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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警務的概念
警務，英文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為。“警務”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警察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的事務。”英文中“Police”可以作為名詞或動詞使用。在它作動詞時，意為警察行為，如警察控制、維護等。“Policing”則指全部警察行為的總和，譯為警察工作。中國臺灣地區常譯為“警政”，而大陸則習慣譯為“警務”。我們把有關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職能之全部職務活動，也就是中國俗稱的“警察（公安）業務工作”，稱為“警務”。【1】
（一）傳統意義上的警務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國警學專家約翰?安德遜在《自由警務論》中對“警務”概念做了狹義與廣義之分。他認為：“狹義警務即指警察隊伍所干的事情；而廣義警務則指由社會各個部門所實施的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行為。”國內學者認為：狹義的警務指警察實施的行為，廣義的警務指全社會實施的維護治安、打擊犯罪的行為。 【2】
傳統意義上的警務即為狹義上的警務，認為警務即為警察行為的總和。這種觀點單純從行為的主體出發去定義“警務”的概念，即一行為是否為警務僅僅只是看其是否為警察的行為。顯然，這種觀念有明顯的局限性。當人們為了尋求安全的社會環境而組成國家授予政府權力后，政府所實施的一切維護社會秩序的行為都是現代意義上的“警務”。而警察則產生于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后，所以，現代意義上“警務”的產生先于現代意義上的警察。
傳統意義上的狹義警務的定義僅僅從主體出發，尤其明顯的局限性。傳統意義上廣義警務的定義雖然突出了警務的目的功能，但也沒有完全脫離以主體為標準。從警務產生的淵源不難看出，警務是維護社會秩序、滿足人類安全需求這一功能性目的產物。所以，對警務的定義應以其功能性目的為標準。在《美國警務熱點問題研究》一書中，警務概念被解釋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務，既包括傳統的執法反應，如刑事調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區整體生活質量的預防犯罪活動。【3】
（二）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的警務概念
多元警務是指多種主體共同參與的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務的興起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產物，是現代社會警務工作進化的趨勢。多元警務的興起有其時代必然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科技的發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圍內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而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社會分工也日趨精細科學，社會各部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協作、協同日益成為整個社會前進的推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會對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單一的標準。
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概念該如何定義，國內學者郭太生教授對國外有關警務的概念進行了歸納，指出，警務是廣義的、分層次的：第一是作為法律規范過程的警務；第二是作為警察工作的警務；第三是作為以提供安全、維護秩序、控制社會、維護和平、預防犯罪為核心的警務；第四是作為提供安全的警務；第五是作為治理的警務。【4】可以看出，多元警務下警務應該是一個綜合體的概念。它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從主體層面界定的警務概念，而是為全社會提供安全服務、供給秩序產品的一切行為的綜合體。
與傳統的警務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概念，更多的著眼于對社會安全需求的供給上。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某一特定主體的行為，而是為了滿足社會多元化安全需求這一目的，多個主體所實施的行為的總和。簡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我們應從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務這一功能性目的出發去定義警務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的概念是一個功能導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為新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于多元化警務的需求。
二、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社會治安治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多元警務的興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于普通人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區警務、微博警務等相對專業化的名詞。多元警務是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產物，警務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歷史大的發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社會治安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多元警務興起的社會環境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爆炸性發展，信息時代的魅力愈加彰顯無遺。上世紀末我們還沉浸于互聯網科技所帶來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嘆于科技對生活的改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動互聯網已然快要取代傳統互聯網生態，全方位的滲透和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樣一個變革迅速的時代，人們對于安全的需求是亙古不變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務便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應時而生。
1.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結構總的變化趨勢是一元化轉向多元化、由集中型變為松散型。改革開放以前，個人食物的供給、住房教育資源的分配、醫療服務的提供等等，都依賴于個人所依附集體的提供。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開始有能力拜托集體的束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少數人的成功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嘗試脫離集體，投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革。在此過程中，市場作為資源分配的基礎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觀調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譬如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很多巨無霸量級的國企進行了破產重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脫離了原集體組成了市場經濟下的新的細胞。社會組織結構也日益呈多元化發展。
2.人口組成分布的變化。人口組成上的主要特點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點是人口流動性極大。長期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少出生四億人，也使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來，中華大地上出現了歷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遷徙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動。東南沿海的率先開放吸引了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入駐，隨之而來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務工人群。這些遠道而來的務工者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現在我們依然要感謝他們對中國經濟起飛所做出的貢獻。務工潮的出現是的現階段中國人口的特點之一就是流動性極大，過去政府對于人口流動強大的控制力已不復存在。
3.國退民進，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企業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比重顯著降低。所以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退民進是大趨勢。國進民退所帶來的影響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直接控制著全社會的生產生活的安排，通過各種供給制度嚴格限制著個人的活動范圍。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應該回歸于它的角色，而不是過度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以及對于公民活動的控制。
（二）社會治安治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多元化警務是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產生的，產生的因素包括社會環境的復雜化、人們對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會的大變革預示著政府提供的單一化警務服務已不能滿足社會的全部需求，社會治安治理的主體不能再僅限于警察等公務人員，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水治安維護的時機已經到來。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社會治安治理面臨著與以往不同的局面。總的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
1.社會參與度增加，綜合管理的難度加大。多元警務背景下突出的特點是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會力量的參與，在維護社會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導向下有很多益處。但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如果社會力量在參與維護社會治安的過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該怎么處理？當然，在民法通則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諸如“緊急避險”等理論進行解決。但在預防為主的理念下，我們該如何防范這種情況的發生呢？只有規范對相關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幾年社會上興起的私家偵探。不可否認，在訴訟爆炸的今天，私家偵探在幫助公民搜集證據、贏得訴訟上相對于公權力部門有很大的便利。但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又會發生侵犯公民隱私權等違法問題。規范對相關社會力量的管理，引導其依法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負面的影響。
2.多元警務下社會參與主體的合法性問題。在多元警務背景下，社會參與度增加，維護社會治安的主體隨之多元化，主體的合法性問題就產生了。在公職人員作為單一主體維護社會治安時，其具有法律法規所賦予的相關職權，主體的合法性問題無需探討。但是在多元警務背景下，參與維護社會治安治理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警察等公職人員，那么其他主體在行使相關權利時的合法性就使人產生質疑了。
以保安服務行業為例。保安服務業在當下發展十分迅猛，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與保安有接觸。但是我國當前并沒有專門的保安法，只有國務院頒布的作為行政法規的額《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對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根據《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保安員應當及時制止發生在服務區域內的違法犯罪行為，對制止無效的違法犯罪行為應當立即報警，同時采取措施保護現場。但同樣是上述條例帶三十條規定：保安員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體或者侮辱、毆打他人。也就是說，保安在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時，他在法律上并沒有特殊的主體地位，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在從事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工作。在發生糾紛時，他不能援引法律條文中適用于特殊主體的相關條文維護自身的權益。這顯然是不合理的，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構建合理的規章制度，保障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中的相關社會力量的權益。
三、現有警務模式及社會治安治理路徑的創新
（一）現有警務模式
1.國內關于警務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為核心，圍繞“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該干什么”“警察該怎么干”等問題進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為導向來定義警務模式。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說法：以警務活動的領域為標準分為社區警務模式、微博警務模式、單位警務模式；以警務手段定義為標準分為情報主導警務模式、電子警務模式、信息警務模式；以警務理念界定為標準分為民生警務模式、合作警務模式、贊同式警務模式。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警務模式是具體的行為方式與內在附著的警務理念與目標動機的統一體。
2.國外關于警務模式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國外學者的研究中，按照主體劃分的警務模式包括：
（1）公共警務，即“public policing”。公共警務以警察為主體，以法律為依據行使權力，其工作范圍是維護公共安全與公共秩序，具有較強的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它主要通過解決爭端、管制交通、打擊犯罪以及承擔一系列其他任務發揮作用，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主要體現為控制。
（2）私人警務，即“private policing”。一般認為，私人警務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務機構為主體，如保安、社區援助官，以法規或警察的授權為行使權力的依據，以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務及進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圍是特定安全與秩序的維護，主要通過巡邏監視、報警和監控來發揮作用。鮑登認為，“在英國，私人警務形成了公共警務本身的最初核心”。萊斯?約翰斯頓則認為，現代警務從來就沒有被公共部門所壟斷，并且在結構劇烈轉變的時候，公共警務與私人警務之間的平衡也許要重新考慮。所以，“任何對于當代警務工作的嚴謹分析研究都應該集中在整體的多樣性之上”。
（3）混合警務，即“hybrid policing”。胡根布姆認為，混合警務包括刑事司法系統之外的不同社會控制機構之間各種形式的合作（1991）。萊斯?約翰斯頓認為，混合警務“由部門身份不清的組織承擔”，如保衛市政安全或單方街頭巡邏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員團體。其中有兩種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兩大領域均有立足點的某些組織機構，比如提供調查服務的公共機構（如郵政調查處）；二是有些公共警務組織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們在“公共場所”進行常規部署的影響（如原子能機構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機構，然而它們對之負責的公眾是狹義的）。【5】
（4）自我警務，即“self policing”。萊斯?約翰斯頓認為，自我警務是個人和團體在政府沒有認可和支持的情況下參與的治安維持活動，是一種“公民自治”的體現。雖然難以提供具體數字證明，但還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組織的維持治安活動日漸重要。這種警務容易走向極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導也可以承擔一些基礎性的治安維持工作。
（二）社會治安治理路徑的創新
建國以來，我國社會治安治理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經驗的積累，逐漸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針和指導原則。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公安司法機關的職能作用，廣泛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協調一致、齊抓共管，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種手段，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人員，逐步限制、消除產生違法犯罪的土壤和條件，建立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秩序，保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保護人民安居樂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原則是：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誰主管，誰負責；屬地管理。【6】
我國現有的社會治安治理的指導方針和原則是經過長時間經驗教訓的積累總結出來的，無疑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合理的理論。但是信息時代下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不能一成不變的簡單重復已有的理論，我們仍然要繼續完善現有的警務模式，創新社會治安治理的路徑。惡性案件、群體性事件甚至恐怖襲擊事件的接連發生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創新社會治安治理路徑已經刻不容緩。
1.社區警務。社區警務是在政府倡導和警方積極參與及指導下，充分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以調查、發現和解決社區治安問題為導向，以預防減少社區犯罪為根本目標，不斷增強公眾安全感，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的治安戰略思想及戰術方法。社區警務為使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落實到社區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基層平臺和可操作的基本單位，是社會治安資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礎工程。社區警務既是一種新型的警務理念，又是一種新型的警務戰略，同時還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務工作方法等。【7】
社區警務是六七十年代興起于歐美發達國家的警務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國的一種主流的警務研究歷年和警務改革探討的方向。社區警務以其先進的理念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他們認為社區警務能夠深度發掘社區力量參與到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中來，有著以往各種警務模式不可比擬的優勢。第一，社區警務可以深入到公眾日常生活之中，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并傳送違法犯罪的信息線索，對于違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強。第二，社區警務在控制假釋緩刑人員及有犯罪記錄人員方面的效果強于以往警務模式，對于吸毒販毒等違法犯罪行為也頗具威懾。
2.危機警務。危機是一種嚴重威脅社會生態系統基本結構和基本價值規范的突發性緊急事態。在這種事態中，決策者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極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關鍵性決策，才能防止事態繼續嚴重惡化。危機管理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通過建立危機應對機制，制定危機應急預案，并在危機發生時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機，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一種特殊狀態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動。危機警務則是政府在危機管理中正確運用警察力量、發揮警察治安職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確定警察部門參與危機處理的職責、任務和權限，明確警察部門在政府危機管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制定和實施警察部門參與危機管理的戰略原則及戰術方法等。與警察部門履行維護社會治安和預防控制刑事犯罪職能的常規警務相對而言，危機警務是警察部門在危機狀態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執法職能的非常規警務，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強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趨勢加快和國內“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新時期，由于自然因素、人為事故及各種社會矛盾所引發的危機事件頻繁發生，已經成為影響當代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秩序的重要社會現象。例如各地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以及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組織所實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實施危機管理已經成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項重要職能。其中，以在危機應對中正確運用警察力量、發揮警察治安職能為核心的危機警務，對于政府有效實施危機管理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職能作用。無論是自然災害危機，還是社會性危機，其危機狀態下國家安全的保護和治安秩序的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和國家財產的緊急救助與保護，以及對那些趁火打劫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者的嚴厲打擊等，都既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強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門的法定職責。
【關鍵詞】社會組織；政府治理；路徑分析
一、社會組織在地方政府治理中的功能
（一）社會組織為社會政府治理的有效性提供了良好的方式
在我國，社會組織的成長和發展是經歷了曲折的過程，公民社會或市民社會發育不全，但是在黨的十和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社會組織的引來發展新的契機，社會組織協商就被明確提到，為理清社會組織角色提供了新的思路。社會組織的角色扮演主要就是在社會協商過程中得以進行的，只有社會組織真正執行好社會協商的功能，才能在社會治理中發揮組織優勢，彌補政府治理失靈，提高治理績效。
（二）社會組織協商構建了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協作的橋梁
地方政府是基層治理中最為重要的治理主體，承擔了巨大的公共服務和公共管理職能，但是反觀治理實踐，政府治理效果并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人們對政府的合法性和公共性存疑，出現了政府治理失靈。政府只是眾多組織中的一種形式，在社會問題出現了巨大的變化之后，政府的執行模式和治理路徑需要吸納其他非政府組織參與治理，改善社會組織協商的渠道，為社會組織協作治理以實現治理目標。
（三）社會組織參與治理促使政府職能加快轉型
政府職能沒有較好地履行好自身的職責，即是說在政府應該做什么方面沒有清楚界定，政府與其他組織的邊界模糊不清，而社會組織的參與就是有助于解決社會沖突問題的。在轉型期政府治理中應該就社會問題的性質采取針對性的措施，更多是結合各種組織之優勢，相互促進，以協商的方式或者邏輯解決問題。
二、社會組織實現有效社會治理的路徑
（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路徑相結合
組織實現治理的路徑依賴是根據組織溝通的結果。“自上而下”的路徑指的是政府職能轉移，而社會組織承接職能；“自下而上”路徑則強調的是政府向社會組織購買公共服務，收集民情等，這涉及公民、社會組織和政府三大主體，以社會組織為公民服務為核心，大量公共事務交由社會組織解決或政府與社會組織協同解決，而政府重點工作應在于監管。
（二）社會組織與地方政府協作治理
社會組織的協商主體是各類社會組織，主要有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的基金會、社會團體和民辦非企業，由于在社會治理過程中，社會組織的能力和組織明顯沒有政府組織較強，所以要發揮社會協商的效果，除了政府吸納社會組織以外，社會組織自身也需要主動參與政府治理，實行協作性治理。
三、積極培育社會組織，推進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
（一）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規，為社會組織的發展提供制度供給
我國社會組織為什么沒有西方發達國家發展迅速和有能力，并不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對社會組織沒有需求，而主要是其遇到制度供給缺失，同時束縛社會協商治理機制的實施。因此，社會組織的發展需要一個制度化的環境，以提供其合法性基礎，得到法律和相關機制的支持。
（二）積極培育社會組織孵化基地，提升社會組織的能力
建設和發展社會組織孵化基地是促進社會組織參與政府治理的有效平臺和基礎。因為在我國社會組織發展薄弱，社會需求和治理要求的情況下，只有政府通過人財物等支持以建設孵化基地而培育社會組織，才能把社會組織的優勢體現出來。在“強孵化基地建設―培育社會組織―提高參與治理能力”循環中，協商治理機制才具有實質性的效益。
（三）重構社會組織內部結構，增強內生性治理
組織內部治理結構是否合理對參與政府治理是有極大的影響力。要增強外部協商的能動性，需要加強內部的結構調整，使其適應社會發展所需，也就說內部治理結構是有秩序的，使組織制度更具彈性，調適性較高，對外部環境的變動有回應性。
（四）社會組織參與政府治理，實現協商治理績效
協商是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形式，是我國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同時提出協商概念是符合現階段我國治理需求的，意味著實現治理績效是一種協商的結果，而不是單一主體強力推行的結果，因此社會組織參與地方政府治理會有助于實踐協商治理機制，并探索出一條適合我國政府治理的新路徑。
四、總結與評論
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是一項系統性的工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能夠保障治理的有效性，鞏固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使政府更多注重公共精神。在治理譜系中，社會組織在政府治理中的功能影響著政府治理方式和機制的轉變，從較多采用行政和法律手段轉變為以平等的身份而協商治理，實現組織目標。
地方政府治理目的在于回應社會問題，保持社會穩定，保護公民權利，促進社會和諧的一種有效方式。它的實踐效果仍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探索和創新，以形成有益的治理經驗和技術。同時，社會組織協商是協商治理機制一種形式，是能夠從微觀層面處置問題或矛盾的不可缺少的途徑，國家治理的現代化需要社會組織參與治理，因此充分發揮社會組織與政府治理的各自優勢，揚長避短，推動政府治理現代化，以實現社會治理績效。
參考文獻
[1]高勇.參與行為與政府信任的關系模式研究[J].社會學研究，2014，（5）.
作者簡介
楊成來（1992-），男，土家族，貴州銅仁人，貴州財經大學公管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行政與地方政府管理。
關鍵詞：道德治理；價值取向；和諧善治；價值實施
中圖分類號：C41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8268（2017）01-0017-07
當代中國社會轉型是一個傳統性消解、現代性生成的過程，其間伴隨著新舊交替、傳統與現代并存、中西文化交融和各種價值觀碰撞，進而產生出新價值觀的過程。在這一價值背景下，有可能會導致價值生態失衡，引發信仰危機和價值理想失落，進而造成社會道德的紊亂與失調。“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需要有鮮明的社會價值導向，以此引領和保證全體人民有共同的道德遵循，整個社會有穩定的內在秩序。”因此，需要通過社會道德治理將社會的正價值取向融入其中，以便營造出有利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和諧善治的社會氛圍。
一、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黨的十報告明確要求“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社會心態”，而良好的社會心態需要有正確的社會價值觀念來支撐。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就是將社會主流價值觀念滲透到社會治理實踐活動中去，以實現治理過程的價值取向正確和對社會上各種價值觀的引導，從而塑造出積極的社會價值觀念形態，促進風清氣正的和諧社會的形成。但是，伴隨著全球化浪潮和中國現代化的深入發展，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轉型時期的價值現象，共同勾勒出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困境。
社會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轉型期中國社會的顯著特征。當代中國不再是單一價值觀統攝一切的社會，多元價值觀共同作用于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是經濟全球化和國內外深度交流的客觀結果，在當代中國就主要存在著社會主義價值觀、儒家傳統價值觀、西方價值觀等類型。這些價值觀之間存在著復雜的關系，既相互沖突，又相互包含和促進。然而，價值取向的多元化會對核心價值觀形成挑戰，使人們容易陷入價值選擇的迷茫和混亂當中。近年來，西方價值觀及其生活方式以互聯網、新興自媒體等途徑影響著人們的價值取向和道德觀念，沖擊著我國的傳統價值觀和主流價值觀。與此同時，隨著傳統價值系統的消解，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現代價值系統尚未獲得廣泛的認同，造成了轉型時期的價值亂象、道德虛無和理想信仰的缺失。如何保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取向的主流地位就成為社會道德治理的應有之意。
價值理性的邊緣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中比較突出的價值現象。市場價值觀念的泛濫，會造成以工具理性為內核，以利益為驅動的社會道德評價體系成為經濟社會中比較強勢的價值取向，其缺點是忽略了社會行為的道德良心和人們的公共善良意愿，專注于功能效用。工具理性契合了“經濟人”的行櫸絞劍逐漸突破了與價值理性的倫理和諧，將價值理性邊緣化，導致道德實利化、庸俗化、虛無化，嚴重阻滯了社會公共道德和市場倫理機制的健康發展，消解了人們的公共善良意志。市場經濟把個人從傳統道德規范下的“道德人”和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單位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強化了個體的主體地位，有利于主體意識的覺醒。但是，當這種主體意識和主體地位與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和個人的經濟沖動結合起來，視個人利益為首要價值目標時，就很容易脫離“社會性”的約束，滋生出自我中心主義的價值取向，產生對社會和國家冷漠的觀念。這反而不利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良性發展。
精神世界的對象化是當代中國社會物質主義盛行的根源。由于市場經濟的兩面性，即“市場經濟把人從過去的人身依附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是生產力的極大解放：但這種獨立性是‘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因而容易誘發人對物的崇拜，導致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市場經濟遵循的‘價值規律’，保證了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平等地位：但容易導致人的社會生活的‘市場化’，從而使人在物的交易中也成為‘物’”。因而，市場經濟的發展會刺激工具理性的膨脹和科技主義的泛濫，一方面解放了個人自由，凸顯了人獨立發展的主體地位：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人的工具化、物化，人們的行為和精神執著于外在物而非人自身的全面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人的物化主要表現為物質本位的價值取向，具體表現為人們的行為在日常生活領域里的休閑娛樂的感性化和非理性化使得尋求感官刺激的社會丑惡現象頻發：在消費生活領域的炫耀性消費、揮霍性消費、攀比性消費和品牌崇拜等造成拜金主義現象時常引起社會熱議。此外，在工具理性膨脹、價值理性邊緣化的價值背景下，人們在追求效率和重視功用的過程中，其精神世界也逐步異化，躲避崇高、極端自私、社會凝聚力弱化等精神危機現象頻現。人們不斷地將自己的精神本性對象化到物質世界中，導致人們被現實生活所綁架，從而在自我本性的追問中迷失，產生對自身存在意義的焦慮。
當代中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決定了當下中國社會尚難以從“對物的依賴為基礎的人的相對獨立性”階段超脫出來。在社會價值的多元化取向、價值理性的邊緣化、精神世界的對象化等因素的綜合作用下，人們的道德觀念和價值理性弱化，人為物所奴役、對物質利益崇拜等價值觀因素將在較長時期內在人們的價值觀世界里占據著一定地位。社會道德治理旨在幫助人們找回與生命品質相符的核心價值，以提升人們的精神質量、滿足人的價值需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核心任務。要破除價值困境，社會道德治理需從社會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生活入手，促使人性最充分地展開，引導人們從“工具人”“經濟人”向“公共人”“和諧人”轉化，樹立起正確的價值取向。
二、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的正確價值取向
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善的社會的當代形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當代中國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社會道德治理要圍繞著核心價值觀來塑造善的社會氛圍和實現“維護社會秩序、實現社會和諧、促進社會發展”的道德治理目的，在社會道德治理的過程中必須明確中國特色的價值形態。當代中國正經歷由傳統社會式的家國同構的一元社會結構，轉型為現代社會式以市場經濟為中心、民主政治為紐帶、公民社會為基礎的三元社會結構，價值取向多元化成為必然。公共道德、市場倫理、社會權力道德在各自社會領域就呈現出不同的價值取向。
（一）社會公共道德的價值取向
社會公德治理是道德治理的基礎工程，它關系到公民素質和社會文明水平的高低。公德是培養高尚道德情操的起點，民眾的公德面貌反映了整個國家的道德文明程度。社會公德是人人必須遵守的最基本的道德規范，它是“千百年來人們就知道的，千百年來在一切處世格言上反復談到的、起碼的公共生活規則”。社會公德作為公共行為準則，是衡量人在公共領域善惡的基本標尺。只有人人遵守公德，才能形成正常定的公共生活秩序。當代社會主義中國的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是在歷史發展中不斷形成、豐富和發展的。
社會公德內容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建國初期，“五愛”即愛祖國、愛人民、愛勞動、愛科學、愛社會主義的國民公德，一直是社會公德的基本內容。這與計劃經濟時代百廢待興的基本國情是相適應的。基于國家視角提供社會公德規范，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公德風貌，具有強烈的集體主義價值取向。大公無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等社會主義信念深入人心。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社會倫理轉型，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形成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道德體系成為當務之急，社會公德的價值視角也就逐步從階級國家向公民社會轉型。至此“五愛”轉型成為社會主義道德的基本要求。新的社會公德內容從社會生活層面出發，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明確將社會公德內容概括為：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新的社會公德內容鼓勵人們成為一個好公民，反映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的新型關系，具有鮮明的和諧價值取向。隨著中國現代化進程的深入，公共生活領域不斷擴大，社會公德內容的不斷調整以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將成為常態。社會公德的價值取向也會順應時代潮流及時更新，為人們提供公共的價值需求。
（二）市場經濟倫理的價值取向
我國經濟社會的現代化轉型，最明顯的表征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社會主義本質決定了經濟體制改革必須實現生產力的高度發展，以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是我國社會制度的內在要求，這也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不同于西方或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取向，而是具有鮮明的人民性導向。
原始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包括自由競爭、平等互利、公平信用、誠實守法等價值取向。這些價值取向在求利動機前提下帶有明顯的工具性和技術性，被窄化為中性意義上的價值取向。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的社會性質取決于與它所結合的具體社會制度。市場經濟主體以獲取利潤最大化為目的，具有利己性、謀利性的一面；另外，市場經濟主體謀利必須為他人而生產，又具有利他性、服務性的一面。因此，市場經濟的價值取向包含了個人利益與社會服務兩個方面。這樣中性的市場經濟價值觀及其二重性，為市場經濟與社會主義價值觀的融合提供了可能。但是，市場經濟價值觀僅局限于市場領域的工具理性層面，具有促進道德進步和阻滯人的價值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尤其是當市場經濟價值觀蔓延到市場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領域時，更容易誘發消極價值觀，突出地表現為極端利己主義、消費主義和拜物教等不良價值取向，給道德治理帶來了巨大難題。社會主義社會不是市場社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是對市場經濟價值觀的揚棄，更加彰顯人自身價值的全面提升。
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取向是集體主義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反映，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的核心價值取向。它把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結合起來“合理的個人利益與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原則是人民功利主義的核心內容”，抑制了市場經濟價值取向中的極端利己觀念和逐利行為，發揚了服務社會、利于人民的價值取向。這樣既肯定了個人合理利益的客觀性、正當性，又以人民的最大幸福作為個人行為的最高價值準繩，克服了狹隘的個人功利主義，實現了個人正當利益與人民利益至上性的完美統一，避免了西方“經濟人”和傳統“道德人”的倫理困境，使經濟人道德化、道德人經濟化，促成經濟人與道德人的和諧統一，為人們得以自由全面地發展提供了價值路徑。
“三個有利于”是人民功利主義的具體價值標準。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三個有利于”是檢驗一切經濟行為的價值標準。不同于傳統道義論只重動機而輕效果，也不同于西方功利主義只重效果而輕動機的評價標準“三個有利于”是在綜合考慮動機與效果的前提下，突出了效果的重要意義。為人民謀發展，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是“三個有利于”的人民功利主義取向的深刻內涵。總之，只要是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生產力、有利于提高社會主義國家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都是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價值取向的。
（三）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
“公民社會權力是指在社會關系中，民間組織和各種諸個人集合以其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對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與國家權力的政府主體不同，社會權力的主體是各種民間組織以及各種個人集合體，其既具有公共性也含有私有的成分。社會權力有組織與群體、正義與非正義之分。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共利益而根據共同的價值理念所形成的社會正能量。群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某一共同目的而臨時聚眾形成的群體性力量，其價值取向具有不確定性。非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是為了貪婪的私欲或錯誤的正義觀念而形成的社會惡勢力，如恐怖勢力、黑社會勢力等，具有相當大的危險性。社會權力的雙重屬性，需要我們客觀辯證地對待，不能因噎廢食。加強對正義性、組織型社會權力的培養，對群體性社會權力的規范，對非正義性社會權力的遏止，才是現代社會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
事實上，由于特殊歷史條件和社會背景，社會權力在我國的存在與發展并不樂觀。古代中國，君主專制、王權至上、人民無權，國家權力絕對支配著社會權力，社會權力附庸于國家。近代中國，國家權力欠缺合法性基礎并一直受到外部挑戰，無暇或無能顧及社會權力的興起，使其成為國家權力的對抗性力量。現代中國建立在人民廣泛同意的正當性基礎上，人民掌握國家權力，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人民成為國家組建的各種組織中的一員，淪為“單位人”，社會權力完全被國家權力所涵蓋，基本上只是國家權力的社會延伸。因此，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權力從未起到保護公民權利、監督國家權力的積極作用，與國家權力的關系長期處于附庸或對立的狀態，未能形成良性互動的共治局面。
由于社會權力本身的雙重性和受歷史傳統的慣性影響，改革開放后，我國對社會權力的接納也經歷了一個從控制到引導再到全面認可的過程。黨的十七大第一次提出“發揮社會組織在擴大群眾參與、反映群眾訴求方面的積極作用，增強社會自治功能”。隨著市場經濟、民主法治、文化多元的和諧社會的逐步形成，社會權力的發展迎來了春天。在全面推M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現代化的當下，民間組織作為社會權力的主體得以成為治理結構中的中間環節，成為國家與公民溝通的紐帶，為國家、社會、公民的合作共治提供了條件。
當代中國民間組織參與到道德治理的過程之中，需要樹立正確的社會權力道德的價值取向，才能夠發揮強大的道德整合功能。“民間組織道德整合所體現出的公共精神和志愿精神對其他社會成員來說具有強烈的道德示范作用”，而且“推進人道與公正、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實現政府善治、增強社會核心競爭力是民間組織開展志愿服務的倫理價值訴求”，必須重視民間組織的道德治理價值。經過多年的發展，民間組織已步入正軌，救助弱勢群體、保護生態環境、培育公民道德、推動民主政治發展、創造社會資本等，各個方面的積極作用全面推進。由此可以看出，民間組織在行使社會權力的過程當中始終堅持著正當性、合法性、公益性的價值取向。
社會權力道德的正當性價值取向就是要求社會權力必須維護和實現公民權利，推進人民的善治理想。善治是民主政治的發展目標，其本質特征就在于建立國家與社會、公民的新型合作關系，使國家權力社會化，實現還政于民的治理過程。公民自愿合作、認同政府權威是善治的現實基礎。“善治有合法性、法治、透明性、責任性、回應、有效、參與、穩定、廉潔、公正等十個基本要素。”民間組織既監督國家權力的有效實施，又推動政府治理轉型，參與民主政治進程，為民請愿，催化政府形成和實現善治的各項要素，維護公民權利，制約權力擴張，擴大公民參與和培育公民美德，把正義性的價值取向貫穿至社會權力運行活動的全過程之中。
社會權力道德的合法性價值取向意味著民間組織的活動必須嚴格遵守法律，推動良法的制定。良法是經過正當程序形成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法律法規。民間組織往往能夠代表一定范圍內的群眾意志，為了在法律制定和政治決策中體現群眾意見，社會權力的積極參與可以保證社會公意的進入從而做出良好的決策。在中國當下，法律法規是民主產生并旨在保護公民權利的，體現了人民意志，社會權力必須嚴格遵守和執行。因此，社會權力的目的、手段、程序等都必須合法，這是社會權力應有的德性內涵。
社會權力道德的公益性價值取向要求民間組織必須有利于公共利益，保護公共利益不受權力威脅、不被私利侵吞。民間組織具有相對獨立自治的特性，但并不是在價值取向上可以毫無規制。尤其是正義性的組織型社會權力應該以倡導和實現人道與公正、提升公民素養、增強社會競爭力為基本價值取向，從而推動社會的文明進步、構建和諧的倫理秩序。在社會公益領域，政府的宏觀調控和市場調節時而出現失靈的尷尬，政府以強制求公益而缺乏自覺自愿性、市場以私益激勵產生客觀公益而易被私利異化，都有造成公益的低質低效的風險。相反，秉持公益價值取向的民間組織具有去私存公、取私為公的公益特性，能夠高揚自主自助的志愿精神，提高社會公益的服務效率和質量。民間組織運轉的基礎應是共同的價值觀和理想信念，而不是權力或私利的驅動。在公益實踐中，民間組織通過踐行公益價值觀，不斷創造出社會信任、公民合作、優良的社會關系等社會道德資源，提高了公民的公共參與意識和社會誠信水平，增強了社會自治的核心能力。
三、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路徑
黨的十提出和強調“堅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社會思潮，尊重差異、包容多樣，最大限度地形成社會共識”，“形成全社會共同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規范，打牢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思想道德基礎”的戰略任務。這就為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目標指明了方向。社會道德治理通過調節道德評價、整頓價值規范、治理道德失范等途徑以實現善治的和諧社會。但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全面推進，利益格局多元化、價值取向多樣化“西潮”沖擊、價值中立主義、道德虛無主義等都挑戰著社會道德治理的價值實施。社會道德治理必須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導市場倫理、發揮社會權力德性，才是引導價值取向和價值追求的有效途徑。
（一）營造善良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發展
“如同經濟領域、政治領域、社會領域、生態領域需要良好的治理一樣，一個社會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道德人心領域也需要良好的治理，這也是國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當代中國社會道德治理以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為核心價值取向，引領著社會道德的發展，促進善良的社會環境的形成。但是，由于受傳統落后思想的束縛、市場經濟的負面效應以及道德治理乏力等諸多不利因素影響，我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仍要面臨著許多問題，如道德信念淡化、社會誠信喪失、道德冷漠、人們內心秩序紊亂等等。因此，需要多措并舉地營造出善良的社會環境，引領社會公德良性發展。
古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主要以輿論、內省和習慣等為評價方式，通過樹立各種名教觀念，借助各種賞罰利誘手段，從而實現對人們思想和行為的統治。這種社會道德治理方式造就出了臣民意識，對中國影響深遠，使得臣民意識至今仍根深蒂固地存于“庶人”的頭腦之中，制約著社會主義道德主體的健康發展。即便是當代中國的社會道德治理也存在脫離實際的現象，如慣于自上而下的輿論宣傳和空洞說教、注重推崇理想道德、強調義務本位等，大大削弱了社會道德治理的實效。因此，應該揚棄傳統社會道德治理觀念，在尊重個人的基本權利基礎上，把整體本位道德原則與個體取向道德原則相融合，探索出適應現代中國社會的新型道德治理路徑。
我們要融合傳統道德與現代道德的發展，多維度地治理社會道德問題，關注道德主體間的利益均衡，建立健全規避道德風險尤其是道德突出問題領域的法律法規，以形成道德體系的法律支持；構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樹立社會主義榮辱觀，明確善惡觀念的道德正反教育，做到知行合一；改良傳統的風俗習慣，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營造出公序良俗環境；充分發揮政府的道德職能，構建道德秩序，緩解道德危機，推進道德變革，健全道德賞罰獎懲機制。總之，社會道德治理要引導全體社會成員樹立正確的價值取向，確立客觀公正的道德評價標準。
（二）規范市場倫理機制，踐行人民功利主義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最根本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變化。這種變化相應地伴隨著社會利益結構多元化，個人利益得到前所未有的承認和一定程度上的鼓勵，進而觸動了社會價值觀念的轉變。由此，在經濟倫理領域出現了“爬坡論”“滑坡論”“道德代價論”等爭論。不可否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們價值觀念的變化，出現了諸如更加重視個人而忽視他人、利益超越道德成為人的行為動機、傳統美德淡化、有償服務代替無私奉獻、實現經濟利益成為幸福和成功的重要尺度等現象。由于適應現代市場經濟的倫理道德體系尚未完全建立，人們的道德判斷往往依據傳統的價值標準，從而出現普遍的道德憂慮。經濟發展不是道德退步的原因，也不是應付出的道德代價。利益結構的調整引發了新舊道德的沖突，表現為經濟道德的危機。道德變遷是由舊有價值觀念向新塑價值觀念轉型的過程，要分清新舊道德兩種不同的道德危機。只要能夠推動社會進步，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觀念就是合理的新道德。加速舊道德的轉型，消除新道德危機，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的道德體系是市場道德治理的基本價值目標。
市場道德規范與其他社會道德規范的價值取向是不同的，它們不能相互評判或侵入他方領域，否則就會出現嚴重的道德失范現象。交換化、金錢化的泛市場行為進入社會生活就會導致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極端扭曲的價值取向出現。黨的十報告指出要深入開展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教育和治理，就是針對泛市場行為的道德治理。積極引導市場倫理機制建設，糾正不端道德行為，倡導踐行人民功利主義是集體主義價值原則在市場經濟領域的客觀反映。
市場倫理機制建設必須按照利群、互利、利他的人民功利主義的市場道德原則進行。利群原則就是指經濟發展要有利于全體人民，維護人民群眾的整體利益。這就要求經濟發展做到效益結合速度、效率兼顧公平、局部和目前服從整體與長遠，所有經濟決策和市場規范行為都要基于此才具有倫理合法性。互利是對市場倫理運行機制的要求，通過正當手段使個人利益與他人或社會利益得到共同增進，在必要時放棄個人利益以圖社會利益的發展。互利是低層次的集體主義，不同于大公無私的高層次集體主義，互利是兼顧集體與個人利益。利他是對市場交往倫理機制的規范，表現為無私奉獻和先公后私兩個層次。為了最大限度地增進全體成員利益而做出必要的犧牲，是人民功利主義利他精神的價值體現。將人民功利主義的價值原則契合到市場倫理機制的建設當中，是治理經濟道德危機的根本之策。
（三）合理發展民間組織，發揮道德治理功能
民間組織是社會權力的主體，作為社會道德治理力量發揮著社會自治的功能，也承接了部分政府轉移的職能而具有一定的社會管理權力。我國的民間組織的產生具有深厚的社會根源。慈善傳統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影響著現代民間慈善事業的發展，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擴大了社會活動空間，為民間組織的發展提供了活動場域，政府體制改革向服務性職能傾斜，使得民間組織的社會能力得以擴大，中產階層的形成充實了民間組織的人力資源等等，這些因素共同推動了現代民間組織在我國的興起。民間組織具有市場和政府無法代替的作用，它能在某些場域很好地彌補市場或政府調控的失靈。尤其是在社會公共事業領域，民間組織提供的無償公共服務更具時效性和針對性。
[關鍵詞]公共安全；治理理論；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8-0067-05
社會發展現代進程中，一定會經歷一個或多個社會轉型期。這些轉型期各有特點，但社會問題頻發是任何轉型期社會的共性。同時，國家政府在治理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的的能力和經驗不足，因此對新的問題解決針對性往往較差。而公共安全問題在眾多社會問題當中處于相對重要的地位，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不容馬虎。由于轉型期政府能力、經驗的局限，其他社會力量就要分擔相應的責任。中國在轉型期社會參與治理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有著“共性”，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在治理效果上經驗與教訓并存。
一、現實挑戰：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轉型社會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中間期，往往是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一個過程。這個時期，社會的結構、體制都將出現改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出現多種觀念并存的現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難免引發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也包含在其中。而轉型社會中的公共安全問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是否可以平穩度過轉型期。
（一）轉型期社會的特點
關于轉型期社會的特點不同的學者研究后都有著各自的結論。研究東歐國家社會轉型的外國學者Helga A?Welsh認為，轉型期社會應該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轉型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的制約下，處理某些相對重要的問題。第二，轉型期過程和結果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第三，轉型期迅速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結構。第四，轉型是以精英為中心的，大眾動員只是臨時的。第五，轉型包含商討和談判[1]。而研究泰國、菲律賓的學者Fred W?Riggs則認為，轉型社會有三個特征：異質性、形式主義和重疊性。我國臺灣學者金耀基對這三個特征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解釋：“異質性”就是心態意識與物理環境上的廣泛混合現象，即在經濟上，自足的經濟制度與市場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權主義觀念與民主觀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派并存；在社會上，傳統的家庭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組織并存。“形式主義”就是“應然”與“實然”的脫節，表現為制度制定與制度實踐的背離。“重疊性”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在轉型社會中重疊并存[2]。
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觀點，很容易得出轉型社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社會轉型必然會挑戰原有的國家結構、法規制度，同時也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國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經驗就顯得相對有限。就像Welsh所說的威權主義結構出現了改變。也像金耀基所解釋的“形式主義”，也就是制度的制定與實踐出現了脫節。第二，社會治理要素多元。轉型期的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其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存在多樣性和可變性。這主要是因為，轉型社會既有轉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又具備其目標現代社會的一些特點。這就使社會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確定。這種與Welsh認為的轉型過程結果不確定性相符。而Riggs認為的“重疊性”和“異質性”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這一特點。第三，治理活動參與加強。由于轉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強。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就是Welsh所講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需求擴大，以及轉型必然包括的商討和談判活動。
（二）公共安全與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安全問題，如國家的統治、社會秩序的穩定、領土的完整、核心價值的保護等等。這些安全問題往往是國家來主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平和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國家安全問題日漸突出，于是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要指國家安全以外的安全問題。雖然現階段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通常會把公共安全歸入非傳統安全。而公共安全區別傳統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國家來主導，越來越多的社會參與成分滲透到公共安全當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學界雖沒有統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內涵應該包括關系公民生命、公民權利、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等問題的安全范疇。區別于傳統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是以人為本思想做指導去思考安全問題。也可以認為國家安全屬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國防、等），而公共安全則關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原因是在和平時期公共安全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傳統安全。而轉型期社會問題突現，公共安全問題也處于多發態勢。并且如果不重視公共安全問題，有些問題將會被發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層面。
（三）公共安全問題給轉型期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必須經過的過渡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社會良性發展，達到預定或者說是期望的目標。但由于轉型社會的自身特點。使其必須面對包括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諸多挑戰。首先，轉型期一定會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期。由于轉型期社會的多元性的特點，勢必會使社會產生出各種矛盾。文化間的差異，價值觀上的分歧使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中。在這樣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隨著眾多矛盾的集合，挑戰社會整體的包容極限，社會問題隱患加劇，導致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國外一些國家在轉型期的數據就能證明這一點。匈牙利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轉型期中犯罪率激增，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蘭在1989年到1990年轉型期間，侵害社會財產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單方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困難
國家通過政府進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與需要其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有眾多理論支持這個觀點。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社會在該歷史階段存在的特點，政府能力在應對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的能力差距明顯加大。政府僅靠自身的努力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這也是當今社會對政府內含比較統一的看法。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特別是在日新月異的當代。關于這一點以往的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得出相同的診斷。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人們便在理性基礎上通過契約結成一個共同體，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一個更高的公共權威――政府。這就不難看出，政府是個人把權利讓渡出來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權利和能力就會有邊界。而性惡論支撐下的古希臘的學者認為，“一些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說任何權力，包括政府的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而第三個對有限政府影響深遠的理論派別當數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為目的，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通過市場機制自發進行調節，因此政府干預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與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定的一致性。這種理論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經驗不適應轉型期
中國雖然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治理經驗，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被反復驗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但經驗永遠只代表過去，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中國又進入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還是在國內發展的現狀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發的現象屢見不鮮。相對傳統安全問題對治理的挑戰，在現階段應對公共安全問題的基礎條件較差。缺乏相應的治理經驗，同時以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問題成為已當前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
1.以往的治理經驗不是在多變的社會轉型期總結出來的。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前10年，我們取得飛速發展的成績，也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經驗。但那都是在社會相對穩定、世界局勢相對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總結出來的，美國還沒有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周邊的國家也沒有把中國當作“威脅”。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階段。以往的經驗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2.轉型社會的的特點，及近年的新技術的應用使以往的治理經驗失效。轉型社會多重矛盾共存，社會要素多元到應對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應迅速。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介入，讓治理更加復雜。就以輿情控制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傳統媒體，就不會出輿情失控的情況，因為離開傳統媒體，輿情的傳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傳。但如今在新媒體，“微媒體”的沖擊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億網民中的一員傳到互聯網上，也可能被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員用手機即時上傳互聯網上（數據來源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視頻。以往政治對輿情的治理經驗基本上失效。
3.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新的公共安全問題政府要從頭開始認識和應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在轉型期有些新問題是沒有經驗可以遵循的。以外來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問題為例，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這兩類問題都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隨著環境承載力的飽和，該類問題出現端倪。PM2.5引發的霧霾等環境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公布的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計為6232億元人民幣，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則達到19734億元人民幣（以2012年中國GDP為基數）；而外來物種入侵上僅馬鈴薯蟲等十余種外來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損失超過574億元人民幣（國家環保總局公布數據）。這些新的公共安全類問題，都需要政府在沒有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應對。
（三）政府解決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現實困境
轉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已被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同時也積極地制定對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應的效果，但由于轉型社會的特點，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存在以下幾點現實困境。
1.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對政府負擔較大。公共安全問題涉獵范圍廣，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不僅涉獵廣而且頻發。這就要求政府各部門要進行聯動。僅拿遼寧某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來看，僅反恐這一類公共安全問題就要求51個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來聯動配合。雖然這種安排會達到高效，但同時也給相應的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帶來一定的工作負擔。政府治理成本較高。
2.僅靠政府自身對轉型社會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資料整理。轉型社會的資料信息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并且有時要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很難與轉型社會完全匹配。專業知識欠缺同時困擾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就對信息的收集時間上出現時滯，質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制定脫節。針對轉型社會頻發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國政策的制定速度明顯滿足不了。我國現在針對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基本停留在《辦法》層面，很少有相應的法規、法律與之相適應。特別是針對近些年來多發的網絡輿情、，大都應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幾條處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強。
三、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作用凸顯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社會參與意愿強烈。在這個時期里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強大起來，隨著其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參與愿望也隨之強烈。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的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也要求國家治理要有一個新的變革。這個變革不可單靠政府單方的力量，還要把社會組織的力量加入其中。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織將是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有效補充。
（一）治理的內涵
通常意義上，治理是一個國家與公民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實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互動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采取協作行動的持續過程[5]。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實際上擁有一種“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這豐富治理的內涵，治理主體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是治理主體。
（二）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國家的補充者、偶爾的競爭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外。社會組織對治理體系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社會組織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在第一手的資料收集方面，社會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視。因為政府只是一個主體，在收集資料上難免出現死角，而社會組織分布廣，散布在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泛地收集各部門的情況資料為制定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會組織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欲望。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欲望強烈。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國的制度對公民參與國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對不足，社會組織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最后，社會組織可以緩解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體是政府，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樣難免出現矛盾，特別是在一些有利害沖突的問題上，這個矛盾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如動遷問題，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的問題。這時社會組織的介入可以讓政府從矛盾主體中脫身。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政府從矛盾的一方，轉化為化解矛盾的協調員。政府與群眾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會治理在公共安全問題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問題是轉型期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也就同樣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公共安全問題中有專業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現在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往往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需要有相對應的專業部門應對，但限于編制、經費等問題，部門設立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時就需要一些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問題中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通過社會組織進行預警。對所有國家來說，維穩是轉型期社會的首要問題。而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如，伴著新技術的介入，往往有著爆發快、串聯快、發酵快等特點，政府在對其進行治理中常常處于被動。如果將社會組織力量應用到這些方面，提前對群眾進行疏導，讓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訴求及政治參與欲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該類公共安全問題發生概率，同時也可以在問題出現之前，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預警。最后，在一些極端的公共安全問題上，如恐怖事件中，社會組織聯動會提高管控效率、效果，達到全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
四、協同高效：社會參與下的政府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治理
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有著一定的效果，但是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只是政府治理的補充，兩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處理公共安全問題則是需要兩者的協同互補，高效運作，這樣才能讓政府與社會組織發揮其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一）政府為治理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剛性”保障
雖然轉型社會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政府的權威性還是不容易被質疑的。比如說，政府依舊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體。在社會治理上還會維持原有的“剛性”特點。這對解決轉型期社會含公共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為解決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針對社會頻現的公共安全問題制定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使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有“抓手”可以用。對公共安全問題通過制度來分類定性，再有針對性地解決，讓治理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師出有名”。其次，政府為預防和應對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執法權。有了相應的政策法律，就要求還要具備一個擁有執法權的管理隊伍。這個隊伍必然要歸屬于政府管理。雖然放權是現階段政府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執法權特別是對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上的執法權一定要歸屬政府，才能保證社會穩定良性的發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問題一定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加之轉型社會的不穩定性，關于公共安全問題的一些行政權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關于公共安全問題政策法規的相對穩定。政府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就要保證其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指的是，既要保證在一定時期內政策法規是穩定的，又要對政策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來適應多變的轉型社會。這個相對穩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這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二）社會組織為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柔性”支持
在轉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參與意愿和能力增強，為解決現實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會組織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技術支持。轉型社會是一個變化快的社會，加之當今社會的技術革命，應對一些公共安全問題需要的技術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會組織因為沒有政府機關部門相對煩瑣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納專業技術人員來應對日益高技術化的公共安全問題。其次，社會組織可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第三方力量，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轉型社會政府原有的威權主義受到挑戰，加之種種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質疑。這時就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介入，社會組織往往就可以承擔這一任務。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并且一些專業的社會組織在其專業領域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這對解決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國外的一些咨詢公司和民調機構就是個例子。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客觀而專業的，給出的解決手段也是科學的。最后，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難免不把政府與群眾之間對立起來。比如，城市發展的拆遷改造上，群眾與政府意愿和利益預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政府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重則就會引發更為嚴重公共安全問題。社會組織的介入就會將政府從這個矛盾對立中解脫出來，由社會組織去做群眾的工作，而政府只來協調社會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這勢必會大大降低公共安問題的發生和發展。總的來說社會組織為解決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了“柔性”的“軟件”支持。
（三）社會參與是在政府監管下進行
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安全問題治理要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雖然治理理論給社會組織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時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監管治理全過程。首先，公共安全問題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導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給社會組織。這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負責任的態度。并且政府的監管可以保證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擴大。其次，轉型社會的復雜性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有統一的監管。轉型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也是矛盾交織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輕則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重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最后社會組織本身也希望政府對其進行監管。社會組織的運作應該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的設計往往是需要政府來考慮的，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參與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配合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總的來說，社會參與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來應對各類問題。但由于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有著自身的特點，這種配合還要以政府為主體或是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
從上述各種分析上來看，社會組織參與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治理，是一個解決該類問題的有效途徑，也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的發展壯大。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來應對和解決轉型社會中出現的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度過轉型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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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組織；困境；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C9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07-0042-02
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發展趨勢，目前的官方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全國共有正式登記注冊的社會組織46.2萬個，其中社會團體25.5萬個，民辦非企業單位20.4萬個，基金會2 614個。除這三類的社會組織外，官方尚缺乏數據掌握，但據專家預測，我國社會組織總量約在400萬家左右。按此推算，約有300多萬社會組織尚未登記注冊，九成左右社會組織屬于“不合法”，不具備主體資格。這顯示出國家對少數社會組織嚴格管理而對大多數社會組織處于管理真空和乏力狀態，因而如何走出管理困境，管理路徑的選擇就顯得十分重要和迫切。
一、社會組織發展與管理特點
（一）國家管理形式單一，社會組織發展形式多樣
我國社會組織實行登記注冊，同時接受登記管理機關與業務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而且必須先找到業務主管單位審查合格后方可以申請登記成功。由此可見，“登記”管理成為我國社會組織合法化的唯一途徑，表明了管理形式的僵化和單一性。而我國近400萬現存的社會組織，門類較為齊全，形式可謂多種多樣。既有全國統一性社會組織，也有社區基層組織；既有官方認可注冊的社會組織，也有草根性社會組織；既有單一社會組織，也有社會組織的聯盟；既有實體性社會組織，也有網絡虛擬的社會組織；既有行政性的社會組織，也有民間性社會組織；既有盈利性的社會組織，也有公益性的社會組織等。這種現象凸顯了我國社會組織管理模式與社會組織形態之間的矛盾，必須予以正視，從而突破管理瓶頸。
（二）國家法律規范滯后，地方管理實踐先行
我國管理社會組織的法律體系雖已建立，但仍不健全，法律缺位現象嚴重，尚未有專門的社會組織基本法。不僅如此，現有社會組織管理的法律規范主要有四個即《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及《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這些法律規范尚未上升為法律層面，不僅效力等級較低、管理模式單一，而且嚴重滯后，形成社會組織管理“無法”可依的現象。但可喜的是，地方管理率先打破了僵局，如上海市從2000年開始在部分市區承認街道可以作為社區社團的業務主管單位，使得社區的草根社會組織得以突破“準入門檻”的制約，隨后又以行業協會為突破口，成立專門服務機構；青島市于2002年開始在社區試行社會組織備案制，對備案的社會組織頒發“準社團”、“準民非”證書；深圳自2008年起已經對社會組織管理進行探索，對工商經濟類、社會福利類、公益慈善類等三類社會組織實行“無主管登記”；2010年2月，北京首次明確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試點；2010年6月，成都也開展社會組織登記制度改革，工商經濟類和社會福利類社會組織登記時，申請人可直接在登記管理機關辦理登記手續；廣東省建立了面向社會組織的政府職能轉移和購買服務制度，上海、浙江、山東、湖南、四川、云南等地采取多種方式推行政府購買社會組織服務。至此，形成了國家管理規范滯后，地方管理破冰、形式各異，管理實踐先行的格局。
二、我國社會組織管理困境及努力
（一）官方路徑局限及努力
所謂官方路徑就是自上而下來自國家的管理。自1998年開始，我國社會組織的官方管理就一直實行登記與業務主管相結合的雙重管理模式，這種單一僵化的管理模式已經無法適應形式多樣的社會組織發展需要，日益凸顯其內在局限性。盡管我國地方管理大膽嘗試，但各地管理模式不統一、不協調，缺乏國家體制和法律制度的保障，使得社會組織本身缺乏平等性保障，表現出地域管理的局限性。
值得欣慰的是，目前對社會組織的管理有來自領導層以及政策層面的聲音，彰顯了官方的努力。
2012年兩會期間，“推進依法行政和社會管理創新，理順政府與公民和社會組織的關系”和“發揮社會組織的積極作用”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中；在中央黨校，社會管理及其創新專題研討班上表示，要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總理在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中提出：“推進社會組織登記管理創新，拓展社會組織直接登記范圍。”國家“十二五”規劃綱要中，也首次設專章闡述未來五年加強社會組織建設的工作思路。
2009年，民政部就分別于廣東省和深圳市政府簽訂“合作協議”，鼓勵“探索建立社會組織直接向民政部門申請登記的制度”。至今已經和17個省簽訂了協議。并且民政部現已將《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和《民辦非企業登記管理暫行條例》進行修訂并提交國務院法制辦，擬對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三類社會組織放開直接登記。同時20多個配套的法律規范正在起草當中。所有這些努力都表明中央政府對民間組織的管理思路的變化，加快了雙重管理體制改革的步伐，相信單一社會組織雙重管理體制即將被打破。
（二）民間路徑的努力及局限
所謂民間路徑就是自下而上的路徑。任何一項制度，如果沒有人民的支持都將難以為繼。我國社會組織能得以蓬勃發展的根本原因，即源自于民間的需求和努力。
例如，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是專門為孤獨癥兒童服務的，盡管從創辦以來沒有在民政部門注冊成功，但一直以工商注冊的企業名義運作。壹基金的負責人李連杰于2010年9月，接受了央視采訪，他把長期掛靠在紅十字會下、沒有獨立賬戶的壹基金稱之為“沒有身份證的孩子”。4個月后，他的努力成為了現實，“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落戶深圳，成為中國首家無主管單位的民間公募基金會。北京愛它動物保護公益基金會（簡稱它基金），基金前身是“中國動物保護動物記者沙龍”，倡導“善待動物、尊重生命”的理念，這個松散的組織由于缺乏合法身份讓他們在開展活動時屢屢受挫。2011年5月正式成立，在北京市民政局試點改革時注冊成功，取得合法身份，而天使媽媽基金則沒有這么幸運，仍在努力申請之中。
盡管社會組織在民間發展迅猛，但卻無法克服其自身的局限性。由于缺乏自律和他律的制度約束，在一定范圍已呈現出結社自由權利濫用現象，導致某些組織公信力不足，更有甚者出現了某些消極社會組織。針對此種情況，政府相關部門既要高度重視這種民間訴求，也要在充分調研的基礎上分類甄別，通過不斷完善法律和管理制度，克服這一局限性。
三、我國社會組織管理路徑選擇
我國社會組織管理傳統路徑依賴是以是否登記作為衡量社會組織合法的唯一尺度，因而形成管理困境。如何打破管理僵局，實現管理制度創新，管理路徑選擇十分必要。
（一）實行彈性管理機制，實現管理制度創新
實現管理制度創新，必須打破傳統的路徑依賴。建議改變一刀切式的僵化管理，實行彈性管理機制，即分別管理機制。現有管理模式是按特點和服務性質對社會組織進行分類，應簡化為按功能和作用將社會組織分為積極社會組織和消極社會組織，凡是對國家和社會有益的，釋放正能量的社會組織就是積極社會組織，凡是對國家和社會有害的就是消極社會組織，并采取對不同的社會組織實行分別管理，積極的保護、扶持，消極的堅決予以取締。
同時建議對社會組織管理采取全國統一模式，放松入口管制，實行備案制，突破地域管理局限，實現社會組織的平等保護。同時引入社會組織競爭機制，形成社會組織互相競爭和互相監督，實行寬進入嚴追懲，進而實現社會組織自律、他律。
（二）制定社會組織監督法，實現法律制度創新
科學的管理制度是社會組織合理發展的前提和基礎，良性的法律規則是社會組織發展的制度保障。
實行放松入口管制模式，關鍵是要健全監督機制。我國尚無專門的社會組織法律，因而建議制定《社會組織監督法》。應在法律中規定社會組織的目的、宗旨，社會組織的權利與義務，明確社會組織自律和他律機制和規范，違反法律應承擔的法律責任，權責分明，嚴明獎懲制度。同時建議盡快修改社會組織登記管理的三個條例，完善現有法律制度和法律體系，實行依法管理，從而達到社會組織管理統而不僵，散而不亂的境界。
（三）建立社會組織風險機制，實行“四位一體”監管
我國目前尚未建立風險機制。現有社會組織懲戒措施不完善，可操作性差，積極社會組織的獎勵機制不完善，消極社會組織的退出機制不健全，因而建議建立社會組織評估指標機制和風險評估機制。在建立和完善社會組織評估機制基礎上，建議實行全國聯網的社會組織誠信評估機制，實行自評和他評，發揮社會監督的作用，實現社會組織的自我完善。建議社會組織獎勵、退出程序法律化、公開化。這樣就改變了僅僅依靠政府監管、監管能力匱乏局面，形成了政府監督、法律監督、社會監督和自我監督四位一體的社會組織監督體系，形成監管合力，以便實行對社會組織的有效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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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市建筑；建筑設計；智慧城市理念
1 引言
基于智慧城市理念開展的城市建筑設計，能夠提升城市資源的應用效率，讓城市建筑設計發展更為明確，實現城市管理服務的全面優化，對城市居民的生活質量進行改善，推動我國城市建筑的持續發展。
2 智慧城市建筑設計
2.1 基本理念
智慧城市的建筑設計主要體現在生活數字化以及大樓人性化理念。簡而言之，智慧建筑設計工作的開展能夠給予建筑物相應的靈敏系統，建筑物能夠察覺周邊各項因素的變化，做出相應的既定反映。在充分應用科學技術的前提下，能夠給予城市居民更好的生活。智慧城市的設計核心理念為：要為城市居民打造便利高效的城市生活。智慧城市的建設能夠幫助人民及時發現城市內部發生的突發事件，進而開展相應的資源部署。智慧城市與城市建筑設計相結合，可利用數字化信息技術以及建筑設計對人們的實際生活場所中存在的問題進行分析，按照設計發現的問題制定相應的智慧城市建筑設計方案。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的開展能夠提升建筑設計工作的效率，為人民提供良好的工作服務，同時也能保證設計建筑物在保留美觀性的基礎上，提升建筑物的實用性。
2.2 基本特征
1 ）集成化智慧城市概念的實際覆蓋范圍較為廣泛，在互聯網技術以及云計算技術廣泛應用的背景下，城市環境中所覆蓋的內容將會由同一個母系統進行調動分配，雖然城市網絡系統較為繁瑣，但是城市網絡系統的協調性極高。每一個子系統都對應了各自領域的數據信息，經由母系統進行統一處理反饋之后，實現相關事件內容的有效處理，為此智慧城市具備集成化特征。2 ）信息化智慧城市建設的重要基礎就是信息技術與通信技術。隨著信息時代的帶來，信息技術已經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力，智慧城市的主要運作方式為獲取信息、處理信息、分析信息以及對信息進行反饋。智慧城市主要利用傳感器技術或是射頻識別技術對智慧城市中的海量信息進行獲取，經由終端處理器對數據信息進行處理，對智慧城市中存在的城市問題進行反饋分析。智慧城市管理的本質就是信息管理，因此智慧城市具備信息化特征[1]。3 ）全球化隨著信息技術的高速發展，全球化趨勢愈發明顯。如智能手機能夠在數秒內接收到來自世界各地的爆炸性新聞，國外發生的臺風、地震、化工廠爆炸等事件，在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人們就能經由智能手機了解事情發展脈絡。智慧城市中應用的互聯網技術能讓每一位城市居民能夠與他人產生互動交流，不會受到時間、空間的制約。智慧城市建設下全球化的信息交流共享思維，給城市建設提供了新的視野范疇，因此智慧城市具備全球化的特征。
3 城市智慧理念對于城市建筑設計的影響
3.1 推動傳統建筑設計發展
將傳統建筑設計與智慧城市理念有機結合，對促進傳統建筑設計發展極為有利。在智慧城市理念的支持下，能夠為建筑設計提供相應的技術支持，制作出令人滿意的建筑設計作品。新常態背景下，傳統建筑設計理念與城市發展背道而馳，在城市建筑設計中實現智慧城市理念的有效滲透，不僅能夠實現傳統建筑設計的有效創新，還能基于人們對于建筑物的美觀性以及實用性進行系統性分析，結合城市建設的整體化發展，制定相應的建筑設計方案，確保城市建設工作能夠合理發展[2]。
3.2 擴大建筑設計交流渠道
建筑設計工作的開展是需要滿足城市發展需求，為此建筑設計工作人員需要對先進設計理念進行系統化學習，確保能夠設計出適應城市建筑發展的設計方案。智慧城市建設的基礎為信息技術，借助信息網絡技術能夠對相關信息進行收集傳遞，為此建筑設計需要在網絡平臺上開展交流學習。智慧城市理念能夠拓寬城市設計的融合渠道，確保我國建筑城市設計行業實現可持續性健康發展。
4 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的必備條件
4.1 來自高新技術的支持
在人們生活水平不斷提升的背景下，建筑物作為人們工作生活的重要場所，在城市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滿足人民的舒適性需求，滿足人民對于建筑物功能性的要求。為此智慧城市建筑設計需要充分利用高新技術，以人們實際需求為基礎，借助高新技術為建筑物設計的合理性提供參考，同時利用高新技術開展整體化分析，確保整個建筑物設計方案的合理性[3]。
4.2 來自設計人員的支持
建筑設計人員的個人觀念以及設計理念對于建筑物最終設計效果有著極大的影響。在建筑設計環節中設計人員缺乏合理的設計理念，最終設計出的城市建筑將存在較多的問題，不僅不利于城市建筑發展，同時也無法滿足人們的舒適性要求。為此建筑設計人員需要不斷提升自身的專業素養，對智能城市理念進行合理化分析，對城市建筑設計的知識面進行擴展。此外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對建筑設計領域中的新型知識全面掌握，確保建筑設計方案能夠順利實施。
4.3 來自先進設計理念的支持
為了推動我國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發展，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實現對先進設計理念的全面掌握和靈活應用。國外城市建筑與我國的城市建筑存在極大的差異性，如歐美國家的城市建筑主要用料為加強舒適感的普通材料，旨在提升城市居民的生活體驗，但歐美國家的城市用料并不適用于我國，這是由于歐美國家與我國氣候條件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因此不能照搬套用，但在進行城市設計過程中可結合歐美國家的設計理念，將歐美國家的設計理念與中國建筑設計實況相結合，在提升設計建筑物整體美觀性的同時，還能加強設計建筑物的適用性。
5 城市建筑設計中智慧城市理念的滲透路徑
5.1 對建筑空間內部的安全性能進行優化
在我國城市化發展建設過程中，隱藏的安全隱患問題不斷凸顯。如城市建筑過程中應用的有毒建筑材料以及施工建設設備，不僅會給建筑施工人員的身體健康帶來影響，同時也會給入住居民的生命安全帶來威脅。同時建筑項目施工期間無可避免會應用到新型建筑材料，這些建筑材料存在無法適應當地自然條件的可能性，嚴重影響人們生活安全。因此在開展智慧城市建筑設計過程中，需要增加建筑設計的安全性，確保人民工作生活的安全，為人們的日常生活營造安全舒適的環境。智慧城市安全建筑設計主要體現于建筑物的外部結構以及內部空間。建筑物的外部構造主要為色彩與造型同時也包括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在進行建筑設計工作開展過程中，需要選擇相適應的建筑設計材料，充分考慮樓與樓之間的距離，確保樓內的建筑空間陽光充足，讓建筑物的入住居民擁有良好的生活環境[4]。
5.2 借助物聯網技術加強建筑空間內部感應性能
物聯網技術對于智慧城市建設極為重要，物聯網技術的應用研究已成為突破智慧城市事業發展的突破口。如可利用Living3.0 展示智慧居住空間，在建筑物主人不在家的情況下，有客人拜訪過程中，相關信息可直接傳遞至建筑物主人的手機上，若建筑物門口有攝像頭，建筑物主人能夠看到來訪者的影像，利用通話功能與來訪者進行通話。建筑物屋內的濕度以及溫度能夠借助感應器感知，窗簾的開啟與關閉能夠借助光照感應器，在建筑物的書房空間一旦有人入座時，在感應器的作用下臺燈能夠自動開啟。為此智慧建筑工程建設需要在物聯網技術的應用下，促進智慧城市建筑設計發展。
5.3 建筑設計作品需突出人文關懷理念
每一個設計出的建筑物都能夠體現出建筑設計情感，因此建筑設計作品與建筑設計人員個人情感存在極大的關聯性。建筑設計作品與建筑設計人員的文化素養、生活經驗有著一定的聯系，建筑設計作品能夠體現建筑設計人員的個人品味。部分建筑設計人員由于缺乏生活素材的積累，因此在建筑作品設計過程中一味模仿他人的設計理念，因此設計出的建筑作品未能滿足人們的需求。建筑設計過程中，建筑設計師需要不斷學習新型高新技術，對各種類型高新技術進行靈活應用，充分體現出建筑設計作品中的人情味。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實現設計風格的不斷創新，在建筑設計路程中不斷積累價值素材，在充分整合當地區域文化特征的前提下，讓建筑物使用人員能夠感受到區域特有的風土人情。建筑設計人員需要在建筑作品設計過程中自主融合地域文化，實現建筑物情感特征的有效增加，通過賦予建筑物無聲化的表達形式，繼而激發使用者內心深處的情感共鳴，給使用者帶來良好的視覺享受。建筑物設計只有突出人文關懷理念，展現當地的區域文化特征，才能確保建筑設計作品滿足建筑物使用者的內心需求。
6 結語
總而言之，智慧城市理念滲透進城市建筑設計之中，滿足城市居民對城市建設規劃設計的高要求，為此在智慧城市建筑項目規劃過程中，需要把控智慧城市建筑項目施工質量，考慮高新技術應用的可行性，借助先進智能化技術以及現代化設計為人們營造良好的生活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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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38年的努力，達能集團在整個世界的食品領域已經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銷售業績超過137億歐元，產品暢銷120多個國家，在全世界擁有200多個生產工廠和89000名員工。達能集團已經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跨國食品公司，世界五百強企業。
達能集團總部設在法國巴黎，歐洲是它的主要市場。在最近5年中，達能集團不斷擴展在中國的業務范圍，目前已經擁有十多家合資企業。在飲用水及餅干市場上，達能公司的產品銷售都位居前列。集團旗下的達能餅干，依云礦泉水，娃哈哈，樂百氏, 淘大, 都是消費者熟知并喜愛的品牌。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在享受著快速發展的喜悅之時，也像其他公司一樣面臨著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惡性競爭,片面注重短期利益，輕視社會責任……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提高效益？怎樣平衡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的關系？高速健康的發展能否保持？中國達能餅干公司，甚至整個達能集團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于這些問題，達能集團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總監伯納德?吉拉德先生以身作則：他擔任歐洲企業社會責任中心的執行理事，在企業社會責任討論中不遺余力。確實，達能集團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始終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因為達能集團在企業發展之初一直遵循著一條原則，那就是：企業的目的不僅在于實現經濟利益, 而且還應同時實現社會的目標。一個高速發展的龐大集團，應該平衡好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只有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取得消費者的信賴，從而更有效地達到經濟目標。
為了更好地平衡社會責任和經濟目標，為了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做到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并保證消費者、供應商和員工的利益，實現多贏，達能集團制定了名為“達能之路”的全球經營模式。
“達能之路”和它的運作方式
“達能之路”是達能集團為保障集團長期發展而制定的企業戰略，是公司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幾乎涵蓋了公司運作過程中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員工、供應商、股東、消費者、環境和所在地的行政管理機構等等。它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甚至可以說是達能集團的自我監督和不斷完善機制。
達能公司確立了對公司運作有重要影響的環節，這些重要環節被分別歸類，成為一個個確定的主題。每個主題由一個小組具體負責, 小組成員包括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公司一般員工。公司詳細地確定在每個環節上應該做到什么，并制成詳盡的表格, 作為公司評估目前狀況的工具。根據總的方向性要求，公司又在這個主題的每一個關鍵點上建立具體的標準。
整個體系的運作都是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員工們一起完成的。通過這一次次的互動，公司與員工，與其它各個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溝通和理解, 使行動計劃得以實現。公司的運作不斷自我完善，從而使得公司在良性循環中得以發展。
“達能之路”在中國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不但嚴格執行了總部的標準，而且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對此進行了改進，制定了自己的行動計劃，使它更適合集團在中國的發展。
給予溫暖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的管理層和員工一起對公司的運作進行評估后, 認為公司需進一步注重與社區和社會弱勢群體的聯系，鼓勵自己的員工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在達能餅干公司制定的行動計劃中決定響應達能集團的號召，在每年冬天組織一個特別的“兒童日”。兒童日這天，由公司邀請社區中一些殘障，單親或經濟困難的孩子參與達能為他們組織的活動。按自愿的原則, 員工們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參加。員工的孩子與他們結成對子，一起做游戲, 成為朋友。達能人通過這個活動對弱勢群體的孩子給予關心愛護, 使員工在活動中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對企業的認同感。達能人始終牢記，公司不但要實現經濟效益，還要履行社會責任。
給予關愛
在達能，有一批有經驗, 懂管理的精兵強將，公司每年根據需要對他們進行多方面的培訓，不斷提高工作技能, 以更好地適應公司不斷發展中的新挑戰。公司開發員工培訓和發展計劃來支持業務發展及員工職業生涯的發展。考慮到員工個人需求和期望，給予員工與能力相適應的培訓機會。這樣, 不僅有利于提高他們的技能, 而且增強了他們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的工人更容易面臨就業危機，更需要關懷。對于這樣的員工，公司考慮通過換崗，熟練多項技能的方式盡量緩解下崗再就業的壓力。“達能之路”的原則還要求公司在架構重組的時候對受到影響的員工提供支持，盡量避免使員工獨自面對自己的就業問題。這些措施無疑使得員工能夠更安心、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給予健康
“健康飲食”是現代消費者對飲食文化的新標準。達能一向以提供給消費者“健康”的食品作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基本準則。達能公司在餅干生產過程中以標準化的質檢嚴格控制每一道工序，保證食品安全。但達能公司對產品的高質量要求并不止步于此，他們在不斷改進產品口味的同時，注重提高產品的營養價值。公司與營養學專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經過與營養學專家討論研究，確定了鈣、鐵等多種人體需要的微量元素，并將它們添加到餅干中，使達能餅干成為營養的載體。公司將“健康飲食”的理念通過海報，小冊子等形式灌輸給每一位員工，使他們更多地了解健康營養方面的知識，樹立健康品牌形象，同時對促銷員進行嚴格的營養知識培訓,使他們在介紹給消費者安全營養的食品的同時, 也提供給他們一定的營養知識。
在給予中收獲
公司的價值觀并非一句空頭口號，它在其下屬達能江門公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們于公司內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員工建議反饋系統，用于收集各層員工對提高工作效率，幫助企業發展的有效建議。員工建議反饋系統正為員工全員參與管理、集思廣益提供了一個平臺。由于很多員工都來自于生產第一線，故他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往往具有普遍性、針對性和實用性。員工可以就安全管理、質量控制、工藝技術、管理方法等各個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議和改善意見。員工的建議和意見，由公司建議評審管理小組做出評價并給予反饋信，根據員工建議和意見的可行性，實施和改進后帶來的效益給予員工相應的獎勵。
達能公司通過員工的評估，制訂了進一步鼓勵員工參與管理，通過聽取員工的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管理的政策。事實證明，這樣的努力是有效的。“達能之路”在員工心中所強化的“我能做”的意識和精神在達能公司上下已經深入人心。達能員工把它當作自己的價值觀，把它滲透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當中。
“達能之路”使公司更有吸引力
作為一個在校學習的大學生，最希望得到的一定是一個檢驗自己所學知識的機會，一個大顯身手的舞臺。達能集團每年在大學中舉行“信任”（Trust game)大賽，為大學生們提供了解商場的挑戰, 同時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臺。
Trust game是一個模擬實戰的商業游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游戲并非單純給予大學生們一個實戰演練的機會。在游戲中, 一切的活動都要在“達能之路”的價值體系中進行。達能公司希望能夠通過這種演習，將自身發展的成功經驗在學生中廣泛地傳播。這種珍貴的經驗不但能讓大學生們在走上社會之前學習處理復雜的商業問題，更能引導他們思考如何平衡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參加過這個比賽之后，更多未來的經營者、商業人就能夠認同達能的價值觀，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堅持履行社會責任。不少大學生表示，游戲是達能社會責任既形象又生動的具體體現，增強了我們對公司的信任。
在競爭激烈、強手如林的食品領域，八萬九千達能人本著“開放心態，熱忱向上，以人為本，親和信賴”的價值觀進行自我完善，向前邁進。他們用“達能之路”的標準要求, 不斷改進。這樣的公司對待自身看似“苛刻”，實際上卻完全體現了21世紀企業健康發展的新要求：不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不通過惡性降低成本，坑害消費者的方式取得利益；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肩負社會責任，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努力做到多贏；讓每一個員工在工作中實現自我，使每一個與公司有關的人感到快樂。
關鍵詞 開放大學 智慧教育 途徑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z.2016.04.011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basic concept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wisdom of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intelligence education， the research discusses the way of boosting the wisdom education in Open Univers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uilding of Open University， and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Key words Open University； wisdom education； method
當前世界各國尤其發達國家相繼提出智慧城市戰略，其目的是力爭在新一輪信息技術變革中處于優勢地位。隨著我國社會經濟三十多年持續高速增長以及城市化和全球化步伐的進一步加快，構建智慧城市，已成為了我國城市發展令人關注的重要戰略問題。智慧教育是智慧城市重要組成部分，是智慧城市健康順利發展的保障。開放大學教育作為一種新的教育形態，是以終身教育理念為先導，以服務學習型社會建設為宗旨，以現代信息技術為支撐，整合共享各類優質教育資源，實施遠程開放教育的新型高等學校，①②是智慧教育實現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研究探索開放大學建設助推智慧教育的路徑，有利于進一步優化終身教育資源布局，滿足不同層次的終身教育需求，推動城市率先基本實現現代化，進而向智慧城市邁進具有重要意義。
1 智慧教育內涵與特征
智慧教育即是指以物聯網、云計算、大數據處理、無線寬帶網絡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為基礎，以互聯網與智能儀器設備等為鋪墊，以大量的教育資源建設為中心，通過各項配套保障措施，深化教育體制改革，全面實施與構建網絡化、數字化、個性化、智能化的現代教育體系，是以政府為主導，學校、企業及相關機構共同參與構建的現代化教育服務體系。智慧教育是智慧城市重要組成部分。
智慧教育即具備“教育”的屬性，又具有“信息化”的屬性。從其教育屬性來看，智慧教育的基本特征有開放性、共享性、交互性與協作性等幾個方面。第一，其開放性就是突破了傳統教育的以學校教育為中心的瓶頸，促進了教育的社會化、終身化與個性化；第二，共享性使得豐富的教育資源為全體學習者所共享，是教育信息化的本質特征之一；第三，交互性即是實現人機之間的溝通和學習者人與人之間的在線遠程學習交流；第四，協作性體現為教育者提供了更多的科學有效的相互協作的機會。從信息化技術屬性來看，智慧教育具有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和多媒體化等特征。第一，數字化使得教育信息技術系統性能更加可靠，更便于使其標準統一；第二，網絡化使得教育資源更便于共享，更易實現人與人之間交流合作，第三，智能化使智慧教育系統能夠實現教學行為個性化、充分體現人文關懷。第四，多媒體化使得智慧教育相關設施設備一體化、教育信息表述多元化，使得相關教育資源內容更加直觀，更加豐富多彩。
2 國內外智慧教育相關發展狀況
智慧教育對傳統教育理念、模式、內容和方法帶來了強大的沖擊，促使現代教育形式和學習方式的發生了重大變革。以教育信息化促進教育現代化，借助先進的現代信息技術完善傳統教育模式，是教育現代化、實現教育的跨越式發展的必然趨勢。當前國內外在智慧教育建設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績，許多成功案例值得我們深思和借鑒。
目前，國外走在前列的以美國、韓國和日本為代表。例如，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格雷漢姆小學嘗試開展了教育云計算項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該校600名師生可通過“通用云計算服務”獲取虛擬電腦桌面，并可方便地使用其中包含的豐富多彩的學習內容。弗吉尼亞州Passage中學允許學生在課堂上使用手機等終端進行學習。為了充分調動學生學習興趣，創設了許多可以使用手機參與的學習活動，并將學習過程與內容寫成博客或錄制為視頻在網絡上共享。有些教師也開始嘗試利用手機來加強教學過程中與學生互動。如在課堂中提問時，不再只是指定某個學生回答，而是通過短信的方式，并將學生的答案投影到教室的大屏幕上供學生討論；還有的教師通過Twitter平臺與學生一起協作創作故事，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
另外，日本總務省于2010年啟動了國家級教育信息化項目――“未來校園”智慧教育項目。該項目建立了具有良好人機交互的計算機應用系統、互動性白板和連接家庭與學校的協同教育平臺，為所有六至十二歲的學生提供豐富的電子學習資源。韓國教育科學技術部與國家信息化戰略委員會一起，于2011年6月推出了“智能教育推進戰略”，即從2015年起將在相關學校推出“量體裁衣”式的智慧教育體系，用電子數碼教科書取代傳統的紙質教科書。韓國政府為此將投入約合21億美元的資金來完成此項戰略，將在所有學校建設以云技術為基礎的教育環境，使得學生能夠通過計算機、各種智能數字終端進行學習活動。
近年來我國各省份和城市圍繞智慧教育建設也做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例如，湖南省為了進一步加快湖南職業教育信息化建設著力打造了職教新干線，構建了基于云計算服務、覆蓋湖南全省職業院校、基于網絡的開放式學習互動交流平臺。湖南職教新干線現已建有平臺161個，師生教學空間30余萬個，教學內容視頻25萬個。廣東省佛山市南海區積極開展智慧教育探索，形成了一個中心（云計算管理中心）、3個平臺（云基礎平臺、資源平臺和管理服務平臺）的智能教育模式，構建的云計算環境下的區域教育公共服務平臺――“南教云”主要有電子政務云、學校管理云、教育資源云、互動社區云、智能課堂學習云等，③對區域教育現代化建設起到了良好的推動作用。
3 助力智慧教育實現的開放大學建設策略與路徑
3.1 搞好頂層設計，明確定位及目標
開放大學是智慧教育實現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全民學習的服務平臺和終身教育的支持體系。
3.1.1 明確定位
開放大學是全民學習的服務平臺和終身教育的支撐體系，不僅為全民學習提供服務，同時還為構建終身教育學習平臺提供支撐，充分體現開放大學的開放性和社會責任。第一，要立足省情和市情。制定富有特色和針對性的實施方案，切實增強服務全省社會經濟發展的能力。第二，要面向未來。努力將開放大學建設成為滿足全民教育多層次多方位的教育需求的新型大學和終身教育平臺。第三，通過創新不斷謀求發展。以社會的學習化進程為出發點，以終身教育和學習型社會的構建為立足點，使開放大學真正成為構建終身教育和學習型社會的有生力量，實現開放大學建設助推智慧教育的目標。
3.1.2 明確職能目標
一是辦學職能，繼續辦好學歷教育與非學歷教育，當前仍以專科和本科為主，并積極探索與高校合作開展面向社會的研究生教育。二是服務職能，充分運用現代信息技術，依托互聯網環境，采用遠程教育技術手段，為廣大民眾提供優質的學習資源。三是管理職能。積極創新管理模式，開展決策咨詢、發揮好業務指導、過程監督等管理職能。
3.2 進一步加大開放大學信息基礎設施及長效運營體系建設力度，助力智慧教育體系的構建
開放大學在遠程教育方面有著多年的經驗積淀，已形成較為成熟的教育網絡，較早地涉足了云計算、社交網絡、移動互聯網、SAAS等現代信息新技術。但同時我們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在信息基礎設施及長效運營體系建設力度方面仍需進一步加強，軟硬件等方面距離智慧教育的要求仍有較大的距離。因此亟待搭建實施智慧教育的相關平臺。
智慧教育的構建離不開現代信息技術，云計算技術的發展與逐漸成熟為智慧教育體系的搭建奠定了基礎。它為智慧教育提供了強大的底層技術支撐和服務支撐，因此，借助已云計算技術為代表的現代信息技術，搭建長效運營支撐平臺是智慧教育體系建設所不可缺少的，該支撐平臺包括：一是智慧教育的計算與安全能力核心的云計算與云服務管理平臺；二是保障系統運維的常態化的集中式的系統運維團隊及專業面向客戶服務的呼叫中心。
3.3 加快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與整合
現有教育資源與應用已達到一定積累，亟待整合。隨著我國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行業的各類參與者已積累了豐富的教育教學數字資源，但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當前教育運行體系仍存在著諸多問題，如各種教育產品的“炮樓”模式，不適合交叉、跨界，缺乏真正意義上的網絡在線教育平臺，因此智慧教育體系構建必須充分解決好跨界問題，從而實現各類優質教育資源的共建共享。又如當前我國網絡在線教育在連續性方面仍顯欠缺，主要表現在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大學、成年、職業、老年的終身教育體系不完備，受眾缺乏終身的、延續的教育場所。
開放大學應著眼社會經濟轉型發展需要，圍繞智慧教育體系的構建，堅持內涵式發展，立足區域、面向全國，借助國家和省教育資源公共服務平臺，建設學科門類齊全、內容豐富、彰顯區域特色的數字化教學資源庫，并使教學資源得到可持續的更新。一是充分運用開放大學系統的現有課程體系；二是同自學考試系統的自考課程互通；三是通過政府購買等形式，向各級各類學校、企業、科研單位與社會相關機構征集優質課程，從而促使教學資源更具針對性、歷久彌新。
3.4 積極探索“人人、處處、時時可學”的以面向社會公眾的在線教育超市為代表的智慧教育運作模式
“教育超市”是一種全新的教育辦學模式，它的構建不僅體現了“以學生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而且有利于有限的教育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教育超市”實行開放式教學，能為各類受教育者提供層次多樣、質量高、數量足的教育資源，提供了更加人文化的學習環境，從而進一步激發受教育者的潛能。在搭建面向社會公眾的在線教育超市時應注意以下策略：
（1）明確定位與服務目標。應充分體現學歷與非學歷教育兼顧，積極推進各類教育形式之間互通，通過在線教育超市平臺內容豐富的優質課程滿足廣大學習者多種層次的需求，并賦予他們充分的選課自，為渴望通過學習提升自我的社會公眾提供終身學習的機會。
（2）構建科學設計的課程體系。課程體系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在線教育超市的主要功能模塊，科學合理的課程體系是面向社會公眾的在線教育超市的運行永葆活力的源泉。它主要包含兩方面的內容，即公共基礎課程超市與專業課程超市。在設計公共基礎課程超市時應注意既要課程內容符合相關專業修業的基礎性要求，又要注重激發學習者的學習興趣，提高職業素養應變能力等需求；在設計專業課程超市時要在保證專業體系完備性的同時盡量突出專業特性。
（3）構建健全的自選課程制度。應摒棄原有普通高校的管理模式中只能在狹窄的專業計劃限定的范圍內選課的制度，既要遵循教育規律，建立符合學習者需求的選課制度，使學習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選修課程，又要注意有利于學生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的需求，充分體現了“以生為本”的教育理念。
（4）探索實施學分銀行制度。課程在各層次高校教育間的互認互通及轉換，是面向社會公眾在線教育超市可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搭建各類教育之間的有序銜接和靈活溝通的“學分銀行”平臺，是解決當前各類教育資源各自為政、學分不能互認等問題的有效途徑。具體實施中可借鑒歐洲學分轉換系統（ ECTS） 模式，即通過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門牽頭成立全國和省市級高校學分認證機構，由認證機構制定和執行一系列課程學分評估項目和評估標準，確定各個高校教育的各門相關課程學分兌換系數及跨行提取學分的相關標準，從而建立起網絡教育與其他教育形式間學分互認互通的立交橋，促進各類教育間的有序競爭和資源的優化配置。
（5）完善課程導師制度。網絡是面向社會公眾在線教育超市的主要載體。構建完善的導師制度，對學生從入學到畢業的進行全過程指導，不僅可以有效地降低學生選課的盲目性，而且有助于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的提升。在構建課程導師隊伍時，應從長遠發展出發，充分考慮導師隊伍的專業學科類別、職稱、年齡等因素，以保障對學生學習過程中指導服務的針對性和實效性。
（6）制訂統一的課程遴選制度。包括課程遴選的評估入市、檢驗復評、退市的標準，應進一步引入競爭激勵機制，充分調動各方參與者的積極性與主動性，促成面向社會公眾的在線教育超市資源開發整合和應用升級的良性循環。
注釋
① 江興代.教育超市――現代教育新模式[M].北京：華齡出版社，2006.
無論是“創文”還是“創衛”，政府的各種創建工作很容易變為運動式的活動。政府的評估是上級對下級的檢查，下級只能唯唯諾諾疲于應付，應付和作假情況層出不窮。作為第三方機構，和居委的關系是平等關系和伙伴關系，有著共同的目標和追求。居委可以把自己工作中遇到的困難和對評估工作的意見直接向評委表達，評委也必須及時做出回應。這種關系能減輕居委人員的心理壓力，更容易得到居委的肯定。
（二）第三方評估“幸福社區”創建工作的不足處
1.評估操作層面需要繼續完善
H市政府購買第三方評估服務也是這兩年才出現的新生事物，評估機構并沒有現成的符合H市市情的經驗可以借鑒，一切都是在摸索學習中前進。比如評估指標的設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參加座談會的居民理想抽樣情況與現實中基本都是老年人來參加的差距等，都說明進一步增強評估機構的專業技術水平和積累經驗的重要性。
2.第三方的角色需要持續堅守
雖然評估機構和評委從法律層面上看是第三方的角色，但畢竟政府是服務購買方，機構不可避免會受到政府價值觀和權力交錯的影響。不同的利益方對評估結果的意義和重要性會有不同的觀點。這種觀點差異為各方之間的可能沖突埋下了隱患。比如本次評估每個社區都有若干萬元的創建經費，如果評估結果不合格，對居委會和街道辦的人員會產生什么后果？評估機構經常會被類似情況所掣肘，在我國目前這種人情社會中，更多需要依賴于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以及社會工作者的職業操守。
3.評估結果要注重“二次傳播”，調動居民參與度與知情度
從理論上說，任何一個關心社會生活環境改善成效的公民，都會關注社會項目評估及其結果。評估結果若要被使用，必須向評估對象和大眾傳播。評估如果不能被普通居民所了解，就很容易被人忽略，所以居民的意見尤其關鍵。本次評估的結果會提交給民政局以及各創建單位，但是還沒有給社區居民公開的有效操作方法。雖然居民與評估結果的關系最為密切，但他們通常也是最無意發表意見的人群。通常的評估報告只有同行會有興趣閱讀，很多居民對創建“幸福社區”并不了解甚至并不關心，不知道“幸福社區”的創建對自己生活有什么關系，居民的評估地位往往被忽視了。這就需要評估團隊及創建主體加大宣傳力度，想辦法激活居民的參與熱情，并在現實條件下，不斷增強居民的知情權，努力消除多方的信息不對稱。
參考文獻：
[1]金斯伯格.社會工作評估:原理與方法（第1版）[M].上海：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05.
[2]陳錦棠.香港社會服務評估與審核（第1版）[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