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2-23 0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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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感嘆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道德經》70章）。為什么出現這種現象呢？如果仔細品味老子的《道德經》原文，我們會發現其經文的內涵，前提是“修”，由信到學，由學到悟，由悟到得，由得到成，由成到久，這是對“道”由信到久的內修過程。需要在長期的實踐當中去“參悟”。那么，具體該如何去內修呢？
（一）少私寡欲，抵制貪欲。“人心不足蛇吞象”，人的欲望是無窮的，這種無窮的欲望是腐敗產生的原動力。“罪莫于可欲”，一切的罪孽起源于不知羞恥的欲望。當有些官員為自己所塑造的“形象工程”而歡呼，為自己所獲得的“利益”而沾沾自喜之時，嚴肅的道德也正瀕臨消失的危險。故謂“咎莫大于欲得”。正因為如此，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以圣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道德經》12章）。老子告誡人們要要從自己的內在實際出發產生欲求，而不能一味的去追求無限的身外之物。老子的這段話在現今的廉政建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作為公職人員要“把發展作為硬道理，著眼于發展，這是為整體的中華民族繁榮昌盛而服務；而從個人角度來說，財富與地位的發展就絕對不是硬道理，不是唯一的，我們更應該關心消費的適可而止，學問與精神境界的精進，道德與人格的完美，對于群體的奉獻，對于真理——大道的追求。”對于過多的欲望要善制其欲，凡視聽言動，皆要做到自我節制，而不能貪婪失度。要克制自我，去其貪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
（二）知足常足，寵辱不驚。老子曰：“知足之足，常足矣”（《道德經》46章）。意思是說，能夠懂得知足的人，必然會感到心滿意足，進而經常處于滿足的狀態。現實生活中，一部分人永遠感覺自己無法滿足，另一部分人則意識到自己一直都處于一種動態的滿足之中，處于“常足”的狀態。馬克思說：“已經得到滿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由此可以看出，需要的產生是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唯一能把握的是個人的心態問題。因此，要做一個清正廉潔的人，就首先要有知足常足的心態。一方面，要知足。老子從透視人生、審查萬物的制高點出發，指出了一個人怎樣才能從自己“小算盤”出發平安快樂過一生，那就是六個字“致虛極、守靜篤”。作為公職人員要做到知足常足，就要對自己后天的種種欲望、成見、心機等加以控制、調適、消解、澄清，分清欲望當中的“可欲”與“不可欲”，面對“不可欲”的一切誘惑，比如金錢、美色、權力、名聲等，要堅守住靜，做到知足常足。另一方面，又要不斷進取，要有為人民謀取更多幸福的心態，不斷的努力，不斷地為人民創造更多物質、精神財富，造福人類。老子又說：“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經》46章）。即受寵受辱都有驚恐之感，是因為榮辱觀念太重。把名利得失看得象自身生命一樣貴重。如果我不顧自身，我會有什么災患？因此，人能重視用盡自身的力量以為天下人，才可以把天下交付他；喜歡用盡自身的力量以為天下人，才可以把天下委托他。老子的這段話，告誡公職人員，要寵辱不驚，要謙虛低調，不好大喜功，爭名奪利，要以人民利益為先，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三）寬厚仁慈，重德修身。老子認為，天慈萬物，“道”是“善利萬物而不爭”（《道德經》8章）。他認為，人應該效法天道。“是以圣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道德經》79章）。他倡導寬厚仁慈是安身立命之本。“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數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道德經》27章）。善于行事者，順應物性，遵循規律，無主觀妄為之跡；善于言辭者，正心誠意，言事中節，無有疵漏偏差；善于籌謀者，秉本執要，以一持萬，無須籌碼算具；善于關閉者，澹泊寡欲，不設不施，無須栓梢卻不可開；善于束結者，正己正人，民心渾樸，無須繩索卻不可解。他告誡公職人員要為而不爭，要順應自然的規律，利于萬物生發而不加傷害；順應客觀規律而不與之競爭。要順應自然，虛靜謙讓，沖氣為和；不貪施妄為，不妄生是非。老子的“德”是符合“道”的客觀發展規律的產物，它滋養和充實著萬物。“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遵道而貴德”（《道德經》51章）。老子認為，“道”是自然產生的，“德”是人類積蓄的，萬物形成各自的發展規律，人類形成良好的道德風尚，萬物的發展沒有不遵道守德的。由此可見，作為社會意識形態領域里的“德”是后天形成，并且是由人類積蓄的。而怎樣蓄德呢？老子說“上善若水”。意思就是最上等的善就象水，最上等的德行莫過水的德行。他告訴人們要重德修身，要學習水謙下自處的風格、大度能容的胸懷、仁慈柔和的美德、誠信無偽的準則，約束自已的品質和方圓有致的修為。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
二、以百姓心為心，執政為民
老子《道德經》中執政為民的廉政文化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順天為民，使社會趨于公平。老子曰：“天之道，其猶張弓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余者損之，不足者補之”（《道德經》77章）。他認為自然法則就象張弓開弦一樣，那里弦位高了就往下壓一壓，低了就抬高些，弦位過滿就減損些，不足就補充些。老子通過強調張弓的平衡、均勻、穩定、準確為例，來說明自然運化之機。老子要求執政者要使自己的行為附合于天道，損有余而補不足。在今天就是要做到，一方面，要允許和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另一方面，要處理好貧富分化問題，通過征收個人所得稅，遺產稅等形式，對過高收入者，進行調節，給各種低收入群體進行補給，以保證弱勢群體的利益，使社會趨于公平。
（二）順應民心，執政為民。老子曰：“圣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道德經》49章）。即圣人治天下，常無先入之見，一切聽百姓的聽民意的。要隨時按照百姓的意愿調整充實自己的執政目標和執政理念。讓人民“全其天性而不害其長”，使百姓各安其居，各樂其業。老子還說：“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道德經》66章）。即圣人要比人民站的高看的遠，那就要處于人民之下，用謙卑禮讓低調的語言說話，圣人想走在人民的前面，想帶頭做事情，必須先把自己擺在人民的后邊，做到跟隨人民的愿望說話辦事。老子的思想要求執政者要謙虛低調，主動深入基層聽民之苦，民之意，尊重百姓意愿，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三）愛國治民，無為而治。老子曰：“愛國治民，能無為乎？”（《道德經》10章）。意思是說，要愛家國又要治理好百姓，就要無為而治，聽其自然。這里所說的“無為而治”，并不是說一點作為也不允許有，而只是說要尊重自然法則、要尊重百姓愿望，不要與其相爭，不去做那些不符合自然現實、不利于百姓生產生活的事情。“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道德經》57章）。老子認為，為官干凈少苛捐雜稅，百姓自然豐盈，為官不喧囂，百姓自然安寧，為官不沒事找事，百姓自然富足，為官者沒有貪欲野心，百姓自然淳樸淳厚。他告誡執政者不要用貪為妄施來干涉、攪擾人民平靜的生活。要想辦法營建一個和諧寬松的社會大環境，讓人民公正自由地自作自息，悄悄地享受潤澤，而不怨聲載道，為非作歹。
人的正常生活包括兩個方面，心理和生理，生理上會出現疾病，同樣心理上也會有疾病，對待兩個方面的疾病不可用同樣的方式方法來對待，精神病患者也是人，也存在自己的意愿和選擇，不管臨床表現如何，都存在尊嚴，護理人員在實施護理過程中應給予充分的尊重，當然前提條件是在不傷害自身和他人的安全的情況下。精神病患者一般得不到公平的待遇，當威脅到自身和他人的生命安全時，作為精神科醫務工作者應對患者的生命健康進行保護，堅持以人為本。尊重和關心患者，對待患者向自己的親人一樣，不可侮辱、虐待以及諷刺患者。對于患者提出的合理要求，應盡量給予滿足，這樣才能促進護患關系和諧發展，對患者的變化及時掌握，這有助于臨床護理工作的開展。
2培養心理素質，樹立專業美德
精神科的護理人員要始終提醒自己，護理的患者是心理有缺陷、失去理智的患者，因而對護理人員的要求更加嚴格，不僅要具備頑強的意志、良好的心理素質以及堅強的信念，同時還要糾正社會對患者的偏見，同情和理解患者，耐心的與患者交流，每天保持積極樂觀的工作態度，當出現突發事件時，不可慌亂，要認真尋求解決方法，在與患者接觸時掩藏自身的不良情緒。因精神病患者隨時可能被疾病所影響，一些時候可能會對醫護人員作出沖動的行為，這是護理人員心理所表現出的反應會不同，面對這種情況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護理人員努力提升自身的心理素質，對自身的思想和行為有效控制，依據外界環境的變化對自我進行調節。
3正確認識精神疾病，工作作風嚴謹
精神病患者主要是因精神因素引起的，選擇治療的切入口也應從精神疾病開始，因此，精神科的護理人員在與患者接觸時語言要溫和、態度要和藹，思想作風上要審慎適度，精神病患者不僅會表現出道德淪喪、行為紊亂以及人格障礙，同時還會表現出一些不自覺的行為，這些會使得患者對護理人員出現矛盾、敵意、壓力升高以及沖突等不良情緒，當患者的自控能力不佳時就會表現出來。精神患者的行為與社會規范和道德多有不符，因而社會上大多數人無法接受和理解，但是我們既然成為了一名精神科醫務工作者，就要對精神病患者發病時的臨床表現進行詳細了解，注意其言行變化，無法用社會的準則和規范對其進行衡量，因而在對精神病患者實施護理的過程中，應面帶微笑、態度和藹，用自己美好的心態去感染患者，在實施護理操作時多為患者考慮，爭取患者早日恢復健康。
4謹言慎行，保守醫密
由于大部分人不理解精神病患者，對其存在錯誤的觀念，思想上認為精神病人很可怕、危險和可恥，是無法治愈的疾病，因此大多數患者的家屬不愿意將患者的病情告知周圍人，但是為了更好的配合治療，患者及其家屬不得已的將患者的病情如實的告知醫生，根據患者的臨床癥狀醫生才可以制定適合的治療方法，護理人員才能夠為其提供有針對性的護理措施。但是在這種情況下，需要醫護人員對患者的秘密嚴格遵守，當涉及到患者的工作和生活時，護理人員要注意保護患者的隱私，對自己所說的話負責，避免出現醫療糾紛。
5追求慎獨
一、儒家認為生與死都是自然現象和自然規律，應當以正確的態度坦然面對
《呂氏春秋》說：“審知生，圣人之要也；審知死，圣人之極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養生之謂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謂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獨決也。凡生于天地之間，其必有死，所不免也。”也就是說，生與死的現象及其本質問題都是圣賢所要認真面對并加以審慎思考的問題，有了對于生與死的正確理解和把握，就會以相應的適宜的態度對待之。《論語》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的話，這些都揭示和說明了時間流逝不可逆轉，人的生命也是一個由生到死的自然過程。
楊雄把“有生必有死”視為“自然之道”，他說：“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在他看來，有生命者必然就有死亡，有開始則一定會有終結，這是自然的道理，不是人力所能改變的。王充也說：“有血脈之類，無有不生，生無不死。以其生，故知其死也。天地不生，故不死；陰陽不生，故不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驗也。夫有始者必有終，有終者必有始。唯無始無終者，乃長生不死。”二程也說：“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反，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正是基于這種對生與死的不可抗拒的自然現象的認識，儒家更重視現實人生問題，而對死采取一種比較坦然和淡定的態度，正如張載所說：“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論語》載：“季路問事鬼神。子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日：‘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當問及鬼神和死亡的問題時，孔子教育學生從現實出發，要重視人事和人生的現實。李贄說：“生之必有死也，猶晝之必有夜也。死之不可復生，猶失之不可復返也。人莫不欲生，然卒不能使之久生；人莫不傷逝，然卒不能止之使勿逝。既不能使之久生，則生可以不欲矣。既不能使之勿逝，則逝可以無傷矣。故吾直謂死不必傷，唯有生仍可傷爾。勿傷逝，愿傷生也!”李贄通過對生與死的必然性的認識，提出可以不必悲傷于死亡，重要的是關注今生，把握今生。
王夫之也從生與死的自然現象，揭示了生與死的辯證關系，以及人們在生死問題上的基本態度的社會及心理原因。他說：“衰減之窮，予而不茹，則推故而別致其新也。由致新而言之，則死亦生之大造矣。然而合事近喜，離事近憂，乍亡必驚，徐來非故。則哀戚哭踴所以留陰陽之生，靳其離而惜其和，則人所以紹天地之生理而依依不舍于其常者也。然而依之為哀，而不依之為患，何也?哀者必真而患者必妄也。且天地之生也。則人以為貴。草木任生而不恤其死，禽獸患死而不知哀死，人知哀死而不必患死。哀以延天地之生，患以廢天地之化。故哀與患，人禽之大別也。”由此，王夫之也主張并充分肯定了對于生與死的“順”與“寧”的態度：“蓋其生也異于禽獸之生，則其死也異于禽獸之死，全健順太和之理以還造化，存順而沒也寧。”不僅如此，在生與死、成與敗的問題上，他還提出了“守氣”說：“生之于死，成之于敗，皆理勢之必有……既以身任天下，則死之與敗，非意外之兇危；生之與成，抑固然之籌畫；生而知其或死，則死而知其固可以生；敗而知有可成，則成而抑思其且可以敗。生死死生，成敗敗成，流轉于時勢，而皆有量以受之。如凡善走，不能逾越于盤中。其不動也如山，其決機也如水，此所謂守氣也。”這些論述，都反映了儒家在對待死亡問題上的基本態度，即正視生死，坦然面對死亡，既愛惜生，又不畏懼死，亦即不為生死問題所累。應當說，這是一種比較合理的態度。
二、儒家肯定生命的價值與可貴，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主張不作無謂的犧牲，反對在生死問題上不負責任的態度
天地生人，是中國傳統文化在人與自然關系問題上的一個基本認識，也是儒家天人關系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儒家認為，人與宇宙萬物一樣，是自然演化的結果，是自然界的產物，同時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人又與自然界的其他事物不同，有著其他事物所不可比擬的價值，其他任何事物都不能與人相提并論。孔子曾說過“鳥獸不可與同群”的話，反映了他對人的存在地位及其價值的肯定。說：“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也就是說，人是天地基本品質的體現，是陰陽交感的結晶，是鬼神精靈的薈萃，也是宇宙間五大元素的英華。《周易》中說：“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兇，先天而天弗違，后天而奉天時。”這些論述，都反映和體現了人在自然界中超拔萬物，具有崇高地位和價值的思想。周敦頤提出人是世間萬物中“最靈”者，他說：“(陰陽)二氣交感，生化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荀子則明確提出了人“最為天下貴”的思想，他說：“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
既然人“最為天下貴”，是世間萬物之“最靈”者，那么，人就應當尊重生命，珍惜生命。當季路向孔子請教“死”的問題時，孔子回答“未知生，焉知死?”孔子的這一回答，反映了其重視人生現實、關注人的現實生命的思想，也確立了儒家“重生”的基本人生態度。《論語·鄉黨》載：“廄焚，子退朝。日：‘傷人乎?’不問馬。”馬棚失火，孔子所關心的首先是有沒有危及人的生命，有沒有人受傷，而不問及馬的情況。在今天看來，這是極為正常的事情，但在孔子當時的時代，奴隸只是會說話的工具，和牛馬一樣可以在市場上買賣，因此孔子特別問傷人乎而不問馬，則有著不同于尋常的意義，反映和表現了他對人的生命的珍視和關心。孔子還明確提出反對人殉，對殷商以來殘害生命的人殉制度表達了強烈的憤慨，他認為即使使用偶殉也是不能容忍的，也是殘忍而不仁的：“為芻靈者善矣；為偶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孟子·梁惠王上》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后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在孔子看來，即使用木偶土偶等來殉葬，也是非常令人痛恨的。在孔子的心目中，即使是奴隸的生命也同樣有著作為生命的尊嚴和價值。
孔子及其儒家學者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和珍視，還反映和體現在其反對戰爭的思想上。《論語》載衛靈公向孔子請教用兵打仗之法，孔子的回答是：“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嘗學也。”并在第二天就離開了衛國。其實，孔子并非不懂軍旅之事，他以禮、樂、射、馭、書、數“六藝”教授弟子，其中的“射”、“馭”兩項技藝都與軍事有關。孔子之所以拒絕回答衛靈公的問題，是因為他深知戰爭意味著對于生命的傷害和殺戮，而這正是孔子所深切擔憂和強烈反對的。孟子也對戰爭和殺戮持一種強烈反對和深惡痛絕的態度，針對春秋以來戰爭頻繁、大量殺戮和生靈涂炭的情況，他特別評價說“春秋無義戰”。他譴責“不仁哉梁惠王也”，就是因為“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梁惠王為了爭奪土地而驅使百姓作戰，致使其暴尸郊野，骨肉糜爛。大敗后
為了再戰并獲勝，又驅使他喜歡的子弟去死戰。在孟子看來，這是極為不仁的。面對當時各國君主窮兵黷武，“未有不嗜殺人者”的情況，當梁襄王問他究竟誰能夠統一天下的問題時，他的回答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認為不好殺人的國君才可以統一天下。當有人說“我善為陣，我善為戰”時，孟子卻認為其實這是“大罪”。正是從關愛生命、珍惜生命的立場出發，孟子強烈反對和譴責大量殺戮和殘害生命的戰爭，提出了“仁者無敵”的主張，他說：“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尊重生命和珍惜生命，作為一項道德要求和一種人生態度，不但是對人的，也是對己的。儒家認為人作為天地間的最高價值，要尊重、關愛和珍視他人的生命，同時也要尊重和珍惜自身的生命。所以，儒家不主張作無謂的犧牲，也反對輕生自殺等在對待生命和死亡問題上的不負責任的態度。《論語》載孔子的話說：“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在孔子看來，徒手與老虎搏斗，徒步涉水過河，這樣死了都不后悔的人是不能讓人贊同的，這樣的行為也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說，這樣的無謂的死是不符合儒家的道德要求的，也是沒有意義和價值的。因此，孔子提倡“臨事而懼”，主張以小心謹慎的態度對待之。孟子也提倡珍惜生命，主張遇事小心謹慎，不作無謂的犧牲，所以他說：“知命者不立乎危墻之下”。
《論語》曾記載孔子與其弟子圍繞管仲是否應該自殺、不自殺是否合于仁德等問題的討論。管仲和召忽都是公子糾的師傅，當公子糾被其兄齊桓公殺害后，召忽自殺，這體現了對于君主的忠誠，是符合當時所要求的君臣之義的道德行為。但是管仲不但沒有自殺，反而還做了齊桓公的宰相，幫助齊桓公成就了稱霸諸侯、一匡天下的大業。對此，子路和子貢都提出了疑問，認為管仲沒有仁德，而孔子的回答是：“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在孔子看來，管仲幫助和輔佐齊桓公得以不用武力而多次召集諸侯盟會，同時輔佐齊桓公一匡天下，成就霸業，百姓一直蒙受到他的好處和恩惠，而沒有“被發左衽”淪為夷狄，這些都是管仲的仁德，我們不能要求他像普通男女那樣講求小節小信，自殺于山溝之中。可見，在生死面前究竟何去何從，選擇生還是選擇死，關鍵是看其目的和效果，如果選擇生是為了大眾百姓，是為了成就更大的仁，那么這種選擇就是值得肯定的。因此，孔子對于管仲沒有選擇自殺輕生的行為和不做無謂犧牲的人生態度不僅沒有加以指責，而且給予了充分的肯定，并稱其“如其仁，如其仁”。
正是基于對人的生命的尊重、關愛和珍惜的理念，儒家注重養生，主張通過修身養性，達到益壽延年的目的。《尚書·洪范》把長壽作為人生五大幸福之首，而把不得善終作為人生六大不幸之一。孔子曾提出“君子有三戒”，即“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這里，孔子根據不同年齡段人們的不同特點，提出了修身養性的不同要求。以正確的態度面對生活，不可以傷害身體，更不能危及生命，這是人們進行道德修養，達到君子的理想人格所必須要做到的，也是實現這一目標的身體基礎和前提。
三、儒家主張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以身殉道
在對待生死問題上，儒家重生慎死，提倡尊重生命、珍惜生命，同時對死又持一種慷慨凜然、泰然處之的態度。在孔子看來，人生在世的所作所為要符合“仁”的原則，那么，當需要在生與死面前做出選擇時，也應當以仁義道德為標準做出取舍。所以孔子認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不在于一味地貪生，而在于以一種堅韌不拔的精神追求仁道，“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為了實現“仁”的目的和理想，可以舍生忘死，視死如歸。孔子還把“見危授命”視為“成人”必備的一種品德和素質，他說：“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在孔子看來，見到利益便能想到義的要求，見到危險能夠獻出生命，長久處于貧困仍不忘記平日的諾言，這樣的人就可以說是品德完備的人了。他還說：“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在生死關頭，當生命和仁德“二者不可得兼”的時侯，決不能貪生怕死而損害仁德，而應當義無反顧，舍生取死。
孔子說：“見義不為，無勇也。”這里，孔子以“見義不為”為“無勇”，認為見到該做的事，即使面臨危險，也應該挺身而出，“見義勇為”、舍生取義，才是真正的勇、最大的勇。荀子也把“重死持義”視為“士君子之勇”，他說：“義之所在，不傾于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與見義勇為、舍生取義的主張相一致，孔子把對于真理的追求看得比生命更為重要，他主張以身殉道，提出“仁以為己任”，并說：“朝聞道，夕死可矣。”認為為了真理(道)即使付出生命的代價也是值得的，也是無怨無悔的。朱熹的話也表達了這個意思：“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自然完備無欠闕。須盡得這道理無欠闕，到那死時，乃是生理已盡，安于死而無隗。”
孟子在談到生死問題時也說：“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為茍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這種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的精神，體現了儒家在生死問題上的崇高氣節。孟子還說：“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在應該挺身而出的時侯，決不能怯懦退縮，袖手旁觀，否則就是貪生怕死，不仁不義；為了堅持道義，就應該無私無畏，勇往直前，乃至視死如歸。
《呂氏春秋》中說：“士之為人，當理不避其難，臨患忘利，遺生行義，視死如歸。”這里也是主張生死由義，在生死面前以“義”作為取舍的標準。張載對生與死持一種“當生則生，當死則死”的輕松淡然的態度，他說：“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鐘，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可見，“當生”與“當死”的標準不是別的，而正是“惟義所在”。朱熹也說：“義無可舍之理。當死而死，義在于死；不當死而死，義在于不死：無往而非義也。”
荀子說：“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王夫之也說：“將貴其生，生非不可貴也；將舍其生，生非不可舍也。……生以載義，生可貴；義以立生，生可舍。”人人都知道生命的可貴，都有求生的欲望，并且人們希望生存的愿望是很強烈的，厭惡死亡的心情也是很強烈的；然而人們在生死面前，有生存的機會卻選擇死亡，自覺自愿地舍生取死，這并不是不希望生存而但求死亡，而是由于當時的具體情況，他們認為應當舍生取死，也就是說，在當時的情況下，選擇生是不對的而選擇死才是對的。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貴生惡死的要求，但自愿的“舍其生”，“不欲生而欲死”，是因為“死得其所”，選擇死合乎仁義道德的要求。
四、儒家推崇死而不朽，并認為達到這一目的的手段是建功立業，為宗族、家國而獻身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載：“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日：‘古人有言日，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
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三不朽。’”對于“不朽”的理解和追求，有著不同的境界。范宣子講的是宗族的不斷發展和延續，而叔孫豹講的則是“雖久不廢”的“立德、立功、立言”，所追求的是永遠的不朽。這種追求精神不朽的思想，為孔子、孟子和后來的儒家學者所吸取和發展。
孔子說：“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就是說，君子最害怕離開人世時，不能著名于世。一個人死后，如果名字不為人所稱述，是該引以為憾的。《論語》中曾對比齊景公之死與伯夷、叔齊之死，說：“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齊景公奢侈腐化，一生無功無德，所以死了后，人們都不覺得他有什么好的行為可以稱述。而伯夷、叔齊所以至今還被人們稱頌，是因為他們具有良好的品德和高尚的氣節。孟子曾稱贊伯夷為“圣之清者”，并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可見，一個人不論貧富貴賤，即使窮困潦倒，只要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其行為和于仁德、高尚正直，死后也會為人所贊頌。
孟子與孔子一脈相承，認為君子終身之憂是不能死而不朽：“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于天下，可傳于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那么，如何才能消除這一憂患，達到死而不朽呢?孟子認為，君子有垂創之舉，即為不朽，“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不論孔子還是孟子，在認識到死亡的不可抗拒性后，都不主張任其自然，無所作為，而是強調與死亡抗爭，在有生之年要奮發努力，建功立業。即使在衰暮之年，當死亡即將到來時，也仍要“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通過發奮努力，建功立業，從而名垂青史，這就超越死亡而達到永恒。孔孟的這一思想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是十分深遠的。
《韓詩外傳》說：“王子比干殺身以成其忠，尾生殺身以成其信，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四子者，皆天下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為夫義之不立，名之不顯，則士恥之，故殺身以遂其行。由是觀之，卑賤貧窮，非士之恥也。夫士之所恥者，天下舉忠而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者存乎身，名傳于世，與日月并而不息，天不能殺，地不能生，當桀紂之世，不之能污也。然則非惡生而樂死也，惡富貴好貧賤也，由其理尊貴及己而仕，不辭也。”這里，比干、尾生、伯夷、叔齊以殺身成其忠、成其信、成其廉，所注重和追求的，是“名傳于世”、“與日月并而不息。”張載也說：“道德性命是長在不死之物也，己身則死，此則長在。”這里所強調的都是追求死而不朽，即將個人的生命投入到社會人群的大生命之中，以對社會、他人的貢獻為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之所在，強調對于仁義的追求重于生命。
但至于道德的定和概念，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文化背景有不同的詮釋，可道德的本質永遠不會改變。時代改變了，道德的觀念重點遷移了，這決不會意味著好會變成壞，善會變成惡，正會變成邪，美會變成丑，精華會成為糟粕。道德的變遷，是適應時代的要求和符合人的思想的。
追憶古時，傳統的道德觀念中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這就是封建時代的不道德，同時被認為是大罪。可時至今日，無后不會在被和不孝掛在一起。現在的無后只會讓人感到可惜，已經和道德毫無聯系。這是一例。從中可以看到不同的時代道德觀念會有明顯的差異。
但這些沒有觸及到道德的本質，同樣一種事情，不同的時代觀念有土同的評價。但當一些事觸及到人們心中最根本的道德觀念時，制造事件的“英雄們”會留下千古罪名。不論人們的道德觀念怎樣轉變，千古罪名不會隨著時間的流失而淡化。如秦會者，罵浪千年不朽。
同時違背道德和觸犯法律有著本質的不同，兩者相互補充而同時又相互排斥。法律的缺漏可由道德來填充，同時法律的缺漏會受到道德的沖擊。法律是對人有形的懲罰，而道德是對人們思想上的約束。對于一個良心為抿的人來說，道德的攻擊似狂風暴雨，沉痛之后卻是靈魂的驚醒。可對于喪失良知的人來說道德已經似有實無，對于作惡的人來說已經象蜘蛛絲一樣無力。
在道德失去作用的地方，法律會表現出驚人的懦弱。那些無視法律的存在，嚴重沖撞道德的“英雄”，無恥，卑鄙，下流。他們置尊嚴和人格不顧，金錢的充足和肉體的享樂早是他們的全部。已經毫無靈魂可言。他們的無知惡很很的沖擊道德的底線。在這些“英雄”的面前道德竟不堪一擊，敗的一塌糊涂。八萬萬炎黃子孫被打的一敗涂地，毫無生氣可言。
那些嚴重沖擊道德的“英雄”竟高高的站在歷史的浪尖上，得意的傾聽大家對他的稱贊：多么的偉大，多么的勇敢。傲慢的看著在一邊氣的咬牙，氣的要死的“不和潮流的小人”。
而當道德站起來的時候，那些英雄們又裝出一臉虔誠的樣子，哭哭啼啼的象道德懺悔，象大眾謝罪。可他們那有懺悔之意。在背后，他們依舊會大言不慚的稱他們的行為是“上帝的杰作”，并且沾沾自喜。這樣的人沒有靈魂，只是一具肉體。自然不會有盛裝道德的地方。他們沒有道德的觀念，他們的行為卻嚇的道德啊啊大叫，連連后退。文明道德演講稿范文節選!
沒有靈魂的肉體，何必存在與世界上。他們永遠不會進入地獄，更不會進入天堂。死亡對于他們來說只是肉體的消逝，永遠的消逝。在浩瀚的宇宙中不會留下他們的足跡，人生百年，卻什么都沒留下，可惜啊，悲哀。
可憐的肉體，你們快快行樂吧，你們千萬不要懺悔，千萬不要回顧，更不要相信靈魂的存在，只需享樂一生，最后化為虛無。
造成道路交通擁擠的原因有許多，其中最根本的是有限的交通供給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交通需求。
（一）供給1.城市道路交通的公共性。公共物品是指具有非競用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產品。筆者認為，城市道路屬于準公共物品，即具有有限的競用性和排他性。對城市道路的使用存在一個最優規模，超過這個規模以后，原有使用者的效用將受到影響。道路作為一種準公共物品，由于社會邊際收益大于私人邊際收益，供給短缺長期存在。2.供給因素。（1）意愿不足。城市道路具有準公共性，建設周期長，投資數額大，其投資主體為政府。目前，太原市道路交通的資金來源渠道較為狹窄，政府面臨巨大的財政壓力。建設資金的匱乏導致城市交通基礎設施供給不足。（2）能力有限。一是交通運輸網絡。前文已述，太原市道路系統結構為方格網式道路網，交通特征為平面混合交通，通行效率較低，立交橋結構簡單、功能欠完備。快速路系統尚未完善，中環路通車之前，太原只有濱河東路、西路兩條城市快速路。另外，太原市道路建設較為滯后，道路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機動車的增速。道路交通的供給能力十分有限。二是城市空間結構。太原市目前仍為單中心的城市結構，中心區集中在汾河以東中部老城區，柳巷為太原傳統的商業中心，具有很強的向心交通吸引力。太原市城市形態停留于單中心圈層結構，呈現出同心圓式向外蔓延的特點。這種“攤餅式”的城市發展模式導致交通流大量集中在城市中心區域，造成了嚴重的交通擁擠。另外，停車位設計不合理也是造成交通擁擠的重要原因。城區內停車場建設不到位，缺乏專業的標準停車場。有資料顯示，城區近90%的車輛面臨無泊位停車的窘境，導致占道停車現象較為普遍。
（二）需求1.對公共品的需求過度。如圖1所示（見下頁），出行者按照私人行車成本(PMC)與私人邊際收益（即需求D）進行決策，在二者的交點Q2達到了平衡。而帕累托最優所要求的交通量應為社會行車成本交點與需求曲線的交點Q1。由于道路正外部性的存在，使得出行者對道路交通的需求過度，產生“公地悲劇”。2.需求因素。（1）私人交通出行。近年來，隨著經濟發展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太原市私家車保有量不斷增長。如圖2所示（見下頁），近年來太原市民用汽車和私人汽車保有量增長較快，私人汽車占民用汽車的比重不斷上升。據統計，小汽車的道路負荷是公共交通的5—6倍，在承擔相同出行量的情況下，小汽車占據了絕大部分的道路資源。私人交通的快速發展導致對道路交通的需求增長較快。（2）其他運輸需求。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企業運輸、農副產品運輸、日常需求品運輸等需求不斷增加，也是造成交通擁堵的重要因素。
（三）其他因素道路瓶頸、天氣原因、信號配時不當、突發交通事件、道路施工等偶然因素易造成臨時性和局部性的交通擁擠，不容忽視。
二、太原市道路交通擁擠改善路徑探究
（一）改善主體解決道路交通擁擠問題，需要市場和政府同時發揮作用。市場在交通資源配置中應發揮決定性作用，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調節道路交通供求，解決交通供求不平衡這一根本矛盾。同時，由于道路交通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質，政府必須發揮一定的作用，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合理進行城市規劃，監督制裁違反交通規則的行為，并通過機制設計，為市場配置交通資源提供良好的環境。
[關鍵詞]約束理論；瓶頸；建設項目；奎壽命周期成本
一、引言
如何實施有效的項目管理，提高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已成為我國亟待解決的主要課題。約束理論(Theory0fConstraints，TOC)是由以色列物理學家、企業管理顧問戈德拉特博士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是在其開創的優化生產技術OPT(optimizedproductiontechnology)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管理哲學。該理論提出了在制造業的生產過程中定義和消除制約因素的一些規范方法，以支持生產的持續改進。后來該理論還逐漸成為開發特定管理技術的一種思想方法。戈德拉特在其《目標》中，首次將TOC應用到生產運作管理中，對單項目進行計劃以縮短項目的工期和實施簡單的項目管理。同時，這也是戈德拉特的另一著名企業管理小說《關鍵鏈》(cfifiealChain)的主體。并且，在該著作的最后一章還提到了TOC在安排并行項目的共享資源方面的應用。隨后發展出關鍵鏈項目管理法。關鍵鏈項目管理法找出了人們在項目管理中的錯誤假設與誤區，用“關鍵鏈”取代傳統的“關鍵路徑”。實現了項目管理理念與方法的重大突破。
目前，國內很多學者也對這一領域進行了研究。一方面，對TOC在項目時間管理和多項環境中應用進行了進一步的探討；另一方面，開展了TOC在項目管理其他方面的應用，如項目的風險管理。
二、TOC的基本思想和核心內容
約束理論把企業看著一個完整的系統，整個系統的績效通常有少數因數決定的，這些因數就是系統的制約因數，認為任何一個系統至少都會有一個制約因素TOC稱為“瓶頸”(BottleActivity)。猶如一條由許多個環組成的環鏈的強度一樣，正是各種的制約因素限制了企業的產出。因此，要想提高整個系統的產出，必須盡可能識別和打破企業在實現其目標的過程中現存的或潛伏的約束，使企業的改進方向和改進策略明確化，從而獲得持續改善。改善系統只需改善系統的瓶頸，不需改善系統的所有環節，改善非瓶頸的環節對增進系統的功能是不起作用的，是對企業資源的浪費。這些少數的瓶頸形成企業經營的關鍵鏈。
TOC的核心是管理限制系統功能的瓶頸活動，任何一個系統都至少有一個瓶頸。所以，TOC由以下一系列過程組成：識別系統的瓶頸，在資源限制條件下管理系統的運行，最后達到調配資源緩解系統瓶頸的目的。這是一個循環的過程，因為系統的瓶頸始終是存在的，當緩解了一個瓶頸后，這個系統的運行會達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在這個水平上，系統又會遇到一個或者更多的瓶頸。所以，對瓶頸的管理是循環的過程，最終是系統更好的運行。概括起來，TOC以下面五個步驟為焦點：(1)識別系統的瓶頸；(2)決定怎樣挖掘制約因素的潛能；(3)讓其他的決策服從或者服務于上面的決定；(4)改進系統的瓶頸；(5)如果上面的瓶頸被緩解，回到第一步，千萬不要讓管理的惰性引發系統的瓶頸。TOC強調的是找出系統的主要矛盾，主張改善瓶頸環節的功能，因而對于不緊迫的非瓶頸環節可以暫緩考慮。
三、建設項目成本管理的相關內容
1．概念。1950年，美國在對可靠性的研究過程中，全壽命周期成本概念就已經萌芽。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又稱建設項目壽命周期，是指建設項目從其開始到壽命結束的時間。對于建設項目的壽命周期的研究和界定，主要有物理壽命。功能壽命、法律壽命和經濟壽命。一般經濟壽命短于法律壽命；在不考慮意外情況的前提下，由于科技的發展、施工質量、設計水平的提高，建筑物的物理壽命一般長于法律壽命，功能壽命由于業主發展要求、技術更新速度、施工質量等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壽命周期的選擇不僅影響到成本的構成項目，而且影響到成本計算年限的長短。從經濟的角度考慮，建設項目的壽命周期應是經濟壽命。建設項目的壽命周期成本，即是建設項目在其經濟壽命周期內發生的所有費用。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的主要組成部分就是項目從構思到拆除的全壽命周期過程，主要可以分為項目決策階段、項目建造階段(包括設計和施工階段)、項目使用與維護階段、項目拆除階段。廣義的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即是基于全社會的角度，在建設項目的經濟壽命周期內生產者、消費者以及公眾所發生的一切費用。狹義的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是指一個建設項目在其壽命周期內自身折現貨幣成本。本文主要針對廣義的項目壽命周期成本。
2．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構成。按階段劃分，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包括項目決策、設計、建造、使用維修和報廢等過程中發生的費用，匯總各階段建設項目費用，從而得到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按階段劃分建設項目壽命周期成本。由于建設項目各階段是相互關聯的，所以在壽命周期成本評價時，不但要評價和優化壽命周期各階段自身費用的支出，還需關注各階段對項目壽命期后續階段的影響。
按照成本構成要素劃分，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包括建筑材料全壽命周期成本、建筑設備全壽命周期成本、人力資源全壽命周期成本、壽命周期管理成本要素。建筑材料全壽命周期成本是建筑材料從原材料的采集、生產、加工、銷售、使用到回收報廢這一壽命周期內的所有費用。建筑設備全壽命周期成本指設備的設計生產成本和設備使用維修成本的總和。人力資源全壽命周期成本是由建設項目在其壽命周期內支配并加以開發的、依附于員工個體的，對建設項目效益和社會發展具有積極作用的勞動能力的總和。壽命周期管理成本是指對建設項目進行管理所產生的費用，它包括建設管理費和建安管理費，其中建設管理費是建設項目總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建安管理費是施工單位在建設項目實施過程中所發生的管理費用。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對建設項目的壽命周期成本控制是通過各個要素壽命周期成本控制和各個階段成本控制相結合的方式。這就避免了現有的成本控制法的缺陷：針對某一階段的成本控制，割裂了建設項目各個階段成本的內在聯系；對建設項目運行成本不夠重視，導致目前國家的一些重點工程出現竣工移交時沒有單位接受，原因在于這些項目的日常維護費用很高，有的高達幾千萬元。壽命周期成本控制的目標是實現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最優，對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進行控制和管理的意義在于：可以實現全壽命周期成本的優化，尤其是一些大型項目，既要考慮建造成本，更應該考慮使用和維護成本；通過對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內各階段和各個制約因素的分析，系統地找出成本控制的措施，可以綜合考慮項目的初始成本和未來成本，可以實現建設項目壽命周期內的資源節約；有助于實現我國建筑業“綠色化”戰略。
四、基于TOC的項目壽命周期成本模型
1．識別瓶頸階段和識別瓶頸因素。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管理的目的就是盡量降低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的成本。由于建設項目經歷各個階段，壽命周期成本等于各階段成本之和。但是，壽命周期成本并不是各階段成本的簡單相加，特別是前階段發生的成本往往影響后面階段，要使總的成本最低，必須從全局的角度出發，優化各個階段的成本。從對全壽命成本影響角度看，各階段的影響程度不同，有的階段成本對全局成本影響很大，制約著整個項目的投入和效益，按TOC理論，則可以稱此階段為壽命周期成本的瓶頸階段。如果在此階段成本控制得較好(不是指本階段的成本很低)，那么對實現成本最低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比如，項目的決策階段，相對于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的其他后續階段來講，其對項目的壽命成本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因為決策一旦失誤，那么所有的投資成為無效投資，我國這樣的無效投資占總投資額的10％以上，西方發達國家的無效投資不足1％，而決策階段所需投入的費用只占項目壽命周期成本的很小比例，對此階段的成本控制重點不是控制該階段發生的實際成本大小，而應該看中該階段成果的準確性。因此，決策階段應是全壽命周期成本的第一瓶頸階段。而設計階段就應該是全壽命周期成本的第二個瓶頸階段。因為設計質量的好壞不僅影響項目質量和使用功能，也直接影響著建設項目的投資效益，一旦項目做出決策后，設計最終形成的方案和圖紙對建筑實體的施工和業主將來的運行使用具有重要影響。由于工程量由設計決定，因此，設計決定了建筑在建造階段的各種要素成本，建筑功能設計是否恰當適用，又會對建筑投入使用后運行成本構成影響。因此，設計階段也應該是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的又一瓶頸階段。施工階段的質量好壞又直接影響著運營的安全和效率的高低。因此，這也是一個瓶頸階段。
從成本構成要素來說，項目壽命周期成本控制重點應該是管理，管理成本是項目壽命周期成本的一部分，但控制的著眼點不是管理成本的大小，而是管理本身，管理出效益，良好的管理方法和管理機制是降低項目壽命周期成本的有力手段，管理成本占項目成本的比例很小，但對其他要素成本卻影響很大，設計階段是影響項目成本的關鍵階段，設計質量的好壞卻取決于管理。施工階段是成本大量發生階段，通過加強管理，能夠減少材料的浪費，提高工作效率，保證施工質量，既降低了施工階段的成本，也能提前投產使用產生效益和降低使用成本。所以，管理成本應是各階段成本的瓶頸因素。
2．挖潛潛力，制定如何應用系統限制。對于決策階段，其潛力在于：(1)建立合理的決策機制。這一點針對我國當前的現實情況而言十分必要。實踐中一些決策的典型案例，往往都伴隨有盲目決策、決策機制不合理的問題。建立合理的決策機制屬于優化的組織措施。建立合理的決策機制包括：在項目管理班子中落實項目優化決策的組織形式和人員；確定任務分工和職能分工；編制各階段的優化管理工作計劃和詳細的工作流程；根據優化需要聘請專家。(2)做好可行性研究。就是對不同建設方案進行技術經濟比較并做出判斷和決定，可行性研究對項目投資影響達到90％以上。所以，應認真作好可行性研究，加深可行性研究的深度，提高壽命周期成本估算的合理性和準確性，合理確定項目的建設標準和建設規模，最終從多個可行性方案中選擇全壽命周期成本最小的方案，實現科學合理的投資決策。對于設計階段，其目標是在執行決策意圖的前提下，將建設項目的設計工作委托給設計方，在合同的約束下，通過設計階段的各項工作達到本階段成本優化的同時，實現全壽命周期成本的協同優化。設計成本和由設計階段產生的全壽命成本的雙重優化是設計階段成本優化的總體目標。其潛力就在于優選設計單位，合理確定設計費用，對設計方案開展價值工程等，從多個設計方案中選擇滿足功能而壽命成本低的方案，擬定設計合同，加強設計過程的管理，控制設計費用的支出，尤其應對項目方案壽命周期成本優化。建設項目一般按照初步設計和施工圖設計兩個階段，大型項目還需進行總體設計。總體設計是為了解決總體開發方案和建設項目總體部署等重大問題，優化的潛力在于生產工藝的安排先進、合理，達到設計的生產規模、三廢治理和環境保護、能源需求合理、建設投資在投資的限額以內，建設項目全壽命周期成本得到優化。對于施工階段，如何挖潛施工階段的成本制約因素：①優化施工組織設計。②合理編制和及時檢查調整施工進度計劃。③加強對工程量和材料量價的控制。④加強工程質量和安全施工管理。
3．令其他階段資源遷就瓶頸，創造瓶頸的改進條件，即令后續階段遷就前面的階段，服從前面的決策和要求。設計階段按照決策定的總體方案、規模、建設標準、項目組成和工藝流程進行，施工階段遷就遵循設計的意圖。包括占地面積、項目的選址、材料和設備、施工要求各專業配合等，使用階段各設施的使用和維修，按照設計的要求而定。
4．改進整個壽命周期成本的瓶頸，通過充分挖掘制約因素的潛力和其他階段的遷就，使制約因素得到改進。
5．實施第四步后，如果現有的瓶頸得到緩解，回到第一步發現新的瓶頸，不斷地循環，尋找下一瓶頸階段和其瓶頸因素，形成動態的成本控制過程。當各階段成本計劃均實現后，還不能達到壽命成本最優時，還可以對各階段的成本計劃進行適當的調整優化。
[關鍵詞]政府經濟職能；宏觀調控；道德規約
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需要市場調節這只“無形的手”，同時，還需要政府這只“有形的手”進行宏觀調控。政府作為社會經濟管理的主體，在通過其職能的發揮干預社會經濟生活的時候，本身也存在著一個規則問題，以及如何遵守規則的問題。我國目前經濟生活中存在的許多突出矛盾，如市場秩序混亂、地方保護主義、政府辦事效率低下等，除了市場化程度低、市場機制不健全外，政府調節也存在一些有待認識和解決的問題，特別是在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國際經濟的歷史條件下，更需要從經濟倫理學的學科角度進行分析和研究。本文提出，政府調節中產生的一些問題，除了加強法制和制度建設之外（即使是這方面的問題，同樣也離不開道德的作用）。還必須強化道德的規范和約束。這是我國經濟倫理學必須關注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
同其他市場主體一樣，政府作為管理的主體，也是有章可循的。只有做到有章可循，政府的調節才能真正步入規范化、科學化、制度化的軌道，才有可能完成市場留給政府的任務。當然，政府也是有缺陷的。有不完善的市場，也有不完善的政府，其原因有客觀方面的，也有主觀方面的。這就說明政府行為也不能不受制度的約束。加入WTO后，政府管理市場必須是依法辦事，以保證政府力量成為社會的積極力量而非破壞性力量。這里僅就倫理的規約作一概述。
一、以尊重市場運作規律為政府基本的倫理理念探索、遵循經濟規律，是經濟學的任務，也是經濟倫理的應有之義。政府調節的道德約束，首先必須強調這一點。
在市場經濟中，市場調節是第一性的，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基礎。“市場是流通領域本身的總表現”①，它是一切經濟關系的總結合部。這些關系集中在表現為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及供需雙方結構關系，而供需中的諸類關系又以價格的變動反映出來，并進行自發地調節，成為一種波動中的自然制衡機制。這種“無形的手”，表現了供求規律、價值規律和競爭規律的合力，是商品經濟所具有的基本調節功能。市場調節雖然是自發的，但它是自然進行的基礎性的調節，任何以社會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經濟假如離開市場調節、另搞一套，就必然脫離實際，猶如神經系統脫離有機整體，自然沒有存在的依托和載體。我們搞了二十多年的經濟改革，就是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現在加入WTO，其實質是市場經濟的泛化，市場機制的強化，市場規則的普遍化。
因此，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政府行為提出的問題首先是必須尊重市場發展規律，增強社會經濟理性。任何憑借“拍腦袋”、不計后果的決策，必須徹底改革，這就要求政府要從無端“管制”轉向更好地“服務”，而要服務好，就必須按市場經濟規律來操作。這是一個經濟問題，一個政府的公共政策水平問題，同時也是政府需要樹立的一個新的經濟倫理理念。據學者估計，前20多年，重大決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大約在4000—5000億元。按照全社會投資決策成功率70％計，每年因決策失誤而造成的損失在1200億元。⑦因此，這種決策體制既不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更不適應加WTO后經濟一體化的要求。從目前看，有三點比較突出：一是政府職能的“越位”現象比較突出，過多的干預正常的經營活動，管了自己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二是對市場尚缺乏科學的、理性的分析，決策上的隨意性較大；三是資任意識淡漠。對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行為后果，很少去追究決策者的行政責任。從政府行為分析，尊重市場經濟發展規律，政府的計劃調控才會具有科學性、規范性，管好自己應該管的，切實履行其職能，承擔其責任。同時，要求政府必須精簡、高效、廉潔、公正，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這是中國市場化進程的迫切要求，是政府調控經濟必備的倫理理念。
二、以彌補市場缺陷為政府的倫理責任市場不是主管道德的組織
政府的彌補職能，同時又是一種倫理責任。當然，政府干預經濟的范圍和程度與市場發育程度有很大關系。就中國目前來說，由于市場發育不夠成熟，市場運作還有待規范的情況下，政府可能干預的事情就相對多一些，甚至原本就應該由市場去他的事，有時也不得不由政府來暫時承擔，待市場發育到一定程度后，再轉交市場去承擔。因此，就是在加入wTo的今天，政府在遵守其國際規則的前提下，還不得不根據中國的國情，發揮著特殊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資源配置起基礎性作用，解決生產什么、如何生產和為誰生產的問題，它通過提供社會產品，滿足人們的需求。政府則致力于彌補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具體來說，一般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活動的五大領域，即利用財政貨幣政策，實現經濟穩定增長；通過公共財政提供公共產品，滿足社會公共需求‘通過稅收、補貼、轉移支付等手段，緩照解社會分配不公的矛盾；利用賦稅、補貼等辦法，消除市場的外部經濟負效果。恢復市場的效率和活力；通過制定法律法規，限制壟斷，保護競爭，維護市場經濟制度的基礎。就我國而言，政府還承擔有搞好國有企業、壯大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基礎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的大潮中，政府還負有保護和發展民族經濟、保衛國家經濟安全的職能。至于這兩種功能如何在新的形勢下更好地有效地發揮，則是需要認真研究的。這些客觀上要求的職能，都要承擔職能的人去認識它，自覺地創造性地執行它，并使之不斷完善。
從目前看，政府在彌補市場缺陷方面，或說服務方面，應該特別強調，政府要通過制定法律、執行法規來規范市場秩序、企業和中介組織的行為，引導消費者。例如，市場法、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等，創造平等競爭環境，限制和制止惡性競爭及壟斷行為；再如，利用質量法、合同法保護名優產品，打擊假冒偽劣產品和各種非法經營；當務之急是要引導國內各地區、各經濟主體不要再各自為政、相互殘殺。要盡快打破地區、部門和市場分割的局面，遏制地方保護主義的泛濫，使全國盡快形成統一規范的市場體系。再者，政府要著力解決公正與效率的關系，調節分配領域中的利益懸殊問題、保障最低生活標準的問題，特別是要盡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以及就業問題、醫療、義務教育、創造良好的人文環境、生態環境等。因為單靠市場很難使經營者顧及全局利益，特別是自然資源的保護、生態平衡、公共衛生的維護以及治安環境的維持等。為克服和彌補市場的盲目性和短期性，政府必須從整個社會發展出發，根據科學技術的要求，制定長期發展規劃和年度發展計劃，作為整個經濟的導向。
這些職能和責任，都是政府應該而且必須解決好的問題。如果政府職能“缺位”，將直接影響到經濟發展的命運和社會的穩定。當前，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正在向縱深發展，許多深層次的矛盾亟待解決，如就業問題、分配中的公正問題、市場秩序問題等，盡管政府在宏觀調控方面已發揮了強有力的作用，積累了許多經驗，但是，市場運作中仍有一些本該政府管的事卻沒有管好。原因是，一些政府官員還不適應市場經濟的運行要求，駕馭能力有待提高；有的是由于缺乏責任意識所致。實踐證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到今天，迫切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決策科學的政府來規導和調控，需要一個具有強烈的倫理責任意識的政府來引導。
三、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政府行為的出發點和歸宿點
政府作為宏觀調控的主體，作為權力的主體，它是代表公共利益和意志的。維護社會公共利益，是政府的首要道德要求。由于我國處在經濟體制的轉型期，一些政府職能出現了扭曲，給經濟生活帶來了混亂，也直接危害了國家和公民的利益。在一些地方和部門，個人利益、部門利益與人民利益、國家整體利益之間的關系，出現了緊張或矛盾。地方保護主義、由部門利益帶來的“三亂”現象，就是近年來一直試圖解決但并沒有根治的突出問題。
地方保護主義是轉型時期的地方政府職能畸形化的表現。出于地方的眼前利益（主要與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有關），加上某些地方官員為創造“政績”的需要，特別是與腐敗現象直接聯系（權錢交易），一些地方政府不執行國家的統一的法規，不維護統一市場的秩序，卻致力于保護地方上違法經營。如或明或暗地袒護制造假冒偽劣的產品，甚至對國家明令禁止、關系人民生命健康的藥品、食品也加以支持保護；對于污染環境、破壞資源的經營不但不制止，反而百般袒護，以至水污染、空氣污染屢禁不止，許多應該關閉的小工廠轉入地下；破壞信譽，不遵守法規，本地的經營者受到司法部門的處罰，地方卻拒不執行，有的司法機關有意錯判，使得合同法難以貫徹，甚至設法包庇當地人對外地人的詐騙行為；為保護當地新產品劃地為牢，不準外地商品進人，或強行銷售當地的新產品，更有甚者，官員、執法人員同黑勢力勾結，保護、販毒、走私、虛開稅票等違法經濟活動。這種地方保護主義的盛行，是當前我國市場秩序混亂的原因，它嚴重破壞了市場的環境，阻礙了公平、開放、統一、競爭的市場體系的建立，已經成為一大公害。對此，有些地方官不但不去追究查辦，反販子倒以為是發展地方經濟的有效措施。這里既有認識問題，更有利益問題。
地方保護主義之所以得以存在并發展，其實質是它與一些政府官員的個人利益有關，或者是經濟利益，或者是謀取所謂的“政績”。他們作為公共利益和意志的代表，其要求是必須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國家的整體利益，但他們的行為卻背道而馳。
除了地方保護主義之外，還有部門類利益作祟。一些行政機關靠行政性壟斷，謀求本行業、本部門、本集團的利益最大化，而不是人民福利的最大化。這正是“三亂”現象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三亂”首先造成企業和消費者負擔加重，成本提高，效益下降。有的企業設法再轉嫁給消費者，直接損害消費者利益，扭曲經濟關系。其次，導致執法不嚴、秩序混亂、經濟杠桿失靈、信用意識下降。為了“創收”不該管的亂管，該管的卻有意不管，其結果是合格新產品可能銷售不暢，不合格的劣質產品則橫行無阻，行業不正之風難以克服。這種群體腐敗，正是官員腐敗的土壤，致使政府職能嚴重扭曲，不僅難以履行其職責，而且從根本上違背了人民群眾的利益。
四、以構筑信用經濟為基礎的社會信用倫理體系為政府工作的著力點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建立在穩定的信用關系基礎之上的法制經濟，穩定可靠的社會信用體系是市場經濟有效運行的重要基礎條件之一。但目前的情況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信用體系在我國剛剛出現，尚處于起步階段。企業信用制度沒有建立起來，個人信用制度更為落后，政府信用也受到挑戰，信用問題已日益成為阻礙國民經濟市場化進程的“瓶頸”，成為以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中的一個十分突出的問題。
信用是一種經濟關系。信用，是借貸活動的總稱。在商品生產和貨幣流通條件下，以商品賒銷和貨幣借貸的形式所體現的一種經濟關系，是以償還為條件的價值的特殊運動形式。借貸資本運動形式，是信用的基本形式。信用主要包括三種，一是以延期付款和預收貨款的方式買賣商品的商業信用；二是銀行將集中起來的閑散貨幣資本和社會游資，貸放給工商業資本家的銀行信用；三是公司、商店及銀行對個人消費者提供的分期付款售貨及消費貸款的消賀信用。信用不是一個特有的經濟范疇，而是在商品貨幣關系存在，并有一定的發展，信用就隨之產生。由于我國幾十年來的計劃經濟體制，社會資源主要由政府來配置，企業不是獨立的經濟主體，企業間隔就無法建立真正的信用關系。從某種意義上說，信用經濟關系和體系建立的程度，是我國體制是否徹底轉型的重要參照。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史，實質上是信用經濟建立與發展的歷史。市場經濟愈發達，愈要求信用經濟的發展，而信用經濟也必然地要求相適應的倫理理念和準則為這服務。只有這樣，才能維系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才能面對經濟全球化的趨勢。由此可見，我們通常講的信用有兩種涵義：一種是經濟方面的意義，另一種是倫理的內涵。經濟意義上的信用，反映的是事實層面的客觀必然性，即“是什么”的問題，這是經濟學所必須探索的。倫理從價值的層面來分析來評價，解決的是“應當”的問題。“應當‘作為一些規范、準則，它既是經濟生活的必然性要求，又對經濟生活發揮著規導、調節的作用，同時，它又是一種強大的人文力，是經濟活動的一種動力，一種不可缺少的資源。
如上所述，由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正在建立之中，作為一種經濟關系的國民信用體系尚未建立起來，加之政府、企業、個人行為方面存在著的一定程度上的信用缺損，在一定程度上發生了信用倫理危機。由于經濟活動主體缺乏這一倫理理念和心理保證，缺乏經濟活動的“自律”，因此，直接造成了市場秩序的混亂。比如，廠家之間由于拖欠債務而形成的不信任感；呆壞賬的大量存在導致投資方出現“借貸”現象；假冒偽劣產品泛濫使消費者不敢放開手腳消費；不少部門統計數字嚴重失真造成不同范圍的經濟信息失真，政府無法調控經濟等問題。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是信用經濟，是道德經濟。構筑社會信用體系，包括信用制度和體系，也包括與信用經濟相適應的信用倫理，成為市場經濟健康運行的前提和保證。在這一問題上，政府仍居于核心位置。因此，政府首先應該成為講信用、守信用的表率，特別表現在對經濟活動的干預和調節方面，反映出政府的形象如何。同時，通過政策引導和調控，盡快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國民信用體系。最近公布的全國520家“重合同守信用”企業，就是把企業作為切入點，旨在整肅市場信用秩序、建立健全社會信用制度，這標志著我國企業信用工程正式啟動。
一、我國媒體競爭的兩個階段和特點
我國的新聞媒體作為黨和政府的輿論工具，原先所有開支都由國家財政承擔。當時，同行之間雖然存在競爭，但是這種媒體競爭是比較規范的、在道德約束之下的競爭。并不傷筋動骨，是一種良性的的競爭。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國家對新聞單位實行了改革，雖然新聞媒體還是國有事業單位，受黨政機關領導。但絕大多數媒體的所需經費已由原來的全部財政支付，變為財政差額撥款或者完全自收自支。在這種情況下，各新聞媒體在發揮社會效益的同時，將實現利益最大化作為重要目標，以適應媒體自身發展和增加職工收人的需要。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各新聞媒體開展了全新意義上的競爭:加強了受眾意識，開始了對受眾的爭奪。爭取盡可能多的受眾，等于取得市場、等于取得了盡可能多的經濟效益。由于我國新聞媒體競爭尚未建立與公司法相類似的事業法人制度、公平競爭制度等制度規范，客觀上為新聞媒體對社會不正當行使新聞報道權利以及不正當競爭提供了可能。近年來，這種競爭日趨激烈，并出現了惡意的、違背道德規范的競爭行為。
二、媒體競爭中不道德行為的主要表現
新聞媒體競爭中的不道德行為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1、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個人行為。常見的有：為完成業務指標抄襲新聞作品、造假新聞以求轟動效果等。由于經濟利益的驅使，近年來，新聞媒體從業人員個人利用新聞報道牟取“好處”的各種或明或暗的事例也屢見不鮮：一些記者在參加采訪或新聞會等活動時，接受采訪對象以“車馬費”、“誤餐費”、“勞務費”等名義發放的錢物。還有一些記者利用休息時間私自組團采訪或進行新聞活動，或私自參加企業組織的“三包”采訪和旅游、娛樂等活動。更有記者明目張膽收受報酬，搞有償新聞，。如2002年6月22日，山西繁峙縣義興寨金礦區發生了特大爆炸，38名金礦礦工當場遇難。全國各大媒體對其進行了詳盡的報道與披露。但在事件發生后一年，2003年9月15日，新華社出人意料地，以驚人的勇氣向外界披露:有11名記者在繁峙礦難采訪過程中違背新聞職業道德，收受當地有關人員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金元寶的嚴重經濟違紀行為金額高達7.46萬人民幣，令人震驚。
2、新聞單位的集體行為以及由核心管理層默認的行為。與從業人員個人行為相比，這個層面的不道德行為更應該引起關注，隨著媒體競爭的日趨激烈，這個層面的不道德競爭行為顯得越來越顯著。這個層面的不道德競爭為又突出表現為三個方面:首先，為爭奪廣告市場，利用媒體自身的影響力大搞有償新聞。有償新聞的特點，就是一條新聞被刊登，不是憑新聞價值來決定，而是根據提供所謂“新聞”的單位是否給予新聞單位“好處”來決定。一些新聞媒體將廣告演變成新聞消息、人物專訪、企業或產品通訊、生活專題、科學常識等形式進行傳播，有的地方新聞媒體包括地方黨報時常大篇幅地登載此類文章。其次，利用媒體的影響力和優勢，強行拉贊助費。對于拒絕給予“好處”的，則利用媒體影響力“封殺”或“搞臭”對方。如今年1月底到2月初，某地方報紙到一家企業拉廣告遭到拒絕，就抓住衛生監督部門在這家商品零售企業偶然發現不合格商品為由頭，在所屬的早晚兩份報紙上連篇累犢的進行所謂“曝光”、“后續報道”、“評論”。再如今年1月中下旬，中央電視臺《新聞調查》欄目披露了鄂東晚報從2003年開始，在晚報領導的授意下，采取威脅暴光等非法手段，違公德，強拉所在地區學校的贊助費，為報社牟利。在當地造成了惡劣的影響，對企業造成傷害。再次，或明或暗地封殺、貶低競爭對手。所有媒體都有自身的優勢，受眾群體是交叉的。有的新聞媒體為了競爭，“封殺”競爭對手的一切新聞，對于有的事關大局、不得不報的新聞事件，則采取只報事件，不報道主體或者更換主體的手段。例如：對于“廣播電視進村人戶工程”，有的報紙采取只報數字不報過程、只報出席會議的黨政首腦不報召開會議的廣電機關等含混手法進行處理；有的報紙甚至將“廣播線路故障”、“電視信號中斷”等事件作為重要的社會新聞安排在顯著位置津津樂道。前不久，某地廣播電臺主辦了一個知名歌手的“歌友見面會”，整個演出過程十分成功但在演出結束時，因場地提供方違約以及一名歌友的過分熱情出現了一點小插曲，前往采訪的報紙記者就在領導授意下，以“某某歌友見面會草草收場”為題，大肆宣揚活動的“不成功”，隨意夸大“不成功”的細節。諸如此類的在媒體競爭中的不道德行為不但誤導了受眾、對批評對象和競爭對手造成了傷害，還嚴重損害了新聞媒體在公眾心目中的形象。
三、媒體競爭中的道德約束及評判
對于上面所談到的在媒體競爭中出現的種種有違道德的現象，業內人士或專家給出了一些大同小異的界定。有的學者將其稱之為新聞腐敗，有的稱之為新聞道德淪喪或傳媒操守問題。但無論如何界定這一現象，其實它們都與新聞道德有關。對于在媒體競爭中出現的各種形式的違背道德的現象，社會必須作出反應，必須采取措施加以解決。
l、建立規范媒體行為的機制并設立評判監督機關。媒體監督社會但誰來監督媒體?道德體現的是人類精神的自律，主要靠人的道德責任感和社會輿論來保障實施。確實社會輿論是道德準則最有效的持有者、是對反道德行為的最有效的評判和監督者。但是，社會輿論最有效和最廣泛的傳播途徑卻恰恰是媒體。如果由媒體來互相監督，很可能讓惡性競爭愈演愈烈。當前，地方的新聞工作者協會(記協組織)由于種種原因，在調停、監督媒體競爭行為時，所起到的作用并不顯著，因此，有必要設立一套可操作性較強的評判機制，同時合理配置強化記協組織監督管理的權力。
2、新聞道德的法律化。在利益多元化和價值標準多元化的條件下，新聞從業人員的道德責任感和社會輿論的強制力不足以防止媒體競爭中的反道德行為發生。一些行為不僅需要有道德調整，還需要有更大強制力的行為規則和原則予以調整，這個具有更大強制力的行為規則和原則就是法律。利用法律手段可以使部分道德義務上升為法律義務，并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予以強制執行，這是維護媒體競爭基本秩序的必須手段。
一
網絡經濟給現代商業帶來了多樣化的形式，人們可以在網上簽訂商貿合同來代替傳統意義上的談判，可以呆在家里“逛超市”而免受車馬勞累之苦，還可以在電腦上進行設計或修改圖紙，進而可以自行設計自己需要、符合自己口味的產品，可以對生產廠家、商業公司提供樣品加以修改。這些使得傳統觀念中的生產者和消費者正在悄悄地發生變化。“區別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界限日漸模糊”，“產消者的意義越來越重要，這種產消合一的興起，開始改變市場在人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①互聯網使勞動生產率得以極大提高，人們能夠自由支配的時間越來越多。網上的信息資源正逐漸替代傳統稀缺的自然物質資源而成為富國、窮國共同享有的財富，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所謂國際公平……。然而，當我們津津樂道于網絡經濟的這些非凡成就時，切不可忽視這種技術型經濟所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帶來的一些負面的、消極的影響，以及由此而在網絡經濟活動中產生的一系列道德問題。
（一）個人隱私問題
互聯網技術作為“信息高速公路”，它運行系統的開放和符號的通用，強調言論自由與人際的虛擬溝通，鼓勵對“真實”與“個性”的追求與張揚，這種網絡文化造成的后果有可能是個人隱私的被剝奪，私人生活的價值流失。一般說來，通過網絡侵犯人們隱私權的行為要有：①電腦黑客的入侵。電腦黑客們出于好奇或其它目的，利用其高超的電腦技術，自由地出入于網絡世界，各種安全措施對于他們來說形同虛設。②侵犯消費者的隱私權。消費者在利用因特網購買某些產品和服務時往往要提供一定數據的個人資料，如家庭人員構成、住址、經濟收入以及電話號碼等，這些資料在網絡經濟活動中常常很容易被收集、整理、出售，用于商業目的，這就很可能造成對消費者隱私權的侵犯。在一項有關消費者隱私的調查問卷中，89%的人認為計算機使某些人更容易獲得有關個人機密的私人信息。 ③侵犯員工的隱私權。在網絡會，一些公司利用電腦網絡對員工進行監視，以了解員工的工作習慣和工作效率，從而可能侵犯員工的隱私權。“網絡神探”是指一種新開發的“監工”軟件，把它安裝在辦公室的電腦里，能將每個員工在網絡工作站上的所做、所為以圖像的形式記錄下來。企業負責人只要打開瀏覽器便一目了然。使用了該軟件，就如同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可私自打開別人的辦公桌抽屜。③許多公司認為員工的電子郵件跟其他商業通信沒什么兩樣，屬于本公司所擁有的資源，自己（指公司方）有權決定如何利用它。這種未經許可便私自調閱員工電子郵件的做法在用戶和研究隱私問題的專家看來實際上是對員工隱私權的侵犯。④合理的隱私權在當今世界各國已得到公認。一方面，個人隱私受法律保護：另一方面更為基礎，隱私權是一種天賦權利，尊重他人的隱私是自明的義務。保護隱私是對人性自由和尊嚴的尊重，是一項基本的社會倫理要求，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標志。然而，網絡經濟中出現的倫理問題之一便是個人隱私危機。在電子信息網絡發達的國家，個人隱私權能否得到有效保護已成為網絡經濟主體普遍性的憂慮。
（二）知識產權問題
在網絡經濟時代，侵犯知識產權已經成了裸的強盜行徑。互聯網上的侵權形式則是各種各樣。許多網民將他人享有版權的軟件作為禮物送與自己的網友，或是放在網絡社會里任人使用。這種侵權行徑通過高速、快捷的互聯網所造成的惡劣后果是不言喻的了。⑤由于網絡知識產權背后涉及到裸的經濟利益，因此，對于它的保護問題便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
面對形形的侵犯網絡知識產權現象，世人關注得較多的是從技術和法律方面著手來加強對侵權現象的防范和打擊力度。對于由技術筑起的保護壁壘，往往是很容易被新的技術所攻克的。技術本身的性質也就意味著它終將被新的更高層次的技術所取代。如此，對于侵犯知識產權深惡痛絕的人們自然便想到了另一強有力的手段――法律。由于法律在本質上是反應性的，只能對已出現的問題做出反應，而通常反應的方式又是極其緩慢的，技術和法律這兩道防線并不能很好地阻止互聯網中的侵權問題。第三道防線――道德籬笆日益受到人們重視，下面我們就來討論與之相關的道德問題。首先論述的一個問題邏輯是：如果人們在網絡上非法復制、使用有知識產權的軟件是一種不道德行為，那么當某種社會性的、公開性的知識由于個人壟斷而導致妨礙社會進步是否同樣是一種不公平、不道德的行為呢？這里不僅涉及到關于知識產權保護與知識公開合理利用的關系，而且提出了一個重大的道德問題，即信息產品開發者的財產權是否有道德基礎以及這種道德基礎的限度如何？緣于此，復雜的道德問題出現了。從道德角度看，什么是開發者擁有的財產權？其實也就是知識產權保護的性質和范圍問題。再進一步具體化，我們就會提出諸如下述問題：信息產品開發者從其創造中獲益的權利該大到什么程度？知識產權保護是否應擴展到計算機界面？區分剽竊原始思想、基于其新思想而發展的新理論、新技術的界限是什么？這些問題迫使我們盡快對知識產權做出符合網絡經濟時代的新的操作規范。
（三）信息安全問題
伴隨著因特網技術的飛速發展，人類面臨的安全問題早已從物理空間蔓延到網絡空間。如何界定信息健全的行為規范，又如何追究信息安全的主體責任？首先確保系統安全是不是每一個網絡經濟主體都應該承擔的義務？如果信息泄露且被非法使用，受害的是與信息相關的主體不是泄露方，那么這種情況下的安全責任和造成的損失應該由誰負擔？其次，如果認定網絡經濟主體有義務保護信息，那么應在多大程度上對系統和數據加以安全保護？再說，破壞信息安全的行為本身就是不道德行為甚至是違法犯罪行為；同時有必要進一步思考：“黑客”未授權訪問的危害有多大？假如是非惡意的應如何對待？“黑客”行為的善惡及其后果又該如何看待？如對于1988年11月康奈爾大學計算機研究生莫里還有，如果在沒有破壞原始數據的情況下，未經授權的復制行為應該怎樣界定其性質？信息是財產嗎？如果是，那么某人盜竊或未經許可復制了信息中是否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呢？所有這些問題都是網絡經濟環境下對信息安全的挑戰，同時也涉及到個人隱私以及知識產權保護問題。
（四）信息壟斷問題
在以網絡為骨架的信息社會中，信息是最重要的資源。誰能更有效地搜集信息、掌握信息、加工信息、使用信息，誰就能夠在社會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并處于更有利的地位。從社會共同進步、縮小國家間、地區間的貧富差距、創造一個每個人都有能充分發揮其潛能的環境來看，信息應當共享，也就是說，信息共享是道德的。但是，從信息的生產來看，信息生產需要創造性的發揮和智力投入，一些大的信息產品所耗費的勞動往往是驚人的。信息生產者有權利要求占有其信息產品的所有權，通過銷售信息產品來補償投入并賺取利潤。從信息的傳播來看，它需要大量的軟硬件產品的支持，這些網絡產品的生產也需要大量的投資，必須在網絡使用者身上得到必要的回報。進一步說，由于經濟條件不同，個人能力不同，所在地區和國家不同，掌握語言不同，不同的人享受信息的條件是不同的，從而造成多種形式的對信息共享的背離，其極端就是信息壟斷。信息壟斷不僅是增長其競爭優勢的經濟行為，也是一個涉及到人類社會基本的道德行為。首先涉及的是控制敏感信息的程度問題，即在什么情況下這種控制就走向了其極端――“信息壟斷”？其次，社會能容忍“信息壟斷”嗎？這種壟斷是不是與其它形式的壟斷一樣有害和反競爭？這些問題使我們難以對公平的界限達成一致意見。
二
網絡社會是一個高度開放、高度自由的系統，網絡社會的成員十分復雜，網絡管理十分艱難，網絡經濟帶來的倫理問題對網絡社會各成員行為的道德約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1、加強網絡道德教育，培養人們的網絡道德意識。由于網絡和在網絡空間中的活動是一種新鮮事物，目前尚無相應完善的法律法規體系，于是一些人就自覺或不自覺地將網絡空間視為道德真空。似乎在這里，有的只是能力的高低，而沒有道德上的善惡。另一方面，由于人們對網絡行為缺乏經驗，對網絡行為的可能后果常常做出錯誤的估計，造成許多人在行為上并無惡意，事實上卻釀成惡果。因此，必須對人們特別是精通計算機技術的人們進行網絡道德教育。首先，要培養他們在網絡空間中的責任意識。其次，要提高他們估計、認識自己網絡行為后果能力。
2、建立和健全對網絡行為的監督、管理機制。首先，對網絡行為和網絡行為者之間建立明確的、可查的一一對應關系。這跟尊重隱私應該并不矛盾。其次，政府要建立專門的機構對人們的網絡行為進行監督和管理。要建立一支思想好、業務精的“網上警察”隊伍，對一些不健康的、對社會危害大的信息進行堵截、刪除，查找制造這些信息人，并追究他們的責任。
3、加強對網絡的立法執法工作。網絡空間必須是一個道德空間，同時還必須是一個法治空間，沒有法律的強制力，僅靠良心和社會輿論，是不可能真正有效地規范人們的網絡行為的。而且，由于在網絡空間中，人們常常并不知道網絡行為背后的行為者，社會輿論就很難發揮它規范人們行為的道德作用。因此，法治在網絡空間比在物理空間更加重要。當前，我國在網絡的立法和執法方面還不適應網絡發展的需要，必須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