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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業技術進步水平測算是實證檢驗的關鍵環節。本文采用科布－道格拉斯（C－D）生產函數基礎上的索洛余值法測算廣東省農業技術進步水平。1928年，柯布（Cobb）和道格拉斯（Dauglas）在研究中指出生產活動中的主要貢獻要素是資本和勞動，即Y＝AKαLβ，其中Y為產出，K、L分別為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α、β分別表示資本與勞動的產出彈性。A為效率系數，反映廣義的技術進步水平。1957年索洛對C－D生產函數進行了改進，假設A為時間t的函數且A（t）＝A0eεt，則C－D生產函數變為。
（一）測算模型與變量設定鑒于土地要素是農業生產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將上述模型的函數形式設定為。結合廣東省農業發展實際，對相關變量的確定如下：（1）農業總產出，直接選取《廣東省統計年鑒》中農業總產值的原始數據。（2）農業的資本耗費，采用農業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作為衡量指標。（3）勞動力耗費，經濟學中常用勞動者工資、勞動時間或勞動人數等統計指標衡量（李子彪，2006），若考慮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計算時采用農業生產實際投入的勞動力數量較為合適，但因缺乏相關統計資料，借鑒周端明（2009）的做法，選擇第一產業從業人數作為計量指標。（4）土地耗費，考慮到廣東省農村土地撂荒的普遍性，采用農作物播種面積代替常用的耕地面積變量。采取同樣做法的有全炯振（2009）［12］、趙芝俊等（2006）［13］。
（二）參數估計本文選取廣東省1982－2011三十年的統計數據擬合生產函數，測算出各投入要素的參數。為避免多種共線性對參數估計的影響，假設規模報酬不變，則有α＋β＋γ＝1，生產函數式（4）可變為。由表2可知，模型的擬合優度較好，達到了0．941499，同時方程本身和各參數變量均通過顯著性檢驗，另外異方差和自相關檢驗均能通過，模型的解釋能力強，可用來計算科技進步貢獻率。由上述結論可知，1982年至2012年間，廣東省農業資本投入的彈性系數α＝0．3517，土地投入的彈性系數γ＝0．25，勞動力投入的彈性系數β＝1－α－γ＝0．3983。即資本投入、土地投入及勞動力投入每增加1％，農業總產值分別增加約0．35％、0．25％和0．40％。可以看到彈性系數最大的是勞動力投入，意味著目前廣東省農業產出相對更依賴于人力資本的增加，屬于典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業，與某些省份相比②，資本投入與勞動力投入的彈性系數相差不大，可粗略認為目前廣東省農業發展處于由勞動密集型轉向資金密集型的過渡期。
（三）廣東省農業技術水平測算結果及分析根據上文所得參數估計結果，結合（5）式，對廣東省1982－2012年農業技術進步水平進行測算。可以看到，30年間廣東省農業技術進步增長率表現出較大的波動性，甚至有些年份出現負值（圖1）。這一方面與廣東省自然災害頻繁，農業生產總值波動較大不無關聯；另一方面，所測算的農業技術進步為廣義全要素生產率（TFP），不僅包括科技進步本身，還受資源配置效率和其他隨機因素的影響。如1992年，資本投入增長率達到153．51％，而農業總產值增長率僅為12．57％，出現了投入多而有效產出少的情況。在剔除生產要素投入之后，農業技術進步水平不可避免地出現負值，但這并不能說明農業科技進步對廣東省農業經濟增長沒有發揮積極作用。1998年以后，農業技術進步水平的波動幅度開始趨緩，自2007年基本保持著向上趨勢，說明資金配置效率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觀，但這需要更多數據支持。
二、實證檢驗
（一）變量的選取與數據說明金融發展水平提高的一個主要表現就是金融資產規模相對于國民經濟財富的擴展。對于金融發展水平的衡量，考慮到目前廣東省農村金融結構相對簡單及數據的可得性，擬從農村金融發展的規模和效率兩個維度進行考量。金融發展規模指標方面，鑒于廣東省農村金融以存貸業務為主，結合一般做法，選擇農村存貸款余額之和與農業GDP之比為金融發展規模的衡量指標。但因1990年前后鄉鎮企業貸款余額的統計口徑明顯不同，而1995年后統計年鑒重新對金融機構貸款余額進行了劃分，導致城鄉居民儲蓄存貸款余額與研究所需數據口徑相差太大，故而采用農業存款余額和農業貸款余額替代農村存貸款以反映農村金融狀況。金融發展效率指標方面，參考王志強、孫剛（2003）的做法，選用農業貸款與農業存款之比作為衡量農村金融發展的效率指標［14］。采用這一指標還基于以下考慮：首先，農村金融發展的目的是服務農村實體經濟，這一比值越大，越能反映農村金融機構對農業的支持力度；其次，該指標可以衡量農村金融機構將存款轉化為貸款的能力，顯示農村金融機構對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還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前農村資金外流狀況。農業科技進步方面，直接選取上面測算出的廣東省農業技術進步增長率為實證變量。以上三個變量分別用RGM、RXL和TFP表示。由于銀行資金來源項目自2011年起使用新的分類，廣東省統計年鑒不再提供農業存貸款余額等相關數據指標，故截取1983－2010年度樣本數據，樣本數據均來源于《廣東省統計年鑒》及《廣東省農村統計年鑒》。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及變化趨勢如表3和圖2所示。在這里主要對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和效率指標進行分析，由表3和圖2可看到：（1）農業存貸款余額占GDP的比重盡管在個別年份有所下降，但整體上呈增長趨勢，尤其在1992年之后上升速度明顯加快。截止2010年末，該比值達到0．67，相比1982年增長近1．5倍，說明廣東農村金融資產比例不斷提升，農村金融規模不斷擴大。（2）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指標的變動趨勢：1998年以前，農業貸款占農業存款的比值呈現較大波動，在1983年達最大值后，1994年降至最低點。這是因為1983年農村經濟體制率先改革，眾多資金流向農村；但隨著1984年經濟體制改革重點轉向城市，農業貸款占比急劇下降，且在1998－2000年間出現大幅度回落。大量資金流向城市，農戶與農村中小企業融資難制約了農村經濟發展。（3）2006年廣東省開始逐步推進農村新型金融機構改革，但從圖2可以看出，農村金融發展效率持續下降趨勢并未因此明顯改善，相反，農村金融發展規模指標出現了近10年來少有的大幅度波動，這意味著目前新型金融機構改革并未達到預期效果。
（二）單位根檢驗由于經濟變量的時間序列數據往往都是非平穩的，若直接將其引入模型進行經典線性估計，很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因此，有必要先對各時間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通過Eviews5．1進行ADF檢驗，各變量的檢驗結果見表4。從表4的檢驗結果可看出，原有時間序列數據的ADF檢驗值均大于5％的臨界值，即三組變量在5％的顯著性水平下是非平穩的，而對其取一階差分后，序列D（TFP）、D（RGM）以及D（RXL）的ADF值都小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表現為平穩序列。換言之，原有時間序列都是一階單整的I（1）序列，故可進一步檢驗三組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
（三）協整檢驗由于上述變量都是一階單整的I（1）序列，因此可采用Johansen協整檢驗來判斷它們之間是否存在長期均衡關系。Johansen協整檢驗法是一種基于VAR模型的檢驗方法，在檢驗之前需要確定VAR模型結構，而其中一個重要問題就是滯后階數的確定，運用赤池信息準則（AIC）和施瓦茨準則（SC）進行選擇，同時基于數據生成過程特征，選擇帶有截距項并帶有趨勢項的VAR模型，具體統計結果如表5所示。結果顯示，無論是AIC還是SC甚至其他如LR統計量等，均認為滯后階數為1的VAR模型即VAR（1）模型較為合理。另外通過單位根檢驗對VAR（1）模型的穩定性檢驗結果顯示，全部根的倒數都位于單位圓曲線內（圖3），即VAR（1）模型是穩定的。協整檢驗模型的滯后期等于VAR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減1，故確定為0。表6為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結果表明，在5％的顯著水平下，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對協整均衡向量進行標準化后，可寫出三個變量的協整方程如下：TFP＝0．421947RGM－0．188170RXL（9）方程（9）表明1982－2010年上述三個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可以發現1982－2010年農村金融融發展規模與農業技術進步正相關，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與農業技術進步存在反向作用關系。亦可看出，農村金融發展規模的取值每增加1％，農業技術進步會同向變動0．42個百分點；農村金融發展效率的取值增加1個單位，農業技術進步會下降0．19個百分點。另外進一步對TFP與RGM、TFP與RXL兩兩分別進行協整檢驗，同樣發現它們之間也存在協整關系，說明廣東省農村金融發展與農業技術進步間確實保持穩定的均衡關系。
（四）VEC向量誤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給出了VAR（1）模型中的三個變量間存在長期均衡協整關系的結論，但這種均衡關系在短期內如何調整，需通過建立VEC模型進一步探討。根據AIC、SC準則，確定VEC模型的最優滯后階數為1，所得VEC模型結果如表7所示。由表7可以看到，VEC模型中TFP與RXL的誤差修正項分別為－0．555930和0．962618，且在統計上是顯著的，說明系統內變量間如果在短期內出現正向非均衡狀態，RXL會同向修正而TFP會出現反向修正，相比而言，RXL的修正幅度較大，即長期穩定關系對農業技術進步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具有顯著的調節作用，調節效應分別為55．59％和96．26％。
（五）格蘭杰因果檢驗檢驗了廣東省農業技術進步與農村金融發展規模、農村金融發展效率之間存在長期均衡關系，但變量間的因果關系尚不明朗，因此用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來驗證變量間的因果聯系。格蘭杰因果關系實質上是檢驗一個變量的滯后項對另一變量是否有預測作用，也即如果一個變量受到其他變量的滯后項影響，就稱這兩個變量間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對各變量進行一階差分以滿足格蘭杰因果檢驗所要求的時間序列平穩性，檢驗結果如表8所示。由表8的檢驗結果可看出，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農業技術進步是農村金融發展效率的Granger原因，而農村金融發展規模和農村金融發展效率均不是農業技術進步的Granger原因。
三、結論與啟示
[論文摘要]加快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推廣農業新科技；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和農業科技創新人才建設，農民科技知識的培訓，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加強農村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加強農業科技引進力度，農業科技研發投入和農業資源配置調整，才能加快新農村建設。
推廣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事關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大局”。本文以個人在農村實際工作經歷認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關鍵是推廣農業新科技，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提高農村干部和農民對農業科技的信仰、提高學習和掌握農業科技知識能力，實現農業科技成果的轉化，增加農民收入，才能加快新農村建設。
一、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
加強農業科教體制改革，必須認真貫徹中央關于科技體制改革精神和全國農業科學技術大會精神，加快農業科研、教育、推廣機構的體制創新、機制創新和管理創新。深化農業科研體制改革，按照有利于科技與農業的有效結合，有利于農業科技創新，有利于新農村建設的原則，合理配置農業科研機構和高等農業院校的研究力量，充分利用現有基礎，集中力量從事重大農業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農業科研機構應逐步轉變為科技型企業或企業集團的技術開發機構，建立起分別承擔公益性職能和經營的農技推廣隊伍，逐步形成國家興辦和國家扶持、無償服務與有償服務相結合的新型基層農技推廣體系。
二、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
加強農業科技創新體系和人才隊伍建設，要以實施國家科技攻關計劃、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國家重大科學工程為依托，建成國家農業科研基地和產業綜合研究中心，加強農業基礎研究、重大應用技術研究和農業高新技術研究，盡快提高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吸引高層次的外國專家和科技精英開展合作研究，提高科技實力、人才優勢和創新地位。通過學科結構和人才結構的調整，建成一支高素質的精干高效的農業科技創新人才隊伍。
三、加強農村干部和農民科學技術的培訓
加強農村干部和農民科學技術的培訓，有關部門要為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供合格的載體。利用農業廣播電視學校、高、中等農業院校、成人院校、農業職業學校、農干校等各級各類農業教育培訓資源，逐步建立起功能齊全、布局合理的農民職業教育培訓體系和健全的培訓制度，為全面實施各類農民科技培訓工程奠定基礎。
四、加強現有農業科技成果的熟化和轉化
對一些具有產業化前景的項目要進行工程化開發，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為核心，以搶占市場和提高經濟效益、社會效益為目標。在種子（種苗）、種畜禽、疫苗與獸藥、農藥、肥料、飼料、農產品產后加工和節水灌溉技術及設備等方面，建成規模較大、科技含量較高的高新技術企業或企業集團，使其為推動農業經濟結構調整，優化品種、提高品質、增加效益發揮重要作用。
五、加強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加強能源資源節約和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在加強農業技術研究，開發推廣的同時，必須加強農業、農村的資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如農產品下腳料的利用、農民生產生活條件的改善等，如不能很好的開發利用，會造垃圾，農民生產生活條件不改善會造成農民生產生活的二次污染），因此加強新農村建設，必須加強能源環保和生態環境建設。
六、加強農業技術的引進力度
按照新的引進原則，以推動農業技術創新、高新技術產業化及增強我國農業技術儲備的前沿技術為主，以提高主要大宗農產品質量和效益的先進實用技術為主，以促進結構調整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相關技術為主，加大技術引進力度。以農產品商業化、以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加強工廠化農業為目標，加快農業高新技術及手段的引進，以提高我國農業高新技術研究能力和水平，增強科技儲備和發展后勁。
七、加強科技投入和資源配置調整，為促進農業科技進步提供條件支撐
政府既要加強對農業科教資源的宏觀調控，又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上的基礎性作用。采取新的舉措，對現有農業科教資源在重點領域、方向和任務上進行有效配置和系統整合，切實推動農業結構調整。積極引導企業和社會力量投資農業科技產業，鼓勵社會、企業設立農業科技創業基金；爭取金融、保險系統對農業科技投資予以傾斜，放寬農業科技貸款限制，加大農業科技風險投資力度；擴大對外交流與合作，積極爭取和吸引國際組織和國外企業投資我國農業科技、教育和生態環境事業，才能有效地加快新農村建設。
參考文獻
我國社會經濟發展取得了重大成果，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也呈現出有序發展的利好趨勢。但步入新的歷史時期，世界政治多元化、經濟一體化的格局更加明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環境也有了重大改變，農村經濟管理工作面臨著新的機遇與挑戰，一些矛盾和問題也就更加深刻地表現出來。
1.管理體制仍需優化。管理體制是強化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組織支撐。從當前的情況來看，原有的農村經濟管理模式已經不能完全滿足農村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一些農村地區嘗試成立了以縣級為中心的管理服務中心或農業合作社，該舉措得到了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相關部門的肯定，這一改革成果正進一步向全國推廣。但這必然需要一定的時間來進行部署和安排，而這種嘗試與探索剛剛開始，也必然存在一些亟待解決的實際問題，如農村經濟管理服務中心或農業合作社的制度建設仍有待完善，如何結合地區經濟發展實際實施農村經濟管理新舉措等等究。
2.隊伍建設有待加強。隊伍建設是強化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人才支撐。通常情況下，我國農村基層管理隊伍多數為當地的農民，這雖然有利于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本地區的現實情況、開展工作，但也導致了農村經濟管理隊伍的專業素養與管理水平不高、掌握并推廣現代化科技的能力較低，不能適應現代化農業經濟發展的新形勢，難以帶領農村經濟走向繁榮發展。因此，加強農村經濟管理隊伍建設，已經成為制約農村經濟發展的關鍵所在。
3.農業資金投入不足。農業資金是強化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財力支撐。當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改革已經步入縱深階段，農村產業結構調整進入關鍵時期，農業資金投入成為推動農村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一方面，我國政府雖然在農業資金投入方面給予了一定傾斜，但畢竟地域廣闊、農村所占區域范圍較大，分配到各個村各個項目上的資金數額仍十分有限；另一方面，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有周期長、見效慢的特點，在吸引社會資金方面表現乏力，因此，我國農業資金缺口巨大。
二、策略與建議
如前所述，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仍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與不足。為了實現農村經濟的健康發展，筆者認為，應從現實情況出發，深入探討造成這些問題和不足的深層次原因，從而提出一些有效的解決策略。
1.創新農村經營發展模式。在始終堅持以家庭承包經營為基礎、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管理體制的基礎上，加快農村經營方式的重大轉變，實現農村經營機制的有效創新。應積極發展新型農業集體經濟，由地方政府牽頭，成立農村經濟發展的配套組織，大力扶植新型的經濟發展合作機構，建立和完善農村經濟發展的保護機制。
2.提高農業資金使用效率。首先政府要持續加大對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社會事業發展的資金投入力度，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重要的支持與保障，使農村經濟管理擺脫帶病運行、“缺血”發展的不利狀態；其次，政府應制定一系列的引資和融資政策，切實提高農村農業項目對社會資金的吸引力，以便能夠更好地吸收和運用社會資金發展和壯大農業經濟；最后，政府還應加強對農業資金的使用和監管力度，以實現資金和資源的優化配置、高效利用。
3.加強農村經管隊伍建設。農村經濟管理干部是農村經濟管理的實際領導者和實施者，要打造一支優秀的農村經濟管理隊伍：一方面，要重視對本地農村干部的培養，提高他們對農業政策法規的理解與落實能力，完善他們的文化素養和農業科技知識，使他們成為統籌安排農村經濟管理工作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要加大對大學生村官的激勵制度。要幫助大學生村官盡快適應實際工作環境，為他們提供更多實現個人價值、創造社會價值創造條件，使他們真正成長為農村經濟管理工作中的頂梁柱。
三、結語
1.1農業機械的應用有效提升農業生產效率
農業機械的使用改變了傳統式的農村耕種方式，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農村機械的使用大大減少了以人力為主的工作量，生產效率得到了很大的保障。農村機械的使用擴大了農業種植規模，實現了產業化經營，農業產業的不斷擴大能夠帶動農業機械的全面推廣，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進一步提高了農業生產效率。
1.2農業機械推廣提高了農民的生活質量
從農業機械使用情況來看，農業機械的推廣越廣泛的地區農業經濟發展越快，農業種植產量就越高，人們的生活水平也就相應提高，農業機械提高了人們生活質量。農業機械提高生產率的同時會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人們會把剩余勞動力用到其他產業中，這樣不但調整了生產鏈，而且使人們在其他行業得到更多勞動收入。農業機械廣泛使用優化了農產品市場，大大提高了農業市場，增加人們的收入，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質量。
1.3農業機械推廣促進產業結構調整
農業機械不斷推廣很大程度上對農業產業的不斷調整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1.農業機械推廣不斷擴大，促進了機械生產企業的發展，極大的促進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從現實情況來看，農業機械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三大產業之間的連鎖反應；2.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剩余勞動力會進入到企業或者服務服務行業中去，為其他行業提供了豐富的勞動力。農業機械的推廣極大的促進了產業結構調整。
2農業機械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地位
2.1農業機械是農民增收的助推器
農業機械在提高我國農業生產效率的同時能夠大大降低生產成本，比如，一臺中型農業機械每天可以進行農田作業的面積在5.3萬m2，生產成本在12元/667m2，如果是人工進行作業，每667m2需要1個工作日，每個工作日需要120元。農業機械作業價格在40元/667m2，每667m2將會節約80元，同時還能搶抓農時，不誤節令。這不但能夠節約成本而且大大提高了農作物的產量。農業機械的快速發展為剩余勞動力從事其他產業給予了很多時間，使人們能夠利用第二產業為自己創收收入。還吸引了剩余勞動力從事一些和農業有關的工作，比如農機維修、農機運輸和農機作業等，擴展了人們的就業空間，大大促進農民增收。
2.2農業機械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加速器
農業機械作為現代的生產工具，有很大的利用價值，它在無形中改變著傳統的生產方式，農業現代化方式和傳統方式有很大區別，特點有以下幾個方面：一、隨著農業機械的推廣使農業生產處于集體化和規范化；二、農業市場化。隨著農業機械的不斷廣泛應用使農產品商品化和農業市場化；三、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相結合。不管是資源的有效利用還是環境保護一定程度上需要農業機械來保障。首先，農業集體化和規模化就預示著有很多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其他產業中去，這就使少數農民得到了規模效益，就需要以農業機械代替人工生產來提高效益。規模化和標準化只能靠機械作業。農業產業要合理利用資源來滿足農業市場需求，使農業商品化，讓農產品立足于市場走向國際，在國際市場中提高我國農業產品影響力，努力提高農產品的質量非常重要，質量和加工依然需要現代化的生產工具來保證。農業機械的推廣在很大程度上很好的保護了環境，做到了資源的高效利用，比如農業機械解決了“白色污染”問題，使資源能夠得到循環利用，大大降低了工業化的環境污染；小麥收割之后剩余的麥稈會被焚燒，嚴重增加了環境的健康指數，農業機械進行收割之后會把秸稈粉碎之后進行還田，這不但給土壤增加了養分，而且大大降低了由于焚燒秸稈造成的空氣污染。如果沒有農業機械，農業依然不能實現現代化，農業機械在其中的地位相當高。很多國家實現了農業現代化，雖然道路不相同，但是都是實現了機械化之后隨之進行現代化。
3結語
我國已經進入工業化城市化階段，農業發展也有很大的進步，但是農業發展遠遠達不到現代化農業的要求，我國農業存在哪些結構不合理的問題。
1．1農業產值和就業不協調突出在“十一五”期間我國的各產業的產值在不斷地上升，農業總產值由2006年的24040億元2010年的40533．6億元，再到2011年的47486．2億元，平均年增長率大約39．5%，每年的第一產業的產值都在增加，這是調動了人們生產的積極性的結果，也是市場經濟和改革開放給農業發展帶來的機會促使的。圖2是2006年至2011年期間三大產業就業量的對比，與二、三產業相比，農業人力資本投入較大，農業產值相對較低，正如速水佑次郎所指出的，一國國內農業生產成本下降的速度低于國外農業生產成本的下降速度，該國的農業比較優勢將下降，這就是我國的農業趕不上世界農業發展的一個原因。
1．2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完善相對于城市里的交通運輸、通信、信息流通、教育設施、文化交流等基礎設施的完善，農村服務體系相對不太健全，特別是在技術培訓方面，農民在這方面缺乏認知，政府提供的一些培訓服務和農民切身需求的存在差異;或者是有些技術水平已經落后需要更新而沒有及時的更新，導致培訓的結果不理想;還有有些農民他們缺乏積極性，沒有意識到學習新技術的重要性。陳舊的生產模式仍在持續，單一的小規模的種植養殖業仍在重復，即使有大規模的生產模式，往往也在面臨著缺乏對信息及時了解而帶來的市場風險，這些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可能導致農產品沒法在最佳時間進入市場。
1．3農業科學技術含量較低且農產品深加工不足我國農業有了很大的進步，新型農用工具、化工肥料等都對農作物增收起了很大作用，但相比經濟發達的國家，我國農業的現狀是產量增加緩慢，質量比較低，勞動消耗高。農產品深加工不足也是科技含量低的一個表現，2011年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產值是農業產值1．8倍，而經濟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值是農業產值的3倍以上。我國農民向市場直接供應的多是沒有加工或者是初加工的農產品，雖然農產品產后凈化、分類分級、烘干、預冷、儲藏、保鮮、包裝等初加工環節現在投入正在不斷加大，但高效榨汁技術、高溫瞬時殺菌技術、酶化與澄清技術、膜分離技術、無菌包裝技術、真空多效濃縮等這些高科技和相關設備仍比較缺乏。另外深加工企業比較少，規模不大，上規模高效益的龍頭企業缺乏。
1．4農產品價格保護政策實施不全面從供給方面，按照收入彈性理論，產品需求價格彈性小于1時隨著該產品的供給量增加總收入會不斷減少，農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是小于1的，增產不增收，造成谷賤傷農;從需求方面，受恩格爾法則的約束，人們對食物的要求，會隨著收入的增加食物所占消費的比例是越小的。從這兩方面我們可以看出，無論供給或者需求，農產品的價格雖然受市場的調節上下波動，但最終會降低，為了防止兩極分化，政府的價格保護政策的實行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農業作為社會效益高于自身效益的一個產業，根據市場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資源的配置原則，隨著生產資料價格的提高，例如化肥的價格等，農民的經濟成本越來越高，且農產品價格上升的速度趕不上工業產品的價格速度，且相關工業產品的價格居高不下，這說明農產品的最低收購價格和目標價格等仍需完善。
2．我國農業產業結構存在問題的原因
2．1農民文化程度不高，對市場信息認識不足不對稱我國農業產業結構問題的根本原因是農民文化程度低，傳統思想觀念陳舊，思想認識不到位，由于受教育程度達不到，農民不能也不會主動參與到市場經濟的競爭中去。在市場調節供需的前提下，存在對市場信息認識不對稱的問題，無法準確把握市場信息，對信息的判斷會有滯后性甚至失誤，例如判斷某產品今年的市場價格會比前年上升的，繼而明年對這種產品進行大規模種植，而造成此產品供過于求，價格下降，收入還不如往年。信息滯后，造成生產決策陷入一定的盲目性，無法適應市場的真正需求。
2．2對農業資本投入不足2011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三大產業的分別為8757．8億元，132476．7億元，170250．6億元，可以看出整個社會對農業的固定資產投入相對極少的。作為農業大國，農業的固定資產投入僅僅為工業的6．6%、服務業的5．1%。近幾年國家加大了農業支出，以促進農村生產基礎建設，促進農村教育，也增加了“四補”。2011年還提出“三個重點、三個確保”即財政支出重點向農業農村傾斜，確保用于農業農村的總量、增量均有提高;預算內固定資產投資重點用于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總量和比重進一步提高;土地出讓收益重點投向農業土地開發、農田水利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確保足額提取、定向使用;且中央財政安排用于“三農”的支出9884．5億元。但是相對還是少的，我國要建設成為現代化的工業化國家，但對農業投入不足會加大收入城鄉差距，貧困兩極分化更加嚴重，不利于社會穩定。
2．3我國農業科技含量低，生產技術落后，專業化人才缺乏農業作為國名經濟的基礎產業，是工業和服務業發展的根本基礎。我國農業科技含量低，生產技術落后，專業化人才缺乏，是我國農業的主要現狀。由市場規律及其對社會資源的配置決定著，社會資源會向收益較高的產業流動。在三大產業中，農業是勞動力耗費大且產值較低的一個產業，導致社會資源向農業轉移的可能性極小。加之我國特色農業不突出，農產品深加工不足，一是缺乏農產品加工概念，二就是加工技術設備水平低，在這種情況下，要生產出優質，高產，高效，安全，生態的產品很難，要達到農業的標準化和產業化，更是難上加難。
2．4農產品流通渠道和產業鏈的不完善農業低效率的另一個原因是，農產品的流通不足，流通渠道和產業鏈不完善，主要是由部分農產品的本身特性準備的，例如蔬菜，蔬菜的保鮮期較短腐爛速度較快，這就限制了當地生產的蔬菜流通到需求較高的地區，限制了蔬菜的價格，最明顯的例子就是2011年的包菜和土豆，在流通渠道沒有建立和產業鏈不完善前提下，就盲目跟風大面積生產，造成很多農戶賤賣這些蔬菜甚至放在田地中任其腐爛，這些由于流通渠道短缺而造成的損失多之又多。
3．政策建議
3．1加大農村農民基礎教育，提高農民知識文化素質一方面政府要加大對農村基礎教育設施的投入，提高農民知識文化素質，在技術培訓方面應該及時引進與農村農業發展對口的生產技術知識，并設法調動農民學習的積極性，對于原本就有特長的農民及時補充完善其特長知識，建立一些適合其發展的平臺，讓農民了解市場需求以便及時做出判斷和生產決策。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號召一些大學生積極主動的到農村去，以便提高農村產業的創新和管理方面的創新，建立現代化標準化產業化農業的同時也帶動農村的城市化和現代化。
3．2加快國家職能的轉變在農業中，政府除了要增加資本投入，加強專業技術培養，引進先進有效的政策和技術設備外，也應該加快職能的轉變，在思想上，要轉變工作作風，改變工作方法，從主導作用變為引導作用，如果農民不自愿，切不可強迫命令，搞好宣傳工作，樹立典型示范引路、良種引進，試驗示范、技術指導、技術指導、技術服務等，全面開展產業調整，對于農業生產，要以市場為導向，由政策驅動，根據各地區的比較優勢，來調整農業的發展，把原來的以高產為目標轉變為以高質量和高效益為目標。
3．3增大農業的收益性以獲得社會上有效的投資農業是各個產業的基礎，農業的現代化和標準化會節省更多的人力財力，加速我國的整體的工業化和現代化，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提高我國的綜合國力。除了加強政府對農業的投入外，政府應積極的吸引外部資金，增加社會對農業的投資。我國社會整體資本較少流向農業的原因是農業本身收益性不高，國家和地方政府應積極主動地加大農業投入，鼓勵發展特色農業，以增大農業本身的收益性，吸引更多的資本。
AbstractBasedontheanalysisofrelationfeature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in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inchina,putforwardthecoordinatedtheory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bystages,regionsanddegrees,discussedthecoordinatedroadbetweenagricultureandruralindustryfordifferentstageofruralindustryanddifferentareaofchina.
關鍵詞農業農村工業協調發展階段性區域性
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問題是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農村工業發展促進農業發展，兩者存在正相關關系，是我國農村工農業關系的主要體現。但農村工業的不同階段、不同地區兩者關系有不同的表現。工業發展并不是總是對農業有利，認識到這一點，選擇適宜的協調發展道路，發揮農村工農業之間的正關系，抑制負關系，對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十分重要。我們在廣東東莞市，江蘇無錫縣，山東諸城市、蒼山縣，湖南雙峰縣，四川米易縣等17個典型縣調查研究的基礎上，重點研究了不同地區、農村工業不同階段的農業與農村工業關系特征，提出了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
1農村工業不同階段農業與農村工業關系的特征
依據反映農村工業發展水平以及與農業關系特點的若干指標（如人均農村工業產值、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比重、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農業人口人均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人均純收入比重等），根據17縣農村工農業關系及全國總體狀況，確立每個指標在各個階段的范圍，運用要素貢獻率與專家評議相結合的方法，確立各項指標的權重，將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的關系劃分為五個階段：
1．1第一階段為“農為主，工萌芽”階段這時工業剛剛開始發展，人均農村工業產值低于500元，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不足40％，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小于0．5，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小于0．2，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純收入比重小于10％。農村工業的發展依靠的是農業的剩余資金、剩余勞力、剩余農產品和占用少量土地，對農業的競爭作用不明顯，對農業的互補作用也不大。
1．2第二階段為“農哺工，工起步”階段工業開始發展且以外延型發展為主，人均農村工業產值為500—1000元，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為40—50％，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0．5—1．5，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0．2—0．4，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收入比重為10—20％。農村工業發展占用較多的資金、土地和吸收較多的農業勞動力，體現出農哺工的特征，這時工業對農業的互補作用（如對農民收入的貢獻、以工補農等）還較小。總體上看，勞力轉移對農業利大于弊，而資金對農業的爭奪對農業弊大于利。
1．3第三階段為“工農業互爭互利”階段農村工業的發展具有了一定的規模，人均農村工業產值為1000—3000元，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的50—70％，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1．5—3．0，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0．4—0．6，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收入比重為20—50％。對農村資金、土地具有明顯地競爭作用，但農村工業通過工資和以工補農對農業資金的返還已較為明顯；勞動力的數量競爭開始出現，質量競爭較為明顯化；體現出互爭互利的特征。
1．4第四階段為“工補農，農開始分化”階段人均農村工業產值為3000—10000元，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為70—90％，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3．0—10．0，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為0．6—1．0，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收入比重為50—80％。農村工業發展到具有補農的實力，但全面改善農業現代化條件的水平還未達到；農業勞動力在現有規模下出現局部不足或季節性緊張，農村工業占用土地較多，農業生產特別是糧食生產開始分化，以工補農水平高、農業社會化服務好、農村工業發展相對集中，農業及糧食生產繼續發展；相反，農業及糧食生產出現下降趨勢。總體上資金關系對農業相對有利，勞動力關系對農業相對不利；體現出工補農，農開始分化的特征。
1．5第五階段為“工為主，農分化”階段人均農村工業產值為10000—20000元，農村工業產值占農村社會總產值比重的90％，農村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大于10．0，農村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比值大于1．0，鄉鎮企業工資占農民收入比重高于80％。農村工業已具備建農的實力，關鍵是政策的引導，或者以工建農、農村工業集中發展保護農田，農業規模化經營解決勞力不足和提高農業及糧食生產的效益，農村工業化與農業現代化同步實現；或者工業發展不顧農業，大量占用農田，勞動力數量不足、素質弱化，農田拋荒、半拋荒，農業萎縮；體現出工為主，農分化的特征。
2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階段性、區域性梯度推進理論
依據我國農村工業發展的階段性、區域性特點，以及農村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與農村工業關系的特征，提出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階段性、區域性梯度推進理論，該理論包含三個部分：
2．1協調發展“協調發展”是一個相對而又抽象的概念，內容十分廣泛，可概括為下面五個方面：①農業發展水平與農村工業水平的協調（簡稱水平協調）。水平協調包括總量協調、速度協調。②農村工農業之間的投入結構、技術結構的協調以及農業結構（農業生產結構、種植業結構）、經營方式、農業現代化建設重點與農村工業水平、結構之間的協調（簡稱結構協調）。③農業與農
村工業在資源要素流動及配置上的協調。包括勞動力、資金、土地等方面（簡稱要素協調）。④生態環境協調。農村工農業、特別是農村工業發展的同時，不斷保護和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簡稱環境協調）。⑤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還包括廣泛的社會內容。通過工農業協調發展，促進農村經濟增長，使廣大農民實現共同富裕，縮小貧富差別，減少貧困，增加農民受教育的范圍與機會，提高農民的文化水平。通過現代城市生活方式、價值觀念向農村的擴散，改變農民落后的生活方式和過時的思想觀念。搞好農村社區生活設施建設，改善農民的生活環境，從多方面縮小城鄉和工農差別（簡稱社會協調）。
2．2階段性協調發展農村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內容及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不能以單一標準來衡量兩者關系協調不協調；也不是只有農村工業的高級階段農業與農村工業才會取得協調。協調是動態的，每一階段均有其協調的內容與形式，只是不同階段兩者協調發展（關系）的體現不同而已。由于農村工業發展階段性特征，農村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農村工農業協調的重點應有所不同和側重。在農村工業處于起步階段的地區，協調農村工農業的關系，其重點是積極發展農業生產，建立穩固的農業基礎，適度發展農村工業。在那些農村工業已具備雄厚基礎的地區，協調兩者關系，其重點應放在促進企業利潤向農業回流，通過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等方式促進農業穩步增長，達到改造傳統農業的目的。
不同區域（區位），由于自然條件、農業資源和社會經濟條件的差異，農村工業在規模、行業與技術的選擇上均有不同的特點，從而導致了農村工業與農業發展關系的不同，也就決定了兩者協調發展的道路與模式應有所不同。以上三點構成了該理論的實體。我國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應以該理論為指導，脫離了協調性、階段性和區域性，我國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是不可能的。
3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
3．1確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道路的理論基礎從總體上看，中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必須堅持農村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的方向。因為農村工業化是中國農村現代化的核心，在中國大多數地區，沒有農村工業化便沒有農業現代化。但農村工業化并不是農業現代化的充要條件，農村工業的發展并不能自然帶來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不同階段，工農關系不同，農村工業發展方向、農業現代化建設重點也應不同；不同地區農業與農村工業發展的特點不同，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也應有所區別。因此，在確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時，必須緊緊圍繞農業與農村工業的關系特征，以及農業與農村工業的區域發展特點，即必須以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階段性、區域性梯度推進理論為基礎。
3．2立足工農業協調，走多元化發展道路農村工業發展的不同階段，工農關系的特征不同，不同地區農業與農村工業發展的特點不同，這就決定了我國農村工農業協調發展的道路不是一條，而是多條道路構成的一個道路集。通過大量調查與研究，從農村工農業關系狀況以及區域特點的角度，把現階段我國農業與農村工業協調發展的道路歸納為以下幾種主要類型：
3．2．1以農為主，農業延伸、推動農村工業的道路這類地區農村經濟以農業為主，而非農產品資源缺乏，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一、第二階段，工農關系的特征表現為以農為主、工萌芽或農哺工、工起步。隨著高產高效農業的發展，在農產品總量剩余的基礎上，通過結構調整發展高價值作物和特產作物開發，迫切需要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來增加農產品價值、穩定農業和增加農民收入。通過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增加農產品價值，提高農產品商品率，促進高產高效農業的發展。這條道路適合廣大的以農業為主、農民收入水平低、農村工業剛剛起步的內陸地區。如山東省蒼山縣，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一階段，農村經濟以農為主。該縣利用大蒜生產的優勢，推動了蒜苔冷藏、保鮮、大蒜加工為主要內容的農產品加工業發展，走出了一條依靠農業延伸、推動農村工業發展的農村協調發展的新路子。
3．2．2以農為主，農村工業靠資源開發的道路這類地區農村經濟中農業仍是農村經濟的主體，但當地礦產等非農產品資源豐富，具備資源開發的優勢。農村工農業關系還基本處在第二、三階段，工農關系的特征表現為農哺工、工起步或工農互爭互利。隨著農村工業的發展，資源豐富的優勢逐步顯示出來，通過資源開發，在轉移勞動力，增加農民收入的同時，部分的利潤回流，對農業發展產生良好影響；工業的發展也促進農產品，特別是加工產品市場容量的擴大，對農產品數量和質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這類地區農產品加工業往往是薄弱環節，農產品加工業的發展尤為重要。這條道路適合于中西部非農產品資源相對豐富、而農村工業水平還較低的地區。如湖南省雙峰縣，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二階段，農村經濟還是以農業為主。該縣利用礦產資源優勢，大力發展以建材、煤炭采選為主要行業的農村工業，改善了農村經濟結構，增加了農民收入，對農業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走出了一條以農為主，依靠資源開發農村工業的道路。
3．2．3龍頭企業，帶動農業產業化的道路這類地區農村經濟中農村工業已成為農村經濟的主體，農業在農村經濟中所占比重較高，農村工農業關系基本處于第三階段，工農關系的特征表現為工農互爭互利，資金關系的矛盾比較突出。這類地區農業基礎條件較好，農業生產水平較高，具備發展畜牧業和高價值作物的優勢；地理位置較好、交通發達、國內市場容量大，也有發展外貿的優勢。通過市場和外貿的拉動，促使農產品加工的發展，帶動農業基地建設和農業產業化的發展。這條道路適合高產高效農業發展較快和具備外貿條件的廣大東部農區及部分中西部農區。如山東省諸城市，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二階段末，第三階段初期。該市在發展外貿基礎上，依靠農產品龍頭企業發展，帶動農業基地建設，推進了農業產業化進程，使農業與農村工業取得了較高水平的協調發展，成為一個在全國較有影響力的典例。
3．2．4以工補農，農業穩定發展的道路這類地區農村工業是農村經濟的主體，農業所占份額甚小。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四、五階段，工農關系的特征表現為以工補農、農業開始分化或工為主，農分化。這類地區農業生產條件較好，但農業勞動力數量不足和素質下降的
問題突出，這時農業發展往往出現分化現象，或者通過以工建農，農業實現規模經營，農村工業與農業現代化同步實現，或者農村工業發展不顧農業甚至侵占農業造成農業萎縮。走以工補農，農業穩定發展的道路，必須在堅持以工補農的同時，農業的結構、規模、技術要做出相應的調整，農村工業利潤回流主要靠政策引導，農業調整要以機械化和擴大規模為重點。這條道路適合于沿海、城郊農村經濟發達，人均耕地資源少，且農業生產以糧食為主的地區。如江蘇省無錫縣，農村工農業關系處在第五階段。該縣在不斷壯大農村工業實力基礎上，通過以工補農、以工建農等方式，積極完善農業投入機制，穩定推進農業規模經營，保證農業生產的穩定，農業沒有出現萎縮。
1.基礎設施建設不足
城鎮信息化是多年以來農業信息化投資的重點，而對農村信息化建設的投入十分有限，使得基層農業信息化的基礎設施比較薄弱，農業信息化網絡和傳播體系不健全，農業信息化程度不高。據不完全統計，目前全市約有40%（全國90%）的信息資源尚未電子化，計算機設備的利用率和聯網率僅為15%—20%，農村許多地區計算機擁有率68%。
2.信息技術專業人才缺乏
市縣兩級農業部門農業信息化機構設置不健全，全市13個縣（市,區）農委中，僅有4個縣（市,區）設置信息中心，普遍存在人員流動大、兼職等現象，技術人才嚴重缺失，影響了信息員隊伍建設，信息資源時效性差、可利用率低，農業，信息化推進的綜合能力不足。
3.農業信息資源開發利用不足
我國農業信息資源數據庫建設目前尚處于較低發展階段，大多屬于單媒體產品，農業信息的加工、分析、利用及培育等發展較緩，農民獲取信息的途徑少，信息接收方式落后。
4.信息進村入戶難
農民文化基礎知識差，信息化意識和利用信息的能力不強。另外網絡成本較高，很多農民不具備購買能力，有購買能力的也多數認為對農業生產和收入的增加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
二、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
《全國農業農村信息化發展“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到2015年，農業農村信息化建設取得明顯進展，農業農村信息化總體水平從現在的20%提高到35%，基本完成農業農村信息化從起步階段向快速推進階段過渡的戰略目標。目前，全國正在大力推進農業現代化的建設，在此過程中，如果能夠正確的認識信息化在農業現代化中的作用，并加以合理的利用，不斷加大對農業信息化的投入力度，不斷完善農村的信息化建設，勢必會對全市農業農村經濟的發展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
1.進一步加強網絡標準化建設，具有信息采集、存儲、預測、傳輸、以及查詢檢索功能的農業信息應用軟件系統，建立完善農業信息數據庫以及農業實時信息機制的平臺，實現農業基礎信息網絡的全覆蓋，保證信息化建設有序推進和信息安全。
2.開發農業信息化服務業市場，需要政府、社會、勞動者多方參與，引入市場供給機制，使大量的社會資源和人力資本進入到農業信息化領域，建立分梯度、多層次信息市場。
3.發揮高校科技人才優勢,與政府聯合搭建農業信息化服務平臺與政府聯合建立農業信息網絡平臺,提業指導、科技推廣、成果展示、農民培訓等綜合服務,以信息化網絡平臺為基礎,搭建跨校、跨地區的資源、信息整合與共享平臺,構建高校全面服務新農村建設的信息化體系。
我們比較一下現代的糧食種植與傳統時期的不同。以湖北省Y市為例(Y市農村地區地形以丘陵山地為主，農業主要以玉米、水稻、油菜、柑橘、茶葉等作物種植為主)，當地農民種植玉米，用工量①只有15個工/畝②。此時，按照全國人均耕地面積1.38畝來計算，一個三口之家，平均有4.14畝耕地。那么這個家庭每年在糧食生產上所需要的時間只有60天③。如果這個家庭有2個勞動力，相當于一個勞動力一年有60天的時間在工作，另外一個勞動力處于完全無事可做的狀態;或者兩個勞動力分別工作30天。可見，當代的糧食種植在農民生活中所占據的時間，已經是微乎其微。與糧食種植低用工量相似的，還有其他很多經濟作物，比如柑橘種植、茶葉種植等。根據Y市調研得到的數據，柑橘用工量為30個工/畝，茶葉用工量最多為35個工/畝。一個擁有4畝耕地的三口之家，種植茶葉的用工量最高能達到140個工，可供2個勞動力每年分別工作70天，占用農民的時間依然十分有限。隨著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從事這些低用工量種植類型的當代農民，在選擇居住地點的時候，首先考慮的不再是生產的便利性，而是生活的便利性。而農村機動化交通方式④的推廣以及農村道路硬化的推進，使得農民的居住地點與農業生產地點分離最終得以實現。通過機動化交通，農民保證了所有耕地都不會荒廢。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方式，將會在農村地區產生一些不同與傳統模式下的空間布局形式。考慮到居住地與農業生產地可以分離，并且要滿足農民對生活便利性的需求，那么在空間布局方面，我們自然可以想到的是:農民會由現在的比較分散的居住狀態，向比較集中的居住狀態轉變，也就是———進縣城、進鄉鎮、進農村集中居民點。筆者通過對湖北省Y市農村進行調研訪談，發現對于這個地區，農民進城的前景并不樂觀。Y市大部分農民表示不愿意進入縣城。他們普遍無法接受城市生活的高成本，同時，也有部分農民習慣于鄉村安逸的生活，不愿離開。鄉村交通條件的改善，已經使得農民可以很方便地往來于城鄉之間。因此對于農民來講，居住在農村并沒有什么太大的不便利，反而可以享受農村生活的低成本和優質的環境，同時又不妨礙獲取縣城的高質量服務。很多已經在城市工作的村民，也依然居住在農村，每天騎摩托車和坐公交車上下班，對于他們來說，“幸福指數很高，可以享受農村的居住環境和城里的工作”。而少部分農民，出于對下一代的考慮，愿意進縣城定居，即使他們自己本身更傾向于居住在農村。然后，筆者就農村集中居民點的形式，調研了Y市當地的農民。這種集中居民點也是政府普遍推行的一種農村居住模式，可以分成兩種類型:一種是小型農村集中居民點，可以容納300～500人。它的優點是，農民離自己的承包地不遠，可以控制在2km左右，往返種地方便。它的缺點是，服務人口少，達不到一些公共服務設施的人口門檻，所以配套設施提高程度有限。另一種是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能夠容納3000～5000人。這種居民點數量少，居民點之間相距較遠，可能會達到6～7km。建設形態上，是一種適度集聚的形態，可以采取農民自建的方式。它的優點是，設施配套質量高，雖然從行政級別上它只是一個村級單位，但是它所能提供的配套服務相當于集鎮的水平，可以提供正規的衛生院，以及小學，甚至初中。它的缺點是，服務半徑大，居民點之間距離遠，農民往來種田不方便。農民的意見是，小型農村居民點對于農民生活便利性的提高程度有限，讓農民搬遷是一種浪費，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可以提供與城市比較接近的服務，同時還兼具農村良好的環境和較低的生活成本兩重優勢，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雖然農民普遍愿意搬遷進入大型農村集中居民點，但是不同年齡段的農民也會有不同的想法:60歲以上的老年人，由于生產方式、生活習慣和思想觀念已經定型，會按照傳統的方式一直進行下去，幾乎不考慮搬遷。45～60歲這個年齡段的中年人，家里已經翻修過老宅，這部分人的搬遷動力不足;家里還沒有翻修老宅的，普遍有一定的搬遷意愿，特別是目前依然居住在相對海拔500m以上的農戶，搬遷動力非常充足;而目前居住在相對海拔300m左右的農戶，搬遷動力稍有不足;有一部分人由于個人生活取向的原因，也存在不愿意搬遷的情況。30～45歲這個年齡段的中年人，無論家里是否翻修過老宅，自己都還有獲取收入的機會，同時對未來充滿渴望，有人愿意在農村做一番事業，有人愿意獲取更好的教育和醫療服務，渴望追求與城市相接近的配套設施，大型集中居民點的環境正符合這部分人的要求，因此他們是未來短期內集中居民點搬遷的主要力量。30歲以內的年輕人，大部分愿意進城，他們現在多數還在城市打拼。但是未來，很多人可能會因為無法在城市定居而最終回到農村。此時，他們愿意到大型集中居民點建設新房，以獲取更好的服務。雖然大型農村居民點是農民愿意接受的形式，但是它的建設過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要經過一個緩慢的過程。同時，大型集中居民點的建設方式，也不會是政府直接投資，然后強制農民搬遷的形式，而是首先由規劃選點，給農民一個明確的心理預期，讓他們知道這個地方未來會成長為一個3000人左右的大型集中居民點，然后他們會根據自身的情況，選擇合適的時機，自發的進行搬遷。當居民點聚集起1000人的時候，政府提供某些設施，當居民點的居民增加到2000人的時候，政府再追加某些設施，讓這個居民點自己慢慢生長起來。而讓農民進入鄉鎮定居，這個模式與大型集中居民點定居有些類似，農民的接受情況也類似。只不過由于我國在上個世紀末陸續進行撤鄉并鎮，導致當今很多鎮區的服務半徑過大，邊遠村莊距離鎮區過遠。這種情況下，農民搬遷進入鄉鎮定居，距離自己承包地過遠，會對農業生產活動產生不良影響。而大型集中居民點的建設，正是對鎮區服務半徑過大的補充。這種由當前的分散居住，緩慢過渡到未來集中居住的農村空間布局變化，只能發生在以較低用工量為特征的作物種植區域，比如糧食種植、柑橘種植、黃桃種植、茶葉種植等地區，而對于某些高用工量的農業類型，這種空間變遷不會出現。高用工量種植類型的代表，是大棚水果和大棚蔬菜種植。以大棚草莓種植為例，按照Y市的數據，大棚草莓的用工量為240個工/畝。一個三口之間有4畝大棚草莓的話，2個勞動力根本忙不過來。大棚蔬菜也與之類似，除了用工量達到260個工/畝之外，具體的勞動過程也極其辛苦。以大棚種植為代表的高用工量的種植方式，使得農民的居住地距離自家耕地的距離，被限制在了300m左右的范圍之內，最遠不能超過500m⑤。以這種種植類型為主的農村，它的居住空間分布，將會呈現出緊鄰耕地的狀態。政府在這些村莊盲目推行遷村并點、農民進城的行為，無疑會遭到農民的抵制。
當代的農產品消費結構正在轉型，糧食消費量與以往相比逐漸下降，水果蔬菜以及肉蛋奶的消費量正在增加。市場需求的變化，反過來影響到農業的生產結構———糧食的種植面積呈現下降趨勢，而水果、蔬菜的種植面積，以及養殖業的規模，則相應擴大。這種農業結構的轉型，被黃宗智稱為“中國的隱性農業革命”［1］。那么這種農業結構轉型，未來能走多遠，并持續多長時間呢?如果全國人民的食物消費模型朝著今天城鎮中生活水平在中上層的40%的人口的消費方向轉化的話，中國的水果消費會再增加107%，肉類生產再增加44%，魚和其他水產品的消費會再增加90%，奶類消費還會繼續上升約159%，蛋類上升約55%。至于蔬菜，量的方面將會相對停滯，主要的發展是在品種和質的方面。隨之而來的，糧食消費將會下降約一半。整個過程也許會在一二十年中趨于穩定［1］。這種變化映射到農業生產上，意味著未來糧食種植面積將會縮減超過一半，水果種植面積還會增加，養殖業規模將會繼續擴大，而蔬菜種植，雖然從全國總量上來看，數量不會增加，但是具體到某個城市，如果本身蔬菜自給率不高，那么也依然存在擴大蔬菜種植面積的市場需求。于是，那些以糧食作物種植為主的村莊，未來的出路，一是可以轉型為種植蔬菜和水果，二是可以轉型規模養殖。當前有相當數量的以糧食種植為主的農村，生產出的糧食并不用來出售，而是用來喂豬，然后靠出售豬肉來賺取收入。以目前這種用糧食和飼料喂豬的方式，1畝地可以養1頭豬，但是如果采用秸稈養殖法來養豬［2］，那么1畝地可以養5頭豬，4畝地的家庭就可以養殖20頭豬，達到一定的規模;養牛、養雞之類可以類推。根據我們前面的分析，養殖業的市場空間遠比糧食種植廣闊。而那些目前已經轉型為種植柑桔、茶葉等低用工量經濟作物的農村，可以采取開荒的方式，擴大種植面積;或者隨著城市化的推進，農民的數量減少，通過土地租賃或者流轉的方式，將土地集中在少部分農民的手中，從而達到擴大農村家庭耕作面積的效果。最終，這個家庭有可能會擺脫現在極小規模家庭農場的狀態，達到一種適度規模。而以大棚種植這種高用工量類型農業生產為主的村莊，則僅僅需要在種植技術上提高產品品質就可以了———收入可觀的同時，也有更多的農業工作崗位。農村空間的變遷也將緊密圍繞農業結構轉型展開。此時合理的空間規劃，應該是首先判斷本地區農業轉型的未來趨勢，然后再判斷對應的空間形態。
農業生產方式的變遷，是當代的農村空間布局產生變化的最根本原因。對于類似于大棚種植這種高用工量的種植類型，農村的居住空間依然會緊鄰農業生產空間布局。對這類村莊進行遷村并點、農民進城等規劃和政策行為，會受到當地農民的抵制。而以糧食、柑橘、茶葉等為代表的作物種植，由于用工量很低，農業生產不再是農民日常生活的主要內容，因此農村的居住空間與農業生產空間分離是可以實現的。這種情況下，生活的便利性已經取代了生產的便利性，成為農民選擇居住空間的首要考慮因素。這部分村莊的農民，將會由當前的相對分散的空間分布狀態，向鄉鎮以及大型集中居民點集聚，最終實現一種集中居住的空間布局形式。對這部分村莊進行大型集中居民點的規劃，將促使這一過程更加科學合理的進行，同時也將受到當地農民的歡迎。這種由分散居住轉向集中居住的過程，不會一蹴而就，而是會經過一代人的時間，緩慢完成。在規劃未來村莊布局形態的時候，應當首先判斷未來該地區的農業轉型趨勢，才能最終做出與之相應的空間布局。【注釋】①用工量，是指一年之中需要在田地里面務農的天數。比如玉米種植的用工量為15個工/畝，是指種植一畝玉米，按照現在的種植方式，需要一個勞動力一年在地里面工作15個整天。這15天當中，每天需要工作7～16小時不等。②玉米種植一年只有一季，用工量很少，根據勞動力體力的不同，用工量大約為10～20個工/畝，平均15個工/畝。③很多作物在種植的時候，由于某道工序不需要抓緊在某個具體的時間節點完成，而只需要在一定時期內完成即可，比如在一個星期內完成，或者在一個月內完成。因此用工過程中，可以由一個勞動力通過增加工作天數，慢慢去完成。④農村機動化交通包括農村地區公交車的運行，以及摩托車、汽車在農民家庭中的推廣。⑤Y市農村中，種植大棚蔬菜的村民表示，本村農戶的居住地距離自家菜地普遍距離在300m以內，最遠的接近500m，此時已經感覺務農非常吃力。因此判斷，大于500m的距離是從事大棚蔬菜種植的農戶難以承受的。
本文作者：王璐羅赤工作單位：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
(一)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內涵
作為源自物理學的概念，耦合是指兩個或以上系統通過相互作用而彼此影響的現象，耦合度則是對系統間彼此作用強度的刻畫。當系統間相互配合和促進時則為良性耦合，反之則是不良耦合。耦合協調則是系統間一種良性的相互關聯，是系統間的配合得當和優化循環。作為“耦合”、“協調”和“發展”的有機統一，耦合協調體現著系統間由無序變為有序，由低級協調優化到高級協調共生的演化趨勢。與此相對應，耦合協調度即是衡量系統間在協調這一約束條件下的整體發展程度。耦合度和耦合協調度區別在于前者主要反映系統間相互作用程度的強弱，不分利弊;而后者則表示相互作用中良性耦合程度的大小，體現協調狀況好壞。
(二)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發展原理
農村教育發展的直接目標在于推動農村人口素質和技能的提升，農業現代化則是生產條件、勞動力技能、技術和制度等的改善在農業生產領域內的綜合反映。顯然，農村教育發展和農業現代化之間存在關鍵的彼此促進關系和螺旋上升。農業現代化離不開農村教育進步，同時也為農村教育提供了必要的支撐條件和潛在機會，是農村教育生態系統中最具潛能的影響因素。農業現代化與農村人口的技能和素質密切相關，發展農村教育有利于提升全面農業現代化水平，這是通過教育的直接效應和正外部性綜合形成的。
農村教育帶動的農業勞動力信息素質和知識素養的提升不僅有助于農業新技術和新制度的推廣，而且能夠增強受教育者自身的“干中學”能力，從而提高農業生產資源的轉化效率。此外，農村教育發展存在自我積累的可能，具有特定知識基礎的農業勞動人口會衍生出對更高層次教育的需求，形成教育的自我疊加動力，這會進一步增加農業投入資源的邊際產出能力。農業現代化對農村教育的推動體現在要素支持、需求引導和創新驅動等方面。首先，農業現代化提升了農村發展質量和農民收入水平，緩解受教育人口對家庭經濟條件的壓力，同時農業現代化的發展還有助于增加除財政以外的農村辦學經費來源渠道，完善農村教育保障機制，從而保證農村教育質量;其次，農業現代化進程中的技術革新和效率進步會擴大新知識需求和現有知識基礎之間的“缺口”，從而對農業從業人員接受高層次教育產生推力;最后，農業現代化進程中會吸納新知識和其他創新要素，縮小城鄉間知識創新鴻溝，這些創新資源能夠通過涓滴效應優化農村教育質量。
二、研究方法和數據來源
(一)耦合協調評價模型
為深入分析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存在的耦合關系，本研究構建能夠有效反映整體功效和協同效應的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耦合評價模型，其中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的量化分別通過對其下屬指標的科學集成確定。本文通過熵值法計算評價指標權重。熵值法依據指標傳遞給決策者信息量大小確定權重，能夠反映指標信息熵值的效用價值，較專家經驗評估具有更高可信度。以農業現代化為例，主要測算步驟為:
第一，構建由h個年份、m個區域和n項指標構成的評價系統初始數據矩陣X={x}kijh×m×n，其中，1≤k≤h，1≤i≤m，1≤j≤n，xkij表示第k年份第i區域第j個能夠反映農業現代化指標的原始數據。
第二，對原始數據進行標準化處理以克服指標量綱差異，正向指標取值x，kij=(xkij－minxkij)/(maxxkij－minxkij)，負向指標取值x，kij=(maxxkij－xkij)/(maxxkij－minxkij)，并定義標準化矩陣Y={y}kijh×m×n，ykij=x，kij/∑hk=1∑mi=1x，kij。
第三，計算指標信息熵:ej=－K∑hk=1∑mi=1(ykijlnykij)，其中，K=1/ln(h×m)。第四，計算第j個指標的差異性系數:dj=1－ej，進而得出指標權重wj=dj/∑nj=1dj。第五，計算各區域農業現代化綜合評價得分:Uki=∑nj=1(wj×x，kij)。借助物理學中的容量耦合系統模型，可得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度模型，表示為:C=4U1U2/(U1+U2)槡2(1)其中，U1和U2分別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兩系統的評價值，C為耦合度。當C值為1時，系統間實現良好的共振耦合。需要指出的是，耦合度在某些情況下無法區分系統間差異化的表現，比如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均較為滯后的考察單元可能會表現出二者高度耦合的狀態，顯然這與二者均在各自高水平上實現的高度耦合是存在內涵差異的，因此需要通過耦合協調度進行深入判斷，公式如下:槡D=C×T(2)其中，T=a1U1+a2U2(3)D和T分別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的耦合協調度和綜合評價指數，a1和a2為待定系數，且a1+a2=1。由于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在協調發展過程中的相互促進程度會存在差異，農村教育會通過人力資源技能提升推動農業現代化，但農業現代化的實現還需要農村教育以外的力量驅動，因此本研究對a1和a2分別賦值0.4和0.6。此外，參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6］，本研究亦將D值以0.3、0.4、0.5、0.6和0.7為分界點把系統協調度劃分為嚴重失調(Ⅰ)、中度失調(Ⅱ)、輕度失調(Ⅲ)、勉強協調(Ⅳ)、中度協調(Ⅴ)和高度協調(Ⅵ)六類。
當進入高度協調狀態時，農業生產會因得到來自于農村教育所提供的高素質勞動力資源和智力的充分支持而增加邊際產出，同時高效率和高產出的農業生產又會放大對農村教育的需求并提供了必要的支撐資源，如此不斷的螺旋上升會極大地拓展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空間。此外，耦合協調度模型無法描述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相對發展狀況，理想狀態下二者應為同步優化狀態。因此本研究以相對發展度模型求取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相對發展度系數，公式如式(4)所示。當E≤0.7時為農村教育滯后于農業現代化水平;當0.7＜E＜1.3時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同步優化;當E≥1.3時為農村教育領先于農業現代化水平。E=U1/U2(4)
(二)灰色關聯度模型
耦合協調度盡管能夠闡述系統間交互關系的程度，但卻無法詳細闡述不同系統各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后者可通過構建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灰色關聯度是對兩個系統或兩個因素間關聯性大小的量度，其基本思想是根據對時間或空間序列數據進行曲線幾何形狀的相似比較來判斷因素之間的關聯程度。該方法需要確定系統行為特征的參考數列和影響系統行為因素組成的數據序列并加以無量綱化處理，在此基礎上求得差序列，并按照式(5)計算灰色關聯系數矩陣。γi(j)=miniminjZXi－ZXj+ξmaximaxjZXi－ZXjZXi－ZXj+ξmaximaxjZXi－ZXjγij=1n∑nj=1γi(j)(5)其中，ZXi和ZXj分別表示各省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標準化值;ξ為分辨系數，一般取0.5;γij為兩類指標間的灰色關聯度，全部γij即構成反映各指標間相互關系的灰色關聯矩陣。γij值越大，說明ZXi和ZXj相互作用程度越強。某系統特定指標對另一系統的整體效應可通過ri或rj反映。ri=1m∑mj=1γij(i=1，2，…，s;j=1，2，…，m)rj=1s∑sj=1γij(i=1，2，…，s;j=1，2，…，m)(6)
(三)指標選取和數據來源
區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評價需要能夠綜合反映地區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狀況，為此評價指標選取應遵循完備性、獨立性、可操作性和相對穩定性等原則。本文在綜合借鑒先前學者研究的基礎上從教育規模和教育保障兩方面構建農村教育評價體系［2，17－18］，其中教育規模包括農村受教育人口占農村勞動人口比重、農村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受教育人口比重和農村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三指標，同時反映了地區農村教育的覆蓋面和層級;教育保障包括教育經費投入和國家財政預算內教育經費投入占比兩指標，反映了地區農村教育經費總量和結構。農業現代化內涵較為豐富，在借鑒已有研究基礎上，本文從技術進步、效率提升和產出增長等方面加以系統測度［7－9］。其中農業技術進步選擇機械動力和生產性固定資產兩指標，反映農業生產中對人力勞作的替代程度;效率提升選擇農業中間消耗占增加值比重以及農業產值比重與農村人口比重之比兩指標;產出增長則選擇農均收入、農均產值增加和地均產值增加三指標進行測量，反映了農業生產對農民收入和福祉的貢獻。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全部數據均取自《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統計年鑒》、《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以及各省域年度統計公報，個別缺失值通過插值法補充。其中受教育年限和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比重等指標通過原始統計數據計算得出，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和大專及以上教育年限分別取6年、9年、12年、11年和16年。因缺失值過多故不計。
三、我國省域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的實證研究
(一)我國省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測度結果
通過熵值法測度的考察期內部分年度我國省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考察年度內各省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均有所不同程度的增長，全域平均年度增長率分別為9.90%和11.89%，針對變異系數的計算則表明，考察時段內省域間農村教育相對差異呈縮小趨勢，變異系數從0.507下降到0.427;省域間農業現代化相對差異保持穩定。橫向比較顯示，現階段我國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仍存在顯著的空間差異。以2011年為例，按國家統計局口徑劃分的東中西部農村教育指數均值分別為0.457、0.282和0.284，中西部和東部差距明顯，具體到省域，北京和上海農村教育指數達到0.8以上，而貴州和四川農村教育指數僅在0.2之下。
反映農村教育水平的各指標中，農村受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占全部受教育人口比重和農村人均教育經費投入的省際差異最為顯著，2011年北京農村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占比達到43.37%，而貴州僅為7.80%，全域存在顯著的“東高西低”格局;2011年上海農村人均教育經費投入為22822元，最低的湖南僅為4746元，農村教育投入存在“中部地區塌陷”現象。2011年東中西部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指數均值分別為0.444、0.356和0.373，各省域中最高海南達到0.6以上，而最低山西則僅為0.195。其中農民人均純收入指標最高上海達到16054元，最低甘肅為3909元;京津和長三角區域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萬元以上，云貴甘青等省均在5000元以下。需要指出的是，在全域范圍內，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盡管均有所提升，但在部分關鍵指標上表現仍較為滯后。以2011年為例，雖然全域農村受教育人口占農村勞動人口比重達到94.58%，但農村勞動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為8.18年，集中在初中層次。此外，農村受教育人口仍集中在初中和小學，農村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僅占農村全部受教育人口的16.23%。農業現代化指標中，農業中間消耗占增加值比重高達35.65%，以農業產值比重與農村人口比重之比刻畫的農業生產率僅為0.161。我國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仍有較大的改善空間。
(二)我國省域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及其時空分析
針對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耦合度的測算表明，考察年度內各省域(除)耦合度指數均高于0.88，這表明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相互作用強度較高。表3則報告了我國各省域2007—2011年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計算結果。時序分析表明，全國各省域(除)耦合協調度均值在考察年度內從0.484逐年增加到0.601，即從輕度失調逐漸轉變為中度協調，各省域耦合協調度類型均有不同程度的升級。2007年我國各省域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指數均值分別為0.240和0.252，盡管二者耦合度較高，但這種彼此間的相互作用無法實現有效的良性互促;考察年度內各省域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指數均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9.66%和11.89%，到2011年分別達到0.345和0.394，全域范圍內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不僅仍處于強相互作用狀態，而且進入相對較好的協調狀態。東中西各地區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耦合協調度均值年均增長率分別為4.81%、5.28%和6.60%，中西部地區高于東部，這與“西部大開發”和“中部崛起”等國家區域發展戰略推動中西部農村和農業發展密切相關，具體到省域，增幅最高的前五位依次為青海(11.04%)、貴州(7.44%)、寧夏(7.30%)、陜西(7.23%)和甘肅(7.22%)。
從考察年度內各省域耦合協調度均值的分布類型看，全部省域均集中在輕度失調(Ⅲ)、勉強協調(Ⅳ)、中度協調(Ⅴ)三種類型。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為中度協調類型，該類型中除新疆外均為東部省份，其中北京和上海屬于農村教育領先型，需要進一步釋放農村教育資源和教育成果對農業現代化的支撐作用，帶動二者實現更高水平的協調，其余省域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中等水平的協調互促，既需要強化農村教育對農業發展的智力和知識支持，也需要增加農業發展對農村教育的反哺能力;山西、安徽、江西、河南、貴州、云南、陜西、甘肅、青海和寧夏為輕度失調類型，該類型省域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區;除此以外各省域均為勉強協調類型。在勉強協調和輕度失調類型各省域中，天津、山西、陜西和甘肅為農業現代化相對滯后，需要強化農村教育對農業現代化的能量輸入;遼寧、吉林、黑龍江、四川、貴州、云南和青海為由農村教育相對滯后引發的綜合滯后，農村教育的發展還無法有效地滿足農業現代化所需的軟資源，推動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更高層次的協調需要大力克服教育短板;其余省域則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僅在低水平協調共振，二者螺旋上升需要從完善提升農村教育層次和質量以及強化農業發展對農村教育支撐
四、農村教育與農業現代化耦合的內部機制分析
通過灰色關聯模型計算獲得的關聯度矩陣。可以看出，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均存在較高的相關性。基于系統影響的分析表明，農業現代化指標中，反映效率的農業中間消耗占增加值比重(Y3)和農業增加值比重與農村人口比重之比(Y4)對農村教育影響強度最大，分別達到0.867和0.821。究其原因在于農業生產效率的提升會通過農民凈收入增加和農業創新示范效應增加農業勞動人口的受教育訴求，從而擴大農村教育空間，并實現彼此間螺旋上升。其次，反映農業生產投入的農均農用機械動力(Y1)和生產性固定資產原值(Y2)對農村教育也具有較大影響。相比之下，反映農業現代化產出的Y5、Y6和Y7三指標對農村教育影響強度較低，農業產出增長對農村教育的反哺機制還有待增強。在農村教育指標中，農村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占農村受教育人口比重(X2)對農業現代化影響相對最大，高層次教育拓展了農業勞動人口的基本技能，增加其對農業創新要素的敏感性和吸納能力，從而能夠有效推動農業現代化發展;農村教育經費投入(X4)影響強度相對最低，這意味著現階段農村教育資源向知識和智力資本轉化的能力需要進一步提升。
五、結論和討論
本研究基于2007—2011年數據研究表明，我國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呈現不斷提升趨勢，但仍存在顯著空間差異，農村教育結構和農業生產效率仍需進一步優化。我國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綜合水平的耦合度較高，但針對耦合協調度的測算結果表明，除北京、上海、浙江、福建、海南和新疆為中度協調類型外，其他省域均為勉強協調或輕微失調。其中天津、山西、陜西和甘肅為由農業現代化偏低引發的綜合滯后，遼寧、吉林、黑龍江、四川、貴州、云南和青海則為由農村教育相對滯后引發的綜合滯后;其余省域農村教育和農業現代化僅在低水平協調共振，需要進行系統突破。灰色關聯度模型分析表明農村教育與農業生產效率關聯度最高，其次為農業技術進步，再次為農業產出增長;農村義務教育后教育人口占農村受教育人口比重對農業現代化影響相對最大，農村教育經費投入影響強度相對最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