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8 10: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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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支出進度，盤活存量資金
財政資金是政策實施的有效載體，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出臺的很多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的政策，最終都需要通過預算執行、資金撥付和使用來落地生根、開花結果。從這個意義上說，支出執行進度的快慢，不僅體現了財稅管理的水平，更從一個方面反映了貫徹落實各項決策部署的執行力，也直接影響著政策的實施效果。對此，應高度重視，加強管理，使財政資金及時有效地發揮作用。
加快支出進度。今年，省財政廳嚴格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在規定的時限內下達預算資金。目前，省級專項轉移支付已分配下達197？郾70億元，占預算金額的68？郾9%。各地在收到資金后，應按照有關規定，及早落實具體項目和實施單位，并及時上報資金撥付、使用情況。同時，應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加快本級預算的批復和下達。總之，該下達的資金要盡快下達，該使用的資金要盡快使用，堅決不能因為預算執行環節的問題，影響積極財政政策作用的發揮。
健全長效機制。加快支出進度、激發資金活力，短期靠督促，長遠還得靠制度。應按照新預算法的要求，建立健全預算資金及時下達的長效機制，暢通從預算到執行、從政府部門到最終受益者的全過程的資金通道，特別是要打通資金落地“最后一公里”，避免“腸梗阻”現象。深化國庫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優化資金審核流程，減少中轉環節，有效防范資金滯留。完善支出進度通報制度，分部門、分地區、分科目、分業務處（科）室，定期通報預算執行情況。
盤活存量資金。全面核實存量資金基數，限期辦理收回、交回手續，有效避免“資金供給不足與大量資金沉淀”并存的現象。對統籌使用沉淀的存量資金，應制定任務清單和時間表，用于增加公共服務供給以及亟需資金支持的重大領域和項目。建立財政存量資金與轉移支付安排、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庫款調撥等掛鉤機制。將分散、沉淀在部門間的資金“喚醒”、盤活，變“零錢”為“整錢”，變“死錢”為“活錢”，形成集聚效應。
二、創新支持方式，加快建立產業基金
2014年以來，省財政按照“四單一網”建設和“兩個一般不”的要求，建立了專項資金管理清單，進一步厘清公共財政運行邊界，專項資金逐步從競爭性領域退出，但退出并不意味著財稅對經濟發展的不作為、不扶持，相反，應大力探索產業基金等市場化運作模式，實現更積極、更有效地扶持。
與傳統的專項資金相比，產業基金具有六大優勢：一是有利于更好地促進市場公平競爭。產業基金改變了以往專項資金“點對點”的直接扶持和行政性分配，遵循市場規律，主要靠市場發現和培育新的增長點，有利于更好地處理政府和市場的關系，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二是有利于營造創業創新的氛圍。我省民營經濟發達，民間資本充裕，大眾創業創新的積極性很高，但也存在投資難、融資難等問題。產業基金主要投向創業創新型領域，通過政府引導、示范，可穩定市場預期，緩解“兩難”問題，從而更好地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熱情。三是有利于更好地促進經濟發展。基金的最大優勢在于其杠桿效應，通過母、子基金傳導放大，吸引帶動金融資本和社會資本增加投入，最終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而且，基金變行政性分配為市場化運作，讓專業的人做專業的事，在項目甄選、資本運營、進入退出等方面更加精準、更加專業、更加貼近市場，可有效解決項目落地“最后一公里”問題和“劣幣驅逐良幣”現象，提高資金使用績效。四是有利于增強財政資金統籌能力。以往專項資金項目過多、過小、過散，存在“撒胡椒面”和“九龍治水”等情況。現在把分散的資金整合起來，設立產業基金，通過市場方式分配，有利于增強財政資金統籌能力，維護各項產業政策的延續性和協調性，同時也更有利于集中財力辦大事。五是有利于盤活存量資金。通過設立基金，將趴在賬上的存量資金盤活，用于建立、充實各類產業基金，支持經濟發展，切實發揮財政資金在穩增長、調結構、促轉型中的積極作用。六是有利于化解財政風險。基金可滾動、循環使用，實現財政資金積累，在價值形態上是客觀存在的，相當于建了一個資金“蓄水池”和“風險池”，有利于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等財政風險。
建立產業基金是省委、省政府的重大決策部署。今年，省財政將在20億元信息經濟創業投資基金的基礎上，擴大基金規模，并在全省積極推廣運用產業基金模式，支持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游、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7大產業以及農業農村發展。各地應從深化財稅改革和促進經濟發展的高度統一思想、提高認識，切實改變“分錢分糧”的慣性思維，按照國務院和省政府的要求，積極盤活、籌措資金，結合本地產業發展現狀，加快建立、充實各類產業基金，全面推進基金的市場化運作，通過專業團隊尋找具有發展前景和潛在價值的企業或項目，形成省與市縣共同參與、母子基金相互配套的良好局面，把基金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
三、簡政放權、優化服務，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服務也是生產力，環境也能創造效益。對企業來說，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務，有時比真金白銀的財政補貼更為寶貴。財稅部門要科學把握清理規范稅收等優惠政策的節奏和力度，在依法依規的前提下，用足用好結構性減稅、普遍性降費等財稅政策資源，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更應繼續做好簡政放權和優化服務兩篇文章，以環境“高地”來構筑區域競爭新優勢。
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全面清理現有行政許可和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進一步減少財稅審批事項。對國務院、財政部、稅務總局明確取消的審批項目，各級財稅部門的初審事項和對應的審批項目一律取消；對沒有法律法規依據，未按規定批準的行政審批性質的財政管理措施，一律予以取消。
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加快推進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模式，通過財政補助等政策激勵，引導和拉動社會資本進入收費公路、城市供水供氣、道路橋梁、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等市政公用領域，以及教育、衛生、養老等民生領域，進一步釋放民間投資潛力。建立健全政府購買服務制度，加大教育、就業、社保、醫療衛生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政府購買服務力度。
優化財稅服務。堅持問題導向和需求導向，發揮財稅大數據和信息技術優勢，為納稅人精準“畫像”，提供“店小二”式的個性化服務。組織開展十大“便民辦稅春風行動”，建立“創業創新財稅服務直通車”，深入基層、深入企業開展財稅政策宣傳和納稅輔導等活動，收集企業需求，協調解決企業發展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
新常態下服務新發展，除了要有好的政策、好的工具外，還要有好的作風、好的狀態。全省財稅干部應當認清肩負的重任，強化為民服務、勤政廉政、敢于擔當、主動作為的工作作風，積極營造努力干事、奮力發展的良好環境，為經濟社會發展助力。
一要適應新常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給財稅工作帶來新的機遇和挑戰。要科學分析新常態下財稅領域的趨勢性變化，正確把握做好財稅工作的新要求，切實轉變慣性思維和舊的路徑依賴，以新作為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
央行對經濟增長前景進一步樂觀
央行對當前經濟的判斷，從“經濟運行總體呈現緩中趨穩的積極變化”，轉變為“經濟增長呈穩中有進的良好態勢”。
在對未來經濟發展展望時，我國經濟發展動力從“未發生根本性變化”轉變為“動力依然較強”。并仍然維持中國經濟增長“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態勢”這一基本判斷。
在談到下一階段貨幣政策思路時，央行在“正確處理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傳統表述后，并未強調側重點。意味著央行將從三季度“穩增長”為主的政策導向過渡到三種目標相對平衡的政策導向。另外，“保持物價水平基本穩定”則一定程度上體現出對物價大幅波動可能性的擔憂。最后，“金融服務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和“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為中心”，則表明下一段工作中央行將加快調整經濟結構的速度并加強金融業對實體經濟的支持。
信貸趨勢在貨幣當局穩健政策指引下平穩增長
總體來看，貨幣供應量呈加速上升的態勢。2012年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97.4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增速比上年末提高0.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供應量M1余額為30.9萬億元，同比增長6.5%。流通中貨幣M0余額為5.5萬億元，同比增長7.7%。全年現金凈投放3910億元，同比少投放2251億元。在貨幣當局中性的貨幣政策基調下，“穩增長”取代去年的“控通脹”成為當前宏觀調控政策的主基調。在微觀經濟進入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M1和M2的增速保持穩健和適當加速是為了實體經濟結構性調整留出空間，劃出底線。另外，在債券融資和同業往來方面，在以中小銀行為代表的同業平臺業務如火如荼的開展的情況下，其他方式如外匯占款對貨幣供應量的影響開始減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上述討論的貨幣存量，貨幣乘數有了小幅回升，比上年高出0.07，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出現活性增強的特點，顯示出非金融類企業信貸需求開始緩慢回升。
在存款方面，金融機構本外幣各項存款余額為94.3萬億元，同比增長14.1%，增速比上年末高0.6個百分點，比年初增加11.6萬億元，同比多增1.8萬億元。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91.7萬億元，同比增13.3%，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2個百分點，比年初增加10.8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金融機構存款增速呈周期性波動。與往年相比，為了業績考核和表外業務發展而在季末突擊攬存的現象仍然比較明顯。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外幣存款增速異常迅速，比去年同期增長超過45%，顯示外貿及工業企業“資產本幣化”“負債外幣化”的趨勢開始形成，這與人民幣兌美元遠期NDF的升值預期開始形成有關。資本市場和實體企業仍舊看好人民幣升值對匯兌損益的對沖作用。從存款主體來看，居民增速開始加快，呈現出歷史上不多見的企業存款增速低于居民存款的現象，顯示“提高居民收入”出現成效。不過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居民存款的增多也有可能是通脹抬頭擠出一般消費需求的緣故。在通脹預期與改善民生方面，政府及貨幣當局將更加注意權衡和平衡。
在貸款方面，2012年年末，金融機構本外幣貸款余額為67.3萬億元，同比增長15.6%，增速比上年末略低0.1個百分點，比年初增加9.1萬億元，同比多增1.2萬億元。數據顯示貸款增速穩健上升。在審慎性原則的指導下，前高后低的信貸投放機構相對合理，與往年類似，體現出政策的連續性。值得注意的是，住戶貸款高于企業貸款近6個百分點，差額接近近年來新高；同時，中長期貸款增速回升，住房抵押貸款成為貢獻最大的分享。結合上述兩點來看，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帶動居民消費及居民長期貸款提升利于貨幣存量的活性及銀行信貸風險的下降，并帶動相關如家具、汽車、裝修建材等勞動力相關度高的自生行消費的增長。在票據融資方面，由于近期銀監會對票據融資入表政策的約束，自去年三季度起增量下降較多，余額開始萎縮。民間企業傾向于短端貸款的趨勢并未改變。最后，外幣貸款在改善出口結構，扶持出口等政策指導下，增速較快，目前，國內主要政策及商業銀行均有與外貿相關的專項貸款出現。
貨幣政策具體做法中強調“創新”和“市場”的力量
下一階段，社會融資總量將從“平穩合理增長”變為“平穩適度增長”，預示央行在2013年將對社會融資進行總量控制，并依據實體經濟發展具體需要進行動態調整。
在貨幣工具運用方面，引入“再貸款、再貼現及其他創新流動性管理工具”，表明央行將在進行公開市場操作或運用其他貨幣工具時將運用買賣國債等創新手段調節流動性。
在信貸資源配置方面，加入“引導金融機構加大對國家重大在建續建項目支持”，表明央行除在未來繼續對“三農”、小微企業、現代服務業、新興產業加強金融支持外，對關乎國家民生的國有中大型項目投資更加重視。
在金融市場發展方面，新增“堅持市場化取向”“支持中小企業多種渠道融資”“用于支持小微企業貸款的金融債券”“拓寬中小企業融資渠道”。表明在下一階段金融創新時，將重點強調中小企業債在企業融資渠道中的重要程度，預示信用債市場將加速擴容。并且，除信用債市場，定向融資工具，私募，中小企業專項貸款都會逐一成為企業多種融資渠道中的一部分。
央行貨幣政策將保持穩定性及中長期結構調整
（一）地區經濟總體穩定發展
一是地區經濟實現了穩定較快增長。2008年，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GDP同比分別增長11.1%、12.2%、12.4%和13.3%，占全國的比重分別為54.3%、19.3%、17.8%和8.6%。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4大地區經濟增速與2007年相比均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經濟增速全面超過了東部地區，東部地區增速一直快于其它地區的傳統增長格局發生重大變化。中、西部和東北地區GDP所占比重均略有上升，分別增加了0.43、0.43和0.14個百分點；東部地區GDP所占比重雖同比減少1個百分點，但占據我國經濟總量半壁江山的總體格局未發生實質改變。總體看，4大地區經濟均實現了穩定較快增長，東部地區進入了穩定增長期，中、西部地區出現了暫時性減速，東北地區處于加速增長期，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協調性增強。
二是各地區投資和消費繼續保持較快增速。2008年，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城鎮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分別增長19.6%、33%、26.7%和35.4%，除東北地區增速加快2.1個百分點外，東、中和西部地區增速分別回落0.1、0.6和1.5個百分點，各地區投資增速總體上仍屬于較快增長，表明宏觀調控政策對促進投資增長發揮了積極作用。2008年，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分別增長21.4%、23.2%、22.3%和22.5%，增幅同比分別加快3.3、4.9、4.3和4.9個百分點，中央擴大內需政策的積極效應也明顯顯現。
三是重點地區開發開放步伐明顯加快。2008年，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及其它具有比較優勢的經濟區（帶）繼續帶動區域經濟穩定增長，輻射帶動作用進一步增強。長三角地區、京津冀都市圈區域規劃編制工作積極推進，國務院出臺了進一步推進長三角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批復了珠三角地區改革發展規劃綱要。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GDP增速均超過11%，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21%，進出口貿易總額增長15.3%，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增長41.2%，三大都市圈依然是全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深圳經濟特區在深化改革和推進經濟結構調整上邁出新步伐，上海浦東新區行政管理、金融等領域的改革不斷深入，天津濱海新區、成渝、武漢城市圈、長株潭城市群綜合配套改革試驗方案積極推進，廣西北部灣經濟區發展規劃加快實施，海峽西岸經濟區、遼寧沿海經濟帶、江蘇沿海經濟帶等一批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也在加快形成。
四是各地區區域經濟合作與交流深入開展。2008年，我國區域合作與交流進一步加強，合作領域逐步深化，合作機制不斷完善，區際產業轉移明顯加快。長江沿岸中心城市市長聯席會、泛珠三角區域經濟合作機制、環渤海地區經濟市長聯席會、武漢經濟協作區、中原經濟區、淮海經濟合作區等區域合作組織不斷壯大，合作領域逐步拓展，合作內容不斷深化。長三角地區核心區16個城市在30多個領域推進專題合作并取得積極進展，在推動金融合作和區域交通一體化方面提速。泛珠三角區域在交通、能源、科技、環保等領域合作穩步推進，特別是深港創新圈建設方面取得多項成果。京津、新疆烏昌、河南鄭汴、廣東廣佛、遼寧沈撫、吉林延龍圖等城市一體化進程加快。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主動性增強，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的環境進一步改善，廣東省實施產業和勞動力“雙轉移”舉措，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向粵北和東西兩翼轉移；安徽、湖南等省積極融入長三角、珠三角，積極承接沿海產業轉移步伐加快。
五是各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和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步伐加快。2008年，在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國內自然條件等約束因素明顯增多的情況下，各地區積極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特色優勢產業發展。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第一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4.5%、5.5%、5.8%和7.8%，增幅同比分別加快0.9、1.7、0.8和4.5個百分點。東部地區高技術產業、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快速發展，產業結構不斷優化。除舟山外，長三角地區核心區其他15個城市第三產業增速均快于第二產業。中部地區糧食產量連續5年創歷史新高，占全國糧食總產量比重達30.5%；東北地區、東部地區的山東、江蘇和西部地區的陜西、寧夏糧食產量繼續增加。西部地區立足資源優勢，能源化工、礦產資源開發、特色農產品加工、重大裝備制造、高技術和旅游等特色優勢產業發展較快，內蒙古、廣西、新疆、寧夏等民族地區依托資源、區位優勢，經濟繼續保持快速發展。東北地區一批重大基礎設施項目順利推進，資源型城市轉型取得積極成效，產業結構趨于優化。
（二）地區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
一是各地區經濟增速均明顯回落。2008年，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GDP增速同比分別回落了3.3、2.1、2.1和0.7個百分點，東部地區降幅最大。各地區二、三產業增加值下滑，工業增加值回落幅度大且呈現出不均衡的明顯特征，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第二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1.4%、14.6%、15.2%和14.7%，同比分別回落4.2、3.0、3.4和2.7個百分點；四個地區工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了11.7%、27%、25.9%和21.4%，同比分別回落了11.8、3.1、9.3和4.2個百分點，東、西部地區降幅較大。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第三產業增加值同比分別增長11.7%、11.4%、11.7%和12.9%，同比分別回落了3.1、2.7、2.1和0.1個百分點。
二是各地區產業結構調整升級速度放緩。2008年，四個地區整體產業構成有所改善，但產業調整升級速度明顯放緩，三次產業構成與國際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還有較大差距。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第一產業比例分別為6.8%、14.6%、15.6%和11.7%，除西部同比持平外，東、中部和東北地區同比分別降低0.1、0.4和0.4個百分點，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第一產業仍占較大比重，且下降速度較慢。四個地區第二產業比例分別為51.7%、50.9%、48.1%和53%，同比分別增加0.2、1.4、1.8和1.6個百分點，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左右，工業仍是各地區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且在三次產業結構中的比重總體呈增長趨勢。四個地區第三產業比例分別為41.5%、34.5%、36.3%和35.3%，同比分別下降0.1、1.4、1.4和1.1個百分點，發展水平亟待提高。總體上看，四個地區經濟增長仍然主要依靠第二產業，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空間仍然較大。
三是各地區進出口貿易增速急劇回落。2008年，東、中、西部和東北地區進出口貿易總額同比分別增長16.2%、33.6%、35.8%和24.8%，增幅同比分別回落6.2、4.1、0.5和1.1個百分點。從出口情況看，四個地區同比分別增長15.4%、34.5%、38.9%和23.3%，除中部和西部增速稍微加快外，東部和東北地區增幅分別回落9.3和6.1個百分點，東部降幅最大。從進口情況看，四個地區同比分別增長17.2%、32.2%、31.3%和27.1%，除東北地區增幅提高5.9個百分點外，其他地區均出現了明顯回落，尤其是中部地區回落幅度達到11個百分點。
四是區域協調發展機制尚需完善。當前，各地區依然把經濟發展重點放在經濟總量大、產值利潤高的行業，區域分工理念不深，區域合作內生動力不強，同時，區域間強有力的管理協調機構和法律約束體制缺乏，出于局部利益的考慮，地方政府在推進一體化過程中仍未擺脫地域限制和現有體制約束，對資源配置的隨意性較大，產業轉移與承接缺乏統籌規劃，難以從區域協調角度進行決策。此外，與東部地區相比，中、西部和東北地區產業結構雷同，武漢、成都、重慶、沈陽等城市的發展水平距北京、廣州、上海這樣的核心城市還有相當距離，次級城市輻射帶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還遠遠不夠，城市之間開展區域合作的動力不強。
五是環境污染問題依然突出。2008年，我國重點流域和區域污染治理工作繼續推進并取得明顯成效，但根據可獲得的環境統計數據顯示，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環境污染問題仍比較突出。隨著節能減排門檻和產業層次的不斷提高，東部和東北地區的污染水平略低一些，但中西部地區明顯偏高。隨著產業轉移活動加強，“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產業向中西部地區轉移的傾向有所抬頭，環境容量壓力增加。
二、進一步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一是著力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加快產業結構調整是抗擊國際金融危機影響的主要措施。各地區要以國務
院已審議通過的十大調整振興規劃為契機，加快調整振興主導產業，促進企業兼并重組，增強區域持續發展的動力。東部地區應進一步營造推動產業結構調整的良好環境，優先發展以金融業、會展業、物流業、信息服務、科技服務等為重點的現代服務業，加快發展以現代裝備、汽車、鋼鐵、石化、船舶等為重點的先進制造業，大力發展以電子信息、生物、新材料、環保等為重點的高技術產業，盡快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的新優勢。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要進一步優化農業結構，提高農業現代化發展水平；加快產業調整和振興步伐，改造提升優勢傳統產業，增強發展能力和活力；大力扶持第三產業，形成二、三產業共同發展的產業格局；構建加強區際產業轉移的有效平臺，積極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提升經濟質量，促進經濟平穩較快增長。
二是加快推進各地區形成新的經濟增長極。優化地區結構是促進國民經濟戰略性調整的重要方式。面對嚴峻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各地區要不斷完善區域自主創新體制機制和政策環境，加速區域經濟發【下轉第42頁】【上接第37頁】展要素的合理流動和有效集聚，促進核心都市圈和城市帶加快發展，加速形成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引領帶動區域協調發展。當前，要抓緊研究制定促進核心經濟區、經濟帶、城市群發展的規劃和政策，為核心區域加快創造有利條件，進一步提升其對區域發展的帶動作用。與此同時，要進一步加大對民族地區、邊疆地區和貧困地區的政策支持力度，提升整個區域的自我發展能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
三是努力擴大進出口和對外貿易。各地區要密切關注世界經濟形勢變化，積極調整外貿結構，努力擴大出口。要積極促進出口方式轉變，加快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向技術知識型產品出口轉變，推動資源性產品出口向高附加值型產品出口轉變，鼓勵加工生產型出口向品牌創新型出口轉變，促進注重數量型出口向以質取勝型出口轉變。要積極發展多元化貿易，結合“走出去”戰略加大對中東、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國家投資和出口力度，積極發展邊貿合作與跨國區域合作，積極拓展營銷渠道，力保出口適度較快增長。要繼續研究制定更有針對性的外貿政策，重點幫助東部地區外貿型企業渡過難關，維持住對外貿易的中堅力量；研究制定中西部地區吸引外商投資的指導性意見，穩固中西部地區吸引外資持續增長的基礎。
四是加快推進區域一體化進程。各地區要緊扣推進市場一體化這個核心，不斷拓展合作領域，豐富合作形式，努力推進區域合作進程。要充分調動各級政府、區域合作組織和合作機制在區域合作中的主體和主導作用，逐步建立起高效、務實、多贏的區域協調合作新機制。要開展區域合作發展戰略研究，明確各地區在區域合作中的職能定位和重點發展產業，區域合作的重點領域、重點工作與重點實施步驟，并在保障措施上力爭有所突破。要研究制定有利于促進區域合作的政策措施，積極發揮區域規劃在協調區域發展思路、基礎設施建設、產業錯位發展等方面的積極作用，加快促進區域內人才、技術、資源、市場等各類要素的共享和一體化。
關鍵詞：綠色經濟 經濟發展方式 財政政策
近年來，綠色經濟浪潮席卷世界，我國經濟也開始融入綠色經濟發展理念，并已將建設資源節約和環境友好型社會確定為小康社會目標之一。探索如何運用和發揮財政政策的特有功能，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型是我國現階段經濟發展面臨的重大課題。
一、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意義
（一）是我國順應世界潮流的客觀需要
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綠色經濟浪潮迅速推進，促使工業文明和傳統經濟向生態文明和綠色經濟轉型已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在綠色經濟浪潮的不斷沖擊下，很多國家都提出以發展低碳能源技術、優化能源結構、提高資源能源效率、建立綠色經濟發展模式為經濟戰略目標和未來發展方向，并將其作為協調經濟發展與保護資源環境之間關系的根本途徑。對此，我國必須順應世界潮流，明確發展綠色經濟的戰略定位，把發展綠色經濟、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作為應對氣候變化和國際金融危機，并謀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經濟、社會、生態協調發展的戰略部署和行動計劃。
（二）是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
長期以來，我國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廉價資源和低成本要素的高強度投入來推動，其結果是在保障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也加重了資源浪費、能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問題，致使資源、環境承受著巨大壓力。近年來，我國資源能源消費和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續增長，這在全球綠色經濟變革的背景下，將使我國企業國際競爭力受到嚴重影響，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將面臨巨大挑戰。只有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綠色轉型，走以低碳經濟、循環經濟、資源節約、環境友好、集約發展為支撐和特點的新型現代化道路，才能使我國在全球產業鏈分工中占據有利地位和贏得較強競爭力，從而實現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是我國增強綜合競爭力的現實途徑
從產業結構來看，我國產業結構長期處于不平衡狀態，重化工業比重偏大，服務業增長緩慢。這既導致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帶動力不強，又造成資源能源過度消耗，加大了對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從產業升級來看，目前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總體上還嚴重不足，多數企業仍集中在傳統加工制造業，產業發展低碳化、綠色化和智能化還缺少重要支撐。從企業自主創新來看，目前我國企業整體表現出明顯的創新能力不足與核心技術缺失，企業利潤的取得主要靠擴大規模和增加投入，缺乏競爭力，也加劇了資源環境的矛盾。因此，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既是優化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和培育自主創新能力的良好途徑，同時也為其提供了難得機遇。
二、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財政政策選擇
（一）支持推進產業結構調整，構建綠色產業體系
調整產業結構、建立綠色產業體系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戰略重點和主要突破口。財政政策應大力支持以低消耗、高效益、高科技為方向的產業結構調整，推進整個產業體系的綠色化。一是有效發揮財稅政策的激勵和約束功能，加大對傳統工業的綠色化改造。通過征收重稅、取消財政投入等辦法，促使高消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傳統重化工業逐步淘汰，同時實行財政補貼、稅收減免等政策支持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原料及化學制品制造業等高耗能行業加快綠色化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整體素質。二是采取貸款貼息、財政補助、降低稅率等方式，鼓勵發展金融保險、商務服務、科研開發、信息咨詢、 創意設計、產品營銷、品牌管理、現代物流等生產業，提高其在三次產業結構中所占比重，抑制重化工業產能擴張過快現象，從源頭上降低資源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強度。三是通過資本金注入、財政貼息等手段，支持發展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航空航天、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制造、節能環保等戰略性新興產業，推進產業發展綠色化和智能化。
（二）支持合理開發利用資源，促進資源節約和環境修復
現有的財稅政策在鼓勵和引導企業與社會合理開發利用資源、加強環境保護等方面還存在某些不足，如資源稅征收范圍過窄、稅率過低、征收方式為按產量計征等，為此，應加快資源稅稅負改革，構建與資源高效開發利用相配套的財稅政策。一是擴大資源稅的征收范圍，將其覆蓋到一切可以計量的不可再生或再生周期長、再生難度大的資源，如土地資源、水資源、森林資源、海洋資源、動植物資源、草原資源、地熱資源、灘涂資源、河流湖泊資源、地下水資源等，同時將現有的某些資源性收費并入資源稅，以約束和限制企業對資源的掠奪性開采。二是以礦產資源有償使用為方向，盡快全面實行礦業權有償取得制度，完善礦業權價格形成機制。三是改進礦產資源稅費的計征方式，將現行從量征稅改為從價征稅，使稅收與資源市場價格直接掛鉤，以促進資源開采率、回采率的提高。四是實行資源稅稅負向上調整的改革，按資源儲量或資源回采率和環境修復率及不同礦產資源的級差收益等實行差別稅率，逐步提高資源稅征收標準，特別要對不可再生、稀缺性的資源實行較高的稅收標準，加大資源使用成本，以激勵經濟主體最大程度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并轉化為努力研發可替代資源和新技術的動力。
（三）支持改善能源結構，發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
優化能源結構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重要前提。財政政策應積極支持調整優化能源生產結構和消費結構，加快可再生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一是支持改善能源生產結構。切實加大對風能、水能、光能、核能等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發展的財政支持力度，通過財政直接投入、設立專項基金、發放風險補償金、給予貸款貼息等，鼓勵大力挖掘和發展各種新能源、生物質能源等，逐步提高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生產中的比重。二是支持加快清潔、高效能源技術的研發和產業化。加大財政對節能與提高能效技術、清潔煤技術、太陽能發電技術、二代生物燃料技術、先進核能技術、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氫能技術等研發創新和產業化的投入力度。三是調整完善煤炭、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價格形成機制，使其準確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等因素，引導消費者合理和節約使用能源，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的碳排放強度，同時實施綠色導向激勵的稅收優惠政策，引導企業自覺運用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積極促進能源消費結構優化。
（四）支持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大力發展循環經濟，促進資源節約和高效循環利用及生態文明，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這是經濟發展方式綠色轉型的內在要求和核心內容。財政部門應通過各種政策手段，引導、激勵、規范和調節市場主體的經濟行為，促使其積極發展循環經濟。一是財政部門應安排專項資金支持循環經濟發展中的關鍵技術研發和重大技術改造項目以及循環經濟新技術、新產品產業化、規模化推廣項目等，構建循環經濟產業鏈條和低碳、生態經濟發展環境。二是對開展循環經濟的企業實行稅收優惠政策，減輕企業發展循環經濟的成本費用，如：對生產和使用節能、降耗等循環經濟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對企業購買循環經濟設備而增加的費用允許一次性攤入成本，或實行投資抵免當年新增所得稅；對循環經濟發展設備的研發費用加大稅前抵扣比例等。三是探索設立新的特別稅種，如碳稅、污染稅等，加大二氧化碳和各種污染物減排力度，促進循環經濟發展。
（五）支持消費和使用綠色經濟產品，促進綠色技術創新及推廣
一是采取財政補貼、稅收獎罰等方式，激勵企業自愿承諾減排指標，支持企業推廣利用各種清潔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節能環保型產品，并積極推行產品的碳標識或節能標識。二是利用價格補貼、消費信貸、獎勵以舊換新等形式鼓勵公眾自愿高價購買日常綠色、低碳產品，如綠色家電、新型燃料汽車、環保型建筑、節能燈具等。三是建立健全政府綠色采購制度，積極安排和確定政府采購中綠色產品的法定比例，擴大政府綠色采購產品的范圍，規范和完善政府綠色采購的認證標準及實施過程等，從而帶動綠色經濟產品的市場需求。
參考文獻：
①王一鳴. 我國中長期經濟增長趨勢與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J]．宏觀經濟研究，2010（12）
我國已經成為全球第二大進口國，貿易順差規模開始呈現下降趨勢，貿易平衡將通過健康、合理的方式即在鼓勵出口的同時促進進口的增長來實現。從政策層面上看，積極擴大國內需求對進口的增長效果明顯，在我國減緩全球金融危機沖擊，恢復經濟平穩發展的過程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在這一大背景下，重視進口，無疑是抓住了歷史的機遇。通盤考慮進口政策的短期與長期效應，把進口政策調整看作是推動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項根本性措施。
進口的經濟定位與功能
一方面，我國長期處于一種出口拉動經濟增長的狀態，出口帶來了大量社會財富的積累，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但同時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議題，稀缺資源的消耗，生態環境的破壞，外匯儲備的風險與增值管理。另一方面，進口則相對地被控制在一個較低的水平上。進口先進的技術設備是受歡迎的，也有利于國內生產效率的提升，資源及能源消耗的下降，但是，在西方發達國家商品貿易政策的限制條件下，我國很難單純通過進口提升國內的生產技術水準。進口消費品，不論是普通消費品還是高檔消費品，往往都不為決策者所認同。隨著我國在全球經濟中地位的改變，這一狀況在某種程度上得以緩解，尤其是在國際金融危機的發展過程，全球經濟的恢復，避免再次低落，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我國國內市場需求發揮作用。進口開始進入了決策者的視野，成為相對受歡迎的事情。
全球金融危機為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提供了一個重要的戰略契機。從許多國家經濟高速增長過程的經驗來看，進口對國民經濟增長以及增長模式的轉變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如東亞的日本和韓國都在其國民經濟高速發展時期，通過引進高新技術設備，極大地提升了國內生產技術水平，實現了經濟的騰飛。在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升的情況下，通過進口贏得了廣泛利用國際資源的空間。
進口政策的調整方向
第一，進口政策的調整要考慮到長期與短期目標的均衡。從短期來看，促進進口增長的目的在于緩解貿易伙伴的失衡壓力，如更多地考慮從貿易順差國或地區進口的舉措，在于對全球經濟從金融危機的陰影下走出來有所貢獻，如為全球跨國公司提供了更大的市場空間。但是，從長期來看，進口的規模表明我國經濟發展利用國際資源的程度，進口的增長幅度與國民經濟增長幅度的配置關系表明我國國民經濟與全球經濟的融合水平，進口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關系著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
第二，進口政策要在技術設備與最終消費品的結構上有所突破。我國不但需要國際上的先進技術設備，為我國制造業大國地位提供裝備的支撐，還要考慮到國內消費水平的提升對國民經濟的發展以及全球經濟復蘇的貢獻。因此，最終消費品的進口，不僅是高檔消費品的進口，還包括著普通消費品的進口都應當在制度安排上予以考慮，給市場信號發揮作用以更加廣闊的空間，即不僅可以通過市場信號利用國內資源而且可以引入國際資源，為我國經濟發展提供支撐。
第三，進口關稅的調整要符合國內產業結構的長期發展戰略。降低進口關稅遵從了世界貿易組織推崇自由貿易的基本宗旨，也為各個貿易伙伴所認同。但是，進口關稅結構直接關系到國內產業的發展環境，尤其是在關鍵技術設備領域，進口與產業自主發展之間存在著一定程度上的矛盾，需要審視帶動與保護我國重裝備業發展之間的辯證關系，在發揮關稅促進進口的同時，又能夠有效地為國內產業結構調整創造出合理的空間。
第四，提升進口貿易的便利化程度。從較為嚴格的進口政策到較為寬松的進口政策轉變，需要以貿易的便利化為依托，其所涵蓋的方面深入到經濟體制及市場運行的基本層面，觀念的調整，制度的配套，手續的簡化，渠道的暢通，都需要一一加以改進。
第五，配合人民幣升值趨勢，鼓勵國際采購，鼓勵企業走出去。勞動生產率的提供是一國貨幣購買力提升的基礎條件，同時也是其內在的要求。人民幣升值提高了人民幣的購買力，也提高了我國居民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能力，擴大了在國際市場上選擇的空間，鼓勵更多的產品與服務進口，是啟動國內消費的重要舉措之一。人民幣升值也擴大了我國企業在國際范圍內配置資源的空間，貫徹“走出去”戰略的實施，不論是國際并購還是綠地投資都較以往更加便宜了，有助于企業國際化的低成本擴張。此外，通過海外企業產品的回購，也為我國企業走向海外創造了一個重要的條件。
進口融資方式創新需要
在貿易融資方面，我國以往更多的是關注于與促進出口相關的融資制度安排，其中包括了對企業出口業務活動的稅費優惠政策。而與出口融資相比，進口融資的制度設計與安排相對薄弱，其基本思路也不同于出口融資制度。如何促進進口長期有效的發展，發揮其在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中的積極作用，有多種選擇其中必須要解決一個進口融資的問題。通過在金融與稅收方面的方式創新，促進進口的發展，其中包括銀行貸款、外匯管理、減少環節、簡化手續和降低費用等多項措施。
進口融資的風險在于，國內銷售的推進速度直接影響到進口融資風險的等級。對于重型機械設備而言，往往是以進口用戶的訂單為依據的，確定的用戶，確定的支付方，都較為易于掌控進口融資風險。這時需要把握的是為那些資金投入大、回報周期長的進口業務，需要考慮組合融資的制度安排，其間進出口政策銀行將有巨大的牽頭作用空間，其他商業銀行的適時跟進，輔之以政府的擔保，就可以較好地控制此類業務的融資風險。
對于消費品而言，融資所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資金的占用與回收風險。在這類業務中風險的掌控難度往往取決于產品的銷售進展。企業知道潛在市場之所在，也可以預測潛在市場的規模，但是最終還是要實現銷售，才能回收資金。如果滯銷于供應鏈的任何一個環節，都會給整個進口業務帶來巨大的財務風險。與出口不同，出口一旦成交，除了信用證支付過程中可能出現的風險外，銷售的財務成本已經轉移到國外企業身上，而進口則需要整個供應鏈條所有環節的共同努力。這使得進口融資環境層次增多，融資主體及其相互之間的借貸關系變得極為復雜，由此對進口融資方式創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融資方式創新還需要外匯管理體制的改革，給予企業以較大地處置外匯的空間，允許企業境外放款，避免多重兌換帶來的財務成本與不便，避免貿易伙伴國對外匯進出的管理規范，同時為企業拓展國際融資空間，最大限度地利用境外信用資源，促進我國進口業務的快速發展。
[關鍵詞]收入差距；政府公共政策；既得利益集團；弱勢群體；公共利益取向
[中圖分類號]F1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46-0013-02
1中國經濟發展中產生的收入差距問題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經濟持續快速增長，居民的整體收入不斷提高。但與此同時，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在波動中不斷擴大，城鄉居民收入比值已經由改革之前1978 年的257上升至2011 年的313。我們橫向對比公認為在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很大的美國，最富裕州的人均GDP不到最貧窮州的2倍。而在中國，據2011年的權威數據顯示，最富裕地區和最貧窮地區的人均GDP分別為86496元和16117元，差距達到537倍。并且這種收入不平衡的表現是全方位的，有東西差距、城鄉差距、城市間差距、城中村和普通農村的差距等。從理論上來講，收入差距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具有雙重性，合理的居民收入差距會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懸殊的收入差距尤其是兩極分化則會抑制效率的提高，甚至是重挫經濟的發展并引發一系列的社會矛盾。
奧爾森指出，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足夠長時間的政治穩定，就會出現特殊利益集團，它們會越來越明白、成熟、有技巧。鄧聿文把中國的利益集團界定為對公共權力和資源享有支配權的部分人或社會階層，為了維護自己共有的特殊利益而結成的利益共同體。他對既得利益集團的特征總結為：“①發展的不平衡性；②形態的模糊性和過渡性；③獲利的非正常性和行為的表面合法性；④利益的排他性；⑤權力的至上性；⑥缺乏法理的正當性等特點。”既得利益集團共同點就是，在一定的時期內，他們會越來越熟知怎樣操縱國家公共政策，并且冠以合適的理由。因此，他們獲得的利益會越來越多，最終會導致整個國家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體制、政策、組織變成最符合這部分人利益的安排，使得國家發展的新動力越來越被抑制，各政府部門越來越僵化，最終會阻礙國家經濟的發展。
在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開放，既得利益集團攫取了來自改革開放的大部分收益，并將進一步攫取更多利益，然而社會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會損害其利益，因此它們會消極對待政治改革，并且它們有很大的能量阻礙改革，能夠將改革從有形化為無形，或者將改革帶來的危機和不利轉嫁出去。比如水電系統、計生系統、證券系統、房地產系統（地方各級政府、金融部門、房地產商等）等。既得利益集團的分利活動會降低社會效率和總收入，并且加劇分歧，造成“制度僵化”。當今轉型時期的中國，既得利益集團首先使有利于社會整體和長遠利益的改革舉措出不了臺或延宕出臺，或者使已經實施的改革措施異變成為維護其利益的工具。（這在收入分配改革、公車改革、高速公路的收費改革等方面一一表露無遺。）其次，既得利益者以特殊的權力身份，合法的政治決策參與來侵蝕公共權力，阻斷國家與人民的聯系，嚴重侵蝕執政黨的執政基礎。最后，它們還會損害經濟體制的整體有效性，導致經濟發展的不可持續。（比如，既得利益集團在機構、國企、壟斷行業、價格、要素、教育、住房分配制度等方面對改革措施的扭曲，影響了資源配置的效率，使得中國目前有些部門、有些地方的發展主要是靠透支未來、資源和人口紅利來維持增長，根本就不可持續。）
在改革開放以來的短短30多年間，中國已經從一個收入分配最為平均的國家，一躍成為貧富差距在世界位居前列的國家之一。在初次分配層面，國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對下降；城鄉、地區、行業和不同所有制企業收入差距的拉大等；不少觀點認為中國現在收入差距的問題并不是體現在“不均”上，而是在“不公”上，這也是那些利益集團得以富起來的主要原因。在如今的互聯網時代，反映到一些媒體、論壇上，也常分為極端的兩極，大家理性的溝通越來越少，謾罵越來越多，甚至還帶有一股戾氣。在普遍心懷怨氣的時代，僅郭美美的一條微博，就掀起了軒然大波，重創了中國紅十字會；一塊手表，一套房就有可能成為反腐利器。
2在收入差距日趨擴大的情況下中國政府公共政策的選擇
改革一般有增量改革和存量改革之別。中國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可稱為增量改革，通過做大“蛋糕” 來滿足每個人的利益需求。它并未改變對權力的分配，也沒有對權力的約束，那些靠近權力和資源配置中心的有權者及與權力關系貼近者成了最先致富的群體。增量改革帶來的最大問題就是既得利益集團的發展壯大和嚴重的收入差距及貧富不均。而存量改革則恰恰相反，是一個重新洗牌的過程，其實質是通過對舊體制進行改革實現最終的制度創新。發展是中國相當長一段時間內永恒的主題，很多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要靠發展來解決。在當下關鍵的轉型時期，中國的發展事業由做大蛋糕的增量改革，變為側重于分蛋糕的存量改革為主調顯得尤為重要，這也成為中國當前改革和發展最重要的經濟議題和政治議題。
近些年，為了縮小城鄉差距和地區間發展的不平衡，中國取消了農業稅，實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政策。一系列的經濟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以及“中部崛起”得以推進。過去政府關注的重點大都在宏觀政策層面上，這些做法對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和減少收入差距方面取得了不錯的成績，但是筆者認為在這基礎上政府還有一些政策需要調整：
第一，在市場經濟體制漸趨成熟的情況下，政府職能應該向加快公共服務方面轉變。在不斷地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及經濟體制的過程中，政府也要完成自己角色的轉變，戒掉政府以往貪勸、戀權的頑疾，以制度化的制約，將權力牢牢約束在牢籠里，并從根本上做到、做好“簡政放權”。以一個我們非常普遍、非常重要，也是中國當下腐敗高發――更是民生關注焦點的城市化建設中的征地問題為例，政府推動城鎮化建設，幾乎是毫無例外想方設法征地搞基建。有很多征地和基建項目完全是市場化的商業問題，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政府的那只手以看得見的方式肆意地參與、指――甚至是導演了整個征地流程。有許多征地的例子，政府一方面以各種手段低價從百姓手中拿到土地，另一方面則通過調整土地性質一轉手通過高價流轉給各個開發商。政府在這個土地征用的過程中并沒有履行好自己行政服務的本來職能，而是扮演了土地低買高賣不光彩的“買賣人”角色，也給那些既得利益者滋生了權力尋租和腐敗的溫床，為社會所詬病。
第二，為了有效阻止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化，政府公共政策應該更傾向于關注公平。為有效地解決不斷擴大的收入分配差距，政府公共政策關注的重點應從效率轉到社會公平上。政府公共政策本身具有社會屬性，它的一些政策是不能完全按照市場的價值去等價交換，而是要以社會關照、社會補償等原則為基礎的。在這一點上，面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轉型期中國社會，一些政策的制定和執行要優先考慮廣大公民的公共利益取向，尤其是那些弱勢群體。我國政府雖然建立了基本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和社會福利項目，并通過各種方式建立了公共醫療衛生體系、公共教育體系、勞動就業安置、福利性住房制度以及城鄉社會福利等體制。但是這些機制并沒形成一個完備的體系，各個方面的政策行動比較分散，各項制度之間的協調性不夠，并且各項社會政策行動的目標也不太明確。在我們高舉發展的大旗的經濟事業中，要進一步完善上述社會各項保障制度，完善納稅體制等，并使之形成一套各方有序、相互協調的公共政策體系。還是以房產為例，這是中國大力推進城鎮化建設工作中無法回避的“剛性”問題。打個比方來說，對于一個公司和他的員工來說，一個對員工充滿善意比能致力于和員工一起成長和發展的公司，最好的方式就是能讓員工擁有公司的股份，這樣才能最大化地讓員工分享企業發展的成果并能激起員工為企業發展不懈努力奮斗意志。如果將一座發展中的城市比作一家成長中的企業，那么她的千萬居民百姓就是伴隨她一起成長的企業員工，而房屋不動產就是這座城市的原始股份，讓她的百姓分享城市發展果實的最好方式就是能擁有至少一套房屋的不動產。不同于西方，西方的城鎮化已經完成，城市人口也相對穩定。發展中的中國是在城鎮化的道路上，有大量的人口轉移到城鎮，而穩健的城鎮化道路，需要城鎮能真正容納這些人口，這就需要讓這些人在城鎮中能勞有所居，居有所安――簡而言之，就是能買得起房或是租得起房，至少是能有希望和信心地在城鎮工作。但中國現行的房產政策，則是阻礙了中國城鎮化的發展，尤其是在一線城市，保障住房不完備的同時，是高高在上的房價和房租。
第三，為了適應利益主體多元化的客觀需求，應當由一元化社會向多元化社會轉變。當今中國的利益主體以既得利益集團為主，中國要實現多元化社會，政府部門就要控制既得利益集團的進一步發展，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和約束。具體來說，政府可以制定相關的法律、政策，通過法制途徑來對既得利益集團進行限制。當然，還可以從精神層面上鼓勵、獎勵既得利益集團成員，使其擁護政府公共政策，以確保政行令通，達到約束、限制既得利益集團的目的。要實現多元化社會，還要在限制既得利益集團的基礎上，充分發展非政府組織（例如進一步發展壯大工會等社會團體），給予“弱勢群體”足夠的話語權。
參考文獻：
[1]樊綱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差距與政府公共政策[J].發展論壇，2006（6）.
[2]遲福林公共需求變化與政府轉型[J].發展論壇，2006（6）.
［關鍵詞］自動柜員機；五力分析模型；策略；轉移；外包
［中圖分類號］F832.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1）5-0006-03
ATM(Automatic Teller Machine),一般稱為自動柜員機。很多人把ATM等同于自動取款機,我認為這是不準確的。雖然最早的ATM只能取款,甚至不與銀行主機相連,但隨著市場需求以及技術的發展,現在的ATM機已經超出了自動取款機的范疇,從單一的取款功能發展為存取現金、查詢、轉賬、繳費、打印對賬單、理財等多種功能。而且,也恰恰是ATM的功能越來越強大,才能夠名副其實,匹配“自動柜員機”(銀行柜員的替代)這個名稱。
很多人在研究中國ATM市場的時候,經常把發達國家ATM的發展軌跡套用到我國,或者用發達國家的一些數量指標作為衡量我國ATM未來發展水平的標準,我認為這是不現實的。發達國家ATM發展早于中國,當時的需求、市場和技術環境與現在有相當大的差別,因此會出現不一樣的ATM行業結構,而行業結構又一直處于不斷調整之中,最終導致不一樣的發展軌跡。
1 中國銀行ATM及相關業務的發展現狀
近幾年,各銀行業金融機構加大ATM機、POS機等自助設備投放,推動柜面業務向自助設備轉移,緩解了柜臺排隊現象,為客戶提供更加細致周到的金融服務。同時,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也發展迅速(見下圖及表1、表2)。
2 中國ATM市場的競爭因素分析
1979年,《哈佛商業評論》發表了年輕的經濟學家、副教授邁克爾•波特的文章“How Competitive Forces Shape Strategy”,闡釋了構成行業基本結構的五大競爭力量：進入威脅、供應商議價能力、買方議價能力、替代品威脅以及現有競爭對手之間的對抗。他指出,這五種力量擴大了競爭范圍,界定了行業結構,也決定了一個行業競爭互動的本質。這就是波特的五力分析模型。
中國的ATM市場上,買方是持卡人,持卡人因使用ATM所支付的費用是整個市場的利潤源泉；供應商是中國銀聯,因為目前銀行卡在ATM上的跨行使用必須通過其提供的信息交換網絡,中國銀聯是ATM使用渠道的供應方；投資主體單一,所有ATM都是由商業銀行投資,因此銀行是ATM唯一的出機機構；非銀行出機機構和第三方ATM服務商是國內銀行在ATM市場上的潛在進入威脅；現在除現金業務外,ATM其他業務可通過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實現,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這些可看做是ATM的替代品,買方對現金的依賴程度取決于用卡環境,用卡環境好,現金業務就會減少,反之,現金業務就增加。
2.1 持卡人
持卡人是ATM市場的消費者,消費者支付的價格是整個ATM市場的利潤源泉,也是ATM市場發展壯大的基礎。由于不同持卡人對ATM業務收費存在不同的接受程度,這就要求商業銀行在對ATM業務的收費邏輯上要順應消費者的觀念改變,同時應提供相應的超值服務。
商業銀行以吸儲為目的,向消費者提供多種免費服務,這已經被理論和實踐證明。因此,免費服務已經在消費者心目中根深蒂固。ATM業務增加了持卡人的便利性,商業銀行為支持這種便利性會增加成本,向這種便利收費似乎也理所當然。但是,不同的持卡人對便利性的在乎程度不同,從而不同人群對ATM的利用程度不同。為方便分析，我們可以把消費者分為便利性高敏感人群和便利性低敏感人群,便利性高敏感人群必然是最先采用ATM來替代柜員業務的一類,他們在ATM業務中獲得更多的便利,而且這種行為會不斷得到強化。便利性高敏感人群的行為會對便利性低敏感人群起一種示范作用,如果體驗良好的話,便利性低敏感人群也會加入ATM使用者的行列,但對一些首次或前幾次有不良體驗的消費者來說,很有可能以后也不會用。因此ATM業務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消費者的首次體驗。
經濟的發展、交易范圍的擴大等會使消費者對便利性的要求發生改變,而且消費者對便利性的要求是剛性的、不可逆的,因此從前述的分類來看,部分便利性低敏感人群會向便利性高敏感人群轉移,但不會存在便利性高敏感人群中的消費者向下轉移的情況。技術的發展使ATM越來越多功能化、人性化、簡單化,從而ATM的使用人數越來越多,交易量越來越大。
ATM替代銀行柜員使銀行的成本結構發生了變化,把人工成本轉化為固定成本(ATM的購置成本和維護成本)。大量固定成本投入的成本結構也支持大量交易分攤成本。
2.2 中國銀聯
1993年,在人民銀行的倡導下,國內開始以城市為單位實施“金卡工程”,在一些主要城市由各銀行投資成立銀行卡網絡中心作為銀行卡跨行交易的信息轉接中心。2002年4月,經86家銀行共同集資16.5億元,成立了中國銀聯總公司,統一了全國的銀行卡信息交換網絡,其信息交換中心承擔了所有ATM跨行交易的信息轉接和交易清算。中國銀聯是我國國內唯一的網絡提供者,是事實上的壟斷者。轉接費的制定就可看做壟斷的產物。
2.3 商業銀行間的競爭
在現行的ATM體制下,具有發卡方和ATM出機方雙重身份的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理論上應該非常激烈,因為市場上對ATM受理端服務的競爭會直接反映到商業銀行之間發卡端對客戶的競爭上,從而商業銀行會把提高ATM服務視為提高市場競爭力、獲得市場份額的一項戰略來考慮。但實際上,商業銀行市場份額的多寡不直接反映其贏利狀況和贏利能力,因為不同的客戶群帶給商業銀行的收益和需要商業銀行付出的成本是不同的,因此,在對高端客戶的爭奪上,商業銀行之間的競爭要激烈得多,相反,對于低端客戶更多的商業銀行采取不涉足或盡可能少涉足。
把商業銀行客戶區分為高端客戶與低端客戶,就可以具體探討商業銀行在面對這兩類客戶上的態度,從而分析它們的行為。高端客戶雖然在總量上較少,但能夠為商業銀行帶來大量資金,對商業銀行的其他業務需求較大,能為銀行帶來額外的價值增值。高端客戶通常是企業客戶、個人客戶中的大客戶,由于其年齡結構通常居中且擁有相對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往往會選擇低成本的交易渠道。低端客戶總量上較多,但每一低端客戶的資金量相對較少,交易處理成本較高,并且在交易習慣上往往選擇高成本的交易渠道。因此,高端客戶可以為商業銀行帶來更多收益、更低成本,低端客戶則需花費銀行更多成本而為銀行帶來較少收益。銀行對高端客戶競爭的激烈程度遠甚于對低端客戶的競爭。在現階段ATM、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齊頭并進、共同發展的條件下,雖然ATM較柜臺交易方便,但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相比ATM還要方便、成本更低,從而成為許多高端客戶的首選交易渠道。因此ATM市場上的競爭遠沒有我們想象的激烈。
低端客戶在數量上較高端客戶多許多,總得有商業銀行滿足他們的需求,而且雖然低端客戶中每一客戶資金量較少,附加值較低,但如果能夠積少成多、降低賬戶處理成本的話,也能為商業銀行帶來豐厚利潤。因此在低端客戶市場上,在不能夠更多地推行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更低成本的交易渠道的條件下,發展ATM成為商業銀行降低成本、爭奪低端客戶市場的策略選擇。
2.4 潛在新競爭者的進入
ATM市場上的潛在競爭者包括非銀行ATM出機機構和第三方ATM服務供應商。
非銀行ATM出機機構進入到ATM市場的主要目的是為獲得收益,由于沒有自己的持卡人,所有的交易都被視為跨行,其作為出機機構能獲得的收入是交換費減去會員費。銀行同時作為發卡方和出機機構,不僅能獲得出機的收入,同時還可獲得發卡收益。因此,在與商業銀行的競爭中,非銀行ATM出機機構并不占優勢。
第三方服務供應商進入ATM市場成為出機機構,會加劇ATM市場的競爭,但對于商業銀行來說,把具有較高購買價格和較高維護成本的ATM出機和維護業務外包出去,充分利用專業化分工的優勢,集中力量培養自己的核心競爭力在理論上更必要。而最近國內一些銀行確實在著手把ATM部分業務外包。
2.5 替代品競爭
ATM業務可區分為兩類,一類是ATM業務中的現金業務；另一類是ATM業務中的非現金業務。我們分別來探討這兩類業務的替代品競爭。
2.5.1 現金業務的替代品
持卡人對現金業務的需求主要基于這樣兩個因素：習慣使然；用卡環境。千百年來我們形成了使用現金的習慣,但使用現金存在成本、安全等方面的問題,新的支付方式出現后,對現金的需求開始減少,因此POS、網上支付等都可看做是ATM現金業務的替代品。POS較ATM布控成本低,使用靈活方便；網上支付使銀行承擔的成本更低,因為互聯網連接成本是持卡人自己支付的,上網所用的計算機也是持卡人所有的。從成本角度來考慮,商業銀行希望更大程度地發展非現金業務。
2.5.2 非現金業務的替代品
ATM非現金業務的替代品很多,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都能替代ATM完成非現金業務,而且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網上銀行等的成本遠低于ATM。從銀行角度來說,這些替代品能夠大大發展,完全替代ATM當然是好事,但從消費者角度來說,要全面地接受并使用這些工具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像接受ATM一樣,需要有人先體驗、使用并成為常態,示范給更多人,然后更多人體驗、使用。只不過在這個過程中,ATM與其替代品共同發展,而不是像西方國家ATM飛速發展時基本沒有這些替代品,因此,西方國家發展過后是ATM數量和人均擁有量的急劇擴大,我國未來可能到不了那樣的規模。
3 商業銀行發展ATM業務的對策
基于上述分析,我們認為,在我國目前的市場需求和技術環境下,商業銀行在開展ATM業務上,應注意：
3.1 不同商業銀行制定不同的ATM發展策略
不同的商業銀行在規模、實力上存在較大差異,會制定不同的發展方向,因此在同一業務上存在不同的發展策略。在我國,大體可把銀行按規模分為兩類：大銀行和中小銀行。現有的ATM絕大部分控制在大銀行手中,較大的ATM擁有量能便利且低成本地為客戶提供服務,這成為很多小客戶選擇成為大銀行客戶的原因,結果大銀行的小客戶越來越多。其中農行還承擔著支持“三農”的政策性任務,在小城鎮和農村地區其小客戶量更大。眾多的小客戶會占用銀行大量資源,耗費較多的人力物力,尋求降低小客戶處理成本的途徑是大銀行能夠履行社會責任并獲得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在業務處理成本上ATM比人工柜員低,而且ATM在向客戶提供服務時服務質量較人工更為一致。因此大力發展ATM業務是大銀行在較長時間內的發展策略。
中小銀行在ATM的布放上無力與大銀行競爭,這樣對小客戶的吸引力不夠,而小客戶數量較少、大客戶對ATM依賴較小又進一步成為中小銀行布放ATM動力不足的原因。在現行ATM收費體制下,中小銀行的ATM發展重點是大城市商業區、高檔生活區、旅游地等。
3.2 ATM機具的布放向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轉移
發達地區、大城市ATM機具在這幾年已得到優先發展,布局基本合理,POS機也基本普及,同時網上銀行、電話銀行、手機銀行等在這些地區也得到發展,并在以更快的速度發展,這些地區不再是ATM機具進一步布放的重點。比較而言,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經濟發展程度低,小客戶比例較高,網上銀行、電話銀行等發展緩慢,POS機裝機量有限,客戶對現金的依賴程度較高,ATM機具存在巨大的發展空間。
在中西部地區、中小城市ATM機具布放的主力是大銀行,大銀行在各地業務開展較為均衡,而且在這些地區也有營業網點,客戶較多；很多中小銀行重在發展高端客戶,業務開展多在大中城市,小城鎮沒有網點,也不發展業務,從而它們不會參與ATM機具的布放,但一些地區性銀行會加入到ATM機具的布放行列中。因為地區性銀行立足于本地區開展業務,高端客戶數量有限,為謀發展而吸引中小客戶,大力增設便利性和低成本的ATM機具可能成為其首要選擇。
3.3 在行式ATM和離行式ATM的選擇
在行式ATM是在現有的銀行分支機構的營業大廳內劃分出一個區域,放置各種電子設備,提供自助服務。它能夠分擔網點的部分銀行業務,緩解柜臺壓力；離行式ATM獨立于銀行分支機構,全天候開放,提供24小時的自助服務。比較而言,運行成本上在行式ATM低于離行式ATM；從管理角度說,在行式ATM易于管理,管理成本低于離行式ATM。但銀行設立在行式ATM要受到營業網點數量的限制,增設網點需考慮方方面面問題,而建立離行式ATM要容易得多。
大銀行的網點較多,在選擇ATM方式時,應優先建立在行式ATM,而且放置電子設備的區域應有獨立的大門,這樣在柜臺營業時間內與營業大廳相連,可以分流業務,也便于引導員指導客戶使用ATM機具,在柜臺營業時間外,可作為獨立的ATM提供服務；在無網點而且難以新建網點的地區,為滿足客戶的便利性需求可建離行式ATM。中小銀行網點較少,在設立時優先選擇建立離行式ATM。
3.4 增配ATM引導員,普及ATM知識
在大中城市,很多人覺得ATM使用很簡單、很方便,但對老年人、小城市和農村地區的人來說,ATM仍舊是新鮮玩意兒,要讓他們使用更難。對于ATM來說,首次體驗很重要。因此,可以安排引導員指導客戶使用,并在使用過程中提供安全方面的知識,建立客戶良好的首次體驗,并不斷強化使用行為,減輕銀行柜臺壓力。增配引導員應把重點放在在行式ATM機具上,因為沒使用過ATM的客戶會通過柜臺來辦理業務,這時引導員就可把辦理基本業務的客戶引導到ATM機具上,指導客戶護理員的護理。③護理費用的分配。原則上享受護理者,需要繳納護理費用的10％,在余下的90％費用中,由財政和護理保險費用各承擔一半。第三,護理人員的選拔及培訓。日本老年護理保險的服務人員分為兩類：一類為福利護理員；另一類為訪問護理員。福利護理員需要正規的學習,并經考試合格后,才能取得上崗資格,他們一般從事專業性和技術性相對較強的護理服務。訪問護理員需要本人親自報名并參加政府出資舉辦的培訓班,也要考試合格后方能上崗。訪問護理員根據等級進行不同級別的護理服務。
2.3 日本老年護理保險制度給我國的啟示
第一,利用社會力量來進行老年護理是大勢所趨。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加劇、社會生活節奏的加快以及獨生子女家庭的增多,老年人生病無法自理時,無法依靠家庭力量來完成護理任務。第二,未雨綢繆,及早在我國建立老年護理保險制度。雖然,目前我國老齡化程度還不如日本那樣嚴重,但我國老年人口基數大,老人絕對值數量已居世界首位。隨著醫療技術的進步和壽命的延長,如果不及時進行統籌規劃,實施有效的解決措施,我國老人護理問題勢必成為十分沉重的社會負擔。
3 在上海建立老年護理保險制度的構想
2005年年底我國總人口數達13億人,其中65歲以上人口達1億人,占總人口數的7.7%。我國已經成為人口老齡化國家。而上海早在1979年就已步入人口老齡化階段,2006年上海市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275.62萬人,占總人口的20.1％,成為全國人口老齡化最嚴重的城市之一。截至2009年,上海市戶籍人口的平均壽命已經達到81.28歲,居全國之首,隨著人口老齡化程度的日益加劇、空巢家庭的增多、人口流動的加速以及社會競爭等一系列情況的出現,傳統的家庭養老已經難以適應我國老齡化社會的發展需求。
3.1 保險模式的建立應依據我國基本國情
日本、瑞典等國家都是在經濟水平已經很發達的情況下步入老齡化社會的,而我國則是“未富先老”,針對這種特殊情況,借鑒日本等發達國家的老年護理制度的時候就要著重考慮中低收入家庭的情況,制定與收入水平相統一的費率,避免增加大家庭負擔。
3.2 建立中性評定機構,防范道德風險
由于醫療機構對疾病判定的主觀性和醫學標準的難以量化性,容易造成被保險人或者保險公司的道德風險,給給付帶來問題。由公共部門設立一個專業權威的第三方評估機構,負責長期護理保險條件的審定、調查工作,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保險人與被保險人都要服從該機構的審定,而該機構受到衛生部門或者保險監督部門的監督,形成權利和利益的制衡。
3.3 完善法律法規
老年護理制度的法制化是其有效實施的前提條件。因此上海亟須出臺相關法律法規,為建立老年護理保險鋪平道路。
3.4 加緊培訓護理人員,提高護理質量
面對巨大的需求,上海的護理人員不但數量有限,其素質也難以達到長期護理的要求。因此有關部門應大力宣傳老年護理,設立專門的培訓機構,借鑒國外先進的培訓理念和技術,加緊培訓相關護理人員。安排其進行專業的培訓,并進行考核。建立監督機構,在護理人員上崗后也要進行監督并進行在職培訓以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
使用并同時傳授客戶ATM使用和安全方面的基本知識。引導員的崗位也主要由大銀行來增設。
3.5 通過業務外包降低運營成本
ATM布放會占用大量運營資金,ATM的維護需要專業人員,對于大銀行來說,現有的ATM機具數量很大,為滿足更多客戶對ATM的需求,以后還會布放更多。在這種背景下,把ATM布放和維護業務外包給專業化程度更高的第三方ATM服務供應商是更有效率的選擇。但這并不是說中小銀行沒必要進行ATM業務的外包,相比中小銀行,大銀行對通過業務外包降低成本的需求更強烈,從而會成為ATM市場專業化分工的更強推動力,而中小銀行也能從其中獲得好處。
參考文獻：
［1］蔡寧偉.ATM的歷史、運營現狀和發展趨勢［J］.中國信用卡,2008(2).
【關鍵詞】河南 開放型經濟 比較優勢
河南發展開放型經濟的現狀分析
河南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穩步上升，但產業分布不夠合理，外資依存度偏低。據2009年底的統計數字顯示，河南省第一產業在利用外資方面僅占總量的3.34%，這一數字雖然略高于全國第一產業利用外資1.58%的水平，但一般發展中國家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第一產業利用外資的比重在5%以上，這一數字體現出河南在第一產業直接利用外資方面投資明顯不占有優勢。可觀的是，河南省第二產業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外商產業直接投資的76.94%，僅制造業就占到45.3%，和全國的第二產業平均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的68.93%相比，處于較高水平。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分布的一般規律來看，第二產業是外商直接投資活動最頻繁和吸收外商直接投資最多的部門，相比較而言，第三產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略顯不足且內部存在不平衡。從第三產業總產值比重與全國相比而言，河南省第三產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占全部投資21.72%的比例略顯不足，低于全國31.07%的水平，相差約10個百分點。特別是和全國產業外資依存度相比，河南省的外資依存度一直偏低，1985年到2008年間，河南省實際利用外資與實際GDP的比重最高年份為1994年的1.65%，次高年份為2008年的1.53%。而全國外資依存度這兩年分別為4.89%和2.76%，可見，河南省吸引外資仍然存在較大的不足，也表明河南省在吸引外資方面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河南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但貿易結構仍需優化。1985年到2008年間，和全國相比，河南省的外貿依存度處于較低水平，全國外貿依存度最高年份2006年達43.62%，而河南省外貿依存度最高年份2008年只有5.84%，和全國相比差距較大。河南外貿依存度在改革開放以來與全國的差距呈震蕩拉大趨勢，1985年，河南外貿依存度為全國的11.78%，到2008年為13.98%。但在1991年高達24.46%，可以看出，全國的外貿依存度隨改革開放以來具有階段性的變動，但河南省總體上比較穩定，說明河南省的對外貿易受改革開放政策的階段性影響較小。從對外貿易結構來看，一般貿易占河南省較大比重，不論是進出口還是出口，一般貿易的比重均在74%以上，而加工貿易比例相對較低，這與全國的情況不太一致。改革開放以來，加工貿易是我國特別是東部沿海地區出口中的重點，而且依靠貿易形成了東部沿海地區的外向型產業體系，但河南省的加工貿易只占貿易16.8%。另外，國有企業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全省進出口比重均大于出口占全省出口的比重，而集體企業和其他企業出口比重較高，說明相對于東部地區而言，河南省的集體企業相對活躍，而外商投資企業不夠活躍。
河南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條件及比較優勢
勞動力資源優勢。河南省是我國第一人口大省，勞動力資源豐富，改革開放以來，河南省外出務工農村勞動力數量居前，為我國的工業化進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河南省農村人口占總人口近80%，據國家統計局河南調查總隊對全省42個縣農村勞動力轉移情況調查推算，2005年河南省農民工總規模占全省農村從業人數的近32%；再據國務院研究室的調查，2004年河南省外出農民工數量超1000萬人，占全部轉移農村勞動力的一半，可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在河南經濟社會發展中所處的重要地位。
承接產業轉移區位優勢。河南省具有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的區位優勢。一方面，河南省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具有良好的交通優勢；另一方面，在國際產業轉移快速發展的今天，河南省所處的位置正是承東啟西的關鍵。更重要的是，河南省作為傳統的農業大省，具有推進工業化、實現結構轉型的內在要求。河南工業門類覆蓋了國民經濟行業的39個大類，形成了食品及飲料、機械、電力、建材、冶金、化工、煤炭、石油及天然氣、煙草等一批重點產業。2010年全部工業增加值11950.82億元，比上年增長15.4%，增速比上年提高3.8個百分點。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9.0%，比上年提高4.4個百分點，其中，輕工業增長20.0%，重工業增長18.8%，輕、重工業比例為31.069.0，產品銷售率98.3%。河南實現了從傳統的農業大省向新興工業大省的結構性轉型。河南省市場潛力巨大，自然資源豐富，工業水平不斷提高，交通網絡日趨完善，投資環境不斷改善，目前已經初步具備了承接東部產業轉移的條件。
受益于我國時序性差異的區域經濟發展政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區域經濟戰略具有時序性差異，這一差別一方面體現在沿海與內陸省份之間的差異，也體現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東部沿海地區的開放戰略是在1978年后，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開放事業的逐步推進的，1999年9月，十五屆四中全會決定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到2003年10月《關于實施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振興戰略的若干意見》的頒布實施和2009年9月份《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規劃》的通過，中國的開發開放戰略的區域布局基本完成。作為中部省份的河南，雖然在此之前一直未能享受國家區域發展政策的優惠，但現在正值國際產業轉移的關鍵時候，東部地區經過30年的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已經不再具有優勢，河南省將迎來推進結構升級快速發展的良好機遇。
河南發展開放型經濟的政策建議
經過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河南省已經出現了勞動力回流的現象，這雖然增大了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中的就業壓力，也使河南省農民工二次轉移的復雜性相對增加，但可喜的是，這也從客觀上為河南省供給了眾多的熟練勞動力，從而有利于河南省承接東部地區產業轉移，實現產業結構升級。通過政策扶持，營建有利于市場機制發揮的環境，更能為河南省實現經濟社會良性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促進產業優化升級。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關鍵在于實現產業結構升級，河南應該把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經濟結構優化作為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關鍵。產業結構升級對于各地區而言都是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重點，對于河南省而言具有特殊的含義。河南省是一個糧食生產歷史悠久的傳統農業大省，也是新時期我國的糧食生產大省，肩負著我國糧食安全的重任。河南省糧食產量連續多年位居全國首位，總產量連續突破800億斤、900億斤和1000億斤三次大關，占全國糧食生產總產量的1/10。由于資源瓶頸的約束，過于強調工業化必然會對河南的糧食生產產生不利的影響。調整產業結構不應以犧牲農業生產為代價，而是通過促進農業生產和工業化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其核心在于兩點：一是依托傳統農業生產優勢和農業生產特點實現工業化，拓展價值鏈條，大力發展食品工業和糧食深加工業；二是形成工業反哺農業的良好機制，包括在資金、技術和人力資源等諸多方面。
增強吸引外資的針對性。從河南省產業結構的三次變動來看，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三大產業中的比重升幅過大，相對地使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下降，造成產業結構偏差日益突出。縱向觀察，外商直接投資中對河南省第一、三產業的投資比重已有所加大，對第二產業的投資比重則相對減小；但從橫向來看，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與河南當前的產業結構不相協調。因此，應該引導外商對第一、三產業的投資，相對轉移對第二產業的投資傾向，這不僅是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現實需要，同時也是適應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變化的現實要求。雖然利用外資的根本目的是通過吸引外資以彌補國內資金的缺口和促進技術進步與管理現代化，但是由于外資在進入東道國的過程中都有技術保護的傾向，難以在短期內實現一籃子要素的轉移，針對河南省產業升級和發揮比較優勢的要求，應該有針對性地吸引外資，提高我省食品加工業等涉農產業的競爭力。
一、醫藥產業化的發展現狀
（一）領頭企業規模較小
這個問題的具體表現主要是縣級以上缺乏較多的醫藥產業化領頭企業。當前我國醫藥產業化還處于發展之中，還未形成眾多行業領頭企業，無法根據市場需求有效配置醫藥資源，使得各個企業之間缺乏有效的市場競爭。還有一個問題是主導產業沒有正確選擇，大部分醫藥產業化經營都沒有實現因地制宜，沒有對當地的實際情況進行綜合考慮，沒有對當地的優勢資源進行充分利用，無法將自然資源轉化為促進企業發展的經濟效益。各個藥廠之間沒有實現專業分工，沒有形成較大的生產規模，同時不考慮實際情況就增加新的項目導致企業沒有對現存在藥品進行充分利用。
（二）沒有重視藥品加工和品牌建設
進行藥品加工能夠使藥品在運輸銷售中的損失降到最低，對藥品生產中出現的附屬產品進行了充分的利用，同時經過多次加工，藥品的價值也得到了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就業機會。但是當前企業仍處于藥品加工的初級階段，沒有在銷售中樹立企業品牌，幫助品牌增值，不利于企業經濟效益的提高和長期的發展。另外，完好的儲存能夠促進藥品質量提高，降低藥品損失，以往藥廠解決藥品損失的主要方法是設法快速銷售。藥品企業很少注重在銷售過程中更新藥品包裝，沒有為藥品的運輸選擇合理的工具和線路，沒有認識到吸引眼球的包裝能夠增加藥品附加值。
二、如何實現醫藥產業化
（一）增加政府的重視
政府應該利用有利資源多開展能夠推動醫藥產業化的相關活動，對于活動中發現的關于醫藥產業化的各類問題，相關管理人員應該進行針對性的深入分析，探討有效的應對措施。對于符合申報條件的領頭企業，政府相關部門要加緊推行，同時要加大表彰力度，重點扶持領頭企業，貫徹落實各項扶持措施，將其做強大后使其發揮表率作用，促進整個行業的發展。
（二）注重發揮資源優勢，增加招商引資力度
在選擇某個地區發展企業時，要先分析探究當地的優勢資源和現有的自然資源并進行充分的利用。政府不僅要保持企業的品牌優勢，出臺各類優惠政策推動企業發展，而且還要加強宣傳，擴大招商引資，將更多的技術和資金引入當地，利用工業化手段實現經濟的快速發展。
（三）提高扶持質量，加快領頭企業的培養
大部分地區的醫藥領頭企業都是向內聯系著藥廠，向外聯系著市場，所以要想實現醫藥產業化發展，首先必須促進領頭企業的快速發展。因此，開展產業化經營的全面服務，為大量的領頭企業和準備申報領頭企業的相關單位展示了一條便捷的道路。從征地、建設廠房、辦理證照，從廠房用地使用優惠到減免稅收，都提供了領頭企業穩定、良好發展的有力支持。
三、醫藥產業化影響醫藥增收的具體表現
（一）醫藥產業化經營能夠減弱自身不足
醫藥產業化經營使得企業的生產規模顯著擴大，改變以往分散的經營模式，提高了企業的經濟實力，集約化成為了主要的生產方式，更多的先進科技和更多的資金投入其中，掙脫了以往醫藥生產單一方式的約束，集合起分散于各處的藥廠，形成了生產銷售一條龍服務鏈，使得藥廠不再需要考慮藥品的銷售，也促使藥品的價格得到提高。
（二）完善的市場信息提供了銷售的保障
以往的藥品生產企業彼此之間缺乏聯系，封閉起來自我生產，沒有保持生產與市場之間的聯系，沒有做到符合市場的供求規律，最后造成了產品供不應求或者供大于求。大部分企業無法做到真正把握市場規律，只是一味的跟著市場形勢走，有時候難免會被市場的一些虛假信號所欺騙，最后使得產品無法賣到預期的價格。而醫藥產業化經營實質上是架起了一座連接藥廠和市場之間的橋梁，將分散性的藥廠小生產有效的融入到了與市場規律相符合的大市場中，企業從市場中得到準確的市場信息，使得企業能夠依據市場真正的需求進行藥品的生產，從而實現更大的經濟效益。
（三）醫藥產業化生產減少了市場波動帶來的風險
醫藥產業化經營，顯著提高了藥廠低于風險的能力，降低了由于市場波動以及其他不可避免的自然災害對醫藥企業造成的負面影響，聯合其生產銷售中的各個環節，使其形成一股合力，促使有效的信息溝通機制得以建立，如果其中某個環節出現了問題，可以通過其他回路進行及時的彌補，不至于導致生產經營網絡的癱瘓，最大程度了降低了藥品生產企業的損失，保障了企業的經濟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