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9-27 16:09:35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文化產業區域研究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文化產業投資體制產業集群創新研究
陜西省的歷史悠久，文化資源遺存豐富、積淀深厚，這些都為陜西省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根據國際經驗，當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均GDP為1000-3000美元，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下降到50％以下時，用于文化消費的可支配收入會大大增加，進而刺激和帶動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費的增長。2007年陜西省人均GDP為12843元人民幣，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分別為34.6％和39.3％，由此可見，陜西省的文化產業較快發展已經具備了必要條件。但是，由于陜西省的經濟發展水平還較低，農業社會留下的文化遺產豐富多彩，具有現代意識的文化創意產業規模、效益還相對低下，造成陜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滯后。因此，本文試圖對陜西文化產業體制創新發展做一些探討與研究。
一、做好政策創新，制定優惠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政策
積極優惠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不僅可以促進市場機制和市場結構的完善和優化，還可以提高整個文化創意產業的勞動生產率和綜合文化競爭能力。
近年來陜西省委、省政府相繼出臺了《陜西省文化產業發展綱要》、《陜西省人民政府貫徹國務院關于非公有資本進入文化產業若干決定的實施意見》(陜政發[2005]35號)、《陜西省人民政府辦公廳轉發省財政廳省委宣傳部關于支持文化事業發展若干經濟政策意見的通知》(陜政辦發[2006]72號)、《關于加快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和文化產業發展的意見》等一系列規范和促進文化產業發展的文件，有力地促進了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但是，陜西省的文化產業的發展還很不充分。從總量上來說，陜西文化產業總產值只是北京的1／15，山東的1／6，廣東的1／4,人均產值則更低，而且還存在宏觀管理政出多門、文化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產業結構不合理、產業組織形式規模小分散化狀態，文化企業普遍缺乏活力等問題。因此，還應該進一步加大對優惠的文化產業政策的制定力度，發揮政策的引導促進作用，加快陜西文化產業體制的改革創新。主要有以下兩個個方面：第一，制訂積極優惠的文化項目引進政策。我們建議在省政府的權限內免除與文化創意項目有關的收費，完善相關的財政優惠政策。國家的法定稅種我們不能動，但是地方性的各類收費地方政府有權力進行調整。同時，允許和鼓勵各類組織通過獨資、合資、合作、聯營、參股、特許經營等多種方式，進入文化創意產業領域。要盡快完善文化產業發展專項基金的相關政策，對進入文化產業區域的項目進行專項資金的扶持，以增強對相關文化項目的吸引力。第二，制定完善的高端人才引進的相關政策。人才是現代社會中的重要資源。縱觀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較好的國家和地區，人才都是起決定作用的因素。我們應該認識到。“文化是文化人的事業”，但是“文化產業更主要是企業家和商人的事業”，即把文化做成自己的事業這是“文化人的追求、情結”，把文化做成產業是“獨具慧眼的投資人、企業家和商人對利潤的追求所致”。在文化產業人才問題上，我們建議一定要制訂引進高端人才的相關政策。同時，一定要重視人才成長環境的優化，制定在高端人才的引進方面特殊政策，完善人才激勵機制的相關政策法規，在分配體制上將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相結合，并進一步完善社保體系，使人才的流動無后顧之憂。
二、強化風險投資主體，組建陜西省文化創意產業風險投資公司
各地成功的經驗是，文化創意產業初期發展一定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資金投入，在后續發展中投資主體多元化會有助于產業的健康、有序和持續發展。文化產業是一個高風險與高收益并存的產業，同時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意識形態屬性，對進入文化產業的資金有著較高的門檻。例如，據調研，成功的動漫公司流動資金要求基本在1000萬元以上，而且要求后續資金的支持。
我們建議，“由陜西政府財政廳、國資委等部門牽頭，聯合省內有實力的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共同參股成立陜西省文化創意產業風險投資公司”。
為保證陜西省文化創意產業風險投資公司的經營效率，建議部分高管人員面向社會公開招聘。不拘一格選用優秀人才。目前，陜西省的文化產業還處于發展的初級階段以及存在較高的準入門檻，文化產業項目和風險資本的結合還和薄弱，對于風險資本還不具備較大的吸引力，這就需要政府發揮其“看得見的手”作用，對文化產業進行宏觀調控，加大對文化產業風險投資公司的引導和扶持力度，對風險投資公司的設立、批準，以及設立風險資本的準入門檻等方面制訂一系列的優惠政策，保證風險投資和文化產業實現真正的結合。
三、建立西安影視產業園，打造影視文化產業集群
以西影集團為中心，聯合陜西民營影視公司，打造影視文化產業鏈，把創意、技術、營銷等環節緊緊聯系在一起，對陜西影視文化加大發掘力度，使其原創價值，逐步轉變為有廣闊市場的商業價值，同時實現傳承文化遺產和推介陜西文化的社會功效。具體來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內容選材方面，依托陜西深厚的歷史文化資源，開發系列文化歷史劇。陜西有源遠流長的歷史文化(主要是漢唐文化)，特色鮮明的民俗文化，意義深遠的革命文化等，這些獨特的文化資源為電影電視劇本的創作提供了不竭的源泉。利用文化資源開發漢唐文化系列影視劇，關中文化系列影視劇，紅色文化系列影視劇等，形成具有鮮明“陜派”風味的電視作品。第二，在生產運營方面，建立影視產業園、構建產業集群，尋求規模效益。大力扶持民營影視制作機構的發展，不斷壯大影視生產隊伍。第三，在市場發行方面，聯合陜西民營影視公司，開捃多種營銷渠道，實現影視產品的風險分散化和市場價值的最大化。通過陜西衛視、西部電影頻道、陜西四套影視娛樂頻道作為播出的第一層窗口，通過版權授予，將其他省市臺作為第二層窗口，網絡為第三層窗口，最后通過衍生產品如光盤、圖書等實現發行效益最大化。
四、以優勢媒體以及出版機構為龍頭分別組建陜西各類傳媒集團，努力爭取傳媒公司上市
新聞傳媒產業是文化創意產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面對競爭日益激烈且靈活的傳媒市場。如何突破資源發展瓶頸，擴大傳播范圍和影響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的問題。早在2001年，陜西省成功剝離原分屬省、市、縣三級的廣電網絡，組建了全國首家陜西省廣播電視信息網絡股份有限公司，將陜西省傳媒業納入到了一個正規的發展渠道，展現出了強勁的發揮勢頭。在做大做強陜西省的傳媒業，加快陜西傳媒公司的組建和上市速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考慮：首先，應當將組建以《陜西日報》、《西安日報》、《陜西日報》、《西安日報》、《華商報》和陜西廣播電視、西安廣播電視等優勢媒體為龍頭分別組建混業經營的各類傳媒集團，并努力爭取傳媒公司上市。其次，在時機成熟的情況下，有條件的公司可以借助政府對文化傳媒資源的傾斜政策，整合目前處于市場化發展初期的廣電資產和媒體業務。如果集團公司能聯合上市，無疑可以在打破報業與廣電行業的競爭壁壘，產生規模效益，降低外部交易費用。在提高傳媒產品的競爭力的同時，從而帶動我省整體文化產業邁入發展的新時期。
根據戴維尼提出的“超級競爭”(hypercompetition)觀點，持續優勢是不存在的，只有通過打破現狀才能獲得一系列短暫優勢，長期的成功需要動態戰略，不斷地去再造短期優勢。因此，傳媒業應當將目光放在多元化的媒體間組建上市公司的投資戰略上，試圖通過組建傳媒上市公司來降低傳媒產品成本，提高運營績效，以期尋求新的利潤增長點。組建陜西傳播上市公司也正是基于“跨媒體的運營服務商”的發展戰略，突出傳媒重點，兼顧多元化的綜合傳媒已經成為媒體經營發展的必然趨勢。雖然這樣的戰略調整可能使集團面臨高轉換成本的風險，以及來自政府管制方面的風險，但是，在市場經濟的大趨勢下，組建陜西傳媒上市公司對于今后企業融資以及在全國范圍內推廣傳媒產品都具有重大的意義。
五、培育文化產品品牌，延伸陜西傳統文化產品價值鏈
陜西是中國的文化大省，是中華傳統文化積淀最深厚、最豐贍的地方。西安與意大利的羅馬、希臘的雅典、埃及的開羅并稱“四大世界古都”；咸陽是中國封建中央集權制社會的第一個國都；漢中，是中國漢文化的主要發源地；延安被譽為“中國革命的搖籃”；韓城有“文史之鄉”的美譽，是“史圣”司馬遷的故鄉；寶雞以“炎帝故里”、“陳倉古道”聞名天下。關中平原更是中華民族的發祥地之一，從悠悠遠古到近世當今，三秦大地一直都是產生時代英雄、文化名人的風水寶地。秦皇陵，兵馬俑，秦直道，明城墻，大小雁塔，乾陵，漢陽陵建筑和裝潢的宏大壯觀，尊貴威嚴。陜西的歷史文化名城名址。分布在三秦大地的黃土高原、關中平原、秦巴山地，自古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蜀文化、羌文化、鬼文化及后來的西域文化的熏陶，留下了豐富的遺存，使陜西獲得了“天然歷史博物館”的美稱。
在市場經濟發展日益深入的今天，如何能夠延伸陜西傳統文化的產品價值鏈便成為陜西文化創意產業創新的重要一環。單一的文化資源和旅游資源無論如何豐富。如果不能被充分開發和發展，使之規模化、產業化，陜西的傳統文化就會因為缺乏了市場動力，面臨文化傳承和增殖的困境。
我們建議，將陜西著名的傳統文化資源，按照相關的模式，以創新性表現方式，通過“品牌經營”、“特許經營”、“品牌擴展”等戰略延伸產品鏈，提升傳統文化的市場競爭力，實現文化產品的不斷增殖。
六、突出陜西高校數量眾多的優勢，建立首家“中國(陜西)大學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陜西各類高校百余所，教育事業和科技產業發達。建議陜西省政府以高校集中區建立“中國(陜西)大學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依托這種人才資源，就近大學城，建立大學生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各個院校設立文化創意公司，為大學生創意、大學生創業提供必要的物質條件。周圍省份為大學生創業提供5萬元的貸款資金支持，這些經驗可以借鑒。在陜西，在校大學生、研究生接近100萬人，這一強大的人力資源必須開發，也一定應該開發。如果政府為他們提供一個創意和創業環境，能夠激發大學生的創造潛能，并將這種創造力轉化為生產力。這將是陜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一大特色。具體工作有：第一，鼓勵大學生在電影、音樂、廣告各個方面的嘗試原創工作。第二、按照市場機制進行產業園的文化創意成果的執行與推介工作。第三、定期舉辦大學生創意文化節，開展各種創意比賽。如DV攝影、劇本征集、flash設計、彩鈴設計、廣告設計等，同時舉行各種文藝匯演，充分調動大學生的創造力，推陳出新，將這些創意成果進行拍賣。定期開展大學生文化創意博覽會，展示大學生的創意成果，吸引國內外投資方，推動產業園的健康長遠發展。
七、借鑒國際成功經驗，以廣告業撬動陜西動漫產業發展
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動漫制作和輸出國，在80年代流行一時的《聰明的一修》、《鐵臂阿童木》等著名的動畫片，都是由日本電通廣告公司的創意、設計人員完成的，也就是說萌發和激活動漫產業的杠桿產業之一就是廣告業。
以日本的動漫產業運作方式為鑒，我們建議，可以引導陜西的廣告公司從制作動畫和周邊產品開發營銷兩個方面促進陜西的動漫產業發展。根據統計陜西的廣告業三項指標“經營額”、“專業公司”和“從業人員”在國內均居15位以內，也就是說陜西的廣告業態在國內居于中等偏上的位置。首先。培養廣告設計人員的動畫制作技術，促使部分廣告公司向動畫制作公司發展。其次，開發動畫周邊產品的設計營銷。在制作成功動畫的基礎上，廣告公司負責進行周邊產品的設計開發以及宣傳活動。比如《鐵臂阿童木》就有阿童木造型的玩具、文具、服裝、模型等等。廣告公司在轉型為動畫制作公司之后，可以與玩具制造商合作，開發動畫周邊衍生產品的生產和銷售。超級秘書網
八、做大做強陜西會展產業和演藝產業，打造會展和演藝時尚之都
現代會展業是通過舉辦各種集會和展覽展銷會，能夠帶來明顯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經濟現象和行為的產業。以展覽會、交易會、洽談會等多種形式進行，成為交流文化、商品和展示品牌的平臺。會展業是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后的產物。是現代經濟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而發展會展業必須依托城市的現實基礎。首先，陜西具備獨特的地理優勢，這一優勢不僅包括良好的自然環境和文化環境，還包括便捷的交通。其次，陜西具備現代會展業要擁有優勢產業，市場條件好，開放度高，并且具備良好的開放度和國際知名度。第三，陜西具有完備的展覽場館，優良的配套設施。西安是我國五大會展城市之一，每年舉辦100多個有規模的展會，目前已經擁有了陜西國際會展中心、曲江國際會展中心、綠地筆克國際會展中心等一批具備舉行大型會展的場館。這些產業優勢應該得到進一步發揮。
在發展演藝產業方面。作為陜西省省會的西安，根據西安本地的特色和發展演藝產業的需要，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著手：地方節慶活動、地方文化藝術節、引進外來演藝團體來活躍、繁榮西安演藝市場。由于西安本地的高校較為集中，高校中的藝術團體和藝術專業不斷地向社會輸送藝術人才。在演藝產業的發展過程中西安大唐美蓉園將自然風光與人文元素有機結合就是成功的例子。
九、打出申請開辦“迪斯尼樂園”等現代化的國際級別的主題公園的旗幟，將現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元素融入陜西文化創意產業發展之中
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與國際現代化相結合。主題公園作為一種后現代的旅游資源，是專門為旅游者、休閑者所設計的文化娛樂、購物、休閑場所，具備功能的多元化和綜合性。而國際性的主題公園在文化的兼容性和功能的多樣性上則有更高的要求。
關鍵詞：文化產業 跨區域發展 發展模式
一、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現存的問題
首先，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經營的模式比較落后。一方面，行政化管理模式長期以來存留在我國文化企業中，很多文化企業經營管理者缺乏市場競爭意識，企業的經濟效益較差，其跨區域發展都是政府行政手段催生的結果，不具備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產業從根本上無法與其他物質生產部門區分開來，因此其跨區域發展過程中還沒有形成操作性較強的經營管理模式，文化產業的跨區域發展都沒有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無法有效吸納社會資金且無法進行核心技術的自主研發，導致文化企業市場化運作效率非常低下。
其次，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中復合型管理人才的缺乏。目前我國文化產業及相關產業從業人員已經超過200萬，但調查表明，文化企業中既熟悉企業內部資源又良好把握市場發展的復合型管理人才卻非常缺乏，這使得我國文化產業的跨區域發展缺乏內在驅動力。
最后，我國文化產業的本土化障礙比較突出。文化企業在所屬區域經營時都有自己的主營方向和品牌定位，當進軍異地市場后，需要根據當地的文化消費和風俗習慣進行調整，此時企業如何在融入異地市場和堅持品牌定位中進行取舍，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此外，地方政府在文化產業區域間的溝通和交流中，都比較傾向于對當地文化企業的保護，可能對外地文化企業的跨區域發展制定排他政策，這會阻礙文化產業的跨區域良好發展。
二、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模式的研究
（一）我國文化產業的跨區域合作模式
跨區域合作模式是指文化企業與異地的文化企業進行合作，雙方就人才培養、經營策略、技術革新等方面進行溝通和交流。一般而言，跨區域合作模式有如下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兩個區域內的文化企業進行資金層面的合作。通過兼并聯合、上市融資等方式，兩個區域內的文化企業能夠快速實現資本運作的全面提速，從而提升雙方的市場競爭力。資金層面的合作對于文化企業的跨區域發展至關重要，一方面為文化企業提供了發展的充足資金，確保文化企業整體產品結構，實現了各子公司產品的單一化生產；另一方面使文化企業的技術研發具備充足資金，從而確保文化企業能夠使用新技術、新產品來擴大市場占有率。
第二種是兩個區域內的文化企業進行業務層面的合作。兩個區域內的文化企業通過業務層面的合作，能夠保持各自在技術創新、管理模式和人才培養上的優勢，從而以合作的方式來取長補短，實現資源的共享。例如在2009年，在國家廣電總局的批準下，湖南衛視和青海衛視就進行了業務層面的合作，這使得青海衛視能夠充分借鑒湖南衛視在頻道運營、技術創新、廣告營銷等方面的成功經驗，同時又保持自身文化多元的特性，從而使改版后的青海衛視讓人眼前一亮，迅速吸引了大批年輕受眾。
（二）我國文化產業的跨區域創建模式
跨區域創建模式是指文化企業直接在異地設立子公司或分支機構，以此來延伸本企業在異地的技術、管理及人才理念等。一般而言，跨區域創建模式有如下兩種形式：
第一種是文化企業在異地設立子公司。通過在異地設立一個能夠獨立承擔研發、生產和銷售的全能子公司，文化企業可以確保子公司離開母公司的市場輻射范圍，成功打開異地市場。但值得注意地是，文化企業在異地設立子公司時，需要對當地的市場環境和企業實力等進行綜合評估，一般此種方式適合管理結構完善、組織架構完整和市場競爭優勢明顯的文化企業。
第二種是文化企業在異地設立分支機構。文化企業以一個中心城市為核心，然后以企業文化和經濟影響力的輻射范圍為半徑來形成一個經濟圈，從而在此經濟圈的二三線城市設立分支機構。作為母體的延伸，分支機構能夠提高母公司在異地的經營管理經驗，同時促進母公司在經濟圈的有效擴張。
三、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的保障對策
（一）文化產業從業人員綜合素質的提高
文化產業要致力于轉變從業人員的觀念，將技術型人才的培養轉變為復合型人才的培養，針對性提高從業人員的創新精神。除了為員工提供必要的培訓和學習機會，文化企業還要構建良好的用人機制和競爭平臺，從企業內部挖掘既有技能又有領導才能的全能型人才，讓員工用創業者的心態參與到企業的跨區域發展中，從而發揮人才在文化企業跨區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二）通過資本市場讓資金集結到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上來
一方面，文化產業現有的融資模式主要有銀行貸款、債券融資、財政性撥款和風險投資等，但銀行貸款在融資總額中所占比例過低，這就要求銀行加大對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的資金支持；另一方面，文化產業領域要大力吸引民營資本，將民營資本的生機和活力引入到企業跨區域發展中，促進文化產業國有資本和民營資本的高度融合。
（三）行政區劃限制的放寬
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是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地方政府要對此有著清晰的認識，放寬行政區劃的限制和降低市場準入門檻，讓異地優秀的文化企業到當地來進行發展，從而帶動當地文化產業的良性競爭。
四、結束語
綜上所述，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是大勢所趨，目前文化企業跨區域發展模式主要有跨區域創建模式和跨區域合作模式兩種，每種模式的優缺點和適用范圍不同，這就要求企業結合市場環境和實際需求來進行選擇。當然，隨著時代的不斷前進，我國文化產業跨區域發展模式還將更加多元化，這有待于日后的進一步深入探討。
參考文獻：
[1]向志強，陳靜.我國文化產業核心競爭力及其培育[J].社會科學家，2008（5）
關鍵詞：文化產業 長三角地區 經濟增長 區域經濟
從世界范圍來看，文化產業已成為影響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資源，它不僅能創造就業機會、擴大稅基，而且具有提高房地產價值、提高當地人力資本水平等間接效應。雖然近年來文化產業發展問題逐漸成為國內經濟學的研究熱點，但是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增長效應及其作用機制問題關注的并不多。本文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采用1992－2006年長三角地區14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對該問題進行計量檢驗。
計量模型與數據
本文使用面板數據進行分析，并采用處理聯立方程組時經常采用的似然不相關回歸（Seemingly Unrelated Regression，SUR）方法進行檢驗，以克服異方差和自相關可能產生的影響。由于江蘇泰州和浙江臺州兩個城市地級市建市時間較晚，在本文計量區間內數據缺失年份較多，所以予以剔除。所有數據取自1992－2006年《中國城市年鑒》及各市統計年鑒。
在內生增長理論框架下，設定檢驗1992－2006年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經濟增長之間關系的計量模型：
GGDP=C0+C1CUL+C2I+C3H+C4F+C5（CUL*I）+C6（CUL*H）+C7（CUL*F）
上式中各變量解釋如下： GGDP為14個城市統計1992-2006年人均真實GDP增長率，反映了各市的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績效，本文中GGDP為被解釋變量，其余變量均為解釋變量；CUL是文化產業發展程度指數，由于缺乏各城市整體文化產業發展水平的數據，根據掌握的數據，本文以廣播電視電影業、出版發行業、印刷復制業、廣告業等四個產業增加值之和占當地GDP比重來代替； I為國內投資規模指標，用各市年固定資產投資額增長率來衡量； H為人力資本指標，選取的人力資本變量為各市高校人數占總人口比例； F為利用外資規模指標，用各市年實際使用外資數量增長率來衡量。
本文引入如下交互乘積項以分析文化產業發展增長效應的作用機制： CUL*I為文化產業發展與固定資產投資規模的交互作用項，用來衡量文化產業發展與區域內本國投資規模的相互作用；CUL*F為文化產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規模的交互作用項，用來衡量文化產業發展與利用外資情況的相互作用；CUL*H為文化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存量的交互作用項，用來衡量文化產業發展與地區人力資源狀況的相互作用。交互乘積項的使用也避免了可能存在的變量間內生性問題。
估計結果分析
本文的實證分析分為整體分析和局部分析兩部分，前者采用14城市的數據檢驗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后者使用所轄城市的數據對各省市進行逐個檢驗，分析這種關系在三省市的不同表現。對整體分析模型和三個局部分析模型進行LM檢驗的結果均拒絕采用OLS的原假設，接受固定效應模型與隨機效應模型的備擇假設。從Huasman檢驗結果看，總體分析模型的P-value為0.000，顯示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三個局部分析模型的Huasman檢驗值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無法拒絕原假設，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進行估計。
（一）文化產業發展與長三角地區經濟增長的關聯性
本文采用逐步引入法，逐漸擴大解釋變量的個數并刪除不顯著的參數，分析對比各解釋變量與經濟增長的作用關系。使用逐步引入法的回歸分析共包括七個模型，由于篇幅限制，文中略去計量結果。計量檢驗的結果表明：
CUL的系數始終為正，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文化產業的發展對長三角地區人均GDP的增長有著顯著的影響。計量模型中的R2多在0.3左右，即該模型自變量的變化只能解釋因變量變化的30%左右，說明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規模相對較小。長三角地區文化資源豐富，教育、金融、信息等關聯產業發展相對成熟，政府實施產業政策的經濟基礎雄厚，對文化產業扶持力度大，雖然如此，該地區文化產業依然屬于弱勢產業。
H在七個模型中均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長三角地區經濟已逐漸走上內涵式增長道路，人力資本存量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開始顯現。文化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水平交互乘積項（CUL*H）的估計系數均在10%水平以上顯著，表明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與人力資本水平的相互作用對經濟增長有顯著的正影響。
I在各模型中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吻合我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的經濟增長基本依賴于物質資本投入的事實。在引入文化產業發展與固定資產投資水平的交互乘積項（CUL*I）的模型中，該交互項均在5%的顯著水平以上通過顯著性檢驗。長三角地區不斷擴大文化產品需求、文化產業的發展潛力以及政府的傾斜性扶持政策，在本地區掀起了投資文化產業的熱潮；另外，由于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的先動優勢，吸引了大量區域外的資金。
F在各模型中均通過顯著性檢驗，驗證了多年來長三角地區持續的經濟增長與外向型經濟發展戰略之間的密切關系。在引入文化產業發展與利用外資規模的交互乘積項（CUL*F）的模型中，該交互項都沒有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文化產業在發展過程中并未能有效地借助外資的力量。
（二）區域分析
下文將分析長三角地區不同省（市）文化產業增長效應的差異。為避免截面異方差和自相關，在分析中采用SUR的計量方法。分析結果顯示：
上海市變量CUL的系數估計值（0.401）小于江蘇和浙江的估計值（0.526和0.483），說明上海文化產業發展的增長效應沒有江浙兩省明顯。上海的“十五”和“十一五”發展規劃就把文化產業作為大力發展的對象之一，再借助于其經濟中心城市的地理優勢，使上海文化產業發展的起點較高，基數相對較小的江蘇、浙江兩省文化產業對經濟增長的邊際效益就相對更大。
上海市變量CUL*H的系數估計值（0.120）大于江蘇、浙江兩省（0.029和0.089），說明上海文化產業和人力資本相互促進的作用更明顯。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在影視制作、演藝、娛樂等產業擁有江浙兩省短期無法超越的優勢，在過去的幾十年里，上海市集聚文化產業人力資本，尤其是高端人力資本，產生了更顯著的增長效應。
CUL*F在分省市的區域分析中，只有上海市的數據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再次驗證了現階段文化產業發展與外商直接投資之間的低關聯性；CUL*I系數估計值顯示，江蘇省的數值（0.634）高于浙江（0.412）和上海（0.367），說明上海的文化產業發展與國內投資的相互作用沒有江浙兩省明顯。
結論和建議
本文在內生增長理論基礎上，使用1992－2006年長三角地區14個城市的面板數據，對該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進行了實證分析。計量結果顯示，即使在當前準入門檻較高的情況下，文化產業的發展對長三角地區的經濟增長也產生了顯著的促進作用，人力資本存量、資金流入規模等因素將影響文化產業的增長效應。針對計量的結果和結論，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議： 轉貼于
（一）投資主體多元化是文化產業化發展的關鍵環節
計量結果顯示，文化產業不僅是知識密集型產業，也是一個資金密集型產業。發展文化產業，必須建立起政府投入與社會參與相結合、內資與外資相結合的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資機制。在文化產業發展的初級階段，出于文化安全、民族文化多樣性保護、主流意識形態價值取向的維護等原因，現行政策對體制外的資本進入采取了選擇性極強的進入限制。為了使文化在履行社會職能的前提下盡可能的發揮經濟職能，就必須將經營性、競爭性業務從當前文化事業部門逐漸剝離。
（二）在現有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加大文化產業的招商引資力度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利用外資的高地，應把這個優勢延續到文化產業的發展中。發達國家文化產業已經相當成熟，通過外商直接投資的競爭激勵、示范－模仿、產業關聯、人力資本流動等技術溢出效應，充分發揮長三角地區文化產業的后發優勢，帶動本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發展文化產業必須要有一定的人力資本存量
文化產業，尤其是以內容開發為核心的核心層，十分推崇創造者的個人創造力。但它又不同于過去時代文化產品多數由個人獨自完成的情形，而是要經過創意策劃、技術制作、傳播操作、管理協調、商品銷售等多方合作才能最終完成，需要多種類型的專業人才。發展文化產業，要特別注意文化產業人力資本的積蓄。
（四）增加產品互補性和區域整體性
分析的結果顯示，上海在文化產業的發展中走在了長三角地區的前列。在后續的競爭中，江浙兩省必然會加大對人才、資金、FDI等方面的爭奪。因此，三省市必須結合本地比較優勢，選擇重點發展的業態，實現錯位發展，避免新一輪低水平競爭的發生。要重視區域內的專業分工與協作，建立科學合理的專業分工與協作機制，從專業分工的角度協助三省市文化產業發展戰略和規劃，使局部性文化產業規劃與整體性文化市場一體化規劃有機銜接。
參考文獻
1.馮子標，王建功.文化產業興起與我國工業化轉型[J].經濟學動態，2007（11）
2.顧江.文化產業經濟學[M].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3.康小明，向勇.產業集群與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提升[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2）
關鍵詞 區域文化產業經濟 組織 復雜性
中圖分類號：f250 文獻標識碼：a
一、引言
區域文化產業經濟已通過贏利性的文化基地產業的形成一個體系。經濟學家，地理學家，文化政策學者等學科學者對文化產業的運營、促進區域經濟發展進行了深刻的研究，我國十七屆六中全會指出“加快文化產業、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的主要目標之一。如何構建文化產業體系轉變生產方式，成為地區發展和學者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然而，文化產業的規模，特征、整體的績效并不能完全超越區域經濟的整體規模。除了傳統的定義界定以外，文化產業能容納的就業能力僅僅是區域經濟就業人數的較小部分，雇員大部分并不直接從事文化具體的工作，超過50%的文化工作者都是個體經營，并不能計算到就業統計之中，然而他們生產的產品和服務的市場具有本地化和外向化，創造了大量可觀的收入，許多文化工作者為非文化產業服務，許多生產面向當地市場以便獲得來自國家和當地政策的支持，同時在區域消費市場上，獲得更大的市場份額。
本文基于區域經濟學角度來研究文化產業。區域研究文化產業的結構、目標、運作系統。這個理論假定文化產業的經理、文化工作者、藝術家和文化產業政府管理者，非盈利的文化團體在組織、引導、規范、服務于文化經濟。文化產業的經理收益來源于公益機構推薦過來有熟練技能的文化工作者，隨著時間的推移，藝術家們從各個經濟部門形成聚集。藝術家們被假設為在各個行業有著不同的經驗，但是他們能利用這種獨有的個人經歷進行獨特創造并獲得較好收益。
作為文化經濟產業研究的框架補充，職業分析是用來追蹤文化工作者獲得技能和其它區域其他產業組織的協調。這個理論調研了北京和廣東的的大量藝術家，盡管藝術家的藝術作品在商業領域比其它部門收入多，但他們也會花費相當部分的時間在非盈利組織上。
二、文化產業的界定爭議研究
近二十年來，地理學者、經濟學家、政府決策對文化產業促進區域經濟發展和解決就業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文化產業被定義為社會生產的一種模式。文化產業被界定為影視、電臺、攝影、新聞、雜志和書籍出版，唱片業等等。但是這些界定忽略了文化工作者和非盈利文化產業對社會文化豐富以及價值創造。
文化產業的巨大的包容性不能完全在區域文化產業進行統計，但是這些研究都顯示了這些產業促進區域經濟的發展。只有少數的員工從事文化工作。藝術家只占5%，在廣告公司文化創造的職業人員只占有10%。文化產業雇傭者有許多行政人員、財務人員、銷售人員，如果把文化的內容解釋為整個產業的存在顯然是不成立的。
更為嚴重的歧義是文化產業是區域文化經濟的一種表征，北京45%的藝術家是個體經營，只占整體區域經濟就業統計的8%，因此，統計并沒有顯示在雇主為基礎的職業就業統計。許多藝術家也在為其他經濟產業工作，并不包含在文化產業里面。在經濟統計年鑒里幾乎是被低估了。北京的藝術創作者自我就業率往往低于廣州統計的藝術者的就業率的22%。
通過以上分析，以藝術家為核心的文化人員的只構成區域文化經濟的一小部分，有很高比例的藝術家是自我雇傭，而非文化產業的就業者更依賴工作行業和就業市場，而這些文化生產這更愿意與文化產業公司進行松散的合作關系，基于職業分析的角度，生產的藝術產品更具有廣闊性，地方政府也希望從文化績效上與其它地區進行比較。在一個國家中如果僅僅只按照文化經濟統計的就業人數來分析文化經濟產業的規模，那么顯然藝術家和他們的文化產品和收入是被遠遠低估了。
三、 基于區域經濟的文化結構分析
職業分析重點關注創意人員的行為，理論化了文化經濟的動態。在多個文化經濟產業區域中，藝術家可以選擇如何培養自己的能力，在哪里生活和創作自己的藝術形式，花多少時間投入到創作
，becker （1982）指出藝術家的創作需要建立一系列的關系網絡，包括藝術公司老板、分銷商、評論家和專業的購買者。這些因素區分了商業組織、非盈利組織，公眾和公共服務部門。在這些部門中文化活動受法律、文化、經濟的發展演變，文化活動往往成為區域經濟發展的一種活躍反映。
（一）盈利性文化組織結構。
商業部門包括盈利性企業雇傭藝術家，企業為他們的服務簽訂合同，購買他們的產品，包裝，和市場分銷，這些公司在文化產業中比重較小；許多非藝術公司也雇傭藝術家幫助進行產品設計、市場營銷和員工關系維系。這些商業部門也包含在藝術市場（畫廊，藝術展覽，在線網站）和以營利為目的的藝術場所（戲劇，音樂俱樂部，餐廳），使藝術家與他們的觀眾直接交流。許多視覺藝術家直接在因特網上出售他們的藝術創作。同時，藝術家可在培訓機構、工作室里進行教學。商業文化活動受經濟微觀主體的驅動。藝術家、中介機構、畫廊業主、公司經理構成微觀經濟體組織進行生產并對營銷的投資回報最大化的進行考慮。商業公司面臨直接盈利的需求，那么收入必須超過支出費用。基于資本運營理論，他們要有良好的資產負債。此外，至少每五年一次，他們在有盈利的情況下，才能沖銷成本與稅收。商業藝術企業面臨著在同行更成功企業的業務競爭，這也是一種商業組織化。
文化公司同其它區域企業一樣也有成本意識和時間意識，許多公司掙扎于生死邊緣，除非保持良好的聲譽和較高的產品質量，營銷也是商業經營中的重要部分。另一方面，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有更大的財務靈活性和良好的現金儲備，可以使它們承擔風險和損失而不至于使公司陷入資金恐慌。對于藝術家來說，這意味著在相對復雜組織系統工作的工作，生產受到嚴格管理，他們的工作則更強調技能和專業流程化，幾乎缺乏創新的空間。
因此，在商業領域的藝術產品是缺乏創新和特色的，但卻能迎合消費市場快節奏的變化，而顯得有利可圖。商業市場藝術作品市場是高度細分的，許多文化傳播公司因為一個項目損失導致整體公司的破產，資源分散到其他部分也是導致失敗的另一個原因。
（二）非盈利文化組織結構。
非盈利的文化產業組織，往往比盈利文化產業組織在稅收、法律有優惠傾斜。這種組織模式讓藝術家和藝術愛好者有寬裕的創作空間和稅收上的優惠政策，比如國家扶持的博物館、樂團，歌劇院。非盈利的藝術工作包括宗教禮拜活動，非盈利的演出等。
非營利性的文化組織和盈利性組織可能面臨困境有較大區別。非盈利文化組織往往由較高聲譽的志愿者領導，而不是通過由業主或董事會成員領導，組織成員包括各類的藝術家、專業愛好者和慈善人士。它們的運營成本僅僅包括場地租金，藝術家和其他組織正常開銷，藝術活動和表演，專業老師的工資支付，以及宣傳費用等等。非營利性的文化組織成本比商業文化組織成本更低因為幾乎很少的稅收，而僅僅只需要5%-10%的資金回報率。
非營利性的文化組織資金回報率低，管理需要藝術家和領導具有非常專業的管理技能和專業的生存技能，如何應對融資、組織的大小；編制管理服務費用的收入支出平衡，除此之外，還要應對未來舞臺科技的發展的挑戰包括更貼近觀眾的新技術，增加多媒體的使用。
沒有了短期高額收益的壓力，非盈利文化只注重藝術質量和社區宣傳發展，資金投入只能支持那些生活緊張的藝術家和行組織生存發展。更多的志愿者只能通過其他途徑來補貼自己的生活費用。
一些專家認為，非營利文化組織可以提供藝術自由和長期穩定性，因為它厭惡風險，因為較高的社會聲望能彌補市場盈虧的擔心。雖然非營利文化組織并不關心資回報率，但他們必須在服務于社會時，獲得滿足生存的收入，除此，還可能面臨資助者的考核或者非營利文化組織可能改變原有的發展。
（三）非正式文化組織結構。
非正式文化組織結構是由演員組成的非正式的、民間的、盈利或非盈利的文化活動。以社區藝術家為對象的前沿研究分析了這第三個領域，包括變化特征，以及產生的非正式收入。它包括涂鴉和其他公共藝術、青年文化活動、非正式的社交網絡等等，許多藝術家通過交流學習開始了他們藝術氣質的發展。這種社區藝術活動，沒有規范的盈利設置，也不容易被法律所規范。總的來說，非正式文化組織的活動是無正式
化工作的人進行組織，活動沒有連續性，也不需要正式的場所。
同樣，這些非正式文化組織也面臨資金的困境，人格沖突、松懶、管理的缺失都會使這種活動無法維持可持續性。
第四類組織是政府或公共部門。在中國這些藝術家在文聯或畫院，他們達到資格才能被國家和地方政府錄用，獲得穩定工資收入。這個部門不同于其它三個部門。但是藝術家的就業和收入來源于政府，根據文化統計方面的年鑒可以知，被規范為非盈利部門進行會計歸類。
四、建議與啟示
本文的研究報告表明，政府決策者應該深化對區域文化經濟的認識，把培育文化產業經濟作為一項長期的發展戰略。地方政府應該組織培養全方位人才和提供文化產品和服務，利用非文化產業，非營利基金，教育機構，文化部門和社會服務機構等，來構建一個區域文化生態圈和培育產業群體。文化產業的發展能提高地方的文化聲望，對于地區政府的發展是十分必要的。
在經濟和文化的發展資金的供給決定上，政府決策者可以權衡區域文化經濟發展對區域經濟各個領域的貢獻。在公共和非營利藝術空間，投資一些些藝術中心，藝術家的創造基地，以便于推動該地區的經濟發展。
（作者：西北民族大學2012級中國少數民族經濟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區域經濟）
參考文獻：
[1]林憲生，曹靜靜.海南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的戰略思考.海洋開發與管理. 2013（1）：108-112.
[2]楊澤喜. 文化產業發展的制度支撐與對策創新. 社科縱橫，2013（1） ：24–27.
關鍵詞：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動態因子分析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26-0065-02
引言
隨著國家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的實施，文化產業對我國各地區經濟的貢獻已經越來越大。作為各地區經濟新的增長點，文化產業的發展越來越受到各級政府和國內外學者的關注。相比之下，對于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重視則相對較低，有關研究也較少。然而國內外實踐證明，任何產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良好的產業發展環境。目前關于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研究很少，且大多是從定性的層面進行分析，如熊耀平（2002）指出文化產業發展必須有適宜的環境，必須采取有效措施和通過規范化的途徑，保障文化產業健康的發展[2]；馬黎明（2010）對濟南文化產業的發展基礎和發展環境進行了系統分析，并通過挖掘其中內含的文化產業發展機理，研究探討了濟南文化產業發展的方向與重點。也有學者從單個角度對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某個方面進行研究，如王重遠（2012）從文化創意的角度選取了21個指標體系，運用層次分析法對文創產業發展環境進行了研究。
已有關于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研究大多是從定性的角度進行分析，或從文化產業發展的某個方面（如創意等）構建指標體系進行定量分析，且大部分都是運用截面數據進行靜態分析。本文基于現有研究成果，構建科學合理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評價指標體系，運用2007―2011年的面板數據，利用動態因子分析法對我國31省市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水平進行測度并做相關分析，力求為我國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改善提供合理的政策建議。
一、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指標體系的構建
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是指以文化活動為主題的文化生存、文化繁衍、文化創新和可持續發展的外部氛圍。它由多種文化產業發展的力量相互作用和由多種生命體及非生命體的空間客體構成。這個空間客體從廣度上既包括自然、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因素，在門類上包括人文、社會、政府、行政法規、市場等在內的多個領域。
本文基于以上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內涵及特點，在文獻借鑒的基礎上，從產業資源環境、基礎設施環境、宏觀經濟環境、關聯產業環境、產業創新環境和政府政策環境6個方面構建描述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指標體系。其中，產業資源環境包括藝術表演場館機構數、公共圖書館機構數、博物館機構數、群眾文化機構數、文化事業費、文化產業實際完成基建投資、文化體育和娛樂固定資產投資、文化產業從業人員共8個二級指標；基礎設施環境包括郵政營業網點數、互聯網寬帶接入端口、鐵路網密度、公路網密度、衛生醫療機構數共5個二級指標；宏觀經濟環境包括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文化文物部門所屬機構總收入、文化市場經營機構數、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可支配收入、外商投資資產總額共6個二級指標；關聯產業環境包括旅游產業、技術產業、教育行業共3個二級指標；產業創新環境包括地區R&D投入、文化文物科技科研機構數、文化文物科技科研機構高級職稱人數共3個二級指標；政府政策環境包括文化事業費占財政支出比重、文化市場執法機構數、文物保護管理機構數共3個二級指標。
二、實證分析
（一）數據來源與計算結果
本文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選取了2007―2011年我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相關面板數據。運用動態因子分析方法，借助STATA統計分析工具，得到各地區2007―2011年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得分如圖1所示（按平均得分進行排序）。
（二）結果分析
1.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性
由表1可以直觀的看到，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存在東部較好，西部較差，中部適中的區域差異性。文化產業發展環境依存于一定的區域空間，在不同區域空間中，由于自然環境、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創新環境等的不同導致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存在很大的區別。
2.我國各省市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動態性分析
由表1可知，2007―2011年，各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排名和所屬類型變化不是很大，但得分卻存在較大的變動性。排名前六的地區在這5年間得分都大于2，而且其得分具有持續或波動上升的趨勢，而排名后七位的地區其得分一直都小于-1，且其得分都有持續或波動下降的趨勢，使其文化產業發展環境越來越差。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國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趨勢，呈現出一定的區域聚集性。
三、結論與建議
第一，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有很大的不平衡性，呈現東部較好、西部較差、中部適中的格局，不同地區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存在較大的差異。上述分析表明，由于不同地區經濟環境、社會文化環境、創新環境、政策環境等的不同使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性。但與此同時，所處環境的不同也使得各地區各具特色，比如，東部地區經濟發展較快，中部地區資源相對更為豐富，西部地區由于發展較慢從而更具發展潛力等等。因此，各地區必須重視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的區域差異性，認清自身的優勢和劣勢，在改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提高文化產業競爭力時不能照搬其他地區的發展模式，而應結合當地特色，充分發揮區域優勢，打造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走有自身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道路。
第二，從總體上看，各省市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水平兩極分化現象較為嚴重，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文化產業發展環境不斷變動，有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趨勢，導致其差距不斷加大。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兩極分化逐漸嚴重將導致文化產業發展兩極分化也逐漸嚴重，進而會導致社會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等一系列問題。因此，在改善文化產業發展環境、提升文化產業發展水平時，相關政府應不同地區不同對待，結合各地文化產業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各地文化產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實現各地區協調一致、共同發展。
參考文獻：
[1] Alessandro Federici，Andrea Mazzitelli.Dynamic Factor Analysis with Stata [EB/OL].http：///meeting/Italian/Federici.pdf.
[2] 熊耀平.我國文化產業發展環境研究[J].湖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6）：32-35.
[3] 馬黎明.濟南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和發展方向探析[J].棗莊學院學報，2010，（6）：101-103.
[4] 王重遠.創意產業發展環境綜合評價體系研究[J].華東經濟管理，2012，（8）：24-27.
[關鍵詞]大香格里拉 鉆石模型 區域旅游
一、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合作背景
“香格里拉”一詞源于1933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小說以喜馬拉雅以東藏漢交界區域為原型描繪了一個令人神往的夢幻樂園。小說暢銷后，香格里拉成為人們心目中美麗、安然、閑逸、寧靜、和諧的“世外桃源”。
小說中的香格里拉被定位于中國的西南地區，這一區域有美麗的自然風光、獨特的民族風情、珍貴的生物資源，構成了高品質的旅游資源，區域內的四川、云南、各州市都在“香格里拉”這一知名品牌利益的驅動下，掀起了一場“香格里拉”爭奪的熱潮。
2002年5月，首屆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協調會在拉薩召開，滇、川、藏三省區初步提出了構建大旅游區的整體框架，決定按照“區域聯動，資源整合，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聯合開發這一區域的旅游資源，共同開發建設“中國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這一旅游區包括三省9個地州市，總面積為61萬平方公里，人口1200萬，分別占到全國國土總面積的1∕15，和總人口的1∕100。2003年和2004年，第二、第三屆協調會分別在昆明和成都召開，加強了滇、川、藏三省區政府及其旅游部門的聯系和合作，商定了包括基礎設施建設在內的景區開發項目計劃。未來十年，三省將聯合投資500億元，打造“大香格里拉”這一旅游品牌。
二、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簡述
產業競爭力，亦稱產業國際競爭力，指某國或某一地區的某個特定產業相對于他國或地區同一產業在生產效率、滿足市場需求、持續獲利等方面所體現的競爭能力。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波特在《國家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了“產業和國家競爭優勢”理論，該理論認為一個國家特定產業的競爭優勢是由生產要素，需求狀況，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企業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四個基本因素決定的，同時，政府和機遇這兩個重要變量也可能對產業競爭優勢產生重要影響。四個基本因素猶如鉆石的四角，相互影響促進，推動產業發展，構成了鉆石模型（如圖一）。波特的鉆石模型現在已經成為企業和政府思考經濟、評估地區的競爭優勢和制定公共政策的一種新方式，是國際商業思維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大香格里拉區域地質結構獨特，經濟基礎薄弱，民族關系復雜，但是具有非常多獨特且珍貴的高品質旅游資源，很多地市州都將旅游文化產業作為當地的支柱產業發展地方經濟，改善民眾生活條件。滇、川、藏三省區合作制定該區域旅游文化產業的統一規劃和聯合開發，打造“大香格里拉”品牌，勢必將該區域的旅游文化產業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本文將通過邁克爾·波特的鉆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競爭力并提出提升產業競爭力的對策。
三、基于鉆石模型分析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
1.生產要素。生產要素是指產業發展所需要的各種條件和投入，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兩類。基本要素是指一國先天擁有或不用太大代價就能得到的要素，如自然資源、地理位置等；高級要素是指通過長期投資或培育才能創造出來的要素， 如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大香格里拉的優勢生產要素如下：
第一，品牌要素。品牌是給擁有者帶來溢價、產生增值的一種無形的資產，增值的源泉來自于消費者心智中形成的關于其載體的印象。香格里拉品牌帶給消費者的印象是原始的生態風貌、獨特的自然景觀、多姿的民族風情、燦爛的歷史文化、神秘的理想之地。這一品牌具有很高的知名度、美譽度、以及一定的普及度，具有很高的市場感召力，也是相關省區區域合作的基礎。
第二，資源要素。旅游資源是發展旅游文化產業的物質基礎和基本條件。大香格里拉擁有特色突出、豐富多彩的旅游資源。從自然資源看，該地區地處青藏高原向四川盆地、云貴高原過渡的地帶，地形復雜、氣候多樣、景色多樣，從白雪皚皚的冰川到四季常青的熱帶風光，幾乎濃縮了我國所有的路上景觀。從人文資源看，該區域內生活眾多少數民族及其內部的眾多支系，每一個民族都有各具特色的語言文字、民居建筑、音樂舞蹈、飲食、服飾、節慶習俗。無論是自然資源還是人文資源都異常豐富，特色鮮明，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巨大的吸引力。
2.需求狀況。需求狀況是指市場對某一產業產品的需求數量、成熟度、發展趨勢等。波特認為，需求是產業發展的動力，需求擴大將刺激企業技術改進創新，有利于形成規模經濟，提高產品和服務質量，也有利于國際競爭。
從現代旅游需求的發展趨勢看，香格里拉自然與人文環境的獨特性與神秘性，迎合了現代社會人們對另類生活的需求，提供了人們回歸自然、追求原始生態所需要的場景，滿足了人們對生活的一種主觀想象。從而形成了對大眾市場的潛在吸引力。大香格里拉資源豐富，所以可以為旅游者提供不同層次的旅游需求。旅游者可以自由選擇旅游方式，比如生態觀光、民俗體驗、科考探險、休閑度假、宗教朝覲等等。不論是國內市場還是國外市場，都對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有著極大的需求。
3. 相關產業和支持產業。波特認為對形成某一產業的競爭優勢而言，相關和支持性產業與優勢產業是一種休戚與共的關系，一個優勢產業不是單獨存在的，它一定是同相關強勢產業一同崛起的。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其他相關和支持產業的配套發展。
民族工藝文化產業。在大香格里拉很多少數民族地區，都形成了“一村一品，一鄉一業”的民族工藝品制作模式，如四川甘孜的白玉藏刀，云南大理周城的扎染，云南鶴慶的新華村的銅銀工藝等等，不僅為當地的旅游業提供了特色旅游產品，還幫助了當地的民眾脫貧致富。
民族歌舞樂文化產業。大香格里拉少數民族眾多，具有豐富的民間歌舞樂資源。很多地方將充滿鄉土氣息的民族歌舞樂挖掘出來，通過改編和包裝，按照產業化運作推向了市場，取得了豐厚的經濟回報。
民族飲食文化產業。飲食文化在旅游業中占據著重要地位，少數民族特色菜肴的用料，從普通的山茅野菜，到多種花鳥魚蟲，再到各種奇珍異獸，應有盡有，且原料大多是無污染，純天然的有機生態食品，很受食客的歡迎。
4.企業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企業的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是指企業在一個地區的基礎、組織和管理形態，以及國內市場競爭對手的狀況。產業集群內企業的發展戰略、結構狀況以及國內同行競爭程度是決定其競爭力的重要因素。
相比較國內“京津唐”、“滬寧杭”、“長三角”、“泛珠三角”等區域，大香格里拉地區的旅游文化產業起步晚、規模小，尚未建立起成熟的區域合作機制，產業競爭力較弱，但是在產業的戰略和結構方面，也有自身的特點和優勢。以云南省為例，在云南旅游文化產業發展的過程中，產生了—批龍頭企業，帶動了旅游影視業、文化工藝生產業、文藝演出業、會展業、傳媒業、高原體育業的共同發展，逐漸形成了以旅游業為龍頭的云南旅游文化產業系列群，實現了產業鏈的有效延伸，形成“1+X”的產業發展的“云南模式”。隨著云南不斷深化旅游投融資改革，許多旅游企業已開始推進股份制改革，積極培育上市企業資源，通過兼并、控股等手段，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提高資產的質量及運作效率，形成了企業的資產競爭優勢。
5.政府和機遇。政府通過制定產業發展規劃、建設基礎設施、增加投入、加強管理、提供優惠政策等措施為產業發展創造良好外部環境，促使產業競爭優勢形成。滇、川、藏三省區政府已經意識到行政上的隔閡和地方保護主義傾向會形成無序的競爭和資源的浪費，只有建立并完善區域旅游合作機制，才能使三省區達到資源的優化配置、經濟、社會的共同發展以及“大香格里拉”品牌的維護和擴張。
機遇是能為產業發展帶來新契機，提高產業競爭力的偶然性或突發事件。首先，隨著東南亞經濟的繁榮和世界重心正在向東方轉移，作為通向東南亞的樞紐和聯結南亞的橋頭堡，大香格里拉區域應當努力抓住這個歷史機遇，積極拓展東南亞和南亞市場，加快經濟的區域化和板塊化發展。其次，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大香格里拉區域正好處于中國西南部，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是其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加快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
四、提升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對策
1.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加大人才培養力度。生產要素包括基本要素和高級要素兩類。大香格里拉的旅游文化產業在基本要素方面占有很大的優勢，但是高級要素還存在不足。
首先，應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目前，區域內主要旅游區的交通連接度仍然較低，集散功能不足。景區景點的道路路況較差，交通設施建設嚴重滯后，旅游區之間尚未形成環線。通信、供電、供水等基礎設施也相對滯后。因此，該區域應加大資金投入，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對現有公路設施進行修繕與維護，同時加強支線航空的建設和鐵路網的建設；完善無線電話通信網絡和電腦通信網絡；加強生活休閑設施的建設等。
其次，加大人才培養力度。人才素質的提高是旅游產業素質提高的關鍵，人力資源競爭力的提升是旅游競爭力提升的前提。針對高素質旅游專業人才缺乏的現狀，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的發展必須加強旅游人才資源建設，制定靈活高效的人才引進機制，為優秀人才提供合適的待遇和寬松的環境。積極與高等院校合作，為區域旅游競爭優勢的取得積蓄后備力量和智力支持。加強對現有從業人員培訓，嚴格執行旅游從業人員持證上崗制度，著力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
2. 建立網絡宣傳平臺，滿足廣大游客需求。在全球旅游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要吸引眾多國內外游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離不開市場營銷的支撐。滇、川、藏三省區應加大高新信息技術在旅游開發管理和市場開拓上的應用投資，建立一個統一的旅游信息網絡平臺，努力拓展網絡功能空間，增強網絡平臺的互動性能，使該平臺成為國內外游客多角度了解大香格里拉的營銷窗口。
在吸引游客，擴大旅游需求方面，大香格里拉旅游文化產業應注意以下幾點：（1）在發展模式上，更加注重可持續發展。（2）在旅游產品開發和經營上，更加注重多元化、特色化和硬軟件的配套發展，以適應不同人群的不同旅游需求和總體上不斷提高的旅游需求。（3）在旅游服務上，更加注重規范化、個性化和情感化。（4）要努力提高旅游產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實行旅游產品縱深化、品牌化，培育精品工程。
3.健全相關輔助產業，推進旅游產業集群化。大香格里拉依托豐富的民族文化資源，使得民族工藝、民族歌舞、民族飲食等旅游相關特色產業較為發達，但是一些基礎性的旅游輔助產業存在一些問題。比如餐飲業，這是旅游產業鏈中不可或缺的一環，但是該地區在餐飲總類、規模、檔次、衛生狀況、服務水平、就餐環境等方面還有待提高。旅游產業鏈是以旅游業中的優勢企業為鏈核，以產品、技術、資本等在旅行社、飯店、餐飲、旅游景區、旅游交通、旅游商店等行業之間形成的鏈條關系。任何一個環節的缺失都會影響游客對旅游地的體驗，影響到旅游業整體的發展，因此大香格里拉應當加大投資力度，健全旅游相關輔助產業。
集群化是產業在橫向空間上呈現集聚狀態的組織形式，產業集群具有群體競爭的優勢和集聚發展的規模效益，能夠提升集群內單體旅游企業的競爭力，實現集群內不同企業之間的合作多贏，為產業的發展帶來溢出效應。滇、川、藏三省區應該立足于市場需求，根據客觀實際和發展能力，加快完善旅游產業體系和產品體系，努力爭取把相同類型、相互關聯的旅游產品進行有機整合，著力改善旅游產業營運狀況，提高旅游產業經營效益，通過集約化發展，提升區域旅游產業的整體競爭力。
4.打造旅游核心區域，構建無障礙旅游區。大香格里拉地區地理環境復雜，地區發展水平差異大，因此選取一個空間區位恰當、資源特色明顯且組合度較好的“地理點”作為該區域的核心，使之成為大香格里拉的象征是很有必要的。比如云南麗江、四川甘孜、林芝，這些“地理點”能夠形成旅游輻射、帶動區域整體旅游發展，同時也能擺脫區內各點獨自開發、主題混亂、重復建設及內部自我惡性競爭等不利局面。
無障礙旅游區的內涵是：在地理位置相鄰或相近地域所構成的一定區域范圍內，在保持各地區自相對完整的基礎上，通過最大限度地消除區域壁壘，達到區域間旅游經濟協作，使旅游資源、產品、市場和信息共享，實現旅游發展的資金流、技術流、消費流、信息流、客流、人才流等旅游流要素暢通無阻。
5.加大政府投資，加強政府職能，抓住機遇，迎接挑戰。大香格里拉由于其地理因素和社會經濟因素，不可能完全由市場主導來發展旅游文化產業，所以目前和今后都要重視和加強政府職能。政府主導旅游業的發展并不是直接參與其中，而是通過營造環境、創造條件、扶持企業等方式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其職能包括制定總體發展規劃，宏觀調控，加強旅游基礎設施投入，保護旅游資源，收集和旅游市場信息等。
目前，與長三角、珠江三角洲、黃渤海等旅游區域相比，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文化產業起步晚，基礎薄弱，區域關聯度低，但是憑借得天獨厚的旅游文化資源和知名品牌，憑借作為聯結南亞的橋頭堡和通向東南亞的樞紐，憑借作為國家“西部大開發”戰略的重要區域的優勢，大香格里拉一定會在滇、川、藏三省區的共同努力下，抓住機遇，迎接挑戰，成為我國乃至全球旅游市場中一顆耀眼的明珠。
參考文獻：
[1]和自興.麗江聯手構建大香格里拉生態旅游區的思路與對策.宏觀經濟研究，2005年，第3期.
[2]百度百科，http：///view/4504702.htm
[3]李偉，周智生.大香格里拉區域旅游合作及其發展機制.經濟問題探索，2006年，第5期
[4]徐秀美.基于波特“鉆石模型”的云南旅游文化產業競爭力分析.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0年，第3期.
[5]方瀾.四川區域旅游競爭力提升策略思考.旅游經濟，2010年，第5期
[關鍵詞] 湖北省；文化驅動；產業轉移；文化產業；發展路徑
[中圖分類號] F720 [文獻標識碼] A
Abstract： Industrial transfer driven by cultural innovation is environmental friendly， resource saving and sustainable. The inherent quality of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erms of permeability， integration and trans-boundary can drive the horizontal expans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es from various aspects. At present， the focus of the industry transfer in Hubei province is still the traditional manufacturing sector； however， this development pattern could not support th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e. With a diamond model and factor analysis， the study found that Hubei Province has conditions and advantages for vigorously develop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but the industrial transfer target level is low and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ultural industry and related industries is not enough. Therefore， Hubei should establish a culture driven concept and use their own advantages reasonably to realize the culture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while integrating the cultural industry in the traditional industrial design， production， marketing， and brand building.
Key words： Hubei province， driving force of culture， industry transfer， development path
受金融危機影響，近年來全世界傳統制造業持續低迷，而文化產業由于其特殊屬性，發展勢頭卻更加強勁。文化產業發展效應有著較強的外部影響力，有利于促進經濟社會的產業融合與空間整合，是經濟轉型的新驅動力。在此背景下，湖北省作為中部崛起的重要力量，如何充分發揮文化產業的帶動引領作用，積極承接以文化創新驅動為特征的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新興產業轉入，實現產業轉型與經濟跨越式發展，是當前湖北省經濟發展中非常現實和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一、文化驅動視角下產業轉移的內涵、特征與演進邏輯
產業轉移是生產力空間傳遞的一種重要方式。與工業經濟發展階段不同，在知識經濟時代中，經濟社會的發展主要取決于對智力投資的占有和配置，是一種以知識信息為資源要素進行開發生產的高級經濟形態，人類社會開發新的生產要素資源代替短缺資源的能力以及成果轉化為產品的速度大大增強，知識形態生產力由此步入物化階段。因此，在知識經濟時代如何正確把握產業轉移內涵，并找到文化驅動下產業轉移的有效路徑，是實現區域產業跨越式發展的關鍵。
（一）文化創新驅動下產業轉移的內涵與特征
對產業轉移的理解，容易受到路徑依賴、慣性思維特別是西方國家經濟發展史的引導，往往習慣于單純從工業經濟角度去思考問題，認為產業轉移就是要全面實現工業化。然而，中部地區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環境、社會、資源等問題也逐步顯得尖銳，出現了許多新矛盾，若僅僅簡單承接產業轉移、照搬西方國家發展老路，將被持續定位在產業鏈末端。所以，承接產業轉移的同時要力爭實現區域經濟的轉型升級，承接產業轉移不能僅僅局限于工業經濟內部，還應該從文化、知識等角度進行多維度的把握，充分發揮文化產業的帶動引領作用，使文化經濟成為助推新型工業化的新動力；將文化因素注入傳統工業，既能豐富傳統工業產品內涵，延展產品的生命周期，又能加深消費者對產品的認同和忠誠度。
（二）文化創新驅動下的產業轉型發展的內在邏輯
1.文化科技融合：從“功能經濟”向“文化經濟”轉型
文化產業（經濟）從質態上來說是直接體現創新型經濟特質的產業門類，文化產業是知識經濟中對知識、技術、文化集成度最高的產業形態，對經濟發展方式轉換、空間功能轉換、空間布局調整、產業區價值鏈升級和經濟發展創新都有積極的貢獻，是產業轉型發展的重要創新驅動力。①文化與科技共生成長，都是產業升級和實現跨越式發展強勁的內在動力。文化的注入，能給科技帶來更人性化、更實用、更有親和力的創意產品，而科技的進步和發展也能使文化思想有了實質的依托和呈現的平臺。文化與科技融合正是一種經濟發展方式的轉換途徑，即從“技術經濟”、“功能經濟”走向“文化經濟”。
2.文化產業集聚：催生了多樣性的區域空間形態
文化產業的空間集聚，有著較強的區域產業引導功能。文化產業不可能孤立發展，需要依托區域經濟總體發展水平，同時也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影響和帶動區域內相關產業發展，從而形成聯動規模經濟效應。文化對傳統產業的滲透具有無形性、不可預計性，但一旦二者有機結合，便能幾何倍地爆發出發展動力和經濟效益，從而讓一定區域范圍內傳統產業重新聚集和分布，區域空間由于有了文化元素的加入而發生結構變化。
3.文化產業融合：創造了多元產業經濟形態
當今影響區域經濟發展的要素變得更加豐富，創意、創新、知識和人才成為了經濟發展新型驅動力，文化產業集合了這些新興要素，并擁有多樣性、開放性和兼容性的內涵，能夠與其他行業產生融合與碰撞，從而創造出彈性生產、個性定制、創意產品、創意營銷等新型商業模式。在服務行業中，文化因素對服務的滲透和融合將有效提高服務質量與效率，豐富和提升消費者體驗，從而增加服務產品加價值。
二、承接產業轉移與湖北文化產業發展機遇：基于鉆石模型的分析
美國哈佛商學院著名戰略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于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鉆石模型理論，分別從生產要素、需求條件、戰略結構和同業競爭、相關及支持產業四大基本要素和機會與政府兩大輔助要素出發，較全面地對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或一個經濟體的競爭力優勢進行綜合研究與分析。本文將從鉆石模型的上述幾個方面分析湖北承接產業轉移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影響。
（一）生產要素
文化產業的本質是人的思維創造和知識，科技、人才等高級生產要素是發展文化產業的基石，傳統生產要素需在這些高級生產要素的催化作用下能產生出新的經濟價值和社會效益。湖北歷來不缺人才，“惟楚有才”早有歷史。湖北省現擁有各類科研機構1300多家，從事技術活動的人員近20萬人，居全國前5位，全省現有高校85所，在校大學生數目就達到了118萬人，居全國首位。②然而，絕大多數大學畢業生畢業后選擇了離開湖北省工作，形成了人才培養于此卻不能常駐于此的局面。如何留住人才、吸引人才是成為了問題的關鍵。高效的產業轉移、融合提升了文化產業的科技競爭力，強化了知識、人才等高級生產要素，通過高新技術產業的轉移、融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文化產業高級生產要素薄弱的發展瓶頸。另外，文化與生產、制造、營銷等環節的融合，使文化滲透到產業價值鏈的各個環節，產生新興的文化業態，為相關人才提供了更多的發展空間和可能性。
（二）需求條件
根據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人們需求差異的根本原因在于收入水平高低的差異。人們對于文化產品的需求是建立在滿足了基本物質需求基礎之上的，是經濟水平和收入水平達到一定層次后產生的精神層面的需求，所以，文化產品需求無疑是處于馬斯洛需求層次的上層。產業轉移會給湖北省帶來明顯的經濟增長效應，人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也將表現在消費需求層次的提升上，即從滿足基本的物質層面的需求到滿足精神層面的需求，而文化產業正是基于人的意識形態而產生和發展的，產業轉移帶來的精神需求為文化產業提供了發展的理由。
（三）企業結構和同業競爭
湖北省承接產業轉移最直接的表現形式是原本駐扎在東南沿海地區的企業轉入。這些轉入企業與湖北本地企業相比，大多具有更為先進的技術與管理水平和更為合理的內部結構與發展戰略。這些企業的轉入雖然會在某種程度上給湖北省本地同類企業帶來競爭的壓力，但同時也帶來了可吸收和借鑒的經驗和優質資源，這正是促進本土企業變革和發展的動力。在思變的過程中，以文化這一新視角為創新突破口，將文化因素注入傳統產業以增強其競爭力將是許多企業變革和發展的途徑之一。
（四）相關及支持產業
文化產業競爭優勢的形成需要相關產業的有力支撐，美國、日本高度發達的制造業和信息產業也促使其成為了全球頂尖文化強國。湖北省文化產業發展同樣需要依托較為成熟的相關產業。結合湖北省的產業發展特點來看，光電子信息、通信、軟件、物流、制造、教育等產業發展勢頭較好，并與文化產業價值相近，可以為文化產業的生產、傳播提供載體、平臺、原料、資本保障和智力支持。
從目前來看，湖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雖然主要承接的是第二產業的轉入，但也給文化產業發展創造了新的契機。首先，傳統產業也對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經濟推力，給文化產業發展提供了強大的物質保障和支撐，如印刷、文化產品制造等。其次，文化產品的核心是人的思維活動和創造性，這些無形的內容需要通過實物形式得以實現，離開了這些實物產品，文化產品無法得到充分、有效的展示和傳播，其文化內涵無以依托。第二、第三產業在一定程度上給文化產業提供了生產要素的源泉，文化理念和文化創意可以通過“嫁接”傳統產業來更好地實現，即通過最終工業產品的生產、設計、包裝、配送等環節來展現特定的文化內涵。
（五）機會與政府引導
湖北文化產業的發展面臨多重疊加的戰略機遇。一方面，國際金融危機導致國內外產業向中部地區轉移，湖北省具有廣闊的市場潛力、豐富的資源和承東啟西的區位優勢，使之能成為承接轉移的前沿陣地，為全省包括文化產業在內現代服務業和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歷史機遇。另一方面，國家大力實施中部崛起戰略，特別是近期國家“長江經濟帶”戰略的實施，使得加快中部地區發展進入實質性階段。近年來，湖北省大力實施開放先導戰略，把承接產業轉移作為擴大開放的重點，開展了多種形式的招商活動，創新招商模式，承接產業轉移形勢良好，產業規模不斷擴大，2010年全省在承接產業轉移中引進省外資金將超過1700億元，同比增長50%以上。③
綜上所述，湖北面臨著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不僅是傳統產業的發展機遇，更是新興文化產業的發展機遇，文化產業面臨更為廣闊的空間，其實現跨越式發展也有了更多的可能性。
三、湖北文化產業競爭力來源的數量檢驗
（一）指標選取
為了更全面地考察湖北文化產業競爭力狀況，本文將使用目前普遍采用、相對成熟的指標進行綜合考量，主要包括地方財政收入占GDP比重、年度文化出版收入、城市建設用地面積、城市人口比重、高校在校學生人數、固定資產投資、消費支出、軟件業務收入、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數9個方面（依次對應VAR1至VAR9），這9個方面涵蓋了政府收入因素、文化產業效益、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城市基本狀況、投資環境、文化產業生產要素等方面，而這些正是考察一個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好壞的主要決定因素。
（二）評價方法
本文將采用因子分析方法，對湖北省文化產業競爭力進行綜合考評和原因探究。因子分析是研究從變量群中提取共性因子的統計技術，可在許多變量中找出隱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將相同本質的變量歸入一個因子，可減少變量的數目，還可檢驗變量間關系的假設。本文考察的原始數據均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2013》，使用SPSS19.0軟件進行運算，由高版本軟件自動進行各項指標的標準化處理，以消除計量單位差異。
運用SPSS19.0進行計算，首先根據KMO指標判斷是否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計算，0.773的指標值說明是適合使用因子分析法的。
根據計算結果，按照特征根大于1的原則，選取2個公共因子，其累計方差貢獻率為84.35%，特征根如表1所示，選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得載荷矩陣
選用方差最大化正交旋轉，得載荷矩陣如下：
由上表可以看出，公因子F1涵蓋著出版收入、城市建設用地面積、高校在校學生人數、固定資產投資、消費支出、軟件業務收入，企業有效發明專利數7個方面；公因子F2涵蓋了財政占GDP比重、城市人口比重2個方面。
進一步考察來看，將湖北省與我國其他省市進行橫向比較，由回歸法估計出因子F1、F2得分，以各因子的方差貢獻率占總方差貢獻率的比重為權重進行加權匯總，得出各省（市、自治區）的綜合得分F，即我國各省（市、自治區）文化產業的因子得分。
（三）模型結論
結果表明，影響湖北省文化產業發展因素可以歸結為兩個方面：一是投資與第三產業發展，二是政府財政收入與城市擴張。就湖北而言，第二產業目前仍然是支撐其經濟發展支柱性產業，其經濟效益的提升直接影響著政府的財政收入，工業的增加和聚集也直接帶來了城市人口比重的上升。這表明湖北省文化產業發展既依托于第三產業總體發展的直接推動，也有賴于第二產業繁榮帶來的間接影響。此外，從湖北省兩大因素的全國排名來看，F1排名位居第6，說明通過投資與第三產業發展帶動當地文化產業發展是湖北省文化產業發展的一大特色，影響力較大；而F2從全國排名來看較靠后，居于第26位，可以看出目前湖北省工業發展對文化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不強，兩者關聯度不高，同時也表明跨業合作，發揮文化產業與一、二、三產業的融合集成的上升空間巨大。從長遠趨勢看，隨著全球以發達國家為先導，逐漸進入到后工業化時代，文化與工業、商貿、旅游、房地產等行業的“越界、滲透、提升、拉動”作用越來越明顯。湖北文化產業與其他產業的跨業融合，需要更為豐富的集成創新，特別是突出文化創意成果與一、二、三產業成果在技術、包裝、品質、風格、廣告、象征意義等方面的融合。因此，大力發展產業聯動，技術密集型、資金密集型、創意密集型的新興領域和新興業態，從注重產品技術更新的“硬創新”，走向關注情趣和審美的“軟創新”，從而走向更高水平的綜合型“巧創新”是未來湖北經濟升級轉型的必由之路。
四、結論與啟示
（一）順應文化產業發展訴求，轉換發展方式
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迅速與日益提高的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密切相關，充分說明了人民在滿足物質需求的基礎上對精神需求的追求。黨的十六大提出了“文化體制改革”任務；十七屆五中全會首次提出要推動文化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支柱性產業，十七屆六中全會進一步提出要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十更是將文化產業上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概念，標志著文化產業進人了重要的戰略機遇期。湖北省應抓住歷史機遇，不掉隊，充分利用自身優勢，調動各方積極性，基于政策主導與比較優勢的轉換，推動文化產業集群式發展。所謂比較優勢的轉換是指湖北省傳統的文化產業發展是基于文化企業自身的單打獨斗，其比較優勢也只限于企業內部范圍的考量。然而，從外部視角來看，文化產業升級和規模化需要的是更多資金、人才、場地的投入，湖北省本身具備這些要素條件，比較優勢的考量范圍應從企業內部向整個產業延伸，從而進行文化產業整體規劃和布局，以取得規模經濟效應。
（二）融合創新，實現文化產業與傳統產業的“嫁接式”發展
文化創新能加速傳統第一、第二產業“三產化”和第三產業內部合理化，引導產業轉型升級、優化區域產業結構。現代文化產業，主要依托價值擴散的關聯效應，不斷打破傳統產業界限，“跨界”重組，構造多行業整合發展的產業鏈，由此可提高第三產業占GDP比重，推進建設以文化產業為代表、以服務業性產業為主導的現代創新型產業體系。
另外，湖北省在承接產業轉移時，應著眼于引進處于研發期、增長期的朝陽產業，并通過文化創新和文化植入改善傳統的生產要素路徑依賴，充分發揮文化要素的溢出效應，擴大產品附加值。同時，還需要大力提升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以實現傳統優勢產業高端化和高新技術產業文化化。對比中西部其他省份，湖北省擁有良好的制造業基礎和突出的科教、人才優勢，因此，湖北省應重點承接文化“含金量”高的先進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積極引導國內外大型知名企業在武漢設立技術研發機構，同時加快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充分利用自身優勢發展新興產業，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從而實現產業承接與產業升級同步。
（三）抓住市場優勢，淡化成本優勢
首先，應認識到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樹立發展的全局觀。從宏觀來看，產業轉移是世界經濟發展大趨勢，在一國內部，也體現著產業布局的客觀要求。在科技飛速發展和產業升級加速的今天，誰能把握經濟發展的節奏和機遇、順勢而為，誰就不會被淘汰。其次，努力提升文化產業的發展內涵。產業轉移的兩大動因在于成本和市場，基于成本的產業轉移并非良性發展格局，而處于市場因素的產業轉移逐漸成為主流。所以在承接產業轉移的過程中應開闊轉移范圍，不能僅限于基于低成本優勢且在經濟利益上較顯著的制造業，同時也要關注和重視以文化產業為代表的具備隱性效益的第三產業轉移。湖北擁有較好的承接產業轉移的區位優勢，武漢城市圈“兩型社會”的建設更是給湖北承接產業轉移帶來了新環境和新機遇。湖北不僅擁有競爭力較強的成本優勢，能承接沿海勞動密集型加工貿易產業轉移，而且更有中部地區的廣大市場優勢，發展文化產業正是發掘市場優勢、淡化成本優勢思路的突破口所在。
（四）政策引導：從“學生多、人才少”走向“筑巢引鳳”
在文化產發展方面，湖北省有著許多得天獨厚的優勢，如區位優勢、人才聚集、文化沉淀都使得湖北在發展文化產業方面有著較高的起點和基礎。文化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在于創意和思想內涵，這一要素正來自于人的腦力勞動，因而人力資源優勢在文化產業發展中顯得尤為重要。湖北省本擁有得天獨厚的人力資源聚集優勢，武漢地區高校云集，科教資源極為豐富，2013年，在校大學生數目就達到了118萬，這一規模居全球第一，但最終意愿留在湖北就業的畢業生不足人數的50%。留住人才是推動湖北文化產業發展的第一步，相關管理部門應注重人才聚集，為專業優秀人才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還應出臺相關的政策和鼓勵措施，給予從業人員優厚的福利待遇和寬松的創業環境。另外，也要借產業轉移之勢，開闊眼界和發展思路，大力引進東南沿海地區甚至海外的優秀文化產業人才。
[參 考 文 獻]
[1]傅才武，鄒榮.推動文化產業成為湖北支柱產業的政策與路徑研究[J].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12（8）：26-33
[2]姜濤，章麗姍.湖北文化產業發展路徑初探[J].黨政干部論壇，2013（4）：37-39
[3]劉玉堂，袁北星.推動湖北文化產業跨越式發展的路徑選擇[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11）：24-30
[4]黃永林.湖北文化產業發展狀況分析[M].中國文化產業評論（第16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5]顧江.文化產業研究――文化軟實力與產業競爭力[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9
[6]胡惠林.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戰略理論文獻研究綜述[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內容摘要：本文采用聚類分析法對我國內地除北京和上海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的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進行了分析。結果顯示：我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劃分，對于研究文化產業區域競爭力水平有較大的適用性；文化產業核心層與層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且當某一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規模較低時，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核心層與層相互制約的情形；文化產業規模與政府投入、員工福利收入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從整體上看，我國文化產業本身還不具備明顯的規模效應。
關鍵詞：文化產業 競爭力 聚類分析
相關理論研究的回顧
目前，國內探討文化產業區域競爭力主要采用了以下幾種研究方式：
采用波特鉆石模型評價體系。祁述裕、殷國俊等人（2004）在研究中主要借用了波特國家競爭力評價體系，建立了一個全面反映一國文化產業競爭力的綜合評價三級指標體系；李高業（2008）進一步將五個系統歸類分為三大模塊：核心競爭力模塊、基礎競爭力模塊和軟環境競爭力模塊。
采用其他的文化產業競爭力評價指標和標準。花建（2005）概括總結了文化產業的四大核心能力，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文化產業競爭力的七大內容，并在這7個二級指標下又細分了30個具體衡量指標，從而建立了一個相對完整的區域文化產業競爭力評價體系；鄧燕雯、鄭淼茜等人（2008）構建了以文化價值觀為核心，以文化生產與消費能力、文化傳播與滲透能力、文化創新能力、文化市場營銷能力四種能力為支撐的整體系統；徐萍（2006）選取和構建了17項指標組成反映我國區域文化產業競爭力水平的指標體系。
本文試圖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的《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及其編制說明，在對文化產業進行細化的基礎上，研究我國各個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的狀況。
文化產業競爭力相關指標及文化產業分類的選取
（一）文化產業競爭力相關指標
本文結合已有的相關研究成果，基于綜合性原則、符合實際原則、可操作性原則，選取了可量化的、代表潛在競爭力和現實競爭力的21項指標，具體反映文化產業的市場占有、產業規模、生產效率、經濟貢獻、成長能力和發展基礎等主要方面，用以研究各個地區的不同文化產業結構與文化產業競爭力相關指標的影響關系。具體的21項地區文化產業競爭力指標如下：文化產業增加值、文化產業總產出、固定資產折舊、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文化部門第三產業總產出、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文化企業機構利潤總額、文化企業機構主營業務成本、財政撥款、工資福利支出、對個人和家庭補助支出、城鄉人均純收入、固定資產產出率、勞動報酬產出率、增加值占第三產業比重、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上繳稅收增長率、文化企業機構利潤率、地區總產出占地區GDP比重。
（二）文化產業的分類選取
根據我國國家統計局《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編制說明對于文化產業核心層、文化產業層和相關文化產業層的定義，文化產業核心層包括：新聞服務，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文化藝術服務；文化產業層包括：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其他文化服務；相關文化產業層包括：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生產，文化用品、設備及相關文化產品的銷售。本文依據《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09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中關于文化產業分類下各個行業的統計數據，對屬于核心層和層的主要文化產業門類進行了分類選取。本文從文化產業核心層選取了出版發行和版權服務、廣播電視電影服務以及文化藝術服務；從層則選取了網絡文化服務、文化休閑娛樂服務以及其他文化服務這三類進行分析。
（三）數據采集
目前我國文化產業統計尚處于起步階段，統計數據口徑有一定改變，鑒于此，本文選取了2008-2009年《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文化產業方面的統計數據，再綜合整理2009年《中國統計年鑒》以及《2009年中國廣播電影電視發展報告》中有關數據，對我國內地除北京、上海以外的29個省市、自治區（除北京、上海外，是因為：在統計年鑒中存在“中央”這個地區分類，其數據很難客觀地反映北京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水平；各省市的網絡文化服務中，上海占全國比重過高，超過80%，在統計分析時，上海表現出異常值的特性，因此在聚類分析時，未予考慮）的文化產業發展的相關數據進行了統計分析。
數據分析
（一）我國文化產業結構聚類分析
聚類分析是指把一組個體按照相似性歸成若干類別，其目的是使得屬于同一類別的個體之間的相似度盡可能大，而不同類別的個體之間的相似度盡可能小。本文采用系統聚類法，利用SPSS統計分析軟件對上述我國內地29個省市、自治區進行聚類分析。通過分析發現，依據不同地區文化產業的競爭力水平，除北京和上海以外，我國內地其他29個省市、自治區可以分為三組，具體如表1及圖1所示。
從我國文化產業結構聚類分組的情況看，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的劃分對于研究文化產業區域競爭力水平有較大的適用性。第2組主要是東部經濟發達省份，目前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規模和競爭力相對最強的區域；第3組主要是經濟較發達的中部地區省份，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規模和競爭力次強的區域；第1組則主要是經濟欠發達的西部地區省份（屬于第1組的18個省市區中，西部地區占了多數），也是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的區域；雖然聚類分組中也存在一些東、中、西部省區省份交叉的情況。這其實表明，一個地區的經濟水平差異會為發展文化產業提供不同的基礎，而文化產業的發展又會為地區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較大的貢獻。
從分組的趨勢來看，各地的文化產業結構中，核心層和層大致呈現一定的比例趨勢，且產業發展規模越低，比例越趨于集中。這表明，文化產業核心層與層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關系；并且當某一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規模較低時，呈現出較為明顯的核心層與層相互制約的情形。
三類分組之間的SIG指標都明顯小于0.05，表明三組之間文化產業的核心層與層具有顯著差異；檢驗三組在核心層與層的比較排序，SIG指標也都明顯小于0.05，表明第2組地區的文化產業核心層及層顯著大于第3組地區，第3組地區的文化產業核心層及層顯著大于第1組地區。
（二）聚類分析分組之間的相關競爭力指標比較分析
對于文化產業增加值、文化產業總產出、固定資產折舊、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文化部門第三產業總產出、地區生產總值、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文化企業機構利潤總額、文化企業機構主營業務成本、財政撥款、工資福利支出、對個人和家庭補助支出、城鄉人均純收入這些文化產業競爭力指標，三個分組之間的SIG指標均明顯小于0.05，表明它們在這些相關競爭力指標中存在顯著差異。
對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各項指標進行三組之間的比較排序分析，表明文化產業增加值、文化產業總產出、勞動者報酬、生產稅凈額、地區生產總值、文化企業機構主營業務成本、財政撥款、工資福利支出、對個人和家庭補助支出這些指標的SIG均明顯小于0.05，組與組之間排序存在明顯差異，具體表現為第2組各項指標明顯大于第3組各項指標；第3組各項指標明顯大于第1組各項指標。分析數據還表明，文化產業的運營狀況與政府的財政撥款和當地的經濟水平有很大聯系；同時文化產業的運營狀況與勞動者報酬、工資福利等存在顯著正相關性。
固定資產折舊、文化部門第三產業總產出、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文化企業機構利潤總額、城鄉人均純收入這些指標的部分SIG大于0.05，組與組之間的排序不明顯。
對于固定資產產出率、勞動報酬產出率、增加值占第三產業比重、增加值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上繳稅收增長率、文化企業機構利潤率、地區總產出占地區GDP比重這些文化產業競爭力的相關指標的SIG指標均顯著大于0.1，表明三個分組之間在這些相關競爭力指標不具有顯著差異。數據分析表明，我國文化產業的規模與其利潤率及其資產報酬率不存在顯著正相關性，即整個文化產業并沒有明顯表現出產業規模效應。
對我國發展地區文化產業的建議
（一）注重促進不同地區間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
文化產業的發展需要具備一定的經濟發展基礎。與我國東部、中部、西部的經濟發展情況類似，中部部分地區尤其是廣大西部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相對滯后。需要國家從推動社會主義文化發展和繁榮、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總體布局上，從政策上引導、扶持經濟相對落后地區發掘優秀文化資源，實現文化創新，提高區域文化生產力，積極發展地方文化產業，以促進我國不同地區間文化產業的協調發展。
（二）地方政府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投入
政府的財政撥款會對地區文化產業的發展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在文化產業發展的整體規模還比較弱小時，文化產業核心層和層發展規模偏低，會制約文化產業的整體發展。因此，地方政府應該加大對文化產業的投入，并注重核心層和層文化產業之間整體規模的協調發展；當文化產業發展規模達到一定水平后，則可以考慮集中資源推動某些地區優勢文化產業的發展。
（三）推動文化產業創新并提升文化生產力
雖然我國文化產業經過十余年的改革和發展，在總體規模上已經取得較大進步，但從各地區文化產業核心層和層的發展情況看，仍然分散而不具備規模效應，因此，需要通過體制創新和產業創新，促進文化產業的整合，提高文化生產效率。除規模的因素外，文化生產力水平的提高還與文化產品生產往往帶有很強的創新性相關，而文化產品的創新性來源于創造性的思維，因此，文化產業機構和企業發展規劃的重點應該落腳于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和引進，通過實施人才培育戰略，以文化創新推動地區文化生產力的發展。從上述統計結果看，文化產業規模與員工福利收入的正相關性也間接地印證了這一點。
參考文獻：
1.祁述裕.中國文化產業國際競爭力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2.李高業.文化產業集群競爭力的提升[J].理論學習，2008（4）
3.花建.文化產業競爭力的內涵、結構和戰略重點[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科版），2005（2）
4.鄧燕雯，鄭淼茜.福建文化產業發展的核心競爭力研究[J].福建農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3）
5.徐萍.陜西文化產業競爭力評價與分析[J].統計與信息論壇，2006（3）
6.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2009）[K].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
[關鍵詞]創意；文化創意產業；區域經濟發展
[中圖分類號]F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18―0079―02
1、文化創意產業的含義
創意產業的理念最早由英國提出，其定義為“源于個人創造力、技能和才華，能夠通過應用知識產權創造財富并增加就業機會的產業”。此理念提出的意義在于強調創意產業作為獨立的產業形成及對產業結構演變的影響，因此提出后雖然被普遍認同，但各國根據實際狀況和發展需要，使用的具體名稱和界定至今都還沒有統一，其他常見的提法還有“文化產業”、“創意產業”、“創意經濟”、“文化創意產業”等。這些概念不盡相同，但總結起來都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①注重文化內涵。以文化內容作為創意產品的核心價值。②強調創造性。在產品中融入創意的元素來提高產品的附加值，這也是與其他產業的最大區別。③強調知識產權。創意產業的發展離不開健全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④強調財富創造性。財富的創造是創意的最終目的和終極目標。
我國不同城市對于創意產業的提法主要有兩種：一是“創意產業”，主要以上海為代表，包括廣州、重慶、西安等；二是“文化創意產業”，以北京為代表，包括南京、杭州、成都等。北京市結合自身的經濟社會發展現狀，把文化創意產業定義為：以創作、創造、創新為根本手段，以文化內容和創意成果為核心價值，以知識產權實現或消費為交易特征，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體驗的、具有內在聯系的行業集群。主要包括文化藝術，新聞出版，廣播、電視、電影，軟件、網絡及計算機服務，廣告會展，藝術品交易，設計服務，旅游、休閑娛樂和其他輔助服務九個類別。
2、北京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優勢和有利條件
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迅速，整體實力雄厚，已經成為國內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示范性城市。2005－2009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19.7％。2009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1489.9億元，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12.3％，文化創意企業達到5萬余家，其中規模以上的文化創意企業近8000家，從業人員114.9萬人。文化創意產業對北京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經僅次于金融業成為第二大支柱型產業。
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和地處首都的特殊區位帶來的市場、人才優勢等，使北京市具備了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先天條件和雄厚基礎。
2.1 文化資源豐富
北京市具有發展文化創意產業的明顯資源優勢。北京是世界聞名的古都和歷史文化名城，有著3000多年的建城史，融合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和眾多民族的優秀文化，是現代文化與古老文化、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交會處，具有任何一個城市無法比擬的文化匯集優勢，為北京市發展文化創意產業提供了豐富的無形資產。
2.2 市場空間廣闊
北京市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已突破1萬美元，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近3萬元，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增長。北京市恩格爾系數在全國最低，居民的文化消費意識和需求越來越強。據新華網報道，2010年北京地區電影票房達11.8億元，連續4年獲全國票房冠軍。“十一五”期間北京市出版業增加值年均增長保持在10％左右，年出版圖書、期刊、報紙、音像制品、電子出版物的品種均居全國首位。同時，北京市作為全國文化中心，每年都舉辦眾多的藝術節、音樂節等文化交流活動，對于國內文化品牌的推廣和出口起到了積極地促進作用。
2.3 文化創意人才集聚
文化創意產業作為知識密集型產業，其發展離不開對人才的需求。北京市聚集了一大批全國一流的文化名人、文學家和藝術家；此外，北京市高校眾多，又是我國最大的專門人才和高層次人才培養基地，擁有強大的人才供給能力。北京市人才的數量、質量和密度均大大高于其他城市。為了支持與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北京市于2006年成立了文化創意產業促進中心，并且北京的多所高校都成立了專門的機構進行文化創意產業的研究，如北京大學文化產業研究所、中國傳媒大學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中心和北京工業大學首都文化創意產業研究中心等。
2.4 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初具規模
根據國際經驗，產業的集群式開發是促進產業發展的一個重要的部分。產業的空間集聚形式能夠發揮很強的群體競爭優勢和規模效益，極大地促進產業的形成和壯大，提升區域競爭力。近年來北京市出臺了一系列政策，為文化產業集聚區的發展搭建起了很好的平臺，經過幾年的發展，北京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發展已初具規模。截至目前，北京市的市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的數量達到30個，而各縣區的集聚區更多達100個。文化產業集聚區集聚和輻射帶動作用明顯，不僅促進了資源整合，實現了科技、人才等要素的集聚；也提升了知名度，更能引起社會對于文化創意產業的關注。
3、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發展潛力大、附加值高、資源節約與環境友好等特點，已逐漸成為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緩解資源環境壓力和增強區域綜合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發展文化創意產業對于北京市推進地區產業結構升級、增強區域綜合競爭力，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具有重要的意義。
3.1 增長效應
北京市大力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取得了顯著成效，文化創意產業已經成為北京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2004－2009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了近1000億元產值，年增速達到19.7％，對北京市地區生產總值的貢獻不斷增大。2009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實現增加值1489.9億元，占全市地區生產總值的12.3％。文化創意產業躍居北京市第二大產業，在經濟增長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增強，成為推動北京市經濟增長的新引擎。
3.2 產業結構升級效應
北京市自然資源和能源短缺，但文化資源和人力資源豐富，發展文化創意產業不僅是北京市充分發揮自身資源優勢的內在要求，也有助于推動北京市產業結構向知識型、服務型轉型升級。
文化創意產業具有鮮明的產業優勢。相對于傳統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所依賴的不是自然資源，而是文化傳統、創意觀念等，是一個知識密集型的產業，能在很少甚至不損害自然資源的情況下，帶來巨大的經濟回報。2006－2009年，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增加值平均增長21.9％，高于全市經濟增速7.5個百分點，在財富創造能力上顯示出強勁的實力，并且緩解了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是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合理選擇。
3.3 就業效應
文化創意產業的快速發展對就業的拉動作用十分明顯。英國是全球最早提出“創意產業”的國家。目前，文化創意產業不但是英國僅次于金融服務業的第二大產業，更是英國雇用就業人口的第一大產業。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對就業的吸納能力也相當顯著，2006－2009年的從業人員年增長率達到了8.7％。
3.4 相關產業帶動效應
文化創意產品的主要生產要素是人力、知識、信息等無形的生產要素，融入了幾乎所有的產業領域，與其他產業具有廣泛的關聯度，能帶動產業鏈上下游及相關產業共同發展。比如文化娛樂業將推動旅游、餐飲、交通、演藝市場的發展；廣播影視業將帶動音像、通信設備、廣告等產品及服務市場。文化產品和服務還能提高傳統制造業產品的附加值，有利于拓展制造業的發展空間，提高傳統產業的經濟效益和競爭力。
北京市第一批市級文化創意產業集聚區中國(懷柔)影視基地的建成，對當地相關產業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拉動作用，不僅促進了道具、房屋等租賃服務業，還將創意文化融入民俗旅游等第二、第三產業，實現農村經濟良性互動發展。
4、對策及建議
4.1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的建設
知識產權保護是使得創意產業得以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作為文化創意產業的成果，如動漫、影視等作品一經公開之后，人們就可以輕而易舉的刻錄復制，如果沒有知識產權的保護，創作者的經濟利益就無法得到保障。如果創作者無法從自己的勞動和投入中有所收獲時，創意的積極性也就無從激發，從而制約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美國是全球文化創意產業做得最好的國家之一，很重要的一點原因就是美國政府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已經全面實施版權戰略，形成了全球保護范圍最廣、相關規定最為詳盡的法律系統。完善的版權保護，使好萊塢各大制片公司徹底消除了后顧之憂，創作激情不斷進發。
4.2 積極拓展融資渠道
融資難的問題在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一直存在。融資主體單一、融資渠道匱乏等問題嚴重制約了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根據文化創意產業的投融資特點，從政府、銀行、企業等多渠道積極完善文化創意產業投融資服務體系建設，為文化創意企業打造良好的融資發展環境。目前北京市政府已設立了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專項資金，北京銀行等金融機構也陸續推出文化創意金融產品支持文化創意產業。積極拓展融資渠道對加快北京市文化創意產業發展意義重大。
4.3 注重產業的國際化發展
發達國家的文化創意產業起步較早，發展已相對成熟，有許多成功的經驗值得借鑒。積極開展國際合作，參與國際競爭，了解國外市場的需求和運作規則，在鞏固和擴大國內市場的同時，大力拓展海外市場，不僅對于提升我國國際形象和國際競爭力有著重要的作用，也有利于促進文化創意產業的壯大與成熟。
參考文獻：
[1]鄭洪濤，基于區域視角的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研究[D]，鄭州：河南大學出版社，2008.
[2]趙弘，王俊紅，論北京文化創意產業發展[J]，北京市經濟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2).
[3]趙弘，首都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對就業的影響及對策[J]，前線，201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