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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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歐洲一體化步伐的加快，英國與歐盟之間的關系引起了眾多關注。1999年歐元正式啟動以后，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問題更成為了人們輿論的焦點。
出于經濟、政治和文化等種種考慮，英國國內各階層對是否加入歐洲貨幣聯盟（EuropeanMonetaryUnion，簡稱EMU）存在不同看法。如何看待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成為決定英國能否加入歐洲寫作碩士論文貨幣聯盟并最終投向歐元區懷抱的關鍵。英國作為歐洲的重要國家之一，對歐元保持著觀望的態度，不僅對英國國內經濟、歐盟經濟，甚至對世界經濟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負面影響。2008年1月1日，馬耳他和塞浦路斯同時加入歐元區，從而使歐元區成員國從13個增至15個，區內整體實力不斷壯大，歐元的國際地位也正在不斷提升。與歐元區良好的發展態勢相比，英國近年來經濟卻一改往年“運行良好”之態勢，漸呈疲軟跡象。
本文首先簡略的介紹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最佳貨幣區理論（OCAT）。然后回顧了歐洲貨幣聯盟的發展歷程，并簡要的介紹了英國與EMU之間的關系。接下來從布朗的“五項經濟測試”標準入手，綜合分析英國拒絕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對英國、歐元區及世界經濟的影響，最后探討了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
關鍵詞：英國歐洲貨幣聯盟；最佳貨幣區
引言
一直以來，英國何時加入歐洲貨幣聯盟都是歐洲一體化進程中的重要話題。英國對歐洲貨幣聯盟的政策問題，近年來嚴重困擾著英國的內政與外交。前梅杰保守黨政府，曾在談判制定《馬約》的過程中為英國爭得由英國議會最終決定是否加入歐洲單一貨幣的“例外權”。布萊爾上臺后，對歐洲政策進行了重要的調整。在貨幣聯盟問題上，堅持以英國的經濟利益作為判斷的標準，重申英國不大可能在1999年1月作為第一批成員加入單一貨幣。與此同時，在全國范圍內發起有關貨幣聯盟問題的討論，為英國最終加入單一貨幣進行輿論和組織準備。面對已成為世界主要貨幣的歐元，英國前首相布萊爾寫作碩士論文雖然屢屢試圖推動本國加入歐元區，但每次總是無果而終。對歐元態度冷淡并以“五項經濟測試”標準使英國置身于單一貨幣之外的前財政大臣布朗2007年6月接替布萊爾出任新首相，也使英國短期內加入歐元區變得更為渺茫。英國政府至今對何時加入歐元區仍然沒有一個大致的時間表。英國對歐元消極觀望態度有經濟、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原因。本文首先簡要介紹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及其創建、發展歷程，之后介紹了英國與貨幣聯盟之間的關系，并在此基礎上對英國不加入貨幣聯盟的原因及影響進行了較為深入的分析和總結，最后對英國加入歐洲貨幣聯盟的前景進行了分析和預測。
一、貨幣一體化相關理論概述
（一）最佳貨幣區理論
關于歐洲貨幣聯盟，經濟學家或贊成或反對。但有趣的是，他們贊成或反對的主要依據都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蒙代爾開創的最佳貨幣區理論（OptimumCurrencyAreaTheory）。其作為歐洲貨幣聯盟的理論基礎，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本章將著重介紹最佳貨幣區理論并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所謂最佳貨幣區（OptimumCurrencyAreas，OCA）是指一種“最佳”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最佳”是根據維持內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定義的。在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的最佳權衡點，就算達到了內部平衡。外部平衡既包括區域內部的國際收支均衡，也包括與區域外的國際收支均衡。
蒙代爾在論文中將最佳貨幣區域定義為：受對稱性沖擊影響的地區所構成的一個經濟區域，這些地區之間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是自由流動的。他指出，區域內部生產要素充分流動，而區域之間不能流動時，具有要素流動性的區域就構成一個貨幣區，這樣的區域可以采用單一貨幣或者將區域內各地區的貨幣匯率固定，從而組成最佳貨幣區。需求轉移是引起寫作碩士論文外部不均衡的主要原因,浮動匯率只能解決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而不能解決同一貨幣區內不同地區之間的需求轉移問題，后者只能通3過生產要素的流動來解決。浮動匯率是不同貨幣區之間的均衡機制，而生產要素流動則是貨幣區內的均衡機制。
蒙代爾之后，不少學者對最佳貨幣區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與發展，他們研究的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最佳貨幣區的判定標準，另一方面是貨幣區的成本——收益分析。20世紀90年代以來，特別是在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不斷推進的背景下，最佳貨幣區理論越來越成為研究的熱點，該理論對區域性貨幣一體化進程起了重要的理論引導作用。
（二）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分析
最佳貨幣區理論除了說明有關國家應組成貨幣聯盟的一些特征外，還力圖闡明一個國家加入貨幣區域的代價與收益。歐洲貨幣聯盟是最佳貨幣區理論的重要實踐，本節將對歐元啟動的成本與收益進行分析。
1．歐元啟動的成本分析
從成本角度看，歐元啟動可能會給各成員國帶來以下損失：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金融自由化；最優貨幣區；貨幣金融合作
中圖分類號：F82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07)02-0077-03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增強丁東亞各國進行貨幣金融合作的意識，隨著歐洲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及歐元的誕生，關于東亞貨幣金融合作及“亞元”的研究日益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而基于貨幣金融合作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基礎就是“最優貨幣區理論”。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衡量標準
最優貨幣區(OCA理論)是指一種“最優”的地理區域，在這個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的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的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最優”是根據保持內部和外部平衡的宏觀經濟目標來定義的，如果一個貨幣區內的成員國由于遭到經濟沖擊而形成不同程度的不均衡時，貨幣區內有充分的調節功能使成員國不用內部匯率的調整實現外部均衡，同時實現國內的失業和通貨膨脹目標，即內部目標，那么這些國家所組成的貨幣區就是“最優貨幣區”。最優貨幣區理論所關注的關鍵問題是由于放棄匯率調整而產生的宏觀經濟內部調整的成本。
1961年，美國經濟學家蒙代爾最先在自己的論文中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并且認為地區間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是判斷一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隨后，一些經濟學家紛紛撰寫論文分析最優貨幣區的判斷標準。
1．勞動力和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蒙代爾在他的論文中指出，如果勞動力和資本能夠在區域內自由流動，當面臨不同程度的沖擊時，經濟不均衡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來恢復，這樣就降低了名義匯率調整的必要性。
2．名義工資和價格彈性。如果名義工資在要成立貨幣區的國家中是有彈性的，則在國家間面臨不對稱的沖擊而造成經濟不均衡時，可以通過名義工資的調整來實現。因為，如果價格和工資在整個區域內，隨著供給和需求條件的變化進行浮動，那么在這個區域內的地區就應該通過固定匯率聯系起來。價格和工資的完全彈性會使各個市場的供給等于需求，在出現影響地區間國際收支的擾動時，可以迅速地進行調整，而不至于引起失業和通貨膨脹。實現內部和外部均衡。
3．經濟開放度標準。這一標準是美國經濟學家麥金農在蒙代爾論文的基礎上提出的。麥金農認為，經濟開放度與浮動匯率的有效性成反比。經濟開放度指一國的貿易商品占非貿易商品的比率，這一比率越高，則該國家的經濟開放度就越高，這時浮動匯率用于調節外部不均衡就顯的沒有必要。可見，在經濟開放度較高的國家，運用浮動匯率來調節經濟就會失效，參加貨幣同盟的成本就會較低。
4．相對稱的沖擊。對稱沖擊指對不同經濟體產生相似或類似的沖擊，非對稱沖擊指對不同經濟體產生不相同的沖擊。如果一國同貨幣區內的其他國家具有相似的經濟周期，并且在供給和需求等經濟沖擊上也具有相似性，則采用共同的貨幣政策是有效的，并且加入貨幣聯盟的成本就會較低。
5．產品多樣化。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抵御沖擊能力越強，與不同的國外需求沖擊具有交叉抵消的機制，足以消除整體沖擊，不需要匯率機制的調節機能；多樣化程度低的國家，抵御沖擊的能力較弱，應聯合起來組成貨幣區，對外實行靈活有彈性的匯率安排。
6．金融市場一體化標準。美國經濟學家伊格拉姆認為金融一體化應作為最優貨幣區的標準，這時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引起利率較小的波動就會帶來大量的資金流出流入，從而改善國際收支不平衡。因此，金融市場一體化的國家之間可以組成貨幣同盟。
7．通貨膨脹率的趨同性。根據購買力平價理論，兩個國家通貨膨脹率的不同會造成名義匯率的波動，這就會影響國家間的進出口貿易情況，從而帶來國際收支的不平衡，因此，如果國家間的通貨膨脹率較低并且相似，則國家間的匯率會很穩定，這時國家之間組成貨幣區的成本就會小些。
8．財政支付一體化。如果國家之間能夠建立起一體化的財政支付系統，則運用匯率浮動來調節經濟的不均衡就沒有必要了，因為財政的自動轉移支付機制或財政政策的積極主動支付轉移，會給遇到負面沖擊的國家帶來補償，用于其恢復均衡。
9．政治一體化。經濟學家Mintz認為：“貨幣一體化最主要的，甚至是唯一的條件是國家間政治一體化的意愿”，因為政治一體化可以維持國家間的合作和對話，加強國家間的制度化聯系紐帶，在貨幣區成功的諸多因素中，政治因素主導經濟因素，并且如果在貨幣區內有一個區域性的主導大國來維持貨幣合作，或者說在國家間有一個廣泛的制度聯系網絡來使成員國都可以容忍貨幣喪失帶來的成本的話，就更容易持續成功的維持貨幣區。
以上這些都是經濟學家們從不同的角度分析的最優貨幣區形成的標準，但是對于這些標準是存在爭議的。
二、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的經濟基礎
(一)生產要素的流動性
生產要素的流動性越高，區域內實行固定匯率或單一貨幣的成本越低。這幾年來，東亞地區勞動力、資本及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正在提高，首先，在直接投資方面，有40％的直接投資來自東亞區域內部，并且日本往亞洲地區的直接投資占其總投資的比重已經超過了50％，這說明了東亞地區資本的流動性已經大大增強，并且有利于東亞地區金融一體化的進程；其次，在勞動力流動方面，20世紀80年代初，東亞地區內移民只有100萬，到1997年，這一數字已經增加到了6513萬。隨著東亞各國家經濟合作的加強，這一趨勢會不斷加強。
(二)名義工資和價格彈性
區域內的國家遭受外部沖擊時，若該國工資和價格彈性較大，供給和需求的不平衡可以通過工資和價格的自由浮動來解決，從而不存在失業和通貨膨脹，因此，用匯率來調節經濟就沒有必要了。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價格引導稀缺資源的配置，當供給和需求出現不平衡時可以通過價格的自由浮動來解決，市場的總趨勢是達到出清狀態。因此，價格和工資具有較大的彈性。東亞地區由于發展的是市場經濟，工資和價格的彈性較高；并且東亞地區沒有像歐美國家那樣存在著力量強大的工會組織。因此，東亞地區工資和價格的彈性還是比較高的。
(三)經濟開放度及貿易一體化程度
東亞地區的貿易一體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并且同歐盟相
似。首先，區域成員對區域內的貿易依賴性很高，因為東亞地區內各國家所生產的產品具有明顯的梯隊形狀，國家之間存在著互補的關系，這是由于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著不平衡所造成的，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初級產品的出口比重較低，而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較高。其次，區域整體的內部貿易比重呈現增長趨勢，區域貿易一體化程度在不斷加強。這得益于區域分工和區域產業結構調整，以及跨國公司在區域的廣泛投資。
(四)產品多樣化
產品多樣化程度越高的國家抵御沖擊能力越強，與不同的國外需求沖擊具有交叉抵消的機制，足以消除整體沖擊，不需要匯率機制的調節機能；多樣化程度低的國家，抵御沖擊的能力較弱，應聯合起來組成貨幣區，對外實行靈活有彈性的匯率安排。從以上的貿易一體化標準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東亞地區單個國家的產品多樣化程度還是比較低的，東亞各國家之間的貿易依賴性比較強，并且各國家所生產的產品具有明顯的梯隊形狀，互補性較強。例如，有些國家主要生產技術密集和資本密集型產品，有些國家主要生產人力資本密集型產品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等等。因此，東亞地區符合這一標準的程度較高，應該聯合起來組成單一的貨幣區。
三、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存在的障礙及對策
1．從內部環境來看，東亞地區經濟條件差異太大，并且經濟發展參差不齊。例如，亞洲“四小龍”與越南、柬埔寨甚至中國內地等的經濟發展水平就有很大的差距，各國的經濟利益也存在較大的差異，當進行貨幣政策的協調時很難達到意見的統一，或對政策的協調進行妥協。從外部因素來看，美國反對東亞地區成為一個最優貨幣區，歐元的誕生是歐盟各國家政治經濟一體化的結果，歐盟各國家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是一個聲音，在諸多利益上與美國有分歧。若東亞地區成為一個最優貨幣區，需要東亞地區高度的政治經濟一體化。在歐元越來越強勢并打亂了美元一統天下的情況下，美國當然不希望世界上再出現一個強大的貨幣區與美元抗衡。
2．從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來看，東亞地區大多數國家的金融市場的發展還不完善，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還比較低。這從東南亞金融危機就可以看出來，主要表現：(1)東亞地區缺少一個有固定收益的證券市場，進行長期投資的企業無法發行自己的固定利息債券，只能向銀行進行短期貸款；(2)東亞地區除了中國香港外，其他國家的金融市場的國際化程度較低，并且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也較差；(3)東亞地區金融市場的規模還很小，并且沒有建立一個完善的監管機制；(4)東亞地區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的限制還是很多的，有些國家的資本項目至今還沒有開放，即使資本項目已經開放的國家，在一些細節上還存在著許多限制。因此，從以上幾點可以看出，東亞地區還不具備單一貨幣區所需要的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
3．從東亞整個整體看，這里缺少一個實現貨幣區域合作的軸心國，就像歐盟中的德國那樣的國家。中國對于貨幣金融的合作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但至今沒有明確的行動，再加上中國致力于本國經濟的發展，還沒有明顯的意愿改變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日本的經濟實力近幾年一直在下降，并對區域內經濟的控制力越來越弱，在加上日元的不穩定，日本也不適宜成為一個軸心國；至于韓國，始終沒有表現出一個積極的態度。所以，東亞三大經濟大國都不適宜成為一個軸心國，更不用說那些小國家了。
因此，從目前來開，東亞地區貨幣金融合作的基礎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為了進一步加強本地區的貨幣金融合作，應采取如下措施：
1．促進經濟一體化
東亞地區應進一步加強經濟金融合作，在區域內進一步放開市場，促進生產要素在區域內的自由流動，這樣不僅可以進一步達到建立貨幣區合作標準的進程，而且還能夠促進各國宏觀經濟的對稱性，所以，任何加快東亞經濟一體化的努力，都會使該地區向最終建立貨幣區發展。
2．建立匯率合作機制
在東亞的貨幣金融合作中，還沒有設計匯率穩定的嚴格的框架協議，只是進行匯率穩定的嘗試性的合作，如建立雙邊的或多邊的貨幣互換協議，緊急時刻貨幣援助的協議，共同干預市場匯率的行動，等等，還沒有形成匯率目標區的計劃。東亞地區應形成一個嚴格的匯率目標區計劃，加強貨幣政策的協調，并且貨幣合作還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加強貿易合作，貿易合作又能反過來促進貨幣金融合作，這是進行貨幣金融合作的一個關鍵的步驟。
3．完善金融市場的建設
上面已經分析過東亞地區金融市場的建設還不完善，抵御風險的能力還比較弱，這從上世紀所爆發的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可以看得出來。應努力改變目前金融市場建設不完善的狀態，在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過程中加強金融法制建設，加強信息披露，并且各國也應該同時加強貨幣政策的協調，使東亞地區形成一個高度完善、法制健全的金融市場。
4．形成一個軸心國
上面已經論述過，東亞地區缺乏一個像德國那樣的軸心國。在這一方面，東亞地區經濟實力最強的三個國家一中國、韓國和日本都可以作為一個軸心國。日本要想成為東亞地區經濟金融合作的軸心國，應該清醒認識自身的政治問題，并且加強自身經濟的穩定；中國要想成為東亞地區的軸心國，應該進一步加強經濟建設，完善金融市場，努力處理好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的情況，并且在世界經濟舞臺上不斷發揮大國應有的作用；韓國要想成為東亞地區的軸心國，應該表現出足夠的積極態度，并加強自身經濟的建設和穩定，完善自身的金融市場。
[論文摘要] 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并通過對歐、美、非三種區域貨幣合作的動因、模式、匯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較后，得出啟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在世界經濟尤其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的大背景下，區域貨幣合作已成為國際金融界的一個研究熱點，并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出現嘗試性實踐，其中歐盟的區域貨幣一體化進程最引人注目。與區域貨幣合作直接相關的理論是最優貨幣區理論(簡稱OCA理論)。本文介紹了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理論——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對迄今為止幾個影響較大的區域貨幣合作案例進行剖析，通過對歐、美、非三種貨幣合作的比較后，認為區域貨幣合作是今后一段時間內亞洲貨幣金融合作的重點，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是區域貨幣合作穩步推進的保障。
一、區域貨幣合作理論的產生和發展
1.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產生和發展歷程。根據《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的定義，最優貨幣區(OCA)是這樣一種區域，在此區域內，“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種單一的共同貨幣，或是幾種貨幣，這幾種貨幣之間具有無限可兌換性，其匯率在進行經常交易和資本交易時互相釘住，保持不變；但是區域內國家與區域以外的國家之間的匯率保持浮動。”
1961年9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蒙代爾(Robert Mundell)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了他著名的《最優貨幣區理論》一文，以全新的視角看待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問題，他從一個嶄新的角度研究匯率和貨幣區，開創了觀察匯率問題和貨幣區的全新視野，觸發了有關“最優貨幣區(OCA)”理論的大量文獻。蒙代爾提出用生產要素的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所以有人將他的OCA理論稱為要素流動論。
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界的密切關注，也引起了更多經濟學家對有關最優貨幣區判斷標準的討論，促進了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一步發展。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學者們對最優貨幣理論的討論大多集中在最優貨幣區的構成條件上，這些討論從不同的側面發展了最優貨幣區理論。
1963年，羅納德·麥金農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經濟開放度”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又一評價標準，即一國生產或消費中貿易品占社會總產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凱南 (P.B. Kenen) 在《最佳貨幣區：一個折衷的觀念》提出，經濟高度多樣化的國家是貨幣區的更為理想的參與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為了達到貨幣區的最優化，有必要考察經濟社會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國際金融高度一體化”作為最優貨幣區標準的觀點。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萊明（J·M·Fleming，1971）分別提出把“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即通貨膨脹率接近的國家更適于達成貨幣一體化。1976年，愛德華·托維爾 (E·Tower)、托馬斯·維利特(T·Willet)和弗萊明強調把“貨幣區成員國之間的政策相似性”作為衡量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但是，以上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帶有一些局限性。首先，這些標準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標準難以量化，缺乏實際上的可操作性。第三，這些理論在強調組成貨幣區的正面效應時忽視了一國加入貨幣區的成本問題。加入貨幣區在給一國帶來收益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定的成本；特別是，貨幣是一國經濟主權的象征，加入某一貨幣區即意味著該國對其主權的放棄。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權衡對一個考慮加入貨幣聯盟的國家而言，具有現實的重要意義。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進展。傳統的對最優貨幣區的研究視角是短期的、靜態的，側重于現實約束對匯率制度選擇的影響。20世紀80年代以后，濱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國家加入貨幣區的福利含義。而20世紀90年代出現的新理論加入了私人部門的自由選擇權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魯格曼和奧博斯菲爾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對該理論的研究做了總結，并提出了通過GG一LL模型判斷加入貨幣聯盟的時機。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實世界一體化和區域化發展趨勢的增強，各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點逐步從相對孤立的宏觀經濟穩定轉移到區域經濟一體化和共同發展上，匯率制度本身越來越成為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僅放寬了對于價格和市場競爭性的假設，綜合了各種關于最優現實標準的探討，而且提供了從動態視角闡釋”最優”的研究思路。區域一體化發展和區域對稱性的動態聯系，成為主導最優貨幣區成本一收益判斷的主要因素，對于區域貨幣合作前景的判斷，從關注成本——收益的現實約束狀態，放到關注區域貨幣一體化發展和實質經濟一體化發展，以及同區域內部對稱性增強之間的動態前景上，研究的視野更加寬廣。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主要實踐
1.歐洲貨幣一體化。早在20世紀50年代起，歐洲聯盟（歐洲共同體的前身）就開始了進行貨幣一體化的嘗試，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歐元正式流通，成為歐元區各國惟一的法定貨幣。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實現是世界貨幣史上的一個創舉。正如歐洲中央銀行前行長杜伊森貝赫所說，歐元是歐洲人民聯合的象征。
隨著歐元區資本市場不斷一體化發展，歐元區國家投資者，尤其是政府部門更愿意在歐元區而非國內市場借債，單一貨幣歐元為在國際市場融資帶來的優勢，同時投資銀行費率的降低和投資者傾向于通過國際市場進行投資組合分散風險也帶動歐元區的主權債券發行的增長。以歐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已經遠遠超過以美元發行的國際負債額，成為全球最大的發行比重。伴隨著歐元區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巨大的具備較強流動性的金融市場的形成，歐元擁有了挑戰美元作為最大儲備貨幣的潛力。由于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尤其是亞洲國家的中央銀行在將外匯儲備多元化時越來越青睞于歐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降至約64.7%，而與此同時，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從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隨著近年來歐元兌美元的匯率水平屢創新高，歐元占全球官方外匯儲備的比例也會不斷提高。
2.拉美國家美元化。拉美國家貨幣美元化的內涵，從經濟學角度來解釋，就是通常所說的“貨幣替代”現象 。“貨幣替代”是指一國居民因對本幣的幣值穩定失去信心，或本幣資產收益率相對較低時發生的大規模貨幣兌換，從而外幣在價值儲藏、交易媒介和計價標準等貨幣職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幣。在經濟易發生動蕩的拉美國家，為尋求本國經濟的穩定增長，早在20世紀70年代就開始實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國貨幣同等的法定貨幣資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區域化現象。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議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團，NAFTA的貿易伙伴們在許多貿易中已經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據統計，已經有包括阿根廷、秘魯、烏拉圭、厄瓜多爾、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個國家已成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國家。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拉美經濟“美元化”的重要動因。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拉美國家為適應經濟全球化的需要，不斷加強區域內聯系與合作，以增強抵御外來沖擊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場、安第斯共同體、美洲自由貿易區等經濟協作體的建立，就是這種合作的體現。地區經濟一體化，特別是貿易一體化推動了貨幣一體化。當貿易關系加強時，同主要的經濟伙伴分享一種共同貨幣自然會帶來利益，因為利用匯率差別轉移資本的成本會變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加強了拉美同占統治地位的美國市場的貿易聯系，并加速了這個地區的“美元化”。
3.非洲區域貨幣合作。非洲的貨幣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時期，法屬殖民地和英屬殖民地的各類國家群體聯合進行了共同的貨幣制度安排。當時實行的貨幣制度安排主要采取兩種方式:英屬殖民地國家的貨幣釘住英鎊，并由英鎊支持，當地政府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殖民行政當局憑借在英國政府儲備投資的利息而獲得領地特權收入;而法屬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釘住宗主國法國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貨幣發行最終是由法國財政部的可兌換性保證和對政府借貸融資幅度的限制來支持的。
非洲法郎區形成了世界上獨一無二的貨幣、經濟和文化區域，是世界上惟一一個融合不同發展水平國家的真正的地區性貨幣體系。非洲法郎區貨幣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屬殖民地的法郎聯盟逐漸擴展基礎上組成了非洲法郎貨幣聯盟。該種模式的特征是：從技術層面上講，法郎區是一個具有內外聯系的貨幣體系。從政治層面上講，法郎區則是各成員國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組織（張延良、木澤姆，2002），它以一種國家責任的方式實施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是不發達金融合作體系的典范。
三、區域貨幣合作給我們的啟示
[論文摘要]在東亞(包括東盟和中日韓)區域經濟一體化不斷加強，區域經濟關聯度不斷提高的情形下，加強東亞貨幣合作，構建東亞單一貨幣區是大勢所趨，有必要對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基礎進行闡述.對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進行分析，進而明確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和我國的時策。
現今作為區域貨幣合作典范的歐元已經成功啟動，美元合作在美洲的強勢發力業已引起普遍關注，這對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不斷提高的東亞毫無疑問是個刺激。而1997年爆發的亞洲金融危機也鄭重的警示了東亞各國加強區域性的經濟和金融合作共同抵御金融風險的必要性，區域性的貨幣危機需要區域性的貨幣合作來防范已成為共識。同時加強貨幣金融合作本身在區域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的形勢下也是增強自身經濟實力的必然要求。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理論分析
“貨幣一體化是指各國在貨幣方面的融合、結合、整合的行為、現象和趨勢。根據區域內各國貨幣合作的程度，可以將貨幣一體化分為三個層次，一是區域內貨幣政策協調;二是區域貨幣聯盟;三是單一貨幣區，又稱最優貨幣區，是區域貨幣合作的最高層次。”“最優貨幣區，具體說來是指由一些彼此間商品、勞動力、資本流動比較靈活，經濟開放程度和金融一體化程度較高，經濟發展水平和通貨膨脹率相近，經濟政策較為容易協調的國家與地區所組成的貨幣區。
最優貨幣區理論最早是由蒙代爾于1961年提出的，其目的是為歐洲貨幣一體化進程提供理論基礎和實踐指導，該理論最初關注的是成立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問題，蒙代爾、麥金農、彼得凱南、伊格拉姆分別提出了確定最優貨幣區的單一標準:生產要素的流動性、經濟開放程度、低級產品的多樣化和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隨著實踐進程的發展，單一標準的理論已不能滿足實踐的需要，于是，后來的經濟學家將該理論作了進一步發展，使該理論的研究重點轉移到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和效益分析上。
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成本主要是:各成員國會損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會喪失巨額的鑄幣稅收人，同時要支付較高的貨幣轉換成本，會使其財政政策不可避免的受到牽連，進而會影響到其國內經濟的平衡性和穩定性。而參與最優貨幣區的效益也是顯而易見的:(一)減少交易成本，降低匯率風險。單一貨幣區建立后，區域內貨幣交易被取消，這將節免貨幣兌換的成本，可以節約大量人力財力，有助于提高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而貨幣交易的取消，“也就從根本上避免了匯率波動對貿易和物價的不利影響及由匯率波動所引發的金融危機，特別是能避免短期國際資本的沖擊，因為單一貨幣會使最優貨幣區內的貨幣規模巨增，將致使投機者無力制造差價實現套利。(二)減少外匯儲備成本，節約外匯儲備。貨幣一體化，可以通過集中各國的外匯儲備和協調成員國彼此間抵消貿易差額來實現區域內外匯儲備的節約。(三)貨幣一體化還可以降低各成員國的通貨膨脹率抑制利率的不正常上升.穩定成員國國內的宏觀經濟環境川。(四)貨幣一體化還將擴大各成員國的國際影響力，并且為各成員國接下來的深層次政治合作打造平臺。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條件分析
從長遠看來，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深，各國彼此間貿易、投資、金融的聯系越來越緊密，以及受國際趨勢的影響，東亞地區構建單一貨幣區是勢在必行的。但就目前言，需要分析東亞貨幣合作的內部條件和外部條件。按照蒙代爾的最優貨幣區理論，構建單一貨幣區的成員國應當符合的內部條件有: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高，各國經濟的發展水平趨同，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強，各國政策的協調一致性強，所建貨幣區內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目前的現狀分析看來:在各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方面，東盟、亞洲四小龍和日本經濟的對外依存度較高，中國的對外貿易額占GDP的比重也是在逐步上升，加人WTO后更加明顯，中國經濟的對外依存度高了，則對匯率波動就會敏感，東盟和亞洲四小龍更是如此，這將促使各成員國就匯率產生共同的需求，他們需要進行貨幣合作，實行匯率聯動;在各國經濟的關聯程度方面，東亞各成員國之間相互投資和貿易往來占該區域投資貿易總額的比重也在逐年上升，這也為他們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在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趨同性方面，東亞各成員國參差不齊，人均GDP高低不一，經濟發展水平大相迥異，這與最優貨幣區理論建立單一貨幣區所要求的條件差距較大;在成員國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性方面，就人力而言，人力資本跨國流動性由于受種種因素影響譬如歷史、文化、宗教等顯得較弱，其中的人力價格因素進而導致物價因素也差異較大;就資本而言，像中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等國由于金融自由化程度較低，金融管制較嚴，在資本的可自由兌換方面尚未完全放開;在各國貨幣政策的協調一致性方面，就金融體制而言，東亞各國大都是銀行主導型的金融體制這點是相似的，但各國各地區金融發展水平的差異卻會增加實施共同盯住籃子貨幣乃至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操作難度，自然會增加推行統一貨幣政策的難度;在所建貨幣區內是否擁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方面，東亞的新加坡、韓國雖富，但由于國家小，總國力規模尚不夠強。日本具備成為核心國的條件，但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東亞大多數國家對其持不信任態度，而且近十多年來日本經濟一直低迷.顯然它并不適合擔當這一角色。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幾年來，經濟高速增長，國際影響力越來越大，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人民幣也已經成為周邊國家的主要結算貨幣，但是由于總體經濟規模還不夠大，目前也不適合成為核心國，所以東亞尚沒有核心國和核心貨幣。
從外部條件看，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后，東亞國家強烈要求建立一個公平合理的國際金融體系，要求大國之間進行有效的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更好的發揮作用，從而為東亞的貨幣合作提供良好的國際環境。可是，時至今日，美國、歐盟、日本為了爭奪國際貨幣的壟斷地位仍然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在未來相當長的時期內，國際貨幣政策協調要想達成一致任重道遠。
綜上所述，就目前而言，東亞地區建立單一貨幣區的條件尚不成熟。但是，建立次區域的單一貨幣區尤其是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包括中國大陸、港澳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目前的條件已趨向成熟(注:朱芳，東亞次區域貨幣區建立的條件分析，當代亞太，2003.12)，而人民幣貨幣區的建立也會為最終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奠定堅實的基礎和提供寶貴的經驗。同樣，東盟十國也可以嘗試成立類似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
三、東亞貨幣合作機制分析
打造第一平臺:擴大東亞貨幣互換。2000年5月6日在泰國舉行的東盟10+3財長會議上，就東亞地區加強財政和金融的合作問題達成了“清邁協議”，其中涉及多項金融合作的內容，最主要的是貨幣互換。貨幣互換是指一國貨幣在陷人流動性危機的時候在不需要擔保品的情況下就可以本幣購買對方國家的可兌換貨幣，待度過危機后，再按協議條件，在約定的未來某一時刻，按照購買時所使用的匯率，用已購買的可兌換貨幣購回本幣。貨幣互換是獲得緊急融資的有效途徑，它有助于成員國提高抵御金融風險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清邁協議是東亞貨幣合作的一次實質性進展，但只是屬于危機解救機構，要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就應該在此基礎上繼續加大貨幣互換，由雙邊擴展到多邊;而又因為東亞國家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各自的體制也不乏相似之處，彼此之間相互了解各自的國情，在經濟金融貿易方面又都具有高儲蓄率、較高的國際收支順差和較高的外匯儲備等特點，在如上所說的擴大了的東亞貨幣互換的基礎上成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也是有可能的。當然，這其中需要搞好跟IMF、美國和歐盟的博棄。
打造第二平臺:建立東亞匯率聯合浮動機制。東亞國家己具有建立匯率聯動機制的經濟條件和技術條件川，在經濟上，東亞國家彼此之間具有較高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以及較高的外匯儲備，這都為匯率聯動機制的建立提供了經濟基礎。在技術上，大多數東亞國家采取的仍是或相當于盯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在這種情況下，建立東亞匯率聯動機制不需要對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轉換成本相應的就小。同時，根據最優貨幣區的理論，所建貨幣區的規模越小，其經濟發展的一致性就越強，貨幣一體化的成本也就越低，也就越有可能發展成為單一貨幣區。因此，在東亞貨幣合作的過程中.可以按照先局部后整體的分步走思路進行匯率安排，先選擇次區域，建設次區域單一貨幣區。就目前看，可以選出二個:東盟十匯率政策的總體協調，建立盯住共同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在各國和大中國經濟圈(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乃至臺灣省)。漢而后，在條件成熟的時候，可以次區域間聯合，從而將匯率聯動機制擴展到整個東亞地區。
打造第三平臺: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因為“只有單一貨幣區才具有長期的可持續性和明確的制度約束，這是匯率聯動機制所無法比擬的’心三，而且伴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水平的不斷提高，彼此間的利益枚關度越來越高，所以東亞作為不可分割的一個經濟體，建立單一貨幣區是早晚的事。當然，這需要各國拿出巨大的勇氣，克服多種困難.包括意識形態和歷史問題，其中加強政治對話和合作尤為重要。
四、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對策分析
按照最優貨幣區理論，貨幣一體化需要三個基本條件;
一、貨幣區成員國之間貨幣可自由兌換;二、資本可自由流動;三、匯率可自由浮動。而根據“蒙代爾三角”學說，資本的自由流動，匯率的自由浮動和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三者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二者，這就意味著，我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要有所作為.需要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但是這涉及到一個國家的，作為我們這樣一個擁有復雜國情的世界政治經濟大國，就目前而言.這是不能做到的，這也構成了中國在東亞貨幣合作中的一大困難。然而，伴隨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中國參與東亞區域貨幣合作是勢在必行的，中國要在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作用，必須進行有效的政策調整，這包括:(一)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切實加強貨幣籃子的選擇，合理確定各自比重。(二)逐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改革國內的各類金融機構，廣泛培育市場，努力加強國內國際金融市場一體化建設。(三)尤為緊迫的是，雖然我國已經實現了人民幣在經常項目下的可自由兌換，但是，我國要進行區域貨幣合作就應當同樣逐步放開人民幣資本項目的可自由兌換。“其實，現行的外匯管理體制能真正管得住的只有少部分的資本項目，其他很多的資本項目往往通過采取各種非法的手段實現了人民幣的可兌換”二，政府不如在深入調研的基礎上，逐步放開。(四)加強我國企業的管理制度改革，努力完善現代企業的公司治理結構，倡導自主創新，提高出口產品的竟爭力，積極倡導企業實施“走出去”戰略，加大企業對外投資，有力推進人民幣的國際化。(五)積極倡導和通力合作建立亞洲貨幣基金等組織。(六)加強政府間對話，強化政府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等政策的協調。(七)加強匯率聯動機制建設，首先要領導建立包括中國大陸、香港、澳門甚至臺灣省在內的“大中國經濟圈”的次區域單一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建設。
綜上所述、隨著東亞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不斷加強，東亞各國的貿易相關度和投資相關度日趨緊密，在東亞區域進行貨幣合作勢在必行。作為世界政治經濟大國，我們要果斷參與其中，有效調整各種政策，在確保國內經濟穩定的基礎上，通力加強與各成員國的合作，努力承擔起在東亞貨幣合作進程中的歷史重任，從而在這個互惠共贏的歷史機遇中全面增加我國的綜合國力。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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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 經濟體系 國際貿易。
現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是在傳統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作為一門系統的和獨立的理論，它的出現大約在本世紀40年代， 即以凱恩斯為代表的新古典主義學派興起后不久，幾十年來，國際經濟學研究吸引了西方許多經濟學者的注意力并不斷得以發展，新的方法和學說層出不窮。國際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包括國際貿易理論和政策、國際金融理論和國家貨幣政等。 一、金融自由化的風險。 金融全球化的本質是金融資本的全球高速流動以尋求最大利潤。巨額資本的快速流動增加了金融系統的潛在不穩定和不確定因素。發展中國家金融市場不健全、具體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的監督管理機制，產生金融危機的誘因可以說無處不存，無時不在。主要是因為： 1.短期資本的大進大出，國際游資頻繁在各國外匯、股票市場流動，具有投資、投機兩重性。短期資本的大量涌入造成了經濟結構性失衡，形成“泡沫經濟”，一旦出現逆差或貨幣貶值，資金便迅速抽逃，導致國際信用危機。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便是典型例子。據IM F估計，國際短期游資多達7.2 萬億美元，約占世界總額的20%。其投機性、流動性和逐利性構成了對發展中國家金融經濟安全的嚴重威脅。
2.作為資本流動載體的金融衍生工具的最大特點便是其“杠桿效應”，能以較少“定金”買賣幾十倍乃至上百倍于定金合約金額的金融產品，如遠期合同、期貨、期權和互換等，形成以證券料匯、利率和商品行情的信息預期為客體的金融衍生資本。一家金融機構的少量交易即可牽動整個國家經濟甚至整個國際金融市場，金融鏈條上的任何環節出問題都可能使整個金融系統遭到毀滅性打擊。 3.“對沖基金”規模不大，但借貸能力特別強，能夠迅速籌集資金投放市場。一批基金聯手再加上眾多世界級銀行財團的支持及其在國際組織、各國政府中的強大游說能力，足以將任何一個市場置于危機之中。 [中 華 勵 志 網 Www.ZHLzw.Com] 二、 國際經濟體系中的美元霸權霸權。 雖然從理論上說，國際美元本位像任何關鍵貨幣一樣，對于提高國際交換效率和降低國際交易成本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然而，后布雷頓森林會議體系中，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畢竟只是由美國政府法令強制使用的一種純粹的、完全不兌現紙幣，它的“生產”完全受到美國國家機器的控制，它所服從的完全是美國政府的政策制訂者所愿意奉行的任何國內規則。所以美國不會，也沒有義務把別的國家的利益置于美國的國家利益之上。 三、 貨幣一體化理論。 貨幣一體化就是各成員國聯合起來，結成固定的匯率，執行共同的貨幣政策。西方學者對不同層次的貨幣一體化進行了劃分：(1)匯率同盟。(2)假匯率同盟。(3)貨幣一體化。(4)貨幣聯盟。
貨幣一體化理論認為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之間越不能靠經常的匯率變動來改變相互之間的貿易條件和本國的國際收支地位，這兩國(或多國)走向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具體說來又主要是與以下一些因素有關：①相同或相似的通貨膨脹率;②要素流動的程度;③一國的經濟規模與開放程度;④商品多樣化的程度;⑤工資、價格的(變動浮度);⑥商品市場一體化的程度;⑦財政一體化程度;⑧政治因素。貨幣一體化的主要收益來自于匯率穩定。匯率經常經常性變動會影響正常貿易和投資的開展，使用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同時單一貨幣能減少外匯風險，而外匯風險會象交易成本一樣減少一國的進出口 。當前貨幣一體化理論的最新進展就是運用理性預期的形成，時間不一致性，信譽問題以及匯率決定等宏觀經濟學的新概念、新理論及分析方法對貨幣一體化的成本、收益進行分析：在貨幣中立問題方面：弗里德曼和盧卡認為因為有理性預期的存在，長期來看，失業率與通貨膨脹率之間并不存在著此消彼長的交替關系，應該存在著與通貨膨脹率毫不相關的自然失業率。在時間不一致性問題方面，在對“貨幣中立建議”西方學者進一步運用時間不一致性觀點來考察貨幣一體化的成本。 綜上所述：在全球化中，國與國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企業之間的競爭。作為全球化的核心，跨國公司總體上畢竟代表了先進的生產力，反映了當今世界資本和技術流動快而勞動力相對不流動趨勢下資源優化配置和市場競爭的需要。筆者認為，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主權和安全的影響，與其說取決于跨國公司，還不如說取決于本國的政策。對跨國公司既要加以利用，又必須予以限制。而且跨國公司是當今世界經濟中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商業行銷、科研開發等眾多功能于一體的巨大復合體，是一種時代潮流。發展中國家只有培育自己的跨國公司，參與全球經濟，才能在國際國內市場占有有利地位，分享全球化帶來的巨大利益。
[摘要]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世界經濟趨勢對東亞貨幣合作提出了迫切要求，東亞國家在金融領域暴露出的金融體系脆弱性也要求加強東亞貨幣合作。在當今世界上三個最重要的區域經濟集團中的兩個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區域貨幣體系的情況下，建立東亞貨幣區應該成為東亞貨幣體系改革的長遠目標。本文首先介紹了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最新發展，進而指出目前世界上存在的三種區域貨幣合作模式，最后著重闡述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關鍵詞]最優貨幣區東亞貨幣合作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高級階段，而金融全球化的最終目標是實現統一的貨幣體系，這就決定了在當前加強區域貨幣合作的必要性。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貨幣一體化就開始成為國際金融界的研究熱點，并已在部分國家和地區得到實踐，取得了寶貴的經驗。
一、最優貨幣區理論及其發展
1.傳統的最優貨幣區理論
早期的最優貨幣區理論（TheTheoryofOptimumCurrencyArea，簡稱OCA）起源于二戰后國際經濟學界對于固定匯率制和浮動匯率制優劣的爭論，該理論主要研究用什么標準判斷貨幣區的最優性，滿足何種條件可以加入貨幣區，以及加入貨幣聯盟、實現貨幣一體化的利與弊。最后貨幣區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蒙代爾（1961）、麥金農（1963）、英格拉姆（1962）、凱南（1969）等。
蒙代爾（1961）最早明確提出“最優貨幣區”理論，主張以生產要素的高度流動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他在當時的背景中提出了大膽的設想：一些國家可以放棄自己的貨幣，在本地區范圍內實現共同貨幣。這一設想的優點是降低了貿易中的交易成本及匯率風險，缺點是容易造成實際工資下降，影響就業，因此他強調勞動力流動的重要性，認為地區內高度的生產要素流動性是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麥金農（1963）提出以經濟的高度開放性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經濟開放程度是指一國生產消費中的貿易商品對非貿易商品的比率。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中，如果為了解決國際收支赤字問題，采用本幣貶值政策勢必引起進口商品價格上升，以至于帶來國內物價的上漲，但為了控制物價，又會引發國內需求下降和失業人口增加。同時由于“貨幣幻覺”的作用，還可能造成工資成本的上升，從而抵消貨幣貶值的效果。因此，高度開放的經濟區域應該組成相對封閉的貨幣區，這將有利于宏觀經濟目標的實現。
此外，其他一些經濟學家也各自提出了自己關于最優貨幣區選擇的參照標準，如：凱南（1969）以低程度產品多樣化、英格拉姆（1969）以國際金融一體化程度、G·哈伯勒（1970）和弗萊明（1971）通貨膨脹率的相似程度、愛德華·托爾和托馬斯·威萊特（1970）以政策一體化程度等作為確定最優貨幣區的標準。
2.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發展
最優貨幣區理論的研究在19世紀80年代幾乎處于停滯狀態。80年代末，這一理論又重新復活起來，經濟學家開始研究有關最優貨幣區的成本與收益。90年代以來，歐洲經貨聯盟（EMU）的發展使得經濟學家加強了對最優貨幣區理論的模型分析和實證檢驗。這一時期具有代表性的有：德瓦拉詹和羅迪斯（1991）、巴尤米（1992）、里斯（1997）、德弗羅和恩格爾（1998）等用一般均衡理論模型對早期的OCA理論建立模型分析，并運用大量歷史數據對最優貨幣區理論進行評估和實證分析，主要包括測定地區間實物沖擊、經濟周期、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OCA標準的內生性分析、貨幣聯盟與政治聯盟的關系、匯率工具的效應、貨幣聯盟中最優幣種數目以及其他相關的貨幣調節機制，主要包括財政轉移、信貸及資本市場在最優貨幣區的作用等問題。90年代克魯格曼在深入研究蒙代爾和麥金農的理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了最佳貨幣區理論，建立了GG-LL模型，用以解釋加入固定匯率區各國的經濟結構應比較接近并且經濟聯系緊密，這樣發生匯率波動的可能性就比較小，貨幣區經濟發展趨于穩定。
最優貨幣區理論自19世紀60年代初產生以來，對國際貨幣一體化實踐產生了巨大的指導作用。這一理論的開創者蒙代爾由此獲得了199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80年代以來，最優貨幣區理論又得到了極大拓展，克魯格曼（1993）甚至認為“最優貨幣區問題應當成為國際貨幣經濟學的中心”。
二、區域貨幣合作的三種模式
1.單一貨幣聯盟模式
單一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區域內成員國承諾放棄本國貨幣發行權，在區域內創立和使用全新的統一貨幣模式。目前最為成功的典型實例即歐元區統一貨幣模式。從歐洲貨幣聯盟內部來看，由于使用共同貨幣，形成統一大市場，歐元區各國之間能真正實現商品、資本、人員和勞務的自由轉移，使各國資源能夠更好地優化配置、合理利用。同時，按照《馬約》的四個趨同標準，加入歐元的國家應自覺維護財政紀律，加強財政、貨幣政策的協調，以維護統一貨幣的穩定，促成成員國經濟的協調發展。
歐元啟動后削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歐元的結算量已經上升到24%，從中期來看，世界金融資產的30%～40%將以歐元計價，歐元在世界外匯儲備中的比重也將增加，這有利于穩定國際金融局勢和國際貨幣體系。
2.多重貨幣聯盟模式
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指先通過地區內次區域貨幣合作，然后再過渡到單一貨幣聯盟的合作形式。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近期，建立危機救助機制；中期，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遠期，建立東亞單一貨幣區。
3.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
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指使用一種別國貨幣，如美元，在政府法定或私人部門的事實選擇下，最終直接取代本國乃至本地區的貨幣，發揮區域貨幣的職能或作用。這種貨幣一體化方式又被稱為美元化路徑。二戰后，國際社會逐步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許多國家目前仍選擇顯性或隱性的釘住美元匯率制度，將美元作為本國貨幣的“名義錨”。同時，貨幣替代成為拉丁美洲國家的普遍現象，許多拉美國家實行“雙軌貨幣制”，即本幣和美元都是國內的法定通貨，有的拉美國家甚至取消本國貨幣直接使用美元作為其本位貨幣。在東亞，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影響在東亞次區域采取主導貨幣區域化模式，只要各國愿意接受這種貨幣，就可以在該區域采用它作為次區域的共同貨幣。
三、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及路徑選擇
1.東亞貨幣合作的模式
如前所述，多重貨幣聯盟模式是東亞貨幣合作的現實選擇。它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是一個長期的、漸進的動態過程，東亞貨幣合作應遵循循序漸進的原則，原因是“亞洲傳統”決定了東亞貨幣合作的漸進性。這種獨特的“亞洲傳統”是指東亞合作的靈活性、漸進性、協商性和非政治性。靈活性是指東亞各國在貿易自由化、統一市場進程、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建立統一貨幣體系等方面不強求一致；漸進性是指東亞各國經濟差異較大，可以分批加入貨幣一體化組織；協商性是指目前東亞經濟合作尚處于對話機制階段，遠未完成制度化建設的進程；非政治性是指東亞一些國家和地區存在領土爭議和國家統一等問題，目前東亞經濟一體化應多講互惠互利的經貿合作，不講或少講政治，不謀求共同的外交和防務政策。以上這些“亞洲傳統”極大地影響著東亞區域經濟貨幣合作，使這一進程變得十分緩慢和漸進，充滿艱辛，這也是東亞一體化和歐洲一體化的主要區別。2.東亞貨幣合作的路徑
筆者認為，東亞貨幣合作可選擇如下路徑，并分為三個階段循序漸進地進行：
(1)初級階段——建立危機救助機制
東亞貨幣合作的直接目的就是就是防范、化解可能出現的新的金融危機，在東亞建立某種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是近期東亞貨幣合作的中心工作。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后，14個亞太地區經濟體的財政部與央行主要官員在馬尼拉亞太地區高級財政金融會議上提出了一個加強地區金融合作新機制的設想，又稱“馬尼拉框架協議”，在APEC范圍內建立了“馬尼拉框架”集團，與亞洲開發銀行（ADB）、世界銀行及IMF協作進行經濟信息交流與經濟形勢監控，并確定每半年舉行一次會議。此外，東盟（ASEAN）10國強化彼此的監督機制，10國財長每年聚會兩次，進行政策協調。這一監督機制后被擴展到“10+3”監督進程，在2001年5月的檀香山財長會議上提出了設立“10+3”早期預警系統。2000年5月6日在泰國清邁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東盟10國和中日韓3國簽署了“貨幣互換協定”，又稱“清邁協定”。其主要內容是建立一筆備用貸款基金，估計將達到200億至300億美元，各國出資額將按照其外匯儲備額比例分攤，只要東亞外匯儲備中的10%至20%被用來作為地區基金，參加的國家就能夠很容易地克服任何清償危機，而不需要來自發達國家的任何幫助。一旦亞洲地區發生短期資本急劇流動等情況將相互提供干預資金，以應付緊急之需，同時還將交換經濟和外匯方面的信息，建立起一個預防新的貨幣危機的監督機構。迄今為止，日本已經同韓國、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締結了貨幣互換協定。2002年3月28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和日本銀行總裁速水優在東京簽訂了必要時向對方提供最高約合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顯示旨在穩定亞洲地區貨幣的合作已經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
(2)中級階段——建立區域匯率穩定機制
區域性危機防范、救援機制能在短期內解決外部沖擊與金融危機問題，但并不能從根本上消除東亞地區的金融不穩定，也難以保證東亞經濟在長期內的穩定增長，因此建立一整套區域匯率穩定機制是十分必要的。
筆者認為，現階段東亞匯率合作的合理選擇既非歐洲單一貨幣模式，亦非“美元化”模式，而應當選擇釘住貨幣籃子的匯率制度，即組建一個貨幣籃子，亞洲各國貨幣釘住一籃子貨幣。應當承認，釘住貨幣籃子制度并不是最理想的匯率制度，容易誘發投機沖擊，但由于東亞目前尚不具備高層次的區域貨幣一體化條件，只能開展低層次的區域匯率合作制度。當前東亞各經濟體實行的匯率制度實際上是隱蔽的較金融危機前寬松的釘住美元制度，或是管理浮動匯率制度。它雖然具備了一定程度的靈活性，但由于缺乏明確的承諾，容易引發“道德風險”。東亞各國應在匯率制度安排方面進行協調與改革，建立起區域性的匯率制度安排，主要包括以下階段：加強東亞各經濟體匯率政策協調，維持區域內雙邊匯率的相對穩定；建立次區域的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匯率制度，促進次區域匯率穩定；在東盟經濟圈、中華經濟圈和日韓經濟圈的三個次區域之間建立固定匯率制，實現次區域貨幣一體化；建立整個東亞區域釘住共同貨幣籃子制，構建東亞固定匯率區。
關鍵詞 CFA CEMAC WAEMU 經濟增長
一、前言
非洲在世界貿易中所占的份額一直很小，但最近幾十年來，這一比例有了新的趨勢。最近幾年，貿易份額比例小幅度上升。在這一時期，非洲的工業制成品和食品的出口也有所下降，而礦物質和其他農產品的出口增長，不僅反映了其工業化和外向型農業生產，也反映出其高度依賴自然資源尤其是礦泉資源和石油出口。
原材料的需求和供給不斷上升和國際貿易開放的情況，似乎能消除與經濟增長、非工業化以及國際價格波動有關的缺陷。因此，這些新的變化對SSA（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是對兩個區域CEMAC和WAEMU（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具有新的貿易機會和增加進出口貿易的來源。
實際上，非洲的進出口貿易不像幾十年前那樣高度依賴于發達國家的需求，或者20世紀80年代時所遭遇的債務危機。隨著亞洲的崛起，尤其是中國作為非洲的重要貿易伙伴，SSA的貿易一體化降低了非洲國家（SSA）與發達國家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例如，從2000年到2008年之間，非洲與發達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總額份額從74%下降到61%（UNCTAD，2014）。
本論文主要研究和分析中非和西非（CEMAC and WAEMU）聯盟地區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本論文的目標是要用OLS+穩健法比較中非和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之間的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其余的工作分為：在第二節中，我們將介紹這兩個經濟地區的一些特點（共同點和差異點）。第三節將要回顧一下前人工作的重要文獻。第四節將進行實證分析。最后，第五節將總結并給出本論文的結論。
二、中非和西非經濟貨幣聯盟的歷史和經濟狀況
（一）歷史
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縮寫CEMAC）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是兩個不同經濟與貨幣一體化組織。兩個聯盟（MAC和WAEMU）是該法郎區域的成員，法郎區域有15個國家成員。②
作為以前的貨幣地區和貨幣合作機制，非洲法郎（CFAF）包括科摩羅法郎貨幣未受影響。CEMAC包括6個國家（喀麥隆、中非共和國（縮寫CAR）、乍得、剛果、赤道幾內亞、加蓬）。該地區擁有4780萬人口，該組織的主要目標包括促進合作，促進貿易和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如資本流動性和人力的流動性。
此外，該條約的其他目標為：協調成員國家的經濟政策，監測成員國（包括金融與貨幣政策）的經濟收斂（包括財政與貨幣政策），協調部門政策，逐步創建同一市場。CEMAC成員國家在區域內使用同一貨幣，但是，CFAF又與CEMAC和WAEMU的區域不同，它們使用的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縮寫CFAF）也成為非洲法郎，有不同的代碼，該區域貨幣的代碼是（XAF）。CEMAC的條約國家于1994年被批準，但是它的存在可以追溯到早期成立于1919年的殖民時期非洲赤道法語聯盟（AEF）。③
（二）經濟貨幣聯盟經濟狀況
正如克魯格（KRUEGER 1980年）所表示，對傳統策略出口貿易導向的國家，一般都經歷了快速增長的傳統出口產品，但非傳統出口產品也快速大幅度增長。為了確認KRUEGER的結論，可以看出兩個地區國家經濟的主要部門對GDP的份額，其經濟的一級部門的份額都遠遠高于第二級部門。亞洲的崛起和亞洲國家對原材料需求的增長，對非洲國家的出口貿易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70～1979年間到2000～2008年間，SSA（撒哈拉以南非洲）與東南亞成員國家（ASEAN）還有中國、韓國和日本的進出口貿易從6%增加到12%，在同一時期，非洲與發達國家的出口總額量從69%下降到61%。再加上投資的增長也帶來了經濟的增長。例如，從1990～1999年間與2000～2011年間，在整個非洲的投資率（包括資本形成和外商直接投資）已經從17.7%上升到18.7%。WAEMU和CEMAC的成員國家的投資總額增加了。
關于通貨膨脹，這兩個地區在整個非洲（SSA）的通脹平均水平相當低。2008年CEMAC的通貨膨脹率到5%，而WAEMU的通貨膨脹利率達到7%。雖然這個水平比其他非洲國家（SSA）的平均水平還低，但是兩個水平已超過兩個聯盟通貨膨脹的最高水平。④雖然在平均水平的情況下，CEMAC與WAEMU的通脹與其他SSA國家（撒哈拉以南非洲）比起來相當低，但是兩個聯盟的有些成員國家里的通貨膨脹遠遠高于平均水平。
三、實證分析
（一）分析法
本論文將從理論上解釋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同時將使用數據做出實踐研究。本論文使用兩個地區（CEMAC和WAEMU）做出一個比較的實踐研究。上面我們討論了理論上，投資、經濟開放度（作為全球化的指標）與經濟發展的關系，隨之我們也給出幾個實踐研究的結果。本論文主要利用面板數據和OLS+穩健法，研究從1970年到2014年CEMAC和WAEMU的成員國。
（二）數據的來源
本論文的變量包括匯率（ER）USD/CFAF美元對非洲法郎GFCF（固定資本形成總和）FDI（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貿易開放度（OPEN），出口（EXPORT），通貨膨脹（為國內生產總值緊縮指數），凈官方發展援助（NODA），農業產品增加值占（AGRIVAL）和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數據來源于UNCTAD（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數據庫）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三）研究定界
本文著重研究SSA的兩個地區：中非和西非經貨聯盟（CEMAC和WAEMU）。以前研究SSA（撒哈拉以南非洲）沒有考慮到兩個地區的一些相似性和差異，本論文想補充以前的研究。除了使用共同貨幣之外兩個地區的宏觀政策，其是貨幣政策的收斂水平似乎一樣（法國銀行報告）。所以本論文在WAEMU的模型中（模型I）進入了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的變量。
（四）模型的設計
由于本論文的目標是研究CEMAC和WAEMU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因此我們利用下面兩個模型。CEMAC和WAEMU模型的差異在于農產品的變量。因為有些CEMAC國家的出口石油占DP的數據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所以在模型當中沒有加上其變量。
四、模型的介紹
考慮CEMAC影響經濟增長的決定因素時，模型沒有加入農業產品占GDP份額，因為CEMAC似乎出口石油或者礦泉資源。有些CEMAC國家的石油出口是從1998年和2000年開始的，如赤道幾內亞和乍得。其中，只有中非共和國（CAR 為（CENTRAL AFRICAN REPUBLIC）縮寫）不出口石油。因此，此模型沒有區分石油出口產品的種類所占GDP的比例。為了研究WAEMU影響GDP的決定因素，在第I個模型中再加上一個變量，也就是說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的比例。由于CEMAC中農業產品占GDP的比例很少，甚至有的沒有數據，所以在第II個模型當中我們忽略了這個變量。
一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nYit=β0+βiLn（Xit）+?t （i=1 …6） （1）
其中，Ln=自然對數，Y=人均國內生產總值，i=國家，?t=誤差項，Xi=為解釋變量。
關于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WAEMU）的模型：模型I。其模型是這樣考慮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β8LAGRIVAL+?t （2）
其中，LGFCF是資本形成總和占GDP比例的對數，LFDI是外商直接投資占GDP比例的對數，LEXPORT是出口占GDP比例的對數，LOPEN是貿易開放度（貿易總和占GDP比例乘以100的對數），LER是匯率的對數，USD/CFAF是美元/非洲法郎的對數，LINF是通貨膨脹的對數（國內生產總值緊縮），LNODA是凈官方發展援助占GDP比例的對數，LAGRIVAL是農業產品增加值占GDP比例的對數，所有的變量都是用自然對數的。
我們使用OLS回歸+穩健法，因為它會處理自相關和異方差的相關問題。陳強（2015年）和杰弗里M.伍德里奇（2010年）。
關于中非經濟與共同體（CEMAC）的模型：模型II。其模型是這樣設計的：
LGDPPC=β0+β1LGFCF+β2LFDI+β3LEXPORT+β4LOPEN+β5LER+β6LINF+β7LNODA+?t （3）
其中的變量與第一個模型的變量一樣，但是不包括LAGRIVAL這個變量。
（五）結果分析與和討論
第二個模型（CEMAC）的擬合優度R2等于86.99%，第一個模型（WAEMU）的擬合優度R2等于66.1%，兩個模型都沒有問題。因為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超過50%，這意味著兩個樣本回歸直線的解釋能力都超過了50%。兩個模型的F檢驗也是一致的，F檢驗在1%的水平下都是顯著的（F的概率=0，Prob>F=0.0000）。這表明兩個模型的線性關系也成立，但是所有的變量都不是顯著的。模型I和II當中有幾個變量t檢驗的P值在1%、5%或者10%的水平下是不顯著的。兩個模型的擬合優度R2-Between（R2-Between表明共同效應（common effect））大于R2-within（R2-within表個體效應（individual effect））。其結果表明兩個模型之間沒有個體效應的問題，證明了模型的齊性（Homogeneity of the models）。
五、結論
本論文的實踐研究結果表明出口對經濟增長有利，而且其變量對于兩個經濟與貨幣聯盟來說是經濟活動的重要因素。本論文的研究結果也發現投資（外商直接投資）是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經濟活動重要的決定因素，但是對于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聯盟）不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兩個區域內固定資本形成雖然對經濟有利的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是不一致的。兩區域應該努力通過環境與政策優化外國直接投資的影響，而且為了提高和優化固定資本的作用，也要努力優化經濟政策。
凈官方發展援助對經濟增長有負面影響，而且在兩個區域內結論是一致的。這個情況讓我們考慮到經濟結構和政府結構的績效。該援助的目標應該是結束世界的極端貧困，增加儲蓄和投資，以及提高發展國家的生活水平。因為援助對高級績效的經濟機構和政府更為有效，所以無論是在中非或者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的國家（CEMAC 和WAEMU），都應該提高其機構的績效，這樣的話會優化援助的作用。
注釋：①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
②法郎區域包括15個國家。貝寧，布基納法索，赤道幾內亞，赤道比紹，多哥，剛果（布），加蓬，喀麥隆，科摩羅，科特迪瓦，馬里，尼日爾，塞內加爾，乍得，中非共和國。
③想多了解該組織可以查看cemac.int。
④CEMAC（中非經濟與貨幣共同體）與WAEMU（西非經濟與貨幣聯盟）兩個聯盟有共同的通脹的最高水平，也叫收斂水平。這個水平是3%。
（作者單位為對外經濟貿易大學）
[作者簡介：PANDOU LONDHAT KRISHNA BARBE OSIRIS（中文名字：歐瑞），剛果（布）人，女，研究方向：金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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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和發展，隨著歐元作為歐盟單一貨幣取得的成功，特別是東亞金融危機給人的深刻教訓，東亞各國和地區普遍認識到加強區域內貨幣合作的重要意義。通過分析指出:雖然存在一定的障礙，但是東亞各國和地區加強貨幣合作，有助于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從而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應有的貢獻。
跨入21世紀后，經濟全球化已經成為不可阻擋的潮流。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從各自的條件及自身的經歷體會到，無論是政治、國家安全還是貿易、金融貨幣領域，只有加強區域性統一行動，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維護自身利益，謀求更廣闊的發展空間。另外，1999年以后，歐元作為歐盟單一貨幣的出現及其在世紀之交爆發的金融危機期間的穩定表現，本身就預示著區域貨幣合作已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不僅如此，連向來對區域經濟合作持否定態度的美國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轉而積極地投入到狂熱的區域經濟合作中來，并主導著拉美國家美元化的進程和方向。在這樣的背景下，東亞各國和地區政府充分認識到加強本地區貨幣合作的重要性。
一、東亞貨幣合作的必要性
1.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實施貨幣政策協調，防范金融危機和進行危機后的自救。20世紀90年代末期東亞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東亞地區原有貨幣金融體制尤其是匯率制度的缺陷，使人們認識到必須依靠地區合作的力量和通過貨幣政策協調，才能共同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IMF等現有的國際經濟組織盡管有協調各成員貨幣政策的職能，但是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響，并不能很好地發揮其進行及時救助的職能。而且，從本質上來說，IMF是為實現歐美國家加快對亞洲金融市場擴張目的服務的，這在其對亞洲貨幣基金方案的反對上表現的非常明顯。因此，對東亞各國和地區來說，加強貨幣合作，不僅有其必要，而且可以加強彼此防御金融危機的沖擊，防止在一個國家發生嚴重的貨幣問題后，其他國家自行其事，相互間采取競爭性的貨幣貶值，進而引起傳染性貶值，加深貨幣危機的情況再次發生。
2.有助于東亞各國和地區擺脫美元化，建立一個更加符合區域利益的匯率制度。東亞各國或地區的匯率制度雖然各具特色，但基本上是釘住美元或與美元聯動，這種做法有它積極的一面，如使本國企業和居民能夠在本幣和美元之間擁有更多的選擇，進而通過這種競爭，促使本國貨幣當局遵守貨幣發行規則的約束;有利于金融深化，促進國內、外金融市場一體化的發展，降低本國金融的交易成本;可以防止本國資本外逃。但是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也使人們清醒地認識到，在國際資本大規模高速流動和美元匯率劇烈波動的情形下，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存在諸多問題，如削弱了貨幣的金融主權，使本國的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和完整性嚴重地受制于美國，導致了“金融殖民化”;進一步抑制了居民對國內、外產品的消費，產生了緊縮效應;隨著貨幣替代程度的加深，導致匯率的波動幅度加大等。
3.有助于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建立新的國際貨幣體系格局。作為經濟一體化的一個組成部分，貨幣合作不僅僅是經濟一體化的高級發展階段，而且還是一個漸進、緩慢的長期演變過程。在此過程中，貨幣合作不但不能脫離貿易、投資等基本經濟合作而獨立，而且必須以后者的發展為前提才能發展起來，進而又反過來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推動經濟一體化向前發展。目前，除東亞地區外，世界各種區域性經濟集團先后涌現，并且先后都推出了各種由自由貿易區而關稅同盟，再由關稅同盟而貨幣聯盟的方案，因此，貨幣合作已經成為全球大勢，并成為維系世界金融穩定的主要基礎。
Robert A.Mundell在2000年曾經預言，在21世紀的頭10年內，隨著區域經濟合作的迅速發展，世界很可能出現一個歐元區、美元區和亞洲貨幣區為中心的穩定性金融三角，國際貨幣體系將會重歸固定匯率制度。目前，歐元區和美元區的發展正緊鑼密鼓，而亞洲的貨幣合作卻仍未付諸實行。如果在未來的10年或更長的時間內，亞洲貨幣區可以脫穎而出，亞洲國家將因一個更為平等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出現而受益。不管Mundell的預言準確與否，對東亞各國和地區來說，未來可以選擇的制度空間極其有限，要么成為其他兩個貨幣區的附庸;要么成立自己的貨幣區。因此，東亞各國和地區致力于建立本地區金融、貨幣協調與合作機制，不僅僅是一種自然的理性選擇，而且是在經濟全球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推進亞洲經濟一體化，最終為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作出的貢獻。
4.有助于節省國際儲備，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20世紀90年代以來，東亞國家的國際儲備在持續增加，從1990年的3037億美元增加到1995年的6625億美元，再增加到2000年的11375億美元。其主要原因是:浮動匯率下，貨幣危機的頻繁發生迫使各國不得不大量保持國際儲備，并且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后，東亞各國或地區為了保持對美元匯率的穩定，不得不以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頻繁地對外匯市場進行對沖干預，以致國際儲備日增，并重新回歸到高頻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如果實行貨幣合作，東亞各國和地區不僅可以節省國際儲備，還可以把資金轉用于國內發展，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改變不合理的國際資金分配格局。
二、東亞貨幣合作的可能性
哪些東亞國家和地區適合組成“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s，簡稱OCA)?西方理論界普遍認為，在選擇最優貨幣區的可能參加國時，應注重考察生產要素流動程度、商品多樣化程度、經濟開放程度和市場一體化程度及政策目標一致性等因素。
1.要素流動性標準。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這些國家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回顧歐洲貨幣合作的實踐可以發現，歐洲統一大市場的形成是建立經濟貿易聯盟的前提條件。雖然沒有足夠的數據對東亞進行相關論證，但總的來看，東亞各國或地區對生產要素流動的限制比較多，比如，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資本項目迄今尚未放開，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限制被加強了。如馬來西亞在1998年恢復了資本管制;日本雖然很早放開了資本項目，但其對外國資本投資本國的限制一直非常嚴格;同時，由于民族、宗教和語言上的巨大差異，各國或地區對勞動力的流動限制也很嚴格，這使東亞地區無法通過生產要素的充分流動來熨平各國的經濟波動。但是，相對于歐洲，東亞勞動力市場較為靈活，不僅干擾因素的規模比歐洲小，而且調整速度也要快得多，這說明東亞各國或地區比歐洲各國更容易對干擾因素做出反應。
2.產品多樣化標準。首先，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大，產業結構的相似性就越低，產品的多樣化程度就越高。這樣，對一個生產產品高度多樣化的貨幣區來講，當其遭受進口需求沖擊時，由于單一商品在整個出口中所占的比重不大，并且這種進口沖擊還與不同的國外需求沖擊之間具有交叉抵消的機制，因此，它具備推行固定匯率制的條件。目前，東亞各國或地區不但人均收入水平相差極大，而且其產業結構的差異也極為懸殊，這無疑具備了產品高度多樣化的條件。
其次，從各經濟體對潛在干擾因素進行調整的相關性、速度及規模看，如果這種擾動因素是相關的，而且調整迅速，規模較小，那么他們就是OCA的較好候選國。Bayoumi和Eichengreen(1994)在估計了東亞各經濟體之間的雙邊需求沖擊及供給沖擊相關系數后發現，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中國香港和臺灣地區的需求沖擊是對稱的。
Taguchi(1994)則通過計算利率、消費品價格指數(CPI)等指標的相關系數，檢驗了外部沖擊對東亞經濟體、美國、日本影響的對稱性，結果發現，在CPI指標上，東亞各經濟體與日本相關性強;而在利率、股票價格等指標上，則與美國相關性強;不過20世紀80年代末期與日本該指標的相關系數有所增強。因此，隨著東亞各國或地區內經濟相互依存度的提高，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正在增加
3.經濟開放度標準。根據重疊需求的貿易理論，在經濟發展水平相近的國家或地區之間，由于需求結構相似，使同質產品，尤其是制成品進行貿易的可能性加大，因而其內部貿易量也就比較大。這種區內貿易的擴大，不僅節省了交易成本，而且由于雙邊匯率變動對其的影響也要比替代產品貿易小得多，因此，隨著制成品貿易所占的比重加大，貿易伙伴也就越愿意采用共同貨幣，共同貨幣給其帶來的利益也會越大。“廣場協議”以來，東亞區貿易額顯著上升，尤其是對華貿易比重日漸上升，而對美國的出口則相對有所下降;另外，雖然在1997年東亞區域內貿易額所占GDP的比重低于歐盟同期水平，但由于經濟增長較快和產業結構趨同，近年均呈增長態勢，具有趕上歐盟的趨勢。事實上到2002年，東亞也確實趕上了歐元啟動前的水平，而且，隨著東亞經濟的發展，亞洲“四小龍”的貿易結構已經越來越接近日本，中國和東盟各國的貿易結構與亞洲“四小龍”的差距也在逐步縮小之中。總之，從經濟開放度這個標準來看，東亞雖然與歐盟各國相比尚存在一定的差距，但由于近年來區域內貿易和投資增長很快，東亞經濟的相互依賴性越來越高，這些都構成了東亞貨幣合作的經濟基礎。
4.政策目標一致性和通貨膨脹率相似性標準。共同貨幣區成員國即使經濟結構類似，外界沖擊也是對稱的，但如果各國和地區的政策目標不一致，那么他們之間就很難推行OCA。而衡量政策目標一致性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通貨膨脹率的相似性。通貨膨脹率越相似的國家和地區，越具備推行OCA的條件。雖然東亞各國和地區的通貨膨脹率標準方差較大，但是近幾年有趨近的趨勢，因此東亞各國和地區基本具備推行OCA的條件。
三、東亞貨幣合作存在的障礙
雖然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合作發展迅速，存在推進貨幣合作一體化的經濟基礎，有形成貨幣一體化的可能性，但在目前要取得實質性進展，還存在相當大的難度，主要障礙有:
1.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大及經濟一體化程度不高。當前，東亞各國和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從經濟總量來看，中國、日本居首，“四小龍”次之，東盟國家弱，總量相差極為懸殊。從人均水平看，則大致分為五個層次:日本第一層次;亞洲“四小龍”和澳門、文萊為第二層次;馬來西亞和泰國為第三層次;中國和菲律賓、印尼為第四層次;越南、緬甸、柬埔寨、老撾為第五層次。與歐盟和北美相比，東亞各國和地區不但經濟發展水平及經濟結構有較大差異，經濟一體化的開放度也大大低于歐美各國。近年來，隨著東亞各國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不斷發展，貿易的創造效應越來越明顯，貿易的轉移效應越來越淡化，經濟開放度和一體化特征日益凸顯，但是與歐盟和北美自由貿易區相比，仍然存在不小的差距。
2.東亞各國和地區內尚不存在軸心國。區域貨幣合作需要各國服從一種共同的貨幣政策，并以該政策作為各成員國制定政策時的“核心駐錨”。歐元區事實上是以德國貨幣政策為“核心駐錨”形成共同貨幣政策的，這是由德國的經濟實力及德意志銀行長期擁有的反通貨膨脹信譽決定的。然而，東亞地區至今尚沒有出現能為整個區域決定貨幣政策，并擔當軸心國的國家。
“二戰”后，日本在東亞地區的經濟影響雖然不斷在擴大，但日本在經濟上的某些缺陷使其難以在該地區擔當軸心國的角色。如日本國內市場狹小，金融市場限制過多，日元在國際結算、外匯市場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GDP及對外貿易在全球的地位。更為嚴重的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元國際化又陷入停滯甚至倒退。中國和韓國或由于人均指標，或由于經濟總量都還難以承擔此項重任。東盟十國其內部本身就缺乏軸心國。亞洲金融危機后，各國對美國的依賴性有所增強，但作為區域外的大國，美國的貨幣政策是為本國經濟發展服務的，不可能考慮到經濟差異極大的東亞經濟體的需要，因此，以美國貨幣政策作為“核心駐錨”顯然更難以勝任。
論文摘要: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東亞經濟的高速發展使東亞地區在總體上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東亞各國深刻認識到，在全球不穩定的金融環境下，進行區域貨幣合作是有必要的。歐元的啟動也為東亞進行貨幣合作提供了一個現實中的成功范式，東亞各國希望能夠通過本地區的貨幣合作一方面降低金融風險，另外一方面促進區域內經濟合作和經濟發展。本文將結合最優貨幣區理論，就目前東亞地區各國的一些經濟指標進行分析，并試圖說明東亞各國目前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具備成立貨幣區的條件。
一、建立東亞貨幣區目前所具備的條件
1、經濟對外開放度高，區域內貿易活躍。
東亞各國在發展的不同階段普遍實施過“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各國經濟都具有較高的對外依存度。另一方面，就區域內貿易比重而言，東亞是世界上僅次于歐盟的地區，區域內貿易比重達50%以上。從這方面講，東亞具備了實施進行貨幣合作的條件。
2、金融市場一體化程度分析
匯率制度方面，東亞國家的匯率波動呈現高度相關性。根據IMF在1999年的研究，在亞洲金融危機中，韓國、印尼、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等5國的匯率波動高度正相關，其中，印度尼西亞與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匯率變動幅度的相關系數分別為0.25、036、，0.26和0.28。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菲律賓和馬來西亞——泰國之間的匯率日變動幅度相關系數分別為0.28、0.31和0.35。
金融市場方面，伴隨著東亞各國資本市場的開放和金融國際化的浪潮，東亞各國的金融市場已成為世界金融市場的一部分，東亞各國的金融市場也日益聯系成一個整體。尤其是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爆發后，部分東亞國家和地區間的股票市場相關系數顯著增大。
3、通貨膨脹率分析
就通貨膨脹率指標而言，東亞國家(地區)的平均通貨膨脹率是較低的。Kwan計算了東亞國家(地區)1982—1996年平均通貨膨脹率為5.8%，低于西歐各國的年均通貨膨脹率6.1%。就各國通貨膨脹率的標準差而言，東亞也比西歐小。①所以，按照“通貨膨脹相似性”的標準，東亞地區可以說存在著與歐盟一樣具有最佳貨幣區的某些特征。
4、經濟周期性波動的一致性及外部沖擊的對稱性
如果外界沖擊對貨幣區內各國的影響是對稱的，可采用同樣的(或類似的)貨幣政策予以抵消，各國就不需要獨立的貨幣政策。
首先，東亞諸經濟體的經濟周期較為一致。這主要是因為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東亞經濟的增長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對美國的出口，其經濟周期與美國經濟的波動有著密切的聯系。隨后的20年里，隨著東亞內部貿易和投資的增長，這種聯系逐漸弱化，東亞經濟體間的波動同步性增強。
其次，在金融體系的構成上，東亞國家和地區也有很大程度的相似性，都屬于間接融資方式為主的銀行主導型體系，因而在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上具有一致性，有利于貨幣一體化時貨幣政策的統一和協調。
再次，從東亞國家和地區經濟對潛在干擾因素進行調整的相關性、規模及速度來看，如果各國(地區)的擾動因素是相關的，規模小且調整迅速，它們就是貨幣聯盟的較好候選國。IMF的經濟學家Bayoumi和Eichengreen②把東亞各國同歐盟受外部沖擊的對稱性進行了比較分析，并區分了需求沖擊和供給沖擊。他們對東亞1972—1989年外部沖擊對稱性的研究成果表明:(1)東亞的供給性沖擊規模和歐盟是相同的。(2)需求性沖擊歐盟是東亞的2倍。(3)在調整速度方面，也許由于東亞擁有較為靈活的勞動力市場，東亞的調整速度是歐盟的兩倍。(4)在供給性沖擊中，也有兩組國家(地區)供給性沖擊頗為類似，一組是日本、韓國、中國臺北，另一組是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
5、政策目標的相似性分析——政策一體化
政策目標相似性越高，在對付經濟沖擊時，各國政策協調越容易，較深層次的貨幣合作越容易成功。參加貨幣區后，成員國喪失貨幣政策的自主權，只能依靠財政政策來調控自身的經濟。但各國不同的經濟增長目標和就業狀況可能導致實施不同的財政政策手段，從而使各成員國之間難以維持其固定匯率。衡量各國政策目標是否一致的重要指標有通貨膨脹率、失業率、赤字占GDP比率和國債占GDP比率。
1996年底，歐盟各國通過《穩定與增長公約》明確規定了成員國必須符合預算赤字占GDP低于3%，國情占GDP低于60%的標難。1998年歐盟這兩個指標分別為2.3%和73.9%。與歐元區相比，東亞在這兩項指標上，表現甚至優于歐盟國家，表明東亞各經濟體有可能進一步合作，協調彼此的宏觀經濟目標。
二、建立東亞貨幣區所面臨的制約因素分析
1、經濟發展水平差異過大
進行深層次的貨幣合作，尤其是建立統一貨幣，要求各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較為接近，否則無法承受統一貨幣帶來的國家間物價水平趨同。歐洲之所以能夠實行單一貨幣，一個很重要的條件是各國普遍具有較高的經濟發展水平并且國與國之間差異較小。
而對于亞洲而言，國與國間的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巨大，并且根據歷史數據顯示，這一差異并無縮小的趨勢。由于實施共同貨幣后各國會出現物價趨同，這種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的存在從根本上限制了貨幣合作的可能性。
2、生產要素的流動性較低
要素市場越靈活，資本及勞動力的流動性越高，成員國財政轉移的程度越大，這些國家就越有可能組成最優貨幣區。而東亞各國或地區對生產要素流動性的限制比較多，即使是流動性最強的生產要素資本的流動也受到了嚴格的限制，包括中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資本項目還未放開，可見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資本的自由流動。而且，在亞洲金融危機后，這種限制被加強了，如1998年馬來西亞曾一度恢復了資本管制。
除了資本的流動外，勞動力的流動在東亞各國間也受到限制，與歐盟已經基本實現勞動力自由流動不同，東亞各國或地區對人員的流動要求非常嚴格，加上宗教和語言上的巨大差異，使得勞動力的跨國流動難上加難，種種原因都使得東亞地區無法通過勞動力的有效流動來改變各國非對稱的經濟波動。雖然亞太經合組織及東盟在貿易自由化方面已有一定進展，但由于簽訂的協議對各國不具備約束力，因此，東亞各國的生產要素流動要達到歐盟的程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過程。只有較高的商品和要素流動性加以配合，東亞貨幣區才有可能得以實現。
4、政治基礎薄弱是東亞貨幣合作的最主要制約因素
從目前看，與歐洲相比，東亞貨幣合作的困難主要在于政治體制方面。任何形式的貨幣合作，首先都是一定程度的政治聯盟。國際貨幣合作是艱難的，要受到很多敏感因素包括政治、民族情緒等內在因素的影響。因為區域內部的國際調節涉及到生產、分配乃至整個國民經濟，這已超出了貨幣金融的范圍，它要求各地區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進行協調，甚至要讓渡一部分國家主權，尤其是貨幣主權，執行某些共同的政策，建立統一的協調區域內部經濟政策的機構。例如，歐元成功啟動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民族主義的削弱，法國和德國摒棄前嫌，與其他國家一道組成了政治聯盟，攜手共建歐洲。但這些貨幣合作的政治基礎，目前及今后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在東亞是很難具備的。東亞各國關系中的歷史因素非常復雜，而且最有可能在東亞貨幣合作過程中發揮主導力量的日本在過去戰爭問題上的態度，使得其無法在東亞各國中樹立一個負責任的可以信任的大國的形象，同時，日本這幾年軍國主義勢力不斷抬頭，使東亞各國對日本充滿戒心。而中國無論是在經濟實力還是自身金融體制發展水平上采講都遠不具備主導東亞貨幣合作的基礎。
三、建立東亞貨幣區的可能途徑
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可預見的將來，東亞地區尚不具備實行單一貨幣的可能。必須首先通過區域內經濟一體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并以此促進地區內大國間政治關系的發展。然而，區域貨幣合作作為區域內經濟發展與金融穩定的需要，東亞地區可以通過次區域合作進行實現。現在看來，在東亞地區以下次區域內實行貨幣合作乃至建立單一貨幣是存在可能性的
1、東盟貨幣區
東盟是東亞地區一體化程度最高的組織。2002年1月3日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東盟內最富的6個國家(新加坡、泰國、馬來西亞、文萊、菲律賓、印尼)降低了關稅(幾乎所有的商品關稅都降低到了0至5%)，這6個國家的貿易額之和占東盟貿易額的96%，緬甸、老撾、越南、柬埔寨等四國也計劃在十年內加入該自由貿易區。東盟主要國家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同時具有很高程度的經濟及政治一體化程度，隨著自由貿易區的發展，和東盟各國維護金融穩定的需要，東盟的貨幣一體化在東亞地區具有最大的可能性。
2、人民幣區
這里主要指包括大陸、香港、澳門、臺灣在內所形成的“大中華貨幣區”。隨著大陸加入WTO，大陸、港、澳、臺在經濟上更加成為相互依賴不可分割的整體，成立自由貿易區已是水到渠成，在市場統合的基礎之上，以人民幣作為單一貨幣也具有一定的實施可能性，當然，這種合作也涉及到比較多的政治問題。
3、從長期來看，隨著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發展，人民幣貨幣區與東盟貨幣區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更大。貿易區里將有17億人口，10個東盟國家加上中國的貿易額超過了1.23萬億美元。目前，東盟已成為中國繼日本、美國、歐盟、香港之后的第五大貿易伙伴:同時中國也是東盟繼美國、日本、歐盟、香港、臺灣之后的第六大貿易伙伴。另外，中國同東盟間的貿易增長速度一直高于中國外貿平均增長速度，也就是說，在世界范圍內，中國與東盟間的經貿關系重要性正日益加強。
此外，人民幣貨幣區與東盟貨幣區的融合還有地緣上的優勢。到2010年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正式啟動時，中國與東盟就將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市場。如果中國經濟增長能在未來繼續保持強勁，中國的經濟實力加強，人民幣無疑會在東亞地區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人民幣區與東盟貨幣區將有可能最終融合成為單一貨幣區，屆時，東亞將形成人民幣區與日元區兩個主要貨幣區。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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