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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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當下社會中，中國人也有一種用民俗習慣解決問題的依賴與傳統，以農村結婚為例，盡管《婚姻法》明確規定禁止包辦和買賣婚姻，但這種規定并不能完全改變一些農村地區實行的早婚、訂婚的婚俗習慣，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其婚姻事務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傳統習慣。在許多鄉民的意識當中，只是履行了法律手續并不足以使婚姻“生效”，經過民間習慣所認可的“土方式”，婚姻才能為他們所接受。特別是國家法在運作過程中存在著難以克服的自身缺陷，如供給不足、路徑不暢、成本太大、預期不明，如有學者指出的，“很多法律只是看上去漂亮的“間架性結構”。
民俗習慣之所以能產生作用，人們之所以尊奉民俗習慣，顯然是以民俗習慣能有效地應付社會生活為基本的前提，民俗習慣根植于當地生活的合理性，是建立在人們對它有著基本的認同和認可之上，它能為社區成員帶來好處。國家法律和民俗習慣之間存在的“差異”和“斷裂”成為我們必須面臨的實際國情。
如今的中國仍然是個政治、經濟、文化極不平衡的發展中國家，鄉土社會仍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封閉性，仍處于與中心城市相對應的邊緣地帶，在交通落后、信息閉塞、傳統農耕的生活環境下，他們接受和運用法律的能量、頻率不是太高。我們還不能完全指望通過國家法來對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進行面面俱到和事無巨細的觸及，國家法無法像民俗習慣那樣滲透到人們的衣食住行，滲透到日常生活的各個領域，民俗習慣還有它的實用功能。
更為重要的意義在于，民俗習慣深深根植于民族的精神觀念和社會生活之中，通過一代又一代的感染、傳承，相沿成習，已經被模式化為一種帶有遺傳性的特質，它被特定社會群體所選擇、認同和接納，經過長時間的積累、凈化才得以綿延、傳遞，凝聚著民族的心理、智力與情感，積淀著祖輩們長期思考和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的智慧和經驗，有著巨大的、高度的穩定性、延續性、群體認同性和權威性，事實上已經成為鄉土社會更為常用、更為容易接受的法律樣式。民俗習慣存在的這種社會基石，是國家法發展的重要社會基礎，正所謂民俗習慣是國家法的重要淵源，國家法也應當建立在民俗習慣的基礎上，依托和銜接好民俗習慣。
由此，帶給我們思考的問題在于，國家法的制定和實施不能任意妄為，國家法要產生作用，得立足民間，要受到民間社會的檢驗與評判，要有社會效果。如果法律偏離了民俗習慣和其他社會規范，法律運作的成本就會提高很多，甚至根本就得不到執行。這就是薩維尼說過的，在每個民族中，逐漸形成了一些傳統和習慣，通過不斷地運用這些傳統和習慣，它們才逐漸地變成了法律規則，法律就是內在的、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產物，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民族的共同意識。民俗習慣需要國家法作為后盾的支持以顯示其權威性，而國家法又需要借助民俗習慣幫助其規范秩序，形成擴展。
過分倚重于國家法的控制手段，輕視民俗習慣的作用，社會控制機制就有可能失衡，不利于圓滿地解決問題。一方面，法律數量的空前繁多，法院解決糾紛的社會效果和社會認同度不高，另一方面對社會豐富多彩的慣例和民俗習慣視而不見。一個社會如果把解決爭端的重擔全部訴諸法律，結果可能會訴訟成災，積案如山。
我們應該注意到國家法與民俗習慣的這種互動與相容的復雜關系，國家法完全偏離甚至背離了土生土長的民俗習慣，沒有接上“地氣”，國家法有可能成為“中看不中用”的“花瓶”，而另一方面，國家法對民俗習慣進行硬性的、不切實際的干預與壓制，法官在執法中完全無視民俗習慣的價值，不管鄉民的承受能力，盲目兜售甚至強制推行國家法，都有可能適得其反。
論文關鍵詞：授助；道德；理性
一、中國法律援助的特點
法律援助制度又稱法律救助扶助制度，是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對經濟困難、生理殘缺、智能低下而又需要法律幫助的當事人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減免費用而提供法律服務的一種司法救助制度。這可以從廣義和狹義兩個方面來理解。廣義的法律援助包括減免訴訟費在內在的整個法律程序的各個環節上為受援者提供的法律幫助。狹義的法律援助是指法官、律師、公證員和基層法律服務人員為社會的貧困者、弱者、殘疾人和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提供減免費用的法律服務。法律援助是國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筆者認為，同國外尤其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援助制度相比，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具有以下突出特點:
(一)中國法律援助物質保障的現實性
中國社會主義法制不同于資本主義法制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我們的法律既規定了全體公民一律平等的實體權利，又規定了為實現平等實體權利所必須的平等程序權利，而且特別強調為實現這些權利提供可靠的物質保障。實施法律援助制度，就是為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而完善平等程序權利的實施機制，切實保障“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得以真正貫徹實現。這正是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援助制度與資本主義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本質區別。總而言之，中國的法律援助雖然起步晚，但是起點高、范圍廣、后盾強，有保障，是一項大有發展的公益事業。當然，作為一種新的制度，特別是在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存在許多問題，需要我們在理論和實踐中逐步探索、解決和完善。
(二)中國法律援助主體的能變性
在中國，法律援助是以政府為主導，政府與社會相結合的行為。法律援助既是國家的責任，也是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責任。就中國的現實情況而言，目前還缺乏大量的社會援助組織，沒有形成穩定、可靠、充分的法律援助資金來源，而律師又已成為法律服務資源市場的競爭主體。因此，如果沒有國家的全面參與和組織領導，單靠社會和律師個人的力量，要形成一種開展全方位法律援助活動的有效制度并維持整個法律援助機制的統一、有序運行，不僅是困難的，而且也是不現實的，而且還可能導致法律援助活動出現各自為政、孤軍奮戰、管理失靈、形式混亂、地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所以，我們的法律援助必須以政府為主導。這是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特點，也是其優點。我們在確立法律援助為國家責任的同時，也沒有排斥法律服務工作者和社會各界的法律援助活動。這種以國家援助為主，社會組織和個人援助為輔的法律援助機制，不僅體現了國家在整個法律援助活動中的主導作用，同時也有利于調動社會各界的力量。而有些國家或僅僅把法律援助強調為一種國家責任，或只認為法律援助是社會組織和律師個人的人道行為。這兩種作法，或是加重了國家的財政負擔，或易導致法律援助工作的失控。
(三)中國法律援助范圍、對象和主體的寬泛性
首先，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受案范圍來看，包括如下:刑事辯護和刑事;民事、行政訴訟;非訴訟法律事務;公證證明;法律咨詢、代擬法律文書及其它形式的法律服務。而一些國家的法律援助則僅限于特定的刑事、民事案件的辯護及簡單的不涉及財產關系的法律咨詢。
其次，從中國法律援助的對象來看，只要是公民、法人確因經濟困難或其它特殊情況，以及符合特定條件的外國人，都可以獲得法律援助。而許多國家則完全排除了法人和外國人的法律受援權。
再次，從法律援助的主體來看，中國法律不僅明確規定提供法律援助是律師的應盡義務，而且還要求公證人員、墓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及其他法律專業人員也應為維護社會弱者的法律權益提供法律援助。而在一些國家，法律援助被認為僅僅是公設律師的工作和少數具有正義感的私人律師的善舉。
二、中國法律援助展現極為重要的現代社會價值
(一)實現和保障人權
認為，人權就是一切人，至少是一個國家的一切公民，或一個社會的一切成員，都應當享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也就是說，一定社會中的一切成員或一定國家中的每個公民，不論其種族、民族、性別、語言、、政治主張、財產收入、教育程度等狀況如何，其所受到認可和保障(主要是受到法律的認可和保障)的能夠實際擁有的實然權利和應當擁有，但因目前種種條件的限制實際上還無法擁有的應然權利，特別是生存權利、政治權利和經濟、社會、文化、發展權利等，不僅在資格上是平等的，而且在實際生活中也應當逐步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為此創造了前提和基礎條件。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講，社會主義法律就是人權法。但是，我們還應當看到，無論是憲法，還是各部門法，對人權的保護還僅僅是一種立法上的承認，而對人權的真正保障，更重要的是在于使這些法律規定的權利真正地在社會生活中成為現實。一般而言，人權的實現主要有兩種途徑:一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自己的法律行為來直接實現其實體權利;二是人們在司法救濟中通過行使程序權利(訴訟權利)來保證實現其實體權利。以上兩種實現人權的途徑，隨著法律規范的繁多復雜，越來越需要專業性的法律服務。但是在市場經濟中，法律服務資源的有限性、有償性往往導致社會弱者無法通過正常的市場交易方式獲得相應的法律服務。因此，傳統的人權保障措施已遠遠不夠，必須建立相應的法律援助制度。所以，無論是從道德及人道主義的角度，還是從公正、平等的法律價值與評價的角度，或是從人權的角度，中國都不僅應當實行法律援助制度，而且中國的法律援助都應當比外國實現得更好。
(二)凸顯司法公正
司法公正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為解決各類社會沖突而追求或擁有的一種法律理想和法律評價。它是指國家司法機關在處理各類案件的過程中，既要運用體現公平原則的實體規范來確認和分配具體的權利和義務，又要使這種確認和分配的過程與方式體現公平性。一般把前者稱作實體正義，把后者稱作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有實體正義是不夠的，還要有程序正義。要實現司法公正，僅靠司法人員的秉公執法也是不夠的，還要有對社會弱者的法律援助。因為在現實生活中存在著對司法公正特別是對程序正義的種種障礙，其中包括社會弱者在尋求法律的平等保護時遇到的有形或無形的困難。具體而言，這些障礙主要有以下幾種:經濟上的障礙;知識與信息上的障礙;權利和義務觀念上的障礙;溝通交流上的障礙;法律服務資源上的障礙;生理上的障礙;人身自由上的障礙。以上諸種妨礙司法公正的障礙的存在，客觀上造成了程序上的不公正，從而導致了實體上的不公正。而法律援助則是保障這兩種公正的重要制度和措施之一。
三、中國法律援助蘊涵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援助制度是為了適應人人平等的共同道德需求而產生的。‘言首先是在西方社會出現的。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適應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在一定程度上履行自己的“平等”諾言，積極支持在有關法律制度中訂立給予窮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內容。如法國1851年確認法律援助制度，英國1903年頒布《保護窮人囚犯的法案》、1949年頒布《法律援助和咨詢法案》等。西方法律援助制度的最初建立，是對封建地主階級享有法律服務特權的否定，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但是，從根本上講，西方國家為窮人提供法律援助是為了鞏固資產階級統治，并沒有改變其維護資產者利益的階級本質，且他們所宣揚的人權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人權，所以其法律援助制度不可能使資本主義法律成為普遍保障廣大窮人利益的工具。事實上，在資本主義國家，窮人請不起律師，打不起官司的現象仍到處可見。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國家的·切權力屬于人民，這就決定了我們國家對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當事人應該提供法律幫助，保障實現其應有的合法權益。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同世界各國的法律援助制度一樣，反映了人人要求乎等、鏟除人間不平等的共同道德要求。然而，中國的法律援助制度還具有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它既反映了中國全體社會成員大都具備的或是能夠接受的傳統道德價值，又體現出了與社會主義道德的必然聯系。中國的法律援助蘊含著極為豐富的傳統道德價值。
(一)體現仁愛積善
孔子云:“仁者愛人”，這是中國占代早期的人道主義。孔子從愛護他人、尊重他人的基本倫理立場出發，認為作為一個仁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博施于民而能濟眾”，“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孟子繼承和發揚了孔子的“仁愛”思想，進一步提出人的“良知”問題，認為“良知”即“不慮而知者”，可與“良能”、“良心”視為同義語。“良能”，是指天賦為善的能力，也就是天生愿做好事;“良心”，即善良之心，不忍加害他人之心。且認為“惻隱之心”是‘·仁之端”。“積善”亦即多做好事，與人為善。鐵面無私的包拯、剛正不阿的海瑞等為民請命、為民伸冤的壯舉，流芳千古，可歌可泣，都是傳統道德價值觀在司法活動中的典型表現。
中國的法律援助，給在犯罪案件中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給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而無力支付律師費者，給請求給付撫恤金、保險金或與此有關的公證而無力支付費用者等等自然人提供法律幫助。同時，也給某些經濟上有嚴重困難的國有或集體企業在生產經營中遇到的法律糾紛提供法律援助。這些都可謂是為人民為社會做好事，同情弱者，扶貧幫困助殘，充分體現了仁愛積善的傳統道德價值。
法律歷來被人們看成是公平和正義的化身。基于各種原因，社會上總會存在一些弱者，他們的基本權利受到侵害時，因經濟貧困或其它原因，無法獲得法律的保護。因此，對弱者的法律援助，不僅逐漸成為一種法律制度，也是社會道德的價值取向之一。為社會弱者提供減免收費的法律援助，是我們社會主義道德的重要體現。
(二)強調義務，淡泊利益
義與利，是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的一對重要范疇。居于傳統道德價值觀主一導地位的儒家思想是重義輕利。它主張“君子義以為上”，“不義而富且貴”則“如浮云”。這種重義輕利的優良傳統，是中華民族抵制貪欲、戰勝邪惡的武器。在法律不斷受到金錢腐蝕的今天，全國首屆十佳律師王海云的話擲地有聲:“做律師就不能為了錢!”仗義執言，為民請命，是律師至高無上的準則。律師提供的法律援助，己使許多當事人受益。法律援助，為貧弱者減免服務費，不正是重義輕利這種傳統道德價值觀的生動體現嗎?
(三)注重尊老愛幼
世界各個民族都具有尊老愛幼的傳統美德，中華民族在這方面更為突出。中國古代不僅有系統的倫理思想體系，而且有較完整的教育體制，向國民灌輸尊老愛幼等倫理道德的觀念。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把尊老愛幼與治國平天下聯系起來。在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今天，給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老年人犯罪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為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為贍養協議、撫養協議的公證提供法律援助等等，無一不體現了尊老愛幼的傳統道德價值觀。
一、獵頭顧問的法律約束與道德標準
1993年3月，中國本土第一家具有獨立法人資格的獵頭公司泰來獵頭事務所成立。此后，大批的獵頭事務所（公司、機構）隨之出現。他們以公司化的運行方式，極大地推動了我國獵頭行業的產業化進程。20年以來，中國的獵頭行業處在快速發展期。但是，企業對獵頭服務還處在認識階段。顧問和機構本身也都處在成長期，不規范的市場現象時有發生。為了進一步規范獵頭行業，中國政府頒布了相關的法律，一些有責任感的大型獵頭公司也紛紛呼應，迅速發起制訂行業規范的倡議。
（一）法律約束
1.國家法律對獵頭顧問的約束。近年來，獵頭業在我國快速發展，為了規范管理中外合資人才中介機構，維護我國人才流動有序進行，2003年10月，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聯合人事部、商務部等部門出臺了《中外合資人才中介機構管理暫行規定》。《規定》明確指出：中外合資人才中介機構招聘人才出境，應當按照中國政府有關規定辦理相關手續。在這當中，不得雇傭正在承擔國家、省級重點工程、科研項目的高級工程師和高級管理人員，未經人才所在單位同意的，在職國家公務員等人才出境。
國家的法律是紅線，不遵守規則，勢必將危及生存，又談何利益？英國著名的獵頭公司雷文國際顧問管理公司就是因為沒有遵守中國的法規而黯然退出中國。當時雷文為給一家法國水泥廠“獵”一個高級經理，挖了北京某國企的骨干，結果被該國企告上法庭。在那個沒有幾個人真正知道獵頭公司是怎么回事兒的年代，這場官司對雷文聲譽的打擊可想而知。
2.地方法規對獵頭顧問的約束。上海市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獵頭行業也處在快速發展的上升甬道。2006年，上海市人才中介行業協會首次針對獵頭行業《上海高級人才中介服務行業行規（試行辦法） 》 ，對上海所在的獵頭公司實行制度化管理。業內人士認為，行規出臺的意義在于抵制個別獵頭顧問在利益的誘惑下產生的不符合行規的操作，提升整個獵頭行業的運行水平和形象，保護用人單位、候選人、獵頭公司三方利益，促進獵頭行業高效、健康發展。
（二）獵頭顧問的道德標準
作為獵頭行業最重要的一員，獵頭顧問在遵守相關法律法規的同時，還必須遵守獵頭顧問的從業道德標準。行業規則不僅僅是獵頭顧問必須遵守的職業道德，也是獵頭顧問能夠順利開展業務的保障。我國獵頭行業經過長期的實踐以及借鑒外國先進的經驗形成了一套基本的道德標準，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維護公司利益與形象。獵頭顧問作為獵頭公司的代表，必須時刻注重維護公司利益和形象。在收取獵頭傭金時，獵頭顧問必須按照獵頭業內的慣例進行收費。為了在業務競爭中取勝，一些獵頭顧問不惜惡意壓價、降價，這樣的做法不但給業內同行帶來了很大的困擾，而且搜尋的人才不能保證質量，用人單位的利益也容易受到侵犯。長期發展下去，不僅會影響公司的整體利益和形象，甚至會對整個行業的整體形象產生負面影響。
2.保護候選人平等參與競爭。候選人大都是在某行業中具有豐富的理論知識、先進的管理經驗、敏銳觀察力的高級人才，而且在公司中擔任重要職位。獵頭顧問在推薦候選人時，必須以客觀、不帶任何偏見的態度推薦求職者，不能因任何原因偏向某位候選人。同時，在與客戶簽訂合同之前，為候選人保密，不向客戶泄露候選人的任何資料。這樣做不但能夠保護候選人能夠平等的參與競爭，而且能夠保護候選人落選時能夠繼續留在原有的公司任職。
3.充分尊重客戶。獵頭顧問在向其客戶提供候選人資料時，只能向一個客戶推薦， 即人才資料專送;而不能把一個候選人的資料同時向多家客戶推薦，以體現獵頭公司對客戶的尊重與負責。而且，獵頭顧問為客戶提供的服務必須讓客戶滿意，否則將嚴重影響自己的聲譽。當推薦的候選人到任后不能滿足客戶的需要時，獵頭顧問必須實現自己的承諾，進行新一輪的尋訪工作，直到為客戶找到滿意的候選人為止。
二、中國獵頭顧問的道德現狀
隨著人才市場的活躍，獵頭行業有著誘人的發展空間和利潤空間，獵頭公司也大量涌現。與普通的人才招聘機構相比，獵頭公司更加注重保密性和針對性，但獵頭公司魚龍混雜，仍然存在少數操作不規范的公司。目前，中國獵頭顧問在經營業務時所出現的不規范操作主要如下：
（一）信息歧視
獵頭公司一般搜獵的都是中高層的企業管理人員，所以對于候選人的要求是“高學位”、“高職位”、“高價位”三位一體。當獵頭顧問在給客戶推薦候選人時，有些獵頭顧問會優先推薦高學位甚至是有海外留學背景的候選人，而將低學位的候選人放在最后推薦。這是對候選人的信息歧視。候選人的學歷并不能跟能力劃上等號，獵頭顧問應該以平等為原則，對于綜合能力比較強的候選人，應該優先推薦，不能以任何理由而故意延后。
（二）收取候選人傭金
根據獵頭業內的現行規則，獵頭公司會在候選人成功地任職后向企業收取候選人年薪 25-%30%左右的傭金。但有些獵頭顧問在利益的驅使下為了增加自己的收入，會以各種名義向候選人收取傭金。這是違背獵頭顧問職業道德的，也會對公司的形象產生負面的影響。獵頭顧問在短期內也許嘗到了甜頭，但長期下去，獵頭顧問不僅很難開展業務員，甚至會陷入被驅逐獵頭行業的窘境。
（三）簡歷造假
為使用人單位對候選人滿意，有些獵頭顧問甚至通過簡歷造假的方式偽造候選人的學歷、工作經歷等信息，造成有些經獵頭公司推薦的候選人在入職前的各項測試過程中表現良好，到任后卻發現不能勝任本職工作的情況。比如，某用人單位需要招聘一名運營總監，但獵頭顧問在短時間內找不到合適的候選人。為了應付客戶，獵頭顧問利用簡歷造假的方式“制造”出一位合格的運營總監：將一位運營經理的工作經歷稍微進行更改和潤色，把現任職位改成“運營總監”。
根據相關報道，目前國內獵頭行業的整體水平大致相當于歐美發達國家20世紀 80 年代的發展水平。由于客戶對人才需求的快速增長，使 得很多獵頭公司一擁而上爭搶這塊“肥肉”，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而獵頭行業中獵頭顧問存在的不規范操作，是對獵頭顧問職業道德的藐視，不僅會造成用人單位和高級人才對獵頭機構專業能力的懷疑，而且這種不正當競爭也會導致業內的惡性循環。
三、對策創新與發展建議
近年來，隨著人才市場的日益全球化，國際獵頭開始傾向于獨資開辦新網點。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洋獵頭”在本土化戰略方面存在問題。盡管國際獵頭占據了中國內地市場的絕大多數份額，但由于 本土化優勢，國內的中小型獵頭公司，仍然忙得不亦樂乎。也就是說，國內獵頭公司仍然有廣闊的運營市場和上升空間。
根據《AESC職業道德公約》，應當重點關注以下幾個領域：
（一）加強行業規制與引導
1.從產業政策來說，我國政府應該將預付型獵頭公司從人才中介機構中脫離出來，減輕稅收負擔，鼓勵其快速發展。同時，適當刺激獵頭公司向規模化和集團化方向發展。比如，根據國際慣例，獵頭公司和企業數量的比例應該為1∶200，所以中國市場獵頭公司的數量至少應為5萬家。而目前國內最多只有7000家專業獵頭公司，離飽和狀態還有較大的發展空間。總體上，我國政府以刺激鼓勵政策為主，但在結構上仍然要確保獵頭公司的優質高效。
2.通過在全國范圍內組建相對寬松的全國性獵頭聯盟和在重點城市試點區域性的行業協會、產業協會，融合全國的資源平臺、形成本土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并逐步向國際獵頭市場進軍。與此同時，應當預防可能出現的非自然壟斷現象，有效控制整個行業的市場成本和消費價格。
3.加快行業規則的制定。除了政策限制外，我國獵頭行業的進入門檻很低，充斥著“無資料庫、無服務規范、無質量承諾”的“三無”獵頭公司，嚴重影響了行業的聲譽，并對一些運作相對規范的公司造成沖擊。為了促進獵頭行業的發展，中國獵頭行業迫切需要加快行業規則的制定和實施，實現獵頭業逐步由低級階段向規范化過渡，逐步實現資訊建設的專業化、咨詢人員的專業化和行業分工的專門化。
（二）提升獵頭顧問素質
1.提高自身水平。獵頭是一個操作性極強的職業，必須在“在游泳中學會游泳”。因此，要想成為一名優秀的獵頭顧問，必須沿著“接單、分析客戶需求、尋訪候選人、推薦面試、背景調查、協調上班、后期跟蹤服務”等一連串的“作業鏈”點點滴滴積累經驗教訓。熟悉獵頭市場運行規律，掌握良好的辯術，既不得罪客戶，又能維護自己的權利，更要為所在公司創造出高額的利潤，是當今獵頭顧問必備的素質。
2.良好的職業道德。好的獵頭顧問除了必須具備基礎素質之外，還應該有良好的職業道德。獵頭顧問應該具備品行優良、誠實負責等特性，能夠提供招聘單位的真實情況并能提供坦誠的建議，而不是為了賺錢騙你沒商量。
3.主動溝通人際關系。獵頭顧問還需具備嫻熟的人際溝通能力、持久的忍耐力等。即使人才今天對跳槽可能并不在意，但明天可能就會改變主意。可以說，獵頭并非易事，時刻充滿變數，沒有持久的忍性和親和力，到嘴的“獵物”也會失去。
（三）重視公眾溝通
1.適度披露公司經營情況。獵頭行業一直被外界認為是一個披著神秘面紗的行業，而獵頭公司日常的工作和業務流程不透明所帶來的種種猜測和質疑從未停止過。為此，獵頭公司可以適度披露公司的經營狀況，比如銳仕方達公司率先宣布公開自己的運營數據。通過類似的方式，進一步增強獵頭行業的透明度，打破傳統獵頭公司在求職者和客戶心目中的神秘感，減少外界對獵頭顧問的誤解。
2.適當組織公益活動。作為中高端人才服務機構，獵頭公司可以通過組織開展相關的公益活動，進一步提高公眾對獵頭行業的認識。比如，獵頭公司可以聯合舉辦獵頭行業發展研討會介紹雇主如何與獵頭機構高效合作等方式增加雇主對獵頭業務的認識，加強與獵頭公司的合作。
總之，作為經營高級人才的戰略性產業，政府必須高度重視獵頭行業的發展，進一步加強政策的引導，有效規范獵頭行業的發展。而一名優秀的獵頭顧問，必須在掌握了相關獵頭經驗的基礎上，嚴格遵守我國政府頒布的相關法律法規和獵頭行業道德標準，通過學習提高自身的素質和服務水平，推動我國獵頭行業朝著規范化、專業化的方面邁進。
參考文獻：
關鍵詞：專門院校；專業法學人才；課程設置；課程改革
中圖分類號：G6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2851（2011）03-0066-02
目前，我國高等學校的法學專業設置主要有三種情況：一是專門的政法類大學，如中國政法大學、西南政法大學等；二是綜合性大學里的法律系或法學院，如北京大學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等；三是以專門院校里的法學院系，如吉林大學法學院、東北財經大學法學院等。通常政法類院校是以培養法律應用型人才為特色的，綜合性大學以培養理論型人才為特色，而專門類院校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應該與其他院校有所區別，體現自身的特色，即要培養出專門、專業法律人才。本文僅就專門院校專業法學本科課程改革談本人之粗淺看法。
一、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課程改革的意義
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高等學校要辦出特色，要提高教育質量。高等學校要有特色、高水平，這不僅是國家發展的要求，是未來發展的趨勢，也是高校自身的選擇。從現實情況來看，我國法律人才為數眾多，但高層次、高素質、專門法律人才短缺卻尤為嚴重，培養法學專才已成為大勢所趨。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意義重大，主要表現如下：
（一）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是《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的要求。《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以下簡稱《綱要》）要求“高等教育承擔著培養高級專門人才、發展科學技術文化、促進現代化建設的重大任務……到2020年，高等教育結構更加合理，特色更加鮮明，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整體水平全面提升……。”《綱要》還要求：“……著力培養信念執著、品德優良、知識豐富、本領過硬的高素質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要培養高素質法學專門人才和拔尖創新人才，專門院校專業法學本科課程改革是當務之需。
（二）專門院校法學專業本科課程改革是合理配置法學教育資源。據不完全統計，全國1000余所普通高校中已有650余所設置了法律院系或法律專業。《2009年北京市大學生就業報告》顯示，北京市2008屆本科畢業生畢業半年后失業或離職量最多的10個專業，占本科失業量的44.0%。失業或離職者最多的5大專業依次是：法學、工商管理、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英語、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其中2008屆法學類本科畢業生就業率為79%，遠低于當年本科畢業生的平均就業率(88%)。專門院校法學專業如果不根據現實的需要、改革課程設置，只能造成法學教育資源的巨大浪費，加劇法學專業大學生就業負擔。
（三）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改革是市場經濟的需求。筆者由于職業的關系每年都能接觸到來自專門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感觸頗深：建筑大學法學專業的學生分不清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醫科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不懂醫療糾紛舉證責任倒置；財經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竟搞不清中國銀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的區別……可想而知專門院校法學教育的失敗。而在司法實踐中，這一現象也比較突出：稅收案件中法官、律師不懂增值稅發票；建筑糾紛中法官、律師不懂建筑主體結構、承重結構；醫療糾紛中法官、律師不懂醫療常識……社會急需專門、專業化的法律人才。而專門院校對專業法律人才的培養有著得天獨厚的條件，專門院校的法學專業要揚長避短，走專門化特色化的法律專才培養模式，改革現有課程設置。只有這樣專門院校的法律專業才有生存的空間與市場的需求，滿足市場經濟對法學專業大學生的需求。
二、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課程設置存在的問題
（一）法學本科課程設置不合理。專門院校法學本科課程設置應當考慮到社會對專門、專業法學人才的實際需求。不少專門院校的法學課程開設沒有專業特點，基本上是人家開什么可我們就開什么課程。沒有對專門院校的法學課程的開設進行可行性分析，致使已開設的課程比較混亂，沒有做到與法學專業的融合與銜接。以財經院校法學專業為例，法學專業的課程設置基本上照搬、照操政法類、綜合類大學的法學課程體系，其結果，專門院校培養的學生法學不僅基本功底不及其他政法類及綜合大學，專門、專業法學知識也沒有凸顯出來。一方面，造成了法學專業的大學生就業困難，另一方面社會對專業法學人才的需求也沒有得到滿足。
（二）專業基礎課程內容所占學分或課時的比重明顯偏輕。要做到專門院校法學專門化，專業基礎課程的開設尤為重要。以財經院校為例，要打造特色財經法學人才，財經類基礎課程應該納入學科基礎課程當中。比如，財經院校應當把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管理學、財政學等學科納入學科基礎必修課程范圍之內。設想在沒有開設金融學、會計學、稅收學等學科基礎課程或在所開課程學時嚴重不足的情況下，給學生開設金融法、會計法、稅法等課程，只能使學生掌握的法律規范與經濟學理論相脫節。
（三）專門院校專業法學課程嚴重缺失。專門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將本專業的法學課程作為開課的重點，開全專業法學課程。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才可能凸顯專業特長，又可使法學專業符合本專門院校的特點，滿足于本專業的法律需求。但在實際上，各專門院校對本行業的法律課程重視不夠。以財經院校為例，目前財經院校中，體現財經法學特色的財經類課程的設置比較混亂，沒有一個科學的、統一的財經類法學課程類別劃分。各院校雖都開設財經類法學課程，但課程類別各不相同，有的為必修課、有的為選修或任意選修課，還有的為必修與選修相結合。同時財經類課程在教學時間的安排上隨意性較大，財經類核心法學課程開設時間較晚，大部分學校在第三學期才開始安排此類課程。財經類課程沒有結合相應的法學課程開設。
三、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改革對策
（一）準確定位本專門院校的專業法學本科人才培養目標
專業人才的培養需專門院校應該在辦學過程中準確定位，一是學校類型定位。學校要根據區域、行業的需求，選準自己的定位。二是辦學層次定位。如財經院校法學專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非常熱門，許多高校都爭辦這個專業，競爭非常激烈。在這種情況下繼續保持特色和優勢，就要做到人無我有、人有我強。三是在辦學規模上要考慮把資源集中到學生培養、提高質量上。學科建設始終是學校的龍頭，學校如何保持優勢的特色學科，是學校特色非常重要的內容。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注意在經濟、管理的學科交叉中尋找特色，凸顯優勢。
（二）優化課程結構，強化法學專業特點
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類院校應該根據各自的人才培養目標，適當調整適合本校的必修課、限選課和任選課的比例，使課程結構既科學、合理、相對穩定，又具有一定的彈性。因此，應細化大專業下的小專業，體現財經特色的課程設置，重新整合專業方向課，以突出財經類法學的優勢。將限制性選修課作為專業方向課的學校，應增加其總的學分和學時，在總量上提升財經類法學專業方向課的比重。
（三）合理設置課程體系及開課時間
為了培養法律專才，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應當有別于專門法律院校。筆者認為，專門院校法學專業課程可分為通識課程、法學基礎課程、法學專業課程三大模塊，這三大模塊中又按照重要程度分成選修課、必修課等，開課的次序、時間應當本著先一般通識課、后法學基礎課、最后到專業法學課程這樣的程序進行。具體對策如下：
1.通識課程
通識課程是指按照教育部的規定，不分院校、專業，所有高校必須開設的課程。比如，思想道德修養、軍事理論、體育、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中國近代史、哲學、政治經濟學、外語、計算機等。對法學專業而言，為了給后續的法學教學打下基礎，法學基礎理論、中國法制史、也應當列入通識課程范疇。專業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將這些通識課程劃分為通識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思想道德修養、軍事理論、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基本原理、中國近代史、哲學、政治經濟學等都可作為學生的通識選修課；而法學基礎理論、外語等則應作為通識必修課。同時對通識必修課和通識選修課必須規定必修的學分。除外語、計算機課可在以后學期根據需要繼續開設外，其他全部通識課程均應當在大學一年級修完。
2.法學學科基礎課
專業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科基礎課除了要開設法理學、憲法、中國法制史、刑法、民法、商法、知識產權法、經濟法、行政法與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國際法、國際私法、國際經濟法14科核心課程外，還應開設司法文書、外國法制史、律師法、法官與檢察官法等課程。這些法學學科基礎課也可以分成必修課和選修課。可將法學專業的14科核心課程作為必修課，其他課程作為選修課，同時對必修課和選修課必須規定必修的學分。全部法學基礎課程應當在大二全學年修完。
3.專業法學課程
如果說專業院校中通識課程和法學學科基礎課程設置沒有差異的，那專業法學課程將是打造法學專才的核心與關鍵。各專門院校完全可以根據市場經濟對本行業、部門法學人才的需要，設置法學專業專門化的課程體系。以財經院校為例，財經院校的法學專業應當開設并強化財經特色，以經濟生活中主要法律規范作為課程開設的重點。可將經濟法律規范劃分為經濟組織法、宏觀調控法、市場秩序法、經濟管理法、社會保障法等。作為經濟組織法內容包括公司法、各種企業法等。作為宏觀調控法，包括財政預算法、稅法、價格法、金融法等。作為市場秩序法主要包括產品質量責任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廣告法等，作為經濟管理法包括會計法、合同法等。作為社會保障法包括勞動法、社會保險法等。每一部分又可根據本院校的實際情況再做細分。比如，金融法，內容可含銀行法、票據與結算法、擔保法、保險法等。這些課程也可分為專業必修課、專業選修課。這些課程授課時間應當安排在大三及大四第一學期。其他院校可以結合本專業法學的實際需要選課、開課。
當然，專門院校要培養出專業法學人才，對策及措施還有很多，比如，論文寫作和實習環節。論文寫作應要求寫本專門院校相關行業法律論文，醫學院校法學專業的學生畢業論文就可以圍繞醫療法，而建筑大學的法學專業則可以建筑法為方面來確定選題撰寫論文。畢業實習也應當有針對性的到醫療、建筑公司等單位實習……這樣就能比較好的將所學專業與實踐有機、有效的結合起來。
市場經濟的發展需不僅要一批具有一定法律理念、精通和熟悉市場經濟法律專業知識的復合型法律人才，更需要既通曉本行業、專業知識又懂法律的法律專才。專門院校法學本科專業可利用自身的學科優勢定位法學人才的培養目標，而目標的實現重在課程設置的改革。
參考文獻
[1]蔣悟真，張西道.財經院校法學本科課程設置及改革研究――以江西財經大學為例[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