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11-15 00:4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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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漢、英習語語義的不對應性包括漢英習語指稱意義以及聯想意義的不對應性。這種不對應性導致習語翻譯中出現了三種翻譯錯誤類型:文化信息錯譯、文化信息欠額和文化信息超額。跨越習語翻譯障礙的途徑主要有:直譯，意譯，及直譯加注。
習語是指帶有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地方色彩的約定俗成的固定短語或短句，它是一種受文化影響而形成的語言形式，經過千錘百煉，言簡意賅，意象鮮明生動，充分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特點。
一、漢、英習語語義的不對應性
由于經濟體系、社會體系和觀念體系差別很大，漢、英習語所包含的文化信息不同，而讀者由于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影響對習語產生的聯想意義的理解也不盡相同。這樣就形成了漢、英習語語義上的不對應性或不完全對應性。
1.漢、英習語指稱意義的不對應性
中西文化差異可以導致兩種不對應或不完全對應的指稱意義:譯語文化中不存在原語中的指稱對象;譯語文化中的可比對象與原語中的指稱對象有明顯的不同。
例如，漢語中的“阿Q精神”和英語中的“Shylock''''，分別來自魯迅的《阿Q正傳》及莎士比亞的MerchantofVen-ice(《威尼斯商人》)。阿Q是“精神勝利法”的典型，受了屈辱，不敢正視，反而自我安慰，說自己是“勝利者”;而“Shy_lock''''壩紐是個極度吝音的高利貸者。這兩個人物在各自文化中家喻戶曉，因此人們賦予了這兩個詞以指稱意義，并在現實生活中加以應用。但是對于其他民族的人們來說，這種指稱意義并不存在。
再如，莎士比亞將情人比作夏日:"ShallIcomparetheetoasummefsday"。對于中國人來說，這是不可理解的，因為與中國的夏日相連的是酷熱和驕陽，怎可以用來與世上最美好的事物相比。實際上，英國的夏日不同于中國的夏日，它是溫和、愜意的。這是由于中國大部分地區深處內陸，主要是溫帶大陸性氣候;而英國是四面環海的島國，主要是溫帶海洋性氣候。這就形成了對夏日的不同理解。
2.漢、英習語聯想意義的不對應性
中西文化的差異所導致的漢英習語聯想意義的不對應性體現在三方面:具有聯想意義的指稱對象不為另一文化所熟悉;兩文化具有相同的指稱意義，但一個有聯想意義，一個卻沒有聯想意義;兩文化具有相同的指稱意義，但聯想意義不同。
例如，漢語有體現中國傳統思想的“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和“多子多福”等習語，這源于中國的宗族觀念、家庭觀念非常強烈。對于以個人為中心，家庭觀念比較淡漠的西方人來說，這是很難理解的。
再如，“這里沒有什么油水了”這個習語，中國人的飲食習慣導致中國人好油，中國人烹飪的大部分菜肴中離不開油，因此油就有了“值得一取的東西”的內涵意義。而對于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人們認為油可以使人發胖，因此他們的飲食以清淡為主。對于他們來說，無論如何也無法將油與“值得一取的東西”聯系起來。
在英語中有“aswiseasanowl"這一習語，可見貓頭鷹在英語民族中是智慧的象征。而在中國文化中，貓頭鷹卻被認為是不吉利的，認為貓頭鷹會帶來厄運。這種語義的不對應主要是由于觀念體系的差異造成的。
二、習語翻譯的錯誤類型
習語具有強烈的文化特征，是語言的核心與精華。習語翻譯實際上是如何在譯人語中處理由譯出語的習語表現出的各種不同的文化特征的問題。中西文化的差異導致對習語理解上的障礙，以致出現三種翻譯錯誤，產生語義非等值:文化信息錯譯、文化信息欠額和文化信息超額。
文化信息錯譯即錯誤地傳達了習語的文化信息，是譯文讀者對文化內涵習語產生錯誤的聯想意義。例如，有人將“三十六計，走為上策”譯為“Ofthethirty-sixstrate-gies,thebestistoquit"。如果了解該習語的歷史文化背景，就可以知道這種譯文是錯誤的。“走為上策”是計策的名字，是三十六計的最后一計，說的是處在劣勢的時候，“走”是上策，并不是說“走”是三十六計中最好的或最高明的一計。正確的譯文應該是"Thebestthingtodonowistoquit",
文化信息欠額是指譯文沒有揭示出原語符號所提供的文化信息。例如，“布衣蔬菜”在中國標志著生活儉樸。但在英美國家，蔬菜并非窮人專用，而是西方醫生給飲食過量的百萬富翁開的藥方。因此，將其譯為“wearcottonclothesandeatvegetablefood”不能體現出原文所含的文化信息，容易使譯文讀者對譯文產生錯誤的聯想意義，導致理解上的偏差。因此((漢英辭典》(CED)譯為“coarseclothesandsimplefare"。
文化信息超額則指譯文提供了原文所不具有的文化信息。例如英國翻譯家DavidHawkes在翻譯《紅樓夢》中劉姥姥說的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時，將其譯為“Manpro-poses,Goddisposes"，盡管譯語流暢，符合英語行文習慣，然而超出了原語“成事在天”的“天”一詞的文化內涵。劉姥姥是中國人，在Hawkes的筆下卻成了基督教徒，顯然與原文不符，應該將“God”換成“Heaven"，這樣，既符合劉姥姥的身份，英語國家的讀者也看得懂。(朱耀先，1997:4)
三、跨越習語翻譯障礙的途徑
1、直譯
直譯是指按原來的意義和結構直接把原語的詞句轉換成譯語的詞句。(周流溪,1995;632)在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不同譯本中.楊憲益及其夫人所譯的譯文充分體現了中國的文化特質。如“真是‘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楊先生將其譯為“Truly，`Stormsgatherwithoutwarninginnature.andbadluckbefallsmenovernight"''''，充分保留了源語文化因素，保持了原文想象生動和獨特的民族風格。漢語中也不乏外語直接譯人的習語，如，"mldway''''''''(冷戰)，"Timeismoney"(時間就是金錢)，"astickandcarrotpolicy"美國的大棒加胡蘿卜政策),"AllroadsleadtoRome"(條條大陸通羅馬)。直譯可以傳播源語文化，并豐富目的語的表達方式。不過需要注意的是.直譯時不能生搬硬套，應該做到以不引起目的語讀者誤讀誤解為前提。
2、意譯
意譯即著眼于傳達原文意義的翻譯。(周流溪,1995)勞隴先生認為，翻譯就是意譯;維奈和達見爾內提倡的“間接翻譯”也即意譯。如，“走狗，，可譯為“anevilfollower"。又如，克林頓在訪華的演說辭中曾巧妙地引用了中國的成語“實事求是":seekingtruthfromfacts。翻譯，無論是漢譯外，還是外譯漢，需要意譯時，我們必須根據源語民族的文化傳統、心理積淀來理解、把握，不能按照自己母語的慣性思維進行類推，否則便會造成誤解，導致翻譯中出現敗筆。
3、直譯加注
直譯加注的方法在論及翻譯方法的專著中很少提及，或未將其作為一種獨立的方法列舉出來。但是筆者認為，為使文化色彩濃厚的習語由源語進人譯人語，并保持音、形、義、美的和諧統一，直譯加注的方法不失為一種較佳方法。如，"Oheart,losenotthynature;letnitever.ThesoulofNeroenterthisfirmbosom.”(Shakespeare:Ham-let)心啊!不要失去你的天性之情，永遠不要讓尼祿的靈魂潛人我這堅定的胸懷。(朱生豪譯《哈姆萊特》)
“尼祿”是誰?為什么Shakspeare在此用這個詞?為了使目的語讀者能了解西方的文化，譯者在譯文中保留了原文的字面意義的同時，用腳注的形式對其加以診釋，即“尼祿，曾謀殺其母”。這一注解診釋了該典故的由來，目的語讀者通過此典故的提示，便可以理解Hamlet既恨其母負情負義，卻又不愿軾之的矛盾心理。
漢譯英的典型例子如:
“難道這也是個癡’(頭:又像擎兒來葬花不成?”因又笑道，“若真葬花，可謂‘東施效擎’了……”(《紅樓夢》第30回)"CanthisbeanotherabsurdmaidcometoburyflowerslikeTaiyu?"hewonderedinsomeamusement."Ifso,shesTungShihimitatingHisShih""…”HisSihwasafamousbeautyintheancientKingdomofYueh.TungShihwasanuglygirlwhotriedtoimitateherway,(ADreamofRedMansions,1994)(楊憲益譯)
四、結束語
【論文摘要】英漢兩種語言都有著大量習語。習語是一個民族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蘊涵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本文首先對英漢習語的異同進行了比較與分析,進而論述了幾種英漢習語的翻譯方法,以期能夠對英漢習語的互譯有所幫助。
Abstract:EnglishandChinesearebothrichinidioms.Idiomsareanimportantpartoflanguageandhaverichculturalconnotations.ThispaperanalyzesandcomparesEnglishidiomswithChineseonesandthenintroducessometranslationmethodsofidioms.
Keywords:idioms;comparison;translation
習語除了固定的短語或表達法外,還包括口語體、諺語、格言乃至一些俚語。英漢兩種語言同屬較為發達的語言,故都擁有大量習語。英漢習語源遠流長,都有著極其豐富的文化底蘊。英漢習語反映了兩個不同民族的不同的歷史、經濟生活和思維方式。英漢習語有極強的概括和表現能力,形象生動,寓意深刻,韻味雋永,為人們所喜聞樂見。
1英漢習語比較
1.1英漢習語的基本共性
1.1.1結構的固定性
習語從其結構來看,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其中各個組成部分是固定的,不可任意拆開或替換,如“pullsomebody’sleg”(愚弄某人)不可變單數為復數;“bytwosandthrees”(三三兩兩)不可按漢語習語改為“bythreesandtwos”.又如漢語的“去偽存真”不能說成“去假存真”,“三言兩語”不能說成“兩語三言”,雖然前者和后者意思沒有很大不同,但是相沿成習,習慣上人們說的是前者,不是后者。
1.1.2語義的統一性
習語是語言中約定俗成,相沿習用的定型化詞組,在語義上是個不可分割的統一體,不能按字面意義來理解,如“胸有成竹”并非字面之義,而是比喻做事之前已有通盤考慮或周密計劃。又如“沉魚落雁”并非描述沉下去的魚和落下去的雁,而是用來描述女性無與倫比的美貌。英語的習語也是如此,不能逐字理解,而應從整體去認識其特殊性和習慣性,如:dosomebodybrown(使某人上當),showthewhitefeather(顯示膽怯)等。
1.1.3習語的習用性
習語的習用性指習語應用的廣泛性,社會成員在各種交際場合和各種文體中經常使用習語,從而不斷豐富習語。習語以其簡短的形式、生動的形象和恰當的比喻而深受人們的喜愛,作為全民族的智慧結晶和全社會的語言財富,在廣泛的范圍里為人民大眾所確認和應用,因此,很多習語具有極強的生命力。
1.2英漢習語的基本差異
1.2.1風俗習慣的不同
英國人愛狗,視狗為伴侶,因此,常以狗的形象比喻普通人的生活行為,如:
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中國雖然也養狗,但一般人在心理上厭惡鄙
視這種動物,常用它形容和比喻壞人惡行,如“狗腿子”,“狗仗人勢”等。英國人和中國人信仰不同,英國人多信仰基督教,有不少習語與之有關,如:gotothechurch(做禮拜),powerofthekeys(教皇的權力)。在中國佛教是影響最大的宗教,習語有不少來自佛教,如“半路出家”、“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等。
1.2.2歷史文化背景不同
英漢習語通常來自本民族的歷代文獻或民間口語。英語和漢語的歷史文化背景不同,習語的來源也各異。本國人雖能了解,外國人常不知所云,比如中國自古以來以農業為主,從事農業者占很大比例,因此,在漢語習語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農諺,如:“枯木逢春”,“斬草除根”。英國是個島國,英國人鐘愛海洋,所以英語習語中有很多來源于航海業,如:plainsailing(一帆風順),dropanchor(拋錨;定居下來)等。另外不少習語來源于古代寓言故事或詩文等,這類習語可稱典故習語。英漢典故有各自的民族淵源,非三言兩語能闡述清楚,如漢語習語:“三顧茅廬”、“未雨綢繆”等。英語中也有類似的習語,如:flyonthewheel(狂妄自大的人)。
1.2.3比喻上的不同
英漢有許多同義或意義相近的習語,但由于它們是兩種不同生活經驗的產物,有很多就不可能不明顯的體現出兩種不同民族形式,比如中國人常用習語“雨后春筍”來形容一般事物的迅速發展和大量涌現,而英語中的同義語是“likemushrooms”(像蘑菇一般),這是因為英國不產竹,甚至連“bamboo”這個詞也是引進來的外來語。諸如此類的習語比比皆是,如:“neverfishnorfowl”的是“非驢非馬”,“nosmokewithoutfire”的是“無風不起浪”。
2習語的翻譯
2.1直譯法
直譯,指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在譯文中保留原習語的民族特色、語言風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如漢語的“紙老虎”直譯成“papertiger”,外國人看起來不但深明其義,而且覺得很傳神,所以該詞現已成為英美民族正式語言。當原習語的隱含意義很明顯時,讀者可通過字面領悟它的含義,直譯字面意義,如“雪中送炭”譯為“toofferfuelinsnowyweather”.類似這樣的習語譯文,讀者只要用心體會一下,就會明白其隱含意義,不但保留了原文的形象,而且增加了閱讀趣味。
2.2意譯法
有些習語由于文化因素的影響,在翻譯時無法保留原來語句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也無法找到同義的習語借用,這時可將原文的形象更換成讀者所熟悉的另一個譯文形象,從而轉達出原文的語用目的,譯出隱含意義,如漢語中的“落花流水”通常指被打得大敗,譯成英文是“tobeshatteredtopieces”;又如“Thedogthatwillfetchabonewillcarryabone.”在譯成漢語時其中的字面形象“dog”,“bone”都不能直譯,只能舍棄它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譯出隱含意義“對你說別人壞話的人也會說你的壞話。”
2.3借用法
由于人類在感情,對客觀事物的感受及社會經歷等方面不免存在相似之處,所以英漢習語中存在著少量相同或近似的習語,這些習語字面意義、形象意義相同或近似,隱含意義則完全相同,也就是說,此類習語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所傳達出的文化信息是相同的,這樣的習語則可以采用借用法進行互譯。如英語中的“practicemakesperfect”與漢語中的“熟能生巧”,又如漢語中的“破釜沉舟”與英語中的“burnone’sboats”都來源于兩國的軍事策略,因此用法和含義都相同。
2.4節譯法
在漢語習語中,常有并列的對偶結構,即用兩個不同的喻體表達相同的寓意,前后含義重復,遇到這種情況就可用節譯法處理,省去并列重復部分,如“銅墻鐵壁”譯為“wallofbronze”,不必說成“wallofcopperandiron”,長吁短嘆用節譯法譯為“sighingdeeply”。
3結語
以上對英漢習語進行了對比分析并論述了幾種英漢習語的翻譯方法。其實,無論對漢語還是英語來說,習語都是一種特殊的語言現象。對習語的翻譯既要有原則性,又要有靈活性,從整體大局出發,力爭做到譯文既保留原文的習語韻味,又能通順、暢達地表達原意。
參考文獻
[1]陳柏松.英漢習語概要[M].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86.
內容提要：主位理論應用于英漢語篇翻譯研究集中體現在四大方面，即主位作為語篇翻譯單位的研究、主位結構在英漢翻譯中的轉換研究、主位推進在語篇翻譯中的作用研究和主位推進模式在語篇翻譯中的轉換研究。本文在對不同時期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和簡要評述的基礎上，認為應加強實證性的研究，在描寫譯學的總體框架下對英漢語篇翻譯過程中主位結構和主位推進模式的轉換進行深入細致的觀察和描寫，基于大型語料來探討和總結這種轉換規律。
一、引言
隨著篇章語言學的興起并引入到翻譯研究中，語篇逐漸成為翻譯實踐和翻譯研究的關注點。“主位”作為一個在語篇的大背景下針對小句結構進行描述時的重要概念，被廣泛地應用到語篇翻譯研究中。對不同時期國內外學者的相關研究進行總結和簡要的評述，可以幫助我們對此有一個概略性的認識，并啟發人們對此作出新的深入思考。主位理論應用于英漢語篇翻譯研究集中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二、主位結構與語篇翻譯研究
根據布拉格學派的創始人馬泰休斯（Mathesius）提出的句子實義切分法，每個句子都可以從語言交際功能的角度劃分為主位（Theme）和述位（Rheme）兩個語義組成部分。后來系統功能語言學派的代表人物韓禮德（Halliday）接受并發展了這一理論。Halliday和Thompson均認為任何句子或話語從交際功能的角度都可以分為主位和述位兩個部分。“主位是小句信息的出發點，是小句所關心的成分；述位則是對主位的陳述，是圍繞主位而展開的內容。”主位和述位構成主位結構，主位結構的基本單位是小句。Halliday認為主位結構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語篇特征和語篇的結構性銜接手段之一。方琰、艾曉霞將系統功能語法中的主位結構理論應用于漢語研究并探討了漢語語篇中的主位結構。研究主位和主位結構的意義在于了解信息在語句中的分布情況及其體現出的交際功能和句子的內部結構。事實上每個語篇都可以看作是一個主位的序列，在結構形式上表現為主位的相互銜接和層層推進。主位的選擇決定了語篇的信息起點和發展方向，主位和述位組成適當的推進模式，體現了語篇的結構框架并有效地傳遞語篇的信息。小句主位還具有銜接上下文的作用，作者通過對主位成分的選擇引導讀者對語篇進行連貫的解讀。由于翻譯時兩種語言之間的轉換通常發生在小句的層面上，因此主位對于語篇翻譯中句子的分析、轉換和構建以及語篇的銜接和連貫都具有重要意義，在翻譯過程中將其作為翻譯單位應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譯者首先通過主位、述位所包含的已知信息和新信息來了解源語語篇中句子信息的分布情況，以及它們在語篇中的地位與作用，然后在此基礎上進行語言轉換；而且在譯語語篇的構建過程中，選用什么成分充當主位會影響到譯文的句子結構以及上下文的銜接與連貫。徐盛桓最早就主、述位和英漢翻譯問題進行了探討，認為主位、述位的理論有助于更精確地理解原文，指導翻譯實踐。楊信彰從主位角度探討了英漢翻譯中的意義等值問題，認為與英語原文相比，漢語譯文中出現的主位錯位會破壞原文的信息結構，影響原文和譯文之間意義傳遞的效度。劉士聰、余東根據主/述位切分和翻譯思維的特點，提出以主/述位作為翻譯單位，對原文進行分析和轉換。認為以主/述位作為翻譯單位，對譯文句子的構建有直接幫助，同時也注意到了它本身的形式特點及其在語篇中的銜接功能，特別是它在翻譯過程中的可操作性。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以主、述位作為翻譯單位還必須考慮到語篇中信息的層層推進和發展，否則就無異于以句子作為翻譯單位。由于語篇中小句所承載的信息是不斷地向前推進和發展的，進而構成段落和篇章，以語篇為視角研究翻譯，就必須考慮到主位推進以及由此形成的語篇宏觀組織結構，體現出語篇的連貫性和動態性，而不能僅僅停留在主、述位的層面上。
三、主位結構在英漢翻譯中的轉換研究
既然主位和主位結構對于理解源語語篇和構建譯語語篇具有如此重要的意義，英漢翻譯轉換時如果能夠保留原文的主、述位結構當然很好。然而，在實際的翻譯過程中不是總能做到，因為兩種語言在句子結構和表達方式上都有各自的特點，在這種情況下，譯者應該尊重不同語言的表達習慣并進行適當的主位結構轉換。根據美國語言學家李訥和湯普森提出的新的語言類型學的觀點，英語是主語突出的（subject-prominent）語言，漢語是話題突出的（topic-prominent）語言。作為一種主語突出的語言，英語中的主位在大部分情況下和主語重合。“一般情況下，除標記性主位以外，英語的主位結構和主謂結構具有極高的相關性。同時主位與述位的區別在很大程度上與傳統語法中主語與謂語的區別相同。”而漢語作為一種話題突出的語言，句子大多不具備像英語中那樣明確的形式結構特征，常常是以意合組織在一起，以話題為中心輔以評論的句子大量存在。“漢語句子從本質上講是一種以‘話題+評論’為鋪排格局的語義結構，漢語的主位基本上就是話題。”而且漢語中的主位不局限于小句，有時既有小句主位，又有句子主位。英漢語在主位結構上的這種差異是英漢語篇翻譯轉換過程中需要慎重考慮的因素，將其應用于英漢語篇翻譯研究集中體現在主位結構在英漢翻譯中的相互轉換規律。Baker認為由于不同語言之間在句法結構上的差異，譯者無法總能保留原文的主位結構，重要的是譯文要有自身的語篇組織發展方式并具有連貫性，并且不損害原文的信息結構。她還特別探討了英語中的主位與漢語中的話題之間的關系以及如何英譯這種“話題+評論”結構。Fawcett認為有些語言之間在翻譯轉換時可以完好地保留主位結構，而在其它一些語言之間卻無法做到，因此譯者不能盲目復制原文的主位結構，應該知道在譯語中借助何種手段以達到原文主位結構的語篇效果。Ghadessy&Gao首次通過計量研究方法對比分析了英語文本中的主位結構與其在漢語譯文中的轉換情況，認為英漢語篇在翻譯轉換時主位之間具有較高的相似性。
王桂珍在比較主語、主題和主位的基礎上詳細討論了漢語句子主題的英譯，認為漢語的主題主語句多用轉移和補加的方式進行英譯，應根據英語的句法結構來選定句子的主語及語序。李運興把“主位”概念應用于英漢翻譯研究，描寫發生在小句主位上的語際轉換現象。并針對英漢兩種語言在主位結構上的兩大差異，結合語料探討了英漢互譯中英語主語主位與漢語話題主位之間的相互轉換，以及漢語空位主位上的隱性成分在英譯中的顯性化處理，使之成為英語小句中的主語主位。楊明基于“英語是主謂結構的語言、漢語是注重話題的語言”這一理論基礎，分別討論了英譯漢和漢譯英中的主位與話題。認為主位問題在英譯漢中往往具體體現在如何把英語中的主語轉換成漢語中的話題，在翻譯中需要重新安排主位，確立話題；漢譯英往往具體體現在如何把漢語中的話題模式轉換成英語中的主謂結構模式，同時相應地轉換原文與譯文的主位與述位。王俊華認為在英漢翻譯中要處理好兩種語言之間的主位、述位轉換問題，就是要處理好英漢語言中的“主語+謂語”和“話題+評論”的適當轉換問題。成麗芳認為漢譯英時影響譯文質量的重要一步是主語的確定，提出要增強超句意識、以句群或語段為操作單位、分析主位結構、利用主位推進來恰當地選擇和確定主語。（說明：此節是在綜述他人的研究，而這些研究者區分了英語的主位和漢語的話題，故綜述時只能保留這些術語。）上述學者將語篇分析理論中的主位和主位結構應用于語篇翻譯研究，描述了英漢翻譯轉換過程中發生在語篇內小句主位上的轉換現象，并結合語料探討了英漢語篇翻譯過程中主位結構轉換的規律。當然，這些結論尚需更多的語料來印證、改進和深化，以期對翻譯實踐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和理論上的指導。
四、主位推進在語篇翻譯中的作用研究
當一組有意義的句子構成一個連貫的語篇時，小句的主、述位之間會發生某種聯系和變化，并推動著語篇的有序發展，這種聯系和變化被稱之為主位推進(ThematicProgression)。捷克語言學家Danes首次提出了“主位推進”這一概念，他認為“主位推進是指語句主位的選擇和排列，它們的相互關系和領屬層次，以及它們與上一級語篇單位（如段落、章節等）的超主位、整個語篇和情景的關系”[22]。主位推進是語篇的一種重要組織結構，也是語篇銜接與連貫的一種重要手段，而且構成語篇中信息傳遞與延伸的重要途徑。每個語篇都可以看成是一個主位的序列，在結構形式上表現為主位的銜接與推進，“隨著各句主位的向前推進，整個語篇逐步展開，直至形成一個能表達某一完整意義的整體”。Hatim指出主位推進是翻譯過程中解讀語篇、分析語篇組織結構的一個潛在的有用工具，并把主位推進模式與語篇類型（texttype）聯系起來。Papegaaij&Schubert[25]在探討翻譯中的語篇連貫時指出，恰當的主位推進有助于譯文連貫的構建。王斌是國內較早通過主位推進來探討翻譯問題的學者，他指出了主位推進在英譯漢中的解構功能和在漢譯英中的結構功能。趙小品、胡梅紅以主位推進和銜接理論為指導，探討了在以語篇為翻譯單位的漢譯英中，如何從結構層次上和語法詞匯層次上來加強語篇的銜接和連貫。認為主位推進模式構成譯文語篇的框架結構，銜接手段則加強語篇語義的聯系和實現語篇語義的連貫，在漢譯英中應當把兩者結合起來。以主位推進為切入點探討語篇翻譯還應該考慮到語篇語義的連貫。翻譯就是兩種語言之間以語義為基礎的轉換活動，主、述位的銜接所形成的主位推進只是語篇表層的銜接，而語篇的內在聯系體現在語義的連貫上，因此必須把語篇通過主位推進所構建的形式上的銜接與語篇的內在語義連貫結合起來。
五、主位推進模式在語篇翻譯中的轉換研究
雖然語篇的體裁、類型多種多樣，語篇中的主、述位的銜接千變萬化，但語篇中的主位推進又是有規律可循的。國內外許多研究者都在探討語篇結構的基礎上歸納了各自不同的主位推進模式。Danes提出了常見的五種主位推進模式，目前常見的分類還有：徐盛桓提出的四種主位推進模式；黃衍總結的七種主位推進模式；黃國文歸納的六種主位推進模式；胡壯麟提出的三種主位推進模式以及朱永生歸納的四種主位推進模式。語篇中各句之間主、述位的聯系和發展就是基本按照上述幾種基本模式逐步推進的。主位推進模式是語篇中語言材料的排列組合形式，是語篇中小句匯合成篇的信息流動與走向，是實現語篇功能的一種重要手段，它不僅可以幫助作者有效地生成語篇，也有助于譯者準確地解讀語篇。主位推進模式體現了語篇的結構框架和整體走向，反映了作者的謀篇方式和交際意圖，是譯者解讀原文和構建譯文時的重要參照，因此是語篇翻譯中需要著重考慮的一個因素。研究表明，一般情況下譯者都在譯語語篇中較好地保留了源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因為在翻譯實踐中譯者總是有意識或無意識地參照原文的主位推進模式。譯文在主位推進模式方面應盡量與原文保持一致，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要以犧牲譯語語篇的語義連貫為代價來模仿源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主位推進模式的保留必須以不扭曲譯語語篇為基本前提。
由于英漢兩種語言分屬不同的語系，在句法結構和表達方式上各有自己的特點，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到語篇翻譯中原文主位推進模式的保留。鑒于英漢兩種語言之間的差異，當語篇翻譯中無法直接保留原文的主位推進模式時，應在符合譯語規范的前提下適當調整或重新建構譯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Ventola探討了英語和德語中的科技語篇在翻譯過程中主位推進模式的轉換情況。Hatim&Mason認為主位推進模式總是為特定語篇中的整體修辭意圖服務的，它作為語篇結構的一個方面在譯者構建譯文時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他們還把主位推進模式與語篇體裁（genre）聯系起來，指出特定的語篇體裁總是傾向于選擇某種特定的主位推進模式，譯者應該對此有所了解并設法在譯文中加以再現。張道振認為翻譯中對原文主位推進模式的保留或重建不僅僅是保持譯文銜接和連貫的問題。文學語篇的特殊性使主位推進模式也往往承載著原作者的詩學意圖和審美傾向，小說翻譯中保留原文的主位推進模式不僅有利于建構相似于原文的連貫模式和創造類似原作的藝術效果，更重要的是要傳達原作者的詩學意圖。劉富麗認為在語篇翻譯中，源語語篇句群中各個小句的主位推進模式所體現的語篇目的和整體語篇效果，要求譯者必須在譯文中再現或重建原文的主位推進模式以求達到與原文相近的語篇效果。同時她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講在漢語譯文中保留英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的可能性并不大，”在無法保留源語語篇主位推進模式的情況下，順應譯語的主位推進規范才能構建出銜接得當、語義連貫的譯文，再現原文信息結構所產生的交際效果。從目前的研究成果可以總結出英漢語篇翻譯過程中主位推進模式的三種轉換情況，即在譯語語篇中直接保留、適當調整和重新建構源語語篇的主位推進模式。應當指出，目前將主位推進模式應用于語篇翻譯研究中的探討多為理論上的思辨，輔以少量例證，這種經驗式的研究不利于準確觀察和有效描述翻譯過程中實際發生的語際轉換規律。今后還應在較大規模語料的基礎上進行更加深入細致的考察，對語篇翻譯中主位推進模式的調整和重建的情況進一步分類，使之細化；在對其進行理論上的解釋時還要考慮到譯者的主體性等因素。
六、發展趨勢
盡管將主位理論應用于語篇翻譯研究已經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深化了對主位理論和英漢翻譯轉換過程的認識，但是不難發現目前的研究多為經驗式的，即對其進行理論上的思辨并輔以例證，而缺少實證性的研究，這不利于基于大型語料來觀察和總結翻譯中的普遍規律。因此，應從規定性的研究轉向描寫性的研究，在描寫譯學的總體框架下對英漢語篇翻譯過程中主位結構和主位推進模式的轉換進行深入細致的全面描寫。首先要合理地選取語料，并且語料的數量要足夠大以確保觀察的充分性；然后就實際翻譯文本中發生的具體轉換現象進行全面的統計和系統的分類并逐一分析，以保證描寫的充分性；最后要在認真觀察和充分描寫的基礎上說明轉換中的規則現象和不規則現象，總結轉換規律，分析轉換過程中的各種制約因素，并從理論上作出闡述，盡量做到解釋的充分性。在充分觀察、描寫和解釋的基礎上深入探討英漢語篇翻譯中主位結構和主位推進模式的轉換規律，并在翻譯實踐中驗證這些規律，必將大大推動這一領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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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性高商務英語信函通常情況下會涉及經濟活動，因此，用語上必須準確無誤，不能模棱兩可，杜絕不明朗的修飾語以及詞意不清的詞匯出現。商務信函的準確性不僅體現在準確用詞和保證語法正確上，在數字和日期上展現的尤為顯著，在表達過程中，任何誤差都可能導致貿易交易失敗。語句嚴謹我國各企業在貿易活動交流時也應有所要求，商務英語信函在用詞和語法上有要求，不僅要求語法嚴謹，還要求用詞精練。根據企業自身實際貿易需求，對交易中的各項要求需要逐一翻譯，務必保證語句嚴謹，不出現低級錯誤。商務英語信函語句嚴謹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使用短語代替時間介詞或連詞，降低語意不清的發生率；二是盡量回避日常用語，避免給人不嚴謹的感覺；三是針對信函中的復合詞，在翻譯時應注意用詞規范和嚴謹，避免企業遭受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二、商務信函翻譯標準
1.靈活而準確商務信函記錄中需要實事求是地記錄，不需要華麗的語言，但在細節方面需要進行修飾。信函的翻譯內容需要簡單明了、一絲不茍，在細節方面需要表達仔細，避免不必要的疏忽造成交易失敗，從而造成企業的經濟損失，因此，翻譯中注意專業術語表達準確、貿易中的具體細節清晰明了、翻譯內容敘述連貫無誤（我們在中國已有10多年經營襯衫的經驗，公司產品在當地市場暢銷。）這樣的翻譯充分體現了商務信函的嚴謹和專業性。有禮有節商務英語是公函語體中的一種表現形式，在進行翻譯工作時，不僅要措辭準確，還要講究禮貌，采用禮貌用詞婉轉地表達貿易中的各項要求，給對方企業留下好印象。例如，（望您查看附件我司的公司介紹，我們有合作的機會。）語句中強調了“望”“您”，注意了禮貌用語又將企業訴求婉轉地轉達給對方，體現了信函中的有禮有節。
2.符合公函問題標準和特征目前，商務英語翻譯翻譯的標準以及原則都與企業的實際需求有關，既要重在紀實，又要遵循原文的內容與公函的格式。例如在使用婉轉語氣時，可以在詞語上進行斟酌，前提是符合公函標準和特征，對商務英語翻譯中的禮貌用語進行修飾，從而促進翻譯水平的提高。
三、結語
關鍵詞：商務英語函電文化差異動態等值
商務英語函電是對外商務交流的主要途徑之一。它是函電發出者編碼和接受者解碼的過程。順利編碼和解碼的過程就是利用函電交際的過程。但是由于交際雙方的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環境背景各異、思維方式和交際方式有別，產生誤解在所難免，但同時交際又是一個動態的、系統的過程。因此，揭示并掌握商務英語函電的特點及其翻譯技巧，對于提高學生的業務水平、培養跨文化交際能力、順利達成交易是極為關鍵的。本文在分析商務英語函電的基礎上，對奈達的動態等值翻譯觀及其在商務英語函電中的應用進行研究。
商務英語函電的特點
商務函電不同于普通交流性手段，特點鮮明，按照傳統的說法遵循七條原則（分別是體貼、完整、準確、具體、簡潔、清楚、禮貌），其目的是維持良好的業務關系、進行有效的交流和進行正常的商務往來。其核心為效率，經濟性與簡潔性為效率的具體表現。二者的根本在于高效經濟和達意清晰，效率是目的，內容是載體，二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一）文體特點
奈達的動態等值理論強調：在信息重組整合的過程中應考慮話語的結構，尤其是文體。他將文體分為5類，既專業文體、正式文體、非正式文體、隨意文體、親密文體。按照他的分類，商務函電由于涉及進出口業務，且同銀行、海關、運輸、法律等專業知識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可以基本歸于專業文體或者正式文體。
（二）語言特點
商務函電其中的三個原則“準確、簡潔、清楚”都是對語言方面的要求，“體貼、禮貌”則是針對態度和角度方面的要求。“完整”是對格式的要求，而“具體”則是對整封函電內容的整體要求，是要求避免大而無當的詞句，內容不能偏離要表達的中心。商務函電不僅涉及獨特的專業背景，而且涉及實際商務工作技能，其語言特點可以歸納為兩條：商務函電涉及面涵蓋了貿易、金融、外匯、海關、商檢等諸多領域，顯示出多種行業特色，因此，語言的選擇性很強；商務人員的思維模式具體、審慎，講究語言表達的分寸。具體體現在表達直截了當、簡潔明快、淡于修飾。用詞規范、語法結構嚴謹、句子排列一般固定有序。語篇連貫、邏輯性強。
（三）翻譯特點
商務函電翻譯比較偏重于“實用效果”，其主要功能是準確傳遞經濟信息，而不是為了取得美學效應和欣賞效果；根據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手段處理不同的內容；比較程式化，內容不允許出錯。因而，譯者一方面需要懂得、熟悉專業的行話、術語，翻譯時意義忠實且術語精確；另一方面要盡可能地用對等的語言，將相關的信息更為精練準確地表達出來。由于商務函電涉及英、漢語言的翻譯與運用，且函電又有其語言、語法、句子結構等方面的特殊性，加上中西方文化差異等原因，這就決定了在商務函電翻譯中不可能是絕對的對等，而是相對和動態對等。因此，動態等值理論在商務函電翻譯中起著重要的作用。
奈達的動態等值翻譯觀
美國的語言學家兼翻譯家尤金•奈達博士（Dr.EugeneA.Nida）的動態等值理論（DynamicEquivalence）被許多國內學者推崇為評判譯文好壞的標準以及翻譯所追求的最終目標。他在1964年發表的《翻譯科學初探》中提出了“動態對等”的翻譯標準，指出“譯文的接受者和譯文信息之間的關系，應該與原文接受者和原文信息之間的關系基本相同”。翻譯等值理論中的“等值”，即是要求譯入語（Targetlanguage）與譯出語（Sourcelanguage）的值相等，使譯文在讀者中產生原文作者通過其作品想要達到的效果和作用，從而使譯文讀者在通過閱讀譯文后，能得到與原文讀者大致相同的感受。奈達強調的是一種“動態”的對等，強調語言信息在交際轉換過程中的動態對等，而不是簡單的、靜止的、形式上的對等。這就是“動態等值翻譯”的主要原則。
動態等值理論在商務英語函電翻譯中的應用
商務函電用詞、句子結構及語篇結構方面有其不同于其他語體的顯著特點。在漢譯時，應酌情按動態等值理論對原文進行翻譯，再現原文詞、句的風貌，使譯文受眾與原文受眾達到了同樣的理解。現就函電語言的特殊性及如何在翻譯時運用動態等值理論進行闡述。
（一）詞語方面
選詞方面不刻意追求華麗的詞藻，而盡可能地選用正規、莊重或表現力強的專業詞語。在漢譯時，要根據英、漢兩種語言的文字特點加以妥善處理，不必要對等地對重復詞進行重復翻譯，而應該采取動態對等，遵循習慣譯法，用行話譯行話，術語譯術語等對等方法。
如：信函中Dearsirs不譯“親愛的先生們”而譯“（執事）先生”或“徑啟者”，而商號中“&”符號一般不譯。如NipponTelegraph&Telephone譯為“日本電報電話”；pleasedon''''thesitateto…譯為“盡可以…、務請…”等。
另外，在商務函電中詞的重復和省略現象較為常見。當出現一些關鍵性的詞時經常會采用同義詞連用的現象。如：Thepackingandwrappingexpensesshouldbebornebythebuyer.包裝費應由買方負擔。句中packing和wrapping同義，意為“包裝”，在原文中重復使用，為確保所用詞不被曲解。然而翻譯時根據動態等值理論只譯成“包裝”一詞即可。
再次，用詞要準、注意多義。如TheproductwillfindagoodmarketinNewYork.“此產品在紐約將有很好的銷路”。ChinesetoyproductsareverypopularinEurope.WewouldliketoworkwithyoutomarkettheminCanada.“中國的玩具產品在歐洲很受歡迎，我們愿同你方合作在加拿大銷售”。從以上二例中，market既有市場、銷路，又有營銷、出售之意。翻譯時要根據上下文忠實準確譯出原文，仔細推敲避免誤解。
（二）句子方面
1.句子表達固定。為表達明確，商務英語函電在實踐中已形成了固定套語：商務函電首段首句，常見套語有：Thankyouforyourletterof;weareinreceiptofyourletterof等。如Wethankyouforyourletterof18thFebruaryandconfirmourcableoftoday''''sdate,whichreadsasfollows.（茲復貴方2月18日來信并確認我方今日發出的電報，電文如下）。翻譯時使用等值翻譯，譯成“X月X日來函收悉，不勝感謝，茲復函如下”。
商務函電結尾句：英語表達有固定方式如Inaccordanceasyourrequest,wesendyouherewithastatementofyouraccountwhichwehopeyouwillfindcorrect.（茲按貴方要求奉上結算報告書一份，請查收）。譯成符合漢語習慣的“隨函附上…請查收”。
請求對方做某事的漢語句式為“請…將不勝感激”，函電英語常用：Wewouldappreciate;Itwouldbeappreciated等。如ItwouldbeappreciatedofyoucouldquoteyourpricesofCIFShanghaiforcomputer.（請報電腦的上海到岸價，將不勝感謝）。Wearelookingforwardwithinteresttoyourreply.Yourearlyreplywillbehighlyappreciated等。函電結尾譯成“盼復”等常用套語。
2.語句凝練精干，力求表達有效。語句凝練精干和表達有效是指選詞簡明、語法正確、使用得體。而同一詞語在不同的語域里有不同的文體效果。如Weareinapositiontoofferyou50longtonsofTinsFoilSheets.（我們能向貴方報50英噸錫箔紙），“offer”譯“開盤”、“報盤”，有商務英語的語言特點和精僻文風而不同于其文學意義。OurorderissubjecttoyouracceptanceofourtermsofpaymentsbyD/P.（我們的定單以貴方接受我付款交單條件為準）中“subjectto”是“以…為條件”之意。
3.語句結構以復合長句為主，很少使用簡單句。從句套從句的“枝狀結構”屢見不鮮，經常一連數行才出現一個句號。然而對于這種復雜冗長的句子，只要對原文進行仔細分析并采用動態等值理論進行翻譯，就能恰當地翻譯原文，使譯文受眾對作者的立意有明確的認識，從而獲得對原文較準確的感受。例如：Anycontroversyunderthiscontractorarisingbetweenthepartiesoroutoforforbreachoforinrelationtothiscontractsha11bedeterminedbyarbitrationtobeheldintheCityofNewYorkpursuanttothearbitrationlawoftheStateofNewYorkandundertherulesoftheAmericanArbitrationAssociation.這是一條國際貿易中常見的仲裁條款。在句中anycontroversy之后連續使用了五個介詞短語，這五個介詞短語都是同時用來修飾和限定controversy的，對于此種復雜句子，翻譯時首先必須理順語句成分的層次及其關系，聯系上下文，精確地把握詞語的內蘊，準確把握句意的脈絡。根據漢語的句式特點，動態地重構原文傳遞的信息。譯成“任何雙方或雙方以外的或違背或相關的對于此合同的爭議，都由基于美國仲裁組織下的紐約州仲裁法律決定”。
（三）語篇結構方面
各種語篇的交際功能、主題、內容不同，其語篇結構也不同。商務英語函電表達固定，語篇結構邏輯合理、意義連貫。邏輯合理指句子結構、段落安排、語篇思維。意義連貫指句子間語義連貫，段落間內容連貫，上下文思路連貫。
結論
綜上所述，商務函電是對外商務交流重要途徑之一。由于其特殊的文體，語言的專業性及特殊性，要求譯者從詞義和專業上去深刻理解原文的含義，將譯文所傳達的信息與原文所傳遞的信息保持一致。奈達動態等值理論很大程度上能避免生搬硬套的死譯或望文生義的亂譯，在商務函電翻譯中的應用有助于強化譯文的邏輯性、規范性和準確度。正確運用動態等值理論，在商務函電翻譯中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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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漢民族；思維差異；翻譯；影響
一、引言
不同的民族，不僅有各不相同的民族文化，而且還有彼此不同的思維方式、思維特征、思維風格等，這便是思維差異[1](P38)。英語屬于印歐語系，漢語屬于漢藏語系[2](P11)。世界上講漢語的人最多，而英語的分布最廣。因為英漢兩民族的交往越來越頻繁，而兩民族的思維差異所帶來的困擾一直影響著兩民族間的對話。翻譯作為從一種語言向另一種語言轉換的活動，本質上不僅是一種語言活動，還是一種思維活動[3](P28)。筆者擬從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入手，通過思維差異的表現形式，揭示英漢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二、語言與思維的關系
語言是人類交際最重要的工具，它是人類所特有的、用任意創造出來的符號系統來表達感情和愿望、交流思想的方法。簡單地說，它是人們思維和認識的組織者。思維即人腦對客觀現實的反映過程，具體地說，它是在表象、概念的基礎上進行分析、綜合、判斷、推理等認識活動的過程，它是人類所特有的一種精神活動，是從社會實踐中產生的。作為構成思維模式的材料符號中的一個部分，語言通過音、形、義的結合，系統地儲存于人腦的皮層細胞內，參與思維活動。由此可見，思維和語言有著密切的關系。一方面，思維離不開作為材料的語言。倘若沒有語言，思維則無以定其形，無以約其式，無以證其實。反之，若沒有思維，語言也不具備其多功能性和豐富性。因此，我們可以說，思維作用于語言，語言也作用于思維。思維的發展推動著語言的發展，而語言的發展同時也推動著思維的發展。兩者相互作用，相互依存[4](P53)。
三、英漢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人有別于動物的最大特點是人類的思維活動。世界各民族間的語言在語音、詞匯、語法等方面相差甚遠，思維也存在很大差異，但各國人民對于客觀事物本質屬性認識的思維活動卻是一致的，所以不同的語言才有了互譯的可能[5](P41)。翻譯過程包括譯者對原文的理解過程和譯者用目的語再創作的過程。精確的翻譯源自對原文的正確理解[6](P86)。思維的差異肯定會影響兩種語言的相互轉換。因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必須懂得不同民族的思維差異。英漢思維差異的表現及其對翻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1、思維方式差異對翻譯的影響
在思維方式上，英民族理性思維發達，具有嚴密的邏輯性和科學性；與此相反，漢民族直覺思維發達，具有較強的情感性和直觀性[7](P103)。思維方式差異對翻譯的影響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1）思維方式不同，詞匯視點不一，使譯文出錯。
兩種不同的文化產生不同的思維方式。英漢民族在觀察某些事物現象時，所取的角度是很不同的，如果翻譯時不加倍小心，很容易出錯。例如，中國人出于禮貌請對方先走、先吃、先做某事時,常說“您先請！”，而英語的說法卻是“Afteryou！”。就是說，同一舉動，同一意思，由于視點不一，英漢的表達方式完全相反，漢語中用“先”表達的意思，英語中卻用“后”表示。又如，在時間的先后概念上，英民族和漢民族在思維方式上也是截然不同的。英語中分別用back和forward指稱過去和未來的時間，中國人的思維方式與此相反。唐詩有“前不見古人，后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中“前”是指“過去”，“后”指“未來”。簡而言之，中國人是面對著過去來區分時間的先后的，而英民族是向著未來來區分時間先后的，英漢民族對時間坐標存在不同的思維方式，稍不注意,就會使譯文出錯[8](P100)。再如，漢語中的“九折”，英語常說“Atenpercentdiscount”，這是因為漢語著眼于打折后的實際付款比例，而英語著眼于折扣的比例，兩者視點不一[9](P144)。而“淤青”一詞，用漢語說是“青一塊，紫一塊”，英語中則說是“beblackandblue”。漢語中的“紅茶”，譯為英語則是“blacktea”，這是因為漢語著眼于茶水，而英語著眼于茶葉，“blacktea”在英語中指還沒泡過的茶。漢語中的“大雪”，英語中的說法卻是“heavysnow”，而不是“bigsnow”。由此可見，不同的詞匯視點對英漢語的互譯有很大的影響。
（2）思維方式不同，表達結構不一，使譯文生硬欠妥帖，甚至出現錯誤。
在英語和漢語中，對事物都有肯定和否定的表達方法。一般情況下，英語為肯定表達時，漢語也首先考慮肯定表達，英語為否定表達時也是一樣[10](P141)。但是，受兩民族的不同的思維方式的影響，翻譯中一種語言的肯定形式常常表達的是另一種語言否定的意思，反之亦然。如果不注意，就會使譯文與原文意思完全相反。例如，“Heisthelastmantoreachthere.”這句話如果譯為“他是去那里的最后一個人”就錯了，應該譯為“他決不是會去那里的人。”原句中并沒有否定詞，也沒有含否定意義的詞，但被譯為漢語時卻要用否定形式，也就是說英語和漢語的表達結構不一致。又如“Don’tyouwanttogo？”回答為“Yes,Ido.”（不，我想。）或“No,Idon’t.”（是的，我不想。）如果把“Yes,Ido.”譯為“是的，我不想。”把“No,Idon’t.”譯為“不，我想。”就與原文意思完全相反。再如，“Thepatienthadaseriousstomach.”不能用漢語的“病人有嚴重的胃痛。”這樣的句子來表達，而應譯為“病人胃痛得很厲害。”。可見，英漢思維方式不同，表達結構不一，對翻譯的影響很大。
（3）思維方式不同，句子語序各異，影響譯文的順暢、優美。
由于思維方式的差異，英漢兩種語言在語序安排上多有不同。漢語句子語序以邏輯為序，往往先因后果，先假設后推論，先敘事后表態，先說以前發生的事，再說最近發生的事，空間上，一般是從上到下，從大到小，由遠及近，從大范圍到小范圍。談問題由重要意義到次要意義，由程度強者到程度弱者，由一般到具體的順序排列。而英語可以借助它的形態和豐富的關聯詞語，按意思和結構的需要，靈活安排，且英民族在敘事時往往先說最近發生的事，再說以前發生的事[11](P61)。例如，“Mikedidnotrememberhisgrandmotherwhodiedofcancerwhenhewasthreeyearsold.”(邁克三歲時祖母死于癌癥，所以不記得她。)漢語先說以前發生的事即事情的原因——邁克的祖母死于癌癥，再說最近發生的事即事情的結果——邁克不記得他的祖母。又如，“IwasunhappywhenIheardthebadnews.”（聽到那個壞消息，我很不高興。）如果把它譯為“我很不高興，當我聽到那個壞消息時。”就顯得很不順暢，也不符合漢語的邏輯順序。再如，“一知道明天可以看電影，他就十分開心。”（Hewasverydelightedwhenheknewhecouldseeafilmtomorrow.）如果把這句話生硬地譯為“Whenheknewhecouldseeafilmtomorrow,hewasverydelighted.”就不是地道的英語。在地名的排列順序上，漢民族是由大到小，而英民族是由小到大，“中國福建”譯為英語是“Fujian,China”在地理方位的表達上，漢語習慣說“東、西、南、北”，而英語習慣說“east，west，north，south”。可見，思維方式不同，英漢句子語序不同，對譯文的影響不容忽視。（4）思維方式不同，句式結構各異，使譯文顯得啰嗦。
思維方式不同不僅表現在語言內容上，受思維方式的影響，英漢句子結構有很大的不同。英語句法結構特點重形合（hypotactic），主要通過連詞、關系詞、分詞、動名詞以及不定式等連接來構成句子，以表示其結構關系。而漢語則不同，漢語句法結構特點重意合（paratactic）。漢語句子從時間順序、邏輯文理順序層層推進，逐層展開。所以英漢語言句子結構受思維方式的影響，這種結構上的差異，翻譯時常遇到，需調整句子結構[12](P183)。例如，“機遇只留給有準備的頭腦。”譯成英文為“Opportunitiesareonlyforthepreparedminds.”漢語省略掉動詞“是”，即“機遇只（是）留給有準備的頭腦。”，意思表達清楚，而且很簡潔。但是英語重形合，所以必須加上謂語動詞“is”才能使一個句子完整。英國詩人雪萊曾經說過：“Ifwintercomes,canspringbefarbehind？”（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翻譯時并沒有把“if”也翻譯出來，這樣不但符合漢語的邏輯且顯得更簡潔。再如，“Sinceitwasearly,let’shavearest.”（時間還早，就休息一會兒吧。）翻譯時可以譯為“既然時間還早，我們就休息一會兒吧。”但這樣就顯得太啰嗦了。可見，思維方式不同，句式結構各異，會影響譯文。
2、思維習慣不同，造成詞義理解困難，進而影響譯文的準確性。
詞匯的聯想意義最能反映出思維差異，同時也對詞匯的理解產生干擾，在翻譯過程中，譯者常常根據自己先前獲得的文化經驗和思維習慣進行聯想。例如，當中國人談到“狗”（dog）時，腦海中常出現“癩皮狗、走狗、的、、豬狗不如、狗仗人勢”等貶義色彩的詞，而在英民族的眼里“dog”除了是個中性詞外，主要具有褒義詞的特征，他們把狗看成是自己的朋友，像“aluckydog”（幸運兒），“Everydoghasitsday.”（人人都有得意之時），“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13](P36)。再如，“龍”在漢語中是“威嚴、權威”的象征，而按英民族的文化傳統和思維習慣，“龍”卻成了“邪惡”、“魔鬼”的象征。“牛”在中國人的眼中是“吃苦耐勞”、“任勞任怨”的象征，魯迅的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就是很好的體現，而英民族的思維習慣是把buffalo與“恐嚇、愚弄別人、令人討厭的人”聯系在一起。fox（狐貍）在英語中指那些“聰明、機靈的人”，而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把“狐貍”和“陰險、狡猾、卑鄙的人”聯系起來。vinegar（醋），中國人的思維習慣是把“醋”同“嫉妒”聯系起來，尤指男女關系方面時，稱做“吃醋”，而在英民族的聯想中是指人的“壞脾氣、不高興、尖酸刻薄”等[14](P102)。如果生般硬套地進行翻譯的話，一定會使譯文費解。可見，思維習慣不同，對詞義的錯誤理解會影響譯文的準確性。
3、思維中心不同，語態誤用，造成誤譯。
漢民族的主體性思維方式，只強調主觀感受，將理和交流目的融于直覺，而忽視了對客觀現實進行符合邏輯的形式表現，以致在翻譯中體現不出語態的變化，而造成誤譯。例如，“Theywerebeaten,refusedanythingtoread.”這里如果忽視了語態，就很容易誤譯成：“他們受到毒打，拒絕閱讀任何書籍。”其實句中的“refused”是表示被動的過去分詞，應譯為“不準”。再如漢語“2004年中國發生了一系列的重大事件。”譯成英語，若不注意到英民族強調客體，就很難譯成“2004sawaseriesofgreateventshappenedinChina.”這種用時間作主語的符合講英語人們口味的地道英語[15](P119)。又如“信寫好了，但還沒有發出去。”譯為英語時，如果不清楚主客體意識，很容易譯成“Theletterfinished,butithasn’tsent.”其實應該譯為“Theletterhasbeenfinished,buthasn’tbeensent.”漢語說“車修好了”用英語表達時必須說“Thecarhasbeenrepaired.”用現在完成時態表示動作已經完成。類似的句子還有很多，如：“碗洗好了”必須說“Thebowlshavebeenwashed.”“作業做完了”必須說“Thehomeworkhasbeenfinished.”可見，思維中心不同，語態誤用，對譯文也有非常大的影響。
4、思維風格不同，句子重心各異，影響譯文質量。
英漢民族各自獨特的思維風格造成了各自的句子重心，如在翻譯中不加以調整，一定會影響譯文的暢達。如“WhatIsawthatdayinMarridwastamecomparedtowhathappenedinItalyandBrazilwhentheirtwofavouredteamswasshamefullydefeatedinearlyrounds.”(《大學英語》第四冊P.72)，這句英文翻譯時若不進行重新調整，譯為“那天我在馬德里之所見可算是溫和的了，與在早先的比賽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愛的球隊不光彩地踢敗時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轟動相比。”會讓人覺得很蹩腳[16](P15)。這句話正確的譯法應為“與在早先的比賽中，意大利人和巴西人喜愛的球隊不光彩地踢敗時在意大利和巴西引起的轟動相比，那天我在馬德里之所見可算是溫和的了。”在復合句子中，英語的主語為主要部分，一般放在句首，即重心在前，而漢語則一般按照邏輯和時間順序，把主要部分放在句末，即重心在后。例如“Astonesmashedharmlesslyonthegroundwhenitdroppedfromthebuilding.”(一塊石頭從那座大樓上掉下來，砸在地上，沒傷著人。)這句話的重點是“石頭砸在地上，沒傷著人”，但用漢語表達時，必須把它放在句末，才符合邏輯。由此可見，思維風格不同，句子重心的不同對翻譯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5、思維側重點不同，造成表達形式各異，進而影響譯文的自然、順暢。
由于英民族注重形式邏輯，其句式結構呈主從扣接式，而漢民族不太重形式邏輯，因而漢語的句式結構呈流散鋪排式。在翻譯中如果譯者忽視了這種思維差異而造成的句式特點，那么得到的譯文很可能會是英譯句支離破碎，漢譯句冗長板結。例如“學得有趣，效率就會高；學得很苦，效率就低。”這句漢語如果順著漢語的思維，按照漢語原有的句式結構套譯，就一定會譯成“Learnwithfun,efficiencywillhigh,learnverydrudgingly,efficiencywilllow.”這樣成了既不合英語詞法，也不符合英語句法的殘句。正確的譯文應該是“Learningismoreefficientwhenitisfun,lessefficientwhenitisdrudgery.”又如把“Marydidn’trememberhermotherwhodiedwhenshewastwoyearsold.”譯作“瑪麗不記得她那在她兩歲時死去的母親了。”同樣有悖于漢語表達法。這句話應譯為“瑪麗兩歲時喪母，所以不記得她。”[17](P23)。英漢語中有些表達形式看似極為相似，其實際含義很可能相差甚遠。例如，英語“findone’slegs”如果望文生義地被譯為“發現自己的腿”那就太離譜了，“findone’slegs”其實是“發現自己的價值。”類似的還有像“拖某人的后退”不能譯為“pullsomeone’sleg”而應譯為“setsomebodyback”“pullsomeone’sleg”是“開玩笑”的意思。漢語的“隱形眼鏡”，英語稱之為“contactlenses”，漢語側重外形，英語側重方式。英語中叫做“wallclock”的東西，漢語則譯為“掛鐘”，英語中的“deskclock”，漢語則譯為“座鐘”，一個側重地點，一個側重方式[18](P93)。由此可見，思維側重點不同，表達形式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會影響譯文的準確性。
四、結語
綜上所述，思維是翻譯活動的基礎。在翻譯過程中，英漢民族的思維差異對翻譯的準確性有很大的影響。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隨著英漢民族的交流的不斷深入，對英漢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的研究，能使漢民族更深層地了解英民族，也能使英民族對漢民族有更深層的了解。因此，譯者應當充分重視思維對語言的影響，理解思維與語言的關系，熟悉英漢思維差異的表現形式，并在翻譯時重視英漢思維差異對翻譯的影響，才能在透徹理解原文的基礎上，使譯文自然、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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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文學翻譯；文化語境；英漢翻譯
中圖分類號：H315.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4-0223-02
引言
“文學翻譯是創造翻譯文學的手段和過程。”由于文學作品在其創作素材、背景和方式等方面具有特殊性，文學翻譯在很多層面受到文化語境的影響和制約，譯者必須充分把握原作及作者、目標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合理采用翻譯策略，譯出高質量、受歡迎的譯文。
一、語境、文化語境和文學翻譯
翻譯是一種“帶著鐐銬跳舞”的活動。西方名言“Nocontext，notext”也點明了語境對翻譯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力和制約作用。所有譯文的產生都離不開對語境的分析和理解。
語境即語言環境，英國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最早提出將語境分為文化語境與情景語境。他認為文化語境是指“某一言語社團特定的社會規范和習俗”。隨著語用學研究的發展，文化語境含義的范疇進一步擴大，鄧炎昌和劉潤清先生認為文化是指一個社會所具有的獨特的信仰、習慣、制度、目標和技術的總模式。文學翻譯“從內容上講，是對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藝術手法、情節內容、形象意境等的再現；從語言特征上講，文學翻譯作品的語言也應具有想象性、審美性、創造性和抒情性。”[1]
文學作品往往包含并體現著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文化現象，文學翻譯離不開對相關文化語境的深刻了解與認識，文化語境也從多個方面影響并制約著文學作品的翻譯。
二、英語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早期的英語國家地處西歐沿海地區，因其地理環境及氣候的獨特性，歷來有著不同于其他西方大陸國家的生活習性和歷史傳統。隨著歷史的發展，這些因素在漫長的語言演化的過程中孕育并造就了英語國家獨特的文化語境。眾所周知，以英語為母語的人都有偏愛使用被動式的傾向，比如“Thedoorrefusetoopen”譯成中文就是“我打不開這扇門”，前者讀來客觀，而后者更顯主觀。其實，英語中被動式的廣泛使用與英語國家崇尚科學和理性的歷史文化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宗教也是英美國家文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這也頻繁出現在許多英語文學創作中，甚至還形成了一些帶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固定用法。例如，英文中形容某人窮是說“aspoorasachurchmouse”（窮得像教堂里的耗子），而同一個意思中文卻用“他窮得像叫花子”來形容。譯者在碰到這類情況時需要仔細斟酌，如果按照歸化譯法，雖然利于讀者理解和接受，但卻丟失了原文的文化色彩。
除此之外，《圣經》一直被看作是西方國家文學創作的兩大源頭之一（另一源頭《希臘神話》）。西方學者也意識到“如果在后現代的今天還想讓西方經典文學被讀者們接受、讀懂并欣賞的話，交接和熟悉《圣經》已是當務之急”[2]。在英語文學作品中引用《圣經》典故的現象俯拾皆是，直接以圣經故事為創作原型的作品也屢見不鮮。如哈代《苔絲》中的三個主要人物：苔絲、安吉拉和阿克雷，就分別對應《舊約?創世紀》里的夏娃、亞當和蛇。由此可見，《圣經》對英語文化語境有著不容忽視的深刻影響――它既是作者創作的源泉，也是英語國家人們的血肉，是與他們的生命牢不可分的一部分。所以譯者在翻譯文學作品時必須對其中的經典引用做到心中有數，務必要在理解了作者引用意圖和深層含義后再開始翻譯工作，以使譯文準確，易于讀者理解和接受。
三、原作者及譯者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影響
“創作即叛逆”這句話無論是用在原作者還是譯者身上都十分貼切。對于作者而言，進行文學創作的過程就是制造一個還未出現過的藝術品的過程。由于每個人的成長環境和經歷不同，這就導致不同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所使用的創作手法、選材用料等都被各自的文化語境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英國著名農民詩人羅伯特？彭斯長于英國蘇格蘭西南部的農民家庭，他創作的詩歌大都以歌頌自然的壯美、勞動人民的淳樸以及愛情為主，詩風淳樸自然、極富鄉土氣息，這與他生于農村長于農村的生活背景密不可分。因此翻譯文學作品之前需要對作者的背景有大致的掌握，譯者只有在了解原作者創作風格的基礎上才能理解其創作意圖和行文方式，從而更好地理解原文，將原作的內容和形式準確、流暢地再現出來。
對譯者本身而言，正如我國文學大師郭沫若曾說“翻譯是一種創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譯等于創作，甚至還可能超過創作。”譯者受信仰、社會傳統、教育背景等文化語境因素的影響，在文學翻譯的過程中往往會根據自己的喜好、翻譯經驗和原則有所偏好地選擇原作和譯文。一位喜愛外國小說的譯者會很少涉及英語經典詩歌的翻譯。同樣譯培根的《論讀書》，王佐良的譯文半文半白，古雅莊重，而廖運范的譯文則平白如話，曉暢易懂。譯者的個性化翻譯就是文學翻譯“創造性叛逆”的最好體現。一個好的譯文不僅能表達出原作的內容，更重要的是傳達出原作的神韻，有時譯作甚至會取得比原作更好的反響，這都歸功于譯者深厚的雙語和雙文化功底，以及對源語言和目的語文化語境的得體把握。
此外，在英漢文學翻譯的過程中會不可避免的碰到一些文化意象的翻譯，這些文化意象大都是各個民族智慧與歷史文化的結晶，且表現形式多樣，但只要一提起，就會讓具有相同文化語境的人產生心領神會的感覺，完成思想的溝通。但問題在于，同一意象在不同的文化語境中可能有著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含義。用語言學家的話來說“世界各族人看到的同一客觀現象。不同的民族語言卻給它刷上了不同的顏色。”譬如“西風”在西方代表著溫暖和雨水，為人們所青睞，詩人雪萊在《西風頌》中歌頌西風的巨大力量，表達自己對西風的敬畏和喜愛；但對中國人來說，“西風”往往意味著“嚴冬”和“寒冷”，其在詩作中的意象也常常偏向于冷落凄清。這種文化意象的錯位反映在文學翻譯的諸多方面，對這些文化意象的合理處理時刻考驗著譯者的雙文化功底和對兩種語言文化語境的良好把握。
四、目的讀者群的文化語境對文學翻譯的制約
“文學翻譯的目的就是提供讀者閱讀的譯本……考慮讀者因素是譯本成敗的關鍵之一。”[1]所以譯者在進行文學翻譯之前必須考慮這部作品到底面向哪些讀者群。不同年齡段、不同教育背景、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對譯文有著不同的期望和需求，譯者需對目標讀者群的需求有一個準確的認識，并據此選擇恰當的文學原作進行“因材施譯”的翻譯工作。而且哪怕是對同一個作品的翻譯，譯作也應根據不同的讀者群相應地調整翻譯策略和基本要求。
翻譯一部文字優美、意境深遠的文學原著，如果是面向文化水平較高的讀者，那么譯者在求“信”和“達”的同時就不得不多下工夫力求達到“雅”的標準，反之，則如當下流行的外國名著的兒童譯本，譯者在翻譯《茶花女》、《雙城記》等文學價值頗高的作品時沒有按照原作的行文風格翻譯，而是盡量選擇淺顯易懂的詞句，必要的時候還對原作進行刪減以防對兒童讀者產生不必要的閱讀障礙。
隨著中外交流的加深和英語教育的普及，不少讀者已經具有了閱讀原版小說的能力，面對此類讀者的譯作就對譯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今年來風靡全球的奇幻小說《魔戒》，其中譯本由某著名出版社推出，但譯本一面世就遭到的讀者的批評，原因就在于部分讀者在閱讀原著和譯作后，發現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出現的漏譯、錯譯、望文生義、憑空增譯等問題。“有些批評之鞭辟入里讓記者都驚嘆普通讀者對西方現代奇幻文學的熟悉程度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的文學家與文學翻譯者……傳統譯者出現了滯后于讀者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翻譯現當代流行文學作品的譯者就很有必要審慎地處理原著文本并且謙遜地接受讀者的批評意見，讓譯者與讀者合作打造出一個更加貼近原著的譯文。
五、.結語
“文學翻譯是譯入語文學吸收、借鑒外來文學，從而促進自身文學革新和發展的重要途徑。”英漢文學翻譯在促進中西文化交流、幫助我國讀者了解西方風土人情等方面也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翻譯活動離不開對語境的準確把握，在文學翻譯中，文化語境的作用和影響力則顯得尤為突出，譯者若不能很好地理解并掌握這些文化語境，勢必將對譯文的質量和水平產生負面影響，使譯文詞不達意，令人費解，更有甚者會張冠李戴，貽笑大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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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域文化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地域文化指的是由所處地域、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所形成的文化，表現在不同民族對同一種現象或事物采用不同的言語形式來表達。［3］112－113中國是個地大物博，幅員遼闊的國家，人們常常用“揮金如土”形容人花錢慷慨或揮霍無度。而英國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國。水對于英國人來說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資源，所以他們用“spendmoneylikewater”來表示相同的意思。由于“土”對于他們來說是很珍貴的，若將“揮金如土”直譯為“spendmoneylikeearth”英國人可能難以理解，從而造成交際障礙。作為島國，英國在歷史的發展中積累了大量與“boat”，“water”，“sailing”，“fish”相關的習語，而我國是農耕民族，習語自然與土地及耕作工具相關，所以英漢翻譯時一定要根據各自的文化做出等值譯文。如:“neveroffertoteachfishtoswim”(不要班門弄斧)，“abigfishinalittlepond”(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
2．習俗文化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不同的民族在歷史發展進程中，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文化規約和習俗。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必然反映民族的風俗習慣。日常打招呼，中國人大多使用“吃了嗎?”“上哪呢?”等等，這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一種隨意感。可西方人會把這種打招呼的方式理解成為一種隱私干涉。在西方，日常打招呼他們會。單地說“Hello”，“Hi”，或按時間段問候，“Goodmorning!”“Goodafternoon!”“Goodevening!”。而英國人見面也會說:“Aniceday!”。中國傳統婚禮習慣用紅色，因為紅色象征吉祥。在喪葬習俗中，喪色為白色。而在西方的風俗習慣中，白色卻代表圣潔美好。所以，婚禮上新娘總是身著白色婚紗。所以，在翻譯紅色和白色時，譯者要注重了解不同文化的風俗習慣，準確地表達語言所賦予的文化內涵。因此，“awhiteday”要譯成“好日子”或“吉日”而不能直譯成“白色的日子”。再如:yardsale(庭院售物)、garagesale(車庫售物)、porchsale(門庭售物)或movingsale(搬家售物)，是英美國家一種獨特的售物方式。由主人把家中多余不用的物品放在庭院中，車庫里或門廊下廉價出售。而國內是沒有這種做法的。因此，只有了解這種文化，才能正確翻譯，否則，會根據字面意思造成誤譯。
3．思維模式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思維模式是使用某一種語言的民族群體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語言心理傾向。不同文化的人對外界認知模式的差異，往往導致思維模式的差異。中西文化認知角度的差異，表現在對同一事物具體與抽象特征敏感落點的不同。在對事物進行描寫時，英語思維習慣往往把觀察重點和視覺中心落在較為抽象的特征上，并以抽象的特征來說明更為具體的東西，而漢語的感知視點恰恰與此相反。如:中國人習慣性用具體的“鍋碗瓢盆”指代廚房里的炊具，但因為認知視點的差異會誤譯為，“wok，bowl，gourd，la-dlebin”，而應抽象概括為“cookingutensils”。再如:“Hisbodyisveryhealthy．”(他的身體非常健康)、“Histwoeyesareblind．”(他雙目失明)。從漢語的語言使用習慣來說，這兩句說法沒有問題。由于英語思維習慣把句意中心落在較為抽象的特征上，而漢語習慣落在具體的特征上，所以譯文中的“body”，“eyes”就是一種漢語具體思維的體現，更地道的英語表達應該是“Heisveryhealthy”，“Heisblind”。語言與思維關系密切，不同的思維方式制約著語言的表達方式。所以，翻譯時應充分了解兩種語言的差異，排除思維習慣的干擾。
4．宗教文化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宗教文化，作為一種以信仰為核心的特殊文化，影響著人們的思想意識、生活習俗。英美人多信仰基督教，認為世界是“上帝”創造的，凡事要遵從上帝的旨意。因此，英語中經常出現與“上帝”有關的語言表達，如:“Godblessme”、“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有些譯者將這兩句話直譯成“上帝保佑”“上帝幫助自助者”。顯然，這樣的表達是不符合漢語文化的。由于中國受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的影響較深，所以，“Godblessme”譯成“菩薩保佑”，“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譯成“天助自助者”更符合漢語的文化傳統，也更容易讓中國讀者理解。再如:“半路出家”(switchtoanewtradewithoutsolidfoundation)，“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鐘”(takeapsiveattitudetowardone’swork)，“借花獻佛”(topresentBuddhawithborrowedflowers—toborrowsomethingtomakeagiftofit)。“出家”、“和尚”，“佛”均是中國的宗教文化，為了避免理解上的難點，括號中的譯文均采用了意譯法。對于宗教文化方面存在的差異，在翻譯時應予以注意，否則就會造成交際障礙。
5．情感聯想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語言的聯想意義和社會文化是緊密相關的。在翻譯中，盡管字面意義相同，但潛在的背景因素引起的心理聯想會存在差異。一些看似相同的事物，不同文化習俗的讀者，往往會有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聯想。如:英語中“goose”含有蠢笨、呆頭呆腦的意思，故而英語中有“stupidgoose”的說法，但對中國人來說，“鵝”是優雅、美麗、甚至高貴的化身，我們有洛賓王那首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詠鵝》為證，中國人無論如何不會將“鵝”與“蠢笨”聯系起來。［2］狗在中國詞匯中經常具有貶義色彩，“走狗、狗仗人勢”等都帶有強烈的諷刺意義。在西方，狗被視為寵物，帶有褒義色彩，如aluckydog(幸運兒)、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等都體現了狗在西方人眼中的特殊地位。
6．價值導向不同導致的文化差異。價值導向是指社會或群體、個人在自身的多種具體價值取向中將其中某種取向確定為主導的追求方向的過程。由于價值導向不同，兩種文化對于“謙遜”的看法截然不同。如:“modestdogsmissmuchmeet”(謙虛的狗沒有肉吃)，“anexcessofmodestyobstructsthetongue”(謙虛過分束縛舌頭)，“rulesmodestydestroygeniusart”(規則與謙遜會毀掉天才和藝術)等等。諸如此類的說法表明西方人認為“謙遜”無用。而中國人自古以來就很注重“謙遜”。如:“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后”(Modestyhelpsonegoforward，whereconceitmakesonelagbehind)，“滿招損，謙受益”(Pridehurts，modestybenefits)，等等。西方英語國家一般強調個人行為，成就及個人價值。如:“Everymanforhimselfgodforusall”(人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Godhelpsthosewhohelpthemselves”(自助者天助)，“Everymanisthearchitectofhisownfuture”(自己的命運自己掌握)。而我們更強調集體價值觀，集體的成就。為了大局，可以犧牲掉個人的利益。因此，就有以下說法:“吃苦在先，享受在后。”(Thefirsttotoilthelttoenjoylife)這是典型的中國人的價值觀，強調集體的力量。再如:“眾志成城”(Thereisverybigstrengthwhenpeoplejointogether)，“眾人拾柴火焰高”(Manyhsmakelightwork)，“單絲不成線，獨木不成林。”(inglethreadcan’tmakeacord，noringletreeaforest．)
二、結語
文化差異問題內容豐富而又復雜。在翻譯過程中，只有充分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異，弄清源語言的真實涵義才能使譯文貼切而又自然。在英漢翻譯中，為了有效避免因文化差異而造成的誤譯，可以靈活采用不同的翻譯技巧。在直譯與意譯都不能解決問題的情況下，可以采用以下三種補償策略。
1．對于詞義空缺的詞匯可以采用音譯法。如:“陰(yin)”、“陽(yang)、bowling(保齡球)，disco(迪斯科)。
2．為了保留原文的文化色彩，可以采用釋義法，注譯法。如:theheelofAchilles(阿基里斯的腳跟———唯一致命的弱點)。
[論文摘要]成語作為英漢語言的精華，帶有濃厚的歷史和民族文化積淀，它的產生和使用在各自的文化中表現出各自的特色，成語翻譯歷來是翻譯的難點。文章從英漢文化差異的視角，闡述文化差異對英漢成語翻譯的影響，探討如何靈活運用英漢成語翻譯策略，以盡可能在譯文可讀性和保留原語文化間尋求最佳平衡點。
一、引言
成語（set phrases）是習語（the idiomatic phrases）的一種，是人們在長期實踐和使用過程中提煉出的語言結晶。成語一般來自于古代經典、著名著作、歷史故事、民間傳說等，蘊含著豐富的文化信息，具有強烈的民族特色。
進行英漢成語互譯，要處理語言和文化的矛盾，不僅要譯出原語成語的形象、喻義、修辭，也要譯出其文化含義。如成語“守株待兔”，是中國的一個古代故事，若譯為stand by a stump waiting for the appearance of a hare，會令人大惑不解。若譯為stick to old practice and refuse to have a change 或是trust to chance and windfall，雖然其意表達出來了，但成語的文化特征已是蕩然無存，因而也不可取。可見， 處理英漢成語互譯的關鍵是運用文化差異的視角。
二、英漢成語所反映的文化差異
如果說語言是反映文化的一面鏡子，那么作為語言的核心和精華的成語更是文化的結晶，集中的體現了各自文化的差異。英語和漢語作為兩門完全不同的語言，體現的是兩種完全迥異的文化。
文化的最早定義是來自英國人類文化學家泰勒，他下的定義：文化是一個復雜的總體，包括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風俗，以及人類在社會里所得的一切能力與習慣。可見，文化是一個很復雜的系統。通過比較，英漢成語所反映的文化差異主要體現在地理環境、風俗習慣、宗教信仰和歷史文化四方面。
（一）地理環境文化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不同的自然環境對民族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不同的影響。中國屬于典型的大陸環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農耕氣氛比較濃厚的國家，土地在人們的生活中顯得至關重要，漢語中有相當一部分和土地和農業生產相關的成語。如“揮金如土” “面如土色”“瓜田李下”等等。西方受海島狹小范圍的限制，土地資源十分有限，為了生存發展，航海業和漁業十分發達，英語中有很多關于船和水的成語，如plains ailing(一帆風順)to go with the stream(隨波逐流)、to keep one’s head above water(奮力圖存)等等。
（二）風俗習慣文化
風俗習慣的差異是文化差異的一個主要方面，在成語當中有較多的反映，特別是在動物形象上。龍在中西文化中代表了兩種完全相反的形象。在中國傳統文化中，龍象征著吉利，漢語中與龍有關的成語一般都含褒義。如“望子成龍”“龍鳳呈祥”等。但在西方神話傳說中，dragon是一種長著翅膀，能夠從口中噴火的怪物，令人感到恐怖。因此，在西方文化中，dragon通常是邪惡的代表，a dragon就常被用來形容飛揚跋扈、令人討厭的人。
（三）宗教信仰文化
與宗教信仰有關的成語也大量地出現在英漢成語中。佛教傳入中國已有一千多年的歷史，有佛教關的成語有很多，如“借花獻佛”“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等。在英國等西方國家，影響最大的宗教是基督教。在人們心中，God具有無上的法力。英語成語中有許多與God相關的成語。如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人們詛咒一個人常說God damn you ，危險過后常說God bless you。
（四）歷史文化
歷史文化指由特定的歷史發展進程的沉淀所形成的文化，其中一個重要內容是歷史典故。歷史典故是民族歷史文化中的瑰寶，蘊含著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漢語的典故成語多出自《四書》、《五經》或神話傳說，如“東施效顰”、“名落孫山”等。英語的典故成語多來自《圣經》，希臘羅馬神話或《伊索寓言》等，如：Achilles’ hell，a Pandora’s box等。
三、英漢成語的翻譯策略
一些翻譯理論家，如蘭博（Lam Bert）和雷恩（Robins）認為：與其把翻譯視為一種雙語之間的轉換活動，不如把翻譯看成是兩種文化之間的交流活動。由此可見文化必須納入到英漢成語翻譯的研究范圍，王佐良說：“翻譯者必須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文化人。人們全說，他必須掌握兩種語言，確實如此：但是，不了解語言當中的社會文化，誰也無法真正掌握語言。”
翻譯的最終目的是實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成語翻譯更應遵循這個原則。奈達說：“The best translation does not sound like a translation”，魯迅先生講過：“凡是翻譯，必須兼顧著兩面，一當然為求其易解，一則保存著原作的風姿。”就成語翻譯而言，就是能直譯的就直譯，不能直譯的就意譯，盡可能在譯文可讀性和保留原語文化間尋求最佳平衡點，確保在最大程度上將原文所包含的文化信息呈現給譯文讀者，達到“文化傳真”的目標。實踐當中，英漢成語翻譯通常采用以下方法：
（一）直譯法
直譯法，指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在譯文中保留原成語的比喻、形象和民族、地方色彩。如：A gentleman’s agreement(君子協定)；Wall have ears（隔墻有耳）；竭澤而漁（to drain a pond to catch all the fish）;前人栽樹，后人乘涼（One generation plants the trees under whose trade another generation rests）。直譯能夠比較完整地保留原成語的比喻形象、民族色彩，可以豐富譯語的詞匯，使讀者體驗到一種新鮮感。
（二）直譯加注法
有些成語，其歷史典故文化比較濃厚，直譯之外，還需加必要的注釋。如a Don Juan 唐磺。 意為風流浪子。Don Juan是英國詩人拜倫作品中的人物，他是一個勇敢、風流的騎士。現在，他經常被用來指代具有這些品質的年輕人。這類成語如果不加解釋地直譯出來，譯文讀者一般很難理解其寓意。再如，漢語成語“班門弄斧”：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the axe before Lu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如在譯文中不加后半部分解釋語，只譯Lu Ban，恐怕大部分英國讀者不知道Lu Ban 為何許人，自然對這一成語的理解會產生疑惑。 轉貼于
（三）意譯法
意譯法指翻譯時僅保留原文的意思而不保留原文表達形式的方法。當由于文化差異而無法直譯，直譯加注釋過長，會破壞成語的簡潔性和可讀性時，就用意譯法，靈活傳達原意。如英語成語Two friends are hand in glove with each other(親同手足)， to snap and snarl at a kind-hearted man(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漢語成語具有的民族文化特色很多情況下在英語中難以用直譯法體現，也常采用意譯法，雖難以保全成語的文化特色和形象，卻能簡潔地反映出成語的喻意。如事實勝于雄辯Fact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背黑鍋hold the bag，漢語口語中“背黑鍋”的說法意指某人干了壞事而責任卻落在未干壞事的人身上。英語中把這種情況說成“捧著布袋子”（hold the bag），值得注意的是：英美人講hold the bag既可能是同犯錯誤的人，也可能是沒有牽連的人。
（四）直譯加意譯法
應注意到，直譯和意譯是相對而言的，沒有一個絕對的界限。在很多情況下，為保留原文形象，并使譯文暢達，英漢成語可部分直譯，部分意譯。如成語“東施效顰”，如意譯成Dong shi， an ugly woman， knitting her eyebrows in imitation of the famous beauty Xishi only to make herself uglier，英文讀者會由于不知道西施是何許人而無法理解其含義。若采用直譯加意譯的方法，在上文之后加上意譯“blind imitation with ludicrous effect”，其意便一目了然了。在英語中有這樣一句成語“Even Homer sometimes nods”，在這句成語后面，譯者會加上一句“Even the wise are not always free from error”，正好對應了漢語成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五）回譯法
有一小部分成語，本來自于源語，翻譯時可采用源語的成語，如以眼還眼an eye for eye，鱷魚的眼淚 crocodile’stears，武裝到牙齒 armed to the teeth等。
四、結束語
作為一種獨特的語言文化現象，成語具有較大的文化信息負載量，是英漢民族語言中最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部分。正如Lotman所說：“沒有一種語言不是植根于具體的文化之中的；也沒有一種文化不是以某種自然語言的結構為中心的。”在翻譯成語時，關鍵是把握好漢語和英語各自的文化，運用文化差異的視角根據實際情況靈活采用恰當的譯法，盡可能了解民族語言與文化，深刻理解成語本身的意義，才能使成語的翻譯達到最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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