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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新經濟地理；產業集聚；規模經濟
1、引言
以克魯格曼、藤田等學者為代表的新經濟地理學派，形成于20世紀90年代，其宗旨是將區域經濟學帶進主流經濟學的殿堂。國內學者關于新經濟地理學理論的研究甚少，主要是對國外的研究成果進行總結和評析，并在此基礎上與我國實際問題結合進行論述。本文總結了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與產業集聚關系的研究成果，對現有研究的不足進行簡單述評并對進一步的研究提出自己的看法。
2、新經濟地理理論的基本內容
新經濟地理學的誕生以克魯格曼的中心―（Core-Periphery）模型的提出為標志，在經濟理論中實現了時間和空間的融合，從而為經濟學開辟了一個全新的發展方向，它闡明了規模經濟、運輸成本和要素流動的相互作用是如何導致空間經濟的形成和演變的[1]（邱競、薛冰，2008）。對于傳統的經濟地理學不能解釋一些現象，如在純自然條件方面并不一定非常有優勢的地方卻成為了工業集聚的中心以及兩個自然條件方面非常相近卻可能在工業集聚方面有非常不同的表現，新經濟地理學抓住了導致工業集聚的最為本質的經濟力量―收益遞增，其核心思想是，即使兩個地區的在自然條件方面非常接近，也可能由于一些偶然的因素導致產業開始在其中一個地方集聚 [2]（金煜、陳釗、陸銘，2006）。劉長全[3]（2009）總結了新經濟地理學的研究主題包括經濟活動和經濟增長的“空間集聚”和“區域集聚”，研究方法主要是采用數學定量分析，建立了中心―、國際專業化、全球和產業擴散、區域專業化及歷史和期望對區域發展影響等模型，認為新經濟地理的理論來源與模型特點決定了其非常適合分析市場深化與經濟一體化過程中的要素流動、產業分布變化和產業集聚趨勢。謝燮、楊開忠[4]（2005）。楊盛標，張亞斌[5]（2009）從改進的角度認為新經濟地理的幾個基本模型都是在某些理想的假設下建立起來的，研究者可以從改變壟斷競爭函數形式、考慮異質工人、非同質的區域空間、拆散廠商的完整性等方面放松前提出假設，從而使理論研究更加貼近現實。
3、新經濟地理理論與我國產業集聚
產業集聚是指同一產業在某個特定地理區域內高度集中，產業資本要素在空間范圍內不斷匯聚的一個過程。生產商的集聚有利于產生當地的專業化供應商，進而產生外部規模經濟效應，廠商的地理集聚有利于專業技能的產生和信息的溢出并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促進創新[6]（克魯格曼，1997）。對產業集聚的研究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隨著全球經濟的不斷發展，很多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轉型國家在經濟開放之后均出現了地區間差距持續擴大的現象，而且這些國家都出現了工業生產的集聚，這些現象是新古典的增長理論無法解釋的，而新經濟地理學在解釋產業集聚和地區間差異方面獲得了巨大的成就[2]。國內學者通過研究我國產業集聚現象，對新經濟地理理論進行了檢驗，并其指導我國實踐進行了一定的發展和創新。
一個新的理論產生，需要通過實證檢驗，并不斷的完善，從而更好的指導實踐，同樣，新經濟地理理論也需要在我國的實際情況下進行檢驗。金煜等通過對我國產業集聚現象的實證分析，得出一個地區企業數量的產業外部性和地區消費者購買力對于工業集聚的前后向聯系均為正，地理位置和歷史優勢是集聚的起始條件，規模報酬遞增和正反饋效應導致了集聚的自我強化，使得優勢地區保持領先。李娟，鄭平等[7]（2011）通過分析東莞外資主導型產業集聚與產業轉移的現象，也驗證了產業集聚和產業轉移是向心力和離心力動態均衡的結果，提出了在產業轉型的關鍵時期，政府需要一定的組織和干預，以減少轉型成本。在傳統理論難以對“義烏商圈”的形成發展做出解釋時，任光輝[8]（2008）從新經濟地理學的視角，認為其形成過程是義烏小商品市場不斷拓展及其主導下的區際分工協作格局形成的過程，伴隨著市場規模擴張和區際分工協調模式的轉換，逐步跨越區域發展的“非均衡陷阱”進而帶動周邊地區的協調發展。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工業發展產業集聚的程度與經濟發展水平之間存在高度正相關，也證實了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科學性[9]（韓永彩，2011）。
一個獨立的理論難以對現實經濟做出完整的解釋，所以有學者認為應該結合不同理論還分析我國產業集聚的現象。張明倩，臧燕陽，張琬等[10]（2007）結合傳統貿易理論、新貿易理論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利用1999―2003年省級面板數據研究了導致中國地區產業集聚的因素，結果得出了與貿易理論的預期相同的結果，交易成本對產業集聚形成產生顯著的負向作用，新經濟地理學中的規模報酬遞增的假設并未使產業的區位選擇突破運輸費用和區域保護的限制，并發現產業的市場外部性對產業集聚有著不顯著的正影響。張杰飛，李國平，柳思維等[11]（2009）將Harris-Todaro模型與新經濟地理模型相結合，賦予農業剩余勞動力假設，并考慮中國戶籍制度所導致的遷移成本，建立一個內生的勞動力轉移模型，得出單個傳統政策措施的經濟效果不佳，在促進農業技術進步的同時，只有逐步放松戶籍制度才能取得最佳的經濟效果，計劃生育政策仍具積極作用。胡潔，陳彥煌等[12]（2011）結合了城市失業和新經濟地理理論，建立了一個兩國兩部門的新經濟地理失業模型，認為伴隨著貿易自由化的發展，本國資本外移，存在失業的本國會出現“產業空洞化”趨勢，運輸成本降到一定程度，本國制造業可能全面外移，制造業最終完全聚集于外國。
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國外，國內在理論方面幾乎沒有什么創新之處，但在現有理論基礎上，國內學者結合中國實際情況進行了的一定拓展研究。陳林生，李剛等[13]（2003）從四川省的發展現實出發，通過對基本的新經濟地理模型做一些拓展后，得出城市體系將會演化成數量不斷增加的，分散的，專業化的小城鎮。周加來、李剛[14]（2008）在新經濟地理學的分析框架內，引入要素流動和經濟政策對我國區域經濟差距產生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形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新經濟地理因素的影響下，具有區位優勢的東部沿海地區吸引了中西部地區大量的生產要素，加上中央政府的政策導向作用，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差距呈現出逐步擴大的趨勢。鄭劍鋒[15]（2009）則從浙江經濟發展的經驗出發，加入了制度因素，得出了區域經濟的發展根源在于制度和地理的相互作用，但是，制度和地理并不是直接作用于各種要素本身，而是通過其特定的經濟組織形式來組織和協調各種要素的生產與利用，從而最終促進經濟發展。
理論研究的最終目的是用于指導實踐，我國區域發展極不平衡，區域內和區域間的差距都比較大，因此怎樣將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成果運用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是一項迫切而且非常重要的課題。從政府的層面，部分學者認為地方政府行為在政績考核指引下具有過度作為傾向，政府應建立一套綜合指標判斷本地經濟狀況，一旦發現市場出現了集聚的雛形，需從本地實際條件出發，積極扶持，做好聚集發展的宏觀規劃[16]（柴志賢，2007）。市場開放度方面，城市級別、城市化水平、城市交通狀況、信息傳播等要素是影響中國會議產業集聚的重要因素，加大對外開放程度有利于對會議中心城市集聚[17]（張琰，郭英之，2008）；加大地區之間的產業聯動，有利于加快物流集疏運網絡建設，使商品和要素市場一體化以擴大市場規模，吸引更多企業到港口集聚以壯大經濟實力，促進技術進步實現規模報酬遞增（韓永彩2011）。姚林如，高翔等[18]（2009）的研究表明，在初始經濟結構對稱的條件下，“偶然因素”導致的消費需求轉移會使得均衡時的地區資本份額發生變化，并可能產生“中心――”極端的集聚效應；另一方面，地區貿易自由度的提高將削弱資本的集聚效應，然而這種影響是有限的，受“偶然因素”使地區資本形成產生的集聚效應，會出現“路徑依賴”，因此，要使地區轉向均衡發展，需要打破“偶然因素”的影響，這就需要政府加強對本地區經濟的了解，并通過一定的經濟手段指引地區產業的集聚。
4、述評
綜述所述，國內學者對新經濟地理理論的研究還停留在總結和評述層面上，應該加強對學科的基礎理論研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為我國經濟發展服務；在運用新經濟地理理論解釋或者指導我國產業集聚時，雖然有一定的創新和拓展，但還是存在硬套的現象，我國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我們工業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西方的產業集聚性質和我國產業集聚性質存在質的差別，我們不能一味人家的理論搬過來解釋或者指導我們的實踐，應該結合我國產業集聚的現狀和特點，對理論進行一定的修正和改善，從而更好的服務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加快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的步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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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增長； 產業結構
中圖分類號： F061.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8631（2011）04-0048-01
一、短期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觀點
凱恩斯認為：導致經濟的短期非均衡增長的主要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包括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的不足。市場調節本身不能彌補總供給與有效需求之間的缺口，政府應該通過減稅和增加預算支出，以刺激投資與消費和通過投資支出乘數效應，帶動更多的民間投資，從而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以實現經濟增長的政策目標[1]。
二、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觀點
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技術進步導致經濟的增長，但是其把技術進步歸因為長期經濟增長的外生因素。商業周期理論認為，政府無須干預經濟，因為政府花費大量成本來穩定經濟，往往可能對經濟不利。新經濟理論認為，知識是經濟增長的動力和源泉，知識的作用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導致了新技術的產生（及技術進步）； 另外一方面，知識促進了知識的積累。
三、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經濟增長的區別
（一）關注的重點不同。短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引起短期經濟非均衡的增長。所以短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導致短期經濟失衡的原因是總供給與有效需求的失衡。所以政府需要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以調節，以實現經濟的短期增長，主要是人為的擴大和增加需求。而長期經濟增長理論主要關注的是在各要素的約束下的均衡增長。所以長期經濟增長理論認為，導致經濟長期增長的原因是技術進步，而新經濟增長理論進一步認為，導致技術進步的是知識，所以認為科技是經濟長期增長的核心。
（二）政策目標不同。由于關注的重點不相一致，導致了實現所關注的政策目標也不相同。短期經濟增長理論的政策目標是通過減稅增支等措施來實現人為地增加有效需求的非均衡增長，旨在于擺脫經濟的低迷和困境；但是長期經濟增長理論的政策目標應該是有利于促進科學技術的進步和勞動力水平的提升等方面，以至于改變限制經濟長期增長的各種要素的邊際限制，這樣可以為一國長期的技術創新提供條件和可能。以實現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三）政策效果不同。短期經濟增長理論的政策主要在于解決短期的經濟低迷和過熱等非均衡問題。其沒有長遠性和全局性，往往對于長期經濟增長不利。然而，長期經濟增長理論又只注重于經濟長期發展的政策和產業結構等的調整等方面，以免帶來經濟的周期性波動。
（四）短期經濟政策轉換到長期經濟政策需要一個過度和轉變的過程。短期和長期的政策目標和手段差異較大，效果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短期經濟增長是指標的行為，而長期經濟增長是治本的行為。所以經濟增長要從短期的政策轉換到長期的增長政策需要一段時期的過渡和調整。
四、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
我國經濟的持續增長，上世紀末的產業結構調整功不可沒。這說明了，經濟結構的改善與經濟長期的增長之間是密切聯系的。對于正處于經濟轉型和社會轉型時期的中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持續健康增長，無疑顯得猶為的重要。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根據過去的經驗和經濟增長理論可知，改善和調整產業結構無疑是一種保持我國經濟長期較快增長較為有效的政策選擇。
從長遠看來，雖然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是技術的進步，但是一個好的產業結構也可以有效地促進技術進步和社會生產均衡。技術進步不僅與一國的科技水平有關還和人類對于自然科學的研究和探索程度、深度有關。然而，各國的產業結構卻往往差異較大。對于我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現狀，研究產業結構對于經濟的增長更加具有現實意義。
研究產業結構，也就是研究國民經濟各產業部門、區域之間以及各產業部門內部的比例構成。如果社會經濟各個產業部門之間是按照一定比例增長的，那么將有利于社會經濟的長期健康持續的增長，即有利于經濟的長期增長。如果社會經濟各個產業部門之間的變化不是按照一定的比例進行的，那么將導致社會經濟的局部甚至是總體經濟（通過產業鏈的傳導關系作用于總體經濟導致的）的失衡，導致局部或總體經濟的過熱或過冷等經濟現象。簡單說，參與社會生產的各個部門之間如果是協調發展的就有利于產業的總體提升級，也就有利于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反之就不利于經濟的長期經濟增長，即出現短期的經濟波動。
產業結構的比例發展也就是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不是簡單的改變第一、二、三產業的比重問題，而是長期的持續的改變第一、二、三產業中各個行業或產業對于其他行業或產業的貢獻率問題。以實現各個行業和產業都能夠一起提升以更好的帶動經濟的增長和社會的進步。例如，改善基礎設施以利于交通運輸業及物流業的發展，從而可以帶動其他行業的全面發展。這就說明產業結構具有了以下的特征：
（一）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應該是一個長期的不斷變化和調整的過程。因為只有進行不斷的調整才能夠適應不斷增長的經濟的要求；才有利于更好的促進經濟的協調發展；才能不斷的推動社會進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這就注定了產業結構的調整是一個動態的長期不斷變化的過程，也只有這樣才能夠適應和滿足不斷進步的科學技術。
（二）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的調整是非市場行為主導的。由于市場經濟的逐利性和盲目性，導致市場經濟不可能自動地使得各個產業能夠協調發展。所以要能夠實現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就應該是政府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財政政策措施來引導、鼓勵、支持產業結構的合理配置，當然必要的時候也可以通過提高稅收等政策措施來限制一些對經濟長期增長不利的產業發展。比如，對我國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低產出的行業進行整頓等等。
（三）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對政府的要求更高。產業結構的協調發展對政府的管理水平和服務型政府的要求都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這不僅要求政府的行為都應該是有效的，而且作為管理者的政府還應該根據國家戰略的要求來確定各個產業之間的關系和比例發展。
綜上可知，一國政府要想在已有的技術水平條件下來提高和改善經濟的長期增長，那么就得建立較為有效和合理的產業經濟結構。也就是有利于經濟長期增長并且協調發展的產業經濟結構。
從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經濟的長期增長就是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各個產業經濟協調發展的結果，由于各個產業都處在最佳的發展狀態，并且還有利于其他產業的發展。這使得每個產業都是繁榮的景象，導致一國經濟總體的繁榮，經濟得以持續增長。由于產業結構是動態的協調發展，在產業結構沒有失衡的情況，一國的經濟就可以實現長期的增長。
從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的角度來看，短期的經濟波動是在產業結構不相適應或不協調的時候，出現局部或總體經濟失衡的現象。產業結構的長期協調是不現實的，也就是說經濟增長的短期波動這是存在的，并且伴隨經濟的長期增長而存在。主要是由于市場做事或多或少的存在著摩擦。
也就是說，短期經濟的波動只是長期經濟增長的一部分，當波動較大的時候對經濟長期增長影響較大；當波動較小的時候對經濟長期增長影響有限。所以，長期經濟增長和短期經濟波動的關系就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長期經濟增長在短期波動中持續增長，短期經濟波動也好在長期經濟增長中得到修正。
關鍵詞：循環經濟；城市垃圾；資源再利用
城市是人類智慧和文明的結晶，是帶動整個社會前進的火車頭。城市又是垃圾的制造工廠。城市垃圾是一種特殊的混合物資流，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問題。發展循環經濟是生態型城市可持續發展的有效途徑。我國城市垃圾處理政策的總目標是“逐步實現垃圾處理無害化、減量化、資源化”。
1. 循環經濟理論對解決城市垃圾問題的意義
1.1循環經濟理論的含義
“循環經濟”一詞，是由美國經濟學家K?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是指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的線形增長的經濟，轉變為依靠生態型資源循環來發展的經濟。
1.2循環經濟理論在城市垃圾處理中的運用
（1）遵循減量化原則，從源頭減少垃圾數量
在生產中減少每個產品的物質使用量、清潔生產節約資源和減少排放，不過度包裝或生產一次性的物品。在消費中減少對物品的過度需求，選擇包裝物較少和可循環使用的物品。這樣可以減少垃圾的產量，在源頭上控制垃圾的產生，減少垃圾處理的壓力。
（2）遵循再利用原則，減少生產和消費過程中垃圾排放量
在生產中盡可能使用標準尺寸進行設計，使產品部分零件容易和便捷地更換，而不必更換整個產品。還要鼓勵再生制造工業的發展，以便拆解、修理和組裝用過的和破碎的東西。
（3）遵循資源化原則，促進垃圾的回收再利用，變廢為寶
把垃圾分類后進行處理再回收利用，可以將消費者遺棄的廢棄物資源化后形成與原來相同的新產品或者不同類型的新產品，或者利用垃圾焚燒產生的熱量發電等。將可以作為再生原料的垃圾，通過各種回收處理技術，生成再生資源或再生產品。這樣，在垃圾處理的整個過程實現的閉合，達到了循環經濟的目標。
2. 城市城市垃圾污染現狀及處理中存在的問題
2.1城市垃圾污染現狀
城市城市垃圾污染比較嚴重。按人均日產生0.7公斤生活垃圾測算，城市日產生生活垃圾約900噸。城區還有約一半范圍內沒有建設垃圾中轉站，仍采用袋裝垃圾―垃圾箱（桶）―人力垃圾車―垃圾車―垃圾場的方式收運垃圾。由于各環衛物業企業的垃圾車型號、車況等各式各樣，檔次不一，致使運輸效率低、成本高，時常沿途拋灑垃圾，二次污染嚴重。
2.2垃圾處理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2.2.1垃圾處理技術水平較低
目前我市在用的生活垃圾處理場沒有達到無害化處理的水平，達不到創建“三城”所要求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大于85%的硬性指標要求。近年來清潔生產、垃圾收集和處理的技術雖然有很大進步，但與滿足循環經濟的要求相比還有距離。
2.2.2缺乏相關的法律法規政策支持
有關垃圾如何進行分類、收集各種資源再利用卻缺乏政策支持，沒有相關規章可遵循，造成政府對垃圾分類收集和再利用的作用、效益宣傳力度不夠，垃圾分類收集和再利用難以實施，有關經濟政策措施不夠完善。
2.2.3循環經濟的理念尚未完全建立
當前我國城市垃圾問題日益嚴重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無論生產企業，還是城市居民對循環經濟的理解不深，過于關注垃圾處理的末端模式，沒有從源頭上有效控制垃圾數量，還沒有真正認識到循環經濟是在新世紀綠色文明背景下的一種新經濟形態，是一種追求經濟、環境、社會效益多贏的經濟發展模式。
3. 解決城市城市垃圾污染問題的對策
3.1建立循環經濟理念，加強公眾意識的培養
生活垃圾的產生源分散于城市居民家庭和餐飲業，要搞好垃圾的管理與協作，尤其是實行垃圾源頭分類，離不開公眾的參與和支持，應加強宣傳教育，使大家充分認識到減少生活垃圾產生量和垃圾分類收集對城市發展和改善生活環境的重要意義。
3.2制定有關規章制度，完善相關政策措施
城市垃圾的“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涉及社會方方面面，是一項可持續發展的系統工程，其中，法律法規建設是這項系統工程的重要部分。必須從產業發展、經濟政策、科技創新等方面綜合研究，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并不斷完善，從而推動循環經濟發展，解決城市垃圾問題。
3.3加強清潔生產技術研發和垃圾處理回收綜合利用的技術研究
3.3.1建立垃圾分類收集系統
為了提高回收物料的純度和數量，減少需要處理的垃圾量，降低垃圾處理成本，有利于廢物的進一步處理和再利用，克服混合收集所出現的二次污染問題，就需要建立起完整的垃圾分類系統。
3.3.2增大垃圾無害化處理率
無害化是垃圾處理的前提，要嚴格按照衛生填埋場的要求設計、建設、運營新的垃圾處理場，要求垃圾場加強管理，應采用日操作法，隨時傾倒、隨時填埋覆土壓實，并進行灑藥處理，盡量減少惡臭氣體外逸；嚴格按規定定期把滲濾液用罐車送城市污水廠集中處理；垃圾滲濾液在防滲膜破裂的事故狀態下對地下水產生污染，所以應嚴格監測其觀測井，避免二次污染。
3.3.3避免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混填
如果建筑垃圾和城市生活垃圾分開填埋，可大量延長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的使用年限，減少資金投資。所以，應避免建筑垃圾填埋到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場。
3.3.4逐步轉變垃圾處理的運營機制，積極推行生活垃圾運營的產業化
照市場經濟的機制去管理城市生活垃圾，積極推行生活垃圾運營的產業化。要逐漸把垃圾處理從政府部門中獨立出去，轉變為企業，可以采取入股、合資等多種形式建立垃圾處理公司，形成垃圾處理產業化。實行環保部門監督、環衛部門管理、專業公司提供社會服務的管理模式。
3.3.5積極推進廢舊物資回收與資源化
要積極推進城市垃圾回收和資源化進程，在廢棄物利用的各個環節上，加大投資力度，采取多種優惠政策，回收生活垃圾中的有用成分使其資源化。
3.3.6加快垃圾處理的技術研究
城市要開展垃圾填埋場氣體、滲濾液產出的規律研究，積極開展堆肥試驗和垃圾綜合利用技術的研究，為今后城市垃圾處理處置確定合理的方案。
城市垃圾是一種特殊的混合物資流，已經成為當今世界各國共同面對的問題。采用垃圾處理“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原則，提高城市環境衛生質量和管理水平，加快文明城市建設步伐。本文依據循環經濟理論原則，對城市城市生活垃圾的來源、產生量、物理特征以及處理現狀進行了認真的研究與分析，提出了適合市情的措施與對策，以實現生活垃圾的無害化、資源化和減量化。
參考文獻
金融投資是一種投資行為，屬于商品經濟的范疇，它以實物投資為基礎，根據投資概念的不斷深入和發展而逐漸形成的，比實物投資更具有吸引力的投資行為。根據融資方式的不同，金融投資又可以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兩種不同方式。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原來的實物投資構成發生變化，在很大程度上推動金融投資的完善與發展，促進金融投資作用的發揮，對整個金融市場發展也產生重要作用。但目前金融投資中仍然存在著不足之處，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資本市場現狀
就目前的實際情況來看，金融市場的直接融資能力較弱，企業在融資的過程中，仍然過分依賴銀行等金融機構。企業的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而銀行為了轉嫁風險就增加貸款，滋生了銀行貸款中的一些不良風氣，同時也增加了銀行的財務風險。同時，融資市場不完善，沒有形成健全的體系，給金融投資的發展帶來不利影響。在具體工作中，證券行業、銀行系統、保險等行業的業務范圍存在清晰的分割，盡管這種方式能夠減少金融傳遞的風險，但阻礙了資金在金融市場的運行效率，給金融投資和經濟運行帶來不利影響。
（二）融資工具現狀
金融投資的問題集中體現在發行、交易等環節。目前金融市場在取得較快發展的同時，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與不足，導致這些問題出現的原因主要為：受到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投資環境不完善，相關要素的組合不合理。為了彌補這種缺陷，政府應該加強監督管理，建立完善的金融投資市場，為促進金融投資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二、金融投資發展的對策
為了應對金融投資存在的不足，促進其取得更好的發展，根據存在的問題，結合具體工作的需要，今后需要采取以下完善對策。
（一）拓寬融資渠道
為改變當前融資渠道過于單一的情況，應該綜合采取多種措施，拓寬融資渠道。注重對外資的引進，發揮外資的作用。重視引進國外大型企業和中小企業的投資，國外一些中小企業的技術、管理水平較高，經營方式靈活，對我國企業的經營與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引進外資的時候要倡導多方式的引進，注重對經營理念、技術、管理的學習，促進企業的發展。另外，要把握好投資和引資的各項工作。政府應該加強調控，增強金融市場的開放性，促進金融業務的不斷革新。要提高金融市場的管理水平，把握對外證券投資的風險，全面分析各類投資結構，借鑒和學習金融投資風險應對的經驗。投資之前應該做好調查和研究工作，對其中的風險進行全面分析，提高預防意識，減少風險的發生。
（二）完善配套政策
近年來，在轉變經濟體制，促進經濟發展方面這種對外資的引進，這種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推動了資金的快速運轉，其中最為明顯的表現是：國外投資流入高科技行業、服務行業。今后在促進金融投資發展的過程中，應該順應這種發展趨勢，重視對外資的有效利用，注重對產業結構的分析，促進經濟的平穩快速發展。同時在分析產業結構的基礎上，應該考慮金融投資的具體情況，制度相應的政策措施，優化產業結構，推動經濟的發展，為金融投資的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三）革新經濟結構
在引進和合理利用外資的同時，要增強對民族工業的保護力度。近年來，民族工業取得較快發展，其市場競爭力和市場規模取得較快的發展，但一些民族工業逐漸被外資企業所壟斷。因此，政府應該制定有效的措施，增強對民族工業的保護力度，尤其是對新興產業、幼稚產業應該增強保護力度，促進民用工業的健康發展。
（四）重視風險投資管理
制定完善的風險管理機制，重視風險投資管理。在制定風險機制的時候，應該提升金融投資的差異，對當前的經濟活動，經濟政策等進行全面分析，最大限度減小匯率波動帶來的影響，采用多種貨幣投資并存的方式，降低風險。提高市場的風險應對能力，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國債、股票、基金等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著風險，在交易的時候，價格波動也是正常的現象，針對這種情況，要引入專業人員，加強對投資的分析，全面分析和評估其中存在的風險，并采取相應的措施應對。最后，實行實物型投資理財措施。在投資中，通貨膨脹會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在金融投資的過程中，要對產品進行全面分析，對存在的風險進行全方位考慮，根據具體情況合理進行投資，以減低投資風險，提高投資收益。
三、結束語
2010年是中國經濟“十一五”規劃的最后一年，也是區域經濟政策在其框架下實施的收官之年。
在“五年規劃”新舊交替的時刻，新的“十二五”規劃已經在調研起草之中。同時，它將指向2011年至2015年的區域政策框架體系。
去年9月，國家發改委國土地區所公布了《“十二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年底，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發表楊蔭凱、張明強、宋志強聯合署名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十二五”思路建議》。
近日，發改委一位官員也公開表示，目前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已責成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牽頭研究“十二五”規劃中區域經濟的發展方案。
中國的規劃編制工作大體包括前期調研、編制起草、論證銜接、審批四個階段。消息透露，涉及到能源、環保、工業、通信和信息化等具體領域的發展規劃調研工作已經啟動，目前第一階段將完成。
“2010年，中央將為‘十二五’期間的區域經濟政策定下基調。”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國土開發與地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肖金成，在電話中對《新經濟導刊》記者說。
“均衡”或成區域政策主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發改委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十二五”的區域經濟政策將不再鼓勵造新概念，也不會輕易提新戰略和造新詞。
相反，他說，“十二五”規劃更應該強調“落實”，并將在此前的政策框架體系內進一步出臺具體執行措施，就總的政策取向來說，“均衡”有可能成為主調。
肖金成指出，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體制和發展戰略開始雙重轉軌，理論界對那種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絕對平衡觀進行了反思，重新探討區域經濟發展的理論，把效率原則和效益目標放在優先地位，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一種“非均衡”發展理念。
在這種“非均衡”理念之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成為改革開放的重要思想動力。國家也在這個時期將各種政策資源投向了局部地區，比如八十年代傾向于以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區域，九十年代則傾向于以上海及其浦東新區的長三角地區。
也是在這種理念之下，中國沿海地區率先發展起來，與之相伴的則是中西部地區的“政策真空”，東西部地區差距不斷擴大。
肖金成認為，我國的產業結構偏重于制造業而非采掘業，產業布局較多地偏重于接近國際資源的沿海地帶。西部建設所需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往往高出沿海城市好幾倍，這自然會影響到對西部投資的經濟效果。
“人均收入差距可望縮小，但東西部經濟差距可能擴大。”他說。
“十一五”規劃中，中央已經在有意識地調整這一發展理念，“先富帶動后富”的政策也逐漸開始得以貫徹。也是此期間，中國的區域經濟政策發生了諸多變化，不管是中央還是地方，都為地方經濟的發展思路出謀劃策。
除了西部大開發、中部崛起、東北振興的政策在持續推進外，其他局部地區的政策支持也在加大力度。天津濱海新區、“兩型社會”實驗區、“城鄉統籌”實驗區等，都在此期間提出；一系列密集的區域規劃編制，同樣是這期間提出的。
這些政策措施的出臺，取得了蔚為可觀的成績。此前本刊在采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戰略發展與區域經濟部部長張軍擴時，張軍擴就指出，近年來，尤其是“十一五”規劃實施以來，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正漸漸趨于平衡。
張指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區域經濟的重心一直在往南移動，但從2003年以來，中國經濟重心開始持續向北回轉。不過，上世紀80、90年代經濟重心的移動幅度都相當明顯，但近年來其幅度明顯減小，這反映出和過去相比，中國各區域的增長速度之間的差距有所縮小。
不過，“十一五”期間也出現了“過度”的傾向，而且“平衡”并不完全等于“均衡”。
從上述官員的表態即可看出，新概念、新戰略、新名詞的泛濫已經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而在去年底，本刊記者專訪張軍擴時，張也善意提醒目前“遍地開花”的區域編制規劃有“碎片化”的傾向。
該官員稱，這次制定“十二五”區域規劃，將把握幾個原則：切忌區域政策“一刀切”、“大而全”；關鍵解決的不是增長速度，而是收入、公共服務等的差距問題：增強區域政策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確保政策思路的連續性、持續性，切忌大起大落、“翻燒餅”。
其中“均衡”二字，所包括的不僅有區域間的均衡、大城市與小城鎮的均衡，也有貧富差距的均衡、公共服務的均衡等等。
“再看長遠一點，未來20年是中國區域經濟變化最劇烈的時期，‘十二五’的基調，擔負著承前啟后的重要責任。”肖金成說。
“生態環境”將是重中之重
在國家發改委地區經濟司楊蔭凱、張明強、宋志強聯合撰寫的《我國區域協調發展“十二五”思路建議》一文中，“生態”的分量相當重。
這份《建議》指出：“不同區域都存在著忽視資源環境承載力的盲目開發現象。”
在早些時候由國家發改委國土地區所的《“十二五”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思路》中，明確表示，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的持續增長以過度占用土地、礦產、水等資源和環境損害為代價，使得我國空間利用效率十分低下。
盡管在“十一五”期間，中央政府對于區域經濟發展與地方環境保護之間的平衡關系予以了著重強調，但由于歷史原因和政策執行力度等因素，生態環境問題卻日益嚴峻。
典型例證是，國家審計署日前了渤海水污染防治審計調查結果，目前環渤海陸源超標排放現象非常嚴重。環渤海沿岸共監測陸源入海排污口96個，其中超標率為82％。
根據有關資料，我國萬元GDP能耗是發達國家的3～11倍；2007年COD(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達1382萬噸，接近排放最大允許量的兩倍；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為2468萬噸，遠遠超出大氣達標的1200萬噸。如果扣除生態環境成本和其他社會成本，我國空間利用的真實績效就要大打折扣。
為了充分發揮各地區的比較優勢，一些區域成為資源的提供者，一些地區成為生態保護的區域，但是由于市場機制的不完善和區際利益關系協調機制的不健全，使得這些區域的發展面臨很多困難。
原因并不復雜。一方面，一些資源環境條件欠佳或脆弱地區，在“行政區經濟”的大環境下，一意追求GDP增長，不顧自身承載能力盲目過度開發，致使資源更加匱乏，生態環境更加惡化。另一方面發達地區資源和生態環境的支撐能力日益下降，給進一步的發展帶來了新的制約。
事實上，對于資源提供區域，由于資源價格偏低，資源產權制度不完善，資源開發給當地帶來更多的是資源枯竭、環境污染、地面塌陷等負效應，對于生態保護區，為了保護生態必然要犧牲一些發展權，但基本公共服務不到位，相應的生態補償機制不健全，使得生態環境難以得到有效保護。
因此，楊蔭凱等人建議，在“十二五”規劃實施期間，“要對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增加用于公共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嚴格土地用途管制，嚴禁生態用地改變用途，建立生態環境補償機制，鼓勵生態移民。”
生態環境問題之所以如此重要，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它和城鎮化問題相互關聯。
在肖金成看來，未來中國城市將出現4大方向，其中城市生態化是其中之一(其它三大方向是國際化、連綿化和現代化)。
城市生態化是指隨著城市規模的擴大和數量的增長，不但不使生態環境惡化，而且使生態環境更適宜人們的工作和生活。
關鍵詞：內生增長理論；啟示
中圖分類號：F12 文獻標識碼：A
原標題：內生增長理論的發展及其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收錄日期：2014年4月9日
一、內生增長理論的演變過程
20世紀四十年代末期，哈羅德和多馬分別根據凱恩斯的思想提出了經濟增長模型，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影響，標志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產生。這一模型假定，一個經濟只生產一種產品，而資本-產出比保持不變，同時，儲蓄率、人口增長率保持不變，并且不存在技術進步和資本折舊。基本形式為G=s/v。式中，v為資本-產出比；s為儲蓄率。模型表示，經濟增長率與儲蓄率成正比，與資本-產出成反比。哈羅德-多馬模型得出的結論是，當實際經濟增長等于資本家愿意的經濟增長率并且等于人口增長率時，經濟才能處于穩定增長狀態，但同時認為，這一增長路徑是一“刀鋒”。新古典增長理論假設各要素邊際報酬遞減、規模報酬不變，認為經濟是穩定增長的，而且這種穩態增長率是外生的，獨立于儲蓄率。索洛模型通過引入市場機制和改變資本-產出比率為常數的假定，發展了哈羅德-多馬模型，但索洛仍然沒將技術進步作為重要因素納入模型，這是一個重大缺陷，因為技術進步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是現實中一個明顯的事實。1960年，索洛和米德對該模型進行補充，在原有模型中引入了技術進步和時間因素。修正后的模型被稱為“索洛-米德模型”，其基本公式為：
G=aK/K+（1-a）L/L+T/T
上式中T/T代表技術進步。索洛模型和之后的索洛-米德模型不僅體現了凱恩斯主義，而且體現了新古典學派的經濟思想，常被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所闡述的增長理論被稱為新古典增長理論。新古典增長理論的技術進步率外生的假定不符合現實，儲蓄率外生化且與穩態增長率無關結論受到質疑，這些與人們對經濟增長問題的實證研究經驗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產生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上述的三個缺陷。
20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形成的新經濟學認為，長期增長率是由內生因素解釋的。在勞動投入過程中包含著因正規教育、培訓等而形成的人力資本，在物質資本積累過程中包含著因研究與開發、發明、創新等活動而形成的技術進步，從而把技術進步等要素內生化，得到因技術進步的存在要素收益會遞增而長期增長率是正的結論。以羅默、盧卡斯等為代表的一批經濟學家，在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內生增長理論，彌補了新增長理論的缺陷。
二、內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
內生增長理論是產生于20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西方宏觀經濟理論分支，其核心思想是認為經濟能夠不依賴外力推動實現持續增長，內生的技術進步是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決定因素。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在解釋經濟的持續增長時導入了外生的技術進步，但是外生的技術進步率并沒有能夠從理論上說明持續經濟增長的問題。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的長期增長率是正的，這種正的經濟增長率能夠解釋為什么收益是遞增的。內生增長理論的觀點是把知識和人力資本引入到經濟增長模型中，認為是由于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引起收益遞增，強調了人力資本是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動力。羅默在阿羅的“干中學”基礎上，提出了知識溢出模型，這種模型以知識生產和知識溢出為基礎的。羅默假定代表性廠商的產出是該廠商的知識水平、其他有形投入（物質資本和原始勞動等）和總知識存量K的函數，而對于個別廠商的投入該生產函數表現出規模收益不變。但如果考慮K，這一生產函數對于代表性廠商和整個經濟會產生不同的含義。對于代表性廠商，它將總知識水平K看作給定的變量，所以生產函數才表現為規模收益不變，但對于整個經濟，假定整個經濟是由N個同質的廠商組成的，生產函數表現為規模收益遞增。在此，把總知識水平K作為外部性的來源。除此之外，羅默還假定了k的增長率取決于k水平和投資數額。因此，羅默模型和“干中學”模型都是通過知識積累產生收益的性質和知識存量產生的外部性得到了內生的經濟增長。盧卡斯認為，技術變化是由于教育部門引起的，如果社會能向教育部門配置一定的資源，就能形成新知識或人力資本，形成的新知識能夠提高生產率，并且能夠被其他部門免費獲得，從而提高了產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外在的增長發動機，僅僅依靠人力資本的積累就能夠帶來人均收入的持續增長。
新古典增長理論是把技術看成是外生的，而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或技術看作是一種生產要素，是與傳統的生產要素勞動和資本是一樣的，而且還是內生的，是由廠商的知識積累推動產生的。一國的經濟要實現長期增長，主要是靠內生化的知識積累和人力資本水平來決定的。此外，知識和人力資本還具有外部效應，可以把投資與資本收益率作為知識存量和資本存量的增函數。由此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一個國家當前的知識存量越大，那么其投資與資本收益率越高，這個國家的經濟增長率也就越高。
三、內生增長理論對我國經濟增長的啟示
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由于知識經濟的興起，各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一國經濟能否實現持續穩定的增長主要取決于知識的發展。內生增長理論把知識和專業化的人力資本看作是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強調了知識在經濟發展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因此，我們應逐步完善促進經濟長期增長的政策措施。
（一）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政策措施。現在中國一般勞動力并不缺乏，特別是在農村還存在大量剩余勞動力，但缺乏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只有通過發展教育來加快人力資本的形成，促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我國教育投入不斷增長，但總體投入水平仍然不足。因此，應進一步完善我國教育財政支持政策，加快人力資本的開發與積累。首先，政府應直接增加人力資本投資，使財政在教育發展中發揮主導作用；其次，政府應該提供稅收刺激或財政補貼鼓勵企業增加人力資本投資；最后，要優化教育資金的分配結構，促進各級各類教育的協調發展。
（二）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政策措施。在新知識和新技術的創新過程中，由于知識積累和技術創新具有正的外部性，私人成本會大于社會成本或者私人收益小于社會收益，從而使創新活動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因此，政府應該制定促進技術創新、彌補私人收益的激勵措施。這種措施可以通過產權保護、政府補助、政府和企業簽訂協議來實現。對于產權保護，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由于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特征，其他廠商只需花很少成本就能從別人的知識中獲得利益。比如，當某人完成了一個新的發現，并由此產生更大的經濟生產力時，其他的人（或公司）會從中獲利。雖然發明者能通過價格收費，但他得到的僅僅是社會從這項發明中得到的全部利益中的一部分，其他廠商會模仿學習他。在個人研究者承擔完成發明時，社會得到正的外部利益。如果從發明中得利的每個人都必須向發明者付費，那么將產生遠比現在更為強烈的發明動機。因此，當新技術出現時，應通過專利和政府法律保護開發者的產權，增加其收益，提高創新的積極性。對于政府補助，內生增長理論認為企業在知識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經濟增長的重要載體。企業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具有外溢效應，能夠促進技術的擴散和發展。因此，政府應制定相關的稅收優惠政策，比如免除其應繳的全部或部分稅款，或者按照其繳納稅款的一定比例給予返還等。這些稅收優惠能夠降低企業技術創新的私人成本，從而能夠抵消由于知識和技術外溢帶來的收益減少，能夠激勵企業加大人力資本的投資。企業在技術的創新和研發過程中，新產品由于具有“投入大、周期長、風險大”的特點，因此研發創新就成為一種持續過程，產品回報期較長，容易面臨資金短缺困境。所以，政府應通過直接向企業提供稅收優惠或者通過財政補貼，減緩企業開發新技術過程中面臨的資金短缺的困境，提高企業增加研究與開發投資的積極性。通過政府與私人企業簽訂協約，積極引導和推動技術創新活動。對一些基礎設施等社會收益率較高的產業或項目，由于其回收期長，前期回收率低，流動性差，又缺乏一定的盈利模式，很難吸引企業去投資，對這些項目應由政府直接投資研究與開發。同時，知識、技術的內生積累與外生擴散是相互促進的，因此政府不僅要對基礎研究予以資助，還要對企業的應用研究和技術改造提供財稅方面的優惠，從而推動新技術的廣泛擴散。
（三）堅持長期實行對外開放的政策。隨著中國對外開放程度的進一步加深，不僅能通過自主研發實現技術創新，并且能夠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利用技術的后發優勢獲得和接觸新技術。盧卡斯認為，各國的經濟增長是由于產業革命科技擴散引起的。通過引進技術，并在本國積極傳播，能大幅度地節約成本尤其是減少時間成本。自主創新是必要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合理利用引進的大量技術資源，會大大提高我國的生產力水平，縮短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當然，我們在引進技術時，要進行科學的選擇，避免重復引進，經過對引進技術的消化、吸收和有效擴散，提升產品的競爭力。為了能更有效地引進技術，政府應制定相關的貿易和稅收政策，為對外技術交流和合作提供廣闊的平臺。然而，從引進技術到在經濟中擴散、使用，并不是一個簡單重復的過程，必須要有制度作保證。因此，政府要構建一個吸收、使用、消化新技術的制度環境。比如，對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加大資助，提供諸如技術信息、技術培訓等公共服務，促進新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在人才隊伍結構方面，既需要高層次的創新人才，更需要大批有文化、有知識并能夠將先進科技轉化為現實生產力的職業技術人才和高素質的勞動者。因此，除了要發展普通高等教育外，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也成為提高勞動者知識水平和技術素養的重要途徑。這對于引進和學習國外先進技術、開發本國技術都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四）制定和運用有效的宏觀經濟政策。內生增長理論認為宏觀經濟政策應該側重于推動技術進步，政策不能把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周期的治理上，而忽視促進發展新技術的各種政策。隨著知識經濟的興起，我國經濟增長的格局將會發生變化，會由物質資本主導逐步轉變為由人力資本和技術進步主導。與此相適應，國家應積極調整包括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在內的經濟增長政策，構建促進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資的激勵機制。但研究表明，我國目前經濟增長技術進步的貢獻率非常低，經濟增長主要還是由資本和勞動投入決定的。因此，在制定經濟政策時，既要能夠刺激資本積累的形成，又能增加人力資本投資和促進技術進步，就是把促進二者共同發展經濟政策結合起來。宏觀經濟政策應同時關注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凱恩斯的經濟理論主要關注的是短期的經濟增長，而內生增長理論更加關注的是長期經濟增長以及相關的因素，內生增長理論認為經濟增長不是由外生因素決定的，而是由內生的技術進步決定的，同時強調政府的宏觀政策在促進人力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中發揮的積極作用。
主要參考文獻：
[1]丁建微.內生增長理論與我國經濟增長.經濟研究導刊，2009.14.
關鍵詞 房地產 經濟周期 宏觀經濟政策 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房地產業屬于第三產業，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與生活條件，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在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得更加明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使主要的能量來源。而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漸落實，房地產業的發展會更加趨于理性，會在暫時的低調發展之后，迎來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產業具有較大的價值基礎、消費者的需求逐漸的以剛性形式出現，加之其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在十之后，我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和眾多相關行業的關聯性，長期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行業的發展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周期。房地產經濟周期是波動性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與特征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
房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周期，傳統的產業周期一般要經過初創期、上升期（發展期）、穩定期和衰退期（蛻變期） 。但是，與傳統的產業周期相比，房地產業的經濟周期更傾向與經濟發展周期。因此，對房地產業來說，其經濟周期往往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蕭條或低谷階段。在這一階段，初始時期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部分樓盤的樓價開始急劇下跌，甚至會下降到物業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場交易量也會隨之明顯減少，市場觀望情緒嚴重；而當蕭條階段發展到中期，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繼續萎縮，隨之而來的是與房地產有關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可是當蕭條階段發展到后期，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而這更增加了市場的負面情緒，房地產的泡沫被繼續擠壓。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和房地產的正常需求已經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平穩，向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迫近。
2、復蘇與上升階段。在該階段，房地產在初始時期的供給超過需求，房價和租金的水平都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樓價已經完成了下跌的過程，并處于一個穩定的水平，回升的跡象已經出現；而在復蘇的中期，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購買者逐漸增多，開始帶動了期樓的銷量。但是由于此時建筑成本與樓價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顯。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跡象已經十分明顯；而當復蘇階段發展到后期，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加速出臺，為房地產業走向新一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3、繁榮階段。房地產業不會長期的在低水平徘徊，當其發展到繁榮階段時，宏觀經濟的擴張步伐進一步加快，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市場的交易量明顯增加，新建樓房的空置率逐漸下降 ；此時，更多的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開始大量介入，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同時增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逐漸的出臺一系列的限制炒樓的政策措施，樓價繼續高漲的后勁開始略顯不足，泡沫達到了最大，新增房地產投資數量明顯下降，房地產業的衰退或者蕭條就在眼前。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并且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國民經濟的需求旺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房地產的發展就會較為旺盛，一般處于上升期或者繁榮期，否則，將會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產價格從長期看是處于一個增長趨勢之中的；（2）在增長型的經濟體系中，經濟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長期趨勢上呈現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輪的循環峰頂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則正好相反；（3）在房地產的景氣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和貸款銀行的過度樂觀通常會使房地產供給的速度超過需求速度，在不景氣的階段則正好相反。
二、影響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分析
（一）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消費品價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對市場預期的變動等，這些因素都會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而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都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都是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而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 。此外，還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隨機因素。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一）改善房地產產品的供應結構。
針對目前的住房供應體系結構仍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極不平衡的情況，要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嚴格控制別墅供給，適當降低偏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建設比例，提倡建設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發揮政府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規模，切實調整住房供給結構，合理引導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
（二）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價格。
價格是房地產經濟領域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因素，而且它對行業內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的影響，運用價格規制對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作為宏觀調控部門，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經濟行為做出評估，以判斷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而借助政府的價格評估與指導，有助于使房地產商品價格回歸理性，維護行業和市場秩序。
（三）規范土地政策。
在對待房地產發展的問題上，需要通過對土地市場監測分析，總結一定時期我國土地市場運行的總體情況和態勢。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建立土地市場快速反應機制提供科學依據。而且還要規范土地市場，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和堅決打擊，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機而導致的地價上漲進而引發房價快速上揚、房地產投機增加的局面。
四、結束語
房地產業的發展要符合市場需求，要與相關行業進行有效的關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現階段，由于房地產需求穩中有升，房地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空間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強勁的國外競爭對手，新增的市場需求及原有的市場份額有被國外同行搶占的可能，對國內同行來說，競爭壓力增加，而作為弱勢企業的弱勢項目來說，對手的強大和增多，將使其更顯弱勢。因此，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實踐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單位：平煤神馬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建井一處）
注釋：
閆新紅，艾燕. 論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現代商業，2009（1）：249-251.
王正才. 我國宏觀經濟與房地產經濟. 中國管理信息化，2010（11）：27-28.
劉昕瑋. 新經濟形勢下對我國房地產經濟的理性思考. 赤峰學院學報（自然科學版），2010（2）：109-110.
宋志勇. 房地產經濟周期與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審視. 特區經濟，2009（7）：287-289.
一、中國的區域經濟差距及其出路
中國區域經濟的演進和發展是中外學者共同關注的問題。英國Surrey大學的劉夏明教授認為,中國的區域經濟差距在上個世紀80年代呈縮小趨勢,但自1990年以來,區域經濟差距逐漸擴大,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縮小的跡象。經濟性、地理性和歷史性等因素使得東部自然地處于經濟發展的優勢地位。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全球化和經濟自由化以及要素市場的扭曲是造成區域經濟發展差距的主要影響因素。為了縮小區域經濟發展差距,中央政府需要做到以下幾點:(1)采取措施使不同區域具有同樣的開放度和經濟自由度;(2)采取措施消除阻礙生產要素流動的各種因素;(3)提業發展指導;(4)幫助內地特別是西部地區建設良好的基礎設施,鼓勵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配置經濟資源。
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的李國平和范紅忠認為,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主要原因,不是生產要素過度地集中到了核心發達區域,而是在過去的50年里,生產向東部沿海不斷集中,而人口沒有相應地向那里集中。我國生產的極化程度不高,人口的極化作用過低,因而核心發達區域的生產與人口分布高度失衡。因此,逐步完善人口流動的市場機制,鼓勵中西部貧困人口向東部地區尤其是東部核心發達區域流動,是解決我國地區經濟差距的有效策略。同時,在區域可持續發展目標代替了傳統的經濟增長目標之后,只有將環境因素納入比較優勢理論,才能更好地解釋和指導專業化生產活動。為了更好地指導實踐,需要對現有的區域經濟發展理論進行創新。
英國Leat大學的吳忠民博士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高速經濟增長是開放與體制改革互動的結果,開放取決于體制改革,開放促進了體制改革。產業發展戰略的變化、政府鼓勵人口流動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促進了城市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較為有效地擴大了就業。同時,產業結構的變化和非農產業的發展也使許多農民從農業生產中分離出來,這也是影響中國人口遷移和流動的一個主要決定因素。
二、經濟全球化與中國經濟長期增長
瑞典G¨oteborg大學鄭京海等提交的論文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國全球化進程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步,中國已成為世界第四大工業制造國。中國不斷增加的生產能力會對其他國家和全球經濟產生很大的影響,在有些方面甚至有能力影響世界的工業生產。從1985年到2003年,中國產業結構方面最明顯的變化是大量國有企業的退出和非國有企業的進入;除少數壟斷產業外,國有企業在非壟斷產業不再占有主導地位,非國有部門促進了競爭,提升了效率。實踐證明,所有權和市場結構兩個方面的變化都是中國工業績效的重要決定因素。
劍橋大學教授DavidWall認為,加入WTO推進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時有利于中國融入國際社會。區域經濟的集團化大體上是符合WTO的原則和宗旨的,但在某些方面區域經濟集團化對WTO具有一些負面影響。現在,各國對WTO基本原則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但在許多問題上也存在分歧。現在,世貿組織最大的威脅來自美國。世貿強調的是非歧視性,如果只對一個國家或兩個國家提供優惠而不是全部,則與世貿協議精神相悖。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要考慮經濟的、政治的、歷史的和文化的因素的影響。如果東亞經濟一體化的進程能夠加快,則有利于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在內)的經濟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經濟研究》主編劉樹成研究員在專題發言中,運用大量的數據資料對中國經濟的增長與國際上一些主要國家的經濟增長進行了比較分析,得出了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在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中獨具特色的結論。他還分析了當前及今后中國經濟的增長趨勢,提出了“有擴有控、有松有緊、擴控結合、松緊結合”的宏觀政策思路。具體地說,就是在總需求管理方面,控投資,擴消費;在產業部門之間及內部根據不同情況有擴有控;在地區經濟結構及區域經濟發展方面有擴有控,從而實現中國經濟持的續穩定增長和中國經濟與社會的協調發展。他還就人民幣匯率等問題回答了與會者的提問,認為應該從純理論層面、經濟政策層面和政治層面等多個層次和角度分析這一問題,提出只有綜合考慮影響匯率的各個因素,才能得出科學合理的結論。
廈門大學的馬理認為,不發達國家多年來一直在堅持全球化的經濟策略,但事實上卻未能實現工業化與現代化。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短期內可使發展中國家取得較快的經濟增長,但在長期卻可能使這些國家的經濟陷入“發展的陷阱”,原因在于出口導向型經濟的短期正效應和長期負效應。短期看,它對經濟的拉動既可發揮立竿見影之作用,又不會造成通貨膨脹的壓力,所以政府對實行該政策有較大的偏好。但長期看,由于經濟結構不合理,經濟剩余大量流失,發展受到西方發達國家制約,凈出口趨于回歸,加之各種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國民經濟會不穩定。所以,在全球化過程中,唯有抓住積極出口引致的時差與暫時優勢,積極培育國內市場,才能贏得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知識要素與中國產業結構的演化和提升
知識已成為影響經濟成長的最主要的要素之一,目前全球經濟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結為知識———知識創造和應用能力的競爭。西安交大司訓練、陳金賢認為,知識流轉和產業演進具有一定的相關關系,知識流轉機制的有效性和高效性是衡量一個國家核心競爭能力的關鍵因素,也是促進產業結構演進的重要指標;產業結構演進的基礎在于知識流轉的方向,因而產業結構演進必須成為以知識流為指向和動力的演進模式。進入21世紀的中國恰好缺少知識流轉和產業結構演進的良性互動機制,正確把握這一機制,有助于中國在新世紀實現產品的有效生產和供給、產業結構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國家核心競爭能力的形成和提高、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使中國經濟發展的路徑更加合理,經濟增長的動力更加充足。
西安交大的魏建忠、段新民認為,對教育的投資和生產經驗的積累,對中國生產率的提高和勞動者生產技能的改善發揮了很大的作用,知識獲取、知識創造對中國經濟長期增長的貢獻很大。雖然教育水平的提高大大改進了勞動力的生產技能,但是從1978年到2000年,這種提高呈緩慢下降態勢,其原因可能是政府對教育投資不足和教育質量的下降。同時,中國國有企業的工資水平未能顯示出勞動者素質的變化和生產技能的差異,因而這種工資率水平不能充分發揮勞動者的生產潛能,因此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改變這種狀態以釋放勞動者的潛能,從而產生效率改進效應。
英國的RichardSanders教授等認為,新經濟為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巨大機遇,但是如果政府不能建立有助于新經濟發展的政策框架,新經濟不可能自動實現。處于經濟轉型期的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發展面臨改造舊經濟和發展新經濟的雙重挑戰,因此國家需要采取相應的政策措施以平衡發展和轉軌的過程。高新科技是發展新經濟的重要驅動力量,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所使用的漸進主義和實用主義策略仍可以用于高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政府所實施的一系列政策,如國家科學和技術發展規劃(863計劃)、火炬計劃和高新產業開發區計劃,以及鼓勵大學和研究機構的科研成果向生產能力轉化的措施,大大促進了中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中國的政策安排有助于克服轉軌過程中的不確定性。中國具有產權模糊、公共企業家等路徑依賴特征,但這些特征是幫助中國發展新經濟的主要基礎。如果沒有這些路徑依賴型的制度安排,中國不可能取得這樣的成就。
四、公司治理與企業改革
公司治理是近些年來各國政府和學者關注的一個熱點問題,部分與會代表對此問題也進行了深入的討論。英國格林威治大學的陳健博士等對公司治理理論的分析方法進行了探討。他們認為,對公司治理問題的分析應該從分析企業的產生,特別是以公司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為特征的現代公司的產生開始。與此相關的產權理論、理論、不完全合同理論和交易成本理論等都從不同的角度加深了人們對公司治理問題的理解。他們認為,上述有關理論是相互補充而不是相互矛盾、相互排斥的,任何將它們完全分離的做法都可能導致對公司治理問題理解上的混亂和片面。公司治理問題的分析應在不完全合同理論框架下以理論為中心來進行。產權理論提供了分析公司治理問題的基本框架,它與理論的區別在于前者強調所有權和控制權的分離,隱含假定所有權是對剩余現金流的索取權;相反,后者把所有權看作剩余控制權,即對合同未規定的偶然事件的決策權。產權理論的一個潛在缺陷在于用所有權來界定控制權,因為相關研究表明要將所有權和控制權分開來是很困難的,在一定意義上,這是兩個相同的概念。試圖將這兩個概念完全區分開來也不利于對公司治理問題的分析。因此,產權理論可能更適用于所有者和管理者合二為一的小型或私營企業,而理論更適合于所有權和控制權相分離的大的上市公司。盡管交易費用理論從新的角度揭示了企業存在的原因,但它也存在許多缺陷,比如說,它缺乏一個界定企業邊界的標準;再如,它難以解釋如果將具有相同專用性投資的不同企業合為一個更大的企業且沒有補償成本的話,為什么這樣做是沒有效率的,等等。
西安交大經濟與金融學院的馮根福教授對如何構造有效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要構建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關鍵是做好以下幾項工作:一是要積極發揮政府在現階段的特殊主導作用。一般人認為公司治理的主體是股東或相關利益者。這種看法存在著一個很大的缺陷,即疏忽了國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公司治理主體。任何國家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形成,都與該國的法律、法規及相關制度密切相關。特別是對于經濟轉型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來說,國家制定的法律、法規是否合理,對于能否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有著根本性的影響。所以中國政府必須認真借鑒世界各國的經驗,積極為形成有效的中國公司治理結構奠定良好的政治、法律和文化等基礎。二是要恢復和重視有效投資者的作用。世界各國特別是發達國家的經驗證明,要形成有效的公司治理結構,必須按照現代公司的本質要求,重新恢復和重視發揮有效投資者的作用。所謂有效的投資者,主要是指有直接制約經營者行為能力的私人股東。中國上市公司的主要問題之一不在于“一股獨大”,而在于“一股獨大”者的身份是國家,而不是有效的投資者。所以,中國要構造有效的公司投資者,一個關鍵環節是要盡快把國家“一股獨大”改變為有效投資者“一股獨大”或多個大股東共同控股。三是要有效發揮董事會的作用,特別是要在有效發揮獨立董事的作用上下功夫。四是要加快推行各種有效的獎懲機制,真正調動和發揮經營者的積極性。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劉小玄研究員認為,目前中國國有企業的競爭規則很難適應全球一體化背景下的市場競爭規則,所以競爭性行業和領域的國有企業必須通過民營化來解決上述問題。民營化是中國企業改革在邏輯上的必然結果。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的阻力在于政府對其成本和收益的權衡,成本是資本和土地投入,利益是利潤、尋租機會和工資。如果收益大于成本,則政府不愿意退出;如果成本大于收益,政府為了保持社會穩定等社會目標也不愿意退出。促進民營化的動力來自于經營者對其人力資本投入的未來價值的預期,在更大范圍內尋求企業家進行民營化可以解決原經營者無法勝任的產權重組任務。只有解決職工的再就業和補償問題,才能使外部經營者發揮作用。民營化的本質在于,通過所有權改革促進人力資本投入增加,這種投入增量必然創造新的價值回報。當重組后新的人力資本投入所帶來的預期回報大于其投入成本時,民營企業家就有足夠的動力推動民營化。在企業轉讓價格的確定方面可以現有的市場競爭收益率為評估標準,形成產權買賣的價格基礎。國有資產管理部門和民營企業達成共識也是大規模民營化發生的合理的市場前提。但是,要給企業的職工進行補償,補償的基本方法是以當地的市場平均工資為基礎再加上其他補助。政府實際的退出通常落后于最佳退出時機,二者的不一致導致國企進一步的空殼化和資產流失,也造成職工補償不足的后果。改制被拖延的時間越長,改制成本就越大。民營化成功的關鍵在于企業家能夠實現其最優目標,其中股權變量的選擇及由此激勵產生的人力資本積極地投入,是提高企業績效的源泉。
五、金融市場發展與開放
金融市場的發展與開放問題,也是本次國際研討會的主要論題之一。法國的Eric教授等運用馬爾科夫轉換技術(Markov-switchingTechniques)分析了上海證券市場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實行主動交易以來A股每周資本收益的變動情況的分析,發現上海A股市場除熊市、牛市之外,還存在著一個投機市。這個市場對于一般的市場投資者來講是難以把握的,它主要存在于證券市場發展的初始階段。他們認為,投資于上海證券市場伴隨有較大的風險。他們通過對上海證券市場1993年到2002年的月度資料的分析發現,通常A股市場前半年上升而后半年下降,5月份的資本收益率一般高于一年中的其他月份,該特征非常明顯,可稱作“紅五月”效應。這個市場存在著一個能夠利用這一特征獲得較高收益的短暫牛市。在這一投機性市場上,以資本收益變化衡量的風險正在加大。他們認為“賭博”是中國證券市場的主要特征之一。
經濟的構想和作法
印度計劃委員會認為，決定國家經濟發展的因素正在迅速發生變化，發展的決定因素正在由資本資源轉向知識資源，由制造業轉向服務業。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現代科技迅猛發展，使得以知識為基礎的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知識已經替代了資本成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印度認為，21世紀，知識經濟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信息通訊技術在全球范圍的飛速發展，使服務成為可以進行跨國貿易的商品，知識密集型的服務業將是國際產業轉移的重點領域。過去的30年中，經濟全球化的浪潮主要出現在制造業，下一個浪潮將出現在服務業。印度沒能趕上制造業轉移的浪潮，但是應當抓住服務貿易全球化的浪潮。
印度認為，在知識經濟的服務出口方面，印度具有比較優勢。一是擁有一支龐大的講英語的科技和專業人員隊伍。印度高等教育發達，每年的大學畢業生為310萬人，到2010年畢業生的人數還要增加1倍。二是勞動力成本低。例如，印度從事外包服務的雇員工資要比美國的雇員低1.5―12倍。三是人口結構的年輕化趨勢。據預測，到2020年，印度15―59歲的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35%升至47%，屆時印度將成為世界上工作和消費人口最多的國家。目前，印度在軟件開發、外包服務、工程咨詢、研發服務、生物技術、醫藥以及教育培訓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印度將充分利用本國人力資源的腦力優勢，大力發展以信息技術為龍頭的知識服務產業。因為與制造業相比，知識服務業更節省自然資源，更能保護環境，而且附加值也更高。目前，印度國內和世界對教師、醫護人員的需求不斷增長，護士和醫療技術人員已經供不應求。印度將大力發展這些領域的人力資源，把印度建成面向全球服務的信息技術服務中心、研發中心、教育中心和醫療保健中心。
為了促進印度的知識型服務出口，印度全印管理協會建立了一個由企業家、學者和政府官員組成的高級戰略小組制訂規劃和行動建議。該小組認為，印度可以用兩種方式向發達國家提供服務：一是利用發達的信息通訊技術提供遠程服務（包括信息技術服務、外包服務、電子診斷醫療和電子教學，以及法律咨詢等等）；二是吸引顧客到印度接受所需服務（包括醫療保健旅游、教育服務，以及護理服務等等）。該小組認為，成功地擴大印度服務出口應當從市場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努力，最為關鍵的工作有3項：一是推銷印度，建立信譽；二是教育和培訓具有專業服務技能的知識型人才；三是充分發展連接印度與外界的基礎設施，如電訊、信息技術和機場等。
當前，印度知識經濟的發展在一些領域已經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為了構建知識社會和發展知識經濟，印度政府決定成立國家知識委員會。該委員會將負責在5個方面制訂具體的目標和行動方案，即高等教育體制創新；科技體制改革；擴大知識的傳播；激勵企業應用知識以提高生產力和獲得競爭優勢；促進政府機構應用信息技術以改善公共服務。
目前，印度采取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以下4個方面：
1．加大對技術教育和職業教育的投資，創立更多的世界級的大學；增加學生的數量并提高質量；建立教育投資公司；使課程設置更能適應人才的市場需求；加強學生對英語和其他語種的學習。
2．加強應用型的研發項目以實現技術創新；加快科技成果轉變為生產力，加強科研機構、大學與商業的合作；加大對基礎科學、特別是大學從事研究的支持力度；建立科技企業家園，解決技術開發與技術應用脫節的問題。
3．加大對知識密集型行業和企業的公共和私人投資；創立世界級的研發中心，設立信息技術園、生物技術園和藥品工業園；利用人力資源優勢、投資自由化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吸引跨國公司來印度進行研發投資。
4．充分發揮海外印度人才的優勢。鼓勵外國公司在印度建立研發中心或與印度聯合開發研究，鼓勵海外印度專業人員和企業家參與合作。
（中國社科院亞太所副所長、研究員孫士海撰稿）
法國經濟發展的經驗
法國基本上實行市場經濟基礎上的計劃調節管理體制。二戰后，法國發動多次國有化運動，將煤礦、電力、航空、銀行和汽車等部門的一些公司收歸國有。法國是西方國家中推行“中央集權經濟”的典型國家，在宏觀經濟管理中國家干預始終起著突出的作用，對于戰后的經濟恢復和持續高速增長時期的經濟增長起到了推動作用。但是，隨著國家干預的過度強化，逐漸造成法國經濟社會體制的僵化。從20世紀80年代起，法國政府開始大力推進宏觀經濟管理體制改革。90年代以后，希拉克政府全面調整內外經濟發展戰略，其核心是改變傳統的中央集權制度，向更加開放的自由經濟體制轉變，以創造寬松的制度環境，主要的戰略措施包括:..
1．改革宏觀經濟管理體制,增強經濟活力。經濟結構改革的重點是調整國家與市場的關系。通過減少國家干預改變傳統的中央集權經濟管理體制，將國家指導性計劃轉變為戰略性計劃，即中央計劃通過選擇具有戰略意義的優先行動領域指明總體經濟發展目標和方向。推進經濟自由化，廢除歷屆政府一直執行的各種有礙自由競爭的行政立法和規章制度，改革國有企業管理體制，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發展股票市場等。但是，法國并未放棄混合經濟管理體制，而是試圖實行受國家調控的市場經濟模式。
2．以科技進步加快產業結構調整,增強法國的競爭力。為適應上世紀90年代以來知識經濟迅猛發展的新形勢，根據政府制訂的目標，產業結構調整的重心向知識和技術密集型轉換，首先完成對傳統工業部門的技術改造以及老工業區的結構改組，繼而大力發展以微電子、信息技術為主的高科技產業群，提高高技術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為了促進高科技的發展和注重提高科研投入產出效益，法國政府確定了電子工業、醫學研究和環境技術等重點發展領域；改革科研體制，規定科研項目的社會經濟目標，堅持科研面向企業，面向生產；制訂和實施諸如建設信息高速公路等高科技產業專項遠景發展規劃；積極推動和參與歐洲高科技領域的合作。
3．推行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發展戰略，促進就業增長。高度重視生態環境保護，為國民經濟持續發展創造條件。把實現財政平衡作為政府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注重擴大內需，促使經濟增長由以出口帶動逐步轉向以內需拉動為主。
4.推行對外經貿“多元化”戰略。提出經濟優先、外交服務于經濟的對外政策原則,推行全方位務實外交。
德國經濟發展的經驗
1．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末的快速發展時期。這一時期，德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達到7.8%，1968年成為世界第三經濟強國。經濟快速發展的原因主要有： （1）戰前經濟發達的基礎。二戰前，德國經濟發展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其汽車、飛機、電機、金屬冶煉和化學工業已居世界前茅；農業基礎也比較雄厚。二戰期間，國家經濟的基礎（硬件）大部分雖被摧毀，但軟件如技術、知識、企業的結構組織，經營管理經驗、教育機制、文化基礎以及部分熟練工人都保留下來。這些軟件優勢在舉國一致重建經濟的努力下，充分釋放出了增長潛能。 （2）歐洲長期的和平環境。二戰后，美蘇雖在歐洲尖銳對立，但一直未發生熱戰，西德軍備和軍費開支較少，對經濟較快發展有利，促使其成為“經濟巨人”。 （3）美國等外來因素的支持。主要是美國出于東西方冷戰對峙和自身利益的需要，通過“馬歇爾計劃”等措施采取了支持德國復興的“輸血”戰略。
2．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時期。這一時期，德國的經濟增長率平均只有3.1%，通貨膨脹率平均為4.89%。導致長達10年經濟滯脹的原因比較復雜，主要有：國際經濟環境惡化；技術進步緩慢以及生產費用大幅增加，導致國內投資盈利率相對降低，以致固定資本投資停滯甚至下降；政府錯誤的財政政策造成的惡果。后來，聯邦政府為減少財政赤字，又不得不實行包括緊縮銀根在內的經濟緊縮政策，從而影響并限制了國家經濟的發展。
3．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緩慢發展時期。80―90年代，德國經濟年均增長率為1.9%；2001―2004年，德國經濟年均增長率只有1.37%，低于歐元區12國的年均增長率。造成經濟增長緩慢的原因主要有：（1）國內需求不振。私人消費與出口一向是德國經濟增長依賴的兩個輪子，但80年代以來德國私人消費一直不旺。近年來，德國雖實行了稅改，但對機動車課以高額使用稅和生態稅，使其他領域的減稅黯然失色，民眾消費行為未見起色。（2）失業率不斷攀升，造成國內有效需求不足。90年代的失業率在10%以上，目前失業人數已超過500萬，創歷史新高。失業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從周期性問題變成了結構和社會問題，導致國家減弱對經濟發展支持的力度，使經濟發展后勁不足。（3）社會福利過高，生產成本上升，產品競爭力不足。
英國經濟發展的經驗
在二戰后相當長的時期里，英國經濟走走停停，增長乏力，出現“英國病”的現象。其主要表現是，產業結構老化、國有部門比重大、福利負擔重、投資乏力、勞動生產率提高緩慢等。1979年，撒切爾政府開始對英國經濟進行改革并采取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的措施，摒棄了戰后一直奉行的以擴大政府開支和刺激消費帶動經濟增長的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轉而推行以貨幣主義和供應學派為指導的新經濟政策，強調發揮市場經濟作用，減少國家干預。政府制訂并實施了以下經濟政策措施：
1．堅持以貨幣主義為主的緊縮政策，制訂并推行中期財政戰略。通過控制貨幣發行量、削減公共開支和財政赤字等措施抑制通貨膨脹，為生產和就業的增長創造條件，同時實行產業結構調整等措施刺激經濟增長。
2．放松政府管制,強調市場機制,鼓勵自由競爭，以調動生產和投資的積極性。保守黨政府先后廢除了180多項對經濟活動的限制規定，通過減少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強化市場的功能，從而將經濟決定權從政府官員轉到企業家手中。
3．在財政政策方面：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減稅措施以刺激投資和消費，調動全國各方面的資金，加快投資步伐，更新設備和技術,增加供應，以此推動經濟增長。
4．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國有企業私有化。私有化措施涉及約50多個行業，英國政府出售了200多家國有企業，如英國鋼鐵公司、航空公司、貨運公司、電訊公司、石油公司等，甚至大部分鐵路也實現了私有化。
5．改革福利制度。英國過高的福利制度給經濟增長帶來了很大的負作用，撒切爾政府上臺后便開始改革福利制度，削減福利津貼，撤銷部分福利機構，使政府節約了大量的福利開支。為了控制工資增長，頒布了限制工會權利的法律，凍結工資，改革勞動力市場。
6．改善投資環境，積極引進外資。保守黨政府廢除英國執行了40年的外匯管制，實行金融管理的自由化。在英國的外國公司可享受國民待遇，與英國企業同樣獲得減稅、財政補貼、新技術開發補貼等。由于英國基礎設施完善和政局穩定等有利條件，形成了對外資的巨大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