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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變革；社會生產力；經濟思想；分解作用
引言
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陽開始，到公元前221年秦滅六國前夕，是我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代。在這五百五十多年間，我國社會的各方面都發生了重大變化：政治上，奴隸制度日趨崩潰瓦解，封建制度日趨形成并最終確立；思想文化上，各種學術流派紛紛登場，形成了“百家爭鳴”的盛況；經濟上，奴隸制經濟日益分崩離析，封建制經濟逐漸壯大并最終取代奴隸制經濟……在所有這些變化中，以社會經濟的變革最為突出，也最為徹底。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在土地制度上，以井田制為基礎的奴隸主土地國有制逐漸瓦解，以地主階級土地私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土地所有制日漸形成并最終確立；在生產方式方面，以奴隸勞動為基礎的奴隸制生產方式已日趨以農民和自耕農勞動為基礎的封建制生產方式所取代；社會經濟制度上，奴隸社會的經濟制度正在瓦解，封建社會的經濟制度日益形成；與社會經濟密切相關的賦役制度亦發生了重大變革。對于社會經濟發生如此重大變革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根本原因
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革的根本性原因。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前進的根本動力，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也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春秋戰國時代，我國的社會生產力顯著提高。這主要表現在鐵家具的使用上。據《國語·齊語》記載，齊相管仲曾向齊桓公建議說：“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鋤夷斤斸，試諸壤土。”[1]126這里的惡金是指鐵。另外，據考古資料表明，我國最早的人工冶鐵產生于春秋時代，其中包括鑄造鐵農具。如1986年在陜西鳳翔秦公大墓及其陵園中，發掘出土了十多種春秋中期的鐵鍤、鐵鏟等農具，其質地十分精良，似為生鐵鑄造。到戰國時代，鐵農具已大大普及。考古發掘資料證明，在北及遼寧，南到廣東，自至山東，西抵四川的遼闊地區，都有戰國鐵農具的出現，其中還有鐵犁的出現。鐵農具的使用和普及是農業生產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特別是鐵犁的出現，更是我國農具發展史上的一項重大技術革新。這極大地提高了農業生產技術，促進了農業生產力發展。同時，牛耕的推廣，也是當時農業生產力提高的又一重要表現。《國語·晉語九》記載：“夫范、中行氏……今其子將耕于齊，宗廟之犧為畎畝之勤”[1]278，這是春秋時期使用牛耕的確鑿記錄。山西渾源出土的銅犧尊和侯馬出土的殘鐵犁更加證明了當時的確存在牛耕。《管子·乘馬》篇有“距國門以外，窮四境之內，丈夫二犁(指二頭牛所拉之犁)，童五尺一犁”[2]17的記載。在以農業為主要產業的傳統農業社會，社會生產力就主要表現在農業生產力及其生產技術上。農業生產技術的提高和生產工具的改進是傳統農業社會生產力進步的重要標志之一。況且，當時的手工業生產技術也有巨大的進步：冶鐵和鐵器制造工藝水平不斷提高，春秋晚期楚墓內出土的鋼劍實物便是明證；紡織技術、采礦技術等也有巨大發展。社會生產力的巨大發展使得春秋戰國時代社會經濟中的封建經濟因素（在當時主要表現為公田的私有化及私田的增加）日漸增強，最后超過了奴隸制經濟因素，從而導致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巨大變革。
二、經濟思想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經濟變革
春秋戰國時代社會思想的極大活躍和經濟思想的巨大發展是當時社會經濟發生重大變革的重要原因。春秋戰國時代是我國古代社會思想史上各種思想最活躍、最輝煌的時代。當時，由于社會的巨大變革，各階級、階層人士紛紛發表自己的看法和主張，各種學術思想流派紛呈，各種社會思想交融、匯合。
同時，在這個時代，作為社會思想之一大方面的經濟思想亦有了重大發展。當時出現的各個學術思想流派都有自己的經濟思想和主張。管仲提出“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2]67的四民分業論，反應了當時人們對關系國計民生的農、工、商業的重視。各學派思想家都關心社會經濟的發展，提出了各自的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方案。法家提出富國強兵的思想。《商君書·壹言》說：“治國者，其摶力也，以富國強兵也。”[3]商鞅提倡重農以發展經濟，使國富，使兵強。《韓非子·五蠹》篇也說：“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4]他們認為富國是強兵的基礎，而重農則是富國的根本途徑。法家在確立個體農民土地財產私有權的基礎上，以賞罰作為督勸人民生產的手段，開辟土地，墾荒聚粟以實倉府、蓄貨積，從而達到富國的目的。儒家則反對法家富國強兵、嚴刑峻法的思想，提出了仁政思想。孟子認為“制民之產”“省刑罰、薄賦斂，深耕易耨”、“勿奪其時”[5]58-67，以保證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和農時，再加強教育，以求得民富和社會經濟的和諧均衡。道家則倡導“無為而治”，讓百姓休養生息，自由發展社會經濟。老子主張“無為”、“我無事則民自富”[6]。
這一時期社會經濟思想的發展是由于當時社會經濟的變動所引起的。然而經濟思想的發展卻又反過來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變革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如在秦國，秦國利用法家思想進行變法，從而使封建制經濟及其生產方式在秦國得以確立，使社會經濟的變革最終發展到了質變的程度。形成了社會經濟的最大變革。
關鍵詞：市場經濟 誠信缺失 誠信機制
一、誠實信用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
隨著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產生，商品市場逐漸發展起來。市場經濟是以市場活動為依據來進行資源配置的一種經濟組織方式。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誠實信用是主體增強競爭優勢的社會資本，是防止市場扭曲的基本手段，是謀取正當利益最大化的必要前提。誠實信用是市場契約的基礎，是市場經濟的內在需要，是市場競爭的必備要素，是合理獲利的有力保障。它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的基本德治條件，是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的治本之策。
二、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主要表現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商品化的經濟形式，它具有平等性、法制性、競爭性和開放性的特征。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由于其固有缺陷，即市場調節的局限性和發展的不平衡性，誠信問題日益凸顯。誠信缺失的現象已成為制約市場經濟發展的癥結。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表現可以歸結如下：
1.個人信用失常。個人信用是社會信用的最小單元，也是社會誠信的直接表現。個人信用失常表現為個人在經濟與社會交往中利用契約的不完備性，進行惡意破壞契約和逆向選擇的行為。欠債不還、惡意透支、學歷造假、偽造票證、學術不端等都是個人信用失常的常見表現。
2.企業信用惡化。企業是參與市場的主體，企業信用若出現缺失，則會嚴重影響市場的穩定運行。制假售假、惡意競爭、招標圍標、失信賴賬、惡意欠薪、賬務虛假、偷稅漏稅等企業失信行為，使商業信用日趨萎縮，也嚴重損害消費者利益，擾亂市場秩序。
3.中介組織失信。中介組織主要為市場主體提供信息咨詢、經紀、培訓、法律等各種服務，在各類市場之間從事評估、協調、檢驗、仲裁等活動。中介組織的中介活動是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相結合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發揮著調節與監督的職能。然而，會計師事務所、資產評估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等各類市場中介組織為自身利益提供虛假信息，與企業合謀、欺騙公眾等行為成為誠信缺失的重要表現，嚴重干擾了市場秩序。
4.政府信用降損。政府信用是社會誠信的基石與保障。政府誠信缺失現象嚴重，為社會風氣帶來極大負面影響。然而，近年來我國正處于社會經濟發展的轉軌時期，政府政策存在不穩定和不連續性，個別地方政府還存在貪污受賄，偽造政績，地方保護主義等現象，使得公眾對政府出臺的相關政策和承諾的信任度下降。
個人、企業、中介組織乃至政府的誠信缺失擾亂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使得市場競爭難以有效開展，市場配置資源功能受到破壞，嚴重影響了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目標的實現，社會誠信的重建已經迫在眉睫。
三、市場經濟條件下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
面對日趨嚴重的誠信缺失現象，市場主體表現為極度的困惑。然而，誠信缺失現狀的背后實則存在深刻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
1.社會誠信氣氛不濃厚。誠實信用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盡管如此，在誠信的力量主要是靠道德和宗法的倡導與推動的大環境下，社會誠信仍缺乏社會強制力的推動與保障。市場經濟運行初期，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更多依靠的是關系，而非合同契約，這就使得信用機制退居后位，誠信氛圍逐漸弱化。然而，隨著市場的擴大，商品交易行為大幅增加，交易范圍既深且廣，舊規范難以滿足生產經營和商品交換的需要，而新的信用規范仍處于萌芽狀態，各種失信現象屢見不鮮。在社會轉型的過渡時期，由于道德評價的多元性和社會監督環節的薄弱，也為營造社會誠信氣氛帶來了不利影響，助長了誠信缺失的不良風氣。
2.社會誠信體制不健全。市場經濟依靠客觀經濟規律來自發調節經濟運行。自由競爭是市場經濟的主要特點，追求利益最大化是市場主體參與市場競爭的內在驅動力。市場經濟的競爭性使得主體為在競爭中取勝，當正常競爭不力時，就會采用非常手段，以喪失信用為代價換取競爭的優勢地位。市場經濟造就的信用，在對市場主體缺乏必要約束時，依然會因市場經濟體制本身缺陷而遭到破壞。
誠信機制不健全、信用信息共享困難也是造成社會誠信缺失的主要原因。個人、企業的信用資料并未實現全開放，難以形成約束機制。政府部門難以對企業信用進行有效監管，誠信信息來源實行壟斷式保護，使得信用信息公開難以實現，信用行業無法快速發展。
3.法律法規及配套政策滯后。誠信社會的建立不能單純依托在道德規范之上，更要依靠法律制度的剛性約束。社會誠信體系的建設，離不開完整、系統的法律法規和政策支持。對法規的執行存在著消極性和部門利益的傾向性，是失信屢禁不止的又一個重要原因。然而，并未在制度上權衡和區分守信者與失信者的利益，守信者沒有得到充分的激勵，失信者不會受到嚴厲的制裁，在這樣的法律法規及政策環境下，誠實信用的缺失也是必然。
4.中介服務的市場化程度很低.我國社會信用中介服務行業發展剛剛起步，市場運作機構（如征信公司、資信評級機構等）和信用產品（如信用調查報告、資信評級報告等），所占市場規模有限，行業整體水平不高。缺乏完整而科學的信用調查和評價體系，導致了企業的信用狀況得不到科學、合理地評估。市場監管機構（如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所等）不能發揮對信用狀況的有力監管也是市場主體誠信缺失的重要原因。
參考文獻：
[1]蒯瑜.現代誠信缺失的原因與對策探究[J].文史博覽（理論）.2008（01）
[2]雷丹，邵秀娟.當前中國社會誠信現狀、原因及對策[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 2011（04）
論文摘要:闡述我國竟技體育職業化、院校化發展的動因，即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發展，促使現代職業體育俱樂部的快速發展，競技體育的職業化發展使得竟技體育自身價值進一步提高，竟技體育又逐漸滲透到國家普通高校和專業體育院校中，得到蓬勃的發展。隨之出現了不同類型的競技體育管理主體，改變了過去由政府部門單一管理主體的模式，出現了職業化、院校化等共同發展的竟技體育格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體制發生重大變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與完善。體育體制，尤其是競技體育體制由原有政府型逐步向“政府一社會”型發展，最終將轉變為完全由社會力量辦體育的一種模式。近年來，我國高水平競技體育出現前所未有的蓬勃發展之勢，出現了多種不同高水平競技體育隊伍及相應的多元管理主體。筆者從社會學角度分析這一現象，以此對我國競技體育發展趨勢的研究工作提供一定的社會學依據。
1、競技體育職業化發展的動因
1.1我國政治、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
首先，在經濟體制改革領域，我國加人WTO，對外開放進人新階段，表現為由政策性開放走向制度性開放;由局部的開放走向全方位的開放;由一般競爭性領域的開放走向以服務業為重點的全面的產業開放。體育事業在我國的經濟產業結構中屬于以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范疇，那么在這種改革趨勢中，對我國體育體制中原有的一些同市場經濟不相適應的體制就必定也必須進行實質性的改革。具體到現行競技體育體制而言，只有對其進行改革才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選擇，并將為我國的競技體育在未來的可持續發展鋪平道路。
其次，從政治體制改革的過程來看，我國的體育事業長久以來一直是“政府管理型”體制，順應政府職能轉變，近年來體育系統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嚴格地說，在競技體育體制改革方面，改革的力度、深度還未能觸及競技體育體制的根本。從長遠看，為了我國的競技體育事業能夠盡快地走出改革帶來的負面震蕩，作為主管體育的政府部門，就應盡早地讓競技者事業的相關資源進人市場，只有這些資源在市場的運動時間越長，才越有可能實現均衡、合理的配置;而體育主管部門則需為這種競技體育市場化發展制定規則，并為之服務。
1.2商品經濟體制下人們體育觀念的轉變
中國經濟體制的不斷改革，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促使世界文化的大交流。政府逐漸意識到了單一的奧運會已不能滿足人民的需求，出現了許多單項體育項目逐漸向職業化、市場化、商業化的發展趨勢，足球世界杯賽、國際汽車一級方程式大賽都已成為在世界上影響巨大的運動。國家于1995年6月20日頒布實施了《全民健身計劃綱要》。政府導向作用、各種媒介的廣泛宣傳，使人們逐漸改變了以往體育就是競技的單一觀念，將競技與休閑、娛樂、健身有機結合，使更多的人參與到體育中去，將體育的競技、娛樂、健身等多種功能融為一體，已逐漸成為一種社會需求和社會時尚。因此，競技體育發展的社會化，競技體育隊伍的職業化，管理主體的多元化，競賽組織運營的市場化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和社會現實。
1.3人們體育消費意識與能力的提高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由前20年的以經濟建設為主流目標，已進人了迅速提升社會發展為主要目標。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提高人民生活質量，生產活動方式的變革將使體育的功能、形式和內容都隨之發生變化。體育的性質發生改變，各國都提供了相應的政策以促進休閑運動的發展。我國近年來開始了5天工作制，每年的“五一”和“十一”兩個長假都有利地推動體育消費的發展。
我國城鎮居民收人的迅速增長，使城鎮居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城鎮居民擺脫了以生存資料為目的的生活理念，群眾體育活動得到廣泛開展，人們對體育的認識以及體育服務的需求明顯增強。城市居民家庭體育消費增長率隨家庭收人、個人收人的增長呈總體上升趨勢，表明我國城鎮居民體育消費水平不斷提高，為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開發集聚了經濟能量和社會消費的基礎。
1.4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逐步開發
競技體育作為一種娛樂、休閑形式越來越受到人民的喜愛，隨著體育產業化改革的不斷推進，體育市場的主客體出現，體育健身、競賽表演、體育無形資產、體育用品等體育市場應運而生，其中與競技體育發展密切相關的體育競賽表演市場已形成一定規模的觀眾和球迷群體，競技體育的巨大市場和經濟價值正在被開發和利用。足球、籃球、排球、乒乓球等項目的高水平運動隊，也通過市場開發不同程度地獲得了政府之外的發展資金，緩解了發展資金短缺的矛盾。職業競技體育市場的不斷開發亦將進一步鞏固和推動了職業俱樂部管理主體的發展。
2、競技體育院校化發展的動因
2.1“院校化”是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的目標之一
競技體育與高等教育結合有著歷史淵源，現代奧運會的創始人皮埃爾·德·顧拜旦體育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將體育與教育結合在一起。縱觀世界體育運動發展的歷史，競技體育運動的發展和提高必須同經濟、文化、科技、民族素質(包括體質)等相關因素的普遍發展相協調。競技體育不斷向高、精、尖方向發展，客觀上要求競技體育應以經濟、科技、文化為基礎，走科學化、社會化、產業化、實體化的道路，將競技體育的發展建立在融體育文化、體育教育、體育科技、體育產業、體育普及為一體的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上。而實現這一目標的最有效途徑就是實現競技體育“院校化”。
2.1.1“院校化”是實施“科技興體”的一項具體措施
長期以來，出于我國體育科研機構分散、重復建設問題嚴重，導致科學技術與體育運動實踐難以緊密結合，對我國體育事業發展的貢獻率不高。充分發揮我國普通高等院校和體育院校在競技體育發展中的作用，建立科訓一體化的競技體育管理體制，可以有效解決優秀運動隊科學訓練的集約化管理問題;體育技術市場培育問題;重點訓練基地和優秀運動隊的科技建設問題;高水平、適用性強的科技成果開發和新技術、新方法的應用問題;以及提高教練員、運動員的科學文化水平問題。因此，競技體育向“院校化”的戰略轉移，將會極大地調動普通高校和體育院校的科研力量投人到競技體育戰場，并會給高等院校各學科教師帶來更多的直接為運動實踐服務的機會，切實解決和突破一些運動訓練實踐中的關鍵問題。
2.1.2院校運動員已成為競技體育領域的生力軍
我國改革開放初始的1978年，國家為探索一條培養有文化的高水平運動員之路，加速奧運競技后備人才的培養，同時解決在役和退役運動員文化學習的問題，決定在原國家體委直屬的6所體育院校創辦附屬競技體育學校，實施“亦讀亦訓”的培養方針。隨后經原國家體委和國家教委科學論證，將運動訓練學專業列為我國高等體育院校的本科教育正式專業，實行全國招生。各體育院校根據國家的要求和形勢的發展，迅速組建了競技體校和運動訓練學系，將競技體校的專項訓練與運動訓練學專業辦學進行了有機結合與銜接，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的小學、初中、高中、本科一條龍的“亦讀亦訓”的競技人才培養體系。在此后的20多年，各體育院校競技體育和運動訓練學專業得到迅速發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競技運動項群，同時也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北京體育大學的田徑、重競技項目，上海體育學院的摔跤、拳擊、武術、擊劍等項目，武漢體育學院的水上、武術項目，沈陽體育學院和哈爾濱體育學院的冰雪項目發展迅速，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優秀運動員，在亞運會、奧運會等重大國際比賽取得了優異成績，為國爭光。
1987年國家教育委員會決定在全國57所高等院校內試辦高水平競技體育運動隊以來，到1990年已正式成立了田徑、乒乓球、籃球、排球、足球5個單項體育協會。CUBA聯賽在我國競技體育領域內已形成巨大的影響，近一兩年來，大學生足球聯賽也在迅速推進，其它項目如跳水、藝術體操、拳擊、健美操等也發展迅速，影響不斷擴大、水平逐步提高，發展前景廣闊。另外，一直以來作為奧運金牌榜上金牌大戶的中國跳水隊同清華大學的聯姻，成為高校建設高水平運動隊的代表。
2.1.3“院校化”可為運動員“二次就業”打下擇業基拙
競技體育“院校化”是專業運動員退役后再就業工程的需要。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省、市運動隊的專業運動員退役后，大多數由勞動部門分配到企事業單位，從事非體育性質的工作。隨著我國人事分配制度改革的不斷深人，企事業單位的用人制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人才競爭日趨激烈，使得大批退役運動員長期滯留在運動隊，成為運動隊在編制、資金、住房等方面的巨大包袱。面對已走到盡頭的統分政策和人才市場的激烈競爭，專業運動員就業前景不容樂觀。盡管一些優秀運動員退役成為名牌大學的學生，但在人數眾多的運動員隊伍中只是鳳毛麟角。同時，競技體育向“院校化”戰略轉移，也可為廣大現役運動員獲得學歷教育和文化知識提供了機會，使運動員在從事專業訓練的同時接受較系統的高等教育、獲得專業知識和技能，退役后可在較寬范圍內就業，不僅解決了運動員的后顧之憂，更有利于改善優秀運動員的知識結構，提高心理素質和思想修養，對提高運動訓練水平起到直接的促進作用。
2.2競技體育的社會價值推動高校管理主體的發展
2.2.1高校進入高水平競技體育行列的主客觀條件
由于國家的長期投資，高校積累了開展競技體育訓練所需的包括體育場地設施和具有一定理論與實踐水平的體育教師兩種資源要素，使高校承擔一部分競技體育訓練任務成為可能。
隨著改革開放力度的加大，對外交流的層面趨于豐富，國際間的交流增多。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重返奧運會，體育作為一種文化交流手段，更廣泛參與到國際競技大舞臺上。然而，繁重的競技任務和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產生的財政壓力，使得體育部門單獨承擔國家競技體育任務的困難程度加大。與此同時，教育部門本身也面臨著世界大學生運動會等各種國際高校競技體育交流的需要，這種形勢也促使了教育部門應盡快發展高校競技體育，參與國際競爭。
從1986年4月一1987年，原國家體委陸續下發了《關于開展課余體育訓練，提高學校體育運動技術水平的規劃》的4個有關普通高等學校試行招收高水平運動隊的法規文件，并正式批復了清華大學等51所高校作為培養高水平運動隊的試點院校，把培養高水平的運動人才，組隊參與國際競賽和體育交流，提到了高校體育工作的議事日程上。《規劃》頒布后，使我國高校競技體育的目標明確針對奧運爭光戰略和世界大學生運動會。2002年3月教育部又給6所大學下放專業設置權力，這些外部環境的變化均給大學競技體育的發展提供了政策法規的保證和寬松的環境。
2.2.2高水平競技體育文化價值增強了高校參與競技體育的積極性
競技體育引導高校校園文化健康發展。校園體育文化是校園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是推動校園文化發展的最有效的催化劑，校園體育文化是社會文化在一定程度上的縮影，也是社會大文化中一個具體的組成部分。競技體育文化是體育文化的核心，代表著積極向上的體育文化精神，通過開展競技體育活動，使學生更加積極地參與到體育運動項目的學習、比賽當中，學生對體育運動的喜愛，極大地豐富了校園體育文化的發展。而競技體育文化的精神能夠在校園體育活動中體現出來，正確地引導體育文化活動，以使校園文化向積極、健康的方向發展。
競技體育同時又是提高大學知名度的一種手段。競技體育管理走向多元化是我國競技體育發展的必然趨勢，國家政府積極支持、鼓勵普通高等院校以自身實力建立相應的競技體育項目。在國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普通高等院校競技體育得到充分的發展，水平也隨之大幅度的提高。在此情況下，普通高等院校所承辦的CUBA聯賽、大學生女足聯賽、清華大學跳水隊等競技體育得到社會媒體以及政府的廣泛關注。同時眾多商家對CUBA聯賽的贊助也充分體現了其商業價值增強。社會各界對高校競技體育的廣泛關注，無疑是對競技體育的又一管理主體—高校加大體育工作力度注人了活力。在市場經濟環境下，高校之間也產生了從生源到就業各個環節的激烈競爭，各高校生存面臨著嚴峻的考驗。在此各高校想方設法提高自己的實力，廣泛宣傳自身的辦學理念，提高社會知名度，因此，競技體育給高校提供了一個媒介和一個充分展示、宣傳自己的舞臺。
2.3體育院校的管理主體多元角色地位
2.3.1辦學職能的逐步轉變
高等體育院校是我國高等院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以高等體育專業教育為主要辦學職能的教育機構。體育院校調整為以培養體育師資為主的單一系科院校，1980年全國體工會提出“創造條件，把體育學院辦成教學、訓練、科研三結合的中心”的辦學指導思想后，原國家體委直屬體育院校先后成立了附屬競技體育學校，作為高等教育體系與競技體育體系相結合的試驗田和三結合基地的試點。各體育院校積極探索“亦讀亦訓”的競技體育人才培養模式，20年來為國家培養了一批又一批有文化的高水平運動人才。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建立與完善的環境下，2001年國家體育總局進行體制改革，對原屬體育院校只保留1所，其他院校下放到地方，實行國家體育總局與地方政府共建，以地方政府管理為主的辦學管理體制。各體育院校為適應不同階段的生存與發展需要，確立了以體育教育為基礎，競技體育為特色，服務全國，服務地方的辦學指導思想。
2.3.2發展競技體育是突出辦學特色的要求
2001年國家體育總局對直屬體育院校進行體制改革，已下放的原直屬體育院校面臨著全國體育教育市場的激烈競爭形勢，又要面臨國際體育教育機構進軍國內市場的競爭環境。我國體育院校由于發展基礎的原因，過去更多地強調和突出教育的特點和要求，對行業專業性特點重視不夠，而與師范類院校培養師資的辦學力量相比又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因此，我國體育院校要跨出以師范教育為基礎的辦學模式，把體育院校辦學與體育事業的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突出自己在體育領域的主力軍作用，《奧運爭光計劃綱要》的頒布實施，給體育院校發展帶來更多的機遇，突出以體為本、辦出競技體育特色，是體育院校發展的需求。
2.3.3發展競技體育是教育事業發展的需要
目前我國的體育院校僅有北京體育大學是部屬院校，而其它院校均為地方所管轄或以地方為主的共建院校。因此，體育院校面臨著既要承擔國家奧運任務又要為地方體育事業服務的要求。從體育院校競技項目設置目標重要性的調查可以看出，體育院校運動隊項目的設置，主要考慮因素是以奧運會為最高目標，并圍繞這一最高目標制定和實施全運會及大運會目標。
在普通高校競技體育強勁發展形勢面前，體育院校事業發展面臨著強有力的市場競爭與挑戰。因此，從體育院校事業發展的需要來看，在加強體育教育、體育科技、體育產業、群眾體育人才培養的同時，體育院校應十分強化其競技體育功能，加強競技體育人才的培養，為提升所在省、市競技體育競爭實力作出貢獻。以爭取地方政府和社會對體育院校辦學的支持，同時瞄準奧運會這一最高目標，強化造就“國字號”高水平運動員的培養和輸送力度，進人國際競技舞臺和競技市場，提高國家投人比重，在認真履行既為地方服務又為國家作貢獻雙重職能的作用下，充分體現體育院校的辦學性質與特色，促進體育院校整個事業的發展。
3、結論
關鍵詞：轉型警察權威弱化重塑
1、警察權威的含義及作用
權威就是憑借社會公認的權勢和威望而形成的對社會的支配力量。警察權威，又稱警察執法權威，則是指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和維護者的警察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執行國家法律、依法進行公務活動時所應體現出的權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所產生效力的綜合反映。
警察權威對社會的作用體現在對社會的控制上，這種控制表現為一種駕馭。首先，為了保證社會在預設的行為框架下活動,社會權威需要建立起強大的控制和管制機構，通過制定規則來保證國家對社會的統攝力。其次，警察憑借威望對社會中的沖突和矛盾進行調節。再次，社會必須建立一種機制對社會成員之間的爭議進行裁決，國家并不允許個人自行正義，而是需要通過法律來對行為做出衡量。[1]最后，因為社會規范只有在對懲罰的擔心超過對獲取不當利益的渴求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遵守，沒有制裁社會規范便不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遵守,因此要通過這種威懾力來制裁違規的現象。
2、社會轉型期警察權威弱化的原因
社會轉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國對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較低，而韓國等一些國家積極展開精英教育來培養警察的后備力量，高度重視警察教育。另外，媒體對警察的負面信息炒作，部分網民對警察情緒化否定，警察在影響力甚巨的網絡媒體中失語或應對不力，給警察權威帶來無形損傷。2、警察與法學地位的不對稱。一些法律條文在制定時并沒有考慮到實踐中的情況，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雖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可是一旦人員拒絕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無法對流浪人員進行管理，社會的秩序相當于還是沒有控制。3、條塊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明確。在公安機關內部，相關職責內容重復，或者單個職責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體制。[2]
（二）法律規范不健全。1、公檢法機關認識上的不統一。在我國法律中，缺少對于警察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條文規定。縱觀我國現有法律，專門用于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單獨法律尚未形成，相關條款散見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法律條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確的，有操作性的規定。為降低違紀風險，警察執法遇不法侵害時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權威受到非理性壓制。3、在依法保障和維護民警正當的執法行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據和工作力度。法律規定都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明確的司法解釋，給打擊和處理此類案件造成困難。由于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將暴力襲警案件當作一般治安案件處理，影響了執法的權威性，從而難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職責。
（三）各種思潮的影響。受西方思想意識的影響，并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長與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公民權利與自由不斷地被強化與彰顯，警察權力在法律上越來越受到限制。
（四）歷史性。1、缺少法制傳統。公眾法律意識的覺醒本是有利于我國社會民主法治的進程，但覺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對法律采取實用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當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時，正是不完善法治環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態的反映。2、制度滯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鏈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傳統，人民缺少一種敬畏感。4、國民素質缺少中立性。人們容易受到社會輿論大方向的引導，無法從中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質差。警察隊伍龐大，然而警察的整體素質卻普遍偏低。大多數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為缺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在執法過程中不依照規范執行任務。2、內部管理理念不正確，缺少專門的應訴機構。我國公安機關應當積極應對出現的投訴的問題，以正面的形象展現在社會公正面前，才能從新樹立起警察的權威。3、裝備差，缺少專用的警用武器。我國在警察配備的投入遠不能超過發達國家，影響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權威重塑的途徑
對于警察權威的重塑途徑的構想，必須考慮到當下警察權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慮這幾個根本性原因的基礎上，應該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恢復和加強警察的權威：1、加強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設3、增強國民素質4、警察的自身建設5、輿論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過完善國家的法律來明確警察的權利，保護警察的權益，以此來樹立警察的威信。我國現在對于“警察”的稱謂過于籠統，這不僅是一種身份上的混淆同時也是一種職責和權限上的不清楚，這就使得對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亂，給人們形成一種警察胡作非為的印象。[4]對于這種現象的杜絕，首先，應該在警察系統內部制定合理的權限分工制度，必要時還可以根據部隊的建設模式，思考警察的種類。將其身份和責任均明確，具體化。這樣就能給人們一種明確和規范的印象，從而消除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清的現象。
在法制建設方面，因為考慮到警察所處的社會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職責，對于其工作任務危險性的考慮應對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護以及救濟的法律條款。而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定的過于籠統化和表面化完全無法達到警察職務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對破壞警察權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在語言上的不明確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對警察人身和權威的保護如同虛設。[5]為了這種權威的樹立，就必須在現實生活中讓人們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職務的嚴肅性。
當然，人們的重視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嚴肅的基礎上的，所以對于警察權威重塑的一條重要和必經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設。警察必須把自己的警務行為與國家的職責和要求聯系起來，只有代表國家行事，才會使自身的行為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才會樹立起警察權威；只有嚴格規范自身的行為才能樹立人們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會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體現出警察的權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創新公安宣傳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進典型，樹立可親、可敬、可信、可學的新時期人民警察光輝形象。要加強警民日常信息溝通，強化突發事件處置中的媒體應對能力，明確回應涉警疑問，堅決駁斥對警察的不實輿論攻擊。要從行政、法律上規范網絡媒體的行為，堅決防止少數網絡媒體為增加點擊率而設置誣蔑性議題，挑撥、操縱、放縱過激言論妖魔化警察，維護警民互信與良性互動，從而強化警察權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權威，則必須獲得國家賦予的權力以及社會的認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學內容的一個基本思想，警察權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作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國家運行和建設的需要，因此，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中均重視起警察權威的塑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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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和市政府高度重視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市第十一次黨代會和最近召開的市十一屆二次全會再次強調指出,要提高重點區域開發建設步伐,加快19個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發揮其在對外開放、招商引資、產業升級中的引領作用,成為帶動區域經濟發展新的增長極。要貫徹落實市委的決策部署,加快富庶美麗文明的現代化國際城市建設,不斷提高大連區域核心地位和龍頭作用,建議從以下五個方面發揮19個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在全域城市化建設中的引領作用:
1、規劃引領
規劃是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的重要依據。要按照統籌城鄉發展的原則,高起點、高標準、高質量地編制本區域發展規劃體系,重點編制人口發展規化、土地利用規劃、產業發展規劃、基礎設施建設規劃、社會事業發展規劃和生態保護規劃,實現區域規劃的全覆蓋。區域規劃要更好地配置本區域空間、土地、水、岸線等資源要素,實現區域內公共服務設施和基礎設施的共建共享,凸顯區域發展特色。如,花園口經濟區,聘請新加坡裕廊國際編制了花園口全域概念性規劃和城市設計規劃,確立建設既適宜產業發展,更要適宜人居的50萬人口城市目標。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以科學、適度超前的規劃理念和規劃藍圖,引領示范其他地區逐步走上全域謀劃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軌道。
2、政策引領
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肩負著推動遼寧沿海經濟帶開發開放、拓展大連城市空間、做大做強大連城市經濟總量、促進大連產業結構調整升級、加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引領大連經濟騰飛的重任。要提高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開發步伐,發揮其在大連全域城市化建設中的示范引領作用,不僅要爭取促進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建設的政策制高點,還要針對全域城市化建設中面臨的突出問題,且立足當前、著眼未來,重點推進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統籌城鄉發展的公共財政體系;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逐步廢除與戶籍相聯系的各種社會福利內容,為不同戶籍身份的人口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推進土地流轉制度改革,對于集體土地征用政策、農村宅基地征收拆遷補償政策的改革,一定要體現農民利益最大化的原則。加大財稅金融制度改革力度,使資金、技術等要素向農村傾斜,采取公共財政支出、低息貸款、發行債券等形式加大對農村道路、水利、住房的投入力度,改善農民的生活條件。以上政策的先行改革,可以為其他行政區提供借鑒。
3、產業引領
產業支撐,是推進城市化最堅實的基礎。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應充分發揮政策優勢、功能優勢、產業優勢,進一步提高對外開放的層次,立足于國際化的先進制造業基地、自由港或自由貿易區等長遠目標,在更高的層面上推進對外開放。提高引進外資的質量,圍繞世界前沿技術,瞄準牽動力強、科技含量大、產品附加值高、產業鏈條長的大項目實施重點招商,著重吸引跨國公司的研發中心、采購中心和投資公司落戶大連。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既是對裝備制造業、石化、造船、電子信息等傳統產業開展升級換代的主戰場,又是開發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節能環保等戰略新興產業的主戰場,也是大力發展現代服務業的主戰場。在農業領域,要大力發展都市型農業,開發集生產、生活、生態于一體的多功能農業。為此,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率先做好產業結構調整這篇大文章,帶動其他地區現代產業的快速發展。
4、民生引領
沿海經濟帶重點園區,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作為制度安排、政策設計和戰略調整的重要依據。逐步擴大財政對“三農”和低收入群體轉移支付項目,提高轉移支付標準,加大轉移支付力度,逐步縮小城鄉和貧富差距。采取稅費減免、社保補貼、小額擔保貸款、就業創業培訓補貼等政策措施促進下崗失業人員、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再就業,激發具有創業意愿和創業能力的各類人員自主創業,營造一種各盡所能、各得其所公正和諧的就業環境和正常的生活秩序。要繼續加大財政用于教育、醫療、衛生、住房和社保資金投入力度,不斷擴大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做好失地失海農民、鎮改街職工參保和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全面提高基本公共服務能力,力爭為其他區域探索出以民生幸福倒逼轉型發展的有效路徑。
關鍵詞：短缺；應對措施；更新思想觀念
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新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近幾年來，在一些發達省市和地區，每年都會出現用工短缺、民工荒等現象。而根據媒體報道，民工荒確實廣泛存在于我國一些經濟較發達地區，并且已經成為制約經濟突破發展的因素。因此，發掘民工荒的原因，積極地應對，是政府和工會等不可推辭的責任。
一、當前企業用工短缺的原因分析
在現實的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導致企業用工短缺原因很多，主要因素有：
一是經濟社會的發展使用工需求不斷擴大。隨著這幾年經濟快速發展，各種所有制的經濟體在數量和規模上不斷擴大，崗位需求量不斷增加，發展到一定程度，勞動力需求大于供給。同時，隨著企業訂單增多，短期內用工需求迅速加大，形成了勞動力短缺的局面。
二是勞動密集型企業多，勞動力需求大。經濟發展過程中，傳統產業所占份額依然較大，尤其是服裝、箱包等產業企業轉型升級步子慢，缺少技術創新，不斷地復制或模仿原來的成功模式，導致對勞動力的需求快速增長，必然出現勞動力供不應求局面。
三是勞動力隊伍結構不合理，技術人員短缺。目前，各類院校甚至技工學校在課目設置、培訓人才過程中，存在與勞動力市場需求脫節的現象，一方面出現研究生、本科生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出現企業招不到技術工人的情況，雖然高校畢業的大學生較多，但部分人期望值較高，吃苦精神不足，所以，個別地區會出現企業不愿招，他們也不愿去，企業用工來源受到制約。特別是有一技之長的藍領職工短缺情況更加嚴重。農民工出來打工大多數是自發的，靠老鄉、親戚在前探路，然后相互傳遞信息，學什么、去哪干、干什么都很盲目，人員流動大，接受技能培訓的機會少，職工素質難提高，隊伍結構不合理。
四是“插忙工”現象加劇了職工隊伍的無序流動。我們在對部分企業的調查中發現了一種新現象，員工炒老板“魷魚”，本地勞動熟練工紛紛“跳槽”，做起了“小時工”、“插忙工”，服裝企業尤為突出。“插忙工”現象日趨增多，直接造成了勞動力的無序競爭和職工隊伍的無序流動。
二、應對“招工難”、“就業難”的對策和建議
更新思想觀念，加快產業轉型升級。引導、指導企業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高企業核心競爭力，要向科學技術含量高、產品附加值高的產業轉型，培育新的經濟支柱產業。
加強就業指導和調控，避免“人才危機”。當前，勞動力資源配置，一靠市場調節，二靠政府調控。要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進一步發展和規范中介組織，進一步發揮勞動力供求的預警和走勢的宏觀引導機制作用，給用工企業和求職者以必要的資訊，使勞動力市場相關各方提前應對和準備，變盲目被動為主動，避免“用工危機”的出現。
搭建多種平臺，保障人力資源合理配置。一是搭建協作平臺，加強與勞動力輸出主要省、區勞務關系協作，與各地職業技術院校掛鉤，建立就業用工培訓基地和大學生實踐基地，拓展交流渠道，保障勞動力資源充分供給；二是搭建職介交流平臺，活躍就業市場。以人力資源市場為核心，通過舉辦定期招聘會、專場招聘會以及日常市場招聘等方式，為用人單位招工和勞動者就業搭建平臺，實行有效流動；三是搭建基層服務平臺，形成服務網絡。加強各鎮（街道）勞動保障管理所和勞動就業聯絡員隊伍建設，進一步完善市、鎮（街道）、村（社區）三級服務網，就近就地收集和崗位信息，開展就業服務。
開展就業培訓，提高技能素質。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廣泛開展職工職業技能培訓，引導職工學習業務、鉆研技術，熟練掌握所從事工作崗位的操作技能和專業知識，成為具備適應崗位要求、適應社會發展要求的知識型復合型高素質專業人才。加強與企業聯系，開展訂單式、套餐式培訓，提高培訓后的就業率；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強化職業技能人才培育，推動職工教育向免費教育發展，尤其要在學生畢業時進行職業技能等級鑒定，提高學生畢業時“雙證”率。
關鍵詞：音樂治療；集體心理治療 ；慢性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
精神分裂癥是精神科的常見疾病，具有病程遷延、反復發作等特點；是一種慢性疾病，在慢性階段往往有不同程度的認知功能損害，人格改變，淡漠退縮，生活自理能力減弱，社會適應不良。藥物治療雖取得長足進步，但對精神功能的全面康復是有限的。促進患者完全康復，減少或杜絕復發，減輕社會和家庭的負擔，是治療的重點[1]。隨著醫學模式轉變為生物-心理-社會模式以來，對精神疾病的治療除了選用抗精神病藥物以外，音樂治療、心理治療等作為精神疾病的一種輔助治療已被臨床廣泛接受，特別對慢性精神疾病患者更適用。
本研究旨在把兩者結合起來對慢性精神分裂癥進行系統的治療，探討其對慢性精神分裂癥整體康復水平的影響。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將2012年12月～2013年5月在本院住院，符合CCMD-3關于精神分裂癥診斷標準的286例患者隨機分成兩組，對其中的143例進行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研究組），另143例為對照組，給予一般的工娛治療。入組標準：①入組病例符合CCMD-3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病程>5年，住院2次以上；②年齡27～64歲；③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④排除軀體及腦器質性疾病，無酒精及藥物依賴。⑤知情同意。入組病例的臨床特征為急性癥狀控制，病情穩定，精神癥狀以陰性為主，現實檢驗能力較好，BPRS0.05）。
1.2 方法
1.2.1 藥物 研究組和對照組在觀察期內精神科藥物不變。對照組進行常規的精神科治療護理。研究組在對照組治療基礎上合并輔以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
1.2.2 音樂 音樂治療采取主動音樂治療、被動音樂治療等不同形式。治療時間1h/d，5d/w，1個月為1療程，共6個療程。主動音樂治療方法鼓勵患者主動參與治療，提高患者的主動性，讓患者增強自信心等；被動音樂治療中，讓患者聽一些具有輕松、活潑、歡快、節奏感強的樂曲或歌曲，如民樂、輕音樂、世界名曲等。參與式可多種多樣，讓患者通過歌唱、舞蹈、演奏等活動來調節情緒以及使行為得到改善，充分激發和調動患者潛在的能力。
1.2.2 集體心理治療方法 內容和步驟：①相識與認識，通過互相認識，形成團體；了解幻覺妄想等常見精神癥狀，促進自知力的恢復；②你問我答，針對患者關心的疾病知識進行宣教，讓其了解藥物不良反應及處理方法，強調堅持服藥的重要性，增強依從性；③情緒風向，讓患者宣泄情緒，了解和辨別情緒，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情緒，懂得在何種情況下向何人求助，學習情緒的調節方法；④溝通：知道溝通需要理解信任別人，體會溝通中語言的重要性；學習聆聽與表達，認識到溝通對疾病的恢復及生活工作的重要性；⑤了解自我：知道角色的多重性，接受患者的角色，接納自我，調整自我，明確自己的責任和義務；知道疾病的恢復及上學、工作需要合作；知道如何與醫生、家人的合作治療；⑥發現和發掘自身的優點增強自信心，通過學習勵志任務讓患者更有信心主動參與治療，主動照顧好自己，主動為回歸社會做努力。最后通過分享團體的收獲，處理分離情緒，強調重點，結束心理治療。
1.3療效評定 采用陽性和陰性癥狀量表（PANSS）、日常生活能力量表（ADL）、社會功能缺陷篩選量表（SDSS）、護士用住院患者觀察量表（NOSIE）進行評定。由經過培訓的精神科醫師、護士進行量表的評定，其一致性檢驗Kappa值達0.86以上。于入組時和第6個月末，進行量表評定。全部病例均完成6個月治療觀察。
1.3 統計處理 所有資料數據在SPSS 16.0統計軟件中進行統計學分析。數據采用t檢驗等方法進行分析。
2 結果
兩組治療前后PANSS、ADL、SDSS、NOSIE評分比較，見表1。入組時兩組間PANSS、ADL、SDSS、NOSIE評分比較，差異無顯著性。經過為期6個月的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治療，研究組的各種量表評分在第6個月末均優于對照組（P
由表1顯示，經半年的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兩組PANSS、ADL、SDSS、NOSIE評分均低于治療前，以研究組優于對照組；研究組PANSS、ADL、SDSS、NOSIE治療前后評分的差值大于對照組的前后差值，均具有統計學意義（P
3 討論
音樂治療可以緩解患者的焦慮抑郁情緒，對下丘腦、腦干網狀結構及邊緣系統等產生影響，音樂治療還能調節大腦左右半球，因此音樂治療能改善大腦皮層的功能和患者的情緒，有利于患者精神康復[2，3]。
精神分裂癥是患病率較高的慢性難治性疾病，也是造成精神殘疾的重要原因之一，其病因尚未闡明，起病與病前個性特征及社會心理因素密切相關。慢性精神分裂癥患者病程較長，因各種原因需長期住院[4]，雖然患者的精神癥狀基本消失，對自身的現實狀況及周圍環境有了一定的認識和分析能力[5]。但因生活于封閉的環境中，在許多方面如社會能力、社會興趣、個人衛生、自理能力等都存在著嚴重缺陷，表現為淡漠退縮等陰性癥狀加重，原有的社會功能喪失，生活質量日益下降。因此，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社會生活質量已經引起家庭和社會的廣泛關注，為提高精神分裂癥患者的生活質量，延緩精神病患者的衰退而開展康復治療意義很大。抗精神病藥物可有效控制絕大多數患者的精神病性癥狀，但對慢性精神分裂癥社會功能缺損、精神殘疾等癥狀無明顯的效果。單純的工娛治療，對患者的全面康復仍是有限的[6，7]。
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人們越來越重視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在精神疾病康復過程中的作用。音樂通過物理和生理的作用對大腦邊緣系統和腦干結構等產生直接影響[8]，歡快的音樂旋律能刺激思維、振奮精神，對周圍事物的興趣增強，刺激中樞神經系統，改善大腦皮層的功能，患者的應急能力得到提高，原有的健康能力得以發揮[9]。集體心理治療可打破了被動的社會隔離狀態，幫助患者樹立了信心，獲得了自我護理和自我管理能力，產生愉，轉移對病態體驗的注意力，從而使精神癥狀減輕[10]。
本研究結果表明，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后患者的社會功能缺陷程度明顯降低。治療組與對照組在治療后6個月各量表評分比較均有非常顯著性差異，說明音樂治療和集體心理治療能有效地減輕患者的心理障礙，提高社會適應能力，對其回歸社會將有積極意義，是一種有效、可行的慢性精神分裂癥的重要康復措施，值得臨床工作中進一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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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來看，在中國長期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中，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在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農業作為主要的經濟結構起到了支撐的作用，同時，商業和手工業也占有一定的比例，但是商業特點并不明顯，手工業占比也比較小。而隨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以及商業規模和手工業占比不斷擴大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朝著資本主義的方向開始發展，并且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2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特點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
基于對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以農業為主，對農業經濟給予了高度的關注，并且將主要的社會資源和經濟要素都用來發展農業，這不但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發展形勢有關系，與當時的社會生產力有著直接的關系。因此，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在整個產業結構中，農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高。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特點不明顯
由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結構，對商業的關注較少，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出現了抑制商業發展的趨勢，使得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的商業特點不夠明顯，商業屬性不夠突出，在較長的一段時間內，商業的規模以及商業的發展形勢都受到了較大的影響。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商業的所占比重相對較少。
3.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手工業占比較小
在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中，手工業是一種獨特的經濟形式，但是由于中國在封建社會中沒有與西方的工業革命相結合，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中手工業的比例相對較少，手工業的產值也比較少，手工業僅僅作為商業的一個分支得到了一定的發展。手工業占比較小成為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另一個特點。
3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
1.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經濟基礎
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明清時期進入了鼎盛，其中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有效地推動了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使當時的社會經濟具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經濟基礎，也有效地解決了資本主義萌芽過程中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經濟基礎問題。因此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
2.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遇到了瓶頸
與此同時，商業規模的不斷擴大，使得原有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瓶頸，如果還是一味的抑制商業發展，那么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將會崩潰，在這一瓶頸面前，商業規模的擴大使得資本主義這一新的經濟形勢開始了有效的發展，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狀態。
3.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工業基礎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的手工業產業規模也得到了不斷的擴大，在明清時期手工業開始快速發展，并立足于西方的工業革命，中國的輕工業開始了緩慢的發展，這一狀態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良好的工業基礎，使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有可能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所以，在資本主義萌芽中，手工業產業規模的擴大是十分重要的因素。
4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1.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式的追求
在長期以來的封建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農耕經濟的發展思路是主要的社會經濟結構基礎，而在明清時期農耕經濟發展思路開始了一定的轉變，對于商業的重視以及輕工業的發展，都成為了新經濟形勢的一種重要探索，因此，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勢必形成了對新的經濟形勢的追求，使得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進入了理想的狀態。
2.農業與商業并重的發展思想，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
隨著商業規模的擴大，以及商業經濟思想的不斷發展，商業結構和商業經濟形勢改變了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得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開始了有效的經濟結構調整，為適應商業與工業的發展作出了妥協，而這些發展基礎都成為了誕生資本主義萌芽的重要標志。所以，農耕經濟發展思路的轉變，成為了追求新的經濟形式的重要基礎。
3.對工業的全新認識，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
受到西方第一次工業革命的影響，中國封建社會經濟開始對工業有了全新的認識，在這一基礎上，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獲得了有力的推動和支持，并且得到了輕工業的有力支持，從明清時期的輕工業發展來看，特別是晚清時代，輕工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規模和雛形，對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形成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5 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
1.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發展到了盡頭，必然會出現新的經濟形式
從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發展來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不斷的發展中，已經逐漸的走到了盡頭，特別是在清朝末期，資本主義萌芽已經成為了取代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重要經濟形式，之所以出現資本主義萌芽，主要原因是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發展過程中已經無以為繼，只有出現新的經濟形式，才能夠推動社會經濟的有效發展。
2.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在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中，誕生了資本主義
從明清時期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來看，在每一次突破發展瓶頸的嘗試過程中，都對資本主義這種經濟形式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且在當時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各項生產要素也決定了只有進入資本主義發展時期，才能夠實現資源的合理配套，進而提高經濟的發展質量，因此，資本主義的誕生主要得益于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對發展瓶頸的突破。
3.中國社會經濟總量的提高，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取代封建經濟的現象
中國社會經濟在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狀態下得到了長期持續的發展，使得中國社會經濟總量不斷地提高和累加，在發展速度和經濟總量上都達到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基礎，并且由于中國社會的深刻變革以及封建王朝的結束，資本主義勢必成為取代封建經濟的重要手段，對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
6 結論
通過本文的分析可知，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對資本主義萌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其中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不但為資本主義萌芽奠定了基礎，還推動了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最后，中國社會封建社會經濟結構使資本主義萌芽成為了必然的發展趨勢，因此，正確了解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特點，掌握對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影響，對于中國封建社會經濟結構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SES測量的研究起步較早,但研究成果在2000年以前遠少于針對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對社會分層本質概念的清晰認識[3].中國的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老年人經濟狀況的不穩定導致其始終處于健康不平等的劣勢地位。社會經濟地位是老年人生命質量的決定因素之一[4],并影響到老年人衛生服務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因此,研究SES與老年人健康的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國外有關SES與健康關系的研究成果較多,但專門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少之又少且多是非系統化的。本文將致力于回顧、總結和反思關于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的相關研究成果,希望通過系統的文獻回顧,厘清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的測量方法、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研究進展。
1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測量的方法
國內外相關研究中提到的SES的測量方法大致有以下幾種:搜集單個或多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教育、收入、職業等)的資料,分別分析其與各健康指標之間的關系;構建回歸方程得出綜合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數;采用降維分析將多個因素合成為一個復合的指標。
Oakes等[5]認為,SES測量存在的潛在問題有:SES的定義還未達成共識;缺乏對構建社會經濟地位測量措施好的理論運用。國內外研究中使用最多的測量老年人SES的方法是測量單個或多個社會經濟地位指標。
1.1單個或多個SES測量指標的選擇
早期的SES測量以單個指標為主[6],通常單獨測量收入、職業或教育3個指標中的任意一個。教育曾被認為是最適合的指標,因為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個人的職業和收入[7].單一指標收集數據和分析較為容易,但并不能反映社會經濟地位的全部,因此在后來的研究中開始使用多個指標進行測量。
21世紀初,Grundy和Holt[8]發現測量老年人SES可以有7個指標:教育、收入、職業、住房所有權、家庭資源、湯森剝削指數(通過調查無力支付某些日常生活用品的情況來區分調查對象的經濟狀況)、有無私家車,這些指標既可以單獨使用也可以綜合使用。
老年人因退休或生病喪失勞動力,收入和職業地位失去作用,因此依靠教育和財富等指標衡量老年人的SES更符合實際[9].國外有研究發現,對于退休老年人,財富指標比收入指標靈敏性更好;富裕的人群更容易接觸到牙醫等特殊醫療服務,財富能夠更精確地衡量人群在衛生服務利用上的社會經濟差異[10].老年人口的財富主要集中在家庭所擁有的財富上,包括退休金、養老保險以及房屋產權、農村土地使用權、家庭所擁有的大件物品數量等。在發展中國家的幾項實證研究中,采用了除傳統3大指標外的其他指標,如銀行存款、家庭奢侈品的數量、是否 可 以 領 養 老 金、城 鄉 居 住 地 等[11].Zimmer等[12]發現,在發展中國家,銀行存款的多少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最大;但也有研究者認為消費指標比收入指標更適合發展中國家的老年人[13].
1.2 SES綜合測量方法
馬玉霞[14]認為,國外提出的SES測量方法和量表,并不完全適合中國,她認為李春玲[15]教授提出的SES測量方法是我國迄今為止關于SES測量的最全 面 的 研 究。李 春 玲[15]教 授 改 進 了Blau和Duncan的SES測量公式。
Duncan[16]設計的計算社會經濟地位指數的方法實際上是利用職業聲望測量各職業的聲望得分(因變量)和相應職業的平均收入與教育水平(自變量),構建回歸方程,求出收入和教育對職業聲望的回歸系數(權重),然后用這一方程求出所 有職業的 聲望得分。李春玲[15]將測量SES的回歸方程進行了改進,加入了更多的因素(如權力因素、部門因素和社會歧視因素),使其解釋力更高。齊良書[17]構建過一個針對成年人SES與健康狀況的回歸方程,他以一系列健康指標作為因變量,自變量為社會經濟地位各指標和一組控制變量(年齡和性別等)以及不可觀察的個人特征和隨機誤差。建立回歸方程的優點是能夠綜合反映人群的社會經濟地位,缺點是缺乏實際含義。構建一個好的回歸方程存在一定困難:一是指標的合理選擇;二是如何處理各指標之間可能存在的共線性[18].
國際上的另一種綜合測量途徑是采用降維分析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對多個變量進行合成,形成一個或幾個復合變量來反映社會經濟地位。降維方法的思想就是將多個影響因素合成幾個主要的因素進行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構建復合指標要盡可能多地考慮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因素。這種方法的優點在于能夠比較全面地研究與社會經濟地位有關的因素,但國內外均沒有在老年人群的研究中使用過。 2 SES與老年人健康狀況的關系
2.1 SES與老年人整體健康狀況
國外的研究發現,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狀況呈“梯度”特征:低SES者較高SES者健康狀況差[19],且SES對健康的影響在老年人中依然存在,并影響老年人的各個方面,如自評健康狀況、日常活動能力,以及患病情況等。一項在拉美7個城市的研究表明,受過高等教育者傾向于更好的健康自評,存在較少的軀體功能障礙[20].
Wong等[21]認為,在墨西哥,教育、收入、財富與中老年人的健康自評有顯著的正相關聯系。其他在亞洲國家開展的為數不多的研究 中 也 得 出 相 似 的 結 論[22-23].珞 琪 等[24]認 為SES對老年人健康的影響是復雜的:收入對老年人的3個健康指標均有正效應;教育與客觀健康呈正相關,與自評健康呈負相關,對主觀幸福度影響不顯著,SES通過自理能力對老年人健康產生影響。公共衛生領域的學者們很早便認識到,低SES老年人群獲得的教
育水平低,營養狀況、生活住房條件及醫療保健條件較差,相應的健康狀況也較差。這個“梯度”變化從整體上反映了SES與老年人健康狀況的關系。而韓廣勤[25]則發現,這個“梯度差異模式”在中國上海遭遇了挑戰,高SES并不一定會給老年人帶來好的健康狀況,因此這個“梯度模式”的普適性仍然值得探討。 2.2 SES與老年人常見疾病
老年人是慢性病的高發群體。有資料顯示,中國60歲以上的老年人平均患有2~3種慢性疾病[26].老年人的生理特點導致其容易患上各種慢性病,而且他們在這些疾病的發病率和治療及康復方面均存在社會經濟差異。西方研究一致認為,SES越高,慢性病的患病率越低;但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研究表明,高的SES并不一定帶來低的慢性病患病率。出現這種差異的原因可能在于自報慢性病的準確性存在問題。一項在歐洲國家進行的關于老年人由SES引起的疾病發病率差異的研究表明,由教育和收入造成的發病率差異是明顯存在的,而且存在性別差異,男性的差異要高于女性[27].
老年人面臨著更大的癌癥威脅,據我國2012年腫瘤登記報告顯示,我國60歲以上人群的癌癥發病率超過1%,癌癥死亡率占全部死亡率的63%以上[28].美國學者Harold等[29]認為,社會經濟狀況的差別是決定癌癥發病率、死亡率和存活率的主要因素,社會經濟狀況較差的人存活率也較低,在腫瘤分期和治療效果上也存在差異。
SES對老年人自理能力的影響通過慢性病傳遞“間接效應”[25].周律[30]認為,SES與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喪失率存在著巨大的關聯。許多研究表明,慢性病傷是日常生活自理能力(activities ofdaily life,簡稱ADL)較差的重要原因,而社會經濟地位是維持老年人ADL決定因素的上游原因。老年人的社會經濟地位每下一個梯度,ADL的發生率就會增加。
2.3 SES與老年人健康相關行為
社會經濟因素以生活方式為中介來影響人們的健康,如是否吸煙、喝酒、運動等。通常高SES人群健康需求高,形成健康行為的動機強,也有能力支付獲得健康行為的社會資本。這在老年人群中同樣適用。
Hatice認為,低SES增加了老年人不健康飲食的風險,并造成其對健康認知的缺乏,對于女性老年人來說,低SES和低教育水平成為吸煙的保護因素,但卻導致她們缺乏肢體活動。韓國的一項研究也發現,低SES使老年人產生不健康的行為并導致較差的健康狀況[32].可見無論是在健康認知還是在行為上,SES對老年人的影響都是顯著的。
2.4 SES與老年人衛生服務利用
衛生服務利用是影響老年人健康的關鍵因素,而社會經濟因素也是衛生服務利用的決定因素之一。衛生服務利用通常更多地集中在高收入人群。
胡宏偉等[33]認為,在控制了健康因素后,城鄉差異、退休前的職位以及是否參加社會保障等社會經濟因素對老年人衛生服務需求中的住院服務有顯著影響,社會經濟條件較好的老年人能更好地利用住院等衛生服務。許多研究表明,低SES的老年人其衛生服務可及性較差;但是這些研究大部分都是宏觀地廣泛地研究一般的衛生服務利用。英國有研究發現,較富裕的老年人與較貧窮的老年人相比,在初級衛生服務的使用上差異很小,與經濟地位無關;主要的差異是在特殊的醫療服務使用上。在特殊醫療服務的使用上,比如X光檢查、動脈瘤篩查、疫苗接種、眼睛檢查、牙醫服務等,低SES的老年人群明顯存在劣勢[34].
Zhang等[35]則認為,低SES的老年人使用醫療服務產品的機會更多,因為這類人群容易養成不健康的衛生行為,同時也說明這部分人群使用預防服務和疾病篩查較少。因此,學者需要關注SES與老年人大病住院、(文秘站:)特殊醫療服務、疾病預防服務利用之間的關系。
3結論與展望
SES對老年人的健康起著很大的決定作用,研究老年人SES與健康關系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但目前這個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很多的不足。首先,老年人SES測量指標的選擇沒有固定的標準,許多在發達國家研究中所常用的指標并不適用于發展中國家;其次,目前尚缺乏大量的實證研究用于探索一個適用于老年人SES的度量方法;第三,老年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關系的“梯度模式”的普適性仍然值得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