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5 17: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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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人口膨脹、資源匱乏、環境污染等嚴重威脅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問題，人類認識到必須改變傳統的不可持續的發展觀，可以說，人與自然相互協調、經濟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已經成為指導我國社會發展的理論武器。作為發展之路的艱難探索成果，科學發展觀是對經濟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化，有著鮮明的“新”、“維”、“度”。
一、“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之“新”
“發展才是硬道理”，“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發展必須實行先富帶后富，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些論述都是真理。然而，有些地方或部門片面追求GDP 增長，把物質利益或財富、金錢的獲得看作是發展的標志、政績的標準，而無視在資源和環保上的代價，忘卻了GDP 的增長是為了“人”。當前，我們面對的現實是經濟增長并沒有消除貧困、失業和不公平現象，相反，卻導致了貧富兩極分化、生態環境惡化和社會沖突加劇，甚至有的地方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局面。當前，雖然人們生活水平總體達到小康，加速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邁進，但這個“總體”實際是一個平均的概念，在這個平均的背后，還掩蓋著許多的不協調、不平衡、不全面。也就是說，總體達到了小康水平，不是建成了“惠及十幾億人口”的全面的小康社會。
人民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廣大人民既應是社會物質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也應是社會精神財富的主要創造者和享有者。所以，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新”的發展指向：“以人為本”。也就是把關心人、尊重人、解放人、發展人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最高宗旨和最終目的。當然，“以人為本”不是人類中心主義。人類中心主義斷言人的需要和利益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有價值的和重要的，因此對非人類實體的關懷僅限于那些對人類有價值的實體。相反，“人本”意味著不“以神為本”，或“以自然神為本”；不“以官為本”，或“以上為本”、“以權為本”、“以管理為本”；不“以錢為本”，或“以生產為本”、“以GDP 為本”；也不“以大自然為本”，或“以生態為本”。可見，“人本”就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本，也就是以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歸宿，同時認為在人與自然關系的層面上，強調人與自然的統一、協調，人雖居于主導地位，是管理者，但決不意味著人可以凌駕于自然之上，不守自然規律而隨心所欲地驅使自然，安排自然，而要求人類與自然界和諧共處，走信息化、生態化的新型工業化文明之路。因此，我們必須警惕人類中心主義滑入“絕對人類中心主義”，顯然，“以人為本”體現了二者的平衡，體現著人們對發展問題的真理性把握的智慧。
二、“全面、協調、可持續”：科學發展觀之“維”
首先，“全面、協調”體現了“人—自然—社會”和諧統一。事實表明，如果片面追求經濟價值而不顧及其他，那么就必然會引起生態、社會等價值的流失和缺損。這是因為事物間存在普遍的物質（包括質量和能量）和信息的交換的相互作用。就相互作用必然引起參與相互作用之事物的物質和信息結構的改變這一情景來看，凡是相互作用過程都必然會伴有價值關系發生，因為價值關系存在的范圍、相互作用存在的范圍與事物(包括物質的和信息)存在的范圍具有同樣的普遍性和廣泛性，而世界更是作為普遍聯系著的統一體存在的，也就是說，價值現象絕不僅僅存在于以人的世界為參照的主客體關系中，它乃是一切事物內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時普遍存在的一種現象。對價值范疇重新界定，也就是價值是事物(物質、信息，包括信息的主觀形態———精神)通過內部或外部相互作用所實現的效應。實踐已經表明，把價值存在的范圍限定在以人的世界為參照的主客體關系的領域是一種片面的理論，僅僅在人的世界里無法找尋到解決全部人的問題、社會的問題的答案，更不用說生態環境問題的答案。但不可否認，自然的經濟價值、生態價值與人和社會的價值是統一、不可分割的整體，價值作用決不僅僅是單向的，而是雙向或多向的，并且有正價值、負價值、中性價值之分。所以，這就要求我們全面地把握各種價值關系，全面考慮各種發展中的價值因素，進而真正實現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全面推進經濟、政治、文化建設，實現經濟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的科學發展的價值訴求。同時，我們還要協調各種價值關系，統籌各個方面的發展，力求實現正價值，避免產生負價值，以促進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相協調，經濟、政治、文化建設的各個環節、各個方面相協調。
總之，“全面、協調”發展的含義是強調在社會整體發展上，在以經濟發展為中心價值的前提下，把追求人與自然關系的和諧共榮，維護生態平衡作為根本的價值尺度和目標之一。各級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制定各項重大政策和規劃時，要始終注意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始終注意人、社會與自然關系中各種要素的協調發展，一切以促進“人—自然—社會”的統一和諧、全面發展為依歸。
“可持續發展”體現了人類對發展的真理把握的巨大進步。可持續發展觀的認識過程，可以說是對時代所傳遞的人類發展安全的價值真理的認識過程。
真理是人們對事物的存在、變化、發展的度與規律等本質規定的把握過程，在一定意義上講，這又是一個信息活動過程，它是對認識對象的“度”與規律等本質規定的信息度的把握。真理信息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信息體，是實現了的信息的質與量之度的統一，是事物的尺度和人的尺度在實踐中實現了的辯證統
一。時展所傳遞給我們的信息表明，在一定限度內，發展是對生存的完善和促進，但超過這一限度，發展就反過來構成了對生存的威脅。這個“度”既包括發展規模也包括發展速度，映射在自然界，就是地球生態系統吐故納新、自我修復的能力范圍，也就是生態閾值。生態閾值是客觀存在的，一旦社會經濟發展超越了生態閾值，就可能發生波及整個人類的災難性后果，并且這個后果是不可逆的。
實踐證明，單純經濟增長的發展觀與僅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中心”的發展觀是不可持續的發展，不可持續的發展既不能滿足當代人的需求，更損害后代人滿足他們需求的能力。發展的真理表明發展必須保持地球的負荷能力，保護地球的生存能力和多樣性，減緩非可再生資源的衰竭。總之，“可持續發展”表明了發展觀對人類整體與長遠生存安全的關切。
因此，我國“十一五”規劃綱要提出控制人為因素對自然生態的干擾，發展要考慮資源環境承載能力，要保護修復自然生態。生態保護和建設的重點要從事后治理向事前保護轉變，倡導人類福利的代內公平和代際公正，實施減量化、再利用和資源化生產，開展無害環境管理、發展循環經濟等工作，這些都包含了“可持續發展”的時代真理對我們的實踐要求。
三、“生態規律”：科學發展觀之“度”
科學發展觀是一個積極的、求實的、歷史唯物主義的辯證發展觀，它更加強調發展要“好”字當頭，做到又好又快地發展，發展的科學之度其實就是在發展進程中強調發展的生態倫理，遵循發展的生態規律。
質、量與度是客觀的，普遍存在的，“純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個極限的，到了這個極限它就轉化為質的差別”。〔1〕（P313）“在這些關節點上，運動的量的增加或減少會引起相應物體的狀態的質的變化，所以在這些關節點上，量轉化為質。”〔1〕（P314）這是因為變化超出其限度，就會引起質的變化。從一定意義上講，度是和規律范疇一樣的范疇，認識了一事物的度也就是一定程度上認識、把握了規律。所以，對科學發展的生態規律之度的把握是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前提。人們掌握真理的關鍵是一個在實踐中把握事物存在發展變化的“度”的問題。馬克思深刻指出，人作為自然存在物，是能動的自然存在物，“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2〕（P47）因此，人也要按照自然規律來改造自然。人在改造自然的時候，能夠按照自然規律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并維護自然，在充當生產者的同時又具有維護者的主體地位。
正如彼得·弗萊布所說，科學家現在知道人與動物分離的斷層并不像從前那樣，任何對人的獨特性的定義顯然只是基于程度上的差別。這樣，生態倫理要求我們自覺認識人的“度”在什么地方。所以，科學發展觀作為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化重點，體現在對“生態倫理”的科學認識。
人之“度”要求我們敬畏自然。現在人類的科學技術水平和生產力水平已極其發達，人類已經具有了毀滅人類自身的能力，幾乎可以為所欲為，許多人自然地產生了無須敬畏自然的思想，甚至有人蔑視自然。然而，我們應當尊重自然規律，倡導敬畏自然。這是因為，在大自然面前未被我們人類探察和認知的領域太多了，違背自然規律，就會受到自然界的懲罰。不可否認，對于無限的宇宙、自然，人及人類歷史是有限、有“度”的，或者說人類掌握的真理永遠是相對真理，在絕對真理面前，不能不有敬畏的前提。
然而，“敬畏自然”的“人之度”要求我們不能“回避”矛盾，更不是“無為”和“消極怠工”，而是一種“從義出發，利以義取”、“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態度，要節制和規范人類對自然開發利用的不當和失范行為。要求人們從整體上、本質上重新審視人、社會、自然系統的復雜關系，樹立新的價值觀，以全新的生態思維方式，重新調整人類的行為模式和實踐活動，促使人類的行為準則和價值取向根源于、服從于生態環境系統，更好地實現社會經濟的有序、協調、健康、持續的發展。同時，要求我們在實踐中保護、尊重和發展生態，合理開發和利用生態資源。
當前，信息化、工業化、生態化是世界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大趨勢，是人類發展的共同規律。經過改革開放30 年的發展，信息產業已經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的基礎產業、支柱產業和先導產業，我國的“三化”融合進入實質性發展階段。面對信息化的發展歷史機遇，我們要推進工業化、信息化和生態化三者的融合，走一條新型工業化道路是適合我國國情、加快實現和諧社會的歷史選擇。
總之，發展觀是關于發展問題的理性認識，一個國家和地區堅持什么樣的發展觀，對這個國家和地區的發展會產生重大影響，不同的發展觀往往會導致不同的結果。只有正確的意識被付諸生生不息的生活世界，才能真正變為創造世界的現實力量。為此，我們應該真正領會科學發展觀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深化認識，領會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從而把握科學發展觀的“新”、“維”、“度”。
〔參考文獻〕
在當前的時代之中，房產行業在國家的總的經濟中體現著非常關鍵的意義，其成為了帶動經濟進步的關鍵行業，而且對于貨幣以及財政政策的落實等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所以，要認真的分析其發展規律。
1 房產經濟對于國家經濟的帶動意義
在我們國家，它是經濟的基礎行業，在經濟中占據非常關鍵的位置。其發展帶動了內需，而且也帶動了有關行業的進步，其對于國家的經濟進步來講有著非常關鍵的意義。不過在經濟進步的時候，也會存在很多的不利現象，干擾到經濟的幾部，因此要積極的應對存在的變化。
1.1 行業的進步帶動了其他的一些行業的進步，對于國家的總的經濟有著非常關鍵的意義。像是房產行業的進步，就能夠顯著的帶動家電本文由收集整理以及建材和裝修等領域的進步，其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此類行業的進步，能夠切實的帶動經濟的進步。
1.2 經由群眾對房產的消費，能夠帶動很多行業的消費，其牽扯到很多層次。對于房產消費來講，其是一項綜合化的消費活動，因此群眾的消費活動，使得內需擴大，帶動了經濟的進步。
1.3 行業的發展要靠著很多的工作者來擴充其實力，因此能夠有效的緩解目前的就業壓力。行業的發展速率越快，其供應的就業職務就越多，就可以更加積極的緩解目前的壓力。除此之外，行業的發展還能夠帶動其他行業的進步，而且也增加了就業機會。
2 積極的分析當前的房產經濟的發展特點
我們國家的房產行業是一步步發展得到的今天的成就的，該過程是有很大的變化性，從最初到目前總共歷經了四個時期：1981～1983年的第一輪周期；1984～1990年的第二輪周期；199l～1996年的第三輪周期；1997年開始至今的第四輪周期。通過比對這四個階段我們得知國家的房產和走起的體現形式有著非常顯著的改變。其時間在增加，而且變化的幅度降低了，衰退與擴張的時間比在減少。我們可知，在今后的一段時間中，行業除了要持續這種發展規律，還將表現為周期每一階段的變動將呈波浪式，且變化越來越無規律性。從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我國房地產業發展已經經歷了三個周期，目前正處在第四個周期。行業的高速前進帶來了非常多的經濟以及社會方面的不利現象，對于房產發展太快的擔憂，國家設置了很多的調控法規，這種發展態勢過熱的問題，其實是發展周期波動規律的表現。
3 當前的宏觀經濟對于房產市場發展規律的意義
3.1 國民生產總值的影響
我們國家的總的經濟進步和行業的經濟進步之間有著非常大的關聯意義，其是互相影響的。經濟的高速前進，帶動了國家的生產總值的提升，此時群眾收入也開始增加，在這種背景之中，群眾的物質生活能力也得到了顯著的提升，對于房產行業的進步有著非常積極的帶動意義，價格穩定上升。所以國民生產總值和房價是正相關的關系。
3.2 利率的影響
在行業高速發展的時期，要靠著充足的資金扶持，其是一種非常顯著的資金性的行業。在行業之中，不管是結合房產來投機亦或是投資，均要靠著非常多的資金投入，在利率降低的時候，很多的單位或是個體就會貸款然后將資金投入到房地產市場中，促進了房地產價格的上漲。同時由于利率的下降，在還款難度上也有所下降，那么就會刺激一部分消費者進入的市場中，貸款購房，推動到了房地產市場的價格。反之，利率上漲，就會出現相反的狀況。所以說利率的變化和房價是呈負相關的關系。
3.3 消費水平的影響
在經濟快速發展的背景下，居民的消費水平有所提高，在消費方面的能力有所提升，那么在房屋上的投入也就會有所增長。這種消費水平是在不斷的累積過程中逐漸上升的，在消費水平達到一定層次的時候，房價上漲也可以在居民的消費能力范圍之內，所以消費水平的增長會促進房價的提升。所以說消費水平和房價之間是正相關的關系。
3.4 貨幣供給量的影響
央行通過運用公開市場操作、再貼現、再貸款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貨幣政策工具來改變貨幣供應量，這會改變商業銀行的準備金和存款，進而影響其貸款供給能力。銀行貸款能力的變化會影響住房貸款的可獲得性。當貨幣供應量下降時，貸款難度增加，會引起房價下跌；而貨幣供應量增加時，貸款難度減小，就會引發房價上升。也就是說如果央行實行從緊的貨幣政策，則房價會下跌；反之，則房價就上升。
4 促進我國房地產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對策分析
4.1 加強規劃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實現各種資源的有效利用
首先要在政策上限制粗放型的房地產經濟，努力使房地產經濟向資源集約利用的方向轉變，尤其要提高對土地、空間資源的利用效率；其次，應作好房地產發展中的科學規劃，使房地產與其他行業協調發展，既要發揮房地產對國民經濟的支柱作用，帶動經濟增長，也要避免那種過分超前，危害經濟的行為。
4.2 調整房地產投資政策，確保房地產經濟健康發展。房地產投資政策的制定和出臺，要特別注意到以下經濟狀況：（1）密切關注房地產投資規模的變化。保持房地產投資規模與宏觀經濟規模相適應，不能脫離宏觀經濟基本面的支持：保持房地產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的合理比重，防止比重過大或過小；（2）投資結構要合理。房地產開發投資要更趨理性化，要重視市場調研和目標市場定位，使房地產投資開發牢固地建立在市場需求的基礎之上，成為市場需求拉動型投資擴張。
4.3 變革目前的土地策略。我們國家在之前的土地出讓形式中面對很多的不利現象，此時就使得開發商對于其使用不合理。價格增加，就會使得房價變高，因此要對土地策略積極的調節。在出讓的時候，要防止暗箱操控，確保交易工作是公平的，確保行業發展順暢，確保經濟有序前進。
關鍵詞：經濟規律；自下而上；城市化
中圖分類號：F293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1-0154-02
中國城市化建設正處速發展階段，2009年城市人口比例是46.6%，專家預計“十二五”期間會超過50%，社會結構由此將有一個巨大的變化。最近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提出，要堅持走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促進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并放寬中小城市和城鎮戶籍限制，以推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在這種背景下讓國人歡欣鼓舞，但城市化的發展如果沒有建立在尊重經濟規律的基礎上，其結果將是可怕的，馬克思早就明確指出，社會發展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城市化的歷史過程也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這個過程主要是經濟運動的自然機制――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自然過程，或者明確說，是一種“自組織”過程，亦即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過程，只是人的作用在這里確實起著加速或延緩的作用。我們在發展城市化的進程應該以市場導向改革進程的，我們的城市化發展模式應該是由民間力量或社區組織發動以市場誘導的自發并得到政府認可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模式。
一、 發展城市化要遵循的經濟規律
馬克思早就發現和指出過，人類歷史是一個城鄉對立統一的歷史，是由城市的產生，而后帶來城鄉差異的擴大，然后逐漸走向城鄉融合，消滅城鄉差別的過程。整個歷史長河如此，工業化開始后引起的城市化過程的歷史也是如此。大量觀察的統計規律揭示出的一個完整意義上的城市化過程基本可以劃分成四個階段：城市化、郊區城市化、逆城市化和再城市化。
第一階段，是典型的城市化階段，工業化迅猛發展，城市數量迅速增加，農村人口和經濟社會活動明顯向城市集中，尤其是向大城市集中。
第二階段，也就是郊區城市化，是指城市性質的擴散階段，服務業不斷發展，制造業從城市中心外遷，城市經濟活動向城市郊區和邊緣農村地區延伸。特別是隨著私人轎車擁有率的提高，越來越多的家庭遷至郊區居住，分散性的特征很明顯。
第三階段，逆城市化，則是指導居民和企業離開大城市市中心，選擇在中小城市居住和生活。隨著城市中心人口的減少，產業的外遷，城市中心漸漸“衰敗”。隨之而來的，是政府針對性地出臺措施對城市中心再開發，市中心因此得以復興，也就完成了第四階段――再城市化。
上述這條清晰的路徑，我們不難發現城市化發展的首要依據是工業化發展程度，城市化是工業化的伴侶。工業項目的選址決定城市性質和規模。工業項目及其配套產業需要越多，它所需要的城市容量也就越大。工業發展越快，城市發展隨之越快。大、中、小城市之所以產生和分布，歸根到底，是工業發展要素（技術、設備、勞動力和資金）聚集自然選擇的結果。城市化發展另一個重要根據和條件就是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它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產生后的必然要求。城市發展的第三個重要根據和條件是城市建設資金的積累，資金積累是建立在該地區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的，近期有些學者建議現在要大力推動城市化，因為城市化可經大力拉動內需促進經濟增長。這種觀點其實是本末倒置，因為城市化是經濟增長的表現形式和結果，經濟增長是城市化的根本動力，一相情愿地發展城市化的人們，常常不能如愿以償的一個重要原因是資金不足！而資金的積累也是一個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不能像傳說中的呼風喚雨那樣獲得，所以不能通過推動城市化來擴內需促增長。城市化不是簡單的把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居民，他們進入城市后要解決就業、住房、醫療、子女就學等等問題，這些問題都是要依靠經濟發展的情況加以解決，大量的人口進入城市增加原本就稀缺的公共資源的分配，公共資源的投入也得依靠該地區經濟情況，如果不遵循經濟客觀規律，一味強調城市化對拉動內需的作用，那這種自上而下的城市化發展速度超前于經濟增長階段，勢必加大政府財政負擔，城市公共資源的增加速度會遠遠滯后，會給城市帶來巨大社會、環境等隱患。城市化還有一個重要的制約條件：區位。區位硬條件是城市所在地區的資源、氣候、地質等自然條件和以交通、通信為中心的人工自然條件的總和；區位軟條件是城市所在地區政治、人文、歷史條件，即軟環境的總和。無視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盲目開發，其結果可想而之。
發達國家城市化的發展歷程已經證明，以市場導向改革進程中新出現的由民間力量或社區組織發動并得到政府認可和支持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才是可持續性的。
二、以市場為導向自下而上城市化發展建議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不僅是中國城市化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轉換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這種意義上它屬于宏觀性的社會問題。同時，城市規劃與發展中的某些方面如市政基礎設施等屬于自由市場供給失效的“公共產品”。而且，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機制的完善，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二元城市化并存的格局將走向市場機制下的一元城市化。自下而上城市化并不意味自由放任而是更強調以市場為導向組織化的有序發展城市化，政府更多的工作是作出前瞻性的預見及其引導措施。在目前情況下，政府首先應當將自下而上城市化納入中國發展的大框架之中，進行合理的引導，適當的調節，而不是任其自由發展。具體來說，政府的引導和調節應當體現如下幾點：
1.民間行為與政府行為協調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一種誘致型制度創新，其基本發動主體是民間力量，然而作為二元社會經濟結構轉換關鍵所在的城市化過程不能想象缺少政府行為的后果，過多或過少的政府干預都將直接影響到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發展。政府行為的介入是為了支持、引導和保證自下而上城市化的健康有序發展，形成城市良性發展自我強化的“路徑依賴”，而不是抑制和干涉民間主體根據市場導向建城辦廠投資的積極性。自下而上城市化過程中的政府行為主要體現為制定城鎮發展政策和城鎮發展規劃，參與或監督征地、公共設施的開發、統一管理，力戒自下而上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一死就放，一放就亂，一亂就收，一收就死”或“按下葫蘆浮起瓢”的“改革陷阱”，以免損害自下而上城市化穩定發展和民間主體的利益與積極性。
2.就業目標與效益目標兼顧
就業問題是中國跨世紀的頭號現實問題，20世紀80年代自下而上城市化興起的根本原因在于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尋找就業門路的推力所致，因此自下而上城市化的發展應當擔負起吸收剩余勞動力主渠道的歷史重任，在多數地區發展以吸收勞動力能力強的勞動密集型非農產業為基礎的農村城市化。與此同時，就業目標的實現不能以犧牲效益目標為代價，而應注重并追求自下而上城市化的總體社會效益、經濟效益和生態效益，這不僅是保證自下而上城市化健康發展的需要，同時也是增強城鎮經濟實力和長期勞動力吸收能力的要求。
3.外延的城市化與區域差異化的城市化相結合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自下而上城市化基本上屬于外延的城市化，即通過擴大現有城鎮規模和建設新的城鎮，推進城市化。在城市化發展明顯滯后而后就業壓力很大的條件下，外延的城市化不失為合理的選擇。同時應當看到，中國城市化及經濟發展的地區差異化十分顯著，因而就各地區而言，應當根據本地區發展背景，在條件允可時，應注重現有城鎮中加強科技投入，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城鎮的經濟效益。這是因為經濟效益較差是中國自下而上城市化過程中面臨的另一現實問題，早日實現外延型城市化向區域差異化型城市化轉變是自下而上城市化從根本上改變鄉土特征和提高城鎮經濟輻射和擴散功能，增強城鎮經濟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力的必然選擇。
4.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結合
城市化自然觀強調重視和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和按客觀規律辦事，但并不認為在市場機制和客觀規律面前人無所作為，恰恰相反，科學進步到今天，城市化進程到今天，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市場失靈、失效和失敗的一面。所以，明智的態度和對策只能是把城市化自組織機制的兩個方面（市場調節與計劃調節）很好結合起來，把這兩把“雙刃劍”同時操起來，取其利而避其弊。
總之，城市化要遵循經濟客觀發展規律，自下而上的發展有中國特色的城市化道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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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會計產生的原因
一、網絡會計是網絡經濟的必然產物
網絡是Internet/Intranet相互協同形成的開放式網絡，它不僅僅是信息傳播的載體，更為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提供了新的場所，開創了新的經濟組織和經營方式，從而改變了傳統的管理模式和交易方式。
首先，網絡為生產經營提供了新的場所。對于企業來說，信息管理是極其重要的，它是對新技術和商務信息的捕獲，是將這些技術與信息分布到能夠幫助企業實現最大產出的過程。在網絡經濟環境中，企業可通過Internet/Intranet不斷拓寬自己的生產經營場所，了解最大范圍內的客戶需求，從最大范圍的供應商中挑選出最佳供應商，通過暢通于客戶、企業和供應商之間的信息流，減少諸多中間環節，從而以最快的速度、最低的成本進入市場，及時把握商機，不斷提高和鞏固企業在競爭中的地位。
其次，網絡經濟的興起，還促使沒有經營場地、沒有物理實體、沒有確切辦公地點的虛擬企業出現。這些企業只要在 Internet的一個結點上租用一定的空間，經過認證，便可在網上接受訂單，尋找貨源并進行買賣活動。虛擬企業使傳統企業模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同時也深刻地改變了傳統的交易方式。
總之，網絡經濟環境為網絡會計的出現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二、網絡會計也是財務會計發展的必然產物
互聯網的出現，使社會的經濟信息系統發生了重大變革。首先，商務成為網絡時代的商業方式和企業生存形式；其次，企業經營和管理信息都以電子方式運行，實現數字化管理；第三，網上企業、網際企業、虛擬企業等新的企業系統開始出現，新的經濟形態，如直接經濟、網絡經濟等逐步形成。財務會計系統作為經濟信息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受到了最直接和最深遠的。
首先，會計數據的載體由紙張變為磁介質和光電介質載體。傳統會計是以紙張作為會計數據的載體，在互聯網絡運行環境下，硬盤、內存、軟磁盤、磁帶等磁介質與光盤等光電介質成為財務數據的新載體。這種置換使得數據的記錄、存儲、傳遞由“機械形式”為“電磁形式”所取代，從根本上消除了信息處理過程中諸多分類與再分類的技術環節，從而為會計數據的分類、重組、再分類、再重組提供了無限的自由空間。
其次，會計數據處理工具由算盤、草稿紙變為高速運算的機，并且可以進行遠程計算。在算盤和草稿紙時代，會計人員的精力主要用在會計數據的分類、分配、匯總、加計等簡單勞動上。由于計算工具落后，數據處理速度慢，信息加工成本高，造成數據處理和信息生成的數量受到“成本效益原則”的嚴格約束。計算機的使用使得這一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而互聯網的出現更是帶來根本性的變化。數據處理、加工速度成千上萬倍提高，不同人員、部門之間數據處理、加工的相互合作、信息共享不再受到空間范圍的局限。這種改變使得會計人員從傳統的日常業務中解脫出來，進行財務會計信息的深加工，注重信息的，為企業經營管理決策提供高效率和高質量的信息支持。
最后，會計信息輸入輸出模式由“慢速、單向”向“高速、雙向”轉變。手工會計的慢速、單向自不用說，而微機運用則提高了輸入輸出速度，局域網則使得雙向輸入輸出成為可能，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不僅使慢速、單向變為高速、雙向，而且能適應網上交易的需要，實現適時數據的直接輸入輸出。
網絡會計的發展及其特點
“經濟越發展，會計越重要”。會計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它作為社會經濟計量的支柱，從到形式總是體現著各個時代經濟發展的主要風貌，它的不斷發展標志著社會文明和經濟管理的進步。就信息文明對會計學科的影響以及互聯網在會計領域的過程而言，網絡會計發展史也經歷了由會計電算化到會計信息化兩次重大變革。
會計電算化是以電子計算機替代人工記賬、算賬、報賬的過程，其出現是會計技術手段上的一次“革命。”會計電算化的到來，把會計人員從那種日夜埋頭于抄寫、計算、整理、匯總、核對等繁重的手工作業中解放出來，使他們可以騰出精力，逐漸由“核算型”會計轉向“管理型”會計，從而提高了會計工作的效率，促進了會計工作的規范化，為整個管理規則的信息化和現代化奠定了基礎。值得注意的是，盡管手工會計系統的紙張、筆墨、算盤已經被電子計算機所替代，但會計規則（如會計假設、會計原則）并沒有因為使用計算機而改變。因此，這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會計，而只能稱作“手工會計系統的仿真”。
近一個時期以來，現代信息技術尤其是網絡技術在會計領域的應用和發展，預示著會計技術手段由會計電算化進一步跨越到會計信息化階段。會計信息化的目標是通過將會計與現代信息技術（主要是網絡技術）有機地結合起來，對會計基本理論與、會計實務工作、會計等方面進行全面發展，進而據以建立滿足現代企業管理要求的會計信息系統。因此，會計信息化的本質是會計與現代信息技術相融合的一個發展過程。作為會計發展史上的又一個里程碑，會計信息化是一次“質”的飛躍，其意義在于：它不再是會計技術手段的簡單替代，或電子計算機的延伸，而是由此引發的對現行會計規則的挑戰，以及對傳統會計理論與方法的變革。由此，真正意義上的網絡會計才真正形成。
與傳統相比，會計具有更加廣泛的核算，它不僅可以處理傳統會計業務，還包括了單據處理和電子貨幣結算等網絡經營業務。網絡會計既是對傳統會計的繼承，又是對傳統會計的，具有十分顯著的特點：
首先，網絡財務有著最小的并購成本。并購包含一系列工作，從前期的信息搜集到談判或者股市交易，及后期的整合與營運，都要求企業必須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而一個小小的失誤則可能導致全盤皆輸。而網絡財務則能幫助企業以最小的成本構造出完美的并購方案。首先，通過網絡財務，企業財務部門可隨時了解并購對象及市場信息，并根據新情況及時調整方案并反饋給決策者，還可利用Internet了解并購對象的業務伙伴和競爭對手的信息，判斷出其真正的價值，尋找出恰當的并購時機。
其次，網絡財務有著最低的運營成本。網絡財務使得企業的各個信息系統不再是一個信息孤島，促進了信息集成，財務數據能動態地反映企業的經營情況和經營成果，實現了財務與業務的協同，使資源實現了最優配置，可以將企業甚至全社會的運營成本降至最低。
再次，網絡財務可以提高企業競爭力。企業組織形式通常存在中間管理層次及人員過多、監控成本過高、運行效率較低等，而網絡財務的出現，可以壓縮企業組織的中間管理層次，有效地解決組織結構所存在的各種問題。網絡財務具有遠程處理和適時處理功能，可以實現數據傳遞的電子化和集中化，使網絡資源高度共享，從根本上改變了財務、業務運作時間差產生的信息不對稱的滯后狀況，從而使總部的遠程監控和集中管理成為可能。
最后，網絡財務能夠實現財務管理集中化。隨著全球一體化進程的加快，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環境下面臨的不確定性越來越大，為了在未來的競爭中生存和發展，許多公司紛紛走向聯合，企業兼并、收購、重組日益頻繁，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在這樣的巨型公司中，“自治”的子公司尤其對母公司構成威脅，特別是面對全球化經濟中風云變幻的匯率波動，跨國公司愈來愈需要對其財務實行集中統一的管理，避免分立的財務決策對企業整體業績的。而這一切，在傳統的單機和局域網環境下是很難辦到的，常常會因為距離的限制而導致決策延遲和因資金調整不及時給企業造成損失。在財務管理日益國際化的今天，跨地區的公司可以通過網絡財務對異地的分支機構實行集中的財務管理，將所有的財務活動從所有的營業單位（包括母公司）中抽走，由總部將其作為系統性的活動加以管理，而各分部可以遠程查詢其賬目。這對資金管理一體化的企業來說具有重要意義。
網絡財務的發展趨勢
隨著信息技術的升級和的普及，信息技術產品的更新，服務質量的改善，公用數據交換網絡的建立和迅速發展，也都為網絡財務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首先，網絡財務將朝著集成化、多元化和智能化方向發展。第一，網絡財務系統將會使企業的整個生產經營活動的每個信息采集點都納入到企業的信息網之中，大量的數據通過網絡從企業各個管理子系統（如生產管理系統、成本管理系統等）直接采集，并通過公共接口與有關外部系統（如銀行、經銷商等）相聯結，絕大部分的業務信息能夠實時轉化，直接生成會計信息，從而使會計數據處理呈集成化之勢；其次，經濟社會一體化、數字化、網絡化將會促使網絡財務朝著搜集與提供信息多元化、處理信息多元化和提供信息空間多元化的方向發展；第二，網絡財務系統可以理解為一個由人、電子機系統、網絡系統、數據及程序等有機結合的應用系統，它不僅具有核算功能，而且更具控制功能和管理功能，因此，它離不開與人的相互作用，尤其是預測與輔助決策的功能必須在管理人員的參與下才能完成。所以，網絡財務系統不能是一個簡單的模擬手工方式的“仿真型”或“傻瓜型”系統，而必須朝著具有人機交互功能的“智能型”系統方向發展。
其次，網絡財務應更好地滿足企業加強財務管理的需求。網絡財務從財務會計的單純記錄和反映擴展到與解析過去、控制現在和籌劃未來有機地結合起來，使為企業經營管理提供的決策依據成為可能。企業為保證決策目標的實現，需要制定企業內部的生產經營規劃，在執行過程中還要加強控制，事后要組織好核算和、檢查內部規劃執行情況，通過分析，找出生產經營活動中的性，為下一期預測、決策提供科學依據，這樣就需要開發設計事前有預測、決策，事中有規劃、控制，事后有核算、分析的網絡財務會計系統，以更好地滿足市場經濟條件下企事業單位內部財務管理的需要。
市場經濟中各種生產要素根據其貢獻進行初次分配，勞動在初次分配中的狀況用勞動份額即勞動者報酬占GDP比重來刻畫。自20世紀90年代至今，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發展中國家勞動份額經歷了快速下降，對此，大部分學者用產業結構變遷、有偏技術進步、經濟全球化以及產品與要素市場的非競爭性等中期因素解釋其成因國內研究的一個綜述參見周明海等：《中國勞動收入份額的下降：度量與解釋的研究進展》，載《世界經濟文匯》2010年第6期，第92-105頁。國外研究的一個綜述參見：Schneider， D.， “The Labor Share：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Sfb Discussion Papers， 2011.，很少有研究將勞動份額的變化與經濟發展特定階段聯系起來，分析初次分配格局演變與經濟發展的一般關系。
在我們所掌握的文獻中，Maareky等人研究了制造業勞動份額演進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跨國數據的回歸發現，制造業勞動份額與人均收入之間存在確定的U型關系，即隨著人均收入提高，制造業勞動份額將經歷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變化過程Maareky P.， “Labor share， Informal sector and Development，” Mpra Paper， 2012.Maarek P.， Orgiazzi E.， “Development and the labor share，” Thema Working Papers， 2016.。李稻葵等人討論了總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演進的一般規律李稻葵等：《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載《經濟研究》2009年第1期，第70-82頁。龔剛、楊光：《論工資性收入占國民收入比例的演變》，載《管理世界》2010年第5期，第45-55頁。。運用跨國數據進行實證檢驗發現，經濟發展與總勞動份額之間存在穩定的U型關系，轉折點大約在人均GDP6000 美元（2000 年購買力平價，以下同）。上述文獻盡管為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視角，但在理論與實證方面仍存在問題。一方面，這些研究通常假定了農村勞動力全部轉移到工業，并且轉移勞動力的工資遠低于其邊際貢獻，其理論基礎是古典二元經濟理論，存著嚴重缺陷Harris J. R. & Todaro M. P.， “Migration， Unemployment & Development： A Two-Sector Analysi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60，No.1，1970， pp.126-42.Jorgenson D.， “Surplus Agricultural Labour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Dual Economy，”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19，NO.3， 1967， pp.288-312.。另一 方面，這些研究盡管發現了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之間的U型關系，但U型演進路徑特別是拐點位置會受到哪些因素影響，并沒有進行實證分析。
本文力圖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深化對經濟發展與初次分配關系的認識。在理論上，本文將摒棄轉移勞動力工資低于其邊際貢獻的假定，基于增長與結構轉型領域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構建一個兩個產業三個部門結構轉型模型，將農業技術進步、自雇者等因素納入，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演進的一般規律和內在機理。在實證方面，我們建立了一個包含52個經濟體1970―2010年間的跨國面板數據，在對自雇者收入進行合理調整的基礎上進行實證檢驗，數據很好驗證了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基于中國數據的比較分析發現，我國勞動份額正處于U型曲線由下降轉為上升的過渡階段，不斷提升農業生產率將有助于拐點的盡早到來。
本文以下的結構安排是，第二節是理論分析；第三節是跨國數據的實證檢驗和中國數據的比較分析；最后是結論與政策建議。
二、 理論分析
經濟發展通常表現為第一產業比重不斷下降和第二產業、第三產業比重上升的產業結構變遷過程。長期以來，圍繞結構變遷的動因及路徑，經濟學家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古典二元經濟理論認為，農業存在著大量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剩余勞動力，工業可以以由習慣和制度所決定的生存工資獲得無彈性農村剩余勞動力供給，因而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轉移將推動產業結構迅速變遷Lewis W.，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Manchester School， Vol.22，No.2， 1954， pp.139-191.。新古典二元經濟理論并不同意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為零的觀點，認為農業產出的變化將引起人口數量的相應變化，推動二元結構持續轉變的根本原因是農業剩余的出現。在最近的文獻中，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結構變遷是諸如異質性偏好等需求端因素與部門間生產率差異等供給端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農業技術進步是工業化的重要前提，而工業與服務業生產率水平高低決定著工業化程度Ngai R. & Pissariadies C.， “Structural change in a multi-sector model of growth，”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7，NO.1， 2007， pp.429-443.Foellmi R. & Zweimüller J.， “Structural change， Engel's consumption cycles and Kaldor's facts of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Vol.55，NO.7， 2008， pp.1317-1328.。
在本節中，我們將基于增長與結構轉型的最新研究成果，通過一個簡單的兩個產業三個部門經濟模型來分析經濟發展過程中初次分配格局的變遷路徑。借鑒Hansen & PrescottHansen G. & Prescott E.， “From 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4， 2002， pp.1205-1217.和Gollin et. alGollin D. et. al.， “The Role of Agriculture in Develop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No.2， 2002， pp.160-164.研究的主要思路，我們的模型包含了兩個產業：生產農產品的農業和生產工業品的工業。但與他們不同的是，我們的模型除生產農產品的農業部門、生產工業品的企業外，還包括了自雇者，它與企業一樣供給工業品。將自雇者引入結構轉型分析框架的原因有兩個：第一，研究發現從農村遷移到城市的勞動力除進入正式部門就業外，大量不取得雇員工資而為自己工作的勞動者，即所謂的自雇者Yamada G.， “Urban informal employment and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ory and evidenc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Vol.44，No.2， 1996， pp.289-314.關于自雇者與雇員較為詳細的界定參見聯合國統計署：《國民收入核算體系2008》，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12年。。根據Gindling & Newhouse的估計，大多數低收入經濟體的非農自雇者數量多于雇員Gindling T. & Newhouse D.， “Self-Employment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World Development， Vol.56，No.3， 2014， pp.313-331.。M一步研究則發現，自雇者比重會隨著經濟發展而逐漸下降Pietrobelli C. et. al.，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determinants of self-employ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Vol.16，No.6， 2004， pp.803-820.。第二，發展中國家總勞動報酬中，自雇者收入占據較大比重，特別是人均收入較低的經濟體，自雇者收入往往會超過雇員報酬占GDP比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
假定三個部門的生產函數分別為：
Ya，t=A（1+γT）tLa，t，if t
A（1+γM）tLa，t，if t≥tn（1）
Yms，t=A（1+γT）tLms，t， if w-c
A（1+γM）tLms，t，if w-c≥F2（2）
Ymf，t=A（1+θM）tKt，if wt=
A（1+θM）tLαmf，tK1-αt，if wt≠（3）
式中，Ya，t、Yms，t、Ymf，t分別是農業、自雇者和企業的產出；La，t、Lms，t、Lmf，t分別是農業、自雇者和企業所使用的勞動；Kt為企業的資本存量；A為全要素生產率系數。我們假定，農業與自雇者只使用勞動進行生產，其生產技術有兩種：現代技術和傳統技術，其外生技術進步速度分別為γM和γT為便于分析，模型假定農業與自雇者技術進步速度相同，放松這一假定并不影響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滿足γM>γT且傳統技術進步速度相當緩慢，在短期為零。企業除使用勞動外還使用資本，外生技術進步速度為θM，滿足θM>γT。
我們假定，農業在某個時刻tn之前一直使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自雇者在企業出現之前也一直采用傳統技術生產。由于自雇者采納現代技術需要啟動資金，而在經濟發展早期，自雇者通常無法從金融市場獲得融資，所以我們假定只有其收入w減去消費c后的剩余高于F2時，自雇者才有可能使用現代技術Blanchflower D. et. al.， “Latent entrepreneurship across nations，”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Vol.45，No.4-6， 2001， pp.680-691.后面我們將放松這一假定進行討論。。由于規模經濟以及生產外部性等原因，工業需要大量投資推進Murphy K. et. al.， “Industrialization and Big Pus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97，No.5， 1989， pp.1003-26.Azariadis C. & Drazen A.， “Threshold externaliti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Vol.105，No.2， 1990， pp.501-26.，所以我們還假定，企業的出現需要付出一個固定成本F1。對于企業來說，如果隨著資本積累其勞動的邊際產出即工資w保持不變，其生產函數為AK生產函數；反之，為通常的Cobb-Douglas生產函數。
與Hansen & Prescott和Gollin et. al一樣，我們假定無限壽命經濟代表性當事人具有式（4）所示的Stone-Geary效用函數，at為農產品；mt為工業品。代表性當事人每一時期提供一個單位勞動并消費上述兩種商品。為分析方便，我們假定經濟沒有人口增長，所以總勞動力可以標準化為1。
U（mt，at）=log（Mt）+if at≥
atif at
式（4）所示Stone-Geary效用函數在增長與結構轉型模型中被廣泛運用，其理論基礎是“恩格爾法則”，即食品消費支出會隨收入的提高而不斷下降。由式（4），在任意時刻，由于代表性當事人生存需要，在基本農產品需求被滿足之前，工業品消費為零。而當基本農產品消費被滿足后，只有工業品消費才能增加其總效用。這一效用函數從需求端出發很好地解釋了產業結構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變遷的動因；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農業剩余對于結構轉型的重要性。
根據效用函數的性質，在農業沒有出現剩余之前，使用傳統生產技術的農業吸納了全部勞動力。當Ya，t ≥且經濟剩余小于F1時，農業的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并成為使用傳統技術生產工業品的自雇者。我們將這一階段定義為結構轉型的第一階段由于農業傳統技術的技術進步十分緩慢，所以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階段。。在這一階段，農業與工業（自雇者）的勞動力配置以及社會均衡工資率水平wt分別用式（5）、式（6）和式（7）表示。由于這一階段的生產并沒有使用資本，所以勞動份額固定為1。
La，t=A（1+γT）t，if Ya，t>（5）
Lms，t=1-La，t（6）
wt=A（1+γT）t（7）
當農業與自雇者經濟剩余緩慢增加并能承擔固定成本F1時，企業開始出現傳統技術的技術進步盡管相當緩慢，但長期來看，仍會有經濟剩余和人均收入緩慢增長。。在企業出現之后，我們假定在某個時刻之前，農業仍采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我們將這一階段定義為結構轉型的第二階段各國的發展實踐表明，只有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工業才能反哺農業并推動農業技術進步。。在這一階段，企I的出現會產生大量勞動力需求。由于企業使用資本和現代技術，所以它比自雇者具有更高的勞動生產率。當企業生產的工業品能夠完全替代自雇者所生產的工業品時，自雇者將破產，企業將獲得來自自雇者的全部勞動力供給各國的經濟史表明，工業化初期可以觀察到大量手工業生產者破產。。由于這一階段農業仍使用傳統技術進行生產，其生產率在短期可以視為不變，所以企業只能以固定工資wt==A獲得雇傭勞動。理解這一點很簡單。如果企業提供的工資高于，將誘使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轉移到城市，農產品供給因此而下降；而由于基本農產品需求的存在，農產品供給下降勢必會導致農產品相對價格上升，這反過來又誘使城市勞動力向農村回流，所以在農業引入現代生產技術之前，社會均衡工資率將保持不變。
給定工資率水平不變，企業的生產函數為式（4）所定義的AK型生產函數，任意t時刻經濟的總勞動份額LSt由下式決定：
LSt=A+Lms，tA（1+θT）t+A（1+θM）tKt（8）
與結構轉型的第一階段相比，由于工資率并沒有發生明顯變化，所以式（8）分子表示的第二階段總勞動報酬等于第一階段。而企業的勞動生產率又遠高于自雇者，所以分母中企業的產出將隨著資本積累而不斷擴大。因此，勞動份額在這一階段將隨經濟發展而持續下降。當自雇者全部轉變為雇員時，企業總產出中勞動份額的變化仍需要進一步檢驗。 深入展規劃中總勞動份額將下降至極值：
LSt=A+A（1+θM）tKt（9）
由式（8），在結構轉型的第二階段，盡管勞動份額下降是總體趨勢，但其下降幅度和下降速度會受到一系列因素影響。第一，自雇者與企業生產的工業品替代程度。替代程度越高，自雇者數量越少，勞動份額的低點越低。第二，生產技術。A越高，勞動份額低點越高。第三，企業技術進步速度。θM越大，企業資本積累速度越快，勞動份額的下降會越快。第四，財富的初始分布。根據Banerjee & Newman的研究，財富的初始分布對個體在雇員與自雇者之間的職業選擇有著重要影響Banerjee A.& Newman A.，“Occupational Choice and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Discussion Papers，1990.。由于自雇者比企I具有更高的勞動份額，所以如果有更多自雇者能夠承擔使用現代技術的固定成本，勞動份額的下降速度將會變慢，勞動份額的低點也會提高。
當農業引入現代技術后，結構轉型將進入第三階段。在這一階段，社會均衡工資率因農業引入了現代技術而不斷提高：
wt=A（1+γM）t（10）
由于工資不再固定不變，企業生產函數由AK型轉變為Cobb-Douglas型。不考慮自雇者影響，此時經濟的總勞動份額為：
LSt=A（1+γM）t+A（1+θM）tLαmf，tK1-αt（11）
相比式（9），由于式（11）分子所表示的總勞動報酬不斷上升，而Cobb-Douglas生產函數具有生產要素邊際產出遞減的性質，所以第三階段的勞動份額隨資本積累將由第二階段的下降轉為上升。在這一階段，農業技術進步將驅使勞動力不斷地從農業轉移到工業，農業生產所使用的勞動力數量會逐步減少并接近于零。與此同時，工業的擴張也使得農業占總產出的比重不斷下降并接近于零，所以整個經濟生產函數最終可以用單部門Cobb-Douglas生產函數來刻畫。由于Cobb-Douglas生產函數要素分配份額不變，所以總勞動份額最終會收斂到α并恒定卡爾多曾經歸納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六個程式化事實，要素相對分配份額保持不變是其中之一。參見： Kaldor N.，“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Theory of Capital， Palgrave Macmillan UK， 1961.。與第二階段一樣，自雇者與企業生產的工業品替代程度、傳統技術的生產率和及企業的技術進步速度等，均會對勞動份額的上升速度以及收斂值產生影響。
綜上所述，我們的模型揭示了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所呈現的U型變化規律，但與已有研究相比，我們的模型有三個本質區別：第一，工資率固定不變并不依賴于工資低于其邊際貢獻這一假定。第二，第二階段勞動力轉移以自雇者而不是農村勞動力向企業轉移為主。第三，拐點的出現并不依賴于剩余勞動力是否消失，而是取決于農業生產率是否持續提升。理論上講，解釋勞動份額U型變化的關鍵，在于解釋總勞動報酬慢于總產出增長所導致的勞動份額下降，以及總勞動報酬快于總產出增長所導致的勞動份額上升機理。已有研究用工業部門工資長期低于勞動邊際產出來解釋勞動份額下降原因，而在解釋勞動份額上升時，又假定了工業部門勞動邊際產出是下降的，這顯然不符合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的相關事實。因為勞動邊際產出遠低于工資并不符合企業利潤最大化要求，同時數據顯示，發展中經濟體人均資本存量隨人均收入增長而不斷提高是一種共同趨勢，所以除非全要素生產率出現倒退，勞動邊際產出下降與人均資本上升并不能并存。而我們在解釋勞動份額U型變化機理時，將工資率固定不變歸因于農業生產率長期停滯而導致的社會均衡工資率水平被“釘死”，同時將自雇者因素引入，說明總勞動報酬不變情況下總產出的擴張機理，這與經驗研究所發現的經濟發展過程中自雇者比重的變化模式是一致的。在解釋勞動份額由下降轉為上升機理時，并不要求企業勞動邊際產出下降，更符合經濟理論與經濟發展的事實。
三、 實證分析
由于眾所周知的勞動份額度量問題，使用跨國數據檢驗勞動份額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難度很大。在已有研究中，李稻葵等人用農業增加值占GDP比重代替自雇者收入對初始勞動份額進行調整，方法過于簡單。對于低收入經濟體，由于非農自雇者數量高于雇員數量，這種調整方法會導致勞動份額被嚴重低估。Maarek等人用制造業勞動份額而不是總勞動份額檢驗經濟發展與勞動份額之間的關系，盡管減輕了度量問題對實證分析結果的影響，但其結論能否擴展到整個經濟，仍需要進一步討論。在本節中，我們將運用新的數據實證分析勞動份額變化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基于理論與實證分析結果，我們還將對中國勞動份額未來變化趨勢進行簡單的分析和判斷，以期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議。
（一）計量模型
根據上節的理論分析，經濟發展中勞動份額U型動態演進的拐點取決于農業引入現代技術的時間；同時，自雇者收入比重及其演進也會對總勞動份額水平和變化拐點構成影響。限于數據原因，農業引入現代技術的時間難以直接刻畫，因而我們用第一產業比重來間接衡量。按照上節的理論分析，農業引入新技術的時間越早，勞動份額拐點的出現就越早。因此，當控制第一產業份額后，我們預期拐點出現的時期將會被推遲。因此，我們設定了以下的計量方程：
LSi，t=α0+α1pppi，t+α2ppp2i，t+α3asi，t+α4ssi，t+βi，t+εi，t（12）
式（12）中，LSi，t為經濟體i在t時刻的勞動份額；pppi，t為人均GDP；ppp2i，t為人均GDP平方；asi，t為第一產業份額；ssi，t為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i，t為一組控制變量；α0為常數項；εi，t為殘差。
（二）數據
Gollin提供了三種調整初始勞動份額的方法，其中第一種調整方法用雇員收入占GDP比重加上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來調整勞動份額Gollin，D.，“Getting Income Shares Righ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110，No.2，2001，pp.458-474.。這種調整方法在勞動報酬的界定上與我國國家統計局對勞動者報酬的界定最為接近。考慮到數據可得性以及與中國數據的可比性，我們采用了Gollin方法1來調整初始勞動份額。
根據聯合國國民賬戶體系（SNA），自雇者收入在SNA1968賬戶體系中被統計在私人與非法人企業的營業盈余賬戶，在SNA1993和SNA2008賬戶體系中則被統計在混合收入賬戶，聯合國相關年份的《民核算統計：主表與詳表》提供了部分國家私人與非法人企業營業盈余和混合收入數據。從這一數據來源中，我們根據Gollin方法1對初始勞動份額進行了調整，在此基礎上構造了一個包括52個國家和地區1970―2010年期間總勞動份額面板數據集。在我們的數據集中，所選取的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至少在8年，既包括了發達國家，也包括了發展中國家，其中發展中國家的比重超過了一半。除勞動份額外，其他數據來源分別是：第一產業份額根據聯合國數據庫計算；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為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減去第一產業份額；人均GDP數據取自PWT8.1，為2005年不變購買力平價數據；回歸中所使用的控制變量為投資率、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也取自PWT8.1。
表1給出了數據集不同發展階段雇員報酬占GDP比重和勞動份額的均值。其中，勞動份額1根據李稻葵等人提供的方法計算，勞動份額2根據Gollin方法1計算。可以看出，經過調整后的勞動份額1和勞動份額2均隨經濟發展呈現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動態變化特征。特別是勞動份額2，其U型特征較勞動份額1更為明顯。相比勞動份額2，按照李稻葵等人方法計算的勞動份額1明顯低估了總勞動份額，并且低于6000國際元和高于16000國際元階段的低估更為嚴重正如我們理論分析所表明的，經濟發展第三階段會存在一定數量使用現代技術的自雇者，所以李R葵等人的調整方法也會低估高收入經濟體總勞動份額。。
表1數據集不同發展階段勞動份額均值
人均GDP雇員報酬/GDP勞動份額1勞動份額20―60000.3050.5010.5966001―160000.3960.4680.520>160000.5070.5330.602資料來源：作者計算，其中勞動份額1根據李稻葵等人的方法計算，勞動份額2根據Gollin方法1計算
（三）估計結果
考慮到各個經濟體社會經濟技術環境的固有差異，我們使用了固定效應面板模型。由于勞動份額數據集中部分國家有年份缺失，所以參照李稻葵等人對樣本數進行了加權處理。表2報告了跨國數據的回歸結果，其中人均GDP的單位為千元。回歸結果表明，勞動份額與人均GDP之間存在著顯著的U型關系，在控制了第一產業份額、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以及投資率、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后，U型關系仍然穩健。
回歸①是人均GDP及其平方項對勞動份額的回歸結果。我們看到，系數估計結果均在1%水平下顯著，人均GDP的系數為負，其平方項為正，顯示出人均GDP與勞動份額之間存在U型關系。根據系數估計結果推算，其拐點大約在6728國際元左右。按照2000年不變價換算，回歸①所估計出的拐點大約為5850國際元，與李稻葵等人所估計的6000美元的拐點位置非常接近。回歸②報告了控制第一產業份額的回歸結果。我們看到，系數估計結果均在1%水平下顯著，但拐點位置較回歸①發生了變化。根據估計的系數值推算，控制第一產業份額的勞動份額變化拐點大約在8142國際元左右，比回歸①高了1400多國際元。回歸③加入了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系數估計值同樣在1%水平下顯著，根據回歸結果所推算的勞動份額拐點大約在6343國際元，比回歸①低了近400國際元。回歸④同時控制第一產業份額和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所估計出的勞動份額拐點大約在7952國際元左右，比回歸①高了1200多國際元。與李稻葵等人的發現一樣，我們發現投資率對勞動份額的影響為負，而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并沒有顯著影響，見回歸⑤。上述結果表明，勞動份額隨經濟發展存在著先下降后上升的U型動態變化規律，但農業發展狀況和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會對拐點位置產生影響，并且前者比后者的影響要大得多。回歸結果符合理論分析的主要結論。
從理論上講，并不能排除人均GDP及其平方項是內生變量的可能性。比如，根據劍橋經濟學派的主要思想，勞動收入者與資本收入者的消費傾向是不同的，一個較高的資本分配份額將推動投資增長，進而使收入分配越來越向資本傾斜。鑒于已有研究并沒有考慮勞動份額與人均GDP之間的雙向因果聯系，我們使用了System GMM方法對模型④進行重新檢驗，結果報告在回歸⑥中。過度識別檢驗和二階序列相關檢驗表明，System GMM估計結果有效。我們發現，相比回歸④，回歸⑥的變化并不大，估計值仍然在1%水平下顯著。因此，實證檢驗結果是穩健的。
（四）中國數據的比較分析
2007年，我國人均GDP接近6700國際元，2009年則超過了8000國際元。根據跨國樣本的回歸結果，我國勞動份額應該在2008年前后出現拐點，但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收入法GDP數據計算，我國勞動份額在2010年之后并未出現明顯的上升趨勢。是中國勞動份額變化不符合U型規律，還是存在著推遲拐點出現的因素？下面，我們根據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的結論，通過與跨國數據的比較分析，從第一產業份額和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兩個指標及其變化來判斷我國勞動份額的變化趨勢。
我們的理論分析表明，結構轉型第二階段的勞動力轉移以自雇者向企業轉移為主，而拐點的真正出現取決于農業生產率是否持續提升。結構轉型的上述特點，意味著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非農自雇者收入比重會因自雇者大量轉變為雇員而迅速下降；拐點出現后，由于社會均衡工資率持續提升，非農自雇者收入比重的下降速度將會減緩，而由于更多自雇者采用了現代技術，其收入比重甚至可能上升。與之相對應，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后，第一產業份額的變化也將呈現由快速下降轉變為緩慢下降的特點。
表3給出了數據介于人均GDP4000國際元到9000國際元之間不同階段第一產業份額的均值。由表3可以看到，在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后，第一產業份額出現了快速下降，由6000―7000國際元區間的12.9%迅速下降到7000―8000國際元區間的8.9%，下降幅度達4個百分點。而在拐點出現前的更早階段和拐c出現后的更晚階段，第一產業份額下降幅度卻小得多。
表4給出了2006―2009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和人均GDP數據。我們看到，2006年我國人均GDP為6155國際元，第一產業份額為11.1%；2009年人均GDP增加到8569元，但第一產業份額仍然高達10.3%，4年間僅下降了0.8個百分點，遠遠低表3人均收入水平類似階段跨國樣本第一產業份額均值的下降幅度。這說明，這一階段我國農業生產率水平的提升，遠遠低于相同發展階段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就最近幾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的變化來看，盡管人均GDP繼續快速增長，但2005年我國第一產業份額仍然高達9%，所以從這一指標來看，勞動份額拐點出現的條件尚不完全具備。
由于我國并沒有進行混合收入統計，需要獨立估計出非農自雇者即個體工商戶收入占GDP比重。圖1給出了李琦所估計1995―2007年期間我國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李琦：《中國勞動份額再估計》，載《統計研究》，2012年第10期。。我們看到，從1999年開始，我國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持續快速下降，符合勞動份額拐點出現前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的變化特征。
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我們無法估計2007年之后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這里通過城鎮個體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的演變來間接評估這一指標的變化。圖2給出了1999―2013年城鎮個體就業人數占城鎮就業人數比重的變化情況。由圖2，我國個體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比重從1999年開始下降，2004年起開始回升，2008年后加速回升。到2013年，我國個體就業人員占城鎮就業的比重達到16.1%，較2007年提高了近6個百分點。盡管我們不能肯定當前個體工商戶（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出現明顯回升，但可以肯定的是，非農自雇者收入占GDP比重下降速度在減緩。所以從這個指標來看，勞動份額拐點出現的第二個條件已基本具備。
結論
在本文中，我們從理論和實證兩個方面研究了經濟發展過程中勞動份額的演變規律，力圖深化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此前，很少有研究關注初級分配結構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本文對已有研究做出了新的拓展，揭示了經濟發展與勞動份額之間U型關系的內在機理，指出了農業生產率持續提升是勞動份額實現由下降轉為上升的基本前提。這一發現有助于我們理解發展中國家初次分配結構不斷惡化的主要原因，對于我國優化收入分配、推進共享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從近年來勞動份額及其變化來看，當前我國正處于拐點出現前后的過渡階段，但數據表明，農業發展的滯后阻礙了勞動份額拐點的真正出現。由于我國土地所有制性質，長期以來我國農業的規模化集約化經營難以實現，導致了農業生產率的提升較為緩慢。因此，要推動勞動份額變化拐點的盡快到來，必須給予農業以足夠的重視。我們注意到，“十三五”規劃提出了“推動實現多種形式的農業適度規模經營”，這比“十二五”規劃所提出的“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更進一步。如果這樣的目標能夠達成，勞動份額的拐點將會很快出現，推動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同步、勞動報酬提高和勞動生產率提高同步就會有更為堅實的基礎。
參考文獻：
[1] 李稻葵，劉霖林，王紅領. GDP中勞動份額演變的U型規律[J]. 經濟研究，2009（1）。
【關鍵詞】旅游 瓶頸 途徑
貴州省旅游業通過近幾年的政府的大力扶持，對旅游業發展的重視和旅游資源的開發已經取得了明顯的成果，如表1所示：
從數據來源：貴州省統計年鑒2014
由表1可知，從2001年到2014年，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趨勢雖然稍有波動，但總體發展勢頭良好，保持增長。就2016年春節六天假期全省就接待游客1548.78萬人次，同比增長30.2%；實現旅游總收入67.42億元，同比增長32.7%。雖然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取得了進展和大的跨越，但仍然存在著一些不足從而影響旅游業更好的發展，本文從基礎設施、市場營銷、服務質量等方面分析貴州省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基礎設施不完善
貴州省地處云貴高原，省內地貌以山地為主，由于其多山的緣故導致貴州省交通通達度不高，在2014年以前，貴州省都沒有通高鐵，對于選擇來貴州旅游的游客大部分只能選擇火車或者飛機，但由于機票價格較貴，而火車由于歷時長、環境嘈雜，多數旅客不愿選擇，因此交通基礎設施的不完善是貴州省旅游業發展的瓶頸之一，交通的不便直接影響了人們將貴州作為旅游目的地首選的欲望；而景區配套基礎設施的不完善也影響了游客對于旅游景區的滿意度，在大多數景區對于相應的住宿、購物、餐飲等方面的配套設施由于當地經濟的不發達，導致環境不佳，在經營上也缺乏現代化氣息和特色，并且零散，不能給游客帶來良好的體驗和旅游經歷。
（二）市場營銷不佳，知名度不高
貴州省擁有者美麗的自然風光，山清水秀，境內的“紅楓湖”景區，素有高原明珠之譽，面積相當于6個杭州西湖，但國內外對于該景區的知曉度卻很低，而杭州西湖卻每年都會吸引上千萬的游導致出現人群擁堵現象，一方面是由于杭州西湖本身具有的“美好的傳說”，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歸功于江蘇省在旅游業推廣方面對于西湖的品牌營銷，已將杭州西湖打造成杭州名片，是游客紛至沓來。
諸如此類的還有貴州省的“鎮遠古鎮”，鎮遠古鎮有國家級風景名勝區舞陽河、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青龍洞古建筑群、日本在華反戰同盟"和平村"舊址、省級風景名勝區高掛河，以及保持明清風貌的古民居、古巷道、古碼頭等省、縣級文物古跡160余處。城內氵舞陽河自西向東呈"S"型蜿蜒貫通全城，形成了"九山抱一水，一水分兩城"、山水城渾然一體、天人合一的獨特的太極圖古城風貌，但同樣該古鎮的知名度卻遠遠低于湖南的“鳳凰古城”，因此市場營銷力度的不足導致了景區知名度不高，降低了景區的吸引力。
（三）景區服務人員素質不足，服務質量不高
貴州省旅游業特色在于少數民族文化，因此大多數景區的從業人員和經營商家以當地居民為主。而貴州省由于其經濟不發達，并且地理位置不優越，教育普及程度相對于發達省份較低，對于少數民族較多的地區就更是如此，這直接導致了景區從業人員的職業素質總體不理想，在職業素養上不如發達地區，景區從業人員的服務態度、和經營管理能力就直接影響景區的對外形象和對游客的吸引力。
在分析了貴州省旅游業發展過程中的瓶頸后，本文提出以下五條關于貴州省旅游業的后續發展途徑。
（一）完善旅游景點基礎設施的建設
一個旅游景點最讓人關注的就是它的自然景色和人文風光，其次就是該景點的基礎設施。人們在游玩的過程中，很少會一直在行走，當他們累了時，如果正好有一個場所可以讓他們休息，或是每隔不遠處就有一個公共衛生間，那么游客在游玩的過程中會少了很多煩惱，這會讓他們對這次的旅行留下很深的印象。他們就很可能會再次來游玩，或是推薦身邊的親朋好友前來游玩。這樣一來，整個貴州省的旅游業都會有一定程度上的發展。所以，完善旅游景點的基礎設施建設，對貴州省的旅游業發展有很重要的意義。
（二）加大宣傳力度，拓寬營銷渠道
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好的宣傳，宣傳的方式一定要多樣化。最基礎的就是電視、報紙、廣告等宣傳，但在當今這個科技快速發展的時代，互聯網和新媒體的力量也不容小覷。首先，應該利用這些方式多多宣傳貴州省的著名旅游景點，讓更多的人了解貴州；其次，就是要在互聯網和電視上更多的展示貴州省的自然風光和風情文化。市場營銷渠道也應該隨著宣傳方式的增加而變得豐富，針對不同的目標市場，要選擇合適的方式來銷售，在不讓游客覺得反感的前提下，完美地展現自身的優點，讓游客自己有來貴州游玩的想法，以此來不斷拓寬市場。在這樣的宣傳和營銷下，總會有人慕名而來。
（三）加強對景區工作人員的培訓
對景區工作人員的培訓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對景區工作人員職業技能的培訓，比如：娛樂設施操作員的操作方法、飼養員的基礎知識以及景點解說員的語言能力等。相關工作人員只有先把職業技能提升上去，才能讓游客覺得專業和可靠，而且只有這樣，他們在工作過程才能更加得心應手，有能力去應付一些突如其來的情況。第二就是對景區服務人員的素質培訓，要提高他們整體的素質，培養他們的耐心，使他們面多接踵而來的游客能始終保持激情，微笑為每一位游客服務。如果他們不能保持微笑，當游客人數一多時就變得急躁，態度也變得不友好，那么會使游客對整個貴州省的旅游業都留下不好的印象。只有提高景區工作人員的綜合素質，游客才能真正在游玩的過程中得到放松，獲得快樂。
（四）大力發展本地的特色旅游路線
貴州省在旅游業上有著先天的地域優勢，適宜的溫度和優美的風景就是他最好的資本。所以，貴州省應該把握這一優勢，繼續發展其特色路線，以此吸引更多的游客。具體來說，可以按照日程的長短，將不同的景點劃分在一條路線上，重新組成更多的特色方案，讓游客在選擇一條路線的同時，可以直接游玩好幾個景點。
（五）加大對旅游業的政策支持
一個城市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政府的支持，貴州省政府應該給予本地旅游產業更多的幫助。首先，政府應該加大對旅游業的資金投入，這樣，各旅游景點才能更好的制定適合本景點發展的新的模式，開發出更能吸引人的旅游方案。其次，政府應當適當地給予旅游行業更多的優惠政策，減少他們運營過程中的負擔。最后，政府在與其他城市的交流中，也可以在合適的時機宣傳一下本地的旅游景點，以此來更進一步地促進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
總的來說，貴州省正處在發展的階段，政府應該抓住機遇，把握優勢，積極制定合理的政策來解決貴州省旅游業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瓶頸，尋求更多的發展途徑。這樣一來，貴州省旅游業的發展會越來越好，越來越穩定，整個貴州省的發展也會越來越快。
參考文獻：
本文所說的“成本”，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不限于企業經營管理中的成本。所謂成本化解，指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學問題，可以從如下三個角度提出。
(一)實踐角度
不難想象，在原始條件下，人們無論怎么勤奮地勞動，其結果最多只能獲得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這就是說，從原始社會發展到今天，其間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一巨額經濟成本是怎樣化解的?或許有人說，人是高級動物，不僅有體力能勞動，而且還有智慧可以發展科技，人類正是依靠科技不斷進步才達到現代的生活水平。的確，科技能夠提高勞動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經濟成本。但是，原始人終日赤身****分散勞動，有什么條件和時間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資料，原始人何來研究科技的動力?須知，人們從終日赤身****分散勞作到有科學研究，其間同樣存在著巨額經濟成本，那么這巨額成本又是怎樣化解的?——于是，問題依然存在，只是換了形式。
(二)理論角度
大家知道，亞當·斯密提出了分工經濟理論，研究了勞動生產力的改進問題。這實際上就是生產成本化解問題。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業與市場的關系時發現了交易成本。顯然，交易成本是與生產成本不同的另一種經濟成本。就此，我們提問：第一，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繼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見研究經濟社會發展成本的問題不易，那么，這兩種成本是否窮盡了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產成本、交易成本抑或還有其他成本，它們之間是什么關系?由此可能發現怎樣的經濟社會發展規律?
(三)比較角度
科學史表明，僅憑人的感官不足以認識事物，理性計算才能發現更深刻的規律。物理學就有一個能量過程的計算問題，物理學家運用于探索原子系統，發現了一系列出乎經典物理學意料的全新過程和規律，創立了量子力學。經濟學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相當于物理學的能量過程計算。因此，筆者預言，通過成本化解過程的研究，有望獲得與量子力學相媲美的經濟學成果。
二、問題視野中的成本分類
經驗證明，提問方式決定著對事物的分類方式。本節以“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問題為主線，找出可能解釋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過程所需要的成本分類。
(一)生產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按照制度經濟學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劃分，所謂“生產”，僅指人對自然的活動，亦即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而進行的物質變換活動；由此，所謂“生產成本”，僅指人們為謀得物質生活資料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現以往經濟社會發展過程，由此探索發展規律，因此我們必須也只能從原始人開始。顯然，對原始人來說，“進行物質變換而投入的勞動”，只能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沒有分工沒有交易，當然更沒有物質資本。這就是說，對原始人來說，他們的經濟活動只有生產活動，生產成本只是赤身****而進行的分散勞動。
如前所述，原始人這種赤身****的分散勞動，最多只能謀得最簡單的生存資料，不可能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來人類的生活水平是如何獲得提高的呢?對此，亞當·斯密做了開創性探索，其名著《國富論》開篇就寫道：“勞動生產力最大的改進……似乎都是勞動分工的結果。”接著，他用大量的事例證明了上述論點，并且在理論上分析了勞動分工其所以能夠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原因。關于后者，他寫道：“這種由于勞動分工而使同一數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長，是由于三種不同的情況。”第一，勞動分工，使每一個人的業務降為某種簡單的操作并成為終生的唯一職業，必然使熟練程度獲得提高，從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長。第二，勞動分工，減少了勞動者從一種工作轉向另一種工作所花費的時間，因而同樣數量的勞動者在同樣多的勞動時間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勞動分工，使勞動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單一目標上，而不是分散在許多事物上，因而勞動者更有可能發現比較容易和比較迅捷地達到目的的方法，進而發明特定的勞動工具和機器；此外，勞動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從簡單勞動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科學研究，而且科學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獲得快速發展；工具、機器的發明和科研的發展，將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勞動生產力。誠然，斯密說的是提高勞動生產力，但是，提高勞動生產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可以視為第一個探索成本化解問題的理論。
那么，分工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類從原始人的生活水平達到現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對此，可作粗略的邏輯演算。
第一步，假設整個社會只有兩個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規律，如果他們不分工，那么其產出各是1，社會總產出就是l+l=2；如果進行分工，勞動效率可獲提高，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對上述計算進行邏輯推論。如果整個社會有3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讀為“遠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個社會有m(m是任意自然數)個人且組成分工生產系統，那么，社會總產出就
因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數，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會總人數m足夠大且分工的層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產成本。誠然，分工層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現實是直到今天最發達國家社會分工的深化過程仍未終止。由此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前面，我們從斯密關于勞動分工的理論證明勞動分工可能化解巨額生產成本，從而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然而，這一結論只是邏輯上的，現實中并沒有那么簡單。1937年，科斯發表了《企業的性質》，文中提出了一個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來的學者通過重溫康芒斯關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論述，從而將“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經濟活動就分成兩個領域即“生產”和“交易”，而經濟活動的普遍成本也分為兩大類即“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產成本而生成，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結果，可用一個字來概括：專(產品專門、資產專用、勞動者專業)。詞典解釋，“專”，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動“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強從事這件事的能力。因此，“專”就是“偏”、“強”，它的“強”是以“偏”(即以放棄“完整”和“獨立”)為條件的。產品專門(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消費，資產專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使用，勞動者專業(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獨立勞動。這就是說，分工必須以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為條件，否則分工不僅無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間的協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為一種“專”必須與特定的另一(或幾)“專”相匹配，而不能隨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專”與“專”之間的匹配需要花費大量的成本，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變化趨勢怎樣?顯然，分工就是行業分隔。俗話說，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勞動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與“行”之間的“山”就越多越高，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層山疊嶺望而生畏。這就是說，隨著勞動分工的不斷深化，行業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行業之間的協作配合越來越難，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本文第一節已經證明，分工可能化解生產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產成本的潛力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近乎無止境。通過本節的討論，我們又獲得如下認識：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將生成交易成本，隨著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來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趨勢同樣無止境。這正是“沒有免費午餐”，人類從分工可能化解的生產成本，又被協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銷。正因為這樣，我們不能不發出這樣的感嘆：分工是經濟，愛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結論：即使能夠證明勞動分工可以化解生產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從原始生活水平達到現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辦?天無絕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產成本而協作增大交易成本的兩難選擇中，人類發明了交易組織。詞典解釋，“組織”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組織的特征則在于“合”。第一，交易組織是交易活動的中介，各成員可通過這一中介和獲取分工、交易的信息，從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組織可壓縮交易次數，交易有可能是同類多次，而有了交易組織則同類多次交易可一次進行；第三，交易組織可通過總結交流交易經驗，發明簡便高效的交易技術，制定交易規則，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詐，仲裁交易糾紛，監督交易的實施；第四，有了交易組織，交易本身還可繼續分工，從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徑
管理成本指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它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這里有兩個要點：一是管理成本的內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組織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質，即管理成本是與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區別的第三種相對獨立的成本。前一要點大約無異議，無須多作解釋；后一要點與新制度經濟學的已有理論相悖，需要多說幾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經濟學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將其一般化，拓展了經濟學的視野，拉近了理論與現實的距離，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義是深遠的。但是，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觀點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學者們將“交易”與“生產”并列對應，將“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并列對應，有意無意給人以如下信息：交易與生產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活動，交易成本和生產成本一樣都是原生的經濟成本。這是值得商榷的。從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產活動才是原生的經濟活動，而交易則是生產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產成本才是原生的經濟成本，而交易成本則是生產成本的轉化或替代。其二，學者們認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經濟制度的運行費用”，這給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這是不正確的。首先，人們建立組織，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組織建立的邏輯前提，因此，就不能說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或者說經濟制度運行的費用)。其次，一般的，組織績效即被組織化解的交易成本與組織成本也即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所花費的成本，是兩個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個名詞“交易成本”來稱呼兩個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導致概念混淆，以致對組織過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無法進行。再者，學者們否定或忽視管理成本的獨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歸根結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沒有必要確立獨立的管理成本)。但是，這理由是站不住腳的。因為交易成本歸根結底也是生產成本，于是，按照同樣的邏輯也可以說不存在獨立的交易成本，這樣交易成本的理論也就成為多余的了。由此可見，否定管理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須強調，認識到“交易成本是生產成本的轉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維持組織過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發，我們才能發現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經濟社會發展成本化解的完整過程和規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組織的建立和維持運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將來實現社會大同，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因生產不足而導致的利益矛盾，這種成本依然存在，只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管理成本將十分微小。然而，在現階段管理成本絕對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為三大疑難。其一，一致同意疑難。組織建立和健康運轉的關鍵，是集中組織成員的偏好，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然而，在分工協作必須通過交易(利益交換)才能實施的社會發展階段，確立組織一致同意的目標幾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組織強制(一部分人強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組織強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車疑難。大家知道，組織運行需要管理制度，這在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強制手段實施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當然，如果組織全員自覺參與制度生產，制度生產成本盡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為如果全員參與，那么收集制度生產所需要的信息就變得很容易)。但是，美國經濟學家諾思發現，人們為了規避公共品生產中的個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車”現象，這就使得制度生產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監督疑難。對組織成員實施監督，是落實組織制度實現組織目標從而維持組織運行必不可少的舉措。然而，監督的困難在于：監督者也需要監督；于是，可能產生監督系列無限倒退的邏輯困境——這就是監督疑難。監督疑難將使潛在的管理成本大得無法計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嗎?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徑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徑就是以各種文化(市場文化、企業文化、社會文化)為載體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是人類社會知識的結晶，因而是組織目標不能一致同意情況下的組織目標孵化器和組織制度生產指示器。意識形態的建立，就如在組織中建立了一個磁場，從而使組織監督和控制變得容易。此外，意識形態的內容具有連續性和積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識形態的效益不僅惠及意識形態的創立者)和成本內部化(意識形態的成本卻僅由意識形態創立者承擔)的特征。正因為此，意識形態成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徑。
(四)意識形態成本
然而，意識形態的建立同樣要花費成本。首先，意識形態的創造需要花費勞動；其次，經濟利益集團化使意識形態的建立和替代過程充斥著矛盾和斗爭，甚至需要通過殘酷戰爭和政權更替才能實現；最后，意識形態對組織成員的監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員自覺基礎上，因而效率較低。這一切都可能成為意識形態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們已經知道有四種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討論將證明，僅就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不涉及過程的循環)來說，意識形態成本是最后一類相對獨立的成本。因此，我們有結論：在“成本化解”的問題層面，經濟社會發展的成本有且僅有四種，即生產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識形態成本。確立上述四種成本相對獨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進，我們將會看到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
三、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競爭
完整甚至是構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統，由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所構成。在漢語中，“組織”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統建立起來的集體”，其中的“集體”，可以指人的集體也可以指物的集體(例如機體中的器官)。從這個意義上說，個人也可視為一種組織，機器也可視為一種組織，因為他(它)們都是以物為元素組成的集體。這樣，上面所說的“組織生態”中的“組織”，就有兩類三種：以人為元素的集體，我們稱之為狹義的組織(下稱“人類組織”)；加上以物為元素的集體即人和機器，我們稱之為廣義的組織。
(一)機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說清成本化解循環鏈和組織生態及其競爭，必須先討論機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機器是人類勞動的物化，它可替代人類體力和腦力勞動，這已經是人們的常識，用不著多說。本文要增加的新內容是：機器不僅可物化人類勞動，而且還可物化人類組織(物化企業，物化市場，甚至物化分工協作的整個社會)；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對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組織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機器可物化人類組織，這樣的事例數不勝數。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為說明勞動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經列舉了許多分工協作組織，例如，制針業的分工協作組織、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但是，后來這些分工協作組織都被一臺相應的機器(制針機和制釘機)所取代。馬克思在《資本論》第416－417頁也曾談到“一臺信封制造機”取代“信封手工工場”的情況。顯然，如果沒有制針業分工協作組織和打制釘子的分工協作組織，就沒有后來的相應機器；如果沒有“信封手工工場”，就沒有后來的“信封制造機”。這就是說，后來的制針機、制釘機是對前在的制針和制釘分工協作組織的物化；后來的“信封制造機”是對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場”的物化。歷史走到今天，機器不僅可物化簡單的分工協作組織，甚至可以物化復雜的局部市場(如電子商務)，物化龐大復雜的分工協作的世界社會(互聯網)。可見，機器可以物化人類組織，這是一個日益明顯和正在快速推進的事實。
機器物化人類組織，在成本化解問題上會帶來什么結果?回答：機器物化組織，保存著組織分工協作對生產成本的節約，但并不繼承分工協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針機各部件的配合協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說，機器保存著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分工協作產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誠然，制造機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經是地地道道的生產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單一過程有了終端。由此，我們將看到成本從有到無這樣一個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
(二)成本化解循環鏈
奇妙的成本化解過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環鏈。
首先，從靜態看，成本化解過程是一條鏈：生產成本一(分工協作化解部分生產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組織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識形態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識形態成本_÷(機器化解上游過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產成本。誠然，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其“化解”的成本量與“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邏輯上有三種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這畢竟顯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從動態看，成本化解鏈是無限循環的。很容易看出，上述從靜態角度所給出的成本化解鏈，其始點和終點都是生產成本。這就表明其動態過程是這條成本化解鏈的循環周轉。在前面，我們已論證過，機器取代人類組織可保存人類分工協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協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盡管生產機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經是新的生產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鏈條的始點，開始了新的循環。這樣，每一次循環的結果將生成新的一代機器；繼而人們又將在新一代機器的基礎上進行新的分工協作，因而將生成新的交易組織，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識形態——這一切馬克思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條無限循環的成本化解鏈就展現在我們眼前，這條鏈每循環一次都將一勞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這條鏈無窮次循環周轉就將化解無窮大的成本!
關鍵詞：dea ccr模型 bcc模型 經濟發展效率 貴州省
一、貴州省經濟發展現狀及研究意義
貴州省是中國西南地區的三大省份組成部分之一，資源富集，發展潛力巨大，是全國重要的能源基地、資源深加工基地、特色輕工業基地、旅游基地和西南重要陸路交通樞紐。
2011年貴州全省生產總值5701.84億元居于全國26位，比上年增長15.0%。經濟總量小、人均水平低、發展速度慢仍是貴州省的基本省情和面臨的主要矛盾，工業化水平低、區域發展不平衡、產業結構不合理、農村貧困面廣程度深、人口資源環境壓力大等問題仍將非常突出。僅僅貴州省四個市（貴陽市，六盤水市，遵義市，畢節市）的生產總值就占到全省生產總值的67.6%，因此對省內9個市（州）的經濟發展效率進行評價，對尋找制約貴州經濟發展的因素有重要意義。本文采用dea構建貴州發展效率評價指標體系及模型，依照經濟發展效率綜合評價貴州省經濟狀況并提出相應建議。
二、研究方法
1.數據包絡分析方法（dea）
數據包絡分析dea（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是最初由farrell（1957）提出，隨后由著名的運籌學家a.charnes和w.w.cooper等人（1978）以相對效率概念為基礎研究并發展起來的一種針對多投人多產出生產單位的效率分析與評價方法，正式提出了運籌學的一個新領域：數據包絡分析，其模型簡稱ccr模型，該模型用以評價部門間的相對有效性（因此被稱為dea有效）。目前dea已被越來越多的學者采用，成為一種與傳統計量經濟方法并駕齊驅的投入產出效率研究方法。
利用ccr模型的經濟意義，分析地區經濟發展效率，比較貴州省各市（州）經濟發展的有效性，對經濟發展做出有效評價。
2.指標的選取及數據的來源
dea方法的指標選擇應滿足數量、代表性、可得性、穩定性、獨立性等方面的要求，而且
第1，對所有的決策單元，都可以得到一個輸入和輸出值，而且這些數值是正數。
第2，從效率比的原則上考慮，輸入的數值應該越小越好，而輸出的數值應該越大越好。
第3，不同輸入和輸出的單位不要求一致.可以包含人數、收入、花費等等。
根據以上原則，以及閱讀了大量文獻，結合dea對于經濟發展效率評估的特殊性及數據收集問題，本文確定了三個輸入指標和三個輸出指標。
輸入指標：x1固定資產投資/億元；x2在崗職工人數/萬人；x3財政預算支出/億元
輸出指標：y1財政預算收入/億元；y2地區生產總值/億元；y3稅收收入（萬元）。
本文原始數據來自于《2012年貴州省統計年鑒》。
三、結果分析
1.dea計算結果
用dea方法中的ccr和bcc模型，運用deap2.1軟件對貴州省9個市（州）2011年經濟統計數據進行處理得到貴州省2011年各市（州）經濟發展效率，如表1示
2.效率分析
由表1結果分析貴州省9個市（州）中有5個達到了dea相對有效水平.城市經濟發展效率較高，分別是貴陽市、六盤水市、遵義市、安順市、黔西南州；4個非dea有效的城市中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的綜合效率和純技術效率都低于平均水平0.931和0.969；畢節市綜合效率和規模效率均為0.999，純技術效率為1，已經基本達到了dea有效；銅仁市的各種效率均處于最后位置，投入和產出結構還有待調整。綜合效率等于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的乘積，從純技術效率分析：
貴州省市（州）的總體純技術效率呈現良好發展態勢，表明貴州省的城市管理水平較高；銅仁市和黔南州的純技術效率都大于0.9，處于邊緣非有效，只需稍加改進即可達到純技術有效，黔東南州的純技術效率為0.833，處于較低水平，應著重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因地制宜選擇主導產業，加快解決制約經濟發展的結構性矛盾。從規模效率分析：貴州省9個市（州）中有5個處于規模報酬不變階段；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處于規模報酬遞增階段，這些市（州）具有較強的經濟發展潛力，尚處于經濟發育成長階段，還需進一步加大招商引資力度，靠開放聚集發展資本，轉
變經濟增長方式，增加投資以達到經濟發展有效；畢節市處于規模報酬遞減階段，說明其投資規模過大.應適當壓縮資本投入規模，以使規模收益回歸有效水平。
3.生產前沿面投影分析
為了更好的分析和反映貴州省各市（州）的投人產出的經營效率，本文計算了非dea有效的三個市（州）的投入冗余量和產出不足量，對各城市在生產前沿面上進行了投影，結果見表2。針對具體城市而言，可從表2中分析出造成各個城市經濟發展效率低下的原因，并得改進方向和程度。由表2可以看出黔東南州和黔南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在崗職工人數，財政支出投入冗余率分別為17%，17%，33%和1.6%，10%，10%表明黔東南州和黔南州應該減少固定資產投資、提高技術生產率、減少財政預算支出，致力發展技術密集型企業；
由表2可以看出銅仁市和黔南州的財政預算收入產出不足率分別為57%和27%，說明其產業發展的附加值較低，企業盈利能力較差.應提高產業的創新能力以及高新技術的引進吸收。此外銅仁市，黔東南州，黔南州的稅收收入產出不足率分別為50%，24%，12%，表明其經濟發展相對落后沒有形成有規模的骨干企業，應該大力發展大中型企業，注重骨干企業的發展，形成有規模，有效益的大型企業。
四、建議
根據以上的研究結論和貴州省經濟發展現狀，為提高貴州省經濟效率，推動貴州省經濟的快速全面發展，建議應該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改善：
第一，加大招商引資力度，大力吸引對外直接投資。貴州有豐富的礦產資源、豐富的勞動力資源，豐富的環境資源，這些都是吸引外資的優勢。
第二，加快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加大對高新技術產業發展的支持力度，推進高新技術產業在優勢區域的集聚發展，建設一批高新技術產業基地。
第三，加強科技創新環境建設。進一步加大財政對科技創新的投入。制定和完善財政、稅收等政策，鼓勵、引導、促進企業、社會等各項資金的投入，建立以政府投入為引導、企業投入為主體、各種社會廣泛參與的多元化科技創新投入體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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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經濟新常態；工會工作；特點；規律
一、前言
社會總是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的經濟對于社會進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經濟的發展往往也會帶來上層建筑的變革。在大力倡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高經濟發展質量的今天，與經濟發展向配合的相關組織也面臨著轉型與蛻變。在經濟發轉型期，工會的工作特點和規律同時發生了重大的變革。經濟發展新常態的背景之下，工會的工作也同樣有了重大的調整。
二、經濟發展新常態概述
經濟發展新常態是在河南考察時提出的我國的經濟發展戰略。在經濟新常態下，社會經濟主要有四個特點，即在經濟新常態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為中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長更趨平穩，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經濟結構優化升級，發展前景更加穩定；中國政府大力簡政放權，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
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之下機遇與挑戰并存，面臨著各項工作的改革創新。其中工會工作的變革尤為迫切和重要。由國家到地方，各工會紛紛開始順應國家經濟形勢，對工會工作進行調整和改革，因此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也呈現出了新的特點和規律。
三、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特點
1.工作理念和工作定位出現轉變
工會是企業發展的重要保證。面對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經濟變革，企業工會充分意識到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就是維護企業整體利益與維護企業職工利益相結合。工作理念堅持既要服務好企業這個“大家庭”還要以職工利益為重，堅持以人為本。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工會的工作思維也相應地發生了重大地改變，面對日益復雜的企業勞動關系，工會更加重視對于職工積極性的調動，為職工服務、對職工負責、替職工維權。
工會工作秉持著服務企業、服務職工的理念，這是工會工作的一個重要特點。這種理念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勢下應運而生，對于提高職工工作效率、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企業贏得良好業界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
2.工會模式、工會工作方法出現變革、
經濟發展新常態之下，工會對工作模式和方法同樣作出了重大的調整是工會工作的一個新的特點。由過去的說教式變成了引導式，對于一些工作有了更具體的安排，以保證企業的運行秩序。職工的生活是企業文化的一部分，作為公會在其工作中更加重視企業職工的各類需求，在工作中會開展各類職工活動。例如內蒙古電力（集團）有限責任公司鄂爾多斯供電局為豐富職工的生活，經常舉辦一些職工的集體活動，如文藝晚會、職工交流會等。一些企業還尤其重視青年職工的訴求，針對年輕職提供給他們各種展示自我的平臺。
3.工會職能受重視，工會內容更加豐富
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下，作為企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工會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工會不僅僅是日常企業運營和職工工作的保障，還是創建職工文化、增添企業活力的重要組織。工會的工作開始滲透在企業的方方面面，并逐漸得到企業職工的認可。工會工作職能和工作內容上的拓展有利于鞏固職工在企業中的主體地位，同時對企業各部門之間關系的強化與平衡也起著重要作用。
四、經濟新常態下工會工作規律1.堅持黨的領導、依章獨立工作
作為企業，黨性原則是必須要堅持的重要工作規范和標準。工會作為企業組織，也必須要堅持黨的領導，通過開展各種職工活動宣傳黨的政策與方針。工會依照工作章程并結合企業實際狀況開展各項工作。工會的工作起到的是紐帶的作用，通過開展各項活動和工作傳遞與企業職工工作、生活密切相關的政策方針。在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之下，工會工作由黨的方針政策做指導，才不會在工作上出現失誤。
2.服務職工群眾、服務大局
作為職工訴求代表的工會，其工作的一個重要規律就是堅持服務職工、服務大局。職工是企業的重要組成，事關企業的繁榮與穩定。在新的經濟形勢背景下，職工的訴求越發地引起社會各界的關注，保障職工的權益更是社會關注的重點，工會工作的重點同樣是保障職工權利，企業的發展需要不斷引進新的人才，而企業是否能夠把人才留住就需要公會代表職工利益與企業相協調。
工會不僅僅要從職工個體發展著眼，在工會具體工作中還會考慮到的就是企業的發展問題。工會所做的工作，不僅僅是職工的保障還是企業穩定發展的重要支撐。工會在具體工作中不僅僅考慮到是職工利益，還會考慮到企業的長遠利益。
3.與時俱進、不斷創新
經濟新常態的形式下，工會在工作上的不斷創新已經成為常態，只有讓創新成為工作常態，才可以適應不斷變換的經濟形勢，在不斷地變化中謀求企業的發展。工會的工作本身就具有創新性，在具體的工作實踐中工會的工作向來都是與時俱進的，這也是企業發展中工會必須遵循的原則。
五、結語
經濟的發展變化需要各組織進行改革創新以適應不斷變換的國家形勢。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形勢也促使工會這一企業職工組織不斷進行改革以適應企業的轉型升級。工會工作事關企業的發展方向和前途，是企業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及時掌握工會的工作特點和規律對于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
參考文獻：
[1]李秀英.新常態企業工會工作的創新發展[J].品牌（下半月），2015，04：8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