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3-02 08: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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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企強則種業興
記者：意見在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方面有什么舉措？
余欣榮：發展現代種業，必須做大做強種子企業。意見著眼加快提升企業創新能力，培育有競爭力的種子企業，提出鼓勵企業加強研發投入，自主建立研發機構，有實力的種子企業并購轉制為企業的科研機構，切實增強企業的科技創新能力。
同時，要求確定為公益性的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在2015年年底前與其所辦的種子企業實現“事企脫鉤”，目的是促進這些企業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打造成產權明晰、股權多元、責權明確、管理科學的科技型企業，激發發展活力。
意見還確定，新布局的國家和省部級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企業技術中心、重點實驗室等種業產業化技術創新平臺，要優先向符合條件的育繁推一體化種子企業傾斜；按規定開展種業領域相關研發活動后補助，調動企業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發揮現代種業發展基金的引導作用，廣泛吸引社會、金融資本投入，鼓勵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合作。
促進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資源向企業流動
記者：我國種業科技資源和人才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為什么意見提出科技資源要向企業流動，有哪些具體改革措施？
余欣榮：目前我國在育種方面普遍采用的是課題組制，選育規模小、低水平重復、育種效率低，突破性品種少；而跨國公司普遍建立商業化育種體系，以市場為導向，全面整合人才、技術、資源等科技要素，形成了科學設計、專業分工、流水作業、集約運行的商業化育種模式，實現了大規模、高通量、集團化、標準化育種，大幅度提高了育種效率，形成持續培育好品種的能力。
建設種業強國，必須深化種業科技體制改革，建立以企業為主體的商業化育種創新體系。種業科技體制改革成功的關鍵，就是能否更加有效地發揮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現有人才、技術和資源優勢，種子企業能否盡快做大做強。
推進種業科技體制改革，要通過推動確權交易，讓種業科研資源及成果“流”起來；通過強化合作交流，讓科研人員“動”起來；通過創新科研成果收入分配機制，讓科研人員依法“富”起來；通過完善市場導向機制和商業化育種機制，切實讓育種效率“高”起來。
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
記者：意見提出要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重點要在哪些方面實現突破？
余欣榮：我國高產優質、多抗廣適、適合機械化生產、設施化栽培的突破性品種較少，難以滿足現代農業發展需求。對此，意見提出加強國家良種重大科研攻關，以構建產學研協同創新機制，大力推進種業科技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加快培育一批具有重大應用前景和自主知識產權的突破性優良品種，力爭實現4個突破：
――重點作物育種實現新突破。要求制定主要農作物良種重大科研攻關五年規劃，加快選育優質高產、廣適多抗和適合機械化、設施化的新品種，先期在水稻、玉米、油菜、大豆、蔬菜等5類作物取得突破，加快實現新一輪品種更新換代。
――核心技術實現新突破。重點突破種質創新、新品種選育、高效繁育、加工流通等關鍵環節的核心技術，全面提高我國種業科技創新與應用水平。
――在構建產學研聯合攻關新模式上實現突破。要求建立育種科研平臺，公開招聘國際領軍人才，打破院所和企業界限，聯合國內研發力量，建立科企緊密合作、收益按比例分享的產學研聯合攻關模式。
――在建立多元投入新機制上實現突破。要求種子企業加大研發投入，擔當投入主體責任。國家各科研計劃和專項加大支持力度，吸引社會資本深度參與，重點支持育繁推一體化企業。全面提升企業自主創新能力，逐步確立企業商業化育種的主體地位。
種業基礎性公益性科研投入將加大
記者：意見要求提高基礎性公益能力，體現了對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新定位和新要求，國家對此在支持政策上有何調整？
【關鍵詞】國外傳媒制度；政治邏輯；商業邏輯；社會邏輯；研究述評
【中圖分類號】G21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9-0076-05
對特定研究的研究主題和研究的相關領域做文獻資料的回顧與分析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制度研究離不開歷史材料的印證與反恩，不同歷史語境中的種種社會制度利用其相關的連續性把特定組織的現在、過去與未來連接起來。“組織的現在和未來的選擇只有在制度演化的歷史話語中才能被較為妥善和充分地予以理解和解讀”。傳媒制度是傳媒同政府、社會和公眾之間的博弈規則，作為一種內生性資源建構起傳媒在政治、社會和經濟領域中同其他博弈主體即利益相關者之間互動、交流和交換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體系。綜合來看。國外傳媒發展及其傳媒制度安排特色較為鮮明的國家主要以美、日、英、法、德、韓、俄羅斯等為代表。其中日本的傳媒發展自二戰以來呈現出明顯的西化特征，其傳媒制度基本上效仿美國的傳媒模式，而法、德等國的傳媒則同英國傳媒一樣，在商業化發展的同時傳媒的公共性和公益性特色也較為鮮明。鑒于此。文章主要以美國、英國、韓國、俄羅斯等國家的傳媒制度為考察對象，基于政治、市場與社會之間的一種三角博弈視角，對這些國家的傳媒制度發展及其模式轉型的相關研究進行整體的回顧和述評，從系統性和批判性的層面對國外傳媒制度的研究現狀形成相對清晰和完整的認知思路，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厘清中國特色的傳媒體制改革與制度創新的話語選擇與理論演繹的客觀基礎，以為當前文化體制改革背景下中國傳媒體制改革的相關制度安排與改革路徑創新提供來自國外的經驗學習與模式借鑒。
一、美國：基于產權私有化的政治性漸弱和商業性漸強的傳媒制度演化圖景
美國傳媒制度的發展現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一是從傳媒的屬性及其同政府之間結成的相互關系上來看，美國傳媒運營模式多數實行產權私有化體制，具有獨立于政府行政性控制與干涉的發展相對自由度，表現為經濟上的相對自主獨立和政府的非直接控制以及傳播政治上的新聞自由權利受憲法第一修正案的強力保護，但在技術變革推動下與利益結構調整的價值取向上，又同國家、政府在博弈過程中和特定的社會制度結成一種非對立和競爭式合作的共生關系。美國布朗大學達洛爾·M·韋斯特（Darrell M.West）教授通過美國傳媒報道傾向的變遷及其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的分析研究，對美國傳媒的制度模式轉換和運行機制演進進行剖析，在大量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和市場與技術雙重力量裹挾的背景之下。描繪出美國媒體經由“黨派性媒體商業化媒體客觀性媒體解釋性媒體分化的媒體內含了公共生活與民主政治使命的未來媒體”的發展軌跡，表明一種政治力量逐漸弱化的美國傳媒制度演化圖景。
二是從傳媒所有權的發展演變上，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報業集團的兼并出現以地域關系并購為主的水平整合如報紙的并購和以跨界為主的垂直整合如廣播、電視、電影、互聯網等多媒體匯聚，并購后的傳媒其所有權形式和利益偏好機制均發生了較為根本的變化，商業權力和利益訴求成為傳媒企業集團內部的支配性力量。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艾利·M·諾姆（Eli M.Noam）教授在研究媒介集中導致媒介所有權分化時指出，“大眾媒介、信息技術、電信、互聯網之間的融合發展帶來傳統媒體產業市場中的媒體反壟斷訴求越來越強烈，傳媒所有權的傳媒公司內部人控制現象正在經歷分化”。學者本杰明·康佩恩（Beniamin paine）在諾姆研究觀點的基礎上進一步主張“媒介所有權分化的目標應在有利于傳媒利潤導向管理的同時適度強化傳媒的民主思想促進與公共價值倡導的角色與功能，要讓媒體管理機構參與傳媒集團企業的管理以瓦解傳媒巨頭對傳媒經濟利潤的絕對控制”。
三是從傳媒的規制治理與監管上，美國政府通過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基于《傳播法》和《1996年電信法》對傳媒運營提出“公益（Public Interest）、便利（Convenience）、必需（Necessity）”的基本要求，采取“非對稱管制政策（asymmetric control policy）”對傳媒實施放松規制，鼓勵行業組織參與傳媒監管，以激勵競爭和制衡為主鼓勵傳媒產業融合和傳媒業務的雙向進人，以此規范傳媒發展的市場秩序和建構傳媒產業增殖的全新競爭框架。
四是關于傳媒公共性的討論與研究。在技術變革促進媒體融合和美國政府應對新的傳媒產業發展形式而對傳媒實施放松管制的情形下，傳媒的商業化擴張本質進一步得到張揚，這也引起了諸多社會政治學家的深刻憂慮，如羅伯特·邁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指出，“報紙、雜志、電影、電視、廣播、書籍等絕大多數媒體被少數跨國媒體集團所主宰，美國媒體系統在高度商業化的過程中近乎瘋狂和失控，隨之而來的商業化的公共話語對美國政治的民主進程和公民社會建構無疑都是一種災難：只要媒體是私營的、營利性的和以美國商業主義為支撐的，如果沒有一種突出的聲音和力量來調節和限制媒體所有權，我們能否擁有一個由公民自己決定經濟和傳媒體制的社會。這仍然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根本問題”。美國廣播與有線電視雜志資深記者約翰·伊格頓（John Eggerton）認為：“美國傳媒改革的起點是建立一個可行的非營利傳媒組織和非商業性媒體。這將為美國社會帶來許多價值”網。美國從未經歷像日本、加拿大和西歐國家那樣的公共廣播形式。“倚靠營利性傳媒巨頭來創造民主的傳媒系統其成本簡直太高，這種組織的問題往往沒有一種一次性的理想的解決方案，雖然互聯網和數字技術極大地改變了媒體的結構系統和運營模式，其結果可能不是一個更具市場競爭力、更民主的媒體系統，倒是政府的財政補貼和政策支持可以發揮關鍵作用，應該在去和啟動媒體系統內問責制的基礎上加大國家政府對市場弱勢的廣播、電視、互聯網和印刷媒體的資助，建立和維持一個包括國家網絡、地方電視臺、公共電視訪問和獨立的社區廣播站等在內的非商業、非盈利的公共廣播和電視系統”。這樣。在市場力量與社會自由民主訴求的雙重作用下，一種基于產權私有化的政治性漸弱和商業性與社會性漸強的傳媒制度演化圖景逐漸成為美國傳媒制度建構的突出特點。
二、英國：商業性與公共性并行的傳媒制度模式
英國傳媒主要運行以市場利潤為導向的商業性體制和政府規管與主導下基于社會公共服務的公益性體制兩種類型的制度模式，但由于英國國內的政黨政治和商業化的影響，公共服務性傳媒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受到擠壓，公共傳媒制度在運行過程中也將面臨變革和調整。在傳媒同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博弈互動與利益結構變化來看，其一是基于市場商業力量的膨脹對公共非營利性傳媒制度在政治與社會公共話語中的地位弱化的趨勢。杜塔·康納爾認為，英國公共傳媒規劃改革的主要原因在于“近年來市場力量和傳媒組織機構逐利訴求的日益膨脹，尤其是傳統媒體廣告投資的投資回報率大幅下降導致廣告支出與廣告績效不斷流向新媒體。在一定程度上進一步強化了傳媒渠道壟斷集團的商業勢力，凸顯出公共非營利性媒體在政治與社會公共話語中的弱勢地位”。如“作為一個公正的、半自治（獨立于政府）的具有全球性傳播實力和影響力的傳媒組織，英國廣播公司是英國公共服務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唯一的公共媒體，其經費來源主要由特許電視費（約占76%）、商業活動收入（約占17%）和政府經費資助（約占5%）三部分組成，2012年的電視費之爭和英國政府進行BBC的費用公開轉讓導致和加劇了傳媒市場商業力量向公共非盈利傳媒領域進逼，BBC正面臨其商業化之困”，給英國公共性傳媒生存發展帶來體制嬗變的風險和公共傳媒私有化的危機。其二是從傳媒中介組織與相應的傳媒行業評估機構對英國傳媒業發展的作用與影響來看，英國國家和政府對傳媒的管理與控制的力度還是較大的。民主政治理論學者維克多·雷諾索（Vietor Reynoso）認為：“傳媒的政治報道通常是政府治理合法性建構的核心過程及其必需，對任何方式的信息、特定的政策、選舉當局的運動等的報道應該給予公民參與評估的傳媒渠道和讓中立性傳媒監管機構對其觀點或視聽的公平、公正性覆蓋進行法律層面的監督與問責。以切實回應政府與當局對傳媒報道的強控制”。其三是從傳媒規制與法律監管的發展來看。一方面基于市場競爭和電子媒體的迅猛發展導致傳媒產業市場格局分化混亂以及政府對傳媒業管理預算支出的限制。英國政府“自1993年以來逐漸放松對電視和報紙媒體的管制。允許其在通過精良研究的關鍵節目確保媒體服務與媒體監督作用的前提下可以適度追求商業利潤。同時加強對數字傳媒產業的規制標準制定與運營監管”；英國傳媒常常被置于政府部門、行業標準和法律等多元模式的監管之下。“英國政府主要基于《歐洲人權公約》和《人權法案》，以廣播代碼、媒體傳播話語與內容的適用性標準、英國通信辦對傳媒評論政治的權限及相關法律規定等對傳媒的傳播生產行為實施全方位的監管”。
三、韓國：政治生態和傳媒輿論生態高度契合的傳媒制度安排
韓國傳媒制度發展變革的現狀在很多時候表現出與韓國政治生態環境高度契合的特點。在韓國，政治權力以各種形式介入媒介，加之各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前現代因素仍然支配著韓國傳媒的管理和運營。韓國國家和政府對傳媒采取的多種控制與干預的政策與途徑，在廣播電視與報業等傳統媒介領域直接表現為“強政府。弱社會”的制度模式和“弱政府，強社會”的制度模式。韓國的廣播電視媒體以公共體制為主，主要由政府負責監管與治理控制，表現出較強的政府依賴和相對較弱的經營性，“在發展過程中往往充當政府形象建構與政府治理合法化的得力工具”。而韓國的報業私有化則已擁有較長的發展歷程，具有較強的產業化實力，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韓國政府的產業政策之影響。正如韓國學者樸承寬認為的那樣，“傳媒業在韓國既不是純粹的公營。亦非完全意義上的私營。存在較為嚴重的利益糾葛和產權不明晰問題”嗍。其次，從傳媒體制變革的動力來看。政府成為傳媒改革的主要推動力。韓國國內興起的“輿論改革”成為韓國傳媒體制變革的先導，并使韓國傳媒的發展變革浸潤于這種強烈的政治話語中，“各黨派和政治團體以不同的方式實現傳媒介入，表達自己的聲音，執政黨及其政府也通過政策傾斜對公共傳媒進行商業運營提供保護和通過財政支持和幫助弱勢報業以打破報業的市場壟斷從而實現輿論環境的多元化”。特定的政府與傳媒關系、傳媒政策觀念和宏觀政治生態對韓國傳媒的結構調整與體制建構起著重要的影響作用。也使當前的韓國傳媒業呈現出較強政府干預與行政集權特色的國家主導式傳媒發展模式和傳媒的國家管理體制。此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韓國傳媒的法制化發展，1987年韓國總統直選的政治生活變化及政治民主化改革系列措施的頒布引導韓國新聞傳媒變革朝著民主、自由、開放的方向發展，《報業基本法》的廢除和《廣播電視法》與《定期出版物登記法》的頒布正式開啟了韓國傳媒的法治化進程。但這一時期的韓國傳媒法制化和自治化發展并未真正實現，“政治集權在傳播領域一定程度地留存使韓國傳媒發展仍然帶有與權力合作和合謀的某些印跡：信息資源和社會政治資源常常因為政黨之間的利益角逐而在傳媒領域和傳媒權力結構中被重新分割”。1999將韓國國會將《廣播電視法》《綜合有限廣播電視法》《有線放送管理法》和《韓國放松公社法》等傳媒法律法規予以整合并以《綜合廣播電視法》的形式重新制定和審議通過，“在維持既有廣播電視廣告事前審查機制的同時將廣告審議和廣告審查權利由政府機構下放至民間機構”，從而有利于強化傳媒的行業自律。基于報業惡性競爭的現狀，以限制傳媒無序運營為宗旨，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于2001年向韓國改革管理委員會和政府呈遞《整頓報業市場的指導方針（草案）》。2004年，“為保護社會的多樣性、限制報業的市場壟斷和保護傳媒消費者的合法權益”，恢復職權的盧玄武政府頒布《大眾傳媒改革法》。2005年，《報紙法》頒布實施，“對報紙媒介的市場逐利行為與社會責任進行相關的強制性規范”閻。在政治民主化、傳媒專業化、媒介技術迅猛發展、傳媒資本力量日益成熟、傳媒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復雜歷史背景下，韓國政府以法律的形式來引導和干預傳媒發展，以政府監管和扶持的相關政策與傳媒理念來促進傳媒體制變革，這都將在某種程度上對韓國傳媒的發展以及傳媒制度的未來建構產生極為重要的影響力。
四、俄羅斯：“強政府、弱社會”的多層級傳媒制度安排
俄羅斯傳媒發展及其制度改革現狀，從傳媒的制度安排與制度結構演化上看。葉利欽執政時代，蘇聯正經歷社會轉型和經濟轉軌，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大資本借助于政治關系與政治權勢實現對傳媒的集中和壟斷，私有化的傳媒的國家文化宣傳功能幾近頹廢。20世紀90年代，以西方國家思想滲透與輿論批評為主要特點的政治和平演變加速了蘇聯解體，其文化、外交和國際形象在國際政治格局中進一步面臨嚴重的挫折。在傳媒全球化發展以及“媒體外交”的國際外交新形勢下，2001年普京政府著手媒體整肅行動，推動媒體改革，“打擊傳媒私有化和市場壟斷，整合媒體機構，加強國家對媒體的控制”。成立全俄新聞出版廣播電視大眾傳媒部以對傳媒實施嚴格監控，成立全俄國家廣播電視公司對傳媒實行國家控股以扶持國有傳媒發展。至此，俄羅斯廣播電視媒體的管理形式也開始轉型為“適合俄羅斯國情的國有公共服務體制”。其次是從俄羅斯傳媒法律、規制與監管上來看，普京政府特別召開全俄傳媒行業大會，將俄羅斯傳媒制度改革提上國家議事日程，通過《俄羅斯廣播電視法》和修訂《俄羅斯大眾傳媒法》，從法律上對傳媒行業的經濟行為和公益行為進行規范和政策支持，在鼓勵傳媒產業多元化的基礎上“保護傳媒的國有制度和國家對傳媒所有權與經營權的集中領導”。從而逐漸建構起一個“強政府，弱社會”的富有影響力和多層級的俄羅斯傳媒管控系統與制度體系。
五、對國外傳媒制度發展研究的述評與反思
關鍵詞：旅游業；文化遺產；文化旅游
中圖分類號：K9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11)05－0074－03
一
我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悠久的歷史為華夏子孫留下了豐富而獨特的文化遺產。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地深化，人們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質的提升，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現并認識到這些廣泛分布于中國大地上的文化遺產所蘊涵的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于是，中國政府于1985年加入《世界遺產公約》，開始了“申遺”的歷程。自1987年中國首批“世界遺產”問世以來，“遺產旅游”成為我國旅游新的熱點，世界遺產地越來越受到國內外游客的青睞。然而，世界遺產地在從旅游業中獲得顯著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引發了旅游開發和保護的矛盾。特別是很多文化遺產和自然遺產正面臨著商品經濟的沖擊和旅游經濟過度、不當開發帶來的嚴重威脅，甚至有從地球上永久消失的跡象。因此，如何正確認識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在現階段就顯得極為重要。
文化遺產具有豐富的價值和作用。其中最核心的價值是象征價值即歷史價值。遺產是歷史的見證、情感認同的根基、自我認識和定位的基礎。作為見證歷史的實物，遺產能夠使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人民產生情感上的認同，從而作為愛國愛鄉教育的題材，增強民族凝聚力。遺產還具有美學價值、信息價值(科學價值)和存在價值，能夠保護我們的記憶和精神家園，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這些都是文化遺產價值的主要方面，它決定了文化遺產保護第一的原則，同時也構成了文化遺產基本的文化內涵。這種獨特的文化內涵、歷史記憶和情感認同主要作用于文化與精神領域，與流行文化結合，能夠對人們產生強烈的文化吸引力，從而使人們產生到遺產地旅游的欲望，為文化遺產的旅游和開發提供了可能性。此外，文化遺產還具有經濟價值，它是由文化遺產的存在價值衍生出來的，可以產生直接的經濟效益和間接的經濟效益。這就決定了文化遺產是可以被開發和利用的，其中最重要的利用方式當屬文化旅游。直接的經濟效益是指與遺產地有關的門票和旅游直接經濟收入，間接的經濟效益是指與旅游業相關的服務行業的發展所帶來的經濟收入。對文化遺產的利用具有娛樂性、觀賞性、體驗性和休憩性，它以觀賞與體驗的方式進行，物質消耗少，可重復消費，是構成現代旅游產業的基礎資源、稀缺資源。
然而，文化旅游對文化遺產來說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旅游者對文化遺產日漸增長的需求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為擴大保護活動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但另一方面，人們對文化遺產的訪問量日漸增長，他們忽視其文化價值而對其過度使用、不恰當利用以及商品化處理，對遺產的完整性造成了真正的威脅。
二
ICOMOS于1999年頒布的《關于文化旅游的國際》指出：“國內和國際旅游繼續作為文化交流的最重要的工具之一，為我們提供了解經歷歲月滄桑和社會洗滌的有個性的生活經歷的機會。它日益成為自然和文化保護的一支積極的力量，旅游可以為文化遺產創造經濟利益，并通過創造資金、教育社區和影響政策來實現以保護為目的的管理。它是許多國家和地區經濟的主要部分，如果成功地管理，可以成為發展中的一個重要因素。”人們通過文化旅游可以充分認識到文化遺產所蘊涵的獨特魅力和文化價值，從而產生主動保護這一人類文化財富的自覺意識。地方政府會因為文化遺產成為當地的標志和象征而采取措施主動保護該地區的無形資產，旅游開發商會因為文化遺產旅游帶來的經濟效益和豐厚的利潤而對其進行適當的保護和維護，以使文化遺產可以得到可持續利用，源源不斷地創造經濟價值。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只是少數文化遺產管理專家的責任，也不只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其他非政府組織和社會公益機構、國家及地方政府的責任，文化遺產的保護需要全世界公眾的共同參與。要想提高民眾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首先就必須讓民眾對這些重要的文化遺產有比較深入的了解，使他們能夠真正認識到保護遺產的意義所在，而旅游是達到這一目標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徑。通過外出旅行，民眾可以親自到達遺產地，與文化遺產進行面對面的交流與接觸，這一方式更容易給游客帶來情感上的震撼，使他們的心靈更貼近文化遺產所代表的文化內涵和歷史記憶，從而引起情感上的共鳴與認同。這將會促使民眾產生想要保護文化遺產、使它們永存于地球家園、供更多的游客參觀游覽的愿望。因此，在文化遺產的保護問題上，旅游活動所起的宣傳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這種公眾意識和支持會轉化為對未來保護行動更為有利的政治上的和資金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旅游的本質是一種商業活動，商業活動必然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原則，將文化遺產的經濟價值作為首要價值，努力使文化遺產創造出更大的經濟效益。相反，文化遺產的保護以文化遺產的文化價值為首要價值，文化遺產的保護具有廣泛的社會意義，保護的目標更多是追求一種公共利益和文化、社會效益，維護地方傳統和特色，維護人類文化的多樣性，促進人類文明的演進。因此，文化旅游活動和文化遺產保護是由兩種不同甚至對立的價值觀作為指導的，如果處理不好，兩者間必然會發生矛盾和沖突。對文化遺產商業化的經營和開發模式與遺產保護產生的矛盾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過度的商業化經營會導致景區的城市化、商業化與人工化。以及超容量接待等。如麗江古城，大批外地人進入租房開店，原來的生活街區變成了商貿旅游區，主要街道商鋪林立，人聲嘈雜，古城那種寧靜古樸的氛圍被嚴重破壞。有關部門盲目追求短期經濟效益，漠視、無視文化遺產的脆弱性和旅游承載力問題，超容量接待旅游者，數量龐大的旅游流造成各種污染，人為地加速了文化遺產的破壞程度和消亡速度。又如敦煌莫高窟，由于前些年過量的游客接待使得窟內局部環境進一步惡化，過多的游客呼出的二氧化碳使洞窟內的壁畫迅速掉色、脫落，對莫高窟的珍貴文物造成了無法修復的破壞。二是在對遺產進行開發的過程中，無視遺產保護的真實性和完整性原則以及長期保護和可持續利用的需要，只考慮商業開發而對遺產亂搭亂建，使遺產逐漸喪失真實性和完整性價值，遺產本體和環境遭到破壞。在文化遺產地不適當的地方濫建賓館飯店、商店、別墅、纜車索道和大體量景觀建筑，如泰山為建索道，月觀峰景點被炸掉1／3；廬山在核心景區建大型旋轉觀景臺與周圍自然歷史環境形成鮮明的對比：南京在鐘山風景名勝區內建山頂觀景臺，使得這座鋼筋混凝土的龐然大物“雄踞”鐘山之顛；等等。諸如此類的無序建設使得文化遺
產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遭到不同程度的影響和破壞。三是商業化經營者“重當前利益，輕長遠利益；重局部利益，輕全局利益；重直接利益，輕間接利益”的錯誤價值觀和行為對文化遺產造成的潛在威脅。隨著遺產旅游的快速發展，旅游人數急劇上升，遺產保護區開始面臨著越來越大的生態環境壓力。如交通流量劇增，用電量大幅攀升，廢氣排放量增多，空氣質量下降，噪音污染加重，垃圾增多等等，生態環境遭到破壞。究其原因，在于不能正確處理遺產保護和發展旅游之間的關系。“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壞、后重建”的遺產旅游發展模式導致了遺產地生態環境嚴重失衡。
三
BobMekercher和Hilarv du Cros在《文化旅游與文化遺產管理》一書中，從旅游管理學的角度為我們闡述了旅游與文化遺產保護之間可能建立的七種關系：一是完全合作，即雙方為共同利益真正合作。二是工作關系，即意識到相同的需求和利益，并為確保雙方的利益得到滿足而努力。三是和平共存，即分享相同的資源，在文化遺產的利用中獲得共同的利益，但是大部分程度上依然是獨立分離的。四是平行生存，即相互分離，各自獨立，很少接觸或沒有接觸。五是溫和煩惱，即一方利益相關者對另一方發生目標干擾，利益相關者之間缺乏相互了解，但沒有真正的沖突。六是初期沖突，即難以用簡單方法解決的問題出現，權力改變，主導性利益相關者出現，其需求對已存在的另一方利益相關者具有危害性。七是全面沖突，即利益相關者之間出現公開的沖突。在實際運作中，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游間要形成完全合作的關系是很困難而且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兩者的目標和價值觀在根本上是不同的。缺乏根本上的共同利益不可能形成完全合作的關系。因此，文化遺產保護與旅游理想中的最佳關系應該是一種工作關系，盡管要形成這樣的關系也很困難，但并非是不可能的。工作關系的建立能夠使保護和發展協調進行，從而實現文化遺產的可持續利用和文化旅游的可持續發展。目前，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游的關系大都維持在和平共存與平行生存的關系上，并向工作關系的方向上不斷努力，而在我國文化遺產保護與文化旅游的關系不容樂觀，大都處在平行生存與溫和煩惱的階段，甚至有些地方處于初期沖突的階段。
四
關鍵詞 環保科技成果；科技成果轉化；科技成果推廣；綜合平臺；交易模式
文／趙文喜 張建軍 桑換新
“十一五”以來，隨著我國節能減排、發展循環經濟，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等工作的大力推進，節能環保產業發展迎來了巨大的市場發展空間，節能環保產業得到較快發展。黨的十報告提出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國務院《“十二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將節能環保產業列為七大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首，肩負保經濟增長和促經濟轉型的雙重任務；在此背景下，節能環保產業迎來了黃金機遇期，同時在各種有利的技術經濟政策引導下，環保科技創新水平有所提高，各種新技術、新產品、新工藝不斷涌現，基本涵蓋了從環境污染治理到生態環境保護的各個領域。
然而面對我國日益復雜和嚴峻的環境形勢，新的問題擺在了面前：環保科技成果應用范圍狹窄、與市場需求脫節，不能有效地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產業化；這一方面導致了巨大的污染治理市場需求，另一方面卻使大量的優秀科技成果少人問津，污染治理進程與環保產業發展面臨困難。我國環保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現狀
為規范和促進環保技術的應用推廣， 《國家環境保護重點實用技術推廣管理辦法》（國家環境保護總局令第4號，1999年6月21日施行）、《國家環境技術管理體系建設規劃》（環發[2007]150號）、《國家環境保護技術評價與示范管理辦法》（環發[2009] 58號）等行政規章和辦法先后被頒發。“十一五”以來，開展的環境保護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水專項和其他科研項目，均將環境技術管理體系建設作為重點領域或內容之一，有力地支持環境技術示范推廣機制形成。通過環保產品認證、環境保護重點實用技術推廣、環保產業創新聯盟組建等工作，一批污染控制、生態保護和環境風險防范的高新技術、關鍵技術、共性技術得到了推廣。截至目前，我國已污染防治技術政策26項，最佳可行技術指南8項，工程技術規范54項，《國家先進污染防治技術示范名錄》和《國家鼓勵發展的環境保護技術目錄》共計8批，在引導循環經濟和環保產業發展，推動我國環境保護和污染治理技術的發展和應用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在國家政策的導向下，全國各地紛紛成立“環境保護實用技術推廣中心”，開展環境工程咨詢、科學技術中介、轉化推廣等工作；同時積極培育和扶持一批環保技術推廣轉化機構，引導和鼓勵地方各級建立起相應的環保技術推廣轉化中介服務機構，逐步形成了較為完善的以社會力量為基本構架的環保技術推廣轉化網絡。此外各地積極創新轉化推廣形式，通過不同規模、主題的展示推廣對接會、研討交流會，新技術培訓、媒體互聯網宣傳等渠道，推動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推廣深入開展。如天津市搭建了節能環保技術推廣交易服務平臺——天津節能環保技術超市，在“美麗天津·一號工程”實施中應用了大量最新的環保科技成果，在控塵、控車、控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雖然近年來我國科技成果轉化推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但整體推廣應用水平仍較低。科技部門的研究表明，每年我國省部級以上的科技成果3萬多項中能大面積推廣且產生規模效益的不到15%；專利技術7萬多項實施率僅為10%;科技成果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不足40%，遠低于發達國家60%～80%的水平。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與推廣中的主要問題
環保科技成果供給與市場需求脫節，產學研用結合機制尚未完善
目前，作為環保科技成果主要供給源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對市場信息、科研成果價值、應用前景等方面的分析、判斷和作為應用實體的企業相比存在著明顯差異，致使相當多的科研選題與生產實際和市場需求聯系不夠緊密。此外，由于科研成果主要由國家組織鑒定，一定程度上導致科研項目從選擇立項、確定研究的深度與方向到項目的評價等，大都是為了獲取相當級別的學術獎項，科技人員不必花費精力去考慮成果的轉化。而國內大多數環保企業缺乏完善的研發和技術創新體系，且大部分環保科技成果的投資風險高、短期經濟效益不明顯、轉化周期長，中小企業出于資金和規模的考慮，也缺乏轉化推廣的積極性，以市場為導向、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建設嚴重滯后。
供需雙方信息不對稱，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
在科技成果轉讓過程中最大的問題是信息不對稱，有投資意向的機構找不到投資方向，而有好科研成果的持有人找不到資金進行中試孵化或產品轉化。即使最終實現結合，技術成果出讓、受讓雙方有可能利用自己的信息優勢導致交易中損害另一方的權益；還有因對環保科技成果的評估不當，導致投資規模預設不合理，造成中途資金短缺，致使一方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我國環保科技信息傳遞基礎設施及信息技術的利用相對落后，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沒有充分認識到利用廣泛的信息源的重要性，同時還缺乏有效的信息溝通渠道，而這正是科技成果產業化中的一個重要環節。
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轉化推廣缺乏后續推動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是個商業化的過程，同時具有周期長、不確定性和高風險性等特點。雖然我國財政、貨幣政策鼓勵企業創新，但對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和財政支持創新的微觀引導力度不夠，在缺乏風險補償機制、相關配套政策扶持的情況下，投資機構不愿意承擔環保科技成果轉化推廣的風險，缺乏支持成果轉化推廣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缺乏完善的金融服務體系支撐，導致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的后續推動力不足，進而影響了轉化效率。
技術市場發育不完善，缺乏有活力的中介機構
科技成果的轉化需要技術市場中介的推動。近年來，我國的科技中介服務從無到有，取得了一定進步。但是科技中介基本功能仍不完善，缺乏統一的技術市場網絡和科技成果信息網絡，在服務方向上沒有明確定位，只能起到聯絡溝通作用，無法對成果進行深層次的評估和咨詢。此外，大部分中介機構的從業人員雖具有一定的專業水平，但缺乏金融、法律、財經等方面的知識，市場開拓能力不強，即使促成了交易，企業和個人最后撇開中介的情況也常有發生，導致中介機構運作困難。同時，由于相關的政策法規體系不健全，使得中介機構處于既沒有政府的規范監管也沒有行業協會自律管理的無序發展狀態，交易的安全和規范問題無法保證，致使社會公眾普遍對中介機構缺乏信任感。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和推廣的創新思考
搭建成果展示推廣平臺，實現環保科技成果的全方位展示推廣
建設具備技術推廣、評估轉化、技術咨詢、交易、信息服務、培訓、宣傳等功能的環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廣交易總平臺，并籌建管理、運營、技術、網絡等專業化團隊。結合區域環保產業發展實際情況，建立相應分平臺，形成展示推廣平臺網絡。將模型、多媒體、場景模擬等新興展示形式應用于環保科技成果的推廣，突出面向市場需求的技術優化組合，將涉及面廣、專業性程度高的環保科技成果立體化、形象化地“翻譯”和“解說”成易于客戶接受的“大眾技術”，提高人們對環保科技成果的認知度。
構筑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
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和現代網絡通訊技術，對科研院所的環保科技成果和企業的環保需求進行全面收集和科學管理，構建成果認證體系；研究和借鑒成功的網上商城模式經驗，建立在線推廣交易平臺，形成與實體平臺相呼應的在線交易平臺，實現及時的網上信息交流、對接洽談、成果交易，為科技成果轉化提供一個形象、簡便、迅速的廣域遠程交易模式。同時要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使用微信公眾號、微博等新傳播媒體手段，實現公眾、企業、政府的互動交流。
創新多層次多維度交易模式
會展交易模式。定期開展不同規模和主題的環保科技成果交易會、對接會、技術難題招標會，為技術供需方提供環保科技成果的展示、對接、交易平臺以及相關咨詢服務，從而推動成果轉化；探索在線會展模式，依托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引導和召集技術、人才、資金、政策等要素的供需雙方在約定的時間內，應用網絡科技手段實現在線溝通洽談，實現同步在線對接。
技術整合（整體解決方案中心）交易模式。通過客戶需求對接方案的研究，將相關環節的技術資源進行集成和整合，形成涵蓋政府、企業的潛在用戶咨詢、成果二次研發、方案設計、裝備制造、工程施工、設施運營、金融投資等成果應用鏈條各環節的全程服務模式，為企業提供整體解決方案或“交鑰匙”工程服務，實現成果的推廣和轉化。
中介機構服務交易模式。將技術交易轉化成商品交易，以三方契約即“第三方監管”的方式運作整個交易流程：通過與供需雙方分別簽訂協議、設置第三方監管賬戶（繳納定金）等方式主動引導、監管整個交易過程；同時，通過為雙方提供技術診斷、技術咨詢、政策咨詢、資金申請援助等增值服務，促進環保科技成果的產業化。
在線交易模式。以環保科技成果轉化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為主要支撐，構建涵蓋技術評估認證、在線對接洽談、在線合同簽訂、在線支付等鏈式服務的在線交易服務體系，塑造線上資金流、信息流與線下服務流緊密結合的新型技術交易流程規范。
公開拍賣競價交易模式。選擇技術含量高、市場潛力大，能拉升科技成果價格，能吸引企業興趣的環保科技成果探索拍賣競價交易模式，實現科技成果的市場定價，有利于提高科研人員的積極性，拓寬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渠道。
建立和完善多元化金融服務體系
環保科技成果轉化不同階段和不同生命周期，風險和收益特征不同，投融資需求方式和數量存在顯著差異，需要多種金融手段的優化組合，構建多層次的金融支持體系。在初期，應以財政撥款和政府配套資金為主；在中期，逐步以風險投融資為主；后期主要發展信用擔保、金融信貸扶持，鼓勵技術交易保險等產品和服務的創新。逐漸規范和完善相應的創業板市場和產權交易市場，為風險投資創造更為便利的退出機制，形成持續支持、風險分攤、進退自如的金融支持體系。
通過上述幾個方面的探索實踐，構建環保科技成果展示與推廣實體平臺和交互式技術成果公共服務與交易信息網絡平臺，形成輻射全國、實體與網絡相結合的環保科技成果展示推廣平臺網絡，從而實現環保科技成果轉化的持續推廣與轉化。
主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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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單位：天津市環境保護科學研究院，天津市節能環保技術超市）
速度
霍尼韋爾首次集中展示應對空氣污染的核心技術與產品
2015年1月29日，全球多元化、高科技制造企業霍尼韋爾( Honeywell)在北京舉辦“暢享深呼吸”主題活動，首次集中展示了公司在節能減排、空氣凈化和個人防護領域一系列應對空氣污染的技術和產品。其中，重點展示了包括智能電網一自動需求感應技術、智慧能源管理、氣體處理、低全球變暖潛值材料、渦輪增壓器技術以及空中交通管理在內的能夠有效幫助中國從源頭減少和治理空氣污染的六大核心技術以及能夠全面改善呼吸環境、保護公眾呼吸健康的三類創新產品。
關鍵詞：開放式創新；知識能力；創新流程
中圖分類號：F27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1)02－0096－05
由于信息化和全球化背景下知識員工數量的驟增和高度的流動性、風險投資市場的興起、外部思想的可用性、大學等科研機構研究能力的提高以及不斷增強的外部供應商的能力等大量侵蝕性因素的影響，很多行業和企業所依賴的傳統的封閉式創新面臨著較大的困境(Chesbrough，2003)，在這種情況下，Chesbrough提出“開放式創新”概念及其理論。開放式創新是公司能夠且應該利用內部和外部的創意和市場路徑以提升技術水平的一種范式，是得益于創新的實踐和創造、解釋和研究這些實踐的認知模式(West et al，2006)。
一、開放式創新的流程類型
對開放式創新的相關研究基本上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對開放式創新以及動因的解釋；開放式創新績效評價及其影響因素；開放式創新的路徑選擇與過程管理(治理)。
開放式創新可以分為三種核心流程(見圖1)：嵌入式流程、嵌出式流程以及雙向復雜流程。
(一)嵌入式流程
嵌入式流程是指在開放式探索過程中獲取外部知識，反映企業知識創造場所并非必然是倉0新的場所，描述了企業可以不依賴于自身的研發，通過利用外部創新資源就可以實現創新的實踐過程(Ches－brough et al，2006)。通過整合供應商、顧客以及其他外部知識源來豐富企業的知識庫，這種流程可增加企業的創新性。Hermes(1993)認為在以下三種情況下應考慮運用外部創新資源：當公司缺乏內部資源時；當外部技術水平更好時；當外部技術知識很容易轉化，并且市場障礙很低時。
(二)嵌出式流程
嵌出式流程描述知識的外向轉移。它指的是積極尋求知識在外部的有效應用，通過向市場提供創意來獲得收益，售賣知識產權，通過向外部環境轉移創意來實現自身技術的放大效應。實施嵌出式開放式創新的企業聚焦于外化自身的知識和創新以便快速實現比內部商業化更有效的對知識資源的市場化應用。那些以由內到外流程為主要創新流程的公司大多是基礎研究推動型的公司，例如IBM、P&G等公司。它們采取這種流程類型大多是為了減低研發固定成本、分攤風險、有效利用外部創新資源等。
(三)雙向流程
雙向流程指的是通過聯盟、合作以及風險投資等方式與互補的合作伙伴進行知識的共同創造或外部應用的過程。實施雙向流程開放式創新的企業實際上兼具了嵌入式和嵌出式兩種流程形式，以進行共同創造或應用。共同創造指與合作伙伴對知識的聯合開發，在開放式創新相關管理文獻中這種形式被廣泛研究，為了共同創造的成功，知識的選擇性流入和流出、平等交換、共享以及創新成員間的分散平衡是非常有必要的。而知識的外部應用是指企業出售IP、協議開發實現知識的商業化價值，從而使企業獲取比內部商業化更好的收益。
每一種流程代表著一種路徑或模式，并非對每個企業來講這些路徑或模式都是同等重要的，企業應該依據自身的戰略規劃、能力特性以及創新需求采取相應的開放式創新流程類型。
二、知識能力的結構
知識能力是指一個組織所擁有的知識、資源和能力以及對組織內外知識、資源和能力進行協調、重構并更新的一種學識，它反映了一個組織不斷地從外界汲取能量，以實現與外界環境協調發展的能力(寧燁等，2008)。它具有以下特征：(1)系統性。在系統理論中，系統是相互依賴的各部分以一定的形式組合而成的一個整體框架，從本質上講，知識能力是一個能力系統，它具有系統的共性，由能力構成要素以及要素之間的關系構成。(2)適應性。知識能力最重要的特征是適應性。當外界環境發生變化時，知識能力系統內部結構發生變遷，其演進的每一階段都蘊含著能力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使新的、具有更高運行效率和環境適應力的能力體系的出現。(3)開放性。知識能力是一種開放系統，其不斷地與環境以及其他系統相互作用，交換物質和能量，以保持系統的常態運轉。(4)路徑依賴性。由于企業以往積累的知識會對其以后的知識選擇、獲取和應用產生影響，從而使企業的知識能力呈現為具有路徑依賴性的動態增長過程。
知識能力是組織開發和應用知識的一種技能。它主要涉及3個方面的活動：知識形成、知識獲取和知識應用。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筆者認為知識能力是包括創造能力、革新能力、掃描能力、吸收能力、內化能力以及解吸能力的一種動態能力體系(表1)。
(一)知識形成
創造能力指的是一個企業在內部依靠自身的力量或者與創新參與者探索和形成新知識，將原有的知識整合成新知識的能力。因此，知識創造過程包括新知識的探索和原有知識整合成新知識兩方面的活動內容。而革新能力是與企業的知識市場化運用密切相關聯的(Cohen et al，1990)，它主要包括企業對現有在用知識的適當的修正、內涵的進一步挖掘以充分利用其潛在應用價值的能力。
(二)知識獲取
掃描能力就是發現和識別外部有用知識的能力。在開放式創新條件下，外部有用知識散布在各種創新成員之間，而這些分布的知識對企業的創新是有必要的，企業要獲取和利用這些知識，就應當具備搜尋這種分布知識以及判斷其可用性的能力。吸收能力是與企業對外部知識的探索相關聯的，它包括連接外部有用知識以及將其整合進企業知識庫的能力(Lane et al，2006)。依據Cohen等人(1990)的觀點，這種能力是企業知識資源的一種重要功能，是先前相關知識的一種層次反應，企業主要依賴這種能力來占有外部有用知識(Todorova et al，2007)。
(三)知識應用
內化能力是創造的新知識或獲取的新知識進入企業的知識庫以便應用的能力，它主要包括轉移自己形成的或獲取的新知識以形成產品和服務的能力(Khifii et al，2006)。新知識只有被企業掌握才是可用的，故此，這種能力對知識在組織內部的商業化應用是至關重要的。解吸能力包括基于收益與戰略的視角來識別知識的外部應用價值以及隨后的向接受者轉移知識的過程，它在某種意義上就是能夠將自身的知識轉移到外部并在外部付諸應用的能力。
三、在不同創新流程下的知識能力需求特性
開放式創新本質是知識創造和運用方式的創新。在開放式創新條件下，企業成了知識廣泛散布的環境的一部分，并可以通過各種途徑獲得所需要
的知識(H0wells et al，2003)。企業應在維系乃至增強核心知識的創造能力基礎上，根據開放式創新類型和能力需求特性，平衡發展各項知識能力，實現知識能力的開放式轉型。
外部有用知識廣泛散布于創新參與者之中，因此，嵌入式創新流程中的企業掃描能力和吸收能力是至關重要的，沒有它們，外部知識就無法被發現和識別，無法自如地通過企業的可滲透邊界進入其內部，進而被獲取、整合乃至應用。
在技術層次，除了自制或購買決策以外，企業必須做出保留或售出決策(Dittrich et al，2007)。盡管外向技術(或知識)轉移并非大多數公司的核心活動，然而，一些先驅型企業已經通過這種方式獲得了很好的收益，嵌出型開放式創新已經成為這類公司戰略的一部分，對于那些未用技術或知識，企業可以通過這種技術(知識)外溢形式來獲得良好的收益(Fosfuri，2006)。為了向合作伙伴轉移和分享知識，企業應該發展自身的解吸能力、降低知識轉移壁壘和促進知識在企業外部的應用。
雙向復雜流程的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的知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首先，企業應該具備較強的掃描和吸收能力以獲取外部有用知識。其次，為了增進互信和促進彼此的合作，實現知識的共同創造，或者通過知識的外溢獲取收益，企業也應該擁有較強的解吸能力以向外部創新參與者或商業化應用者轉移知識。
需注意的是，由于存在一個開放度的問題，即企業研發強度與外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在影響創新績效上具有互補效果，外部研發深度和廣度與創新績效都呈倒u型關系，所以，實施開放式創新戰略的企業仍然需要保持內部知識創造活動，尤其是核心知識資源的創造活動，并把它作為與開放式創新并行不悖的企業至關重要的核心能力。因此，無論對于哪種開放式創新流程類型，企業本身的核心知識創造能力都是不可或缺的。
作為一個能力系統，各項知識能力的界面之間往往有較高的失敗率。因此，知識能力應該通過積極的管理進行重整，這也是由于市場和技術的變革引發的對企業知識庫變革的需要。這種能力體系中各種知識能力的重整有助于企業整合內外知識流程(Rothaermel et al，2004)，有助于那些能夠為企業提高主要收益的知識探索、知識記憶、知識應用等活動，有助于能力之間界面的協調、最小化內部沖突和最大化互補效應(Chesbrough et al，2006)，實現能力之間的協同效應(Raisch et al，2008)。
四、不同創新流程下知識能力生成發展的影響因素
知識的創造能力實際上包括新知識的創造能力和原有知識經整合后形成新知識的能力，它主要取決于：(1)企業研發投入。它主要包括研發資金投入、研發設備投入、研發材料投入等物質要素，較高的研發投入為企業的知識創造(或技術創新)提供了充足的物質基礎。(2)知識型員工結構。它包括知識型員工的數量和質量兩個方面，良好的知識型員工結構能夠確保企業具有較高的知識創造潛力，尤其是那些能夠產生知識創造的互補協同效應的高素質的研發人員，是企業的重要財富。(3)研發管理水平。知識創造活動是按照一定的流程規范地運營，較高的研發管理水平能夠確保知識創造活動按部就班地進行，能夠很好地解決原有知識的保留、更新以及新知識創造的活動界面問題，能夠對知識創造活動的效率和效果產生積極的影響。(4)企業的創新文化、創新機制等輔助職能。這些組織內的職能要素為企業的知識創造活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氛圍和保障，消除誤解、分歧和沖突，統一認識，凝聚共識，激勵企業員工一致行動并進行知識創造活動。
知識吸收能力與探索外部知識相關。它主要取決于：(1)內部知識存量。嵌入性開放式創新意味著合作研究與開發而不是簡單的研發外包，為了利用這種創新范式，企業必須發展它們的內部知識以便增強吸收能力。如果沒有足夠的公司內部專門知識，就無法利用外部的研究成果。內部的專門知識越豐富，則外部可理解的知識就越多、理解得越充分，更有利于獲取更多的外部知識并整合到企業現有知識庫中，為企業所用。(2)外部知識的特性。外部的知識與企業知識庫知識位勢越接近，外部知識的隱性化程度越低，企業理解和轉移外部知識的難度就越小，則越有利于企業對外部知識的吸收與獲取。(3)跨組織溝通能力。從外部吸收知識的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跨組織溝通的過程，跨組織溝通能力越強，溝通越順暢、效果越好，則獲取的有用信息越多，彼此關系也就更加融洽，更有利于外部知識的獲取，尤其是通過面對面的人員溝通，更好地促進了粘性較大的隱性知識的吸收和轉移。(4)學習。對組織內部來講，缺乏相應的學習環境或學習活動，內部創造的知識也難以被充分地理解和掌握，與外部知識的對接以及對外部知識獲取后的理解都會出現問題，由此勢必影響吸收能力和吸收的效果。同時，外部知識的吸收過程實際上就是跨組織學習的過程，學習的態度、機制和能力都會對學習或吸收的效果產生影響。
知識解吸能力描述的是企業知識的外部利用能力，知識的外部利用已經成為一種趨勢，知識解吸并沒有妨礙它的內部應用，它是企業知識在內部應用的補充，是與吸收能力互逆的一種能力。在識別可獲利的知識外部利用機會和知識轉移的戰略動機時，企業必須把握向接受者轉移知識的機會。知識解吸能力的影響因素主要有：(1)外部機會的發現能力。企業只有能夠發現并善于發現知識的外部利用機會，才能把握機會，才能將內部知識快速、有效地轉移給接受者。而機會的發現能力又受到市場靈敏性、企業信息系統完備性以及戰略遠見等因素的影響。(2)知識的特性。知識的隱性程度越高，粘性越大，則知識向外轉移的難度往往越大。(3)知識轉移人員的素質。知識轉移人員對轉移的知識的理解和掌握程度直接關系到知識轉移的充分性，同時，知識轉移人員的轉移技巧(比如溝通能力、示范能力、解釋能力等)在知識轉移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橋梁紐帶作用。(4)關系能力。企業的關系能力越強，則能夠與外部利益相關者建立各種業務關系，通過捐贈、售賣、外向許可等方式將內部知識轉移出去，并在外部實施商業化流程。關系能力越強，與外部伙伴之間的溝通越順暢，越能夠取得對方的信任，越有利于知識的轉移并付諸應用。(5)知識接受者特性。接受者的原有知識與轉移知識的相似性、知識吸收能力、知識接受方式以及組織職能要素對外部知識獲取的支持都會對知識的轉移效率和效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
五、知識能力的培育機制
(一)組織職能方面
企業的知識戰略對知識能力的培育是至關重要的，沒有戰略的支持，企業創新活動中的各種知識資源就難以獲得。基于戰略的意圖，企業需要強調對內外知識探索、記憶和應用流程的協調一致(Zack，1999)。而發展知識能力的決策需要與企業的知識戰略相一致(Teece，2007)。Zack在保守與積極的
知識戰略之間做了區分：奉行保守知識戰略的企業主要強調革新能力，而忽視了對其他各項知識能力的投入。比較而言，奉行積極的知識戰略的企業需要各種高層次的知識能力以便成功實施自身的知識戰略。
企業應該建立專門的組織結構以有利于其知識能力的培育。結構的靈活性能夠促進知識在各部門的高效流動，有利于不同部門之間知識資源的配置與協調，提高知識資源的配置效率。一種有效的結構設計方法就是實施二元分離的結構設計，即不同的知識流程在不同的部門中實施，企業由此變成一個亞組織內部緊密耦合而亞組織之間松散連接的組織，這種專門的結構通常確保知識能力的整合與協同(Tushman et al，1996)。
(二)學習能力方面
企業的學習能減少知識積累和轉移成本，給企業的核心能力帶來新的內容。如果組織能在內部知識與外部知識的交互作用中進行學習和創新，就能加速和提高組織內知識和能力的累積、轉移的速度和效率。當前，以企業網絡為基礎的企業內部和外部學習網絡，便于組織在動態環境中對多樣性和專業化的信息、知識和訣竅進行轉移和吸收，也有助于逐漸擺脫原有的知識學習途徑的路徑依賴性，更有效地搜尋和創造新知識。
Lundvall(1994)指出，學習能力而不是知識存量才是提升企業創新績效的關鍵因素，而學習能力的開發是一種動態的跨層次的學習過程(Zahra etal，2006)。顯然，知識能力在某種意義上是學習能力的反映，如圖2所示，通過組織內學習與跨組織學習，較強的學習能力有助于知識的獲取、知識庫的累積以及知識能力的提升(“＋”意味著積極的影響)。某種意義上，學習能力的持續改進奠定了知識能力提升的基礎。
學習能力的培育不僅依賴于知識存量的累積，而且還依賴于組織學習機制的構建。知識的累積是學習能力的起點也是其構建的目標，兩者之間存在互增強機制。開放式創新下的知識累積過程通常表現為跨組織的學習過程，企業應該樹立終身學習的理念，建立良好的學習機制，講求學習方法，實現學習與工作相結合，工作中的學習與非工作學習相結合，不斷提高學習效果。
(三)關系能力方面
在開放式創新下，有用知識廣泛分布在各種組織和顧客之中，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有效的網絡，以便聚集分布的有用知識和實現共同創造。也就是說，開放式創新應該是建立在網絡環境的基礎上，企業的價值與其和伙伴之間的建立的關系密切相連，因此，關系能力對開放式創新績效具有更強的解釋力，它是企業的一項重要戰略資產。
關系能力是起因于合作成員之間的不間斷合作溝通的社會創造，它在戰略要素市場上是不易買賣的，其可以為合作成員提供持久的戰略優勢(Kale etal，2000)，成員之間的長期關系導向為培育合作交流提供了戰略情境的必要性。這種導向使交易伙伴能夠培育促進共贏合作的關系規范，使得溝通、信息和知識交流成本更低。反之，短期導向關系會使得合作交流受挫，增強合作中的機會主義，浪費關系租金。
作為一種關系能力，溝通會促進跨組織學習，而這對競爭力來講是至關重要的(PoweU et al，1996)。開放的、經常的溝通是十分有益的，這種溝通有利于知識的開發以及促進對復雜競爭問題的理解。尤其是，作為一種關系能力，戰略和運營方面的頻繁的跨組織溝通可以促進信任和建立合作互信、降低信息不對稱性、減少不良沖突、降低交易成本以及形成關系租金。
關鍵詞：創新型企業；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特征；歸納性分析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409（2014）12-0006-04
The Conclus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of 28 Innovative Enterprises
ZHANG Zhenganga，CHEN Zhiminga，CHEN Lihengb
（a.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b.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Guangzhou 510641）
Abstract：This paper conducts a conclusive 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nterprise open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qualitative data of 28 innovative enterprises in Guangdong Province.Results show that，the implementation of inbound open innovation are pervasive and normative，while the practice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is still at its initial exploration casual stage limited only to some leading firms；lacking in inter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s the main motivation characteristic of inbound open innovation.Meanwhile，in the process dimension，inbound open innovation considers multiple innovation method，normative organization in process and multilayered performance assessment mechanisms as characteristics of it.In the effect dimension，a systematic influence on firms performance can be generated from inbound open innovation，which the impact on technological advance is to be the most common.Finally，some types of outbound open innovation are concluded including transferring technology to affiliates，transferring and sale of patents，turnkey project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etc.
Key words：innovative enterprise；inbound open innovation；outbound open innovation；characteristics；conclusive analysis
1 引言
開放式創新概念由Chesbrough提出，是企業為了提升技術水平，通過有目的的知識流入和流出整合及利用內外部知識和商業化途徑的一種創新范式[1]，包
括內向型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兩種類型。其中，內向型開放式創新是指企業利用外部知識源，將有價值的外部知識或成果整合到內部創新活動中；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是指企業成為其他組織的知識源，將有價值的知識或成果輸出到組織外部，由外部組織進行商業化[2]。通過實施雙向開放式創新活動，企業可以實現創新資源的內外部流動以及成果的快速產業化[1，2]。
十多年來，學術界針對開放式創新的概念、機理、影響等方面進行了廣泛的理論與實證研究，但是缺乏對其特征的探討。Chesbrough等認為開放式創新是實現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的活動，成功的開放式創新活動能夠在價值創造與價值獲取中取得策略上的平衡[3]。其定義表明價值創造與獲取的雙重性是開放式創新的特征。Lichenthaler等從知識的角度認為開放式創新是企業在組織邊界內外部通過創新過程系統進行知識開發、保留、利用的過程[4]，其研究強調開放式創新過程中內外部知識的互補性[5]。雖然從這些研究中可以概括出開放式創新的部分特征，但是由于分析視角與結論的差異性，還沒有形成一個針對開放式創新特征的研究框架。其次，開放式創新的相關研究主要立足于國外企業，關于我國本土企業開放式創新的研究還不足，針對其特征的研究更是個空白點[6]，而開放式創新特征是推動開放式創新理論發展與本土化研究的關鍵。
無論是內向型還是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完整的開放式創新活動是一個動態循環過程，包括決策、計劃、組織、反饋等多項環節，各環節的實施過程中體現出相應的特征[7]。本文將開放式創新活動分為動因、過程與影響三個維度，基于Chesbrough和Crowther的研究[2]調查了28家廣東省創新型企業，運用歸納性分析方法探索創新型企業內向型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行為及其特征。
2 文獻綜述
從動因維度，現有研究認為企業進行開放式創新既有外部動因因素，又有內部動因因素。外部動因因素主要包括顧客需求與競爭環境的快速變化、技術與產品更新速度及生命周期的縮短、產品與技術復雜程度提升等方面，使得企業單靠內部研發活動難以持續保持領先優勢[8]。內部動因因素包括經濟性與非經濟性因素。經濟性動因因素主要是獲取創新收益；非經濟性動因因素包括構建或進入外部知識網絡或聯盟、快速進入特定市場等[3]。但現有研究還未能充分明晰開放式創新的內部動因特征。
過程維度下開放式創新特征研究的文獻相對比較豐富，研究視角包括組織、知識、價值等方面。Chiaroni等從組織視角提出從封閉式創新到開放式創新范式轉變的四個維度：跨組織網絡、組織結構、評估過程與知識管理系統，并構建了開放式創新過程的三個階段：解凍（Unfreezing）、進入（Moving）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ing）[3]。Fetterhoff 和Voelkel則提出了開放式創新過程的五個階段：尋找機會、評估市場潛力和創造力、招募潛在開發合作伙伴、通過商業化獲取價值以及擴展創新供給[9]。如果與創新相關的知識分布于企業外部，那么企業管理者需要制定一個合適的整合機制去識別、確定、獲取以及管理外部知識[9]。Wallin和Von Krogh從知識整合的角度提出開放式創新過程的五個階段：定義創新過程、確定與創新相關的知識、選擇一個合適的整合機制、建立有效的治理機制、平衡激勵與控制[10]。其中，治理機制包括合作伙伴的選擇、價值的評估、知識產權的所有權、利潤分配與損失分擔、群體決策機制以及沖突管理[10]。Dahlander 和Gann從價值的角度提出企業可以使用多樣化的正式方法（專利、商標、版權保護等）和非正式的方法（領導行業、先行者優勢、技術鎖定）通過開放式創新過程獲取創新價值[3]。這些研究表明了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過程中涉及的相關因素，但未能揭示企業開展開放式創新活動中的過程特征。
從影響維度，已有研究主要從創新績效、企業績效、競爭優勢等三個方面驗證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產生的影響。Parida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發現了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對企業創新績效、企業績效提升的正向作用[11]；Lichtenthaler發現了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績效提升的促進作用[12]；Chesbrough認為開放式創新式的企業不再依靠蓄積創新資源，而是通過組織間創新資源的交換與創新收益的分享而獲取競爭優勢[3]。但是相關研究主要側重于某一方面，未能揭示出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發展的整體性影響及特征。
3 研究過程
3.1 樣本及描述
調查樣本來自廣東省科技廳認定的28家創新型企業，全部分布于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能源等高新技術制造行業。從所屬地區來看，12家企業位于廣州，其他企業散布于佛山等珠三角地區以及河源等粵北、粵東地區。從銷售規模來看，按照我國工信部的企業劃分標準，這些企業為大中型企業，平均銷售收入達到57億元。答卷者主要為公司管理中高層、技術總監、技術負責人、技術項目主管等管理成員，均十分熟悉公司技術創新情況，確保了問卷的信度。
3.2 分析過程
歸納性分析方法是基于定性研究的量化分析方法，通過對質性數據的量化分析歸納出反映素材內容的一些本質又易于計數的特征。本文對資料采用歸納性分析法，采用的軟件為Nvivo10。開放式調查問卷主要來源于Chesbrough和Crowther [2]并作一定的修改。調研依托2012年6月廣東省創新型企業院線提升計劃宣講培訓會議。由于集中培訓，每位答卷者均有兩天的時間，確保了問卷的高回收率（100%）和效度。
第一步：對資料進行初步識別、篩選與分類。首先剔除了23條無效條目，最終得到了包含520條有效條目的一級條目庫。其次，按照內向型與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構建二級條目庫。其中，涉及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條目396條，涉及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的條目124條。分析發現，存在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實踐的企業僅有5家，其他企業均認為完全不存在相關活動，由此認定基于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的相關陳述不能嚴格地按照動因、過程與影響維度進行編碼。因此，對外向型開放式
創新的資料僅作一般分析，以下編碼過程只針對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第二步：對二級條目庫中的條目進行主類別編碼。嚴格按照歸納性分析法的過程，由2位
研究者通讀問卷材料，獨立對所有條目進行編碼。在
第一輪編碼時，以本文涉及的主題以及動因、過程和影響3個維度為參考依據，以預設的主類別編碼表為基準，對所有陳述進行主類別編碼。通過軟件分析對比，兩人在主類別編碼上的一致率為82.7%（即有82.7%的陳述被賦予相同的主類別編碼）。兩人討論了不一致的陳述，并研究了產生差異的原因，對于意見不一致的主類別編碼及相關條目，由全體成員討論確定是否進入構念條目庫或刪除。經過此環節，剔除了28條不適合進一步分析的條目，最終確定了8個主類別編碼及368條條目。第三步：進行子類別編碼。子類別編碼先由2位研究者各自將8個主類別下的陳述歸入不同的子類別中。在這一輪編碼中，2位研究者的劃分一致率達到93.7%。對于不一致的地方，由全體成員共同討論，最終確定了包括357條條目的子類別。這樣，經過3個步驟，本文得到了內向型開放式創新3個維度下的主類別特征要素、特征關鍵詞及相應的條目，如表1所示。
4 研究發現與討論
4.1 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特征
通過以上的歸納性分析，本文得到了創新型企業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8個主特征要素以及相關的特征關鍵詞。
（1）動因維度。主要包括3個動因要素：技術需求、競爭地位與企業績效。其中，技術需求是最主要動因，表現為“內部創新能力不足”、“核心技術難以自主開發”等多個方面，且“內部創新能力不足”是主要特征。由于內部研發能力的限制，創新型企業內部既有知識基礎難以推進前瞻技術以及突破性產品的研發，需要引進、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識，彌補研發能力的“短板”。這為Chesbrough 和Crowther關于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對內部研發活動不是一種替代而是互補的結論提供了經驗證據[2]。此外，在日趨激烈以及充滿不確定性的競爭環境下，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引進外部先進技術并進行產業化、縮短與競爭對手乃至國際領先企業的差距也是創新型企業進行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動因。
（2）過程維度。主要包括4個特征要素：創新途徑、知識渠道、過程組織、效果評估。其一，創新途徑、知識渠道要素呈現多樣化特征。其中，“大學”、“科研院所”、“學術會議”以及“購買外部技術”、“產學研合作”、“企業聯合開發”的條目數最多。在內向型開放式創新過程中，創新型企業主要與大學、科研院所等組織合作，獲取、購買先進以及前瞻的知識與技術，而與外部企業之間的技術合作主要限定于跨國領先企業。由于競爭、知識產權等原因，本土企業之間開放式的技術交流與合作程度還相對較低。這也為企業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程度較低提供了一個合理的解釋[2]。其二，過程組織要素呈現規范化特征。絕大部分創新型企業設立了項目管理機構、研究院、產學研合作室等職能部門，設立專門的人員及團隊全職負責相關工作，并制定了系統的目標和計劃以及完善的制度規范和激勵機制。其三，效果評估要素呈現出多層次特征。“與核心能力匹配”是內向型開放式創新效果評估行為的最普遍特征。為了能夠較快地突破關鍵技術瓶頸、縮短研發周期、快速取得經濟效益以及避免產業化失敗風險，企業傾向于引進與公司發展規劃、技術路線、核心能力相匹配的外部成熟技術。從引進技術的類型來看，大部分企業引進改進技術與全新技術并存。從引進技術的出發點來看，外部技術主要用于提高現有產品績效。
（3）影響維度。績效提升特征要素表現出系統性特征，相關關鍵詞包括“促進技術進步”、“提升經濟效益”、“開拓市場空間”等多方面。絕大多數企業認為，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績效提升產生了包括技術、市場、產品、管理乃至公司整體變革等系統性的影響。例如，外部技術引進幫助廣電運通公司攻克技術研發難題，對公司技術、市場、管理、團隊能力方面均產生了積極影響，對贏得競爭優勢產生了顯著的作用。
42 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的特征
從材料分析可知，有5家行業龍頭企業存在一定程度的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活動，其他23家企業則認為完全不存在相關行為，表明技術轉讓、知識產權出售等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活動在企業中不具有普遍性。當企業發展到較大規模階段時，為了拓寬市場空間，部分行業龍頭企業會采取更為靈活與開放的合作策略，通過技術、產品、標準乃至管理經驗的輸出獲取行業影響力、快速商業化途徑以及市場空間[13]。分析這5家企業的問卷材料可以發現，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活動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并未建立起健全的管理機制，具有隨意性，主要的途徑包括：一是轉移技術至關聯公司，如聯塑科技；二是交鑰匙工程，如聯塑科技；三是專利轉讓與出售，如美的集團；四是商業模式創新，如達安基因公司，如表2所示。
5 結論與建議
本文運用28家廣東省創新型企業的質性數據，首次運用歸納性分析方法對企業開放式創新的特征進行研究，不僅驗證了開放式創新概念在我國本土企業中的適用性，同時也為針對我國企業的開放式創新研究提供了啟示與線索。研究結論為：（1）創新型企業普遍存在積極且規范的內向型開放式創新行為，而外向型開放式創新僅限于部分行業龍頭企業且仍處于起步探索階段。（2）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特征類別可以歸納為動因（技術需求、競爭地位、企業績效）、過程（創新途徑、知識渠道、過程組織、效果評估）與影響（績效提升）3個維度8個要素。（3）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內部動因具有多樣性。多樣化的創新途徑與知識渠道，規范化的過程組織以及多層次的效果評估機制是內向型開放式創新的過程特征。內向型開放式創新對企業產生了系統性影響，且對技術進步的影響最為普遍。（4）外向型開放式創新的途徑包括轉移技術至關聯公司、交鑰匙工程、專利轉讓與出售、商業模式創新等。
本文具有一定局限性。本文研究的企業為跨行業的大中型創新型企業，還需開展不同外部環境、行業以及規模情景下企業開放式創新特征的研究，以進一步驗證結論的普適性。未來可進行大樣本調查或針對特定企業開展案例研究。此外，開放式創新是一個多組織參與的乃至跨國界合作的過程，對于企業實施開放式創新的組織架構特征，提升本土企業外向型開放式創新水平以及實現本土企業間雙向開放式創新協同等課題值得進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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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CAI；高中政治教學；融合
思想是行動的先導，在新課改理念的推動下，信息技術已經廣泛應用于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新的教學元素――多媒體的注入，改變了“一塊黑板，一本教材，一支粉筆”的傳統教育模式，適應了時代的發展要求，實現了教育手段的現代化，極大增強了高中政治課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然而，多媒體課件在融入高中政治教學的過程中也存在著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們應辯證的評價多媒體課件在高中政治課堂教學中的應用價值。“多媒體課件是指以計算機系統為支撐環境，將文字、聲音、圖像、圖形、視頻、動畫等元素組合于一體，使多種媒體信息建立邏輯連接，集成一個交互系統的計算機教學軟件”[1]。 高中政治課堂借助于多媒體課件開展教學是時展的要求，符合新課改的理念和要求。
1 多媒體課件融入高中政治課堂的優化效能
憑借多樣化的展示方式、形象生動的內容呈現、信息承載量大等優點，當代高中政治課堂可以輕松的為學生創設學習情境，更直觀、具體的展示教學重難點，更好的幫助學生理解教學內容，培養能力，升華思想境界，從而使整個教學效果得到提升。
1.1 教學內容形象直觀，有利于調動學生的學習興趣.高中生求知欲旺盛，會受到外界每一事物的吸引。面對這樣一個多元文化的信息時代，心智仍不成熟的高中生還缺乏對客觀事物較為深入的了解和把握，缺乏自身較為完善的道德、價值觀念，缺乏較為準確的判斷、甄別能力。容易受到表象的誘惑，進而影響自身對生活、對學習、對老師的看法。眾所周知，高中政治教學內容涵蓋了經濟、政治、文化、哲學等領域，知識寬泛而抽象，再加上傳統的教學輔助手段落后，技術缺乏，教師很容易以單純的理論灌輸代替學生的能動學習，種種因素導致社會閱歷尚淺的高中生討厭政治課堂，也給人造成了政治課“假、大、空”的印象。而融入多媒體課件教學手段的高中政治課集圖、文、聲、像于一體，化枯燥為生動，化抽象為具體，化復雜為簡單，具有更強大的表現力，更能吸引教育對象的注意力，調動其學習領悟高中政治理論的主動性，更好的切合了高中生的生理特點。
1.2 內容展示豐富多彩，能夠拓寬學生的視野. 以前那種傳統的邊講解邊板書的模式費時費力，面臨著教學內容與課時安排的沖突，往往達不到很好的教學效果，更加不適應當今時代以及新課改的要求。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學生獲取信息不再單純的來自于教師，這也挑戰著教師的教學水平與權威，于是多媒體課件展示教學內容呼之欲出，多媒體技術打破了時空的界限，能夠在短時間內展示大量的教材內容和課外拓展知識，不僅有助于教學重難點的突破，而且通俗易懂，印象深刻。在多媒體的輔助下，教師可以跨越古今，引經據典廣泛搜集信息，無形中拓寬了學生的視野。
1.3 觀點引入潛移默化，便于增強學生對政治理論的認同度.今天，我們處在一個商業化、泛娛樂化的社會環境中，高中生每天接觸著方方面面的消息，甚至有些人出現了信仰危機。作為高中政治教師，引導學生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是我們義不容辭的責任。要注意的是，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學生喜聞樂見的方式防止信仰危機甚至和平演變，防止腐敗思潮對政治理論的“稀釋”。對于這個問題，列寧的話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他曾說“庸俗化和嘩眾取寵絕非通俗化，通俗作家應該引導讀者去深入的思考、深入的研究，他們從最簡單的、眾所周知的材料出發，用簡單的推論或恰當的例子來說明從這些材料得出的主要結論，啟發肯動腦筋的讀者不斷的去思考更深一層的問題。”[2]多媒體教學輸入輸出手段的多樣化導致教師角色的轉變，當代政治教師的任務就是創設合適的情境，引導學生自主學習與探究，從小材料中領悟出大道理，激發學生內心情感，成為一個真正的“四有”新人。前蘇聯著名教育學家蘇霍姆林斯基認為“情感―這是道德信念、原則性和精神力量的核心和血肉，沒有情感，道德就會變成枯燥無味的東西，只能培養出偽君子。”[3]因此，在高中政治教學中要善于調動學生的情感，由“要我學”變成“我要學”，達到以情動人的積極效應。
2 多媒體課件融入高中政治課堂的路徑創新
針對多媒體課件與高中政治課教學的融合所產生的雙重效應，我們應該慎重對待，因勢利導，發揮二者融合的最佳效益，提升政治課教學效果。
2.1 整合傳統與現代教育手段，突出針對性和實效性.實踐證明，多媒體課件并不是唯一、全能的教學手段，我們在教學過程中應該做到一切從實際出發，綜合運用多種教學手段和方式因材施教，在比較中分析、在分析中鑒別、在鑒別中選擇，促進政治教學的時效性和針對性。為了更好的實現教學目標，教師在制作多媒體課件時，應當遵循以下原則：（1）“三貼近”原則。既要遵循思想政治課教育規律，又要注重青少年身心發展規律，選取學生身邊常見的案例素材，循序漸進，寓教于樂。（2）重點突出原則。多媒體課件制作是一個材料篩選、邏輯加工的過程，課件展示不是教材內容的原貌呈現，因此，教師要恰當的處理重難點內容的突破，我們要廣泛搜集、認真篩選材料；對于簡單知識，只需點到即止。倘若眉毛胡子一把抓，容易分散學生注意力，顛倒主次，達不到預期教學效果。在課堂講解呈現教學內容時，要注意多媒體展示和傳統教育方法的交互使用，教師應注重與學生的互動，多用啟發式教學、探究式教學以及講解式教學等多種手段，充分調動學生的眼、腦、耳、心等各種感官，促進政治理論的理解。教育心理學研究表明，人們從聽覺獲得的信息能夠一次性識記得只占15%，從視覺獲得的信息能夠識記的占25%，而兩者同時運用就能識記信息量的65%。
2.2 加強教師隊伍多媒體操作培訓，提升教師素養.多媒體教學水平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政治教師自身的素養，一方面，高中多媒體教學開展時間不長，教師缺乏經驗積累和信息意識；另一方面，缺乏對教師隊伍的常態化培訓和激勵機制，特別是缺乏多媒體教學的政治專家的專業指導，大部分教師都是自己摸索，教師素質提升水平有限。因此，高中學校應堅持“走出去”和“引進來”相結合的原則，鼓勵教師走出去深造和請專家來校交流指導，想方設法提升教師的多媒體教學水平。
2.3 注重師德修養，塑造教師人格魅力.高中政治教學除了傳授專業知識外，更重要的是對學生進行思想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活動，它是通過教育者對教育對象的品德塑造活動。這種品德塑造活動，以教育形式為手段，同時更以人格感染為手段，且教育形式的效力在相當程度上受制于教育者的人格形象對其所宣講的教育內容的印證、實踐程度[4]。任何教育內容、規章制度、任何教育輔助工具，不論如何完美，都不可能在教育工作中代替人格的作用，為人師表正是如此。與物化的多媒體課件相比，教師的人格魅力以其真實的特點，發揮著持久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正所謂“親其師，信其道。”而教師的人格魅力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優秀的教師人格需要具備以下幾點：淵博的知識、優秀的品德、身體力行的道德典范、愛護學生的真心以及蠟炬成灰淚始干的園丁精神。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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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種業；趨勢；路徑；北京市
中圖分類號：F323.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6）21-5677-05
DOI：10.14088/ki.issn0439-8114.2016.21.060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Seed Industry in Beijing City
CHEN Jun-hong1，CHEN Ma-lin1，AN Ran2
（1.Institute of Agricultur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Beijing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and Forestry Sciences，Key Laboratory of urban Agriculture（North）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Beijing 100097，China；2.Heilongjiang Bay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Daqing 163319，Heilongjiang，China）
Abstract： Grasping the status and scientifically judging the trend of the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re important contents of exploring the effective ways to establish the new seed industry system. Beijing seed industry owns the nature of basic， strategyc， knowledge and radiation， so it has the vital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Beijing seed industr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eed Capital" and the safeguard of national food security. According to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achievement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since 12th Five-Year Plan（2010-2015） were summarized up， and then on basis of judgments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agricultur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market circumstances， suggestions for the Beijing see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were proposed from aspects of deepen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optimizing the market environment， constructing the breeding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industrialization.
Key words：seed industry；trend；path；Beijing city
N業是國家戰略性、基礎性核心產業，是促進農業長期穩定發展、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根本。建設種業強國，積極踐行“兩個率先”（率先形成創新驅動的發展格局、率先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發展要求，需要北京以“種業之都”建設為著力點，加快落實國家關于種業體制改革的精神，繼續發揮北京作為全國種業研發創新中心和世界種業交流服務中心的重要作用。隨著《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現代農作物種業發展的意見》（國發8號）、《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深化種業體制改革提高創新能力的意見》（109號）的頒布實施，以及即將頒布新修訂的《種子法》，中國種業發展正處于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作用、創新種業發展體制機制的變革關口[1]，北京市“種業之都”建設也進入了關鍵時期。為充分掌握北京市種業發展狀況及所面臨的新形勢，采取問卷調查、實地調研、座談會、專家咨詢等方式，聽取政府各職能部門、各類種業企業、在京科研院校和育種專家意見，以期能認識與評估北京市種業在全國種業發展的核心地位，探詢種業發展問題，基于國內外環境變化趨勢，提出了推動北京種業發展的建議。
1 北京市種業發展概況
1.1 北京市種業發展的成就
1.1.1 北京市成為全國種業科技創新中心和新品種的搖籃 北京市圍繞農作物、畜禽、水產和林果花卉“四大種業”，以小麥、雜交玉米、優勢瓜菜、草莓、食用菌、專用馬鈴薯、種豬、奶牛、蛋種雞、肉種雞、種鴨、鱘魚、觀賞魚、花卉、果品、綠化樹種等為16個品種重點，聚集創新資源、推進新品種研發，使北京種業成為全國種業發展的“風向標”和種業科技創新中心。在農作物種業方面，北京市審定品種數量居全國之首。北京市引育農作物新品種數量占全國的20%；京科968成為京郊春播主導品種之一，在東北、華北春玉米主產區十多個省、市（區）大范圍和大面積推廣；京欣系列西瓜在全國推廣達到37萬hm2，在華北、華東等保護地西瓜主產區占有率達60%；京麥系列雜交小麥種子還走出國門，在巴基斯坦大面積種植，平均每0.07 hm2增產20%～30%。畜禽種業方面，京紅、京粉系列蛋種雞銷往全國31個省（區），占全國市場的50%；擁有全國最多的種奶牛場；優質種公牛凍精占全國市場的35%以上。水產種業方面，北京市是中國鱘魚和鮭鱒魚養殖的“搖籃”和重要的繁育基地。2013年底，北京市保有鱘魚親魚總量為7 740組，后備親魚10 000組，成為中國鱘魚種苗供應的主要產地，年可繁育鱘魚苗種5 000萬尾以上。鱘魚種苗的年產量約占全國產量在60%以上，反季節市場占有率達100%。
1.1.2 北京市成為全國種業企業總部、大中型企業聚集中心 大型種子企業看好北京市的中心輻射作用，逐步將總部搬遷到北京，或在北京市創立種子企業，種業企業實力逐漸增強，北京市已成為大中型企業聚集中心。全國外商投資種子企業有42家，其中北京市10家，國際跨國公司如孟山都、杜邦、先正達等種業總部落戶北京[2]。2010-2013年，北京市育繁推種子企業增加1家，即北京屯玉種業有限責任公司，其看中北京市科技、文化和經濟對全國的輻射優勢，將公司總部由山西遷至北京。北京市種業十強企業中銷售額超過1億元的企業有9家，占全國的7.6%，銷售額達10億元以上的企業有1家。并有5家入圍“2013年中國種業信用骨干企業”，其中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北京奧瑞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金色農華種業科技有限公司被評為“中國種業信用明星企業”，在所有省、市（區）中入圍企業數量最多。
1.1.3 北京市成為全國種業交流交易中心和權威信息地 北京市不僅進行種子交易，而且是種子市場重要信息匯集和交流場所。北京市連續舉辦21屆全國種子大會，成功舉辦2014年世界種子大會；2013年種業交易額約60億元，僅作物種子交易額就達35億元，占全國交易額的10%以上，進出口額超過全國40%。北京市建立了順義區和豐臺區兩大種業交易交流區，搭建了“全國農作物種子信息中心”和“首都現代農業育種服務平臺”、建成“10+1+5”農作物品種試驗展示網絡等，為全國種業提供新品種、專利技術、種業生產投入品、生產加工技術、金融通訊、信息化等服務。種業大會、園藝博覽會等活動規模逐漸增大，后續利用程度高，成為提升北京市種業品牌形象的重要載體。
1.2 北京市種業發展存在的問題
1.2.1 種業科技創新能力有待提升 雖然北京市種質資源豐富，但有效利用率仍顯不足。其中，農作物種質資源利用率僅為3%～5%，優異種質資源引進力度不大，所收集的作物種質在育種上有突出貢獻的少。花卉種苗、種子、種球、高代次畜禽良種對國外品種依賴程度仍較高，地方品種資源保存力度不夠，存在種質混雜，遺傳性狀不穩定等問題[3]。從育種技術上看，北京市種業研究雖從常規育種技術初步邁入依靠生物技術育種階段，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在新品種選育工作中仍存在基因背景狹窄、優異種質資源材料缺乏、種質資源的國內外交流滯后、細胞水平與分子水平育種技術手段不高、對生物技術與信息技術交叉綜合研究重視不夠等問題。育種工程技術研究中心、種業企業集團育種實驗室基礎設施和研究設備還不完善。畜牧、水產、林果種業的創新團隊力量仍比較薄弱，有影響力的種業科技領軍人才和育種攻關團隊少。
1.2.2 種業企業經營能力仍需增強 由于政策對種業尤其是育繁推一體化種企的支持，很多企業急于實施整合和擴容業務，加上對市場了解深度不夠，過度追求規模擴大和提高產量，致使種業企業產能過剩。2011-2013年，北京市種子企業種子產量上升同時，庫存居高不下，甚至達到95.8%。企業庫存率居高，加之大宗農產品國內國際價格倒掛，生產、管理、銷售方面成本增加，使得企業利潤略有下滑。2011-2013年間，北京種業企業銷售利潤率維持在10%左右。
1.2.3 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體系還不完善 目前，北京市以農業科研院所和農業大學為主的育種組織方式仍未有較大改善。大量育種資源和高水平科技人才仍聚集在科研院所，以市場為核心的科研評價和激勵機制尚不完善。科研院所和種業企業等相關主體關系較為松散，網絡效應不強。圍繞產學研創新體系成立的“種業聯盟”凝聚力不夠，聯盟理事長單位的“盟主”作用未能充分發揮[4]，專職管理機構和高素質人才缺乏，聯盟在聯合公關和技術研發、開展成果轉化及產業發展促進、標準制定、品牌建設等方面進展較慢。種業展示基地（園區）建設仍處于政府主導的初級發展階段，市場導向性不強。
1.2.4 要素約束種業生產布局還需優化 由于城鎮化進程加快和農業產業結構調整，北京市內農作物籽種面積由2010年的0.47萬hm2，減少到2013年的0.35萬hm2。北京市種業企業用地空間被進一步壓縮，種業規模受資源約束性增強。同時，北京市種業生產成本大幅攀升。京郊農產品成本核算點監測數據顯示，2013年農產品品種平均工值為81.76元/工日，與2009年相比增幅高達89.7%，r業機械費用占小麥、玉米等大宗作物生產費用的1/3。加之品種單一，產量較低，市內制種基地需要調整生產布局，控制產量，提升質量。而北京市在外埠的農作物制種田已達到了6.11萬hm2，但仍存在基礎設施、生產技術和設備落后，管理水平較低，繁育技術水平參差不齊等問題[5]。
2 北京市種業發展趨勢
2.1 現代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北京市種業建設進入新階段
2.1.1 農業發展方式轉變對種業發展提出新要求 現代農業是種子的供給者，也是需求者，種業發展既推動現代農業發展，也受現代農業發展進程制約[6]。2014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推進農村改革創新，加快農業現代化。為適應經濟發展“新常態”，轉變現代農業發展方式，推動農業由高產向高效轉變。未來北京種業發展也將進入“追求數量質量效益并重”的新階段。作為全國種業的科技創新中心，北京市將繼續提高育種創新能力，根據多樣化的市場需求，研制適合機械耕作與收獲、抗性強、資源節約、耐儲運等多元化品種，將育種新成果、新知識廣泛應用于生產實踐，生產出更具市場競爭力的產品，提高社會經濟效益。
2.1.2 北京市種業將全新布局，邁向種業之都新階段 根據經濟發展規律，北京市種業走過了圍繞資源發展的第一階段后，已進入了圍繞價值創造發展的第二階段。這一階段，就是以創新來推動經濟發展，北京市建立“全國種業創新中心”和“交易交流中心”符合經濟發展規律，也將推進全國種業發展。未來一段時期，北京種業將邁向布局新的商業生態系統第三階段，也是種業之都、國家種子“硅谷”建設的時期。圍繞這一目標，未來北京市種業需要把建設重點放在創造利于創新的社會文化氛圍和利于技術企業發展的政策、制度、市場環境方面，強化創新主體之間的密切合作，加快知識和技術的流動。
2.2 生物育種技術持續強勢，知識產權成為競爭核心
2.2.1 生物技術將使種業整體發展提速 世界范圍內的農業競爭首先就是良種的競爭，特別是以基因工程技術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的快速發展，將改寫傳統種業的游戲規則，包括打破了作物、品種和地域的隔閡[7]。生物技術的廣泛應用將進一步強化良種對一國農業發展及糧食安全保障的重要性。目前北京市種業研發已實現從常規育種向現代育種轉變，以轉基因技術為代表的分子生物技術的發展日趨成熟，并且在基因組學、組織培養和分子標記等方面的發展也日新月異，生物技術的應用領域從大田作物擴展到蔬菜、花卉、水果、樹木等多種不同的作物，農業生物技術產業鏈基本形成，未來育種研發效率將大大提升，有望推動種業整體提速發展。
2.2.2 種業未來競爭的核心是知識產權競爭 加強知識產權保護，是提升產業整體創新能力最重要的一環。現代育種發展的關鍵即知識產權保護與管理。其涉及植物新品種權、育種專利權、注冊商標專用權、商業秘密權等，能否保護好知識產權，不僅關系到民族種業的創新能力，而且關系到種企能否真正成為商業化育種的主體[8]。在種業知識產權競爭中，跨國種業集團已洞察市場先機，充分利用全球的種質資源及自身的研發優勢，借助農業知識產權全球布局謀求利益的最大化。未來北京市也必將提高知識產權保護意識，加大知識產權管理力度，做好受理、審查工作，建立種業科技成果托管平臺，加強對育種家的信息服務。
2.3 投入結構與方式變化，推動種業經營模式的轉型
2.3.1 多元資本介入推動種業兼并重組和轉型升級 種業是高新技術產業，前期的研發創新需要大量資金投入，沒有高強度的資本持續投入很難支撐產業的發展。金融資本的運用成為推進種企持續發展的重要力量[9]。北京市種業已進入用社會資本加快發展的關鍵時期，種業發展呈現出分化加劇、并購加速、重組加快的新格局。一方面大企業、集團進入種業；另一方面，金融資本也為種企提供了越來越多的機會。現代種業發展基金、農業發展基金、科技金融基金紛紛建立，國家開發銀行、中國農業發展銀行、中信證券等金融機構對種業都表現出極大興趣。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俗稱“新三板”）的揭牌運營，更為眾多中小種企提供了新的融資渠道。中國種子集團有限公司、中國農業發展集團有限公司等種業龍頭企業已投資數億元，收購整合了10多家區域性企業，進一步強化了資源整合和種子產業內部各相關環節之間的關聯。種子產業與化工、農藥、醫藥、食品、生物、煙草、貿易等產業之間的關聯關系也越來越緊密[10]。
2.3.2 未來種業競爭重點將是全產業鏈營銷服務模式 商業模式運作是育繁推一體化現代種業的前提。一方面，中國農村土地流轉與勞動力轉移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推動了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家庭農場、合作組織等新型經營主體成為制種主體。這些新型制種經營主體規模壯大和影響力提升，將會有意愿和能力與上游直至種子生產廠商直接對接，經銷商零售商對單一生產環節、大客戶群的控制力將逐步消失。另一方面，移動互聯網將成為推動種企商業服務模式變革的驅動力。在互聯網時代，種業品種更新和市場推廣速度加快，企業和個人利用互聯網獲取信息容易、傳播速度快。基于移動互聯網的營銷平臺、支付平臺、信息平臺、管理平臺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基礎，種業也面臨著“跨界打劫”威脅。蘇寧、淘寶、順豐優選等已依托物流優勢，紛紛進入農業行列；京東開展送種子下鄉活動，農業電商布局浮出水面；聯想佳沃構建了以全產業鏈運營、全球化布局、全程可追溯為核心理念的現代水果業務，可見未來企業的競爭，不是產品的競爭，而是商業模式之間的競爭。
2.4 市場決定作用不斷增強，促進政府管理方式變革
2.4.1 新《種子法》將進一步強化市場決定作用 新《種子法》將推動農作物新品種審定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從長期來看，應該從“品種審定制度”向“品種注冊制度”轉變；從短期來看，中國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對“品種審定制度”將進行完善和補充，減化優良品種的審定程序，縮短審定周期。至于作物品種審定標準，將會弱化產量指標，強調品種風險性狀指標和鑒定。品種的區域試驗、生產試驗和審定過程更加公開透明，農業產業技術體系將在新品種篩選過程中起更重要作用。
2.4.2 推進種業科研成果權益比例改革試點 當前，中國種業發展存在研發與實際生產脫節、科技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其根源在于傳統的種業科研管理體制機制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利益主體多元化的格局。建立種業科研成果的公開轉化平臺，將有利于發揮市場配置、公共成果資源的決定性作用[11]。通過建立種業科技成果托管平臺，可以讓所有創新成果公開進場、公平買賣，所有程序都在陽光下進行，實現權益最大化；可以推動科技資源向企業有序流動，為創新資源在全國、全產業鏈實現優化配置提供支撐，實現科技成果轉化效率最大化；還可以倒逼科研和生產緊密結合，通過創新著力解決農業生產發展中的實際問題。為加強種業科技人才積極性，落實109號文要求，2014年農業部、科技部、財政部共同印發《關于開展種業科研成果機構與科研人員權益比例試點工作的通知》（農種發〔2014〕4號），決定在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中國水稻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蔬菜花卉研究所、中國農業大學國家玉米改良中心等4家駐北京的科研單位，開展權益比例試點工作。北京市即將成為權益比例改革的先行地，突破體制機制障礙，激發自主創新活力，推動平臺的市場化運作。
關鍵詞：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
中圖分類號：F27 文獻標識碼：A
收錄日期：2013年6月4日
當前局勢下，隨著國際化步伐的加快，金融業的競爭日益激烈。在我國，由于我國國有銀行的商業化改革，銀行業已經進入到營利性的競爭階段，并且具有了企業化的特征。但是，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總體狀況卻是喜憂參半：一方面國內各商業銀行規模和競爭實力迅速壯大，取得了一定的成績；另一方面部分商業銀行在經營中也暴露出諸如競爭實力不強、盈利能力較弱等問題。其中，績效問題是反映種種狀況的一方面評價標準。目前商業銀行的績效水平已經呈現出收斂并且下降的趨勢，中國商業銀行的績效體系尚待規范，出現的一些問題亟待解決。
一、績效管理
（一）績效管理的含義。績效管理是基于企業戰略的一種管理活動。它是通過對企業戰略的建立、目標細分、業績評價，將績效評價結果用于各機構的日常管理活動中，用以激勵員工改進并最終實現組織戰略目標的管理活動。
（二）績效管理的目的。績效管理的最終目的在于績效改進，而不是單純的績效評價。各個企業機構根據不同情況和需要所運用的績效管理系統可能側重于不同的目的，總結起來，一般可以歸納為以下四個：
1、管理目的：組織在管理決策中要使用到績效管理信息，尤其是績效評價的信息。績效管理的管理目的在于對員工的績效表現給予評價，并給予相應的獎懲以激勵員工。績效管理中績效評價的結果是企業進行薪資管理等重要的人力資源管理決策時的重要依據。
2、戰略目的：績效管理系統將員工的工作活動與組織的戰略目標聯系在一起。績效管理為戰略目的服務，二者相輔相成。在績效管理系統的作用下，組織通過提高員工的個人績效提高組織的整體績效，從而實現組織的戰略目標。在企業中，任何一種舉措都必須服務于企業、服從于企業的整體戰略規劃，這是實現企業總體戰略目標的基礎。
3、評價目的：在管理中，理應正確地對待每一名員工，這就需要企業公正、公平的對待他們。如果不能對他們的行為、貢獻做出精準的測量，就不能給予他們公正的評判，那么企業的有關人力資源決策也就沒有了根據，不能做到有的放矢。
4、發展目的：企業經營的不只是產品，還有人。績效管理應當建立在“共贏”的基礎上。在這個過程中，企業獲得利益、發展，那么員工理應獲得自我認知、提升和發展。從管理者的角度來看，績效管理的過程能夠讓組織發現員工中存在的不足之處，以便對他們進行針對性培訓，從而使他們能夠更加有效地完成工作。從員工自身的角度來看，績效管理就像是擺在員工面前的一面鏡子，可以從中加深對自己的認識，通過與他人對比找出自己的優勢與劣勢，進而進行自我評價，從而提升自己的競爭力，實現發展。
二、中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現狀
我國商業銀行在運作中的經營績效評價工作仍然局限于成本、利潤指標，沒有形成科學完整的績效評價體系，雖然作為金融機構運作，但始終不同于企業經營。我國現存國有商業銀行以及股份制商業銀行在績效評價上只能在設計指標體系時作為參考。中國商業銀行在績效評價體系上一直存在如下問題：
（一）評價方法落后、評價結果失真。我國現階段的商業銀行績效評價局限于傳統的財務數據考評，評價過程中主要使用靜態的財務指標，根據財務報表提供的數據，對基本的指標進行分析。這些基本的指標主要有：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邊際利潤率、資產回報率等。在銀行資金利用效率方面則缺乏評價，同時在管理層面上，對于銀行的非財務因素，諸如員工本身的業務素質、管理水平、技術裝備的配合等不夠重視，這些容易造成績效評價的方法落后。而銀行管理人員有時處于自身利益考慮會或多或少的干涉銀行的績效評價工作，這就造成了評價結果失真的現象。
（二）績效評價的結果未能與激勵、懲罰接軌。績效評價的目的有很多種，無論是管理目的、戰略目的還是發展目的，都不是只為了評價而去評價。評價的結果可以反映出銀行過去的經營活動進展情況，可以對銀行的總體戰略進行階段性的總結，對制定的戰略可行性進行評價，確認是否需要修改，并且能做出科學的預計。如果評價結束之后不了了之，而沒有對相關人員與機構做出不同程度的獎懲，那么在銀行的經營管理中做出貢獻的人得不到一定的獎勵，而對經營過程中對銀行績效沒有做出貢獻或者做出的貢獻小于其職位規定的人員做出懲罰，會使銀行的績效評價工作失去作用。在員工對銀行的信任度方面也有一定的損害，降低員工的參與性。目前我國的商業銀行普遍存在這種對績效評價結果未進行相應獎懲的現狀，長此以往，會使商業銀行的績效產生不進反退的效果。
三、以農商銀行和村鎮銀行為例列舉其績效評價工作體系
以下情況由調研結果顯示：
村鎮銀行的績效考核由人力資源部組織實施，各部門配合。人力資源部按部門建立考核臺賬，便于對考核結果的認定和匯總；各部門按單位或個人建立專業考核臺賬，按月向人力資源部報送考核結果，便于溝通情況，跟蹤考核結果整改。考核對象為營業部、支行以及機關全員。
考核方式為：綜合績效考核，實行目標績效和管理績效的“百分”考核方式。年終根據考核結果合理確定目標績效和管理績效占比。
目標績效包含的內容：存款（實行雙線考核。旬均平均余額和月末余額的分配比例為6∶4）、信貸（信貸營銷考核、信貸結構調整考核、到期貸款回收考核、不良貸款占比考核、貸款利息回收考核）。
管理績效涵蓋的方面：負債專業（存款工作、文明服務規范、保險業務）、信貸專業（執行信貸政策規定、執行擔保制度按規定權限發放貸款、貸款支付管理按貸款新規執行、貸款操作流程的執行情況、貸款檔案管理情況、貸款報表的及時性及準確性、貸款風險管理等）、計劃財務專業（基本規定、財務收支、計算機綜合系統、會計業務核算、出納業務及現金管理、重要空白憑證及印章管理、反洗錢培訓、考試以及制度執行情況、事后監督管理、銀監局、人民銀行）、科技信息專業（制度建設與崗位管理、計算機安全管理、設備管理）、綜合管理專業（材料上報工作、收發文件工作、固定資產管理工作、防火、防盜搶演練、保安工作職責情況）、人力資源專業（業務培訓工作、遵守作息時間、實行干部定期交流制度、干部隊伍建設工作、后備干部管理工作、加強員工隊伍管理、做好黨務工作）、監察審計專業（審計工作、監察工作）。
績效工資所產生稅款由所得者承擔。績效工資由總行監察審計部審計后進行分配。
對比來看，農商銀行的績效評價則分為三部分：綜合績效考評以利潤為核心，以效益、資產質量、業務發展及案件防控為重點，包括“目標績效考評”、“管理績效考評”及“案件防控績效考評”三大部分。各部分考核分值相加后得出綜合考評得分。目標績效考評以計劃完成情況為核心，設置8項指標，以每名職工計劃值為標準值，采用統一計分辦法，用以考核評價每名職工綜合指標完成情況。管理績效考評以業務經營管理為核心，設置10項指標，采用統一計分辦法，用以考核評價每名職工業務經營管理情況。案件防控績效考評以增強案件防范和風險控制能力為核心，設置4項內容，采用統一計分辦法，用以考核評價各支行案件防范能力。
由此可以看出，村鎮銀行與農商銀行在績效評價體系方面考察方式與標準基本一致，大同小異，系統完善。但是，還是有可以改進的空間，具體的改進方案可以根據下面的論述做出適當調整。
四、影響中國商業銀行績效的內外部因素
（一）內部因素
1、中國商業銀行的金融創新。目前，我國的商業銀行業務單一、缺乏創新，在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中這個特點尤為顯著，來自創新業務的業務收入僅占總收入的30%左右。金融創新的不足阻礙了商業銀行的發展，影響了我國商業銀行的績效水平。隨著現代金融的深化，科技水平的發展，客戶的需求日益多樣化、個性化、創新化，創新銀行產品及服務種類可以擴大商業銀行的收入來源，為商業銀行提供新的市場平臺，提高核心競爭力。因此，通過開發新的金融產品、占領新的市場，并優化經營管理方式成為獲取利潤新的來源。這也是絕大多數外國銀行提高績效的重要途徑，金融創新的必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2、中國商業銀行的公司治理。公司治理具體表現為公司的管理制度和組織制度：管理制度指的是公司的基本章程和管理標準，是保證公司各司其職、有效制衡的基礎；組織制度包括股東會、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等各組織結構的分工職責，建立各司其職、有效制衡的運行機制。公司治理能夠提升組織經營管理水平，提高運營效率，實現股東利益和公司利潤最大化。
（二）外部因素
1、中國商業銀行的市場結構。決定市場結構的主要因素有：產品差別化、市場集中度、進入壁壘、規模經濟等。中國商業銀行中，四大國有商業銀行處于絕對壟斷地位。在產品差異化方面，我國商業銀行收入來源非常單一，創新產品少，主要依靠傳統的貸款等資產的收益。雖然在產品、服務等方面有一定的差別，如商業銀行客戶偏好、信譽問題、營業網點分布范圍等，但是由于其職能是相同的，因此總體差別還是很小的。
2、中國商業銀行的市場行為。市場行為由市場結構決定，又反作用于市場結構。可以概括為：政府行為、競爭行為、組織調整行為等。政府行為方面：我國對商業銀行的金融管制政策，如近年開展的國家助學貸款方案，在北京、廣州等地一些商業銀行開展國家助學貸款的不良貸款比率高達20%，這些不良貸款降低了商業銀行的績效；在競爭行為方面，各銀行具有部分浮動定價權，總體價格水平是由央行制定的，因此這部分權利的缺失導致了市場競爭的弱化，致使部分銀行競爭手段扭曲，出現了非正當競爭行為；在組織調整行為方面，主要指企業的合并行為，一般屬于橫向兼并，在兼并重組過程中，不乏政治色彩。
五、對中國商業銀行建立高效科學的績效考評體系的建議
（一）借鑒國外績效評價體系的設立方法，“洋為中用”、創建我國商業銀行績效評價體系。國外績效考評以財務指標為主，非財務指標為輔，將評價方法與企業發展戰略及企業最終的經營目標相結合。總結起來，起主導作用的主要是綜合平衡記分卡和經濟附加值兩種評價方法。結合中國目前的具體情況，兩種評價方法在中國商業銀行業的績效評價中都存在一定的可行性。可根據發展需要，選取適合的績效評價方式。
（二）將績效評估結果與相應的激勵懲罰結合起來，以增強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的效力。薪酬是用來衡量員工的績效的，而績效必須有激勵的良好支持才能充分發揮作用，能者多勞，因此能者多得，這是績效在薪酬方面的體現。但是，績效不應該僅與工資或獎金掛鉤，激勵有利于鼓舞員工的士氣、提高員工的素質以及增強組織的凝聚力，所以應該使激勵的手段多樣化，如員工個人能力的發展、獲得職位的提升以及獲得公開的精神表揚等，把績效與薪酬緊密的結合，才能更好地激勵員工，更充分地調動員工的積極性。如果激勵懲罰不能與績效評估掛鉤，那么績效評價也就失去了意義。綜上，要采用物質與精神相結合的方法，同時將績效考評作為員工晉升與獲得獎勵的主要參考依據，才能激發組織內部人員的積極性，實現商業銀行與內部員工的共贏。
主要參考文獻：
[1]張澤躍等.高績效工作體系與提高商業銀行競爭態勢[J].金融論壇，20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