化。一般來說，一個完整的智能電網系統包括幾個部分：能源輸出單位（如發電廠、家庭微型發電裝置等）、能源傳輸單位（智能變電站和輸電網絡）、能源使用單位（智能終端用電客戶）。
2 智能電網的主要特征與發展的現實意義分析
2.1 智能電網的主要特征
1）智能電網是自愈型電網。所謂“自愈型電網”指的是在電網中運行著的有問題的元件可以被控制原件自動從系統中隔離出來，并在沒有人為干預的情況下使系統迅速恢復到正常的運行狀態，以此做到不影響用戶的供電需求。從本質上看，自愈就相當于智能電網具備了自身的“免疫系統”。這也是智能電網的最主要特征。隨著電網自動化技術的不斷發展，管理更加精益，效率更加優化，電網的自愈功能可以節省停電時間、減少人工管理費用、加強用戶供電保障。
2）智能電網能提升電能質量。目前，由于需求不同，終端電力用戶對電網的要求不斷增高，如何加強電網企業的優質服務，提高電能質量是根本解決之道。電能質量主要包括電壓偏移、頻率偏移、三相不平衡、諧波、閃變、電壓驟降和突升等。用電設備不斷進行數字化探索，造成用戶對電能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電能質量問題可能導致生產線停產，從而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重大損失。因此提供滿足用戶需求的高質量電能是智能電網的又一個重要任務。智能電網最終會為不同用戶提供不同質量的電能，收取不同的價格，同時將電能質量與價格關系寫入電力服務合同中。
3）用戶參與運行管理。在智能電網中，用戶將會成為電力系統重要的一部分。電力企業和用戶建立雙向實時的信息互動，使用戶參與到電力系統的運行和管理中是智能電網的又一重要特征。在智能電網的網絡架構中，微電網和小范圍電力系統的應用是極為重要和關鍵的一環，有效利用家庭電力系統是智能電網發展的主要課題，發展家庭電網管理，利用清潔能源，強化節能減排效果，是智能電網的發展目標。
4）可安全無縫對接聯網電源。智能電網將可以容許不同類型的發電和儲能系統接入網絡系統，簡化聯網過程，類似于“即插即用”。能夠實現這一目標對電網提出了更為嚴峻的挑戰。未來改進后的互聯標準將可以使多種的發電和儲能系統簡單接入。多種形式的分布式電源的接入不僅提高的電能質量和供電可靠性，而且減少了對外來電源的依賴，此種模式在應對戰爭時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2 建設智能電網的重要現實意義
1）優化能源結構，保障能源安全供應。通過建設智能電網，為集中和分散電源并存的清潔能源的發展提供更好的平臺，一方面可以促進清潔能源快速發展，同時可以有效增加能源供應總量；建設智能電網還可以促進電動汽車行業的快速發展，改善生態環境，優化我國能源供應和消費結構，為社會提供更加安全、更加優質的能源供應，保障國家能源安全和可持續發展。
2）提高電網資源優化配置能力。我國資源與能源需求呈逆向分布，全國70%以上的煤炭、水電和風等資源分布在西北部經濟欠發達地區，而近80%的能源需求卻在中東部地區。未來能源生產中心不斷西移和北移，跨區能源調運規模和距離不斷加大，能源運輸形勢更為嚴峻。電網是科學合理能源資源利用體系的重要載體，為在更大范圍內實現能源資源優化配置提供了平臺。
3）提升系統的清潔能源接納能力。加強智能電網建設，可以使電網具備接納不同類型清潔能源的能力，從而促進清潔能源開發，為清潔能源的高效快速發展搭建良好的平臺。清潔能源并入電網技術在我國發展較為緩慢，太陽能、風能、潮汐能、地熱能在電網中占據的份額較少，未來，在資源極度匱乏的狀況下，以上這些清潔能源的利用就顯得尤為重要。
4）促進節能減排，推動低碳經濟的發展。建設智能電網，能夠使電能在終端用戶得到更加高效合理的利用，引導國民建立新的能源消費理念和方式，從而適應低碳經濟的發展要求。 目前，世界各國越來越重視對環境污染的治理力度，在以火力發電為主要的國內電力市場現狀來看，發展智能電網是解決國內低碳經濟發展的捷徑。
3 結論
未來中國電網的最基本的發展思路和技術路線，將是以特、超高壓電網為主干網架、各電壓等級電網協調發展的電網為基礎，同時將傳統電力技術同先進信息、通信和控制技術融合，通過電網資源與社會資源的融合，進一步拓展電網功能及資源優化配置能力，大幅度提升電網的服務能力，實現多元化電源和不同特征的電力用戶靈活接入和方便使用，實現更加經濟、高效、快速、安全地發展，滿足我國經濟社會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要求。
綜上，構建以信息化、互動化、自動化為主要特征的自主創新、國際領先的中國特色堅強智能電網，是適應中國國情，滿足未來各方面發展需求的戰略性選擇。
參考文獻
[1]鄭宏.談國外智能電網研究對建設中國智能電網的影響[J].高科技與產業化，2009，10.
[2]陳華貴.智能電網知識普及[J].豆丁網.
【關鍵詞】 財務治理；財務管理學；財權配置；財務文化
一、界定內涵：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
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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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的財務學者們從不同的研究目的出發，對財務治理的內涵的界定提出了不同的見解。程宏偉（2002）認為，財務治理是財務治理主體對企業財力的統治和支配，即關于企業財權的安排，它決定財務運營的目標以及實現目標所采取的財務政策；楊淑娥（2002）則把財務治理理解為通過財權在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不同配置，從而調整利益相關者在財務體制中的地位，提高公司治理效率的一系列動態制度安排；饒曉秋（2003）提出，財務治理的實質是一種財務權限劃分，從而形成相互制衡關系的財務管理體制；林鐘高（2003）指出，財務治理是一組聯系各利益相關主體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和結構關系網絡，其根本目的在于試圖通過這種制度安排，以達到利益相關主體之間的權利、責任和利益的均衡，實現效率和公平的合理統一。以上這些有關財務治理的定義，雖然都從不同角度對財務治理的內涵進行了闡述，但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認識偏差。他們要么從制度安排的角度將“財務治理”與“公司治理”等同，要么將“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混為一談，或者只強調財權配置的重要地位而忽視其他方面，因而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財務治理的內涵。
綜上所述，對于財務治理內涵的理解，筆者比較傾向于衣龍新（2005）的概括，即財務治理就是基于財務資本結構等制度安排，對企業財權進行合理配置，在強調以股東為主導的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的前提下，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等機制，實現公司財務決策科學化的一系列制度、機制、行為的安排、設計和規范。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既肯定了財務治理是一種制度安排，又強調了財務治理是對財權的合理配置，同時還突出了財務治理是為了形成有效的財務激勵約束機制。
我國絕大多數財務管理學教材都認為，財務管理是利用價值形式對企業生產經營過程進行的管理，是企業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與各方面財務關系的一項綜合性管理工作。這一概念的主要特征就是表明財務管理是一項管理活動，其直接對象是企業的資金運動和企業的價值。
從以上對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概念約定可以看出，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區別主要在于，財務治理是一種制衡機制，其目標是協調企業各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而財務管理則是一種運行機制，其目標在于實現企業價值最大化。也就是說，財務治理規定了整個企業財務運作的基本網絡框架，財務管理則是在這個既定的框架下駕馭企業財務奔向目標。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同時也存在許多共同點，那就是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理論基礎具有同源性（都以產權制度和公司治理為基礎）；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對象具有同質性（都涉及到財權問題）；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具有體系上的統一性（同屬財務范疇且都是企業財務報告的影響因素）；財務治理決定了財務管理的框架和軌道，財務治理的模式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財務管理的模式特征。
二、財務管理學目前存在的缺憾：基于財務治理的考量
“組織財務活動、處理財務關系”這一概念特征決定了財務管理學的研究應從財務的二重性：經濟屬性（財務活動）與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相結合來進行考察。但現實情況是，傳統財務管理學僅從數量層面來對財務的經濟屬性進行分析和論述，而對財務的社會屬性——財務關系的處理這一財務管理的本質問題卻一帶而過。而財務管理作為一種綜合管理，企業內部各種權利的制衡、責任的分擔以及利益的劃分，最終將以財務的形式體現。但這些問題的解決，光靠加強日常財務管理是不夠的，應注重公司各利益相關者財務權利和責任的明晰界定和有效行使，以及在公司治理中的財務行為規范等財務治理的問題。現在的問題是，當人們過于注重研究財務管理學的具體內容時，卻忽視了一個對推進公司財務理論發展至關重要的問題，這就是從財務治理的角度把握財務管理學的特征。
從財務治理的角度來觀察，筆者認為，傳統財務管理學存在以下的缺憾：第一，把企業財務行為視為一種把非經濟動機排除在外的純經濟行為，較少關注制度與財務文化等社會因素對財務行為和財務效率的影響，而是把影響財務行為的制度看作是一既定的前提而加以認同，致使制度無法納入財務行為的解析框架，對兩者之間的內在聯系也缺乏深入的分析，從而使財務管理學的構建日趨保守乃至封閉。第二，沒有進行相關財務治理影響分析，因而產生對“財權配置”問題的輕視及與此相關的“內部人控制財務”，導致企業外部利益相關者對企業財務監控的弱化及其財務利益的受損，致使理論與實踐相背離。第三，以理性經濟人假設作為理論前提，必然形成對經濟屬性（財務活動）的過度關注而輕視其社會屬性（財務關系），從而加劇財務沖突和財務道德的失落。
三、財務管理學再造：基于財務治理的創新
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特定的企業假設基礎之上，企業的不同界定和企業特征的現實變遷都會對公司財務理論產生決定性影響。現有的公司財務理論構建于傳統的企業特性之上，從總體上屬于價值管理理論。誠然，企業作為系列契約的聯結現象是一個客觀事實，但我們同樣不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事實，即企業的本質特征并不在于這種聯結以及實現這種聯結的契約本身，而是在于形成這種聯結之后的企業財務活動以及在活動中產生的財務關系。隨著公司制企業的出現和現代企業理論對成本、信息不對稱等問題的研究，由所有權與控制權分離帶來的公司治理問題便成為當前公司財務理論的主要議題。現實表明，單純從各自的學科出發獨立研究財務管理或財務治理問題，已經不能滿足學科發展和現實經濟的需要。因此，財務管理學需要拓寬研究視野和豐富理論內涵，就必須與財務治理進行交叉性融合研究。
（一）財務管理目標的重新界定與企業財權的有效配置
合理界定和選擇財務目標，建立和完善財務的導向機制，是保證財務治理和財務管理高效運行并實施有效對接的前提。近年來，財務管理目標的定位經過了企業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和企業價值最大化等發展階段。但就我國目前的企業組織形式主流為非上市公司、資本市場的弱勢有效、法治建設處于起步期、商業倫理有所缺失、公司治理結構不太完善等現實背景下，新《企業財務通則》將企業財務管理目標界定為“企業價值最大化”，既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為其資源供給者創造財富的受托經濟責任，也是當代財務管理學教材普遍接受的觀點，具有較強的理論邏輯性和實踐有用性。但也應清醒地看到，這些過分強調股東或企業價值的財務管理目標，勢必會將非價值性的社會責任排除在財務管理目標之外。結合我國公司法改革局限于“股東至上”的邏輯和利益相關者的參與權被弱化的現狀，以及企業是在復雜的、充滿競爭的關系網絡中開展經營活動的現實，筆者認為“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均衡”應成為企業財務管理的終極目標。這一目標不僅有利于協調各利益相關者的矛盾，而且還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和社會性目標得以有機結合，保證了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的經濟性目標就是追求自身經濟利益的最大化，這是由企業的本質所決定的，因此，企業財務管理目標并不總是與宏觀社會的要求保持絕對的一致性。于是，國家往往利用法律手段來強制企業必須履行社會責任。但是，企業應當承擔的社會責任在許多場合無法完全進行硬性規定。這就需要企業的社會性目標，注重企業的社會責任，追求社會效益的最優化，這是由企業所處的社會環境決定的。任何企業都不可能獨立于社會而存在，若過分強調企業的經濟性目標而忽視社會性目標，將會失去社會的支持，從而使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舉步維艱。特別是隨著SA8000在全球范圍的推廣和實施，企業重視社會責任、推動社會責任以及落實社會責任便有了最佳保證。這一堅持多邊主義的理財目標，是與公司財務治理的思想和目標相適應的。按照利益相關者共同治理理論，企業財權配置不能只考慮股東和經理層的利益，每個利益相關者在企業財權配置中都有權享有相應的財務權利，有不同的財務利益訴求。此外，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的相機財務治理，也應在財務管理學再造中占有一席之地。
（二）重視制度因素在財務管理學中的地位
內生于公司財務行為的制度因素可按財務活動的關系分為財務本體性制度和財務關聯性制度。但目前在我國的財務管理學中，只是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稅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散見于籌資、投資、收益分配和資產重組及清算等財務活動中，而對在性質上并不是財務性的卻會對公司財務行為及利益相關者的財務網絡起約束和限制作用的財務關聯性制度（如產權制度、社會保障制度和倫理道德等）閉口不談，這不僅背離現實而且還會把財務管理學引入歧途。財務管理學的再造，除繼續重視和完善財務本體性制度對公司財務行為的規范約束，還應當重視財務關聯性制度與企業財務行為之間關聯性研究，這是基于我國的基本國情所決定的。引入財務關聯性制度的研究，將有利于擺脫現有財務管理學“就財務論財務”的思維偏差，使財務管理學再造更具動態調整性和環境適應性。
（三）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
財務管理學如果只關注具體的資金運動而忽視在這一過程中的激勵與監督問題，勢必會導致資本運營的效率低下和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受損。因此，財務管理學再造就必須注重激勵和監督機制構建的研究。目前的財務管理學中在闡述企業財務活動時，本能地運用了諸如企業財務通則、公司法、會計法等財務本體性制度來約束與制衡管理者，而對于內部控制這一影響企業命運的制度安排卻沒有片言只語，這與企業財務治理與財務管理的本質要求極不相稱。2008年6月28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這為企業內部控制的內容融入財務管理學再造提供了絕好的契機。公司的成本問題，僅僅靠制衡是不能解決問題的。恰當的激勵機制能夠通過委托人設計的一系列制度安排促使人采取適當的行為，最大限度增加委托人的效用。近年來，以財務治理的觀點考察薪酬對公司財務業績的敏感性漸成潮流。因此，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上市公司應采用股票期權激勵制度。但股票期權的應用是有條件的，需要有比較健全的法人治理結構、比較健全的資本市場和透明度高的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的法律框架等，而這些條件我國目前并不完全具備。我們在財務管理學的再造中，對于這些問題的研究必須緊密結合中國的國情，關注中國特殊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不能掉進“國際大廚房陷阱”而食洋不化。
（四）關注財務文化對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的作用
目前的財務管理學較為強調和崇尚“工具理性”，致使社會責任和道德品質等人類的一些基本價值在現代企業理財中倍受蹂躪而變得支離破碎，企業與其利益相關者之間的財務關系也日趨惡化，使企業無法實現全面、健康的可持續發展。財務管理學關注資本、成本、利潤等本是應有之義，但影響和決定這些物化因素的人及其行為也不應該忽視，因為這有利于解決財務沖突和財務敗德行為。企業財務文化是一種“內隱文化”，是企業為了實現財務目標而一貫倡導、逐步形成、不斷充實并為全體成員所自覺遵循的理財價值標準、道德規范、工作態度、行為取向和生活觀念，以及由這些因素融會、凝聚而形成的整體財務管理精神風貌。財務準則有形而財務文化無形，但財務文化對企業的影響卻無處不在。鑒于財務文化對企業競爭力所具有的原生性決定作用以及它所蘊涵的更為深刻的企業本質特征，要求人們在財務管理學再造過程中必須高度關注這一問題。財務管理學再造關于企業財務文化研究，其最終成果是要拿出具有中國企業特色、與中國企業協調發展的財務文化發展戰略模式，從而更好地指導企業財務管理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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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班級治理目標的設定
班級治理目標的建立，是班級治理操作的出發點和歸宿。應該說任何治理模型的構建僅僅是一種方式方法，只有達到規定的目標，才能衡量一種模式的優劣甚至是成立與否。因此治理目標的設定和治理模型的建立、操作有著決定性的關系。中師的學生在校三年，這期間正是他們的身心向成熟發展的過渡性的要害階段。就大多數情況而言，學校的治理都是以班級為單位。實際上，這個基本單位具備著多種功能，它既是進行教學、組織活動、紀律規范的基本單位，也是學生進行交往和個性成長的最小環境。在這樣一個具有社會意義和生態意義的組織單位中，班主任擔任著多重的角色。班主任既是班集體的組織者、管教者，又是指導者、聯系者和參與者。同時，治理的對象和目標的終端實現者又是學生，而且不同年級的師范生有著不同的階段特征。因此班級治理的目標應該具有層次性，它相應的模式也應該具有系統性和整體性。
前蘇聯聞名教導家馬卡連柯的平行教導理論認為：在集體的教導目標中既有遠景性的，又有中景性的和近景性的。這個理論啟示我們，在班級治理的目標建立中，要考慮到其層次性和遞進性。也就是說后一個目標的開始必須建立在前一個目標達到的基礎上，前一個目標的實現又推進著更高層次目標的實現。例如，根據中師生培養規格，設定某班級一年級以“形成專業意識，打好專業基礎”為治理目標；二年級以“鞏固專業思想，培養專業能力”為目標；三年級以“樹立教導理想，具備職業素質”為目標。這個目標體系的設定是以形成專業特色為主線，以形成集體意識為核心，以形成教導理想為最高境界。班級的治理主要是通過管班活動使這個群體組成的異質性班級過渡成為具有紀律性和共同目標的班集體。這就告訴我們，要避免把班主任僅僅看作是一個“管教者”，糾正學生違紀行為、對學生的日常活動進行監督，這只是班主任工作職責的一部分。對學生進行專業指導，通過集體來培養和發展學生的個性特長，形成他們的崇高理想與職業信念。要使班級治理成為生動的、全面的、高層次的治理。
二、班級治理的“理論——操作”模型
為什么要稱之為“理論——操作”模型呢？因為任何一種“模型”的建立都必須要有全面的實踐基礎和深刻的理論背景。本文提出的幾種模型結構尚屬初步認識。它主要是體現由實踐認識到理論分析的一種思路。下面根據班級治理過程中的人際關系結構和主要影響通道提出四種“理論——操作”型的模式。
1.樹狀模式這種模式的主要結構是以班主任為班級治理中的主干。班主任并不直接參與對全班學生的管理，他是通過對班委會的治理，再由班委會詳細參與班級治理。并且由班委會將學校、班主任的治理意圖滲透到學生中去。在這種模式中，班主任扮演著一個“導演”的角色。其主要特點是治理結構層次分明、程序清晰，有利于發揮學生的積極作用，鍛煉學生的能力，使學生逐步學會自己治理自己的班級。但這種治理模式不利于班主任和學生之間的情感交流與信息反饋。這種模式的操作要點是注重先行培養班委會成員的治理能力，正確看待和發揮班委會的中介作用，使他們成為治理過程中的“主角”。
2.網狀模式在這種模式的結構中，班主任起著擔綱作用，學生處在這個整體的治理網絡中。它的實質是：班主任充分調動每一個學生的積極性，使他們由被動接受管教變成主動參與治理。由此使學生之間形成一種相互影響的治理關系的網絡，以達到“綱舉目張”的效果。其主要特征是：以班主任為綱要，以班委會為骨干。這種結構是一種動態的整體，在這個網絡里每個學生的位置、角色在不斷變化著。例如在課外體育活動中，一些具有體育才干又有較強組織能力的學生就處在治理者的地位。在班會活動中，一些表達能力強或者是具備藝術能力的學生又可處在治理者的位置。可見這種模式有利于發揮每個學生的主動性和潛能。還有利于培養學生的集體意識和自主性，使大多數學生的個性在集體互動中得到充分的體現。但這種模式對班主任能否起到“綱領”作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處理不好學生容易處在自由狀態。其要害是班主任要充分研究了解每一個學生的個別特征，注重在不同的治理環境中發揮不同學生的作用。
3.交叉模式這是指在治理過程中班級里的學生要受到多方面的影響和制約。例如，在學習、活動和生活中要受到來自班主任、教務處、政教處、團委、總務處等多方面的治理。這種模式是把班級治理放到學校整體環境中去考慮，因為班級是不可能脫離學校環境而存在的。其主要特征是：結構傾向于開放，有利于學生接受全方位的治理和多方面規范化的發展。當然這種模式要求各方面要調解一致，否則就會造成治理上的混亂。還會形成一管就“死”，一放就“散”的局面。
4.軸輻模式這種模式是以班主任為中央，整個班級的治理工作都圍繞班主任的中央意圖運作。這樣在結構上就以班主任為原點將治理影響輻射到每個學生身上，形成明確的治理和被治理的關系。班主任直接參與每個學生、每個事件的治理。班級中出現的各種事件也可以直接了當地反饋到班主任這里。其特點是：模式結構呈圓周式，帶有閉合傾向。這種治理比較細致，能深入到每一個學生的細微之處。可以及時把握班集體發展的動態，其控制性較好。但容易使學生處于被動的地位，很難達到更高層次的治理目標。其操作要領是班主任要全面關心學生，以情感交流作為聯系學生的紐帶，逐步形成教師的權威性。切忌“婆婆嘴”造成學生的逆反心理。
以上四種模式無論是從操作還是理論而言，孰優孰劣不能一概而論。這里主要是以班級治理過程中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之間的關系定位、作用發揮的形式途徑來加以區分。因此不可能是運用某一種模式就能達到既定的治理目標。除了這種構建的方法還可以根據治理者的風格、治理內容等參照標準進行模型建立和理論分析，這就另當別論了。我們傾向于根據實際情況采用主導模式操作和輔助模式操作相結合的方法。這樣就可以照顧多方面的因素，使操作模式具有獨特的運行機制。如何建立具有現代教導意義的哲學層次的理論模型，這不僅是理論要進一步研究的課題，更是中師教導實踐有待探索的新領域。
三、建立優化模式的“質性材料”
在每個不同的班級所處的環境中有許多相同或相似的影響因素。一些具有確定性的或量化的影響材料且不去關注它。這里之所以把另一些因素稱為“質性材料”，正是因為這些影響因素具有不確定性，而且這種“材料”有一個開發、利用、組合的過程。正如有了磚頭，還需要泥漿來粘合一樣，有了一定的治理關系還需要情感作為“融合劑”。在這些材料中有“顯性材料”，有“隱性材料”；有“剛性材料”，也有“彈性材料”。作為“質性材料”主要是指以下幾方面內容。
1.確立治理關系、賦予基本型態。班級中的基本關系可以從多角度來看，如組織關系、教學關系、交往關系，正式關系、非正式關系，團體關系、個人關系等。從治理的角度來看主要是治理與接受治理的關系、被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成員與環境的關系、運作過程中的主從關系等。班主任要指導學生在較短時間內確立班級的組織結構、目標結構、角色結構、治理關系，班級的基本形態才能形成，治理模式才能具備操作的內在機制。
2.營造班級氛圍，注重治理者人格特征的作用。良好的班級氛圍顯示著班級中各種成員共同的心理特征或傾向性。它在形成集體意識和班級特色中起著渲染的作用。班級氣氛形成的凝聚點就是每個成員都有強烈的集體榮譽感。高級情感的激發與培養是朝向更高治理目標邁進的群體動力。一些學者認為教師的領導方式也影響著班級氣氛的形成和學生的意向。教師以他的理智的（如勸誡、指導、說教等），情感的（如關心、熱愛等），個性的（如風度、氣質、堅毅等）心理因素融進治理的影響通道中去起隱性作用。班主任民主式的領導幫助學生學會自動解決問題，樂意為班集體貢獻力量，形成班集體的正確輿論并起到監督和調節作用。
行政化是我國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過程中的一個陷阱。我國高校要實現去行政化，政府下放權力，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系是前提，從行政主導轉向教授治學，理順高校內部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是關鍵，從學術失范到學術規范，理順學術內部的關系是基礎。
黨的十提出了兩個百年的宏偉奮斗目標，為了實現這一宏偉夢想，要求我國加快實現從高等教育大國向高等教育強國的轉變，建設人力資源強國，這就要求進一步改革以權力過度集中為主要特征的高等教育管理體制，努力消除高校行政化的問題，實現高等教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一、從高等教育大國邁向高等教育強國面臨的陷阱
當前，我國在從高等教育大國走向高等教育強國的過程中，主要面臨兩大陷阱，一個是市場化陷阱，另一個就是行政化陷阱。多年來，一方面我們在不斷強調高校去行政化，另一個方面高校行政化之風卻愈演愈烈，行政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
行政化首先表現在行政人員對于學術事務更具有發言權，學術權力被少數具有行政職位的人壟斷行使，學術成為權力的婢女。其次，學術組織被行政機構越俎代庖，學術組織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和教學委員會等專門治學機構形同虛設。第三，學者、教授迫于行政壓力，往往服從行政權力而放棄對良知的恪守、責任的擔當和真理的追求。第四，不少學者、教授爭相行政領導職務，甚至不正當地利用行政權力謀求學術發展，追名逐利。
行政化對我國高等教育產生了很大的危害，導致機構臃腫，人員超編，高校部門之間壁壘森嚴，各自為政，管卡林立，效率低下，不能以學術為中心分配資源，影響學校資源的科學配置。學術成為權力的玩偶，影響教學科研人員積極性的發揮，影響科研創新，影響學生的成長成才。如果不能及時去行政化，我國建成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將化為泡影。
二、從政府與高校的關系看 從政府主導轉向高校自主辦學
行政化的主要根源是當前我國依然實行以高度集權為主要特征的教育行政管理體制。因此要去行政化，首先必須改革教育行政管理體制。一方面，從政府過度集權轉向擴大高校辦學自。政府要向高校下放權力，依法確定政府的管理權限，確保高校擁有一定的辦學自，實行管辦評分離。如果政府不下放權力，則高校的改革一般都會因為遇到強大的行政阻力而半途而廢，近年來高校改革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時要及時轉變政府教育管理職能。各級政府要切實履行統籌規劃、政策引導、監督管理和提供公共教育服務的職責，強化國家教育督導，擴大省級政府教育統籌權和學校辦學自。另一方面，為了防止高校成為政府的下屬機構，要依法明確高校的相對獨立的學術共同體的性質和地位，改變政府運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學校的單一管理方式，綜合運用立法、撥款、規劃、信息服務、政策指導和必要的行政措施管理高校，減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預，實現政府對高校的管理方式從以行政手段為主轉向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經濟手段相結合。
三、從高校內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看 從行政主導轉向教授治學
為了去行政化，除了要改革政府管理高校的體制，理順政府與高校的關系，還必須改革高校內部的管理體制，完善內部治理結構，理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關系。否則，在政府把權力下放給高校后，如果高校內部依然存在行政化的現象，沒有形成一個良好的治理結構，掌握高校行政權力的人依然會濫用權力，行政化的弊端會依然存在，這往往會導致政府收回已經下放的權力，重新集權，從而陷入“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惡性循環。以往改革的實踐已經反復證明了這一點。為此應當逐步建立“黨委領導、校長負責、教授治學、民主管理、依法治校”為主要特征的現代大學制度，從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混淆轉向明確區分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從行政權力過大轉向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的平衡，防止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肆意干預，從行政人員治學轉向教授治學，把教授委員會作為教授治學的基本形式和重要平臺。在明晰學校黨政機構、教授委員會、教代會各自職責的前提下，理順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者之間的關系，建立黨政管理、教授治學、教職工民主管理“三位一體”的分工協作、相互支持的互動協調機制。
四、從學術自身的發展看 從學術失范到學術規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