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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田建設；經驗
中圖分類號：TV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9671-(2012)042-0193-01
今年以來，在區、市黨委、政府的堅強領導和有關廳局的大力支持下，我縣認真貫徹落實中央及區、市《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的決定》和水利工作會議精神，嚴格按照市委、政府及市農建指揮部的統一部署，本著“規模更大、投入更多、質量更高、效果更好”的要求，搶抓機遇，千方百計整合項目資金，采取有力措施，狠抓責任落實，廣泛發動群眾，高標準、高質量實施田、林、路、渠綜合整治。全縣累計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植樹造林、農村環境綜合整治等各類資金6.78億元，投入義務工163.2萬人次，出動機械1.75萬臺班，完成土石方793.12萬立方米；秋季植樹10.2萬株；秋覆膜7萬畝；整治村社84個（其中重點整治40個）。主要做法如下。
1緊盯目標，加大力度，全面超額完成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任務
1）堅持不懈地狠抓揚黃灌區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改造提升。圍繞揚黃灌區節水灌溉總要求，突出抓好砌護渠道、平田整地和修農路、打小畦等工作，累計完成玉米秸稈清收27.43萬噸，機深翻28.9萬畝；畦田建設16.8萬畝，占吳忠市下達計劃的112%；清淤支斗農渠453條1 015公里，占吳忠市下達計劃的166.3%；整修農路675條705.1公里，占吳忠市下達計劃的149%；砌護渠道296條328公里，占吳忠市下達計劃的105.8%；完成配套建筑物7845座，占吳忠市下達計劃的234.7%。
2）千方百計用重點水利骨干工程支撐起同心治水、治土和民生水利的主框架。一是投資9 444.16萬元，完成東部引水擴建工程，解決了東部6個鄉鎮12.85萬人的飲水困難（其中今年完成1.1萬戶4.95萬人的自來水入戶）。投資10 380萬元、鋪設輸水管道800公里、新建泵站4座和凈化水廠1處的西部農村飲水安全供水工程全面開工建設。目前，泵站主體工程已完工，支管線開挖112公里，安裝管道16公里，入戶1萬多戶。工程完成后，可有效解決揚黃灌區6個鄉鎮57個行政村175個自然社9.7萬人的飲水安全問題；二是投資1 633萬元，全面完成了固海揚水七干渠改造工程，砌護渠道16.52公里、翻建及加固各類建筑物45座。此項工程極大地改善了我縣及周邊地區20萬畝的農田灌溉條件，提高了農業生產能力。作為縣一級，首次實施干渠改造工程，得到了自治區水利廳和吳忠市的大力支持和認可；三是投資1 697.17萬元，實施了“三個萬畝”坡改梯工程，目前，下馬關鎮鄭兒莊項目區和申家灘項目區分別完成坡改梯面積9 600畝和8 750畝，石獅開發區余家梁項目區完成坡改梯面積12 000畝，工程完成后，可新增旱作基本農田3.055萬畝。四是投資3 893萬元，實施了清水河二期治理工程，完成土方190萬立方米，形成景觀水面2 000畝。
3）舉全縣之力，唱響中部干旱帶高效節水主旋律。繼下馬關以色列高效節水補灌工程發揮效益后，我縣依托土地整理項目及靠近水源地實施的坡改梯項目，大力發展高效節水灌溉，為特色種植提供支撐。一是投資1.15億元，實施重大土地整理工程下馬關項目區（7.8萬畝），目前已完成7.35萬畝，新增高效節灌面積7.35萬畝，已發揮效益5.7萬畝；二是投資1 111萬元的興隆鄉王大套高效節水補灌工程全面完工，新建泵站2座、高位調蓄池2座，配套首部樞紐系統6套，鋪設輸水管道32.85公里，配套建設各類建筑物131座，修建道路3.3公里，發展高效節灌面積1萬畝；三是開工建設投資1 312萬元的余家梁高效節水補灌工程，發展高效節灌面積1萬畝；四是自籌資金500萬元，聘請新疆建設兵團水利設計院，對下馬關一期節水工程進行改造，覆蓋4.8萬畝節灌土地。項目一次性設計到位，爭取資金分步實施；五是引進中石化寧夏易捷莊園枸杞開發公司，在下馬關生態移民村通過反租倒包的形式，發展節水有機枸杞2萬畝，目前已完成節水、整地、道路等基礎設施建設。
2因地制宜，多措并舉，確保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進度和質量
1）明確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思路，突出主題，制定全面建設方案。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是事關全縣農業經濟發展的大事、要事，9月初，全市秋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動員會召開后，我縣把農建工作作為各項工作的重中之重來抓。一是明確全縣水利工作思路，即揚黃灌區以中低產田改造為主，節灌區以節水增效為主，旱作區以覆膜保墑增產為主，水土流失區堅持小流域治理與自然修復相結合，做到“一次性謀劃到位”。今年抽調涉農部門專業技術人員200余人組成農建技術組，在深入各鄉鎮了解農田水利設施現狀，充分尊重群眾意愿的基礎上，科學、實事求是地制定了工作方案，制定了全縣2011年秋冬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總體規劃、重點治理區域、重點工程布置、田林路渠治理規劃及鄉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片區規劃；二是確定了“三個突出”、“六看”和“兩個不讓步”的工作思路。即：在總的方向上，突出節水，突出區域特點，突出發動群眾；在具體工作上，看規模，看進度，看質量，看內業資料，看機制及產生的成效，看人力、機械投入；在目標要求上，不按時完成任務的不讓步，達不到區、市、縣驗收標準的不讓步，為統籌今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掌好舵。
2）抓住要害，全面發動群眾。一是以宣傳促發動。堅持把宣傳作為壯大聲勢、凝心聚力的重要手段，專門制定今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宣傳方案，在縣廣播電視臺開辟了“農建專欄”，廣泛宣傳中央和區、市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展決定、中央和自治區水利工作會議精神及加快農田水利建設的重要意義；多次召開縣委常委會和政府常務會，專題研究部署今秋農建工作。同時利用報刊、電視、簡報、標語、傳單等形式加大農建宣傳力度。制作了農田水利建設宣傳冊，發放各類宣傳資料2萬余份，寧夏廣播電視總臺和吳忠電視臺報道3次，吳忠日報報道6次（其中專版1次），地方電視臺報道40余次，編寫農建簡報50期，在各鄉鎮制作農田水利建設永久性標語110條。通過廣泛深入的學習宣傳、精心的準備、周密的部署，徹底打破了過去“干部干、群眾看”的被動局面，在全社會營造了人人關心、人人參與、人人支持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的良好氛圍；二是以行政問責促發動。由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指揮部辦公室牽頭，對各鄉鎮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進度實地督查、統計進度，并對進展情況通過縣電視臺“農建專欄”每3天通報一次。對進度快，質量好的鄉鎮由縣委、政府給予通報表揚，并以以獎代補的形式兌現了獎勵資金。各鄉鎮出臺了發動義務工與村干部業績掛鉤制度，對出工不力的村干部給予誡勉談話、警告及免職的處罰措施，全縣共對5名村干部進行了誡勉談話，發揮了警示作用，推動了工作；三是以政策促發動。出臺了《同心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籌資籌勞實施意見》，對籌資籌勞的范圍、對象、標準、程序等進行了明確規定，支持各村通過“一事一議”籌資籌勞。今年群眾出義務工、籌資籌勞的形勢明顯好于往年。義務勞動是每個公民的法定義務已逐步在群眾中樹立，經過幾年的扭轉，群眾出義務工正走上了正規渠道。
3）捆綁項目，整合資金，加大投入。大力實施項目帶動戰略，將水利、扶貧、農牧、“一事一議”、農業綜合開發等項目資金捆綁使用，圍繞全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總體規劃，在確保項目資金渠道不變、使用途徑不變的情況下，統攬全縣水利工程，全面推進農建工作上臺階。今年以來，全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累計投入資金6.78億元。其中：“一事一議”項目21個，完成投資0.16億元；農業綜合開發項目4個，完成投資0.34億元；農村公路項目9個，完成投資0.55億元；土地整理項目2個，完成投資1.96億元；水利工程12個，完成投資2.31億元；農牧項目7個，完成投資0.6億元；林業項目13個，完成投資0.85億元；縣政府投資2 000萬元，主要用于以獎代補及基礎設施改造。是歷年投入資金最大、實施項目最多的一年。
3結論
通過幾年的農田水利基本建設，我們不但鍛煉了干部，也鍛煉了群眾，使全縣上下從不會干到學著干、從學著干到創新干。要想使農田水利基本建設不斷深入人心，取得實效，必須在各級領導層面不斷提高認識，統一思想，加大工作力度；必須堅持不懈地發動干部群眾；必須著力突出改善水利基礎設施和農業生產條件；必須整合涉農項目，捆綁資金，加大投入力度；必須因地制宜，科學規劃；必須著眼長遠，建立長效機制。
參考文獻
[1]同心縣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工作總結.
關鍵詞：大數據；農產品；智慧營銷
農業是近幾年工商資本投資的一塊熱土，IT、金融業大佬爭當新農人，各大電商網站都開始積極拓展農產品市場，對傳統農產品銷售產生了一波不小的沖擊。各路資金紛紛涌入農業藍海，主要是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帶動人們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開始追求農產品的高品質并為之付出較高的成本，這使得綠色生態農產品的市場需求旺盛，農產品的發展存在巨大潛力，和廣闊的市場空間。
而當下我國農產品，生產較為分散、規模小、組織化程度低，加上農產品的流通體系不健全，使我國農產品市場的信息嚴重不對稱， 造成了農產品價格波動大，銷售情況呈兩極分化趨勢。出現了許多現實的例子，比較典型的是豬肉的價格波動變化，如何解決農產品價格劇烈波動，保護農民權益，是擺在政府和農民面前的大問題
大數據的特征，是數據量大、理速度快、數據類型多、價值大、精確度高。利用大數據，可以有效解決農民和市場信息不對稱的難題。以豬肉為例，通過大數據技術，不僅能夠細化到每頭豬的生長情況、飼養狀態、位置信息、健康情況、出欄時間、預期收益，還能對接市場，進行市場調查，對市場需求、價格波動等情況全面掌握，大大減少盲目的市場行為。
從遠期來說，可以運用大數據、云計算等技術預測豬肉價格的周期變化，從而得出豬肉的價格波動周期，現在市場的豬肉價格變化大概3年至5年為一個完整周期，少的時候2年多，多的時候5年多，這個周期的受多重因素影響，例如天氣情況、傳染病防治好壞、國家相關政策調整、農民的收入、飼料價格浮動等，同時又跟人們的生活水平以及消費心態有關系。通過云計算、大數據對龐大的數據進行研究、分析、判斷，從而建立一個全面的養豬的信息系統，全國所有養豬的農戶，能夠獲取有效的養殖、銷售信息，必然能使養豬更加科學化合理化，繼而保證農戶的經濟利益和消費者的利益。
近一時期不管是褚橙、柳桃還是潘蘋果等名人效應加互聯網銷售的營銷模式、微博類似老榕等大V深入原產地做產地直銷、還是淘寶商家三只松鼠、百草味等農產品營銷店都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名人效應和互聯網營銷對我們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起到了關鍵性的推動力量，但是，總體來看，農產品電商試水的多，成功的少，一邊是高速成長、有千億元空間的農產品電商市場的商業誘惑，一邊是3000多家涉農電商虧損的現實困惑。但是能從相繼發生的奇跡中找到可以復制的成功因素，也是現代農業必須要跨過的一道坎，那就是品牌的效益和渠道的力量。
然而我國許多地方政府，企業和農戶的生產和經營觀念跟不上市場發展變化的腳步，認為只要產品質量好，就會有好的銷路，但現實情況卻是“酒香也怕巷子深”，很多農副產品質量過硬，卻沒有因沒有知名度，賣不上好價錢。農產品想要成為消費者的購買首選，必須要建立自己的品牌，并將其培育成名牌，這樣成為同類農產品中的代表。而關注農產品品牌，形成強烈的品牌運作意識，建立并維護好農產品品牌不僅是一種經營方式，而且是一種經營理念。
大數據能在農產品的品牌建立、傳播、維護上發揮巨大的作用。品牌營銷的本質是“人”，企業的營銷理念與消費者的消費理念必須相符，品牌營銷行為不僅要維護消費者的現實利益和長遠利益還要維護社會的整體利益。但隨著技術的不斷發展，受眾購買方式呈碎片化趨勢發展，這使傳統的研究方法和方式無法全面有效統計媒體到達率、行動效果、受眾心理變化效果等，也就無法利用原有方法的研究成果來分析消費者的需求和動向，而利用大數據能在生產產品之前掌握潛在用戶和已有消費者群體的主要特征，以及他們對產品的需求和期待，那么在產品包裝宣傳中投用戶所好，使營銷更加的精準有效。
品牌傳播的有效性亦可通過大數據分析找準方向。例如，可以通過監測掌握競爭對手傳播態勢，并可以參考行業標桿用戶策劃，根據用戶聲音策劃內容，甚至可以評估微博矩陣運營效果。農產品品牌的建立，差異化的經營宣傳必不可少，對于競爭對手的活動了解，做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也是非常重的，而競爭對手的消息動向企業可以通過大數據監測分析得知。
令企業倍感壓力的就是品牌危機的出現，大數據可以幫助企業對危機提前有所察覺，使得企業可以在危機爆發之前，有所準備，而非被動應對。農產品安全是關系消費者健康的重大問題，也是消費者關注的重點，如果出現安全問題將對企業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利用大數據進行監測，可以提前采集到負面定義的內容，及時啟動危機跟蹤和報警，對人群社會屬性分析，聚類事件過程中的觀點，識別關鍵人物及傳播路徑，進而可以保護企業、產品的聲譽。利用數據處理品牌危機，不僅可以較早的發現問題，還可以有效的處理控制負面影響范圍，將損失減到最小。
“網無界、商有道”，運用網絡的力量，有效整合資源是大數據營銷的核心魅力。扎實的生產，過硬的產品，個性化的品牌塑造，不拘一格的全渠道營銷是農產品制勝的法寶。對農產品來說，大數據是工具手段，運用好數據有效達成營銷才是目的。
參考文獻：
[1]蔡云生.品牌營銷：農產品拓展市場的利器.經濟視角，2009（18）.
一、導言
最低生活保障，是指國家和社會為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線以下的社會成員提供滿足最低生活需要的物質幫助的一種社會救助制度安排（鄭功成，2005）。最低生活保障被喻為社會的“穩定器”和最后一道“安全網”。扶貧開發是國家和社會通過包括政策、資金、物資、技術、信息、就業等方面的外部投入，對貧困地區的經濟運行進行調整、優化，在此基礎上實現貧困地區經濟的良性增長，進而緩解貧困地區的貧困，促使貧困對象逐漸擺脫貧困的政策體系（陳良瑾，2009）。我國農村扶貧工作起步于改革開放初期，至今已走過三十多年的歷程。2007年中央1號文件明確提出要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下簡稱農村低保），標志著我國農村扶貧工作進入了開發扶貧和生活救助“兩輪驅動”的新階段。
幾年來的實踐表明，兩項制度（農村低保和扶貧開發）對緩解和消除農村貧困起到了巨大作用。但由于兩項制度實施的時間較短，加之我國農村貧困問題的嚴峻性，諸多政策和措施還處于探索階段，兩項制度在實際運行中難免會暴露出一些問題和不足。其中，如何有效地對貧困對象進行動態管理成為影響制度公平和制約其順利實施的一大難題。鑒于此，國務院于2009年了《關于開展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與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試點工作的通知》，2010年轉發扶貧辦等部門《關于做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擴大試點工作意見的通知》，2012年又公布了《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意見》，先后指出要進一步加強農村低保和扶貧開發工作，將農村低保與扶貧開發有效銜接，尤其強調要加強對貧困對象的動態管理，實現貧困對象的有進、有出，實現“應保盡保、應扶盡扶、應退盡退”的目標。2014年2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649號公布了《社會救助暫行辦法》，從法律上確立了社會救助的地位作用、基本原則、主體責任、制度安排、基本程序等，明確了社會救助行為規范，是社會救助事業發展新的里程碑，也為實現貧困對象動態管理提供了更權威、更可靠的制度保障。
重慶市作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其最大的特點是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城市較發達而農村普遍落后，農村貧困問題仍然十分嚴峻，到目前尚有14個國家級貧困縣重慶市14個國家貧困縣包括城口縣、巫溪縣、巫山縣、奉節縣、云陽縣、開縣、萬州區、秀山縣、黔江區、酉陽縣、彭水縣、石柱縣、武隆縣、豐都縣（參見http：//cpad.gov.cn.）。 。重慶市政府于2006年頒布了《重慶市人民政府關于全面建立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意見》，市民政局于2009年頒布了《重慶市城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動態管理規范（試行）》，市扶貧辦于2010年下發了《關于做好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和扶貧開發政策有效銜接工作實施意見的通知》，先后就如何推進農村低保工作以及抓好兩項制度的有效銜接，做出了具體規定，也明確提出要加強對低保和扶貧對象的動態管理。關于如何做好對農村低保和扶貧開發對象的動態管理工作，重慶市在制度和措施方面都進行了有益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如部分區縣民政部門根據當地農村具體情況，出臺了貧困對象家庭收入核算辦法，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在加強部門聯動方面，一些地方通過建立部門聯動機制，整合資源，協同配合，效果較好。但同時也面臨諸多問題和挑戰，如：兩項制度由于銜接不夠缺乏對貧困對象的同步調整，一些地方對貧困對象的定期考核還流于形式，受助人口退出保障難致使“貧困陷阱”和“福利依賴”現象難以根除，等等。這些問題不及時解決，就會削弱制度的公平性，降低兩項制度的運行效率。因此需要深入探討，找到切實可行的應對之策。
本課題組以重慶市農村居民為調查對象，于2013年至2014年深入重慶各區縣開展問卷調查和個案訪談。在實地調研前，課題組成員經過多次會議討論，研究確定調查思路，對調查員進行了培訓，并在正式調查之前對問卷進行了試調查。本次問卷調查采取配額抽樣方法，在重慶市各區縣共發放問卷1300份，主要覆蓋渝東北和渝東南貧困地區，問卷發放比例為渝東北40%、渝東南35%、其他地區25%。回收有效問卷1215份，有效率為93.5%。問卷共38個題目，由被調查者基本信息、家庭收支情況、農村貧困現狀、農村低保與扶貧開發實施情況、貧困對象動態管理現狀等部分組成。對回收問卷使用SPSS統計軟件進行分析。此外，課題組還對部分區縣扶貧辦和民政局以及鄉鎮基層低保和扶貧工作人員進行了個案訪談。
杜毅，肖云：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機制研究
二、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存在的主要問題
1.貧困對象識別存在偏差，瞄準精度不夠
準確識別與瞄準需要幫扶的貧困對象是兩項制度順利實施的基礎和前提，也是確保兩項制度公平和高效運行的重要保障。兩項制度對象的識別過程包括提出申請、收入核算、民主評議、審核審批和民主公示等環節。課題組在深入重慶市各區縣的調查和訪談中了解到，目前貧困對象識別的各個環節運行基本順暢，相對而言，收入核算、民主評議及民主公示是較為薄弱的環節。
（1）農村家庭收入難以準確核算。在我國農村，家庭收入一個顯著的特征是來源多樣化，西部地區農村尤其如此；同時收入缺乏穩定性且難以貨幣化，入戶調查時家庭支出往往被忽略，與以工資性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城鎮家庭相比，農村家庭的收入難以準確核算（鄧大松 等，2008）。在核算方法上也不夠科學，可操作性較差，普遍采用一些土辦法，如“進村上門看房子，進屋看谷子，吃飯看盤子，穿著看身子，銀行看折子”，有的區縣則參照家庭電話費、用電量、衣著服飾等生活形態來確定貧困對象。
（2）民主評議和公示環節往往被忽略。“民主選窮”是確保貧困對象瞄準效率和精度的有效方法，民主評議和公示是確保貧困對象認定公開、公平、公正的重要環節。但在政策執行過程中，民主評議和公示往往被忽略，如：有的地方在確定兩項制度對象時，民主評議往往流于形式，沒有充分征求廣大村民的意見，有的鄉鎮貧困戶的產生甚至直接由基層干部指定，貧困戶產生的結果及相關信息也沒有及時公示；有的地方不嚴格執行政策，隨意性較大，或出于工作難度大而采取“輪流坐莊”的辦法；有的地方基層干部則存在優親厚友和“人情保”等現象，導致該扶持的貧困戶沒得到扶持，該救助的沒得到救助。因此，貧困對象認定不規范、不公平的現象仍比較突出。調查了解到，農民在申請低保和扶貧資格時，70.7%的被調查者認為存在“走后門（找關系）”現象；33.7%的人認為所在地在確定低保和扶貧對象時沒有公開征求過群眾意見；30.7%的人認為所在地在確定低保和扶貧對象時沒有舉行聽證評議會；32.2%的人覺得所在地在確定低保和扶貧對象時不公平；73.2%的人認為當地存在應該享受低保和扶貧待遇的但卻沒有享受到的情況。
2.貧困對象分類不夠明確，扶持措施缺乏針對性
低保制度是一種傳統的“輸血式”扶貧，重在關注貧困對象的生存權；扶貧開發則是一種“造血式”扶貧，重在提高貧困對象的發展能力。兩項制度相輔相成，前者是后者的有效補充，后者則是前者的提升和發展。因此，二者既要各盡職能，又要相互促進。然而，課題組在調查中了解到，由于兩項制度在實踐中協調和銜接不夠，產生了兩個方面較為突出的問題：
（1）貧困對象分類不夠明確。一方面，兩項制度對象的識別存在盲區。在貧困對象識別過程中，民政部門確定的低保戶大多局限于喪失勞動能力或沒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對象，扶貧部門確定的扶持對象主要是年人均純收入低于國家扶貧標準、有生產能力和發展潛力的貧困對象。然而，對那些因偶然遭遇疾病、自然災害或教育負擔過重而陷入暫時性貧困的人口卻沒有明確界定，即屬于兩項制度的盲區，從而得不到相應的幫扶。另一方面，兩項制度對象的識別又存在錯位。即一些地方將部分無勞動能力、本屬于低保對象的貧困人口列為扶貧開發對象，同時又將部分有勞動能力的貧困對象列為低保救助對象，彼此占有對方的資源，使得兩項制度各自有限的資金得不到高效利用。
（2）扶持措施缺乏針對性。調查中了解到，對于上述處于盲區的貧困對象，有的地方將其列入低保戶，發放低保金，但缺乏基金、技術、項目等方面的扶持，使得這部分人口發展潛力得不到改善從而始終徘徊于貧困線上；有的地方則將其列為扶貧對象，但扶持措施缺乏針對性，沒有考慮到貧困戶的差異性脫貧需求。調查表明，導致農村貧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貧困戶脫貧需要的條件也是多方面且具有差異性的。但由于缺乏個性化的扶持措施，一些貧困戶由于居住分散、勞動力缺乏、土地不集中、技能缺乏等原因，難以融入整齊劃一的扶貧項目中，特別是難以從片區開發或整村推進等扶貧模式中受益。此外，即使一部分貧困戶暫時脫貧，也因為各種原因而返貧（參見表2）。
3.“福利依賴”和“貧困陷阱”現象突出，受助人口退出難
目前，兩項制度還存在不合理的激勵機制，缺乏必要的監督和考核措施，貧困對象存在“福利依賴”心理（陳元剛 等，2013），一些地方的貧困對象長期沉淀下來，形成“貧困陷阱”，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對受助人口的家庭收入狀況缺乏有效的動態監測。家庭收入狀況是衡量其是否具備受助資格和享受何種程度救助的主要尺度。調查了解到，在這個過程中存在諸多問題，如：對貧困對象缺乏監督考核；缺乏科學規范的標準來衡量受助人口的家庭經濟狀況，退出過程中的隨意性較大；基層政府與受助人口之間的信息不對稱，對于受助人口提供的家庭收入證明材料難以準確核實；對受助人口的就業機會難以全面掌控，對瞞報收入現象也難以有效監控；等等。調查顯示，仍有30.6%的被調查者所在地政府對低保和扶貧對象沒有進行監督考核，35.0%的被調查者所在地鄉鎮和村干部沒有對低保和扶貧對象進行家訪（參見表3）。
（2）受助人口主動退出難。當貧困對象得到政府的低保或扶貧政策幫扶擺脫困境后，就應逐步退出低保或扶貧救助，但貧困對象退出難一直是制約兩項制度順利實施的一大難題。課題組在調查中了解到，貧困對象申請低保或扶貧資格時是積極主動的，但在退出時幾乎沒有主動提出的，大多數貧困戶對低保和扶貧持有很強的依賴心理，甚至有少數人認為低保和扶貧是“終身制”。調查顯示，585%的被調查者所在地的貧困戶存在“等、靠、要”的思想。一些貧困戶對基層政府的動態管理持有抵觸情緒，甚至采取隱瞞收入、找關系等不正當手段獲取或保留貧困戶資格，有53.4%的被調查者所在地存在貧困戶實際已脫貧但仍長時間享受著低保或扶貧待遇的現象（參見表3）。
（3）低保和扶貧資金的扶持功能有限。農村低保被喻為社會的“最后一道防線”，旨在保障貧困對象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因而保障水平很低；扶貧方面，由于貧困人口眾多，尤其是2011年底中央提高了貧困線以后，需要扶持的人口大幅增加，但同時政府扶貧資金又十分有限，扶貧開發仍然面臨“僧多粥少”的局面。因此，由于低保和扶貧資金的扶持功能有限，使得貧困戶的收益狀況難以促使其盡快擺脫貧困，貧困戶要真正脫貧從而退出低保和扶貧救助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4）貧困對象自身的“造血”功能薄弱。由于我國長期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以及由于城鄉分治所導致的一系列顯失公平的城鄉醫療衛生保障等社會福利制度，加上農村貧困地區大多資源匱乏、交通不便等原因，致使貧困對象長期掙扎于貧困線。同時，由于外部輸入的資源（各級政府投入及社會幫扶）明顯不足，使得貧困對象“造血”功能薄弱，發展潛力不足，很難在短期內退出低保和扶貧救助。
4.部門之間缺乏協作與聯動，扶貧資源供給分散
農村社會救助是一項系統工程，涉及的部門眾多，需要加強協作與配合，建立有效的聯動機制，充分整合扶貧資源，形成扶貧合力。但目前各部門之間的協作與配合不夠，缺乏有效溝通。集中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貧困對象識別環節缺乏聯動，信息難以共享。我國尚未建立起與現實需要相適應的金融信用體系和居民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個人收入和金融資產不公開透明，缺乏有效的收入監控和調查統計手段。在貧困對象家庭收入核查過程中，由于農村家庭收入來源多樣化，需要從多個部門了解和掌握其收入狀況。但由于目前還沒有從法律上規定交通、房產、銀行、證券等部門在貧困對象認定過程中應承擔準確提供信息的義務，一些地方雖然通過行政手段要求這些部門給予積極配合，但并不具有法理性。因此，在實踐操作中，由于缺乏協調與聯動，部門之間的信息難以共享，使得民政和扶貧部門難以準確掌握貧困對象的信息，導致貧困對象識別與瞄準偏離“應保盡保，應扶盡扶”的目標。
（2）扶貧資金供給分散，難以形成扶貧合力。目前我國扶貧資金除了主要由民政和扶貧兩部門掌管之外，還分散在農業、林業、交通、水利等多個部門，通過公路建設、水利設施改造、沼氣池建設等項目作用于貧困對象。調查了解到，重慶市農村現有的扶貧項目多達十余項（參見表4）。然而，這些項目大多分散實施，缺乏一個牽頭部門進行主導，彼此之間缺乏協作和聯動，使得有限的扶貧資金缺乏有效整合，扶貧資源難以產生聚集效應（韓廣富，2007）。由于扶貧資金分散，單項資金數量有限，一些扶貧項目和扶持措施難以持續跟進，導致對貧困對象的幫扶難以可持續進行，從而使得他們長時間地滯留于貧困線。
三、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機制的構建
當前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的難點在于尚未建立完善的管理機制。所謂機制是指機體的構造、功能和相互關系，泛指一個工作系統的組織或部分之間相互作用的過程和方式。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機制則可定義為：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管理過程中的制度、措施及其相互作用的過程與方式，是有關貧困對象動態管理過程中制度化、系統化了的方法體系。筆者認為，這個動態管理機制應包括五個子機制：貧困對象識別機制、貧困對象分類救助機制、貧困對象自身“造血”機制、動態考核與退出機制和部門聯動與資源整合機制（參見圖1）。通過這五個機制的相互作用，對低保和扶貧對象進行科學、規范管理，不能局限于動態進入和退出機制，還包括信息及時更新和互聯互通，實現“應保盡保、應扶盡扶、應退盡退”的目標。
1.貧困對象識別機制
貧困對象識別是實現動態管理的起點。貧困對象識別機制具體包括提出申請、收入核查、民主評議、審核審批和民主公示等步驟。政策執行過程中要嚴格按照相關程序，公開、公平、公正地識別貧困對象。目前應著重加強和完善收入核查、民主評議和民主公示這幾個環節。
（1）完善家計調查系統，準確核算貧困對象家庭收入。要改變目前過分依賴生活形態這種隨意性較大的貧困對象識別方法的狀況，而應以精確核算家庭收入為基礎，建立完善的家計調查系統。例如：要明確民政部門和扶貧部門作為家計調查的主體，并要求同步識別和瞄準貧困對象；要通過法律法規明確民政部門和扶貧部門的調查權限及職責以及對騙保行為進行行政和經濟處罰的權利；要建立和完善貧困對象信息數據系統等。通過不斷完善家計調查系統，確保家計調查有序進行，以破解收入核算難題。
（2）強化民主評議和民主公示，確保貧困對象識別過程的公開、公平、公正。應讓民眾充分參與到貧困對象產生的過程中，通過民主評議，增加公平性和客觀性，減少民憤（李合偉 等，2012）。建立由村支兩委會人員、民政聯絡員、部分黨員代表和村民代表組成的民主評議會，對貧困對象的進入和退出都應進行評議。同時應加強公示，聽取村民反映，對大多數村民不認可的貧困對象應進行重新評定和公示。在各鄉鎮、村委會建立永久性公示欄，設立舉報箱和熱線電話，使低保和扶貧工作始終處于陽光操作之中。
2.貧困對象分類救助機制
（1）加強對貧困對象的分類管理。在貧困對象識別時，要深入細致地做好入戶調查，詳細了解和掌握每一戶家庭的收入、年齡結構、身體狀況和就業等情況，在此基礎上對貧困戶進行科學歸類。在貧困對象分類管理過程中，可探索“紅綠卡”管理制度，對于老、弱、病、殘等無勞動力和不具有發展潛力的貧困對象，應列入低保救助范圍，實行“綠卡”的長遠管理；對于因臨時性災害帶來生活困難的對象、子女就學但不久可成為主要勞動力的困難家庭等具有發展潛力的，應列入扶貧對象，實行“紅卡”予以重點管理。同時做好檔案分類管理工作，建立低保戶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數據庫，根據貧困對象家庭收入、家庭成員等的變化及時更新數據信息。
（2）完善分類扶持政策和措施。對于“綠卡”貧困對象，應提供穩定的最低生活保障；而對于“紅卡”貧困對象，扶持的重點應放在培育其自我發展能力上，使其逐步擺脫貧困。如：加強勞動技能和轉移就業培訓和支持，為其種植、養殖等創業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通過異地搬遷扶貧使生存條件惡劣的貧困對象實現脫貧，通過加大財政扶貧資金貼息貸款、提供完善的金融服務等為他們參與產業開發和項目建設創造條件。
3.貧困對象自身“造血”機制
增強貧困對象自身的“造血”功能，提高其發展潛力，是從源頭上解決農村貧困人口脫貧致富和逐步退出相應社會救助的根本。特別是對于具有發展能力的貧困對象，要引導其自力更生，給予政策、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援助，創造條件提高其發展潛力和能力。
（1）確保農村貧困對象的基本權利得到實現。確保貧困對象享有基本的醫療健康服務、接受義務教育、參與農村各項社會保障制度。要繼續完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和新型農村養老保險，盡快緩解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逐步消除農村居民養老的后顧之憂。加大農村教育財政支出和教育專項救助，使教育負擔過重的家庭能得到及時援助。只有基本的權利得到保障，他們的發展和脫貧才具有堅實的基礎。
（2）加大外部扶貧資源的輸入。積極發揮公共財政的引導作用，加強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改善生產生活條件。按照新農村建設及統籌城鄉發展的要求，將農村脫貧工作納入整體規劃，對貧困地區和貧困戶實行重點扶持。增加財政扶貧貼息資金額度，引導和帶動更多的信貸扶貧資金投入農村扶貧開發工作。因地制宜地實施產業化扶貧，引導貧困戶發展脫貧產業，增強他們持續脫貧致富的能力。
（3）加強對農村貧困對象的人力資源開發。完善農村教育體系，通過基礎教育、成人教育和技能培訓等多種方式提高貧困對象的人力資本儲量，增強其市場競爭力，防止貧困的代際傳遞，使貧困對象適應市場變化的需要，獲得可持續的發展能力，逐步擺脫貧困。
4.動態考核與退出機制
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的目標是“應保盡保，應扶盡扶，應退盡退”，即：對年人均純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人口，應將其納入低保對象并享受相關政策待遇；對年人均純收入低于農村扶貧標準的貧困對象，應將其列為扶貧開發對象進行扶持；對年人均純收入分別達到或超過農村低保標準和國家扶貧標準的對象，應按規定逐步退出低保和扶貧救助。要實現這一目標，就應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
（1）堅持定期核查制度，加強對貧困對象的動態考核。對農村貧困對象至少每半年要核查一次，及時準確地掌握貧困對象家庭收入的變化情況，并依據其家庭收入情況進行貧困對象“二次識別”，從而及時調整保障標準及扶持措施。對核查結果要及時進行民主評議和公示，退出不再符合保障條件的受助對象。
（2）更新群眾觀念，引導其主動退出。要加大宣傳力度，倡導自強自立的高尚品質，擯除一些低保和扶貧對象長期存在的“等、靠、要”思想，消除他們對救助政策的依賴心理。在貧困對象領取低保和享受扶貧政策期間，引導他們積極勞動，艱苦奮斗；一旦收入發生變化或超過保障線，引導他們主動要求降低救助金或逐漸退出扶貧救助。
（3）采取保障漸退制度，確保受助對象穩步脫貧。貧困對象往往由于發展基礎較差、收入不穩定，脫貧后返貧幾率較高。因此，在享受低保和扶貧政策期間，當收入高于保障線時，應采取漸退制度，給予一定的“收入豁免期”，即貧困戶可以在一段時間內繼續享有低保或扶貧政策，等其收入穩定后再退出低保或扶貧救助。這種“扶上馬送一程”式的漸退制度，不僅可以解決低保和扶貧對象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保障他們掌握生存本領，激發勞動熱情，穩步脫貧（喬世東，2009）。
5.部門聯動與資源整合機制
農村低保和扶貧對象動態管理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涉及諸多環節及眾多部門，需要整合行政資源，建立各部門、各系統的聯動機制，實現資源及信息共享，形成各部門共同參與、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目前要重點做好以下兩個方面的工作：
關鍵詞：巴塞爾協議Ⅲ 商業銀行 資本 影響 應對策略
針對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暴露出的銀行資本約束機制的一系列缺陷，巴塞爾委員會于2010年正式了《巴塞爾協議Ⅲ》（以下簡稱“巴Ⅲ”），確立了銀行資本監管標桿和新高度；中國銀監會積極跟進巴Ⅲ的研究，并結合中國銀行業的實際情況，出臺了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以下簡稱為“中國巴Ⅲ”），了解其主要變化，分析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并提出有效的應對措施，對商業銀行健康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一、巴塞爾協議Ⅲ簡介
（一）國際巴塞爾協議Ⅲ
2007 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給國際金融業帶來了嚴重損失，充分暴露出金融監管體系中的不足和缺陷，加強金融監管改革迫在眉睫。巴塞爾委員會自2009年起著手研究新一輪資本監管改革方案，2010年12月正式了巴Ⅲ。其重大創新：一是引入流動性監管，建立流動性覆蓋率和凈穩定資金比例，將資本監管由資產方擴展到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要素。二是對系統性風險較大的業務以及機構提出更高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從單家銀行的穩健性擴展到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性。三是將逆周期因子引入資本和流動性監管框架，建立起金融體系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內在聯系。四是資本數量與質量并重，嚴格合格資本要求和提高資本充足標準。
巴Ⅲ大幅度甚至成倍提升了監管要求，超越了傳統的資本監管框架，從更加寬廣的視角理解風險，代表了全球銀行業監管強化的新趨向，被認為是最近 30 年來全球銀行業在監管方面進行的最大規模改革。
（二）中國版巴塞爾協議Ⅲ
1、出臺背景及意義
2004年，銀監會了《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舊辦法”），沿用了巴塞爾協議I的基本要求，并以此為核心，陸續了巴塞爾協議Ⅱ配套的一系列風險計量和管理指引，此后一直作為銀監會對商業銀行實行審慎監管的主要依據。為實現國內資本監管制度與國際標準在更高水平上接軌，并助推我國商業銀行全面提升經營管理水平，2010年以來，銀監會全面吸收巴塞爾協議Ⅱ和Ⅲ，并結合中國銀行業的實際情況，陸續出臺了《中國銀監會關于中國銀行業實施新監管標準的指導意見》（銀監發[2011]44號）、《商業銀行杠桿率管理辦法》（中國銀監會令[2011]第3號）和《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管理辦法》（中國銀監會令[2011]第4號） 、《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銀監會令[2012]第1號，以下簡稱“新資本辦法”）、《中國銀監會關于實施過渡期安排相關事項的通知》（銀監發〔2012〕57號）和《商業銀行流動性風險管理辦法（試行）》（中國銀監會令[2014]第2號）等新的監管法規，被稱之為中國巴Ⅲ。
2、主要變化
與我國以往監管法規相比，中國巴Ⅲ主要變化如下：一是嚴格資本定義，提高資本充足率監管要求，除明確了最低資本要求外，還提出了儲備資本要求和逆周期資本要求、系統重要性銀行附加資本要求以及針對特殊資產組合的特別資本要求和針對單家銀行的特定資本要求。二是建立杠桿率監管標準，防止單家銀行乃至銀行系統的過度杠桿化。三是擴大了資本覆蓋風險范圍， 不僅要求對信用、市場、操作等風險計提資本，也要求銀行評估集中度風險、流動性風險、聲譽風險等剩余風險大小，并根據評估情況確定是否計提資本。四是調整信用風險權重法下各類資產的風險權重，提高風險敏感性。五是引入流動性風險資本監管，將資本監管由資產方擴展到資產負債表的所有要素。六是引入了巴Ⅲ中沒有的貸款撥備率指標，強化貸款損失準備監管。七是對商業銀行內部資本充足評估程序從嚴規定；八是針對不合格資本工具的退出等規定了單獨過渡期；并對新監管指標明確了過渡期內分年度資本充足率達標要求（如表1-1所示），但是對于某些指標的要求高于巴Ⅲ的標準，如表1-2所示。
表1-1 我國商業銀行過渡期內分年度資本充足率要求
[銀行
類別＼&項目＼&2013年底＼&2014年底＼&2015年底＼&2016年底＼&2017年底＼&2018年底＼&系統重要性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6.5%＼&6.9%＼&7.3%＼&7.7%＼&8.1%＼&8.5%＼&一級資本充足率＼&7.5%＼&7.9%＼&8.3%＼&8.7%＼&9.1%＼&9.5%＼&資本充足率＼&9.5%＼&9.9%＼&10.3%＼&10.7%＼&11.1%＼&11.5%＼&其他
銀行＼&核心一級資本充足率＼&5.5%＼&5.9%＼&6.3%＼&6.7%＼&7.1%＼&7.5%＼&一級資本充足率＼&6.5%＼&6.9%＼&7.3%＼&7.7%＼&8.1%＼&8.5%＼&資本充足率＼&8.5%＼&8.9%＼&9.3%＼&9.7%＼&10.1%＼&10.5%＼&]
數據來源：中國銀監會關于實施《商業銀行資本管理辦法（試行）》過渡期安排相關事項的通知（銀監發〔2012〕57號）
（表1-2所示）
中國巴Ⅲ的實施給我國銀行業帶來了機遇與挑戰，深入分析其對商業銀行的影響，并提出應對措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北京農商銀行資本管理概況
北京農商銀行成立于2005年，目前注冊資本95.52億元，是國務院首家批準組建的省級股份制農村商業銀行，擁有694家覆蓋首都城鄉的營業機構，是首都銀行業中網點最多、分布最廣的金融機構。
（一）資本充足率穩步提升，但資本補充渠道有限
一是2005年到2012年，舊辦法下北京農商銀行資本凈額由44.65億元增加到306.37億元，年均復合增長率為27.22%，其中核心資本凈額由64.13億元增加到188.16億元；資本充足率由8.1%提升至15.12%，呈穩步提升態勢，如表2-1所示。二是作為非上市銀行，北京農商銀行除依靠內源性資本積累外，新資本辦法實施前，外源性資本補充渠道主要有增資擴股、發行次級債和混合資本債等；新資本辦法實施后，目前外源性資本補充渠道有增資擴股和發行合格的二級資本工具，而后者難度較大，資本補充渠道整體較窄。三是自2005年成立以來，北京農商銀行依靠未分配利潤留存和計提的超額貸款損失準備，共積累資本約160億元；在外源資本補充方面，分別通過發行次級債和實施增資擴股補充附屬資本51億元和核心資本44.77億元。
表2-1 2005年到2012年北京農商銀行資本充足率情況表 單位：億元
[項 目＼&2012年＼&2011年＼&2010年＼&2009年＼&2008年＼&2007年＼&2006年＼&2005年＼&資本凈額＼&306.37＼&253.31 ＼&198.87 ＼&117.11 ＼&111.57＼&70.39＼&56.67＼&44.65＼&其中：核心資本凈額＼&188.16＼&162.09＼&127.62＼&78.42＼&74.33＼&70.29＼&67.66＼&64.13＼&附屬資本＼&125.22＼&91.93 ＼&71.97 ＼&39.42 ＼&37.66＼&0.21＼&0＼&0＼&加權風險資產＼&2026.43＼&1703.45 ＼&1415.14 ＼&1056.9 ＼&1062.47＼&845.76＼&655.85＼&549.84＼&資本充足率＼&15.12%＼&14.87%＼&14.05%＼&11.08%＼&10.5%＼&8.32%＼&8.64%＼&8.1%＼&核心資本充足率＼&9.29%＼&9.52%＼&9.02%＼&7.42%＼&6.99%＼&8.3%＼&8.67%＼&8.1%＼&]
（二）初步搭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2009年，北京農商銀行參照國際通行準則，借鑒國內先進銀行的風險管理理念、體制架構及運行模式，初步搭建起全面風險管理組織體系；近幾年，繼續完善其框架建設，截至2012年末，形成了由董事會下風險管理委員會、高級管理層下全面風險管理委員會（全面風險管理委員會下信用風險管理委員會、市場風險管理委員會和操作風險管理委員會等專業委員會）、總行風險管理部、管轄支行全面風險管理委員會以及管轄支行風險管理部組成的風險管理組織體系；構建了前臺經營、風控、后臺審計稽核監督相配合的“三道防線”。
（三）新資本協議實施取得階段性進展
2011 年初，北京農商銀行正式啟動新資本協議實施準備工作，以滿足監管要求及實現自身全面風險管理能力的逐步提升。一是成立新資本協議實施準備規劃小組，聘請普華永道咨詢公司就新資本協議實施進行差異性診斷的基礎上，制定了《北京農商銀行新資本協議實施準備規劃》，規劃內容全面涵蓋新資本協議三大支柱。二是深入研究論證規劃建議，并將其進一步整合和歸類。三是2011年完成數據倉庫規劃并啟動對公信貸管理系統（二期）、資產負債管理系統建設。四是截至2012年末，搭建了項目管理組織架構，明確了三大支柱建設的牽頭部門；順利投產對公信貸管理系統（二期）和資產負債管理系統；完善押品管理框架，穩步推進數據管控體系建設；著手啟動信用風險內部評級體系建設；積極參與農村銀行合作實施新資本協議。
（四）經濟資本管理理念初步滲透到績效考核體系中
從2010年起，北京農商銀行對總行部門實行分類考核，改進支行績效考評辦法，建立“以利潤貢獻為基礎”的分配體系，并將進一步建立健全績效考核體系，提高資本使用績效。
三、中國巴Ⅲ實施對北京農商銀行的影響及應對策略
（一）中國巴Ⅲ實施對北京農商銀行的影響
1、資本充足水平下降明顯，未來幾年存在較大缺口
一是受貸款損失準備計入條件變更、次級債合格認定標準變更以及風險覆蓋范圍擴大等影響，新資本辦法下2012年末北京農商銀行核心一級和一級資本充足率均降至8%左右，較舊辦法下下降約1.2個百分點；資本充足率降至11%左右，較舊辦法下下降約4個百分點，下降顯著。二是根據北京農商行2005年到2012年核心資本增長情況、風險加權資產及信貸資產增長情況，并考慮利率市場化以及國家宏觀經濟環境對內源資本積累能力以及信貸規模的影響，按照10.5%的監管達標要求測算，在不考慮達標過渡期內北京農商銀行進行外源資本補充情況下，預計未來幾年其資本需求缺口約為60-70億元，缺口較大。
2、資本補充壓力顯著上升
一是資本充足率的提高和杠桿率指標的實施將制約北京農商銀行表內外資產的過快增長，從而影響利息和非利息收入；流動性風險監管指標的實施，迫使北京農商銀行持有更多收益低、流動性強的資產；監管新規中的撥備率指標將使北京農商銀行計提更多的一般風險準備；此外，隨著利率市場化進程加快，銀行業息差呈收窄趨勢， 同業之間競爭日益加劇，北京農商銀行地處北京，面對的競爭對手都是國內競爭力最強的商業銀行及其優秀營銷團隊，北京農商銀行明顯處于劣勢，這些必將削弱其內源性資本積累能力。二是新資本辦法實施后，在銀監會牽頭下，陸續推出了二級資本債券、資本性公司債和優先股，前兩者均為二級資本工具，后者為一級資本工具。其中，二級資本債券要求必須具有減記或轉股條款、資本性公司債僅面向正在申請上市或已上市的企業、優先股要求非上市企業必須為公眾公司且只能非公開定向發行，對于未上市的北京農商銀行來說，合格資本限定條件大幅降低了其資本融資操作空間。總體看，北京農商銀行資本補充壓力較大。
3、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將被削弱
北京農商銀行作為肩負北京地區金融服務全覆蓋且網點最多的一家本地銀行，在肩負政策性使命的同時，應是市屬重點項目的主要支持力量，中國巴Ⅲ的實施對其資本規模增長所產生的沖擊將進一步影響其集中度指標，最終影響其服務本地實體經濟的能力。以2012年6月末為例，因新舊制度轉換，北京農商銀行資本凈額下降約51億元，導致單一集團客戶授信集中度和單一客戶貸款集中度分別上升約3.22和2.14個百分點，分別高出監管標準約1.79和1.16個百分點。在資本增長受限的情況下，僅有通過壓降授信規模使集中度指標達標，而授信規模的壓降實際上相當于削弱了北京農商銀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
4、助推全面風險管理建設進程
一是新資本辦法規定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均計提資本占用，體現了資本約束機制的理念，這將進一步增強北京農商銀行的全面風險管理意識。二是由于北京農商行風險管理基礎比較薄弱、風險計量技術水平不高、業務數據積累不足等，雖然搭建了全面風險管理體系，且新資本協議實施也取得了階段性進展，但是距離中國巴Ⅲ要求還有很大差距，全面風險管理建設尤顯迫切。
5、促進深化經濟資本管理理念，助推改進績效考評體系
北京農商銀行已經在績效考核體系中初步融入了經濟資本管理理念，隨著中國巴Ⅲ對資本有限性和高成本性的強調以及監管部門對資本充足率監管力度的加強和股東對資本回報率的不斷提高，北京農商銀行在經營過程中不但要考慮資產擴張的速度、業務發展的規模和預期能帶來的收益，而且要充分考慮到由此而帶來的風險和資本占用情況，因此，中國巴Ⅲ的實施將促使北京農商銀行進一步深化經濟資本管理理念，并將其更好的應用到績效考評體系中。
（二）應對策略
面對中國巴Ⅲ實施所帶來的影響及挑戰，北京農商銀行應該高度重視，并積極采取相關措施，以增強資本集約化管理能力，盡早達到新規要求，為自身可持續發展夯實基礎。具體應對策略建議如下：
1、從思想理念入手，提升全員風險管控和資本節約意識
一是中國巴Ⅲ的貫徹執行需要全體員工的積極參與，作為風險管理比較薄弱的農商行，需要大力宣傳監管新規，不斷提高全體員工的風險管控理念，推動全員風險管理文化形成，確保監管新規的全面執行。二是商業銀行要想走出一條資本節約型的發展新路，應堅持“全員、全面、全過程”的原則，做到理念先行，從被動的風險規避向積極主動的風險經營轉變。因此，北京農商銀行應該先在銀行內部樹立起全員追求風險調整后的收益最大化的經營目標，為實現經濟資本管理鋪平道路。
2、調整經營戰略，增強內源性資本積累能力
一是積極調整信貸結構，注重發展具有較強議價能力的涉農、小微企業貸和個貸等低資本消耗、高收益業務；在穩步推進傳統業務的同時，提高中間業務的戰略地位，提升中間業務的利潤貢獻度，推進盈利模式轉型。二是積極優化財務結構，提升貸款損失準備可計入二級資本規模。三是通過控制成本支出、股東分紅等措施，提高內源資本留存率。
3、拓寬外源性資本補充渠道，提升資本實力
隨著利率市場化改革加速推進，銀行業監管將逐步向混業監管轉變，其間將為銀行業經營轉型提供多種機遇，特別是對中小商業銀行而言，資本實力越強，機遇越多。作為非上市銀行，為解決北京農商銀行目前資本補充壓力問題，一是應積極推動股權融資，不僅可以解決其資本缺口問題、提升資本質量，而且還可以滿足業務發展需要。二是積極關注銀監會推出的二級資本工具，并結合自身實際和市場情況，在滿足監管要求的情況下，考慮適時發行。三是從長遠看，北京農商銀行應全面提升經營質態，強化內控建設，爭取盡早上市，以獲得資本性公司債和優先股發行資格，進一步拓寬資本補充路徑。通過多渠道補充資本，在資本實力得到增強的同時，也提升了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并為自身獲得更多發展機會和潛力需要夯實基礎。
4、建立全方位多層次全面風險管理，提升風險管理及計量水平
全面風險管理是一種可以有效整合各種風險管理的綜合性風險管理方法，隨著金融市場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建立以“資本管理”為核心的全面風險管理模式己成為我國商業銀行風險管理改革的新標準。雖然北京農商銀行在全面風險管理上取得了初步進展，但是與監管新規要求相距甚遠，為了更好地實施中國巴Ⅲ，提升自身風險管理和計量水平，應該建立多層次全方位的全面風險管理。一是完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 加強對信用風險、市場風險與操作風險、聲譽風險等各類風險管理，并高度關注各類風險之間的聯動性和相關性，以實現對所有實質性風險的有效管理，確保所面臨的風險類型實現全部范圍的覆蓋。二是建立涵蓋風險識別、計量、監測、處置及補償等在內的一整套全面的風險管理流程體系， 實現對所有機構、所有人員、所有業務、所有過程、所有種類風險的管理。三是加快推進風險計量模型建設，實現對主要風險的準確計量，不僅可以更合理的估計自身風險狀況、計提更合理的資本，還是實施資本精細化管理的基礎。四是充分執行審計委員會及其下設內部審計部門的審職能，建立真正有效的風險管理監督機制。五是引進精通風險理論和風險計量技術的專業人才， 以滿足自身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運作機制的要求。
5、加強數據信息系統建設，為風險計量夯實基礎
信用風險內部評級法，市場風險內部模型法以及操作風險高級計量法運用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數據的準確性與完整性。缺乏完備的數據庫以及信息系統的落后嚴重阻礙了中國銀行業對先進風險計量方法與技術的運用，北京農商銀行當然也不例外。雖然近幾年北京農商行在數據庫建設和系統建設上取得了較大進步，但是仍遠遠不夠，因此，為了盡早實現風險計量精細化，北京農商銀行應該全面加強數據管理工作，提升數據質量，并加大對信息技術的投入，開發更有效的管理系統。
6、拓寬經濟資本應用領域，提高資本使用績效
北京農商銀行目前僅在績效考核體系中引入了經濟資本的理念，且比較初級，這還遠遠不夠。隨著風險計量技術的提升，北京農商銀行應建立健全“自上而下”的資本預算機制，加強資本統籌管理，拓寬經濟資本應用領域，提高資本使用效率。除更深層次的建立以風險調整資本回報率、經濟附加值為核心的資本考核體系外，還應嘗試將經濟資本指標逐步應用于經營費用分配、人力費用分配等方面，控制全年營業費用列支額度；并將產品和客戶的經濟增加值、經濟資本回報率作為信貸評估、授信、審批的重要指標和決策依據，加強對信貸業務風險及回報的平衡分析；還可以將資本回報率引入定價管理，根據實際承擔的風險和資本占用情況合理定價產品，以確保合理的收益和資本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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