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1 09: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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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際貿易產業以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的孰優孰劣便是經濟學家一直喋喋不休爭論的焦點，也是各國政府在貿易政策抉擇中最棘手的問題之一。自由貿易思想雖然在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保護貿易不甘示弱，在各國的貿易政策中依舊或多或少的占有一席之地。
發達國家的保護對象主要是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部門，而發展中國家主要是保護民族經濟，且保護的重點是幼稚產業。
加入WTO后的中國是否應該完全貿易自由？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否喪失了意義？對幼稚產業政策應該如何予以取舍？本文將通過對理論基礎和現實的分析來得出結論。
一、保護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分析
幼稚產業的理論基礎是李斯特的“幼稚產業論”。李斯特發揚了美國漢密爾頓保護本國制造業的觀點，以歷史判斷為基礎，提出不同的國家由于其發展階段不同貿易政策也應有所不同。處于落后地位的國家應該對那些面臨國外強有力競爭而自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身又具有潛在的比較優勢的幼稚產業予以高關稅保護，培植它們的競爭力，直到這些產業成長起來為止。
這些新的產業能給國家帶來未來收益，形成強大的生產力，而這些“生產力比財富本身更重要”。幼稚產業論一經提出便對自由貿易思想造成了巨大的沖擊，現在也依然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一般認為幼稚產業論對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提出的質疑主要在于各國國情不同，落后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最終不利于該國的生產力的提高和產業體系的建立。李斯特認為自由貿易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現實世界是由各國家組成，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要求。
經過李嘉圖完善的自由貿易理論強有力的證明，自由貿易能使世界資源優化配置、能帶來各貿易國福利的增加和世界總產量的提高。
但李斯特認為對于落后國家而言，這種短期或眼前利益（可以比較低的成本換取較多的商品和勞務，增加國民福利）是以犧牲長期或未來利益為代價的。從長遠來看，目前尚處于萌芽階段但將來對國民經濟發展十分重要的工業產業的生產能力在國際自由貿易的環境下會受到劇烈沖擊，根本沒有發展空間，這種只重視眼前利益忽視未來利益的自由貿易對落后國家而言非常不利。
所以李斯特主張：通過國家的干預對幼稚產業實施暫時的保護，這種保護應持續到該產業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為止。幼稚產業論也認為保護可能會產生資源配置扭曲、走私、降低效率等效果，尤其是在幼稚產業的選擇失誤、保護措施不當等情況下。
但支持幼稚產業保護的經濟學家認為受保護的幼稚產業應該具有潛在的動態的比較優勢和外部經濟，在保護下只要其生產成本下降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足夠快，那么保護結束后所得的收益就足以補償保護的成本，在這種情況下的保護就是有利的。貿易保護是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而放眼世界完全的自貿易也是不存在的。
世界各國在選擇貿易政策時都要考慮與其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二、國際貿易環境的分析
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加入WTO，自由貿易在更大范圍得到了推進。但是在自由貿易的背后我們也不難感受到貿易保護的潛流強有力的涌動。
首先是新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與加劇。
上世紀70年代的經濟危機使許多國家加大了利用關稅和非關稅壁壘保護本國產業的力度，尤其是隱蔽的靈活的具有歧視性的非關稅壁壘的運用非常廣泛。
由于這一時期的貿易保護特點明顯不同于以往的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所以被稱之為“新貿易保護主義”。
在進入21世紀以來，這種保護具有愈演愈烈的趨勢，集中的表現就是更多的更為隱蔽的非關稅壁壘的使用。
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采用高標準的環境、技術等“綠色貿易壁壘”保護國內市場，其中發達國家所設置的市場準入門檻（技術標準等）明顯高于發展中國家。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也提出了更進一步的開放市場的要求，而本論文由整理提供自己卻在農產品等領域牢牢的奉行保護主義。美歐日等國采取的農產品補貼政策拉低了全球農產品價格，而農產品出口正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支柱。目前日本對水稻的進口關稅依舊高達490%。
其次，貿易自由化進程的停滯不前。這集中體現在多邊貿易體制下的多邊合作進展緩慢，如國際社會普遍關注
的WTO多哈回合，在坎昆會議的失敗的陰影下步履蹣跚，而個別WTO成員，特別是發達國家成員，一意孤行的實行單邊主義，使多哈回合的主旨——發展問題的多邊談判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目前區域性的貿易合作的活躍反映了多邊貿易自由化的困境。
自由貿易與保護的相互交織是這一時期國際貿易領域的一大特點，自由化是斷斷續續的主旋律，而保護似乎是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不同的國家保護的重點也不同，發達國家主要在于農產品和陷于結構性危機的產業，發展中國家在于幼稚產業和服務業。這種現實反映了它們經濟處于不同的發展水平，也表明了在目前世界經濟格局下國家之間利益爭奪之所在。
三、外貿政策的現實環境——漸進的貿易自由化近年來，中國經濟穩定增長，外貿以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在增長，進出口額在國際貿易額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大
但與貿易強國相比我國外貿還存在明顯的差距：如出口結構以低檔產品和低附加值產品為主，貿易條件持續惡化，貿易競爭力較弱，服務貿易出口發展滯后。其中，服務貿易方面的差距尤其引人矚目，1999年發達國家服務貿易出口相當于其商品貿易出口的24%，我國的服務貿易出口相對于商品貿易出口的比重低于15%。這些差距折射了我國經濟本論文由整理提供發展中存在的產業結構不盡合理，產業競爭力較低等深層次問題。中國雖然被號稱為“世界工廠”，但產業競爭力僅限于勞動密集型產品，高科技產業、服務業等相對落后屬于幼稚產業，這種國情決定了中國對外開放的路徑是：漸進的開放市場——漸進的取消保護——逐漸取消保護——貿易自由化。
加入WTO的談判過程和我們做出的承諾清楚的表明了這一點，而這種漸進的開放思想也構成了被國外學者所稱道的“中國模式”精神的重要部分。實事求是的依據經濟規律和發展所能承受的限度確定開放的步驟是我們理性的選擇，超越式的外貿政策是非理性的。許多拉美國家從80年代起奉行新自由主義，不顧國情的實行貿易自由化最終導致經濟危機的例子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根據發展階段適時調整、靈活應對才有利于向最終目標的邁進。自由貿易是世界各國理想的終極目標，但在我國工業化尚未完全實現的現實下適度的保護是必要的。這就是國情所給予我們的外貿政策環境。
四、目前中國幼稚產業政策取向的建議
根據以上的分析，在當前國內國際經濟環境下，我國對幼稚產業的保護是必要的，而幼稚產業論的理性的成分也給予保護以一定的理論支持。
但由于對幼稚產業的保護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經濟效率，所以必須審慎運用保護政策，盡量減少因為保護所造成的經濟扭曲和福利下降。鑒于中國目前的經濟狀況，對幼稚產業實施保護的政策取向應該是：謹慎選擇、適度保護、漸進開放、完善市場體制。
謹慎選擇體現在要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主要的原則是應該本著與時俱進的思想科學的選擇被保護產業。一方面是根據巴斯塔布爾標準和肯普標準選擇那些具有明顯外部性和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這些產業的保護在一定時期后收益應該大本論文由整理提供于保護的成本，應該是一國具有戰略地位的產業同時能起到帶動其它產業部門發展的作用，同時對它們的保護也應該是能彌補市場不完善所造成的企業先進入損失以有利于技術的創新。另一方面要適時的對被保護幼稚產業進行篩選。保護不是無期限的，否則會造成低效率和嚴重扭曲資源配置的惡性循環，李斯特提出的時限是最高30年，對于保護時間過長而至今還未成熟起來的幼稚產業應該取消保護。
適度保護體現在制定合理的保護措施，保護程度要適當。
一般的保護方式是關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貿易政策主要是關稅和非關稅，產業政策是政府運用宏觀調控手段對被保護產業提供資金、信貸、補貼等產業支持。目前我們的保護方式面臨著調整，原因在于加入WTO后我國承擔的主要義務是關稅有步驟的下降，非關稅壁壘也在逐步取消。所以運用傳統的關稅手段來扶持幼稚產業發展的空間已經逐漸的在縮小。
以往的以關稅為主的保護措施要逐步的讓位于非關稅措施和產業政策。在可以運用關稅的空間里就要設法提高保護的效率。
一方面要研究關稅結構，爭取設置對幼稚產業有利的關稅結構，同時提高關稅的有效保護率。除關稅措施以外要適時、適度的使用WTO所允許的一些非關稅措施來實行保護，并且將WTO框架中對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條款用足用好。其中可以依據GATT等18條的規定來施行對重要的幼稚產業的保護。
漸進的開放體現在保護應該是開放的保護、逐漸取消的保護。
保護的目的是提高產業的競爭力，但完全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封閉的保護只會產生低效的懶惰的產業，所以應該適度的引入競爭，或者是國內市場分割的打破，或者是在一定限度內允許外國廠商的進入。當然這要根據被保護產業的實力、國內和國際市場環境來決定。此外，要適時的引入“畢業條款”機制，根據產業發展的不同階段，逐漸的弱化保護并在其成熟后堅決的撤銷保護。所以保護政策不應該是剛性的，應該靈活而富有彈性。超級秘書網
sp;完善市場體制。
自由貿易思想因為其完美的市場假設與現實相去甚遠而使自由貿易成為國際貿易的理想目標，但較完善的市場體制無疑是企業正常開展其經濟活動的基礎。健全的市場功能齊全的市場意味著市場扭曲的減少，這將為產業的成長創造良好的環境，在市場扭曲消除的前提下許多保護措施也就不必要了。
但目前國內市場存在諸多問題，如市場體系的不健全，部分市場秩序的混亂，政府的職能“越位”、地區市場壁壘的存在等。所以本論文由整理提供市場體制的完善是當務之急，是對幼稚產業逐步取消保護的前提，是進一步對外開放市場的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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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任烈.貿易保護理論與政策[M].上海：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
關鍵詞：保障條款；幼稚產業保護條款；援引條件
WTO的主要宗旨是逐步實現貿易自由化，因此要降低關稅，反對形形的限制貿易措施。WTO幼稚產業條款是專門為發展中國家進行經濟援助而設計的，以體現多邊貿易體制對發展中國家利益的考慮。它是WTO的“安全閥”之一，體現了對關稅減讓和取消數量限制的例外。但援引該條款也必須符合特定的實體和程序要件。探討幼稚產業條款是否更具可行性，與其他保障條款相比是否援引條件更為寬松，對我國來說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WTO幼稚產業條款(infantindustry)的主要內容體現在《1994年關稅與貿易總協定》第18條之中，分為五個部分：引言、A節、B節、C節和D節，被學者們認為是專門的幼稚產業保護條款的，只是其中的A節、C節和D節。其中的D節，廣義上也屬于幼稚產業保護條款的范圍，但只適用于西方工業國家中相對不發達的國家，而且自1948年以來從未被援引過，形同虛設，本文不加討論。
一、關于幼稚產業保護條款援引條件的條文規定
GATT幼稚產業保護條款的基本概念是，發展中國家基于經濟發展的需要，可以援引第18條A節修改或撤銷關稅減讓，或援引第18條C節實施數量限制，但因此受到影響的國家可以獲得補償或進行報復。
1.1援引第18條A節的實體和程序要件
(1)實體要件。
WTO成員援引第18條A節，必須滿足以下兩個實質條件：第一，成員必須是只能維持低生活水平、經濟處在發展初期階段的國家。只要尚未完成工業化，均可認為屬于“處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據此，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均可視為第18條規定的“處在發展初期階段”的國家。中國亦屬此列。第二，援引第18條A節的WTO成員需證明，其修改或撤銷關稅減讓是為了促進國內特定工業的建立，而促進特定工業的建立，是實施其國民經濟發展計劃或政策的需要。實踐中，如果某一特定產業的建立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如果屬于經濟發展計劃或政策所促進的產業，則不能援引本節的規定。GATT為這種情況作了另外的規定。客觀而言，援引第18條A節的實體要件并不高。只要制定了經濟發展計劃或政策的發展中國家，都可滿足上述兩個實質條件。
(2)程序要件。
根據GATT1994的相關規定，援引A節的程序如下：①該締約方首先通知締約方全體其采取措施的意向；②該締約方與擁有初談權和其他與其有實質利益關系的締約方進行談判；③若談判達成協議，該締約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銷有關關稅減讓，但要給予適當的補償；④若在通知締約方全體后60天內經談判沒有達成協議，該締約方可以將此事提交締約方全體。若后者認為，該締約方所給予的補償是適當的，而且它已經為達成協議作了最大努力，則該締約方就可以修改或撤銷有關關稅減讓，其他締約方不得進行報復；若締約方全體認為，盡管該締約方所給予的補償不適當，但已經為這種補償作了一切合理的努力，它也可以修改或撤銷有關關稅減讓，但其他談判參加方可以進行報復，即修改或撤銷與該締約方原來談成的大致相等的關稅減讓。
根據上述規定，如果拖延采取措施會對實施其經濟發展計劃或政策造成困難，援引第18條的締約方還可以在通知締約方全體之后立即修改或撤銷有關關稅減讓。這就說明，即使沒有締約方全體的事先授權，締約方也可以采取有關行動，然后再進行談判。這就增加了發展中國家使用關稅措施的彈性。
1.2援引第18條C節的實體和程序要件
(1)實體要件。
本節允許發展中國家為經濟發展的目的采取和關貿總協定不相一致的數量限制等措施，以保護幼稚產業。欲援引本節，締約方必須滿足三個條件。前兩個條件與援引第18條A節相近，成員須為只能維持低生活水平、處于經濟發展初期的國家，通過數量限制促進特定工業的建立須是為了執行經濟發展計劃和政策；第三個實體要件是，只有在與總協定其他條款相一致的其他措施不可行時，才可實施數量限制。這個要求與關貿總協定的基本精神是相吻合的。
(2)程序條件。
根據GATT的規定援引本節的程序如下：①締約方首先應在采取數量限制措施之日前30天內將其所遭遇的特殊困難和為克服該困難準備采取的具體措施通知締約方全體。②如果該措施不涉及約束關稅產品，締約方全體在收到通知之日起30天內也未要求進行磋商的，該締約方可以采取擬定的措施。如果締約方全體要求與其進行磋商，該締約方應予以同意。③如果該措施涉及約束關稅產品，則該締約方應先同擁有初談權和有實質利益的其他締約方進行磋商，如果達成協議，該締約方即可以實施該措施。如果在通知后60天內未達成協議，但締約方全體認為，該締約方已經為達成協議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并且其他締約方的利益也得到了適當的保護，則該締約方亦可采取擬定措施。
二、幼稚產業條款在現實中的運用
從WTO條文的規定來看，各種保障條款的適用條件均各不相同，不可替代。相對而言，幼稚產業保護條款的條件顯得較為寬松。因為，與反傾銷、反補貼和保障措施相比，援引幼稚產業保護條款不需要以國內產業受到損害為前提；與第28條的關稅重新談判相比，援引第18條B節修改或撤銷關稅減讓，既不受三年約束期的限制，也不會被WTO機構所阻斷。而第20條的援引很少成功，第18條B節和第25條的援引條件變得難以達到。似乎援引幼稚產業保護條款更有優越之處，就此我們是否就可得出援引幼稚產業保護條款更具可行性的結論呢？既然幼稚產業保護條款的援引條件顯得較為寬松，那為什么國際范圍內反傾銷案件急劇上升，各國包括眾多發展中國家卻紛紛采取反傾銷手段來保護本國產業呢？筆者認為，回答這一問題還得回到實際運用的效果中去考察，從實際操作的角度透視幼稚產業保護條款。
經過近半個世紀對GATT規則的修補與解釋，尤其烏拉圭回合對例外條款采取收緊法網與嚴密條件限制以后，這些保障條款的性質和條款的適用，確實有很大變化。在GATT實際適用中，對幼稚產業條款的解釋和程序規則上，遇到很大困難。首先，從第18條的規定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可以援引18條以背離GATT規則的條件是“只能維持低生活水平”，“經濟處在發展初期階段”的締約國，這些國家可以根據該條A、C節修改或撤銷關稅減讓以及采取非關稅措施。為了幫助對哪些是符合上述條件的締約國的理解，GATT對此做了進一步注解：“在考慮一締約方的經濟是否只能維持低生活水平時，締約方全體應考慮這一締約方經濟的正常狀態，而不應以這一締約方的某項或某幾項主要出口產品暫時存在特別有利條件的特殊情況作為判斷的基礎”。“所用處在發展初期階段一詞不僅適用于經濟剛開始發展的各締約方，也適用于經濟正在經歷工業化的過程，已改正過分依靠初級產品的各締約方”。這一解釋還是顯得過于寬泛、含糊，在實際適用過程中仍然無法確定地判斷適用的標準。
在關貿總協定的實踐中，為了克服第18條過于空泛的缺陷，采取兩種解決方法：第一，結合第18條規定的標準，提出了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工業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比重等幾項具體標準，綜合加以衡量；第二，不是通過第18條的定義或其他標準解決，而是經過締約方全體的非正式談判為特定案件達成一份非官方名單。由此可見，解決因援用第18條的締約國的適格問題并非易事。
其次，對“為促使某項工業建立”難作界定，也使得適用范圍不清。再次，許多專家認為，第18條B節“為保證其經濟發展項目能有足夠的儲備水平”在意思上完全可以把C節“促使某項工業建立”包括進去，沒有必要再去界定C節所指的確切范圍。最后，C節對申請審查批準手續的程序規定得非常周折、繁雜，其至要經“締約方全體一致同意”（第17款），很難成功。
趙維田先生更尖銳地指出“至今尚為某些同志所津津樂道的‘幼稚工業’條款，實際上是‘此路不通’，不可再寄予幻想”，而認為反傾銷是“最適合保護本國企業的手段”。
單從規定的表面來看，幼稚產業條款的條件確實相對寬松或說是更具有一些彈性，但我們確實不能忽視其在實際操作層面存在的困難，范圍解釋的模糊與程序的繁雜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其適用。因而我國在援引WTO幼稚產業保護條款時也須慎重。
總的來說，我國援引WTO幼稚產業保護條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其一，中國是以發展中國家的身份恢復締約國地位，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地位仍不容質疑。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狀況亦確實符合該條規定的“只能維持低生活水平”和“處于發展初期階段”等要求。其二，我國政府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制定，無一例外地涉及到了我國相關產業的發展。我國完全可以以這些規劃或計劃為依據要求對有關產業進行保護。
【內容提要】本文就旅游產業化的若干理論問題進行了探討。首先對旅游產業化基本涵義進行了分析，提出旅游產業化是一個復合性概念：一是指現代化、國際化、規模化和市場化的業態；二是指相對落后的旅游業向現代旅游業發展的業勢。再次從水平標志、空間跨度、發展基礎和運作方式闡述了實現旅游產業化必須具備的條件。最后，從旅游產業本身分析了在技術能力、產出能力、市場能力、管理能力和獲利能力等方面分析了達成旅游產業化目標應具有的產業素質。
【關鍵詞】旅游產業化/條件/素質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里，世界旅游人數和旅游收入分別以年均7.5%和12%的速度增長，遠遠超出了其他產業的發展速度。從發達國家旅游業的發展情況看，已經完成了由初級向高級的產業升級，實現了旅游產業化。如果我們把視角轉向中國的旅游業，可以說，其旅游產業化尚處在初級發展階段，與現代旅游業還存在較大差距。相應的，我國對旅游產業化的理論研究也有許多空白。本文擬就旅游產業化的基本涵義、旅游產業化需具備的條件及我國旅游產業素質進行分析，以期對促進我國旅游產業化的進程作一理論探索。
一、旅游產業化的涵義
旅游產業化涉及到諸多復雜的問題。首先其涵義問題關系到事物的本質屬性，用現存的研究成果確定其三維空間頗費思量；其次是旅游產業化與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產業化、經濟全球一體化的交織關系錯綜復雜；三是旅游產業化還受到文化背景、旅游資源、旅游產品、旅游人才、宏觀體制和微觀機制待多重因素的制約。但是，旅游產業化涵義的研究應當承擔兩個重要使命：一是描述現代旅游業的業態；二是描述中國旅游業和加速向現代旅游業發展的業勢；為研究問題起見，可將現代旅游業“凍結”在特定的時空中作為抽象化了的靜態比較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尤其象中國這樣擁有豐富旅游資源、極具發展潛力、旅游業又相對落后的國家，旅游產業化則表現為一種動態進取行為——由初級產業向高級產業發展，由傳統產業向現代產業進軍的產業進步過程。
日本學者富永健一曾把產業社會劃分為前期和后期。前期為開展產業化的社會(IindustrializingSociety)，后期為實現了產業化的社會(IndstrialiadeSociety)。他認為，實現了產業化的社會是高生產和高額大眾消費的社會。（注：〔日〕富永健一：《經濟社會學》，南開大學出版社，302頁，1984。）日本學者是將產業化社會按時間維進行階段研究，本文嘗試對旅游產業化按空間維進行對比分析，應屬同一時間序列中的橫向比較。
從上述研究角度出發，旅游產業化便內涵著靜態與動態兩種表現形式，包容著結果和過程兩種客觀狀態，貫穿著業態和業勢兩大研究取向。由此，可以用簡要的兩句話為旅游產業化下個定義：旅游產業化是一個復合性的概念，一是指現代化、國際化、規模化和市場化的現代旅游業的業態；二是指相對落后的旅游業向現代旅游業發展并最終步入其中的業勢。
二、旅游產業化的基本條件
實現旅游產業化的條件是旅游業的現代化、國際化、規模化和市場化。
1.現代化——旅游產業化水平的標志
現代化既是一種與近代工業革命、技術革命相適應的時代觀念，又是包含著十分豐富、復雜的社會內容的社會經濟體系。旅游現代化涉及到經濟現代化、社會服務現代化和文化現代化三個方面。
按人均收入可將經濟分為貧困型、溫飽型、小康型和豪華型。根據美國人口統計局、美國旅游資料中心等機構的調查分析，美國旅游臨界點在年收入1.5萬美元，超過這個收入的家庭比低于這個收入的家庭外出旅游的可能性大兩倍。年收入在2萬至5萬美元的家庭，其作出旅游的可能性則更大。因此，現代旅游業是在“小康型”向“豪華型”發展的時空之中展開其騰飛的產業翅膀，旅游現代化的經濟基礎是經濟現代化。
社會服務現代化既是旅游現代化的外在條件之一，又是旅游現代化的內生條件。作為外在條件包括：便利、快捷的國際旅游通關、簽證服務，旅游人身保險和醫療服務，旅客社會安全保障體系，整潔清雅的旅游環境等。作為內生條件包括旅游六大要素的多層次服務：現代化的交通服務、通訊服務、購物服務、導游服務、線路及客房的預定服務及娛樂設施和發達的酒店服務。
文化現代化則在更深層次上影響著旅游現代化。中國傳統文化崇尚靜態的審美觀，是封閉性文化，在其文化基礎上很難壘起現代旅游業的殿堂。現代文化是一種涌動在世界范圍內的開放的、動態的文化，形成一種獨具時代價值的文化格局，從而對旅游現代化產業深遠的影響。現代社會的工作制度、休假制度及利用閑暇時間去旅行都是現代文化價值取向的結果。
文化現代化在一國之內不是對異質文化的否定，而是對異質文化的探索、借鑒和融合。對文化差異進行探索的價值情趣，是引導現代旅游業客流走向的神奇的魔棒。
文化現代化的核心是科學現代化，一切現代科學都是以人的發展為中心的。在觀察、實驗、整理、分析等冷靜的客觀手段之中，包容著人類追求發展、探索自然的激情和渴望。因此，以求知為原動力的探險旅游、科學旅游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同樣，具有現代文化潛質的人，并未見得收入有多高，但在其精神追求、情操陶冶、視野開拓、價值實現等文化動力驅使下，會視旅游為自我發展之必需。離開人類文化現代化的動力，旅游現代化便成為無源之水。
2.國際化——旅游產業化的空間跨度
旅游國際化的表征是一國國際旅游的比重不斷上升。沒有國際旅游的發展，旅游業很難成為現代產業。法國的羅貝爾·朗加爾左他所著《國際旅游》一書中指出：20世紀50年代之后，才開始真正進入大眾化的國際旅游繁榮時期。隨著旅游國際化的進程，其左經濟層面上的影響愈來愈明顯。旅游國際化不僅成為旅游產業化的基本條件之一，而且被視為一國社會與文化進步的重要象征。它有助于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促進各國乃至國際經濟的發展。
旅游國際化的結果，使國際旅游成為旅游經濟中的高級層次，從而受到各國政府的關注，作為持久發展本國經濟的戰略良策來考慮。作為旅游客源國來說，客源輸出的結果，使其在世界上的經濟和政治、文化的影響得到強化，在國際貿易和國際交往中保持心理上的優勢。作為旅游接待國家來說、國際游客進入的結果，使其持續穩定地獲得外匯收入，增加就業機會，旅游設施更新換代的速度加快。
3.規模化——旅游產業化的發展基礎
根據美國人索爾斯坦·維布倫在其所著《休閑階級理論》一書中的分析，從1936年起，西方發達國家實行“付薪假期”社會法，旅游才由富人所特有的活動開始進入勞動大眾階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旅游活動在全球獲得巨大的進展。1990年國際旅游人數達41500萬人次，比1950年的2350萬人次增加了16.7倍。據世界旅游組織估計，到本世紀末，全世界每年外出旅游的人次將達30億之多。
旅游業規模化的集中表現是大眾旅游(MassTourism)的形成。大眾旅游一是指旅游參加者的范圍已擴展到普通大眾，旅游也不是少數人的奢移行為；二是指現代旅游開始形成的有組織的包價旅游為代表的規范化旅游模式。即旅游者在旅行社的組織安排下，按預定時間、路線和活動內容，有計劃地完成旅游全程活動。
在經濟發達國家中，并非所有家庭都有條件外出旅游度假，還有相當數量低收入家庭無力承擔旅游的開支。對此，有些國家采取由政府、雇主、工會或社會團體提供贊助或補助的辦法，組織外出旅游度假。這便是所謂“社會旅游”(SocialToursm)。這一做法，也大大推進了旅游的規模化。
既然規模化是旅游產業化的基本條件，那么規模收益理論如何解釋旅游經濟問題呢？在旅游需求為一定的前提下，旅游供給生產要素的增加（如星級飯店的增加），只能在客觀上對原有客源市場份額進行“再分配”，這就會產生規模效益遞減，并造成業內過度競爭，如削價傾銷等，加劇了規模收益遞減的走勢。在旅游需求方面，其規模經濟問題就會有很大不同。客源規模的擴大，對旅游供給形成兩大效應：一是對景區、景點和飯店、購物、餐飲等，增加的旅客會產生“帕累托效應”，促成規模效益遞增；二是可刺激旅游供給數量的擴大，使規模效益不變或遞增。
4.市場化——旅游產業化的運作方式
旅游市場化的落腳點要體現在下述四個方面：(1)市場規模，即一定的大眾旅游市場的基礎，并且這個基礎呈現不斷擴大的趨勢；(2)市場需求，即以市場需求為導向，旅游經濟嚴重格講是需求導向型經濟，不能離開旅游市場需求去考慮旅游發展問題；(3)市場取向，即徹底告別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接待型旅游”的觀念，按市場規則引導旅游活動；(4)市場真實。旅游市場化并不是憑主觀臆愿去“制造市場”，如各種低劣粗俗的人造景觀，華而不實、勞民傷財的這個“節”那個“節”等。旅游經濟是立足于地方旅游資源的一種特色經濟，將旅游資源按市場需求轉化為旅游產品應當持科學的態度，嚴格按市場規律辦事。
三、我國旅游產業素質分析
通常來講，產業素質是某一產業的技術能力、產出能力、市場能力、管理能力和獲利能力的綜合體現。旅游產業化，在外部要受國民經濟產業素質的影響；在內部是由其自身素質高低所決定的。
1.旅游產業技術能力
旅游產業中的“技術”，既包括物質形態的硬技術，也包括智力形態的軟技術。硬技術一是指旅游業對現代科學技術的吸收與應用，二是指旅游業本身的技術開發和技術創新水平。如美國的迪斯尼樂園、未來宇宙城，日本的高山游覽索道等，其硬技術的應用與開發，居于世界領先水平。另外，科學技術本身也會成為旅游以光產品。美國航天基地、機器人工程，中國的三峽工程、西昌衛星發射中心等科技成果吸引著眾多的游人前去觀光。事實上，由于旅游業涵蓋了食、住、行、游、購、娛六個要素，這些行業對現代技術的應用，都表現為旅游業技術能力的提高。
旅游業的軟技術，是指旅游業的管理技術，包括行業管理技術、企業管理技術和環節管理決竅等。在一定意義上，軟技術比硬技術更顯需重要，更具價值彈性。一項硬技術水平很高的旅游產品，由于軟技術跟不上，會導致虧損甚至失折。相反，一種技術含量并不高的旅游項目，由于管理得法，營銷有術，會贏得市場和顧客。
從總體上看，我國旅游業技術能力不強，與發達國家相比尚有較大差距。如旅游裝備落后，科技含量高的旅游產品少、管理水平低等其原因除了我國整體技術水平低之外，與把旅游業看作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無需提高技術的錯誤認識不無關系。如果說科技在旅游業廣泛應用受到客觀局限的話，管理落后的層面是可以扭轉的，軟技術的優先提高是完全有可能的。
2.旅游業產出能力與市場能力
旅游業產出能力是指旅游業能提供的全部旅游產品（包括服務）的數量和質量。產出有力在旅游業是一種待消費的“庫存商品”，產出能力轉化為市場能力則是一種飛躍，進入不了市場的產出能力是毫無價值的。從一般意義講，產出能力與市場能力達到均衡狀態為最佳，即供求平衡。但旅游業供求的特殊性，使其供求規律有特別的表現。當旅游業的客房供不應求時，在短期內不可能象加工業通過加班加點趕制出來。因此，旅游業拿出能力的事先儲備是由行業特殊性決定的。其產出總量和結構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一是旅游市場的需求增長總量，二是政府的“行業準入”行為。而這兩方面的約束，都應當根據產出能力的存量和市場能力的實現率來確定。1996年我國涉外旅游飯店的床位出租率為55.2%，這表明旅游飯店的產出能力過剩及市場能力不足。因此，對飯店新增產出能力的宏觀控制以及飯店自身努力擴張市場能力是十分必要的。此外，旅游產品的豐富性是擴張產出能力的又一途徑，增加特色旅游項目、開發新型旅游產品，可增添游客的興致，延長逗留時間，從而提高產出總量。
3.旅游產業管理能力與獲利能力
旅游產業管理能力包括宏觀管理能力和微觀管理能力兩個層面。宏觀管理主要體現在旅游業法律法規的約束、旅游產業政策的導向及行業管理的協調上。宏觀管理能力的有效性體現為市場競爭有序、利益主體行為合法、旅游區域合作廣泛等。微觀管理能力是旅游企業自我管理的狀態和水平的綜合反映。企業組織設計、人力資源配置、業務流程安排、服務質量控制、激勵與約束機制的建立、市場開發與促銷、現代化管理手段的應用等等，均是旅游業微觀管理能力的應有內容。
一、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是深化國有商貿企業改革的迫切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商貿企業調整了社會商貿機構，疏通了商品流通渠道，改革了批發體制，形成了以國有商貿為主導，多種經濟成份、多條流通渠道、多種經營方式并存的流通格局。企業的自擴大，經營狀況好轉。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立的過程中，由于產權制度改革的滯后，商貿企業多年積累的深層次矛盾全面顯現出來。產權不清，責任不明，經營者缺乏有效的約束和監督，商貿企業虧損嚴重，生產經營難以為繼，國有商貿企業已基本失去往日的競爭優勢，國有商貿企業商品零售額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比例逐漸下降。國有商貿企業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在于產權制度的改革。
1、產權制度改革是國有商貿企業改革的核心。“九五”后期及現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思想不約而同地集中于產權制度。產權改革是市場經濟確立不可逾越的環節，是繞不過去的坎。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發達與否的根本標志。產權的市場化才能使市場經濟原則真正貫徹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每一個角落。唯有產權市場化，才能實現資源的最優配置。國有企業改革，改到深處是產權，改到難處是產權。
2、產權制度改革是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的要求。隨著改革的深入，建立與完善符合市場經濟原則要求的社會保障體系已迫在眉睫。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指出“要采取多種措施，包括國有資產變現……充實社會保障基金”。變現一部分國有資產用于充實社會保障基金是歷史與現實的必然選擇。國有資產變現即把本質上歸屬于社保體系全體受益人所有的那一部分經營性資產的產權歸還于真正所有者。
3、產權制度改革是解決資本金真正到位的關鍵。1998年，為了解決國企脫困，國家出臺了“債轉股”。“債轉股”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正在從“幫助企業減輕債務負擔”轉向解決出資人資本金不到的深層次問題。產權改革有利于糾正“撥改貸”等改革措施的不足，為確立以出資人利益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銷平道路，客觀上為長期性債權與股權之間的相互轉換，債市與股市的溝通作出重要探索，極大深化了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過程中建立“退出”機制的思路。產權是對經營者行為的約束，是對經營者成績的獎勵，是對資源低效率的限制。
4、產權制度改革是企業提高效率的根本。商貿流通領域，改革不應從如何有效地買賣商品開始，而是從更有效率地買賣產權開始，即明晰產權。只有產權明晰，機制才活。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順德、東莞、溫州等地方一個顯著特點是產權明確。企業是股東的，企業發展越大，出資人股東的動力越大，相反，產權不清的國有企業，出資人主體不到位，企業的職工和廠長不能因為企業的發展而得到更多利益，動力不足。企業做得越大，職工廠長得到的利益相對越小，于是國企的老總通過吃、喝、玩、送等方式，間接分享企業利潤。而國企的職工沒有權利間接分享利潤，于是消極怠工。
5、產權制度改革是生產力的最大變革。改革初期，我國側重于從調整生產關系方面促進經濟的發展，現在這種改革已很好地達到了目的。當前、生產力發展的動力源就是產權改革。各地的實踐充分證明，產權改革后，生產力得到了一個飛躍的發展。產權改革，極大地激活了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人。
二、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路
國有商業企業產權改革的思路是緊緊圍繞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明晰產權，以國有資本退出為主線，實行產權多元化。思想上要轉變觀念，勇于創新，大膽探索產權改革方式；程序上既要發揚民主，依靠職工，又要適當集中，要按規章制度進行；管理上，在促進國有資產流動的同時，確保國有資產不流失。
國有商貿企業產權改革主要有五種方式。1、股份制。一是增量股份制。原有國有資產不退，增量國有資產折股，吸收民營資本，法人資本，社會公共入股。二是剝離法。剝離部分優質資產組建股份公司。三是減持法。對國有股比重較大的企業，通過資本市場減持國有股。2．股份合作制。本單位全體職工與經營者，共同投資，共同勞動。職工買斷工齡，退出國有職工序列，企業買斷產權，企業退出國企行列。3、經營者買斷。對那些資產水平低、虧損不太嚴重的小型企業，可以通過經營者買斷的方式，退出國有，實行民營。經營者可以是單個自然人，也可以是多個自然人合伙。4．外部轉讓。對那些長期虧損且扭虧無望，可從外部尋求生機，即將企業產權的一部分轉讓給企業外部個人。一是協議轉讓。二是通過產權交易市場拍賣，避免黑幕交易。5．混合經濟（合資）。
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要解決好六個方面的問題。第一，債務。采取債務跟隨資產走、債權轉股權、資產與債務重組等多種辦法，處理好企業的債務，不能借改革逃離債務；第二，歷史。要尊重歷史，在國有資本退出的過程中，要解決好職工的體制性欠帳，補發職工的欠發工資，做好職工的社會保障工作；第三，職工安置。賣斷工齡要在職工自愿的基礎上進行，不能搞一刀切，不能以經濟補償為由將職工推向社會，要落實好職工安置的具體政策；第四，妥善處理好企業無償使用國有土地和土地使用權出讓問題；第五，處理好國有產權轉讓的主體。轉讓價格的確定、產權轉讓收入問題；第六，改制后企業的發展問題。產權制度改革不是將國有資產賣給個人，一賣了之，而是通過產權改革，明晰產權，重構企業新的責、權、利關系，促進企業發展。
三、國有商貿企業產權制度改革的思考
l、“主人翁”地位問題。產權改革后，職工可以通過勞動合同確立職工與公司之間權、責、利關系。職工持股后，通過股東大會對公司的決定投上自己的一票，真正感受到主人的地位，這種主人翁地位是看得見，摸得著，感受得到的。相反，過去的職工，只是政治意義上的主人，但不是企業的主人，企業的決策、領導的選舉等重大事項都是上面、廠長說了算，職工對企業的生產經營無發言權。
2．產權界定問題。產權改革的前提是產權界定。產權界定的原則是誰投資，誰所有。產權界定時不僅要將有形的國有資產量化界定，更重要的是將技術、管理等“人力資本”產權化。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五中全會都肯定了探索和建立經理人和核心技術人員股票期權制度的必要性。在國企改革中，要將管理與技術利益化。在現代經濟中，最需缺、最重要的是管理與技術。管理與技術的股份化，是對管理與技術成本的補償，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方面。如果對管理與技術不進行價值補償，管理者和技術人員，要么減少管理與技術的成本，要么尋求其它補償管理與技術成本的方法。因此，產權界定時，要用經營管理股、技術股對經營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進行產權獎勵。
（一）分業經營的內生制度約束
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是一系列被指定出來的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利益的個人行為。制度提供了人類相互影響的框架，制度確立合作和競爭的關系，這些關系構成一個社會，或者更確切地說，構成一種經濟秩序。（Douglassc.North，1979）制度是經濟領域的內生變量(TheodoreW.Schultz,1968)，一定的經濟制度必然要產生相應的經濟行為和經濟現象。我國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配置的扭曲實際上正是分業經營制度下的被動選擇的結果。作為金融市場主體的國有商業銀行喪失自身的經營選擇權，只能在現有的制度框架下進行有限的資產選擇。實際上，這本身與市場經濟基本游戲規則相背離。根據1995年的《商業銀行法》以及近年來關于禁止信貸資金入市的規定，我國商業銀行通過股票市場分散自身經營風險的出路基本上被封死了。商業銀行只能從事傳統的存貸業務。這一方面，抑制了商業銀行創新動機，另一方面，限制了商業銀行的利潤創造。當然也加大了商業銀行的經營風險。隨著我國近年來市場化進程的加快，商業銀行在利潤最大化動機和市場競爭壓力下，過于集中的信貸投放，使得商業銀行往往蘊涵了大量的經營風險。據統計，國有商業銀行99年不良資產比率為25.3％（戴相龍，1999），2000年則為29.17％，2001年為25.36%。市場化改革的經濟背景以及分業經營的監管模式，使得僅僅具備有限經營選擇權利的國有商業銀行處于一種事實上的“兩難”境地。在中間業務開展滯后，債券市場容量有限的背景下，國有商業銀行可以選擇的投資只能是貸款。而貸款本身所蘊涵的風險較高。特別是在現有的信用環境下，這一點就更為突出。在強調風險，關注不良資產的情況下，國有商業銀行的應對措施只能是收縮信貸。而“惜貸”本身有是對利潤最大化目標的背離。由此可見，分業經營的內生制度約束強化了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配置的整體扭曲。
(二)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體制共存因素
長期以來，我國一直奉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國有銀行的地位無非是國家財政的出納，沒有任何事關盈利性、安全性、流動性的要求。因此，在這種背景下，國有商業銀行的首要目的就是服從與服務于國家的戰略需要，將國內相對有限的資金集中到國家重點建設中去。而這些重點建設的存在形式大多是國有企業。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在80年代至1993年之間的主要任務就是在國家財政的計劃指導下，執行國家信貸計劃和規模控制，將資金分配給進行重點建設的國有企業。至于資金的使用效率以及安全并不是國有專業銀行考察的重點。
1993年之后，國有企業年年虧損，逐漸成為國家財政的負擔。（如圖1-2）一方面，政府面臨著職能轉換的壓力；另一方面，國有企業面臨著體制轉換的壓力。更重要的是，要實現國家政府職能的轉換，必須讓國有企業走向市場；而國有企業的走向市場之初不能沒有國家政府的扶持；而國家政府的政策扶持顯然與國家政府職能轉換相背離。轉軌背景下的政府“兩難”（dilemma）不得不尋求一種穩定中的共存，這便是國有銀行的財政職能。這一職能在1998年“撥改貸”政策的實施之后得到進一步的加強。而國有商業銀行一旦具備這一職能，這就內在的決定了國有商業銀行的信貸業務必然服從與服務于轉型中的國有企業的貸款沖動，而這種內生的沖動又剛好強化了國有商業銀行資產配置的單一性。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優化
一、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現狀
河北省引進外資中,第一產業即農、林、牧、漁業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一直較小,其金額與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均未超過4%。如2007年第一產業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為4138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2%,其利用外資規模與河北省是農業大省的情況很不相稱。
從河北省利用外資的產業分布看,在第二產業即采礦業、制造業、電力、燃氣及水的生產和供應業與建筑業所占比重過大,平均占到總額的80%以上。
但在第二產業中,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分布并不均衡,外資主要投向制造業,如鋼鐵、食品、化工、醫藥、紡織等行業,而采掘業和電力、燃氣及水部門所占份額很小,如:2007年投入到制造業中的外商直接投資為188582萬美元,占當年外商直接投資總金額的78%,占第二產業的93.6%。在制造業中,勞動密集型產業比技術密集型產業所占比重大得多,隨著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改善,電氣機械及器材制造業比重逐步上升,最近幾年成為河北省整個制造業的外商投資熱點。
第三產業與第一產業相比較,占外商直接投資總值的比例有所提高,平均保持在13%左右。在第三產業中外商直接投資主要投在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住宿和餐飲業,房地產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5個行業領域,教育業、金融業、衛生和社會福利業等其他8個行業所占比例較低。隨著入世承諾的不斷實現,我省服務業的門檻不斷下降,允許外商投資的領域不斷拓寬,除房地產行業外,其他行業領域投資金額變化劇烈,交通運輸業所占比例不斷下降,文化體育和娛樂業所占比例出現大幅上揚,2007年達到2435萬美元,但主要分布格局沒有發生重大改變。
二、外商直接投資對河北省產業結構優化的作用
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入,以及隨之而帶動的市場競爭和政府引導規范可以分別從合理化、高效化、高度化三個方面來提升產業結構,使其達到優化的目的。
1.政府對外商直接投資的引導和規范促進產業結構合理化
產業結構的合理化通常只能由政府的規范和引導來完成。因為目前,基礎產業存在投資額大、建設周期較長、投資回報低、投資回收期較長等特點,己成為制約我省產業結構優化的“瓶頸產業”,很多境外投資者不看好我省的基礎產業。
因此,只有通過政府的合理引導,讓適當的外資進入適當的地區,才能夠有效地加強該地區產業結構之間的協調與聯系,使其結構合理化,進而有力的推動我省產業結構的優化。
2.外商直接投資下的市場競爭促進產業結構高效化
外資的進入會集中在我省具有比較優勢的行業和地區,這些產業就能夠得到較快的發展。同時,成熟的外資企業進入后,會通過市場作用加劇國內企業的競爭,將低效率的企業從本行業中淘汰出去,從而優化資源在產業間的配置,促進產業結構的高效化。
3.外商直接投資促進產業結構高度化
一定量的資金直接流入緩減了省內生產建設資金的不足,利用這些資金可以優先購買世界先進的生產設備和進口高等級的生產原料。而且,外商直接投資同時帶來了國外先進技術和研發能力。這樣我們可以通過對新技術的積極消化、吸收、創新和擴散,來提升技術水平,優化技術結構,從而使產業結構系統在技術進步作用下,從較低級形式向較高級形式演變,即完成產業結構的升級或者說是高級化。超級秘書網
三、河北省引進外資促進產業結構調整的對策
為了提高河北省利用外資的實效,加強外商直接投資對三次產業的拉動作用,促進產業結構的升級和優化,加快河北省經濟發展步伐,應采取有效措施改善河北省外商直接投資的結構效應。
1.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
建立良好的、完善的投資環境是吸引外資的基礎條件之一。與珠江三角洲地區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等南方城市相比較,河北省無論是投資硬環境還是投資軟環境都相對較差。且每年所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金額也相對較低。因此,河北省要進一步改善投資環境,加大對外資的吸引力度。
2.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引導
目前河北省對外資的利用仍然比較注重對外資數量的擴張,而對外資質量的關注較少。對外資的利用應根據經濟發展的變化和趨勢以及區域的資源、勞動力素質、技術水平等因素進行調整和引導,使外資可以投向符合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優化方向的產業或部門,更好的發揮外資在一個地區的所產生的影響效應。政府部門也應該根據發展需求,有重點的、科學的制定經濟政策,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引導外資投向,加強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產業導向。
3.改善河北省各地區外商投資的不均衡性
投向河北省的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11所屬市中石家莊、唐山、廊坊、秦皇島等地區,其他地區吸引外資的金額比重較小。因此為均衡發展河北省各個地區經濟,應在鼓勵各地區結合自身實際發展特色工業,擴大外資投資領域,加快各地區基礎建設,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同時充分借助三大港口優勢,加快港口腹地經濟發展步伐,并整合各地區資源,加強各地區之間的相互支持和配合,加大與環渤海地區各省市的經濟合作,整合資源優勢,促進河北省經濟更快、更好發展。
參考文獻:
[1]石海.論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的產業機構調整.碩士學位論文,四川大學經濟學院.2003年
[2]河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河北省經濟年鑒[M].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1995-2008
論文摘要:分析了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指出,要根據農業產業化的特點和金融需求,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要擴大直接融資渠道,培育農村資本市場,加快推進農村利率市場化進程,解決農村信貸資金的外流,健全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為農業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要創新農地擔保制度,解決農業中小企業貸款抵押難問題;要放開民間借貸,加快農村征信工作進程,為農業產業化的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要創新監管制度和模式,對農村金融機構實行差別監管。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現代農業、繁榮農村經濟作為首要任務”。而發展現代農業的基礎,必須實現農業的產業化經營。我國的農業產業化經過十多年的發展,其總體水平還處在初級階段,發展中面臨著很多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信貸資金和金融服務缺失的問題。本文在認真剖析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的同時,從現代金融發展理論和功能視角出發,提出了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對策和建議。
一、現行金融制度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制約
(一)農村金融體系不完善,農業產業化的發展缺乏金融扶持
從產業經濟和金融經濟相關聯的角度來看不同的產業性質決定不同金融機構的滋生和發展…。我國目前農業的生產特點和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迫切需要與此產業性質相對應的金融機構產生,農村信貸資金和金融服務要素的缺失,恰恰是農村金融機構缺失的充分體現。我國農村金融體制雖然經過十多年的改革和創新,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與農村經濟發展特別是農業產業化的快速發展不相適應。從現行農村金融機構來看,其市場定位雖然是為“三農”服務的,但從貸款的額度、期限和服務方式上很難滿足農業產業化發展的需要,更不用說需要大量資金支撐的農業開發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等項目的發展。同時,對農業產業化發展一直處于主導地位的國有商業銀行,深化改革后調整了其發展戰略,在縣域及農村的分支機構向中心城市收縮,信貸業務向大中城市傾斜。據統計,4家國有商業銀行從1998年開始至今,共撤并3.1萬個縣及縣以下機構,上收了貸款權限,縣域網點功能萎縮。
(二)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融資特別是直接融資制度缺失
盡管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較快,但農村直接融資所占比重很小,間接融資仍然占主導地位。一是股權融資渠道狹窄,占比較低。我國較嚴厲的企業股票上市條件,只對大型企業特別是國有大型企業上市有利,導致金融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嚴重不對稱。據有關部門統計,在中國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民收人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的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上市的僅有10%,絕大多數國家龍頭企業資金供給主要依靠間接融資。二是債務融資渠道單一。在中國債券市場發展嚴重滯后的情況下,長期以來以中小企業為主體的農村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是債務融資,而債務融資的90%以上來源于銀行。在不能獲取信貸資金支持的情況下,農村中小企業就不得不以非正規金融形式融資,造成企業成本上升,影響了其發展。
(三)農村金融利率市場改革緩慢,致使大量信貸資金從農村流出
農村經濟因受自然風險與市場風險的影晌,生產效果和經營效益存在著較大的不穩定性和難估測性;農業實行產業化經營出現的眾多中小企業,分布廣泛,監測、管理成本相對較高。因此,金融機構投到農村的信貸資金,必須獲得與其風險監管相對應的回報,但是由于我國利率市場改革步伐緩慢,國家對利率的控制較嚴,投向農村的信貸利率,不能覆蓋整個風險,不僅國有商業銀行不愿發放貸款,而且農村金融機構發放的貸款也經常出現非農化的現象。據統計,從2000年至200年9年間我國農村資金金融系統外流量累計高達27344億元,且每年呈遞增趨勢。
(四)金融中介組織不到位,使眾多中小企業缺少擔保服務
我國銀行業的改革,不但使金融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日常經營管理也更加嚴格、規范和有序。源于民間資本興建起來的農業中小企業發展過程中達不到銀行貸款所要求的條件,加之縣域范圍內基本沒有為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服務的擔保公司、信托公司或者租賃公司等金融中介服務機構,中小企業在急需信貸資金支持時,由于沒有相應的中介機構為其提供擔保服務,不能獲得足夠的資金支持,只能依靠自身力量來發展,喪失了很多發展機會,企業在緩慢發展中求增長求生存,很難取得規模效益。
(五)集體土地產權制度與抵押擔保制度的矛盾,使農業企業有資產而無法抵押
廠房抵押是當前銀行信貸通用的一種擔保形式,也是金融機構防范風險的重要途徑。《擔保法》明確規定:“鄉(鎮)、村企業的土地使用權不得單獨抵押。以鄉(鎮)、村企業的廠房等建筑物抵押的,其占用范圍內的土地使用權同時抵押”;“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不得抵押”。但大多數農業企業建在鄉鎮或村組,廠房用地多是集體用地、宅基用地,由于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在法律上的模糊,造成在實際工作中集體土地所有權很難確定,這種房屋所有權與宅基地使用權在抵押上的錯位,已成為眾多農業企業難融資、金融機構難變現、擔保機構難擔保的“死結”。
(六)民間融資長期得不到政府的承認與支持,削弱了民間資金對農業產業化發展的促進作用
民間借貸自古有之,特別是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更是普遍存在。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使民間積累了大量的財富;同時農業企業的興起和發展,也需要大量資金的支持。在銀行信貸資金缺位的情況下,民間借貸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據統計,目前我國農村地區通過民間借貸的融資高達8000億元至14000億元。民間借貸雖然有發展的必然性,也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在歷次金融改革中都沒有受到足夠的重視,地位得不到認可、發展得不到支持,致使農村金融市場出現了“有資金的不能發放、需求資金的又得不到資金”的困境。
(七)農村信用體系不健全,農業企業信用等級普遍較低
我國金融機構的征信工作不完善,全國統一的征信系統還不普及,不用說是在農村,就是在城市對貸款客戶的認定也有困難。由于廣大農村地區征信工作開展得較晚,對貸款客戶資料的收集存在不少困難,目前農村的各類企業法人和農民的信用檔案沒有真正建立起來,而少有的中介機構服務又不規范,信息經常失真,使得農村企業信用等級普遍不高,難以得到銀行的支持。再加上當前農村逃廢債務的現象時有發生,法律“白條”增多,金融勝訴案件執行不到位,兌現的資金甚至不足以彌補維權的成本開支,使得銀行在涉農貸款的發放上更加謹小慎微,不利于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八)統一的金融監管制度,削弱了農村金融服務的效能
農村金融天然具有較高風險,其服務對象是我國的弱勢產業(農業)、弱勢群體(農民)、弱勢區域(農村)。在當前我國尚未全面建立農業保險體系的情況下,農村合作金融機構面臨的信用風險更高于其他商業銀行,但是金融監管部門在制定監管指標和進行日常監管工作時,大多數還是實行統一的監管制度和辦法,沒有考慮農業經營成本高、收益低、風險大的行業特征,區別情況,分類對待。
二、金融支持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對策
(一)根據農業產業化的特點和金融需求,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
我國農業產業化發展具有較強的地域性和層次性,各種需求主體對金融服務的需求也表現出較強的多樣性。因此,在構建新型農村金融體系時,應從功能視角出發,以有利于農業產業化發展為標準,逐步開放農村金融市場,健全和完善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政策性銀行、郵政儲蓄銀行、中小企業銀行、村鎮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借貸組織等多種形式并存、功能互補、協調運轉的機制,打破和消除壟斷格局,真正形成基于競爭效率的多元化農村金融組織體系。國有商業銀行要把在縣域經營的重點放在農村新的經濟增長點——農業產業化發展上,根據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實際需求,不斷創新信貸產品種類,積極拓展金融服務方式,擴大金融服務領域,在推動現代農業發展的同時,不斷壯大自身實力。
(二)擴大直接融資渠道,培育農村資本市場
由于種種原因,中國資本市場發育較晚,農業運用資本市場又更為滯后。農業的產業化和現代化,是一個資金大量投入的過程,也是一個資產負債結構不斷優化的過程。要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必須依靠資本市場、培育和發展資本市場。一是深化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產權制度改革,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組建規范的股份有限公司,實行股份制運作;二是制定優惠政策,鼓勵農業產業化國家龍頭企業進入證券市場,充分發揮股票、債券等金融工具直接在證券市場上為涉農公司融資的作用,為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提供持久的動力。
(三)加快推進農村利率市場化進程,解決農村信貸資金外流問題
風險不同,要求的收益也不同,這是經濟學的基本原理。農村金融服務的對象是分散、小額、風險狀況各異的眾多農戶和農村企業,客觀上要求農村金融機構有足夠的利率自對不同的客戶收取不同的利率,從而減少風險、增加收益。金融市場利率放開后,農村地區資金價格一般會呈現出較高的水平,不僅能有效地動員農村地區的資源、調動農村居民進行貨幣積累的積極性,而且能夠極大地吸引非農資金流人、擴大資金供應。同時,資金將會更為有效地使用,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保證農業產業化投資的順利進行。
(四)健全金融中介服務機構,為農業中小企業融資提供擔保服務
國外經驗證明,中小企業因受自身條件限制達不到銀行貸款所規定的條件時,完善的金融中介服務便是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的有效途徑。因此,應由政府出面或者出政策,成立各種類型的擔保公司,為產品有訂單、經營有效益的中小農業企業貸款提供信用擔保,同時積極推動民營資本參與組建擔保公司,拓寬擔保公司資本金的來源;發展信托業務,通過為農業企業發行各種信托產品籌集發展生產所需資金;大力興辦金融租賃公司積極發展金融租賃業務,為農業企業發展壯大提供租賃服務。
(五)創新農地擔保制度,解決農業中小企業貸款抵押難問題
修改現行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將宅基地歸農民所有,擴大集體用地的使用權,使建在集體土地上的農業企業真正享有包括使用權、收益權、處置權(含抵押)在內的土地經營權。建立農地使用權登記管理制度,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促進農地的流轉,將農地使用權這種固定的財產價值變成流動性較高的價值,優化資源配置,擴充農地貸款資金來源。
(六)放開民間借貸,盡快出臺《貸款人條例》,為農業產業化多渠道融資開辟合法的途徑
實踐證明,一個經濟體健康持續的發展,應該是以民問和社會投資為主體。特別是在當前,不經過銀行體系的實體經濟投資活動,還有助于減少貨幣創造。因此,政府及有關部門要順應經濟發展要求,加強對民間融資的引導與規范,盡快制定《貸款人條例》等法律法規,賦予民間融資應有的地位,明確其性質、活動范圍、運作方式和借貸原則等,建立長效管理和監測機制,適時向社會進行信息披露和風險提示,為民間融資的健康發展提供法律和制度保證,以便更好地發揮其彌補農村金融市場信貸資金不足的作用,為縣域經濟和農業產業化發展服務。
(七)加快農村征信工作進程,為農業產業化的持續發展營造良好的信用環境
一個良好的信用環境,是增加金融有效供給實現經濟與金融互動發展的根本所在。因此,要在現有基礎上加大對農戶、農業中小企業等征信工作的宣傳力度,提高他們對征信工作的認識,促使其逐步建立健全財務管理、統計報表等規章制度,提高與銀行打交道的能力。同時,要不斷完善征信評價機制,規范對農戶、農業中小企業信用評定的管理工作,提高其信用等級,促進農業產業化金融信用環境長效機制的建設。
(八)創新監管制度和模式,對農村金融機構實行差別監管
農村金融服務對象的弱質性,決定了對農村金融機構的監管不能同商業銀行一樣,應給予其更加寬松的監管環境和優惠政策。除了在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款比等方面實行差別監管外,還應在市場準人、資金拆借市場、投資保險、中間業務發展等各方面給予優惠政策,壯大農村金融機構實力,從而支持農業產業化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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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旅游品牌的文化內涵挖掘不足湛江是以海濱風光為主的觀光旅游城市，寸金廣場、海濱公園、濕地公園、特呈島、東海島、硇洲島等因為有自己的特色，吸引著很多游客。但全國有很多海濱城市，外省的游客問及湛江海濱的特色時，我們真的無言以對。如果在這個旅游品牌中融入文化內涵，從而和其他旅游品牌區分開來，湛江的優勢就會一目了然。旅游業的發展帶動城市經濟的發展，很多旅游城市相繼出現了更好的景觀項目，湛江旅游品牌的優勢慢慢消失，深層次的原因就是對旅游品牌的文化內涵挖掘不足。
2.旅游品牌的信息化管理滯后隨著計算機及網絡的普及，信息化是各行各業的趨勢，旅游行業也不例外。雖說湛江是旅游城市，但它在信息化管理方面滯后，如很多企業沒有建立網站，很多旅游勝地信息不完善或沒有及時更新，游客無法查到新的旅游項目，或者沒有辦法了解到該景點的新動向和新的價格項目；網站的旅游電子商務做得遠遠不夠，與游客之間的交互相對不足。
二、湛江旅游品牌體系建設構建要素
旅游文化產業建設不是簡單的旅游項目建設，而應該是一個系統工程。
1.品牌旅游資源旅游資源是吸引游客的主要因素，湛江有不少旅游資源，觀海長廊、東海島旅游度假區、瑪珥湖等知名景點一直吸引著很多游客，另外新農村模式的馬六良村創建了發展循環經濟等新建項目，正在豐富湛江的旅游資源。
2.旅游服務旅游消費是體驗消費，旅游產品的特色、導游講解的好壞、酒店客房餐飲服務的水平等將直接影響到游客的體驗和對旅游品牌的認知。導游隊伍建設，旅行社、酒店的信譽建設有利于旅游服務水平的提升，對于延長品牌的生命起到重要的作用。
三、湛江旅游品牌體系建設對策
通過對湛江市旅游品牌建設現狀的分析以及對旅游品牌建設體系構建要素的研究，筆者提出以下品牌構建對策：
1.加快環境建設，完善服務體系旅游品牌建設是一個系統工程，應注重相關要素的完善，包括城市環境、城市交通、游客投訴、應急救援、旅游標志等旅游公共服務體系的建設。
2.發掘旅游產品的文化內涵湛江應該對現有的旅游品進行升級并深度挖掘其文化內涵。如，觀海長廊旅游產品建設可利用海濱開展更多的活動，即游泳、帆船、滑板、沖浪比賽等；寸金公園旅游產品建設可以挖掘抗法斗爭的英雄人物故事等；挖掘鄉鎮民俗節慶活動的文化內涵，并組織游客參與，經常性地舉辦主題性的攝影展和傳統民俗文化展示，并組織粵劇、雷歌等興趣活動小組，使傳統文化深入人心并得以繼承和創新。
3.注重旅游品牌的宣傳和營銷注重對“濱海休閑旅游城市”品牌的宣傳，把“濱海休閑旅游城市”的價值觀融入湛江人的內心深處，旅游企業可通過企業網站與在線旅游商合作，或者通過博客、BBS等方式進行旅游產品的營銷。
4.加大對旅游服務人員的培訓及監管旅游品牌建設的關鍵在于旅游服務，因此要加強對旅游服務人員的培訓和監督。工商、旅游、衛生等部門應聯合對旅游市場進行嚴格監督，優化旅游市場經營環境。
論文摘要：降低不良資產比率是國有商業銀行近年來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受到黨和政府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經過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各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和占比均下降明顯，取得了顯著成績。但是，銀行在處置不良貸款過程中也遇到諸多困難和阻力，嚴重遲滯了處置不良貸款的進程。本文就進一步優化處置不良貸款的政策環境、法律環境、執政環境和社會誠信環境問題，進行了較全面的分析和論述，旨在引起有關各方的重視。
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問題，一直是社會各界十分關注的問題，近年來，各國有商業銀行按照國務院及人民銀行的有關文件要求，加大了不良貸款處置力度，不良貸款余額和占比下降明顯，取得了顯著成績。但在處置不良貸款的進程中也遇到諸多問題，集中表現為受外部環境的制約而遲滯了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的進程。所謂外部環境主要包括政策環境、法律環境、執政環境和誠信環境。
一、一樣不良資產，兩種處里政策:姍優化政策環境
1999年到2000年，國有商業銀行根據國務院、財政部有關文件規定，將部分不良資產剝離給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由于資產管理公司與國有商業銀行享受的政策不同，給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帶來了困難。資產管理公司在處置不良貸款過程中，財政部只要求其收回貸款本金的部分(據企業反映，收回呆滯貸款的底限為本金的30’}a)即可，而國有商業銀行在處置不良貸款過程中不僅不能將本金打折，并且對不良貸款企業的欠息都無權擅自減免(去年四季度后，經國務院批準，四家國有銀行開始對符合減免利息的企業可作有條件讓渡表外利息)。由于處置不良貸款的政策不同，造成企業往往愿意積極配合與資產管理公司一次性了斷不良貸款，而以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貸款時要價太高為由，對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置之不理。如某化工集團是某工行的3A級企業，經營情況較好，為其下屬企業某化工供銷公司和某硫鐵礦借款分別提供保證擔保。此化工供銷公司貸款于2000年8月_剝離給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剝離時結欠貸款928萬元，利息364萬元。2001年華融資產管理公司要求債務人某化工供銷公司、保證人某化工集團償還履行債務總額1350萬元。經過雙方談判，于2001年10月，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以債務人支付現金625萬元一次性了斷該筆債務，綜合受償率約46%。某硫鐵礦實際已經關閉，截止2000年12月結欠該工行貸款255.5萬元，該企業的貸款本金及欠息均由保證人某化工集團承擔，并排出了還貸計劃，計劃于2003年全部還清貸款本金。自2001年10月該化工集團與華融資產管理公司就化工集團的債務進行一次性了斷后，集團公司拒絕履行有關硫鐵礦的還款計劃，要求該工行與華融資產管理公司一樣，對某硫鐵礦的不良貸款進行一次性了斷。由于該工行無此政策，如按目前減免表外利息試點辦法操作，無法與企業進行一次性了斷不良貸款，導致該行處置不良貸款進程受阻。此外，國有商業銀行與資產管理公司在清算企業以資抵貸的稅收政策等方面也存在著一定差別。一樣不良資產，兩種處置政策，實踐的結果是一定程度上損害了銀行方面的利益，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國家有關部委應在充分調研基礎上作出調整，以優化處置不良貸款的政策環境。
二、實物受償。稅費沉五:拼優化法律環境
從目前銀行方面處置不良貸款的方式上看主要有協議清收、訴訟清收、以物抵貸、利用企業重組清收等，而通過訴訟取得借款企業的資產，再處置“抵債資產”是目前最為常見的手段。在銀行取得抵債資產。變賣抵債資產.最終以現金方式收回不良貸款過程中會發生一系列費用，主要有:訴訟費、律師費、執行費(約為標的的2%)、抵債資產的評估費(約為標的的1%)、營業稅(約為標的的5.5% ) ，契稅(約為標的的4%)、登記費(約為標的的1 %o )、房產交易管理費用(每平方米10元)、拍賣費(約為標的的5%左右)，而且抵債資產還要產生抵人、處置二次過戶費用等。銀行在處置不良貸款過程中，往往本金已經受損，還要承擔上述巨額費用，導致受償率極低。同時，銀行在行使抵(質)押權過程中還涉及到以下問題:
一是銀行訴訟后，法院往往不會將抵押物拍賣，以現金清償銀行，而是將銀行的抵押物進行評估，然后以評估價將抵押物按照訴訟標的額裁定給銀行(一般按評估價處置都會有較大損失)。這樣，銀行對抵債資產處置后的損失部分對企業無追索權。
二是銀行取得抵貸資產后，如果一時無法處置，就將抵貸資產出租，用租金沖減195科目(指待清理抵債資產的科目，即銀行將以物抵貸的科目)，這是目前各行比較通行的做法，但目前還不能明確銀行這種做法是否合規。同時租金收人按規定要繳稅，這樣又減少了變現收人，加大了抵債物的處置損失。
三是對于抵貸中涉及原為國有劃撥土地的，需補繳巨額土地出讓費用(約為評估價的40% )，銀行是否應該代為補繳，該部分在財務上如何列支尚不明確。
四是抵貸資產的管理問題。由于抵債資產種類各異，銀行缺乏專業人員對其進行管理。如何增強抵債資產管理的有效性，對銀行來說也是一個難題。
上述問題的存在，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目前我國相關法律法規尚不完善，跟不上形勢發展的需要，應加快對相關法律的修訂步伐，以優化法律環境。
三、一些地方行政部門對保全國家金融債權意識淡薄:捅優化執政環境
在企業轉改制過程中，一些地方行政部門及企業主管部門從狹隘的地方利益和自身利益出發，普遍只重視轉改制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而忽視銀行金融債權的落實與保全，使國有商業銀行處置不良資產工作步履艱難。其主要表現為:
1、有權決定評估機構的部門，單方面指定評估機構，授意進行資產評估，往往對改制企業的資產進行低評。如低評固定資產，隨意認定應收賬款為呆賬，隨意確定財產報廢;在企業破產過程中，企業的破產財產往往被評得極低，使銀行貸款的損失加大，甚至出現零受償。
2、地方政府干預法院獨立審判權，要求法院為轉改制企業逃廢金融債務出謀劃策，或令法院千方百計認定銀行抵押無效，或單方授意企業向法院申請破產，或強制法院立案庭不受理銀行為追償債權提起的訴訟案件，或出面干預已生效法院判決終止執行等。政府部門的不當干預，防礙了司法公正和銀行又寸不良債權的處理。
3、工商管理部門在辦理轉制企業重新登記注冊時，對企業是否落實銀行債權一般不予關心，把關不嚴。這些企業一旦重新注冊登記成功，就會“新人不.理舊賬”，將銀行債權懸空。
4、少數地方乘改制之機，上演“金融債務勝利大逃亡”的鬧劇。政府部門制定硬性的破產任務指標，把任務分配到各部門，作為考核部門領導工作業績的重要依據，把幫助破產企業逃廢金融債務作為搞活地方經濟的重要舉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