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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貿易政策
貿易政策有兩個基本的方向，一是自由貿易政策，二是保護貿易政策。實施自由貿易政策能提高一國的經濟效率和國民福利，因此貿易自由化是農產品貿易發展的方向及當前WTO農業談判極力促成的目標。但是，當前的農產品貿易中最受關注的仍然是保護性貿易政策。當前，農業仍然被認為對一國的經濟安全和政治穩定具有基礎性作用，很多發達國家都對農業部門給予了積極的政策支持。農產品貿易在貿易領域里占有基礎的地位，而且，由于農業生產的特殊性以及農產品價格和農民收入波動所造成的廣泛影響，使得各國政府普遍傾向于對農產品生產和貿易進行直接和持續的干預。
（二）WTO爭端解決機制的缺陷
相對GATT，WTO爭端解決機制更加及時、自動和具有約束力。但WTO爭端機制本身的缺陷實際上卻可能縱容投機行為的發生。WTO爭端解決機制的漫長程序和步驟使違約方有機會影響WTO的授權行為，如否決專家組的人選，降低了其他國家報復的可信性；再者，爭端解決機制的最終目的是要促進有關國家就爭端進行談判和磋商。只有所有的談判和磋商都失敗之后才會授權方進行報復，這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程序性約束與報復的直接成本結合在一起，降低了采取報復行為的可能性。所以，爭端解決機制也就難以抑制有關國家的投機行為。如果投機行為不僅不會遭到懲罰，反而可以成為與其他國家進行談判的條件，那么，投機行為事實上是得到了鼓勵。
二、提高我國優勢農產品國際競爭力以及可持續競爭力的對策建議
農業是一個特殊的行業，如何提高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本人覺得，應該采取下面幾項措施，才能夠提高我國優勢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一）立足國情，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加快農業結構調整，做好我國優勢農產品區域規劃
我國的農產品普遍存在品種單一、品質低下等不足，根本無法滿足當前市場的需求。在當前的農業結構調整中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提高農產品的品種和品質，提高其專用性和適用性，我國農產品中的畜牧產品、林果蔬菜、水海產品既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又具有較強的競爭力，在結構調整中可以引導農民加大對這些產品的生產力度，同時要增加產品的品種，提高產品的質量和檔次，只有向市場提供名、優、特、新的產品才會提高產品的競爭力，并以較高的價格獲得較高的收益。
（二）擴大出口潛力較大的農產品
主要包括蘋果、柑橘、牛羊肉、水產品等。這類農產品要實施增強競爭優勢，開拓多元化國際市場，積極擴大出口的發展戰略，主攻產品質量安全、產后商品化處理和市場營銷服務等關鍵環節，打造知名品牌，提高規模化生產和現代化管理水平，進一步擴大國際市場份額。
同時，確定優勢農產品還要依據下面五條進行選擇：
一是資源條件好。自然生態條件為該種農產品的最適宜區或適宜區，具有生產傳統、生產基礎和技術條件。
二是生產規模大。能夠集中連片生產，農產品商品率較高，區域內商品總量在全國占有重要份額。
三是市場區位優。市場目標明確，流通渠道暢通，運銷便捷，對產業發展帶動力強。
四是產業化基礎強。科研、生產、人才、技術、市場等方面基礎條件較好，有帶動能力強的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具備創建農產品知名品牌的基礎。
五是環境質量佳。具有保障農產品質量安全和生產可持續發展的良好生態環境。
（三）加大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加快科技創新
農業本身是一個弱質產業，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很弱，由于建國后我國采取了“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中國的農業尤其如此。農產品的競爭力雖然以品質和價格的形式表現出來，但其影響因素卻很廣泛，如農業資源條件、宏觀經濟環境、農業相關政策、基礎設施狀況、技術水平、管理能力等諸多因素。現階段，完全依靠我國農業的自我積累和自我發展是不現實的，農業需要大量來自政府和非農產業的支持。政府除了提供一個良好寬松的環境外，還需要制定能夠促進農業發展的相關政策，如信貸政策、補貼政策、稅收政策等，并加大對農業的投資力度，加快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為提供高效優質低價農產品提供硬件支撐;同時鼓勵農業科技創新，加大農業科技投入力度，加強科研院所與農業生產單位的合作，為農業生產提供技術支撐。
（四）注意發展綠色食品
實際上，我國農產品出口受阻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的農產品生產未按照IFOAM的標準進行生產，由于過多地使用了大量化肥和劇毒及高殘留農藥，使得生產出來的農產品大部分指標不合格。隨著我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農產品的質量要求的提高，再繼續延用過去辦法進行生產，勢必會使農產品過剩的更加嚴重，而國外質優安全的農產品必將大舉進軍我國市場。
（五）注意環境保護，注重可持續農業的發展
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也面臨著資源和生態環境問題。我國人多地少，農業自然資源短缺，人均耕地逐年下降，近年人均占有量由0.09公頃下降到0.08公頃。農業環境污染日益嚴重，受污染的耕地近2000萬公頃，約占耕地面積的1/5，且土地退化加重，自然災害頻繁，特別是近年來由于農產品質量問題，跟不上市場升級轉型的需要，致使銷售不旺、出口不暢。面對國內外雙重壓力，我國現階段必須走可持續農業的道路。
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為現代企業產品的開發開辟了全新的領域并展現出無限廣闊的前景。激烈的市場競爭，加快了產品更新換代的速度。消費者消費需求的變化，使得產品更加豐富多彩。因此，我國必須加大科技的投入，不斷培育新的品種，利用新的技術，提高農產品的品質，注意新的農產品的加工技術，才能夠提高我國的優勢農產品的持續國際競爭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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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董銀果.SPS措施對豬肉貿易的影響及中國遵從方略研究.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05.
本文首先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總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在此基礎上，通過對WTO貿易規則框架下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改革的比較分析，認為目前農業保護仍然廣泛存在，進而闡述了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的局限性,并提出了相關的完善措施；最后，就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三項政策建議。
關鍵詞：農產品貿易自由化；農業政策；改革WTO；協調機制；政策建議
一、導論
（一）選題意義
農業和農產品生產是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在各國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涉及到人民生活、社會安定、經濟發展等一系列問題，因而農業歷來是各國政府保護的重點。農業保護嚴重扭曲了農產品貿易，使各國都深受其害，于是取消貿易保護、實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成為大多數國家的共識。經過艱苦談判，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達成《農業協議》，奠定了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基礎。從《農業協議》開始實施至今，各國遵照《農業協議》履行承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進程不斷得到推進。但同時，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又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還需要在談判中加以完善。中國是一個擁有超過9億農業人口的農業大國，作為一個經濟全球化的積極參與者，在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過程中將同時面臨來自內部與外部的雙重壓力。為此，深入研究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及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遵照國際協議調整國內農業政策，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中國全面促進農業發展，維護國內農業安全以取得長治久安、持續發展的牢固基礎，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文獻綜述
許多學者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課題進行了研究與探索。如特麗?西庫勒（TerrySicular）（1989）結合當時中國農業的衰退趨勢，對中國農業的可持續增長進行了探索，提出非農業政策可以加強或破壞農業計劃，建議中國建立考慮全面和注重協調的有效農業政策，并把農業放在與其他產業平等的地位上；曹蘇峰（1998）以翔實的數據深入分析了世界農產品貿易的發展速度、價格變化、貿易流向分布以及商品結構變化；田維明等（1999）通過GTAP模型進行政策模擬，分析了在新的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不同的政策選擇對國民經濟和農業部門可能產生的影響，認為擴大貿易開放程度有利于提高我國經濟的總體效率和國民福利水平；羅余才（1999）對我國農產品進出口的總量與產品結構變化進行了實證分析；張漢林（2003）則在介紹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基礎上對農產品貿易領域的爭端情況進行了總體闡述，重點分析了世貿組織成立以來受理的一些農產品貿易爭端案例。
綜上所述，雖然許多學者從農業產業地位、農業政策選擇、農產品貿易結構及農產品貿易爭端等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對中國農業及世界農產品貿易的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論述，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些研究中缺少以農業政策變化及現有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的論述。本文試圖以比較不同國家農業政策的改革、分析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為基礎進行論述。
（三）結構安排
論文的第二部分回顧了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歷程，并總結出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三種趨勢。論文的第三部分比較分析了世界主要農產品生產國農業政策的改革，認為盡管在《農業協議》的約束下，這些國家的農業政策仍然存在相當程度的農業保護傾向。在此基礎上，論文的第四部分闡述了使農業保護主義得以生存、阻礙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進程的現有WTO農產品貿易協調機制所存在的局限性及對其進行完善的措施。論文的第五部分總結全文，并對中國農業如何應對世界農產品貿易自由化提出了政策建議。
（四）主要觀點及創新之處
論文摘要：在分析加入WTO對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影響的基拙上，探討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政策的調整，建立農業國內支持新體系、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新體系和國家支農政策新體系。
一、加入WTO對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壓力
1990年前后，我國糧食、棉花、油料、生豬、蘋果、烤煙等國內價格普遍低于國際價格，比較優勢明顯。但近十年來，農產品成本年均以約10%的速度遞增，致使農產品價格高于國際市場價格20--60個百分點，國際競爭力日益減弱，只有大米、生豬和蘋果、烤煙仍有比較優勢。
長期以來，我國對農產品的進口調控主要依賴許可證、進口配額、檢疫標準、國有外貿企業壟斷經營等非關稅措施進行，關稅措施主要用于配額數量之外的農產品，配額內稅率普遍很低。根據烏拉圭(農業協議》和《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我國加人WTO對農產品國際貿易不利影響主要有:1.貿易措施關稅化影響。由于談判基期1986--1998年我國大部分農產品的價格低于國際市場價格，關稅化后的關稅等值為負值，這使我國不僅失去非關稅措施這一傳統屏障，而且因關稅減讓幅度過大而失去高關稅保護。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只能通過和締約國談判上限約束關稅和靠關稅化的“例外條款”應對。據《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加人WTO后農產品進口的關稅總水平要從2001年的2196削減到2004年的17%，美國關注的農產品削減到14.5%。特別是大豆，因稅率降到3%，且國內外價格差距較大(加上關稅進口大豆價格低于國內市場20%左右)，加入WTO后受到的沖擊很大，2001年，大豆進口創歷史最高紀錄1440萬噸;2.配額擴大影響。WTO《農業協議》規定關稅化后市場準人機會不低于減讓基期國內消費量的3%，在減讓期結束擴大到5%，這對我國糧棉油進口不利。1994-1998年，年均進口小麥、玉米、大米合計661.5萬噸，加人WTO后，初始年配額多增進口976.9萬噸，2004年多增進口15541萬噸。專家估計，僅小麥至2004要損失60億元，有近300萬麥農要離開麥田生產。棉花生產因最終配額與以往進口量相比增加較多，2004年配額數量相當于1998年國內產量19.8%，因而所受影響比谷物更大。植物油情況與棉花類似，國內生產受到影響很大。據中國加入WTO農業專家組利用國際農產品貿易中心開發的“中國農業貿易政策模擬模型"(CATP)測算，至2005年，小麥、玉米、棉花、大豆和油菜籽的比較優勢將分別下降21，19%,16.36%,21.36%,40.83%和13.21%，使這些產品更加缺乏國際競爭力。同時，對生豬、大米、烤煙、甘蔗、蘋果的國際競爭力也有一定的沖擊。
二、加入WTO后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政策調整
1.建立農業國內支持新體系。按WTO農業國內支持總量AMS的“微量允許標準”(發達國家為5%，發展中國家為10%，中國人世談判為8.5%)，我國可有基期(1986一1988年)農業總產值8.5%，即412億元的農業國內支持總量(農業生產性補貼)。除去可豁免的AMS部分，近年AMS占基期農業總產值僅有2%左右，即還有約315億元的農業國內正支持空間。這為我國擴大實施“黃箱政策”(價格支持、營銷貸款、面積補貼、生產投人補貼、牲畜數量補貼、貸款補貼等)，減輕糧棉油等比較弱勢農產品的成本壓力提供了一定的條件。我國傳統的農業國內支持“黃箱政策”主要以農產品價格補貼為主，貸款補貼(貼息貸款)為輔。價格補貼大多用于降低農業生產資料價格、支農服務的收費標準，以及農產品購銷環節的補貼。我國對農產品價格支持的另一途徑為糧食的壟斷性保護價收購。據《中國加人世界貿易組織法律文件》，加人WTO后不能實施農產品出口補貼，只是保留今后出口補貼權利。因此，我國通過保護價收購支持農產品價格在加人WTO后將被取消。加人WTO后農產品價格支持體系的構建應把重點放在加大農業生產資料補貼等生產投人補貼上，同時擴大黃色補貼范圍，結合農業結構調整對營銷貸款、面積補貼、牲畜數量補貼等實行補貼，以此來達到優化農產品價格支持體系結構，提高補貼效率，并借鑒國際經驗，減少農民收益較少的農產品流通環節的補貼，把支持與補貼的重點轉向農業生產者。
2.建立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新體系。WTO《農業協議》中有一些條款有利于發展中國家農產品的國際貿易保護，如“特殊保障條款”、“特殊和差別待遇”、“特別處理”、“微量允許標準”等。靈活運用這些條款，能夠采取恰當的調整措施減少某些農產品的過度進口，并能有效地采取反傾銷、反補貼的法律措施保護。WTO《農業協議》有許多“靈活”操作空間，如關稅配額管理，WTO各成員就有應用關稅、拍賣、先到先得、按歷史記錄等多種管理辦法。因時因地管理好我國的關稅配額，能減輕進口農產品對同類產品生產的沖擊。并盡快建立起綜合協調、適時高效的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體系。如加強農產品出口信貸支持;提高農產品出口退稅比率，加大對具有比較優勢農產品的出口支持;制訂、完善反傾銷、反補貼以及保障措施立法。這三種手段可作為抵制國外產品進口沖擊的強力“武器”。
3.建立國家支農政策新體系。加強農業投入保護，增加農業保護力度。WTO農業協議“綠箱”政策的12項措施我國還有6項空白。在農業科研、市場促銷服務、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糧食安全補貼、生產結構調整補貼、地區發展補貼等方面還有著較大的發揮空間，是間接增強我國農產品國際貿易保護的有力措施。應從主導、控制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政策向管理、服務型的農產品國際貿易政策轉變:
關鍵詞：轉基因產品 貿易爭端 貿易保護 生物安全
0 引言
二十世紀末，世界農業部門引進了一個全新的技術—轉基因技術，并且迅速對世界農業生產和國際貿易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轉基因產品(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s，以下簡稱“GMO”或“GMOs”)，是指應用現代生物技術，導入特定的外源基因(包括其它動物、植物、微生物、人工設計合成的基因等)，以改變物種的細胞信息，使動植物獲得超過自然選擇和人工繁育所得的機能，創造出具有新性狀的產品或物種(hb12369.bokee.com/viewdiary.18954524.html)。轉基因技術是當今世界最為熱門的研究領域之一，由于它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因而深受世人關注。由于目前轉基因技術主要在農業領域運用，對農作物和農業生產進行作用，所以在本文中將轉基因產品和轉基因農產品視為等同的概念。
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轉基因技術和產品迅猛發展，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由1996年的170萬公頃猛增到2007年的1.143億公頃。目前，世界各國種植的最主要的轉基因作物包括玉米、大豆、棉花和油菜籽，它們在所有轉基因產品中的比重占到了99%左右。美國、阿根廷、加拿大是轉基因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及出口國。由于轉基因技術還不成熟而可能對生物安全產生影響，在各國采用程度又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而各國對轉基因貿易采取不同態度。這就產生了因轉基因農產品而帶來的貿易糾紛，當然，這些貿易糾紛產生的根本原因還是背后經濟利益的驅動。中國是較早涉及轉基因作物種植與生產的國家之一，經過10余年的努力，在轉基因產業方面取得了明顯的進步，在國內中國主要種植轉基因棉，同時在國際上是轉基因大豆的進口大國。
1 轉基因作物種植狀況及其農產品貿易狀況
（資料來源：fr.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802/20080205380433.html，人民共和國駐法蘭西共和國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新聞）
隨著生物技術的突飛猛進，轉基因植物種植面積也日益增加。1996年，全球轉基因作物的種植面積是170萬公頃;1998年是2780萬公頃;2000年種植面積達到4420萬公頃;2002年達到5870萬公頃;2004年則是8180萬公頃;2006年轉基因作物種植面積達到1.02億公頃，首次突破1.00億公頃大關。僅1996年至2006年這十年間，轉基因植物的種植面積就擴大了60倍，居所有作物技術推廣速度之首，而2007年的增長率再次高達12%，達到了1.143億公頃。
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服務組織（ISAAA）2007年提供的數據，全球77%的轉基因作物種植集中在4個國家：美國（50%）、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美國2007年種植規模為5770萬公頃（2006年為5460萬公頃，下同），阿根廷1910萬公頃（1800萬公頃），巴西1500萬公頃（1150萬公頃），加拿大700萬公頃（610萬公頃）。印度和中國也種植了大面積的轉基因作物，主要是棉花，種植面積分別為620萬公頃（380萬公頃）、380萬公頃（350萬公頃）。95%的轉基因農作物集中在4種植物上：大豆、玉米、棉花和油菜。2007年種植最廣泛的轉基因農作物是大豆，種植規模達到了5860萬公頃，這與2006年持平。其次是玉米，種植面積為352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2520萬公頃。棉花種植面積為150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1340萬公頃。油菜為550萬公頃，高于2006年的480萬公頃。兩種轉基因類型占主導地位：抗各種雜草的，抗一些蟲害的。
又據國際農業生物技術應用推廣協會（ISAAA）稱，2007年全球23個國家1200萬農戶種植了1.143億公頃轉基因農作物，2006年有22個國家1030萬農戶種植了1.02萬公頃轉基因農作物。 2007年新加入的國家是智利和波蘭，伊朗2007年沒有種植轉基因農作物，而最初的1996年僅有6個。
章東權（2008）指出，隨種植面積的增長，貿易額也以較快的速度增長，據估算，1996年大豆、玉米、油菜籽、棉花四種主要轉基因作物的出口額7.18億美元，1999年分別增至102.52億美元，增長了13.28倍。同時他提到有人預測2010年全世界90%以上的農作物將是經轉基因技術改良過的轉基因品種，其中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增長勢頭尤為強勁；到2025年美國轉基因產品的市場貿易總額將達到25200億美元。
溫海波（2007）認為世界轉基因作物品種分布比較集中，主要是大豆、玉米、棉花、油菜；轉基因產品出口國和地區主要集中在美洲，種植國家有美國、阿根廷、巴西和加拿大；轉基因作物的進口地區主要是亞洲和歐洲。同時他還認為轉基因作物面積還將擴大，越來越多的國家將轉入轉基因作物的種植之中；轉基因技術產品應用范圍還將繼續擴大。
章東權（2008）認為盡管轉基因產品因本身的原因存在很多的爭議，轉基因產品的國際貿易目前仍在著某些貿易爭端和貿易保護現象，但現代生物技術將是21世紀的主導技術，世界各地都在抓緊時間研發轉基因產品，所以轉基因產品國際貿易的全球化、一體化將成為大勢所趨。李暉（2005）也認為，爭議的轉基因產品的發展會受到一定的挫折，但它在21世紀是解決糧食短缺問題的重要途徑之一，所以其前景是很光明的。
2 轉基因產品是把雙刃劍轉基因產品是好是壞在世界各地的爭議很大。
林毅夫(2001)指出，生物技術的發展符合世界人民的長遠利益，但在短期內對不同地區、不同利益群體的影響各異，就亞太地區的農民和消費者而言，則是挑戰與機遇并存，如果抓住機遇，善加利用，就能帶來好處，否則，就有可能產生一些不利的影響。
楊昌舉、黃燦(2001)論述了轉基因作物對近緣野生種群、農業害蟲和益蟲，以及對生態平衡和土壤中的生物、土壤肥力可能產生的影響，探討了轉基因作物商品化生產對生態環境可能產生的風險。
馬述忠、李曉嘉（2001）指出轉基因食品不僅能夠生產出口味更佳的食物，而且能夠抗病蟲害、抵御旱澇災害，便于儲運，大大降低成本，提高人類的食物質量，產量的提高則特別適合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但同時他們又通過世界各地的具體態度及法律適用情況表明，轉基因作為外源基因，它的結構可能不夠穩定，人類食用后可能在體內產生基因突變損害人體健康；還有轉基因生物對農業及生態環境的影響將不可預見，它可能造成“基因污染”，并危害生物多樣性從而造成生態失衡。
王志振（2008）也認為轉基因產品在很多方面說不清楚，值得商榷。他援例指出我國每年進口的大量轉基因大豆，其制成的色拉油沒有任何問題；但同樣例證指出英國一位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中公布了他的實驗成果: 用轉基因馬鈴薯飼養大鼠，引起了大鼠的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免疫系統遭到破壞。
3 轉基因產品引起了的貿易爭端
程濤（2005）指出，轉基因產品引起的貿易爭端最大的就是歐美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爭端。美國為轉基因農產品出口大國，歐盟為進口地區，因為種種原因，歐盟對進口轉基因農產品加以限制，貿易大戰由此而生。中美在轉基因大豆上也產生了貿易爭端，美國的轉基因大豆無論在價格還是在質量上都占有優勢，于是中國仿照外國在進口大豆時進行限制，大豆之戰從而展開。
而關于引起貿易爭端的原因，相關學者有較多的論述。
李暉（2005）將原因歸結為三個方面，一是轉基因技術的發展不平衡，歐盟為了保護其幼稚產業，獲取具有光明前景的基因產業經濟利益，候鮮明（2007）也有相似的觀點，他說表面上看，雙方爭論的焦點是食品安全和環境保護，但這只是從科學研究的角度看問題，若置于國際貿易的大背景中，則是由雙方經濟利益的沖突引起的。二是技術因素，即具有巨大經濟潛力的轉基因產品檢驗和鑒定的科學標準很難統一導致容易產生貿易爭端。三是安全因素，即轉基因是否具有很大的危害性還不得而知，各個地區的認識有分歧從而產生貿易爭端。
陳俊紅（2003）則將原因歸結為五點：一是經濟利益分配不均；二是生物安全看法不同；三是政策制定出發點不同；四是公眾接受的信息差別；五是文化傳統和價值觀念的差別。
劉正良（2003）指出，現代轉基因產品存在一種獨特的壟斷優勢。轉基因技術的壟斷廠商多為美國公司，他們勢必利用知識產權法尋求市場的絕對控制權。歐盟日本等國家認為，美國主張轉基因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目的就是在于維持既有的壟斷優勢。
澳大利亞阿得瑞德大學的桑乃泉(2001)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風險與利益并存，潛在社會影響顯著，在復雜的國際經濟法律環境中，世界各國加強立法，趨利避害，既反映了消費者主權和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又體現著各國在生物高科技和農業競爭力方面的較量。
張彩萍、黃季餛(2002)在分析和解釋不同類型的國家選擇不同的農業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技術發展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地提出了造成它們對轉基因農產品采取不同的管理措施的原因。
袁宜（2001）指出保護主義是轉基因農產品貿易的主要障礙。“世界各國對轉基因農產品的接受程度雖然與各國的文化傳統（美國人對新事物較為開放和寬容）以及突發事件構成的背景（瘋牛病使歐洲人心惶惶，對食品安全性極度敏感）有關，但更多的則是受到各國不同的經濟利益的制約”。歐盟對美國的農產品貿易一直存在著逆差，歐洲小莊園式的農業與美國大農場式的農業相比，存在規模經濟的劣勢，當擁有更強競爭優勢的美國轉基因農產品出現在歐盟面前時，歐盟為了維護本集團的經濟貿易利益，以種種借口封殺轉基因農產品的流入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4 給我國政府的一些政策建議
廖閩（2006）在其論文中全面總結了七個方面的措施，分別為要進一步鼓勵對轉基因農產品的研究和開發，要高度重視轉基因農產品的安全問題，要盡快完善有關轉基因農產品國際貿易方面的立法工作，要學會有效地利用技術貿易壁壘措施，要大力加強對出入境轉基因農產品的管理，要積極參與有關國際組織的活動和擴大公眾宣傳。
李暉（2005）單獨指出了轉基因產品進口問題的建議，一是充分利用技術貿易壁壘，加大對轉基因產品進口監管的力度；二是進一步完善轉基因產品的相關立法，細化管理體系，強化管理職能；三是進一步完善轉基因產品標識制度。同時也指出了我國應加快對轉基因產品的研發，保證我國生物技術處于世界前列；以及在推廣種植上應謹慎，完善立法，加強監管。
肖奎喜、馬述忠、黃祖輝（2005）通過分析指出要加快轉基因生物技術研發與推廣應用，提升我國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要加強對轉基因產品貿易規則和條例的研究，積極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要實施安全監管戰略，防范轉基因產品跨國轉移帶來的安全隱患；要充分運用WTO 規則，保護國內農業產業和農民利益。
李成貴、檀學文（2008）則提出了一些較為新穎的觀點，如要加強對研發階段風險評估的管理，強化有關人員的科學精神和法律意識，突出研究者的知識運用、自主管理和信譽機制在轉基因安全中的作用；還有加強轉基因食品安全的風險交流，通過多種途徑宣傳轉基因食品安全和營養方面的科學知識，加強轉基因食品的科普工作，增進與民眾關于轉基因食品的風險交流，是政府管理工作的重要內容。
應瑞瑤、沈亞芳（2004）也做過簡要的分析，指出我國在轉基因產品貿易中處于比較劣勢，鼓勵采取適當的保護措施；同時要加快轉基因技術的應用步伐，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優勢。
5 結論
由21世紀最前沿的技術——基因技術為基礎發展而來的轉基因產品，其發展前景還是極其廣闊的，因為它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農產品的產量，對解決糧食問題無疑有著很大的促進作用。而世界上迭起的轉基因產品糾紛，表面上看是各自對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實際上是各自經濟利益的驅動，為了維護自身利益的使然。而我國要在轉基因產品競爭中樹立優勢，還得從自身做起，進一步加大對轉基因產品等各方面的研發，同時又要重視起轉基因產品的安全性問題，而關于轉基因的各種立法工作也應趨于完善，注意與各地區保持交流，充分利用WTO規則，從而維護我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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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綠色貿易壁壘；農產品出口；國際貿易；影響；對策
中圖分類號：F7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6）07-0164-02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主要相關理論
（一）綠色貿易壁壘的內涵
綠色貿易壁壘也稱環境貿易壁壘，從其意義上說，它是指那些以維護人類健康和環境安全為目的而采取的限制甚至禁止有關國際貿易活動的法律、法規、標準、政策及其相應的行政措施，以避免這些貿易活動可能導致的環境污染，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1]。
（二）綠色貿易壁壘的產生及原因
談起綠色貿易壁壘，也許大家并不陌生，但在剛開始其實并沒有“綠色貿易壁壘”這一專業名詞，其相關的概念都被包含在技術貿易壁壘之中，所以綠色壁壘其實是技術貿易壁壘的一種形式。綠色貿易壁壘作為一種非關稅壁壘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20世紀90年代開始興起于各國[2]。從其背景來看，以下因素加快了綠色壁壘的產生和發展：
1.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迫切需要改善環境。隨著世界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環境污染問題也嚴重威脅著人類生存和健康，從而引發了人們對于環境保護的思考。國際社會關于環境保護的呼聲也越來越高漲，世貿組織也在相關文件中指出環境保護的重要性。“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aim to improve the use of resources and reduce pollution by setting specifications for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methods.They cover objectives such as energy efficiency，emissions performance，waste minimization and recycling，forestry management，and soil，wildlife and natural habitat protection.Because environmental requirements set specified targets，they provide greater certainty about outcomes for the environment。”[3]
2.傳統的非關稅壁壘已不能滿足發達國家對外貿易的需要。二戰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受到重創，為了重新崛起，西方各國開始考慮實行貿易自由化。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GATT和WTO的運行，關稅壁壘不斷降低，非關稅壁壘也受到了限制。發達國家為了限制一些發展中國家進口產品，開始尋求新的貿易保護，貿易壁壘應運而生[4]。發達國家工業的迅速發展，產生的經濟污染也給環境問題帶來傷害。這些問題的產生使得國際社會不得不開始關注環境問題。其中WTO和GATT在對外貿易中也對環境問題做出了相關規定，這些環保浪潮的興起促進了綠色壁壘的產生和發展。
3.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生產力水平的差距是綠色壁壘快速發展的主要因素。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憑借在國際貿易中占據的主導優勢，由此造成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貿易問題上尖銳化。發達國家為了保護快速發展的經濟，不得不考慮從別的國家獲取資源。另外，發達國家為了保持其在國際貿易中的領導地位，便讓檢驗不合格的進口產品限制在本國市場之外，因此使得綠色貿易壁壘迅速在國際市場中發展開來。
二、河南省農產品出口總體現狀
（一）河南省農產品出口貿易現狀
河南省作為傳統農業大省，但農產品出口量在全國來說并不大，而且相對于農產品出口大省山東省來說差距較大。2006―2013年，河南省農產品出口額呈增長趨勢，但相對于全省總出口額來說河南省農產品出口額占全省產品總出口額比率并不大，2006―2013年均未超過10%，這種趨勢的造成很大程度上是由綠色貿易壁壘引起的。
隨著河南省政府和企業對農業的扶持，農產品出口速度呈快速增長趨勢。其中在2014年，河南省共出口農產品達93.1億美元，出口總額再創新高。至2014年河南省新增8家國家級出口食品農產品質量安全示范區，總數已達17余家，位居全國第二。從出口種類來看，主要集中在香菇、蔬菜及其制品、果汁、禽肉等少數優勢產品，而產量居全國前列的小麥、棉花、油料等出口量很小[5]。
（二）河南省農品出口的主要市場
河南省農產品的出口市場主要集中在亞洲、歐洲和北美洲地區，在這些地區中，又主要集中在美國、歐盟、日本等市場[6]。從2011年情況來看，河南省出口到亞洲、歐洲和北美洲的農產品分別達到7.12億美元、1.47億美元和1.13億美元，所占比重分別為66.25%、13.7%和10.51%，三大洲占河南省農產品總出口額的比重達到了90.46%，而新拓展的市場所占比重之和尚不足10%[7]。而三大洲都是綠色貿易壁壘比較盛行的地方，由此看來，河南省農產品還需向非洲、大洋洲等洲際國家開拓市場，加快農產品出口。
（三）河南省農產品出口的主要貿易方式
隨著河南省近年來對外貿易的快速發展，河南省農產品出口貿易方式呈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但以傳統貿易方式出口的農產品比重仍然高于其他貿易方式。加工貿易對技術和人才要求較高，而河南省生產技術相對比較落后。但隨著河南省經濟和科技實力的增強，加工貿易方式也得到了一定發展，已逐漸成為農產品出口主要方式。自2008年以來，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產品的出口額增長迅速。出口額由2008年的15多億美元增長到2013年的228多億美元，并且超過了傳統貿易方式。
三、規避綠色貿易壁壘，擴大農產品出口
（一）加大科技投入，建立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
隨著現代農業的快速發展，傳統農業的生產技術和方法已經不能適應現代社會的發展。因此，要改善河南省農業生產技術，不得不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培養一批適應現代農業發展的專業人才，并研制出一系列現代化的生產技術。另外，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在河南省并不普遍，沒有形成大規模的綠色農產品生產基地，不能形成統一的出口市場，限制了河南省農產品的對外出口。
（二）廣泛建立農產品行業協會，應對綠色壁壘
農產品行業協會是由同類農產品供應鏈中的眾多市場主體為實現共同利益和可持續發展而自愿組成的具有行業代表性的社會團體[8]。我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外農產品行業協會便紛紛要求進入中國市場，為本國農產品開辟國際市場，由此可見，農產品行業協會對農產品的重要性。河南省目前雖然也建立了農產品行業協會，但目前只有4家，鄭州市2家，南陽市1家，濮陽市1家。所以，加快建立農產品行業協會的步伐，對于積極應對綠色貿易壁壘具有重要的意義。
（三）轉變農產品出口貿易方式，向加工貿易發展
目前，河南省農產品的出口貿易主要是傳統貿易方式。因此，農產品出口不注重對環保質量的檢測，很容易因為農藥殘留超標不符合出口國家的檢測標準而遭到出口國的綠色壁壘限制。而且出口初級產品的利潤也較低，所以轉變農產品出口方式，促使農產品出口向具有高附加值、高標準的加工貿易發展，對于擴大農產品出口、規避綠色貿易壁壘十分必要。
（四）適應市場化潮流，開展綠色營銷
現如今，綠色營銷已經成為一種人們比較關注的營銷方式，也更容易使消費者接受。因此，開展綠色營銷也成為出口企業應對綠色壁壘的一個有效手段。企業可針對貿易國特定的綠色壁壘，積極進行市場調研，探索相應的綠色營銷方式，研發綠色產品、綠色包裝，樹立綠色形象，形成一個綠色營銷體系[9]。在推廣綠色品牌的同時，形成良好的市場口碑，加快農產品出口的步伐。
（五）做好ISO14000國際標準認證
ISO是世界上最大的非政府性標準化專門機構，它在國際標準化中占據主導地位[10]。ISO14000系列標準是國際標準化組織編制的環境體系管理標準，在制定環境標準時綜合考慮了其他國家的情況，最大限度地使標準能在國際社會中普遍適用[11]。因此，實施ISO14000標準是對外貿易的“綠色通行證”。而河南省農產品出口的市場大部分是歐美國家，所以河南省企業必須提高農產品出口質量檢驗標準，使農產品獲得ISO14000國際環境認證，這樣才能使河南省出口的農產品檢驗能夠通過發達國家嚴格的檢驗標準，順利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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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綠色壁壘 農產品貿易 對策
論文摘要:在分析了綠色壁壘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國際貿易的正反兩方面影響的基礎上.就我國如何應對綠色壁壘提出若干建議措施。
當今世界貿易中，貿易自由化與貿易保護主義并存。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加深和各國對環境保護問題的日益重視，一種新的貿易保護措施—綠色壁壘應運而生，并對世界經濟貿易產生重大的影響。所謂綠色壁壘，是現代國際貿易中商品進口國以保護人類健康和環境為名，通過頒布、實施嚴格的環保法規和苛刻的環保技術標準，以限制國外產品進口的貿易保護措施，其特點是形式上具合法性，名義上更具合理性。
一、綠色壁壘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國際貿易的影響
農產品與人類和動植物的生命健康以及環境息息相關，加之農業歷來是各國尤其是發達國家的保護重點，因此國際貿易中的綠色壁壘的出現首當其沖地會對各國農產品生產和農產品貿易產生影響。當然.作為環境保護和進口限制的共同手段，綠色壁壘對農業生產和農產品貿易既有有利的一面，又有不利的一面，可以說是利弊共存。綠色壁壘其初衷是保護環境和人類健康，各國通過制定、實施綠色保護法規和技術標準，客觀上可以防止不符合環境保護和危害人類健康的商品進口，從而有利于維護動植物和人類自身的安全與健康以及環境的改善;同時，綠色壁壘所采用的技術標準通常是以先進的環保技術為基礎，通過綠色璧壘的實施，可以促進各國提高農業技術水平和農產品質量，加快農業生產發展。例如國外對我國農產品的嚴格要求，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我國農產品安全水平的提高和農產品標準化體系的建立。但綠色壁壘對農業和農產品貿易的沖擊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對于發展中國家。
(一)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農產品貿易中處于受控地位。眾所周知，由于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科技發展水平不同和在環保標準方面的差異，目前只有經濟發達國家才有可能憑借其技術優勢對進口商品制定苛刻的環保標準從而達到限制進口的目的，這將進一步強化發達國家對世界農產品貿易的控制地位，這是綠色壁壘帶給發展中國家的最大、最直接的利益損害。如美國從1997年開始，強制性地實施水產品危害分析關鍵控制點認證( HAGCP)，這一措施使我國對美國的蝦類產品出口大大減少。據海關統計資料，1997年我國對美國的凍龍蝦出n額由1996年的I 203.9萬美元減少到56.7萬美元，凍鰲蝦出口額由23.8萬元下降到2.4萬元。
(二)綠色壁壘強化了農業環保技術標準，削弱了發展中國家傳統出口農產品的優勢，阻礙了發展中國家比較優勢的發揮。發達國家對農產品質量標準的要求越來越高，對農產品中化學物質的限量苛刻，農業技術欠發達國家很難達到其要求，從而大大地削弱了農業欠發達國家傳統出口農產品資源型、生產成本低廉的優勢。如花生是我國主要的油料作物和傳統的出口農產品，其總產、單產和出口量居世界首位，與美國、阿根廷并稱為三大花生出口國，199b年我國的花生出口創匯達到3億美元，而近些年來雖然生產量每年增長，但出口量卻嚴重下滑，出日創匯額徘徊在2億美元左右，其重要原因在于我國出口花生在安全衛生檢疫中的關鍵性指標—黃曲霉毒素的含量達不到國外標準的要求。我國的傳統出口農產品中的茶葉、蜂蜜等，近些年來同樣由于產品中農藥殘留量超標，失去了優勢地位。自2000年7月1日起，歐盟對進口茶葉實行新的農藥殘留標準，限制和禁止使用的農藥從原來的29種增至62種，部分農藥殘留標準比原有標準提高了100倍以上，使我國茶葉出口近年來對歐盟出口逐年萎縮。
(三)綠色壁壘增高了農產品國際貿易的門檻，加大了農產品國際市場開拓的難度。實行綠色壁壘的國家和地區，不僅制定了嚴格的環境保護法規和苛刻的綠色技術標準，而且實行嚴格而又繁瑣的進口檢疫制度。比如，美國在進口管理上，除了堅持實行原有的注冊認證制度外，近年來又實行IS09000系列質量認證和水產品危害分析關鍵控制點認證制度，許多指標數據要求精確到小數點后二三位，技術欠發達國家很難達到其要求。又如日本，對進口大米的檢測有一百多道程序。程序的增加和檢驗費用的增大提高了產品的成本，降低了國外大米在日本市場的竟爭力。 轉貼于
二、我國應對綠色壁壘應采取的對策
我國已于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國外限制我國農產品進口的傳統手段將逐漸減少，綠色壁壘將或正在成為限制我國農產品出口的重要手段，近年來，我國農產品出口面對的綠色壁壘有增無減已證明這一點。面對挑戰，我們必須積極采取應對措施。
(一)加快我國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的建設和完善。實施農業標準化，既可提高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率，推動農業增長方式轉變，又可以促進農產品優質化，增強農產品的國際競爭能力。除了要大力加強農業標準化工作之外，應加強對國際農業標準的研究，根據農產品國際市場的需要，不斷更新農業標準，并使農產品品質標準與安全衛生、分級、包裝、運輸標準國配套，通過逐步完善，形成與國際標準接軌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
(二)重視發展環保農業，實施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戰略。環保農業以及相類似的生態農業、節能農業、立體農業等農業模式，是農業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具體體現。其特點:一是重視生態環境建設，建立良性循環的農業生態環境系統;二是重視對種植業、養殖業和農產品加工業進行全面規劃，合理配置、節約利用能源，保護自然資源;三是重視采用有機農業技術，實行合理輪作、間作套作。精耕細作和施用有機肥。這對于開發我國出口農產品貨源、提高出口農產品質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應該把發展環保農業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措施，充分利用已有基礎，建立環保農業基地，促進我國無公害食品、綠色食品和有機食品的生產開發。
(三)加強對各國環保法規、環境標志制度等的研究和搜集，建立農產品技術標準的信息系統，為出日企業和外貿部門提供充分、及時的信息，通過企業引導農戶按照環保標準組織生產，避免不必要的損失。
(四)充分發揮“環境外交”的營銷作用。積極參與國際公約和國際多邊協定中環境條款的談判，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團結起來，拒絕接受超越自身承受能力的環境條款;以國際規范為依據反對進口國的綠色壁壘;注重“環境外交”策略的運用，如1997年4月，國家商檢局邀請歐盟獸醫代表團考察，確認了我國向其出口鮮豬肉等的條件使得歐盟解除了從我國進口鮮豬肉等的禁令。
【論文摘要】綠色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一國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環境貿易措施。本文對關于如何正確對待綠色壁壘，從根本上提高農產品競爭力，從而跨越綠色壁壘提出幾點建議。
綠色貿易壁壘，也稱綠色壁壘，是指在國際貿易活動中，一國以保護生態環境為由而制定的一系列環境貿易措施，通過頒布復雜多樣的環保法規、條例，建立嚴格的環保技術標準和產品包裝要求，實施繁瑣的檢驗認證和審批程序，推行環境標志制度以及課征環境進口稅等方式對進口產品設置的貿易障礙，使外國產品無法進口或進口時受到一定限制。綠色壁壘對我國農業的出口有較大影響，我國出口額出現了暫時的增速緩慢甚至下降。我們應該認清綠色壁壘的內涵，以積極的態度去面對綠色壁壘所帶來的影響，同時提高我國農產品的競爭力。
一、積極發展生態農業，構建和完善農產品標準體系
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級政府要認真實施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重視發展綠色生態農業，要積極倡導綠色生態農業，對不利于環境保護的農業實施收縮戰略。制定技術法規和標準時應以國內標準和國際標準為依據，盡量等同采用；從國際貿易角度來開展標準化活動，使省級標準、行業標準與國內標準和國際標準協調，及時掌握國際標準的動態及其指定背景；建立先進完備的農產品質量檢驗監測體系。
二、建立綠色壁壘預警機制
政府有關部門必須承擔起建設專業信息中樞的使命，加強對國外環保認證標準的研究，收集國外的綠色壁壘措施，建立綠色壁壘信息中心和數據庫，對綠色壁壘給我國出口商品和市場帶來的現實和潛在影響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這樣可以幫助我們對國外可能實施的新的技術、標準和法規有所估計和預測，快速制定和實施相應的措施。
三、加快企業技術創新步伐，提高技術創新能力
農業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進步，科學技術決定著未來農產品的份額和農業發展的前景。因此，政府應鼓勵企業加大項目科技投入，提高項目科技含量，從而提高農產品的產量和效益，進而實現農業增效、農民增收的“雙增”目標，實施農業綜合開發。應抓住科技示范園建設的契機，以科技推廣為重點，不斷加強新技術、新品種、新工藝的引進、示范、推廣工作，提升科技開發水平，促進農業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加強質量安全管理是擴大農產品出口的有效手段。我們應密切跟蹤國外農產品質量安全技術標準和認證制度，從源頭抓起，實現用標準貫穿農產品的生產、加工、包裝、運輸、儲藏、消費等各個環節，加快制定與國際接軌的農產品質量標準體系。
四、完善外貿體制，實施綠色營銷戰略，形成強大合力
應強化農業產業一體化建設，促使各類農業主體走向合作和聯合，推廣能高效率為外向型農業發展服務的組織體制模式，企業應積極進行綠色農產品的技術創新，同時，按照生態模式，大力推行“清潔生產”，加強產品生命周期全過程控制和生產全過程控制，采取必要的清潔方案，盡量避免使用有害原料，減少生產過程的能源和材料浪費，減少廢棄物。并且，建立企業環境管理新體系，要積極申請國際環境質量管理體系系列標準認證及綠色標志，增強出口產品的環境競爭力。通過推廣，使單個農民融入到外向型農業發展的各類組織整體中去，使之充分享有獲取市場交易信息和經濟收益的機會。
五、加大科技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的綜合素質
農業發展的重要標志在于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如何通過多種途徑和方式，提高他們的環境意識，促進他們更好地接受現代知識、技能和信息，始終是我們破解綠色農業壁壘的一項重要任務。因此，必須加強農民科技文化素質培訓力度，提高農民的整體素質。因地適宜、因材施教積極開展生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方面得知識和各類蔬菜、優質糧食、養殖、加工等綠色技術和標準化生產的培訓，使農民對科學種田，向土地要效益，向環境生態要效益有更形象的認識。通過項目的培訓活動，使農民受益，使農民及時掌握各項農產品綠色栽培技術和畜禽綠色養殖技術，聘請專家進行培訓與現場指導、答疑，給農民下發種植、養殖等各類科技書籍，加大資金投入，在省內各個農村社區建立小規模型的農科圖書室，并進行適當的培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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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農產品出口；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貿易便利化；隨機前沿
中圖分類號：F114.46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1001-4942（2017）01-0167-06
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he related data of twenty-two agricultural product trading partner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7-2014 were selected， and an index system of trade facilitation was established. Then the stochastic frontier gravity model was constructed in the perspective of trade facilitation. It was concluded that the trade facilitation level of countries along the coast raised every 1 percentage point，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quantity would increase by 0.3351%. Three different trade facilitation simulation programs were also designed， and the different spillover effect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s were compared.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were given.
Keywords Agricultural product export； The 21st 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Trade facilitation；Stochastic frontier
2013年10月，主席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其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路”，主要通過海上航運通道和關鍵港口城市，包括東南亞、南亞、西亞、非洲、歐盟、南太平洋島國和拉美七大區域[1]。當前國際貿易環境逐漸改善，傳統關稅貿易壁壘的影響力逐漸被削弱，然而由于通關程序、政策傾向、公共基礎建設等存在地域差異，國際貿易存在很多“隱形障礙”。亞洲發展銀行聲稱，因貿易便利化水平低而造成的交易成本占總貿易額的 1%～15%，部分地區的貿易負擔已經嚴重影響到正常的國際貿易[2]。“一路”強調要著力解決貿易投資便利化問題，通過構筑多層次、多角度、全方位的互聯互通空間網絡，促進要素自由流動、實現資源高效配置、達到市場深度融合。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作為一個新興研究焦點，全毅等（2014）[3]提出“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目標是：以海洋經濟合作為重點，通過經濟外交與人文交流，構建經濟合作機制，推進港口互聯互通和自貿區建設，發展多領域的雙邊和多邊合作。陳萬靈等（2015）[4]認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建設思路和發展方向是：以通道建設為基礎，以經貿合作制度建設為支撐，全面提升“海上絲綢之路”通道功能和貿易、投資及經濟合作水平，最終實現共贏。目前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整體貿易的研究較少，沿線局部分析較多。陳偉光（2015）[5]提出海上絲綢之路的合作聯動機制，譚秀杰等（2015）[6]、毛艷華等（2015）[7]在對貿易便利化水平進行評估的基礎上，探索了沿線各經濟體開展貿易便利化合作所面臨的主要障礙。專門針對“一路”農產品出口的實證論文鮮見。陳雯（2009）[8]、蔣冠（2015）等[9]使用面板數據引力模型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陳曉娟（2014）[10]、王文曉（2013）等[11]使用GTAP模型研究了不同關稅水平下我國農產品貿易發展趨勢并提出相關建議。然而，在引力模型中，對隨機擾動項沒有加以利用，會導致貿易潛力估計存在偏差。GTAP模型忽略貿易環境中存在的非效率因素，作者直接設定關稅全為零，脫離實際關稅減讓事實，使擬合結果與事實差距甚大。
近年來，中國農產品出口主要集中于少數國家和地區，與“一路”沿線國家的農產品市場龐大需求不相適應。中國與 “一路”沿線國家貿易合作的不斷加深也為中國農產品貿易發展提供了契機。為了改善當前窘迫的農產品出口境況，開辟更廣泛的農產品出口市場，本文以“貿易便利化”水平為視角，選取“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22個主要國家，通過構建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指數，使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對 “一路”農產品出口做出預測，并模擬三種貿易便利化水平下我國農產品出口的發展趨勢，探討沿岸各國貿易便利化水平、我國農產品出口預期值影響因素、貿易便利化水平提升給我國農產品貿易帶來的契機。
1 研究方法及變量說明
1.1 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簡介
Meeusen、Broeck和Aigner 等（1977）將隨機前沿方法與面板數據相結合，最初用于分析生產函數中的技術效率。各貿易對象都期望在既定成本下得到最大化貿易額，本質上與生產函數類似，因此可將隨機前沿引力模型應用于估算貿易最佳前沿水平及貿易效率[12]。將實際貿易量、貿易潛力及貿易效率分別表示為：
式中：Tijt為第t期i國對j國的實際貿易水平；T*ijt為第t期i國對j國的貿易潛力值，表示前沿水平的貿易量，即t期i國對j國貿易可能的最大值，此時貿易非效率的影響為零，貿易被認為是無摩擦的[13]。可見，貿易潛力的概念在隨機前沿引力模型和傳統引力模型中存在差別，前者的貿易潛力是一個最優值，而后者是貼近實際貿易量的一個平均值；TEijt表示第t期i國對j國的貿易效率；Xijt為引力模型中影響貿易量的決定因素，包括貿易國GDP水平、人口、貿易兩國的距離、是否相鄰、兩國的貿易便利化指數等； β為待估參數；參考張燕[19]的數據處理辦法，Vijt是隨機擾動項，滿足經典計量假設，即Vijt～iidN（0，σ2v）；uitjt代表貿易非效率項，且cov（uijt，vijt）=0[20]。
利用Frontier 4.1 軟件，使用極大似然法對式（3）進行估計，得到待估參數。
1.2 貿易便利化測評體系
貿易便利化，指國際貿易各項活動中所涉及的各種程序以提高政策透明度和降低國際貿易成本[14]。參考Wilson等（2005）[15]的研究成果，以口岸效率、海關環境、規制環境和電子商務4個一級指標來衡量貿易便利化水平。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雖然包括歐盟，但是鑒于加入歐盟的國家均為發達國家，其貿易便利化水平較高，提升空間有限，因此本文的貿易便利化研究不包括歐盟國家。其中，沿線國家中的馬爾代夫、伊拉克、索馬里、蘇丹、吉布提等國家的數據缺失，因此，本文分析選取的是沿線的22個國家。汪潔等（2015）[16]提出將貿易便利化二級指標指數化，貿易便利化一級指標分別賦予權重：口岸效率為50%，規制環境25%，電子商務15%，海關環境10%，最終加權可得各個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
1.2.1 口岸交通質量 該指標是衡量該國的陸運、港口和空運的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及工作效率的指標，得分越高，說明該國的口岸越方便貨物進出、越有利于減少農產品運送時間。因此，將該一級指標分成陸地設施質量、港口設施質量及航空設施質量3個二級指標，取值范圍均在1～7，1表示最差，7表示最好。
1.2.2 海關環境 海關環境指標主要考查該國的通關費用、海關規制透明度及一國關稅政策等軟件環境是否清廉、是否便民，該指標得分越高，表示該國的海關環境越優，越有利于降低貿易成本。該一級指標由海關程序負擔、關稅水平、非常規支付和行賄3個二級指標構成；取值區間是[1，7]，程序越簡潔、關稅水平越低、非常規支付和行賄越少，則二級指標越接近7。
1.2.3 規制h境 規制環境是對國際貿易宏觀環境的衡量，包括一國規章制度的透明度、公正性、穩定性、服務性，規制環境越優良，越有利于別國投資者進行國際貿易或者投資。選取反壟斷政策的有效性、金融服務的可利用性和司法獨立性3個指標作為二級指標，取值范圍是1～7，反壟斷政策越有效、金融服務越高級、司法越公正，則二級指標越接近7。
1.2.4 電子商務 該指標用來衡量一國是否擁有足夠的通訊信息基礎設施，以及是否能夠利用信息化提高商業效率及推動經濟發展[13]。教育質量越高，該國參與電子商務的人就越活躍，比值越接近7；百人中使用互聯網人數，此指標以互聯網使用人數比例進行測算 （0～100），0=沒有人使用互聯網， 100=所有人都使用互聯網。在進行貿易便利化指標測算時，將使用互聯網人數進行量綱化處理，將該實際值/最大值×7，作為二級指標的數值。
1.3 變量及數據來源說明
基于數據的可得性，選取2007-2014年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岸主要的22個國家的數據作為樣本，將22個國家分為4個板塊，東盟、南亞、西亞及非洲。東盟包括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泰國、柬埔寨、越南、老撾、菲律賓、文萊、緬甸；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以上四國屬于南亞；卡塔爾、沙特阿拉伯、阿聯酋、伊朗以上四國屬于西亞；埃及、肯尼亞、坦桑尼亞、南非屬于非洲。
我國農產品出口數據由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整理而得，參照朱智車齲2016）[1]對農產品的分類方法，按照國際貿易標準分類（standard international trade classification，SITC），參照Rev.4版本，選取農產品的編號為00～09、11、12、21、22、26、29、41、42、43。時間區間為2007-2014年。各國GDP數據、人口均來源于世界銀行數據庫http：//.cn/frontpage；兩國的地理距離由地球在線http：///測算，測量的是兩個國家之間首都的距離；國家與中國是否相鄰，根據世界地圖得，若是相鄰國家則取1，不是則取0；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指數由筆者根據2007-2014年全球競爭力報告整理而得。
2 模型構建與分析
2.1 貿易便利化指數測算
根據表2，可知“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參差不齊，平均水平為4.01。各板塊國家整體比較：西亞貿易便利化水平居于首位，均值為4.52，東盟次之，南亞和非洲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比較薄弱，且低于沿線國家平均水平。單個國家來看，新加坡（6.17）、文萊（6.06）、阿聯酋（5.33）、馬來西亞（5.25）、卡塔爾（4.91）處于貿易便利化水平前五位，為農產品貿易提供了優良條件，有益我國農產品出口效率的提高；緬甸（2.24）、孟加拉國（2.93）、柬埔寨（3.11）、老撾（3.14）、伊朗（3.22）貿易便利化水平偏低，對我國農產品出口不利，會降低我國農產品出口效率。
2.2 隨機前沿模型實證結果分析
（1）我國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岸國家農產品出口模型的log 函數值和單邊LR檢驗值分別為-189.7162和59.6487，單邊LR檢驗值在1%水平下顯著，擬合的模型具備高度解釋能力。
（2）農產品出口模型的值為0.9548，表明實際農產品貿易量與前沿貿易量差異的95.48%來源于貿易非效率因素，使用隨機前沿模型方法比普通的引力模型更加恰當。
（3）貿易對象國的GDP變量（lnGDPjt）通過1%顯著性檢驗，即貿易對象國GDP每上升1%，可以促進我國農產品出口量提高0.7359%，鑒于此，農產品出口對象國可著眼于新興發達國家，更有利于農產品出口提升。
（4）貿易對象國人口變量（lnpopjt）對我國農產品出口有較強的正向刺激作用，彈性系數為0.3278。即農產品進口國的人口激增，當地農產品生產量難以滿足本地需求，會大大提高對我國農產品的進口量。
（5）貿易距離變量（lndis）與我國農產品出口呈顯著負相關。該結論滿足經典引力模型推斷，與大多數研究結果相一致 [17，18]。距離越大，食品保鮮、儲藏難度加大，運輸成本增加，農產品出口量降低，因此農產品出口偏好離我國近的國家或地區。
（6）是否與我國相鄰（land）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存在相當大的正向刺激作用。這也與第（5）點的觀點保持一致。
（7） 貿易便利度指數通過5%顯著性檢驗，貿易對象國的貿易便利度指數每上升1%，則我國對其農產品出口提升0.3551%。相對GDP、人口、貿易距離及地理方位來說，貿易便利度水平可以通過有效投資、建設、管理在短時期內改善。根據2.1可知，非洲、南亞當前的平均貿易便利度較低，因此長期內我國可增強對“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網絡電子板塊的投資，提高該區域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有效促進我國農產品出口。短期內，東盟、西亞的貿易便利度水平較高，會大大減少我國農產品貿易阻力。
2.3 貿易便利化模擬分析
設計了三種模擬方案。第一種方案：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中現實貿易便利化水平未達到平均水平（4.01）的國家，貿易水平賦值為4.01；第二種方案：新加坡的貿易便利化水平為沿線國家中最高的，將新加坡貿易便利化水平（6.17）作為剩余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指數，重新考察我國的農產品出口境況；第三種方案，將沿線所有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達到最高值7，考察在最完美的貿易便利化水平下，沿線國家進口需求變化狀況。
表4呈現三種模擬方案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不同效應。
從整體看，對農產品出口正向刺激最大的是方案三，此時”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均達到7，農產品出口增加額高達4 092.9113億美元，占2104年我國對該22國農產品出口總量的27.32%。其次是方案二，當沿線國家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到新加坡當前水平，則對我國農產品進口額會增加2 993.6821億美元，同比增長19.98%。方案一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溢出效應最小，出口增加額僅提高3.25%，說明，當前貿易環境較差的國家即使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至平均水平，對我國農產品的出口正向刺激仍不明顯。
從單個國家來看，隨著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對進口我國的農產品均有顯著刺激作用，其中對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的進口刺激較大，增長率位于沿線22國的前三位；增長額最快的是越南、泰國、菲律賓等東盟國家。可見，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后，我國與東盟的農產品貿易會更加緊密，并且東盟在我國農產品貿易的地位會日趨重要。
3 結論與建議
3.1 結論
選取2007-2014年中國對“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岸22個主要國家的農產品出口面板數據，將貿易便利化水平分為4個一級指標，11個二級指標，建立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水平體系；以貿易便利化水平為視角，運用Frontier 4.1 軟件，構建隨機前沿引力模型；設計三種模擬方案，分別模擬在不同貿易便利化水平下我國農產品出口的變化趨勢。得出以下Y論：
（1）“一路”沿線各國的貿易便利化水平參差不齊，平均值為4.01。東盟的貿易便利化水平略低于西亞，原因在于東盟國家中緬甸、柬埔寨、老撾拉低了區域平均水平。南亞和非洲的貿易便利化水平比較薄弱，且低于沿線國家平均水平。單個國家來看，新加坡（6.17）、文萊（6.06）、阿聯酋（5.33）、馬來西亞（5.25）、卡塔爾（4.91）處于貿易便利化水平前五位，為農產品貿易提供了優良條件，有利于我國農產品出口效率的提高；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老撾及伊朗在沿岸國家中貿易便利化排名靠后，對我國農產品出口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2）據隨機前沿引力模型結果，貿易國GDP規模、人口數量、便利化水平、與我國是否相鄰均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均起到積極作用，而雙邊貿易距離對農產品出口起到消極影響。其中貿易便利化水平每提高1%，我國農產品出口將提高0.3351%。
（3）三種模擬方案對我國農產品出口具有不同效應。整體來看，方案三最優，方案二次之，方案一最差，分別使我國農產品出口額同比上升27.32%、 19.98%、 3.25%。說明，當前貿易環境較差的國家即使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至平均水平，對我國農產品的出口正向刺激仍不明顯。若沿岸國家均大幅度提高貿易便利化水平，對我國的農產品刺激是異常顯著的。
（4）從單個國家來看，隨著貿易便利化水平提高，沿岸國家對我國的農產品進口均有正向溢出作用，其中對緬甸、柬埔寨、孟加拉國的農產品進口刺激較大，出口增長率位于沿線22國的前三位；增長額最快的是越南、泰國、菲律賓等東盟國家，反映了東盟的樞紐地位。
3.2 建議
提高“一路”沿線國家貿易便利化水平，改善貿易環境，降低貿易成本，促進雙邊農產品貿易增長的同時，也就促進了我國的農產品出口。因此，把加強互聯互通和貿易便利化建設作為深化區域經濟合作的優先領域和重點方向。
首先，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絲路基金應當增加對沿線國家經濟的支持，改善沿線國家的金融環境，尤其應加快商業環境的發展，重視商業環境在貿易中的作用。其次，我國應加大對沿線國家公共基礎建設的投入，加快建設高水平的公路、鐵路、航空網，提高其物流運輸水平，為我國農產品貿易提供一個良好的國際環境。再者，要積極參與沿線國家自由貿易區的談判，尤其是高標準自貿區的談判，實現通關便利化，盡可能地減少國際貿易中的非效率。最后，我國應該鼓勵農業科技創新，加強人文科技方面的互動，提高農產品附加值，了解貿易對象國的飲食文化，盡可能匹配“一路”沿岸國家的農產品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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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金融成長，國際貿易中心
荷蘭是歷史上第一個資產階級政權國家，構建了第一個現代意義的金融體系，加快了其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本文以荷蘭金融與產業成長歷史為線索，分析荷蘭成為超級大國的基礎和根本原因所在，從而揭示金融成長如何保證和加快產業成長，為我國發展提供借鑒。
一、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與商人資本
（一）農業商品化與“商品農”
荷蘭獨立后農業生產率迅速提高，導致農業的分工和專業化以及商品化，各地因地制宜發展專業化農業生產，農產品的商品率相當高國際貿易論文，成為歐洲國家糧食的重要供給國。荷蘭弗里斯蘭的哈姆馬農產品的商品率甚至達到92.3%，1572年由于弗里斯蘭經歷戰爭商品率下降。
在沿海地帶漁業成為重要產業，與當時其他國家不同，荷蘭的三大漁業（鯡魚、鯨魚和鱈魚業）不僅僅限于捕撈，而且還進行加工、包裝或提煉，漁業成了一種工業。荷蘭省北部島嶼以及荷恩與阿姆斯特丹之間地帶17世紀上半葉從事海上漁業加工的鄉村男勞力占其總數的50%[1]。1562—1657年出口到波羅的海的鯡魚中75%是荷蘭運輸，1661—1720仍占60%，此后比重大幅度下降，1730—1740，荷蘭一國要占歐洲全部鯡魚年產量的1/2以上。
農產品、畜產品和漁業從生產、加工到銷售已形成大規模商品生產，高產量、高商品率和眾多的從業人員說明荷蘭的農業已突破傳統生產方式，農業已形成一種產業，支撐著荷蘭經濟強國的基礎。德·弗雷斯(1971)[2]總結認為，荷蘭鄉村經濟轉變的主要特征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商品農”的形成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作為前向聯系，農產品的商品化維系著為之服務的運輸和市場網絡。憑借繁密順暢的流通渠道，鄉村農產品貿易不僅遍及國內，而且擴大到國際，成為荷蘭龐大商業帝國機器運轉的“基本劑”。作為后向聯系國際貿易論文，農業生產的商品化刺激了人們對于土地開發的投資興趣，推動了作為農業生產資料的肥料和飼料的貿易擴大，促進了鄉村手工業的興起和教育的興辦。直至整個18世紀，荷蘭農業始終在歐洲保持了最先進的生產水平。
（二）工業與金融業的形成
紡織業特別是呢絨工業是荷蘭的第一支柱產業，已形成生產的大眾化，而且紡織業的結構調整（如新呢絨生產取代舊呢絨生產）使荷蘭保持著持續的優勢。至17世紀，來登成為歐洲最大的毛紡織中心。
國內工業中居突出地位的是造船業。在17世紀初期造船業已成為荷蘭居第二位的支柱產業。政府興建的國內四通八達的運河和造船業的大型化、機械化使荷蘭水上運輸趨向經濟化——運輸成本低廉化。造船業既為荷蘭的海外貿易提供了重要的物質保證，又為荷蘭國內經濟飛躍提供了基礎，促進了荷蘭銀行業和保險業的形成和發展，同時推動了海上貿易在全球范圍的興起。
（三）商人資本與農業、工業成長
在農業、工業和工場手工業成長過程中，商人資本起著重要作用。在經濟發展起始階段，由于經濟規模較小，商人資本和產業資本采用正式或非正式合作方式，通常融為一體。當荷蘭農業商品化、工場手工業規模化迅速擴大時，產業成長的預期收益吸引更多商人資本流向農業和工業，由于商人資本具有雄厚的資金、專業的商業技能，從而逐漸控制了生產和銷售的全部過程；同時，與商人資本早期實行合伙制的原有生產者逐漸喪失生產資料國際貿易論文，淪為工資勞動者。產業資本的增加進一步加強了農業產業化和工業的發展，即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逐漸形成專門從事農業、制造業的產業部門和專門為產業融資服務的金融部門。
二、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與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
（一）現代銀行制度與對外貿易
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擴大以及造船業的經濟化促進了荷蘭的對外貿易，對外貿易的迅速擴大內在地要求金融機構為之提供便利的國際貿易支付體系。在威尼斯銀行業模式基礎上建立的金融機構框架已不能使支付體系順暢、有效。此時，1609年建立的阿姆斯特丹銀行進行了一個劃時代的改革——銀行券代替硬幣，同時要求進出口商在該行開立賬戶，600弗羅林以上的支付必須使用匯票。“銀行券的發行與流通是金融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也是金融對經濟推動作用產生一個飛躍的轉折點，最初發行是為了節約金屬鑄幣和在支付體系內提高效率，但卻為后來信用貨幣制度的建立做了重要嘗試，開辟了通過創造廉價貨幣以促進經濟發展的道路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1]阿姆斯特丹銀行的業務創新對荷蘭經濟發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首先，提高了支付效率，這是其最初的目的，而且事實也達到了預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支付的便利吸引了更多的其他國家的商人在阿姆斯特丹銀行結算，既帶來了資金，也使阿姆斯特丹由一般的商品集散地演變為國際貿易中心。第二，信用工具的產生大大滿足了產業成長所需資金。農業商品化和工場手工業規模的擴大，使得僅依靠內源融資不能滿足產業成長的需要國際貿易論文，傳統的銀行借貸既受資金來源約束，也有籌資成本過高的影響。信用工具的產生使得貨幣乘數作用出現，從而為產業成長提供強有力的資金支持。對外貿易迅速成長為荷蘭的支柱產業。第三，降低了籌資成本。銀行業務的創新大大便利了資金的借貸，也促進了銀行業的競爭，大量銀行聚集在阿姆斯特丹，使得銀行的借貸利率比歐洲其他國家要低幾倍，低利率貸款為產業擴大和產業結構調整提供了有力支持。正如馬克思所言：“在荷蘭，商業信用和貨幣經營已隨著商業和工場手工業的發展而發展，而且在發展過程中，生息資本已從屬于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這一點已經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2]。
（二）證券市場與貿易壟斷
海外貿易的迅速成長激發荷蘭人紛紛組織貿易公司，同時帶動了銀行業和保險業的擴大，產業成長（海外貿易）大于金融成長，資金需求成為瓶頸；同時荷蘭在早期實行的合伙制貿易方式問題凸顯：這種具有短期行為特征的貿易方式與荷蘭迅速壯大的海外貿易不相匹配。為解決長期資金問題，1606年荷屬東印度公司成立之時即發行了世界上第一張股票，這張股票讓荷蘭經歷了整整一個世紀的輝煌。該公司采用股份制向全社會募集資金，有的股東只有幾十個荷蘭盾，表明股份制在荷蘭已成為普及的籌資和投資方式。1608年國際貿易論文，阿姆斯特丹證券交易所建立，成為歷史上第一個正式的股票交易所。盡管只有聯合西印度公司和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在此交易，另外還有政府發行的各種類型的債券（更多股票和證券交易在非正式市場交易），這個市場卻擁有成熟的交易技術，包括期權和期貨合約的使用。阿姆斯特丹是當時歐洲的商業中心，與此相匹配，該交易市場成為國際股票市場的中心。——17世紀荷蘭資本積累比歐洲各國的資本總和還要多，對外投資比英國多15倍。投資于歐洲、東印度和美洲的外國債券的資金超過3.4億荷蘭盾。英國國債的很大一部分由荷蘭人持有，每年有上千萬荷蘭盾的利息收入[3]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更為重要的是17世紀中葉的“金融革命”——各省從向商人—銀行家借款轉為直接向富人出售國庫券。阿姆斯特丹成為當時歐洲最著名的短期和長期信貸供應者，成為一個規模空前的國際金融市場。
證券市場的迅速發展為對外貿易提供了豐富的資金，也解決了企業所需的長期資金問題；同時，證券市場的大眾化使得金融成長快于產業成長，從而保證和加快了現代商業（海外貿易）的成長。.
股份制幫助荷屬東印度公司打敗英屬東印度公司，奠定了其貿易壟斷地位；證券交易所和阿姆斯特丹銀行的建立為對外貿易提供了雄厚的資本和便利的支付體系；資金的自由流動使阿姆斯特丹成為資金的集散地：一方面，現代金融制度的建立和金融工具的創新使國際資金大量流向阿姆斯特丹，另一方面，發達的金融體系又為荷蘭和其他國家提供了廉價而便利的資金來源。金融成長把廣大居民購買力的利益和產業成長（海外貿易）直接結合起來，促進了荷蘭國際貿易中心地位的確立。荷蘭成為國際貿易中心的同時國際貿易論文，也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至此，現代金融制度已成功幫助荷蘭確立了國際貿易中心，金融成長和產業成長進入成熟期。
三、資本自由流動與產業衰落
海外貿易匯集的大量財富和諸多物產，源源不斷流入荷蘭，進而轉化為巨額商業利潤和資本，至17世紀中期，荷蘭已成為世界商業霸主。然而，曾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資金自由流動，出現國內資本脫離產業轉向借貸資本，貸款回收的困難和泡沫經濟的破滅，動搖著其金融體系的穩定。
首先，轉口貿易的興盛改變了商人資本的性質。商人資本原為獲取商業利潤而參與并逐漸控制國內產業生產，當轉口貿易變得更為有利時，商人資本便傾向于進口而非制造，資本則由產業資本轉向商業資本，顯然阻礙了國內產業進一步成長。由于轉口貿易的特殊作用，以阿姆斯特丹為首的商業城市，期望靠轉口貿易擴大財富國際貿易論文，無視國內工業成長的根本利益，激勵政府實行低關稅，對國內工業放棄保護，也就意味著對國內產業成長的阻礙：海外貿易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交換的基礎；放棄國內工業保護，也就意味著商品生產國商品競爭力的提升和直接貿易的興起，荷蘭的轉口貿易失去依托。商業資本在荷蘭商品經濟發展中不是逐步讓位于工業資本，而是使工業資本越來越屈從于自己，這一演變趨勢與西方近代資本結構演變的總趨勢恰好相反[4]。
其次，金融成長脫離國內產業成長，失去基礎和載體。金融業在促進海外貿易迅速成長的同時，荷蘭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然而至17世紀后期，荷蘭資本更多用于對外借貸而非國內產業投資。荷蘭金融業的高度發達具體表現在利息率的低微上，而同期其他國家的利息率則是荷蘭的幾倍。由此不僅導致商人資本從產業資本轉向借貸資本，而且促使商人（尤其是大商人）在國內低息借貸，國外高息放貸，進一步加劇國內產業資本和商業資本的減少。
第三，銀行壞賬形成金融危機中國知網論文數據庫。到18世紀末期國際貿易論文，荷蘭資本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已由商業資本主義演變為借貸資本主義。對外大量放款為荷蘭贏得了金融資本家的美譽，然而對外放款的對象：一是外國政府、君主，一方面增強了外國的軍事和工業實力，另一方面戰爭使得大量貸款成為壞帳，嚴重影響著荷蘭的金融業；二是對外金融投機，到17世紀下半葉，其影響超過對外貿易。1758年，荷蘭商人購買的英格蘭銀行、英國東印度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占這些股票總額的1/3[5]。南海“泡沫事件”導致投資者損失慘重。壞賬的形成和商人資本的損失大大降低了荷蘭的金融競爭力。各種投機活動導致一系列銀行破產倒閉，引發1763年的金融危機。
四、啟示
1．產業成長是現代金融體系形成與成長的基礎
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的興起增加了融資需求，銀行券、匯票、期權、期貨、國庫券等金融工具創新蓬勃發展，證券交易所、阿姆斯特丹銀行、非正式交易市場等現代金融體系產生，產業成長引致金融成長；另一方面，金融成長又為農業、工場手工業、海外貿易等產業提供充足的資金，進一步促進產業成長，在這一過程中金融業本身得以成長。
2．現代金融體系保證和加快了海外貿易的成長
阿姆斯特丹銀行建立的支付制度第一次顯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威力，促使阿姆斯特丹迅速成為國際貿易中心；荷屬東印度公司發行的股票既保證了企業長期生存，又促使荷蘭海外貿易迅速獲得壟斷地位；資金的自由流動促使阿姆斯特丹成為國際資金的集散地。因此，銀行券、國庫券、股票等金融工具的創新、銀行制度和證券市場等金融制度創新既保證和加快了國際貿易中心的確立國際貿易論文，又促進了金融業自身的成長，使荷蘭保持了一個多世紀的世界霸權。根據馬克思的說法，荷蘭是“標準的資本主義國家”[3]，或如亨利?塞所言荷蘭是“商業和金融資本主義的象征” [4]。
3．金融成長與產業成長必須保持合理關系
金融成長以產業成長為基礎。“郁金香事件”顯示了泡沫經濟的危害，此后歷史上多次的泡沫經濟與此都有相似之處——金融成長脫離產業成長必然帶來泡沫的破滅；“南海事件”表明資本自由流動的負面效應，美國歷史上也多次發生外國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的金融危機。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成長超過產業成長所需以及資本自由流動帶來的危害已引起各國關注，尤其是擁有外國巨額證券資產時更應引起重視，國家金融安全成為政府的職能之一。
作者：史恩義 男，1967年8月生，山西襄汾縣人 工作單位：山西財經大學國際貿易學院
職稱：副教授
研究方向：國際經濟與投資
學位：經濟學博士
參考文獻
[1].范?德?沃德．鄉村史系學報與荷蘭鄉村史的研究[J]．歐洲經濟史雜志，1971，31(1)：236．
[2].德?弗雷斯．黃金時代荷蘭的鄉村經濟1500—1700[J]．經濟史雜志，1971，31(1)：266-267．
[3].唐晉．大國崛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