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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在南開大學校長龔克看來，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緊扣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但目前教學和科研的中心偏離了人才培養，一些高校搞科研不是為了培養學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斷獲得學術榮譽。

“問題出在思想觀念上，而直接誘因是評價體系出現了偏差。”龔克說，這幾年，南開大學一直在強調要有定力，要把人培養好。

龔克曾任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在十多年高校管理者的職業生涯中，他常以“改革者”、“敢說話”的形象出現。近年來，南開大學的很多改革受到社會各界普遍關注，比如，在南開，學校最高議事機構校務委員會為學生代表設固定席位，從2014年開始南開新建非管理機構不設行政級別，將教學評價作為教師職稱評定的前置條件，等等。

“隨著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作為一項民生事業，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貧困代際相傳。”龔克說，貧困家庭如果有一個大學生走出來，可能會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和面貌。這樣的民生功能，和培養一位工程師、培養一批學者，是不一樣的。

在接受《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專訪時，龔克表示，高等學校的核心任務是培養人才，靠三項職能來實現。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都不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教育打破貧困代際相傳

《財經國家周刊》：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辦好公平優質教育。當前條件下，如何理解教育公平，學校方面又是如何踐行這一理念的？

龔克：中國教育經過多年發展，義務教育實現普及，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

我相信，到2050年，中國的高等教育也會走向普及。從這一角度看，教育應該是連著民生的基本公共服務事業。而基本公共服務應該是公平的服務。但目前教育公平方面存在的最突出問題是地域和城鄉差別。

近年來，政府下了很大功夫，提升欠發達地區孩子上大學特別是重點大學的機會。例如，實施農村貧困地區定向招生專項計劃，由中央部門高校和地方“211工程”高校為主的本科一批招生學校，在800多個貧困縣單獨拿出招生計劃。南開大學去年就專門在貧困縣以下的中學招了307人，占招生總量達8%。去年全國重點高校招收貧困地區農村學生人數增長21.3%，而南開大學增長了27%左右，相當于是為21.3%的增速做了貢獻。

《財經國家周刊》：在貧困地區單獨拿出招生計劃，是否對其他地區分數更高的學生意味著不公平？

龔克：隨著高等教育走向大眾化，作為一項民生事業，其一大重要功能是打破貧困代際相傳。特別是我們這種所謂重點建設的研究性大學，更要意識到不管多么拔尖，現在做的都是一項民生的事業，是一個逐漸大眾化、普及發展的公共服務。

我們一開始也不是特別理解，在一個省、一個市的范圍內，都不能按照一個分數線來招生，有時候放著600多分的學生不招，而去招500多分的。這會不會不公平呢？ 龔克簡介

1955年6月生，湖南湘潭人，工學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現任南開大學校長。

曾任清華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兼培養處處長，清華大學電子工程系常務副主任，主任，科技處處長，清華大學副校長，天津大學校長等職。

現在想明白了，公平不僅是分數面前的平等，還要打破貧困的代際相傳。貧困家庭如果有一個大學生走出來，可能會改變整個家庭的命運和面貌。這樣的民生功能，和培養一位工程師、培養一批學者，是不一樣的。

這也是我們談到教育公平的時候，必須深刻理解教育作為民生事業對公平的內在的本質的要求。這種公平要比分數面前人人平等要深刻得多。

但另一方面，沒有質量的公平是毫無意義的公平。所以現在要更加關注，如何提高教育質量，把這些來自貧困地區的孩子培養好。

《財經國家周刊》：除了公平發展，你還一直主張教育優先發展。為什么要這么提？

龔克：教育優先發展的理念，是由教育的基礎性、全局性和先導性作用所決定的。

雖然現在政府工作報告沒有直接提出，但從國家財政預算安排上看，還是將教育放在優先地位的，這一點從教育費用增速、占財政開支比重可以看出。

從另外一個角度說，教育之所以要優先發展，是因為教育事業實際上是一個育人的事業。它的基礎性、全局性和先導性都跟育人有關系。

特別對于研究性大學來說，育人靠的是什么呢？首先是教學，打基礎;然后靠科研，培養舉一反三的能力;再后面，教學、科研的延伸是社會服務，包括國際合作，還有文化傳承。

所以，教學、科研是學校培養人的兩個主要方面。所以教育優先發展的要義還在于，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本身，要緊扣立德樹人的根本任務。

《財經國家周刊》：有觀點認為，有部分教師把主要時間和精力都用在了報課題、搞科研、寫論文上，而在教育教學上投入較少，你認為問題出在哪兒？

龔克：教學和科研的中心偏離了人才培養。很多高校搞科研不是為了培養學生，而是出文章、出成果、提高排名，不斷獲得學術榮譽等。 很多人強調大學科研對社會經濟發展做直接貢獻的要求，忽視大學的教學和科研都是為了育人的根本任務。

槭裁椿岢魷制離？思想觀念出了問題。大學最初在國外發展起來，功能不斷演變，最早期大學的功能就是教學，后來經歷改革，將科研放進去，通過教學和科研的結合來培養人才。再到后來，威斯康辛模式興起，大學增加了服務社會的功能，其實意在將學生培養和社會發展聯系在一起，更好的培養人才。所以大學就有了教學、科研和服務社會三大功能，均是圍繞人才培養來展開的。

但這三大功能翻譯到國內，就變成了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這樣一來，科研、社會服務和人才培養并列了，而且，很多人強調大學科研對社會經濟發展做直接貢獻的要求，忽視大學的教學和科研都是為了育人的根本任務。

這不符合法定觀念。《高教法》第31條規定：“高等學校應以培養人才為中心，開展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保證教育教學質量達到國家規定的標準。”也就是說，高等學校的核心任務是培養人才，靠三項職能來實現。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都不能離開這一中心任務。

論文不應成為唯一標尺

《經國家周刊》：如何扭轉觀念的偏差？

龔克：教師和學生觀念的轉變，其實是改革最難的部分。現在，一些教師并沒有把立德樹人、教育育人的職業觀念牢固樹立起來。我們招聘的時候，提問為什么喜歡當教師，大多回答說喜歡做學術，很少有人說喜歡培養年輕學生。學生則認為，對自己將來發展特別重要的是名校文憑，而真正在學期間為今后發展德智體美打好基礎的主動性不夠。

觀念難以轉變，最主要還是對大學的評價體系出現了偏差。評職稱、當教授，依然是多數大學老師的職業目標。論文又是橫在教師評價體系的一桿硬標尺。

當下的問題是，論文評價被濫用，幾乎所有的科技學術活動，比如評選長江學者、競爭科研項目、科技成果轉化、學科排名等，最后實質是都要“拼論文”。

近年來，學科評估開始重視到教育了，但是還是比較皮毛，比如看生師比、教授上課比例以及生源等，這些還不能真正體現教學質量、教學投入。

最近，政府強調教育開支的績效，這個績效也要看排名。包括新生專業選擇、學校選擇也這樣，大多還是看排名。所以這就是一個走不出的怪圈。

從學校角度來講，如果對論文關注過多，放在培養學生上的注意力就不夠了。

這幾年，我們一直強調南開大學要有定力，要把人培養好。為了加強教學，南開大學推出了對教學多層次多維度的評價，嘗試包括了教師自評、上課的學生以及畢業生和畢業5年校友、教學督導組的評價等。在教學評價體系里獲得好評，是教師評職稱的前置條件。

南開正在校內開展這一改革。但不能否認，在綜合改革中相對削弱論文的分量，提高教學的比重，可能導致學校排名下滑。每一個排名出來，我們都很緊張，一旦名次下滑，校內校外都會來拍磚，壓力很大。

從長遠看，國家層面應加強高校各類評價體系的改革。不是否定論文的標準，而是讓論文的標準不唯一化，不作為通用標準。而且，整個評估要透明，評估的目的、指標、數據來源和評估針對的主要群體要讓公眾知曉。另外，一定要建立對本科教學質量的評估體系。

“雙創”重點在培育創新精神

《財經國家周刊》：自2015年以來，中央和地方各級都大力支持和鼓勵創業創新，不少剛畢業的大學生投身創業，在校大學生休學創業、教師創業的情況也不少，怎么看待這一現象？

龔克：首先，大學生的創業創新最終目的是什么呢？從宏大的角度看，是建設創新型國家所需。創新型國家不光需要重要的科技成果、優秀的論文和精英的科學家，還需要創新的公民和充滿活力的體制，這也是雙創的著眼點所在。

雙創重點是要培育創新精神，這一點和培育尖端科學家并不矛盾。但要防止兩大誤區。一是放棄學業、忽視學業去搞創業，恐怕得不償失。學生以學為主，這個不能變。我們從不鼓勵休學創業。創新創業是結合在一起的，缺乏創新精神，很難創業。因為創業沒有創新的精神，很難去創。而只有創新精神，沒有扎實的學業基礎，也是做不成事情的。我認為，應該把創業創新當成學生的實踐活動，與學業學習有機配合起來。

二是在進行創新創業的教育中，過度強調融入專業教育。普遍參與創新創業，會提升學生活躍度，這相當于是通識教育的一部分。所以將創新創業作為一種實踐培養的話，不要太強調專業性。更何況，社會上大量的實際問題是跨專業問題。對學生來講，發揮創新創業，打破學科界限，推動改革通識，又加強專業深度，把握好學業和創業這種關系非常重要。

而在整個引導方面，新注冊公司數量、營業額等指標，對大學生來講，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在創業過程中，提升了創新能力、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包括其間形成的社會責任感，對國情的真實了解以及合作、關注和解決社會問題的能力和素質。

此外，創新創業教育和優秀科學家的培養，也不矛盾。衡量創新創業到底是否成功，是看賺多少錢、融多少資，還是看在創新實踐中提升多少素質和能力、增強多少社會責任感，這兩者的關系要處理好。

至于科學家辦企業，要非常慎重。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有很多優秀的教授辦企業，最后變成很蹩腳的企業家。在創新型國家，優秀的科學家更多是將自己的成果向企業轉化，作為回報，可以持有一定股份。對于教師離職創業，應該“允許”，而不應“鼓勵”。

《財經國家周刊》：今年全國兩會期間，不少代表呼吁打開高校科研成果轉化通道。高校科研成果轉化難在哪？對于提高成果轉化率有何建議？

龔克：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的確存在很多問題，這些都要解決。

但是一定要注意，國內目前并不是好成果過剩，尤其是原創性成果并不多。而原創性成果供給不足，將是日益凸顯的大問題。

原創性成果是多年磨一劍做出來的。比如說，聚氯乙烯（PVC）樹脂是廣泛應用的塑料品種之一，但生產過程中需要大量使用氯化汞催化劑，這不僅使我國汞礦資源迅速枯竭，還會帶來極其惡劣的環境污染。南開大學化學學院研發出用于PVC合成的新型低汞觸媒技術，就是一個很好的成果。幾千萬的科研經費，產生出好多億的產業效應。但這如果沒有南開大學在化學專業長期的積淀、厚實的基礎研究，短時間不可能解決這個問題。

基礎研究做得越深、對科學的認識越透，越容易解決實際操作問題。中國發展到現階段，要站在創新型國家前列，從供給側來看，原始創新的科技供給不足，可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財經國家周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是本屆政府行政改革的亮點，也是著力最大的領域。教育領域簡政放權有何實際進展？

龔克：不客氣地講，這幾年政府放權放了很多，刪減了很多項目，但是我們的獲得感不強。

很多東西，它實際上是從政府轉到了事業單位，也就是那些半官方的機構。比如，現在不再評重點學科了，對我們松綁不少。但社會組織依然在評。而最后國家在各類經費發放、績效評估等方面還是會參考這些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