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8 10:17:21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債務危機和金融危機的關系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關鍵詞:金融危機；債務危機；資本主義；內生性根源
中圖分類號：F830.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2）08-0005-05
一、引言
如果從2006年春季“次債危機”在美國顯現端倪算起，金融危機距今已經快七年了。七年來金融危機經歷了顯現——集中爆發——持續影響等過程后，并沒有消除。反而，金融危機演化成了“債務危機”。如今，“債務危機”在一些國家，尤其是歐洲國家卻越演越烈。除了挪威、希臘等國家最早發生債務危機外，目前，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也卷入了歐債危機。債務危機似乎只有惡化的趨勢，而沒有好轉的征兆。面對殘酷的現實，不僅要追問此次金融危機為什么持續這么長的時間，影響面這么廣，深度這么深，同時能夠引發債務危機？這次深度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對我國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有什么啟示？這是本文試圖回答的問題。
二、金融危機的內生性根源
金融危機的原因，國內外學者們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論述（白暴力、梁泳梅，2008；吳曉求，2008；劉迎秋，2009；Taylor，2008；Phillip Arestis、 Elias Karakitsos，2009）。雖然這些論述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缺乏一定的系統性和全面性。為此，本文將從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微觀市場的運行和操作這三個層面來剖析此次金融危機發生的內生性根源。
（一）基本經濟制度的內在矛盾
此次由美國次債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其深層次的根源仍然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化和資產資料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經濟學的基本理論認為資本家對超額利潤的追求決定了資本家會不斷的擴張生產規模，另一方面由于工人僅僅獲得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工資，其有限的支付能力與資本家無限擴張的生產之間的矛盾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發生的最根本原因。馬克思曾經說過：“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產生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
理論上來說資本主義生產“相對過剩”才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但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生產的相對過剩的矛盾出現新的變化：
1.生產相對過剩的表現形式由“有效需求不足”轉向“有效需求過度”。資本主義生產的相對過剩是生產的無限制擴張和有限的支付能力之間的矛盾。當代資本主義社會解決生產過剩的方法已經不是過去那種簡單的“把牛奶倒掉”的浪費做法了，而是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來擴展全社會（包括政府、社會和私人）的支付能力。具體涉及到私人信用的擴張、政府債務規模的擴大和社會福利水平的提高等方面。首先，私人信用的過度擴張。具體來講就是私人信用工具的創新，即通過“按揭”等金融創新產品來鼓勵全社會的超前消費，幫助人們用未來的錢實現現在的夢想。在這樣的制度下，雖然可以擴張全社會的消費規模，部分解決生產過剩的問題，但是人們卻變成了一個個“負翁”。當受到利率等外部因素沖擊時，沒有實際支付能力的“負翁”很容易發生支付困難，變成“倒下去的負翁”，即個人的破產。其次，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為了解決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除了創新金融工具，釋放全社會的“未來需求”外，資本主義國家還通過大規模借債來擴大公共支出。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金融危機后，歐洲等一些國家采用借債的方式籌集資金來刺激本國經濟，由于其國家債務負擔超過了未來的償付能力，結果誘發了債務危機。再次，社會福利水平的過度擴張。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尤其是一些歐洲國家，為了緩和階級矛盾，不斷的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當一個國家的福利制度被政治人物用來討好選民時，就會變成一項剛性的制度。在國家稅收增長幅度不大或下調的情況下，伴隨逐漸上升的福利支出的必然是政府的財政赤字。其實，過度福利化的代價是社會信用和政府信用的過度擴張。希臘等發生債務危機國家的情況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總之，為了解決生產過剩問題，資本主義社會在私人信用、國家信用和社會信用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擴張，結果是“負翁”、“負國”和“負社會”的出現。當受到外部沖擊時，尤其是全社會的支付鏈條中斷后，發生金融和債務危機也就是在所難免的了。
2007年4月2日，美國第二大次級房貸公司新世紀金融公司因其經營的次級債壞賬問題而被迫申請破產保護，由此揭開了美國次級貸款危機的序幕。隨著2008年9月雷曼和其他金融機構的破產及倒閉，全球性金融海嘯的特征日益明顯，繼而傳導至西歐銀行體系，演變為全球金融風暴，并進一步波及實體經濟。隨著各國救市規模的不斷擴大，一些國家債務的比重隨之大幅度增加，以致超出了本國的清還能力，進而導致了債務危機。2009年底的迪拜債務危機以及2010年初的希臘債務危機，引發了以歐洲各國債務危機為主導的新一輪金融危機，直接威脅了歐元區經濟和政治的穩定。截至2011年底，隨著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國國債收益率迅速上升，歐債危機愈演愈烈。這些國家的債務危機引起了全球資本市場的新一輪震蕩。這些金融危機基本上涵蓋了銀行危機、貨幣危機、債務危機、信用危機以及實體經濟危機等多重危機，而遠不止是單純的實體經濟的危機。
金融危機越來越表現為虛擬經濟的危機，其爆發往往首先出現在虛擬經濟上，如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金融衍生品泡沫的破滅、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泡沫的破滅或者債務超過實體經濟承受范圍而出現的信用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歷史演進
翻開20世紀的經濟發展史，金融危機如影相隨，像“幽靈”一樣伴隨著世界經濟發展的全過程。1929―1933年大蕭條是20世紀資本主義最大的危機。美元與黃金脫鉤后，隨著美元的泛濫，短短四十年間就爆發了八次比較大的金融危機。下面我們就三次有代表性的金融危機作一個簡單的描述。
1、1929―1933年大蕭條
1929年，爆發了20世紀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經濟危機。1929年10月28日，即歷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紐約證券交易所突然發生劇烈波動，股價迅速下跌，當天，50種主要的股票價格幾乎下降了40%，紐約股市崩盤，持續5年的全球經濟危機拉開序幕。
在整個危機期間，美國大約有9000家銀行倒閉。商業銀行的大量倒閉破壞了美國的貨幣供求均衡，貨幣供應量減少了30%，物價連年持續下跌，從而出現嚴重的需求不足，加之銀行業的倒閉中斷了對企業的資金支持，企業要么紛紛大量裁員以維持規模，要么紛紛破產。銀行破產、企業倒閉、失業率上升，致使工業生產大幅度下降。
1929年的美國經濟危機還通過國際收支體系傳播到其他歐洲發達國家，給整個世界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創傷。此次危機股市崩潰扮演了經濟危機的引爆點的角色，但危機更多的體現為實體經濟的危機。
2、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東南亞地區的一些國家連續十幾年保持經濟的快速、穩定增長，曾一度被經濟學家和國際組織譽為經濟奇跡。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金融自由化的帶動下，東南亞國家和地區也融入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的進程。由于一些國家過急過快地盲目開放資本市場，實行金融自由化，使得國內金融風險劇增，在國際游資的攻擊下暴露無遺。
以量子基金為首的國際游資從1997年4月開始在市場上賣空泰株，由此引發了一場遍及東南亞的金融危機，造成巨大經濟損失。在泰株貶值的影響下，菲律賓比索、印度尼西亞盾、馬拉西亞林吉特相繼成為國際炒家的攻擊對象。隨后，國際金融炒家對準聯系匯率制的香港，另外，韓國、日本相繼發生金融動蕩，東南亞金融風暴演變為亞洲金融危機。
為吸引外資卻不顧本國的經濟發展程度和金融監管能力，在條件不成熟的情況下過早的開放國內金融市場，使得國際游資，特別是私人投機資本大量涌入國內金融市場，以獲取利潤。由于私人資本具有很強的盲目性和跟風效應，加大了金融危機的隱患。而國內松散的金融監管體制，又給國際游資的投機活動提供了更多的可乘之機。
3、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
次貸危機同美國房產市場泡沫破裂密切相關。20世紀末的網絡泡沫破滅和2001年“9?11”恐怖襲擊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從2001年1月3日開始減息，2003年6月25日美聯邦基金利率降至1%，這直接導致了貨幣供給的擴張和房地產市場的興旺。與此同時，以房地產為基礎的，包括大量次級債在內的住房貸款市場在短時間內迅速擴張。2000年次級住房貸款規模僅為1400億美元，到次貸危機爆發前的2006年，次級住房貸款規模已達1.5萬億美元，占房貸市場的15%。
2007年7月19日，貝爾斯登旗下的兩股對沖基金因擔保債務證券市場失敗而瓦解，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三大信用評級機構陸續降低了次級抵押貸款債務的信用評價，直至將其歸為垃圾級，次貸危機迅速擴散。到了2008年9月，有158年歷史的美國第四大投資銀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產，次貸危機正式引發全球性的金融風暴。
此次金融危機的爆發以美國次級房地產抵押證券及相關衍生品的崩潰為標志，風險首先表現在虛擬經濟市場，最初是金融衍生品危機，影響范圍始于持有或經營次貸房產的金融機構。隨著次貸危機的加劇，許多投資銀行紛紛破產和倒閉，流動性緊縮，危機開始蔓延至其他國家和地區，并波及實體經濟，導致經濟衰退。
二、金融危機的新變化
1、現代金融危機越來越表現為虛擬經濟的危機
經濟廣泛的虛擬化是從1971年尼克松宣布美元不再兌換黃金開始，至此，貨幣完全脫離黃金，由政府信用支撐，變成沒有價值的貨幣符號。這種變化導致了美元、歐元為主的國際貨幣的泛濫，進而導致了以美元、歐元為基礎的國債、金融債券等信用的擴張，即經濟的虛擬化。以國際債券市場為例，1966年誕生之初國際債券余額僅1億美元，但2002年已突破10萬億美元，2008年第二季度已突破25萬億美元。外匯市場中交易數量和交易方式的巨大變化也反映了虛擬經濟發展對國際經濟關系的沖擊。當前大量的外匯交易已不是服務于國際貿易或國際投資的結算，而是為了在貨幣流通過程中獲取收入，是與實際經濟脫離關系的純粹的貨幣交易。從外匯交易數量看，目前每天全球跨國的金融交易量約1.8萬億美元，而實務交易量僅200億美元左右，僅占虛擬交易量的1%。
2、金融過度創新
邱云波（2009）認為次貸危機促使各國反思以證券化為標志的金融創新和金融國際化的進程。以華爾街“次貸”危機為例，這場金融危機的實質是金融創新使金融資產過度虛擬化，遠遠脫離了實體經濟。抵押貸款證券等金融衍生產品與基礎資產之間的分離，使其風險很難進行客觀評價，只能根據產品的歷史業績和獨立評級機構提供的信用評級進行判斷。在金融創新的不斷推動和美國金融監管放松的背景下，使得在美國所有的收入流，只要穩定就可以被資本化，被證券化。寄希望于房地產市場的長期膨脹，華爾街將大部分沒有穩定收入的客戶開發出來，將這些風險較大的收入流進行證券化。一旦房地產市場停止上漲甚至衰退，這些次級貸款將出現大量壞賬，危機隨之爆發。由于大型金融集團通過股票、債券和衍生品的投資經濟聯系日益緊密，資產證券化和金融全球化過程中產生的信用鏈條的斷裂就會引發了一系列連鎖反應，最終釀成國際性金融危機。
3、國際游資的攻擊
國際經濟失衡是金融危機的前提條件，不完善的國際貨幣體系會加劇國際經濟失衡，然而金融危機的始作俑者是國際游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金融危機離不開國際游資的攻擊。1992年歐洲金融危機，索羅斯通過保證金方式獲取1∶20的借貸，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內，通過賣空相當于70億美元的英鎊，買進相當于60億美元的馬克，迫使英鎊大幅貶值，在償還借貸后凈賺15億美元。在1994年墨西哥發生金融危機前，國際游資持續大量地進入墨西哥證券市場，在墨西哥所吸收的外資中證券投資占70%～80%，但在墨西哥總統候選人遭暗殺事件后的40多天內外資撤走100億美元，直接導致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1997年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也是國際游資首先攻擊泰銖，低買高賣，并巧妙運用金融衍生工具獲取高額回報。亞洲部分國家之所以受到沖擊，其本身也有著制度的缺陷，致使國際游資有可能通過輿論的強力配合，操縱匯率，打壓股指。所以，一方面我們應該反思經濟發展中的問題，完善制度和體制上的缺陷，另一方面加強監管，有針對性地預防國際游資的攻擊。
三、經濟虛擬化對我國預防危機發生的啟示
1、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
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虛擬經濟的產生源于實體經濟發展的內在需求，無論虛擬經濟發展多快、規模多大，其根本是通過實體經濟服務于人，實體經濟是虛擬經濟存在和發展的基礎。同時，虛擬經濟可以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支持，發展虛擬經濟也可以轉移風險，降低交易成本，提高實體經濟運作效率和社會資本配置效率。因此，我們必須鞏固發展實體經濟，不斷進行實體經濟結構優化升級，增大實體經濟盈利空間。尤其是對于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中國來說，必須發展好自己實體經濟，不斷調整實體經濟的產業結構適應經濟發展的要求，防范過度虛擬化經濟可能造成的沖擊。
2、加強對虛擬資本的監管
從以往的歷史經驗來看，開放資本市場向發展中國家的擴散，一方面使許多發展中國家受益，另一方面也使很多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金融危機的泥沼之中。在經濟虛擬化不斷深化的今天，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且又正處于經濟轉型時期，防范金融風險，降低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性，是我國面臨的嚴峻挑戰。
當今金融危機過程中國際金融投機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國外的金融資本流入一國的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獲取利潤，假若該國經濟基本面惡化，它們便是逃的最快的一群。此次全球金融風暴發生后，國際游資包括投資實體的外資的迅速的大規模的撤離，給中國的經濟造成了不小的負面影響。
國際資本規模以遠超過實體經濟增長的速度快速擴張，強大的規模和流動性使得其在對某一國家進行攻擊時占據絕對優勢。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過去三十多年來經濟快速增長過程中難免缺乏經驗，同時會有很多經濟問題，這必然會給手握巨資，有著豐富經驗的國際資本以可成之機。因此，我們要充分認識虛擬經濟在整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適當調整虛擬經濟經濟領域內的貨幣收入幅度和方式，不斷優化和調整虛擬經濟的內部結構，同時密切關注金融衍生工具的創新，提高金融市場監管水平，建立防范虛擬經濟危機的預警機制。
（注：基金項目：山東省高校人文社科計劃項目，編號：J11WF16，課題名稱：基于有效需求視角的企業技術創新研究――以山東省為例。）
【參考文獻】
[1] 劉璐、金素：從虛擬經濟看當代國際金融危機[J].商業研究，2010（10）.
[2] 季小立、洪銀興：金融自由化視角的金融危機生成、傳導及其防范[J].經濟體制改革，2009（4）.
[3] 陳享光、袁輝：現代金融資本的積累及其影響[J].當代經濟研究，2010（7）.
[4] 劉金全：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關聯性的計量檢驗[J].中國社會科學，2004（4）.
[5] 許紅梅：虛擬經濟與金融危機[D].廈門大學，2009.
關鍵詞：債務危機；政府信用監管；房地產
中圖分類號：F2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0992（2011）01-0024-01
一、迪拜債務危機的情況
サ習薟普部在2009年11月25日要求債權團到2010年5月為止,凍結房地產開發商納西爾及其母公司“迪拜世界”的債務,以便進行債務重組。迪拜世界是迪拜投資公司,是迪拜各類重大項目的主導者。迪拜世界自稱“日不落”企業,各類資產分布于全球約100個城市,涉及領域包括港口運營管理、地產項目開發、酒店旅游、私募股權投資以及零售等各行各業。據《紐約時報》估算,迪拜世界的債務高達590億美元,占迪拜債務的74%。在迪拜世界公司旗下企業中,著名的“棕櫚島”綜合項目開發商納西爾公司有35.2億美元的債務將于12月中旬到期。由于迪拜欠下眾多銀行債務,若迪拜破產,將對全球金融市場產生沖擊。
二、迪拜債務危機出現的主要原因
1.房地產業的泡沫破裂引發迪拜債務危機
サ習菔迪至伺蛘褪降母咚俜⒄梗以房地產業為支柱產業的經濟增長模式使得迪拜在中東地區突起。迪拜政府在全球債券市場大舉負債投資房地產業與旅游業，在迪拜，目標為地標性的建筑與大規模建設的工地隨處。然而這些規模巨大的投資項目卻難以在短期實現盈利，迪拜的經濟增長全部依賴于房地產建設，甚至不惜舉債籌資，短期內或許能實現經濟增長，但從長期來看風險極大。最終，迪拜未能避免因資金鏈條斷裂而導致爛尾工程出現的結局,給國內經濟的穩定運行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使得迪拜一步步走上債務危機的道路。
2．金融經濟部分與實體經濟部分脫離
ヒ孕檳餼濟為核心導致迪拜的經濟發展模式出現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比例失調。據統計，金融危機前，代表實體經濟的石油產業只占迪拜GDP的6%，而代表虛擬經濟的地產則占20%。這一比例是嚴重失調的。將美國與迪拜進行對比，2008年美國GDP中房地產業所占的比重為12.5%，整個金融、保險和房地產業的比重為20%，實體經濟中最重要的制造業在GDP中的比重為11.5%，二者的差距遠小于迪拜。與美國相比，二者比例更為失調的迪拜，不合理的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使得迪拜出現此次經濟危機成為必然。
三、迪拜債務危機給全球經濟帶來的影響
サ習菡府放棄對其投資實體的救援造成了金融市場的恐慌，其中歐洲銀行的風險敞口最大，穆迪投資者服務機構穆迪的報告顯示，目前迪拜政府有273.34億美元的債務，包括43.34億美元的政府債券和財政部門的債務、150億美元的阿聯酋債券計劃、20億美元的政府擔保債務，以及60億美元的迪拜投資公司的債務。迪拜在信用評價方面已不及冰島，引起股市和債市強烈反應。與此同時，貨幣市場出現劇烈波動。迪拜大量舉債開發房地產導致市場的虛假繁榮，資產泡沫膨脹讓信用關系的違約愈演愈烈，這種影響反而是不可估量的，遏制危機并將對市場“利壞”的影響降至最低才是上策。
四、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啟示
ゴ舜蔚習菡務危機的風險并沒有通過國際金融市場無限放大。而對中國來說，迪拜債務危機對我國的直接影響并不大，更多的是體現在間接影響上。專家指出， 應該將關注點投放在如何影響政府相關決策部門對房地產泡沫的認識，以及對房地產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與地位的評估。因為，如果不能夠很好地處理房地產業的問題及房地產泡沫，那么迪拜危機同樣會在中國發生，而且中國房地產泡沫一旦導致危機可能會比迪拜的影響更大。有專家還認為， 迪拜債務危機后可以預見，全球資金將走出趨同路徑-撤離高風險投資領域， 我國恐將成為境外資本的“避風港”，應警惕熱錢大量涌入國內房地產市場，有效防范流動性風險。要讓中國的房地產市場得以健康的發展，就得嚴格的遏制住房投資需求，在發展金融經濟的同時，不能忽略實體經濟的發展，因為任何脫離實體經濟的經濟模式，最終都會是“空中樓閣”，而這也是迪拜債務危機對中國最大的啟示。
五、迪拜債務危機引發對全世界信用監管體系的思考
サ習菡務危機再次凸顯完善世界信用監管體系的重要性。美國的金融危機是由于金融衍生品市場缺乏監管和其內在交易機制弊端所引發的，特別是抵押貸款擔保證券。美國金融市場的運作和監管機制一直被視為全球的典范。但歷史告訴我們, 金融創新和金融監管是缺一不可的。
ツ殼埃我國的信用監管體系主要存在以下問題：首先，風險管理系統中的信用評級機構在對與次貸相關證券和其它復雜信用產品的評級過程中,其獨立性、透明度以及評級結果的質量方面存在缺陷。其次，監管行為扭曲、監管主體獨立性差、監管中的行政干預明顯。
ゴ擁習菡務危機中，我國在信用監管體系上有很多借鑒之處，首先，加強風險管理系統中的信用評級機構的獨立性，透明度，提高評估質量，制定一系列的相關政策避免評級機構為了爭奪利益而高估資產價值，為相關債券提供一個合適的評級結果。其次，強化功能監管, 監管體系有必要從過去強調針對機構進行監管的模式向功能監管模式過渡, 即對各類金融機構的同類型的業務進行統一監管和統一標準的監管, 以減少監管的真空和盲區。此外, 加強監管機構之間的職能協調也尤為必要。在金融市場全球化、金融創新和衍生產品日益復雜的今天, 傳統金融市場之間的界限日趨模糊, 跨部門的監管協調和監管合作顯得日趨重要。建立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
おげ慰嘉南祝
正逢金融危機漸漸消退，歐洲多國債務危機卻逐漸顯現。在其影響下，許多國家開始審視因經濟刺激計劃帶來的財政赤字和債務問題，世界一些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正試圖從刺激經濟政策轉向財政緊縮。在此，G8峰會要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恐怕是力不從心了，而G20峰會的多邊國際合作與協調機制更具有廣泛性和多樣性，特別是在“后危機時期”。
面對金融危機的巨大沖擊，G20成員在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機制下，通過協調一致的刺激經濟政策，共同渡過了艱難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時期，這是有史以來國際經濟不可多見的全球性宏觀政策的合作與協調。
從金融危機到金融市場穩定、從經濟衰退到經濟復蘇的周期性規律，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的復蘇需要經過三個階段：首先是經濟刺激和寬松貨幣政策的實施階段；其次是經濟出現明顯復蘇跡象和金融市場逐步恢復穩定的周期性逆轉階段；最后是經濟的全面復蘇和金融市場的繁榮與活躍階段。
第一階段，在應對金融危機的過程中，G20的多邊合作與協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顯示了G20多邊合作與協調的活力。各國不斷出臺的利好經濟、金融數據證實：全球經濟逐步從衰退走向復蘇，國際金融危機急劇惡化的勢頭得到抑制。然而，雖然這標志著全球經濟基本走出表退時期，金融危機也已經過去，但不能說明全球經濟和金融市場由此步入了全面復蘇的時期，全球經濟和金融的基本特征依然處在由衰退和危機向復蘇過渡的轉折階段。
G20合作與協調機制架構形成的初衷，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表退的情況下，使世界各國清醒地認識到，只有立足全球經濟和金融穩定的大局，切實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多迫國際合作與協調，共同承擔風險才有可能渡過難關，實現全球經濟的復蘇和國際金融秩序的穩定。
在形式上，G20的合作與協調機制是以不同經濟體國家的獨特方式來協調經濟、金融政策的多邊架構。雖然，G8峰會在這方面曾經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變化，G8峰會在主導全球經濟，金融的代表性和權威性等方面不斷受到質疑。
金融危機正是當金融機構陷入困難，金融資產價格暴跌，金融指標急劇惡化時，整個金融體系被破壞，出現嚴重困難的現象乃至整個金融體系崩潰。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生態和金融危機之間具有理論聯系，二者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金融生態的各種要素之間像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具有相互依存性。金融生態靜態因素的依存性首先表現在金融機構之間的依存性，資金供求者與金融中介機構之間的緊密聯系及其相互交易，維持著金融系統的日常運轉。其次，靜態結構因素中的金融活動主體與其外部環境之間的依存性，這種依存性直接影響著金融生態系統的平衡狀況。如沒有一個適宜的金融生態環境，就必然會阻礙金融主體的金融活動和金融系統的良性運行與發展，致使金融生態失衡，金融體系崩潰。金融生態的發展同自然生態一樣，呈現為不斷演進的動態過程，同樣具有自我調節機能和調節邊界，當金融生態的變化超過這個邊界時候，或者自我調節機能失去了其機制效力時，就會破壞金融生態平衡，此時，金融危機就會爆發。
一、金融危機的金融生態結構視角解釋
（一）金融生態主體方面
在金融生態系統中，金融機構是為了自身的生存與發展，不斷地調整自身以適應環境和根據自身需要去作用環境的行為主體組織、單位，如銀行、證券、保險、民間借貸等。美國經濟呈現衰退危險時，政府采取了降息減稅等刺激經濟增長的措施，房產價格一路飆升，從提供資金的銀行到面向終端客戶的抵押貸款商為了爭取更多的客戶和利潤，就放寬條件，允許那些不具備貸款條件和還款能力、信用等級較差的人參與住房抵押貸款，使得大量低信用、低收入的人獲得了大量的貸款，形成了巨大信貸風險。在金融生態系統中貸款者在改變經濟基礎的同時也會產生不良貸款和債務，當超越了調節機制的能力范圍，就會打破金融生態平衡，引發金融危機。在此次危機中，大量低信用者為獲取房產，爭相申請次級貸款。在房地產泡沫破滅的過程中，由于購房者收入減少，付不起房貸利息導致房貸違約率上升，造成了大量的次貸風險，引發了次貸危機。
（二）宏觀經濟環境方面
在金融生態系統中，金融服務于經濟發展，金融發展的動力也主要來自于所依存的經濟基礎，因此，經濟基礎同樣發揮著類似于土壤的生態作用，是構成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在次貸風暴席卷美國并向全球擴展的前夕，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已經達到相當嚴重的程度，為金融危機的蔓延提供了溫床。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國際收支經常賬戶赤字龐大，國家債務迅速增長，而以中國為首的亞洲主要新興市場國家和地區則對美國持有大量貿易盈余。其次，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加劇了金融生態的不平衡。全球金融生態環境之所以不斷惡化，美國的高消費之所以能在巨額貿易逆差的背景下得以維持，美國虛擬經濟之所以能夠在這些年持續膨脹，是與當前以美元為主導的單級國際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最后，國際評級機構對歐盟五國的信用評級的連續下調對歐債危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國際投資者有國家破產的擔憂，恐慌情緒蔓延，同時也使得這些國家借債成本增加，負擔更重。
（三）政府政策環境方面
適當的政策環境有助于改善金融生態系統的結構，增強金融生態的功能和效率。反之，不良的的政策環境就會影響到金融生態的內部結構變化，并產生弱化金融功能，破壞金融生態平衡，引發金融危機。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一直采取稅收支持來促進房地產市場的發展，使得大量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另外，美國赤字政策導致貿易逆差與日俱增，為解決財政和貿易雙赤字，美國在全球發行美元、國債、股票及金融衍生品，通過這種虛擬渠道使全世界的實體資源流入美國，為全球金融危機埋下了隱患。金融危機爆發后，歐元區各國為了抑制經濟的下滑，普遍采取了經濟刺激政策，例如對處于困境的銀行注資。這些計劃的本質是將私人部門債務轉換成政府部門債務，通過政府部門資產負債表的膨脹和杠桿化支持私人部門資產負債表的蓋上和去杠桿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歐元區金融的穩定，但導致了各國的政府資產負債表的嚴重惡化，危機開始從市場與企業層面蔓延到政府層面。
（四）信用文化環境方面
正如自然生態系統，不同的環境影響著生物的性態，同一種生物在不同的環境下也存在著極大的差異，各國不同的歷史文化造就了不同的生活行為方式，進而影響了該國各種體制的形式。在超前消費盛行的西方社會里，流行一種借貸消費的“信用文化”，個人靠借貸消費，團體靠借貸運行，銀行靠借貸填賬，國家靠借貸維持，政府和家庭都債臺高筑，個人儲蓄率下跌至接近零，無節制的負債最終必然會導致金融危機的暴發。
二、金融危機的金融生態動態系統視角解釋
（一）價格機制調節
首先，價格機制調節失效。調節金融生態的價格機制主要包括利率與金融服務的費用標準。此次金融危機中，次級貸款被包裝成各種衍生金融產品大肆操作，金融創新產品的高杠桿率增加金融市場的不穩定性。在金融危機之前，金融創新產品的杠桿特性是泡沫膨脹的加速器，成為銀行過度借貸和資產泡沫快速膨脹的直接原因，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后，它又加速了金融機構的倒閉和全球流動性的蒸發，成為危機進一步惡化的加速器。另外，由于金融衍生品的評級費用由債券承銷商支付，評級越高越利于銷售，評級費用也越高，因此評級機構無法保證評級的公正性和獨立性。在金融生態系統中，有效的價格能反映金融市場的資金與產品的供求狀況以及金融服務的質量。而在這場金融危機爆發前，價格自身已經失去了有效性，無法發揮作為一個檢驗金融組織生存能力的根本標準的作用，也無法發揮其應有的調節作用使金融生態系統自動趨于平衡，最終導致平衡被打破，金融危機爆發。
（二）市場準入與退出機制
正如自然生態系統中的生命體一樣，在優勝劣汰的自然規律下，適者生存，金融生態系統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是在競爭的優勝劣汰機制下產生的。從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來分析本次金融危機，可以發現過度的金融創新，泛濫的金融衍生產品是導致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金融創新及衍生產品市場對于其基礎市場而言，既有平衡對沖基礎市場風險的正效應，也可能有放大整個金融市場風險的負效應。在此次金融危機中，由于過度的金融創新，金融創新過度，房地產金融機構以次級抵押貸款為支持衍生出一系列復雜的金融產品，極度煩瑣和復雜的信用創造程序，導致潛在的危機。由于價格機制的失效，這些過度的金融創新產品和衍生品在導致危機出現時無法自我反應退出市場，導致市場退出機制也失效。沒有完善的市場準入和退出機制就無法維持金融生態系統的健康發展，整個金融運行的內在機制就失去了調解功能。
（三）金融決策機制
在金融生態系統中，貨幣供求平衡既是社會經濟健康發展，也是經濟金融穩定的重要條件。消除或防范貨幣危機是消除或防范銀行業危機的關鍵，而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在其中又是關鍵中的關鍵。此次金融危機與美聯儲所實施的不當的貨幣政策是分不開的。美聯儲在“反衰退”思想指導下，從2001年開始連續13次降息，支持金融衍生品市場的任意發展，造成美元持續走弱和通脹壓力增大。經濟回暖后，美聯儲連續17次加息，利率的急升加重了購房者的還貸負擔，使美國的房地產市場降溫，房屋貸款公司受到了沉重打擊，很多次級抵押貸款公司相繼關門，隨后危機的影響范圍逐步擴大。蔓延到歐盟的債務危機則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國家分而治之。當某些成員國遇到外部沖擊時，它們難以根據自身的經濟結構和發展水平等特點，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比如，當希臘遇到問題時，對外不能通過貨幣貶值來刺激出口，對內不能通過貨幣擴張來削減政府債務。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結果就是公共支出過度膨脹，財政赤字大幅上升，進而出現債務累計和信用問題。
（四）金融監管機制
如同自然生態系統中各種生物構成的生態系統需要有適當的規則來維系，金融監管對維護金融體系的健康穩定與有效運行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可以在事件發生之前對交易進行控制，或者在經濟過程中對其進行引導和糾正。金融監管缺失會使金融生態系統運行的環境惡化，從而引發金融危機。此次金融危機暴發前，美國采取的是“雙重多頭”的金融監管體制。這樣的監管體制從前是美國金融業繁榮發展的基礎，但是隨著金融的全球化和金融機構業務的綜合化，“雙重多頭”的監管體制開始出現“空白”，存在監管盲點。此外，美國金融監管體制的主要目標是將金融風險移出銀行，防范銀行風險，這就導致了金融監管當局對銀行之外的金融風險漠而視之，又因為資產證券化表面上的良好表現，更使監管當局忽視了對它的監管。同時，美聯儲放松對美國金融機構之間相互拆借的監管，放大信用的杠桿比例，引發了“經濟泡沫”。因此，美國監管體制的缺陷和監管不力成為危機暴發的主導因素。另外，國際性金融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職能缺失也使得美國次貸危機迅速擴大為國際金融危機。IMF不僅沒有預測到危機的爆發，而且在危機爆發后仍然嚴重低估危機的破壞性，對美國這一危機始發國也沒能提出富有建設性的政策建議，在危機的救助過程中也受制于資源短缺而無所作為。
三、思考與啟示
一、經濟危機轉型的內涵
20世紀80年代之前，每當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時，盡管伴有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機，但危機從總的來說還是突出表現在生產領域，形成了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主要表現為生產下降、企業破產倒閉、工人失業，金融危機只是伴隨現象。但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經濟危機更多地表現為金融危機：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機、1990年日本經濟破沫破裂引發的金融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2000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機以及2007年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金融危機的頻頻爆發，給世界經濟釋放出一個強烈的信號——“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已經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出現了新的表現形態。” 由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明顯地轉變為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發生了經濟危機轉型。
那什么是經濟危機轉型？經濟危機轉型是指經濟危機由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轉向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最先爆發于實體經濟領域，由生產過剩導致大量生產能力閑置，工廠倒閉，然后進一步蔓延到金融領域的經濟危機，其主導是生產過剩所引發的經濟混亂。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由金融領域爆發的金融危機引發包括產業領域在內的全面的經濟危機，其主導是金融危機。狹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是指在金融領域爆發的包括貨幣危機、銀行業危機、外債危機和系統性金融危機在內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轉型包括兩層含義：一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發生轉變。傳統的經濟危機多數首先發生于產業領域，然后傳導到金融領域，突出地表現為商品滯銷，利潤減少，導致生產（主要是工業生產）急劇下降，失業大量增加，企業開工不足并大批倒閉，生產力和產品遭到嚴重的破壞和損失，繼而引起金融秩序的混亂并爆發金融危機，使社會經濟陷入癱瘓、倒退狀態。而近三十年來發生的經濟危機基本上爆發于金融領域，然后傳導到產業領域，主要表現為金融資產價格等金融指標在短期內急劇惡化的現象，致使產業領域在內的其它領域發生危機。這些金融指標包括貨幣匯率、短期利率、證券資產價格、房地產的價格、金融機構倒閉數目等。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幾乎所有的危機都采取了金融危機 的形式，如拉美債務危機、日本泡沫危機、歐洲貨幣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俄羅斯金融危機；阿根廷債務危機；美國次貸危機等。因此，當代經濟危機就其表現形態來看是金融危機，但就其深層次或本質層面來看，金融危機的性質仍然是經濟危機，或者說是以金融危機的形態表現出來的經濟危機，這也恰好反映了當代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發生了改變。二是經濟危機的表現形態雖然發生了改變，但其本質未變，還是過剩，只是過剩的表現形態發生了變化。無論傳統的經濟危機還是當代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其實質仍然是相對過剩。只不過當代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的“過剩”不僅僅體現在實體經濟領域的生產過剩，更多的是體現在虛擬經濟領域的“資本過剩”。本文所分析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主要是指廣義的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
二、經濟危機轉型的特征
經濟危機轉型即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轉向金融主導型經濟危機，雖然其本質沒有發生改變，但其表現形態較之原先的生產過剩主導型經濟危機來說發生了顯著變化，出現了一些新的特征。集中反映在：
1、危機的爆發由生產領域轉向金融領域
Abstract: To prevent global economic recession, governments unified action and took active fiscal and monetary policy, minimizing the effects of financial crisis, and for the eurozone countries into a huge debt crisis.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main reasons and influence of debt crisis mainly discusses the enlightenment for governments, thinks that financial supervision system reform, transparentizing, government fiscal and financial reform,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stainable public finance are key factors,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about government's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crisis response system.
關鍵詞:歐洲債務危機;金融監管;財政改革;可持續公共財政
Key words: European debt crisis;financial supervision;fiscal reform;sustainable public finance
中圖分類號:F83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0)17-0032-02
0引言
因美國次級債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使全球經濟陷入衰退。各國政府在拯救世界經濟過程中行動一致,采取了積極的財政貨幣政策,經濟狀況有所回穩。但是,當全球市場漸趨樂觀之際,2009年12月8日全球三大評級公司下調希臘評級,逐步將歐元區各國再次拉入金融泥潭,使得開始恢復的世界經濟趨勢再次陷入危機邊緣,直接影響全球經濟復蘇時間,可能導致長時期衰退和二次經濟探底。至此,希臘已非本次危機主角,整個歐盟乃至世界都受到債務危機的困擾。
1歐洲債務危機的起因
首先,金融救市政策中過度舉債。過去近兩年間,為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世界各國大量舉債拯救銀行業、刺激經濟,動輒上千億美元的救助計劃進一步加劇了國家財政赤字,經濟復蘇伴隨而來的卻是巨大的債務危機。由表1可以觀察出,各國財政赤字過高和債務嚴重超標直接引發了本次債務危機。其次,歐元區體制上存在嚴重缺陷。許多歐元區成員國自從加入歐盟起,其赤字和債務就一直超過規定上限。這些歐元區國家在實行高社會福利過程中,國家稅收不能保證財政收入的穩定增長,造成財政赤字龐大。金融危機爆發后,各國政府更是不得不想盡辦法通過擴大開支以刺激經濟增長,在財政收入無法支撐所需開支情況下只能大量借債,從而進一步推高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第三,寬松財稅政策和監管乏力。譬如,作為歐元區國家,希臘為了守住3%的關口,曾將巨額的軍事開支及數十億的醫療債務排除在資產負債表之外。歐盟統計局專家在重新計算這些數據后得出了一致的結論:事實上,希臘每年的預算赤字遠遠超過了GDP的3%,進一步反映危機期間國家財稅政策異常寬松及財政部門監管不嚴。第四,人口結構老齡化。歐洲諸國完成工業化與城市化的時間比較早,出生率一直處在較低的水平。從上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的人口結構都進入了快速老齡化的進程中,普遍面臨人口老齡化問題。而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重,國家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所養成的高福利、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加之某些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1]。
2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
2.1 歐洲債務危機的整體影響首先,歐洲債務危機使國際金融市場受到劇烈沖擊。世界各主要證券市場股票指數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下降,投資者對于歐洲債務危機以及歐盟經濟前景表示擔憂,投資信心受挫。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中指出,到2010年底,全球政府負債額將高達37萬億美元,2011年將突破45萬億美元。發達國家如果不能充分改善金融業及個人家庭資產負債狀況,債務惡化問題將影響進一步影響全球金融系統并擴大波及面,可能導致全球金融危機新階段的開始[2]。其次,歐洲債務危機可能導致歐元崩潰。歐元的致命弱點是歐元區只統一了貨幣,卻沒有統一的財政。因為沒有統一的財政作后盾,每當出現危機就難以招架[3]。正因為歐元制度設計上的缺陷,使市場對歐元貨幣區是否能夠應對此次債務危機存在擔憂,擔心債務危機會導致歐元的崩潰,使債務危機演變為歐元貨幣危機。當市場看不到歐洲債務危機被平息的曙光時,歐元就會不斷受到拋售,匯價不斷下跌,面臨崩潰的危險。第三,歐洲債務危機干擾了經濟復蘇步伐,經濟“二次探底”風險加大。盡管早期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10年5月10日達成總額達7500億歐元的“穩定機制”一攬子救助方案,力保歐元穩定,但是聯合救助只是治標不治本,危機各國仍然面臨緊縮財政、削減赤字、調整結構的痛苦和艱巨任務,前景堪憂。財政緊縮政策將導致社會公眾不滿,失業問題可能會進一步加劇社會矛盾,經濟復蘇受到制約。第四,金融刺激政策退出或受影響。希臘等國暴露出的債務危機,折射了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一種困境,即如何處理退出刺激措施與經濟復蘇的關系,處理不當會帶來經濟再次衰退風險,但另一方面如果遲遲不收手控制財政開支,再次面對危機所能起到的效用恐怕一時間很難奏效。
2.2 歐洲債務危機對中國的影響第一,給出口帶來壓力。總體來說,中國持有的希臘國債和金融機構資產相當有限,這意味著即便是希臘最終陷入債務違約,對中國的直接影響也很有限。當然,如果希臘債務危機不能得到有效遏制,進而波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其他歐元區國家,那么中國面臨的風險敞口將會擴大。此外,歐盟是中國第一大出口市場,一旦復蘇勢頭脆弱的歐盟經濟再度被這場債務危機拖入困境,中國出口形勢將變得更加復雜[4]。第二,可能延緩人民幣升值。歐元危機對中國外貿構成壓力,人民幣匯率調整的時機有此可能推遲。巴克萊資本認為,因歐洲債務危機和全球市場疲軟,人民幣近期升值的可能性已經明顯降低。由此,人民幣一次性大規模的升值不太可能,貿易順差減小將減輕人民幣升值壓力。第三,外匯儲備縮水。有專業人士指出,中國外匯儲備在歐洲近期的投資收益為零甚至負數,用真金白銀換來的外匯儲備因為債務問題國家過度發行貨幣和該貨幣購買力下降而縮水。按照渣打銀行的計算,中國外匯資產中歐元比重為25%,僅匯率變動就已經損失了350億美元。第四,資本市場產生震蕩。受投資者對債務危機憂慮增強影響,短期內國內資本市場受沖擊明顯。有關學者認為,中國現行的是條件不成熟就不開放資本賬戶的措施,相關部門也在進一步加強觀測和預警,并采用對沖等手段保證中國經濟不受大的沖擊,資本市場發展能夠穩步、健康、持續[5]。
3歐洲債務危機的啟示
3.1 對世界各國的啟示第一,有學者認為,歐盟應當從債務危機中汲取教訓,從危機預防和管理兩方面入手防止類似危機重演。本次危機使我們看到歐元區國家缺乏協調處理機構和危機救助機制,在出臺希臘救助計劃過程中表現出種種分歧和矛盾,都不愿意為其他國家背負債務負擔,嚴重暴露出危機處理能力不足[6]。至此,歐盟已經開始行動,主要歐盟成員國財政部長和歐盟官員組成的專門小組就加強歐盟內部經濟治理提出了四個主要目標,即強化財政紀律、消除成員國競爭力差距、加強經濟政策協調和建立一套長期的危機應對機制。第二,加速金融監管政策改革進程,改善國際信用評級。作為金融市場重要的參與者,信用評級機構發揮著確定金融產品投資風險的職能,所提供的評級結論影響著投資者信心,對金融市場投資決策有重要影響力。國際評級機構對發達國家的信用評級普遍高估,忽視了希臘等國長期存在的債務問題。伴隨著債務危機愈演愈烈,國際社會開始呼吁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消除評級機構所作評估給金融市場帶來的負面影響。歐盟個成員國內部就加強對評級機構的監管已達成初步協議,實行評級機構統一登記注冊制度,提高評估的透明度和公正性。第三,促進內需,擴大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實現全球經濟平衡增長。2010年6月召開的G20峰會日程大綱聲明中表示,全球金融市場出現的動蕩提醒我們,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依然面臨嚴峻的挑戰,加強各成員國之間的國際合作對促進全球經濟發展至關重要。第四,實行可持續公共財政,加強銀行資本儲備。各國家應竭盡全力將公共財政推向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來,制定可靠的、有利于恢復市場信心、抑制通脹預期和穩定利率的具體措施,實現公共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進而有助于增加投資者信心,保持經濟持續強勁增長。G20峰會日程大綱聲明中也表示,G20成員國必須采取可靠且有利于經濟增長的發展措施,以增強國家財政的可持續性,鞏固財政措施,采取進一步的適用于各自獨特的經濟環境經濟刺激方案。同時,要加強銀行資本儲備,制定足夠嚴格的資本流動性規則,防止金融機構過度參與有風險的金融投資活動,從而加強金融機構抵御未來金融系統風險的能力。
3.2 對中國的啟示第一,重視債務問題,嚴防債務危機發生。2009年中國政府財政赤字占GDP比低于3%,總債務占GDP比低于20%,遠低于國際警戒線的60%,安全性明顯優于發達國家。雖然中國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比一直處在國際警戒線之下,但仍應時刻關注整體債務狀況,促進財政改革進程,科學、系統、及時的對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7]。第二,推進財政改革,關注地方政府債務風險。2009年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大致在7.8萬億元,約占GDP的23%。長期以來,由于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勞動力市場等問題使得部分地方政府財政入不敷出,需要依靠中央財政轉移支付過日子。在本輪擴大內需、加大公共投資、刺激經濟發展過程中,大力吸納銀行信貸大搞基礎設施建設,這同歐元區貧窮國家在危機期間通過財政赤字拉動經濟如出一轍。因此,中央政府應根據地方政府、地區經濟發展狀況等因素綜合考慮,適時推出相應政策來解決此問題。一方面,增加地方政府融資渠道,在稅收財政收入穩健的沿海地區發行政府債券,適應投資需求多元化發展;另一方面,中央政府應加大對所有形式政府借款的風險控制,限制借款總額在地方政府經常性財政收入中的占比以及禁止直接從地方國有企業借款等,從而保證地方經濟發展不滑坡,財政改革順利實行,政府債務逐步降低[8]。第三,保證中國銀行業健康發展。隨著歐洲債務危機不斷惡化,歐洲銀行業短期融資風險再度擴大,各國削減赤字和經濟疲弱增長必將帶來的信貸質量進一步惡化。借鑒歐洲銀行業危機,我國政府必須采取相關措施,建立一整套全面危機應對體制防范可能的金融風險,積極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公共財政體制,完善和優化稅收制度,不斷完善和深化銀行業管理制度改革,加強國債項目資金使用的監督管理,建立金融預警系統,采取相關措施逐步消化長期積累的潛在財政風險,從而保障銀行業健康、穩定發展,為經濟發展提供切實保障。
參考文獻:
[1]郎咸平.郎咸平說:新帝國主義在中國2[M].北京:東方出版社,2010-5-1:41-50.
[2]IMF.全球金融穩定報告[R].IMF,2010-1.
[3]光亞.歐元區統一貨幣政策和成員國相對獨立財政政策之間的沖突與協調[EB/OL]. 2010-04-10,中國經濟論文:
[4]尚軍.歐洲債務危機影響幾何:對中國直接影響有限[EB/OL]. 2010-5-10,新華網: .cn
[5]劉士鵬.債務不會引爆全球危機 中國外匯儲備將縮水[N/OL]. 2010-1-10,搜狐網:
[6] 范龍佩. 范龍佩稱歐盟正處在應對債務危機關鍵時刻[N/OL]. 2010-5-25,新華網:.cn
關鍵詞：外匯儲備水平；金融危機；文獻綜述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3）16-0169-02
在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和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中，高外債水平和外匯儲備枯竭成為加重危機沖擊的重要因素；在2009年爆發的歐債危機中，高企的外債又一次成為引發并加劇金融危機的重大問題。與此同時，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外匯儲備國，不僅因為外匯儲備過高遭受其他國家貿易保護主義者的指責，還長期承擔高額外匯儲備帶來的貨幣獨立性下降和通貨膨脹壓力，因此高外匯儲備水平也會帶來巨大的隱性成本。
外匯儲備合理規模的理論研究起源于羅伯特·特里芬（1947），之后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學術研究的深入，眾多經濟學家從一國經濟對外匯儲備的需求角度，提出了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多種衡量方法和各種政策選擇。總的來講，現有研究主要是從對外貿易需求、外幣債務需求、金融深度等角度出發，以得到定量或定性的合理外儲水平，并給出相應政策建議。
一、從貿易需求出發的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研究
特里芬（1947）提出外匯儲備水平應隨著世界貿易增長而增長，并用外匯儲備與進口的比率作為衡量外匯儲備充足率的指標。特里芬（1960）對12個國家1950—1957年的儲備狀況進行實證研究，提出外匯儲備與進口的最優比率應在40%左右，20%為外匯儲備與進口比的底線。Arizonan和Crichton（2006）也提出了國際儲備可以有效緩解貿易沖擊帶來的影響，而且這種緩解作用對發展中國家和自然資源出口國更為明顯。這種基于貿易需求制定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觀點在以對外貿易為主的發展中國家尤為盛行，也是重商主義思想的延續。
國內很多學者也做了大量相關研究。金宏亮（2009）根據1982—2007年的數據，并用長期均衡方程和短期動態調整來避免統計誤差，發現中國貿易開放度和人均GDP對外匯儲備增長有著正向作用，國家規模對外匯儲備有一定的反向作用，而中國國際收支波動對外匯儲備的影響反而較小。郎參參（2009）運用1984—2008年中國經濟數據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中國出口總額和貿易差額對外匯儲備的積累有著推動作用，出口總額每增加1個單位，將引起外匯儲備增加1.1788 個單位。梁莉、陳金賢（2007）運用協整檢驗和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后發現，年出口規模與外匯儲備規模之間具有單向因果關系，外商直接投資和外匯儲備規模具有正向相關關系。
由于國際貿易會產生最基礎的外匯儲備的需求，因此從對外貿易需求水平角度尋求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無可厚非。但是隨著世界經濟的發展，國家之間的非貿易經濟活動大大增加，外匯儲備水平的作用也開始擴展，因此，僅從對外貿易需求角度研究合理外儲水平難免有失偏頗。因此，特里芬（1960）提出的外儲最優水平明顯已不適應當前的世界經濟狀況。而國內研究只集中于揭示外儲水平和外貿狀況之間的顯著相關性，并沒有從國際貿易出發提出中國的合理外匯儲備水平。
二、與外幣債務需求相關的合理外匯儲備水平
Aizenman和Marion（2003）發現在亞洲金融危機后，很多國家開始提高外匯儲備水平以預防外幣債務的沖擊。Aizenman 和 Lee （2006）實證發現，在過去危機中用虛擬變量表現出來的預防性因素，有效解釋了部分國家提高儲備水平的動機。Summers（2006）發現相對于Guidotti-Greenspan基準持有過多儲備的國家往往是因為該國擁有很多短期外債。Aizenman和Lee （2007）同時發現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并不是一個明顯的異常者，高外匯儲備水平有效幫助中國降低了金融危機的沖擊。Mendoza（2010）發現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彈性與總外債量等可能導致金融資本逆轉危機的指標相關，即外債總量高、容易遭受金融資本逆轉的國家，更傾向于持有高水平的預防性儲備。Bordo等（2010）指出，大比例的外債占比容易導致貨幣危機和債務危機，但高外債引發危機的強度受到國家外匯儲備的規模和政策可信度的明顯影響。
由于外債水平與貿易赤字往往存在相關性，部分學者把外債水平和經常項目赤字結合起來進行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研究。比如，Bordo、Cavallo和Meissner（2010）認為高水平外國貨幣債務和大量經常項目赤字會增加一國對外國資本的依賴性，金融危機風險會上升，而加強貿易開放和增加外匯儲備水平會降低有金融危機風險。
國內學者卞詠梅（2009）從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的角度分析得出，進出口差額、外債余額、外商直接投資、匯率水平是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主要因素。周艷（2012）通過對1990—2009年中國外匯儲備影響指標的協整分析，發現從長期趨勢看，進出口差額和外債規模因素是中國外匯儲備形成的重要影響因素，且二者與外匯儲備規模皆為正相關。王靜（2013）用1995—2009年中國數據研究發現，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和外債余額對外匯儲備的積累有顯著影響。
上述研究表明，外債規模與外儲總量相關，而且由于高外債往往會導致金融危機風險，需要高外匯儲備水平來維持國家金融安全，所以制定合理外儲水平一定要考慮外債規模。但同時，這些研究也都沒有涉及到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量化問題。
三、從金融深度出發的合理外匯儲備水平
20世紀70年代，貨幣主義學派的興起帶來了國家外匯儲備研究的新方向，經濟學家開始引入金融深度等變量來衡量外匯儲備需求。Cheung和Ito（2006）認為更深的金融深度和貿易金融一體化可以加強國家對經濟環境的預見性和自我保護能力，對外匯儲備的需求會隨之減弱。Aizenman和Crichton（2006）通過60個發展中國家和20個發達國家的對比研究，發現隨著金融深度增加，國際儲備對貿易沖擊的緩沖作用會減小。Dominguez（2007）也發現金融市場不發達的國家有增持外匯儲備的趨勢。Obstfeld等（2008）認為，由于國內金融負債可能被轉成外匯規模，因此金融市場開放性、外匯轉換能力和匯率政策都應該作為外匯儲備量預測的重要指標。這些研究雖然都認為金融深度會影響合理外匯儲備水平，但都沒有提出具體的判斷指標和合理外匯水平的量化依據。
國內學者孫濤（2000）運用薩克斯模型來分析外匯儲備、貨幣政策和金融危機的關系，發現在實行釘住匯率制且允許資本自由流動的國家，雖然外匯儲備、緊縮性貨幣政策對于防止貨幣危機爆發或加劇有一定作用，但防止貨幣危機的根源應在于健康的公司部門和銀行體系帶來的市場預期和信心。楊東興（2012）運用2005年1月至2011年9月的月度數據回歸發現，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的影響最大，且隨著時間有越來越大的趨勢；貨幣供給量和匯率對外匯儲備水平的影響也有隨時間而逐漸增大的趨勢。國內這方面的研究只證明了金融深度會影響實際外儲水平，都沒有涉及到合理外儲水平的研究。
四、其他因素對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影響
Jeanne 和 Ranciere（2006）、Jeanne（2007）描繪的最佳外匯儲備模型認為，對用于抵御國際資本逆轉和金融危機的外匯儲備，國家消費會影響該國應持有的最佳外匯儲備水平。Alfaro和Kanczuk（2009）建立的模型顯示，新興市場國家的外匯儲備積累并沒有起重要作用，事實上在考慮利率沖擊、國際資本逆轉風險和變動儲備及獨立儲備成本的情況下，最佳策略是不持有外匯儲備，應降低債務來代替積累儲備。
國內學者也從其他因素解釋了中國外匯儲備的上升，但是沒有進一步研究在考慮這些因素后的最優外儲水平。比如，童錦治、趙川、孫健（2012）建立模型并實證發現，降低出口退稅率在短期內對減少貿易盈余和降低外匯儲備增量有一定的幫助，但長期來看退稅政策對外匯儲備水平的影響與出口產品價格彈性密切相關。劉順鴻（2006）認為產業結構對外匯儲備水平有重要影響，勞動密集型產業結構、稅收優惠和外匯管制有利于貨物出口，是中國外匯儲備快速膨脹的重要原因。王曉鈞、劉力臻、王學真（2011）通過協整等方法得出：美國經濟因素對中國外匯儲備的沖擊相當明顯，中國外匯儲備受中國自身經濟影響程度小于“美國因素”的影響。
五、研究評述及展望
綜上所述，一國對外貿易水平（特別是進口額和貿易赤字）、外債水平、金融深度、國家消費、產業結構、稅收政策等因素都會對外匯儲備水平有影響。雖然部分學者也提出應根據貿易需求、高外債水平或是金融深度等經濟狀況來選擇一個合理的外匯儲備水平，但目前仍沒有研究給出一個尋求合理外儲水平的具體量化方法。因此，對于在外匯儲備成本和金融安全防范需求之間尋求最優外匯儲備水平的國家（如中國）而言，合理外匯儲備水平的研究仍有大量空白急需填補。如果能根據各國的經濟條件約束，計算出合理的外匯儲備區間并給出能得以量化的實施方案，一定能為日益開放的發展中國家（特別是中國）有效降低外部金融風險，防范金融危機提供幫助。
參考文獻：
[1] Joshua Aizenman，& Jaewoo Lee.International Reserves：Precautionary Versus Mercantilist Views，Theory and Evidence[J].SpringerScience Business Media，2007.5，Published online：1.
[2] Michael D.Bordo，Alberto F.Cavallo and Christopher M.Meissner.Sudden stops：Determinants and output effects in the first era ofglobalization，1880—1913[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10.3，91（2）：227-241.
[3] 郎參參.影響中國外匯儲備規模因素的實證分析[J].經濟研究導刊，2009，（8）：97-99.
關鍵詞：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形成機理；警示
從2009年12月開始希臘主權債務危機拉開序幕，隨后危機逐步向歐洲其他國家蔓延。危機已經不單是希臘自身的公共財政問題，現已對其周邊國家造成負面影響。更可怕的是，對于投資者而言，這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最后的落腳點在歐元、英鎊等重量級貨幣的前途命運上。為了防止危機蔓延，力保歐元穩定，2010年5月10日歐盟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宣布共同出資7500億歐元，幫助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歐元區成員國，但是由于全球金融和信貸市場仍然對希臘充滿了不信任，加之在此次全球經濟復蘇的進程中，歐美各國復蘇的基礎較為脆弱，危機仍有進一步擴散的可能，使尚未全面復蘇的全球經濟雪上加霜。本文以希臘為例，分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及對我國的警示意義。
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演進
2001年，希臘為了加入歐元區，請美國投行高盛為其設計出一套“貨幣掉期交易”方式。通過這樁交易使希臘賬面上符合了《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對成員國財政赤字的規定，隱蔽了希臘政府高達10億歐元的公共債務赤字規模，為這場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演變為全球金融危機后，希臘等歐盟成員國為了刺激經濟，紛紛大量舉債，政府債務急劇擴張。當投資者開始懷疑政府的償債能力時，開始紛紛拋售那些高風險國家的國債和國債衍生品，希臘這樣的國家被列在首位。各國政府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而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成為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導火索”。
2009年10月，希臘政府宣布財政赤字嚴重超標，政府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遠超歐盟《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鑒于希臘政府財政狀況顯著惡化，惠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宣布把希臘主權信用評級由“A-”降為“BBB+”，隨后標準普爾將希臘的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從“BBB+”下調至“BB+”。隨著主權信用評級被降低，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拉開序幕。繼希臘之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主權債務等級也被全球三大評級機構先后幾次下調，2010年伊始，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全面升級。
二、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一)危機對歐元區的影響
在歐元區并非只有希臘面臨龐大的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困境，西班牙、意大利、德國等國都面臨著類似的問題，見表1。
從目前來看，歐盟給予希臘巨額貸款的方便，短期內雖然使得希臘局勢趨于穩定，但是政府用主權信用的形式，用巨大規模的財政刺激辦法，即用更長的杠桿來解救危機，這樣的援助不會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作為歐元區第四大經濟體的西班牙約1.6萬億美元的經濟規模是希臘、葡萄牙和愛爾蘭經濟規模之和的兩倍。2009年西班牙GDP萎縮了3.6％，財政赤字激增至GDP的11.4％，一旦西班牙這樣的大國爆發主權信用危機，則可能拖累整個歐元區的實體經濟與金融市場。如果在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內歐元區不采取徹底“財政”改革方案，整個歐洲經濟都會受到主權債務危機的拖累。
(二)減緩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
歐洲部分國家出現的主權債務危機不僅僅是幾個歐元區國家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債務危機往往具有傳染效應。受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影響，金融市場和股票市場波動比較大。全球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暴跌行情，在期貨市場，作為全球經濟活力領先指標的銅價，連續增長了21個月后在2010年4月開始進入下跌的走勢；隨后出臺救助計劃，今年5月10日歐洲央行宣布7500億救助計劃帶來的利好僅僅持續一天，隨后又重新步入下跌甚至暴跌的軌道。5月11日，歐元對美元下跌0.7％，歐盟證券市場指數StoxxEurope600下跌1.2％，近一個月來，全球股市全線下挫，股市市值縮水約7萬億美元。投資者不僅擔心歐洲國家難以解決債務危機，甚至擔心美國就業市場的改善程度可能也不及預料，更擔心全球經濟是否真的會出現二次探底。目前，許多經濟體至今仍未退出次貸危機中推行的經濟刺激計劃，而歐盟甚至全球又再次陷入應對希臘等國家的主權債務危機之中，這使得全球經濟復蘇將會變得更加艱難，同時也加大了全球財政政策、貨幣政策退出的難度。
(三)會對中國出口產生一定的沖擊，外匯儲備可能貶值
在經濟與金融全球化時代，任何一個開放經濟體都難以在一種區域性金融危機中完全置身事外。由于主權債務危機的影響，歐元區經濟增長前景變得更加暗淡，這無疑會給中國經濟造成負面沖擊。沖擊之一是歐元區國家可能實施更強硬的對外貿易政策。自2007年以來，歐盟成為我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在經濟惡化的情況下，為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歐元區政府可能會把重點轉移至對外貿易領域，首當其沖中國將成為歐元區國家實施貿易保護主義的對象。據統計，今年4月份，我國對歐出口的增速還維持在25％，但這種反應存在一定的滯后期，下半年反應可能會比較明顯。沖擊之二是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增大。次貸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外匯資產增持更多的是歐元資產，隨著歐洲主權信用危機爆發，歐元對日元與美元已經顯著貶值，并可能進一步貶值，這無疑加大了中國外匯儲備多元化管理的難度。轉貼于
三、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機理
(一)分散財政與統一貨幣的制度性缺陷
本輪經濟衰退充分暴露出歐元區體系深層次的制度性缺陷，即在歐元區內部貨幣政策由歐洲央行統一行使，而財政政策卻由主權國家分而治之，這種分散的財政政策和統一貨幣政策之間的失衡導致成員國失去了熨平危機的宏觀經濟調控手段——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是一個主權國家調節經濟運行的兩個最基本、最核心工具，只有二者松緊搭配才會有效地對經濟運行實施調節。由于歐元區實施統一貨幣政策，各國缺少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的支持，為了走出由美國次貸危機所帶來的經濟衰退，成員國只能借助擴張性財政政策來刺激經濟復蘇。加之，這些國家的債券也會成為國際市場上的投機對象，結果造成希臘、愛爾蘭、西班牙等國家物價和工資迅速上漲，財政赤字不斷擴大，各國早已突破了《穩定與發展公約》規定的財政赤字不得超過本國GDP的3％，主權債務總額不得超過本國GDP60％的上限，已經完全脫離了經濟發展水平與國家還款能力，以至于投資者對政府債券的信任度降到了冰點，進而引發主權債務危機。 (二)歐元區各國經濟發展不均衡
歐元區一體化之后各國經濟結構存在很大差別，盡管都是歐元區國家，但各國的預算狀況千差萬別。各國經濟發展所處的不同階段也使財政政策難以有效協調，但為了建立更為龐大的組織，擁有27個成員國的歐盟極力拉攏那些希望加入進來但經濟狀況卻不容樂觀的國家。加人歐元區后，各國自身的優勢與劣勢逐步明顯地表現出來，例如希臘這樣的國家沒有資源優勢，沒有領先的創新優勢，而德國、法國這樣的大國就壟斷了對外出口，強勢國家與弱勢國家之間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往在維護歐元與歐洲一體化的更高訴求下，經過歐洲政治精英的努力得以調和妥協，但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得這些問題凸顯，外圍國與核心國之間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存在著明顯的不相適應，歐元區無法滿足成員國不同的貨幣政策偏好，外圍國無法利用貨幣貶值快速形成對外盈余，也無法維持當前的財政赤字，使其陷入一種結構性的衰退，并且還面臨債務膨脹，外圍國與核心國差距越拉越大。同時，當經濟發展不平衡的時候還會造成搭便車行為的出現，希臘無節制的信貸最后需要德國這樣的大國來埋單，這種只靠成員國的相互救濟渠道單一且不持續，使得歐元區的救助機制極難建立，危機爆發之初并未及時得到解決，導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
(三)經濟結構單一，偷逃稅嚴重，稅收來源有限
希臘主權債務危機的發生原因很復雜，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希臘自身經濟發展狀況。希臘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經濟結構單一，主要是以海運、旅游等外需型產業作為自己的支柱產業，而這些產業非常容易受外部因素的影響，在次貸危機的影響下，希臘海運市場急劇萎縮，航運業2009年的年收入下降了27.6％；旅游收入快速下滑，2009年赴希臘旅游的美國游客減少了24.2％，同時歐盟成員國進入希臘的游客也銳減了19.3％，來自兩地的旅游業收入分別減少16.2％和14％，這些支柱產業的萎縮直接導致了希臘財政收入銳減。在希臘，偷、逃稅現象十分嚴重，希臘政府在打擊偷逃稅方面一直不理想，據估計，希臘政府因偷逃稅行為每年損失的稅收至少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的4％，嚴重制約了稅收收入的增加。
(四)高福利，加之人口老齡化，財政支出負擔過重
希臘具有以高福利為特色的社會保障制度。希臘公務員的隊伍相當龐大，公共部門雇員工資的漲幅甚至超過了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臃腫的公務員體系使得財政狀況每況愈下；希臘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國家的產業競爭力顯著削弱，而長期富裕的生活環境養成的高消費習慣無法自動作出調整，政治家為了選票必然通過政府舉債支出來維持高生活水平與社會福利，導致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債務高居不下；希臘的失業率常年維持在10％左右，失業救濟便成了希臘非常沉重的負擔。希臘政府一直奉行無節制的赤字財政政策和高貿易赤字發展模式，對經濟造成嚴重透支。希臘加入歐元區后，享受到歐盟區帶來的諸多好處，其中最大優勢就是更容易獲得廉價的貸款，曾一度使希臘經濟快速增長，平均年增長達到4％，但是希臘政府沒有主動控制負債，遵守《穩定與增長公約》，而是一味地保持寬松的財政政策。在經濟上行時，高福利和高赤字可以維持，一旦經濟進入下行期，以債養債的做法便使希臘的主權信用風險逐步升級，最終演變成歐洲主權債務危機。
(五)刺激計劃不當，陷入“救市陷阱”，由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
希臘的債務危機還未平息，美國又出現了地方債務危機，據前洛杉磯市長理查德·賴爾登2010年5月在《華爾街日報》中聲稱，洛杉磯很有可能會在2014年宣布破產。希臘危機不過是冰山一角，由于其自身問題以及歐元區體制上的缺陷導致債務危機首先在希臘爆發，其實全球普遍存在著債務危機，究其根源主要是各國為了阻止美國金融危機的蔓延，紛紛采取經濟刺激計劃，從而扭曲了資源配置的結果，這是美國次貸危機的延續。金融危機第一階段是由于格林斯潘長期執行低利率政策，使得大量廉價資金競逐資產和資源，衍生出越來越大的證券資產泡沫和金融衍生品泡沫，最終資產泡沫無法維持，吞噬了華爾街金融大鱷；為了挽救金融體系，美聯儲印出更多鈔票，這種行為本質是將金融機構的債務危機轉移到政府身上，這是金融危機第二階段。2009年的大救市其實就是各國政府以債治債，借債投資，雖然全球的大救市使得經濟回暖，但是并未解決核心問題，最終政府規模巨大的財政刺激計劃和投資計劃，造成許多經濟體財政赤字攀升，同時政府的過分干預使得資源錯配的局面最終以債務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可以說，各國出臺的系列救市計劃，造成資金錯配，由次貸危機、金融危機演變成財政危機，世界陷入“經濟刺激計劃的陷阱”。
四、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對中國的警示
西方國家出現主權債務危機，是“以－赤字還赤字”，“以債養債”模式的必然，對中國來說也是重要警示。
(一)財政刺激計劃要在可控的范圍內，把握好財政赤字的“度”
目前我國的國家債務和財政赤字遠低于國際公認的風險臨界點，但也不能過于樂觀。首先，中國地方政府存在根深蒂固的“GDP考核觀”，這就使得一些地方政府盲目舉債搞發展，地方投融資平臺規模迅速增長，造成地方財政入不敷出；其次，政府本質上有主動負債的愿望和機會主義行為的沖動，往往會置社會監督于不顧，賭未來經濟繁榮的預期以保自己的政治周期；最后，當面臨經濟下行時，政府刺激計劃是十分必要的，但這也意味著政府財政負擔會加大，也可能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以及對私人部門的擠出效應。此外，地方投融資平臺資金中80％來自銀行體系，一旦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積聚，勢必會對銀行產生重大沖擊。所有這些對未來中國經濟肯定存在巨大的隱形風險，中國必須高度警惕地方政府的債務結構與實際債務負擔，做好債務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當條件成熟時，經濟刺激計劃應適時有序退出，如果當經濟已經過熱時才開始收緊，會被迫要求加大力度，政策效果也不佳，容易造成經濟的大起大落，注意量的積累引起的質的變化，把握好刺激計劃的“度”。 (二)與國際接軌，增加中國財政的透明度
財政透明度是一國制定宏觀政策的基礎。目前比較權威的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財政事務部在《財政透明度手冊》中所采納的由Kopits and Craig(1998)給出的定義：財政透明度指向公眾公布政府結構與職能、財政政策取向、公共部門賬目和財政籌劃。根據該定義，財政透明度的核心是要求以及時的、系統的方式對所有相關的財政信息(包括預算信息)的充分披露，包括用來編制預算的經濟假設、政府資產和負債、稅式支出以及對數據可靠性的建議。目前中國財政透明度整體較低，在預算內財政收支之外，存在規模龐大的預算外收支，并由此引出了各部門、各單位的“小金庫”；在政府的預算報告 中缺乏詳盡的數量指標，人們難以對資金使用進行績效評估，在披露債務指標時數據不完全，沒有包含所有既有債務等等。隨著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化，透明度問題將越來越多地被關注，此次歐洲主權債務危機也告訴我們應該加強政府財政的透明度。中國應與國際接軌，加強與國際機構的溝通、協調，縮小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出的《財政透明度良好行為準則》的差距。
(三)地方政府負債要與其收入匹配，決不能過度負債
地方政府之所以必須平衡預算不能負債運行，是因為他們手里是沒有印鈔機的。他們不可能像央行那樣憑空制造“信用”出來。而現在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事實上承擔的債務，將會成為未來的宏觀經濟風險的來源。除非是壓縮政府自身的開支，無論用何種方式彌補赤字，都有可能最終引發央行發行更多貨幣，這會讓本已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雪上加霜。
應該說，在預算法的嚴格規范之下，我國的各級地方政府本來并沒有出現大規模的赤字和負債運行情況。這原本是一個很好的經濟運行環境，但是經濟刺激計劃產生出來的大量地方政府負債，正在惡化這個環境。歐洲債務危機和美國加州財政破產危機殷鑒不遠，已經給我們敲響警鐘。現在歐洲央行和美國政府都是靠購買或幫助受困地區發行債券暫時渡過危機，要恢復它們的財政平衡和經濟活力還必須經歷漫長而痛苦的過程。地方政府必須嚴格控制自身的負債規模，必須依照預算法平衡預算。用融資平臺的方式避開法律的監管是短視行為，逞一時之快而增加長期經濟運行的系統性風險。
(四)做好轉方式、調結構大文章，由投資出口導向型向消費導向型轉變
希臘今天的局面警示中國過分地依賴出口拉動經濟是不可取的。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出口一直是我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的殺手锏，但是這種發展方式極易受到外部沖擊。雖然目前中國出口恢復較好，但是未來發達國家增長趨緩的風險將會顯現，在歐洲債務危機背景下，中國下半年出口回落是可以預見的。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里，中國主要的出口國——歐美等發達國家低增長的情況還將持續，從長期來看，出口導向型模式是不可維持的，中國應盡快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從依靠外需轉到以內需為主。擴大內需是中國經濟結構性轉換的核心環節，消費是比出口、投資更好、更長效的拉動經濟增長的持續動力，倘若不主動轉向內需為主，在面臨危機時將處于被動的位置。在出口戰略上，將主要向歐美國家出口轉向亞洲新興國家、東盟、非洲國家的出口，出口產品也應全面轉型升級，單純初級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結構是不可持續的。
(五)土地財政不可持續，應拓展財源
在中國，地方政府長期以來奉行“土地財政”政策，以出售土地籌集財政資源，高房價所帶來的高額土地出讓金和高稅收已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的財政支柱，正是這種依賴帶來了地方政府的短期行為，成為房價上漲的直接推手。房價的過度上漲造成房地產泡沫，當經濟下行時，順經濟周期會使房價大幅回落，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便會銳減，同時為了經濟的發展政府不得不大量舉債拉動投資，由此政府便會陷入一個惡性循環。因此，政府應拓展財源，改變依靠具有不穩定性和不可持續性的“土地財政”稅收模式。同時，房地產市場與整個金融體系關系緊密，必須高度重視房地產市場問題，謹防房價大起大落。抑制房價過快增長，不能忽視不產生實體經濟效益的“流動性再創造”問題，一個國家的發展重心應該是以發展實體經濟為主的健康模式，這樣才會增強抵御外部沖擊的能力。
(六)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
危機的出現，人們開始重新思考政府與市場的關系，開始懷疑市場的有效性。由于市場本身存在盲目性、自發性和滯后性等缺陷，人們認為只有政府才能修正市場失靈。尤其在后危機時期，有擴大政府能力、夸大監管作用的嫌疑。那種認為政府是全能政府，在危機中承擔無限責任的看法，是大錯特錯的。政府過度調控后果很嚴重，只能造成道德風險加劇。政府不是“萬能政府”，代替不了市場經濟自身運轉的高效率。在應對危機時期，強化政府的作用不是要政府取代市場的作用，更不是回到計劃經濟的老路，而是應矯正市場機制中那些不健康的成分，規范市場經濟秩序，禁止對公眾有害的市場行為，使市場經濟回到正確的發展軌道。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告誡各國政府應舍棄借助危機萌生的全能政府理念，嚴格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政府的真正職責應該是根據自己對信息的掌控能力和對規則的創造能力，為自由競爭理清適當的邊界，保證政府在適當、適度干預的前提下使市場效率實現最大化，又不至于積累過多的市場風險。
(七)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防患于未然
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問題由來已久。現行體制下地方政府的事權與財權高度不對稱，地方政府長期面對資金缺口。在1994年分稅制改革后，國家稅收收入的大部分歸人中央財政，盡管中國現行的《預算法》等有關法律嚴格禁止地方財政出現赤字和地方政府舉債，但事實上各級地方政府大都在不同程度上不顧自身償債能力擴大赤字，舉債度日或負債運行，且這些債務大多處于隱性狀態。
此次金融危機加重了地方政府債務危機。很多地方政府的負債額遠遠超過本級財政收入，面臨巨大風險。一些地方政府依托政府融資平臺等方式過度舉債已接近極限，地方政府性債務率已高達94％。
另外，從經濟走勢看，中國很可能步入加息周期，地方政府債務成本增大，房地產市場可能降溫從而令政府土地收入減少，而一旦來自土地的資金鏈斷裂，財政資金又有限，沉重的地方政府債務不得不由中央政府承擔。地方政府留給銀行大量的呆壞賬靠中央政府來核銷，宏觀經濟將可能有“硬著陸”的風險。
國家必須迅速采取行動，對全國整體財政及債務狀況作全面清查和評估，摸查地方債務的規模、來源和性質，做好各級債務的測算和償債平衡工作，進行債務規模限額管理和風險預警，從財政和金融兩方面切實防范償債違約風險。
(八)政府宏觀調控有局限性，謹防凱恩斯陷阱
凱恩斯學派從價格粘性的角度找到了政府干預經濟的理由，認為宏觀經濟政策具有合理性。金融危機的爆發，激發了各國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狂潮，各國政府采取“無節制”凱恩斯加上貨幣主義的刺激計劃，這在短期也許是正確的，但從長期來看，被喻為“看不見的手”的市場機制，才是自動調配資源使其得到最優化的有效方式。根據科斯定理，在不考慮交易費用的情況下，只要私有產權界定清楚，各方可以通過市場自由交易達到最優結果。㈣政府宏觀調控就是在經濟發生波動時采取反周期政策來減少波動，使經濟更加平穩，但是在很多場合下非但沒有使經濟平穩發展，反而加大了經濟周期波動的幅度。無論是此前的次貸危機，還是這次的主權債務危機，充分驗證了政府過多地干預經濟總是弊大于利的。為了避免問題的惡化，應謹防凱恩斯陷阱，真正認識市場，讓市場來糾正資源錯配。無論何時，政府不能代替市場的作用，市場力量才是經濟發展的持續動力。愈演愈烈的主權債務風險讓我們重新思考反危機機制，也需要我國重新評價“凱恩斯主義”的成本，“赤字財政”不宜長期化，“赤字財政”作為市場失靈時政府對市場的補救，只能作為啟動力量使用，以期由政府投資帶動民間投資，恢復市場活力。但如果超過啟動力量的定位，變成政府代替市場，則可能帶來更大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