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07 15:1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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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異地高考對合理社會流動的正向作用
社會分層是每個社會都存在的普遍現象，正常情況下，人們能夠在不同的社會階層中合理流動。教育公平是合理社會流動的保障，促進社會流動的有效機制當首推教育及通過教育獲得的知識和技能[2]。
異地高考政策的制定和出臺，突破了戶籍制度的桎梏，將促進更公平、更合理的教育資源分配，是人才選拔、社會流動更加公平的突破點。理想狀態下，隨遷子女同流入地有戶籍人員子女一樣，不再受父母及自身的戶籍限制，在流入地完成義務教育后平等的入讀高中，和當地的考生公平競爭，通過自身努力進入高等院校接受高等教育，最終擁有更多改變命運的機會。外出務工人員無須再受子女異地考試問題的束縛，可以更加自由地選擇工作地點和職業。
異地高考政策的出臺，給底層的人以更多向上垂直流動的機會，使其能夠通過教育改變自己的命運，打破代際間的復制，有利于建設更加開放民主的教育系統，促進社會的合理流動。
二、異地高考對合理社會流動的負向作用
目前為止，異地高考政策對于實際問題的解決均遠未達到人們的預期，特別是北京、上海、廣州等人口輸入最多、異地高考矛盾最突出的地區，限制條件不可謂不嚴苛，絕大部分隨遷子女都被排除在了方案之外。2013年共有12個省市啟動實施了異地高考政策，最終參加異地高考的實際考生人數4440人，與全國912萬的報考人數相比，可謂九牛一毛；2014年28個省市開始進入異地高考政策實施的階段，異地高考人數猛增到5.6萬，但對比全國939萬高考考生和龐大的隨遷子女人數規模，5.6萬這個數字仍然不理想[3]。
外地務工人員對當地經濟的發展作出了不可否認的貢獻，按照權利與義務相對等的原則，其子女有資格享有與當地子女同等的受教育權，應該和當地考生在統一的標準下公平參與競爭。但事實上由于戶籍、工作、社保等方面限制，其子女無法享有本該讓具備資格的人共同享有的公共教育服務，于是出現了在北京同樣的高考分數當地戶籍子女讀名校而外地務工人員子女只能讀高職的不公平現象。無法平等地參加高考，處于弱勢地位的農民工及其子女的平等受教育權得不到保障，許多人成為“農民工二代”，弱勢群體代際間呈現自我復制的趨勢，貧富差距進一步加大。
各地根據自身情況制定異地高考政策，必然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為根本宗旨，在戶籍考生與非戶籍考生的利益之爭中無疑會偏向戶籍考生，無戶籍考生又分為無戶籍常住居民的子女和外來務工人員的子女，前者在資源、社會地位上均優于后者，其話語權也比后者多，在有限的資源下，前者取得異地高考資格的概率遠遠大于后者。目前異地高考的矛盾主要集中在無戶籍常住居民和有戶籍本地居民之間，外來務工人員悄無聲息地被邊緣化。如果異地高考政策始終局限在解決戶籍性公平問題，而忽略地區性公平問題和流動性公平問題[4]，則社會的競爭性流動將會被破壞，階層出現固化現象，“寒門再難出貴子”成為真實的社會寫照，這對于社會的發展非常不利。
三、異地高考政策需進一步發展完善
雖然異地高考政策旨在促進教育公平，促進社會的合理流動，但其推進并不盡如人意，未解決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兩個方面的桎梏，一是戶籍制度，二是我國現行高考制度。打破高考戶籍制的藩籬，真正落實高考學籍制，促進高等教育僅根據個人成績對務工人員子女和當地戶籍子女平等開放，可以有效地解決教育公平問題，同時配合學籍的信息化管理及嚴厲的監管機制，遏制高考移民的產生，對于推動社會水平流動和垂直流動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政策網絡；異地高考；教育公平
【作者簡介】崔華華，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黎丹，西北工業大學人文與經法學院碩士研究生。陜西西安710129
【中圖分類號】G40-011.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434（2013）03—0204—06
異地高考是近幾年來社會關注的熱點之一，其政策制定與實施的優與劣，是我國社會轉型中能否打破偽城市化，實現教育公平的重要方面。政策網絡作為一種新型的政策分析工具，糅合了傳統公共政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模式，擴展了政策分析的維度，強調政策制定過程中多元利益主體之間的協調和資源互賴程度對政策結果的影響。因此，本文立足于政策網絡的視角，分析異地高考所面臨的利益調整和矛盾沖突。探究歸因并研究對策，以期消除政策網絡困境，促進異地高考政策的科學制定和順暢執行。
一、政策網絡理論概述
（一）政策網絡理論定義
政策網絡理論是社會組織學家在20世紀70年代將網絡理論引入公共政策領域。以應對日益復雜的政策環境和多層次的相關利益主體的一種分析途徑和研究方法，它是對傳統的統合主義和多元主義作出的反省和修正。政策網絡理論起源于美國，成長于英國，并在歐洲其他地區（主要是德國和荷蘭）發展壯大。由于各國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不同，其學者對政策網絡理論的定義也莫衷一是。
美國學者J.K.Benson基于次級政府的概念，強調利益團體、官僚機構與政府的接觸，認為政策網絡是復雜的組織，藉由彼此的物質資源互賴與特質而連結，行政與利益團體因資源的相互依賴性而形成一體，以確保共同的政策偏好獲得滿足，排除其他異議團體。英國學者M.J.Smith認為政策網絡的權力是基于互賴、非零和的機制上，其可為國家提供一個化解沖突的機制，且具備可解釋特定政策部門或特定政策領域中國家行動者與利益團體之間多變且不同的關系，是符合復雜實際的決策現象。歐洲其他國家學者的觀點與英國學者觀點差異在于前者視政策網絡為一種治理結構，而后者認為政策網絡為利益團體中介模型。P.Kenis與V.Schneider認為隨著社會功能的高度分化，私人部門掌握越來越多的資源，導致其在政策過程中角色不可或缺。他們認為國家治理模式有三種，包括官僚組織、市場治理和政策網絡。而政策網絡是回應政府失靈與市場失靈的最有效治理手段。
（二）政策網絡的分類
依據不同，政策網絡的分類亦不盡相同。其中英國學者Rhodes認為政策網絡之差異主要是基于利益形態、網絡成員性質和水平的不同、網絡之間互賴關系、垂直的網絡內部依賴關系及資源分配等五個面向不同所致。他根據網絡整合程度將政策網絡視為一個譜系，關系緊密的政策社群與關系松散的議題網絡分別處于譜系的兩端，分為高度整合的政策社群與低度整合的議題網絡兩端，之間專業網絡、府際網絡、生產者網絡依次排列。
1.政策社群：政策社群是由特定利益主體與國家機關形成的持續互動關系。具有限制性成員、高度整合、穩定性高的垂直互賴關系。
2.專業網絡：專業網絡以滿足特定專業利益為訴求的群體，其間具有強烈的垂直互賴關系。
3.府際網絡：代表地方政府利益的網絡，成員數量、垂直關系、水平關系均受到限制，垂直間的互賴關系并沒有上述二者強烈，反而水平影響力有擴張的趨勢。
4.生產者網絡：基于公私部門經濟利益所構成的網絡，以滿足成員經濟利益為前提，是有限的垂直互賴關系。
5.議題網絡：議題網絡是在政策社群、府際網絡的正式結構之外，組成的一種非正式的、復雜的網絡形態。其行動主體眾多且利益不一，參與成員權力分配不均衡，部分參與者所占資源及利益表達渠道有限。
二、政策網絡視域下的異地高考困境分析
高等教育政策關于教育公平的價值目標主要在兩個層次實現：第一層次是受教育權利和機會的公平；第二層次是教育資源分配和提供教育服務的公平。異地高考正是要在這兩個層面解決教育公平問題。由于我國目前流動人口數以億計，因此，這樣一個涉及人數眾多、涉面甚廣、影響深遠的政策出臺，實際上就是高等教育利益的重大調整和重新分配，其難度可想而知。
面對錯綜復雜的利益糾結，異地高考政策在制定和實施過程中，涉及多層次利益主體，其形成的政策網絡主體包括：（1）政策社群。中央政府及其從屬的教育部、發改委、公安部及財政部。政策社群從全局利益出發，基于社會公平理念，為國家長久穩定發展考慮，是異地高考政策的積極倡導者，也是政策系統中的權威主體。（2）專業網絡。專業學者、教育學家，他們依據自己掌握的專業技能，結合異地高考政策制定的環境、所面臨的問題等，提出專業建議，從而使政府部門的決策更具科學性、可行性。（3）府際網絡。各地方政府，在異地高考政策中擔任雙重角色，既是異地高考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4）生產者網絡。主要是指流入地學校，他們作為非戶籍考生就讀的場所，是直接產出者。（5）議題網絡。包括戶籍與非戶籍考生家長、高校等，他們所占有的社會資源、利益訴求都不同。運用政策網絡理論對各行動主體及其之間關系結構進行分析。異地高考政策面臨的困境主要有四個方面。
（一）政策社群與府際網絡權責分配不當
在我國政治體制中，地方政府從屬于中央政府，是政策網絡理論中的“次級政府”。伴隨著我國社會的轉型，中央政府逐漸向地方政府放權，但在教育問題上，中央與地方權責分配卻不適當。（1）在中央與地方政府權力分配方面：中央政府及教育部表示異地高考有準入門檻，且應從家長、學生、所在城市三個維度出發，并只對政策出臺時間作了原則性限定，繼而將決策權授予地方政府，要求其因地制宜，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城市產業結構和資源承載能力制定相應異地高考政策。如此做法的確更具針對性，但對于京滬粵這種外來人口眾多，教育資源又非常豐富的地區來說，既要促進教育公平，又不能損害本地考生的利益，難免會為保護既得利益而設置苛刻的準入條件，從而將普通進城務工人員的隨遷子女擋在門外。（2）在中央與地方政府責任分配方面：異地高考政策出爐，必定會給流入地中小學帶來巨大壓力。作為生產者網絡行動主體的流入地學校將要面臨接收更多非戶籍考生，承受隨之帶來的教學設備及師資力量不足的巨大壓力。而我國實行“國家辦學，分級管理”的義務教育財政體制，中央掌握國家大量財力，但將教育投入主要用于高等教育，地方政府財力薄弱卻承擔著義務教育的主要責任。以廣東省為例，據統計，2011年在廣東就讀的外省戶籍隨遷子女達到171萬人，2012年超過188萬。如若開放異地高考，廣東需要平均每年解決20萬新生入學場地，按照每所高中30畝最低標準計算，需新建200所高中，共計需要6000畝土地，而地方財政根本元法支持如此龐大的支出。
（二）府際網絡行動主體的地方保護主義
從“經濟人”角度來講，地方政府作為官僚機構，必然以實現自己的利益為目標。因此會充分動用自己的政治資本，強化資源配置本地化。地方政府對本區域內利益的保護，投射在異地高考政策中即表現為：在異地高考政策準入門檻的設置上，無論是高或是低，其目的都是充分保護本地區利益。本文分別選取限制條件最嚴格的三個省市和其他幾個省市進行了對比，其準入條件具體如表1所示。
從以上列表可以看出，江西省只要求非戶籍考生具有高中階段一年以上學習經歷，河北只要求非戶籍考生取得兩年學習經歷，安徽、山東、福建僅要求非戶籍考生具有當地三年連續學習經歷和完整學籍，重慶則要求非戶籍考生具有高中階段完整學籍，其父母具合法穩定職業、住所。而京滬粵不僅對考生學籍及高中階段學習經歷作出限制，也對考生家長作出嚴格要求：北京要求家長具有居住證、合法穩定職業、住所，3年以上連續社保；上海要求居住證達到一定積分才可在滬高考；廣東則要求通過積分入戶廣東的異地務工人員、高技能人才子女才可不受限制在當地參加高考。其中，京滬粵作為人口流人大省，經濟發達，高等教育資源豐富，門檻設置極高。山東作為人口大省，高考競爭十分激烈，開放異地高考沖擊小。故門檻設置較低，而江西、安徽、河北、福建、重慶也設置低門檻，多出于本地生源不足的考慮（江西、安徽均為人口流出大省），北京開放異地考生高職錄取也是出于本地高職生源不足的情況。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各省市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均是為了維護或擴大本地利益，保護本地考生利益或是為了解決本地生源不足的問題。而造成府際網絡行動主體地方保護主義的原因在于我國高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衡。2011年不同地區高等教育資源的空間分布差異，以北京、上海、山東、河南為例，如表2所示。
（三）政策網絡主體間互動不足
政策網絡理論認為，公共政策的本質即為公共和私人行動者互動的結果。政策網絡開放性程度越高，互動越頻繁，越有利于政策的制定執行。而異地高考政策制定過程中各行動主體互動交流卻差強人意。其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作為擁有資源最豐富的網絡主體，二者互動較為頻繁，教育部針對異地高考問題經常與地方政府展開討論研究。專業網絡中各專家基于教育公平立場積極推行異地高考政策，并為政府決策諫言。例如北大法學院教授張千帆聯合29名學者向教育部遞交了《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就讀地參加升學考試的建議方案》，為政府決策提供參考性建議。相較于政策社群、府際網絡和專業網絡之間，其他網絡主體互動遠遠不足。其中，專業網絡與議題網絡行動主體間互動不足表現在：議題網絡中非戶籍考生家長因資源不足，缺乏專業知識，就應向專家學者尋求幫助，但二者之間因為溝通渠道、媒介有限而缺乏交流；政策社群與府際網絡在政策制定過程中，除向專業網絡咨詢意見外，形成一個封閉的網絡。只有云南省、湖南省、安徽省政府向社會征集意見，其他省市并未向政策對象征求意見，為政策制定及日后推行造成阻礙；而非戶籍考生就讀的流入地學校作為生產者網絡行動主體，自始至終都未參與到政策網絡之中。完全沒有與其他網絡主體進行交流互動。一個政策的形成，必是利益相關者多頻次的溝通協調的結果。而異地高考政策各利益相關者明顯缺乏交流溝通，不利于異地高考政策的科學制定和順利執行。
（四）議題網絡行動主體話語權較弱
議題網絡成員復雜，結構松散，其中非戶籍考生及各高校話語權相對較弱。在議題網絡中，戶籍考生與非戶籍考生均有發言權。但因為我國長久以來的城鄉二元制度。導致在資源分配方面存在巨大的不公。無論是在教育還是其他公共設施的投入上，城市資源遠優于農村。所以戶籍考生家長無論是在社會資本還是文化資本上都占主導優勢，他們可以充分利用自己的社會人脈和資源來影響政府對政策的制定，以滿足自己的政策偏好，實現其子女在高考競爭中不受外來考生沖擊，享受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的訴求。而非戶籍考生家長資源相對匱乏，尤其是農民工群體，在異地高考政策制定過程中社會資源最少，話語權最弱，他們只能向教育部致聯名信。或是通過微博等途徑制造輿論聲勢。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依然是我國現行的戶籍制度，不僅造成城鄉壁壘，也造成戶籍制度所附帶的其他利益。如教育、養老、醫療、失業等各類社會保障分配的不均衡。間接導致異地高考政策制定時，既得利益與增長利益的互動博弈過程中非戶籍考生話語權缺失，淪為網絡邊緣主體。高校話語權弱表現在招生指標分配時的不自主。雖然高校大都由中央財政支持。但在土地劃撥與管理方面仍需依賴地方政府，在招生錄取時話語權自然相對減弱，不得不強化本地生源錄取。例如2012年，北京大學在海南錄取25人，在京錄取366人（均不含北大醫學部），是海南招生總數的14.64倍。復旦大學在海南招生17人，在滬招生796人。是海南招生總數的46.8倍。如此巨大的地域性差異，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高校不得不受地方政府支配，而導致在分配招生指標時話語權弱，不能自主。使外地優質考生無法進入。這不僅不利于高校長遠發展。也阻斷非戶籍考生向上流動的途徑，可能會造成城市新的貧困階級并將代際傳承，為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三、對異地高考政策的建議
（一）調整政策社群與府際網絡中的權責分配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府權力下放已逐漸成為一種國際趨勢，但綜合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情來說，我國經濟還不發達，各項體制還不健全，權力過度下放只會造成地方政府為實現自身利益，完成政績目標而濫用權力。在異地高考政策過程中，中央政府立足于教育公平立場，針對各省市人口及教育資源分布不均的現狀，將決策權下放到地方政府。必然會造成地方政府為保護既得利益而對自由裁量權的濫用。所以，中央政府必須在國家層面制定異地高考準入條件的框架，且限制條件只與考生相關而不應涉及家長。可從立法層面對異地高考政策進行法制性規定，規范政策制定的相關細則。并建立健全對政策執行的監督與反饋系統，及時發現并糾正政策執行過程中的失誤。而在教育投入的職責方面，應重新平衡中央與地方政府之間財政收入與教育責任。加大中央對義務教育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合理的教育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確保經費充足，促進教育過程公平。
（二）消除府際網絡地方保護主義
由于高等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地方政府為保護當地考生權益而形成地域壁壘。然而由于經濟、地理等客觀原因。教育資源短期內實現地方均等配置是不現實的。而現已出臺的異地高考政策。實質是在原有高考制度框架內，增加流入地考生人數。對于考生而言，高考是手段，錄取才是目的。若不改變現有的錄取政策，勢必會占用當地考生的高考錄取指標。侵犯當地考生權益，地方保護主義自然會是阻礙異地高考政策實施的最大阻礙。在我國現行“統一考試，分省錄取”的高考制度下，推行異地高考政策，可通過增加流入地高考錄取指標。保持原有錄取率不變，才能使異地高考政策順利推行。再則可按照各省市參加高考人數的比例劃定高考錄取指標，維持原有錄取率，才能在不損害戶籍考生權益條件下又滿足非戶籍考生就地高考的需求。但是，若要從根本上消除地域壁壘，還必須改革我國城鄉二元結構的戶籍制度，才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資源均等化配置，從根本上促進社會公平。
（三）加強政策網絡各行動主體的互動
異地高考政策是相關利益主體互動博弈之后產出的政策。雖然政策網絡中各行動主體擁有的資源和權力不平等。但各個網絡間的溝通途徑是存在的。他們能利用自己的資源并采用不同的策略來影響最終做決策的政策社群。所以，為減少異地高考政策實施成本，有效促進教育公平，政策網絡行動主體必須加強互動。其主要途徑包括：（1）加強人際互動。非戶籍考生家長可利用情感、道德等與利益相同者結成利益聯盟，通過制造輿論等手段對決策者形成壓力，也可通過個人資源聯系專家學者，聽取專家意見，通過專家向政府決策者表達意愿，以專家為渠道對政府決策者作出影響。（2）加強結構互動。即加強政策網絡的行動主體之間的互動。例如，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雖較于其他網絡主體互動頻繁，但對于政策制定執行的互動頻率還遠遠不足，故首先應加強中央與地方之間、同級地方政府之間的互動交流，明確教育部、發改委、社會保障部門、公安部門的責任，并建立與地方政府的溝通平臺，同級公安部門可建立流動人口的電子戶籍管理系統，發改委也應將異地高考相關的資源需求等列入城市規劃，社保部門做好流動人口社會保險繳納及轉移工作；其次，中央政府應建立合理有效的利益表達機制，完善其他行動主體的利益表達體系。尤其是暢通農民工的利益表達渠道；最后，議題網絡行動主體戶籍與非戶籍考生家長可要求政府增加政策透明度，包括政策制定執行進程、阻滯、執行力度等，政府可通過舉行公開聽證會，向社會傳達政策過程信息。
甘肅省2020年普通高考報名工作將在2019年11月上旬進行，具體報名辦法及相關要求將在10月中下旬向社會，為使廣大考生提前做好各項相關準備，順利完成高考報名工作，甘肅省教育考試院提前如下重要提示：
一、確保個人身份證和戶口證明信息一致有效
高考報名必須采集考生個人二代居民身份證的基本信息，如身份證遺失或將于2020年6月9日前過期的，考生須盡快到戶籍所在地公安部門辦理。報名期間確實無法及時辦理正式身份證的考生，可到戶籍所在派出所開具帶數碼打印照片的戶籍證明或持有公安機關簽發的有效證件報名，考試時必須使用正式身份證。考生個人的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應與戶口簿一致，如因家庭住址搬遷、行政區劃調整等導致戶籍發生變更的，須及時到公安部門辦理新戶口簿和二代居民身份證，確保戶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與當前公安部門戶籍信息一致。考生可提前向報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咨詢資格審核及現場確認等工作的具體時間安排。報名開始后，考生自行登錄報名網址（ganseea.cn）填寫個人基本信息。
二、隨遷子女注意事項
外省籍考生如不符合我省高考報名條件的，須及時關注戶籍地省級教育考試機構的報考動態并在規定時間返回戶籍地參加高考報名；在外省就讀的甘肅籍考生，如不符合就讀地隨遷子女高考報名政策，須在規定時間內返回戶籍地所在縣（區）考試招生機構辦理高考報名手續。學籍在我省的隨遷子女應提前向學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提前咨詢相關政策流程，提前準備報名相關材料，避免因準備材料錯過報名時間及相關報名安排。往屆隨遷子女考生報名時前一年資格審核有效，可直接到學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報考。
三、往屆生不能有高校學籍
根據教育部有關規定，具有高等學歷教育資格的高校在校生（包括成人教育、網絡教育、開放教育在籍生）或已被高校錄取并保留入學資格的考生不得參加高考報名。凡涉及上述情況的考生必須聯系高校盡快注銷學籍，避免影響2020年高考錄取后注冊新的學籍。
四、其他報名要求
符合政策規定擬報考國家專項、地方專項、高校專項、精準扶貧專項、革命老區專項、民族專項、農村醫療專項等專項計劃和擬享受高考加分中對戶籍及民族成份有要求項目的，考生必須回戶籍所在縣（區）報名。報名時，專項計劃的實施區域和考生資格以及高考加分相關政策可參考上一年我省相關規定。
一、確保個人身份證和戶口證明信息一致有效
高考報名必須采集考生個人二代居民身份證的基本信息，如身份證遺失或將于2020年6月9日前過期的，考生須盡快到戶籍所在地公安部門辦理。報名期間確實無法及時辦理正式身份證的考生，可到戶籍所在派出所開具帶數碼打印照片的戶籍證明或持有公安機關簽發的有效證件報名，考試時必須使用正式身份證。考生個人的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應與戶口簿一致，如因家庭住址搬遷、行政區劃調整等導致戶籍發生變更的，須及時到公安部門辦理新戶口簿和二代居民身份證，確保戶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與當前公安部門戶籍信息一致。考生可提前向報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咨詢資格審核及現場確認等工作的具體時間安排。報名開始后，考生自行登錄報名網址（ganseea.cn）填寫個人基本信息。
二、隨遷子女注意事項
外省籍考生如不符合我省高考報名條件的，須及時關注戶籍地省級教育考試機構的報考動態并在規定時間返回戶籍地參加高考報名；在外省就讀的甘肅籍考生，如不符合就讀地隨遷子女高考報名政策，須在規定時間內返回戶籍地所在縣（區）考試招生機構辦理高考報名手續。學籍在我省的隨遷子女應提前向學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提前咨詢相關政策流程，提前準備報名相關材料，避免因準備材料錯過報名時間及相關報名安排。往屆隨遷子女考生報名時前一年資格審核有效，可直接到學籍地縣（區）考試招生機構報考。
三、往屆生不能有高校學籍
根據教育部有關規定，具有高等學歷教育資格的高校在校生（包括成人教育、網絡教育、開放教育在籍生）或已被高校錄取并保留入學資格的考生不得參加高考報名。凡涉及上述情況的考生必須聯系高校盡快注銷學籍，避免影響2020年高考錄取后注冊新的學籍。
四、其他報名要求
符合政策規定擬報考國家專項、地方專項、高校專項、精準扶貧專項、革命老區專項、民族專項、農村醫療專項等專項計劃和擬享受高考加分中對戶籍及民族成份有要求項目的，考生必須回戶籍所在縣（區）報名。報名時，專項計劃的實施區域和考生資格以及高考加分相關政策可參考上一年我省相關規定。
湖南省2020年普通高考報名工作將于201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進行，具體報名辦法及相關要求將于10月中上旬向社會。為方便廣大考生提前做好各項相關準備，順利完成高考報名工作，湖南省教育考試院特作如下重要提示：
一、確保個人身份證和戶口證明信息一致有效
高考報名必須采集考生個人二代居民身份證（建議辦證時間不早于2018年1月）的基本信息，如身份證遺失或將于2020年6月9日前過期的，考生須盡快到戶籍所在地公安部門指定地點補辦。考生個人的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應與戶口簿一致，如因家庭住址搬遷、行政區劃調整等導致戶籍發生變更的，須及時到公安部門辦理新戶口簿和二代居民身份證，確保戶口簿、二代居民身份證信息與當前公安部門戶籍信息一致。
二、外省戶籍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注意事項
外省籍考生如不符合我省高考報名條件的，須及時關注戶籍地省級教育考試機構的報考動態并在規定時間返回戶籍地參加高考報名；在外省就讀的湖南戶籍考生，如不符合就讀地隨遷子女高考報名政策，須在規定時間內返回戶籍地所在縣（市區）考試招生機構辦理高考報名手續。學籍在我省的外省戶籍進城務工人員隨遷子女應提前向學籍地縣（市區）考試招生機構提前咨詢相關政策流程，提前準備報名相關材料，避免因準備材料錯過報名時間及相關報名安排。
三、高考報名的考生不能具有高校學籍
根據教育部有關規定，具有高等學歷教育資格的高校在校生（包括研究生教育、成人教育、網絡教育、開放教育在籍生）或已被高校錄取并保留入學資格的考生不得參加高考報名。凡涉及上述情況的考生必須聯系高校盡快妥善處置，避免影響2020年高考報名。
在人員流動日益頻繁的今天，“異地高考”問題困擾社會久矣。現在，山東率先開啟這扇塵封的大門，總算是給“異地高考”迎來了一片曙光。
就個人觀點而言，我堅持認為“全國統一、多次機會的考試制度，與自主招生、雙向選擇的招生制度結合”，才是解決包括“異地高考”在內的高考公平問題的根本方法所在。但我并不認為，“異地高考”問題因此就失去了關注的價值，相反，這也許是高考改革路途上一個非常必要的妥協辦法。當“異地高考”陷入光打雷不下雨的口水戰困境時，山東開啟“異地高考”無疑具有很強的示范價值，值得其他地方借鑒。
也許會有人說，山東錄取分數線并不低，與其到山東考還不如回老家考。是，相比北上廣等大城市，無論是錄取比例還是名校資源，山東都絕對算不上是高考洼地。但是，“異地高考”所首要解決的問題本身就不是高考公平，不能等同于為爭取到更大錄取勝算而進行的“高考移民”；它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人口頻繁流動形勢下隨遷子女在接受教育地平等參加高考的權利——這種問題在全國統一試卷的年代不被重視，在各地單獨出題的今天已經越發迫切需要解決。從這個層面講，山東放開“異地高考”的意義并不因其不是高考洼地而遜色。
當然，也正因為山東并非高考洼地，到山東參加高考的非戶籍考生，因此都可算是“剛性需求”，改革難度相對要小。而外來人口最多、“異地高考”需求量最大的北上廣等大城市則不同，它們在當下的錄取政策里本身就是被偏袒的受益者；如果允許非戶籍考生享受同等參考和錄取的權利，勢必會攤薄戶籍考生的“超國民待遇”，反對阻力因此不難想象。所以，“異地高考”在北上廣等地的實現，終究繞不開錄取比例地域分配不公的頑癥。作為高考改革主導者的教育部，在此問題上需要進行積極配合，出臺支持“異地高考”的政策。
關鍵詞：異地高考；改革
一、引言
異地高考是指擁有高中學籍的學生跨省份、跨戶籍所在地，符合相關規定，取得高考所在省、市、自治區考生資格，且以當地考生身份參加當地高考，并享有與當地考生同等和平等高考權利、義務的一種高考制度。異地高考是現行高考制度的合理補充，是促進高考招生公平的重要表現。但目前，異地高考在我國推進緩慢，且社會各界對異地高考改革相當敏感。
二、我國異地高考現狀
在當代中國，異地高考不僅是一個考試便利的問題，實際上更是一個教育公平的問題。目前我國高考實行戶籍地制度，這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考試公平。我國的高等教育體制中，高等教育資源的地區分布與學生所在地區人口的比例結構總體上呈現出以下三種類型的特點： 資源豐富型、資源有限型以及資源貧乏型。豐富型地區一般為經濟發達城市，優質高等教育資源十分豐富，而考生卻相對較少，人均享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高于平均水平，如北京、上海、天津等地區；有限型地區考生數量不一，有多有少，但考生數量與優質高等教育資源達到相對平衡狀態，人均享有平均水平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如山東、河南、湖南、安徽、江西等地區；貧乏地區，如海南、、青海等，該地區的考生數量較少，高等教育資源欠缺，但由于國家的政策傾斜，使得該地區的考生在爭奪異地高等教育資源中能夠獲得相對機會優勢。由于教育條件與教育需求的不協調性，高等教育資源的豐富地區和貧乏地區形成了高考的洼地，有限地區則形成了高考的高地。高考洼地與高考高地的產生與存在，違背了考試公平的原則，并且隨著高考洼地與高考高地之間考試錄取差距的拉大，這一原則受到了越加嚴重的挑戰。隨之而來的社會現象是“高考移民”， “高考移民”會帶來社會資源緊張、教育投機、破壞社會和諧穩定，同時成為推行異地高考的一個巨大阻礙。
三、異地高考推進緩慢根源
1、異地高考受戶籍制度制約
我國的戶籍管理模式是實行農村戶籍與城鎮戶籍二元戶籍管理制度。因此，農村戶籍與城鎮戶籍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改革開放后，城鄉戶籍制度雖有所松動，但從根本上看，戶籍制度涉及的關鍵問題，如不同省份的戶籍相互認可和人口有序遷移等并未得到妥善解決。部分地區由于現實發展需要，戶籍管理反而不斷加強。我國的高考制度建立在戶籍制度基礎之上，分省下達招生計劃的數量和質量差距較大。因而，各個省份都保護本省考生利益，規定外省學生不能在本省參加高考。因此，異地高考實施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戶籍制度。把高考和戶籍制度區分開來，實施基于身份證和當地基礎教育年限為特征的異地高考，就成為破解現行高考制度不公平的行之有效的
形式。
2、資源的失衡性加劇了異地高考的推進難度
推進異地高考的另外一個重要條件是高等教育的資源配置平衡。資源配置問題是人們論及教育公平的一個重要問題，我國社會結構復雜，近些年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東部、中部與西部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了教育資源分布不均，并呈拉大之勢。優質高等教育資源總是有限的，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需要，這就決定了競爭的必然性。高等教育資源主要集中在大城市，而且，985、211類高校在配套資金、土地劃撥等各方面對所在地有依賴，均不同程度地以提高當地錄取比例的方式給予回報，盡管理論上大學資源應當屬于全民所有，但事實并非如此，高等學校地方化的趨勢卻非常明顯。因此，資源分配的公平性得不到保障，教育公平就只能停留在抽象的層面上，也就無法較快的推進異地高考。
四、我國推動異地高考改革建議
根據我國高考管理模式現狀及有關國情，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改革戶籍制度
與高考制度改革結合，高等教育資源享有的不均源于以居民所屬地為限，必須逐漸放寬戶籍限制，允許居住證擁有者與本地戶籍考生有同樣的權利，這一制度能否實施，還取決于當地戶籍改革推進的力度。戶籍的限制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發達地區的公共財產拒絕外來人口的占有。戶籍改革本身并不復雜，但附加在戶籍制度之上的相關社會經濟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社會利益分配格局卻是錯綜復雜的。首先，國家先應進行欠發達地區的基礎教育設施建設，引進教育人才。其次，應更多地關注教育資源分配的問題，增加地方財政對當地教育事業的支持。
2、優化教育資源配置
當前我國教育資源配置存在不合理現象，地區間人均所擁有的資源存在很大差異，尤其是優勢教育資源大都集中在京滬等沿海發達地區。這就造成了其他地區考生在現有高考制度下對教育資源尤其是優勢教育資源獲取的難度加大，供需矛盾突出。所以，對異地高考各地區會呈現出不同的態度。國家應積極促進教育資源的優化合理配置，使得地區間人均教育資源占有比趨于均衡。
3、擴大高校自主招生權，改革招生錄取方式
目前我國現有高校的自主招生規模占整體考生基數較小，而且仍然采用統一參加高考集中錄取的方式。這使得在現有制度下異地高考帶來的本、外地的矛盾得不到有效緩解，所遇到的阻力也會增強，最終也不利于平等受教育權的實現。同時，在現有制度下，針對各地區投放的招生名額，可以根據該地區在外地參加考試的人數適當地劃分到外地，這樣既方便考生就地參加高考，也不會遭遇來自當地的阻力。
總之，推行異地高考是促進教育公平的具體表現，盡管從理論上分析具有可行性和科學性，但在現實操作層面具有一定難度。由此，推動異地高考改革必須循序漸進，切實做好方方面面的基礎工作，進而實現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教育公平。
參考文獻
[1] 孫新，楊淑捷，異地高考的合理性與現實性分析[J]， 教育評論， 2013， 1.
《中國教師》：目前隨遷子女的高考以及教育狀況是怎樣的？有哪些問題？
晉軍：各地高考報名，一般都要求學籍和戶籍的一致。目前在北京的隨遷子女，就出現了戶籍和學籍的不一致，導致既無法在北京報名，也無法在戶籍所在地報名的情況。除了報名外，部分在京隨遷子女長期在北京生活，但高考要返回原籍，于是語言不通、生活不習慣，甚至教材都不一樣，導致成績急劇下降，甚至出現悲觀厭世。相關的媒體報道較多。
《中國教師》：隨遷子女與留守兒童哪個群體能接受到更好的教育，隨遷與留守，哪種情況對孩子的成長更好？
晉軍：這需要專門的研究，才可做出準確判斷。隨遷和留守，都要面臨不同的問題。而且，隨遷和留守的利弊，不僅是戶籍和流動的問題，也是階層的問題。對于白領和建筑工的子女，隨遷和留守的意義相當不同。
《中國教師》：如何評價“異地高考”政策？
晉軍：“異地高考”應該是實現高等教育公平的一個關鍵步驟。四部委的努力，值得肯定。
《中國教師》：“異地高考”是否能解決目前隨遷子女高考的問題？
晉軍：對于很多高三隨遷子女來說，他們關心的是2013年在哪里高考。各地高考報名通常在11月，如果“異地高考”方案不能在此之前出臺，這就意味著現在上高三的隨遷子女明年只能返回原籍高考。
《中國教師》：目前的“異地高考”政策是否合理，如果需要設置限制條件，目前的條件是否合適，怎樣的條件合適？譬如家長的工作，哪些工作符合條件，哪些不符合，這其中涉及怎樣的價值判斷，這樣的價值判斷又有怎樣的社會影響？
晉軍：這也是家長、學者和媒體最關注的問題。四部委《意見》，也許可以形容為“用分層的方式來緩解戶籍的問題”。對于各地教育部門，出臺具有操作性的異地高考方案，關鍵在于如何選擇資格標準，也許會出現“以（將會增加考生的）人數定（異地高考準入的）條件”的情況，如“連續就學”和“穩定就業”條件中的幾年，就可能根據將增加的考生數量來確定。從根本上說，這還是一種計劃經濟的思路。當然，這并不能否定《意見》的積極意義。進步總是一點一滴匯集而成的。
《中國教師》：如何看待此次政策“由下而上”的路徑？這是否表示我國教育政策的制定趨于民主化發展？有何意義？
晉軍：媒體并沒有四部委《意見》出臺過程的報道，所以我們無法判斷，來自家長、媒體和學者的聲音，究竟起到了什么樣的作用。但我個人認為，無論民間的聲音這次發揮了多大的作用，它都有著非常積極的意義。民間的聲音不僅僅在推動教育公平，而且還在更大的層面上推動著整個社會的進步。
《中國教師》：“異地高考”政策在哪些省份會更容易實施？為什么？
晉軍：高考競爭越激烈的省份，政策出臺也就越容易。山東就是一個例證。
《中國教師》：山東省現已廢除了高考戶籍限制：即從2014年起，凡在山東省高中段有完整學習經歷的非山東戶籍考生均可就地報名參加高考并與山東省考生享受同等錄取政策。您覺得山東省這個成功的案例對于全國其他省份有可借鑒的地方嗎？
晉軍：對河南也許有，但對北京、上海就不一定。
《中國教師》：上海市政府召開的新聞會透露，上海方案將采用積分制，綜合考慮外來務工者在滬的職業情況與其隨遷子女的就讀年限。您對此的評價是？
晉軍：符合《意見》精神，關鍵是積分制的具體計算方式。
《中國教師》：由于廣東高校資源少，因此“異地高考”的阻力頗大，您覺得是否可以通過扶持民辦教育或者取消重點大學等方式進行改革？
晉軍：這需要專門研究高等教育的學者來回答。關鍵不是要不要發展民辦高等教育，而是如何才能積極穩妥地發展。
《中國教師》：怎樣區分異地高考和高考移民？
晉軍：有研究憲法的學者提出，如果隨遷子女的父母是“真誠地在流入地定居”，就不能算作高考移民。高考移民的存在，是因為省際之間存在的中學教育資源和高考錄取機會的巨大差距。有針對較低教育資源的逆向高考移民，也有瞄準較高錄取機會的正向高考移民。如果能緩解和消除這些差距，兩類高考移民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中國教師》：“異地高考”是否必然會成為經濟精英、政治精英攫取優質教育資源的途徑，這種情況應如何避免？
晉軍：現實來看，異地高考的方案必然是分層的。任何一個現代社會，都是一個分層的社會，資源在各階層之間的分布必然是不均勻的。不過，一個較好的社會，是一個機會在各階層之間較為均勻分布的一個社會。而一個較不好的社會，是一個資源和機會的分布都是不均勻的社會。所以，分層的方案，也有較好的和較不好的區分。較好的分層方案中，機會的分布對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包容度較高，而較不好的分層方案中，機會的分布對不同的社會階層的包容度較低。
改革開放30年，戶籍制度在很多方面發生了變化，比如說取消了商品糧和農業糧的區別，但是在諸如孩子入托、入學、考大學以及醫保、社會保障這方面，似乎還是堅冰一塊。同一藍天下的中國公民，就應該享受同等待遇，異地高考政策“開閘”，或許將是戶籍制度的又一大變化。
但要真正將這一政策推行開來，我們所要面臨的困難和種種未知的問題很多，說起來并不是一個輕松的話題。
從政策的出發點來說，允許異地高考是想既要解決隨遷子女的考試問題，又不能影響北京、上海等當地考生的權益。我們都知道京滬高考分數線比全國一般省份要低不少。擁有政策長期傾斜資源優勢的京滬考生，異地高考的政策一旦放開，肯定會擔心原本專屬自己的教育資源和政策被擠占、被分流。在新聞跟帖里，京滬籍網友和其他戶籍網友之間比較激烈的辯論，也說明了這個問題。怎么在中間做到一種平衡，是一件相當考量政策智慧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