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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研究性教學；特征；理論依據；計量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C6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49X(2008)-07-0090-03
一、引言
美國、日本、韓國經濟趕超的經驗告訴我們。教育要超前發展。教育應培養出創新型人才，因此，以教師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的傳統教育難以適應當今知識經濟的挑戰，研究性教學的提出和發展就是順應時展的現代教育模式。
研究性教學的內涵比較豐富，可以分別從教師、學生、課堂的形式、師生的關系等角度加以闡述。第一，教師把研究的思路、途徑和研究的方法展示給學生，至少應該把本學科前沿的問題展示給學生，使學生產生問題，進而思考問題。傳統的教學重視知識的傳輸，而研究性教學注重培養學生的科學思維能力和學生通過自己的努力創造性地獲取知識的能力。第二，教師以研究的形式組織教學活動，打破原有的僵硬的學科邏輯和機械的順序。傳統的教學是按照知識的邏輯結構和教師的邏輯組織起來的，但是研究者對知識的發現和創新并不一定是完全按照知識的邏輯結構進行的，因此，研究性教學是以學生個性化的思維、認知邏輯而并非機械的知識邏輯組織的，這樣可以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激發學生的思維。第三，學生積極參與研究，這樣既可以在研究中獲取系統的知識，又能培養學生的動手操作能力，還可以培養學生獨立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
計量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經濟學分支學科。它誕生于20世紀30年代初，至今不足百年的時間，但是其理論研究和廣泛應用飛速發展。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R.Klein)甚至說：“第二次大戰后的經濟學是計量經濟學的時代。”計量經濟學作為高等學校經濟學類各專業的8門核心課程之一，在我國高等院校的經濟學科、管理學科的相關專業中開設已經有20余年的歷史，它的重要性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經濟管理學的很多非計量經濟學專業的學生從本科生到博士生都在學習不問層次的計量經濟學，但是其中許多學習者對這門學科的學習感到難度較大，有的甚至一知半解，還有的對計量經濟學的應用不得要領，這是現狀，因此如何提高計量經濟學的教學效果，培養本科生更好地掌握計量經濟學這門工具性學科，是許多從事計量經濟學教學工作者所思考的問題和實踐的方向。
二、研究性教學的特征、理論及其在計量經濟學教學中的體現
(一)學生的主體性與主動性
研究性教學非常注重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學生是教學環節的客體，是肯定式地被動地接受知識，傳統的教學模式忽略了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馬克思從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出發。闡釋了關于人性的科學論述。馬克思認為，人的主體性包含人的自主性、能動性、探究性、創造性等，人是能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隨著人類的進步，能動性的水平和程度越來越高，而受動的成分逐漸減少。根據關于人的主體性理論，傳統的以教師為主體的教學模式抹殺了學生的主體性。從而抹殺了學生的主動性和能動性。這種狀態下所學的知識是“死知識”。很多學生對一些原理記得滾瓜爛熟，但是不會應用已經學過的知識去解決新問題，形成了所謂的“書呆子”。關于人的能動性的理論為我們開展研究性教學，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主體性提供了理論依據。馬克思關于人的能動性理論表明，在研究性教學中，教師和學生都應該既是教學的主體，又是教學的客體，只有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才能調動學生的主動性和能動性。
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和學習中，應當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由于計量經濟學會大量應用許多數學和概率統計的知識。這些知識的邏輯性較強，對于這些知識的應用，應當采取啟發式教學，教師只是起引導的作用，而不是把一個完整的問題從頭至尾地講解，而是提出幾個主要問題，引發學生積極地思考。或者讓學生自己提出問題，只有學生認真思考了。學生才會對問題理解更加深刻。問題經過學生思考之后，教師可以與學生一起來分析問題的來龍去脈，讓學生去尋求解決問題的突破口和思路。只有這樣，才能在計量經濟學的過程中發揮學生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傳統的計量經濟學教學模式，教師把一個完整的問題從頭講到尾。沒有給學生自己思考的機會，學生沒有體驗到通過自己的思考獲得解決問題途徑的成就感，長此以往，不但會使學生形成依賴心理。而且還會使學生對問題的理解不夠深刻，或者說是一知半解，更甚至是對計量經濟學沒有任何興趣，因此，在計量經濟學的理論教學過程中，一定要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
(二)教學形式和教學內容的開放性
研究性教學形式的開放性是指教師不局限于講臺上，學生不局限于講臺下。教學活動不局限于教室中，學生可以走上講臺發表自己的見解。教師可以走下講臺與學生互動。研究性教學形式多樣，比如學生可以在教師的帶領和指導下，在教室、實驗室、圖書館、宿舍、工廠、生產車間、公司中尋求答案和解決問題的途徑。研究性教學內容的開放性是指圍繞教學計劃，教學內容不限于，書本，學生可以根據各自的情況選擇不同的學習對象和重點。也可以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方式：教師的備課、授課不限于教材，根據教學的需要適時調整內容和結構。與傳統教學有規范的模式、有預期的答案相比，研究性教學中問題的答案是開放的，這主要可以培養學生的發散性思維。在研究性教學中，教師關注的是學生怎樣找到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怎樣查找資料，怎樣進行論證，怎樣形成真正屬于自己的見解，而不是要得到統一的答案。
建構主義的知識觀為研究性教學的開放性提供了理論依據。建構主義知識觀認為，知識不是對現實的純粹客觀的反映，任何一種傳載知識的符號系統也不是絕對真實的表征。它只不過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一種解釋、假設或假說，它不是問題的最終答案，它必將隨著人們認識程度的深入而不斷地變革、升華和改寫，出現新的解釋和假設。教學和學習在開放的環境下展開，更有利于學生對知識體系的認知和建構。
一些學生在畢業論文中經常運用計量經濟學模型做實證分析，但是大部分學生在運用計量模型時存在兩個主要問題。一是對計量模型的運用無從下手，或者是不管實際經濟問題如何就生搬硬套。二是在實際運用計量模型時，盡管模型選擇恰當。但還會出現一些這樣那樣的錯誤。要克服這兩個問題，最好是讓學生在一個開放的環境下學習計量經濟學，而不是封閉在課堂內。為此，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教師經常要求學生運用計量模型寫一些小論文，教師可以指定一些熱點經濟問題，也可以是學生自選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學生課下自己去查找相關資料，到社會相關部門
獲取寶貴數據。這個過程對學生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通過查閱相關資料，可以使學生開闊眼界，學到課堂內學不到的知識，而且還可以驗證教材上的理論和加深對經濟學的理解。為了獲取寶貴數據，學生除了查找資料之外，還必須到農戶家，到城鎮居民家走訪，到企業調研，到政府部門獲得他們有力的支持和幫助，這樣學生們不僅得到了寶貴的數據和資料，而且他們通過這種方式更好地了解社會，認識社會。學會與人們交往，積累了寶貴的社會經驗，為將來走向社會打下一定的基礎。除此之外，這種開放式的教學與學習，學生在平時就運用計量模型寫一些論文。等到做畢業論文時學生就會感覺到很輕松。還有，學生通過鍛煉。掌握了如何學習和如何進行研究的方法。
(三)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性、體驗性
實踐性和體驗性是研究性教學的又一顯著特征。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性強調學生的親身經歷，要求每一個學生積極參與到教學的各項活動中，在“討論”、“做”、“實驗”、“創作”等活動中獲取知識、培養實踐能力和創新能力，體驗在實踐中學習的樂趣，體驗知識與實踐的關系。有不少的企事業單位反應，很多大學畢業生到工作崗位后動手能力差，包括以前在學校里成績優秀的學生。這就說明了傳統的教學模式缺乏實踐性。實踐是哲學的核心范疇。認為實踐是認識的基礎，指導實踐是認識的目的；實踐既是全部認識的最終來源，也是檢驗認識的唯一標準，由此可以看出實踐在教學和學習環節中的重要作用。其實，研究性教學的開放性和它的實踐性是分不開的，在開放的環境下，能夠更好地發揮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性。實踐的過程又是教學開放的過程。
美國哈佛大學心理學教授加德納(Gardner)于1983年出版了《智能的結構》。在這本研究人類潛能的著作中，加德納針對傳統的智能一元化理論，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論。多元智能理論強調智能發展的整體性、個體差異性、情景性及可塑性，給人們認識教學本質與教學過程以新的啟示。傳統教學強調教學的條件與控制，而多元智能理論視野中的教學則強調學生學習的自主性、學習方式的多樣性以及真實學習環境的創設。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性恰恰是這些內在要求的外在表現。研究性教學鼓勵學生參與教學環節的各個實踐過程。包括課內與課外的延伸過程，使學生置身于積極、富有營養、充滿刺激和交互作用的環境中，體驗實踐的樂趣，這樣可以發揮學生的多種智能，最重要的是可以發揮每個學生自己的優勢智能，使學生樂于學習，對所學的東西產生濃厚的興趣。在實踐過程中發揮學生不同的智能，在做中學，不但能夠培養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創造性。
在計量經濟學的教學過程中，如果教師只在課堂上一起與同學們研究計量經濟學的理論，無異于紙上談兵，而且計量經濟學對于絕大多數經濟管理學的學生來說只是一門工具性學科，因此。如果只是講解計量經濟學的理論，必然會降低學生對這門學科的興趣，這時，要走出教室，進入實驗室，對課堂上所講的計量經濟學理論進行應用性操作。如果只是精通于計量經濟學的理論，而沒有掌握一種計量經濟學的操作軟件(比如SPSS、EVIEWS、STATA、TSP等)，那么學習計量經濟學就沒有任何意義。要熟練掌握一種計量經濟學軟件，必須反復實踐操作。學生如果先去通讀一些專門介紹計量經濟學軟件的參考書，再去上機實踐。或者是一邊看參考書，一邊上機實踐，結果是事倍功半，最好是先找一個實際經濟問題上機操作，遇到問題之后再去查閱參考書，這樣就會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且，通過實踐操作，學生不但會對課堂內所學習的計量理論理解更加深刻，還會對原來所學的一些經濟學原理產生更加深刻的理解。
上文已經提到，學生在運用計量模型寫經濟管理方面的論文時需要大量的數據資料。為了獲取第一手資料，學生深入社會做一些調研，在這個過程中學生必然會與社會中不同的人群進行交流溝通，請他們支持和幫助，在這中間也許會遇到一些挫折。但是學生會體驗到數據資料的來之不易和最終取得成功的喜悅之情，這也體現了計量經濟學研究性教學的實踐性和體驗性。
(四)學生素質培養具有綜合性
研究性教學主張對學生綜合素質的培養，傳統教學模式不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社會是一個大舞臺，社會充滿了各種機遇，但是只有人們的綜合素質全面發展了。才能更好地把握社會發展帶來的機遇。因此，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是學校教育的歷史使命，而研究性教學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和主動性，學生在開放的環境下開展學習，這不但培養了學生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和發散思維，還培養了學生的創造性，因此，研究性教學有利于學生的綜合素質的提升。而且研究性教學區別于傳統教學的一刀切模式，使學生的個性和優點得到充分發揮和發展。
馬克思關于人的全面發展理論為研究性教學培養學生的綜合素質提供了理論依據。馬克思認為，人的全面發展包括人的各種需要、素質、能力、活動和關系的整體發展。包括物質和精神方面的全面性，核心是人的能力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是自由個性實現的基本前提與核心內容。傳統的教學模式中，教師主要按照自己的思路在講臺上講，學生只能跟著教師的思路學習，限制了學生的個性思維，學生的能力沒有得到綜合發展和全面發展。傳統教學只注重專業知識的傳授，只注重認知能力的培養，這是對學生“知”的發展，忽視“情”、“意”、“行”的發展，而研究性教學在開放的環境中使學生的“知”、“情”、“意”、“行”得到全面發展。
學生素質的培養具有綜合性，在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性教學中也有很好的體現。首先，計量經濟學大量應用數學和概率統計的知識，因此其邏輯性較強，這就培養了學生的邏輯思維能力和數學建模能力。其次，計量經濟學始終以經濟學原理為背景和指導，這會使學生增加對經濟社會的理解和認識；學生為了運用計量模型，必須學會一種操作軟件，這不但提高了動手能力，還增加了信息技術知識。還有，學生為獲取第一手資料和數據要深入社會做調研。這無形增強了學生的社會交往能力。因此，研究性教學在計量經濟學教學過程中的應用，有助于學生綜合素質的發展。
(五)新型師生關系的建立
研究性教學的另一個顯著特征是它所體現出來的新型師生關系。傳統模式的教學以教師為中心。教師與學生有等級之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忽略學生的興趣和感受。研究性教學過程中的師生關系則是平等的，師生之間是一種合作和共同探討的關系，教學過程和學習過程是教師和學生共同參與探究的過程，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和教師共同去查閱資料和參與實踐，向客觀事實尋求問題的答案，而不是教師的一言堂就是問題的答案。在這個過程中，教師尊重學生的勞動成果，學生在和教師一起研究的過程中得到了鍛煉和全面發展。除此之外，教師和學生在一起共同探究還會使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情感升華，學生樂于與教師交流，培養了學生如何與師長交往的能力，并且學生自己的思維和創造性得到充分展示，使學生更容易地實現自我。
人本主義為研究性教學新型師生關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論依據。它強調人的本性、尊嚴、理想和興趣，它崇尚自我、實現自我選擇、強調追求個人價值。研究性教學過程中，教師尊重學生的個人成果與合作地位，這不但增強了學生的自信心，使學生能夠更好的實現自我，同時也使師生感情更加融洽與和諧。
在計量經濟學的研究性教學過程中，新型的師生關系也有體現。學生在運用計量模型寫作論文時，由于不同的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興趣點選題。而且在同一個選題中學生可以選擇不同的變量或者是選擇不同的模型，學生在遇到困難時會求助于教師，因此教師會針對不同的學牛和不同的問題單獨地給出建議和指導。除此之外，學生可以加入教師的研究課題中，做教師的助手、合作者和朋友，有助于師生感情的升華。
平臺經濟產生了兩個重要顛覆:傳統廠商的規模經濟被打破，以及廠商的財富密碼發生了改變——從流水線變成算法。
從經濟學理論研究的角度看，需要關注具有大數據的平臺是否帶來新型的計劃經濟，平臺算法外部性的正負性，以及平臺經濟應該保持多大的冗余度。
一、平臺經濟的誕生
2016—2017年，互聯網平臺企業成為全球經濟中最強大、最具創新精神的關鍵部分。
在互聯網平臺上，呈現出數字化信息的快速流動與大規模社會化協作，融合互聯網經濟與實體經濟，平臺本身成為經濟與社會的新主角。
互聯網平臺呈現出三個重要特征:
一是平臺成長到與市場、企業同等重要的位置。
二是整個社會中的主導公司形態從產品型公司轉向平臺型公司。
三是技術驅動的互聯網平臺成為經濟、社會與生活中新的資源配置與組織方式。
互聯網平臺連接人們的線上線下生活，由平臺企業演化出平臺生態或平臺經濟已是大勢所趨。
互聯網平臺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從電商平臺到行業平臺再到平臺經濟。在平臺經濟發展的早期，直接面向終端消費者的電商平臺率先崛起。
隨著互聯網與產業融合加深，平臺的產業領域不再局限于零售業電商平臺，而是趨于多元化發展。例如，出現了眾包、共享等諸多基于互聯網平臺的新產業領域。
隨著平臺進入產業領域越來越豐富，其對產業和產業組織變革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平臺逐步由一種商業現象發展為一種經濟形態。
中國發展平臺經濟具有非常現實的意義。中國經濟增長正處在新舊動能轉換時期，又步入了創新資源全球化階段。“互聯網+”改變了傳統的產業鏈組織方式，正在以平臺為核心重組產業生態。
例如，雙創活動產生了創客和大量制造資源的連接平臺，高端創新創業資源的連接，成為區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關鍵。
平臺經濟的崛起為中國制造業彎道超車帶來了重要機遇。
由上可知，平臺經濟已經成為一種新的經濟現象和政策工具，經濟學理論能否給予這些現象自洽的解釋，并在政策制定中給予恰當的指引，值得探討。
二、平臺經濟的特征
對于平臺經濟，本文給出的定義就是指依托實體交易場所或虛擬交易空間，吸引產業鏈上下游相關因素加入，并以促成雙方或多方之間進行交易或信息交換為目的的商業模式。
從這一定義中不難發現，平臺經濟是一種商業模式的革新，而非產品本身的創新。
支撐互聯網的技術因素有九個要素，分別為：“技術驅動”：云計算(Cloud)、移動終端(Mobile)、技術表達(APP)；關鍵環節：數字化(Digitalization)、連接(Connection)、精準匹配(Match)；“人的需求”：社交化(Social)、賦能(Enabler)、生態(Ecosystem)，也可稱作互聯網平臺特性的九宮格。
平臺經濟最主要的特征就是依賴于用戶參與。谷歌將用戶的搜索行為轉換為具有豐富價值的廣告，臉書運用在線社交搜集并出售用戶的精準畫像，而優步則看準用戶的交通需求充分調度私人汽車。
平臺能調動用戶參與生產，也會對用戶產生巨大影響。樂觀派們強調，以優步為代表的平臺能夠釋放未被充分使用的個人資產的商業價值，而類似于Youtube的平臺則將讓每一位用戶都能成為具有靈活工作時間并從平臺得到收益的創業者。
對勞動者和工作任務提供匹配服務的平臺可能使勞動力市場更有效率，同時會出現一個工作崗位和價值創造都極度分散化的社會。
平臺經濟的第二個特征是信息精確匹配。某種類型的交易，如果有很多潛在買家和賣家，如何撮合兩個群體達成交易將至關重要，而平臺效率也集中體現為撮合效率。
平臺經濟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其連接一切的特性及其虛擬空間打破時間限制與物理空間距離，使得企業超越區域小市場，面向全國或全球大市場，從針對存量的“頭部”發展到拓展增量的“長尾”，從人工操作處理為主發展到工具的技術替代。
平臺是連接上下游、供需端或買賣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務，也是從撮合交易、資源配置、開源創新等過程中，通過降低交易費用、分享價值增值收益的經營實體。
平臺經濟的第三個特征體現為雙邊市場、交叉網絡外部性。
網絡外部性有很多類型，但其中一種特別值得關注，即“雙邊網絡外部性”。
“雙邊網絡外部性”意味著，已加入該平臺的買家越多，則賣家加入該平臺的潛在收益也越高;同樣，已加入該平臺的賣家越多，則買家加入該平臺的潛在收益也越高。
由此，買家和賣家是否加入該平臺，乃是一種“雞生蛋，蛋生雞”的正反饋過程。而對平臺企業而言，如何達到正反饋，流量是基礎，如何持續獲取流量是打造平臺生態圈的關鍵。
平臺經濟的第四個特征就是跨界。
隨著資源共享范圍越來越廣、程度越來越深，產業內部的邊界越來越模糊，產業通過平臺實現的跨界融合現象也愈加顯著。
新經濟格局下，產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打破原有產業邊界，產業之間跨界現象顯著。
平臺型企業通過連接多邊群體，整合多方資源，設立規則與機制，滿足多邊群體的需求，充當連接、整合的角色。傳統企業也可利用連接、整合的思維去創造更大的價值。
企業通過減少不必要的中間環節，創造更多的價值連接，提升效率，帶來增值。企業還可以通過協同上下游伙伴，甚至同業競爭者，一起設計新格局、新規則，為供應方及需求方帶來更大增值。此外，企業可通過跨界整合，創造全新的價值。
總之，平臺追求的是在環形的、不斷循環的、受反饋驅動的過程中，最大化生態系統的總體價值。
對平臺企業而言，難以復制的資源是社區及其成員擁有和貢獻的資源，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數據是平臺企業的首要資產。
平臺經濟的魅力在于凝聚資源，將傳統經濟鏈條式的上中下游組織重構成圍繞平臺的環形鏈條。平臺將原本冗長的產業鏈彎曲成了環形，企業端用戶通過平臺直接觸及消費者，節省的各個環節都提高了產業效率。
三、平臺經濟的顛覆
傳統工業經濟以行業分工為主要特征，行業之間邊界清晰，涇渭分明。
傳統企業處在單向、線性價值鏈的一環，只需面向客戶交付產品或服務，充當生產者和交付者的角色。
傳統企業考慮的核心是如何低成本、高質量、高效率地交付產品，從而實現利潤最大化。
傳統企業尋求最大化產品或服務的用戶生命周期價值，聚焦整個線性過程的末端。生產過程主要依托線下物理空間，開始圍繞一個區域小市場，從貿易銷售介入生產制造再進入研發創新形成“產供銷人財物”一體化。
一旦一個區域小市場成熟了，通過擴大再生產進行滾動式的橫向拓展，這中間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而整個過程叫做滾動發展和線性增長。
這個過程就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規模經濟，主要是供給側的規模經濟。
平臺經濟的出現改變了這個過程。從封閉的以產銷發展到反向資源配置的敏捷供應，最終實現無邊界、無距離、自成長的爆發成長。
需求方越來越個性化，而生產方越來越小批量，所以供給側和需求側都有反規模效應。供給側需要彈性生產，需求側需要用戶畫像。規模效益主要體現為平臺上的大規模信息匹配帶來了巨量交易。
以平臺經濟為核心的經濟體與工業時代的經濟體大不一樣，從廠商的規模經濟轉移到平臺的規模匹配。
在實際操作中，可以明顯地看出產品的定價權在轉移，大多數廠商只能被動適應平臺的要求:降價促銷和參與各種購物節。
平臺上的大規模信息匹配，還衍生出兩個“副產品”。一個是物流倉儲，另一個是支付，原因就是這兩項業務很容易標準化。物流公司的規模越大效益越好，支付公司也是如此。
從過去生產方的規模經濟、需求方的規模經濟，演變成平臺方控制的支付規模經濟和物流倉儲規模經濟。
規模經濟的方式變了，經濟活動的重心也跟著發生變化，其中原因就是平臺側的規模經濟(包括支付和物流)取代了原來的生產方的規模經濟。
傳統經濟還有兩個特征:高摩擦和高耗散。
以服裝業為例，如果一個品牌服裝的成本是100元，商場的定價大約是12倍，市場的平均倍數為8.9倍。近兩年，在互聯網的沖擊下，大約降到到8倍以下，但終端依然是高定價。在服裝行業的供應鏈中，各環節之間都有交易成本，還有物理空間成本，這就是高摩擦。
所謂高耗散，就是指資源最終的有效利用率。例如，從中東進口石油最后真正由消費者享受的價值(用作動力的石油)可能不足17%，80%左右的資源全部耗散掉了。
因而過去的經濟體是高摩擦、高耗散的經濟體。這種高摩擦、高耗散經濟體的一大特點，就是中間環節多。工業時代把這些環節進行分工及專業化操作，極致就是流水線生產。
工業時代流水線生產方式的出現，使每一個生產崗位都有了標準化和通用性，可以吸納大量的勞動力，再加上專業分工的門檻“保護”，就業崗位數量相對穩定，持續期限較長。只要提高一個最普通體力勞動者的工作效率，就能提高生產效率，大規模地產生財富，普通的體力勞動者和廠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平臺經濟就是要減少這種摩擦和耗散，而減少摩擦和耗散恰好也是平臺最重要的收入來源。
減少生產和交易過程中的摩擦和耗散，需要各種技術手段的支撐，數據、知識用于決策，關鍵在于平臺上的算法。從這種意義上來看，如何分享節約下來的蛋糕，算法發明人和廠商的利益是一致的。
從流水線到算法，財富的密碼明顯發生了變化，這個變化的背后，意味著資本方的利益正在從與普通大眾結盟轉向與小眾知識精英結盟轉變。
四、平臺經濟學的研究方向
與工業時代相比，互聯網時代，數據、算法成為生產要素、財富生成機制的變革，財富的創造機制也會隨之發生改變。平臺經濟是否能發展為平臺經濟學?
筆者認為可以鮮明地提出平臺經濟學，總結這個時代新生力量，對舊的理論進行迭代，有三個重要的研究方向:
(一)新計劃經濟
平臺經濟是代碼和商業的特殊結合，互聯網成為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流通中的數字中介，平臺必須“標準化”參與者專門從事的各種活動，包括思想、知識、勞動力和其他閑置資產的使用權。
這顯然涉及法律和合同所產生的規制，但也是通過分類納入和排除、分化的代碼來實現。例如，在共享經濟中，優步要求對司機進行背景調查，以便與使用該服務的乘客之間建立相互信任。
這些標準化的包含、排除和區分對于穩定參與者的期望尤其重要，也是平臺進行計劃和組織的基礎。
平臺可以調動參與建設新數字經濟流通的基礎設施。數字經濟循環是通過平臺對元數據進行編碼、部署算法處理數據點之間的關系、使用腳本交互協議、配置可視特征和默認值的接口，實現數據、軟件和硬件之間的無形鏈接。
然而，平臺不是簡單的傳播，而是積極引導、制作和編程流通。這種作用似乎看到了“計劃經濟”的影子，馬云甚至認為平臺可以產生“新計劃經濟”。
線下的物理市場是各種各樣的、分散的，交易效率并不高。建立在互聯網上，特別是移動互聯網上的平臺有眾多交易，成為最有效的市場，所以平臺經濟是最名副其實的市場經濟。
但是，平臺積累了大數據資源，通過對此分析，可以預測下一階段某個物品交易的價格走勢，這又是計劃經濟的典型特征。由此形成“悖論”，值得理論界關注并進行深入研究。
對于一個平臺來說，其價格體系是由平臺推薦的，或完全由交易雙方博弈，不僅僅是一個理論問題，完全是一個實實在在的挑戰。
(二)算法經濟學
谷歌、今日頭條、騰訊社交網絡、摩拜單車和阿里巴巴等是網絡時代有代表性的平臺企業，其共同點是都運用了大規模匹配的算法，這一殺手锏堪比工業時代的流水線。
工業時代稱為大規模制造，數字經濟時代稱為大規模匹配，誰能匹配得最優，誰就獲得了財富創造的手段。
谷歌和今日頭條實現了人與信息的匹配，騰訊社交網絡實現了人與人的匹配，摩拜單車實現了人與設備的匹配，阿里巴巴實現了人與商品的匹配。
匹配算法決定了交易的效率，排位的先與后所產生的經濟效益有重大差別。這種平臺的匹配算法帶來不同經濟效益的現象，筆者將其命名為算法經濟學。
在平臺的匹配算法中，有一種被稱為“競價排名”，通俗地說，誰給的錢多就把誰排在前面。競價排名算法給平臺帶來最大的收入，但是，也會有產生“魏澤西”事件的風險。
因此，算法經濟學就是要測量平臺算法的正負外部性。從監管的角度看，這才是要抓的重點。需要監管平臺算法對整個社會來說，其效應是正是負。
平臺匹配算法的效率越高，經濟運行越有利，減少耗散、摩擦越多，平臺創造的財富越多，但其外部性不能為負。
(三)冗余經濟學
過去的經濟學是一個“浪費型”經濟學。
一個商品，經過物流轉十圈，所謂“豆腐賣成肉價錢”，只要參與的每個人都能分到錢，就能計入GDP的總量，但中間環節未必都是有效率的。而平臺經濟減少摩擦、減少耗散，就意味著這個經濟體系更有效率。
生產者和消費者通過平臺直接對接，在現實生活中，一級批發、二級批發，甚至實體店都沒有了。中間環節的消失意味著就業崗位的消失，平臺經濟也是減少就業的經濟學。
未來十年左右，人工智能技術將廣泛應用。人工智能可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遇到的減少就業的技術。平臺經濟加上人工智能，將使一個國家的失業問題雪上加霜，必須未雨綢繆。
對此，筆者設想解決的辦法是:在平臺各個環節，采用只降低耗散，不降低摩擦的方案，在平臺運營中，保持一定水平的“冗余度”。
也就是說，只提升資源的利用率，在工作效率和就業崗位尋求一個平衡，可以稱之為“冗余經濟學”。
一、表演藝術產品的服務特性
(一)表演藝術屬于“高接觸度”服務產品作為文化產品的一個類別，表演藝術無疑屬于非物質產品，表演藝術部門屬于精神生產部門，是服務型行業的一種，服務的特點是不以實物形式而以提供勞動的形式滿足人們的某種需要，它與有形產品的根本區別是服務的結果不導致任何所有權的產生,它可能與某種有形產品聯系在一起，也可能毫無關聯。
服務離不開過程，服務的過程按照不同的標準可以有不同的分類，如果按照服務過程中與顧客接觸的程度不同，可將服務過程分為“高接觸度服務”和“低接觸度服務”。美國亞利桑那大學教授蔡斯(Chase)提出，在低接觸服務中，因顧客在服務體系中的時間很短或者相互交往很少發生，因而顧客對服務體系不會產生直接影響，這類服務可以應用工廠運作模式。而在高接觸服務中，顧客往往成為服務過程中的一種投人，顧客直接參與服務過程，會直接影響服務的時間、服務的性質和服務的質量。m(pm42)根據蔡斯教授的分析，高接觸度服務有兩項基本特征，一是顧客出現在服務活動中的時間較長，二是顧客與服務企業之間存在較多的相互作用。
根據以上分析，作者認為表演藝術屬于“高接觸度”產品。首先，消費者全程參與,生產的時間與消費的時間相同。此外，雙方交往程度高，這種交往雖然不是面對面的直接接觸，但是它要比直面接觸更加深人，演員在用“心”表演，實實在在地融人到表演的場景中去，觀眾不但通過視覺聽覺等感受表演過程，而且也在用“心”與演員溝通與交流，觀眾的情緒情感與演員共起伏。在現場觀看表演藝術的過程中，我們經常會看到演員帶動觀眾一同人戲并產生共鳴的現象，演員忘記了“自我”，而觀眾也忘記了自己作為觀賞者的角色，雙方共同完成藝術創作。當然，在現實中，我們也經常會看到演員與觀眾之間的一些不協調的現象,演員聚精會神在表演，但是觀眾不專心、不投人、不人戲，不能進人演出者所欲呈現的世界，導致表演的效果大打折扣。這類現象的產生一方面與觀眾的文化素質、藝術素養有關，另一方面也與節目的表演者有關，演員在表演中除了要演好角色，還要努力尋求觀眾的認可，讓觀眾與其產生情感上的共鳴。“不被團體和心靈所需要的娛樂，不但無法提供心靈永恒的滋養，也無法提供全方位的愉悅。”[2](K18)因而在表演藝術的營銷中，我們不能把消費者簡單視為產品的接收方，而應當視為產品的共同制作者，如果沒有優秀的觀眾體驗，表演藝術的質量會大打折扣。
(二)服務質量的評價標準模糊且難以控制
服務牽涉的社會生產部門眾多，服務產品的類型與特點各異,消費者對服務質量的評價也是多種多樣，有的服務即使是在顧客已經接受之后也無法公正評價其質量。有學者研究表明，不同的產品，消費者對其質量的評價特點是不同的。下圖把各種不同的產品按照對其評估的困難程度加以排列。
高度搜索質量(search quality)的產品,這一類產品大多是有形產品，產品的技術質量比較容易判斷，因而消費者購前就能對其質量進行評價。中間是高度體驗質量(experience quality)的產品，這一類產品消費者在購前無法判斷質量，消費以后才能大致評價，即便是事后評價，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右邊是高度信用質量(credence quality)的產品,該類產品的消費者即便在消費以后通常也難以評價其質量。[3]服務產品通常更側重于體驗和信用程度，質量標準的評價具有較強的主觀性，這是由于服務過程的人員因素造成的。一般來說，服務活動的兩端及整個遞送過程均包含人員因素，服務過程中人員雙方的觀念、行為及其相互作用都會對服務產品的質量產生影響。由于人的行為的多樣性與差異性,使得服務產品難以建立統一的質量標準加以量度。
表演藝術也是這樣，有關服務營銷的理論告訴我們,服務營銷的核心是滿足需求，追求顧客滿意，而顧客滿意取決于顧客在接受服務之后對感知服務和預期服務的比較。如果感知服務達不到預期的服務水平，顧客就會失去對提供者的興趣，會感到不滿意。如果感知服務得到滿足或者超過他們的預期，他們就有可能再次光顧該提供者，顧客就會感到滿意。而不同顧客的感知服務與預期服務差異性是比較大的，不同的消費者由于自身文化素養、藝術欣賞能力等不同，他們對同一表演藝術服務的消費預期是不同的，即便是同一消費者在不同的年齡階段或者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他們對同一表演藝術的認識也是不一樣的并會因此影響他們的消費預期。消費者的感知服務除了受到文化、藝術素養等因素的影響外，還會受到觀賞情緒、觀賞環境以及其他消費者的直接影響，這就導致對同一產品,不同的消費者的感知服務也會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表演藝術的供給方事先無法準確預知消費預期,表演藝術的服務過程受到諸多因素的制約，有些因素是可以控制的,如演員的選擇、票價、演出場所、促銷手段等，有些因素是不可控制的，包括政治、文化、法律環境、自然環境、技術環境等，甚至包括表演過程中的一些偶發事件都可能對表演的效果產生影響。以上分析說明，由于服務產品質量標準的判斷差異較大，無論是表演藝術的供給方還是需求方，他們對產品是否能滿足需求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滿足需求沒有充分的把握。有時盡管進行了充分的市場調研和分析，表演藝術最終呈現的效果也未必能讓觀眾完全滿意。
盡管如此,表演藝術服務供給方仍然必須高度重視質量控制,他們首先應該盡一切可能把握好他們能控制的影響質量的因素，這些因素包括:加強對內部員工的教育與培訓，提高他們的整體素質，如敬業意識、主動性、解決問題的能力等，使他們成為高素質的服務提供者;在組織內部將服務實施過程標準化并嚴格按照標準執行，特別要加強細節管理，對容易出錯的環節制定更為嚴格的管理措施;重視觀眾的建議與投訴，通過多種形式對觀眾進行調查，追蹤他們的滿意情況，努力使他們成為忠誠顧客，有條件的演出公司可以開發客戶信息數據庫和系統以保證更加人性化、用戶化的服務。
(三)表演藝術產品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性
一般來說，服務的生產與消費是同時進行的，這與有形商品不同，后者是被事先制造出來后,先投入存儲，隨后銷售，最后消費。如果服務是由人提供的,那么個人就是服務的一部分。因為當服務正在生產時客戶也在場，所以提供者和客戶的相互作用是服務營銷的一個特征。
表演藝術也是這樣，表演藝術是以人員為基礎的服務，觀眾欣賞表演藝術，專業演員提供表演服務，這兩者是在同一個時空中完成的。演員與觀眾相互作用也是表演藝術服務營銷的特征。就表演藝術而論，觀眾對演員的關注度是非常高的，一場讓觀眾翹首以盼的音樂晚會，突然有人宣布某位重要的明星演員不能前來或者有另一位不知名的演員來代替，這將會對觀眾的情感產生很大的沖擊，觀眾對此將會產生截然不同的感覺。表演藝術的觀眾對一些演員或節目有強烈的偏好，但是這些資源的供給是不可能無限增加的。在這種情況下，表演藝術服務提供者要滿足觀眾的需求，除了增加演出場次擴大觀眾數量以外，通過價格提升抑制需求也是一種選擇，后一種選擇可以用來解釋為什么高水平的表演藝術的門票價格始終居高不下的原因。
由于服務過程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性,表演藝術的提供者要盡可能在規定的時間與空間內為觀眾提供高質量的服務，盡量減少觀眾的不確定感，增加觀眾的愉悅感。
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和生活方式的改變，特別是網絡的普及以及全媒體時代的到來，讓許多人可以借助于電視或網絡的實況轉播來觀看表演藝術，還有一些人事后通過錄像來消費，有人據此提出表演藝術產品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性發生了變化，甚至認為可分性也是表演藝術的特征。筆者認為，這種說法其實在邏輯上是站不住腳的，現場觀看與通過其它媒介觀看表演藝術是兩類不同的服務類型，前者是以人為基礎的服務，后者是以設備為基礎的服務，兩種服務產品的需求方可能是同一類群體，但是產品的供給方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從事表演藝術的演員提供的表演服務，是人對人的面對面服務，后者是媒介提供的直播或轉播服務，是人借助于設備提供的服務，這兩種不同的服務其實在時空上都是不可分的，所不同的是，后者的不可分性是指電視臺或其它媒體借助于媒介終端提供的直播與轉播服務與媒體消費者的活動在時間與空間上不可分，而不是表演藝術產品的生產與觀眾的欣賞活動不可分。上述觀點的錯誤在于，把兩類不同服務產品混淆了，把兩種不同服務產品的供給主體混淆了。
此外，由于兩種服務產品的質量評價標準不一樣，所以現場觀看表演藝術與通過電視、網絡等其它媒體觀看的效果也是完全不同的。一場精彩的現場表演活動中，觀眾與演員共同入戲，一起共鳴，他們之間是高度互動的。而借助于其它媒介觀看表演節目，觀眾的實際感受除了受到節目內容自身的質量影響之外，還要受到媒介因素的影響，節目的制作方不論是誰，不論采用何種高科技手段，都無法真實還原現場的演出，都不可能達到與觀眾現場觀賞同樣的效果。正是由于現場及其對人們帶來的感染力，大多數消費者還是傾向于到現場觀賞，特別是一些髙水平的表演，一票難求，許多人為了一張門票不惜花費巨大的代價，有的“戲迷”、“粉絲”的行為近乎“狂熱”與“癡迷”，正是由于這些忠誠顧客的積極參與，表演藝術市場才能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為了適應表演藝術產品生產與消費的不可分性，創作者與管理者就應當在如何實現產品與接受的更緊密結合上下大的氣力。
二、表演藝術產品生產要素的替代彈性較小
表演藝術生產要素的替代彈性是指表演藝術一種生產要素的價格變化以后，它與另外一種生產要素相互替代的變動率。表演藝術從參加人員的數量來分，可以分為個體表演藝術和群體表演藝術，前者如音樂舞蹈中的獨唱、獨奏、獨舞等，后者如合唱、合奏、群舞等。個體表演藝術的生產要素替代彈性幾乎為零，因為任何一個表演者都是獨一無二的，任何的替換都意味著產品的改變,都有可能直接影響表演的效果，特別是一些知名藝術家的表演更是如此，他們往往有固定的欣賞和消費群體，不論他們的市場價格多高，都不能用其它的演員代替它們。群體表演藝術牽涉的生產要素更多，但是各種生產要素的搭配、組合的比例是高度固定的，不能輕易改變，否則便不能正常完成一次表演藝術品的生產過程，比如，一場完整的交響音樂會的演奏人員、樂器、時間是固定的，拿樂器來說，一般來說分為五個器樂組:弦樂組、木管組、銅管組、打擊樂組和色彩樂器組。這五個樂器組的組合有其特有的規律,為了保持聲部音響的平衡，各組樂器之間數量的比例必須合理,如木管樂器發生增減，弦樂器及其它樂器的數量也要隨之變化，一場高水平的交響音樂會依賴各位演奏人員的高水平的演奏技藝，我們不能因為某些演員的市場價格較高而替換成市場價格不高的演員，因為這樣做可能減少了成本但是卻損傷了藝術的質量，會造成不可彌補的遺憾。再比如，一場精彩的話劇演出，演員的構成、舞臺的設計、道具的選擇都是高度固定的，特別是一些關鍵要素，如某些著名演員，他們是舞臺的核心與靈魂，無論他們的出場費多么昂貴，都不能以其他要素替代他們，他們具有唯一性。一些傳統的表演藝術有著較長的發展歷史，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形成了比較固定的表演程式,如中國戲曲，在漫長的發展歷程中，人們依據既有的審美習慣和共同的意趣，逐漸創立了一些需要共同恪守的表演規則，這些規則田川流先生在其論著中概括為中國戲曲的程式化特征，包括戲曲演員的角色行當、演員的表演動作、戲曲音樂等，這些程式化特征是中國戲曲的主要審美特征，也是中國戲曲的本質特征，戲曲改革和更新不能改變這些特征，否則將會直接影響戲曲的傳承與發展，從市場層面也很難獲得觀眾的認同。從這個意義上分析，表演藝術生產要素的替代彈性較小。
表演藝術生產要素缺乏替代彈性給我們很多啟示。一方面，它告訴我們，任何的藝術營銷活動都必須首先將藝術家及其創造的藝術作品置于營銷戰略中的突出位置，藝術領域關注的是先創造產品，然后再去尋求其合適的消費者群體，藝術營銷的終極目標是為了藝術而非盈利性的，因而藝術營銷工作者也必須了解、熟悉藝術規律。另一方面，表演藝術生產要素的替代彈性較小甚至為零是否意味著我們不能有任何的創新?不是這樣,藝術只有創新才有價值，藝術的生命力在于創新和創造，但是這種創新和創造必須建立在遵循藝術發展的客觀規律，符合藝術自身的特點的基礎之上。近年來，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許多高科技的元素進人了表演藝術領域之中，給觀眾以耳目一新的感覺,有的效果很好，增強了表演藝術的感染力，獲得了市場的認可，而有的卻起了相反的作用,有的表演藝術團體為了迎合市場，片面追求市場利益，嘩眾取寵、喧賓奪主，結果既傷害了藝術,也沒有取得應有的市場效益。因而，任何的創新活動都不能以損害藝術的質量為基本前提。
三、表演藝術產品的勞動邊際效益遞減
經濟學的知識告訴我們，在投人量資本一定和技術水平不變時，欲增加產量，應該用較多的勞動替代資本,此時勞動的邊際效益呈遞減的趨勢。這一原理主要應用于分析有形物品的生產活動，但是也可以用來借鑒分析表演藝術服務產品的產出。表演藝術生產過程中有物質資本的投人，如表演過程中所需要的各種設備,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表演過程應用的高科技因素越來越多，如各種現代的聲、光、電技術、舞臺美術、設計的因素，他們的介人提高了表演藝術的效果，對藝術活動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但決定表演藝術活動整體水平的主要因素仍是演員的表演技藝。在資本和技術水平維持不變的情況下，要提高表演藝術服務的質量，只能依靠演員的表演技藝，但是表演技藝的提高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在技藝水平的初級階段,通過勤學苦練可以使表演能力迅速提高，但是隨著表演技藝水平的提高,付出同樣的努力而提高的速度會越來越慢，收益越來越小，增加的效果也會越來越不明顯，這可以理解為邊際收益呈遞減的趨勢。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有的演員的表演技藝達到一定的高度后會停滯不前，出現“高原現象”，甚至出現不繼續努力表演技藝水平下降的現象。
這一原理反過來表明，在表演技藝達到一定的高度以后，如果想取得突破，僅靠一般性的勞動或訓練還不夠，有時是收效甚微的。在這時，實施技術改良與創新，通過勞動資本以外諸多要素作用的顯現，不僅可以改善演出條件與環境，還將有助于表演技藝的提高，實現藝術活動整體效果的提升，同時也會帶來豐厚的市場收益。
四、表演藝術產品的供給彈性具有特殊性
供給規律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價格上升供給量增加。供給彈性也稱為供給價格彈性，它用于衡量供給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如果供給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很大，可以說這種物品的供給是富有彈性的;如果供給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很小，可以說這種物品的供給是缺乏彈性的。
影響商品供給彈性的因素很多,就一般產品而言，主要有生產周期的長短、生產的技術狀況、產品生產所需要的規模等。一般而言，生產周期較長的產品比生產周期較短的產品供給彈性要小,生產的技術狀況是指產品生產屬于資本或技術密集型還是屬于勞動密集型，前者要比后者的供給彈性要小，生產所需要的規模越小，產品的供給彈性就越大。
表演藝術具有自身的生產特殊性，價格變動對供給量的影響有不同的特點。首先，表演藝術一般屬于技術密集型生產,演員都是經受過長期專門訓練的，并且水平越高，專業性就越強,可替代性就越弱，供給量的增加就越難，此時供給對市場價格的變動不敏感，供給彈性較小。其次，表演藝術是復雜產品,表演藝術的生產是復雜勞動，產品的生產周期一般較長，無論是專業演員的成長過程,還是組織一場現場演出活動，都需要較長的時間，因而供給量至少在短期內不會因為市場價格的上漲而大幅度增加，由此導致供給彈性較小。第三，表演藝術生產的規模表現出多重性，有些規模較大，而有些規模則較小，如固定的小規模巡回演出,他們可能對價格的變化比較敏感，因而供給有一定的彈性，而大多數演出，對演員、舞臺的專業性要求較髙,演出的場次有較多的限制，因而這一類的演出，供給對價格的變動不夠敏感。
綜上所述，由于表演藝術的特殊性，表演藝術產品的供給總體上是缺乏彈性的。因此，在表演藝術的運作中，應當關注由于環境及大眾接受心理的變化對藝術可能產生的影響，注重藝術質量的穩定與不斷提高。
五、表演藝術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有特殊性
需求規律表明，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一種物品的價格下降會導致需求量增加。需求價格彈性用于衡量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程度。如果一種物品的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很大，可以說這種物品的需求是富有彈性的。如果一種物品的需求量對價格變動的反應很小，可以說這種物品的需求是缺乏彈性的。
一種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主要包括:該商品替代品數目多寡以及相近的程度、該商品在消費者預算中的重要性等因素。
我們先來看表演藝術產品的替代品數目。表演藝術產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專業性較強的產品，所謂的“陽春白雪”之類的演出，它們屬于表演藝術的高端產品，包括經典的傳統戲劇(戲曲)、歌劇、舞蹈、交響樂等等,該類產品的消費者對表演藝術具有濃厚的興趣，而且消費者往往具有較高的文化素質和欣賞能力，他們消費的目的除了愉悅生活以外還兼有研究與學習的需要，這一類產品的消費群體相對固定，細分市場比較穩定，消費者的產品忠誠度較高，欣賞高端演出已經成為他們休閑生活的重要內容，他們并不會因為價格上漲而減少消費或轉向別的休閑娛樂項目，因而替代品數量較少，需求缺乏彈性。還有一類產品，它們為大眾所喜聞樂見,老少皆宜，消費者并不需要具有太多的專業知識，他們主要的目的是獲得休閑時間的娛樂與放松，這類產品的消費人群具有一定的漂移性，消費者是否消費、消費多少取決于一些即時的、偶然的因素。根據經驗判斷，價格可能會成為影響需求的一個因素，但是價格究竟在最終影響選擇的因素中處于什么地位，其所占權重如何并沒有確鑿研究加以證明。因而并不能據此判斷該類表演藝術產品的需求富有彈性。
英國曾經對1298名定期出席藝術活動的人群做了一項研究。研究發現，對于非出席者是否決定出席而言，價格并非是一項重要的理由，因為其他因素的考慮通常比基于價格因素的考慮來得更為重要。只有4%的受訪者提到，價格是他們出席與否的一個障礙。研究因此得出一個結論:客觀上確實有票價上漲的潛在空間存在。[4](?255)這也可以理解為什么許多表演藝術產品的價格始終居高不下而仍然有那么多的人趨之若鶩。
商品在消費者預算中的重要性是指總支出中該商品所占的比重。一般來說，占家庭預算比重較小的商品，需求的價格彈性較小，反之則需求價格彈性較大。用于表演藝術的消費支出比重在不同的家庭顯然是不同的，這與家庭的收人整體水平有關，同時也與家庭的消費偏好直接關聯，假定社會對表演藝術消費的總體偏好相近，顯然，收人較低的家庭會更加關注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消費者對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變動不會敏感，而對表演藝術等非生活必需品的價格變動會比較敏感，因此需求往往富有彈性。對于高收入家庭來說，生活必需品的支出比例較低，家庭更多的支出用于發展性與享受性消費支出，價格不會成為影響該類商品消費的重要因素，因而表演藝術服務往往缺乏彈性。如果從社會家庭的平均水平來看，家庭對表演藝術的消費偏好則會成為影響需求彈性的重要因素，消費偏好強的家庭，表演藝術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小，消費偏好弱的家庭會比較關注價格的變化，對這部分家庭而言，表演藝術產品的需求彈性較大。
關鍵詞：技術創新 行動 環境變量
技術創新作為一種具有工具合理性的科技與經濟相結合而一體化發展的結構功能連續統，乃是現代社會系統為滿足其經濟、科技與社會協調發展之功能需要而作出的一種系統結構功能分化的結果。技術創新不僅在微觀上構成了企業為滿足其生存發展所必須作出的主導性行動，而且在宏觀上也逐漸顯示出其巨大的社會經濟效益，并構成了一種獨特的社會結構功能層面。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技術創新“已經構成了一種至少從工業革命以來的社會轉型的基礎發動機”（[1]，p.13）。
正因為如此，自從熊彼特首次提出創新概念并建構了其作為一種經濟發展理論的創新理論體系以來，技術創新就一直受到了學術界的關注，并對其進行了大量的經驗研究、理論概括和統計測度，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和顯著的社會效益。透過上述內容我們可以看到，由于技術創新主要是在經濟與科技相結合的領域中得到生成和發展，故而首先主要是在經濟學的理論框架下由技術經濟學、科技管理學和企業管理學等學科作出了較詳細的考察和研究。但是，隨著對技術創新研究層次的深入及研究范圍的拓展，而且也隨著技術創新活動逐漸越出單純的經濟系統并在社會整體系統之中功能凸顯趨勢的增強，其所具備的社會行動性質和社會關系結構等非經濟特征就遠非純粹的經濟學理論框架所能涵括的了。而這實際上就是為對技術創新的社會學研究提供了契機，即對技術創新進行社會學研究的必要性。
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對技術創新給出這樣的解釋性定義：技術創新是由創新主體（企業）所啟動和實踐的、以成功的市場開拓為目標導向、以新技術設想的引入為起點，經過創新決策、研究與開發、技術轉化和技術擴散等環節或階段，從而在高層次上實現技術和各種生產要素的重新組合及其社會化和社會整合，并最終達到改變技術創新主體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從這樣一種定義出發，可以看到，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技術創新無論其創新資源的獲取與社會動力的提供，還是其社會運行機制的展開和社會功能滿足方式的呈現，都總是離不開其社會環境的。因此，考察技術創新行動或行動系統的社會環境變量及其特征，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了。
在社會學理論中，環境是與行動相關聯的。從社會學中行動或行動系統的概念來看，任何社會行動總是行動者與其環境之間的某種關系，而社會行動之所以具有區別于行為或“觀念的流溢”的規定并從而具有客觀的自主性正是從這一關系中得出的。一般來講，社會行動具有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與行動的主觀方面即行動者相對應的有兩個因素：①目的——行動過程所要達到的未來狀態；②規范——與行動目的相一致的價值標準和行動規范。與行動的客觀方面即環境相對應的也有兩個因素：①條件——環境中不能為行動者所控制的因素；②手段——環境中能夠為行動者所控制的因素。這四種因素的組合即構成了所謂的社會行動的“行動參照構架”。正是這種行動參照構架（又可簡化為手段——目的構架或條件——規范構架）的形成，不僅從整體上規定了社會行動的基本特征，即社會行動本身是包含其環境因素的行動參照構架整體，或者說是一種行動系統，而且也規定了社會環境的性質，即環境是作為行動的客觀方面而參與了行動參照構架的形成，環境是不能脫離行動而自在成立的。這也就是說，社會行動不僅是有目的的，而且它總是在一定的客觀環境中進行的，這種客觀環境一方面作為條件限制了行動的取向和范圍，另一方面又為行動提供了手段或工具；行動者在其行動過程中不能超越于環境之外，但卻能從環境中獲取行動的手段或工具。同時，環境也不是自在和孤立的，而是在和行動的關聯中存在著和發展著的；其對行動的條件限制和手段提供只有在和行動的目的相連接時才能成立，才有意義。更進一步地講，環境只有在和行動的互動關系格局中才能獲得自身的存在意義和價值，才能獲得其與行動者相對應的獨立性和外在性。行動者與環境之間的相互作用是以文化為中介的，文化的作用是為行動者提供了行動規范。
作為一種特殊的社會行動或行動系統，技術創新也必然具備上述的行動參照構架的特征。也就是說，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它必然要以其主觀方面即技術創新的目的與規范同其客觀方面即技術創新的手段和條件之間的關系來建構自己的行動構架。這一方面表明，技術創新行動不僅有著自己特定的目標指向，而且也必然存在于一定的社會環境之中并與之發生關系，它或者受到環境的限制而調整自己的行動路線和范圍，或是從環境中獲取技術創新的手段和資源以達成自己的行動目標，并在此過程中同時也參與了對環境的重建。另一方面則表明，要考察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就必然離不開技術創新行動本身，因為環境已經成為了技術創新行動構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對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的考察應以環境和行動之間的互動關系為出發點。但是，遺憾的是，在以往的對技術創新的研究文獻中，不僅對環境因素的作用強調不夠，而且即或有所提及，也只是把技術創新行動和其環境當作兩個無內在關聯性的分離系統來處理的。而從社會學的角度以社會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出發點來考察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及其特征、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的互動作用關系以及由此引發的環境變遷的社會過程和機制等就更是殊見。因此，在本文中筆者將主要以技術創新行動之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基點，去考察技術創新行動其特有的社會環境變量及特征，而技術創新與環境的互動作用關系和環境變遷的社會過程及特征則留待它文中再作闡述。
從一般的意義上講，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就是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所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社會大系統。社會系統是由多種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因素集合而成，其中經濟的、政治的、科技的、文化的乃至自然環境的等等因素，構成了社會這一復雜的有機體。因此，廣義地講，這些因素及其關系均可作為技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因素而存在。但是，由于我們在這里考察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因素的理論出發點是技術創新的行動參照構架，這種行動參照構架中的環境因素或者作為創新手段為創新主體所把握，或者作為條件因素制約著創新目標的達成。這就表明，要確定技術創新的社會環境因素就必須從其與技術創新行動的關聯性特征出發，才能從廣泛的社會環境因素中獲得技術創新之獨特的社會環境因素的恰當的定位。從環境因素與技術創新行動的關聯性或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出發，我們可以確定出作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特定社會環境因素的幾個變量，即社會物質資源、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三個環境變量。
1.社會物質資源
社會物質資源是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行動的最基本環境變量，是社會環境系統中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硬性”約束要素。如果社會物質資源出現短缺，或者其與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互動交換關系發生障礙，則勢必導致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中手段要素的比例減少而條件要素的比例增加，其結果，是在限制了創新主體對創新資源的有效獲取的基礎上也阻礙了技術創新行動的正常展開和順利實現。
如果以文化的主層次結構的標準來看待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的話，則社會物質資源這一環境變量是居于該系統結構的器物層次，其和技術創新行動的互動作用和交換關系是最直接的也是最領先的。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這種居于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結構的器物層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并非純然是一種具自然物質性的要素的集合，而是一種包含了生產要素資源、人力資源、資金投入、市場需求和信息資源等在內的廣義性社會物質資源系統。
生產要素資源包含了技術創新所必須的原材料和機器設備等，它是影響技術創新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最基本的成份。如果缺乏這種最基本的環境要素的供給，技術創新行動將無從談起。在熊彼特的創新概念中就曾指出，所謂創新就是把一種從未有過的關于生產要素和生產條件的“新組合”引入現有生產體系之中，而其中的一種新組合形式即獲得原材料或半制成品的新的供應來源的實現就是一種創新。由此可見，雖然生產要素資源不能涵括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要素的全部特征，但作為一種基本的社會物質資源性環境要素卻是技術創新行動所不可缺少且必須與之發生互動關系的。
人力資源主要包括企業家群體和技術創新各環節所需的專門人才，它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的人才性資源環境。技術創新作為一種包含諸多運行環節或階段的社會行動，其全過程的順利展開和成功實現必須通過人的活動或行動才能完成；其各個環節、各個階段的運行質量和速度都取決于從事該環節工作的專門人才的科技水平、創造能力和管理能力等的高低。企業家群體是技術創新的啟動者、協調管理者和風險承擔者，而技術創新各環節所需的專門人才則是創新能否正常運行和順利實現的技術性保證。因此，如果技術創新行動系統不能同其人力資源環境要素發生通暢的社會交換和互動，則勢必導致創新所需的企業家和各類專門技術人才的匱乏和枯竭，從而也必將導致技術創新行動的瓦解。在這一點上，美國著名經濟學家T·舒爾茨也曾指出， 在通過科技進步提高生產力的問題上，“資本的傳統概念必須加以擴大，以便容納人力資本”（[2]，p.1），“從分析的角度來說，如果有可能將所有不同形態的人力資本集中在一起，其作用會大大超過全部非人力資本”（[2 ]，p. 2）。這種看法實際上是以一種經濟學投入產出分析框架中的資本概念闡明了人力資源的貯備以及對其進行的投資對于技術創新和科技進步的重要性。
資金投入是技術創新的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又一重要的約束性因子。由于技術創新行動的高風險、高投入和高效益性質，從而決定了資金投入作為一種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要素的獨立性和重要性。西方的一些發展經濟學家曾經指出，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一個關鍵性因素，因為根據哈羅德-多馬模型，在一定的生產技術條件下， 社會資本總擁有量與總產出之間存在著由資本產出系數所表示的關系；若資本產出系數不變，增量產出則完全要依賴增量資本投資。據此，他們認為，大規模的投資和由此造成的資本累積是使一國經濟實現起飛的前提條件。不管這種純粹的經濟學增長模型的假設是否恰當，單從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來看，如何選擇合理的資金投入方向以及降低資金投入的風險- 效益比，則的確是制約技術創新成功實現的前提條件。
市場需求既是促進技術創新的外部社會動力，也是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從世界范圍內的技術創新實踐來看，企業技術創新的動力，在很大程度上來自于國內外市場競爭的壓力。市場發育不健全，市場體系不完善，則以市場需求信號為主要表征的市場機制就不能有效地起到促進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并引導其創新發展方向的作用。因此，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如何準確地把握市場需求的類型及其發展趨勢，如何建構良好的市場體系和市場運行機制，從而把市場需求從技術創新行動參照構架中的條件取向轉化到有利于技術創新的手段取向上，并形成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和市場需求之間靈敏通暢的社會互動關系，乃是技術創新能否順利啟動和成功實現的重要保證。
信息資源是技術創新之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中的又一重要成分。從信息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行動實際上就是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內部以及該行動系統與外部社會環境之間信息的輸入和輸出關系的總和。就技術創新行動系統和環境之間的信息交換來看，在創新的啟動和決策、R&D、生產、銷售和創新擴散等諸環節或階段上， 都存在著大量的信息的流動和交換活動。如果缺乏這種從外部社會環境中獲得或輸入的足夠的信息資源，如科技發展信息、市場需求信息、地區和行業技術改造信息、技術引進信息等，則勢必導致技術創新行動由于得不到適度質量和數量的信息保證或是無法作出決策而啟動，或是創新諸環節之間聯系紐帶中斷，或是創新產出過程受阻，或是創新擴散過程失效等。因此，在闡述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物質資源這一環境變量時，就不能只定位在人力、資金、市場或生產技術要素等物質性的成分上，還必須充分認識到信息資源的重要性和制約能力，從而充分發揮信息資源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觸發作用、紐帶作用以及創新資源集聚作用等。這實際上就是要求在技術創新行動中，必須謀求有效的技術創新行動系統與其社會環境之間的信息溝通，并建構出有效的溝通渠道。這種信息溝通的渠道大致有以下幾種：①大眾新聞媒介；②學術刊物和學術會議；③政府部門的信息；④技術市場；⑤行業之間的信息網絡；⑥同學、同鄉、熟人等非正式的人際關系網絡等。
2.社會制度模式
在社會學看來，社會制度是“被歷史地加以傳遞的外部社會安排以及在社會化過程中加以傳遞的內化了的社會價值”（[3]，p.316）。帕森斯則更明確地指出，“制度是規范的一般模式，這些模式為人們與他們的社會及各種各樣的子系統和群體的其他成員互動規定了指定的、允許的和禁止的社會關系行為的范疇。在某種意義上，它們總是有限制的模式”（[4]，pp.144—145）。這就表明，社會制度作為人們社會行動和社會關系的制度化規范價值體系，是隨著人類社會的出現而出現、發展而發展的。它在規范人們社會行動、實現社會進步以及必要的社會秩序的維系等方面都發揮著核心的作用。
從上述界定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制度具有以下兩個方面的特征：第一，社會制度具有相對于社會行動的外在性和獨立性。社會制度是在人們為滿足某種社會需要并維持社會秩序的整合過程中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建構出來的；但社會制度一經建構出來，由于其組織人類社會生活的形式化程序和合法化價值，從而導致了它逐漸地同具體的人類社會行動相脫離而具有了外在性和獨立性的特征。正如P.布勞所指出的：“社會制度構成一種歷史現實，它至少部分地存在于人類之外并獨立于構成社會的人類”（[3]，p.316）。第二，社會制度對人們的社會行動具有限制性和規定性。由于社會制度的外在性和獨立性，導致其表現為一系列形式化的規則和程序，從而為人們的社會行動提供了一種限制性和規定性。作為制度的外在安排，這種形式化的規則和程序往往是由制度建構者或提供者通過強制性的方式建立起來的，從而也使得社會制度本身具備了一種強制性的力量。
對于技術創新行動而言，社會制度的這種外在性和獨立性特征必然導致其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外部環境變量而出現；而社會制度的強制性和規定性力量則決定了它必然成為技術創新行動系統所必須面臨的最為重要的環境變量的性質。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環境變量，社會制度或制度模式不僅為作為技術創新主體的企業提供了一種共享的行動規范，從而使企業之間或企業與其環境之間的互動和交換能夠按照某種穩定的或可預期的方式進行，而且在這種互動或交換活動的制度化過程之中，它也歷史地塑造出了一種企業之間、企業和社會之間的利益分配格局。企業在共享這一制度安排后果的歷史過程中，隨著其合法化和形式化程度的提高。會自覺或不自覺地對這種制度化安排付出不斷的、大量的利益投入尤其是機會成本投入，并對其抱有長期的利益收益預期。由于這種在歷史過程中所付出的成本投入- 利益收益行為選擇模式是很難更改的，因為更改意味著企業以往的成本投入可能全部或大部分作廢，因此，在這一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利益分配格局往往具有很強的剛性，從而對企業從事具“更改”性質的技術創新行動構成了強大的障礙和挑戰。這就正如帕森斯所說的，社會制度模式以及其所塑造出來的利益分配格局“它們在滿足處于某種典型條件下的系統功能必要條件的意義上，維持一種穩定狀態的條件。它們規定的限制使經濟和其他方面的約束得以生效。這種限制一旦被打破，不僅會涉及利益的得失，還會涉及權力和義務的破壞和侵犯。”（[5]，p.90）對于企業的技 術創新行動而言，其具體表現為技術創新行動的功能目標要求與企業既定利益分配格局之間的摩擦和沖突，表現為那些在技術創新過程中利益得失不同的企業或企業成員對由技術創新行動所建構出來的新的制度安排或原有制度安排的調整其社會認同方面的嚴重差異和分歧，等等。而所有這一切都構成了企業從事技術創新行動并由此建構新的行動規范和組織形式以及實現其制度化過程的嚴重障礙。
根據社會需要類型的分類標準，即根據社會制度滿足人類社會需要和規范協調人們社會行動與社會關系的不同維度，我們可以把社會制度模式劃分成如下類型：經濟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制度、宗教制度、軍事制度、婚姻家庭制度及福利保障制度等等。其中能夠納入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中成為技術創新之社會環境變量的主要制度類型有經濟制度、科技制度、教育制度、政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等，而其他社會制度類型雖也可作為環境因素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系統的結構、過程與實現，但較之于前述幾種的影響而言則僅具有一種間接性和邊際性，因而在一般情況下可以對它們存而不論。
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社會制度這個詞在社會科學或社會學中的使用其涵義是十分廣泛且有較大差別的。從社會學的角度來看，它不僅指“由周密制定、易于確認和相對穩定的規范、價值觀和法律控制的社會行為的各個方面”（[6]，p.298），不僅“指日常意義上在社會中出現的各種社會組織模式”（[6]，p.299），而且也指控制著社會生活的某些重要方面的制度領域或社會系統中各種獨立完整的結構功能層面。上述社會制度的不同層面或維度均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必須面臨且不得不產生和運行于其中的一種制度環境，而不論這種環境是表現在制度建構的發生學維度上還是表現在制度轉軌的結構過渡維度上。新制度學派經濟學家戴維斯和諾思曾對所謂的“制度環境”和“制度安排”作了區分，在他們看來，“制度環境”是“一系列用來建立生產、交換和分配基礎的基本的政治、社會和法律基礎規則”（[7]，p.270），而“制度安排”則是“支配經濟單位之間可能合作與競爭的方式的一種安排”（[7]，p.271），它可能是正規的、長期的，也可能是非正規的、暫時的。其實，這種區分從社會制度之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來看，并不是一種制度之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和內生變量的區分，而只是表明了社會制度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其作用方式的正式性與非正式性之分，表明了在社會制度模式中正規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化的行為規則同非正規的制度安排或非制度化的行為規則即所謂社會潛網的區分。但是，從這種經濟學家對制度所作的區分中卻可以啟發我們看到，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由于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也體現為一種新的制度規范或創新潛網的建構過程，而這種創新潛網作為更廣泛的社會潛網之一部分往往對技術創新行動發揮著更直接更具體的影響。因此，同上述新制度經濟學家不同，我們在闡述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制度模式環境變量時，應當更為關注這種社會潛網及其作用，因為不僅在現實生活中大量起作用的就是這一類行為規則，而且對于具創造性、新穎性和超前性的技術創新行動來說更是如此。
3.社會文化背景
社會文化背景是影響和制約技術創新行動的又一重要環境變量。前面已經指出，社會制度模式由于其外在性、獨立性、強制性和規定性的特征而對技術創新行動發揮著重要的決定性的環境影響，它構成了技術創新行動賴以發生、運行并實現其社會化和社會整合的制度性依附。但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技術創新行動中所依循的社會規范和社會價值并不完全是由社會制度來體現和承載的，也就是說，在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系統中還存在著一種無所不在且強有力的社會力量來補充社會制度模式在規范現實的技術創新行動時之所不及。這種力量不是一種與社會制度模式相對立的，也不能僅僅被理解成是社會制度模式的補充力量，而是一種包含社會制度模式在內的、更廣泛、更深層的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價值規范體系，它甚至還成為了社會制度賴以創生、演變和發展的基本依據。這就是以文化價值規范為核心內容的社會文化背景。
在對技術創新行動的規范和制約中，社會文化背景作為一種技術創新行動之特殊環境變量具有兩個基本特征：第一，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制約作用或者說社會文化價值規范的功能發揮并不完全以正式形式為條件，不一定具有相應的正式組織或設備作為其實體性物質基礎；但正因為其不具備完整的、正式的實體形式，才顯示出其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無所不在的制約力量來。可以說，它不僅廣泛地影響著技術創新行動的各個環節和層面，不僅涉及了技術創新行動的具體行動方向、范圍和路線，而且還深刻地影響著從事技術創新行動的企業家及相關人員的心理定勢、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第二，作用層次的內在性與外在性相統一。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制約力量具有超越于單個技術創新行動主體之上的外在性，同時又具有影響每一個技術創新行動主體的內在性。前者指的是任何技術創新行動主體在進行技術創新行動的選擇或決策時，不得不依從既有的文化價值規范，從而力求為技術創新行動的開啟、展開和實現謀求一種普遍的社會認同；后者則指社會文化背景具有深遠而廣泛的歷史經驗和文化累積的性質并積淀在每一個技術創新行動者的意識之中，從而自覺或不自覺地影響其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具體表現。社會文化背景的這種內在性與外在性相統一的特征，體現了其對技術創新行動制約作用的張力范圍，塑造了其對技術創新行動的既促動又限制的作用性質。
最后我們可以說，作為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變量之一，社會文化背景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影響或作用雖不如社會物質資源環境變量那樣直接，也不如社會制度模式環境變量那樣具有決定性，但它卻通過自己作用方式的非正式性和作用層次的內外統一性的作用特征為基礎，以一種文化規范潛網的方式發揮對技術創新行動的功能影響，并填補了此二種環境變量對技術創新行動影響不及的作用真空地帶。
4.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的特征
上面我們從技術創新作為一種社會行動其行動參照構架出發，闡述了作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因素的社會物質資源、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三個環境變量。當然，這并不是說它們就已經包含了影響技術創新行動的所有社會環境因素，而只是表明在和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的關聯中它們被確立為技術創新行動之特有的社會環境因素的恰當性和重要性。但盡管如此，通過上面對三種環境變量的闡述，我們已基本上可以把握住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因素的主要內容和面貌，并且進而也可歸納出以上述三種環境變量及其關系為主體的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系統的基本特征。
第一，關聯性。這是指構成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的各種要素或變量之間都是相互聯系和相互依賴著的。社會物質資源的交換與獲取離不開社會制度模式的規范限制和社會文化背景的價值影響；社會制度模式的規范性限制離不開社會物質資源的支持和社會文化背景的認同；而社會文化背景的力量也只有通過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物質資源為載體才能具體表現出來。應當強調指出的是，正是這種社會環境諸要素或變量之間的關聯性，表征了我們前面把技術創新視為一種行動系統并以其整體性的行動參照構架作為考察其社會環境的理論出發點的正當性。因為，由于環境變量之間關聯性的存在，使得技術創新行動主體在和任一環境變量發生互動交換關系的時候，都必然牽連著其他環境變量乃至整個環境系統的影響，如果不從系統的角度來把握技術創新行動的特征，不以技術創新行動的整體行動參照構架為理論基點來把握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的內容，就勢必導致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之間互動交換關系網絡的離散，并最終導致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系統之結構和秩序的紊亂。
第二，層級性。從社會系統論的觀點看，我們可以把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系統的結構劃分成分別以上述三種環境變量為表征的三個層次，即器物層、制度層和價值觀念層。其中，器物層是以社會物質資源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制度層是以社會制度模式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價值觀念層是以社會文化背景表現出來的社會環境。同時，如果我們從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社會環境系統之互動作用的順序考察，也可以看到環境結構的很明顯的層級性，即首先是技術創新行動和社會物質資源之間發生互動交換關系，其次涉及到社會制度模式，最后是社會文化背景。而反過來，則是形成一種作用調節的信息控制等級次序結構，即在信息方面社會文化背景制約著社會制度模式與技術創新行動的互動作用并限制著其互動關系的變化范圍，而社會制度模式作為對扮演技術創新主體角色的企業的期望，又限制著其在和社會物質資源之間發生互動交換關系的動機、目的和決策過程。
第三，差異性。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由于存在著不同的創新行動主體，它們有著各自不同的目標取向、收益預期、行動方式和功能要求，從而決定了技術創新行動和環境之間的互動交換關系在形式和內容上會有差異，而這實際上也就表明了社會環境的差異性特征。對于不同規模不同類型的企業來講，其可能采取不同的創新方式，或產品創新，或工藝創新，或組織創新。而對產品創新和工藝創新而言，其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會物質資源和社會制度模式，而對組織創新或制度創新而言，其所面對的社會環境因素可能主要是社會制度模式和社會文化背景，等等。社會環境的差異性一方面可以為技術創新行動提供適宜的行動契機和行動方向，但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創新主體獲取創新資源和手段的機會和位置的差異，從而導致創新主體之間在技術創新行動中的不平等競爭。
第四，動態性。這是指技術創新行動之社會環境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技術創新行動的展開會處在變動不定的狀態之中。首先，社會環境的各種要素或變量具有較大的可變性。一方面每一環境變量都處在其他環境變量所構成的環境中，為了自身的存在和發展，每一環境變量都將在獲取資源的過程中不斷改變自身的形式和內容從而表現出一種動態的適應過程；另一方面，由于技術創新行動本身也參與了其周轉環境的構造與重建，因此由技術創新行動所體現出來的更新取向也必然導致環境變量的動態性發展。其次，各種環境要素或變量之間的結合方式或互動作用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經常地具有新的內容和新的結構。
最后，利用上述的技術創新行動的環境變量及特征的分析框架來對照中國現實的技術創新狀況，可以看到在中國技術創新行動的社會環境結構的三個變量層次上，明顯地存在著短缺效應、轉型效應和遲發效應等三種環境變量的影響和制約，并形成了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行動其社會環境結構的剛性特征。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正是它們阻礙了中國企業技術創新行動的順利啟動、運行和實現。因此，從理論上講，要消除這種環境影響的障礙和限制，就必須在對技術創新行動的目標選擇和具體操作上要有一種系統的觀念，即不單是把技術創新行動同其社會環境看作是兩個互無內在關聯的系統，而必須是把環境因素納入到對技術創新之行動參照構架的建構過程之中，從而通過行動建構系統的過程不斷地把環境因素中的條件成分轉化到手段成分中去，形成一種技術創新行動與其環境的共同創新和重建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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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西奧多·W·舒爾茨：《人力資本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3]P.布勞：《社會生活中的交換和權力》，華夏出版社1988年版 。
[4]T.帕森斯：《現代社會的結構與過程》， 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5]T·帕森斯：《經濟與社會》，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
摘 要 手槍射擊是我國公安警察必須掌握的一項基本技能，手槍技戰術的正確運用，能夠有效的遏制犯罪行為，減少警察人員傷亡事件的發生幾率。因此，本文就針對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和教學訓練策略進行了分析。文章首先從三個方面入手分析了現代警用手槍的技戰術特征，然后又在此基礎之上，根據現代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分別提出了幾點有針對性的教學訓練策略，以期能夠借此為我國公安警察院校警用手槍教學訓練活動的科學、高效開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關鍵詞 警用手槍 技戰特征 教學訓練策略
手槍是我國人民警察在警務執法工作中近距離使用的重要武器，其體積小、重量輕、使用方便，且便于攜帶。在警務執法工作中，手槍技戰術的正確運用，能夠有效的遏制犯罪行為，減少警察人員傷亡事件的發生幾率。因此，手槍射擊是我國公安警察必須掌握的一項基本技能。鑒于此，本文就針對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和教學訓練策略進行了分析，以期能夠借此為我國公安警察院校警用手槍教學訓練活動的科學、高效開展提供一定的理論參考。
一、警用手槍技戰特征
全面了解和把握現代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是科學開展警用手槍教學訓練活動的基本前提。概括而言，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主要有如下幾點：
一是，發生時間短、距離近、危險性大。由于在警務執法工作中，槍戰的發生多是突發性事件，是不受時間、地點以及空間的限制的，不但發生的比較突然，而且發生的時間也非常的短促，在很多案件中持續時間往往只有2-3秒鐘，很多情況下都是在交火的一方或者是交火的雙方都沒有準備好甚至是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近距離發生的，因此，傷亡事件也是在瞬間產生的。再加上，交火時所使用的是致命性的武器，雙方還有可能交火，所以，出現傷亡性事件的幾率非常高，這就使得警用手槍具備了發生時間短、距離近，且危險性大的特征。
二是，臨場所承受的心理壓力非常大。警務執法過程中，槍戰發生的突然性、瞬間性以及環境的復雜性和槍戰結果的高危險性都會使得公安警察人員產生較大的心理壓力，如果心理素質水平和心理調控能力不夠極有可能會影響到射擊技能的正常發揮。
三是，因為受法律法規等客觀條件的約束，加大了臨場使用的難度。由于執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的行為會受到法律法規的約束，警用武器也只能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才能夠使用。但是，槍戰發生的實際情況卻是復雜多變的，而且犯罪嫌疑人武器的使用往往是毫無顧忌的，這在無形中就加大了警務執法人員武器使用的難度，如何根據臨場執法的環境和現場的突發事件做出迅速的反映，并實現警用手槍技戰術的正確運用，就相應的成為了現代警用手槍教學與訓練中的重點內容之一。
二、警用手槍的教學訓練策略
根據上文所分析的警用手槍技戰特征，特提出了如下幾點關于警用手槍的教學訓練策略：
首先，要重點關注快速出槍和快速連續射擊技能的學習與掌握。警務執法過程中，槍戰發生的突然性和時間短、距離近、危險性大等特點，決定了出槍的快慢是槍戰取勝的首要因素，多數情況下，誰出槍快誰就爭取到了主動權。而快速連續射擊技術指的則是在最短的時間內，在據槍概略瞄準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連續射擊的技術。在實戰的過程中，由于警務執法人員出于對犯罪嫌疑人的具體情況了解的局限，很多情況下都是被動使用武器的，在這樣的情況下很容易出槍如果不占優勢，那么就必須要較近的距離和較短的時間內做出快速的反應，通過快速連續射擊來避免自身處于危險之中。所以，在開展警用手槍教學與訓練的過程中，一定要注意重點關注學生快速出槍、快速連續射擊技能的學習與掌握。
其次，要注意射擊技能教學訓練與射擊戰術教學與訓練的有機結合。射擊技術和射擊戰術是警用手槍基本功的兩大核心內容，只有在日常教學訓練的過程中，將射擊技術與射擊戰術有機的結合起來，才能夠確保學生在走上工作崗位之后，遇到實戰時，能夠根據實際的情況做出迅速、正確的反映。因此，在警用手槍教學訓練中一定要注意射擊技術教學訓練與射擊戰術教學訓練的有機結合。例如：在教學與訓練中有意識的強調射擊技術動作與戰術動作的結合，開展突況下槍支使用技術的訓練、隱蔽和防御性射擊技術訓練等等，將技術與戰術有機的結合在一起。
最后，要注意心理技能訓練與射擊技戰術訓練的有機結合。警用手槍的技戰特征決定了心理因素對射擊的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在開展警用手槍教學與訓練活動的過程中，如果沒有心理訓練與技戰術訓練相配合，不但很難取得理想的教學訓練成效，而且學生在實戰中也很容易因為受到心理壓力的影響難以發揮應有的水平。心理訓練是一個長期的、系統的過程，只有將心理訓練與日常教學訓練中的技戰術訓練有機的融合在一起，才能夠實現學生心理素質和心理調控能力的穩步提升，才能夠讓學生在遇到實戰時自如的應付各種突況和各種干擾因素。因此，在開展警用手槍教學訓練活動時，一定要注意心理訓練與射擊技戰術訓練的有機結合。例如：可以將放松入靜、內心表象和注意力的集中與分配訓練有機的融入實彈射擊訓練之中；也可以采用模擬實戰場景、制造緊張氛圍等方式，加大學生技戰術訓練過程中的心理負荷，從而實現技戰術訓練與心理訓練的有機結合。
參考文獻：
【關鍵詞】 高校;體育教學質量;特征;因素;優化途徑
一、前言
現代社會要求大學生需要德智體美等全面發展，而體育教學也要注重大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提高。高校體育教學作為在校學生接受正規體育教育的最后時期，作為高校體育教師，需結合大學生的心理及生理發展規律，全面提升其體育素質。近年來，高校體育教育得以蓬勃發展，然而仍存在諸多問題，新時期如何充分發揮體育的功能，進而培養出全面協調發展的高素質人才，作為我國高校體育教學的重要問題。本文筆者結合多年的體育教學經驗，就如何進一步提升高校體育教學質量實施探究，并提出一系列有效策略，以期促進大學生的全面健康發展，進而推動高校體育教學事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高校體育教學質量的特征分析
1、抽象性與具體性
就宏觀方面而言，體育教學質量作為一種價值取向，可直接反映出教育者的觀念及意識，根本目標是增進大學生的身心健康水平;就微觀方面而言，體育教學質量作為一個具體的目標概念。具體包括教學目標管理及實施教學手段等等，也就是大學生的技能、認知、態度及行為表現，同時還包括體育教師的專業素養、教研水平等等。提高體育教學質量需要將抽象的目標具體化，即將“健康第一”思想貫穿于體育課程的各個環節。
2、統一性與層次性
體育教學質量有統一的規范，即有統一的標準及目標，同時體育又是以身體活動為內容的教育過程，即便是同一年齡段卻身體運動能力存在差別，從而使得體育教學質量具有層次性。因此，高校體育教學質量需要在理論知識方面統一要求，在運動實踐方面則應該區別對待，因材施教，只有將統一要求與區別對待有機結合才可以客觀地衡量體育教學質量。
3、延時性與動態性
教育作為一個漫長的過程，而體育更是陪伴人一生的內容。衡量高校體育教學質量，首先要看在受教育者在受教育過程中的表現，其次要看大學生畢業后的社會實踐狀況，具體包括具有健康思想與意識、參與體育鍛煉的主動性、體育活動的指導能力等等。只有把握這一點，才可以轉變觀念，改進教學方法與手段，從而促使體育教學改革真正適應社會的需要。
三、影響高校體育教學質量的因素分析
1、體育教學缺乏重視
受傳統文化影響，很多人認為體育僅是一種娛樂，無需把時間浪費在體育學習及鍛煉上。作為校領導也是過于重視大學生文化課的學習與提高，并未真正將大學生的身體素質納入教育體系中。
2、體育教學內容多而雜
高校體育教學提倡大學生全面發展，在此影響下，體育教學內容既多又雜，在實際的體育教學過程中，往往受到課時及教學條件等限制，很多設置的教學內容無法落實，并未發揮出培養大學生興趣的價值，直接影響教學質量。
3、傳統的模式教不利于大學生興趣發展
傳統的體育課堂結構已很難適應當代大學生的發展，體育教師大多采用準備部分、基本部分及結束部分等傳統模式，該模式無論是形式還是內容方面均過于突出基本部分的作用，卻忽視其它兩個部分的教育價值，同時束縛體育教師的思維，不利于體育教學的創新，限制了大學生的主動性與創造性，不益于大學生的個性發展。
4、理論與實踐缺乏有機結合
高校體育教學過于注重傳授體育知識與技能，而大學生對于體育知識與技能僅能達到模仿程度，尚不能靈活應用，大學生無法為自己制定運動處方，進而影響了鍛煉的科學性與有效性。
5、體育場館器材等硬件條件較差
高校陳舊的體育設備無法滿足打學生對體育鍛煉的實際需求，這在無形中壓抑著大學生對體育課的興趣，減少大學生對體育教學的熱情，致使高校體育教學難以達到滿意效果。
四、優化高校體育教學質量的途徑
1、樹立高校體育教學新理念
首先，高校體育教學需全面貫徹素質教育理念，將大學生擺在教學主置，著重培養大學生分析及解決問題的能力，從而實現大學生綜合素質的全面發展;其次，作為體育教師應該認識到大學生的個體差異性，不可用學對待不同水平學生，即要實現因材施教，充分發揮大學生的個性，以此培養其創新精神;第三，高校體育老師需降低競技體育在體育教學中的比重，著重培養大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最后，學校主管部門應該從大學生的角度出發，以培養大學生終身體育意識及能力為目標，充分調動大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2、改善體育教學場地與器材
首先，作為體育老師應該充分了解學校現有的體育場館及設施，結合學校及自身教學資源實施合理規劃，切實提高大學生對體育運動的興趣;其次，作為學校的主管部門要進一步重視學校體育教學，切實增加體育經費投入，多添置體育教學器材供大學生體育鍛煉使用，同時注重體育場館設施的高效利用與日常維護，延長使用壽命，促進學校體育教學不斷進步，切實提升高校體育教學質量。
3、豐富體育教學內容
就高校體育教學而言，選擇教學內容就是選擇體育項目，在選擇體育項目時，需結合學校的實際情況及教學目標，盡可能豐富教學內容，從而調動大學生學習的積極性，進而提升體育教學效果，最終實現體育教學目標。
4、增強學校的體育運動氛圍
高校相關部門需進一步加大宣傳力度，充分利用校園廣播及海報等渠道宣傳體育鍛煉的價值，促使大學生初步形成體育鍛煉意識，此外，學校鼓勵大學生組建體育社團，并鼓勵大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從而幫助大學生養成體育鍛煉意識。不僅可以提升大學生的終身體育鍛煉意識，而且通過濃郁的體育運動氛圍，有效促進陽光體育運動的順利開展。
5、建立融洽的師生關系
和諧融洽的師生關系對體育教學的順利進行及提高體育教學質量均可產生直接影響。這就要求體育教師需善于調控大學生的情緒變化，促使他們保持愉快的心情，同時要與學生傾心交談，只有多接觸學生、多關心學生，以誠相待，大學生才會信任教師，師生之間才可以建立起信任，最終在感情融洽、團結友愛的氛圍中學習與進步。
五、結束語
總而言之，隨著知識經濟的快速發展，高校體育教學只有充分發揮生活教育、道德教育及個性教育等各個方面的功能，才可以跟上素質教育發展步伐，作為高校體育教育工作者，應該立足學生，緊扣教材，理論聯系實際，并不斷探索創新，運用現代教學方法與手段實施體育教學，才可以適應當前教育發展需要，切實提高體育教學質量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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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外之象、韻味之韻是中國傳統藝術的精髓。“注重言外之意，這不僅是中國詩歌的特點，也是中國古代文學藝術共同的特點。詩歌求言外之意，音樂求弦外之音，繪畫求象外之趣，其中的美學觀念是相通的，都要求虛中見實”。京派文學的畫面中流溢著朦朧悠遠的韻味。楊剛說師陀的作品仿佛是一幅意境畫，情節和人物都籠罩在茫茫的霧里面。廢名惜墨如金，他的語言極簡而意味極豐，頗有“不著一字，盡得風流”之能。我們單單從有些作品的題目就可以感受到融貫全篇的韻味，比如《橋》中“金銀花”“落日”“棕櫚”“花紅山”“梨花白”“桃林”“洲”“簫”“詩”“燈”等頗具詩情畫意的題目就流溢出濃濃詩情，悠悠古韻。凌叔華僅僅《再見》一文中就有“西湖”“落葉”“西溪”“云樓”“水榭”“盛開的秋芙”……湖、葉、云、榭等事物本身就有著浩遠的意境和濃深的古典美，組合在一起更顯出古典意境的雋永有致。凌叔華常常這樣構圖：“一條輕浮天際的流水襯著幾座微云半掩的青峰，一片疏林映著幾座茅屋水閣，幾塊苔蘚蓋著的卵石中露出一叢深綠的芭蕉，或是一彎靜謐清瑩的湖水旁邊，幾株水仙在晚風中回舞。”她的畫作頗得倪云林繪景之精要，于半露半掩、或濃或疏中，古意全出，古韻悠長。廢名淡墨寫意，在“一簇簇竹林中露出一重茅屋”，只一個“露”字，就將竹林的茂盛綠意、茅屋的小巧別致巧妙地點染出來。
沈從文的作品給人一種閱讀、視覺享受。他常常將“古典詩歌的善于創造意象，宋元山水畫的精于結構布局”和湘西秀美的自然，濃郁的民風相融，使用記憶中水上的語言，“一個字一個字地雕刻”小說，勾畫著故鄉的山山水水、花花草草，講述著柔和淡遠、宛若牧歌情調的邊城故事。“溪邊有座白塔，塔下住了一戶單獨的人家。這人家只有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只黃狗。”作者以寧靜和諧的內心，用飄逸流動的文字飽蘸溫愛之墨，以溫柔靈動的線條繪出淡遠優美的茶峒景致。一個老人、一個女孩子、一條黃狗，物象極其簡單，但又不失于單調，每一個簡單的物象以及物象之間的關聯都隱藏在畫面中。作者將這兩個人物、一個動物置于故事的開頭，是有其用意的。他們是生活在湘西邊城的精靈，更是這個美麗故事的主角，他們悠然自在、瀟灑隨心的和諧心境也為邊城故事定下了基調。
唐代張彥遠提出“意存筆先，畫盡意在”。京派作家善用含有豐富意蘊的物象，帶領讀者感悟物象背后深藏的蘊意，帶領他們從繁雜瑣碎的日常生活進入有意味的藝術世界中，收獲審美的。沈從文小說《邊城》中的“白塔”不單單是湘西邊地的一處建筑，它貫穿故事發展的始終，在每個轉折關鍵處，它都會如神靈般出現，潛在地推動故事的發展。廢名《竹林中的故事》中“竹”是從中國傳統文學中“竹”的隱含意義開掘而來的，它還象征著女性的純潔和善良，乖巧的三姑娘就融進了這片蒼山翠竹之中。廢名筆下的“桃園”“橋”，沈從文筆下的“橘園”“水”“”“碾坊”，師陀筆下的“果園城”“古塔”等物象都隱含著豐富的文化內涵，在畫內畫外都洋溢著純樸優雅的意趣。
單純的物象摹寫遠遠不能構成豐盈的藝術整體，京派文學繪畫美的無窮韻味還體現在作者將其主觀情感大量地注入畫面之中，移注在景物之上，由我及物、由物及我，主客融合，物我同一。人物的感情與自然的風景仿佛發生著某種神秘的感應，而自然景物又是人物情緒的延長與擴散。這樣的創作技法使得文字富有極為生動的表現力和感染力，從而達到繪畫的自然有情化。高山、流水、翠竹不僅僅是實實在在的物象，還注滿了作者無限的情感，或悲傷或喜悅，情、景渾然一體。《邊城》中，悶熱無聊的夏夜，翠翠獨自守著空船，聽身邊竹篁被風吹得嘩嘩作響，看四周蜻蜓驚飛，心思也隨之飄搖不定，無法安寧……悶熱的夏夜、呼嘯的大風令翠翠心生煩悶，難以平靜，而翠翠的不安又使周圍的景物鍍上了飄搖無際的色彩，渲染出了迷亂的韻味。景深一層，情濃一步，在搖曳的畫面中，我們聽到了生命的律動。
京派文學于漫卷雅氣的字里行間、飄逸的畫幅之中蘊滿詩情畫意，溢出無邊的韻味。二、 空靈超曠，氣逸神全
中國現代文學誕生在災難深重、硝煙彌漫的時代。強調力量的強大成為時代的主潮，時代的特殊性使得文學有悖于中國傳統文學的溫柔典雅。20世紀二三十年代，到處充滿黑暗，現代文學其沉郁的色調、陰暗的氛圍中演繹著多少悲苦寂寥窮人的哀傷，光怪陸離的都市交際場所里一片混亂：“上了白漆的街樹的腿，電桿木的腿，一切靜物的腿……revue似的，把擦滿了粉的大叉地伸出來的姑娘們……”（穆時英《上海的狐步舞》）刺激而混亂的色調、炫人眼目的燈光令人心神煩躁，無數顆迷亂的、醉生夢死的靈魂在污雜的世界里沉淪墮落。然而，京派文學既沒有痛哭流涕、苦難唉唉的灰暗圖景，也超越了紛繁復雜、刺眼炫目的雜亂之色，它超脫任何非審美因素，以一幅幅空靈超曠的畫面講述著一個個遠離現世、超脫塵世紛爭、高蹈于現實之上的悠遠故事。它在紛繁的現實中，追求一種夢境般的、似水晶般晶瑩純凈的世界。
朱光潛先生認為美術可以用來宣泄情感，超脫現實：“美術何以使人超脫現實呢？一，就創作美術的人說，美術雖借現實做資料，但是對于資料的應用支配，美術家能夠本自己的創造理想，伸縮自由。在現實范圍里說話，空中決計不能起樓閣。美術便沒有這種限制。所以現實世界不能實現的理想，在美術中可以有機會實現。二，就欣賞美術的人說，美術能引起，而同時又不會激動進一步的欲望；一方面給心靈以自由活動的機會，一方面又不為實用目的所擾。”
京派文學氣韻神全。徐志摩曾這樣評論凌叔華的作品：“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群眾的歡迎，她卻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暗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陳源則說：“因為完全的真實是她的目的，‘水晶似的清瑩’是她的標準，所以她作品中的人物才能洞見肺腑，而‘清純’一詞，誠如麥雷所說，成為她的特質。”汪曾祺用除盡火氣、詩意貴氣的文字編織著遠離現世的幻夢，他的《復仇》《受戒》《大淖記事》《天鵝之死》《曇花·鶴和鬼火》……橫吹出一支支遙遠的牧歌。其《珠子燈》中，女主人公就這么安靜地躺著，百無聊賴地聽著屋前屋后各種各樣的聲音，還不時聽到珠子落地時清脆而悠遠的響聲。也許這些珠子里藏著自己的故事，自己的回憶吧，它墜落的聲響帶她離開紛雜的現實，飄到悠遠純美的另一境界中。作者將各種聲音堆疊在一起，于出神入化的境界中勾畫出一幅女子聽音、玉珠落地、恍惚隔世、憶及似水年華的圖景。這種超脫空靈之美很貼近梁宗岱欣賞的境界：“像音樂一樣，它自己成為一個絕對獨立，絕對自由，比現世更純粹，更不朽的宇宙；它本身的音韻和色彩的密切混合便是它固有的存在理由。”京派文學完美地體現出這種自由、純粹、超越現實的空靈之感。
京派文學畫面中唯美的寫意與中國藝術中重虛靜、空靈美是一致的。京派文學超脫空靈的繪畫美暗含著知識分子對于現實世界的超離。自古以來，每每遇到不和諧的社會境況，多數文人總是選擇隱逸，在隔世的環境中擺脫并遠離過去，重新寄寓自己美好的理想。超脫空靈之美還與京派作家崇尚“沖虛自然”的佛道思想密不可分。沈從文蕭蕭畫筆營造出“帶有化外之風的‘湘西世界’”。廢名受禪宗思想影響極深，他的作品極力表現的是“禪境”，在風情秀美的陶家村、翠竹林、史家莊，在“拈花微笑”中頓悟出深深的禪意。凌叔華在其畫作中有這樣的補題：“1954年10月獨游渥茲華茲故里，秋山秋樹，曉煙暮云，都在傳達詩人詩句，湖上放船棹，尤有參禪之味。”汪曾祺作品中的超脫之美尤其體現在主人公身上：《雞鴨名家》中的余老五有一手炕雞絕活，然而他最大的樂趣是提著一把紫砂壺到處閑逛，開懷飲酒；趕鴨能手陸長庚也愛喝酒，常賭博。《徙》中的舊式文人高先生，品德高尚，潔身自好，遠離世俗紛爭。《故鄉人》中的王淡人尤其喜歡“一庭春雨，滿架秋風”的淡泊寧靜……
有的作家為了表達這份超脫世俗的空靈美，還將畫境移入天馬行空的夢幻中，使讀者在脫離了世俗羈絆的夢境中收獲精神的滿足。“是夢，所以與當初的現實生活隔了模糊的界。藝術的成功也就在這里。亞里士多德說：藝術須得常是保持‘a continual slight novelty’。西蒙士（A. Symons）解釋這話道：‘Art should never astonish’。”廢名《橋·窗》中，小林看著細竹安睡，突發靈感，很想畫一幅畫，這幅畫是一個夢，“畫得這個夢之美，又是一個夢之空白。他又想到夜，夜亦可畫，正是他所最愛的顏色。此夢何從著筆，那里頭的光線首先就不可捉摸”。無邪的童真、飛揚的詩思如唯美的光影膠片疊合在一起，匯聚在恍惚的夢境中……灌嬰（余冠英）精準地論及了廢名作品的這一特色：“作者對現實閉起眼睛，而在幻想里構造一個烏托邦……這里的田疇，山，水，村莊，陰，晴，朝，夕，都有一層飄渺朦朧的色彩，似夢境又似仙境。”翠翠聽完爺爺講述自己父母的事情后，“夢中靈魂為一種美妙歌聲浮起來了，仿佛輕輕的各處飄著，上了白塔，下了菜園，到了船上，又復飛竄過懸崖半腰，去采摘虎耳草”。翠翠的愛情在現實生活中是無法向人傾訴的，是被壓抑的。只有在空靈的夢境中，她才能真正進入美麗的愛情世界，在輕輕飄著的歌聲中初嘗愛情的甜酒。夢境是超脫于現實世界的，京派作家借虛幻的、悠遠的夢境表露自己在現實生活中無法言說的情感和思想，寄寓著美好的憧憬和希望。
京派作家以虛靈的心境，在一簾風雨、一片迷離的煙水里營造出空明澄澈之境。京派文學的繪畫美遠離現實的浪浪天風，如鏡中月，似水中花。陶淵明只有“心遠地自偏”，才能“悠然見南山”，而且深刻領悟到“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深刻哲理。同樣，京派文學繪畫藝術境界中的空靈也是由“心遠”而獲得充實。在空靈的境界中，我們才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無言之美，濯濯如春月柳、軒軒如朝霞舉的高尚情懷。作者靜觀自然，尋找能安頓靈魂的生命方式，抒發對生命、人生、宇宙的理解和感悟。廢名借小林面對星空寂然凝思——“如果真要畫它，沙，樹，尚得算作黃昏里的東西。山——對面是有山的，做了這個horizon的極限，有意地望遠些，說看山……”（《橋·黃昏》）——抒發無邊的宇宙豪情。沈從文常常面對壯美的自然，心生感慨，在如畫的湘西，他動情地說：“山頭夕陽極感動我，水底各色圓石也極感動我，我心中似乎毫無什么渣滓，透明燭照，對河水，對夕陽，對拉船人同船，皆那么愛著，十分溫暖的愛著！”面對積翠凝藍的山脈、綠浪翻銀的豆田、黃白相間的菜地，他被這莊嚴華麗的景象打動了，凝思時空、自然和生命的深邃意義。他非常厭惡在城市庸俗污泥里混亂生活的人生狀態，認為這種生命已經被“時間”和“人事”剝削殆盡了，他回想著夢中極靜的百合花，深入探尋著生命的厚重意義……
總之，空靈之美就是間隔之美，作者在遠離現實的畫意中探尋著生命與人生的真諦，讀者在超脫空靈的意境中感悟著生命與人生的豐富內涵。三、 和諧醇正，芳華落盡
“五四”以來，在魯迅倡導的“立意在反抗，指歸在動作”，“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滌蕩，瞻前顧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敵，戰則不止”戰斗精神的指引下，中國現代文學高揚著反抗傳統的大旗，在要振動、要咆哮、要熱烈的時代激情感染下，展示著戰火紛飛中的抗爭與戰斗。與當時左翼文學、海派文學相異，京派文學遠離對苦難情境的反復渲染，而以清麗的畫面、和諧醇正的意境，在紛亂的時代里顯出一絲明亮溫暖的光芒，于哭聲淚光中見出一抹淡淡的微笑。
和諧是東西方美學史上一個重要的美學范疇。它代表著古典主義的審美理想，追求節制、穩定、均衡之美。京派文學的審美意識非常強烈，即使有關復雜社會矛盾的題材，一經他們的生花妙筆過濾、淡化，也就頓然充盈著溫婉平和之美。廢名的作品“充滿了一切農村寂靜的美……作者所顯示的神奇，是靜中的動，與平凡的人性的美。用淡淡的文字，畫一切風物姿態……一切與自然諧和，非常寧靜，缺少沖突”。《菱蕩》中語言含蓄，隨著視點由遠而近的變化，作者筆盡意連，依次點染出了屋瓦、樹林、小河、池塘，最后將落腳點定格在人物身上，人物的氣韻與優美的大自然相和諧，別有一番境界。《橋》中小林放學回家，替姐姐取水，平靜的水面映出姐弟倆歡喜興奮的面龐，調皮的弟弟故意撞擊吊桶，突然打破了水面的平靜，也驚擾了靜謐的畫面，寧靜的倒影隨著漣漪迅速散開，清脆的笑聲也頓然銀鈴般響起，靜靜的畫面也有了動感，其和諧美具有音樂的節奏。廢名先生在青翠的竹林中，與可愛的三姑娘嬉笑，讓她多給我們稱些菜，好帶她一起吃飯，誰料她卻笑著回敬：“吃先生的一餐飯使不得？難道就要我出東西？”說著就從籃子里抓出一把菜……逗笑的情景別有情趣而其樂融融，仿佛在濃綠的主色調上涂抹了無限溫柔的光亮，頓覺溫暖而動人。那翠綠的竹林、其間回蕩的笑語歡聲，靈動聰穎的三姑娘都被圈進了和諧的畫面中。
沈從文“始終把和諧作為美的境界來追求，盡量節制自己的情緒和沖動”，他極其重視以柔情溫愛之筆，帶領讀者回到馨香純真的“嬰兒狀態”。李健吾很欣賞他的《邊城》：“這里一切是諧和，光與影的適度配置，什么樣的人生活在什么樣空氣里，一件藝術作品，正要叫人看不出是藝術的。”在《三三》中，三三在磨場邊望著青青的溪流，陷入久久的思索中，母親遠遠地喊著她的名字，她叫嚷著：“娘，我在看蝦米呢！”三三與母親親柔的問答中更見出她的天真可愛、母女間的無限親情，純樸的親情與青山綠水融匯在一起，聲色相契，頗具詩情畫意。在藝術的表達方式上，沈從文極其推崇“勻稱”“趣味”“節制”等審美范疇并將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他構思運筆求妥帖、求恰當，下筆作文時發乎情而止乎禮，給讀者展示出意境悠遠、人景相融的圖景。
汪曾祺先生非常強調和諧的重要性，他反復說：“我的作品不是悲劇。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壯的美。我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他的作品“幾乎沒有激烈的矛盾沖突和尖銳的角逐爭斗，父母兄弟姐妹間恭孝友愛，鄰里鄉親間互助和睦，朋友間相濡以沫，同事間寬和謙敬。人們終年生活于一種和樂安寧之中，即使偶爾生出的怨恨，也帶著幾分無奈與和緩”。他的《大淖記事》把自然的和諧與精神的和諧相交融而融貯在恬淡的畫意中。紫紅色、綠色、枯黃、雪白幾種鮮亮的色彩一經作者巧妙調和，就將自然的純美、四季的輪回交替描繪得有聲有色。
和諧是一種境界，它帶給讀者視覺上和心靈上的美好感受。同時，這種意境的營造和作家本人寫作時的態度是密不可分的。京派作家強調以柔和溫愛替代苦痛的悲傷，他們重視美好事物和情感對讀者產生的巨大作用。沈從文先生認為“不管是故事還是人生，一切都應當美一點”。曾經有人詢問汪曾祺先生為什么要寫作，他回答說因為活到這世界上有所愛，美麗、清潔以及智慧等美好的情感促使他寫作。京派作家正是將暖暖的愛意融貯在竹林、桃園、吊腳樓、白塔中，輕柔地講述著心中的故事，才擁有了沖淡和諧、如詩如歌的畫面。
和諧是京派作家共同的審美追求，是京派文學繪畫美獨有的內涵和典型特征。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它為中國紛亂時代里現代文學的審美缺失做了必要、及時而完美的補充，從而極大地促進了文學獨立而自覺的審美意識覺醒。
然而，三三心中小小的、純純的心事如泡影般破滅了，只留下悠悠的悵惘；機靈聰穎的翠翠心里有了薄薄的凄涼，孤身一人承受著人去樓空的突變，癡癡地等待渺茫的未來；三姑娘稚嫩的笑顏和銀鈴般的笑聲消失在無聲的竹林中。《柚子》的結尾：“吃過早飯，我眼看著十年久別，一夕重逢的柚子妹妹，跟著她的骷髏似的母親，在泥濘街上并不回顧我的母親的泣別，走遠不見了。”曾經相親相愛的親人如今漸行漸遠，灼傷著作者敏感的內心，所有的疼痛只能隨著遠行人的背影如薄煙般散開……一切和諧美好都寂然了，如幻影般消失了。京派作家沒有猛烈地將美好撕碎了給人看，而是在飄然的牧歌聲中流露出淡淡的惆悵，從中更見出美好事物消逝的凄然和痛苦憂傷的綿長。
關鍵詞 生態倫理學 特征 背景
中圖分類號：B82 文獻標識碼：A
1 環境倫理學及其特征
1.1 生態倫理學的科學定位
對于生態倫理學的科學定位，學術界一直存在著分歧。“有人認為環境倫理學是生態學、環境科學與倫理學交叉的學科，或是介于生態學與倫理學之間的獨立學科；也有人認為環境倫理學把道德關懷對象從人際領域擴展到自然的領域，是人際倫理的應用和拓展。”
環境倫理學需要把生態學和環境學兩者結合起來作為它研究人與自然關系的出發點，但它實際上是關于人對自然的態度和調節人與自然關系的道德規范的學科。可是，傳統的倫理學認為倫理關系只適用于人與人之間，并不適合人與自然的關系，因此，從表面上看，它絕不可能將道德對象擴展到人際關系之外，更不可能讓人對自然講道德。環境問題是一個時代性的問題，它是在環境保護的現實要求中發展起來的，是人們對生態環境的深層反思。當環境保護要求人們以新的觀念和方式處理與自然的關系時，那么環境倫理學就自然而然就產生了。
“美國環境倫理學家湯姆·雷根（Tom Regan）在《環境倫理學的性質及其可能性》中指出，只有滿足了兩個基本條件才能算得上是一門真正的環境倫理學：第一，必須承認某些非人類存在物擁有到的地位；第二，必須主張擁有道德地位的存在物不僅局限于擁有意識的存在物。如果不能滿足這兩個基本條件，再好的理論也不是環境倫理學，甚至連虛假的環境倫理學也算不上。如果一種倫理學聲稱，只有人的利益才與道德有關，保護環境僅僅是為了使人（包括后人）的生活質量得到提高，那么，這種倫理學只能算得上是一種“利用環境的倫理學”；真正的環境倫理學“要求我們承認非人類存在物的道德地位。”按照這種說法，環境倫理學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倫理學，傳統的倫理學只關注人與人的關懷問題；而環境倫理學則試圖用倫理道德來約束人對自然存在物的行為。
環境倫理學不僅把對非人類存在物的義務納入了倫理學研究的范疇，而且把傳統倫理學關注的人際關懷擴展到人對自然的關懷，突破了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由此可見，作為一種新興的新道德觀和價值取向的理論表現方式，環境倫理學不是對現有的倫理原則的簡單沿襲，而是對傳統倫理學的批判和創新。
1.2 生態倫理學的特征
（1）擴展性。“古典主義倫理學探討的主要是人際義務，而且主要是存在于同一個時代中的人之間的義務。環境倫理學從兩個方面拓展了倫理學的視野，一是使倫理學的關注領域從共時性的人及義務擴展到了歷時性的代與代的人際義務，一是把對非人類存在物的義務即種際義務納入了倫理學的關注視野。”
（2）交叉性。不光是生態倫理學，許多學科都關注人與環境的關系問題。像環境科學、環境美學、生態經濟學、生態政治學、生態神學、浪漫主義文學都從不同的角度提出了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看法。這些科學的研究視角和方法都對環境倫理學產生了不同程度影響。同時，這些學科也從環境倫理學中吸取了許多合理性因素，他們之間往往是相互滲透、相互影響的。
（3）整體性。環境倫理學的全人類性與其文化表現形態的多元性是相適應的。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全球一體化進程日益加深，地球村正在實現。因此，全人類要想維持我們美好的家園，保護我們的環境，彼此之間就要相（下轉第71頁）（上接第51頁）互合作，達成共識，并結合自己的民族特點，找到適合自己國情的環境保護措施。環境倫理學的全人類性的另一個意思是，環境倫理學是地球上每一個人都應遵守的公共倫理。自然環境是人類文明的生存源泉。
2 生態倫理學的發展背景
2.1 日益嚴重的生態危機
“1980年3月5日，一份重要的文件——《世界自然資源保護戰略》同時在中國、法國、前蘇聯、聯邦德國等國家的主要報紙發表。該文件是由國際自然和自然資源聯合會、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及世界野生生物基金會組織定的。為了宣傳這一文件，它的主編羅伯特·艾倫等人寫了一本名為《如何拯救世界》的小冊子，用通俗、生動的文筆闡述了文件的基本思想。翻開這本小冊子，首先映入眼簾的是這么一段文字：地球是我們所知道的宇宙中能夠維持人類生命的唯一星球，但人類的活動卻逐漸使得地球很難適合人類繼續生活下去。”
生態危機是人類生存方式的危機，主要表現有人口膨脹、資源枯竭、環境惡化。
（1）人口膨脹。全球人口數量過大和人口增長速度過快，造成了人口膨脹的局面。由于人口數量太多，世界已經顯得十分擁擠，且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許多國家與地區更是人滿為患。像中國和印度，兩國人口增長速度很快。隨著人口的增加，消費需求也會相應的增加，這就使得人口賴以支撐的國民經濟體系，以及支撐國民經濟體系的生態體系不堪重負。
（2）資源枯竭。首先看耕地。我們這個地球的表面是由陸地和海洋構成，其中海洋占了大部分，而陸地只占一小部分，而陸地適于耕種的土地所占比就更小了。由于種種原因，世界人均耕地占有量就很少了。其次看森林，森林對于人類來說太重要了。它能夠調節地球的空氣，保護其中的動物，調節水源，保持水土流失，是大地的保護者，總之，森林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沒有了森林，人類的生產和生活會寸步難行。
（3）環境惡化。環境的惡化是指環境的污染與破壞。像我們生活的美好家園——地球，它已不如以往了，環境遭到了大量的污染和破壞，如大氣污染、水污染等。當然，最嚴重還是大氣污染，特別是溫室效應和臭氧空洞，對人類威脅最大。隨著工業的發展，排入大氣層中的二氧化碳，越來越多，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濃度的提高會導致溫室效應。而二氧化碳至吸收太陽光中的長波，使大氣升溫。如果空氣中二氧化碳含量上升的速率得不到控制，使氣溫升溫速度加快，將導致兩極冰層的滑動，是海平面升高，淹沒沿海城市，其后果可想而知。
2.2 現代文明條件下的精神危機
論文關鍵詞：人際環境校園文化文化特征文化現象
論文摘要：大學德育人際環境在本質上是一種人際交往與人際心理氛圍以及共同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等。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德育人際環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表現出人際環境的文化特征，這就是大學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本質特征、文化形式特征、文化結構特征和文化功能特征。
大學德育人際環境是指圍繞在大學生周圍，對大學生的思想政治品德的形成和發展產生、發生作用的一切人際關系因素的總和，它是大學德育環境的重要組成部分。大學德育人際環境在表現形式上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一種人際交往與人際心理氛圍以及共同的價值觀念、行為規范等。這種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現象。德育人際環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表現出人際環境的文化特征。
一、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本質特征
人既是文化的存在，也是社會的存在。處于共同體之外的無論什么人都不是一個人。費希特曾說過：“只有在人群中人才成為一個人。如果人要存在，必須是幾個人。”回把人放到與他人的關系中來研究，即需要研究他所處的社會以及該社會的文化。人只是在創造文化的活動中才同他人建立一定的社會關系，只有人創造的特定形態的文化才能決定人們社會關系的內容和性質，因此只有“文化”才能準確地把“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攬括在內。鑒于人與文化的互動構成人的社會關系這一點，有學者甚至認為“我們可以說，人、社會、文化一開始就是三位一體地出現的。人雖然有先天道德本性，但也表現為社會文化的本質”。
從個體社會化的角度看，德育就是要實現個體的社會化，即個體如何形成適應社會的人格，掌握社會所需要的知識技能和社會所公認的行為方式，它是一個學習社會角色與道德規范的過程，只有經過社會化才能使自然人變為社會人。圈影響個體社會化的因素很多，其中人際環境是重要因素之一。人際環境對于個體的影響，是通過各種直接或者間接的途徑進行的。一方面，離不開個體的自主的、積極的學習，另一方面，通過與之有關系的其他個體及團體的相互作用而實現。個體接受社會道德規范與個體社會角色的教育或者學習，實際上就是掌握并遵循社會交往的道德規范，實現社會生活環境的秩序與和諧。從社會(主要指政府)對德育目的設定來看，德育就是要培養適合一定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特點的公民，其前提是事先已經設定了公民的素質與道德品質的標準。德育就是培養受教育者這些素質與道德品質。兩者雖然出發點不同，但是他們有共同的指向。
這個指向就是實現國家的秩序與和諧和實現社會生活環境的秩序與和諧。不管從個體社會化還是國家設定德育目的來看，兩者都不能脫離一個核心的東西就是道德與思想政治規范。道德規范與思想政治規范是社會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反映一個社會的時代精神與傳統文化，而這恰恰是德育人際環境的本質所在。
二、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形式特征
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形式特征可以歸結為共同的價值觀念、和諧的心理氛圍與道德行為規范。共同的價值觀念是指在大學校園中，由無數大學教師、學生以及其他工作人員在教育教學與科學研究的實踐的基礎上形成的價值理念與價值特征。這些價值觀念的外延比較廣泛，表現形式也是多樣的，如教師的教育教學觀、人才觀、知識觀等，學生的學習觀、生活觀、消費觀、榮辱觀、紀律觀等，還有師生關系的理念。雖然在大學校園中，具體到個別的教師和學生的身上，這些是有一定差異的，但是形成這些共同的價值理念，對于大學的德育活動開展具有積極的意義，而且，在大學德育活動中，大學生也容易接受大學群體的共同價值觀念，促進大學生形成良好的思想與道德品質。
和諧的心理氛圍是指在德育活動中，教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以及學生與非學校內的個體與群體的交往實踐中的心理狀態與態度等。心理氛圍往往與大學生的社會認知具有緊密的聯系。首先，在師生關系上，我們常常可以看到學生與教師之間的對立狀態，這本就是一種心理氛圍的表現。而在我國古代，孟子就強調，“親其師，而信其道”，良好的師生關系有利于提高德育的實效性。在現實的教育教學活動中卻出現相反的情況，由于目的差異、經驗差異與知識水平差異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教師與學生之間很少形成融洽的、平等民主的師生關系，導致學生與教師之間的關系疏遠，因此教師的教學、個人的人格魅力與學術水平等對學生影響很小。另外心理氛圍與情緒一樣，還具有彌漫性。某一個大學生生活在不良心理環境中，就自然會產生心理保護機制，甚至形成個人的心理封閉與對外的敵對心理。這樣的心理氛圍還能影響到周圍的其他學生的心理狀態，甚至是教師心理狀態，導致在整個教育情景中，產生不良的人際關系。而在良好的人際心理氛圍中，就會產生良好的人際關系，保證德育活動的順利進行以及學生形成正確的價值觀念。來源于/
道德規范本來就是人類在實踐中形成的具有約束作用的文化遺產。道德規范首先是一種約束機制，它的作用是對大學生形成制約，指導大學生形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同時道德規范還是一種理想的社會模式的追求。由于有比較多的關于道德規范的性質與作用的研究，這里我們不再作過多的討論。
三、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結構特征
德育人際環境系統的文化結構主要表現為德育模式的理論基礎與價值取向。簡單說，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結構是由教師、學生與非校園內的社會個體與群體相互作用的人際交往與人際關系的系統。德育環境系統中的文化環境是有特定意義的，它指大學在文化建設過程中所創造的一切物質與精神的財富的總和。德育環境中的文化環境是一種純粹客體性文化，其存在方式與內容是由教師與學生在教育教學實踐中形成的。而德育人際環境卻是由大學生在人際交往與相互作用中形成的，其結構最大特征在于自主性。具有主觀能動性的主體，往往會根據環境的變化選擇人際交往的對象與人際交往的方式，這就是說德育人際環境是不斷在變動的過程之中。我們說德育人際環境具有文化屬性，并不是把它歸類到德育環境中的文化環境這一類別中。
大學德育的人際環境的文化結構還具有開放性的特點。這種開放性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結構內部的要素不斷吸收外界的信息，不斷地完善德育活動場域內涵，使德育活動更具有實效性；二是德育主體隨著時間推移會發生變化，處于中心地位的大學生個體完成學業后離開大學校園，則對于該個體來說，大學德育活動結束，而且人際環境系統在吸收外界信息后，處于主導地位的教師也會適當地引導整個系統內涵發生變化。另外作為德育對象的大學生個體所朝夕相伴的大學生個體、正式群體乃至非正式群體都會通過不斷地改變自身進而完善組織的功能，而且交往對象的變化也會導致人際環境系統各要素的關系狀態發生變化。
四、德育人際環境的文化功能特征
德育人際環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對于大學德育來說，就是校園文化。西方研究者認為校園文化是“學校群體成員處理周圍事情的方式”，它包括群體的標準、價值、信仰、禮儀和傳統，它是學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培育形成的，是人們在價值取向、思維方式和行為規范上有別于其他社會群體的一種團體意識和精神氛圍。校園文化的基本功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潛在的規范作用。校園文化作為學校校園環境和全校師生員工精神風貌的集中反映，它是在學校歷史發展的進程中形成的。就學校來說，各個學校，尤其是歷史悠久的學校，它們在發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已的特點和傳統，這些特點和傳統一旦被創造出來就會被歷史地承襲下去，形成一種環境氣氛和集體輿論。逐步形成以學校群體的榮譽感、自豪感和集體的意志作風為主的環境氛圍和集體輿論，從而以一種無形的力量對群體中的每個成員產生教育作用，以潛在的規范性影響著每個成員的行為，使生活在這個群體中的成員不斷調節自已的心理和行為方式，在自覺或不自覺中接受這種環境熏陶；使一些不能適應這種環境要求的人和事，受到群體的批評甚至譴責，而改變原來的思想和行為習慣，培育出各類優秀人才來。
其次是非強制性的導向作用。這種導向作用是非強制性的。校園文化對群體中每個成員的行為習慣具有潛在的規范性，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力，它通過特定文化心理氛圍的熏陶和有目的地傳播信息及文化知識內容，以主動地選擇代替簡單地全盤接受或盲目斥責，從而起到潛移默化的導向作用。校園文化雖然對群體中每個成員的行為習慣具有潛在的規范性，但除了學校的規章制度以外，一般來說，它并不具有強制性，而只是一種無形的約束力。
再次是個性發展的塑造作用。在良好的校園氛圍和校園環境中形成的群體需要、目標對受教育者具有極大的激勵作用。激勵總是由尚未得到滿足的需要引起的，對大學生來說，大學時期正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形成的時期，良好的校園文化是制約其人格及“三觀”形成的重要因素，會給他們的思想觀念、行為習慣打上深刻的烙印，具有持久性的影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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