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2-06-12 21: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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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的內容涵蓋了湖北文化的生存環境(包括地理環境和社會環境)、人文精神等主客觀因素，傳播著湖北文化的精髓。而且，它采取新聞解讀、新聞現場、記者感言、專家點評、背景鏈接、編者按、題記等多種形式，通過大特寫式主照片與多幅關聯照片的較完美組合，集中表現一個主題，全方位反映新聞事件的過程和結果，展現人物的精神面貌，無疑增強了傳播效果。
一、形象展示客觀環境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規律，使得人類必須認識環境，與環境保持和諧的狀態。人與客觀環境的關系時常成為新聞報道關注的內容。《焦點》涉及的客觀環境既包括湖北的地理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湖北氣候溫潤，山川雄奇，物產豐富，以“九省通衢”的區位優勢著稱。《焦點》的報道包含著對湖北地理環境的一種情感抒發。它筆下的地理環境不但為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一個適宜的活動背景，而且在特定條件下烘托人物性格、心理。突出了地理環境與人的互動。如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千鳥飛來，沉湖不冷》，展現合理利用生態資源的《恩施模式：深山唱響生態曲》。主題鮮明，畫面簡潔，文字優美，融情于景，給人一種如臨其境、賞心悅目的感受。
湖北地域遼闊，風俗習慣、歷史遺跡、生產關系、社會意識等社會環境的發展現狀與變遷，也成為《焦點》的報道內容，因為它們與人物的思想、行動密不可分，某種程度上是人物感情的外化，通過地域文化的內涵和外延，反映到社會環境的構建之中。如《影子新娘的7000次婚禮》關注了土家族著名的“哭嫁”習俗。《青磚青瓦訴滄桑》，展示的是寶石河南北兩岸保存完好的百余棟明清古民居，既承載著豐富多彩的歷史文化內涵，又是對當今一些地方盲目擴建而損毀古建筑之風的無聲批判。《一個鄉村的美麗嬗變》，則從建設宜萬鐵路讓火光村舊貌換新顏的角度入手，揭示了農村城市化帶來的可喜成就。
傳播學中有一個觀點叫“視野制約效果”，即公眾對于事物的印象依賴于大眾傳媒的報道。《焦點》描述客觀環境，實際上為公眾了解湖北提供了一種有效途徑，在營造寓意深刻的文化氛圍的同時，用視覺圖像更新或者強化著讀者對湖北的思考。
二、突出表現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體現了文化形態的動力性，反映著人在社會化過程中對理想的追尋、對社會的責任、對國家的忠誠等內容。周積明在《文化分區與湖北文化》中提到，2003年5月在一次關于湖北文化精神的座談會上，與會專家歸納出湖北文化的“四大精神”：創新、愛國、開拓、兼容。湖北地處九省通衢，承南接北、牽東連西的環境，造就了湖北文化的包容性。《焦點》堅持“三貼近”原則，以人為本，以小見大，記錄具有時代性和典型性的新聞事件。
《“寒冬”里，鄉村年味濃》，表現的是金融危機波及全球，湖北通山縣作為勞務輸出大縣勢必受到影響，而大量農民工提前返鄉，也帶來了傳統年文化和親情的回歸。《青春創業正當時》講述了武漢大學初出茅廬的大學生發揮聰明才智，自主創業的故事。在《五種皮膚，創造生命奇跡》中，恩施女孩接受豬皮、父親、母親、自己以及歐洲皮庫捐贈的五種皮膚移植，而延續生命，畫面展示了文字難以描述的生命奇跡。《苗語：一個人的守望》，通過鄂西大山的苗語老師馮萬清為了保護民族語畜，傳承苗族文化殫精竭慮，孤獨堅守的精神風貌。
三、注重傳播核心價值
《焦點》把握住了湖北人文精神的核心價值，提倡自強不息、開拓進取、海納百川、執著堅韌的精神氣質，無論主人公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分工有什么差異。他們的命運和人生軌跡都能夠始終牽動著讀者的心。這種人文精神的稱頌，不僅僅是向讀者傳遞信息，而且通過對典型人物的刻畫影響讀者的行動。甚至使自身的價值觀念發生改變，因為《焦點》依托于媒介，具有社會行為的示范效果。
關鍵詞：地域文化傳播；紀錄片教學；舌尖上的中國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260X（2016）04-0207-02
《舌尖上的中國》為觀眾呈現了視覺的饕餮盛宴，更是記錄了國人的美食圖譜，揭示了中國人飲食之中所蘊含的人生哲理和生存智慧，展現了一幅幅地域文化圖譜《.舌尖上的中國》的成功，是中國的紀錄片發展的成功；也是紀錄片作為一種重要的載體，傳播當下中國地域文化乃至構建國家形象的成功.因此，無論是紀錄片教學中作為優秀案例，還是在構建地域文化、國家形象方面給文化工作者的啟示，《舌尖上的中國》都是不可多得的范例.課程《紀錄片創作》是新聞采編與制作專業必修課程，筆者從2006年開始講授本門課程，2008年開始在課程教學中引入地域文化傳播的教學思路，結合科研課題的研究成果，通過分析當下熱播的優秀紀錄片的創作手法和傳播策略，力求開闊課程的教學思路.本次課程以45分鐘教學過程為例，講授《舌尖上的中國》中《自然的饋贈》中所運用的故事化的創作手法以及如何敘事過程中成功地傳播了我國的地域文化.講授過程具體如下：
1激趣導入，揭題設問
在本門課程之前的教學之中，教師帶領學生分析了弗哈拉迪的作品《北方的納努克》，此部影片主要通過故事展現了獵人納努克的生產、生活及愛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課程導入階段，教師以納努克一家依次鉆出皮筏子、建造被稱作“伊格魯”的冰屋、納努克和冰窟窿下的海豹進行的拉鋸戰等等激烈、有趣的場景開始，通過回顧這些新奇、有趣的場景，既復習了舊課，又在輕松的氛圍中開始了新課.《北方的納努克》通過一個個引人入勝的故事場景講述愛斯基摩人的日常生活以及隱含的生存智慧和生存哲理的手法，同樣體現在《舌尖上的中國》中，繼而巧妙地聯系《北方的納努克》和《舌尖上的中國》的共通之處，并且以設問的方式引發學生思考：通過故事講述生存理念的創作手法能夠讓作品更吸引人，讓紀錄更具魅力，那么如何運用故事化的創作手法？如何講述人的生存理念？如何傳播地域文化？通過設問引入本次課的授課主題———以《自然的饋贈》為例來分析通過故事化方式講述故事人主人公生存理念的創作手法.
2切入主題，逐步推進
在主題講授過程中，主要從《自然的饋贈》中所體現的三個方面的藝術特色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2.1交叉敘事，有機銜接
首先，可整體分析《自然的饋贈》故事化的敘事手法.在這一集中，影片主要向觀眾呈現了“松茸、筍、諾鄧火腿、蓮藕、魚”這五種食材，并以八個小故事通過交叉敘事的方式呈現了五種食材的特質.進一步分析每一個小故事，引導學生逐步發現，每一個小故事都是從這種食材產地的氣候、地理環境等因素出發，自然地引出與食材關聯的故事及主人公.而講述主人公的故事，遵循的思路是勞動者就地取材，做出美食“.勞動———收獲———做菜———生活”這四個環節成為故事敘述主線，同時食材的特點、收獲之后的“慶祝”等活動為故事敘述輔線，主線與輔線交叉敘事，在有機的銜接中，完成敘事.[1]此時，可采取提問的方式引發學生思考：“人物”與“食材”兩條線索交叉出現，共同完成敘事.那么“人物”與“食材”交叉出現的意義是什么？問題的提出，引發學生思考，可針對學生的作答進行糾錯，引出正解：如果單獨講述“人物”或“食材”，首先，不能將人與食材緊密關聯；其次，長時間講述“人物”或長時間講述“食材”，都會因為長讓觀眾感到乏味；而片中所采用的交叉敘事恰巧避免了這種乏味，并且，在“人物”與“食材”不斷的變換過程中，體現出情節，產生了故事化的效果.此時，適時地讓學生感知，導演通過“食材”講述“人物”不僅是形式的需要，更是基于“人物”故事之中所體現的人的生存理念、生存哲學，傳達出的地域文化精神實質的需要.從“食材”到“人物”，從“人物”到“人物故事”，從“人物故事”到“生存理念”（或“生存哲學”）導演的這種敘事路徑，實現了從“食材”到“地域文化”跨越———講述“食材”，卻不止于“食材”；講述故事，是為了傳播文化.講授中，可以《自然的饋贈》中諾鄧火腿的制作片段為例說明.通過傳授諾鄧火腿的制作方法，傳達了父母向子女傳授中國飲食的制作工藝，實際上傳承的是以食物為載體的中國傳統文化，體現了中國人重家庭、重傳統的文化理念.其次，講述五種食材的八個小故事，它們之間又是如何銜接的？通過梳理和總結，可舉例向學生分析銜接自然的精妙之處：從松茸切換到竹筍，利用了這兩種食材的共同點———來自于山林；從諾鄧火腿過渡到蓮藕，畫面從河谷切換到湖泊，它們的共通之處———水；而蓮藕與大頭魚之間的轉場，則是利用了職業采摘者和捕撈者和之間的相同之處……在舉例的基礎上，啟發學生分析其它食材之間的轉場.食材之間這種內在的有機關聯，使得影片轉場之間，流暢自然，不留痕跡.這說明了創作團隊在策劃、拍攝及后期制作的各個階段都能夠嚴格把控內部結構，使得整個作品前后連貫、一氣呵成，故事化的敘事方式在自然、流暢的轉場中過渡完成，讓受眾在一個個銜接自然的故事中品味美食、品味人生，感知文化，同時地域文化以一種“潤物細無聲”方式，在不同的人獲取食材的小故事中得以傳播.
2.2設置興奮點，把控結構
在紀錄片創作過程中，創作者通過設置“興奮點”來“躲開平淡”，力求引起觀眾的興趣《.舌尖上的中國》中“細節”是這部紀錄片的興奮點，正是這些興奮點令片子新鮮不斷，奇妙不斷，讓觀眾在收視上始終保持極大的好奇心.這個部分的講述過程中，應輔以《自然的饋贈》中的視頻完成，結合視頻畫面解析相關片段.可舉例：以設問的方式總結：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以設問引出創作方法：這樣處理好處在于食物的誘人之處被放大，引得觀眾垂涎欲滴，這些“興奮點”給觀眾帶來了視覺沖擊、情感沖擊，在講述故事的同時，傳達不同地域人們情感觀念的不同，也讓片子達到更好的傳播效果.這樣處理的結果令觀眾觀影過程中身心俱動，實現了觀者與傳者之間的心靈溝通.[2]
2.3利用懸念，引人入勝
此段落的講述可以電影大師羅伯特•雷德福理念引出，即“……紀錄片的崛起當中，充滿懸念和沖突的敘事情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再告知學生，紀錄片的創作，懸念的營造是一種極富表現力的創作手法.本次課中，可先播放《自然的饋贈》中30分25秒—33分27秒的視頻片段，并且通過分鏡頭腳本具體分析懸念的設置，分鏡頭腳本如下：通過分鏡頭腳本，講述影片中懸念的設置和營造：在制作完“魚頭泡餅”之后，畫面中出現“燈火通明……喧囂熱鬧的場景”，緊接著“凌晨4點”的解說字幕，將“查干湖的漁民在夜色中行走在結冰的湖面上”的場景，將觀眾帶入緊張的氣氛，而接下來的“馬蹄聲和車輪壓碾冰面聲音”繼續將懸念的設置發揮到極致“.往哪里走.誰也不敢亂說話”、“一場依靠經驗的賭博，要持續數個小時”的解說，讓觀眾的心更加繃緊起來，直到天亮，畫面才變得明亮起來.但即將開始的捕撈工作，仍然有著太多的不確定因素，焦慮、緊張也仍未從觀眾的剛剛釋放的心情散去.[3]這個段落中，創作者通過懸念的設置最大限度激活了觀眾的“緊張與期待的心情”，令敘事過程一波三折，引人入勝.同時，漁民對于自然、對于捕撈工作的態度，他們的生存狀態和生存智慧在驚險、刺激的敘事中自然呈現.
3通過總結，引起反思
3.1教學內容的反思
《舌尖上的中國》展現飲食知識、飲食習慣、飲食態度的同時揭示了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人文氣蘊、精神內涵，實現了紀錄片在文化傳達方式上的突破；實現了從細節入手，逐步遞進，挖掘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創作手法的突破；實現了國人的文化傳統以美食為載體的傳播途徑的突破.從教學內容的角度，既把握了當下先進紀錄片創作理念，又能讓學生在理解我們民族文化的基礎上，結合影片中所蘊含的優秀文化傳統，恰當地嵌入愛國主義的教育，令他們直觀、深刻地領悟“中國夢”的內涵.
3.2教學理念反思
本次課的教學設計中秉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的原則，通過設問、學生互動等方式啟發學生思考，激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并在問題之間強調了授課重點，強化了授課難點.教師在教授本門課程中嘗試以“翻轉課堂”的形式開展教學，在本次課前，學生可觀摩《自然的饋贈》，再通過課程教學視頻進行課程學習.從《北方的納努克》到《舌尖上的中國》，變化的是技術，創新的是藝術觀念，但不變的是人類故事的渴求，對生存家園的熱愛和守候.紀錄片就是通過故事，傳播文化；故事化是形式，傳播文化才是紀錄片的應有之義.
參考文獻：
〔1〕〔3〕滕天天.《舌尖上的中國》———紀錄片國際語境下的中國表達[D].陜西科技大學,2014.22、32、34.
關鍵詞：文化傳播；地域題材紀錄片；耦合性
中圖分類號：G206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1-862X（2017）03-0151-004
紀錄頻道的成功開播，優秀紀錄片引發的熱議，現象級紀錄片所帶來視覺盛宴及廣泛關注，使得紀錄片在中國的發展呈蓬勃之勢，其中的地域題材紀錄片也持續升溫，在展現自然風貌的同時，塑造地域形象，提升地域美譽度、認知度和影響力。[1]從傳播學的角度進行分析，紀錄片傳播文化受幾個方面因素的影響，首先，地域文化紀錄片在文化強國的背景下，對地域文化進行“重塑”和“他塑”；在價值重構的同時，調節社會秩序、保護民族文化基因，聯接傳統文化和當代社會。其次，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們在審視自然風貌、地域文化的同時，發揮著傳播文化的現實價值。同時，全新的文化傳播環境、媒介融合的變革等因素，顛覆了既有的紀錄片創作和傳播方式。本文通過對多部國內外熱播紀錄片進行梳理和解析及訪談紀錄片創作團隊主創人員，認為地域題材紀錄片應從以下五個文化傳播方面加以強化。
一、弘揚文化的創作內涵
紀錄片的創作與發展，使得紀錄片在弘揚文化方面所發揮的作用不勝枚舉，黨的十以來，在文化戰略的引領下，我國的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進入了協調、快速發展階段，同時推動了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雙提升。紀錄片人理應創新思維，于細微之處深刻體悟與覺察當下生活現實、周遭發展、文化脈動、精神風貌，記錄一個個鮮活的個體、一次次驟然即逝的歷史瞬間、一場場猝不及防的驚人轉變，于宏大敘事中體現細致入微，從局部真實中梳理整體認知，從現實中體察出本質，做到既弘揚文化，亦能夠揭示文化內涵。
隨著中國城市化進程的發展，大量的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作為承載傳統文化的重要場所――農村，人口不斷削減，傳統文化亦隨之逐漸消逝。電視紀錄片作為視覺媒介的產品，通過議程設置，重新建構現實世界。電視紀錄片《記住鄉愁》展現了200多個村落，將儒家文化融入鏡頭并貫穿全片始終，通過紀實、記者互動等方式，關聯了傳統文化與現實生活。在《城北社區：孝德永彰》這一集中，為了照顧養母，外出打工的李維俊辭職回家這一舉動，傳達了儒家文化中的感恩教育，傳承了“父母在，不遠游”優良傳統。同時，《記住鄉愁》多次宣揚了重歸故土、再建家鄉的意味，契合了儒家文化中身心安頓的精神慰藉，讓人們體會到回歸傳統村落，既是身體的回歸，也是心靈的回歸，彌合了城市與鄉村之間的文化割裂，喚醒身處飛速發展城市化進程中的人們對傳統文化的記憶。
紀錄片《河之南》梳理了中國文化的核心――中原文化，記錄了這一文化的起源、興起、發展的歷史過程，通過代表性歷史人物和事件實現了地域題材紀錄片文化尋根的重要價值。紀錄片《第三極》攝制組經過500多天的長途跋涉，足跡遍布、青海、四川等60多處秘境，攝取美景的同時，向觀眾展現了當地居民最樸實、本真的生存方式；充分發揮紀錄作品視聽語言的優勢，促進了邊緣文化現象的傳播。紀錄片《大黃山》摒棄風光片的桎梏，從自然、人文等多角度、全景式展現具象黃山之美，進而揭示了山文化中承載的文化、歷史，蘊含的智慧、靈感，深度開掘了山地紀錄片創作觀念，發揮其作為文化載體的顯在優勢。紀錄片《沙與海》中的牧民劉澤遠，他和后代雖然生活在相對閉塞的環境下，但各自都抱有不同的生活態度、生存理念，這些不同均蘊含著濃厚的地域文化烙印、人們對于生存與發展的理念變遷。地域題材紀錄影像的表達，通過對環境和人物的記錄、重構，關照自然環境的同時，亦聯接了人物與自然，提煉并傳播了獨有的地域文化。紀錄片《最后的山神》以冷靜的視角，通過鄂倫春族最后的薩滿孟金福呈現了其在居住方式變遷過程中的心路歷程，記錄了大興安嶺地區即將消亡的文化現象。
二、反思文化的創作“自覺”
紀錄片如果僅僅反映現實圖景、單純地記錄社會真實，是遠遠不夠的。縱觀一些優秀的紀錄片，“記錄”現象的同時，蘊含了思辨和質疑的批判精神，引發觀眾對現實的反思、對自身行為的反思、對周遭的自然環境社會環境的反思。先生晚年提出“文化自覺”的理論時說“……要認識自己的文化，需要理解并聯接多種文化，進而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定位文化……”[2]因此，地域題材紀錄片對于文化的反思，體現了其創作過程中的“自覺”。
在以往的論著中，關于紀錄片中的“文化自覺”大多停留于“虛構”與“紀實”表現形式的爭論中，忽視了紀錄片作為藝術作品的創造性，這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固化了紀錄片創作者的思維，于其本身所要體現的“文化自覺”也是相背離的。紀實能夠呈現事實，而虛構則能將文化內涵創作性地蘊含于影像之中，凸顯區域文化與藝術的張力。其次，在“文化自覺”的理論框架下，不僅要記錄文化外觀，更要深刻表達其所依存的文化結構；在展現和描繪文化的同時，注重地域文化的時空完整性，以全景的思維構建文化圖景，揭示文化內涵。因為，只有“自知”，才能“自覺”。紀錄片《紐帶》運用歷史場景再現的方式，協調兼顧海外漢學者的性質和趣味、中國文化在世界格局中所處的位置、受眾對歷史紀錄片的審美期待等多種因素，是紀錄片創作者高度文化自覺的產物。
紀錄影片《消失的村莊》中呂氏父子所居的村莊，正如中國若干的偏遠村莊一樣，成為老人與兒童的留守地，而作為社會中堅力量的青年男女則隨著經濟大潮奔向城市；而遷徙令的頒布，后代對城市的認同和向往，使村落從物質和思想層面不斷衰敗直至瓦解。地域題材紀錄片以真實的事件，微觀的人的視角，講述了地域因政治、經濟的發展而產生的文化、思想的變遷，通過深入記錄和旁觀審視，更有利于觀眾透過鏡頭反思發展著的中國文化。
三、塑造形象的作使命
“一帶一路”戰略的推行，中國經濟和整個世界高度相聯。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者不但展現人文風貌、地域特點，更應該深刻刻畫人與經濟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的矛盾與觀念變遷，塑造區域文化圖景，探索經濟發展機遇。英籍社會學家貝拉?迪克斯在《被展示的文化》中強調：“當代文化展示已經從嚴肅的官方描繪轉向民間。”[3]而紀錄片也不僅是顧茲曼眼中的“相冊”，更是一張文化名片，一張避免被誤讀的名片。2010年中外合作的《美麗中國》被譽為一張遞給世界的“中國名片”。如果說《美麗中國》是一張中外合作下的“人文地理”名片，那么《舌尖上的中國》則是一張中國自己遞向國際的“飲食文化”名片。影片以滲透于中國人生活各個層面的美食為中心，折射了與美食相關的人和事，蘊含其中既是生活情趣，更是人生智慧、生存哲理。只有這樣的“名片”越來越多，才能更為客觀、理性、多角度地展現出豐富立體的中國。
其次，通過紀錄片塑造地域乃至國家的形象，有“自塑”亦有“他塑”。“西方主流媒體在國際社會相對強勢地位，因此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是其塑造中國家形象的切入口之一。”[4]正是由于中國媒體在中國國家形象塑造方面的不足，給了西方媒體更多的機會。《龍的翅膀與爪牙：西方主流電視紀錄片對“中國崛起”的形象建構》一文梳理了2005年至2014年主要發達英語國家的主流媒體及知名的播出機構的紀錄片對中國國家形象的建構，分析了他者視角下“中國崛起論”、“中國”等觀點的建構。撇開觀察視角、內容本身的局限，單從諸如《中國人要來了》（The China are Coming）、《中國人如何蒙騙了世界》（How China Fooled the World）、《拜金王朝》（The Ka-Ching Dynasty）等一系列危言聳聽的片名中，我們解讀到西方主流媒體并未能呈現真實中國，展示中國國家文化所蘊含的應有之義。因此，紀錄片應發揮其題材內容真實、在國際傳播中的傳播力較強的優勢，勇于擔當講述中國國家故事、傳播中國文化內涵、樹立中國國家形象的重任。
發展中的國家、變化中的國際環境，令我們能夠客觀審慎地記錄、呈現、審視乃至傳播我們的文化。進入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文化的對話需要更多的平臺消除彼此間的誤解，達到互通有無的目的。具體而言，紀錄片應主動向世界展示真實的中國，在主題內容、表現形式等因素及傳播等方面形成自己的風格，成為傳播中國文化的有力載體。
同時，紀錄片的創作者在講述中國故事、塑造中國的國家形象的過程中，在尊重紀錄片創作的基本規則的同時，還需要把握紀錄片傳播市場化運作體系，做好充分的市場調研，遵循紀錄片市場規律，在技術層面滿足國際市場標準，在內容層面繼續深耕與打磨創作者的講故事水平。西方國家的紀錄片創作理念與市場化道路日臻成熟，所形成的戲劇性、邏輯性強，兼具娛樂化的同時，給受眾以很強的代入感，這些創作規律需要中國紀錄片人在不斷的交流和學習中吸納和創造性地運用。近年來不可多得的“他者”視角的紀錄片作品《超級中國》在尊重跨文化傳播規律之下，能夠以懸念的方式揭曉并解讀中國的經濟、政治發展的多重原因，堪稱跨文化傳播中的精品之作。唯有講述精彩的故事，才能實現有效傳播，國家的形象在有效傳播中得以塑造。
四、構建軟實力的路徑選擇
尹鴻教授認為“提升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需要注重價值觀的輸出” [5]紀錄片《的誘惑》在當時被譽于“散文詩式”的紀錄片佳作，但在今天看來，夸張的抒情、空洞的解說不僅難以吸引受眾，更難以表達文化之精髓。對于紀錄片的創作者而言，攝像機是工具也是理念，是手段也是目的，影像不僅記錄文化、表達文化，同時也闡釋文化、塑造文化。在媒介環境不斷發展的今天，中國紀錄片創作與傳播在國際市場已成功打開局面，要作為國家“軟實力”一個窗口，還需要把握當前時機，加強與海外機構的合作，持續不斷輸出精品。構建“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也為我國資源的配置提供了更多選擇的空間。但是，中國紀錄片的創作者在紀錄片傳播過程中，將獲取影展資格及經濟利益作為主要傳播目的進而迎合西方國家視點，將會失去紀錄的品格，遑論“軟實力”構建。
約瑟夫?奈認為，“軟實力是一個國家的文化與意識形態吸引它通過吸引力而非強制力獲得理想的結果，它能夠讓其他人信服地跟隨你或讓他們遵循你所制定的行為標準或制度以按照你的設想行事。”[6]《望長城》堪稱當時紀錄片創作里程碑式的作品。此前，中國的紀錄片創作者卻習慣于拋棄受眾意識，以一種無可辯駁的“宏大”姿態，難以以受眾、市場接受的創作思維構建文化軟實力。除了技術的發展，《望長城》是創作思維的煥新。創作團隊在中日合作中，大膽摒棄觀念的窠臼，將《東方老墻》文本、“畫面加解說”的桎梏拋出“長城之外”，將直觀感性的語言融入恰當的文化傳播，堪稱彼時紀錄片創作的一股清流。紀錄片通過視聽語言吸引受眾，激發其感性想象與理性思考，較之博物館式的展示，生動而直抵人心，傳播面更廣、效果顯著。然而，紀錄片的創作者應清醒地認識到從感性到理性，是認知拓展的必由之路，受眾更樂于在視聽愉悅、情感共鳴之后，于“潤物細無聲”之中接受或領悟影片的思想精髓，利用文化的吸引力，實現意識的感召作用。一個民族對其所處環境及文化的認同與共識，形成了這個民族所共通的記憶和歷史，借助文化的紐帶構建文化軟實力。可見，不同時期的紀錄片創作，應借助技術手段和藝術觀念的發展，協同文化的創新形式，以便更好地構建文化中蘊含的軟實力。
五、創新格局下的思維革命
如果說技術和觀念的發展使紀錄片從“小眾”走向“大眾”，那么互聯網的快速發展，更是以“顛覆”性的飛躍，重構新的文化格局。人人皆可媒體的時代，“傳者”與“受者”的概念幾近模糊；“草根媒體”平臺的涌現，豐富了資源，降低了門檻；利益的裹挾、唯“用戶眼球”商業格局，使得文化傳播在互聯網的思維框架之下，專業化程度瓦解，文化品格終將不保。全新的媒體環境、多變的智能設備、新興的媒介組織，用戶主體意識的強化、信息化進程飛速發展，對于地域文化紀錄片的創作者與傳播者而言，既是機遇也是考驗。傳播迅速、便捷、互動性強的優勢乃傳統媒體無法超越，然而浮躁的傳播環境之下，更加需要紀錄片的創作者能夠以審慎的態度書寫文化，以專業的精神傳播文化。紀錄片《大秦嶺》通過逼真的景像還原展示了秦嶺文化，并以專業的視角解讀地域文化，取得了顯著效果。誠然，藝術創作只是手段，而思想性才是文化展示的終極目標。因此，紀錄片的創作者應充分發揮紀錄影像的具象連貫、生動完整等方面的優勢，從對地域人文地理風貌的展示中傳播地域文化，建構地域形象，提升地域文化品格。
學者劉潔在《活態：紀錄片中傳統文化的存續》文章中認為：“……傳統文化也是活態的，而不是概念性的現實生活剝離物。……‘活態’已成為我們對傳統文化的基本認知。”[7]基于“活態傳承”的視野，在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中，不應止于描述和記錄本身，而是在全新的互聯網環境下，關照歷史與當下、人與周圍的環境同時，創新思維，以媒體人應有的專業策略，重構我們的認知。
任何文化都有自身的價值、獨創性及存在的合理性，都有自身的邏輯、理想、世界觀和道德觀，我們對文化的理解，應該聯系其所處的時間和空間，紀錄片的創作者也應站在全球文化的角度上去認識文化的多樣性及合理性。對于地域文化的敘述，是在國家歷史的框架中展開的，其選題的范圍、創作的視野不應受地域的影響，以一種全局思維，無論在理論研究框架還是在實踐創作模式上，耦合當下文化，發揮紀錄片這一片種的優勢，促使我國地域題材紀錄片的創作與傳播達到更為理想的境地。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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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張國濤，張陸園，楊賓.中國影視文化軟實力提升：理念與路徑――中國高校影視學會第十五屆年會暨第八屆中國影視高層論壇綜述[J].現代傳播，2014，（12）：136―137.
關鍵詞：地域性傳統文化；動畫傳播；“本真性”；“市場化”
全球化的今天，地域性傳統文化對于保證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和文化活力的重要性日益被世人所認同，各國、各地區都在通過各種手段和措施為傳統文化遺產的保護而努力。盡管所選擇的路徑不盡相同，但有一點成為共識：那就是要將傳統文化保護活動的觸角，延伸到普通大眾和青少年兒童之中，讓大眾能夠經常接觸、感知傳統文化，培養他們對自身所擁有的傳統文化的自豪感和保護意識，營造一種良好的保護氛圍。因此，對于地域性傳統文化而言，最大的保護不是將其收藏在博物館，為世人留下一份可供觀賞的標本，而是要培養更廣泛、更大眾化的欣賞群體。
一、地域性傳統文化的動畫傳播與困境
起源于20世紀西方工業社會的動畫影像，通過工業化大生產和多種大眾媒介，吸引越來越多的人投入其中。作為一種與現代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文化實踐活動，動畫是藝術，是商業，也是文化和價值的載體。通過對于地域性傳統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精密加工，動畫媒介及其傳播方式不僅能夠大大拓寬文化的傳播空間和渠道，同時，豐厚的傳統文化資源及其藝術樣態上的差異，也孕育出更為多元的美學特質。縱觀近20年以來國內外各逞風采的動畫作品，我們發現，越來越多的地域性傳統文化元素介入到動畫的藝術生產中。諸如改編自莎士比亞悲劇《哈姆雷特》的《獅子王》，取材于《圣經?舊約》的《埃及王子》以及由迪斯尼公司根據我國南北朝詩歌《木蘭詩》改編而成的“花木蘭”，等等，各具特色的地域性傳統文化經由動畫作品的二度演繹，被轉換為易于為現代人接受和喜歡的藝術形式，以一種潤物細無聲的方式將傳統文化的種子播種到大眾的心田。一些動畫作品也因傳統文化所蘊含的獨特魅力獲得商業成功，一個基于以地域性傳統文化傳播為特色的動畫創作熱潮似乎已然到來。
然而問題并非如此簡單，當《花木蘭》《功夫熊貓》等動畫片以鮮明的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為最大賣點風靡全球的同時，有學者認為作品所呈現的東方文化元素只不過是個噱頭，是東方外衣下的西方文化價值觀，是對中國傳統文化核心精神和思想內涵的褻瀆，而商業化的手段才是吸引大眾的根本核心。從認知角度上說，地域性傳統文化作為曾經的人類思維、情感與行為的載體，凝聚著人類文化記憶的點點滴滴。地域性傳統文化的傳承，不僅體現出一個地區的文化特色，同時亦能展示出“我們從哪里來?”與“我們往哪里去?”的深層意義。因此，地域性傳統文化保護的實質和終極目的都應歸結為“本體真實”的保護。在這個意義上說，原汁原味的“本真性”原則乃是以傳統文化傳承為特色的動畫作品的核心價值。然而一個不可忽略的事實是，動畫媒介作為現代消費文化存在的物質性基礎之一，早已形成了巨大的文化產業。盡管在以文化傳承為特色的動畫作品中，形式各異的傳統文化資源構成了創作的重要元素，但是，現代社會市場邏輯的巨大影響力和滲透性，使動畫創作本能地受到大眾趣味的潛在制約，傳統文化的“本真”屬性在與動畫產業“商品”屬性的競爭中明顯處于劣勢。顯然，在以地域性傳統文化傳播為目標的動畫創作實踐中，文化傳承“本真性”所體現的精英意識形態與動畫傳媒相互借重的初衷在這里出現深刻的分裂，以地域性傳統文化傳承為特色的動畫藝術生產受到了“本真性”與“市場化”的雙重制約。理清文化傳承中“本真性”與“市場化”的關系，是本文探究的重點。
二、地域性傳統文化動畫傳承中的“本真性”與“市場化”
(一)文化資源的“本真性”與動畫作品的“本真性”
所謂文化的“本真性”，意指文化發展和展示中的真實性和自然性。在筆者看來，“本真性”在動畫創作中可分為文化資源的“本真性”和動畫作品的“本真性”，以地域性傳統文化傳播為特色的動畫作品的文化價值存在于其資源的“本真性”之中，文化資源的“本真性”是動畫創作真實性的重要保證。但是，兩者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前者追求的是文化傳統的保存和文化環境的本體真實，而后者追求的則是觀眾在動畫體驗中所獲得的真實感受，是一種觀看主體感受上的真實。觀眾感受的多樣性和不確定性往往使動畫作品中的傳統文化因素擁有不同的真實度。從這一意義上說，我們對于地域性傳統文化動畫傳播中的“本真性”問題可以產生這樣認識，首先，傳統文化并不等同于傳統文化動畫作品。也就是說，不管動畫的藝術生產如何追求作品的真實性，由于觀看主體對“本真性”的體會是在特定的時間、空間和場景內進行的，他們不可能體會到絕對本真的傳統文化，所以，“真實的傳統文化再現”并不等于傳統文化本身。其次，觀眾的觀看動機雖然是追求文化的“本真性”，但是作為傳統文化的旁觀者，他們固有的文化背景會不同程度地制約他們對傳統文化的領略程度，因而最真實的傳統文化未必是最好的動畫作品。觀眾在觀看過程中享受到的乃是創作者從傳統文化這個龐大而復雜的文化體系中根據觀眾的構成特征從傳統文化資源中精心提煉、加工、組合和包裝的，是最易于被觀看主體接受的外顯性文化因素，而不是這個文化的全盤托出。央視《快樂驛站》欄目是在挖掘傳統文化素材基礎上取得高額回報的代表作品。該節目以傳統文化傳承為切入點，將FLAsH動畫和傳統藝術形式相結合，全新演繹傳統曲藝節目。作品造型采用抽象與寫實結合的手法，追求神似，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藝術本真，觀眾在獲得歡樂的同時，對傳統文化產生了一種久違了的熟知感和親近感。顯然，作品中的“本真性”只是一個相對的標準，對它的理解還存在因時、因地、因人而異的可能性，單純的文化“本真性”傳承視角恰恰不能解釋文化的本質。
源遠流長的湖湘文化是我國典型的地域文化之一。在當前數字化時代，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為湖湘文化的廣泛傳播發揮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新媒體作為湖湘文化傳播的新平臺，具有著獨特的優勢。分析湖湘文化的本質和內涵，總結湖湘文化的內容體系，歸納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的屬性，對于發揮新媒體的傳播優勢，促使湖湘文化進行更加廣泛的傳播，具有著深遠而重大的意義。
關鍵詞：
湖湘文化；新媒體；傳播屬性；文化傳播
湖湘文化作為我國極具代表性的地域文化，具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和文化特質，經過不斷的傳承與發展，形成了獨特的文化內涵。文化作為國家發展的軟實力，獨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成為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勁動力。在這種多元文化背景下，隨著全國乃至全世界范圍的文化交流日益頻繁，湖湘文化也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在已經悄然到來的網絡時代，以數字化為突出特點的新媒體為湖湘文化的廣泛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借助新興媒體平臺的傳播速度快、信息含量大，覆蓋范圍廣等優勢，有效的推動了湖湘文化向全國傳播。分析湖湘文化通過新媒體傳播的屬性，對于傳承湖湘文化，促使湖湘文化走出國門，走向了世界，擴大在國際上的影響力，具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一、湖湘文化的簡介
“湖湘”是古代對于湖南的稱謂，顧名思義，“湖湘文化”就是指湖南一帶具有著鮮明的地方特色，并且得到不斷傳承和相對穩定的歷史文化形態。為了清楚地分析湖湘文化在新媒體時代的傳播屬性，首先需要對于湖湘文化的發展歷程和本質特征、內涵外延等具有比較全面的認識。
（一）湖湘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追根溯源，湖湘文化最早起源前炎帝、黃帝時期的神農文化，后經過發展成為炎黃文化。在經過了古代中原文化的南移之后，儒學文化傳入湖南，與當地的“荊楚文化”進行交匯融合，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湖湘文化基礎。在南宋時期，由張栻與胡宏二人在長沙和南岳等地講學，形成了“湖湘學派”，為湖湘文化的傳承與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湖湘文化”真正得名還是開始于上世紀的80年代早期，由于當時掀起的“大陸文化”熱潮，“湖湘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還形成了一些新的叫法，如“瀟湘文化”“荊楚文化”“洞庭文化”等。通過不同朝代的傳承與發展，歷經數千年的演變，湖湘文化也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內容體系，具有了豐富的內涵。湖湘文化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分支，體現著湖南區域各個民族的風俗習慣、思想意識、社會心理、科學文化等，既有物質文化，也有精神文化，自古代開始，由湖南本土居民與不同時期在這片區域生活過的人們共同創造，不斷傳承和發展所構成，雅俗共賞，具有濃郁的地方特色，是一個豐富、多樣的綜合體系。湖湘文化所涉及的內容非常廣泛，包括了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有精神層次的哲學、宗教、政治、倫理、文學和藝術等，還有不同民族的民風、民俗、飲食、建筑、服飾等特色文化。近年來，在全國文化產業大發展的形勢下，湖湘文化也被賦予了很多新的內容，成為湖南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的驅動力，使湖面的廣電、出版、動漫、影視等行業走在了全國的前列，極大的豐富了湖湘文化的內容。
（二）湖湘文化的本質和特性湖湘文化，從時間和空間屬性來看，指的是從古到今在湖南這一區域上各個民族不斷生息繁衍的歷史過程中逐漸形成的所有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總和。從這一點來看，湖湘文化的本質就是一種具有地方特色的地域文化。經過幾千年的沉淀和積累，湖湘文化也形成了一些特性：首先，湖湘文化的歷史性。即湖湘文化不僅開始于古代，歷經各個朝代的傳承，受到了楚文化、儒家思想的影響，而且一直都保持與時俱進，緊跟時展的步伐，得到了不斷發展，繼承了歷史文化的基因，保持了鮮明的個性特點，形成了具有相對穩定的核心思想的文化形態。其次，湖湘文化的包容性。即在湖湘文化的發展過程中，一直秉承兼收并蓄，追求真理，吸納先進思想的風格。古往今來，在湖南這片土地上生活的民族有很多并非本土居民，湖湘文化中也留下了這些民族的烙印，很多不是湖南籍的人士的思想觀念也成為湖湘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當前世界一體化形勢下，湖湘文化沒有固步自封，而是以開放的姿態，走出湖南，在更為廣泛的范圍傳承，在提高自身影響力的同時，也受到了世界先進文化的影響，汲取精華，去其糟粕，實現自身的優化和完善。最后，湖湘文化的民俗性。這一點主要體現在湖湘文化中各個不同民族的風土人情、建筑、飲食、服飾、民間藝術、文化活動等。古代時候，湖南人具有潑辣、霸蠻的性格特點，在湖湘文化中也充分體現了當地民眾這種核實的性格，崇尚節儉，吃苦耐勞，積極進取，務實創新，這也特點也成為湖湘精神文化中的精髓。
二、新媒體傳播的特點
與報紙、電視、廣播等傳統媒體不同，新媒體作為網絡時代的產物，也由于網絡平臺傳播的特性，而形成了一些新特點和突出的優勢。新媒體作為數字化時代湖湘文化傳播的載體，分析總結新媒體傳播的特點，是分析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屬性的基礎。具體來說，新媒體傳播具有以下幾個特點：第一，實時快速。相對于傳統的紙質媒體、廣播電視的傳播來說，新媒體的傳播速度更加快捷，基本上實現了實時傳播。任何信息資訊，通過先進的數字技術，借助無處不在的網絡及智能化、易操作的網絡終端設備，能夠隨時隨地的，通過網絡設施，實現實時傳播。第二，海量共享。數字化信息的存儲傳遞比報紙刊物等媒介來說，體積小，容量卻大了很多，攜帶也方便，修改、查閱都非常方便。最重要的是，這些數字化信息可以讓每一個接觸到網絡的人自由的瀏覽，實現最大程度的共享共用，而且這些了解信息的人通過分享，還會加快信息的傳遞，改變傳統的信息單線傳遞的方式，而構成一個網絡化、立體式的信息傳遞模式。第三，覆蓋面廣。近年來，我國加快了信息化社會的建設進程，各種網絡基礎設施也不斷完善，互聯網已經進入了千家萬戶，從城市到鄉村，實施了網絡的普及，加上移動通訊網絡性能的不斷優化，各種智能通訊設備的廣泛應用，為各種信息借助新媒體進行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實現了廣泛的覆蓋，只有有手機信號的地方，有一部手機就可以看遍天下事，了解各種信息，新媒體傳播的覆蓋范圍之廣是傳統媒體所無法企及的。第四，互動多元。各種信息以新媒體作為媒介平臺進行傳播的過程中，信息的瀏覽者可以自由的發表評論，闡述自己的觀點，與信息者或者共享者之間，都可以進行隨時的互動交流。而且，由于信息技術的不斷突破，各種新媒體也越來越多，信息傳播的形式不僅有文字，還可以聲音、圖像，傳播形式和途徑也越發多元化。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屬性
湖湘文化雖然屬于地域文化，但是經過了數千年的積淀和傳承，也稱得上是源遠流長，博大精深。在網絡時代，通過網絡、數字媒體、移動通訊工具、網絡終端等實現湖湘文化的快速廣泛的傳播，能夠迅速擴大湖湘文化的影響力，讓更多的人了解湖湘文化。秉承湖湘文化的特質，利用新媒體的傳播優勢，決定了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屬性，具體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分析：
（一）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動力湖湘文化以新媒體平臺作為傳播途徑是信息時代的必然趨勢。推動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主要動力有：第一，湖湘文化屬于地域文化的本質。文化對于大眾的思想觀念必然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力。由于大眾的個人訴求不同，對于文化信息的關注也不一樣，在新媒體傳播中，受眾很容易成為文化信息的傳播者，兼有兩種身份，加上一些受眾的從眾心理，自覺或者不自覺的產生模仿學習行為，加快了湖湘文化的傳播。第二，社會環境的影響。近年來，國家為了提升綜合實力，加快了文化事業的建設，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大力扶持文化產業的發展，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湖湘文化借助新媒體進行傳播，也獲得了國家和地方政府在政策、措施方面的支持。第三，新媒體傳播的經濟性和實效性。新媒體作為湖湘文化的傳播平臺，比傳統媒介更加經濟實惠，傳播的內容也更加全面，產生了實際效果也更加理想。第四，信息技術的支持。以數字化信息為呈現形式，以虛擬的網絡平臺作為傳播介質，可以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克服了傳統媒體傳播中各種障礙性因素的不利影響，世界范圍內網民數量呈現數量級式的增長，虛擬平臺、匿名，無限自由，為湖湘文化實現瞬時和交互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第五，眼球經濟的利益驅動。一些具有商業眼光的人士紛紛看好湖湘文化這塊文化寶藏，通過精心的策略和科學的商業運作，開發其中的商業價值，借助新媒體平臺實現自身的經營效益，因此，商業力量的推動也是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的一個重要原因。第六，新媒體與傳統媒介的整合效應。不可否認，廣播電視、報紙刊物等傳統媒介在湖湘文化的傳播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具有著一些優點和不足。層出不窮的新媒體可以彌補傳統媒介在傳播過程中的不足，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可以更好的發揮兩種媒介類型的整合優勢，實現優勢互補，形成傳播合力，讓湖湘文化傳播的更遠，影響的范圍更大。
（二）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類型通常來說，信息的傳播類型可以分為線性傳播、環形傳播、星形傳播和網狀傳播等幾種類型。湖湘文化以新媒體平臺進行傳播，總體上是一種全連接的網狀傳播。在這種網狀傳播類型當中，由于新媒體借助虛擬的網絡平臺，的是數字化的信息，所以，在網狀結構當中的任何一個結點上，都可以圍繞著湖湘文化的內容，形成相關的信息，并且進行湖湘文化相關信息的。同時，在各個網絡結點上產生和的信息也可以用非線性傳播的方式進入傳播網絡，實現在網狀結構中的任何一個結點之間的連接，從而使湖湘文化信息由一點擴散到一個面，再由一個面傳播到整個網絡。這樣的網狀傳播類型，體現了新媒體在信息傳播中的交互性，各種信息的受眾都是一個新的傳播源頭，還可以實時的進行交流互動，反饋相關的信息，進行評論，對于傳統的一對一傳播類型、一對多傳播類型都是一種革命性的突破，也就導致湖湘文化的傳播速度成倍增加。
（三）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模式文化傳播是一種重要的社會實踐活動，影響因素眾多，過程也比較復雜。新媒體作為信息時代文化傳播的有效手段，隨著其廣泛應用，必然對于文化的傳播模式產生不可估量的影響。在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中，與傳統的媒介的傳播模式具有著本質的不同，新媒體的傳播采取的是一種“波紋中心模式”，這種傳播模式比以往的人際傳播、信息傳播模式復雜。政府、社會組織、受眾都作為這種模式中的調節者和引導者，文化信息實現大眾傳播就相當于平靜的湖水中投入一粒石子，信息源就是那塊石子，一旦傳播出來，就會激起一圈圈的波紋，而且波紋在向外擴散的過程中，還會向中心產生反作用力，受到很多外界因素的影響，體現出湖湘文化在新媒體傳播中的動態性、社會性和復雜性。
（四）湖湘文化的新媒體傳播層次湖湘文化這種獨特的地域文化，具有很明顯的層次性，可以分為物質文化、行為文化和精神文化，內容也囊括了哲學思想、文學藝術、歷史宗教、教育科技、民風民俗等很多方面。這些內容各異、層次不同的湖湘文化在新媒體傳播中，也表現出一定的層次性，第一個層面是認知層面，受眾會對于湖湘文化產生初步的感知，記憶基本的文化知識。第二個層面是態度層面。受眾在通過新媒體接受了湖湘文體中的精神意識、價值觀念體系之后，引發了受眾在情緒方面的變化，產生獨特的情感體驗，受到文化的感染和影響。第三個層面是行動層面，即受眾在通過新媒體接觸到了湖湘文化之后，對于自身的態度、認知都產生了影響，從而在行為習慣方面產生一系列的改變。由于現代人對于網絡的依賴性越來越強，生活中各種信息的獲得大部分是通過網絡，閱讀電子產品，觀看視頻資訊，湖湘文化通過這些形式向廣大受眾傳播海量的信息，對于人們的認知、態度、行為產生影響，傳播和弘揚湖湘文化。
四、結語
總之，網絡的迅速普及，各種便攜輕巧的網絡終端的廣泛應用，改變著人們獲取信息的方式，催生了各式各樣的新興媒體。各種信息也借助這些新媒體，推動了文化的傳播，促進了文化的繁榮發展，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觀念，豐富了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帶給了人們愉悅的精神享受。湖湘文化歷經數千年的傳承與發展，具有著深厚的文化基因，借助著新媒體平臺，實現了更加廣泛的傳播，也得到了不斷傳承和豐富，呈現出鮮明的特征，保持相對的穩定性，具有著特定的內容和形式，體現出湖湘文化在網絡時代的傳播屬性。在當今信息時代，發揮新媒體傳播的優勢，規避各種不利的影響，可以有效的實施湖湘文化的“走出去”戰略，讓湖湘文化走向更大的舞臺，為實現文化繁榮，豐富人們的文化生活，擴大文化交流，帶動經濟發展，建設和諧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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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遼西；文化品牌；地域文化；品牌傳播
遼西地區，指位于遼寧遼河平原以西與內蒙古、河北接壤的遼寧西部地區，在行政區劃上包含錦州、朝陽、葫蘆島、阜新、盤錦五座城市。遼西地區在經濟方面發展比較落后，目前仍然屬于遼寧省的欠發達地區。遼西地區本屬于半干旱地區，加上水土的破壞，沒有為農業生產提供一個有利的條件。遼西地區雖然資源豐富，很多城市屬于礦產資源型城市，但自從日本占領東北以來，已經開采多年，面臨枯竭。而遼西地區卻有著豐富而深遠的歷史文脈和獨特的旅游資源，以及不可取代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這種情況下，提高遼西地區的品牌文化建設，進行遼西地區品牌文化的傳播，對于加速當地經濟發展，改變當地的落后面貌，擴大遼西地區的知名度，實現遼西地區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只有實現遼西地區的崛起才能實現遼寧的全面振興。
遼西地區文化品牌打造傳播內容
打造的文化品牌應該是地域文化的精華，必須以地域文化為依托。地域文化是指一個地域的地理、歷史、經濟、社會在長期歷史過程中形成的、體現地方特點的文化。在進行遼西地區文化品牌的打造過程中，遼西地區悠久的地域文化可以為文化品牌的打造提供堅實的物質文化基礎。
借助尋根情結進行文化品牌宣傳。中國人大多都有尋根情結，一直想知道祖先究竟從哪兒來，姓氏里又有多少故事。可以利用這種尋根情結，加上遼西的文脈淵源，來宣傳遼西區域的品牌文化。
遼西的查海文化、牛河梁紅山文化等，都是中華民族文明發祥的代表文化之一。查海遺址可稱為中國發現最早的村落——中華第一村。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內涵豐富，出土文物精美絕倫，世界罕見。查海文化和牛河梁紅山文化一下子把中國文明的源頭提前了1000多年，證明了早在8000年前人類就在遼西地域生息繁衍。查海文化、牛河梁紅山文化毋庸置疑地起到了中華民族的精神家園意義，而且這是無法磨滅和無法復制的，正因為這種唯一性決定了遼西地區文化品牌宣傳的壟斷性，所以依托尋根情結的宣傳對于品牌文化的宣傳起到了很好的基礎作用。在遼西地區文化品牌的傳播過程中，就可以利用這樣一些內容作為入手點來進行傳播。
豐富的旅游資源構筑文化品牌形象。遼西旅游資源十分豐富，自然旅游資源和人文旅游資源都十分優越，自然風景優美，歷史景觀薈萃，是一個資源豐厚的旅游勝地。只不過多年來遼西的旅游資源宣傳不夠，處于初級開發或未開發階段，缺乏獨特的品牌效應，一直都沒有得到良好的發展空間。比如盤錦雙臺子河口自然保護區，它是世界上第二大濕地自然保護區，是目前世界上保存最完好的蘆葦沼澤濕地，它以葦海鶴鄉紅海灘的獨特景觀聞名遐邇，但是了解它的人并不多，不要說做到國內宣傳，連省內的旅游者恐怕都不了解自己身邊有這么一個世界級的旅游勝地。還有綏中縣的九門口水上長城，雖然是世界文化遺產，但是由于道路、配套設施和人文開發不夠，一直都是久在深閨無人知。加強地域文化與旅游資源的整合與開發，提升旅游產品的文化含量和品位是構筑文化品牌形象的基礎。
遼西應在遵循嚴格保護原則的前提下，堅持可持續發展理論，進行科學合理的旅游開發，精心整合，勾畫出生態旅游、文化旅游的嶄新藍圖。
依托非物質文化遺產提升文化品牌意識。所謂文化遺產是指非物質的即口頭文化或者無形文化，也就是散落于民間的諸如故事、傳說、禮儀、習俗、山歌、號子、小調、舞蹈、曲藝、戲劇、民間器樂等以及民間刺繡、剪紙、飲食、工藝、美術、建筑等藝術形式。喀左陳醋、遼西高蹺秧歌、遼西木偶戲，遼西走廊把中原漢民族文化與遼西北方民族文化連在了一起。獨特的地域，復合性的走廊文化，孕育了遼特的藝術風格。這些都屬于不可再生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宣傳中強化非物質文化保護和傳承，有利于遼西地區文化品牌意識的提升。
遼西地區文化品牌傳播通路
進行遼西地域文化的品牌化運營，擴展宣傳渠道，加大宣傳力度。文化品牌的建立和商業產品的品牌形成一樣，需要進行各種渠道的宣傳。要利用媒體的傳播優勢，利用各種可能的機會進行宣傳，擴大遼西文化品牌的影響力。
文化品牌營銷的本質是情感營銷，是滿足心理需求的過程，最終以贏得情感上的認同為最高目標。因此，在遼西地區地域文化的品牌化運營中，不僅要加大宣傳力度，而且要對遼西地區的地域文化賦予文化價值、美學價值和生態價值，使其得到推廣和社會認同。
充分利用電視廣播、報紙雜志、互聯網等媒體進行宣傳。在廣告中展示風采，在旅游廣告時段播放形象廣告，請當地的明星來為自己的家鄉做廣告，與當地著名企業進行聯合品牌宣傳，等等。除了這些正規含義上的電視廣播廣告、報紙雜志廣告之外，還可以利用這些媒體進行隱形的宣傳，比如贊助電視劇的拍攝，在電視劇播出時可以讓電視劇受眾看到當地的風土人情和自然景觀，或者贊助旅行頻道錄制節目，等等。另外，還可以借助各種活動樹立與傳播遼西地區的品牌形象。比如組織一些與當地歷史文化有關的活動來進入人們的視野。
建立綜合化的品牌文化傳播的網絡信息平臺，也是進行品牌文化傳播宣傳的一個重要方面。隨著信息時代的到來，人們對信息的獲取很大程度上來源于互聯網，因此不論是對建設遼西地區資源共享，還是對人們獲取遼西相關信息來說，建設具有豐富信息和綜合功能的網絡信息平臺是非常必要的。這個綜合的網絡信息平臺可以從熱點使用的界面入手，比如網站、微博、APP等方面，內容及時更新，對地區活動的即時信息進行對外宣傳。這樣就可以進行遼西地區活動與消費者的互動，加大宣傳，擴大市場。
注重口碑宣傳，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口碑宣傳也是品牌宣傳的一個方面，在廣告泛濫的今天，口碑是比廣告更讓人相信的宣傳，因此，在進行文化品牌的宣傳過程中，也要注重口碑的宣傳。如果要讓人對遼西地區有口皆碑，就要做好遼西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親身的文化體驗是文化品牌的傳播基礎，在人們對遼西的體驗中，基礎設施建設很大程度上影響著人們對遼西的印象，因此加大基礎設施建設的力度對于傳播文化品牌的人文體驗，提升遼西地區的口碑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實際工作中，應該加大公路、中轉站點及與之配套的賓館和娛樂場所建設的力度和步伐，讓每個來遼西的旅客在體驗飲食、住宿、游覽、購物、娛樂等各個環節中無后顧之憂，并能感受到濃郁的地域特色。目前正在建設的京沈高鐵，就是基礎建設的一大步，京沈高鐵建成后不僅會方便群眾出行，也會促進形成交通樞紐城市和帶動遼西地區的經濟發展。
發揮文化旅游的龍頭帶動作用，依托歷史人文資源進行建設。在文化品牌的旅游宣傳中選擇那些能吸引人眼球的要素，開發出說有內容、聽有特點、看有文化、玩有趣味的旅游產品，提供有獨特體驗和新鮮感受的服務。遼西遺存下來相當豐富的人文積淀，大量的古城、古遺址、古寺廟、古墓葬，難以計數的珍貴出土文物，這些資源大部分可以為旅游業開發利用，充分挖掘其可利用的文化內涵，建設歷史人文景點，設計科學的旅游線路，開展多種形式的旅游營銷組合，逐步增強周邊地區對遼西旅游的認知度，形成龐大、穩定的游客市場，吸引更多的人來了解遼西、宣傳遼西。
以創新的思維開發其新的內涵與活力。遼西地區所擁有的高品位、深內涵的歷史人文資源在現實的文化品牌宣傳中并未充分挖掘出應有的能量，因此我們需要用創新的思維開發其新的內涵與活力。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制訂遼西文化品牌建設和發展的長遠規劃，在文化事業中，集中財力和精力，給予扶植和支持，進行文化主題公園的規劃與建設。比如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內涵豐富，可以規劃建設成史跡博物苑和自然歷史公園，對歷史遺跡加以保護，使歷史信息得以宣揚和傳遞。遼西地區完整的中生代“熱河生物群”創下了時代最久、數量最多、種類最全、層位最多、科研價值最高的5個世界之最，這里可以規劃建立博物館。文化品牌具有壟斷性和唯一性，而這壟斷性和唯一性就是博物館和自然歷史公園建設完成之后人們來此不可替代的理由。文化品牌也要創新。只有不斷地完善和創新，才能使文化品牌具有無限發展的生命力。
開展合作，引進資金，對遼西文化進行整合。積極開展遼西地區與外界多層次角度的合作，引進資金進行遼西建設，積極采取措施主動宣傳遼西文化的特色和優勢，重點推出精品項目，利用各種渠道和形式爭取國際合作，盡快做到對遼西文化的品牌宣傳。另外，由于遼西地域由幾個城市組成，這里可以通過這些地區地域文化的整合，進行區域網狀鏈接，對遼西文化進行整合，打造遼西區域品牌。
遼西地區文化品牌傳播注意事項
站在發展的角度確定品牌核心價值。在進行品牌傳播之前，先要對遼西地區的文化品牌形象進行定位，也就是要確定遼西地區文化品牌的核心價值，以這個核心價值來定位廣告主題、地域宣傳和景點建設等諸多方面。這個核心價值應該持久、易于傳播，并與所在地域特點聯系緊密。這就需要考慮品牌與受眾之間的相關性、品牌本身的特點，而且尤其重要的是，這個品牌形象必須與遼西地區現在的現實形象和未來發展趨勢之間具備一定的一致性。不能過度定位發展，失去本身固有的特殊歷史背景；也不能過度沉迷過去，不以發展的眼光看未來。這樣都會影響到傳播的效果和遼西地區的形象。
整合遼西地區品牌文化系統。遼西地區是幾個城市的綜合平臺，這些城市在一起集中優勢才能發揮出最大的效用。而如何能讓遼西地區的這些城市整合起來，也是個系統的工程。
首先，遼西地區的區域整合要有完整的政府合作章程，推進政府協作步調，以消除由于行政區劃不同而造成的執行不便。其次，遼西地域文化品牌定位要涵蓋多樣的文化資源。因為遼西地區的文化資源多種多樣，在進行品牌文化系統整合過程中，文化品牌的定位一定要將這個地區的多種文化資源進行涵蓋和總結提升。最后，利用多種多樣的文化活動進行資源整合，宣傳文化品牌。將地域合理結合，減少重復成本，促進最優配置，共同豐富文化品牌內涵，宣傳品牌形象，提高競爭力，實現區域共贏。
優秀的品牌文化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和影響力，在推動經濟及凝聚人才等方面能形成強大的磁石效應，打造遼西地區的文化品牌將對遼西地區的發展起到重要的作用，并能實現遼西地區的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本文為遼寧省教育廳科研項目，項目編號：2009A546）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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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微信；赫哲族；漁獵文化；傳播；傳承
中圖分類號：K892 文獻標識碼：A
一、研究緣起
赫哲族是中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漁獵文化滲透在赫哲族文化的各個方面，是赫哲族文化的重要內容。漁獵文化具有重要的理論研究價值和實際應用價值，合理利用漁獵文化元素，不僅有利于實現赫哲人脫貧致富奔小康，而且有利于實現我國東北邊疆經濟發展、社會穩定與文化繁榮。[1]近十年來，在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大背景下，人們對于赫哲族文化的保護意識日益增強，各級政府部門和當地民族社區均發揮了積極作用，采取了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取得了較大的成績。實地調研發現，雖然政府有所作為，民族社區也積極保護本民族文化，但是實際效果仍然有待提高。通過對赫哲族文化現有的傳播途徑分析，筆者認為赫哲族文化的傳承之所以一直很難取得突破性進展，一個主要原因在于赫哲族文化的傳播一直局限于狹小的圈子，由政府所主導，只有一些專家學者以及文化保護工作者才有所認識，并不為大眾所熟知。眾所周知，文化只有植根于大眾，才能代代傳承，歷久彌新。所以，要想在赫哲族文化傳承與保護的征途上走得更遠，必須擺脫固有的陳舊思維，將它從“井底”拉出來，放在大眾的視野下。基于以上認識，我們探討將赫哲族漁獵文化置于微信這一廣泛的大眾交流平臺之上，借助微信來宣傳赫哲族文化，使其為大眾所熟知，從而實現少數民族文化的傳播與傳承。
二、赫哲族漁獵文化概述
（一）赫哲族漁獵文化的起源
俗語有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地域條件，營造了不同的自然環境，造就了不同的生活方式，塑造了人們不同的性格，孕育了不同的歷史文化。赫哲族的漁獵文化就是在黑龍江、松花江和烏蘇里江的滋養下，扎根于東北這一片肥沃的黑土地上。赫哲族漁獵文化起源于三江沖擊形成的三江平原地區，素以“北大荒”著稱于世，擁有豐富的漁業資源和廣袤的森林，物產富饒、自然地理環境優越，這為赫哲族漁獵文化的形成與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地域條件。
（二）赫哲族漁獵文化在當展的局限性
1.自然生態環境的變遷赫哲族漁獵文化的形成主要依托于三江流域優越的自然生態環境。在歷史上，赫哲族捕魚只是為了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他們使用傳統的捕魚工具，捕魚的效率較為低下。再加上赫哲族人信仰薩滿教，敬天惜物，對自然界懷有敬畏與感激之情，從不過分索取，幾千年以來，赫哲族人一直和自然和諧相處。[2]然而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捕魚工具越來越先進，捕魚效率越來越高，三江流域的魚類資源大量減少。漁業資源供不應求的局面和無休止的捕撈，嚴重破壞了三江流域的生態資源。水體污染的加重使水生資源面臨滅頂之災，致使赫哲族漁獵文化受到極大的威脅。此外，赫哲地區旅游業發展所帶來的大量流動人口也加劇了三江流域生態環境的惡化。2.市場經濟的沖擊市場經濟的發展使得人們不再僅僅滿足于解決自己的溫飽問題，他們開始追求物質層面的享受。然而漁業資源迅速減少，物價大幅上漲等客觀原因導致依托于傳統的漁獵生產方式的赫哲人生活越來越貧困。為了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脫離貧困，他們不得不尋求改變，打破赫哲族傳統的單一的漁獵經濟結構，形成漁獵、農耕、商品交換等多元經濟共同發展的局面，赫哲族漁獵文化也隨之而逐漸淡化。3.外來文化的影響赫哲族是我國人口最少的民族之一，中國境內目前生活著大約5354人，他們分散地居住在人口眾多的漢族人民中間，與漢族交往密切。根據歷史經驗，落后民族與先進民族融合雜居后都容易受先進民族文化的影響。赫哲人在與漢族一起生活的過程中，受漢民族先進的文化和優越的生活方式的吸引，他們與漢族通婚，學習漢族的生活方式，在無意識中自己本民族的文化日漸式微以致消失。
（三）赫哲族漁獵文化的重要性
1.民族文化是民族存在的依托一個民族可以沒有自己的文字，可以沒有自己的語言，卻不能沒有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民族文化消失了，這個民族也必然會消失。只有民族文化源遠流長，民族才能生生不息。赫哲族語言的逐漸消失、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后繼乏人、年老的民間藝人的相繼去世，這些赫哲族文化的流失也預示著赫哲族的不斷衰落。而赫哲族要想在未來走得更加長遠，就必須傳承好本民族的文化。2.文化多樣性是文化繁榮的必然條件中華民族文化的多樣性和差異性不是沖突的根源，而是互補的基礎。不同民族文化在互動中取長補短，互通有無，從而使中華各民族文化在互補中得到繁榮和發展。[3]在中華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少數民族文化所占的比例遠遠超出他們的人口比例。赫哲族伊瑪堪說唱、魚皮文化無一不是中華文化寶庫中的瑰寶，赫哲族漁獵文化是中華民族文化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員。
三、大眾交流平臺“微信”概述
（一）微信的概念
微信是騰訊公司推出的一個為智能手機提供即時通訊服務的免費應用程序。它可以快速發送免費語音短信、視頻、圖片和文字。同時，也可以使用基于位置的“搖一搖”、“漂流瓶”、“朋友圈”、“公眾平臺”等服務插件。
（二）微信的主要功能
我們要利用微信平臺來傳播少數民族文化，擴大少數民族文化的認知面，就必須了解微信使用的基本功能。功能一：查看附近的人。它是以地理位置為參考，用戶通過點擊“附近的人”，搜索到附近所有的微信用戶，然后借此條件來宣傳自己想要分享的信息。功能二：漂流瓶。微信用戶可以通過扔或撿漂流瓶來進行簡單的互動。因為漂流瓶的范圍十分廣泛，可以通過這種模式來宣傳自己的文化，增加知名度。功能三:掃一掃。目前，這是微信的主打招牌。人們可以把自己想要被他人知道的信息制作成二維碼，用戶只要用手機掃描二維碼就能知道信息，享受制作方的服務。功能四：朋友圈。微信允許使用者在開放平臺上放入自己的應用，將信息進行推廣，用戶對其進行傳播，從而擴大商品知名度。朋友圈通過發表文字和圖片等分享功能，給用戶提供了情感交流、分享的機會，也讓信息的傳播多了一種途徑。功能五：微信公眾平臺。通過公眾號，平臺方可以向用戶推送新聞資訊、產品信息、最新活動等消息。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用戶咨詢、客服等功能。
四、微信對赫哲族漁獵文化的傳播
接下來我們將結合微信的五個功能逐一分析赫哲族漁獵文化在微信平臺上的具體宣傳途徑，通過微信使赫哲族漁獵文化的影響范圍擴大，從而達到傳播、傳承赫哲族文化的目的。
（一）通過“附近的人”宣傳赫哲文化
使用這一功能搜索到附近的微信用戶，以此來傳播赫哲族文化活動信息，然后通過層層擴散的方式使更多的人獲悉相關信息，達到擴大活動影響范圍，促進赫哲族文化宣傳的目的。通過這項功能可以吸引文化愛好者關注赫哲族文化，激發他們探索、了解赫哲文化的興趣。比如，可以在朋友聚會等人際交往場所，通過“查看附近的人”尋找到“志同道合”者共同關注、宣傳赫哲族文化。也可以在其它一些重要的活動場所，比如烏日貢大會、開江節、河燈節、大馬哈洄游節等一些與赫哲族文化息息相關的民族節日，以及學術會議、民族聚會、民族文藝匯演等重要場所中使用這一項功能，對赫哲族文化相關資訊進行廣泛推送，不斷增加其傳播的范圍，擴大活動的知名度。
（二）“漂流瓶”的文化互動
“漂流瓶”的傳播具有隨機性，很多用戶覺得在茫茫人海中收到你的漂流瓶，這是冥冥之中的一種緣分，所以他們愿意接收漂流瓶，打開瓶子看看瓶中的信息。這樣第一步推送信息的目的就達到了。第二步要進行追蹤回復，組織專門的赫哲文化宣傳人員通過“漂流瓶”活動與微信用戶互動，有回復時跟蹤回復，逐步引導他們進一步瀏覽赫哲族文化信息，引發他們對赫哲族文化的興趣。由于“漂流瓶”具有廣泛性的特征，這就要求我們“廣撒網，多斂魚”，持之以恒，持續不斷的扔漂流瓶，讓赫哲族文化活動的消息不間斷，不過時。
（三）文化產品推廣新模式———掃一掃
“掃一掃”這一功能為赫哲族工藝品、獨具赫哲特色的商品創建了一個交易平臺，通過不定期贈送赫哲族小藝術品的活動，吸引用戶參與赫哲藝術品二維碼“掃一掃”活動，引起公眾對赫哲族文化的關注。“掃一掃”這一微信主打招牌，由于其線上線下的完美轉換效應，許多景區抓住機遇，為景區的營銷開創出有別于傳統營銷模式的新的形式。例如“紹興旅游”公眾微信平臺在各景區內鋪設了二維碼地圖、微信導覽圖，制作了一批微卡，專門向游客介紹、指導微信服務。游客只需關注“紹興旅游”微信號，根據指定提示，即可獲得相應的免費語音講解服務。這一舉措使游客獲得了無與倫比的旅游體驗和無處不在的旅游服務，讓游客在與時俱進的現代化旅游方式中流連忘返。微信“掃一掃”功能在眾多景區營銷上的成功運用讓我們看到了赫哲族文化推廣的一種新的模式，我們可以在赫哲族旅游區、民族博物館、民間工藝品商店等具有民族特色的地方設置二維碼，公眾可以通過掃二維碼了解這些景區、景點以及手工藝品的具體情況，讓手機成為游客的專屬導游，以此彌補赫哲族景點導游、講解人員缺乏的遺憾，增進公眾對赫哲族文化的認知。
（四）名人效應推動文化宣傳
微信朋友圈功能在自媒體時代的公民新聞推送中的作用早已為人所熟知，借助它傳播民族文化，民族文化的關注度也必然會有極大的提高。近年來通過名人效應的宣傳活動層出不窮，名人的微信關注度使他們在輿論宣傳方面發揮著引領作用，宣傳效果立竿見影。例如在西安申遺的過程中，面對興教寺的拆遷問題，名人六小齡童、李開復等通過微信、微博等方式呼吁保護，相關信息不斷被轉發，使得眾多網友參與到興教寺拆遷事件中，興教寺的拆遷最終在眾多呼聲中暫時告一段落，暫時保護了這座千年古剎。由此可見，我們可以充分利用名人效應這一優勢，通過名人的關注、轉發、評論赫哲族的重要事件，比如節事活動的成功舉辦，來正面傳達赫哲族文化的最新信息，利用明星的帶動作用吸引更多人關注赫哲族文化。
（五）文化推送平臺———公眾號
公眾號是很好的資訊推送平臺，微信上有很多成功的，值得借鑒的公眾號，比如“為你讀詩”“、非物質文化博覽園”這一類公眾號無疑是文化宣傳較為成功的案例。它們推送的資訊總是圖文并茂，更新速度快，具有趣味性，而且總會尋找到切合時事的動態來宣傳自己的文化。2015年暑假，電視劇《花千骨》熱播引發熱議，“為你讀詩”巧妙地將劇中引用的“越人歌”放到“為你讀詩”公眾號中，并請來女一號花千骨的扮演者趙麗穎來讀這首“越人歌”。這樣就快速地擴大了“為你讀詩”的知名度，也使它所宣傳的詩歌文化為大眾接受和喜愛。由此可見，只要公眾號做好了，宣傳的效果可想而知。我們可以打造赫哲文化的公眾號，推送赫哲族漁獵文化方面的相關資訊。雖然現在也有一些關于赫哲文化的公眾號，例如“中國赫哲族”，但其內容較為單一，一般發一些政府的新聞稿件，在一些重大節日或活動時會消息，更新速度較為緩慢，有時甚至長達幾個月杳無音訊，這樣一來用戶就會取消關注公眾號。當然也有一些在宣傳方面取得較好效果的公眾號，比如“赫哲八岔”、“烏蘇赫哲”，雖然它們都是由當地政府申請的公眾號，但是相對于“中國赫哲族”這一類公眾號而言，其趣味性、更新速度等都有較大的提高。它們在保持對赫哲族時政消息進行宣傳的情況下，時常在平臺上推送一些赫哲族文化的小故事，趣味性十足，引人注目。此外，公眾號不僅僅可以用于赫哲文化的推送，它還可以更接地氣更貼心。比如，我們可以在公眾號上旅游資訊（如旅游攻略、美食、工藝品等）、會議（如赫哲族研究會的學術會議、與赫哲族相關的會議）、活動（如伊瑪堪說唱比賽、手工藝品大賽、烏日貢節與河燈節等節日活動安排等）、演出（如烏日貢大會期間的歌舞表演等）等消息，讓文化更加貼近生活，讓大眾親近赫哲族文化。
五、結論
以赫哲族漁獵文化為例，微信這一交流平臺為依托，簡要介紹了赫哲族漁獵文化發展的局限性以及保護與傳承的重要性，著重介紹了微信對赫哲族漁獵文化的宣傳途徑，以此來探討一種新的傳播少數民族文化的方式，尋求少數民族文化保護與傳承的新的有效途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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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化 地方文化 地方高校學報
中圖分類號 G206 文獻標識碼 A
地方高等院校學報的學術研究方向應有兩個基本定位：第一是指與本校所設專業和相關或相近的研究范疇，這是學報的主體內容。其二是指與地方的經濟、文化有直接聯系的研究范疇。如果說前者屬專業特色，那么后者當屬地方特色。二者的結合，才能辦出學報的特色。就目前地方高校學報的內容設置情況來看，大多在專業特色方面做出了足夠的努力。同時，對于地方文化的研究也初見成效。并由此造就了自己的學術品牌，這恰恰是地方高校區別于綜合性大學學報的地方優勢。如果將這個優勢發揮出來。地方文化的傳播效果就會提升，真正做到從學術領域服務于地方，起到引領地方文化建設的作用。
一、“地方文化”的范圍及其定位
“地方文化”的含義是十分廣泛的，從橫的方面看，它包括地方政治、經濟、歷史、藝術、民俗、宗教、科技、教育等等，它是上層建筑與經濟基礎的總和，這當中還有交叉現象。從縱的方面看，它是一種歷史現象，可以從歷史角度進行研究，也可以從現實角度進行研究。
正由于地方文化研究的廣泛性，在“地方文化”的定位上還存在一些不夠嚴密的地方，導致作者的選題與編輯的審稿上對這個定義把握不準。第一，所謂“地方文化”，首要的是地方概念的確定要準確，由于歷史的原因，行政區域的劃分在不斷變化。但不管它的變遷過程多么復雜，而應以現在的行政區域劃分為準。其次，在這個確定的行政區域里發生的歷史事件或出現的歷史人物，由于其時間與空間多變性，也往往會與地方區域發生一些相左的情況。比如說歷史人物，他曾經在某個時期與該地區有關，那么其它時期呢?是不是也屬于該地區“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疇?筆者是持否定態度的。坡曾在密州做官，即今天的山東省諸城市，在諸城市有他當年“左牽黃，右擎蒼”、“千騎卷平崗”的獵場，還有超然臺遺址，蘇公在此吟唱過“明月何時有，把酒問青天”的千古名句，這些遺址以及與此相關的活動。都屬于地方文化研究的范疇。而蘇公出密州之后或之前的活動和有關的藝術創作就不再屬于這個范疇了。《濰坊學院學報》曾收到本市博物館一位同志撰寫的《板橋潤格小識》一文，文中所考證的是鄭板橋在楊州賣畫時的潤格，與他在濰縣毫不相關，這就不能算作濰坊的地方文化。如果這個概念搞不清楚，地方文化就會無限制地擴而大之，反失去_地方特色。這樣，我們可以為“地方文化”下這樣一個定義：地方文化是指現在的行政區域之內所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重要人物的活動以及以及相關遺跡和風俗。這些事件、人物、遺跡和風俗必須與該地區有著直接關系和物質聯系。
由于文化含義的廣泛性，加之近年來研究領域中的“文化熱”，泛文化現象往往把衣食住行的事情統統當作文化進行傳播，并且夸大其辭，小題大做。學報作為學術研究的陣地，與一般的文化快餐式的時尚報刊不同，對地方文化的選題必須要嚴肅謹慎地對待。關于文化的基本范疇。英國文化學家馬林諾夫斯基在文化論中作過狹義具體的界定：“文化是一個組織嚴密的體系，同時它可以分成基本的兩個方面，器物和風俗。”“器物和風俗形成了文化的兩大方面：物質的和精神的。”呶語當中有一個詞叫做“風物”，常常用于文化學當中，這與馬林諾夫斯基的觀點有點不謀而合。器物是指那些靜止的文化遺存，風俗指活形態的文化。因此，文化必須負載著積淀。如果一種器物，它與歷史不發生關聯，我們就不能將它當作文化現象來進行研究，而風俗本身就存在一個長期的歷史演變繼承過程。鑒于文化的特定含義，學報對于“地方文化”稿件的組稿與審稿就要有一個認識和把握。目前，各個地區都在開辟自己的旅游景點。并將它納入“地方文化”的范疇。然而，對于某些新景點的開發，純屬現代公園式構建，就不能算作文化范疇。而那些一般性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無深厚的文化內含，又無明顯的地方特征。也不宜納入“地方文化”的范疇。
二、地方高校學報關于“地方文化”研究與傳播的現狀
地方高校學報關于“地方文化”的研究內容選擇和切入點是各各不同的，從中可以見出辦刊人獨到的思路，并為學報的地方特色而增光添彩。就目前近百種地方高校學報關于“地方文化”欄目的開設情況來看，其類型大致如下：
(一)以中國山水文化為特征。由于該地方院校地處一名山大川的所在地，便以此為特色。中國山水文化源遠流長，自然風貌與人文景觀融為一體，文化積淀十分深厚，研究空間和價值一直受人關注。從傳播學角度看，山水自然風光以“固態傳播”的形式穩定地傳播著文化信息，名山大川所在地的高校，大都開設這樣的研究欄目。如泰安教育學院主辦的《岱宗學刊》，開設“泰山文化研究”專欄，登載關于與泰山相關聯的文史資料和研究成果。包括當今的旅游開發等內容的文章。這個學報并設有“泰山研究資料索引”。是特色鮮明、體系完整的“地方文化”研究欄目。
(二)以文化遺址為特征。文化遺址同樣屬于“固態傳播”。由于遺址傳達信息的隱秘性和懸疑性，需要傳播者不斷地解讀，保持文化信息傳播的彰顯、清晰和持續。并且保持研究與傳播的信息更新。如商丘師院學報《殷都學刊》，專門開設“殷都與甲骨文研究”。它以其獨特的地理位置，吸引了眾多中外的殷墟研究專家和甲骨文研究的學者為學報撰稿，學術品位與傳播效應不斷提升。《殷都學刊》正是憑借自身的文化傳播優勢，在國外漢學界具有較大的影響。
(三)以斷代史作為特征。有的高校所在地在某一歷史時期曾經有過特殊的意義。以古都城市最為典型。學報“地方文化”的定位就放在那一個朝代，即斷代史研究。將文獻記載、考古發現、歷史遺存等文化遺產與當今城市的民風民俗、傳統藝術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相聯系，傳播特有的歷史文化，開發都市文化品牌。如《南京師院學報》開設的“六朝文史研究”；《開封大學學報》開設的“宋史研究”；各自以六朝古都北宋汴梁為研究中心。并由此開拓出去，涉獵整個時代，按照上文“地方文化”的范疇，它已是史學與地方文化的一種交叉性研究。這個欄目的構想與“地方文化”不即不離，落腳點實在，視野卻很寬闊。
(四)以文學藝術名著為特征。由于文學藝術名著的不朽性，決定了它的研究和傳播是無中止的，在當下的文化傳媒時代中是不斷增值的。以此作為“地方文化”的主要內容，也是極好的角度。如《棗莊師院學報》的“金瓶梅研究”專欄。《金瓶梅》作為中國古典長篇小說，它不像《紅樓夢》、《聊齋志異》等作品，有專門的研究期刊。而在古城蘭陵(作者的出生地)的高校學報中開設這樣的專欄，對《金瓶梅》的研究無
疑是一方有利的陣地。事實上。這些研究成果多被國內各種社科研究的選刊所收錄，足以說明其價值和影響遠遠超過一般基礎學科的研究水平。
(五)以歷史名人為特征。歷史名人的顯著性決定了他的傳播影響力，孔子之于曲阜，魯迅之于紹興，歷史人物成為城市的一張名片，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物的名聲決定著城市形象的定位。而高校學報關于歷史名人的研究，是從學術領域傳播城市文化。如運城高等專科學校主辦的《河東學刊》，設有“河東文化研究”欄目。它一方面使人想到唐宋家之一的柳宗元(河東)，另一方面又代表了“河東”這個地名，把歷史人物與地名巧妙地交叉在一起，拓寬了研究的范圍，增強了傳播效應。
以上所舉五個類型的“地方文化”研究。均屬專題研究。由于高校所在地獨有的人文地理位置。對于收集整理第一手資料，吸收高質量的外稿，都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然而，對于一般學報來說，這種機會不是均等的。那么，大部分地方高校的學報也并沒有放棄這塊陣地，他們對當地獨特的文化現象也在進行著切合實際的研究。因為這種研究是全方位的，非專題性的。也就更容易反映出地方文化的全貌。我們把它稱之為“整體性研究”。
(六)“地方文化”的整體性研究。這種研究方式在高校學報中最為普遍。如《山東師范大學學報》的“齊魯文化研究”就很典型。在此主要就以《濰坊學院學報》為例說明一下這種研究方法。濰坊是一座歷史文化名城，就城區范圍內，有全國三大年畫產地之一的楊家埠年畫，風箏，還有萬印樓和十鐘山房等金石學研究遺址。此外，在青州、諸城等地都有頗具全國影響的考古發現和歷史人物。為地方文化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所以，它的選點是多變的、多角度、多題材的。它的特點就是從豐富性上反映地方文化的整體和全貌。比如。該學報在劉墉研究、年畫研究、金石學研究、齊文化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較大努力，也取得了顯著成果。
以上所概括的六種研究類型尚不夠全面，只能大致上勾勒出學報“地方文化”研究的基本輪廓。然而，關于此項研究尚存在一定的問題和缺憾。大致有以下幾點：其一是忽視或無視“地方文化”研究，這主要針對一些歷史名城的地方學報。而某些新興城市則完全可以放棄這個研究方向，去尋求別的特點。比如說《邯鄲大學學報》。它作為邯鄲唯一的一所綜合性高校，不應當放棄這塊陣地。作為歷史名城的邯鄲。幾乎每一條街巷里都有著名的歷史典故和成語，大量的歷史遺址保存至今，諸多歷史事件以及歷史人物都在此地興盛一時，對此進行整理研究，無疑會給學報增添特色，從而提高學術聲望。地方學報理應肩負這個重擔。
其二，對“地方文化”的研究存在隨意性，重點不夠突出，因此，該地區的文化特色也就無法反映出來，若要避免這種偏向，編輯人員應當對該地區的地方文化有一個總體的宏觀認識，選擇有代表性的題目組稿。此外，注意研究動向。對于某些新發現，及時組稿。比如，青州龍興寺佛像的發現。(被列為1996年全國考古十大發現之一)在國內外引起極大反響，而濰坊市當地的兩家學報(《濰坊學院學報》、《濰坊教育學院學報》)對此都毫無反響，依然保持往常那些一般性文化研究內容。直到“龍興寺佛像”在國內外考古、藝術界已炒得愈來愈熱，當地學報仍然未能進入這項研究中去，地方優勢就地喪失。
三、辦好“地方文化研究”欄目的設想
首先，要對本地區文化有一個宏觀的認識，有了這個認識，才能對這一欄目的定位選擇一個最恰當的角度，上文所舉的六種類型便是很好的范例。同時，角度的選擇，還要兼顧本地區其他高校學報關于此欄目的設置情況，盡可能避免內容和定位的重復，才能辦出自己的特色。
關鍵詞：高低語境；個人主義；集體主義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8122（2014）11-0017-02
一、研究背景
在人們跨文化的頻繁接觸中，語言作為人們交流的工具體現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除了編碼于語言中的信息，更多的信息則蘊含在其它因素當中，例如語境。語境這個概念最初是由德國語言學家Wegener[1]提出的，他指出，語境包含三個方面：一是說話時的客觀情景，二是聽話者能夠直接聯想到的各種成分或因素，三是交流雙方對各自身份的感知。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尤其重視文化語境在交際中作用的體現。正如他（198817）[2]所言“文化即交際，交際即文化。”他還提出了文化具有語境性，并將語境分為高語境和低語境。區分的標準則是信息的編碼依賴于語境的程度，即“高語境事物具有預先編排信息的特色，編排的信息處于接受者手里及背景中，僅有微小部分存在于傳遞的信息中。低語境恰好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須處在傳遞的信息中，以便彌補語境中丟失的部分”（Hall，198896）[2]。美國傳播學學者William Gudyknust[3]發展了霍爾的高低語境理論，將十二個不同文化的國家按“高語境”到“低語境”的方式排列，說英語的北美國家，屬于低語境文化，東亞國家如中國文化，則具有高語境特征。學者M.W.Lustig和J.Koester[4]總結了高語境和低語境傳播方式以及它們代表的兩種文化的特點（如表1所示）。
表1 高低語境文化差異
高語境文化 低語境文化
內隱、含蓄 外顯、明了
暗碼信息 明碼信息
較多的非言語編碼 較多的言語編碼
反應很少外露 反應外露
圈內圈外有別 圈內圈外靈活
人際關系緊密 人際關系不密切
高承諾 低承諾
時間處理高度靈活 時間高度組織化
在文化差異的研究中，20世紀80年代，荷蘭學者Hofstede[5]提出了“文化是在一個環境中的人們共同的心理程序，不是一種個體特征，而是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經驗的許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的群體、區域或國家的這種程序互有差異。這種文化差異被歸結為四個維度“權力距離，不確定性避免，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以及男性度與女性度”。按照Hofstede[5]的劃分，美國是崇尚個人主義的社會，追求個性自由和競爭。中國則崇尚集體主義，個人對集體有深厚的情感依賴，看重團隊的整體利益。
二、研究方法與研究設計
本文就以Hofstede的個人/集體主義文化維度和交際風格的相關理論為支撐，將高低語境與集體主義-個人主義這一文化背景緊密聯系起來，通過針對中國當代大學生言語交際風格和行為方式的問卷調查和訪談，探究在西方低語境文化的沖擊下，當代年輕人文化價值觀的動態變化。我們采用重慶大學碩士研究生李陽設計的問卷[6]，針對研究生三年級和大學一年級兩個樣本學生的日常交際風格做調查。之后，我們隨機選取了每個樣本各100名學生的問卷，用SPSS和Excel等軟件進行數據分析，得出兩個群體所體現的交際風格的異同。問卷大體分為兩個部分，分別為基本信息和交際風格的調查。在第一部分，主要是了解學生的性別、年齡、專業、有無國外留學工作經歷等相關信息，便于在選取數據時進行篩選。為了排除其它影響因素，我們對研究對象的年齡、性別、出國經歷進行了嚴格的控制。從發放的問卷中隨機選取了100名平均年齡在18歲的大一學生和100名平均年齡在26歲的研三學生。其中男女比例相當，均無海外學習、工作經歷。第二部分對于交際風格的調查。共分為八個部分，即主語使用我/我們、直接/委婉、正式/非正式、表述/描述、主導/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八個方面又可以分為語言（1～4）和行為方式（5～8）兩大部分。每部分四個題目，共32道題目。選項采用李克特量表（Likert scale）加總方式來計分。每個被調查者的態度總分就是他對各道題的回答所得分數的加總。
三、實驗數據采集及分析
（一）方差齊性分析
在數據分析過程中，我們對于八個言語和行為體現的交際風格進行了方差齊性檢驗。得出八項指標的p值分別為0.820、0.942、0.854、0.610、0.428、0.475.0.229、0.465，均大于0.05，滿足方差齊性檢驗的前提條件。
表2 方差齊性檢驗
方差齊性檢驗
統計項
交際風格 齊性檢驗 顯著性.
我/我們 0.052 0.820
直接/間接 0.005 0.942
正式/非正式 0.034 0.854
表述/描述 0.262 0.610
主導/服從 0.632 0.428
競爭/合作 0.514 0.475
獨立/依賴 1.460 0.229
堅持/妥協 0.536 0.465
（二）均值分析
之后，我們又對這八個交際風格進行了平均值的運算。其中樣本1為大學一年級學生，樣本2為研究生三年級學生。
如表3所示，八項指標中有五項指標樣本1比樣本2分值高，分別為“我/我們、主導/服從、競爭/合作、獨立/依賴、堅持/妥協”。在“正式/非正式”這一指標上，兩個樣本持平。在“直接/間接、表達/描述”兩項指標中，樣本1的平均分要略低于樣本2。由此可以初步推定，在交際風格方面，被試的大一學生總體上比研三學生體現出低語境交際風格的比重要高，個人主義色彩要濃烈一些。
表3 言語交際風格指標平均值
統計結果
交際風格 人數 平均值 標準差
我/我們 1 100 11.71 1.693
2 100 11.00 1.640
合計 200 11.35 1.697
直接/間接 1 100 11.11 1.917
2 100 11.47 1.725
合計 200 11.29 1.825
正式/非正式 1 100 11.48 2.380
2 100 11.48 2.559
合計 200 11.48 2.461
表述/描述 1 100 12.24 1.853
2 100 12.53 1.676
合計 200 12.39 1.766
主導/服從 1 100 11.45 2.797
2 100 10.48 2.514
合計 200 10.97 2.693
競爭/合作 1 100 11.68 2.461
2 100 9.56 2.273
合計 200 10.62 2.587
獨立/依賴 1 100 13.06 2.268
2 100 12.55 2.641
合計 200 12.81 2.465
堅持/妥協 1 100 11.27 2.575
2 100 11.13 2.192
合計 200 11.20 2.382
（三）方差分析
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些差異是否具有顯著性，我們又用SPSS進行了方差（ANOVA）分析，以探究兩個樣本在八個交際風格的哪些方面存在著顯著性差異。在8個指標中，兩個樣本在言語交際風格中的“我/我們”主語選擇，行為模式風格中“主導/服從、競爭/合作”存在顯著性差異，p值分別為0.019（0.01
表4 方差分析
方差分析
誤差項平方和 均方差 組方差值 顯著性
我/我們 組間 15.613 15.613 5.623 0.019
組內 338.774 2.777
合計 354.387
主導/服從 組間 29.032 29.032 4.105 0.045
組內 862.839 7.072
合計 891.871
競爭/合作 組間 138.395 138.395 24.656 0.000
組內 684.790 5.613
合計 823.185
四、結 語
我們認為，兩個年齡相差7歲的群體之間產生這種言語交際風格差異并不稀奇。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跨文化交際越來越頻繁。語言作為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如實地反映表象之后蘊含的深厚的文化價值體系。這種話語風格的動態轉變正體現了中國年輕人的交際模式，在歐美等西方國家低語境文化的沖擊下，也呈現出由高語境文化向低語境文化的位移，人們越來越重視個人價值的實現和凸顯，無形之中淡化了集體主義價值觀。
參考文獻：
[1] 趙胤伶，曾緒.高語境文化與低語境文化中的交際差異比較[J].西南科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2）.
[2] Hall， Edward. T著.居延安等譯.超越文化[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3] Gudyknust， W. B. Bridging Differences （3rd ed.） [M]. Thousand Oaks， CA： Sage.
[4] 賈玉新.跨文化交際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