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9 17:2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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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共管理與倫理的關系
“在某種意義上，有文字記載的社會已經是倫理化的社會了。”［4］（P2）這意味著，倫理學的產生具有悠久的歷史。因此，無論就理論還是就實踐而言，公共管理與倫理都存在密切的聯系。第一，倫理對公共管理行為具有重要的約束與規范作用。公共管理活動是在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的外部環境中進行的，許多時候需要其主體隨機作出選擇和決定，然而，剛性的管理規則卻無法也無力約束這些選擇。因此，具有對與錯、是與非、善與惡等基本價值取向的倫理在很大程度上就發揮了規制與約束的功能。甚至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公共管理主體的良心、責任感、正義感是其接納與實現公共管理行為的依托。倫理既是實現社會控制的機制，也是傳統中國人的價值認同。［5］為此，公共管理主體在強化剛性規范的同時，還應該重視倫理道德的自律意識，以提高其倫理修養來彌補法律、法規等剛性約束的不足，形成對公共管理行為的倫理判斷。第二，倫理精神的踐行需要公共管理提供相應的制度與法律保障。內部控制與外部控制是保障倫理精神踐行的兩種有效方法。外部控制有倫理立法、倫理法規與倫理監督，內部控制主要是通過倫理教育、倫理激勵、倫理宣傳與倫理文化建設等方式來進行。而不論是外部控制還是內部控制，都應由相應的公共管理機構來完成的，這就關系到公共管理者的思想觀念、價值取向等問題，也涉及到許多具體的行政程序、管理方式和管理技術問題。這說明，公共管理能為倫理精神的踐行提供相應的保障。第三，公共管理必須在倫理框架下運作才具有實質合法性。公共管理的合法性有程序合法性與實質合法性之分。程序合法性即法律形式的合法性，任何政治權威僅僅具有法律形式的合法性是遠遠不夠的，它還必須具有實質性的合法性。這種實質合法性就是合規范性，即合道德性，道德基礎才是公共管理最堅實的基礎。合道德性的實質意義在于，“政治統治的公正、正義，而公正、正義又體現在對于公民的權利與利益的保護上。如果失去了合規范性，形式合法性也就不具有任何實質性的意義，也就喪失了政治權威存在的理由。”［6］這意味著，公共管理必須在倫理道德的框架下運作才具有實質合法性。然而，縱觀人類歷史坐標，并不是公共管理運行的每個階段都具有實質合法性。在統治型與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由于行政與倫理的嚴重背離，其運行的實質合法性受到挑戰；而在行政與倫理高度統合的服務型模式中，倫理道德給予了公共管理有效運行的強力支撐，其實質合法性才得以逐步確認。
二、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倫理被淪為行政的工具
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農業社會的治理模式。農業社會是以地域、種族、家族等因素為基本依據而把治理對象隔離成不同部分，并在此基礎上制造不同身份群體間矛盾與沖突，然后分而治之的社會。王權專制的“統治型”社會要求整個社會根據統治的需要而在等級結構的基礎上組織起來，政府管理只不過是統治者私人管理的延伸，帶有強制性和明顯的暴力傾向。而統治者為了喚起并維持公眾對其“合法性”的認可，也竭力進行意識形態的宣教，差等正義論、君權神授論和王權至上論等皆是這一時期的典型表現。這樣，“國家就從一個自由處理自己事務的部落組織轉變為掠奪和壓迫鄰近部落的組織，而它的各機關也相應地從人民意志的工具轉變為獨立的、壓迫和統治自己人民的機關了。從此，人們一直在少數人的統治下生活，民主、自由被專制和奴役所取代?！保?］（P165）因此，在這一時期，國家對社會的管理實質上是一種不平等的統治。它以統治者為中心，以實現統治階級利益最大化為宗旨，以維護階級統治為主要任務，以統治者的任意專斷為管理方式。［8］（P17）正如馬克思所說，這是一種“輕視人、蔑視人，使人不成其為人”的治理模式。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種建立在權力關系基礎上的“權制”模式。在這種模式下，一切制度設計與安排都要圍繞鞏固和擴大統治權力而進行，它表現的也是是權力意志的物化。由于權力意志總是有馬克思所說的那種“任性”的特征，所以需要得到某種力量的矯正。法治是人們首先想到并認為理所當然的矯正工具，但由于其限制了權力的任意運行，歷代的統治者至多把它當作一種“邊緣化”的工具偶爾采用。如果有誰把“法治”抬高到首要地位，只能以失敗告終。法治對權力意志矯正的失敗讓人們再次思考什么才是權力的穩固外在約束力量，德治進入了人們的視野。一般認為，統治型模式中公共管理的質量取決于治理者的德性、能力和權謀，被統治者希望統治者是一個“有道明君”，而統治者為了權力的鞏固也愿意以德治的面目示眾，用德治對權治進行修飾、補充、完善，以為其統治謀求長久的合法性。這意味著，要矯正權力意志的“任性”特征，只能更多地求助于包含倫理精神與樸素道德規范的德治。這種道德規范首先介入到權力的邊緣地帶，一定程度上成為了矯正權力意志和約束權治行為的重要力量，在不與權力意志發生根本性沖突的條件下，是權治的一種有益的補充。因此，在統治型公共管理中，德治就有了不同于法治的命運———被統治者大力推崇，被統治者迫切期望，甚至一度超越“權治”而成為一種“主流話語”、“宏大敘事”。［9］但是，由于農業社會并不具備產生完整的、系統的倫理規范的經濟基礎、政治體制與民主法制，即使有些倫理因素在社會治理中發揮了作用，也只是以家庭為核心的一般倫理關系在政治活動中的映射，一旦與權力意志發生沖突與矛盾，權力意志就會表現出對道德規范與倫理精神的蔑視與排斥，從而使他們的矯正、約束、規制功能喪失殆盡。也許有人會說，與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聯系的道德是與政治同構的，道德條目及其內含的價值準則具有極高的權威性，如中國儒家推行的道德理想就是作為政治理想而存在的，古希臘的柏拉圖所推行的理想國、亞里士多德所推行的城邦至高的善也是講求道德與倫理的表現。［10］但是，在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以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為代表的思想家所提出的正義與善其實只是一種差等的正義與善，其實質是承認人與人之間的先在不平等；而中國古代的德治思想“只能是一種理想，甚至是一種空想……如果統治型社會存在著一些可以判定為德治的形式與內容的話，那也只不過是權治的補充或輔助因素……‘德治’本身并不是一項根本性制度，而是作為手段而存在的，甚至，常常會淪為一種欺騙社會的幌子”。［11］（P177-178）也就是說，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往往是“權制”下的一種工具，維護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宣揚的是臣民“愚忠與服從”的“美德”，這種無“德制”保障的德治是虛假的、隨意的德治，是工具性德治，因而其所蘊含的行政倫理也不過是“權治（制）”的工具和手段而已?！斑@種‘德治’并不是必然的，往往與少數開明的最高統治者（君主）聯系在一起，如果君主昏庸，也就沒有什么‘德治’可言……總之，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僅僅擁有了‘德治’的形式與外衣，實質上，并不是真正的‘德治’”。［12］（P179）可見，由于缺乏“德制”的保障，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下的德治僅是個人的信念、理想與修身養性，而不是制度化的要求。因此，從根本上說，對以暴力和以暴力為后盾的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習俗化的家元倫理并不能減緩其強化人侵犯性品質的傾向，倫理道德無疑會隸屬并讓位于統治階級的利益與權力，并直接成為了統治階級催生臣民意識、強化人生而不平等的先在平等觀與差等正義論、維護穩固統治秩序的“工具”。
三、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與倫理的背離
人類進入工業社會后，由于分工和交換的發展、工具的革新，生產力突飛猛進，社會的組織化、體系化程度迅速提高，機器化大生產帶來了以“效率”為中心的管理理念。為了消除經濟與社會發展的巨大障礙，一批批先進的思想家們高舉人本主義和民主主義的旗幟，對專制的意識形態和制度體系進行了無情的批判，由此引發了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范式危機。在這種語境下，政府的統治色彩日益淡化，管理職能得到強化并居于主導地位，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由此產生。該模式以泰勒的科學管理原理與韋伯的官僚制為理論支撐，其主要特點是：以經濟、效率為主要價值取向，忽視公共行政中的責任與公平；強調管理技術、程序與規則，忽視了被管理者的情感需求與組織成員的創新精神；秉行價值中立的觀念，注重行政人員的專業化和技術化。顯然，與統治型公共管理模式相比，這一模式有巨大的進步。但是，由于它推崇的是龐大的官僚制機器，建立的是一套自上而下的權威與嚴密的等級秩序，偏重于科學分析和工具理性立場而忽視人類直覺、情感與道德的單向度思考，所以這種模式嚴重阻礙了個人倫理道德的自主性，剝奪了個人的任何內心情感，使進入其中的人只能有效率地執行別人的意志而不用發揮主觀能動性。正如庫珀所言，“進入官僚制以后，人們的良知就消失了”。［13］（P195）可見，這個歷史階段成長起來的公共管理模式陷入了科學化、技術化的追求中，喪失了價值考量，加劇了行政倫理的困境，因而它在一切涉及到人的存在與生活的問題時，都顯得格格不入。如果說官僚制確立的技術理性、價值中立原則是這一時期行政與倫理背離的理論基礎，那么整個社會陷入的一種效率至上、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功利主義傾向則進一步加劇了行政與倫理的背離。梁漱溟認為，西方以功利和個人為主要價值取向的倫理文化雖在改造人類的物質生活條件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精神上卻因此受了傷，在道德上產生了墮落的危機。［14］（P76）受此影響，人們產生了有史以來最極端的向錢看的觀念，產生了拼命賺錢、精于計算的商業文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家庭血緣、愛情、友誼、相親和社會關系，統統受到商業性個人利益的玷污與腐蝕。［15］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的起源中》曾對此有深刻的描述。他指出，在這種社會中，每個人出于自己的利益為自己指定的行為準則與公共理性為全體利益而指定的規則常常完全相反。“恐怕沒有一個生活富足的有錢人不被他貪婪的繼承人暗中希望早點死去-甚至連他自己的兒女也是如此；沒有一個海上船只的事故不被另一些商人視為喜訊……人們不得不相互關愛卻又彼此傷害。由于職責，他們生來就是敵人，而由于利益，他們又相互欺騙?！保?6］（P81）這說明，這一時期所尊奉的個人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價值標準致使個人權力和利益極度擴張，從而使倫理面臨缺失其存在的理論預設的危險，其直接影響是嚴重腐蝕了公共行政中公益至上的價值觀，破壞了辦事規則與制度規范，加劇了行政與倫理的進一步背離。此外，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法制”背景也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行政中的倫理因素。管理型公共管理強調的是“法制”下的“法治”，突出的是權力的制約和權利的保障。它力求在權力分散的基礎上，對權力腐敗進行制度上的防范。然而，法律在限制權力的同時也從根本上排除了道德，在法律治理的明確性與可操作性的追求中，道德被看做了無關緊要的東西。［17］（P143）因此，公共行政中的法律和道德、行政與倫理就發生了背離，在需要權力制約的領域和需要用法來為公民權利的實現提供保障的領域，法制支配著一切。雖然以沃爾多與弗雷德里克森為代表的新公共行政學派不斷地重申與呼吁公共行政中道德規范的重要性，力挺公共行政的公共、公平、責任、公民精神等倫理價值，強調社會公平應與經濟、效率一同成為官僚制的三大支柱，但是在傳統公共行政的深遠影響下，在人們普遍確立的以法為綱領的治理理念的干擾下，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道德秩序，道德規范只有在與法、與經濟效率不沖突的前提下才能得到認可。盡管人們也有意識把日常生活領域的道德規范帶入公共領域，但不道德的社會在人走入社會的時候卻對人進行了重塑，使人放棄了日常生活領域的道德。為此，張康之教授指出，“如果說統治行政還擁有虛假的道德外衣的話，那么管理行政連這一層面紗也撕破了，對于管理行政來說，完全封閉了倫理化的道路；它的法律制度化與科學化要求在本質上是反倫理的”。［18］（P103）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下倫理與行政的背離可見一斑。
四、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行政與倫理的統合
從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整體來看，它的法制安排與政治體制安排之間存在相當大的悖論，法制要滿足市場經濟自由平等的要求，而政府體制則以層級化的設置去把法制付諸實施。并且，在法制變成現實的過程中，時時處處都能看到行政命令發揮著主導作用。政府對行政生活的全面干預直接帶來了政府職能的擴張與行政規模的龐大，導致了機構臃腫、人浮于事、、繁文縟節、力不從心，由此也帶來了越來越多的批判與質疑，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在20世紀后期出現了全面的危機。為此，從20世紀70、80年代起，西方發達國家相繼掀起了新一輪政府改革運動，力圖解決與超越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的諸多弊端。該運動呈現出以下三種傾向：一是市場化傾向。主張企業化政府，顧客化公民，并運用現代管理技術，實現全面質量管理和無縫隙流程再造，以提高政府的靈活性、回應性、責任感；二是民主化管理趨向。主張通過政府再造以實現社會公共行政的公平和正義；主張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治理，構建協商合作的治理網絡。三是強調服務型公共管理的理念。認為服務型公共管理應強調社會本位、公民本位、權利本位和服務本位，以權力共享、公民參與、合作共治為運行方式，使政府和公民各自回歸社會契約的原始邏輯設定，真正踐行還權于民的努力方向。新一輪政府改革運動為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的產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是人類社會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而興起的管理模式，也是行政共和主義的重要載體。他從公民性的視角出發，對公民意識與公民精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對行政倫理提出了更高的挑戰。［19］這一挑戰意味著，該模式要在揚棄統治型、管理型公共管理模式隔絕式、分化式的控制機制的基礎上，從事“統合”的工作。通過“統合”，把一切領域、一切方面的積極成果綜合成社會發展的動力，以糾正由諸種分化而造成的消極效應。顯而易見，作為規制人類行為的基本道德準則，倫理是首要統合的對象。
1、市場經濟的倫理訴求呼喚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與倫理的統合。市場經濟使個人利益得以凸顯，并追求一種個人主體意識的增強和個體自我價值的實現，造成了公共利益與個人利益領域的分離。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新公共管理倡導的企業化政府改革造就了一批對公共服務缺乏熱情、道德水平低下的公務員隊伍，致使政府腐敗與不道德行為越來越多。［20］（P82、158）在這種情境下，整個社會面臨一系列價值預設的缺失。例如，市場化中人們的價值迷失與人格裂變，全球化、信息化背景下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界定的模糊性，科學性原則下公共行政標準的統一化與社會價值、社會文化的多元化之間的沖突，理性官僚制下公共組織片面追求效率而對公平導向的價值理性的背離和貶損，人們在市場化與全球化中“我是誰”、“我找誰”、“我信誰”的絕望吶喊。這表明，市場經濟對行政倫理提出了新的訴求，這種訴求使倫理與道德的重要性得以彰顯，善、應當、公平、正義、公共利益等概念重新引起了全社會的關注。也就是說，此種背景下的公共管理必然要協調由于利益分化與沖突所引起的各種利益關系的緊張狀態，維護社會的和諧有序，體現人類社會發展追求公平正義的價值取向，這一取向呼喚著行政與倫理的統合。
2、對公共利益的共同追求是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中行政與倫理統合的基礎。在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與倫理在價值取向上是一致的，即都是為了公共利益。公共性、服務性與合作共治性是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的根本特征。其中，公共性又是其根本要義之所在。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公共組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它的一切行為都應建立在社會公共意志的基礎上?！肮庥肋h是公正的，而且永遠以公共利益為依歸?！保?1］（P153）因此，作為具體履行公共管理職能的公共管理者，必須維護公共利益，以公共利益為價值取向，并將這種價值觀念貫徹在公共管理的日常實踐中。［22］（P215-219）這讓我們清醒地意識到，無論從公共管理的整體導向還是從公共管理的主體特征來看，公共管理的價值都離不開公共利益，“即使社會大眾對于公共利益的具體內容迭有爭議，但是其作為公共管理者的職責所在和其行為的指南，卻是毋庸置疑的”。［23］（P85）另一方面，此種模式下的倫理也有強烈的公共利益取向。之所以認為此模式下的倫理有強烈的公共利益取向，是因為用其對一定行為進行評判時，往往以其是否有益于公共利益的實現作為其正當性的依據。這種對行為結果的強烈關注，使得公共管理主體的行為集中于公共利益之實現，從而使公共管理活動不偏離其最終的目標?？梢姡瑢怖鎯r值追求的同一性決定了行政與倫理必將統合在一起。
3、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為行政與倫理的統合提供了制度保障。無論從制度設計、行政立法還是行政監督來看，統治與管理型公共管理都存在制度化“官官相護”的無道德的窘境。道德是法律的補充，因而當行政人員觸犯法律時，可能會受到制止，而失德與缺德并不影響他成為合格的行政人員。在某種意義上，統治與管理型公共管理自身就是一個不道德的行政體系?！坝袡嗾邔o權者、權大者對權小者的專橫跋扈、無忌妄為，以及權小者對權大者、無權者對有權者的逢迎‘拍馬’，歸依求庇，構成了行政體系不道德的一面。”［24］（P312）而在服務型公共管理中，法律與道德的關系恰恰相反，法律是道德的補充。只有當道德的約束機制失去效力時，法律才發揮作用。同時，由于服務型公共管理強化了服務意識，淡化了權力觀念，就從制度上動搖了行政人員失德和缺德的基礎。因為，“權力拜教物的終止，可以使人們對掌權者的監督成為可能，而且不論行政人員的職位有多高，只要他的行為有悖于行政道德，就會受到社會的唾棄法律的懲治。”［25］（P312）此外，在服務型公共管理中，行政人員健康的職業群體意識將取代傳統的“官官相護”的族群意識，族群的觀念變成了團結互助、有效合作、樹立整體服務優勢的動力，因而行政行為中的任何不道德現象，都會變得與整個行政體系格格不入，進而受到嚴厲的制裁與阻止。因此，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為倫理道德建設和其在行政行為中發揮作用提供了制度保障，只有在這種模式中，法律與倫理才是統一的，行政人員的行政行為才是合乎公正、平等、正義原則的。張康之教授甚至認為，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相關概念的提出本身就蘊含著對“服務”這一充滿道德價值色彩的詞語的考量。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倫理是對服務的引申、具體化和體系化，是伴生于服務型政府并指導服務型政府建構的標準。［26］（P185）可見，行政與倫理的統合是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本身的應有之義。經過統合，服務型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倫理具有獨特的氣質內涵：一方面，它成為了在個性發展和道德約束間保持合理張力、規范公共領域中所有公共行為的，公共組織、公共組織工作人員以及參與公共生活的社會公民都要遵循的價值準則；［27］另一方面，它不再是工具，不再是妄圖用“獻身”、“自我犧牲”等“利他主義”去說教公共人員甚至全社會，而是充分運用責任、理性和道德感知對他們進行倫理感化，通過管理者服務觀念的確立和服務行為的踐履，催化人們內心的道德意識。可見，對公益至上的公共利益的維護與追求顯然是這一倫理不同于其他倫理的本質所在。這意味著，在服務型模式中，“行政人”應該成為“公共人”，公務人員在道德價值取向上應實現以公共利益為依歸的轉化。在庫珀看來，這種轉化是公務人員公共行政角色與市民角色分離的必然結果。這使我們清醒地認識到，服務型公共管理中的倫理應當要重視公民的德性建設，重視對全社會的價值關切，維護公民的權力，維護公共秩序與公共精神，追求公益至上的善。
1.新公共管理
“新公共管理”（NewPublicManagement）是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興起于歐美發達國家的新型公共行政理念。它明確強調以公民的利益為本，堅持市場化的競爭導向，以期實現多元化主體的管理模式，形成在政府的只能中由被動者向主動者的角色轉換，在工作項目具體的運作中形成分權協作、民主參與的管理新模式。公共產品理論是最接近實際也是最貼近新公共管理理念的管理理論，對于很多管理事業具有極其重要的導向功能。公共產品理論認為，按照排他性和競爭性的不同程度，可以講所有產品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即排他性和競爭性都極強的純私人物品，如棒棒糖和衣物等；排他性強但競爭性弱的自然壟斷產品，如公共消防、電視信號等；競爭性強但排他性弱的公共資源，如海里的魚；排他性和競爭性皆弱的公共設施和物品，如國防等。
2.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
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產生最開始是由政治改革引起，自20世紀70年代末起，“新公共管理”運動已經持續近三十年了，“新公共管理”改革在各國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其改革內容與改革精神正在影響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其理論也在逐漸擴展到中外各項管理領域的事業中去，在最基本的公共視野中，新公共管理的模式已經占據的主要地位，這些模式主要有以下10種：政府服務、政府出售、政府間協議、合同承包、特許經營、補助、憑單制、自由市場、志愿服務以及自我服務等。這些新公共管理的基本模式也分別以不同的程度被應用于當前我國的各項管理事業中。
二、高校管理模式的可能選擇
在高校的管理模式選擇中，應如何基于新公共事業的管理理論來界定和衡量自身的管理模式所處利弊，應適當地根據具體的情況及問題進行具體的調整和分析。這需要兼顧政府與高校兩大管理主體的作用。從新公共管理的理論出發，高校在選擇自身的管理模式中應當發揮政府的機制作用，保障高校的自主管理權益。引入市場環境下的競爭機制為原則，充分調動社會資源的靈活性，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種僵化的管理模式，廣泛采取混合式、復合式的管理模式，是高校在新形勢下尋求自身發展的必要出路。而真正從公共產品理論的角度而言，高校從屬于高等教育，屬于準公共事業產品。具有一定程度的公益性，而公益性自愿完全由市場自主分配的承擔又是不盡合理的，因此，高校在自主管理模式的選擇上還要兼顧其職責和義務，將公共產品的傳統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論相結合所形成的多元化管理模式勢在必行。
三、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論的高校管理模式分析
1.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契約機制
所謂的契約機制是所有被管理事業賴以存在的基礎，也是公共管理中采取的最基本也是最常見的手段，是所從事項目整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實際上是指當事人之間在意愿基礎上的建立的有必要兌現的承諾和協定。從世界高校范圍內來講，無論是在權力自由化的歐美還是在權力高度集中的東方各國，對于高校的管理都在不同程度地追求契約精神。從整體上來說，高校與政府之間達成著某種“契約”，針對人才培養目標而言，高校有著自身的利益訴求和辦學理念，但又不得不與政府之間形成良性的權利制衡，這就需要將契約機制合理引入。高校管理模式中契約機制的形成從政府的層面考慮，要依托法律法規的形式來實現。這涉及到整個教育系統范圍內的權利與責任的劃分，以便健全和完善我國教育體系。而從高校的層面來考慮，契約機制要依托高校本身的培養目標、教育教學目標、財力把控和資源分配等等方面，從細節上明晰高校所要承擔的義務與管理職責。并且在必要情況下，政府與高校雙方以法律合同或協定的形式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契約，加強對高校契約機制管理模式的普遍認同。
2.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問責機制
高校新公共管理中的問責機制可以看成是契約機制的延伸，“高校問責是高校向其他利益相關者報告、解釋、證明和回答有關高等教育資源使用及其效果的情況，是一個證明高校自身履行職責、實現辦學績效及教育質量的過程?！痹诟咝５墓芾眢w制中，對政府與高校實施契約的監控本身就體現了問責機制，關于責任的對象與主體都要逐步建立起宏觀和微觀上雙重的劃分和界定。與此同時，政府與高校兩者還可以通過引進第三方評價，來真正實現管理模式中管、辦、評的分離。
3.高校新公共管理模式中的市場導向機制
關鍵詞：辯證視角；藝術學院；公共管理
一、引言
本文將從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系下，來探討藝術學院公共管理的合理化模式。之所以給出“辯證視角”這一前綴，意在于克服當前在藝術學院管理中所存在的不適現象。由于管理的本質是對人的管理，所以許多藝術學院的管理者在面對藝術學院的教師時，都感到管理上的不適感。筆者認為，這種感受的形成不能僅從優化管理手段上來下功夫，還需要從藝術學院教師的人格特點，以及組織生態環境下來尋找解決方案。從而，這就要求需要在辯證視角下來認識藝術學院公共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破解當前管理困境的重點在于認識“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不但根源于藝術教學本身的規律性使然，還歸因于藝術專業訓練所給教師帶來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質?；谝陨纤觯P者將就文章主題展開討論。
二、對辯證視角的內涵解構
結合上文所提出的一般與特殊的辯證關系，這里從以下三個方面來展開內涵解構：1.以通常的公共管理模式為主線。針對藝術學院的公共管理，仍然需要遵循目標管理，并在計劃職能、組織職能、領導職能、控制職能的基礎上來實施全院管理。從這一點出發，藝術學院公共管理仍需要以通常的管理模式為主線。2.以具體的公共管理技巧為推動。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樣，藝術學院無論在教師的行為偏好，還是在整個的組織生態環境下，都與其它學院形成了顯著的區分。而且，藝術學院所特有的小班課和導師制，更要求建立起與之相適應的公共管理模式?？梢?，這就需要以具體的管理技巧為推動。3.以一般與特殊的統一性為整體。辯證法的核心要義便是辯證統一，所以在對藝術學院開展公共管理時，也需要恰當實現管理的一般與特殊的辯證統一，這樣才能在適應藝術學院內在要求的同時，又能服從所在高校的管理大局。
三、辯證視角下藝術學院公共管理的原則導向
具體而言，藝術學院公共管理的原則導向可歸納如下：1.制度化導向。在公共管理的一般原理中，十分強調制度化管理。但與西方高校所固有的制度化管理存在不同，這里的制度化還應與我國本土文化和藝術學院組織生態環境相結合，只有這樣才能在管理中形成嚴肅但活潑的局面。我國本土文化之一的人際交往文化，極大的影響到藝術學院制度化管理的績效，所以這是考察管理者管理能力大小的關鍵之處。2.人文化導向。這里不提“人性化”也不提“人本化”，而是以“人文化”為原則導向而提出，意在于適應藝術學院教師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質。文化化含有人性化和人本化的內涵，但更加突出對藝術文化氛圍的營造。只有在強調了對藝術文化氛圍的營造，才能在群體意識影響個體意識的作用下，塑造起教師良好的教育心態和職業情趣。3.動態化導向。辯證法內含有矛盾運動的要義，即矛盾運動是推動事物發展的驅動力。因此，在對藝術學院實施公共管理時，還應針對新情況、新問題的產生，而權變的調整管理措施，進而以求管理模式的高效性。
四、原則導向下的模式構建
根據以上所述并在原則導向下，公共管理模式可從以下三個方面來構建：1.抓住藝術學院公共管理中的主要矛盾。在辯證視角下來對藝術學院實施公共管理，首先就需要通過廣泛調研來尋找導致越藝術學院運轉的主要矛盾。筆者通過對所在藝術學院的調研發現，能否為青年教師創造更為良性的職業空間，以及是否為中青年教師提供更為便利的進修和交流機會，構成了影響使他們崗位忠誠度形成的主要矛盾。因此，在開展公共管理時便著力從本院制度設計上，破解了這些主要矛盾。2.問題導向下形成管理模式的辯證統一。為了防止特殊化不良趨勢的形成，也為了確保服從高校整體管理大局的需要。在對藝術學院實施公共管理時，應以一般模式為主線，而在細節上突出“特殊”模式。結合筆者所在藝術學院正在開展的課程改革和師資建設工作，在推動該項工作開展上需要落實主體責任，并在經費預算上引入激勵機制（一般模式）。面對不少教師的社會兼職問題，則以教育部有關文件精神為依據，并引導他們夯實校內教學工作（特殊模式）。3.有步驟的來提升藝術學院的人文涵養。作為藝術學院的管理者，首先自身應具備相應的藝術專業背景，至少作為行政中層應具有良好的藝術專業素養，這樣才能在非權力性影響力下來感染教師和引導教師。在全院應塑造鼓勵藝術爭鳴和藝術形式創新的氛圍，進而使教師能夠將職業發展和社會價值體現融入到教學科研中來。最終，形成無為而治的公共管理效果。
五、結語
本文認為，破解當前管理困境的重點在于認識“特殊性”，而這種特殊性不但根源于藝術教學本身的規律性使然，還歸因于藝術專業訓練所給教師帶來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質。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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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業化政府模式
企業化政府模式是公共行政和私人行政的結合。在西方國家，大多實行三權分立，也就是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分立，三權互相牽制。而這里的行政，是國家政府以國家為后盾，通過公共行政部門履行公共職能以實現公共政策目標的活動稱之為公共管理。私人行政是指企事業單位對單位內部的管理活動。公共行政與私人行政在管理方式、管理目的上存在諸多的差別。正是因為這種差別的存在，所以兩種管理模式可以相互借鑒、相互融合。企業化政府模式正是公共行政與私人行政的有機結合。企業化政府是社區擁有的政府，政府更多的不是通過一味的壓制，而是深人到人民群眾中去，了解人民群眾的所思所想，讓民眾能夠顧直接的感受到政府的關懷。
(二）參與政府模式
參與政府模式也稱之為授權政府模式，顧名思義就是將行政權下放。在政府組織架構中，分為高中低層，甚至是更多的層級，但是我們知道基層工作人員和基層部門是政府組織架構中數量最多的團體，也是直接和民眾接觸的團體，所以他們往往代表著政府的形象。因為民眾遇到問題，首先找的是基層工作人員，一般也是基層工作人員為他們解決問題，那么工作人員的態度與問題解決的好壞就直接決定了民眾對政府的看法、支持，以及政府的公信力、威信力等。正是如此，參與政府模式主張應該將權力下放，減少政府組織機構層級，通小高級政府人員與基層政府人員之間的距離。這樣高級領導層級可以更有效的掌握民眾的情況，也能更有效的解決民眾的問題，提高辦事效率以及政府的公信力。
(三）靈活政府模式
靈活政府模式調整的是政府組織和政府雇員之間的關系。在傳統的行政體制下，政府雇員是終身制，也就是一旦進人政府機構內，只要不犯重大錯誤，不對民國經濟或者國家財產造成重大損失，自己愿意可以一直工作至退休。這樣一種政府模式，從保證政府雇員的忠誠度以及積累政府雇員的工作經驗等上來說是有促進作用的，但是，長期處于傳統的行政體制下，“干多干少一個樣”的思想觀念會慢慢產生，政府雇員的惰性也會逐漸形成，不利于我國政府的與時俱進與迎接挑戰。所以，靈活政府模式倡導是在這種一種任職終身制的模式下引人一種更為靈活的行政模式，例如：采用臨時雇傭制?？梢酝ㄟ^雇傭的形式招聘一批工作人員來從事特定的工作，當工作完成以后或者聘用期限結束|t，該工作人員即離開。這樣，這樣即可改善政府組織狀況，同時還可&培養政府快速應變的能力。
(四）放松規制政府模式
放松規制政府模式也稱之為解除管制政府模式或非管制政府模式。放松規制政府模式其主要調整的是政府和公務員、政府和民眾的關系。在傳統的行政體制中，公務員必須依章辦事，嚴格的受到程序的限制，其對于決策更改的權力非常的小，因此，公務員工作的積極性、創造性以及自身潛能的發掘都受到嚴重的束縛。長此以往，公務員對工作的態度就變得對工作沒有熱愛。而在這樣的一種模式下，需要辦事的民眾也是深受繁瑣的程序之苦，在辦理一項事情之時，往往需要經過一整套的程序，時間、精力都耗費了不少。所以，民眾對這樣的一種行政模式也不甚贊同。放松規制政府模式倡導的就是減少行政程序或手續，讓公務員有更多的決策權，以及變更的權力。
二、公共管理主要模式分析
(一)公共管理的干預模式
公共管理的干預模式又稱官僚模式、科層模式，是一種政府通過龐大的官僚組織對社會生活進行全面干預和壟斷公共管理過程的公共管理模式。在這樣一種公共管理模式下，市場對公共管理的方式是間接的。公共管理產生的理論基礎是20世紀20年代，馬克斯的官僚模型。在干預模式下，人們一天的生活都在政府的干預之下，從一睜眼到睡覺期間，哪怕是睡覺時間，都受到政府的干涉。在公共管理干預模式發展的30多年間，由于政府行政環境的大幅度變化，此種模式的弊端逐漸顯露出來，所以人們越來越趨向于市場模式的公共管理。
(二）公共管理的市場模式
公共管理的市場模式即為將政府管理與市場管理相結合，政府與市場分權。政府與市場分權最明顯的表現就在于公共服務的收費制度，例如：醫療服務、衛生服務等，這些公共服務的收費制度，可以有效地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同時提髙公共管理人員進行公共管理的積極性與創造性。公共管理市場模式的理論基礎是公共選擇理論和新公共管理理論。所謂的公共選擇理論是指公共選擇的是由政府來進行的，也就是非市場主體。政府制度和市場制度中的行為都有一個共同點--追求利益。在這種利益追逐下，不管是官僚機構還是一般的企事業單位，其設立也許只是為了謀求某種利益。所以，純粹的通過市場管理來進行公共管理的模式也是行不通的。而公共管理的市場模式倡導的是將市場與政府相結合來進行公共管理的一種模式。
三、我國公共管理模式的選擇及公共管理的社會化
通過對不同公共管理模式的分析，可以得出，不同的時期應該適用不同的管理模式，我國現在在政府或者說公共管理模式中存在三個問題：（1)官僚體制嚴重；（2）社會公共問題凸出；（3)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智能作用不突出。這三個問題的存在決定了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必須以解決這三個問題為前提，所以，我國可以采用“引導政府模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所謂的引導政府模式即充分發揮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組織、協調作用，但是具體的事務則以市場運作的方式發揮政府外的職能。我國政府職能機構長期失衡，積累了諸多的社會公共問題，如：公共服務和公共設施問題；環境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需要政府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同時也需要引進市場的競爭作用。從而在宏觀上和微觀上都很好的予以掌控。
四、結語
我國正處于社會的轉軌變型期，不管是市場體制還是同市場體制想配合的行政體制都沒有建立起來，這是我國目前公共管理中面臨的現狀。封建官僚制的遺存是我國行政管理中存在的很大問題，官僚制的存在一來降低了公務員工作的積極性以及工作的熱情，不利于行政管理管理工作的開展，二來繁雜的程序和手續也阻礙了民眾與政府的溝通，不利于民眾和政府之間關系的培養。所以，我國公共管理模式一定要在既能夠把握住宏觀調控，又能夠充分的發揮市場的靈活性作用。將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和作用與市場的靈活相結合。
（一）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概念及其基本特征
數字，幾乎每個人從小就開始接觸，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數學符號。但是數據就沒有那么好理解了。目前，對數據的定義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說法，可以籠統地解釋為大量的數據、海量的數據。如何理解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其實就是政府公共管理開始運用數據來進行管理，利用數據庫軟件工具對數據進行抓取，接著對其進行分析管理，最終得出結論。這種新型的管理模式有規模大、類型多樣、時效高速等幾個特點。采用數字管理模式，海量數據會不斷增長，政府采集的數據來源渠道和種類也比較多樣化，對數據的處理速度也是比較快的。這樣以數據作為依托，可以更好地解決公共問題，為廣大人民群眾帶來更多的利益。
（二）數字化辦公模式對政府公共管理創新的意義
在政府公共管理中，政府是公共管理的主體，主要的任務是解決公共問題、實現公共利益，為廣大人民群眾謀求福利。數字化辦公模式對政府公共管理創新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方面，對政府自身而言，在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中，政府完全可以用收集回來的數據分析政府公共管理的行為，以此作為參考，設立可行的預警機制，轉變傳統思維，面對挑戰，改革創新，消除信息孤島現象，讓數據資源得到共享，令信息的傳達更便捷更暢通，從而增強政府公共管理的效率，為科學的管理決策提供指導。另一方面，對政府外部而言，能夠把政府的相關信息反映給公眾，使信息更加透明，提高了公眾的參與度，公眾不僅可以參與政府公共管理的政策制定，還可以隨時查看政府的執行情況，加大了監督政府的力度，能夠不斷推動政府公共管理水平的提高。
二、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面臨的挑戰
雖說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給政府公共管理帶來了諸多的好處，但是在當前大趨勢下，政府公共管理也面臨著諸多的挑戰。
（一）行政思維方式落后
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信息的傳播速度也越來越快，但是目前我國大部分政府公共管理人員的工作方式仍舊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他們的思維模式和思維方法還是停留在傳統的模式中。傳統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一般流程如下：問題出現了—分析問題出現的原因—找出問題的根源—提出解決問題的方案—總結經驗，避免下次再發生類似問題。但是現如今，社會的信息量相當的龐大，傳統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漸漸不適應社會的發展和需求了，因為在人們還沒及時找出問題的根源時，大批量的數據和接踵而來的相關問題會撲面而來，讓人們措手不及。
（二）數據行政文化意識不強
政府公共管理人員缺乏數據行政文化意識。數據行政文化是指政府公共管理人員在處理行政事務的時候，要根據具體的真實的數據處理事情，實事求是，看重數據的準確性。但是在傳統的行政文化意識里，還缺乏利用數據處理事務的意識。這會降低政府公共管理的質量，降低政府在百姓心中的信譽度和公信力。
（三）缺乏專業的數據統計技術人才
在我國，互聯網用戶數量達到了將近5個億，基本上是美國的兩倍；手機用戶高達9個億，幾乎是美國的三倍。在這么龐大的基數里，意味著我國每天產生的數據也不會少。政府公共管理部門盡管擁有海量的數據可供采集和發掘，但是卻缺乏專業的數據統計技術人才，所以無法深入地發掘運用數據所帶來的信息量，不知道怎么處理這些復雜的數據，也不清楚這些錯綜復雜的數據所帶來的價值。在我國數字政府公共管理中，常常會出現大量的數據被丟棄，甚至直接刪除，造成資源浪費。
（四）大數據相關的法律和法規體系不健全
在我國，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已經在逐步推行試用中，但是也存在一些隱患。例如一旦政府的公共網絡受到攻擊，民眾的個人隱私也往往會受到侵犯。在這方面，我國雖然加強了對網絡安全的管理，但是迄今為止，國家還沒有立法出臺相關的法律法規，也沒有明文規定網絡安全問題。沒有法律法規的保障，出于安全考慮，政府上下級之間或者是各個部門之間就不能完全實現共享信息資源。而對于個人來說，其隱私得不到相關法律法規的保護，那么群眾的真實想法就很難傳遞到公共管理人員那里，政府的公開性和透明性就很難實現。
（五）大數據的合作共享程度不夠
在我國信息資源中，重中之重的部分就是政務信息資源。政務信息資源在整個信息資源中有著主導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在現階段，政務信息資源在政府的各個部門中、政府與政府間、人民群眾與政府之間的共享程度是遠遠不夠的。部門間沒有充分地利用數據，甚至導致政府的某些行政審批程序雜亂煩瑣，辦事效率低下，增加了行政的成本。
三、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創新措施
信息化時代已經到來，這也為我國政府公共管理創新開辟了新的道路。對于政府來說，如何創新模式、應對挑戰，筆者有以下五個方面的建議。
（一）改變傳統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培養數據行政文化意識
當前，世界各國競爭的核心和關鍵就是是否擁有大數據思維。要改變傳統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就要培養數據行政文化意識。在進行政府公共管理的時候，要運用數字化的思維和理念，如根據收集采納回來的真實可靠數據做出科學的決策。如何才能建立起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首先在政府公共管理工作中，運用數據平臺大量地智能地搜集公眾對政府需求的信息數據，其次對這些信息進行整理、分析，找出數據中有用的信息點，并對其進行推導和預測，最后根據推導和預測的數據制定優化政府決策的方案。上述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是一種預測模式，也是一種事前方案。
（二）培養專業的數據統計技術創新人才
培養專業的數據統計技術創新人才是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重點。這里的創新人才不僅僅指個人，也包括政府公共管理的整個團隊。首先，要培養專業的數據統計技術創新人才，例如數據分析員、數據架構師等這些新興人才。其次，創立數字管理團隊。個人的力量是微小的，所以要有團隊的支撐，這樣才能更加充分及時地發掘數據中有價值的信息。
（三）建立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讓政府數據更加透明
在信息量龐大的當今社會里，要利用好龐大的數據庫，建立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讓政府數據更加透明。如何才能建立數字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呢？一方面，政府可以開放一些和民眾交流的公眾平臺，例如微信公眾號、政府官方微博等，讓民眾一起參與到政府公共管理中，這樣不僅能增加政府的公信力，還能增加公眾和政府的親密度。另一方面，政府內部要共享數據信息，把有用的數據一起分享、一起分析、一起運用，避免出現“信息孤島”的現象。
（四）加強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
正因為大數據相關的法律和法規體系不健全，所以要加強相關的法律法規建設。從法律角度上來思考，要做到有據可行、有法可依，不僅要完善我國網絡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規，還要完善公民個人的隱私權利保護法。對于網絡安全管理，歐美國家相對來說做得較好。所以在完善法律法規上，我國可以學習借鑒歐美國家先進的網絡安全法律法規，然后制定出符合我國國情的法律法規。
（五）運用數據建立政府公共管理監督體系
監督體系對政府公共管理是十分的重要的。政府可以建立一個數據庫專門用來收集公眾的意見建議，然后由專業的數據人員進行分析，讓廣大群眾對政府進行監督，隨時隨地了解政府的工作進程，讓民眾最大化地參與到政府公共管理中。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公共管理從古典自由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干預模式逐漸發展演變到了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市場模式。西方的市場經濟國家在自由資本主義時期，推崇亞當•斯密的理論——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政府管理越少效果越好。政府的主要職能是對外保衛國家的領土和完整，對內是維護社會正常運行秩序，保護私人財產和市場經濟的合理存在。此外，政府對市場經濟基本采取自然發展的政策最終形成了“保守型”的政府公共管理模式。在1920年—1930年，西方國家的經濟危機爆發了。這次世界性經濟危機，宣布了自由主義經濟理論與實踐的失敗，從此各國政府全面采取了對公共和經濟事務的積極干預，并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果，初步形成了公共管理的政府干預模式。這一模式重視政府對社會經濟的管理控制，隨之弱化了市場的作用。在20世紀70年代以后，西方國家的經濟運行出現了問題，經濟持續低增長、嚴重的通貨膨脹、大額的財政赤字和居高不下的高失業率，即所謂的“滯脹”問題。這種經濟狀態迫使人們對政府干預模式進行思考，最終形成了市場調節模式。在這種市場調節模式中，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與角色得到了調整，
二、政府公共管理的幾種模式
(一)企業化政府模式
這一模式由美國學者戴維•奧斯本和特德•蓋布勒提出。他們認為要使政府充滿活力，就必須使政府企業化。政府在公共管理過程中，主要任務是制定相應的政策并通過招標等方式選擇適合的單位為其提供公共服務。在這一模式下可以進行相應的績效考核、激勵機制等。
(二)參與政府模式
參與政府模式強調基層行政機關和基層行政人員的重要性。主張大幅度調整政府組織的層級關系，將權力下放于基層行政機關和人員手里，充分調動基層人員的工作積極性，最終建立自下而上的參與式決策方式。
(三)靈活政府模式
靈活政府模式主張調整政府組織與政府雇員的任職終身制關系。政府為了增強運行的靈活性就必須打破終身任職制，建立雇員制度，同時要設置一些必要的臨時機構，招聘專業的臨時人員進行工作，當工作完成時，這些臨時機構和工作人員可以解散。這樣可以改善終身制工作人員的惰性，使組織的工作更加有效率。
(四)放松規制政府模式
放松規制政府模式主要是調整政府和工作人員、政府和公眾關系。公務員可以不受行政規章和行政程序的嚴格約束，這樣可以讓政府公務員獲得更多的決策機會和靈活的執行規章制度，最大限度地調動工作的創造力和積極性。相對于公眾而言，放松規制政府模式減少了行政程序，使公眾獲得了高效、方便的服務，有效地協調了政府和社會各方面的利益關系。
三、我國公共管理模式存在的問題
一些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時還存在一定的誤區，在實際工作中以典型的統治管理為主，而不是現在公共管理的基本要求——在服務基礎上進行管理。同時一些政府工作人員受任期的局限，從政行為和思想明顯存在短期性和功利性的價值取向，因此也就形不成合理有效正確的公共管理模式?，F在，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一些公共管理制度跟經濟社會發展仍存在不吻合的地方。政府的公共管理制度改革還沒有完全跟上，干預微觀經濟的發展有些過多，對宏觀經濟的掌握明顯不足，一些官員的素質也不高，沒有建立完善的監督機構和監督制度。同時過多地使用行政手段是政府在履行其職能所采用的，在經濟社會發展中應該多使用經濟手段和法律手段，這是宏觀調控對政府公共管理的總體要求。
四、解決的方法
（一）政府采取市場化的公共管理方式，提高公共服務的質量
首先，使公共管理主體多元化，政府應該采取有限政府的做法，將公共管理的主體
多元化。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應該支持發展第三部門來承擔公共事務的管理，把市場可以解決的問題交給市場，把無限全能政府變為有限政府，政府可以負責市場和第三部門解決不利的方面。其次，在公共管理過程中引進競爭制度，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和效率。一些提供公共服務的政府部門，如：教育衛生、城建交通、環境保護、社會事業、治安管理等，可以適當地引進競爭招標來進行公共管理，這樣可以減少費用支出，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質量。再次可以將企業的管理方法納入政府公共管理中，這樣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時企業中的成本核算、績效考核等就可以被政府公共管理所采用，如政府在進行公共管理時可以樹立成本收益的觀念，注重公共管理的績效，重視行政產出和行政效果，這樣可以達到節約支出，防止浪費的效果。
（二）政府采取參與式的公共管理模式，提高民主決策水平
首先要重視發展第三部門，讓第三部門和公眾可以參與到公共管理中來。這樣公眾可以直接快速地參與到公共管理中來，積極推動公共管理的運行，因此，政府應當積極支持第三部門的發展，卸去一些第三部門的官辦色彩，保證其運行的靈活性和有效性。其次可以將公共行政管理程序化，從制度上確保公民對公共管理的直接參與。參與式管理模式主張整個公共管理的過程程序化、民主化、制度化、透明化，公共管理過程程序化的實質是通過規章制度為公眾參與公共管理提供保證和渠道，這對我國政治文明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和明顯的作用。再次是健全公共決策的參與體制，實現公共決策的透明化和民主化。黨的十報告明確規定：要建立健全決策機制，各級政府的決策都要遵守制度和程序，決策不能帶有隨意性和主觀性。預防決策隨意性和主觀性的措施是建立公眾參與型的公共決策制度。公共決策的本質是怎樣進行公共利益的分配，因此，公民能否參與公共決策成為公共管理的核心和焦點，也是現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內容。
（三）政府采取彈性化的公共管理模式，建立高效、民主的政府
首先政府要深化機構改革，改變傳統的公共管理模式。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政府要轉變工作職能，深化改革行政管理體制，改用新的管理方式，充分利用“互聯網+”，快速推進電子政務的實施，減少政府費用支出，提高行政辦事效率，形成公正廉潔、高效透明、規范協調的公共管理模式。其次是建立公務人員彈性化的工作機制。彈性化的公共管理模式重視公共管理人員的崗位輪值和交流工作，這樣可以使公共管理人員掌握全面具體的工作崗位內容，加強和公眾的交流，促進政府和公眾的相互理解。另外可以改變公務員的穩定性，使公共管理工作保持彈性和活力。再次改變傳統機構設置的僵化性，加強政府公共管理工作的靈活性和主動性，在基本原則不變的情況下，各級政府應該根據本地實際情況設計制定公共管理需要的機構和部門，不僵化地對應上級部門所有的機構，不固定地搞上下對口。
五、總結
[關鍵詞]區域公共管理；物聯網；超越
[中圖分類號]F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13）07-0109-04
物聯網是通過信息技術將物與物聯通在一起的新一代網絡，在近幾年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注。美國將物聯網視為擺脫金融危機和發展新經濟的“雙引擎”之一，歐盟提出“物聯網行動計劃”，日本提出“數字日本創新計劃”，韓國提出“U-Korea計劃”，紛紛參與到物聯網發展制高點的爭奪之中。在中國，對物聯網的全面關注與研究始于2009年。迄今為止，物聯網的研究和開發尚處于探索階段，在技術和社會層面面臨著很多挑戰，但其對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影響，彰顯出物聯網與區域公共管理相關研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因此，面對物聯網時代，我們急需對區域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做出相關的調整、充實和提升。
在物聯網時代，超越組織邊界的復雜問題層出不窮，區域性公共事務和區域化公共問題展現出全球化、區域化和信息化相互滲透、緊密結合的特征。政府、社會和市場通力合作，努力追求區域公共事務的雙贏或多贏局面，這正在成為時代主旋律之一。在此背景下，現行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弊端日益明顯：就價值層面而言，經濟價值取向過度。公共價值取向不足，公眾參與意識淡??；就權力層面而言，分權與集權失度，政府、社會與市場權力失衡；就結構層面而言，機構整合協作乏力，組織運作縫隙過大。由此，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變革勢在必行。在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將從諸多方面實現對傳統模式的超越。
一、重塑區域公共管理價值
（一）淡化經濟價值取向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模式主要建立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基礎之上，其基本價值取向在于提高效率，實現經濟價值，因而衡量管理績效的側重點是經濟和效率。經濟學理論對于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物聯網時代逐步顯現出一些缺陷。一是西方經濟學以個人利益為重的核心理念會導致公共利益的喪失。物聯網所提供的海量信息具有易感性和難知性，受眾在獲得信息之后，往往被媒體的傳播力量左右，很難對信息內容進行深入甄別和研究，導致傳播內容簡單化、膚淺化和失真化，個人私利對公共利益的損害很可能因為物聯網的力量無限放大。二是以“工具人”和“經濟人”為信條的西方經濟學忽略了人作為“社會人”、“復雜人”的另一面。在這種信條下，區域公共管理往往會忽視文化因素對網絡世界中人性的規制，忽略德治的重要性，使人性的弱點借助物聯網而由網絡世界傳人現實世界，最終引發區域公共倫理危機。三是單純將西方經濟學應用到區域公共管理是一種不太高明的構想。區域公共管理生存于日趨網絡化的環境之下，而單純將經濟學手段引入其中，決定了它采納的價值準則一定是效率優先，其他的諸如公平、正義等價值準則會有意無意地被忽略或剔除，進而陷入區域公共管理合法性的認同危機。
物聯網本質上并非謀利的工具，而是一種深刻影響整個社會生產、生活和生存方式的公共產品，除了為企業創造利潤之外，更核心的價值是增添社會福利。物聯網的公共性應用，其終極目標是通過發掘和覆蓋已有的和潛在的市場需求，削減社會成本，最終實現一種社會化盈利。隨著物聯網畫卷的逐步展開，區域公共管理將在一定程度上擯棄西方經濟學“經濟至上”的價值理念，至少在管理對象和目標上會超越“效率”的價值理念，采納公共價值管理理論作為主要的理論基礎，各公共機構將以追求區域公共價值作為其行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物聯網所提供的人與物、物與物的互動模式有利于人們培養整體性思維、互動性思維、開放性思維和反思性思維。其中，整體性思維是所有思維模式的核心。因此，在物聯網時代，改革者將運用整體性思維對區域公共管理進行反思與超越，更加強調區域的公共利益與公共責任，更加注重體現區域社會的代表性、回應性等民主價值，從根本上推進區域公共管理由經濟價值到公共價值的重塑。
（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
物聯網作為戰略性先導產業，在尋找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上具有重大作用。一是有助于改進區域公共管理問責方式。物聯網既能夠為現有的同體問責（即公共管理組織內部的問責）轉化為異體問責（即外部對公共管理組織的問責）提供合適的技術平臺，也可以為公民參與公共管理和問責提供有效的網絡渠道，能夠明顯減少區域公共管理權責不明的現象，最終實現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的明晰化。二是有助于完善區域公共危機應對措施。物聯網極其便利的信息通信，有助于及時預警區域公共危機，深入了解區域公共危機產生的緣由，有針對性地采取區域公共危機救助措施，最大限度地減少區域公共危機的損失。三是有助于建設區域聯合服務型政府。通過物聯網，公民能更加便捷地參與和監督區域公共管理活動，區域地方政府能及時了解區域社會的需求，高度協調相互之間的管理措施，從而改變政府以往公共決策的片面性和封閉性，大大增強公共決策的整體性、全面性、開放性和協調性。四是有助于改變區域公共管理程序復雜、權力集中的局面，實現簡化公共管理程序、下放公共管理權力的目標。物聯網通過感應器和互聯網來達到人與物的溝通和交流，實現對“物”的智能化、精確化監管與操作，這為精確尋找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極大便利，也為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提供了著力點。
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價值管理將越來越專注于如何創造區域公共價值。所謂“區域公共價值”，就是區域內公民對區域公共管理期望的集合。區域公共價值的創造與否，主要取決于區域公共干預是否實現了包括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等在內的區域整體效益。在區域社會中，各類公共組織的責任不是確保自身的延續，而是根據區域發展的需要，積極改變自身的職能和行為，發現、定義和創造區域公共價值。然而，區域公共價值的變動是絕對的，不變是相對的。因此，管理者們需要借助物聯網來在絕對變動中尋找相對不變的區域公共價值：其一，分析不同人群的利益偏好；其二，確定公眾的利益關注點；其三，引導公眾了解區域公共問題，表達區域公共訴求，探究區域問題緣由，尋求區域公共對策。
（三）拓展公眾參與渠道
區域公眾偏好對區域公共價值發揮決定性作用。區域公共價值最終南區由公眾定義，在區域公眾與區域公共部門的良性互動中得到確認。在傳統媒介中，主體因知識程度、社會階層等方面的不同，對物體的感知和理解存在一定的差異性。而物聯網比以往媒介呈現出更強烈的開放性與平等性，因而這種差異性將逐步縮小。譬如，互聯網時代的維基百科強調主體對文字的編輯和對信息的分享，它沒有固定的編輯者和把關人，鼓勵所有人平等享有修改其中內容的權利。與維基百科不同，物聯網強調物體和主體的共同自主。只要用能聯網的手機等載體，區域社會的每一個人就都能參與到物聯網傳播體系中，更為直觀地發現自身和尋找信息目標。在物聯網社會中，自由、民主、平等的觀念更加深入人心。這些觀念變遷折射到區域公共管理中，就是人們追求平等互動的意識越發強烈，認為其本質是一個協商、互動和交流的過程。物體作為媒介的實現，更加方便公眾將區域公共管理的民主意識和參與意識轉化成現實，平等性、開放性也成了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的基本特征。
二、重構區域公共管理權力
（一）尋求分權與集權的有機結合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一項重要主張就是分權管理，這一主張比較適應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需要。然而，進人物聯網時代后，在這樣一種權變、風險、不確定性的復雜社會生態下，市場變得無界化，信息出現無縫隙化，社會公共事務表現出高度滲透的趨勢，區域乃至全球社會間結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依賴狀態。物聯網使得區域性和區域化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得到很大增強，分權管理的弊端逐步凸顯出來：它直接削弱了區域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在物聯網社會中越來越被認為是不安全的、危險的和不穩定的。由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開始強調分權與集權的動態平衡。在價值導向上，將以區域公共事務和問題為主要價值導向，從根本上打破行政區域限制，通過物聯網把“外溢性”公共問題和“區域性”公共事務完全納入區域管理之中。在主體選擇上，將拋棄“全能型政府”的理念，推行“合作型政府”的理念。在頂層設計上，將改革政府“單中心”治理模式，推行政府、社會和市場“多中心”治理模式。
（二）構建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平衡
物聯網集公共性與商業性于一身。一方面，物聯網通過不同主體的參與來傳遞和接受信息，這意味其承擔著社會公共性，需要按公共領域的規范要求來運行，向公眾開放，為公共利益服務。另一方面，物聯網有服務對象的限制和利益的局限，并非任何人都可以享受到它的開放性。物聯網自其誕生之日起，商業化就已經在其體內潛藏，直至今日生根發芽，并大有枝繁葉茂之勢。今天，隨著經濟的繁榮、制度的完善、大眾文化的發展，媒介商業化作為其眾多變化的誘因和先導，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前進。。物聯網的上述屬性決定了區域公共管理權力的平衡不再局限于政府內部。事實上，隨著物聯網鋪天蓋地的發展和人們素質的提高，組織結構的扁平化和組織權力的外移已成大勢。但這并不意味著組織層級制度的消亡。在物聯網時代，區域公共管理所尋求的適度集權，不過是將政府內部的權力平衡提升到更高層面的政府、社會和市場間的權力平衡。
尋求區域公共管理的權力平衡并非是在政府、社會和市場之間絕對平等地分配權力，這在實踐中也不可能。在那些具有全區域意義的公共事務上，區域地方政府要毫不猶豫地把權力集中起來，并通過行政系統行使這些權力。比如，建立區域發展戰略小組和區域公共管理執行處等。但在局部的公共事務上，應當充分賦予社會和市場相應的管理權力。實現區域公共權力的平衡需要做到三點。一是加強法制建設。在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權力配置確定好后，要通過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來規范和保障這種權力配置，如果沒有法律制度的規范保障，權力就難免陷入“收一放”循環的怪圈。二是強化權力監督。在區域公共管理權力失衡或失控的情況下，缺乏有效監督將直接導致權力濫用。因此，必須借助物聯網來構建和強化各種監督機制，保證政府、社會和市場相互之間實現嚴格有效的監督，維護區域整體利益。監控機制應該做到政府既盡可能少干預微觀的公共服務事務，又能確保對宏觀公共事務實施有效調控，通過監督使政府、社會和市場在法律授權的范圍內自由行事。三是完善相關配套措施。任何改革都是系統工程，需要制定和實施相關的配套措施，區域公共管理權力配置改革也理應如此。
三、重組區域公共管理結構
（一）加強公共機構的整合與協作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試圖解決過去存在的條塊分割和部門中心主義問題。但權力的過度下放造成了公共管理機構劇增，公共管理協作決策和問題解決機制缺乏，公共部門之間的溝通和協調存在較大困難，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和服務供給呈現半碎片化。隨著物聯網的發展，區域公共管理機構的整合將加速。在物聯網中，物體與主體的交互促進了區域社會公共空間的建構和理解。其一，物聯網拓展了區域公共空問。物聯網在激發主體潛能、建構私人空間的同時，在一定意義上也擴張了公共共享空間。因為物體在使主體更加便捷地獲取信息、知識和自我的同時，也增強了區域公共領域的開放性。其二，物聯網推動了區域社會關系變革。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聯結。因為當物體成為信息的載體和實際發起者時，它已經成為傳播體系中某種原則的制定者，而這種共識和規則是區域社會關系建立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物聯網推動區域社會關系的變換。媒介的每一次發展，都促成區域公共空間結構的變化。物聯網出現后，將進一步促進區域社會關系的細化，使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不斷重構和分化，其界限也將日漸模糊。相應的，區域公共組織也會朝功能化和分布化方向發展。因為區域公共組織不能功能化，就難以因應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模糊化的態勢，整個管理就不可能平穩而有序。因此，區域公共管理者應該充分利用物聯網來加強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與整合，建立一種由政府、社會和市場組成的新型網絡結構和協作機制。
（二）實現公共組織的無縫隙運作
在物聯網中，物體是真實性與虛擬性的有機結合體。所謂虛擬，主要是指利用媒介技術，通過數字化來取代原事物而形成新事物。在物聯網中，主體通過自身生活體驗進入到區域社會空間，物體以或真實或虛擬的方式呈現自身及文化形態：就私人空間而言，物體通過虛擬技術延展了人的真實存在；從區域公共空間來看，物體通過虛擬增加了真實的信息共享機會。由此，物聯網一方面帶來信息的“虛構”，另一方面也使主體共享的區域空間發生變化。相對傳播手段的“虛擬”來說，這種區域公共空間的變化是真實的，并與私人空間的變化緊密相聯，從而真正意義上實現了區域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無縫隙狀態。
無縫隙的區域社會空間需要無縫隙運作的區域社會組織。傳統區域公共管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科層制的弊端，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來實現公共利益的總體提升。但在區域公共事務日益網絡化、區域公共需求日益多樣化的物聯網時代，這些做法已經不合時宜，應當構建一種新的“整體性治理”理念。區域公共管理組織結構不應當再基于一種或幾種特定的功能，而應該以公眾的公共需求為中心來進行頂層設計，在不影響專業化分工的前提下實現公共組織之間的協作。這一頂層設計要具備一定的創新意圖，使設計出來的公共服務供給體制機制能夠實現縱向層級結構之間和橫向功能結構之間的協調發展。這種頂層設計既要克服部門主義、視野狹隘和各自為政的弊端，提高對復雜區域公共管理問題的應對能力，又要調整政府、社會和市場的橫向關系，以政府為紐帶，構建政府、市場、社會通力合作，和諧運轉的區域治理網絡，以便更好地滿足區域公共服務的需求。
四、重建區域公共管理關系
（一）從側重市場調控走向市場調控與宏觀調控并重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市場化主張體現了其對區域市場化倍加推崇的理念，然而，區域市場化在許多時候和場合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市場經濟并不意味著必須減少公共管理，而是應該實行不同的公共管理，因為沒有公共管理的區域市場將導致撕裂化的區域社會。在某些特定的區域環境條件下。市場機制的局限會凸顯，甚至會對整個區域造成一些消極的影響。就利益分配層面而言，市場經濟本質上以利益為導向，因此它不但不阻礙，甚至可能促進純租金的出現；就倫理層面而言，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區域社會將構建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網，但它并非市場機制的產物。實踐證明，市場機制并沒有傳統觀念想象的那么神奇，毫無必要對市場化盲從。
傳統區域公共管理所推行的過度市場化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當私人機構成為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的主要生產者時，政府就幾乎放棄了應盡的區域公共管理責任。物聯網本身就是市場性與公共性高度結合的新媒介，舍棄其一都會導致嚴重失衡，因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不應當反對市場化，但應當反對過度的市場化和政府在市場化過程中的某些不適當的做法。因此，在物聯網時代，對傳統區域公共管理的過度市場化采取的重大修正舉措就是加強宏觀調控與市場調控的有機結合。政府要充分利用行政、經濟、法律、教育諸多手段來調控區域宏觀公共事務，同時把部分應當承擔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重新收回來自己進行生產和提供。
（二）從第三方政府走向網絡化政府
區域公共管理經過多年的市場化發展，出現了所謂的“第三方政府”模式，即政府依賴私人公司和非營利組織來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例如。當前美國聯邦政府的每一個主要政策行動都是通過公私伙伴關系來進行管理的，如崗位培訓、醫療衛生、環境清理、扶貧項目、高速公路等。當政府主要依賴第三方來提供區域公共服務時，政府的績效也會主要依賴于對合作伙伴的管理能力。然而，雖然第二三方政府與私人組織合作的程度較高，但其對公私網絡的管理能力卻比較缺乏。因此，物聯網時代的區域公共管理對過度市場化的第二個修正就是，以物聯網為依托來建設網絡化政府，實施網絡化治理。事實上，傳統區域公共管理在市場化方面最致命的錯誤并非市場化本身，而是對市場化的管理還保留著明顯的等級制政府模式。在公共服務網絡單一的年代，這種模式不會有太大問題，公共組織可以通過命令的方式來出色完成整齊劃一的日常工作任務。然而，隨著物聯網的發展，日益發達的區域市場網絡和日趨復雜的區域社會網絡卻迫使公共行政者開發新的治理模式。
從更為寬泛的意義上說，網絡化治理不僅是對過度市場化的一種修正，更是一種與所有超出單一組織的活動相適應的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當政府、社會和市場共同參與到區域公共產品和服務的生產和提供中來，權力越來越分散，組織界限越來越不固定的時候，就必須要有一個跨越政府、社會和市場的執行網絡去完成任務。在這種模式中，公共行政者的核心職責不再是直接管理人員和項目，而是組織區域公共資源、創造區域公共價值。因此，政府直接供給服務的功能將逐步淡化，管理區域公共價值的功能將大大加強。
物聯網為第三方政府向網絡化政府的發展提供了上乘的技術方案，它使得區域公共管理的信息成本得到極大的下降。伴隨著物聯網技術的發展，跨組織之間的溝通和交流將變得更好、更快、也更廉價。物聯網革命已經以一種嶄新的方式將復雜的區域公共管理系統組織起來，這些技術上的進步將更加有力地促進網絡化區域公共管理模式的形成與發展，推動網絡化區域公共管理時代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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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公共管理模式的特點
“新公共管理”最早是由胡德于1991年提出的，將英國及其他國家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以后紛紛掀起的政府改革運動稱為“新公共管理”運動。其被看作是一種以強調明確的責任制、產出導向和績效評估，以準獨立的行政單位為主的分權結構，采用私人部門管理、技術、工具，引入市場機制以改善競爭為特征的公共部門管理新途徑。新公共管理是以管理、業績評估和效率為標準，在公共部門中廣泛采用私營部門的管路方法，病引入競爭機制，把公民當做顧客，以顧客為主要引導，同時加強調整政府職能，優化和有效利用管理人員的自利、機會和風險的意識，使他們擁有合理充分的權利，適應激烈變化的外部環境，創造良好的管理績效并強調對資源利用的節約性的理論。主要從以下幾方面表現:
(1)政府轉變職能,強調政府職能調整和優化,更加關心服務效率、效果和質量的結果。注重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公共機構形象;
(2)強調政府管理方式的改革,主要包括: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推行公共服務社會化;改革政府部門的行政管理體制,以提高管理效率和水平;
(3)注重公共行政傳統規范與科學的管理方法的融合;
(4)基于新公共管理的行政管理改革是在完善的法律和規章的基礎上進行的,強調法制建設和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新模式下的公共管理手段主要是通過對市場分析，采用市場經濟下私營管理模式，以及市場經濟下的私營單位企業成功管理方法和競爭機制。
2我國行政管理改革存在的主要問題
我國改革開放30年的實踐來看，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科研體制等各個領域的全方位改革主要是公共行政的傳統準則，缺少當前西方各國流行的新公共管理的準則。世界各國在公共行政改革中面臨的許多問題都是共同的，這一點不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是如此，因此，了解和吸取西方國家公共行政改革實踐中取得的經驗和教訓，對我國公共行政管理改革的實踐是有積極意義的。在我國的行政改革中存在許多的問題，首當其沖的是行政機構膨脹和效率低下的問題嚴重，各級財政中出現財政赤字，精兵簡政是必須執行的。其次，法律保障意識低下，政府機構改革不夠法制化和規范化。行政管理改革受到的嚴重影響，導致行政管理改革無法正常運作，并且不能真正認識到中國行政權利問題。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著社會主義建設，然而基于我國的背景和國情以及我國行政管理中出現的弊端，要正視新公共管路理論，結合目前實際情況，吸收和借鑒西方國家的新公共管路，進行政府職能轉變、政府機構規范化，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府，逐步建立一種新的政府管理模式。
3新公共管理模式下行政管理的改革思路
我國要立足自身國情的基礎上，本著實事求是的態度和創新豐富的原則，進行反思性的借鑒。思考現階段我國行政管理改革的特殊維度，主要應關注以下幾方面：
（1）轉變政府職能,建立起適應市場
經濟發展需要的“有限政府”新公共管理強調政府職能調整和優化對我國的行政管理有借鑒作用。我國原有的行政管理模式基本上是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政府是“全能型”的政府,在這種管理模式下,行政權力滲透到社會的各個角落,政府對社會和公民進行無所不及的控制,政府壟斷了社會的一切資源,公民和社會組織都在政府的嚴格控制下。隨著社會的發展,市場經濟的建立,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不到位”就逐步顯現出來。轉變政府職能的關鍵,就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市場、政府與企業、政府與社會、政府與公民個人之間關系,界定政府的角色和職能。同志曾指出“: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的職能主要是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共服務”。也就是說政府應為“有限政府”。為此,行政管理改革必須在現有政府職能的基礎上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方面,政府應把自己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務交出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擺正管理位置,實現正確定位,矯正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政府職能的“越位”、“錯位”現象。另一方面,要大力推進在政府管理改革過程中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政府管理新職能,通過有效的管理來促進市場經濟的建立和健全,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補足政府職能的或缺部分,解決政府職能的“不到位”現象,使政府從“經濟建設型政府”轉向“公共服務型政府”,從“管制型”向現代“服務型”轉變。
（2）在樹立服務理念,強化服務意識
加強政府的服務職能的同時,有針對性的實行必要的官職管制,重塑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新公共管理主張提高服務質量,改善公共機構形象。服務行政的理念是強大的內在規范和價值導向。我國過去計劃經濟時代的管制型政府管理模式下片面地以經濟、效率作為政府行政的價值取向和評價標準。在這種價值取向下,政府及其工作人員循著命令鏈只對上級負責,片面追求效率,往往容易忽視民意,忽視社會公平。而在現代社會的今天,政府應該轉變管理理念,強化服務意識,以社會和公民滿意為價值取向和評價標準。行政管理職能從管制向服務的轉變,正是反映了行政管理的本質要求。我國政府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當然更應當樹起服務理念,提升政府的服務職能。但是,由于我國尚處在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型中,市場經濟還沒有完全建立,政府還擔負著培育市場的艱巨任務,因此,政府的管制職能不能輕易放棄,特別是在維護市場秩序方面。
（3）把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引入公共行政領域,以提高政府管理的效率新公共管理把一些科學的企業管理方法
如目標管理、績效評估、成本核算等引入公共行政領域,對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有促進作用的。對比政府公共管理和企業管理都是對管理對象、方式、目標和方法的管理，但是又都各有差異，將企業管理的方式完全實施在政府公共管理中并不合適。但企業管理重視管理的科學性,重視市場需求和顧客的反饋,重視效率,重視產出,這些方面則可為我國的行政管理所借鑒。比如,把投入產出分析和成本核算等方法引入我國政府部門的管理,可以提高政府管理人員的責任感,更加科學地進行績效考核。
（4）加強法制建設,完善相關法律制度
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新公共管理注重遵守既定的法律和規章制度。西方的“新公共管理”運動雖然也包含某些激進因素,但卻未引起嚴重的國家失控和社會動蕩局面,其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西方發達國家有著堅實的法律制度基礎,法治化的社會環境將激進變革的負面影響衰減到較低水平。我國的法制建設起步較晚,目前尚處于法制不健全,制度供給不足的階段,法治的總體水平低于西方發達國家。所以,要考慮在我國行政管理改革中一項重要任務即建立和完善各種行政法規,規范行政行為,實現政府機構、職能、編制、工作程序的法定化。同時，要主要制度是手段，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時，因此在制定法律法規和管理制度時,要將法律法規及管理制度落到實處,使其為政府完成公共管理目標和任務服務，是目前我國行政管理工作尤其應該加強的一個方面。
4結語
［關鍵詞］公共管理；契約管理；高校管理
新公共管理運動最初于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在英國由胡德提出，新公共管理理論是對二十世紀以來經濟學理論的進一步完善和補充。該理論著重強調了公民為本、結果導向、民戶參與、分權協作等理念和指導原則。在高等教育改革轉型時期，改進高校管理模式，積極落實高校自主辦學等策略對當前高校發展來說既是機遇也是挑戰。新公共管理理論視角下的多樣化管理模式中，可以選取契約管理、董事會管理、政府購買管理、中介管理等模式進一步深化我國政校分開的高校管理改革，其中契約管理模式是當前最受公眾青睞的管理模式之一。
一、基于高校契約管理模式的探究
（一）政府與高校之間的契約管理
契約在法律上通常是指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合同，但是隨著法律不斷完善，民事合同與行政合同的差別也逐漸明顯。一般來說，民事合同是指處于平等主體之間設立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合同當事人的法律地位相同，并自愿遵從誠實守信的原則履行義務和權利。而行政合同是指行政機關以行政職能為目標，與公民和法人代表共同協商的權利義務協議。由此可見，為了進一步深化政府對高校管理改革的整體規劃、推動高校自主辦學權的實現，高校契約管理模式應運而生。政府與高校之間的契約與責任關系是建立在《高等教育法》等法律法規的基礎之上，并由政府實施宏觀指導和經濟支撐，高校面向社會自主辦學。也就是說，在契約性質上，政府與高校的契約關系屬于行政契約關系，包含著行政的公務性和契約的履行性。政府與高校之間制定契約的程序：首先，高校初步制定自身發展規劃，包括發展目標、項目建設等，政府根據高校的辦學規模和辦學性質對其辦學章程及發展規劃進行指標要求；其次，高校與政府雙方項目確認各自的責任和權利，并經雙方確認后簽署；最后，政府對高校的發展規劃提供政策、財政支持，高校在契約框架下可以實行自主辦學。總之，從政校關系、評估認證、撥款扶持等幾個方面，可以看出政府與高校之間實施契約管理的規范性和科學性，契約管理模式對雙方的互助發展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學生與高校之間的“心理契約”
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發展，契約管理模式逐漸成為高等教育管理中的重要方式之一。心理契約最初源自社會心理學，用來描述社會組織中雇傭雙方之間的人際關系和互助關系，該契約管理形式代表了一種非正式的隱性契約關系。高校管理中的心理契約在最初形式的時候，受到傳統習慣和觀念的引導，公眾通常將高校視為強勢群體，而將學生視為弱勢群體，建立在不對等條件下的契約模式是不符合心理契約的構建標準的。但是如果心理契約受到違反，將極大挫傷契約組織成員的認同感和積極性，進而引發不同程度的負面效應。首先，近年來信息技術的普及發展在無形中也逐漸影響了大學生的價值觀念和思想觀念，大學生對網絡媒體的依賴性越來越強，同時互聯網也為高校管理工作提供了新的工作手段，也是傳統制度契約管理模式所無法滿足的。其次，當前的高校學生中90后占多數，新時代的大學生具有思維獨特、主體意識強等特點，他們對新生事物的好奇心較強，但是多數學生的成長環境存在較大差異，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學生的差異性和功利性較強，給高校學生管理帶來了困難。而心理契約管理模式符合現代大學生的心理發展特點，能夠滿足學生個性化的發展需要。
二、“心理契約”管理模式在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中的應用
（一）創建以學生為中心的校園文化
新時期的高校學生管理從以往的制度管理逐漸過渡到了文化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中堅持以學生為服務主體，創建以學生為本的校園文化主導理念是心理契約管理模式的改革重點。健康向上的校園文化能夠培養學生素質的全面發展，同時有助于校園管理工作的順利展開。高校應在滿足學校與職工之間的良好心理預期下建設以學生為本的校園文化，為學生的個性化發展提供寬松的學習氛圍。這就需要學校充分考慮當前大學生的身心發展特點，為學生確定合理規范的價值觀念和制度標準，注重給予學生較大的發揮空間，充分實現學生管理工作與學生價值觀念的吻合，提高學生對學校相關管理條例的認同度，為深入鞏固學生與高校管理工作之間的心理契約打下良好的基礎。
（二）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
高校在制定和實施相關規章條例的同時，應充分收集學生的意見，并尊重學生對高校管理建設的相關建議，可見，建立良好的溝通機制是確保契約平等原則的關鍵環節。為了及時了解學生的心理需求，消除其心理顧慮，高校必須在管理層面建立全方位的溝通體系，以便學生和教職工能夠及時向學校反映其思想動態，良好的溝通機制也有利于學校及時采取有效措施并盡可能減少學生和學校之間的沖突和矛盾。心理契約的基點需要契約雙方互相了解，并隨時保持互動聯系，及時有效的溝通交流可以緩解不利因素對現有心理契約產生的消極影響，學校與學生之間的心理契約越明確，它在高校管理中的作用就越強大，很難被外界環境引起的干擾因素所破環。
（三）契約雙方對心理契約的有效維護
心理契約的雙方必須積極并認真履行彼此的職責和義務，并在明確各自的心理期望和心理需求以后，以實際的行動對心理契約進行有效維護。制度契約是實施心理契約的基礎，心理契約是完善制度契約的關鍵，如果契約主體中的任何一方出現了不認真履行自身職責的行為，那將無法繼續延續心理契約模式的長久發展，心理契約管理模式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應用也就無從談起。首先，學生和高校雙方必須做好自身的本職工作，并彼此對照雙方的心理期望。學生的契約職責就是努力學習，不斷提高自身思想素質和道德意志；高校的契約職責就是為學生創建優美的學習環境，為高校發展提供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并確保教學設施的完善和充分的后勤保障。其次，契約雙方需要對各自的職責履行情況以及履行滿意度進行適當評價，特別是作為契約的主要調控者，高校應時常檢查自身的管理工作，以學校的發展現狀和趨勢客觀判斷學校的各項管理措施是否符合學生的價值期望和現實能力。只有確保心理契約在高校管理工作中的構建質量，才能充分激發學生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四）以心理契約補充完善制度契約
高校學生管理部門對高?，F有的制度契約管理模式進行適當的補充和完善的同時，應堅持自由、平等、誠信、救濟等原則，在心理契約的精神指導下，高校和學生之間的契約形式也逐漸規范化，從而使其更好地適應當前高校學校管理工作的基本需要。學生作為高等院校中最為重要的智力資源，在傳統制度契約管理過程中總是處于被忽視的位置，學生常被看成主要的管理對象，心理契約式的高校管理模式需要采取必要的激勵措施。一方面，學校應對學生的創造能力給予充分的肯定和鼓勵，并在學生管理中投入一定的人文關懷，充分激發學生的潛能，使學生在學校中充分發展才能。另一方面，學校應深入觀察學生的學習和生活狀態，增強學生、教師、學校之間的信任程度。當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遇到困難和挫折時，學校應體現其人文關懷的本質特征，給予學生較多的實際幫助，增強學生和學校之間的心理契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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