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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中醫學；方證相關；運動神經元病；痿證
“方證相關”是中醫辨證論治的核心，是方劑學中一個重要的邏輯命題，已成為臨床防治疾病的最基本技術規范。方藥與病證一脈相承，兩者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或針對性。運動神經元病(motor nerve disease，MND)是神經科的疑難病癥，屬于中醫“痿證”范疇。我們基于中醫學“方證相關”的內涵，即“方證相關”是在中醫學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基礎上探求與患者疾病及其病變狀態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趨向兼合具體定量、微觀精確的臨床思想體系來治療運動神經元病。
1 中醫學方證的相關內涵
“方證相關”學說是探討臨床處方藥物應用規律的學說之一。“方從法出，法隨證立”，方劑與證候是中醫學兩個最基本的概念。病證是疾病處于某一階段的病因、病性、病位、病勢、邪盛正衰等病理要素的綜合性表征；方劑是在一定的治則、治法指導下，針對所主病證的基本病機，根據藥物的性味功能及其配伍關系，將多味藥物合并在一起運用的形式，并在長期醫療實踐中逐漸固化；“方證相關”則是指一個方劑內的藥味及其配伍關系與其針對的病證病機或病理環節之間具有高度相關性或針對性[1-2]，強調了方劑的功用是特定方藥與其作用對象特定證之間相互作用的效應程度及其結果，即“方藥-機體”密切的整體相關性。作為醫療實踐過程中的基本要素，病、證、方、藥在理論上存在必然的相關性[3]。《素問·至真要大論》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其中“求之”、“責之”均與“病機”相應，是“方證相關”內涵的體現。筆者現將其學術內涵分述如下。
1.1 “方證相關”是中醫學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的有機統一體
辨證論治一直被認為是中醫學理論體系中最具特色的學術精髓，而且作為一種普遍適用的臨床指導原則、最基本的技術規范，支撐與支配著中醫臨床實踐的全過程[1-2]。“方證相關”理論是在整體觀的基礎上對辨證論治的具體應用，達到“有是證用是方，用是方而治是證”。方劑作為一復雜系統干預了復雜系統的人體，病證亦是一個非線性的“內實外虛”、“動態時空”、“多維界面”的復雜巨系統[4-5]，“方證相關”規律是一種復雜的對應關聯性規律，反映了方證在多系統、多靶點、多環節、多層次、多時空效應的整體相關性。方藥-機體密切關聯性的整體觀即“方證相關”是中醫學臨床辨證論治的核心，而以方證相關性為核心的中醫學辨證論治體系則是臨床辨證、立法、選方、遣藥的有機統一體，也是中醫學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的有機統一體。
1.2 “方證相關”是探求與患者疾病及其病變狀態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的有效途徑
張仲景在《傷寒論》中指出“證以方名，方由證立”。孫思邈亦主張“方證同條，比類相附”，有是證用是方，方證相關，方證一體。“方證相關”包含著證與方之間相關性的程度，方證的高度相關性是臨床所尋求的，從而在理、法、方、藥、效的一體上反映了醫者的水平。所謂“同證異治”、“異證同治”的法則，也取決于臨床方證相關性。方劑的本質是關系學[6]，方藥與證實質上都是關系學[7]，方與證之間存在著特定的關系，一首方劑總是有其適應的病證，而機體的一種病證在方證相關體系的指導下定會有與其最佳匹配的方藥。故方證之間的關系具有類似鎖-鑰間的對應關系[8]。中醫臨床尋求最佳匹配方主要依靠經驗摸索，豐富的臨證經驗與實現方證高度相關性之間成正比關系，名老中醫在臨床上治療病證取得的較高療效，表明了臨床實踐對正確發揮中醫療效的重要性。因而，方藥與病證高度相關性及針對性的原則是指導臨床從中醫理、法、術上探求與患者疾病及其病變狀態高度契合的“最佳匹配方”。
1.3 “方證相關”是中醫臨床指向兼合具體定量、微觀精確特征的循證中醫學趨勢
縱觀中醫學的發展史，是一個繼承-總結-創新-繼承的過程[9]，是建立在實踐上的以經驗為主的醫學科學。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是遵循證據的醫學，是慎重、準確和明智地應用當前所能獲得的最好研究依據，同時結合臨床醫生個人專業技能和多年臨床經驗，考慮患者的權利價值和期望，三者完美地結合制定出患者的治療措施。可見，循證的特點是中醫本身已具有的。然而，如何構筑中醫學從抽象到具體、從定性到定量、從宏觀到微觀、從模糊到精確，以及兼而有之的循證辨證論治體系，“方證相關”體系顯然成為其最好的指導原則。證的物質基礎應是一組相關物質[10]，隨著對“方證相關”療效物質結構與功能的逐漸深入研究，方與證的相關性研究必然使中醫臨床導向具體、定量、精確、微觀的趨勢，以及兼合抽象、定性、宏觀、模糊自身特點的更為完善的循證中醫學體系。“方證相關”是中醫藥現代化研究思路取向的邏輯依據[1]，在很大程度上是中醫藥與世界主流醫學接軌的橋梁。由此可見，“方證相關”實質上是在中醫學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基礎上探求與患者疾病及其病變狀態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趨向兼合具體定量、微觀精確的臨床思想體系。
2 基于“方證相關”內涵治療運動神經元病
MND是指一組病因未明，選擇性地侵犯脊髓前角細胞、腦干顱神經運動核及大腦運動皮質錐體細胞及錐體束受損的上、下運動神經元的運動系統進行性變性病，包括運動神經元障礙和運動神經病，屬于中醫“痿證”范疇。方證相關體系在臨床上具有很強的指導性，我們結合臨床經驗，基于“方證相關”內涵將MND分為以下7個證型。
2.1 血虛肝熱，筋脈拘急
由于感受寒濕之邪，寒濕侵犯于下，血虛不養筋，故以筋急而攣為主。如《素問·痿論》云：“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則筋急而攣。”以兩上肢痙攣性癱瘓為主，肌肉拘急，或有大小便失禁，晚期可有強哭強笑，并有肝氣郁滯、情志失常等癥狀，脈弦數，舌質紅，苔薄黃。肌電圖和肌活檢提示神經源性損害。治宜養血清肝、柔筋通絡，取大定風珠加減。若伴下肢抽搐、肌肉僵硬者加白僵蠶、全蝎、白花蛇舌草；大小便失禁者加覆盆子、菟絲子；強哭強笑甚至神志不寧、失眠者加茯苓、茯神、遠志。
2.2 肝腎陰虛，筋肌枯萎
久病內傷精血，肝腎陰虛。肝主筋，腎主骨，精血虧損，精虛不能濡養筋骨，血虛失于灌溉肌肉，則筋骨失榮、肌肉萎縮消瘦。首先多見于兩手肌肉，以大小魚際肌肉、骨間肌、蚓狀肌肌肉萎縮為主，嚴重則成爪形手、握固無力。肌肉萎縮從遠端向上發展則有前臂、上臂及肩胛肌萎縮，前臂抬舉困難，形體消瘦，情緒不穩，脈沉細，舌體萎縮，舌紅，少苔。肌容積變小，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異常。治宜滋補肝腎、養血柔筋，施地黃飲子加減。若伴四肢萎縮、肌肉攣急者加地龍、僵蠶；肌膚干澀、握力不固者加女貞子、白芍；陰虛有熱、掌熱顴紅者加玄參、知母。
2.3 脾胃氣虛，精血不足
久病氣虛，脾胃不足，精微虧虛，肌肉失于水谷精微之溉養，上肢肌肉萎縮，下肢萎縮無力，此即《素問·太陽陽明論》“脾病而四肢不用……令脾不能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稟水谷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臨床見上肢肌肉萎軟，其后相隔數日，下肢也發生肌肉無力，或僵直，動作不協調，行走困難，疲乏無力，但無明顯肌肉萎縮；由于肌肉拘攣，行路呈痙攣步態，肌張力增高，肌肉拘緊，運動不靈活，或肢體麻木、發涼，脈沉弱無力，舌體胖大，質淡，苔薄白。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異常。治宜益氣養血、生精潤脈，方用補中益氣湯加減。若伴食少腹脹者加砂仁、枳殼、焦三仙；四肢乏力者加枸杞子、冬蟲夏草、刺五加；氣虛心悸者加龍眼肉、遠志、柏子仁。
2.4 陰虛內熱，精虧肉陷
由于體弱，病久傷陰，精血不足，筋肌失養，肌肉陷下。主要癥狀為肌肉枯萎，手掌肌肉最為明顯，肌膚干枯，肉消陷下，手指間肌肉萎枯，肌腱間呈現凹溝，握之無力，或見肌顫，伴有頭暈耳鳴，兩目昏花，或見兩顴潮紅，陰虛盜汗，口燥咽干，心煩口渴，聲音嘶啞，脈沉細數，舌質紅絳少津、有裂紋，少苔。患者的血清和腦脊液中可能存在免疫復合物增高，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改變。治應益精填髓、育陰清熱，取大補陰丸合左歸丸加減。若伴腰背疼痛酸軟、肌肉消瘦者加續斷、狗脊、肉蓯蓉、巴戟天；聲音嘶啞、言語蹇澀明顯者加木蝴蝶、錦燈籠；陰虛內熱明顯者加秦艽、雞血藤、銀柴胡。
2.5 脾腎兩虛，津精匱乏
脾主津液，腎主藏精；脾主肌肉，腎主閉藏；脾主倉廩，腎主作強。脾氣虛則津液匱乏，肌肉痿軟無力；腎氣不固，精關失守。臨床表現為肢體痿軟，活動乏力，肌肉瘦剝，皮膚松弛，舉握無力，精神疲憊，面浮氣短，面色不華，或伴腎虛陽痿，精關不固，遺精，脈沉細，舌體胖質淡，苔薄白。生化檢查提示神經營養因子缺乏，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改變。治以溫腎健脾、固精生肌，方從右歸丸加減。若伴陽氣虛衰者加人參、黃芪；遺精者加金櫻子、蓮須、生龍骨、生牡蠣；陽痿者加巴戟天、肉蓯蓉、羊藿。
2.6 氣虛血滯，筋肌失煦
由于氣虛不能運血，血滯肌膚，肌筋失于溫煦，故肌肉枯萎，筋弛無力。主要癥狀為手指及手肌肉削陷萎軟，雙手痿軟無力，運動功能障礙，抬舉握固無力，神疲乏力，肌倦懈怠，易汗出肢冷，心慌氣短，口不干，納食可，二便調，舌質黯、有瘀斑，脈細澀。血清抗神經節苷脂抗體陽性，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異常。治宜益氣活血、壯筋起痿，方取人參歸脾湯合虎潛丸加減。若伴氣虛明顯者加紫河車、冬蟲夏草；肌肉萎枯明顯者加川芎、白芍、丹參；肌束顫動者加白僵蠶、蜈蚣、鉤藤。
2.7 邪中廉泉，喑痱失語
病久纏綿不愈，病邪侵入，內犯廉泉，發聲障礙，而為喑痱失語癥，多屬于疾病的晚期。臨床可見構音不清，聲音嘶啞，鼻音重，飲水嗆咳，吞咽困難，流涎，可兼見表情淡漠，呆板，強哭強笑，肢體痿軟無力等癥。電生理可能顯示多灶性傳導阻滯，肌電圖提示運動神經傳導速度改變。治從滋補肝腎、開關通竅，投以地黃飲子加減。若伴痰盛者加貝母、竹瀝、膽南星、天竺黃；口流涎、吞咽困難者加旋覆花、法半夏。
3 結語
在中醫學整體觀念與辨證論治基礎上，探求與患者疾病及其病變狀態高度契合“最佳匹配方”并趨向兼合具體定量、微觀精確的臨床辨治體系即“方證相關”的指導下治療MND取得較好療效。《素問·上古天真論》曰：“女子七歲……七七任脈虛，太沖脈衰少，天癸竭……丈夫八歲……八八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因此，腎之精氣虧損應為MND之本。現代醫學認為，MND主要損害腦與脊髓，即延腦及上下運動神經元。中醫認為，腎主骨生髓，腦為髓之海，腎精虧損必腦髓空虛，精氣虧損無以化生氣血，可見肌肉萎縮、肢體軟弱無力之氣血不足之虛象，臨證分析應為陰血虧虛、內風擾動、筋骨失養、痰熱內盛、經絡阻滯之證，病位涉及腦髓、腎、脾、肝及三臟相應的經絡。若三臟受損或邪氣侵襲可生“筋痿”、“肉痿”、“骨痿”，即所謂“三痿”。本病的病機應概括為髓海不足、腎精虧損、肝血不足、脾虛失健、痰瘀阻絡，臨床表現為“三痿”并存。MND的現代醫學檢查包括肌電圖、肌活檢、血生化、免疫組化檢查以及基因診斷等。早期階段癥狀單一，僅涉及單一肢體、單側肢體，或僅現吞咽、語言困難，以經絡病變為主，臟腑之氣未見大衰，治療以調理脾胃、疏通經絡、滌痰化瘀祛邪為主；中期病情加重，病損范圍擴大；晚期易合并呼吸麻痹，以臟腑病變為主，病勢由淺入深，臟腑之氣衰敗，病情較復雜，治療以填精補髓、補益肝腎、化痰熄風、開竅補虛為主。總之，早期診斷、早期治療最為重要，做到“方證相關”，有的放矢，可減輕癥狀，能穩定病情，或延緩病情的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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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實現路徑
作為世界著名的指導思想，在國內外的影響非常大。政治經濟學作為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由于當前我國經濟建設環境日趨復雜，過去的政治經濟學不能夠完全指導我國的經濟建設，這就需要對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進行創新與完善。
一、政治經濟學為什么要創新
1.政治經濟學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揭示世界政治經濟環境與社會背景的學科，因此其必須要適應全球政治環境的變化，才能夠發揮良好的指導作用。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創立于第一次工業革命時期，該時期資本主義制度逐漸成為社會主流，社會的主要矛盾沖突為工人和資本家的利益沖突。在資本主義制度基本確立階段，該制度在創造高度發達生產力的同時，又在促進社會階層兩極分化，影響社會的穩定與秩序。在此背景下，政治經濟學在揭示資本主義市場基本運行體制與內在本質的基礎上，深度剖析了資本主義存在的歷史弊端，科學地預見了新的社會制度必將取代該制度。政治經濟學為工人反抗資本家的壓迫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經濟思想指導，并且與其他思想、學說一起構成了系統完善的思想理論體系。一百多年過去了，當今全球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環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資本主義一統天下的格局逐漸被打破，社會主義逐漸成為全球重要的社會制度，而資本主義經歷多次經濟危機后，不斷進行自我調整與修復，與一百多年前的資本主義制度已經有天翻地覆的變化。
2.政治經濟學自身發展的需求能否對政治經濟學進行創新，關系到的長久生命力，關系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能否順利開展。對于任何理論學說來說，只有不斷進行自我更新與完善，才能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才能夠不被其他學說、理論所取代。科學的理論學說之說以能夠被當今社會奉為經典，究其原因還是其能夠不斷適應社會實踐和社會發展要求，并且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進行發展與更新，以更加適應社會的需求。成熟的理論出自于實踐，只有立足實際，不斷進行自我創新的理論學說，才能夠真正指導實踐。
二、現代現代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的基本思路與方向
1.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中國是擁有五千年歷史的文明古國，有著自己獨特的歷史傳統、文化習俗、經濟制度以及發展歷程，只有真正將這些“獨特”的東西搞清楚，才能夠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改革開放以后，我國基本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且堅定不移地沿著這個方向發展，不斷改善人民生活，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在這一宏偉歷史藍圖的背景下，只有積極投身于這項偉大的社會主義視野建設，并且積極從中汲取營養元素，才能夠制定出符合我國實際國情的經濟學指導理論與指導思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不應該過分遵從教條主義，而是在堅持將思想基本理論與中國基本國情聯系起來這一基本原則的同時，積極思考中國當前所處的國際國內環境，以發展的角度去思考與分析問題，將基本思想作為解決問題的工具，而不是當做絕對的“金科玉律”。針對我國當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環境下，積極思考政治經濟學的觀點、研究方法以及理論立場，客觀真實進行總結歸納，將中國已經發生與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與思想結合起來，立足于實際，不斷進行政治經濟學創新。在創新中要始終堅持理論研究與實踐相結合的方式，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形式主義和實用主義，深挖的思想精髓，扎扎實實分析基本思想、理論內涵，充分運用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與方法解決實際問題，在解決問題過程中對于這一理論學說進行創新。
2.在堅持基本原理的同時，積極吸收人類社會創造的其他文明成果。之所以成為當前全球研究的熱點，并且始終保持高度的先進性，究其原因還是其發展過程中不斷吸收其他文明成果進行自我完善與更新。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方法不是馬克思與恩格斯憑空想象出來的，而是在充分吸收借鑒英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經濟學的基礎上，結合當時資本主義發展實際創立出來的，并且在后來的發展中，不斷吸收西方經濟學等文明成果，最終形成豐富多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是在當前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市場經濟體制完善程度遠超過中國的背景下，充分吸收并且借鑒西方經濟學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和發展理論，這對于完善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具有重要的意義。當然，西方經濟學也存在固有的弊端，那就是將資本主義當做人類發展的最理想社會制度，這顯然不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在借鑒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時要立足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不能一味地照搬照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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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誕生的100多年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國家，與新科技革命相伴隨的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了許多新特點，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大。面臨著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探討了這一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經典著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一本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是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資本主義制度建立10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詳實的材料和史實的基礎上寫出的。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但是距《資本論》出版，現在資本主義又發展了‘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大生產，服務業在國民產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無產階級擺脫了極度貧困化，整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時資本主義家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宏觀管理，以及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主義風潮的平息。這種種馬克思未曾也無法預見到的歷史變化，致使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下降，那么我們還能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我們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地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綱領，它堅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隨社會條件變化而發生調整具有靈活性的保護帶是什么?它規定著的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啟發是什么?它在調節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現狀的變化中反面啟示的作用又是怎樣?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的研究結果來回答《資本論》的硬核是什么的問題。有人說馬克思研究的是經濟制度(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探討了經濟制度，也探討了分工理論，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及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理論，在再生產理論中也有關于資源(生產資料)的有效配囂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經濟學巾的制度經濟學也探討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這種區分不全面：也有人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本質，經濟制度的長期演化，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日常現象。也不全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研究了貨幣，信用，工資，生產價格，及利潤，這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而且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質的研究也脫離不了對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還有人說《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學說，而兩方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建設性建議的學說。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例，對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為其處方的開出做了很大的貢獻，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相對過剩的危機即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層面來說，兩方經濟學某些流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以《資本論》對資奉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為基礎。我認為以上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都沒涉及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說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我們分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撇開具體的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也用到過的方法，就是它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唯物的觀點，辨證的觀點，發展放入觀點是我們后來者學習繼承《資本論》小可動搖的，它們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綱領的硬核。而兩方經濟學卻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觀感受的偏好效用這些主觀分析的基礎上。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在經濟學理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理論中，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根本。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其它理論的基石，是堅持馬兜思政治經濟學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勞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是人類生活永恒的狀態。勞動價值論將社會財富與人類的生活緊密的聯系起米了。勞動價值論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而這也是根本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薩伊的”三位一體”價值理論的。很多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學者都認為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才能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淪》的硬核是：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這是我們學習繼承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捍衛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其它的理論都是它的保護帶。如分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地租理論等等。它們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會受到一定的沖擊，相應的可以做出調整。如對生產性勞動的劃分，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性勞動范圍應該擴大。再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壯大和國家調控的加強及社會文化的提到，它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了。再如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和行業，像信息產業，服務行業，它們會阻止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也需要調整。所以說當這些理論碰到與當今現實看起來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釋時我們不該氣餒，不該就放棄，而應該對其調整和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品質，唯物史觀的矛盾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用當下的話說就叫與時俱進。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多媒體技術；教學改革；課程教學
1前言
教育部教高[2005]1號文件要求：“加大教學信息化建設力度，推進優質教學資源共享。國家重點建設的高等學校所開設的必修課程，使用多媒體授課的課時比例應達到30%以上，其他高等學校應達到15%以上”[1]。為此，全國各高校都在過去推行多媒體教學的基礎上，致力于采用多媒體教學平臺進行《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并同時開展一些提升多媒體教學水平的相關研究，如多媒體教學課件制作、科學應用多媒體教學等[2-5]。在世界經濟飛速發展的今天,《政治經濟學》課程對于促進經濟類專業學生的經濟理論的知識掌握、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提高顯得尤為重要,面對未來社會的發展對經濟管理需求迅速增加的趨勢,許多相關聯的各類社會經濟問題都需要《政治經濟學》作為其研究的理論基礎[6]。
2《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現狀
文獻[7]認為《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改革與創新，應該堅持相對穩定性和與時俱進的統一，既需要《政治經濟學》課程教材內容的新穎性，也需要教師能靈活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方法和手段的革新應從教師“教”和學生“學”兩個方面入手，教師應該把傳統教學方法和手段與現代教學方法和手段有機結合起來，學生應該高度重視自學方法。文獻[8]運用建構主義理論進行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教學過程從引入情境開始，培養學生學習興趣，設計學生自主學習方案，結合學習過程實施過程性考核，對學習情況實時進行評價反思，提高學生對知識的主動建構和創新實踐能力。文獻[9]從教師、學生的角度分析原因，進而探索激發學生學習興趣、增強政治經濟學課堂教學活力、提高教學質量的途徑。為使學生形成一種科學的價值觀，文獻[10]對政治經濟學教學過程中出現的問題進行了研究，最后提出了教學改革的基本思路。文獻[11]認為，《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應在堅持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的基礎上，除了實現政治經濟學理論的創新和發展外，還需要處理好基礎性與先進性的關系，促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多元化，提倡經濟學的多學科交叉與融合，增強政治經濟學的定性定量分析與數理分析。文獻[12]在教學實踐中嘗試進行時空拓展教學模式探索，該模式融課堂教學、社會實踐、學科研究于一體，教學空間由課內向課外拓展，教學時間由一年級向大學階段延伸，學習主體能力由個體研學向協同探討發展，著力提高課程教學效果。文獻[13]認為,提升課堂教學學術含量是建設高水平教學研究型大學的需要，是不斷更新知識豐富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的需要，是調動學生學習積極性的需要，是提高學生綜合素質的需要。以上文獻綜述結果表明，把多媒體課件、課堂教學、教學管理等直接對接起來的研究尚未見文獻報道，而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監控和管理不力問題則恰恰是影響教學質量的重要因素，因為多媒體課件與課堂教學實踐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制作再精美的課件，如果沒有具有精湛教學藝術的教師在課堂上展現，課件也會黯然失色；同樣，沒有現代的教學手段相配合，教師的滿腹經綸也難以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教師和學生就很難體驗到教學上那種特有的酣暢之美感。因此，對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進行改革，加強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監控和管理，對提升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質量的作用是不言而喻。
3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內容
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方案實施框圖如圖1所示。
3.1恰當運用多媒體教學手段，突出《政治經濟學》課程特點
眾所周知，《政治經濟學》課程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的實施，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有機融合是十分有利的。例如，可有機融合價值規律與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或者將科學技術與生產力和科學社會主義經濟等《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增加《政治經濟學》課堂教學信息量。考慮到《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是讓經濟管理類學生認識各階級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突出體現其地位和作用的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因此，經濟管理類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課程過程中尤其要注重學習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歸納總結能力的形成和邏輯推理能力培養。而目前《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多媒體輔助教學往往呈現整屏展示“答案—結果”的教學模式，當然不利于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學習和分析能力的提升、歸納總結能力的形成和邏輯推理能力培養。因此，合理有效地利用多媒體輔助教學手段的多信息量傳播功能和友好的人機交互界面，突出《政治經濟學》課程特點是指引《政治經濟學》課程多媒體教學方法提高的方向。此外，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的實施主體是開設經濟、管理和貿易類專業的本科院校，針對經濟、管理和貿易類專業對政治經濟學知識的需要，充分考慮到學時、教學條件、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方面，合理優化課程內容。
3.2增加《政治經濟學》課程相應的實踐環節
（1）舉行《政治經濟學》課外研討和社會實踐相結合的小型比賽，認識我國實行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客觀必然性，增強利用經濟規律的自覺性，減少經濟活動的盲目性，提高工作效率。（2）組織《政治經濟學》的科技創新活動，重點把握運用的分析方法分析社會經濟問題的思路和技巧，提高運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的能力。
3.3提升經濟管理類學生的形象思維能力
在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過程中，由于有關《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的文字、數據、圖形、圖像、動畫和聲音等多種媒體信息的廣泛使用，可使有關《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具體化和生動化，有助于經濟管理類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課程內容的學習。考慮到目前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演示圖像僅為《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的簡單演繹，圖像背景音樂也僅為動聽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而已，并不能真正有效訓練經濟管理類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思維能力和領悟能力，當然更談不上提升他們應用政治經濟學分析和解決具體社會經濟現象能力。顯然，形象地表示《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理論知識對于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顯得十分重要與迫切。在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過程中，教師應該加強語言文字表達《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中的理論知識，例如，教師可在播放剩余價值規律短片的同時采用富有情感色彩的語言對剩余價值產生、資本增值的規律進行形象生動的描述，啟發經濟管理類學生帶著剩余價值能不能作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規律的問題進行思考地學習，這樣才能提高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效率，真正實現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的目的，有效地提升經濟管理類學生在學習《政治經濟學》的形象思維能力。
3.4不斷提高《政治經濟學》多媒體教學軟件質量
在制作的《政治經濟學》多媒體輔助教學軟件時，教師可根據《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大綱，有效設置《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內容，突出《政治經濟學》課程知識的重點和難點，并在每章課程教學內容結束后，對該章所講授知識進行歸納和總結，并給經濟管理類學生提供一些判斷題、選擇題、辨析題和材料分析題，進一步強化他們對該章知識的理解和掌握。此外，講授《政治經濟學》課程的教師也必須不斷提高Word2007、Powerpoint2007和Flash等計算機軟件的操作能力和應用水平，才能真正實現多媒體對《政治經濟學》理論的輔助教學的目的。
3.5有機融合現代教學手段應與傳統教學手段
在《政治經濟學》課程多媒體教學中，應該將多媒體教學手段應與傳統教學手段（如黑板、圖片、畫片、幻燈、投影儀、電視錄像、電影等）相結合，并重新構建教師和學生之間的有機聯系，通過教師的言傳身教，進一步提高學生對《政治經濟學》課程學習的熱情。3.6建立多媒體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評價模型根據當前多媒體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特點，利用灰色模糊多層次評價理論構建多媒體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評價模型，加強多媒體教學的監控和管理，提升多媒體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質量。
4結論
作為經濟類大學生重要的專業基礎課，應積極實施以學生為主體的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改革模式，讓學生置身于一定的實踐環境中,“在環境”中扮演角色，實現對知識的理解、掌握和運用，將有利于推進素質教育，激勵學生學習的積極主動性，提高多媒體教學環境下《政治經濟學》課程教學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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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關鍵詞：民族地區高校；政治經濟學；教法；思考
中圖分類號：G63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8-0-02
當代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經歷著新的發展和變化，出現了許多新現象、新特點和新問題。如何認識現代資本主義，如何認識實踐中的社會主義，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政治經濟學提出的新課題。作為經濟分析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的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在高校的思政、經濟學專業作為主要專業基礎理論課程開設，政治經濟學教學面臨新的挑戰，傳統的教學方法亟待改革。筆者針對政治經濟學學科的特點，結合教學實踐，探討其教學方法。
一、政治經濟學學科的特點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古老的經濟學科，在我國保持其主流經濟學地位，其學科特點主要有理論性、實踐性和應用性。
1.理論性
《資本論》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形式中闡述市場經濟理論的，其中的許多在抽去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規定性后，對現階段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具有明顯的理論指導作用。如：商品貨幣理論、競爭理論、資本積累理論、資本有機構成理論、資本環和周轉理論、社會總產品實現條件理論、流通費用理論、信用經濟理論、地租理論、經濟周期理論等。
2.實踐性
處于社會主義現階段的政治經濟學，在堅持作為指導思想的理論基礎前提下，不斷研究新的實踐問題，豐富政治經濟學的內容，不僅包括對當代資本主義發展的新實踐，也包括對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新實踐的新的理論概括。
3.應用性
中國經濟建設的實踐需要政治經濟學成為指導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的理論經濟學科。這就使政治經濟學具有應用性特點。政治經濟學以現代化建設中提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為主攻方向，研究經濟運行機制、經濟體制、宏觀經濟政策，研究戰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課題，為國家和企業的經濟決策提供理論依據。
二、政治經濟學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1.教材的選擇不能體現其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特點
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使用的教材與全國其他高等院校趨同，其民族地方特征未能體現。民族地區高校的學生知識準備相對欠缺，一些涉及政治經濟學相關方法，如：數學分析法、模型分析方法等未能學習和掌握，學生學習到政治經濟學中相關知識時，只能是一知半解，教師難以開展系統的教學活動。
民族地區高校政治經濟學的教材一般都選擇全國統編教材，目前使用的是由逄錦聚等主編的面向21世紀政治經濟學教材（第四版），內容龐雜，采用的數據陳舊，理論內在邏輯關系不緊密，涉及地方尤其是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一些熱點、難點和具體問題的內容案例很少。
2.政治經濟學教學師資薄弱
教師的教學水平直接關系到教學質量和人才培養的問題，師資問題是決定教學環節的關鍵因素。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師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數量少，結構不合理，知識老化。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專業教師數量少，教師年齡普遍偏大，青年教師比例少，教學能力不高，難以完成教學任務。師資培訓的經費欠缺，教師參與學術交流的機會很少，教學和科研水平難以提高，教學質量得不到保障，不能滿足培養人才的需求。
3.政治經濟學傳統的教法與測試方法亟待改革
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教授政治經濟學的大多數老師仍采用傳統的板書方式授課，上大課，老師臺上教，學生臺下聽，“滿堂灌”致使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未能調動起來。民族地區地方高校的辦學條件在不斷改善，大多數學校已建有多媒體教室，但其設備現代化程度不高，同時由于教師年齡偏大在運用多媒體教學設備、收集材料、PPT制作等方面還存在諸多問題，如：不熟練、收集材料困難、PPT制作難度大、備課量大等因素，致使政治經濟學中的一些概念、抽象的理論、數據分析、模型等，需要用課件影像資料來形象深動地闡明，而得不到運用，使其問題更加復雜化和抽象化，傳統的教學方法既單一，教學效果又不佳。
政治經濟學很是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目的就是要運用理論去指導實踐，并在實踐中接受檢驗，由于受傳統考試方法的影響，政治經濟學課程的考核基本是通過期末閉卷考試，既簡單又單一，造成學生只關注書本知識、死記硬背、脫離實際，很難體現對學生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具體問題的實際能力的考核，不利于學生創造性的發揮。
4.政治經濟學教學實踐環節缺失
政治經濟學既有較高的理論性，又有很強的實踐性，尤其重視實踐經驗的總結，應用性很強，但民族地區高校由于受傳統教學模式的影響，注重理論知識的傳授，忽視教學實踐，加之高校擴招，教師教學任務繁重，很難抽出時間組織學生深入到基層、企業、經濟開發區等去調研，一些涉及本民族地區的重大經濟現象、重大經濟問題、熱點、焦點、民生的問題，無法從政治經濟學理論中找到答案，從而削弱了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指導價值，削弱了高校為地方經濟建設的服務功能，極大地挫傷了教師與學生“教”與“學”的積極性。
三、政治經濟學教學方法改進的建議
1.結合民族地區的實際著力充實教材內容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民族地區地方高校政治經濟學在使用全國統編教材的同時，應結合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在教學大綱和補充教材編寫工作中，以政治經濟原理為指導，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成熟的案例來突破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用民族地區經濟發展中的熱點和難點引導學生討論，提高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激發創造性，完成學習任務，實現培養目標。
2.通過引進和培養人才，建立一支結構合理而又穩定的師資隊伍
民族地區地方高校大多數建校時間短，師資力量還比較弱，高學歷、高職稱教師達不到要求，而且教師隊伍不穩定，為此應集中力量重點解決教學骨干教師的問題，一是要實施人才引進計劃，積極爭取地方政府的支持，出臺各種優惠政策，搭建科研平臺，創建能引得進、留得住、出成果的人才引進機制，通過人才的引進，優化師資結構；二是要通過“西部計劃”、“教授工程”等措施將優秀教師送到重點院校進修學習，提高專業知識水平，通過培養改善師資結構；三是要大力支持和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學術交流活動與合作，要求教師深砧教材，掌握學科發展前沿，發現學科新問題，提高科研水平和教學能力；通過以上措施從而形成一支結構合理較為穩定的師資隊伍，確保政治經濟學教學的穩定發展和質量的不斷提高。
3.與時俱進，充分運用現代化教學手段改進教學方法
政治經濟學理論性較強，傳統的教學方法是教師從基本概念范疇出發，通過邏輯推理、抽象思維在黑板上一步步演繹出一般最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然后圍繞這些原理引用一些事例加以分析和證明，教師把備課、教學精力用在了概念范疇的界定和邏輯推理上，追求理論體系的邏輯性、完整性，因受課堂時間的制約而理論聯系實際顯得有些欠缺，學生學習時感覺抽象難理解乏味，難以激發學習興趣。而通過多媒體運用生動活潑、形式多樣的文字、圖形、影像、語音等方式來演示教學內容，將政治經濟學中許多抽象的概念、枯燥的理論、復雜的邏輯關系直觀、清晰地表達出來，其教學效果，具有十分明顯的作用，為此教師應努力提高自己的綜合素質，面對現代化多媒體教學手段提出的更高要求，教師要熟練和掌握多媒體的運用，要求教師要制作自己的課件，通過課前大量的準備、課件的制作，在課堂教學時節省傳統板書時間，傳授大量信息，既改變了傳統單一的教學方法，使教師的教法更具靈活性和創造空間，又有利于加深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和掌握，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同時民族地區地方高校要克服辦學經費困難的矛盾，積極爭取多方支持，加大投入力度，加強現代化多媒體教學設施的構建完善，為教師的教學提供力所能及的硬件設施，為實施現代化教學手段提供前提基礎。
改革傳統考核的方式，注重對學生的全面考核。課程考核既是對學生學習過程掌握知識程度的檢測，又是對教師教學效果的檢驗，主要是考核學生對基礎知識、基本理論、基本技能的掌握程度以及靈活運用基本原理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根據政治經濟學的性質和特點，考核可采取口試、作業、討論、案例分析、筆試等形式，考試和口試主要是考核學生基礎理論和相關實踐問題分析的能力；課堂討論、案例分析和作業主要考核學生的綜合運用能力，提高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新意識。
4.重視實踐教學，培養適應地方經濟建設人才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應用型學科，具有很強的實踐性，首先，民族地區高校要重視實踐教學環節，在教學中要安排實踐教學課時，要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實習基地，要根據民族地區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如脫貧、環境保護、后發趕超、同步實現小康等，適時更新教學實踐的內容，要求學生參與調研、參與課題研究，不斷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其次，民族地區高校更要重視畢業生的實習，要建立和完善校內外實習基地，要盡力組織畢業生到相對應的單位去實習，要在校內外指導教師的指導下，認真完成實習工作，在實習中積累工作經驗，提高運用理論知識去解決實際問題和困難的能力，提高畢業設計、論文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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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維澄，李連仲，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教程[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
伴隨社會上對于應用型人才需求的上升，中職院校教育也迎來了屬于自己的春天。中職院校的政治經濟學課在教學中應該基于生活，以生活中存在的一些x現象等為實例，培養學生實際的實踐能力。中職院校中政治經濟教學應該按照實際生活中的就業形式為準，對學生進行培養。政治經濟學是一門比較抽象的學科，在正常的教學活動中學生很難理解老師所講的政治經濟知識點，結合生活實際可以使學生更加生動形象的了解所學知識內容。
一、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顧名思義就是指以生活為基礎，貼近生活，將教學活動與實際生活聯系在一起，為學生創造一個形象，生動的課堂授課環境。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適用于中職院校的教育活動，中職院校的教育理念就是以社會所需為教育培養目標，面向市場，服務于生活，以就業方向為導向，根據社會和市場所需設置課程，培養人才。而這一點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不謀而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院校的教育中應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為讓學生可以學以致用。知識來源于生活，并應用于生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教學中與社會生活聯系在一起，使得學生了解知識在實際生活中的應用與操作，最終再將所學的知識內容運用到實際的工作當中。
二、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對于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的重要性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很抽象，難以理解的學科，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應用于中職政治經濟教學中有著重要的作用。
1.促進中職院校教育模式的創新與改革。長時期受到傳統教育模式的影響，很多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教學方法比較老舊，顯得有些呆板，課堂氣氛也很沉悶，再加上政治經濟學本身艱澀深奧，難以理解的特點，導致很多學生在政治經濟學的課堂教學中出現了負面的情緒。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促進了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教學模式的創新與改革，為學生帶來了新的、實用的一種教育模式，加深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提升了教學效率。
2.提高了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最大優點便是結合生活實例，闡述知識觀點。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中，緊貼社會現實生活，通過對實際生活現象的舉例說明，將學生所需要了解的知識，簡單明了的呈現在學生面前，提高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解與認識。
3.為社會培養出優秀的政治經濟人才。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為我國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帶來了一劑良方。通過以實際生活中發生的現象為例，貼近生活，以生動方式講解抽象、枯燥的政治經濟學，使學生更容易理解課本的內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以生活和社會為政治經濟學習的廣闊資源，開拓學生的視野，將學生從純書本理論知識中解脫出來，為我國社會培養優秀的實用性政治經濟人才，促進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的進一步發展。
三、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教學活動中存在的問題
雖然說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適用于中職院校政治經濟學的教學，但是由于具體實施中的各種因素，還存在著一些問題。
1.學生厭學情緒嚴重。學生能否喜歡政治經濟學與學習興趣有著直接的聯系。由于中職院校學生屬于初中文化水平，與普通學校的學生相比基礎薄弱，理解能力與知識水平都存在著很多的不足，所以在正常的授課中難以集中精力，很容易出現厭學情緒，沒有學習的興趣。雖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被應用在了中職政治經濟學中，但是由于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知識和難點重點比較繁雜且多，而學生又聽不懂，從而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教學的實施受到了阻礙。
2.老師的執行力不夠。雖然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被應用到中職教育政治經濟學中有著很多實際的作用，也為中職教育提供了很好的教學方法。但是現在很多中職政治經濟學老師在課堂上的執行力不夠，沒有真正的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運用到課堂教學中，而是依舊沿用傳統的教學方法：以理論知識講解為主。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就是要求老師將課本上的理論知識與實際生活聯系在一起，讓學生更好的理解老師所講內容，如果教師在教學活動中的執行力不夠，那么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中職政治經濟學的應用價值就無法體現，導致新的教學理念沒有辦法順利的實施。
3.老師的專業水平不夠。受到學生基礎差、政府重視度不夠等因素的影響，我國中職院校教師招聘錄用的標準較低，沒有達到國家錄用教師的標準，使得很多政治經濟學教師的專業水平不過關，有些老師甚至不是政治經濟學專業畢業，只是進行了短期的學習與培訓便在講臺上為學生講課。在這種情況下，影響了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在政治經濟學中的實施。
四、基于生活而教教學理念在中職院校實施的有效對策
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是適合于現代中職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新教學方法，為了讓其更好的在教學活動中發揮作用，中職院校應該合理解決其中存在的問題。
1.合理運用教學理念，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面對學生基礎差的問題，中職院校在政治經濟學中運用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時，應該以學生感興趣的方式進行教育活動，盡可能將所學的理論知識與生活中的事物結合在一起，將理論知識以簡單的方式呈現給學生。
比如，剩余價值的講解。假如一個蛋糕店的糕點師一個小時能制作出8個蛋糕，可以賣120元，而糕點師一個小時的工資是15元，那么120-15=105就是一個小時之內的剩余價值。通過這種貼近生活并且簡單的例子可以使學生掌握政治經濟學的內容，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
2.老師應該加強課堂上的執行力。老師是課堂教學中的執行者，想要將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真正的結合到課堂教學中，需要老師嚴格的執行力。只有老師將知識結合于生活，才能使學生更容易理解所學知識。比如，生產過程三要素：人的勞動，勞動對象，勞動資料。以伐木工伐木為例：人的勞動是指伐木工在伐木過程中所付出的勞動。勞動對象是在伐木過程中被砍伐的樹木。勞動資料是指在伐木過程中伐木工所使用的工具，如電鋸等。教師加強課堂執行力有助于引發學生的思考，從而提高學生自主思考能力，將所學知識運用到生活中。
3.提高教師的專業水平。針對教師專業水平不過關的問題，中職院校應該加強政治經濟學教師隊伍的建設，提高教學質量，使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可以準確的應用到政治經濟教學中。中職院校要提高政治經濟學教師招聘的要求，如專業必須屬于政治經濟學領域，學歷必須是大專以上等。除此之外中職院校還應該對政治經濟學教師進行定期培訓，提供進修與學習的機會。例如，到其他高等學府進行學習，與其他中職院校開展研討會，就社會生活中的政治經濟學實踐進行交流溝通等。
中職院校應該貫徹基于生活而教的教學理念，提高學生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深層次了解，為社會培養實用型人才。
作為傳播學批判學派的主要流派之一，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和西方文化思想為理論基礎，在廣闊的歷史、經濟和社會背景下，分析媒介和傳播系統與社會結構的關系，關注傳播作為一種經濟力量對社會的影響，以及社會政治、經濟權力機構對傳播活動的控制。傳播政治經濟學起源于北美，后在北美、歐洲、南美等地蓬勃發展，并于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傳入中國大陸。經過二十多年的借鑒和發展，大陸傳播政治經濟學研究從單純的理論引介逐漸向產業分析、社會發展分析等多領域擴展，取得了一定的理論成果。
但由于該領域的研究者數量有限且研究主題較為分散，這些理論成果無法建構起一個完整而集中的體系，因而，本文選取了中國大陸新聞傳播類期刊自1998年至2013年有代表性的30余篇論文，在“本體研究”“產業研究”和“社會發展研究”的框架下，以作者為單位進行綜述，試圖對該領域理論成果的總體情況做出梳理和勾勒。
一、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
（一）西方溯源
1.理論引介：起源、發展與反思
傳播學作為一門外來學科，其在中國的發展是從西方書籍的翻譯和學科理論的引介開始的。相較于結構功能主義學派在中國的盛行，傳播政治經濟學派處于較為邊緣的地位，其書籍翻譯和理論引介相對較少。
李琨是最早關注該學派的學者之一，他指出，傳播媒介向新型大工業的發展、國家政權的參與以及世界范圍內的傳播的不平等和“文化帝國主義”現象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派形成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研究焦點；宏觀的研究方法、批判性和對現實的關注是其研究特點；在建立世界信息新秩序的競爭中，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我國把握宏觀形勢、維護國家利益和推動全人類發展具有重大意義[1]。
郭鎮之梳理了傳播學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宏觀的、歷史的、能動的和辯證的），并對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進行了簡要介紹[2]。
劉曉紅將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分為三個時期：初創期，由于研究取向和批判立場與美國當時的學術環境和政治氣氛相沖突，該學派的發展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蓬勃發展時期，北美研究碩果累累的同時，歐洲、南美等地也出現了該學派的研究者；反思拓展時期，在結合世界大眾傳播發展的新形勢下深入思考以往的研究課題的同時，反思自身的理論發展并嘗試借鑒其他傳播批判研究的成果和方法，探索新的研究方向[3]。
曹晉和趙月枝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的學術指向及其從北美到歐洲的發展脈絡，闡述了該學派的人文關懷，即一方面猛烈抨擊全球傳播產業徹底商業化造成的若干不良后果，另一方面積極投入到媒介改革的社會運動中[4]。
陳世華的研究集中于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派，他指出，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路徑， 和西方的批判旨趣，加拿大多倫多學派的技術批判，社會學思想傳統和北美新聞傳播研究是北美傳播政治經濟學的思想淵源；“我們不自由的傳播”是其理論精髓[5-6]。
2.奠基者思想研究：身體力行，將理論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
達拉斯?斯邁思和赫伯特?席勒作為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開創者，以豐富的研究成果為該學派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我國學者集中對這兩位先驅的生平和傳播思想進行了研究。
郭鎮之認為達拉斯?斯邁思不僅是一位傾向于的學者，而且是一位將理論研究成果運用于社會實踐的身體力行者。其代表性的觀點有“受眾商品論”“依附理論”等；其實踐貢獻體現在積極參與并影響了建立世界信息傳播新秩序的運動，并始終關注傳播領域的公共利益和公共控制[7]。
郭鎮之還對赫伯特?席勒的生平、著述進行了研究，認為他不僅是積極活動型的學者，而且是以學術成果影響傳播實踐的典范。他的著作推動了國際社會對世界傳播秩序的討論和對新秩序的呼吁，影響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傳播政策和實踐[8]。
陳世華在新媒體時代對赫伯特?席勒的傳播思想進行了重讀，深入細致的分析了他關于“復合媒體和媒介帝國主義”“思想管理者和信息勞動力”“傳播與文化宰制”“信息傳播與社會危機”的批判思想[9]。
3.同其他流派的比較分析：結構功能主義學派與文化研究學派
傳播學研究中，結構功能主義學派、批判學派和文化研究學派間的差異、對抗、借鑒是學者們關注的又一內容。
楊茵娟分析了結構功能主義、傳播政治經濟學、文化研究與當時美國社會背景、歷史狀況及主流社會思潮間的關系，回顧了每個學派的代表人物，探討了每個學派存在的缺陷，并尋求三個學派之間對話與溝通的空間[10]。
劉曉紅分析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關系的演變，指出二者的關系經歷了短暫共處、尖銳對抗、溝通和借鑒三個不同時期，并分析了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互相借鑒的前提[11]。
黃典林認為，以往對傳播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諸種分歧的討論多停留在表象的差異，要理解這些分歧需要從根源上把握哲學觀的差異。實現兩者整合的可能途徑是從中間溫和立場的交叉地帶尋求共識[12]。
（二）本土化進程
1.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舶來品在我國的發展時間較短，目前仍處于向國外學習借鑒的階段，其本土化的理論框架體系的建構很少，且主要出現在對國外理論進行引介的文章中，如上文所述的李琨、郭鎮之等人的文章。
國外，尤其是北美、歐洲的理論框架體系是建立在對資本主義社會的觀察研究基礎之上的，有些甚至帶有美國中心主義思想，因而生搬硬套并不能解釋和解決我國的問題。下一階段我們有必要建立一套符合我國國情的理論框架體系，在此基礎上解讀我國豐富而復雜的傳播實踐。
2.理論研究的發展
陳衛星論述了傳播政治經濟學使用的重要概念“文化工業”向“文化產業”的轉型過程，并分析了這一概念改變所帶來的理論方法的充實和對新信息傳播技術的產業化過程的新視角、新理論啟發和實踐形態[13]。高亢思考了新媒體環境下“受眾商品論”的作用機理，指出了受眾商品價值和使用價值的形成機制，受眾商品剩余價值的衍生途徑以及商品化過程中“廣告商在場”身份的演變[14]。謝進川對傳播政治經濟學的社會實踐性進行考察，分析了20世紀以來的媒體改革運動，指出其關注重點在于媒體改革運動的總體性新主張和未來發展可能之探索，而對新媒體關注較少；其對自我起點的過度強調延誤了社會實踐性的進一步展開；其對優勢力量間的演化關系缺乏關注；對新興轉型國家的傳播轉型研究有待加強[15]。
綜上可知，我國傳播政治經濟學本體研究方面的重心仍停留在對這一學派整體情況的認知和國外理論框架體系的引介方面，結合本國國情的理論研究僅取得了零星的研究成果，完整的學科體系尚未建立。且在引介國外理論時偏重北美理論的介紹，相對忽視了歐洲、拉美等地的理論發展，未能展示出世界范圍內傳播政治經濟學派的全貌。
二、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產業研究
（一）我國傳媒業現狀分析及發展建議
目前我國占主導地位的媒介研究往往局限于從內容、形式等層面在媒體行業內進行對策性研究，而忽視了媒體所處的宏觀政治經濟結構及其影響。傳播政治經濟學以開闊的理論視野為媒介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批判視角，一些學者從這一視角出發，對我國傳媒業現狀及發展趨勢做出了深刻的分析。
黃清源從微博商品化的運營模式著手分析，發現資本和權力對微博的控制力量仍在維系。但是，微博的技術特性使得這種社會媒體能夠對既有控制進行消解，為公眾享有更廣泛的知情權和更廣闊的自由表達提供可能，進而對公共生活產生積極的影響[16]。
蔡騏、謝瑩闡述了網絡惡搞文化中受眾主體性所受到的結構限制，他們認為，在經濟主導的現代消費社會，技術提供的解放性遭遇社會結構的制約性，能動的主體難逃商品化命運[17]。
劉燕南和文衛華從受眾權益角度分析了電視互動節目中的“三次售賣”現象，他們認為今天的互動類節目在傳統的媒介、受眾、廣告商的三角關系中擠進了一個新的利益體――服務提供商。媒體通過與服務商一同分享觀眾參與的利潤，實現了由“二次售賣”到“三次售賣”的進化[18]。
羅鋒審視了我國的出版貿易逆差，認為應將其置于世界政治經濟框架內進行考察，它的形成緣于“中心―邊緣”的世界結構體系，要想轉變出版貿易逆差，必須努力重構政治經濟與信息傳播新秩序[19]。
胡冀青和汪睿對新聞專業主義進行了批判，他們認為，新聞專業主義是一種媒體企業經營管理的理念與方式，但為了掩蓋其高度功利性的實際功能，它通常被標榜為新聞業的職業操守和最高信仰。當代公民新聞對新聞專業主義的挑戰實際是對傳統的新聞管理模式的挑戰[20]。
曹晉和楊琪對版權文化進行分析，對版權貿易的商品經濟力量如何服務于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以及如何阻止知識產權的資本擴張進行了探討[21]。
黃典林解讀了“限娛令”背后的政治經濟張力，認為“限娛令”和其他類似的政策舉措及其導致的產業實踐的調整和社會影響，都可以看作是當前傳媒制度安排中，媒體事業屬性所定義的政治功能和社會效益與傳媒運營方式的市場化所帶來的巨大經濟沖動這兩種具有不同傾向的力量之間沖突關系的一種呈現[22]。
（二）國際視域下的傳媒業發展研究
宋晶以中國和印度兩個第三世界國家對社會沖突的媒體再現為例，考察了不同媒介體制下政治制度和市場驅動如何錯綜復雜地影響媒介產制和媒介內容[23]。趙月枝分析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美廣播電視宏觀管理中以市場化為核心的一系列改革的原因、過程、影響以及市場化與公眾利益、傳播系統民主化的關系[24]。馮建三引述和討論了韓國和委內瑞拉的另類傳播現象，并強調了對另類媒介的興起、運作條件及脈絡、成就與局限進行評估的重要意義[25]。吳曉迪研究了美國廣播電視業所有權集中化的現象，分析了這一現象的邏輯、沖突及后果，并審視了其對我國的啟示[26]。
由上述分析可知，我國學者較多的運用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國內傳媒業的發展狀況，而對國際形勢關注較少。并且國內的產業研究只是蜻蜓點水式的局限于某一個案或個別領域，雖有少數鞭辟入里的分析，但大多是搬用國外理論的泛泛而談，缺少對我國特殊的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及社會權力關系的深入研究。
三、傳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社會發展研究
傳播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追求社會公正和公平的道德哲學，其目標是“挑戰不平等的社會權力關系，深化民主和提高人類的解放程度”[27]。因而，它不僅關注傳媒業自身的結構和歷史，并且將視野擴展到了全球化、公民權利等社會議題。王殿英認為大眾傳播媒介的發展正在侵蝕公民權利的完整性，阻礙公民權利的實現：媒介私有化限制了公民傳播權資源；媒介市場化使市場理論取代公共利益；媒介自由化導致媒介壟斷；媒介全球化侵害了落后民族國家的國家利益和公民權利[28]。劉曉紅從主體、載體和范圍、內涵等各方面介紹了傳播政治經濟學話語中的“公共領域”這一概念，并分析了媒介私有化對公共領域的威脅[29]。蔡騏從傳播政治經濟的核心概念“權力”出發，指出追求利潤的本性決定了大眾媒介必然從自身利益出發周旋于政治與經濟的權力體系中。媒介不可能在與政府、企業的關系上保持中立或是超越社會利益的沖突。新型傳播技術與政治經濟基礎權力相結合，將對現代社會人的精神進行更為巧妙的操縱和控制。由此，受眾作為公民的權利正在步步流逝[30]。趙月枝和羅伯特?A?漢凱特從跨學科和跨文化的視角探討了媒體全球化和媒體民主化的發展過程、不同國家背景下的表現及存在的悖論、問題和矛盾[31]。
四、總 結
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學；制度理論；結構與變遷
中圖分類號：F01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913X（2012）07-0028-02
一、核心框架
本書的內容圍繞著經濟史上的結構與變遷展開，“‘結構’涉及制度框架，‘變遷’涉及在一段時間里制度的設立、更改或破壞。”諾思認為，為了彌補新古典經濟學理論的不足，需要人口變遷理論、知識存量增長理論以及制度理論，其中制度變遷理論是本書的研究重點。該理論包含三大理論基石：國家理論、產權理論、意識形態理論。
作者將國家定義為“在行使暴力上有比較利益的組織”，因而處于界定和行使產權的地位。 國家規定著產權結構，對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而產權結構的效率決定了經濟的增長、停滯或衰退。諾思認為契約論、掠奪論都是不全面的，他用暴力解釋國家：國家可以以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根據有關經濟組織的分析，作者認為，經濟的實績取決于其組織結構；經濟的組織結構影響交易費用。這里所謂的經濟組織安排，就是通常所說的產權形式。不同的產權形式對經濟實績有著深刻的影響。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產權制度與市場、交易成本、組織密不可分。市場交換需要產權制度，否則交換不能進行；市場交換存在交易成本，市場交易必須有使交易成為可能的基礎，那就是一套復雜的法律結構及其實施，即需要一套產權制度。產權理論與國家理論關系緊密，產權的創建和實施又與國家相關。諾思指出，國家有著不完全一致的雙重目標：由于稀缺性和競爭的存在，更有效率的組織形式將替代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但如果有效率的組織形式損害了統治者的利益，那么相對無效率的組織形式將存在下來。借助國家理論，諾思解釋了無效率的組織形式、不好的產權制度得以存在的原因。
在諾思看來，國家在制定和變革制度方面是受到兩方面制約的：一是政治市場的競爭；二是交易費用。但是交易費用與收益的計算并不能解釋一切制度的穩定與變遷，“歷史上的變革和穩定性，需要有一種關于意識形態的理論來解釋同新古典理論關于個人主義合理算計相背離的那些情況”。國家作為產權的界定、保護和變革者，所提供的產權制度需要人們相應的意識形態才能得以維護，“成功的意識形態必須是靈活的，以便能贏得新團體的忠誠，或隨著外部條件變化也得到老團體的忠誠。”國家可以通過對意識形態的投資，使人們理解、支持制度變革，使制度變遷順利，降低變遷成本，抑制“搭便車”行為，使制度變遷的成本內存化，從而節約變遷成本。
上述背景條件構成了作者的理論基礎，經濟環境的變化（如資源條件的變化、 相對價格的變化等）構成了推動產權變動的力量，產權變動向著減少制度費用的方向發展，政府依靠其暴力上的比較優勢在其自身動機的約束下確認并執行有效產權，意識形態上的變革有助于降低經濟組織成本，上述過程有效的解釋了制度變遷的機制。
本文將著重探討在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本書所提出的制度理論對于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解釋力。
二、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
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有一個不變的“核心議題”，即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是要研究經濟的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蘇聯解體，全球化掀起又一浪潮，國際經濟和國內政治之間的聯系明顯增強，這一時期的全球化呈現出一些明顯的特征：首先，在經濟方面，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等為代表的全球多邊經濟組織努力推動全球貿易自由化，各種區域經濟組織不斷產生，一體化程度不斷深化。第二，各民族國家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不僅在貿易方面有所拓展，在環境、疾病和公共健康（最典型的案例包括SARS和AIDS），和洗錢等方面的國際問題也凸顯出來，這些政府無法控制的問題是需要通過國際機制和全球治理來解決的。第三，全球化產生了國際關系領域的開放經濟政治問題，國際體系經濟權力的分布也發生很大改變，除了發達國家通過國際機制進一步確保統一的開放市場之外，游離在全球經濟體系之外的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也紛紛提出了加入這一體系的要求。同時，參與全球化體系的主體從民族國家拓展到跨國公司和利益集團。
針對這樣的趨勢，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也發生了一些變化。國際政治經濟學90年代后最大的成果是借用經濟學理論研究不同行為主體的經濟利益如何影響其政策選擇。很多學者已逐步走出國家與市場兩分法、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割裂的狹隘研究視角，在國家、市場維度之外納入“社會維度”，同時打通國際與國內層次。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由“國家——市場”轉變為：“國家——市場——社會”。在新添加的社會層次上，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社會集團，特別是私人利益集團與公共利益集團的作用。下圖能夠較為全面地概括1990年以后的全球化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包括國家、市場、社會三個層面，在國內層次中分別以國家、企業、國內利益集團為主體，在國際層次中分別以民族國家、跨國公司、國際組織（包括政府間國際組織和非政府組織）為主體，同時，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相互交織，界線越來越模糊。
三、結論
根據以上的綜合分析，筆者認為諾思的制度理論對于解釋全球化時期（1990年至今）國際政治經濟學發展的主要問題具有可借鑒之處，具備一定解釋力。
第一，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目前的主要流派來看，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全世界的范圍內討論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的互動關系，并將國際關系的發展動力歸結為二者的相互作用。自由主義流派強調世界市場更多地塑造了民族國家的行為；現實主義流派認為民族國家對世界市場的形成貢獻更大；激進主義流派則從公平、公正的角度，否定現有的民族國家與世界市場體系，試圖推進不滿足于現狀的力量，完成意識形態上的進步。諾思所強調的推動經濟史中結構變遷的因素——經濟組織的形式、國家對新興產權形式的界定、意識形態的發展變化——構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三個流派關注的對象。
第二，從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的角度來看，這一時期，國際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必須了解國內集團如何界定各自物質偏好，這些偏好又是如何被政治機制所加強的。這一問題涉及到兩個研究方向：首先是國際層面與國內層面的互動；其次是制度與利益的互動。
在國家層面，從國家對產權結構界定的角度，諾思認為，國家既有動機建立適宜自己的產權結構以使得統治者獲得的租金最大化，也有降低經濟組織中的交易費用以使得社會產出最大的動機。由于國際政治經濟學最終要研究的是經濟全球化與仍然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政治之間的結構性矛盾、沖突，以及研究如何管理和解決這些結構性矛盾和沖突的問題，國家和政府需要以暴力規定產權組織形式，潛在地利用暴力來實現對資源的控制。
在市場層面，現代經濟最基本的組織形式是市場與企業。民族國家在推動世界市場形成中起到了主要作用，而在全球化條件下世界市場對民族國家的行為有越來越大的塑造作用。跨國公司等企業成為世界市場上日益活躍的角色，它們以世界市場為舞臺，又影響著世界市場的運行發展，對國家間關系也施加著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甚至在國際意識形態和國際體制的變化與調整中也常常能看到跨國公司等企業的影子。
從意識形態角度來看，全球化時期，社會集團的價值取向，特別是對全球化發展的認同程度，影響到國家、市場或公司的作用。全球化的發展帶來產業結構的調整，帶來了觀念的分裂，基于利益與認同的利益集團的分化組合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全球化發展的一種反應。如何塑造社會的普遍認同，平衡不同利益集團，維護對外開放政策，成為對國家能力的重要挑戰。諾斯的意識形態理論也解釋了這些現象，并給出了解決方案：職業專門化引起意識形態差異，使得一直因種族（地理）差異而存在的意識形態差異變得更嚴重了，國家利用暴力規定了某種意識形態的主流地位并加以大力宣揚，限制其他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生成和擴展，進而影響制度的選擇、安排和變遷。
第三，“全球化在將來是會持續下去還是會重蹈歷史的覆轍”是目前全球化面臨的主要疑問之一，也是許多國際政治經濟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伊肯伯里和格里科兩位學者指出，全球化是可以逆轉的，全球化若使世界各國貧富差距越來越大，弱國窮國很可能封閉自己，為了保證國際體系的開放和穩定，需要國際經濟制度和全球治理等多種方式作用。米爾納認為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各國政府能否處理好推進全球化與保護民眾免受全球化沖擊之間的關系。
全球化時期，我們看到了這樣一些現象：關貿總協定的簽訂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立降低了由關稅和種種非關稅壁壘所引起的交易成本；貨幣互換安排降低了各國央行持有外國貨幣的成本；以歐盟為代表的地區性一體化組織降低了交易成本形成了國際政治經濟學中的種種新現象。上述過程中，既有市場主體的推動作用，又涉及國家在新產權形式認定過程中的關鍵作用與國家租在這一過程中的提高。諾思的制度理論主要是針對國內層面和歷史層面來談的，面對全球化，國際政治經濟學完全可以將這一思想延伸到國際制度層面，也就是說制度費用在世界范圍內的減少，可以成為推進國際政治經濟體制演變、全球產權結構轉變的因素。這同樣驗證了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邏輯：“理性一無政府狀態一合作一共同利益一制度協調”。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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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海倫·米爾納（Helen.Milner）.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經濟學的趨勢[J].國際政治研究，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