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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理論；二級學科；“輪式”理論
理論一級學科下設五個二級學科，即基本原理、發展史、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五個二級學科之間的關系，對加強學科建設，開展科研和教學以及人才培養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意義。目前，關于五者之間的關系，國內學界存在兩種看法：一種為“圓式”理論，以三個放射狀圓圈來表述學科間的相互關系，思想政治教育因無法納入圓圈中而被視為上述各學科的應用(見圖1)；另一種為“分式”理論，即視基本原理、發展史、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為基礎學科，而思想政治教育為應用學科。
筆者認為，上述兩種看法對厘清五個二級學科的關系有所裨益，但都存在偏頗：第一種意見既不能反映五個二級學科的全貌，如思想政治教育學科就無法納入圓圈之中，同時也不應機械生硬地套用圓圈來表述，因為四者的關系根本就不是大小圓圈的關系；第二種意見的不足就更為明顯，因為這五個二級學科既具有基礎理論性，又具有實際應用性。筆者主張“輪式”理論，即本身位于中心，基本原理學科是從理論、現實、橫向或共時態角度來研究，發展史學科是從實踐、歷史、縱向或歷時態角度來研究，前者是靜態研究，后者是動態研究；而中國化研究、國外研究①、思想政治教育(又稱的思想政治教育)三個學科，都是圍繞縱橫兩條線展開環形運動的解讀、研究和運用，如圖2所示。
(1)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本身，位于“輪式”理論的中心位置，是馬克思恩格斯以自身的理論修養和親身參加社會革命實踐為基礎，從所處的時代出發，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方法，在充分研究人類社會發展史，尤其是資本主義發展史的基礎上所創立的原汁原味的。
(2)基本原理和發展史是從橫向和縱向兩個層面來解讀。就目前的研究狀況來說，對馬克思恩格斯原著讀得還很少，尤其是受語言的限制，對原文著作接觸得就更少了。因此說，對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的研究，都只能說是“走近馬克思”，距離“走進馬克思”還很遠，但“走進馬克思”也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兩者之間是一個逐漸從前者到后者的關系問題。
(3)“走近馬克思”涉及對解讀的客觀性原則問題。從對象的實際出發把握對象，以主客觀相符合滿足認識的真理性，這既是
認識論的基本原則，也是人們進行事實認知的客觀性原則。在解讀時，也應遵循這一原則，或者借用釋義學術語說。解讀者應該堅持從本義出發解讀文本。
一部文學作品、一幅畫、一件雕塑藝術品、一種科學理論，都凝聚著某種思想，蘊含著一定的意義，而這些又體現了某個精神主體的理念和愿望，這就是決定作品面貌的作者意圖。泛泛而論，作者意圖屬于主觀性的東西，然而它一旦物化為客體，就以精神客體的身份，帶著客體性的標記與解讀主體一同步人解讀的過程之中。因此，所謂解讀者能否從客體出發解讀客體，就突出表現為能否按作者意圖解讀作品。進一步說，是否承認作者意圖的確定性，這是能否滿足解讀客觀性的一個重要條件。
關于作者意圖的確定性問題，西方釋義學有客觀主義和懷疑主義兩種理論。前者突出強調作者意圖的客體含義，認為作者意欲表達的含義是自我統一的和明確的，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可以隨時問和前后解讀關系的變化而變化，但作品隱含的意思是不變的。后者否認作者意圖對客體的決定作用，認為它是外在于客體的東西，與客體含義不具有同一關系。作品的意義是一個無限的過程，永遠從屬于一次次發展變化著的現實，所以客體的含義是不確定的和可塑的。對這兩種觀點，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選擇。不過，就提出了理解的客觀依據和標準、指出離開作者意圖任意處置客體的主觀主義和相對主義錯誤這一點而言，客觀主義的解讀前提無疑是正確的。前提正確不能說明一切，正如霍埃所說，客觀主義與客觀性是兩個含義不同的概念。客觀主義將釋義的客觀性等同于作者意圖和客體含義的固定不變性，這確有形而上學之嫌。事實表明，作者在制作作品過程中改變初衷是常有的事。當一個作家發現其作品與他本意相左時，常會出現兩種情況：一是他人將其對某一作品的解讀當做是作者的本意而產生的誤解，由于這種誤解恰巧代表著對該作品普遍滿意的看法，這就使得作者完全可能采取默認態度，允許違背作品原意的解讀成立甚至認同；二是他人對作品的解讀包含著對作者意圖的干預，如作者確認其高明，亦可能通過修改作品來改變最初的意圖。
說作者意圖和客體含義并非固定不變，決不等于否認它們具有相對確定的屬性。在這一點上，懷疑主義走得太遠了。他們將作者意圖與客體含義割裂開來，認定客體含義不依賴其思想者，含義因人而異，這就必然導致對客體客觀對象性的否定。事實上，主觀、任意地設置解讀標準的反權威主義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因為這只能導致解讀的混亂狀態。
[關鍵詞]馬克思；人學思想；哲學
[作者簡介]萬閩攏1988―），女，東華理工大學學院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為中國化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關于人類自身思考的問題一直都是古往今來哲學界探索的問題，只是在不同的年代，對人類的思考角度和研究的側重點有所不同。我們以西方哲學的人學研究為例可以獲悉，其邏輯路徑是從自然主義、理性主義再到非理性主義、追求實踐形態。馬克思人學思想在吸收了前人的理論思想精髓的基礎上，結合自己的研究和理解，形成了全新的人學理論，并深深影響著當代社會人類對人學的研究和認識。
一、人學思想的形成
（一）馬克思人學思想的萌芽
思索人的問題，是馬克思哲學理論探索的開始。在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黑格爾哲學形成，在黑格爾哲學的影響下，馬克思哲學思想也開始起步。從黑格爾哲學體系中，馬克思吸取了其用理性來對現實進行批判的思考方法以及人的思想和行動都應該自由獨立的觀念，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唯物主義人學思想。馬克思在第一部哲學著作―《博士論文》中，明確地表明了自己對人學思想的重視，在這本著作中，他寫道：“哲學要能夠積極的作用于現實，這才是對現實的批判和改造，通過實踐批判現實、驗證現實，對個別現象、特殊現象都可以通過實踐來批判”。馬克思就是通過對宗教神學的思考和世俗封建統治的批判，更加堅定且徹底地提出了人要樹立起正確的人學思想，就必須得人神的思想。特別是康德哲學構建的以人為中心的目的論體系，更是影響了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形成。
（二）馬克思人學思想生成的直接依據
西方哲學里有不少關于人學的理論，黑格爾對這些理論有所傳承，它的人學思想也影響了近代西方主要人學思想的發展成果。在黑格爾的人學思想體系中從不同的思維角度都對人的獨立自主性作了理論分析，將人作為推動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不過其思想里也有不少的唯心謬論，但這并不影響其為馬克思人學理論發展提供基礎和根據。黑格爾認為人的本質是精神，但精神并不以具體形式存在，可見黑格爾在闡述人的獨立性的同時，又基于唯心論過分強調了人的主觀意識的決定性作用，正是因為這點，馬克思認為其不符合唯物主義論，但這也為馬克思人學思想的構建提供了理論佐證。
（三）馬克思人學思想生成的來源依據
費爾巴哈是德國的哲學家，他結束了古典哲學思辨式本體論思維方法，提出了基于感覺論的人本思想，它認為人是思想發展的最終落腳點。但在馬克思看來，費爾巴哈所說的人僅僅是哲學中的抽象的人，并沒有講到人存在于這個世界中的根本。馬克思針對這點，提出了人存在于物質世界中，其活動行為都是以物質為前提條件的，意志支配超越不了物質的界限，因此，馬克思以這種現實進行物質生產活動的人本主義替代了費爾巴哈“抽象的人”，批判了傳統的人學理論，在唯物主義基礎上創造了另外一種更具創新意義的人學理論。
二、馬克思人學思想的內容
（一）人的本質問題
馬克思人學思想認為勞動是人的本質，他指出：“種類特性之間的區別是由生命活動性質決定的，而人的類特性是自由有意識的活動”，這句話里所說的活動指的就是人類的勞動。馬克思人學思想理論認為人的活動是勞動，勞動是人與動物最本質的區別。其次，所有社會關系的總和構成了人的本質。馬克思人學思想指出，人的本質既不是個體性的，也不是抽象不可捉摸的，處于社會的人，會同周圍產生各種社會關系，不能離開社會而存在，也即具有社會性特征。對人類特性做出這樣的詮釋，馬克思是歷史第一人。在馬克思的人學思想里，人既是自然人，也是社會人，兩種特性相結合而存在，在研究本質時不能分割開來，而應將這二重屬性結合在一起。
（二）人的價值取向問題
人學的價值目標是實現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個價值目標是新唯物主義價值取向的折射，是“人的社會特性”在個人方面得到充分全面的發展，這是人類本質向個人的回歸，也是對人的社會性特征進行的重新定義。馬克思還指出，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融入集體社會中才能得以實現，也就是說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離不開社會、離不開集體。同時，也說明了隨著社會的全面快速發展，人也會隨之發生全面的發展，而人的進步發展又能反過來促進社會的發展，兩者是相輔相成的。
（三）人的活動規律問題
馬克思人學思想指出，人既有自由性的一面，也有自覺性的一面，人開展的各項活動都是在意識支配下進行的，就像馬克思所說的“人的類特性是自由而有意識的活動”，這是人區別于動物的根本性標志。由于人的所有活動都是有意識、有目標的，這個目標就是追求人的“自由”與“發展”，而“自由”又與“自覺”存在著關聯性。其次，人的活動要在目標的引導下按照規律辦事，也即是說人的實踐活動要尊重自然環境、尊重客觀世界的同時發展規律，不管是社會、經濟、環境、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發展都離不開人類在尊重規律性基礎上的實踐活動，同時人在實踐活動中又會提升人的發展，實現目的性和規律性的統一。
三、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當代意義
（一）有利于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我國是社會主義社會，構建和諧社會是我國社會本質屬性的體現，也是我國社會建設努力的方向，而中國構建和諧社會的價值核心就是“以人為本”。馬克思指出社會發展是圍繞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而展開的，“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構建正是馬克思思想在現實中的踐行。馬克思在其人學思想理論中強調人與自然并非只是抽象的關聯問題，而是與現實社會有著密切聯系。人是社會構成的基本個體，是能動和被動的統一體，要通過對象性活動來完成。在這種對象性活動中，自然客體與主體之間發生相互作用，主體在尊重自然客體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對自然客體進行改造，從而讓客體為主體所用，最終實現主體的價值和意義，也促進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健康發展。因此說，馬克思的人學思想能夠讓人更深刻了解構建“以人為本”和諧社會的意義和價值，從而有利于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二）有利于建設和諧文化
文化是由人類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創造的，又可以對其起塑造作用，兩者之間具有內在的本質聯系，若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層次和程度不一樣，那他們所選擇的文化也會不一樣，因此，關注了解馬克思人文思想有助于幫助人們加深對文化的了解，有助于和諧文化的建設。和諧文化的內涵就是、包容社會文化的多樣性，尊重各種文化差異，從而促使具有思想共識和價值共識的文化形成。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精神就是具有和諧文化，而和諧文化的建設就是實現理念和諧、精神和諧、心理和諧，得到廣大民眾的普遍認同，也就是說廣大人民群眾創造了文化，和諧文化要以人民作為根本，這樣才能夠從根本促進社會的和諧。
（三）有助深化對“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理念的理解
在前文里提到，馬克思將傳統抽象的人學思想發展到具體、現實的形象的人，重點關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人實現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人追求的最高目標，實現這個目標是馬克思人學思想形成的根源，也是目標，實現的是人本質的全面豐富的展示，人的所謂自由發展實質上是建立在人全面發展的基礎上的。人的自覺、自愿和自主性的發展，這兩者是相互促進，互為前提的，是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客觀趨勢。我國正處于建設全面小康社會，這是一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與人自身全面發展目標體系，它關注的不僅僅是物質社會的發展，更強調人的全面發展，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價值訴求，彰顯了馬克思人文思想中人本主義思想的精髓，突顯了人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我國社會發展規劃正是在對馬克思人文思想的深沉思考和深化認識的基礎上提出來的，是馬克思人文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社會建設的實踐。
四、結束語
馬克思人學思想綜合了核心層、價值層、策略層。其中，核心層分析了人的本質，確立了人是社會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總和的本質；價值層則明確了人的勞動是具有社會性和目標性的勞動，人的價值訴求是追求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策略層則指出了人的活動要尊重事實、尊重客觀規律。馬克思人學思想的生成的前提條件是康德哲學的主體性、直接依據是黑格爾哲學的人學意蘊、主要來源是費爾巴哈的人本唯物論。馬克思人學思想對構建“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建設社會主義和諧文化、推動的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都有著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吳煒.馬克思人學思想論析[J].學術研究，2014，（2）.
摘 要：大眾化不應僅僅理解為形式上的通俗化，而是要在現實生活的觀照中探尋其當代進路。從哲學自身產生和發展的邏輯看，哲學源于生活；從哲學所實現的革命性變革看，馬克思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了理解人類全部社會歷史的鑰匙；從大眾化的當代路徑看，回歸生活是檢視與時俱進理論品質的必然選擇。
關鍵詞：；生活世界；大眾化
中圖分類號：A0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1605-（2011）06-0038-04
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把“建設學習型政黨，推進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作為重大歷史課題提了出來，如何在當代推動的大眾化成為當前學者們關注的熱點話題。生活世界是我們研究大眾化不可或缺的領域，馬克思將其哲學及一切理論活動都看做生活世界的一部分，從現實的個人、現實的生活實踐出發找到了理解全部社會歷史和人類自身的鑰匙。我們探尋大眾化的當代進路，不能僅僅局限于用通俗的和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表達的基本原理，還應當在對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關注和對生活世界的回歸中探尋大眾化的現實基礎和路徑。
一
作為人類理性反思的最高形式，哲學是人們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為解決自己生存所面臨的問題時產生的。當人類的思維跨過它面對的自然力量的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的崇拜時，就踏進了哲學殿堂。［1］哲學究其本質應是生活的哲學，大眾的哲學。哲學如果不善于從人民的現實生活中概括出生活的智慧，它就不可能成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反之，哲學如果不回歸生活就難以體現其本真精神，當然，也不能掌握群眾，化精神力量為物質力量。正是哲學與生活這種內在的張力，為我們探尋哲學大眾化提供了基本動力和現實可能性。
我們從西方哲學發展的脈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哲學與生活之間的這種內在張力。很明顯，哲學家們所要面對從而要解決的，不是別的，正是人們在生活中經驗到的、感到困惑并以某種方式思考過的那些根本的生存問題。哲學總是與生活經驗的感悟和體驗分不開的，古希臘羅馬時期，哲學就在人們對萬物本源的探討和對自己生活的追問中產生了。西方的中世紀，以宗教神學為代表的哲學與人的世俗生活相脫離，從人間上升到了天國，神成了主宰一切的救世主，哲學淪落為神學的婢女。中世紀的人們用一種貌似反叛生活的方式表達自己對生活的關注和超越的期望，哲學的思辨貢獻給了超驗的精神領域。文藝復興以后，主體性的高揚使哲學在西方經歷了從神到人的轉變，再度從天堂步入人世。然而，細加考察不難發現，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義宣言與其說凸顯的是作為生活主體的人，倒不如說是一種對理論主體的設定，把人作為理性的客觀存在物。這種離開了人的現實生活的理性哲學在德國哲學的終結者黑格爾的作為大全的“絕對精神”那里走向了極致。相反，馬克思以實踐思維所奠基的現代實踐哲學，正是在近代的理論哲學陷入不可克服的困境的情況下，作為對問題的一種全新解決方式而發展起來的。與近代西方哲學純粹的思辨不同，馬克思由物質生產實踐入手，在現實生活中找到了揭開歷史謎題的鑰匙，以實踐思維超越主體性思維和實體性思維各自的局限，實現了哲學思維方式的革命。
以人的活動作為哲學的對象并非只是馬克思個人的理論發明，而應當被視為哲學在其自身的歷史發展中長期探索的結果。［2］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者黑格爾曾借用廟與神的關系生動地比喻生活同哲學。他說：“一個有文化的民族，如果沒有哲學，就像一座廟，其他地方都裝飾得很富麗堂皇，卻沒有至圣的神那樣。”［3］雖然黑格爾的哲學是站立在“絕對精神”這個基座上的，但他對哲學與生活關系的理解還是無比深刻的，比喻也是異常形象的。在對生活世界親身體驗和反思之后，馬克思對哲學與生活實踐關系的顛覆性理解使哲學思維方式發生了一場“哥白尼式的革命”。馬克思把真正的哲學視為“時代精神的精華”、“文明的活的靈魂”。他超越前人之處在于，不是一般性地談論時代或生活，而是強調實踐的生活或生活的實踐之于哲學的重要性。馬克思進行哲學探索的宗旨就在于要創立一種能夠引導人們正確理解并積極參與生活的哲學。用馬克思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只想透徹地理解在街頭巷尾遇到的事物”。在馬克思看來，傳統本體論哲學雖然也是從“人”出發，但卻是從抽象的、理性的人出發解釋人的現實生活。因此，“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的基礎”。馬克思選擇“勞動”、“實踐”作為切入點研究人類的現實生活世界，并通過對二者的哲學分析，真正揭開了人的本質的哲學謎題，解開了人類生活世界的奧妙。因此，哲學自誕生之日起就是植根于社會生活，植根于社會實踐的。而且在當今社會，哲學只有貼近生活、貼近實踐,才有實際內容,才有生命力。當然，只有面對現實生活的哲學才能真正實現大眾化。
二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中首次論及的實踐觀指稱的是哲學理論本身，這里，馬克思已經開始嘗試在哲學與生活關系的討論中把能動性的原則引入實踐范疇。萊茵報時期，馬克思直接參與現實政治問題的討論，在現實世界和現存哲學的融合中論述了政治實踐的本質。馬克思于1842年在《〈科隆日報〉第179號社論》中提到：“哲學家并不像蘑菇那樣是從地里冒出來的，他們是自己的時代、自己人民的產物，人民最美好、最珍貴、最隱蔽的精髓都匯集在哲學思想里。……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的精神上的精華……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4］2191843年，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批評德國哲學家“沒有想到迄今為止的哲學本身就屬于這個世界，而且是這個世界的補充，雖然只是觀念的補充”，并指出“你們不使哲學成為現實，就不能消滅哲學”［5］8。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馬克思進一步提出自己的哲學宣言：“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5］57馬克思在這個“包含著新世界觀的天才的萌芽的第一個文件”的第十一條中所傳遞的不是對理論的鄙視和偏見，而是要在理論和實踐統一的基礎上把理論理解為關聯于生活實踐并構成生活一部分的理論實踐。馬克思還在一首不常為人知的詩中寫道：“康德和費希特在太空飛舞，尋覓一個遙遠的國度，而我卻只是想透徹地理解，在街頭巷尾遇到的事物。”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提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6］可以看出，馬克思是通過把理論問題還原于實踐，還原于人類生活本身來闡明自己的哲學思維的。在初步制定唯物史觀的《神圣家族，或對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駁布魯諾•鮑威爾及其伙伴》一書中，馬克思提出：“思想從來也不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在任何情況下它都只能超出舊世界秩序的范圍。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么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7］152馬克思進而在1845年春寫作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提出了歷史唯物主義的重要結論：“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5］56馬克思在這里明確指出要把理論問題還原于實踐，還原于人類生活本身，從人類生活本身引出那些抽象的理論問題，而后的任務才是說明這些理論。在馬克思恩格斯進行唯物史觀制定的《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恩格斯明確論述了生活和意識的關系問題。“意識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被意識到了的存在，而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5］72因此，“不是意識決定生活，而是生活決定意識。”［5］73這是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實質所在。馬克思恩格斯進一步指出：“這種歷史觀就在于：從直接的物質生活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即各個不同階段上的市民社會，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5］92在馬克思看來，哲學中主客體對立和分裂的根源在于現實生活的分裂，其解決也必然有待于現實生活中對立和分裂的解決。這樣，馬克思恩格斯從人們的日常物質生活出發，把物質生產實踐理解為人類社會的起點，從而超越歷史唯心主義創立了科學的唯物主義歷史觀。
馬克思在論及德國古典哲學與自己創立的歷史唯物主義哲學的區別時指出：“德國哲學是從天國降到人間；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人間升到天國。這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所設想的、所想象的東西出發，也不是從口頭說的、思考出來的、設想出來的、想象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而且從他們的現實生活過程中還可以描繪出這一生活過程在意識形態上的反射和反響的發展。”［5］67“在思辨終止的地方，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們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的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5］73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馬克思對哲學的關切是與人類活動的最大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哲學與以前哲學的根本性區別在于如何看待人類生活中理論活動和生活實踐的關系，而不在于如何規定實踐在整個理論體系中的地位。面向生活世界是理解哲學革命的實質和關鍵所在，我們必須從物質生產實踐中，從人的現實生活實踐中理解全部人類歷史和人類自身。不了解哲學轉向生活世界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意義和實質，就勢必會重蹈經驗論者把哲學作為形而上學而簡單拒斥的覆轍。在當代，哲學轉向生活世界不是要取消哲學，也不是要取消哲學原本作為上層建筑的應有本質。這種面向生活世界的轉向終結的是那種作為尋求事物普遍原理和原因的科學化的哲學，開啟的是對人生意義與價值的追問以及對人的自我理解和自我發展的關注的哲學精神。面向生活的哲學是一種對生活世界和事情本源的創造性思考，是在對傳統思維方式進行解蔽的基礎上重新賦予哲學對生活世界的觀察力。
三
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任何一種哲學都應該在對現實的關注和回應中得到發展，換句話說，哲學正是因為關注時代和現實生活才獲得了發展的強勁動力。馬克思曾經說過：“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不僅在內部通過自己的內容，而且在外部通過自己的表現，同自己時代的現實世界接觸并相互作用。”［4］220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指出：“理論在一個國家的實現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5］11從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出發是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性變革的出發點，也是不斷發展創新的源泉和動力所在。哲學作為科學的理論必須正確處理與實踐特別是生活實踐的關系，必須反映社會實踐發展的最新成果。“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5］56因此，哲學作為真理必須面向現實生活，面向生活實踐。“我們看到，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這種對立的解決絕對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是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做理論的任務。”［8］306生活維度是哲學的創新和發展的重要維度之一。
生活世界作為哲學問題在西方學術界顯現出來是在20世紀初。談及生活世界的問題是繞不開胡塞爾的，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對現象學以及后現代的西方哲學家影響深刻。當然，我們在這里主要闡明的還是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與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思想的不同之處，借以說明馬克思和胡塞爾何以在相同思維范式下得出不同結論的緣由。胡塞爾在其名著《歐洲科學的危機和超驗現象學》中提出并詳盡論述了生活世界思想，他提出生活世界的主要目的在于對抗實證主義的科學世界觀，論證先驗現象學，并試圖拯救歐洲的科學和人性的危機。他指出：“現存生活世界的存有意義是主體的構造，是經驗的，前科學的生活的成果。世界的意義和世界存有的認定是在這種生活中自我形成的。”［9］在胡塞爾看來，生活世界是一個有人參與其中的，保持著目的、價值和意義的世界。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理解胡塞爾的生活世界：一方面，用回歸生活世界反對科學主義，反對把科學理論看成真實生活世界；另一方面，把生活世界看成是源自人的先驗的自我意識。不難看出，胡塞爾的生活世界是一種理論的生活世界，所以其生活世界與海德格爾的“此在”世界一樣，都只是主體世界的依存物。［10］
馬克思的“生活世界”思想是建立在科學的實踐觀之上的，它強調人的感性的現實生活是一種實踐的生活世界。因此，馬克思的“生活世界”觀自誕生之日起就以實踐的真實生活特性和革命性特征超越了胡塞爾的生活世界理論，具有巨大的超前性和超越性。在馬克思那里，生活和實踐不只是理論上懸設的一致性，而是一個辯證統一的有機體。離開了生活的實踐，就喪失了推動理論和歷史發展的動力而止步不前；離開了實踐的生活，就如缺失了繁星的天空，空無而干癟無味。馬克思認為，實際上，只要揭示出人的能動的生活過程，“歷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還是抽象的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一些僵死的事實的匯集，也不再像唯心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是想象的主體的想象活動”［5］73。歷史的發源地“在塵世的粗糙的物質生產中”［7］191，創造歷史的“正是人，現實的，活生生的人”，“歷史不過是追求著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動而已”［5］118。“整個所謂世界歷史不外是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8］310而“人們為了能夠‘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但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5］79。簡言之，人類歷史實質上就是人類的生活發展史。這樣，馬克思的實踐思想不僅完成了對歷史主體的生活解讀，同時，也完成了對歷史本質的生活解讀，揭開了人類歷史塵封已久的真實面目。這正是馬克思實踐思想的真諦。可見，馬克思對生活世界的關注不但比胡塞爾早，而且其理論的深刻程度也是胡塞爾無法企及的。我們要探知大眾化的邏輯和現實理路，就必須最終回到現實的人和現實生活。
這里所談的生活，指稱的不僅僅是人的各種情感、本能活動等日常生活，也包括認識、生產勞動、階級斗爭等實踐，統稱為“生活世界”。我們認為，通過對當代人們“生活世界”的研究能夠極大地推動大眾化的進程，甚至可以說，當代人們的生活世界是大眾化的現實根基。姑且不用生活哲學之類的詞語指稱哲學的當代形態，因為如果那樣的話就又遮蔽了馬克思實踐思維方式的革命意義，從而會重新走向某種形式的本體論思維，但回歸“生活世界”無疑是現當代哲學共有的特征。哲學研究的主題是人類的生存方式，研究對象是人類的生活世界，研究核心是人的生活意義。［11］從某種程度上講，哲學觀就是對人類生活理念的系統表達。哲學是以人的自由與全面發展作為最終目標的，當然，哲學的創新與發展必然與生活世界息息相關。哲學在創立之初是從生活實踐逐步走向歷史唯物主義的，那么我們也應該在馬克思“生活世界”維度的指引下審度其當代意蘊及發展。哲學回歸生活世界的真正意蘊，并非是要否認理論對現實生活的相對超越，而是要理論在與現實生活的對話中與時俱進，發展自身，而不至于僵化為教條或是淪為幻想或烏托邦。在當代中國，通過回歸人們的生活世界推動大眾化，從根本上說還是為了讓為群眾所掌握，轉化為人們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解決人民群眾的現實生存與發展問題，在形式和內容的張力的互動中實現大眾化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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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基本原理學科是理論一級學科的核心,也是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基礎。自2005年12月該學科正式設立以來，國內一大批該領域的專家學者進行了不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學術成果。其集大成者，當首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編寫的《基本原理研究報告2006-2009》（以下簡稱《報告》）。
作為首批被授予基本原理國家重點學科的院校，南京政治學院從學科建設的長遠角度出發，組織該院從事理論教學和研究的骨干力量，梳理近年來基本原理領域研究的成果和動態，歷時十個月編寫了該《報告》，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
《報告》是國內出版的第一本基本原理新時期研究成果集成，填補了新時期相關研究領域的空白。可以預見：它的出版勢必對我國深化基本原理研究起到一定的啟迪和推動作用。對推進理論創新和發展，推動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勢必產生深遠影響。
《報告》脈絡清晰、內容詳實、分析透徹，集全面性、前瞻性、可讀性于一體。既可以作為相關領域學習的讀本，又可以作為研究的參考書和工具書。歸納起來，《報告》“新”、“全”、“實”特點尤為突出。
一． 新——《報告》是新的理論視角下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
《報告》是國內第一本基本原理研究報告，是該學科建設的最新成果。它從“整體性”地理解這一新的理論視角出發，在分析整理該學科領域大量文獻資料的基礎上，準確詳實地反映了06-09年間國內學術界研究的新動態、新成果。
尤其令人覺得耳目一新的是，該書專門就當前理論應用和研究中新出現的熱點問題，辟出“熱點問題綜述”部分，比較全面地介紹了新時期學界對于“”與‘普世價值’”、“金融危機與中國經濟發展”等熱點、焦點問題的探討。視角新穎，極具啟迪價值。
馬克思說過：“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總是決定于理論滿足這個國家的需要的程度。”《報告》的作者們讓基本原理學科走出了書齋、走出了課堂，將基本原理運用到解決現實的社會問題中去，對于新時期準確理解基本原理有很多新的認識和新的思考。值得關注或研究者認真閱讀。
二． 全——《報告》全面系統地介紹了原理研究的整體情況
《報告》從“整體性”的研究視角出發，全方位地介紹了新時期基本原理研究的情況，涵蓋了該學科領域的各個主要方面。既體現了一種全面系統的理論視角，又具備了一套全面系統的內容體系，實現了思想和內容的統一。如《報告》特意設置了“國內學術動態評介”“研究資料索引”兩部分的內容，對06至09年間新出版著作、論文及學術研討會交流課題等進行了全面介紹，為讀者進一步研究相關課題提供了全面的資料。
三． 實——《報告》體現了實事求是和嚴謹求實的學術作風
南京政治學院的理論教員群體是一個嚴謹的學術群體，曾經作為全國理論戰線的先進典型被中央和地方媒體廣泛報道。這次《報告》的編寫出版，是南京政治學院理論教員在學科建設領域的新探索。
全書結構嚴謹、資料翔實。從資料挖掘、選編上看，《報告》基本上全面反映了基本原理學科設立以來的建設、發展成果及研究動態。對于社會廣泛關注的疑點、難點及熱點問題，不但沒有回避，而且還專門編寫相關報告，實事求是地介紹學術爭論的焦點及各方的觀點。充分體現了作者實事求是和嚴謹求實的一貫學術作風。
論文摘要：社會焦慮是我國社會轉型時期一個不容忽視的社會問題。生活方式作為社會理論的一個重要范疇，以其獨特的理論魅力和建構功能，為我們解釋社會焦慮問題提供了理論指導，而其固有的范式又為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方法提供了有力支撐。
在我國社會轉型的進程中，常伴隨著社會諸多方面變革的社會事實，這些社會事實一方面孕育了具有現代性特質的價值因素，促成了現代性社會的漸進生成；但另一方面也產生了一些影響并解構現代性社會生成的不和諧因子，社會焦慮便是其中之一。社會焦慮不僅給轉型時期人們的生活帶來了煩惱，而且也給正在進行的和諧社會建設帶去了尷尬。不斷向前發展的社會建制，提醒著人們必須對焦慮的社會事實進行關注并訴求適時的理論來解釋，進而從中找到解決問題的理路和辦法，以此減少轉型時期的社會動蕩。
一、社會焦慮的一般性分析
1.“精英癥”及其焦慮的社會事實。2004年均瑤集團總裁王均瑤英年早逝；愛立信中國區負責人楊邁猝死在跑步機上；2005年初中國社科院學者蕭亮中，猝死時年僅32歲；2005年4月10日著名畫家陳逸飛又“突然”的離我們而去。像這樣的事例最近這幾年屢見不鮮，他們大多數人是企業家、學者、藝術家等知名人士，他們是成功的象征、社會的中堅。從群體分析來看，他們是社會中的精英群體（社會地位比較高，受教育程度高的人群，某種意義說都可以列入其中），可是，現在他們中的一些人卻病了，過勞死、亞健康、心力衰竭、心理危機、抑郁、焦慮困擾著他們的生活，由此成了“精英癥”患者，面臨著精神與身體的雙重危機。[1]越來越多的研究報告顯示，這類群體的健康狀況越來越不容樂觀。從階層理論來看，在我們這樣一個有著濃厚精英文化氛圍的國度里，他們的能量和影響力是其他社會階層所不可比的，他們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估量的，而問題的嚴重性在于他們中一些人卻被焦慮的情緒所糾纏著，有的甚至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為代價。
本文之所以關注精英群體并以“精英癥”這一現象為切入點，來關注社會焦慮問題（社會焦慮是指在社會成員中普遍存在著的一種緊張的心理狀態[2]），原因在于，一是引起人們對焦慮問題的高度重視和警覺。在現實生活中我們對精英們關注更多的是“鮮花”和“掌聲”，而對精英們焦慮等病癥關注的卻很少，在我們的意識里總以為焦慮更多地發生在弱勢群體里，但就近幾年的資料顯示（如零點調查公司對415位北京“白領精英”的社會心理調查顯示，心理疲勞程度在等級3及以上的人數比例達到了61.4％[3]），他們的生活狀態卻出現了問題，很多人長期在一種焦慮狀態下進行生活和工作。二是精英們在整個社會評價系統所處的頂級地位。他們的角色行為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并牽動著整個社會的趨勢走向。精英們尚且如此，其他群體的狀況也不容樂觀，來自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最新完成的一項調查（2134人參與）顯示，焦慮已經成為現代人的一種生活常態——34.0％的受訪者經常產生焦慮情緒，62.9％的人偶爾焦慮，只有0.8％的人表示從來沒有焦慮過。[4]“郁悶”、“煩惱”已成為當今人們的口頭禪，這也在進一步說明我們的生活狀態已不再為我們所滿意，生活已失去了往日的平靜，進入了一種“焦慮”的生活狀態。這種狀態是“由于社會中的不確定因素而在民眾中產生的壓抑、煩躁、不滿、非理性沖動、抑郁等緊張心理的集合，這一集合集聚到一定程度就會形成社會張力，最終以社會沖突或其他方式釋放出來。”[5]一定意義上，焦慮的社會事實已經進入了我們的生活空間和思維世界。
2.社會焦慮及其研究成果。社會焦慮的發展一般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部分焦慮階段，二是普遍焦慮階段。部分焦慮在任何社會都存在，因為社會總是變動不居，總有部分人會落在時代后面，從而感覺到緊張；普遍焦慮是指在社會轉型期間，絕大多數群體都受到焦慮的困擾，形成了一定的社會張力（個人或集團之間幾乎不能控制敵意或緊張局勢），從而對社會穩定造成影響。[6]通過以上對我國焦慮的社會事實分析，我們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斷是我們的社會已經進入了普遍社會焦慮的狀態，這種焦慮的狀態正在影響著人們的社會生活，它或顯性或隱性，或以激烈的方式或平緩的形式，侵蝕著我們內心的寧靜。這種狀態對于個人發展的傷害自不必多說，因它而引發的社會張力對于社會發展的負面影響是巨大的。當焦慮困擾著絕大多數群體時，人的主體性便無法徹底發揮，一個忽視或埋沒人的主體性的社會無疑讓人不悅。從社會控制角度來講，它使社會的整合度降低，社會關系更加緊張，社會秩序失去控制，因而，容易導致人們集體事件發生。
當社會處于部分焦慮時候，可能個人因素會多一些，而當社會進入普遍焦慮狀態時候，社會因素就占據了主導。誠然，焦慮的產生既有其個人因素的作用，又有社會因素的制約。只有二者達到一定程度時，焦慮的狀態才會出現。從社會焦慮問題的特殊性以及我國國情來看，從社會因素分析焦慮現象對問題的解釋和解決會更有意義，換言之，當人們的焦慮狀態達到普遍社會焦慮時，我們更應該從社會制度安排的角度，去看待這一帶有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從這樣維度來解釋社會焦慮產生的原因，并在原因分析基礎上找到解決問題的適時辦法，無疑是正確的、必要的。從資料上來看，國內較早研究社會焦慮問題的吳忠民教授認為，“社會環境的急劇變化是社會焦慮出現的重要原因；對市場經濟的不適應是社會焦慮產生的直接原因；社會安全網的缺乏加重了社會焦慮現象；國外的示范效應對于社會焦慮也起著推波助瀾的作用。”[7]這些因素共同導致了我國社會焦慮的產生，在原因分析基礎上他又提出解決當前我國社會焦慮的辦法，如“盡可能地實現充分就業、大力推進社會保障的建設”，[8]也有學者提出“‘安全閥’、‘緩沖帶’、‘代言人’”[9]等具體的措施。無疑，這些措施和方法都是積極的、適時的，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實踐的深入，還會有更多行之有效的制度、政策不斷推出。在本質上，一定問題的解決需要有一定的理論來指導，社會焦慮問題也不例外，我們應該在一定理論的指導和解釋下，把社會焦慮降到能夠讓社會所承受的限度內，為和諧社會建設減少阻力，為人們享受改革開放的利益成果提供解釋力量和平臺框架。因此，本文就是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在尋求理論思路的指導下，轉換研究視角，用生活方式理論去解釋這一社會問題，并指導我們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二、生活方式理論對社會焦慮的應然指導
在我國，有關生活方式理論的研究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期，“生活方式是指人們在一定的社會條件制約下和價值觀念的制導下所形成的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全部活動形式和行為特征。”[10]從使用范疇來說，生活方式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上包含“全部”生活活動，狹義上指日常生活及其個人生活行為的表征，但是當我們在談論或使用生活方式這一概念時，二者是密不可分、互相滲透的，因而，往往是二者兼顧使用。近些年，隨著我國綜合國力的增長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生活方式理論的實踐和發展有了強大的物質保障和契機，特別是伴隨著中國化的深入研究，其理論來源和原理保證又有了進一步夯實。
社會焦慮作為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的一個突出社會問題，自然有我國的一些特殊背景和實際情況，社會問題的根本解決要有適時的理論來指導，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生活方式理論對于社會發展以及由發展而引發的社會問題為何有如此魅力和解釋力？緣由有二。
一是生活方式理論來源于馬克思的社會發展理論，特別是其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創始人在他們的多篇著作中多次使用過“生活方式”的概念，如馬克思、思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等。[11]可以說，這些經典理論的表述方式和深刻的理性思維，為我們研究社會主義生活方式理論提供了理論基礎，同時也使我們從中找到了生活方式的理論光芒和成長點。通過對馬恩著作的經典解讀，一方面豐富了中國化的研究成果，為馬克思歷史唯物社會理論體系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拓展空間；另一方面通過對經典的不斷詮釋、重構和創新，使生活方式理論的內涵及“生活”的能動性，在理論的指導下全然發揮。
二是生活方式本身的理論特性以及因特性而具備的建構功能。在我國，長期以來，我們在闡述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和社會理論時，在強調物質生產重要性的同時，恰恰忽視或丟掉了“生活”、“社會生活”、“生活的生產”、“為了生活的生產”，這樣一些重要范疇和基本命題，結果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論被解讀成“經濟決定論”、“生產本位論”的觀點，完全用“生產”消解了“生活”，科學的歷史發展觀被解讀成了“唯物化”、“見物不見人”，以及“遺忘生活”的歷史發展觀，并在發展實踐中擺錯了生產和生活、人和物的關系，造成了一系列不良的現實后果。[12]當然，這其中也使人們在價值觀上更加功利化，出現了一些急于求成、以“物”為主的短期行為和思想。由于過分強調人的力量，使人們之間關系更加緊張，特別是在我國社會轉型時期，社會中形成了巨大的社會張力（產生普遍社會焦慮的關鍵社會性因素），造成了人們之間無休止的競爭，攀比心理嚴重。
人類社會的全面發展說到底就是以人為本，為人的全面發展創造條件，但社會的全面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并不能自動地發生轉化關系，其必不可缺的中介環節就是生活方式的全面性和豐富性，重新把“生活”作為社會理論的重要范疇既是“生活”能動性的體現，也是理性回歸的必然結果，因此，生活方式在社會發展中的建構功能便會積極地發揮。發揮生活方式的建構功能，有助于把工具合理性和價值合理性、科學精神和人文精神統一起來，消除科學和市場的諸多“二律背反”的性質，實現人文生態的平衡。[13]生活方式強大的理論建構功能，能夠實現物與人的完美平衡，使我們的社會理論在原有的基礎上更具有柔韌性、伸縮性和平易性。只有反思，才能超越。生活方式理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能夠為社會焦慮提供解釋，而其固有的范式又為我們提供了尋找解釋的方法。
三、生活方式對社會焦慮的現實評價
如果說生活方式理論本身的特性為處于轉型時期社會焦慮的解釋、解決提供了可能，那么社會焦慮原有的屬性又使這種可能成為了必然。總體而言，社會焦慮的產生是由社會和個人雙重因素所導致的，那么，我們一方面要求從社會層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求解，另一方面也要從個人因素上尋找原因。生活方式恰好為社會焦慮的雙重基因提供了切合點，能夠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保障，它一面能夠從社會建制方面找到理論的解釋點，另一方面又能夠從個人生活層面提供了一個趨于完美的考量。這樣，我們不僅在“治本”上有了理論指導，而且在“治標”上也有了方法和技術的支撐。
從人類追求幸福的角度來看，焦慮的另一面就是生活質量的提高和幸福指數的增長，而這些恰恰是生活方式對人類幸福生活的終極關懷，可以說，發生在我們周遭的焦慮的社會事實，正在以一種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構著我們的生活樣態，是“向左”還是“向右”，無論是對于處于焦慮其中的人們還是對正在追求幸福的人們，這都是值得關注的話題。為此，用生活方式理論去看待、解釋社會焦慮，更一步加深和表達了以人為本的人文價值和社會治理理念，它無疑為我們看待社會焦慮提供了全新視角，為制度的制定和措施的實施提供了理論指導。生活方式理論畢竟是一個宏觀的理念，具體而言，從本文所思考的問題意識出發，在對待社會焦慮問題上，生活方式理論可以在以下方面有所作為。
1.根據我們的現實國情，在國家層面上倡導和諧的生活方式。通過大眾媒體的傳播，在整個社會上形成生活方式意識并把這種意識帶到日常的工作、學習、生活中，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個和諧的、寬松的社會評價體系。打破僵硬化、功利化、物質化的評價體系，使人們在對待成功、理解生活上更注重文化層面的解讀。在生活方式理論的指導下，建立切實可行的制度和措施，把政策的制定和關懷納入生活方式視角，如建立社會解壓機制（如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人性化的公共服務機構、社會公共的心理調節設施以及休閑娛樂制度）等。這樣，在社會上通過“生活”的中介連帶作用，不僅能夠給人們的生活以愉悅和寬松，而且也能夠帶動我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全面繁榮。
2.倡導回歸社區，致力于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在社區內培養和諧的人際關系。社區建設必將成為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一定意義上，和諧社會就是若干和諧社區的有機組合。因而，在社區內形成和諧的生活方式，越來越顯得重要。現代人們對于社區的依賴越來越強烈了，社區本身所具有特性，使人們能夠直接地參與更多的社會事務和活動，同時社區也為人們提供了形式多樣的、直接及時的幫助和服務。社區的這些功能為解決社會焦慮問題提供了最佳場所，這是因為，社區的有益生活可以把容易導致焦慮的社會性因素和個人因素控制在更小的范圍內，避免由于集體性的焦慮行為而導致社會成員的“集體沖動”事件的發生。在社區里，可以有針對性地開展一些咨詢互助活動，如通過義工或專業人士對老年人、中年人、中小學生等不同群體開展一些心理預防和矯治活動；還可以開展一些重參與的、實踐性強的社區文體活動，使生活在社區中的人們在互動中體驗社區生活方式的樂趣。總之，社區既能為大眾所認可、接受的生活方式提供試驗場，又能為國家層面所提倡的和諧生活方式以指導和規范，因此，社區將成為構建并倡導和諧生活方式的最佳切入點。
3.和諧的生活方式孕育離不開和諧家庭的生成。家庭是社會的細胞，社會的根基，也是社區組成的基本單元。溫馨和美的家庭對于每個人成長、成才、成功都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我們這樣異質性很強的社會里，家庭應該成為家庭成員寧靜避風的港灣，為家庭成員提供有別于其他社會組織的必要幫助。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理解和慰藉對于焦慮心態的緩解是極其必要的，在家庭這樣一個相對私秘的空間場域里，人們更容易體驗生活百味，完善自我心性。相信家庭中的和諧生活方式，必將激發家庭成員的生活熱情、積極向上的工作態度、平和的個體心態。其實，和諧生活方式的建構過程歸根到底也就是現代人的生成過程。
總之，我們正處在一個越來越壓抑、越來越焦慮的時代，但同時我們更處在一個更加覺醒、更加關懷自身生存境遇的年代，生活方式的理論魅力和建構功能為我們解釋社會焦慮現象提供了一個嶄新視野，讓我們重視并積極地面對這一帶有結構性的社會問題，并在理論創新和心靈體驗中有所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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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給國際金融乃至國際經濟提出了創新和監管之間乃至私有制與公有制之間張力的新課題。這一新課題的普遍性必然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中國經濟中以特殊性的具體歷史形式表現出來。當下中國經濟，就形態而言，已經走上新常態，就運行而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已經走上市場決定階段。這些情況必然向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提出一系列新問題。因為完全回避當下問題的教學活動是不可想象的，所以《西方經濟學》作為中國高校經濟學專業的基礎課程，不可避免地需要在其教學中對這些問題做出或多或少的思考。
一、教學目的：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公民或新一代經濟學人
后金融危機時代《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教學目的是什么？這是思考《西方經濟學》教學的前提。保羅?薩繆爾森和威廉?諾德豪斯先生認為，《西方經濟學》教學目的是培養品行良好的資產階級社會公民或新一代資產階級經濟學人，這一見解合理地提出了培養品行良好的公民或新一代經濟學人的教學目的。
不僅《西方經濟學》教學有其前提，而且《西方經濟學》本身也有其前提，只有明了《西方經濟學》本身的前提，才能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保羅?薩繆爾森在《一個折中主義者的宣言》中稱自己的經濟學思想是“有限的折中主義”，這一“有限的折中主義”的前提是“現代混合經濟”[1]21，23，這就是一個證明《西方經濟學》本身也有其前提的證據。
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西方經濟學》的前提是社會的人類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正如保羅?薩繆爾森所說：“漫游了經濟學領地之后，我們的心得是，無論是無管制的資本主義制度還是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二者都不能有效地組織起一個真正現代化的社會。這一點已為經濟史所證實。”[1]22同樣地，根據社會存在是歷史的產物的原理，社會的人類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也是歷史的產物，這就是說，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歷史的產物：第一，無管制的資本主義制度是歷史的產物。這是馬克思在其一生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中反反復復地向人們證明的一個事實。資產階級經濟學從根本上否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是歷史的產物，從而表明了其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屬性，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就曾經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經濟學理論的資產階級立場。第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也是歷史的產物。林毅夫、蔡■、李周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中認為，傳統的計劃體制形成的原因是政府在資金稀缺的條件下為了實現重工業優先發展的目標而做出的選擇，這就證明了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也是歷史的產物。①第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也是歷史的產物。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是實現人民自由幸福生活的必由之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還在生成之中。馬克思指出，手推磨產生了封建主為首的社會，蒸汽磨產生了資本家為首的社會。改革開放以來，一方面，工業生產力和城市生產力有了大發展，另一方面也帶來了收入分配問題、環境問題等，這些問題的發生有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沒有可供減輕甚至避免這些問題的措施可用。馬克思提出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原理，人們沒有徹底學會。我們學習《西方經濟學》，一定要著眼于《西方經濟學》本身，即我們生產和生活于變化中的經濟制度，才能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從人類史的角度看，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與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比較起來，顯然是初升的太陽。
后金融危機時代的意義在于，人們在見證了西方經濟學在預防和應對全球金融危機方面的缺陷之后，開始了進一步創新西方經濟學思想和方法的過程，這是西方經濟學的機會。后金融危機時代在中國傳授《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學習《西方經濟學》的中國大學生，只有明了人們生活于或者曾經生活于其中的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即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正在生成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從而有歷史感；只有明了經濟制度的歷史性對新一代經濟學人創新思維的挑戰，從而有創新能力，我們的《西方經濟學》教學才能實現其教學目的。
二、教學內容：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
教學內容構成教材，教材內在地有邏輯推論與經驗事實的一致和內部邏輯的一致。根據社會存在決定意識的原理，“教材”也有兩個層次的含義：首先，當下人們生活于其中的正經歷著變化的經濟制度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一手教材。其次，人們借以分析這些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是《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
明了《西方經濟學》的教學目的是培養有歷史感和創新能力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民或新一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人之后，我們討論一下《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問題。在《西方經濟學》教材的選擇上，就第一手教材而言，依據歷史的順序考察，它有三個方面的內容：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依據最密切聯系原則，就中國的教師和學生而言，這第一手教材內容的邏輯順序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不僅如此，這三個內容是相互關聯的，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生成的前提，而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在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挑戰中生長起來的，因此，這三個部分構成一個整體。
就第二手教材而言，因為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都是中國化的產物，而又是對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批判性研究的產物，所以，我們要選擇借以分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作為《西方經濟學》的第二手教材的內容。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必然表現為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對一個個中國經濟問題的分析又必然引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及其體系的分析。顯然，最理想的教材是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的教材，在研究和敘述這一主體的過程中不斷地回應對過度管制的中央計劃體制和無管制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經濟分析。這樣的教材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有學者研究認為，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分析工具研究中國改革有的問題，特別地，可以借用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研究中國改革中的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問題，這些研究成果已經在豐富和發展西方經濟學，使西方經濟學真正成為具有世界意義的經濟科學。而筆者認為：第一，以中國經濟問題引出的概念、方法和思想，即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為研究和敘述主體展開《西方經濟學》教材；第二，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問題，現在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中國的經濟制度不同于歐美的經濟制度，這就決定了我們可以參考借鑒但不可以直接選用引進版的歐美《西方經濟學》教材[2]。
三、教學方法：鼓勵學生創新思維
曾永成在《走向人本生態美學的三十年》一文中指出院“從1981年到2011年整整30個年頭，是我真正從事美學教學和研究的30年，也是我從運用系統原理到運用生態哲學研究審美，最后走進了人本生態美學的過程。”圍繞《以美育美》《感應與生成》等所論述的以“節律感應”為核心范疇的感應論審美觀，以《文藝的綠色之思要要要文藝生態學引論》等為中心主張的文藝生態學思維，以及《回歸實踐論人類學》中對哲學、文藝學原典的新解讀，可以看作曾永成理論研究走向人本生態美學的三部曲，同時也是中國當代美學和文藝理論建設過程中極富個性特征的代表性著作。作為當代學者的雅范，他在三十多年間所發表的一系列文章和的著作，呈現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審美文化精神嬗變的軌跡，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新時期以來當代文藝思想研究的時代風貌和精神特征，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學術史意義。
2005年12月，曾永成所著《回歸實踐論人類學要要要文藝新解讀》出版。他在書中立足于當代語境，擺脫已有的流行性闡述，從實踐論人類學對原典進行全新解讀，推動了對哲學的重新認知，為文藝理論界提供新的哲學思路與研究視角。
21世紀以來，整體性的人類生態危機日益嚴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模式受到普遍質疑，市場經濟與網絡技術在改變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帶來消費主義、享樂主義等價值失衡以及深刻的精神危機。在新形勢下，面臨向何處去的問題，需要警惕狹隘化、片面化甚至歪曲化的闡釋傾向。這就需要從當今語境出發，立足于21世紀中國和世界的發展實際，對及其文藝學原典進行深入解讀，與時俱進地加深對原典的認識。只有如此，才能適合新的現實要求，在指導實踐的過程中展現出旺盛的生命活力。
回歸實踐論人類學，就是從根本上調整對文藝學哲學基礎的認識。曾永成關注早期作品中關于人類學的論述，并以之為理論起點，在“生成本體論”和“人本生態觀”的基礎上，認識到實踐和人的“類本質”生成的獨特重要性與整合效用，從而闡發其“實踐論人類學”內涵，以此作為對哲學原生整體形態的重新認識。“實踐論人類學”契合了世界本體的生成論與生態屬性，消解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絕對割裂，表現出自然主義與人道主義的統一。以實踐論人類學為文藝學理論基礎，可以有效避免對原典內容的屏蔽以及某些原則性的誤解，更能夠接近馬克思原典的本意；可以幫助的哲學和文藝學順利找到進入21世紀現實語境的切入點與適應性，推動對其學理闡釋的與時俱進，充分發揮其時代功用；有利于文藝學理論基礎的人類學回歸，使其以一種更具包容性與整合力、更有價值導向意義的闡釋模式展示原典中更加廣闊深邃的內在含義。
回歸實踐論人類學，可以對哲學和文藝學進行“綠色解讀”。長期以來，對文藝學的傳統闡釋大多都從意識形態性開始，很少從人類生命根基的角度闡明文藝需要這一文藝活動的出發點，文藝的功能問題探討難以深入。曾永成以這個根本問題為切入點，本著實踐論人類學的整體精神，對生成本體論和人本生態觀進行學理分析，再回歸到基于兩者統一的實踐論人類學解讀文藝理論的生態學內涵。他回歸文藝審美活動的生態本性，并將其最終落腳在文藝理論的生態學化建設上，在生態思維中建構具有實踐論人類學精神的文藝學新形態，將生態論文藝學作為文藝學建設的當代課題。
曾永成以“走向類的融通”為題，論述了文藝學跨越中西文化的思維優勢。他指出，文藝學融合中西方文化的思維優勢走向類的融通，不僅表現在“藝術掌握方式”論、“更加莎士比亞化”的自然性精神和“性格”與“意境”的類意識通觀等具體問題上，也體現在關于文藝需要和功能這個文藝人類學思維和生態思維的核心問題上。由此，文藝學中國化的內在可能性就從原典出發被揭示出來。建設中國特色的當代文藝理論和美學，最好的思想基礎還是的實踐論人類學及其文藝思想，這為我們展示了最真實的世界圖景、最根本的價值觀念以及最開放的思維空間。如高云涌在對《回歸實踐論人類學》的評論中所說院“在由于生態危機而使人類和自然界之間的關系高度緊張的今天，這種基于“返本”進而“開新”的解讀，無疑有助于激活哲學和文藝學的內在基因所固有的生命力，有助于使其更加深入而且有力地介入21世紀人類創建生態文明的歷史性實踐。”
曾永成所著《回歸實踐論人類學》一書，整體呈現出一個顯著特點，即在以往對生成本體論的闡釋的基礎上，從實踐論人類學對之加以更加深入的考察，明確提出對哲學本體論的新理解，即“生成本體論”說，而鮮明地區別于流行的“實踐本體論”。
首先，曾永成對馬克思理論的闡釋與流行的實踐本體論不同，認為不僅要如以往的權威性解讀一樣，強調人與自然通過實踐發生的共時態聯系，更需要創新性地強調人與自然之間也存在著歷時性的生成關系，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基礎和前提。實踐對于審美活動的意義不在于其是美與審美得以產生的根源，而在于將其從動物的對象性聯系提升為主體性的關系。人類通過實踐活動將這種生物性活動提升為主體性活動，并將主體性建立在對象性的基礎之上，以此說明自然與人之間存在歷時性的生成關系。而這種聯系先于實踐，修正了以往實踐是審美產生的內在根源的誤讀。
其次，實踐本體論對舊唯物主義合理內涵簡單摒棄，對這些已經融入哲學并具有重要理論內涵的觀點不予理睬，不可避免地將關于人與自然關系的片面化。而生成本體論重新喚起對馬克和恩格斯的自然史觀的關注，糾正了實踐本體論的這個思維誤區，不僅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生成性聯系，更高度重視馬克思和恩格斯關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的觀點，形成“自然要人”大系統的整體觀念。
再次，曾永成從原典出發，對“自然向人生成”進行科學解讀，立足于整體性觀點形成“生成本體論”主張，對自然本體論、人本體論、精神本體論以及實踐本體論等本體論觀點加以序化綜合，將世界本體解讀為不同形態內在聯系的生成過程。對哲學本體論的這種生成本體論的解讀，提供了一個更加廣闊而深邃的視域，既將傳統意義上的實踐本體論納入其中，又避免了它的狹隘性和局限性，并有利于真正吸收其合理內核和美學上的積極成果。
最后，在生成本體論的整體格局中，實踐從審美根源的角色中解脫出來，充當自然、人、精神和歷史等諸種形態間能動綜合的中介。這打破了長期以來審美本體論所默認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虛妄，體現出自然生態規律對于人類實踐的深刻制約性。在生成本體論中考察實踐，對于今天的人類建設生態文明的實踐極為重要。
以曾永成所理解的的實踐論人類學作為思維框架進行考察，實踐本體論所秉承的可貴的生態關懷與其基本理論內核之間的內在矛盾顯露無疑。實踐本體論美學追求表達人與自然發展和諧統一，較早意識到人類所面臨的自然生態危機，表達了生態關懷理念。而實踐本體論的基本觀點是強調從實踐中尋求美和審美的本質和根源，這種片面高揚主體性的實踐正是生態危機的根源，根本不可能解決生態問題。把實踐本體論回歸到生成本體論,回歸到自然主義和人本主義相融合統一的人本生態觀，在實踐論人類學中對其加以科學的闡釋，乃是實踐本體論美學克服其生態關懷與基本學理之間的矛盾的根本出路。
【關鍵詞】國字；漢字；起源；會意字；運用
中圖分類號：H3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0278（2012）06-182-02
一、背景介紹
作為漢字使用國的中國、日本、韓國和越南等國，一直為著漢字的發揚光大而不懈努力著。漢字早在數千年前就已形成，至今被東亞諸國確立為當用文字使用。然而，和其他諸多語言學現象一樣，漢字在不同時期也經歷著巨大的變化。現今的漢字，與古時的相比，難免在讀音，字形以及意義上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改變，有的甚至已經無法知曉其本身含義。作者認為，不同國家所經歷的不同的漢字演化過程正反映了該國國民的思考方式以及社會的意識形態。在眾多漢字的演化過程中，日本的"國字"可謂是相當有趣的研究課題。
所謂的"國字"也就是日本人自己創造的漢字，雖然經過"逆輸出"①，現在也有很多其他國家使用"國字"，但是論其語源，日本才是其真正的發源地。日本漢語研究界著名學者，京都大學教授，阿辻哲次把"國字"定義為："原本中國不存在的，由日本人自己創造出來的'日制漢字'。"實際上，"國字"并不是完完全全新造的漢字，更多的情況下，"國字"是日本人通過重新組合已有的漢字偏旁部首創造而成的。譬如"鱈"字是通過將"魚"和"雪"組合起來用于表示"下雪季節捕獲的魚"的意義。這里需要指明的是，"國字"和"異體字"、"略寫字"需要被嚴格地區分開來。例如，根據《新明解漢和詞典》，日本漢字"畳"字就是中國漢字"疊"。這就說明，"畳"只是"疊"的異體字而已，不能算作是"國字"。
本文論述目的為：通過對多數日本"國字"的詳細分類調查，從"國字"的創造原理出發，對日本的意識形態進行嘗試性的剖析與理解。本論文的主要文獻為包含96個常用"國字"的《國訓國字》。這篇文獻所收錄的"國字"中，囊括了動植物，自然現象等大范圍詞匯，所以可以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
如果要對"國字"有一個深入的認識，理解漢字的一般創造原理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中國漢朝的語言學家"許慎"所著的《說文解字》中，他將漢字的創造原理大致分為六個類別：象形字、指事字、會意字、形聲字、轉注字和假借字。一般而言，從漢字的創造原理的角度來考慮，"會意字"和"形聲字"居多。一方面，"會意字"是通過把有意義的各部分重新組合來體現整體意思的一類漢字；而另一方面，"形聲字"是通過把表示聲音和意義的兩部分重新結合來體現整體意義的一類漢字。作者的疑問是：對于"國字"的創造，那種方法被運用得更為廣泛呢？
二、研究方法
四、結果分析
從以上的統計結果中，我們可以發現以下這些規律：
首先，從表一中可以看出，在被調查的"國字"文獻中，"會意字"占據了絕大比例。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需要從"國字"產生動因的角度進行解釋。最初被日本引入的中國漢字無法完全地描述其生存環境中的各種概念與事物，這種在意義表達上體現出來的不足被認為是"國字"創作的先決條件。"國字"和其他所有漢字一樣，必須具有表意功能。不可否認，"形聲字"或"象形字"等其他類別的字也具有表意功能，但是從便利和易于理解的角度考慮，"會意字"更占優勢，因為此類型是在原有偏旁或漢字的基礎上，對其進行重新組合來創造新概念的一種手法。例如：「身＋「美＝「躾（為了使身體體現美感的教化）。對于這個例子，雖然很多讀者不知道這個字怎么發音，但是對于知道"身"和"美"兩個字的讀者而言，"躾"的意義應該能夠一目了然。因此，如果說漢字的主要目的是傳達意義，那么"會意字"是把這個功能發揮得相當出色的一類字了。
其次，從表二中可以看出，表示"生物"、"自然現象"和"關于日常生活"這三類意義的"國字"占了整體的77.1%。在"生物"一類中，表示"魚"的"國字"有29個，占了"生物"整體的55.8%。從這個結果來看，"國字"很適合"指代日本固有的事物及觀念"這一定義。"國字"的創作與其使用者的生存環境息息相關。當需要描述只在日本存在的而中國不存在的事物時，中國的漢字就顯得力不從心了。回到"魚"的例子上，日本作為島國，國人吃魚的習慣屢見不鮮，而其漁業頗為發達。正因如此，給捕獲的各式各樣的魚命名就變得尤其重要了。然而，由于當時日本所見的魚類品種繁多，在輸入日本的中國漢字中，表示"魚"種類的漢字明顯不足，于是日本人不得不創造自己的字來滿足其命名的需求。這也就是所謂的"國字"的動因之一了。
與中文通過重新組合既有字詞來創造新詞匯的手法不同的是，日語多數情況下是根據外來語讀音而轉化成"片假名"。雖然中文中也不乏外來語（比如：DVD、馬克思、伽馬射線等），但是由于中國擔心"過度使用外來語會降低本國語言的純度"，除了一些人名、地名及其他專有名詞以外，基本上中國使用的都是已經被"中國化"了的外來詞匯（冰島語等也具有此突出的語言學現象）。這種所謂的"中國化外來詞匯"對外國的中文學習者造成了許多難以逾越的障礙。相反，日本則傾向于大量使用音譯外來詞匯。據上世紀八十年代的一次大規模統計數據來看，漢語用詞在日語中的比例有所下降，而音譯外來語及其混合語的比例有顯著上升且高達17%。"片假名"的使用給予了日本國民對"不可思議的外來事物"進行吸收并加以運用的機會。回到"國字"的問題上，和"片假名"一樣，"國字"的創造原理也是所謂的"創新"（日語為"改新"）的意識形態。這種"創造力"在"國字"的創作中體現得十分充分并且這樣的"創造力"不僅僅被應用在"創造便于理解的字"這一個方面，它也對日本國民增強日本民族意識做出了貢獻。
五、主要結論
論文摘要:哲學課作為“兩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墓勸，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學教學的實效性這一主題，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教師的地位與作為的關系問題，哲學教學的內容、方法的改革問題進行了思考。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可以采取專尼化亦即‘問理化翔的形式教學，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其次是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考核是整個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規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筆試，其中包括大的死記硬背的成份。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的思維能動性、創造性，是使教學過程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考核方式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歡質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小組論文和小組答辯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具體過程為:教師設計論翅。學生以4--5人為一組選擇論題；小組成員槍索資料；通過小組集體討論擬出論文提綱；教師逐一聽取每個小組的代表對論文所作的思考并進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論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參考資料、文獻‘小組論文答辯；綜合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論文寫作態度、論文的質里和答辨的情況給出成績；選擇優秀論文由學生自行排版設計成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