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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要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社會治理機制以及社會治理績效評估等，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題中應有之義。近年來，黑龍江大慶市以大慶精神、鐵人精神為魂，從2005年大慶市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啟動以扁平化管理，綜合執法為特征的公安體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發揮綜合組織協調優勢，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2012年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市區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接連幾年的大膽嘗試，大慶市的創新社會治理模式被總結為“大慶經驗”。
1“大慶經驗”：社會治理的新探索
“大慶”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國慶，聞明于其豐富的能源資源。1959年開發建設，1979年建市，是國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業戰線的一面旗幟。
2005年，大慶市開始實施以“1+5”為基本脈絡的公安體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綜合執法為特征的改革，包括縱向管理體制和橫向機構改革，變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為市局、分局兩層管理，變分局多部門、多警種、多派出所為“三警種、一部門”。“5”即在扁平化基礎上推行警務指揮，社區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項深化改革舉措。該項創新警務工作機制，不僅大大提高了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同時也更合理的進行了警隊配置。從宏觀層面觀察大慶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內部條線管理，處理好了體制和機制的關系。明確了上下級的職責，做到對口服務，資源集中，一對一責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應急問題時能夠及時得到相應的服務。
2009年，大慶市又率先在全國地級市中成立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委員會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會資源、集中治理，以“解決問題”為核心思路，整合20多個黨委和政府部門資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臺。在這場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眾的特性、人的價值訴求被提上日程，正確處理了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問題。在提倡政府工作做減法，社會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慶市政府減少了行政審批，轉變政府職能，實現從管制、管理到服務的重大轉變；政府瘦了身，從大政府變成小政府，社會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會組織，充分發揮社會組織的作用。繼市委社會工作委員會成立，大慶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處置反饋系統和“百湖民聲”網絡問政機制。在豐富了政治參與渠道的同時優化了群眾監督的入口，通過問情于民落實知情權，問需于民落實選舉權，問計于民落實參與權，問績于民落實監督權，大慶市以民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義上激發了群眾主人翁意識，提高了政府解決問題的效率。
2012年，大慶市再次大膽嘗試在基層社會管理體制改革上先行先試，將原有的29個街道和200個社區重新劃分為70個新社區。新社區的合并改革了社區管理體制，使管理層級由市、區、街道、社區四級變為市、區、社區三級。新社區實行“一委一站一會”新模式。“一委”即社區黨工委；“一站”即社區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區實施服務和管理的基礎平臺，內設綜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務中心；“一會”即居民議事會，是新社區議事協商機構。同時，實行“一社多居”，即在一個社區管理服務范圍內設置三到四個居委會，居委會不再參與行政管理事務，而是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這次改革再次發揮了公民自治組織的主觀能動性，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社區管理體制存在的管理層級多、辦事流程繁瑣、社區自治和服務功能不強、居委會行政化傾向嚴重等問題。
縱觀三次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從警務工作機制、民生工作機制到社區工作機制，大慶給我們的是一種范本、一種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種啟示和印證。
2“大慶經驗”：有效社會治理的三個要點
區別于“溫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業化轉型道路以及經濟服務性的“浦東模式”，“大慶模式”開創了獨一無二的資源性城市轉型之路。以“浦東模式”作對比，其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準確把握歷史機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資、走開發公司主導下的國家級開發區建設之路。基于現代化的大背景，浦東依托于上海開放城市的環境善于吸收發達國家政府先進管理經驗的海派文化、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和高端服務業，從源頭開展經濟建設。但相比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慶市，最初肩負保障國家能源安全重任，陸續又扛起支撐龍江發展。其完全是主動作為，自力更生，以石油為支撐，以內生動力為驅動，追求經濟城市“雙轉型”的道路。因此總結大慶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經驗作為折射鏡，亦是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一個良好的參考。
2.1創新社會治理準確定位，做到改體制與建機制同步
政府和社會的關系是體制改革要解決的根本性問題，體制是一個框架和結構，機制是一種規則和運行，體制問題解決了，機制問題同樣要解決好，否則體制就難以發揮作用。大慶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鬧，是結構性的改革，通過體制再造將人力、物力、財力、權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層。大慶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體制改革和社會治理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減少層級，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離的深入基層，將具體的改革落實到社區、公安、公共服務等與百姓生活息息相關的領域。對于大慶市而言，在科學的框架設計下良性的運轉自己的機制，建立規范化的制度進行結構和資源上的轉型，以此來形成系統良好的動力機制、保障機制、激勵機制和運轉機制。動力機制促進保障機制的完善與健全，保障機制的周密使得激勵機制更富實際價值與作用，同時帶動運轉機制的活力，盤活了整個社會治理的生物鏈。
2.2創新社會治理提高公民參與度， 建立互信互任關系
公民的政治參與是社會治理創新中的主要環節，是監督政府的審判者與執行者。隨著基層民眾的民主意識、法治意識、競爭意識和參政意識的不斷增強，人民群眾對政府的期望越來越高，希望投入到社會治理與基層建設中來。同時，政府在履行職能過程中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問題，如形式主義、的問題、行政審批程序煩瑣，推諉扯皮，效率低下、辦事缺乏透明度、官員腐敗等現象也切實得需要基層群眾的民主公正的監督。因此政府與百姓之間應當形成良性互動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質的同時保障維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質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務的同時履行公民責任，認真務實的投入到政府監督中，起到規范政府行為的作用。
2.3創新社會治理堅持以人為本，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對公眾生活的改善，創新社會治理應當尊重公眾的主體地位。隨著人們的需求結構從最基本的溫飽需求向高水平高質量的小康需求轉變，公民對于公平、正義、人格、尊嚴等現代需求、價值觀看得越發重要。具體體現在戶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積金等具體項目上個人利益的爭取上，更體現在公民爭取政治參與平等觀念的轉變，每一個人都積極投身于政府活動的監督與管理中。其次，隨著人員流動性的加強，逐步從有組織到組織相對弱化，從單位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會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會人的同時引導并支持社會人參與到社會管理中，投身于民間組織的建設中，社會治理才能良性運作。再者，人的思想價值觀念變得多元化，趨勢更加明顯。人們在信仰、道德、倫理方面有著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強社會治理能力，不僅僅體現在剛性需求的建設開發中，更應營造一個良好的社會文化，即時調整傳統的社會管理指導理念、體制機制、以及方法手段，強調社會治理的本質與核心當是“以人為本”。
3創新社會治理：由權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創新是國家現代化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戰略中的一部分。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離不開社會參與，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執政者從權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慶經驗”是成功踐行創新社會治理的典范，轉型中的中國社會治理應當擇其益者，明確政府權力邊界，正確處理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改變執政觀念，提供公民更多參與社會治理的權限與渠道，積極培育社會組織的同時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創新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1）制度規范問題。創新社會治理，意味著創新社會治理主體、社會治理理念、社會治理方式、社會治理體制等等，這就對公眾制度化組織化的參與提出了現代政治意義上的規范，對公眾參與的制度和途徑提出了期待。我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存在很多問題：參與社會治理缺乏足夠的法律支持，公眾參與的代表遴選不科學，程序不明確等等，在公眾參與機制不健全不規范的情況下也就導致了非制度化的參與，諸如集體散步等政治參與行為。因此，在創新社會治理的背景下，應當完善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的制度規范，做到制度公開，程序透明公正，使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獲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問題。在傳統國家，官民關系表現為“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關系”，而在現代國家，官民關系則體現為“委托與的關系”。在治理現代化的科學內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統治。在治理中，每一個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參與者。治理的目的不是過去把人給管死，而是通過積極的參與、溝通、協調、鼓勵、規范和閱讀形成一種遵循正確的價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標的良好的秩序和狀態。政府與公眾應當是建設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擔起社會治理的責任。這不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會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與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權力的無限擴張，維護和實現公民的政治權益。
（3）培育與發展的問題。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一定是個社會組織極為發達的社會。現代意義上的社會管理亦是一個政府分權社會增權的過程，即政府的權力從社會領域適當退出，留下的空間由社會組織填補。我國作為發展中國家里的發達國家，每萬人里擁有的社會組織的數量只有3.8個，法國是110個，日本是97個，發展中國家平均10個以上，足見我國的社會力量太弱。現代社會管理既是政府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并依法對有關社會事務進行規范和調節的過程，也是社會自我服務并依據法律和道德進行自我規范和調節的過程。黨和政府是治理的主體，社會組織和平民百姓同樣也是社會治理的主體，平等對待并有效發展才能盤活整個社會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創新社會治理中夯實執政基礎，提升社會治理實效。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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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與社會社會治理模式轉變創新
社會治理是對十中提出的“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觀念的延續與發展，這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了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的歷史關系。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社會管理與社會治理的關系是密不可分的，從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管理在含義、參與主體與實現方式上都有著較大的變化。特別是在十六屆四中全會中提出要“加強社會建設與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的創新”以來，對于社會管理的研究就開始出現了百花齊放的局面。從整個研究的歷程來看，主要發展經歷為從單純的學習西方理論到有選擇性地、批判性的借鑒與吸收，再到本土化的改造。
一、國家與社會視角下的社會治理模式
社會治理模式主要是“國家就各種社會管理主體在社會建設和管理中的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及運行方式而做出的富有約束力的制度安排”。由于歷史階段的不同，社會治理模式也會存在著一些差異，這其中除了受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影響，也與國家內部的權力分配有著較大的管理。不難發現，以國家與社會的關系為劃分依據，社會治理模式可以分為國家控制社會模式、社會參與國家模式、國家與社會合作模式、社會自治模式。
1、國家控制社會的模式
這種模式主要是國家依靠自身的能力，將整個社會吸納入自己的行政管理體系之中，其主要特點表現為政府統管一切事物，社會被國家完全的掌控，其實質就是國家以強權統治的形式來實現對社會的管理，國家權力高于一切權力，人民沒有掌握任何的公共權力。這樣就會培養出一個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成為治理社會的唯一主體，權力的運行表現為至上而下的模式。這樣必然會壓抑社會力量的生長，或者直接的內化與整個國家的行政體制內。使得國家權利的獲取背離了公共選擇的原理。
2、社會參與國家的模式
該模式主要是指隨著公民參與意識的逐步增強，以及社會自組織的力量有所提升，部分的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理以及國家的管理之中，但是其中的主體仍然是政府，仍然起著主導作用。公民參與的理論一類是以盧梭等人為代表早期理論基礎；一類是以馬克思為代表的人民參與理論。其中在馬克思的人民參與理論中，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工人階級以及廣大人民群眾實現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徑就是直接參與國家與社會事務的管理。二是普通的公民對政治事務的參與才是廣泛意義上的社會參與。同時我國的憲法也對公民參與作了相關的規定，這位公民參與社會事務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據。
3、國家與社會合作的模式
該模式的核心觀點就是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式互補與合作的。該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格代爾、、奧斯特羅姆等。這一模式中，基層社會由國家來控制，社會運行必要的政策與資金支持由國家來提供。社會按照相關的觀點來行使自己的權利，國家與社會之間是相互獨立，且能保持合作關系的。與社會參與國家的模式相比，該模式給予了社會更大的操作空間，大多數的公民可以參與其中，參與的方式也會顯得更加的主動與多樣化。
4、社會自治模式
一般也將其稱之為“社會主導、政府協助”模式，在這一模式中，社會自治要高于政府治理，社會由自發秩序主導，社會也將成為公共服務提供的主體，而政府只是做一些宏觀方面的指導。當然，該模式的發展歷程也并不順利，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被否定的過程，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以后，伴隨著公共管理運動的興起于模式，這種模式開始廣為人們所接受。
二、社會治理模式創新的途徑選擇
經過不斷的市場化改革，我國的社會結構開始發生巨大的變化，社會關系也日益的復雜化。中國經過不斷的重構，開始形成國家、社會、市場三者之間相互配合的社會治理結構，三者的聯合使得治理的權力不斷增強，這種模式的選擇也是當前社會發展的一個必然選擇。當然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還是要對國家與社會的關系做一個較為清晰的了解。目前主要存在的觀點有“國家權力弱化”，主要是指國家對于社會的實際控制能力正在減少；另一種是“國家權力強化”正在強化的觀點，即國家對于社會的實際控制能力正在不斷的延續。還有研究者也認為，國家與社會是一種相互“粘連”的關系，在基層管理上，國家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是這種控制能力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響的。另外還有學者認為。在國家與社會的關系中，在保持社會的自主性與獨立性的同時，還要保證國家在整體層面上的協調功能。在我國從十六屆四中全會以來，社會管理創新開始成為正式的議題，直到十報告提出要構建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社會管理體系，不斷推進社會體制的改革。再到十八屆三中全會“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提出，社會治理的概念正式登上舞臺，黨的執政理念也開始逐步發生轉換。
我國目前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市場經濟體制發育并不健全，社會自治理念與機制也剛剛處于起步階段，各方面的社會力量還十分薄弱。但是隨著國家與社會合作機制的不斷開展與頻繁的互動，社會自治模式將成為解決社會自理難題的一個有效的條途徑，也是社會治理轉型中的必然選擇。
三、結束語
在社會治理模式的改革與創新中，我們一方面要實現政府有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另一方面，還要注意給社會放權與分權，鼓勵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管理，不斷激發社會活力，不斷形成“國家與社會都行動”的社會治理體制，實現社會治理主體的多元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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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新“一套體制”
在頂層設計和基層改革上，對區、鎮街社會治理工作架構進行系統研究、整體部署，初步搭建起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調度、部門鎮街分級負責、管區網格基礎支撐的體制架構。
建立健全組織領導體制，突出區委在治理結構中的領導地位，強化政府在治理過程中的主導作用。成立了以區委書記任組長的區社會治理工作領導小組，區委副書記、政法委書記以及一名副區長分管社會治理工作。設立區社會治理中心，統籌指導考核全區社會治理工作。
配套開展鎮街體制改革，調整了鎮街內部機構設置，專門設立社會治理辦公室；剝離城市街道招商引資等經濟發展職能，交由所在經濟功能區負責，從體制上推動鎮街工作重心向抓社會治理和公共服務轉變。
深入推進網格體系建設，將每個鎮街劃分為5-7個管區，每個管區又因地制宜劃分若干類型網格，全區共劃分為161個管區、1333個網格，形成了“鎮街一張網、管區一大格、社區幾小格”覆蓋全區的網格化、扁平化管理體系。
二、構建“三大體系”
把維護社會安全穩定和諧、解決民生訴求、推動社會服務作為工作重點，全面整合全區各級各部門行政服務資源，統籌推進三大運行體系，全方位、全天候、全過程開展治理服務。
網格管理服務工作體系。依托網格化組織管理架構，把全區各級各部門工作全面納入網格化管理體系。對鎮街網格化工作，突出黨建引領社會治理，以網格化體系服務黨建“三基工程”建設，將支部建在網格上，基層組織得到強化、鎮街基礎得到夯實、治理能力進一步提升。對部門網格化工作，尤其是城市管理、安全生產、社會治安、穩定、糾紛調解、民生服務等六大領域部門，以社會治理網格化為基礎，建立起相應的監管服務機制，將部門執法力量和服務資源全部落實到網格中，確保安全隱患在網格中發現并化解，讓服務不出管區、社區，實現了“網中有格、格中有人、人在格上、事在網中”的全天候、無縫隙管理服務。
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體系。成立區公眾投訴受理處置指揮中心，將政府各部門涉及公眾投訴的相關職能，如民生在線、政務熱線、行風在線、數字化城管等，進行重新資源整合，并設立“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24小時受理處置群眾咨詢、投訴、建議。以指揮中心為核心中樞，指揮調度全區各職能部門協調處置群眾投訴各類問題，并對部門辦理情況進行全過程監督，建立起完備的非應急聯動處置體系，保障群眾訴求得到妥善解決。
社會化公共服務工作體系。以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推進全區社會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突出推動社會化服務中心建設，通過建立社會化公共服務信息平臺，將全區涉及家政、中介、咨詢和消費服務等社會組織、公益機構和企業信息資源進行整合，依托公眾投訴“一號通67712345”服務熱線，無償為全社會提供全方位的需求信息服務。這一舉措，不僅幫助市民解決了各種生活難題，還通過群眾需求信息的整合共享，培育了一批群眾滿意、政府放心的服務性企業和社會組織，帶動了新區服務產業的蓬勃發展。
三、實施“六化治理”
將社會治理現代化、精細化、法治化理念和手段引入基層社會治理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實現了社會治理各要素精確、高效、協同、持續運行。
網格化巡查。構建起覆蓋新區全域的人工巡查“地網”和智能巡查“天網”，全區近5000名網格員，手持智能終端24小時不間斷巡查，全面開展網格內基本信息搜集，矛盾糾紛、安全隱患排查，問題處置核實和群眾服務等工作；整合全區視頻監控資源，對隱患風險易發區域進行可視化、智能化監管。利用網格化巡查這一有效措施，全力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建設，在新區“藍色海灣整治”“城市環境品質提升”“大項目服務保障”等多項重點工作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信息化支撐。順應互聯網、大數據帶來的社會變革，建立起“互聯網+社會治理”工作模式。按照智慧城市大數據中心服務架構，建設區、鎮街和部門、管區三級社會治理信息支撐平臺。全面整合公共事業、民生服務、勞動保障、醫療教育、環境資源等多部門、多領域數據資源，建立起500多萬條信息的區社會治理“大數據”中心，打破了政府各部門、社會和市場多主體之間的信息壁壘，實現了與部門業務平臺的互聯互通和稻葑試吹幕ネü蠶懟Mü對這些數據信息資源的綜合分析，實現了對應急、非應急事件統籌調度，做到事故早發現、早防范、早處理；同時，也催生了“大數據”相關產業的集聚。
多元化參與。加強政策引導和資金支持，推動政府各部門、群團組織等治理主體，尤其是引導駐區高校、社會組織、企業單位等積極參與社會治理。制定出臺了《關于加強城鄉社區治理的意見》，引導社區群眾參與社區自治，提升了社區治理能力和水平。出臺《關于推進社會組織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公眾參與社會治理獎勵辦法》，設立了300萬社會組織發展基金和50萬元的專項獎勵基金，建設社會組織孵化園、創意園、公益園，大力培育、引導各類社會組織、公眾參與社會治理。全區共有1500余家社會組織、10萬名志愿者活躍在基層社會治理平臺上。
社會化服務。堅持寓服務于治理之中，變“管控為主”為“服務為主”，通過政府購買服務，完善城鄉一體化社區服務體系，推動勞動就業、社會保障、生活救助、文化娛樂、社會治安等政府公共服務事項逐步向社區覆蓋，為居民提供“一站式”“零距離”服務，社區干部、網格信息員成為民生服務員、流動的“服務站”。新區被確定為全國社區治理和服務創新實驗區。
精細化管理。制定出臺《關于率先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的實施意見》，提出“三個精細化”：即責任精細化、處置精細化、監督精細化，通過壓實各級各部門網格工作責任，建立完善社會治理事項處置工作機制，強化對鎮街部門社會治理工作的考核、監督、問責等一系列制度措施，確保社會治理各項工作規范高效運轉。
法治化保障。運用法治思維和方式，深化部門和行業依法治理工作，在綜合行政執法、矛盾糾紛調解、安全生產等重點領域大力推進法治化改革。推進跨領域、跨部門綜合執法，組建區綜合行政執法局，統一行使城市管理、國土資源、文化市場、海洋漁業、交通運輸、旅游等六大I域42類1402項行政執法權，解決了部門多頭執法、推諉扯皮問題。推進矛盾糾紛多元化解體系建設，在社會治理管區推行“1+X”法律服務模式，即設立1個綜合調解室，整合律師、調解員、志愿者等多種力量，推動法治宣傳、綜合調解、法律援助、社區矯正、法律服務“五進”網格，免費為群眾提供法律服務。推進企業安全生產法治體系建設，創新組建安全生產監管執法局，建立安全生產行政執法與刑事司法銜接機制，區法院、檢察院分別設立安全生產審判庭、檢察室，專門受理、查辦和審判安全生產案件，安全生產監管責任得到依法落實。推進食品藥品安全監管改革，成立全國首家食品藥品案件巡回法庭，構建食品藥品安全行政監管、刑事執法、司法審判三位一體的食藥監管新模式，為強力打擊食品藥品違法犯罪行為提供了新機制和新途徑。
【關鍵詞】吸毒者；人格傾向；心理模式；社會支持；干預策略
采用明尼蘇達多相人格量表、心理控制源量表和社會支持評定量表用于吸毒者的行為歸因及社會關系與健康的研究，目的是探明吸毒者究竟屬于何種人格特質者？源于何種心理原因陷入而難以脫離？其心理因素與正常人及精神病者有無異同，區別在哪里？吸毒后與精神病者有無共同的心理病理現象？如何改造吸毒心理使之回歸正常社會？這些都是困惑有關部門的疑難問題。本研究旨在此方面做一探索，以期為反教育工作提供預防和矯正的心理科學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某省吸毒者91人，男性43人、女性48人；平均年齡33歲；婚姻狀況：未婚27人、已婚60人、離異4人；文化程度：小學17人、中學72人、大學2人；陷入吸毒時間平均為14個月。精神病者82人（西安精神衛生中心住院患者，分別為強迫性精神病、偏執性精神病、精神分裂癥、癔病等），共計173人。
1.2方法運用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MMPI修訂量表（1992）分別測查吸毒者和精神病者。該量表作為人格和病理心理檢查的代表性量表，能較為準確地反映出檢查實施時被檢查者的基本人格傾向和心理狀況。此外，分別運用心理控制源量表（IPC）［1］和社會支持評定量表［1］對吸毒者進行施測。
采用深入訪談法了解吸毒行為發生的其他相關問題，以便和IPC量表、社會支持量表的結論相互印證。所有數據均應用SPSS統計軟件包分析處理。
2結果
2.1吸毒者MMPI分值分析
2.1.1吸毒者性別的MMPI分值分析吸毒者兩性之間臨床心理測量數據女性均高于男性，二者之間結果的差異除癔病以外，其它9項均具有統計學意義，見表1。
2.1.2吸毒者與國內常模MMPI比較分析吸毒者MMPI10項臨床心理測量數據均高于常模［2］，二者之間結果有統計學顯著性差異，見表2。反映出施測時吸毒者的病態人格傾向及心理特征。
2.1.3吸毒者與精神病者MMPI比較分析二者在依賴性、支配性、社會責任感、控制傾向、焦慮、壓抑性、偏見7個項目上有差異，其它項目結果呈現出強相似性。其社會責任感及自我支配性明顯低于精神病者，而依賴、控制傾向、焦慮、偏見明顯高于精神病者。低于及高于的項目之間均具有顯著性差異，見表3。
2.2吸毒者IPC分值分析
2.2.1吸毒者性別的IPC分值分析吸毒者兩性之間I、P、C分值女性均高于男性，t檢驗兩性之間有統計學顯著性差異，說明女性更認可，見表4。
2.2.2吸毒者與國內常模IPC分值比較分析吸毒者I分值低于常模，二者之間結果的差異有統計學顯著性，說明他們不相信自己能夠駕馭自己的生活，見表5。
2.3吸毒者社會支持情況分析
2.3.1吸毒者性別的社會支持分值分析男女之間在客觀支持、主觀感受到的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及支持總分4項目上t檢驗均未見到明顯差異，說明男女二者之間具有很強的一致性，見表6。
2.3.2吸毒者與國內常模社會支持分值比較吸毒者社會支持總分21.63，國內常模總分34.56［1］，前者低于后者，t=-7.189，P
2.4相關分析吸毒者IPC量表和社會支持量表相關分析結果見表7。吸毒者I量表得分與對支持的利用度呈正相關且達到0.01顯著性水平；P量表得分與對支持的利用度呈負相關，達到0.05顯著性水平；C量表得分與對支持的利用度無相關。
3討論
3.1吸毒者的行為歸因吸毒者MMPI分值與常模及精神病者分值的比較結果說明，發生吸毒的根本性原因在于個體的人格傾向及心理特征。由于存在某種程度上的人格缺陷，如依賴性強、過分焦慮緊張、缺乏社會責任感和自制力，他們往往難以應付生活對他們的挑戰，借用來麻醉感覺，逃避現實［3,4］。吸毒者I、P、C分值低于國內常模，說明其對自己行為的控制性和對他人及社會的信任性均低于正常人群，多屬于外控型心理素質者。訪談中也發現吸毒者的思維方式具有“結局是不由個人努力所決定的”意識，多從外界歸因。而外控型強的人伴有焦慮、抑郁的情緒，更難以應付緊張的生活環境［5］。吸毒者社會支持總分亦低于國內常模，說明其體會到的社會支持感低于正常人群，不善于利用社會幫助，很少覺得自己能夠得到或感受到外界支持。這類的心理模式是他們陷于虛幻的心理歸因。吸毒者受制于外部控制的力量很強，對自己行為的內控力不足。可見，對人的心理調控功能的破壞性。吸毒者男性的P、C分值低，缺乏對他人、社會和機遇的信任，這與社會支持量表中二者均不善于利用“客觀支持”，“對支持的利用度”低是一致的，說明其心理特征與社會的親和性低，社會價值感低，故容易走向與社會規范相悖的異常行為中。在相關分析中，吸毒者的內控性與對支持的利用度呈正相關。訪談中發現，吸毒者將不能控制事情的反應歸因于內在原因者，給自己很低的評價，容易陷入無能感中，依賴于幫助的傾向很強；吸毒者從外界得到的支持與其對支持的利用度呈負相關。這與其認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是由自己無法控制的外部力量造成的”外控型意識有關，缺乏主觀能動性，持消極悲觀的生活態度。有些人雖可獲得支持，卻拒絕幫助，更愿意從虛幻中尋求精神寄托。
3.2干預策略①人格完善教育。培養吸毒者自尊、自重、自愛、自強不息的精神，克服自卑心理，增強參與意識和發揮主人翁的精神。有關研究認為，個人缺乏自尊心、妄自菲薄多半是由于經常失敗和受到過多的教訓和指責造成的，其中也可能有個人能力偏低的因素。因此，在人格教育中應多采用贊許、表揚、獎勵的方法，這樣就可能增強其自信心。在重視發展各方面人格素質的同時，把重點放在人格素質的整合上，進一步發展及改進新時代、新生活所需要的新的人格成分，補充已有人格成分的不足，拋棄已落后于社會發展需要的舊有人格成分，把新老人格成分按照新時代、新生活的要求進行調整和融合，實現生理與心理的統一、思想與行為的統一；②改善吸毒者的認知-知識系統。心理控制源傾向是一種在過去經驗基礎上形成的認知-知識系統，是影響個體心理健康水平的一個調節變量，它既不是一種特質，也不是一種先天傾向性，而且隨著環境條件的變化而發生變化［6,7］。因此，加強吸毒者的理性認知教育，提高其內控能力。內控型者比外控型者身體更加健康，原因是內控型者比外控型者更傾向于采取措施保持心身健康；③運用歸因療法。引導吸毒者用準確的歸因代替錯誤的歸因(即真歸因療法),或用不準確而有益的歸因代替準確而有害的歸因(即誤歸因療法)，以控制和消除其不良情緒和行為反應［8］；④增強吸毒者對社會支持的主觀體驗，正確引導他們勇敢地接納社會支持，珍惜來自社會和他人的關心；⑤提供支持療法。在吸毒者回歸正常社會過程中盡可能提供建立其正常心理所需的條件，如尊重、關愛、支持和理解等，穩定人際關系，消除心理顧慮，提高其對生活的認識深度；⑥根據本研究結果，對于具有心理控制源外控型傾向者、年齡30歲以下者、文化程度偏低者、女性、生活不順者，并伴有人格缺陷者，應多給予重點關懷。
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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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創新模式
作為一項具有基礎性和保障性性質的工作，高校后勤在高校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只有建立一套依托市場、保障有力、精簡高效的后勤體系，才能真正實現高等教育事業改革的成功。針對目前高職院校后勤對教育發展制約的現象，如何進一步促進高校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的改革創新，建立符合時代要求的后勤管理模式，無疑成為了高職院校后勤工作者的當務之急。
一、當前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分析
1.甲方、乙方模式。在甲乙方管理模式中，甲方一般由高職院校總務后勤管理部門承擔，代表學院行使后勤管理職能，而乙方則由后勤集團來承擔，在合同規定的時間范圍內，為學院后勤提供基礎性、保障服務工作。甲方和乙方由學院通過合法協議實現相互之間的聯系，從而使高校行政與后勤管理的分離以及職權的進一步明確。目前，甲方、乙方模式在高職院校后勤的社會化管理中占據著主流地位，因為乙方受到自身經濟實力的影響，需要得到甲方經濟上的援助；而甲方為了獲得相對的安定和穩定，也需要保持對乙方的控制和指揮。可見，甲方、乙方模式是當前社會化初級階段高職院校的明智選擇。但是，甲方、乙方模式中的許多不利因素，也導致乙方所提供的后勤服務有時難以達到高職院校的要求，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乙方領導不具備企業家的能力和精神。主要由于許多乙方領導仍由原來的高校管理者承擔，其社會化意識不足。第二，不完善的人力資源管理流程。由于受到我國高校后勤管理工作者競爭意識不足、綜合素質不高、服務意識和學習意識不夠等因素影響，高職院校后勤管理工作的業務水平和服務水平仍然偏低。
2.服務外包型模式。所謂服務外包，就是企業通過對外部優秀資源的整合，達到業務流程的精簡和管理成本的降低的目的，實現企業核心競爭力和管理效率的提升，從而可以讓企業在多變的環境中發展壯大。正是服務外包型模式所具備的先進性，使它逐漸得到了各類組織的普遍關注和運用。對高職院校而言，核心目的是培養適應社會的優秀人才以及搞好科研工作，為社會提供優質服務。而高校的各類后勤服務并不屬于開展高校教育的核心目的。為此，可以通過服務外包型模式將后勤管理工作交由專業企業進行統一管理。綜合來看，服務外包型模式對于高職院校后勤工作管理具備如下好處：其一，可以讓乙方以學校立足為基礎，最大限度發揮自身的優勢為高校打造良好品牌，從而奠定堅實的社會基礎。其二，高校通過采取有效的競爭方式為自己選擇合適的外包企業，既可以獲得高質量的優質后勤管理服務，還可以促進實現高校相關經費的節省。
二、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創新策略
1.創新理念。通過調查研究，發現當前各高職院校之間的后勤社會化改革基礎存在一定差異，而改革措施和改革力度也差異明顯。為此，對于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創新不能采取同一個標準，要遵循因地制宜的策略對后勤社會化管理理念進行創新，并將無法滿足社會經濟的傳統理念剔除。因此，大致可從以下幾個方面將高校后勤轉化為有效“資源”：其一，對高校后勤實體發展壯大。在社會化改革過程中高校后勤服務不斷壯大，應按照現代企業制度的具體要求，真正做到政企分開和管理規范化，建立一套新型的高職院校后勤保障體系，滿足高校教育發展和改革的要求。另外，通過壯大經營規模和提高管理水平，讓高校后勤實體既可以提升高校后勤工作質量，還可以承擔機關部門和學校的服務工作。
2.創新方法。第一，采取適度開放的策略。在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過程中，部分高校在校內服務市場競爭中大膽引入企業，但是受到體制和高校后勤實體公益性的限制，高校后勤實體的競爭能力還難以達到全面融入市場的要求。為此，高校后勤管理要從學校自身實際狀況出發，選擇性地將部分后勤服務項目承包給社會。第二，實現管理的規范化。高校后勤管理可以參考相關行業標準，建立嚴格的后勤準入制度和監督措施。通過建立規范化的管理環境，實現高校后勤市場的穩定發展。
3.創新體制。在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的過程中，后勤實體與高校之間的管理關系逐漸淡化，如果后勤實體盲目追求高利益、高回報，必然會損害師生的利益。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進行體制創新：第一，充分發揮政府主導作用。在高職院校后勤社會化管理創新中，要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督辦、宏觀指導作用，讓有關部門和社會企業積極參與到改革中。第二，以學校為主體開展高校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創新。在改革創新過程中，高校要從自身特點出發，充分發揮主體作用，通過不斷地探索和創新，建立具有特色的后勤社會化管理模式。第三，促進師生、社會積極參與到改革創新中來。作為一項系統化工程，高校后勤社會化對學校穩定和社會安定具有深遠的影響，需要各方面作出積極貢獻。
參考文獻：
關鍵詞：失獨老人;知行易徑;心理社會服務;新希望家園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34-0097-03
隨著計劃生育政策實施時間的延長，中國獨生子女的父母們逐漸步入老年。由于各種原因，一部分獨生子女先于其父母去世，形成了中國當代社會的一種獨特的處境不利群體：失獨老人。以北京市為例，2013年失獨老人的數量已達8 781人[1]，且處于不斷增長的趨勢中。這其中的絕大部分并不在福利院，而是居住在社區之中。《中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規定：獨生子女發生意外傷殘、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養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應當給予必要的幫助。許多學者也認為，失獨老人的社會服務應以政府作為主導和第一責任人[2-5]。
社區是政府這個龐大神經網絡的末梢，是指由居住在一定地域里的人們結成多種社會關系和社會群體，從事各種社會活動所構成的相對完整的區域社會共同體[6]。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說：“全球化進程的推進使得以社區為重點不僅成為可能，而且變得非常必要。”[7]一項調查表明，有86.0%的失獨老人在“有困難時，我希望社區能夠及時幫助”題項上選擇了“同意”或“非常同意”[8]。因此，社區有責任承擔對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工作，這將直接影響到失獨老人們的晚年生活質量。
北京市作為失獨老人心理社會服務工作開展得較早且較好的城市，在市內的許多社區中建立了專門服務于失獨老人的“心靈家園”，他們在緊急救助、經濟幫扶、親情牽手、志愿服務、走訪慰問和宣傳倡導等方面為失獨老人提供服務[9]。由于對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缺乏可以借鑒的經驗，這些機構的工作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在取得了許多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問題。例如，某機構在清明節為數十位失獨老人舉行“孩子的追思悼念會”，致使失獨老人的心靈傷疤被揭開，場面幾乎失控。類似的事例提醒我們，對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一定要建立在了解他們需要的基礎上。否則可能會收到適得其反的效果。而要更加全面、準確地了解失獨老人們的需要，僅僅靠經驗總結猶顯不足，最好有相關的“需要理論”作為支撐。
加拿大學者曾家達（Tsang Ka Tat Adolf）提出的知行易徑理論是一套特別適合老年人的心理社會服務理論[10]，它的核心觀點包括了“強調在提供心理社會服務時，應該從服務對象的需要入手”。只要了解到這些需要，就可以和服務對象合作找出更有效的策略和技巧來滿足他們，讓他們可以無須再依賴過去的問題行為[11]。知行易徑理論將需要概括為生理、行為、認知、情緒、動機、環境六個方面，如圖1。
由于知行易徑模式在老年人心理社會服務方面已有數十年積累，在世界各地的相關實踐中取得了許多成功的經驗，本文以其作為理論參照，來評估實踐中的失獨老人心理社會服務是否做到了“以失獨老人的需要為出發點”，希望能借此發現相關實踐經驗中的閃光點，并改善其中可能存在的不足。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考慮到研究對象的典型意義，本研究選取北京市首家授牌專門服務于失獨老人的心靈家園――展覽路街道新希望家園作為研究對象。2006年，西城區展覽路街道即開始探索特扶群體生育關懷和及時救助機制。2009年，展覽路街道計生辦與計生協會、社區衛生服務中心聯合成立了全市首家以關愛失獨家庭為目的的新希望家園，其服務對象涵蓋街道的所有120多位失獨老人。家園有專門的活動地點和工作人員。每周一至周五都有固定活動，周末或節假日也組織各種活動。總體而言，新希望家園多年來的工作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門、轄區內失獨老人，以及其他失獨老人心理社會服務機構的好評。
（二）研究方式
本研究通過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訪談對新希望家園進行全面考察。其中，參與式觀察是指研究者作為志愿者長期參與到新希望家園的日常工作中，使用非結構性的觀察方式，對組織的環境、工作的內容和形式，尤其是工作人員與失獨老人互動的情況進行觀察，并做觀察筆記。研究者也會從工作人員那里獲得機構的相關資料來作為觀察筆記的補充材料。半結構訪談是對新希望家園的1名領導和2名專職工作人員進行的訪談，內容主要包括機構的基本情況、機構對失獨老人開展的具體工作內容和工作方式等。
（三）研究過程
本研究的資料搜集和整理是以下三個步驟的循環過程：（1）研究團隊成員每周通過參與式觀察和半結構訪談來搜集原始資料，并做好研究記錄;（2）研究團隊每周定期召開討論會，由資料搜集者對搜集到的原始資料和研究記錄進行報告，并與團隊其他成員進行討論，從中提煉和歸納出有意義的主題，并對下一步的具體研究計劃進行討論和修正;（3）研究者帶著整合后的研究主題和修正后的具體研究計劃，開始新一輪的原始資料搜集。
二、研究結果及討論
（一）新希望家園的失獨老人心理社會服務
新希望家園從“每一位失獨老人都是獨特的個體”的理念出發，給轄區內的所有失獨老人建立了個人信息數據庫，并制定出“一戶一策”的幫扶工作方案，與每個失獨家庭建立了相對穩定的跟蹤服務關系。具體服務內容如下：
1.提供基本生活照料方面的幫助
由于失獨老人沒有孩子的贍養，在生活中可能遇到諸多不便，家園通過建立醫療、家政等服務隊，為目標家庭提供健康咨詢、電器修理等基本的生活照料服務。
2.提供心理疏導服務
由于部分失獨老人的情緒狀況令人擔憂，家園引入專業心理服務機構，對他們開展必要的心理干預。同時，考慮到大部分失獨老人有著旺盛的精神需求。家園通過舉辦舞蹈、書法、攝影等各類培訓課程，培養和發展失獨老人的興趣愛好，豐富他們的精神生活。
3.幫助失獨老人重建社會支持系統
一方面，家園有意識地組織失獨老人同質性群體，滿足他們抱團取暖的需要;另一方面，家園也積極引入社工、志愿者來參與失獨老人的活動，以促進他們的社會融合。在組織這些活動的過程中，家園充分重視老人的自主性，舉辦的各項活動都有失獨老人參與籌劃和舉辦。
4.落實現有的失獨老人幫扶政策，并以實際調研為基礎，提出政策幫扶建議
政府制定的社會政策對于失獨老人的關懷具有重大影響。家園一方面重視相關政策的落實，如幫助符合條件的失獨家庭辦理居家養老券、聯系志愿單位與老人簽訂幫扶協議、幫助少數民族失獨老人入住民族養老院，等等;另一方面，家園也根據實際情況開展研究，嘗試提出失獨老人幫扶方面的政策建議。
從知行易徑的理論視角來看，新希望家園提供的上述服務基本能滿足失獨老人的生理、行為、認知、情緒、動機、環境六類需要。但新希望家園的服務模式主要是基于工作經驗，若能引入知行易徑理論的支撐，將會更具科學性。
（二）知行易徑理論視角下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
從知行易徑“從服務對象的需要入手”的理念出發，我們將對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劃分為評估需要、歸集需要、滿足需要三個步驟，具體如下：
1.評估失獨老人的需要
社區在對失獨老人提供服務之前，要先評估他們的需要。評估需要的途徑主要有以下四種：（1）失獨老人自行提出;（2）第三方告知（如親朋好友、鄰里、志愿者等）;（3）工作經驗總結，即社區在為失獨老人提供服務的過程中，隨著雙方關系的發展而獲知的信息;（4）利用測量學技術，即根據心理測量學的相關理論，設計出專門的問卷來評估。在上述四種途徑中，有科學理論支撐的問卷評估法信效度最高。但由于社會贊許性等因素帶來的測量誤差，使用問卷搜集到的信息并不完全可靠，還需要與通過其他三種途徑獲得的信息相互印證。
2.歸集失獨老人的需要
在搜集到失獨老人的需要信息之后，社區即可以根據知行易徑的需要理論，將失獨老人的需要歸集到生理、行為、認知、情緒、動機、環境六個方面的需要類別中。失獨老人的需要可能會主要在于但不限于下述情況中：
（1）生理需要。失獨老人隨著年齡的增長，身體的各項機能逐漸退化，常出現心腦血管、骨關節等各種疾病，由此產生出一些生理方面的需要。
（2）行為需要。失獨老人常見的問題行為有哭泣、離群索居、過度活動、無所事事、不善于繼續處理和伴侶的關系等，并有應對這些問題行為的需要。
（3）認知需要。在中國“傳宗接代”文化的影響下，許多失獨老人在喪子之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面臨著重新尋找生活目標的任務。他們需要重新審視世界的安全性，并重建人際信任和自我價值，最終重新樹立起生活的意義。
（4）情緒需要。失獨老人在喪子之后可能會產生悲痛、憤怒、內疚、焦慮、孤獨、疲倦、無助、驚嚇、苦苦思念、解脫、麻木、擔憂等消極情緒。他們有應對這些消極情緒，并逐漸培養出積極情緒的需要。
（5）動機需要。許多失獨老人希望被別人尊重而不是居高臨下地同情，他們有得到關注、平等對待以及有所依靠以便能及時解決困難的需要。
（6）環境需要。失獨老人需要與其他失獨老人以及關心他們的人建立關系的活動空間，也需要一個關注和愛護他們的社會大環境。
3.滿足失獨老人的需要
滿足失獨老人六類需要的主要方式如下：
（1）針對生理需要：一方面提供體檢、就醫、大病陪護等方面的服務，以維護失獨老人的身體健康;另一方面，對健康狀況不良的失獨老人提供一些日常生活的照顧，例如在飲食、家務、出行方面提供必要的幫助。
（2）針對行為需要：對經常哭泣的老人提供陪伴、傾聽、心理疏導;與離群索居的老人逐步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慢慢引導其走出封閉的內心;對過度活動的老人，不可輕易戳破其心理防御，而要逐漸引導其注意休息，在較長的哀傷過程中慢慢整合喪子的創傷經歷;對于無所事事的失獨老人，可以給他們提供參加文娛活動的機會;對于不善于繼續處理和伴侶之間關系的老人，可以以家庭為單位提供心理疏導，對遇到婚姻危機的老人，可以在必要時提供法律援助。
（3）針對認知需要：可以通過心理和社工的干預來幫助失獨老人，一方面建立與逝者的恰當連接，另一方面也為投入新生活做準備。尤其重要的是，幫助他們找到恰當的喪子歸因方式，重構對生活世界的穩定信念。
（4）針對情緒需要：社區工作人員要具備一定的創傷心理學知識，能夠對正常的哀傷與延長哀傷進行區分，一方面，為處于正常哀傷過程的失獨老人提供空間和必要的幫助;另一方面，也為哀傷時間過長或程度過重的失獨老人提供專業心理干預資源，例如與醫院、高校、社工機構、志愿單位等開展合作，為老人建立心理健康檔案、提供針對性的心理疏導服務等。
（5）針對動機需要：一方面，可以通過提供經濟補助、爭取政策幫扶的方式滿足其養老方面的基本需求;另一方面，通過尊重和平等對待失獨老人、在組織活動時體現他們的自主性、引導他們發揮余熱來幫助他人，來協助他們重新建構社會支持系統，并逐漸恢復自尊和自我價值。
（6）針對環境需要：一方面，為失獨老人提供固定的活動場所，組織唱歌、跳舞、各類比賽、興趣課程等活動，并在力所能及的情況下組織失獨老人外出游玩，在重要的節日對他們進行探訪和慰問等，為他們營造良好的物理和人際環境;另一方面，通過媒體宣傳等各類倡導方式，營造社會對失獨群體的關愛氛圍。此外，社區還可以利用自身政府背景，協調各部門為老人入住養老院提供方便。
滿足失獨老人的上述需要主要有如下四種途徑：（1）利用社區自有的資源;（2）與其他心理社會服務機構開展合作;（3）橫向聯系并利用社會資源，如志愿單位的資源;（4）招募志愿者，通過志愿者的活動來滿足失獨老人的部分需要。
三、研究結論
第一，新希望家園為所屬社區的100多位失獨老人提供服務，其工作理念是以老人的需要為出發點，這與知行易徑的心理社會服務理念相一致。
第二，“新希望家園”為失獨老人提供的服務包括基本生活照料、心理疏導、重建社會支持系統、落實幫扶政策并提供政策建議等，這些服務基本上能夠滿足失獨老人的生理、行為、認知、情緒、動機、環境六類需要。
第三，知行易徑理論為失獨老人的心理社會服務提供了更加清晰的視角和更加明確的操作方法，是社區進一步改進相關工作的重要理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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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ental and Social Services for Lost Only-Child old Man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SLD
――Taking the new hope home in the exhibition road of Beijing City as an example
YANG Yuting， ZHANG Yudi， JIA Xiaoming， GUO Puyang， HE Guoju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關鍵詞】 妊娠婦女;心理健康;結構方程
【摘要】 目的 調查與分析上海市靜安區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關系模型研究。方法 整群選取孕期8～40周為入組對象,采用scl-90(心理健康癥狀自評量表)、ssrs(社會支持自評量表)、scsq(簡易應對方式問卷)進行調查研究。結果 孕期女性的心理健康受社會支持與應對方式的直接影響，同時心理健康又通過人際敏感、抑郁和焦慮等因素間接影響社會支持的利用度和應對方式消極因素。結論 孕期的心理健康保健是優生優育重要保障之一，城市孕期保健工作應加強孕期家庭和社會支持利用度，減少應對方式的消極因素是促進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 妊娠婦女;心理健康;結構方程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se the relationship model of the pregnant female’s mental health, ssr, scs in shanghai jing’an. methods we randomly chose the pregnant women from 8 weeks to 40 weeks as the samples, and we used the scl-90, ssrs,scsq as the tools.results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had been influenced directly by ssr and scs, meanwhile indirectly influenced the ssrs’s use and scsq’s negative factors.conclusion the psychological healt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gnant female. to enhance the family and social support meanwhile reduce the scsq’s negative factors are the effective approaches.
[key words] pregnant female;mental health;sem
妊娠被認為是一個提示性的可預見事件，是向成熟化、成人轉變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女性的人生發展的重大生活事件[1]。由于內環境及外在生活環境等的改變，妊娠也可能成為一種危機，妊娠經常導致狀態失衡，產生焦慮、抑郁情緒[2]。有報道顯示:孕婦心理狀態與孕婦處世表現、情緒控制、流產史、與父母關系、對分娩心理準備、家庭角色認同因素等有關，其中與父母關系不和，對分娩心理準備不充分，恐懼緊張及疑慮是影響孕婦心理狀態主要的因素[3]。因此本研究探求影響懷孕女性心理健康的相關因素以及相互的關系，為今后加強妊娠婦女心理健康保健工作提供一些參考數據，并有一定的借鑒指導意義。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本次調查選取在靜安區婦幼保健所懷孕建卡的孕期8～40周的妊娠女性為入組對象，由經過調查培訓的婦幼醫生以及精神科醫生，進行現場發放、指導、填寫、回收并核查。本調查為2007年7月-2010年7月于本婦幼保健所建卡、就診和隨訪的孕期女性，隨機整群抽取3200份問卷，有效問卷3167份，問卷有效率98.97%。
1.2 調查工具
主要是采用問卷調查的方式。研究工具主要包括:(1)孕婦基本情況調查表:為孕婦的基本人口學及孕期資料。(2)癥狀自評量表(scl-90)共90個條目，包括10個癥狀因子，采用五級評分(1～5)：1=沒有，2=很輕，3=中等，4=偏重，5=嚴重。根據各因子分高低來評估心理健康水平，評分越高說明身心癥狀越重，表示心理健康水平越差。統計指標為總均分及各癥狀因子分。(3)社會支持自評量表：該工具由18個條目組成。記分根據受試者回答的“沒有”記0分，“有時”記1分，“經常”記2分，累計。最后若總分>26分，可視為異常。分值越高，越說明其社會支持越缺乏，本量表特別強調在孕期期間的社會支持作用[4]。
1.3 統計學處理
本調查采用epi.data 3.0進行建庫、數據錄入，采用spss for windows 16.0,amos5.0統計軟件對本數據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基本情況
本調查共3167名妊娠女性，孕期平均為12.89±10.89周;年齡20～47歲，平均為30.45±10.96歲。
2.2 結構方程模型研究
2.2.1 模型假設
本研究設定的結構方程模型見圖1，孕期女性心理健康作為外生潛變量，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作為內生潛變量，顯變量軀體化、強迫等作為心理健康的外生標志，顯變量主觀、客觀和利用度作為社會支持的內生潛變量的內生標志，顯變量消極、積極作為內生潛變量應對方式的內生標志。
為進一步了解孕期女性社會支持應對方式、心理健康水平之間的因子關聯性,探索心理健康水平與孕期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直接與間接影響,本研究采用amos5.0統計分析軟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modeling縮寫為sem)驗證本研究中的模型假設。圖1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模型假設
2.2.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模型評價
依據相關研究假設,對圖1的模型假設進行了初步的檢驗[5]。主要以卡方值(χ2)、自由度(df),擬合優度(goodness-of-fit index, gfi),比較擬合指數(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增量擬和指數( 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以及近似誤差均方根(rootmean squared residua,l rmsea)作為評定模型擬合度的修正指標。一般而言,gfi、ifi、cfi在0. 90以上,rmsea值小于0. 1表示好的擬合,低于0. 05表示非常好的擬合。采用斜方差結構模型的極大似然法對假設結構模型進行估計和檢驗,經修正調整后模型中,χ2=511.102,χ2/df=3.932,p<0. 000,各修正指標gfi、ifi、cfi等似然指數均大于0. 90,rmsea=0. 078,為可接受模型。修正模型的擬合指數,其標準化路徑圖及各因素間的標準化路徑系數見圖2。
由模型可見(圖2)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軀體化、人際敏感、抑郁、焦慮、恐怖因素皆有直接的影響，同時孕期人際敏感直接影響社會支持的利用度(效應值：0.75，p=0.000)，孕期抑郁、焦慮直接影響應對的消極方式(效應值：0.77，0.69，p=0.000);孕期社會支持直接受主觀(心理感受)和社會支持利用度的因素影響(效應值：0.67，0.78，p=0.000);孕期女性應對方式直接受應對的消極和積極因素的影響(效應值：-0.37，0.63，p=0.000);孕期心理健康又直接受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影響(效應值：0.32，0.28，p=0.000)。心理健康通過抑郁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77)×(-0.39)=0.3003，p=0.000;心理健康通過焦慮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69)×(-0.39)=0.2691，p=0.000;心理健康通過人際敏感因素對社會支持利用度有負性間接影響：效應值：(-0.75)×0.78=-0.585，p=0.000。圖2 孕期女性心理健康與社會支持、應對方式的模型關系
3 討論與建議
3.1 孕期女性多因素關系要求新的社會支持模式
本次調查研究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直接受社會支持和應對方式的影響，與原假設模型還是有不同的。孕期女性的客觀社會支持因素并未進入方程模型，即可看出較物質上的直接援助如家庭、婚姻、朋友、同事或組織、團體的交際等所獲得的程度，個體更容易受到社會的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緒體驗和滿意的影響。同時心理健康又通過人際敏感(即人際敏感的孕期女性獲得社會支持力度更差)間接影響社會支持利用度。現代醫學要求新的醫學服務模式即生物-心理-社會的服務模式,強調以人為本,要從單純的醫療處理到生理、心理、社會適應的全面支持。因此本研究干預也著重針對性地使用了孕期支持性心理咨詢方式，給予孕期女性更多的主觀情感支持和共情。
3.2 孕期心理健康間接影響社會支持與應對
近些年上海市出臺的婦幼保健工作計劃中均提到加強孕產婦的心理保健，要求各醫院設立孕婦學校，上課內容均有這方面的內容宣教，但只是進行醫學知識宣傳、集中授課這種傳統的教育手段，講授內容多為營養保健以及胎教、心理基本知識等方面知識，缺乏對孕期如何進行心理調節的具體指導并沒有對抑郁和焦慮進行針對性的治療，也沒有對教育結果進行評估，無法知道這種方法是否有效，以及能夠對孕婦起到什么切實的幫助。 根據本次調查研究，從本組資料可看出,初孕婦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焦慮、抑郁、恐怖情緒和軀體不適感,會產生各種不同的負性情緒,這與蔣玉卉等[5]報告的資料相符，心理健康通過抑郁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通過焦慮因素對應對方式有正性間接影響，通過人際敏感因素對社會支持利用度有負性間接影響，即孕期心理健康水平越差孕期社會支持利用度和應對方式越差，從而會增加孕期女性生理和情緒不適的風險。據德國調查資料顯示[6]，由于孕婦緊張、恐懼而分娩的畸形兒是德國統一前的10倍。斯托特對1300名兒童及家庭進行調查,結果表明在妊娠期間彼此反目、口角頻繁的孕婦,心理壓力大,所生孩子在軀體和精神上出現缺陷概率大。余展飛等[7]指出,孕期過度緊張、恐懼、悲傷等情緒,可使血管痙攣,腎血流量減少,影響母體內分泌和胎兒血液循環,證實恐懼不安使血中出現硫苯二酸衍生物,從而影響胎兒發育。李慕軍等[8]認為:高水平的焦慮和抑郁與臍帶繞頸的發生有密切關系。近年來,有些研究報道表明,分娩前有焦慮、抑郁的表現,其產科合并癥發病較高[9],產婦的精神狀態能夠影響機體內部的平衡,是影響分娩的四個重要原因之一[10],最終導致宮縮紊亂或乏力,致產程延長,造成難產[11]。因此積極應用孕婦學校與心理支持(個體咨詢和團體咨詢)相結合，探索積極緩解孕期女性的焦慮、抑郁情緒的有效干預模式。國內朱麗麗[12]、李巖等[13]學者都在各自的研究報告對心理健康干預及孕婦學校的心理輔導進行了效果評估，結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結果。
孕期的心理健康保健是優生優育重要保障之一，城市孕期保健工作加強孕期家庭和社會支持利用度，減少應對方式的消極因素是促進孕期女性心理健康的有效途徑。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工作環境不同,來自家庭經濟及工作壓力、婆媳關系、對新生兒性別的期盼、分娩后經濟、社交能力以及孕產婦自身性格的內在、外在表現等因素均可導致孕產婦負性情緒的產生,孕婦學校的普及應用,為廣大孕婦提供了優生優育、自我監護、孕期營養等知識培訓,從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孕期心理的壓力,但由于其缺乏針對性,不能從根本上滿足孕產婦的個體心理需求,從而減輕其困擾。為此,運用心理指導聯合孕婦心理放松操來探討積極的綜合干預對改善產后心理健康狀況的作用。積極應用孕婦學校與心理支持(個體咨詢和團體咨詢)相結合，探索積極緩解孕期女性的焦慮、抑郁情緒的有效干預模式，結果都得到了支持性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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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本文首先對“學習者共同體”進行了理論解讀，而后分析了組建“學習者共同體”對高校英語專業教學的重要意義，在此基礎上探討了“學習者共同體”在高校英語專業教學中的具體作用，以期對我國高校英語專業教學改革有所稗益
在當今社會多元化、信息化的時代背景下，人類社會正經歷著一場有史以來最為深刻的變革，從關注物質、能源生產的工業社會進入到一個更加關注知識生產與創新的知識社會。相應地，僅僅作為語言知識承載者的英語專業畢業生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社會發展的需要，所以英語專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引導學生從知識的接受者轉變為知識的建構者，變被動學習為主動學習、終身學習是所有高校英語專業教育工作者所面臨的共同任務。
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指導下的“學習者共同體”教學模式重視培養學生的主動參與和合作意識，充分挖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日益受到國內外學者的關注。與此相適應，創建“學習者共同體”，改革傳統教學工廠式組織形式的呼聲也日漸高漲。在“學習者共同體”中，無論專家、課程開發者，還是教師、學生，都是真正意義上平等的學習者，所有學習者都以協同性活動為中心，而不再像以往那樣以某一方為中心。這將從組織層面上實現對“以教師為中心”和“以學生為中心”的兩極教學模式的雙重超越，完成教學組織形式向學習組織形式的過渡。因此，對這一教學模式進行深入研究，合理應用于我國高校英語專業的教學實踐，對我國教育教學理論的完善和素質教育改革的發展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一、對“學習者共同體”的理論解讀
“學習者共同體”這一教學模式來自于社會建構主義理論。社會建構主義理論是建構主義理論的一個分支，建構主義最早由瑞士著名心理學家皮亞杰(Piaget)提出，他強調教學應該以學生為核心，努力引導學生主動發現、主動探求和主動建構知識。
皮亞杰的建構主義主要強調學生個體在學習知識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礎上，前蘇聯心理學家維果茨基對建構主義進行了深度研究和發展，指出學生個體學習知識不僅是個體主動建構知識的過程，而且是在社會背景下建構知識的過程。于是，他提出了社會建構主義理論，強調個體心理發展的社會文化歷史背景，認為人所特有的高級心理機能不是從內部自發形成的，而是產生于人們的協同活動和人與人的交往過程中，人發展的社會源泉是他們參與的各種共同活動，這種社會性的互動可以極大地促進學習效果的完善，因為社會互動是信息傳遞的橋梁，知識就是在學習者與他人和社會之間的互動過程中建構的。
1989年，美國學者布朗(Brown，J.S.)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維果茨基的社會建構主義理論。他認為學習應該是一種基于廣泛學習共同體的社會性建構，需要在豐富資源的支持下與同伴學習者、教師和學科專家等展開充分的交流。他在此基礎上于1989年率先提出了“學習者共同體”(community of learners)這一概念。“學習者共同體”或譯為“學習者社區”，是由學習者(學生)和助學者(教師、專家、輔導者等)共同構成的團體，它以完成共同的學習任務為載體，以促進成員全面成長為目的，強調在學習過程中以相互作用式的學習觀作指導，通過人際交流和分享各種學習資源實現相互影響、相互促進。它是一個以知識建構與意義協商為內涵的學習平臺，在學習中能發揮群體的動力作用，強調人際心理溝通與相容，反映了個體與個體之間交互作用所產生的學習文化，是信息時代知識創生的社會基礎，也是一種嶄新的、培養終身學習者的學習組織形式。
二、組建“學習者共同體”對高校英語專業教學的重要意義
(一)轉變知識結構：變“惰性知識”為“生產性知識”
根據認知心理學家的觀點，語言學習是一個漫長而艱辛，需要反復運用、不斷建構和生成，在無數次實踐中得到矯正和完善的過程。概念性知識就如同是一套工具，不僅在運用中被充分理解、實現其存在價值，而且還會不斷得到發展和改進。人類的知識可以大致分為兩種類型：“惰性知識”和“生產性知識”。“惰性知識”是指貯存于人類大腦之中，很少或很難被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知識，它們通常來源于書本和課堂學習；而人們在長期的生活和生產活動中，在頭腦中也會積累很多知識，這樣獲得的知識通常被稱為“生產性知識”。現實生活中，有很多學生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但遇到實際問題時卻往往束手無策，這說明“惰性知識”向“生產性知識”轉化的問題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甚至因為難以解決而被刻意回避。這一現象在當前國內高校英語專業教育領域中尤為突出。很多英語專業的大學生雖然每天早起晚睡，忙于背單詞、短語，但仍然無法輕松自如地用英語表達思想、溝通交流，大量從書本和課堂上學到的知識得不到有效應用，而成為了“惰性知識”。針對上述情況，任課教師應充分發揮“學習者共同體”的優勢，努力為學生提供運用語言知識的機會，創設形式多樣、內容豐富的語言情境，使學生在共同參與、集體學習的過程中，激活頭腦中的“惰性空間”，實現“惰性知識”向“生產性知識”的轉化。
(二)轉變思維模式：變單一性思維為多元化、發散性思維
“學習者共同體”不僅為激活學習者概念性知識創造了條件，還為所有參與者提供了一個交流思想、互相學習的平臺。社會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知識只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是外部世界在認識主體意識中的反映，因而具有主觀性、社會性和可傳達性的特征。世界上不存在超越于認識主體而獨立存在的客觀知識，絕對真理是不存在的，任何問題都不存在唯一的、完全正確的答案。通常情況下，人們是以頭腦中已有的經驗為基礎來解釋或建構現實，由于每個人的社會經驗和認識環境各不相同，沒有任何兩個人的知識建構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人對同一個問題會有不同的解釋和處理方式。由于每個人的認識都存在著一定的局限性，組建“學習者共同體”，可以在學習者之間搭建一個有效溝通的平臺，使他們在參與合作、協商對話的過程中，了解到與自己不同的觀點，從而拓展思維空間，變“單一性思維”為“多元化、發散性思維”，他知識的建構更加科學、系統。
(三)轉變教育觀念：變課堂學習為終身學習
學習是一個不斷建構和生成的認識過程。隨著時代的飛速發展，知識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更新、拓展，我們已經進入到一個學習型社會，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應該成為真正意義上的終身學習者。“學習者共同體”對于教育的意義不僅在于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教學模式，更重要的是為教育者提供了一種開放式的、鼓勵創新的全新教育理念和學習文化。在“共同體”中，教師要在心理上完成角色轉化，不再以知識擁有者自居，而應該以自己熱愛學習的態度、善于學習的能力和高尚的人格魅力感染、帶動學生，營造一個寬松和諧、師生互幫互學的學習氛圍，激發學生互動學習的熱情，引領他們樹立終身學習的信念。要組建真正的“學習者共同體”，學生也同樣面臨著角色的轉換。信息化時代為所有社會成員提供了相似的信息平臺，教師不再像過去那樣擁有對知識的壟斷權。在這樣的形勢下，每個人都是知識的吸納者和學習者。社會要發展，學習者就必須樹立超越前人的勇氣和信心。學生要勤于鉆研，拓寬自己的學習視野，在學術問題上積極探索、兼收并蓄，既要在人格上尊重教師，也要敢于質疑、挑戰權威。“學習者共同體”無疑為這種超越和挑戰提供了極佳的土壤。
三、“學習者共同體”在高校英語專業教學中的應用
(一)主導思想
第一，以學生為中心。一方面，要根據學生的基礎知識、認知結構等實際情況來制定學習任務，設計教學情境，規劃教學環節；另一方面，要最大限度地發揮學生互動建構英語知識的能力，激發學生的主觀能動性和首創精神。第二，以精心設計學習情境為出發點。學習情境是“學習者共同體”實現的重要場所，是學生探求知識建構和師生相互交流討論的重要場地，因此，要盡可能多地利用一切資源(書籍、報刊、Internet資源等)創設學習情境，以最大的效力幫助學生實現對英語知識的建構。第三，以協作學習為載體。通過包括師生、專家等在內的禮會性因素的共同參與，使學生既有自己對英語知識建構的心得，也有其他個體或群體對英語知識的體會，從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
(二)操作程序
第一步，提供吸引學生學習英語的背景知識，即教師要根據學生的實際情況，在保證完成教學任務的前提下，用生動形象、鮮活可靠的信息手段(如錄像、PPT等)向學生展示該知識點學習前的背景知識，加深學生對學習該知識點重要性的認識和認同。
第二步，鼓勵學生圍繞該知識點的相關問題進行研究。首先，根據教學任務和目標，考慮學生能力不同、性別搭配、人數不定的問題，將學生分組進行“學習者共同體學習”；其次，讓學生自主選擇與教學任務相關的問題進行研究分析并提出相關解決方案；最后，引導學生進行發散性思考，要通過查找相關文獻資料，探析該知識點的深層問題及其解決方案，從而進一步提高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第二：步，精心布置教學情境。教師可通過現代多媒體技術，采用英語角、英語演講比賽、英語話劇表演賽、語音語調比賽等符合教學任務的新型教學方式，使學生在教學情境與教學內容完美融合中進行討論學習。同時，讓學生參與教學情景設計，師生共同討論學習該知識點過程中的心得體會。
第四步，同專家合作并應用網絡技術，解決學習過程中遇到的難點問題。對于在教學過程中遇到的難題，學生可以通過網絡平臺，同社會各界的專家學者進行網上交流學習，通過網絡資源、圖書等獨立解決問題。
第五步，總結不足，繼續發展。教師要對學生在分組討論、發言及與專家學者討論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提出相應的解決方案。為改善教學效果提供參考。
(三)教學效果
1.提出有吸引力的英語知識點背景知識，既可以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營造積極向上的教學氛圍，還有利于培養學生觀察、思考問題的能力，改變傳統英語課堂上“教師是教學的主體，教師是知識的壟斷者、組織者”的角色，使學生自主完成“對外來知識的加工和抽象以及對內在知識的重組和具體化”。
2.鼓勵學生選擇問題進行研究解決，可以創造“學習者其同體”載體，促進學生之間相互溝通、合作、幫助、提高，在共享集體心得的同時，完善自己知識體系中的不足，在學習英語知識點過程中可以培養學生發現、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在當今信息化技術飛速發展的社會，使用多媒體進行英語知識點的學習非常重要，它促進了高校教學關系的深刻變革，加深了對原有知識的理解，有利于學生掌握相關知識點，推進學生對新、舊知識的存儲，推動該知識點在教學情景中轉移。并提高自己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此外，學生在應用網絡技術查找資料時，通過論壇或E—mail方式能與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溝通交流，可以將相關英語知識點學習得更透徹、更深入，解決方案也更完善、更合理。
3.精心設計教學背景，可以有效地增強學生對英語學習的興趣，鞏固課堂所學知識，豐富學生的課外學習活動，有利于全面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語言表達能力、思辨能力及觀察、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團隊協作的能力，實現學生英語語言基本技能和綜合素質的全面提升，可以充分體現“學習者共同體”的本義——師生在教學過程中地位平等，即學生是主體，教師者輔助。
4.同專家合作，可以彌補教師和學生自身思維、儀器使用、方法、學識、眼界等的局限性，增長才干，積累相關知識。在同國內外各界專家學者進行溝通交流時，實際上已經形成“網絡共同體”，它是“學習者共同體”英語教學模式的延伸，在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的同時，提高了學生應用網絡技術的能力。在同社會各界專家學者進行溝通交流中，師生都可以認識到自己知識的不足，從而有利于他們形成終身學習的態度。
5.通過不斷的總結分析，可以發現“學習者共同體”在諸多方面的不足，并通過修改完善來提升“學習者共同體”的效果，為師生提供了一個合作互動、應用語言知識的平臺，從而有利于培養他們運用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意識和能力。
(四)注意事項
我們要清楚地知道，學生不是只簡單地對英語知識進行輸入、存儲，而是對新舊知識的相互融合和建構；英語教師不只是英語知識的呈現者和主導者，而是與學生一起來進行教學活動的參與者，不再是知識建構的組織者、壟斷者而是促進者、支持者；英語知識教授不再是單向地從教師傳向學生，而是雙向地在師生之間進行互動、協調的傳遞。因此，英語教師在制定學習任務時，要盡可能地使學習任務服務于現實世界，避免空洞無實；在設計學習情境時，要注意充分調動學生各抒己見的積極性，提高他們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在學習效果跟蹤時，要使學生的學習能力在現實世界中得到檢驗，從而進一步鞏固學生的學習成果和教學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