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16 16:35:17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當代科學論文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眾所周知，由于現代科技的強力沖擊，當代美術教育理念及方式的發展方向發生了改變，以視覺文化的審美趣味性和創造性為主題的美術教育正在興起。亦正是現代科學技術的影響，美術教育的體制必然會出現相應變化。我國的教育綱要明確指出：“美育對于培養學生健康的審美觀念和審美能力，陶冶高尚的道德情操，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才具有重要作用。”美術教育是美育的主要陣地。在當代中國藝術教育體系中，我們對美術教育的詮釋更加科學，如教育概念的界定范疇不僅包含技能上的培訓，還需著重強調“視覺美術教育”或者“視覺文化教育”的價值和意義。如今美術教育的空間范疇大而廣，它包含了各種與視覺有關的藝術作品、藝術現象和視覺圖像等方面，也包含了傳統的繪畫和雕塑以及工藝等方面的知識與技能。當代的美術教育實際上指的是視覺藝術教育，特別是現代科技對傳統美術教育的沖擊和影響表現的尤為突出。首先，現代科技的發展，特別是電腦美術的產生，對傳統藝術具有較大的沖擊和影響。對于當代美術教育的工作者而言，更加需要以開闊的視野和發展的眼光，建立起藝術創造力的主體性意識。電腦美術是以計算機及其配套設備為主要載體的一種新興視覺藝術種類，其設計速度比傳統美術樣式可提高數十倍乃至數百倍。
軟件方面，以Photoshop、CorelDraw、AutoCAD、3DSMax為主的繪圖軟件對傳統紙筆顏料美術繪圖產生著巨大沖擊。每一種電腦制圖軟件的推出都顯示出了微電子科技巨大的數字化魅力，而傳統的美術表現技法，如油畫、國畫、版畫、水彩畫、素描、水粉，必然受到數字虛擬界面的影響，而審美大眾甚至美術教育的主體意識也將發生革命性的變化。其次，攝影技術的誕生，使得對生產生活以至于傳統繪畫存在的必要性發生了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我們似乎很難分清楚現代科技與視覺藝術教育之間的關系，而作為兩種對世界不同的掌握方式，必然有著各自內在不同的規定性。一般來說，現代科技是理性的思維方式，它往往訴諸概念、原理，強調邏輯性、前沿性，需要主觀符合于客觀，追求真理，是人們對自然規律、社會規律知識性的給予；美術教育是一種感性思維方式，它以審美體驗為基礎，訴諸形象，強調主體的感受、體悟等形而上的精神表達，要求客觀見之于主觀，追求審美，給予人們的是審美和情感的積極愉悅。雖然攝影技術的革新層出不窮，使人們的視覺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開闊。然而，隨著審美意趣在客觀再現的追求中發生異變，促使現代藝術走向內質與抽象的表達。如今，高科技數字媒體技術的影像時代已經來臨，如何處理其與傳統美術圖像的表現關系，值得考慮。現代美術教育系統已經充分利用數字媒體技術來處理傳統圖像學知識和技法，這將給予傳統美術教育以巨大沖擊。因此，美術教育這種特殊性的內在特質，決定了現代美術教育中建立起主體意識的必要性，尤其是對于現代科技影響下的當代高校美術教育來說顯得相當重要。
二、現代科技對當代大學美術教育的啟示
深入原著理解馬克思哲學的精神實質
近20年來，我國哲學研究的可喜進展之一，是認真解讀原著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因此，向原著提問和通過原著提問理應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取得進展的基本路徑，也因此提出了“如何解讀馬克思文本"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當代有一些爭論。其焦點大致可歸結為三個問題。
第一，應該不應該在解讀馬克思文本時保持價值中立？不戴意識形態眼鏡來研究馬克思在當代學界已經成為一種很時髦的觀點。我個人不同意這種看法。一方面，在現實中，除非把自己封閉起來，否則所謂保持價值中立是極為困難的。另一方面，價值中立及其認識論上的旁觀者立場本身就已經被20世紀的學術進展證明是非法的。只要注意到相關理論的進展，我們便能夠認識到所謂價值中立絕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重要的是，借科學的名義提出的非意識形態性質的學術要求，在一種貌似公允的立場上把馬克思固定在19世紀的歷史語境中，把貶抑于與資產階級科學沒有差異的中立的學說，在任何時候對馬克思哲學來說都是一種危險的做法。
第二，能否把文本研究作為馬克思哲學研究的中心視角？文本研究當然具有基礎性地位，這種地位不僅使任何人物和思潮的研究都不能回避，而且在歷史認識上，它實際承載著文獻史的意義。這應該成為學界的常識。今天在馬克思研究中重新強調這一點是針對過去研究的不足，而不是把它抬高到教條的地位。所以，我認為，無論是廣義的文本解釋學，還是狹義的文本考證學，在當代學術中都可以有其獨特的地位，但哪一種都不能替代問題研究，更不能以此來否定其他哲學的創新成果。
第三，在文本解釋時如何處理“史"與“論"的關系？這一點在當前學界爭論較大，不僅哲學，而且歷史研究等領域也都存在著這個問題。我個人的意見是，哲學具有特殊性，不能簡單地以史論二分來描述文本及其解釋結果。這是因為，一方面哲學詮釋學已經合理地指出，任何一種能夠成立的解釋必然是讀者與作者視域的歷史性融合，換句話說，文本不是具有凝固意義的“史"；另一方面，除了現代分析哲學等少數思潮外，幾乎全部哲學之“論"同時都是“史"的凝結和創造性再現，但這個史不是文本，而是貫穿于不同文本中的問題。因此，在比喻的意義上通過強調史論關系來提倡讀原著是重要的，但刻意制造“史"與“論"的對立，并且把某一端抬高到絕對標準的地位恐怕是難以成立的。特別是，以讀馬克思本人著作與其他著作的多少比例來衡量學術水平，這是一種極為可笑的做法。
轉換思維方式，提高研究主體的提問水平和理論意識
圍繞文本解讀的爭論事實上超出了對待文本的理論態度，而是提出了整體思維方式的轉換問題。對馬克思文本的解讀與整個人類的理論進步是聯系在一起的，這種理論進步可能使得我們能夠領悟在馬克思哲學中沒有被充分重視的有價值的成果。例如，在今天，由于全球化成為重要問題，故而馬克思的世界歷史思想再次成為人們注意的焦點。這表明，關于馬克思哲學的當代價值的追問，受到時代條件和理論家們提問水平的直接影響，也就是說，馬克思哲學的當代性建構需要研究主體自覺地轉換思維方式，提高自身理論水平和理論意識。
20世紀傳播和發展史的經驗和教訓是值得認真總結的。雖然諸多失誤并不應該由理論來承擔，但是理論本身卻不能不反思自身。由于這些工作涉及歷史，我們在這里不好展開。僅以盧卡奇的例子，以強調這種反思本身應該直接指向理論認知的方法。當他以《歷史與階級意識》實際開創了西方之異端道路時，必須承認，他是真誠地希望從“人"、“主體性"角度來拯救第二國際重要失誤的。但沿著這一路徑走下去恰恰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怪圈，后來的阿多諾曾悲愴地指出了這一點。當然，阿多諾指出這一點并非因為他比盧卡奇多讀了幾本馬克思的書。而盧卡奇本人在自己理論發展過程中，在其后期《關于社會存在的本體論》中，向馬克思立場和觀點的接近，也不是因為自己在后期接觸到的馬克思的著作比早期多，而是較為自覺地清算了自己的主體性哲學（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作為德國哲學思維方式的意識哲學）。同樣，我們在面對這些問題時，如果以為自己讀了一些馬克思的書就夠了，那才是幼稚的。我國哲學研究事實上長期忽視了一個基礎性問題，即評估西方學者解讀馬克思的成果絕不是拿這些學者的判斷與馬克思的原文逐字逐句對照，而是自己在對馬克思的理解上必須高于他們。只要研究者缺乏對自身理論方法論的自覺關注，就會面臨一些基本的難題，就會產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問題。
事實上，在當前馬克思哲學研究中，從體系取向到問題取向、從宏觀理論到微觀科學、從一元形象向多元形象等等這些轉換也都十分重要。在今天，圍繞馬克思哲學的當代解釋產生了諸種不同的模式，也形成了對解讀方法的不同理解，這些都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馬克思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礎。而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通過理論家們對自身思維方式的自覺審理，提高馬克思哲學研究的實際水平，馬克思哲學的創新或與時俱進便會獲得更加生動的局面。
關注重大時代主題，尋求馬克思哲學新的生長點
馬克思哲學與舊哲學有著本質差別，它的旨趣不在純粹的思維馳騁，它的全部落點是生活和歷史。因此，文本研究和提問水平是基礎性的工作，而最直接、最迫切的是在重大時代主題上的發言，這也是弘揚哲學精神和實現它的歷史使命的基本手段。就這一點而言，它仍然包括兩個基本層面：基本理論建設和對現實重大事件的參與。在基本理論層面上，我們需要構建新的學術平臺，這個平臺應該以當代社會生活實際展開的邏輯為底蘊，同時又必須站在整個20世紀思想發展的高點上面向世界歷史發展，從而為穿透當代社會生活的復雜性提供一個思維構架。而政治參與層面，雖然在當代學術建制和社會分工的意義上，學者或知識分子應該有自己的獨特身份和作用，但是必須以關注人生切要、社會生活具體環境變遷為基本取向，因此需要對各類問題保持自身的敏感性和參與熱情。
一、后現代科學觀
后現代科學觀是后現代主義在批判現代科學觀尤其是科學主義科學觀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對科學的總體認識,其核心觀點之一是質疑科學的客觀性和真理性,強調科學的可變性和暫時性。科學主義者認為,科學的研究對象是純粹的客體,科學的觀察和實驗是客觀的,所得證據和數據是客觀的,對證據和數據的分析也是客觀的,因此所得結論也是客觀的,因而科學具有不容質疑的客觀性和真理性。然而,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對科學現象認識的深入,人們發現科學主義對科學的理解是簡單、幼稚和膚淺的。在后現代科學觀看來,研究者的“前理解”使任何科學活動都成為一種參與、解釋、轉換、修正,使任何觀察陳述或事實都成為暫時而不是絕對和永恒。例如,用尺子測量一本書的長度,不同的人會得出誤差程度不同的結果,如25.54cm、25.53cm、25.61cm、25.63cm等。在后現代科學觀看來,盡管尺子和書本都是純粹的客體,但不同人的“前理解”不同,以至得出了不同測量數據,這些測量數據都不同程度地接近書本的真實長度,但都不是真實長度。很顯然,測量工具越精密,越接近書本的真實長度,但永遠測不出書本的真實長度。就像用多邊形內接或外接一個圓,多邊形的邊越多,就越接近圓,但永遠無法和圓重合,即它永遠都不是圓。因此,激進的后現代主義者費耶阿本德甚至認為,所謂的“實在”只是人為的產物,當人的認識與新的觀察方式、新的知識概念相結合時,他就會獲得新的物理實體。[1]這樣,觀察陳述與事實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元話語”角色被否認,科學理論的本體論承諾不復存在。科學基礎本體意義的喪失,使科學成為了一門解釋的學問,而不再是一門具有體論意義的揭示客觀真理的知識;科學理論的真理性只存在于一定的語境和關系中,只是一種綜合性的具有暫時性質的對話。[2]因此,后現代科學觀轉而強調對事物認識的多元化,不同理論是從不同角度對事物的透視,它們之間是不可通約的,但它們之間是“平權”的,各有價值所在。顯然,后現代科學觀在消解科學客觀性和真理性的同時,過于強調其主觀性、可變性、暫時性,是有失偏頗的。但是,后現代科學觀所否定的是把科學看作絕對真理的化身,并沒有否定科學是對世界的一種解釋。就此而言,后現代科學觀有助于人們扭轉思維定勢,拓展思維空間,激活創造性思維。
二、在物理教學中滲透后現代科學觀,培養創新精神
在科學主義者看來,既然科學是絕對真理,那就不必要懷疑它,接受它即可。顯然,科學主義有助于學生短時高效地學習確定的科學知識,但不利于質疑精神和創新精神的培養。雅斯貝爾斯曾指出:物理教育把科學知識當作不變的真理來教學、考試,忽視科學知識的真正形成過程,機械地對學生進行科學研究程序和方法的訓練,忽視科學的局限性,使學生誤以為科學不可錯和無所不能,可以解決人類的一切問題,具有至高無上的權威,進而導致科學迷信和科學崇拜。[3]在我國物理教學中,更是一直把科學看成是確定的理論體系,只重視科學知識確定性的一面,過分強調學習結果,輕視知識的獲得過程,對其可變性、暫時性重視不夠,再加上受片面追求升學率的影響,這種教學的消極后果是將科學理論靜止化、僵化、神圣化、教條化,以至思維狹窄,缺乏創新。例如,在一次提出問題能力測試中,筆者用自制的簡易器材,給初三尖子班和普通班學生演示一個“怪坡”實驗,實驗中的雙錐體自動沿斜槽架子向上滾,而不是向下滾,然后請學生根據這個奇怪現象,把感興趣的問題寫下來。結果尖子班學生提出的問題數量較少,而且基本都可用已有知識回答,而普通班學生提出的問題數量明顯多于尖子班,而且問題大多需要進一步探究才能回答。這與國外一些研究者發現不一樣,他們發現學習成績高和學習成績低的學生提出的問題數量沒有顯著差異,但問題的質量卻有顯著差異,高水平學生提出的問題大多需要進一步探究才能回答,而低水平學生提出的問題大多在問題情境中直接就可以找到答案,或用已有知識可以回答。[4]這種差異很顯然與國情有很大關系。我國物理教學受科學主義的影響更大,忽視了學生的自主探究能力的培養,容易造成學生對教師、對書本、對權威的迷信,缺乏發散思維、批判思維和想象力等,這種現象在尖子班更甚。無疑,要改革我國物理教育的這一頑疾,后現代科學觀提供了新的視角。在后現代科學觀看來,既然科學是可變的、暫時的、發展的,那么現行知識就值得懷疑,那就需要探究它,甚至重新建構。因此,我國“物理課程標準”強調“注重科學探究,提倡學習方式多樣化”的課程理念,這表明了我國中學物理課程改革的后現代科學觀意蘊。在享有指導美國跨世紀科學教育改革“圣經”之譽的《面向個體美國人的科學》一書中,美國科學促進協會把科學世界觀作為科學素養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科學可以認識世界、科學是可變的、科學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這里的科學世界觀其實與后現代科學觀是一致的。后現代科學觀消解科學的客觀性,強調科學真理的相對性,其積極意義在于把科學看成為永無止境的探索過程,而不是一成不變的知識體系。后現代科學觀認為:公共知識是建構的產物,而不是發現的結果。[5]“發現”意味著不管你發沒發現,它都“存在”著,具有客觀的獨立性;而“建構”則滲透著人們的主觀意趣,知識的建構是基于人們的立場、趣味、眼界、胸襟而實現的。這意味著一切都可以質疑,一切都可以修正,甚至一切都可以推倒重來。這樣一來,知識就可以成為解放人的力量,而不是壓抑人的力量。我們以對“電流與電壓、電阻的關系”這一內容進行科學探究為例,說明科學主義科學觀和后現代科學觀的不同的教學處理。按照科學主義的觀點,電流與電壓、電流與電阻之間存在惟一的確定關系,這種關系如同地下的礦藏一樣,不管你是否發現,它都客觀存在著。表1是某學生得出的數據,從中可以看出“電流隨電壓的增大而增大、電流隨電阻的增大而減小”的定性關系,但并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精確的定量關系。教師在引導學生分析這些數據時,往往會說電流數據存在誤差,沒有誤差的真實數據應該如表2,由此得出“電流與電壓成正比、電流與電阻成反比”的定量結論。但是,如果教師不引導,學生自主分析表1的測量數據,那么他們可能會得出什么結論呢?盡管學生不知道那些沒有誤差的真實數據,但他們已習慣了老師平時的說法:初中階段研究的都是比較簡單的關系,如相等、正比、反比等,這種說法已經變成了學生根深蒂固的“前理解”,以至于看到B隨A增大而增大,就想當然地把B與A的關系看成正比;看到D隨C增大而減小,就想當然地把D與C的關系看成反比,因此學生仍然可以得出“電流與電壓成正比、電流與電阻成反比”的結論。這些結論都與書本上的歐姆定律一致,于是師生皆大歡喜,探究成功了。然而,在這種沒有教師引導的“自主”科學探究中,學生的“前理解”仍然擺脫不了“唯書”、“唯上”、“唯師”的思維定勢的束縛,并沒有一丁點的質疑和自主建構,因此除了比講授式教學多學了一點控制變量法,以及對所學知識理解更深之外,對探究結論的暫時性、可變性、多樣性毫無了解,而后者卻是科學探究的核心之一。假如書本上沒有歐姆定律,學生也沒有因受教師影響而形成的“前理解”,那么學生會如何處理表1的數據呢?實際上,如果把表1的數據輸入計算機,完全可以建構出不同的結論,而歐姆定律只是其中一種結論。可以預料,在這些不同的結論中,歐姆定律是比較簡潔的結論,而其他結論可能很復雜。那么,面對如此豐富多彩的、合理的建構結果,教師應該怎么辦呢?這是一個帶有共性的問題。按照后現代科學觀,面對不同的建構結果,需要科學團體的協商,被科學團體所接受的結論即上升為科學理論,寫在教材上,供后來人學習。協商的原則至少有兩個,一是真的原則,即建構結果是否與實際相符;二是美的原則,即建構結果是否美,即多樣統一、簡潔、和諧、對稱美。很顯然,這些建構結果都與實際相符,但其中一個建構結果———“電流與電壓成正比、電流與電阻成反比”更簡潔,這個建構結果就是歐姆定律,這樣歐姆定律就被接受了,寫在教材上,成為一代又一代學子學習的經典內容。然而,在物理史上,并非所有的建構結果都符合美學原則,如對于光的折射,一千多年前就已經得到折射角與入射角成正比的結論,夠簡潔的了,但后來人們又得出了折射角正弦與入射角正弦成正比的結論,很顯然后者更復雜,但更真。如果這樣看,對于電流與電壓、電阻的關系,歐姆定律只是一種建構結果,而其他的建構結果雖然不夠簡潔,但很可能更真。既然如此,為什么一定強調歐姆定律的唯一性?為什么把其他建構結果一概排斥?為什么我一定要接受前人的建構結果?無疑,這樣挑釁式的質疑和反叛有助于促使我們對傳統物理的教育觀念、傳統教育模式、傳統的知識灌輸的教學行為進行反思,并對長期統治物理教育領域的科學主義范式進行清算。然而,一些教師往往持一種非此即彼的觀點,把后現代科學觀教學處理當成一種惟一的教學處理,以一種片面性克服另一種片面性。例如,在一次“后現代科學觀及其對物理教育的辯證影響”講座前,筆者用一份問卷測試聽課教師的科學觀,然后在講座中注意持不同科學觀的教師對筆者講座內容的態度反應。在互動討論中,持科學主義科學觀的教師發出質疑:知識重要還是科學觀重要?如果這樣上課,什么時候才可上完?怎么考試?等等。實際上,后現代科學觀的教學處理的確費時費力,不可能在每個概念、規律教學時都要大張旗鼓來一番質疑,重新建構。但是,如果教師能夠注意適時地滲透后現代科學觀的思想,如提醒學生“這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得到的比較好的結果”,“這是前人得到的,說不定將來哪位同學會改變這一結果”等等,讓學生意識到所學習的內容僅是一種可選擇的建構結果,這個建構結果是可變的、暫時的,這種做法對學生的創新精神的養成會有不可估量的深遠意義。超級秘書網
三、結束語
盡管物理課程改革蘊含著后現代科學觀,但仍有學者認為“我國社會現階段并不是如有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已進入后現代社會,‘科學主義’或‘工具理性’肆虐了”[6],并批評有人“從后現代主義課程理論的兩個概念出發,揭示出教學活動的本質,分析我國課堂教學對教學活動本質的背離”。[6]但有學者則把這些觀點稱之為“發霉的奶酪”[7],“是狹隘的國家意識和民族意識在作祟”。[7]筆者認為,任何一種哲學思潮、教育思潮都不是解決所有教育問題的靈丹妙藥,各種理論各有妙處,適用于解決不同的問題,那些脫離社會歷史背景進行簡單地、機械地類推或否定的做法,都會使之偏頗的。我國物理教學受科學主義影響過深,忽視學生的自主探究,以至于學生“唯書”、“唯上”、“唯師”,缺乏質疑和創新精神,而后現代科學觀無疑為根治這一頑疾提供了新的視角。
[參考文獻]
[1][美]費耶阿本德著,周昌忠譯.反對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
[2][德]伽達默爾著,洪漢鼎譯.真理與方法[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3][德]雅斯貝爾斯著,鄒進譯.什么是教育[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1.
[4]ChristineChin,G.Kayalvizhi.Posingproblemsforopeninvesti2gations:Whatquestionsdopupilsask[J].ResearchinScience&TechnologicalEducation,2002(20).
論文摘要：作為人類社會早已存在的應用寫作與文學寫作兩大部類的寫作活動，其理論研究和學科建設水平存在著應用寫作滯后于文學寫作的現狀。由于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對應用寫作人才的需求，當今應是真正建立起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理論體系和教學訓練體系的年代。“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與訓練體系，應由“兩個理論層次”：“當代應用寫作原理學”和“當代應用文體寫作與訓練學”共“九論”構成，在“九論”研究中要科學界定其研究對象、范圍、內容和重點。
一、問題的提出
新時期寫作學理論研究與建設經過三十年的探索和發展，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寫作學理論專著、教材和論文成果的豐碩，足以令我們感到鼓舞和振奮。然而，作為人類社會早已存在的兩大部類的寫作活動——應用(或實用)寫作與文學寫作，其學科理論研究水平相比較而言卻存在著一定的不平衡性，即應用寫作還滯后于文學寫作的研究水平。
應該說，近二十年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普遍從重視文學寫作研究轉向了越來越重視應用寫作研究。在應用寫作研究領域，同樣取得了豐碩的學術成果(諸如著作、教材和論文等)，其中不乏有創新之作。但從學科建設的視野審視，應用寫作學還未能形成較為完備、科學的理論體系；應用寫作教程，仍明顯地停留在“知識+格式+例文”的經驗和方法的歸結層面上，未能建構起深刻揭示應用寫作自身本質特征和內在寫作規律的科學化的理論與訓練體系。當代應用寫作學還未能出現像“文學寫作學”那樣的諸如“詩歌創作論”、“小說創作論”、“散文創作論”、“戲劇影視文學創作論”等那么多的宏篇理論巨著。這種研究現狀不能不令我們寫作學界同仁倍增時代責任感。
2O世紀9O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更新了人們的思維觀念，開闊了人們的研究視野，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進一步擴大改革開放的新時期，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都在逐步轉軌變型，現作活動也發生著巨大的變化，應用文體寫作的適用范圍幾乎遍及了國內外的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外交、商貿等各個領域和科學技術、文化交往的各行各業。現代化建設和經濟建設對應用寫作人才迫切需求的客觀事實，不允許人們對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研究與理論建設問題等閑視之，所以，20世紀9O年代成為應用寫作大發展的年代，成為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逐步形成的年代。筆者認為，到了21世紀初期的今天，應該是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研究和建設盡快提高質量和層次與水平的年代、是真正建立起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的年代。
二、首先應準確界定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和研究范圍與內容
建立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和訓練體系，首先必須弄清楚和回答四個重要而又基本的問題，即何謂應用寫作?何謂應用寫作學?應用寫作學獨特的研究對象是什么?應用寫作學的研究范圍與內容如何界定?這些根本而又重要的理論問題。寫作界學者們雖已有多種論述，但認識卻很不統一。
我們說，作為人類所特有的精神生產的寫作實踐活動主要分兩大部類：一類是具有審美功能的文學寫作活動，一類是具有實用功能的應用寫作活動。所謂“應用寫作”，是指在經濟社會管理中，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各種商貿組織所廣泛運用的各種行業性的常用文章的寫作。它一般包括處理公務的機關應用文和處理私務的日常應用文兩大類。
從現當代文體分類學的角度看，寫作學界一般把當代文體分為四大部類，即文學類文體、應用類文體、理論類文體、新聞類文體。而廣義的應用寫作，除包括上述應用類文體(公務應用文和日常私務應用文兩大類)外，還包括一些習慣上人們不稱之為應用文的新聞文體、理論文體等，人們又多以“實用寫作”稱之(相對于文學寫作而言)。
就當代應用寫作(廣義)而言，又通常把它分為四個部類：第一類是行政公文寫作(十三類)；第二類是工作事務文書寫作(諸如工作計劃、工作總結、工作報告等)；第三類是日常應用文寫作(諸如書信、申請、協議等)；第四類是行業專用文書寫作(諸如法律文書、財經文書、新聞文體、理論文體、外交文書、軍事文書、科技文書等)。對現當代應用文體要進行系統歸納分類，可多至數百種。
應用寫作的“應用”二字，是其基本的特性和功能，它具有以下四層含義：一是它的寫作內容是經濟社會管理和社會生產與生活以及實際工作中所需要解決的問題，具有直接的應用價值，在經濟社會管理中起到“中介性”①和“工具性”的功能作用(它不像文學寫作那樣對閱讀欣賞者只是在潛移默化中產生思想情感的共鳴作用)；二是它有著直接明確的寫作目的，或傳播信息、或交流經驗、或指導工作、或指揮行動、或協調關系、或告知事項等，其針對性很強，行使著行政管理的社會職能(它不像文學寫作那樣主要是為了審美愉悅和消遣，作者的創作思想是靠“形象”描寫本身予以間接地表現的，其創作目的在于寓教于樂，陶冶人們的情性)；三是它的寫作表現方法不是采取文學寫作的藝術化的方法(如虛構、夸張、典型化等)，而采用的是樸實簡練、準確真實、實錄直書式的表達方法，直接宣明寫作的主旨和目的，靠無可置疑的事實材料表述和邏輯分析論證來理智地“說話”；四是它的文體結構組合形式一般都有大致的規范性和格式化的要求(它不像文學文體那樣沒有結構的格式化要求，追求創意性的特色)。由此可見，有針對性地解決實際工作問題、明確寫作目的、真實具體的寫作內容、樸實簡練和準確直書式的語言表達、寫作格式規范性的要求、直接產生實際工作效率的寫作價值，以及在經濟社會管理中起到“中介性”和“工具性”的管理功能作用等特點，構成了當代應用寫作活動的本質特征。
應用寫作和文學寫作其精神勞動的最終成果形式固然都是文章，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客觀事物在作者頭腦中思維、反映的產物，運用的表達工具都是語言文字，寫作目的都是為了表達思想情感和傳達信息，但二者的區別卻是十分明顯的。最本質的區別在于二者的社會功能作用不同：應用寫作的直接目的和作用主要在于指導經濟社會的生產、發展和管理，以及日常工作的開展，主要行使經濟社會管理的“實用性”功能；而文學寫作的主要功能是“審美性”，即通過藝術形象的塑造，對閱讀欣賞者實現著審美愉悅和陶情冶性的教育影響作用。“實用性”是應用文體寫作成為經濟社會管理的“中介”和“工具”的本質功能；“審美性”是文學文體寫作成為大眾“審美欣賞教育”的本質功能。這既是兩種寫作活動的“個性”特點，又是二者的本質區別點。
由此論之，所謂“應用寫作學”，就是研究現當代應用文章的寫作特點、過程、功能作用、寫作規律和寫作規范、方法、技巧的一門學問。
根據同志的“科學研究的區分，就是根據科學對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矛盾論》)之說，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就是當代應用類文章在寫作實踐活動過程中所具有的各種特殊的矛盾性的問題。
由應用寫作的特殊的矛盾性問題，決定了當代應用寫作學的主要研究范圍和內容應由九個方面構成：一是應用寫作活動運作過程、特征、功能和寫作規律的研究；二是應用寫作學理論體系構成的研究；三是應用寫作活動產生、發展歷程和歷史經驗的研究；四是應用寫作作者應具備的智能素養研究；五是應用寫作學的教學目標和教學方法論的研究；六是應用文體的分類與分類原則和方法的研究；七是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寫作方法和技巧的研究；八是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寫作訓練體系和訓練方法的研究；九是當代應用寫作工具與手段的現代化變革(如電腦寫作操作技術)的研究等。
三、當代應用寫作學理論與訓練體系的建設
由以上對當代應用寫作學的學科概念、研究對象、研究范圍和內容的探析，我們認為，建立起科學化的“當代應用寫作學”的理論體系與教學訓練體系，應由“兩個理論層次”與“九論”構成。其理論體系的層次構成為：
上編為寫作基礎理論層次：“當代應用寫作原理學”，主要由五個部分構成：
(一)應用寫作行文過程、特征、功能與規律論——主要是對當代應用寫作行文運作過程的研究，包括對應用寫作的取材、煉意、謀篇、行文、定稿、成文與行文辦理程序的研究；包括應用寫作活動的本質特征、社會功能作用、寫作行文規律的研究等。它旨在闡明應用寫作活動行文運作過程的特點、內容與規律。
(二)應用寫作理論體系構成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學的研究對象、范圍、任務、內容、方法和理論體系構成的研究，以及對應用寫作學與其他相關學科的聯系與區別的研究等。它旨在闡明如何科學地建構當代應用寫作學的學科理論體系與訓練體系。
(三)應用寫作產生發展流變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的產生與發展歷程、學科理論的逐漸形成與發展、國內外應用寫作學的研究狀況等理論問題的研究。它旨在闡明應用寫作產生、發展與演變的特征、內在規律與歷史經驗。
(四)應用寫作作者智能素養論——主要是對從事應用寫作的作者應具備的智慧、能力、素養以及智能結構如何合理形成的研究。它旨在闡明從事應用寫作的作者要成為高素質的寫作人才應該具備的主、客觀條件和智慧與能力。
(五)應用寫作教學目標與方法論——主要是對應用寫作課程的教學職能、培養目標、專業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的研究。它的研究應做到：針對不同專業的特定教學對象和培養對象，制定科學的培養目標、文體寫作與訓練的類別和內容。針對長期以來寫作教學與社會對寫作人才需求存在的偏差問題，其研究應注意做到：糾正寫作教學目的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與當今務實致用的社會需求相結合；糾正寫作教學培養目標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與為當今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相結合；糾正寫作教學方法的誤區，使應用寫作人才的能力培養與人文素質的全面提高相結合；最終實現“懂理論、會寫作、能辦文”的(“學者+作者+實務者”)“三位一體”應用寫作人才的培養目標。
下編為寫作技術理論層次：“當代應用文體寫作與訓練學”，主要由四個部分構成：
(六)應用文體分類論——主要是從文體分類學的角度對當代應用文體分類的原則、標準、方法、意義和作用等進行研究，從而對當代所有應用文體作出系統、全面、科學的類別劃分。它旨在闡明各類文體的獨立意義、個性特征和社會功能作用。
(七)各類應用文體寫作原理、規范、方法論——主要是對當代各類各種應用文體的文體特點、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寫作方法與技巧等的研究。它的研究應做到各種文體寫作原理、寫作規范和寫作技法論述的理論性與寫作實踐訓練的可操作性達到有機結合；其研究應改變過去那種“知識+格式+例文”的舊格局，構建起“寫作理論+寫作規范+寫作方法技巧+例文導學”的新模式，力求上升到一定的理論高度。
(八)各類應用文體寫作實踐訓練論——主要包括對各類應用文體寫作教學實踐環節的寫作技能訓練(工程)體系的研究；各類應用文體寫作訓練效果測評體系的研究等。它旨在闡明各類應用文體寫作技能訓練的特點、內容、過程、途徑、方法和寫作規范與要領等，應力求達到文體寫作理論指導與文體寫作實際訓練的有機結合與最佳結合。
法蘭克福學派是20世紀西方文論的重要流派之一與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法國結構主義的文本形式中心論不同，法蘭克福學派文論承襲了作為感性生存論的德意志審美精神，將 藝術 和審美看成擺脫 現代 社會生存困境的最佳途徑，其直接的理論來源是馬克思《1844年 經濟 學 哲學 手稿》和盧卡奇《 歷史 與階級意識》中異化與人的解放間題，并改造了弗洛伊德主義和存在主義等現代西方哲學，從而 發展 了一種和經典文論不同的文藝社會學。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的藝術與審美理論都建立在這樣一個基礎上;即藝術和審美如何成為解放意識、否定異化的革命性力量。在此意義上，可以把法蘭克福學派文論看成一種廣義的社會文化批判理論。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主要指向兩個方面:一是對蘇聯美學的批判性考察，二是對發達資本主義文化工業的批判，這兩個方面都對
馬爾庫塞用形式主義美學理論批判美學，批判 藝術 是社會意識形態的觀點，這是不足取的。但我們也應該看到，馬爾庫塞所強調的藝術的主體性、藝術自律及審美形式等問題，確實是長時期內美學所忽視的。在
童慶炳在寫于1983年的《文學與審美》一文中提出了一個今天看來習以為常而在當時起到開風氣之先作用的見解:“只有在文學理論的各個問題上深深引進‘審美’的觀念，我們的文學理論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1984年，童慶炳在自編教材《文學概論》(紅旗出版杜)中明確提出了“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審美反映”及“審美是文學的特質”的新見解。童慶炳在1992年主編的《文學理論教程》中則吸收了 現代 西方語言美學的新成就，提出了一個沿用至今的觀點—“文學是顯現在話語蘊藉中的審美意識形態”。
由于“審美意識形態論”是在對蘇聯及歐美文論的借鑒基礎上，特別是 總結 了我國現當代文論的教訓后提出來的;在后來的闡釋中，又吸收了西方形式主義文論的理論要素，因而就體現出一種綜合視野:既避免了將文學作簡單的意識形態圖解的文學工具論的缺點，又防止文學研究陷入形式主義學派見木不見林的狹窄范圍。在今天看來，它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面對學界對“審美意識形態論”的懷疑和指責(比如把“審美意識形態論”理解為“審美主義”).童慶炳仍然認為，審美意識形態論是文藝學的第一原理。
一、真理問題癥結何在？
真理問題，一直是哲學界最為關心且爭論最多的問題。當代西方科學哲學中的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之爭，仍是以此為核心的爭論。為什么在真理問題上存在如此不休的爭論，其癥結何在？
概括地說，真理問題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其一，是真理概念的分析，即何謂真理；其二，是真理標準的確定。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不可分割的，兩者相互制約、相互規定。每當人們提及真理，勢必就會聯想到某一標準。西方科學哲學尤為關心真理，主要是由于真理與理論的接受相關。如果人們確定某一理論為真，那么，大家就可以公認這個理論、接受這個理論。否則，這個理論就會遭到摒棄。在科學理論中，常常有一些懸而未決的假說，它們有待于作出真假之鑒別才能獲得存在與否的權利。同時，也只有作出真假之鑒別，理論才能獲得指導人們實踐的資格。
然而，歷史的時針雖指向現代，科學哲學在真理概念及其標準的分析上仍是歧見種種，各派哲學觀點紛呈，黨同伐異。在一片爭論聲中，人們只共同地承認一點：所謂理論或陳述、命題為真，也就是對理論、陳述、命題作出一種肯定，可以讓自己的行為接受它的指導。分歧在于這個“肯定”前面的定語，即“……的肯定”。而這個定語也就是標準問題。由于各人所持的標準不同，以致對真理概念的分析難以統一。
眾所周知，在以往的西方科學哲學流行的派別中，真理標準觀有符合論（或對應論）、融貫論、實用論以及相對主義的指示論等。符合論代表著各種經驗主義哲學的真理觀，是一種古老的、較為盛行的觀點，它主張觀念與事物之間存在著一一對應關系，凡是相對應的、與事物相一致的觀念就是真理，否則便不然。進入現代以來，羅素與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原子主義使得命題與事物之間的對應關系得到了最嚴格、明確的闡發。他們一致認為，理論或語言（或思想）與客觀世界之間存在著鏡式反映的關系，理論是由命題構成的，命題可以分解為簡單命題直至基本命題，而世界也可作此分析，直至分析出原子事實。復雜命題對應于復雜事實，基本命題對應于原子事實，“最簡單的命題即基本命題，斷言原子事實的存在”〔1〕。反過來， 如果我們要知道語言或命題是否為真，那就只要在基本命題基礎上進行真值運算就可以了。“命題就是一切從所有基本命題的總和（……）得出來的東西”〔2〕。在他們看 來， 世界與語言同構，“我們語言的界限意味著世界的界限”〔3〕。融貫論則強調，命題的真假取決于該命題與整個命題系統之間是否相一致。實用論認為，真理不但要與經驗相一致，而且對于我們來說它是“好的”、“方便的”、“有用的”，是人們的工具。
無論在真理標準上各派哲學觀點多么不一，然而概括起來，無非就是一種廣義的符合論觀點。歸根到底，它們都默認了真理必須符合事實、經驗、邏輯準則或人的價值等等。不過，由于每種見解都強調了某一預設前提，并試圖把這個前提當作統一的模式，把其它理論都納入自己設定的標準，以致難免在理論上留下裂隙而遭到批評。批評的理由是休謨和康德式的懷疑論，認為我們每個人對自己的信念、情感和知覺經驗都可以擁有大量自我中心的知識，我們不可能通過邏輯推理從知覺經驗進到對外部世界的真實認識，不可能判定那些關于不可觀察物的理論的真理性。具體地說：
第一，科學哲學家們總是以具體實例、歷史事實作為否定各種真理標準的理由，從而造成共相與殊相之間的矛盾。各種真理標準都強調真理必須符合某個一般的前提，但是，這樣的前提卻不可能包攝全部現象，即使能包攝某類現象，也難以排除個別反例。
盡管許多理論經過實驗的驗證，獲得觀察的證據，但都免不了某些偶然反例的出現。這是歸納法本身的局限性。從符合論觀點看，某一理論得到實驗的檢驗，我們便可斷言其為真理。但是，問題在于我們進行了什么樣的實驗檢驗，是用歸納法搜集個例作為證據，抑或檢驗理論的成功率。反面的意見認為，即使我們掌握了很多證據，證據也還可能是假的。如果訴諸成功，那么成功究竟是指什么？成功的理論在歷史上也同樣可以是假的。相反，真的理論也可以是不成功的。
第二，證據、事實、觀察、實驗等因素都免不了個人“意見”的介入。人在認識周圍世界時是以自我為中心的，證據、事實、觀察、實驗意義的確定有賴于特定個人的語境。因此，人們在證據、事實、觀察、實驗等等方面是經常不能取得一致意見的。
第三，如果我們為了避免以上的不確定性而訴諸邏輯的推理，那么，就會產生惡性循環與無窮回歸的形而上學問題。因為，演繹邏輯的前提必須為真，我們只有從一個真的前提出發才能推出前后一致的結果為真。但是，我們如何知其前提為真呢？這就陷入了我們前面討論的初始問題。
由此可見，西方科學哲學中真理問題的癥結在于歸納與演繹之間、一般概括與個別反例之間、人與對象世界之間的多重矛盾沒有合理地得到解決。
二、科學實在論、反實在論與真理問題
自從邏輯實證主義提出證實原則與邏輯分析方法以來，由于各個科學哲學家都未能對上述矛盾引起足夠的重視，從而導致了歷史主義。歷史主義以科學發展史為依據，否認理論具有固定的、基本的本體論承諾，否認理論本體論承諾的繼承性或連續性，主張前后相繼的理論是不可通約的，科學發展中的大規模變化即科學革命意味著科學家信仰的改宗，理論的變化意味著術語指稱的變化。歷史主義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最后導致了費耶阿本德的具有后現代性的哲學消解論。正如在30年代蘭姆賽提出“真理多余論”一樣，費耶阿本德也認為，理論不分稂與莠、好與壞、真與假，不管何種理論，所起的作用都是共同的，都可以推動科學的發展。費耶阿本德“堅決主張一個實踐科學家沒有理由請教科學哲學”，“在科學哲學中沒有什么能幫助他解決問題，尤其是確證理論不能幫助科學家決定承認哪些理論”〔4〕。這樣， 就完全否認了真理的存在，否認了認識論存在的必要性。
歷史主義雖然批判了邏輯實證主義，但是，自己卻陷入了相對主義，把科學哲學歸結為實際的描述性研究，以致遺忘了科學的目的，否認了科學在文化中的自主性與權威性。
70年代興起的科學實在論則是在“認識論之死”的口號中覺醒的。為了使科學不失去文化自主性和權威性地位，科學實在論就必須捍衛真理概念。于是，他們對邏輯實證主義與歷史主義加以改造，用歷史主義的合理成分補充和完善邏輯實證主義的基本原則。科學實在論者主張，成熟科學的理論術語是有指稱的，它們所指稱的實體在真實世界中是存在的，后繼的理論較之前驅理論更趨于真理性、更接近真理。
科學實在論對這些原則的主要論證是“日益增長的預見的成功”和“似真性假說”。波依德（R·Boyd ）認為：“我們的方法論是基于近似真的理論之上的，這種方法論應當是發現新成果、改善舊理論的可靠指南”〔5〕。 普特南也認為：“它是唯一不使科學的成功成為奇跡的哲學”〔6〕。
從科學實在論對于理論真理性的辯護可以看出，實在論是一種整體論。它通過一般的理論定律和模型堅持認為，從可觀察物的論斷之真理性通過歸納推理可以擴展到關于不可觀察物的論斷之真理性，理論所指稱的不可觀察的實體也是存在的，預見性假說也可以是真理或近似為真。這在傳統的經驗論看來，根本就是不可通達的。
顯然，科學實在論的論證是不充分的。第一，它沒有說服像休謨那樣的懷疑論，即沒有說明歸納推理是否能夠合理地推出真理的問題。第二，用預見的成功或說明的成功作論證，是思辨性的論證，甚至連邏輯實證主義的證實說和邏輯分析的方式都不如。 愛德華·麥金農（E ·Mackinnon）在概括70 年代的實在論時指出：“……實在論者總是引證當時流行的科學，堅持認為在成熟的理論中，基本的范疇術語是用于指稱實在的對象和事件的；而理論定律在符合的意義上是真正關于那些對象的，盡管是近似地真。”〔7〕由此可見， 科學實在論把成熟的理論抬高為真理。什么是成熟了的理論或發展了的理論呢？在實在論看來，成熟的理論就是當前流行的理論。如此說來，當前流行的理論就都基本上是真理了。就此而論，科學實在論與歷史上的實在論是異曲同工的，其論證方式與歷史上實在論的形而上學思辨手段無異。
正是這樣，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遭到了各種經驗論科學哲學（反實在論）的反駁。一些反實在論者認為，科學實在論者是“真理販子”，是“真理的制造者”，
科學實在論所說的真理是“虛構的真理（manufactured truth）”。
拉里·勞丹與范·弗拉森（van Fraassen）認為，實體的實在論是一種喬裝得很不像樣的形而上學觀點，其基礎不是過去與現在的科學或可預見的將來的科學，而是在方法論上依賴于理想的說明形式，通過這種方法論的說明來決定我們對科學理論的取舍，從而錯誤地引導科學去作出真假的形而上學思辨性分析。勞丹與范·弗拉森對于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所作的批判認為：
第一，成功并不能作為真理的標準。在一般的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成功是科學的目的。但是，在科學活動的特定情形中，什么是成功？成功的標準是什么？
第二，經驗的證據也不能作為真理的標準。科學雖然提供給我們對現象的描述，但其性質不是唯一地由證據決定的，“科學理論本身是一個開放的文本，是有分歧的解釋——即理論把現象描繪成什么，這本身就不是一種硬證據”〔8〕。
在范·弗拉森看來，科學的認識論集中探討證據如何支持理論的接受問題，這個問題分化為兩個方面：（1）接受是信念， 這種信念必須得到該理論的實際證據的證明；（2 ）證據對理論的支持是“客觀的”，完全是由作為證據的信息和包容在理論中的信息決定的，而不是主觀的或歷史參數的函數。科學實在論的觀點正是從這里展開，它把科學看作對世界的真實描述，理論與其對象世界因果地相關，理論非真即假，接受一個理論就是確信這個理論為真，因此求真是科學的目的。
由此，范·弗拉森就把科學實在論的論點分類為兩個方面：其一是科學的目的，其二是理論的接受。前者涉及理論與世界的關系，后者涉及理論與應用者之間的關系。真理問題只屬于前者而不屬于后者。在理論與世界之間，是以人的兩種能力為中介的：一是觀察（知覺），二是思維。觀察提供外部世界的信息，思維則建構理論，兩者缺一不可。如果我們超出可觀察的范圍，我們就無法知道理論是否真假，因為“……觀察一旦被拋棄，那末離神秘主義就只有短短的一步了”〔9〕。所以，從整體上說，理論是一種建構，它不等于世界。 我們可以相信可觀察到的東西，卻不能相信不可觀察的東西。如果理論是關于可觀察物的，那么這個理論就是“經驗上適當的”。“科學的目的就是給我們提供經驗上適當的理論，理論的接受包含著像理論在經驗上適當的信念”〔10〕。不過，范·弗拉森認為，“接受不是信念”〔11〕。在1988年國際維特根斯坦哲學討論會上，他又發表見解說，把接受描述為信念太粗糙了，“我現在把信念看作是一個非此即彼的概率，它太粗糙，以致難以適當地處理與意見之間的細微差別”〔12〕。
范·弗拉森為什么要以理論的“經驗適當性來代替真理概念呢？因為，第一，“理論的經驗含義是通過區別科學本身描述的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方法來確定的”〔13〕。而可觀察與不可觀察是人類能力界限的劃分，如同自然界的許多動物不可能了解它感覺范圍之外的東西一樣，人的能力也是有極限的。“科學哲學不是形而上學”，我們要了解世界是什么，首先要了解自己是什么。正因為人的認識能力的局限性，所以，人們不可能完全地把握客觀世界，那些人類不可觀察物的理論是否具有客觀性，這是不可能辨別的。
第二，盡管我們在可觀察范圍內能獲得理論的經驗含義，但是人們總是通過某個概念框架來觀察世界。這個問題已為許多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所闡述。“但是，我們的概念框架是變化的，因此，我們概念框架的內涵關系也是變化的，而真實世界卻是同一個世界。”〔14〕
第三，現在的實驗可以為過去的世界圖景提供證據，但又不斷地發現它不能被容納在早期的科學中。更進一步，將來的實驗也將證明現在我們作為證據的東西是假的。因此，實驗證據并不能論證理論的真理性，而僅僅是為其經驗上的適當性作論證。
范·弗拉森認為，用經驗的適當性替代真理可以降低我們的風險，使科學的發展變得更穩妥、更順利。因為如此，科學的目的就不再是追求真理，對科學理論的接受也不再是相信其為真，而是認為其在經驗上是適當的；接受理論不再是像實在論那樣下賭注，而是依賴于對可觀察物的知覺，依賴于我們對它的需要，依賴于理論的其它優點。
范·弗拉森的這種真理觀，顯然有點類似于休謨的懷疑論和康德的不可知論。但又不完全相同，因為范·弗拉森只懷疑一成不變的真理的存在，卻不懷疑人們可以得到外部世界的真實知識，他所懷疑的是人們可以通過非經驗性認識達到真理。他認為不可知的，只是指超出人類觀察能力之外的實體。他并不反對我們可以作出對外部世界的本質性認識。他說：“我只希望成為一個關于存在著科學描述的世界的不可觀察部分的不可知論者。”〔15〕他的懷疑論與不可知論只是以可觀察與不可觀察的區分為界線的。
范·弗拉森的“經驗適當性”概念比起其他一些反實在論哲學家來說，是一種較為折衷的做法。勞丹認為，不但真理不可能，而且連高度可能的概率真也是不可能的。“科學過去在解決問題上的成功總是可被視為意外的一段好運氣，這段好運氣隨時都可能完全喪失”，“就我們所知，科學并不提出真的、甚至高度可能的理論”〔16〕。
承認理論具有經驗內容，而且理論可分為經驗上適當的與不適當的，這確實有點類似科學實在論。但是，兩者的標準是不同的。范·弗拉森求之于經驗的可觀察性標準，而實在論者則訴諸成功、說明力等標準。毫無疑問，范·弗拉森把勞丹等人的反實在論與科學實在論作了辯證的概括，既不使科學成為純粹的假說，也不使科學成為不變真理。在某種意義上，他似乎還采納了波普的動力學觀點，把科學知識的增長作為科學哲學的一個有效目標。
三、超越傳統的真理觀：真理類型分析
范·弗拉森否定真理、代之以“經驗的適當性”的觀點，在當代科學哲學中影響甚大。一般認為，范·弗拉森的反實在論是一種論證嚴密的、為人們較可接受的觀點。在范·弗拉森的“經驗適當性”概念提出之后，雖然遭到了像J·富斯（Jeff Foss）、J·F·哈納（J·F·Hanna ）等人的反對，但卻深深地觸動了科學實在論的根基。就如同邏輯經驗主義在“證實說”上遭到反駁后不斷地修正一樣，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也隨著范·弗拉森等人的反駁而逐漸變換基調。愛利斯（B· Ellis）和普特南形成了所謂的“內在實在論”，認為真理只存在于理 論內部，真理只是理想化的證實，是內在地、邏輯地被證實了可能性；波依德等人則提出近似真的概念；哈金（Ian Hacking）強調真理的有 條件性， 主張理論實體是實驗實體，聲稱自己是“實驗主義者”； 夏佩爾、E ·本西文加（E·Bencivenga）等人則主張語境真理觀， 認為真理的理由依賴于語境，或者說真理標準與語境相關；薩普（F·Suppe）則認為，科學實在論與范·弗拉森的反實在論的真理觀都有一定的可取之處，他摒棄了科學實在論的形而上學因素和反實在論的懷疑主義，主張理論與實驗相結合，理論只要得到實踐中的科學家的高度評價，就是“高度可能的”或經驗地真的。
概括這些修正的科學實在論的真理觀，我們可以發現，傳統的真理觀正在從證實觀向概率觀轉變。概率主義的真理觀之所以能成為一種認識論的主流，完全是因為它比原來的真理觀具有更大的安全系數，就如同為真理設立了一個保險公司一樣，使人們在面對當前和將來的實驗證據時，感到踏實可靠。
然而，一言以蔽之，這卻是一種逃避實踐檢驗的做法。真理問題之所以爭論不休，根源在于某些被實踐檢驗為真理的理論經不起時間的重復考驗而出現錯誤。概率真理觀盡管為錯誤留有余地，但是，這未免太對不起某些始終能經受檢驗的那些真理。例如，在宏觀世界，只要我們對某物施加一個作用力，就必然會導致一個反作用力。這樣的命題無論過去、現在或是將來都能經受檢驗。概率真理觀的弱點是把理論作為一個整體來對待，卻沒有對不同理論類型作出分析。它仍然是傳統真理觀的變種。
眾所周知，理論是對客觀實在世界的反映，理論與世界存在著圖象式的對應關系，即使是依賴邏輯手段形成的理論，也同樣必須反映客觀世界。因此，對理論的理解其關鍵在于：什么樣的理論與什么樣的客觀現象相一致？顯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不能是“某個理論與客觀世界相一致”，而應該是“某類理論與某類客觀現象在不同決定論層次上相一致”。只有這樣，我們在邏輯上才是一致的。
要對客觀現象進行分類，除了依賴于我們現有的認識外，別無良途。毫無疑問，科學是發展的，科學所揭示的世界圖景越來越廣闊。盡管我們對科學提出種種懷疑，但正如休謨所說，懷疑主義是我們的認識永不能根治的痼疾。從科學發展的角度說，這種痼疾是人類認識的一大優點。不過迄今為止，還沒有哪門知識比科學更正確。科學史證明人類是有能力把握世界的。
因此，概括當今的自然科學，結論是它所提供的世界圖景是一幅決定論與非充分決定論并存、必然世界與具有統計性質的世界并存、現實世界與可能世界并存、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并存的圖畫。這幅圖景反映的現象其決定性程度是不同的，由此所決定的理論類型與真理的類型就有：
1.必然性真理。這類理論或真理反映了客觀現象之間的因果必然性關系，所揭示的是客觀現象產生、發展、變化的嚴格的規律性，揭示的是一個嚴格決定論意義上的世界。其表現形態是一種普遍本質性的規律，涵蓋了各種決定論條件下存在、發展的客觀現象。這類理論或真理可以通過造成某些相互作用的實際事態而得以檢驗或證實。在人類歷史上，人們最初認識到的就是這類必然真理，用以指導自己的實踐，準確地做出未來事件發生發展狀況的預見。
必然真理把所反映的客觀必然現象統攝于其內容中，涉及一類條件下的一類自然規律，它具有全稱判斷的形式。
2.概率真理或可幾理論。概率真理或可幾理論反映了客觀世界的或然現象。對于這類現象，人們不可能以全稱陳述的形式來概括它們，而只能用統計方法來歸納。這類現象的變化是由統計歸納得出的比率來決定的。盡管我們可以通過分析推斷這類現象出現或不出現的理由，但是，我們仍只能得到部分的確定性。尤其是對一些隨機現象來說，更是如此。甚至在大量隨機現象涌現時，我們不可能做到完全的統計，只能以抽樣統計方式測得某一比率。然而，抽樣的過程也帶有隨機性質。所以，這類真理或理論的準確度是有限的。因此，對這類理論的檢驗是確證這個比率的準確度的高低，卻不能枚舉個例來證實。概率解釋具體事件時，理論不一定要與具體事件相符合，尤其是不一定與個例相吻合。
3.語用真理。從語用學角度理解的理論或真理，是一種與認識主體的背景信念、價值觀、時空情景相關的真理或理論。這類理論反映了人的認識與當時特定的個人、特定的場所等因素之間的聯系。在西方，自實用主義哲學形成之后，越來越多的哲學家開始注意到了這種關系。指號學（或符號學）的創始人莫里斯曾把理論看作由語義學的、語形學的與語用學的三方面因素所構成的。語義學關心的是理論說些什么，語形學關心心理論的陳述、命題的句法，語用學關心的是使用陳述時的各種主觀因素。這種劃分是對卡爾納普等人語義學觀點的擴展。從語用學角度觀察理論所涉及的是對理論的接受與運用，“‘接受’是語用學的一個基本名詞”〔17〕。在當今，發展語用學觀點的科學哲學家有庫恩、阿欽斯坦（P·Achinstein）、范·弗拉森等人。 在最近， 則有胥拉格爾（R·Schlagel）突出了語境在哲學中的地位，創立了“語境的實在論”。
真理的語用因素主要包括以下方面：一、真理作為一個命題、陳述形式，必須在某個理論的系統闡述中才能有確定的意義。這就是說，不同場合中的同一表達形式有時是不可通約的，A理論中的命題R與B 理論中的命題R是有差異的，命題R究竟具有何意義，必須依賴于A理論或B理論的系統闡述來確定。二、語境的確定性。一個理論如果沒有確定的語境，那么我們就不知道該理論是指什么，無確定語境的理論類似于羅素的“摹狀詞”，在指稱上具有多種選擇，無法確定或定義對象。一般地說，特定的語境是通過選擇術語的指稱、謂詞的外延、各個要素的作用而形成的。三、個人的認知結構。它包括個人的智、情、意等方面，個人所掌握的背景信息、個人的目的或價值取向、個人的情感等都對理解理論有決定性作用。語境似乎是一個自變量，我們對理論的理解則是因變量。
4.關于非充分決定論世界的可能真理。現代物理學的創立，尤其是量子力學的創立，把人們帶進了一個非經典的全新視野，它所揭示的非充分決定論的量子世界呈現了決定論與非充分決定論并存的新圖景，從而改變了人們對待世界的一元論態度。經典力學與愛因斯坦的相對論表明，客觀世界的全部現象都是決定論的。而量子力學則開拓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以玻爾為首的哥本哈根學派在與愛因斯坦的爭論中，反復地論證了“測不準定理”的準確性，駁倒了愛因斯坦量子論的決定論觀點，對經典物理學提出大膽的挑戰。量子領域是一個非常識的世界，它所要求的是非連續性、非充分的決定論。對量子領域的認識依賴于測量，但量子的測量是一種相互作用，是認識者與被認識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對量子狀態的表象或描繪。
量子現象是一種奇特現象，有學者認為，量子力學的問題“同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問題不相干”〔18〕。筆者對此不敢茍同，因為，當代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一個最重要方面就是對量子現象的理解問題。可以說，如果沒有量子力學問題，也就不至于造成當前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的爭論。如前所述，真理問題是科學實在論與反實在論爭論的核心問題，如果我們能夠證明量子理論的真理性，那么，我們對科學實在論的辯護也就基本上大功告成了。然而，量子領域是一個不能用因果關系來解釋的領域，而我們的認識一旦形成則難免會是決定論的。因此，量子領域的非決定性與認識結果的決定論之間形成了一種矛盾。但是，迄今為止，我們對量子領域的幾十年認識難道是科學游戲嗎？決不是的！只要我們承認某些條件，那么，這些認識同樣是可能真的。在這些條件中，最重要的就是“量子力學所給予我們的是在假定進行的某種測量條件下的測量結果的概率”〔19〕。實際上，量子力學是人們與量子現象相互作用的產物。
以上四種真理或理論，可以按照排列的順序，表示真理的相對性由弱到強的變化，越排在后面的就越具有條件性，就越具有低概率性質。它表明，在人類所認識到的真理中，確定的真理只是一部分，另一些認識成果即使可稱為真理，但也是某種程度上的、概率的或高度可能的準確性而已。
由于我們對真理作了以上分類，所以，我們就能夠解決檢驗真理過程中的總體理論和個別實際案例的不相一致問題。只要我們在反復驗證中區分出理論的類型，我們就可確定理論的真理性程度了，也可以確定在條件改變了的情況下理論的真理度之變化了。
真理類型論為真理標準開拓了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通過真理分類，我們已明確了一個結論，即理論與科學實踐相一致。普里戈津曾說：“如果科學步驟可以被實踐，那是因為它表現出在我們的理論假說和實踐答案之間存在著明顯的一致。”〔20〕實踐的條件、語境、認識者與被認識者的相互作用結果等等，都是理論的標準，而且這個標準的檢驗也是分為類型的，這些類型決定了檢驗過程的強弱程度。
現代科學已經不像經典科學那樣自然，它描繪的是一個被分割的宇宙，存在著各種可能性。現代科學是受控制的實驗與人們基于原先認識之上的推理相結合的產物。正是這樣，真理從確定向不太確定的轉變，是科學認識的進步。但是，這種轉變并沒有說明懷疑論的勝利，而只是給科學實驗提出了更為艱巨的任務，證明了科學認識的開放性質。
四、真理類型論與概率懷疑論
科學的開放性和真理的不同類型的劃分，無疑會給懷疑主義以可乘之機。懷疑論者站在一個靜止點上宣稱動態的科學認識對外部世界的不可及性，甚至我們不能獲得概率真的理論。
在科學認識的進程中，概率懷疑論與可知論是并存的，兩者之間的相互作用與弛張的統一構成了科學發展的動力基礎。概率懷疑論與可知論在論證自己觀點時，兩者一樣充分。因為，兩者論證的命題具有類似性，我們說認識外部世界是高度可能的，這也就承認了關于外部世界的知識其正確性是值得懷疑的。概率的懷疑論與可知論一樣，具有其存在的根據：
第一，因為理論或真理具有不同類型，在所有這些類型中，我們承認后三種具有概率性質，因而也就承認其中的內容可允許懷疑。特別是作為一種理論其表現形式具有一般性質，人們的語言表述偶有錯誤或常被誤解，以致一般的形式與具體的內容不相一致。懷疑則可以促使理論進一步得到檢驗或確證，從而更精確化。
第二，人的認識可以分為許多層次，層次越高，主觀的成分就越大。從科學知識的構成來說，科學知識包含著：（1）基礎層次， 以個人未知為基礎的特定場合特定對象的知覺描述，以感覺、知覺、表象為特征。（2）對可觀察的事物或事件的單稱陳述， 例如這個三角形三個角都小于90度。（3）對可觀察物或事件的歸類、概括， 形成定律性的認識。（4）實驗中總結出的定律。 盡管我們不能觀察到自然界的某些事物或事件，但我們可以設計出實驗，通過實驗設備造成某些事物的相互作用，從而在重復實驗基礎上總結出精確的實驗定律。（5 ）根據理論模型和實驗得到的信息推出科學理論或假說，以及在“思想實驗”基礎上形成的科學假說。從這五個層次來看，前三個較為確定，而第（4 ）（5 ）兩個層次尤其第（5）層次是不確定的。 這就為當今的概率懷疑論留有余地。
第三，由于科學在其發展中，理論、假說往往為新的理論、假說所代替，一些原來的理論不斷地為后來的實驗證明為不完善。同時，由于某些實驗資料與證據摻雜著個人的意見，在后來也被證明為假。所以，就造成了當今懷疑論對某些證據分析的懷疑。
概括地說，當今的懷疑論有兩個基本結論：其一，否認真理；其二，否認存在一個較好的理論比其它理論具有更多的優點。這種懷疑論從邏輯上說有一定的合理性，從性質上說它不同于皮浪的懷疑論和休謨的懷疑論，而是類似于范·弗拉森那樣的主張不可觀察物是不可知的觀點。
對當今懷疑論的反駁是件不易的事。但是，有一點是可以堅信的，那就是真理的存在。
第一，真理的存在是有條件的。任何真理都是具體的相對真理。即使必然地真的，也是有條件的真。真理是人的智能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成果，因此，任何涉及真理的問題都必須訴諸這一相互作用來解決。我們并不能使真理成為與客觀事實完全一致的東西，我們說真理反映了外部世界的本質，只是說它反映了進入我們與事物相互作用過程意義上的事物本質。
第二，真理或理論的標準是實踐與實驗的綜合方面。而非任何單一的諸如證據、成功之類的要素。既然真理是人通過實踐或實驗與客觀對象相互作用的產物，那么這個相互作用的任何一個方面、任何一個要素都是評判理論是否真理的標準的一個方面。如果理論能夠經受這個相互作用各個方面的重復檢驗，并獲得從事實踐的科學家們的高度評價，那么，這個理論就是有條件地真的，就可以作為我們實踐的指南了。
第三，一個依據高度驗證了的理論所作出的科學假說，只要邏輯推理正確，也可以說具有概率真。某些“思想實驗”只要考慮的條件適當，也同樣可以驗證科學假說，起著確證假說是否具有概率真的標準之作用。
誠然如此，我們的科學是開放的，理論、方法、標準甚至科學的目標都會發生變化。但是，在任何一個科學時期，人們對于科學假說的接受除了訴諸科學實驗、實踐的綜合考察的標準外，別無它法。人與自然、自然現象與現象之間是相關的，只要我們理解了這種相關性關系，那么，我們也就可以理解有條件的真理的可能性，就可以理解驗證真理的標準的相關性。任何成功、完全的證據、理論與自然現象的一致性、理論的解釋力、對整個系統的有用性、我們對理論的無可懷疑性、科學家們在實踐中對理論的評價等等，都是驗證理論是真假的有效依據。
科學的發展不是為了單純地追求真理，而是為了探索自然界的奧秘，探索和建立自然物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人與自然界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夏佩爾曾經指出：“科學的發展就在于逐漸發現、明了和建立相關性關系”〔21〕。這種觀點是完全令人滿意的。科學是在人類改造世界的需要中產生的，因而改造世界是科學最原始、最終的目標。要實現這一目標，科學家們就必須一代接一代地去發現、探索、開發自然界的相互作用關系。任何其它關于事物的結構、性質等等的認識，都無非是為了開發（發現與建立）事物的相互作用關系。因此，實驗、實踐對理論的檢驗就是要證實理論所描述的那些相互作用能否有效地進行，相互作用的條件是否存在，能否指導人們進行較大規模的實踐。
綜上所述，以往真理問題的爭論之所以未能走出困境，之所以難以解決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是由于對反映不同類型的客觀現象的不同類型的理論未能作出具體分析，始終徘徊在對理論總體性質的評價上。然而，無論我們作何分析，我們都不能背離科學的目的。科學是全人類最崇高的事業，因此，任何單一的分析方法與片面的真理標準說都將違背科學的總目標，缺乏實際可行性。科學是一個大舞臺，在這個舞臺上演出者是科學家，而哲學則是觀眾，每個哲學家都是觀眾的一員。如果哲學家們從個人出發，那么，就會意見紛紛、眾口難調。只有從人類科學的角度來分析，才能求得某些方面的共同標準。
注：
〔1〕〔2〕〔3〕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郭英譯， 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50、56、79頁。
〔4〕約翰·洛西：《科學哲學歷史導論》，邱仁宗等譯， 華中工學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227頁。
〔5〕R·Boyd，“The Current Status of Scientific Realism”，in Leplin(ed.)：The Scientific Realism，Berkeley，1984，p.59.
〔6〕H·Putnam，Mind，Language and Reality，Cambridge，1975， p.73.
〔7〕E·Mackinnon，"Scientific Realism: The New Debates"，Philosophy of Science 46(1979)，p.502.
〔8〕van Fraassen，"Interpretation in Science and in theArts"(with Jill Sigman)，forthcoming in G·Levine(ed.):Realism and Representation，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9〕賴欣巴哈：《科學哲學的興起》，伯尼譯， 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30頁。
〔10〕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12.
〔11〕van Fraassen， "Theory Confirmation : Tension and Conflict"，in Weigartner(ed.):Epistem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Proceedings of the Seventh 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27.
〔12〕van Fraassen，"Probabilities in Physics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in Proceedings of 13th.International Wittgenstein Symposium，P.343.
〔13〕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4〕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81.
〔15〕van Fraassen，The Scientific Image，Oxford，1980，p.72.
〔16〕勞丹：《進步及其問題》，方在慶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244頁。
〔17〕莫里斯：《意謂與意義》，載《當代美國哲學資料》第三集，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42頁。
〔18〕參見《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2期邱仁宗先生的文章。
〔19〕van Fraassen，"The Mod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Mechanics"，in P.Lahti and P.Mittelestaedt (eds.):Symposium on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hysics 1990，Singapore:World Publishing Company (1991)，p.447.
關鍵詞：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高職教育
伴隨著大量社會問題的紛紛涌現，科學與技術遭遇到深重人性與生態危機，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的價值再次引起人們的全面關注。20世紀中葉以后，整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崛起，人文社科教育從傳統大學的核心地位演變為整個現代高等教育的根基。本文基于當代社會環境的變遷及人類精神危機產生的文化背景與成因，來闡釋人文社會科學的新的社會功能，進而認識、強調高職教育在技術社會的責任，探討建構高職院校人文社會科學教育的實踐途徑。
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的社會功能
對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分析，不能脫離特定的時代和社會背景，人文社會科學本身就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在近代以前，古典的人文學科涵蓋了如今的科學與人文所有領域，其功能在于維護宗教精神的統一性；近代自然科學逐漸取代宗教的權威之后，人文社會科學逐漸被邊緣化，喪失了它作為人的精神統一性的知識和文化基礎的地位。大學教育也面臨自中世紀大學興起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困惑，即在愈加專業化的學科規訓中，教育內容也同樣面臨四分五裂的尷尬處境。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自然科學的功用性價值也伴隨技術科學的迅速發展被無限地放大，幾乎所有國家都不余遺力地把技術的進步視為民族振興和國家軍事、政治、經濟實力提高的唯一途徑。在外部勢力的強力推動下，大學內部科學與技術的聯姻達到空前密切的程度。在與技術聯姻過程中，大學教育走向了更為狹隘、不斷分裂和滿足社會不斷膨脹物欲需要的方向。與此同時，在分工更為細密，競爭愈加激烈的勞動力市場中，社會對技術和技能人才的特殊偏好，影響了大學的辦學行為。在這種復雜的背景下，人文社會科學在當代大學教育中備受冷落。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后，這種科學技術所主導的發展邏輯和文化結構潛伏的危機開始出現：永久繁榮的神話因為資源即將枯竭而徹底破滅；人類生存的環境日益惡化；在效率取向的科層體制下，現代人正面臨自身被科技奴役和異化的危機；戰爭的陰云依然密布；在工業化國家，暴力、吸毒、失業、邊緣化現象和貧窮日益加劇，各種形式的狂熱盲從有所發展。面對當代世界所涌現出來的大量復雜的社會問題，面對發展所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境，人文社會科學存在的價值和意義再次引起人們的關注和思考。
伴隨著社會環境的變遷、人類精神危機的產生及知識格局的調整，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而言，社會功能具有以下幾層含義：
（一）實現與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融合
科學原本就萌生于西方人文傳統之中，故而，還需回到豐厚的人文土壤中才能找到它的精神之根。
中世紀大學就是基督教文明對古希臘與羅馬文化傳統有所選擇和剔除的產物，盡管它內部的醫學和法學教育帶有一定的實用性（這些學科的形成基礎也同樣離不開“七藝”），但在總體面貌上，它以一個超凡脫俗的精神性機構呈現于世人面前。從中世紀到現代美國高等教育體系形成之前，大學內部的所有教學內容與世俗生活處于相隔離的狀態，包括算術、天文、幾何、物理等自然科學，它們與其他古典知識一樣，在性質和功能上應屬于精神科學、人文知識范疇。為此，中世紀的科學原本就是人文學科的基本組成部分，從大學的功能角度而言，由中世紀自然哲學到早期的近代科學，它從來沒有真正成為與知識整體、人的精神統一性相悖離的具體學科，而一直是人文學科不可或缺的有機組成部分。近代晚期，伴隨宗教與哲學、科學的分離，人的主體地位的提升，自然科學也獲得了相對獨立的自主地位，但是，在功能上它依舊不具有世俗化取向，而是指向人的精神完滿，在本質上，此時的自然科學具有濃厚的人文色彩。
為此，人文社會科學相對于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而言，在社會功能指向上，絕非是一種簡單的缺乏與彌補的關系，猶如精神與肌體，兩者唯有相互交融，富有精神和生命活力的有機整體才能渾然而成。自然科學的自由求索和技術科學的創新，人類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才不斷得以豐富；由于人文社會科學關于科學的文化思考，科學技術才真正有可能成為促進人類進步、社會文明的積極力量。
（二）作為一種精神、價值、文化，構成支撐整個知識世界和人類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一維，彰顯其特殊的人文社會功能。
人類生活的世界既是一個物質的自然世界，又是一個意義的世界。自然科學執著于對物質世界規律的探索、發現和解釋，通過技術科學對發現的廣泛利用來間接地體現它的社會功能，即滿足人類不斷膨脹的物質需求和欲望。然而，自然科學不可能去闡述人生意義問題，解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問題及回答科學與技術的價值和意義。而關于這些問題的思考顯然需要人文社會科學來回答。人文社會科學內含的是一種精神，一種關懷社會、關懷人生甚至關懷自然的人文品格，對于科學精神以及基于科學精神建構起來的所謂“真實”世界，意義非同尋常。科學一旦失去其原初的精神之根，就難免會淪落為純粹滿足人的物欲需要的工具，在物欲的無節制膨脹之中，它甚至有可能成為惡勢力的幫兇。
（三）對科學活動提供有意義的反思、指導和規范
在自然科學的“真”與技術的“用”結合愈加密切的當代社會，人類的確從中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然而，也正是因為科學技術的巨大功用性，才使得它作為一種公共資源的屬性日益淡化，由于分配的不均等，在現代社會，它往往成為強者征服、掠奪和侵占弱者利益的工具。如何讓科學技術更富于人性化，讓它能夠成為推動世界和社會公正、公平的力量，而不是加劇世界和社會不平等的消極力量，這就需要人文社會科學的評價、檢視、指導和約束。因此，在探索和利用物質世界規律的同時，人類仍然需要以一種終極關懷精神來探問自我行動的意義、目的究竟何在，需要以一種謹慎、理性、睿智和批判的冷峻視角來審視科學進步、科學行為的本質內涵。這正是當代人文社會科學社會功能的體現。
技術社會中高職教育的責任內涵
進入20世紀，由于科學與技術的聯姻，技術作為一種反映外在社會需求的強大力量，開始對大學進一步的專業化發展走向產生全面的推動作用。在20世紀中葉之前，如果說因為對科學和理性的無限推崇，大學喪失的是人的精神統一性，那么，在20世紀中葉后，技術功利主義在大學的全面盛行，則不僅意味著大學人文精神的失落和人的精神完整性的瓦解，而且也意味著在一個由技術所控制的世界中，人與其自然屬性的背離，也就是人與自然世界的和諧關系的瓦解。
就技術的發生學意義而言，人無疑是主動的。因此，要擺脫目前人、社會和自然被技術控制的尷尬狀態，只能訴諸人自身。在當今時代，人類社會的進步的確需要技術，但是技術本身及其所內含的效率化價值取向并非是人的根本需要和人類追求的終極目的。人類不可能拒斥技術，也不可能以技術手段來擺脫技術的控制，而是要從人、社會和自然的和諧統一角度，重新反省被技術扭曲了的科學觀以及技術自身的效用觀。反省的主體自然是“人”，而反省的對象在本質意義上也是“人”。為此，重新詮釋大學作為“人”的培養機構，在當代技術社會中關于人的培養理念和培養過程，有著重要的價值。
19世紀70年代，科學開始應用于工業，促進了世界文明從經驗技術到科學技術的轉變。社會需求引發了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化，高職教育進入了高等教育系統。因此，高職教育在20世紀60年代各國高等教育機構改革之時蓬勃興起，各發達國家把發展高職教育提到了重要日程。
參照新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制定的“國際教育標準分類”的說明，高等職業教育是高等教育屬性，職業教育類型，是以培養高級技術性技能人才為目標。
然而，由于高職教育的“先天特性”（高職院校缺乏普通大學的人文傳統）和“后天定位”（高職院校以培訓技能為目標），使之存在專業化、工具化傾向嚴重，倫理問題、價值體系難以進入教育的視野，人文社科教育與高職教育分割明顯等主要問題。
“具有人文教育內涵的職業教育才是真正的職業教育”。在當代技術社會，對社會有著高度人文關懷和責任感的大學，所培養的人才絕不是技術至上主義者，而是一個有著強烈反省意識的技術主宰者。高職院校欲有所作為，一個現實的途徑不是對傳統科學和技術理性的拒斥，而是培養能夠清醒地意識到自己行動的個體價值與社會意義的新人。這一理念的實質就是反省意識，即一種飽含著深切的生態和人文關懷，善于對既往知識、文化、技術以及自我行動的意義進行反思的心理和思維傾向。
反省意識的形成，需要人們能夠不僅以科學的視角而且以人文的視角去理解自然，不僅以效率的視角而且以生態關懷的視角去審視技術，不僅以技術進步意義的觀念而且以人自身解放為宗旨來批判社會。在高職教育過程中，反省意識形成的基本體現包括以下幾方面：
立足于廣博的知識視野去思考視野的褊狹是把人塑就為冷漠、生硬的理性人和效率化機器的罪惡之源。反省能力是一種融合了豐富的知識，對人和自然有著深切的情感關懷、意義體悟的基本素養與能力。這種素養與能力的獲得，需要傳統的“專業人”適當跨越學科和專業的樊籬，通過相對廣闊的知識教育，獲得關于人和自然的意義。也唯有如此，人類才有可能擺脫技術的工具理性控制，在與自然的和諧統一中獲得自身的解放。
自覺的批判精神這里的批判主要指對當代技術社會與技術文化的批判。現代技術社會的一個基本特征，在德裔美籍哲學家和社會理論家馬爾庫塞看來，就是技術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對人的壓迫，這種意識形態無所不在，成為現代社會奴役和壓迫人的一種最為普遍的合法性權力結構。現代社會的種種跡象表明，在對科學和技術的過分盲從和崇拜中，人類不僅沒有把自己從各種社會束縛中解放出來，反而在逐漸走向不自由之境。更為可怕的是，在由技術所創造出來的光怪陸離的迷幻世界中，人甚至忘記了自己從用四肢爬行到如今可以借用飛行技術穿梭旅行的來路和“文明化”的軌跡，因而置自然的法則而不顧，毫無顧忌地打亂原有的自然程序和自然賦予的生命密碼，重新編譯和再造自然。因此，作為培養高層次技術應用人才的高職院校要有所作為，就不能不注重培養具有自覺批判意識和精神的人才，其宗旨在于促成每一個個體能夠從社會倫理和自然生態倫理兩個層面，批判性地審視既往的人類技術文明的發展過程，檢視被技術扭曲了的社會形態和文化，回歸自然、回歸生活世界，這才有可能創造性地開辟出通向未來的新路。
智慧的品質美國環境研究學者奧爾在分析人類環境危機與當代大學教育間的關系時指出：智慧與經驗學習分離，甚至不知道智慧為何物，這是當代大學教育最嚴峻的問題。的確，只是理論的抽象和深奧，這僅反映出一種認知性的智力水平，只是技術的實用和經濟，這僅是一種技巧，而都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一種融知識（理智）、技術（實用）、藝術（美）和倫理（自然與人文的關懷）于一體的高層次整體駕馭能力。智慧品格的培養是培養大學生反省意識的最終環節。如果廣博的知識在于培養學生全面認識客觀世界本質、理解人類生活世界的意義，自覺批判的精神在于培養學生發現、檢視和反思技術文明所存在致命缺乏的能力，那么，智慧的品格則代表一種如何能夠以一種深切的生態與人文關懷來靈活運用知識、探索知識并有效解決問題的基本素質。在技術主宰一切的當代社會，它無疑是實現人類在不濫用技術的前提下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希望所在。
加強高職院校人文社科教育實踐的途徑
高等職業教育是我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目標是培養適應生產、建設、管理、服務第一線需要的高等技術應用型專門人才。我國高等職業院校大都建校時間較短，歷史和文化積淀不足，人文環境較差，甚至出現人文教育的“盲點”。然而，專門人才的內涵不僅在“專”而且在“人”上。
針對目前高職院校教育現狀，加強人文社科教育可通過以下途徑：
樹立全面發展的教育理念，創建科技與人文兼融的高職教育文化高職院校應克服專業化的高職教育主導模式，克服工具化、功利化的嚴重傾向,定義全面發展理念；高職教育的人文發展要參與推進技藝性教育、科技性與學術型教育融合的實踐；作為實現培養目標的課程及其教學（包括實驗、實習、實訓、設計等實踐教學），都要滲透人文社科教育。因為，即使是一門純技術的課程，它也是人化的結果。
拆除專業“籬笆”，謀求學科貫通，促進創新思維當前高校的人文社科的教育模式顯得較為封閉保守，學科、專業之間存在太多的隔膜與界限。因此，要突破學科界限，進行交叉學科、綜合學科的學習。
依托校園文化，發揮理論輻射作用內蘊豐厚的校園文化所創設的濃厚的人文教育氛圍猶如人文社會科學理論之光產生多角度、多層次輻射作用的基礎塔臺。所以，應很好地依托于校園文化建設，通過各種形式活動，將人文社會科學的理論導引與校園文化的感性滋養融合起來，讓人文社科知識、觀念和方法從課內延伸到課外，從書本延伸到生活，潛移默化，塑造教育對象的靈魂。
參考文獻：
[1]瞿葆奎，鄭金洲.中國教育新進展[M].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
[2]孟廣平.面向21世紀我的教育觀[M].上海：廣東教育出版社，2004.
[3]閻光才.大學的人文之旅[M].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2005.
[4]董步學.高等職業教育學[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6.
作者簡介：
內科學論文3000字(一)：有效改進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初探論文
【摘要】通過對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學方法的必要性進行分析，指出了應用教育方法的意義，并提出了幾點具體應用，詳細闡述了應用方法，希望能對提升內科學教育教學效果有所幫助。
【關鍵詞】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教學效果
當今社會的大多數教師在對學生進行內科學的教學時，依舊使用傳統教學方法，不能與時俱進，導致學生缺乏對學習的興趣，綜合能力較差，而應用教學方法可以有效改善這種狀況。所以，對內科學教育教學方法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一、在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學方法的必要性
在內科學的教學過程中，大部分院校教師仍然采用傳統的教學方法，老師主動教學，學生被動接受，但是面對社會的不斷進步及就業競爭環境的日益激烈，傳統的教學方法不能滿足教育需要，所以應在教育上應用教學方法。內科學教學內容既包括基礎理論課程，也包括臨床實踐課程，所以在實際的教學中，教師既需要加強對學生的理論指導，也需要兼顧學生實踐能力的鍛煉，使其在實踐中鞏固知識，用知識指導實際操作。
在內科學的教學實踐中，提高教學效果，增強學生的臨床技能是教學的重點。但是在課堂教學中，學生面對的始終都是枯燥的課本和定式的知識點，而且教師也只針對課本進行授課，對內容的拓展少之又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減少了學生的學習興趣，不利于其臨床技能的增長。這就要求相關教育工作者要改變傳統的教學方法，在教學方法上進行創新，應用教學方法將理論知識與實踐操作有機結合，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其主動學習、勇于探索的學習精神，不斷提高教學效果。
二、內科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具體應用
1.以臨床病例為基礎的PBL教學法。PBL教學法是指將常規的學習放置到復雜的問題情境中的方法，也稱作“問題式學習”，是一種以問題為導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方法，使學生掌握問題背后的知識，形成自主解決問題的習慣，提升其自主學習的能力。首先，注重PBL教學法教案的編寫。可以邀請不同年齡階層、不同科室的有豐富教學經驗及臨床經驗的教師共同組成教案編寫小組，相互協作，合理布局，用自己豐富的經驗與臨床實際相結合，在兼顧內科學發展及課程重難點教學的基礎上，設計出包含不同的概念及知識點的臨床題目，將病案信息真實形象地進行表達，形成“教案式”的病例，使學生在學習時能有身臨其境般的感覺，嚴謹的剖析病例，激發其學習興趣。其次，教師在講授課程時，應引導學生認識和接受PBL的教學模式。教師可以在課程進行中不斷啟發與鼓勵學生，使其從被動學習轉變為主動學習，激發其主動學習的興趣。例如，教師在進行白血病的病例授課時，可以依據病例設置不同的問題，用“皮膚黏膜出血的常見原因有哪些？”“過敏性紫癜與特發性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如何鑒別？”引發同學思考，引入后續問題。“急性白血病常見的臨床表現及發病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將學生帶入問題情境，引發討論。還可以針對病例提出其他的情景問題：“白血病在人群中的分布特點及各種貧血的原因是什么？”最后讓學生對該病例寫出初步診斷及診斷的依據。這樣能使學生在學習知識的同時處理實際問題，增強自主學習及解決臨床問題的能力。
2.以學生為中心的翻轉課堂教學法。傳統的教學方法是將教師教授知識當作主導，隨著時代的進步，這種教學方法不再適應內科學的教學，其教學模式落后，使得學生對于內科學的學習興趣偏低，教學效果不理想。而且內科學涉及的病種較為豐富，機制也十分復雜，傳統的授課模式使得學生在課堂學習的知識得不到消化，只有循序漸進地學習，加強課前預習、課中學習及課后復習才能逐漸掌握知識。采用翻轉課堂教學法可以有效提高內科學的教學效率，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增強師生互動。翻轉課堂教學法是重構學習過程，通過讓學生預先學習，把發現的問題放在課堂討論，課后再進行知識的鞏固，增強學習效果。此方法是將傳統教學方法中知識的“課上灌輸”放到了課前，在學生對知識有了一定了解后，在課堂上進行“答疑解惑”，并將知識延伸至課后，使學生在課后進一步鞏固所學習的知識。例如，教師在授課前可以制定教學方案，包括課程開發、課堂學習及課后總結，在正式授課一周前布置好學習任務，讓同學依據教學大綱進行探究學習，發現問題及時向教師反饋，教師可以將這些問題進行匯總制作教學視頻，用以學生的課前預習，提前將班級學生分成若干小組，要求小組同學在預習后準備課上講解的資料，如PPT等；教師還可以將部分視頻上傳到網上，方便師生間就課程中的問題進行線上交流。在課堂上，由學生分組上臺講授提前準備好的課程資料，將學生作為課堂的中心，教師幫助學生指出不足，強化知識點。課程結束后，教師應對學生掌握知識點的實際情況進行考察，了解學生的課前及課堂知識的熟悉程度。這種翻轉課堂的教學方法能夠有效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加強師生及生生間的交流，增強內科學的教學效果。
3.以臨床思維為導向的情境教學法。隨著當代醫學的不斷進步，如何培養出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同樣穩固的優秀人才是當代醫學教育工作者面臨的主要問題，這就需要教育人員采取科學合理的教學教育方法對醫學生進行教育，使其掌握扎實的基本理論和優良的實踐水平。情境教學法可以幫助學生理解教材掌握知識，激發學生的學習熱情，使其能對問題進行研究，增強其學習及實踐主動性。例如，教師在對內科學的某一課程進行講解前，需要準備好課程相關的資料、病例及思考題，在課前將預先準備好的相關資料分發到每一個學生手中，讓其提前預習課程內容，并以小組的形式分析資料、病例及思考題，查找類似疾病的最新研究成果。在實際的課堂中，教師組織學生分成小組，模擬病房內問診，收集記錄相關信息及病史，并對模擬病人進行簡單檢查，小組成員根據相關信息、病史及檢查結果共同進行討論分析，做出初步診斷結果。然后教師組織學生對模擬病人進行下一步檢查，學生可以在相關應用模型上進行臨床技能的操作實踐，并得到下一步的病人檢查結果，小組成員再根據這次所得的檢查結果集體分析，做出最后的診斷。之后再進行探討，制定治療方案，教師可以提出臨床突發場景，要求學生根據突發狀況進行分析判斷，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救治。模擬結束后，由教師對學生在各環節的表現進行評價，并對其進行適當的引導及啟發，進行理論知識與實踐知識的考試，檢驗學生對基礎理論知識的掌握情況及對病例分析的準確度，考察學生對病歷的書寫分析及臨床技能的操作水平。除此之外，教師在授課中還可以運用多媒體教學、實驗操作及角色扮演等方式豐富課堂教學，將學生的形象與抽象思維結合起來，鍛煉其臨床思維，調動其學習積極性，增強其學習主動性。通過情景設置及小組討論的方式有助于鍛煉學生獨立思考的能力，培養其獨立分析及解決問題的思維，幫助其形成良好的學習習慣，提高其內科臨床的綜合能力，培養出理論知識與實踐能力同樣穩固的優秀醫學人才。
綜上所述，在內科學教學中應用教育方法是十分必要的。以臨床病例為基礎，使用PBL教學法；以學生為中心，使用翻轉課堂教學法，加強學生課前、課中、課后的知識學習；以臨床思維為導向，使用情境教學法，增強學生的理論知識儲備與臨床實踐能力。
內科學畢業論文范文模板(二)：內科學試卷質量評價與成績分析論文
摘要目的：對我校2014-2018學年級臨床醫學專業期末內科學試卷成績進行評價和分析，以求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質量。方法：運用教育測量學的原理和方法對試卷的分布狀態、信度、正態性、難度、區分度等進行評價和分析。結果：考試成績呈偏態分布，平均分65.51，信度0.054，難度0.595～0.671，區分度0.298～0.358。結論：內科學自編試題的質量有待提高，通過對試卷的評價及分析，有助于發現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并完善提高。
關鍵詞內科學；試卷分析；教學；評價
中圖分類號：R5G642.4文獻標識碼：A
DOI：10.19694/j.cnki.issn2095-2457.2020.04.04
內科學是臨床醫學的基礎，也是每一位醫學生需掌握最重要理論及實踐科目。內科學的教學目的是使學生學習、鞏固內科學的基本知識及基本技能，注重理論聯系實際，是醫學生走向醫生的第一步。而內科學試卷的質量和學生的考試成績是衡量教與學質量重要的手段和方法，考試的檢測與反饋功能是教育目標管理的主要方式，通過對試卷和考試成績的科學合理的分析，不但可以對試卷和考試作出恰當的評價，還可以了解學生在教學過程中是否達到了預定的教學目的，并助于教師對教學內容進行調整和對教學方法進行改進，從而促進教學改革，提高教學質量。對此，我們依據試卷分析理論和方法，對我校201-2018學年臨床醫學專業在校大學生內科學期末試卷成績進行分析，以求發現存在的問題及不足，更為改進提高提供依據。
1對象與方法
1.1對象
以大理大學2014-2018學年度臨床醫學專業學生為研究對象，共分析1193份試卷。
1.2方法
客觀題由機讀卡閱卷分析系統完成，主觀題閱卷前先由教研室根據參考答案確定評分標準。為減少人為誤差主觀題由專任教師評閱，并實行流水作業，專人統計分數及復查。
1.3統計分析
成績均用SPSS17.0統計軟包和MicrosoftOfficeExcel2007處理。
2結果
2.1一般情況
在1193份有效試卷中，最高分為90分，最低評分為12.5分，平均分65.51分。各學年成績分布均數±標準差見表1，各學年各成績段人數分布見表2。
2.2各學年考試試卷信度檢驗
信度采用克朗巴赫α信度系數（Cronbach’sa），經SPSS17.0軟件分析得考試所使用的試卷Cronbach’sα為0.054，如表3。
2.3各學年考試試卷正態性檢驗
2014至2019年間各學年考試試卷正態性檢驗，試卷成績基本呈正偏態分布，如表4。
2.4各學年試題難度、區分度情況
難度系數最小的依次是2014-2015學年、2016-2017學年、2017-2018、2015-2016、2018-2019學年，區分度最高是2014-2015學年，見表5。
3討論
3.1試卷成績分析
從上述數據及部分同學試卷抽查可知，內科學考試成績及格率提升有較大空間，對50分以上同學需進一步調動該分數段同學的學習積極性，改進學習方法，完善學習理念、并提高其應試技能，特別是對56分以上的同學應給與更多的關注。通過對5學年成績均數及標準差的分析可知，近5年來成績均數有逐年提高的趨勢，標準差逐漸縮小，故我們認為近5年來內科學學生學習水平及知識掌握程度一致性均不斷提高。
3.2試卷質量評價
信度：試卷可信度的評價一般采用克倫巴赫系數法（Cronbach’sa）來測驗所得分數的穩定性和可靠性。對于內科學測試試卷，其Cronbach’sα為0.054，參照霍建華等提出的根據一般標準化考試要求信度值高于0.8，常規課堂考試的可信度的值為≥0.4或≤0.7。
5學年試卷信度分析均未達到上述標準，依據田考聰等提出信度是隨區分度的增高而增大的，所以提高各試題的區分度是提高整套試卷信度好的方法。
正態性檢驗：呈正偏態與試題難度偏低有關。當然積極有效的教學也可能導致成績偏態分布。雖然并不是所有的考試都要求達到正態分布，如期末考試等水平性測試。故我們認為內科學試卷成績正偏態分布符合期末水平測試要求。
難度（P）：試題的難易程度主要靠難度系數（P）來衡量，難度系數P是由試題的通過率來計算，一般認為，難度系數的合適范圍為0.3≤P≤0.7，當P=0.5為最適宜值，此時難度最佳，P值越大，題目越容易，從內科學試卷分析可知其難度系數為0.595～0.671之間，整體難度符合試卷分析評價指標。但整體難度系數有增加趨勢，需在后續命題中引起重視。
區分度（D）：指試卷對考生成績的鑒別程度，是區分成績好的學生和成績差的學生的一種能力，區分度高的試卷可以區分出不同知識水平和能力的學生。D>0.4時，為優秀試題，一般可作為選拔性考試；0.3<D<0.4，為良好試題，多作為課程合格性考試，就內科學期末測試而言，試卷的總體區分度為0.279～0.358之間，符合課程合格考試要求。
[關鍵詞]數字化參考咨詢；引文分析；統計分析
引言
數字化參考咨詢又稱虛擬參考咨詢或實時參考咨詢。主要負責解答讀者在利用圖書館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問題，內容涉及館藏資源及其利用、文獻查找途徑及查找中遇到的問題、圖書館的各項服務與規則等等，目的在于幫助讀者更有效地利用圖書館[1]。所謂引文分析（citationanalysis），就是引用各種數學及統計學的方法以及比較、歸納、抽象、概括等邏輯方法，對科學期刊、論文、著者等各種分析對象的引用現象進行分析，以便揭示其數量特征和內在規律的一種文獻計量方法[2]。通過引文分析的方法，從定量分析的角度能對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中的引用或被引用現象進行分析，進而了解科研成果的交流規律與價值以及發現研究中存在的不足。
一、引文數據來源
本文以CSSCI數據庫為數據源，以CSSCI收錄的圖書情報專業核心期刊為檢索范圍，以檢索式“KW=數字化參考咨詢”作為檢索入口，對2003―2010年發表的相關論文進行檢索，排除其中重復和關系不密切的論文共獲得源文獻126篇，引文1041條；被引篇數142篇，總被引351次。利用SPSSStatistics與Excel對引文的引文量等分析下文將對統計分析進行詳細闡述。
二、統計分析
1.引文量分析
引文量分析是根據來源論文參考文獻的平均數量進行文獻分析，是表征學科交流與文獻利用程度的重要參數，通過研究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領域的引文量分布特征，可了解此領域著者利用文獻與吸收信息能力及發展現狀。引文量統計如表1所示：
根據表1和圖1可以看出，2003至2004年這一時期是“數字化參考咨詢”興起初期；自2005年至2007年，“數字化參考咨詢”發文量逐年增加，同時引文量及篇均引文量也是逐年增加，且呈現出周期性增長；自2004年起，英文引文量和篇均英文引文量大幅度增加，但隨后卻呈現出周期性波動。
除此之外，根據引文數量和發文數量的相關數據我們可以計算出“數字化參考咨詢”類的文獻老化系數，即普萊斯指數為0.627，篇均引文量為8.26，篇均被引次數為2.79。
根據對數據的描述，可歸納結論如下：（1）自2004年以來，對數字化參考咨詢的研究越來越頻繁，2005至2007年為數字參考咨詢研究的熱門期，07年至今研究熱度有所下降。（2）對外文資料的研究仍踏步不前，篇均英文引文量相對較少，波動幅度較大，說明我國研究學者獲取其他語種專業信息能力較低，同時說明我國該領域研究人員的英語水平較高，能夠掌握和利用英文研究成果，及時捕獲最新國際研究動態。（3）引文量呈周期性波動下降，篇均引文量8.26條這一數值低于我國科學論文8.86條的平均引文量，與國際科技論文平均引文量15條相比仍有較大差距[2]，說明研究人員吸收、利用文獻信息的意識和能力仍有挖掘潛力。
2.數字化參考咨詢存在的問題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大致可以了解2003―20110年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的現狀：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經過2005年的后逐漸走向穩步發展態勢，但此后卻逐年減緩，不排除2010年資料統計不全的狀況，但同時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仍存在一些問題，主要表現在：①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仍處于初級階段，對數字化參考咨詢的稱謂、學科范圍仍存在爭議，這不利于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的穩定發展，容易造成學科建設上的混亂；②數字化參考咨詢研究者獲取英文之外的外文文獻能力差，需要加強其他外語語種學習。
三、建議
1.加強數字化參考咨詢的基礎理論研究
理論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對應用研究具有指導作用？3？。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理論研究尚處在初級階段，制約著我國數字化參考咨詢的理論發展和實踐工作。因此，加強基礎理論的研究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2.加強數字化參考咨詢的應用技術研究
數字化參考咨詢是以網絡為平臺的參考咨詢服務模式，網絡技術在數字化參考咨詢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一個好的數字化咨詢平臺應包括如下功能：（1）建立能解答各種問題的知識庫，這是用戶在求助于參考館員之前自行查找答案和參考館員提供參考服務的重要資源。（2）建立通暢的網上聊天和郵件傳送功能，這是解決咨詢問題的重要手段。（3）數據記錄與統計報告。能夠知道系統如何被使用，利用模式，評價整個系統的效益？4？。加強數字化參考咨詢的應用技術研究有助于實現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也有助于擴展理論研究度和廣度。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