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2 17:4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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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體教學指將計算機、錄像機、投影儀、教學軟件等多種媒體集中于一體,由教師根據不同課型的要求,靈活地用相關的媒體進行教學。隨著以計算機和互聯網技術為核心的信息產業技術的發展，現代外語教學正向著多媒體、綜合化、網絡化的方向發展。如果我們能在英語課堂上，合理有效的把多媒體技術運用于教學實踐中，對于調動學生的視聽感受，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創造良好的英語交際環境，培養學生自主分析、思考以及合作交流，提高教學效果和效率都有著積極的作用。由于大學英語學時的不斷壓縮以及缺乏語言實踐的英語語言環境，而語言學習又是一個日積月累耗時費力的工作，所以作為語言學習的英語學習僅僅靠有限的英語課堂學習是遠遠不夠的，這就需要每個學生都要在課后進行自學，而網絡學習在今天已經完全成為可能。學生可以根據個人學習情況選擇適合自己的學習內容，靈活的安排學習時間和進度，同時利用互聯網隨時隨地和老師同學進行交流互動。作為學校應該組織計算機專業人才和英語教師一起創建一個內容全面，更新及時，技術服務到位的網絡學習系統—即網絡自主學習平臺。
第二，引進開發適合本校學生實際的通識教材及各專業的行業教材。
教材是課程之本。它為課堂教學提供了最佳的語言樣本，是有系統性、有針對性的語言實踐活動的材料，是實現教學目標的重要環節。《大學英語課程教學要求》強調學生英語綜合能力的培養，尤其是聽說能力。因此，在教材引進和編寫上，“要堅持語言有意義的信息輸入，堅持輸入內容在主題方面有機聯系，互相映照，反復循環，爭取最大限度地實現學生對同一主題的語言輸入信息的多種形式的模仿、認知、交流和任務性語言實踐活動的有意義展開，以此逐漸讓學生形成以聽說能力為基礎的英語綜合運用能力”。
第三，改革考試測評和教師考核機制。
大學英語四六級考試是目前全國影響最大社會關注度最高的英語考試，許多學校都或明或暗把四六級是否通過和學生的學位證掛鉤（盡管看不到任何明文規定）。為了通過四六級，有的學生荒廢了專業，浪費了金錢（上培訓班），這一方面反映了四六級考試對英語的考察得到了社會認可，另一方面又導致了高校大學英語走向了應試教育的極端。另外許多高校也用四六級的通過率作為考核英語教師的一項硬指標，這也使得老師在英語課堂上以教授語言知識點和語法點為主而忽視了聽說讀寫綜合能力尤其是聽說能力的培養。另外由于現在的高校早已不是過去的精英教育，而是平民化的大眾教育，所以往往一個班的人數都很多，少則四五十，多則七八十上百的都有，加之學生分別來自天南海北，英語基礎參差不齊，而老師又必須根據教學大綱和教學計劃進度按部就班進行授課，為了完成教學任務，只能大量削減學生在課堂上的英語練習實踐活動，另外還有部分學生學習自覺性差（中學時老師逼得緊還湊合），所以老師搞好教學難度重重。
（1）大學生的就業觀念有待于進一步提高由于傳統觀念的影響，很多家長抱有“鐵飯碗”的就業觀念，而且他們的就業觀念也直接影響到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很多大學生在畢業的時候對于崗位的選擇很挑剔，很多人選擇去國企、外企或者事業單位就業，由于“鐵飯碗”的就業觀念也直接造就了中國的“第一考”——公務員考試，每年的公務員報名人數呈現出指數增長的趨勢。對于就業區域的選擇，76%的同學也是愿意選擇畢業后能留在蘇州工作，只有5.4%的同學選擇回家鄉就業，而剩余的同學對于就業區域的選擇呈現出模糊的狀態，但是沒有同學選擇去偏遠的農村或者到西部去發展自己。就業單位和就業區域的選擇都體現了當代大學生的就業觀念有待于進一步的提高和轉變，放寬眼光，海空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也許只是一個思維的轉變就可以讓大學生在嚴峻的就業形式面前獲取一線轉機，甚至可能成就一番事業。
（2）高校課程設置不合理，缺少實踐環節目前我國高校課程設置存在重理論，輕實踐的失衡現象，學校多注重理論課程學習，且專業教材較為落后，課程設置不合理，適應不了企業發展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太注重應試理論教育，實踐課程的比重不高，輕視學生實際技能的培養，導致應用型技術型人才培養比例過小，反而理論型學歷型人才比例偏多，沒有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很多高校沒有以市場為導向，沒有及時調整專業與課程，造成就業畢業生的優勢和特色不明顯，競爭力不強，致使大學畢業生對企業崗位專業知識缺乏了解的現象，畢業生和用人單位缺乏實質、有效的溝通交流，供求之間沒有建立相互了解的渠道，這日益成為困擾大學生就業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高校實踐環節的缺乏也造成了大學生畢業后難以找到工作和適應工作的問題。目前，我系在學生大二期間用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真正進入企業開始進行工學交替，在掌握理論知識的同時增強自己的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學生缺乏實踐能力的問題。
2對于高校畢業生就業問題的多維度思考
隨著高校畢業生人數的增加，隨著高等教育模式的轉變，隨著就業形勢和壓力的日益增大，我們也必須冷靜面對這一系列的轉變，認真思考對策加以適應和解決。
（1）就學生個人而言，應該努力提高自身綜合素質，轉變就業觀念，360度全方位認識自我專業知識的夯實有利用大學生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中增加自己的就業競爭力，因此大學生應該充分利用彌足珍貴的大學時光，增加自己的專業知識，考取自己專業的就業資格證書，如果有興趣的話，還可以去涉獵一些其他專業知識或者其他資格證書，也為自身的就業增開一些渠道。在就業觀念方面，不能拘泥于“白領”工作或者“鐵飯碗”工作，有機會的話去更廣闊的天地去鍛煉自我，在繁華的大都市也許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在二線城市也許自己就是城市的主人。觀念只是一個轉變，人生可能會是一片燦爛。在入學之初還應該對自我進行全方面的職業規劃測評，從自己的性格測試、能力測試、興趣測試等眾多方面去全新的認識自己，360度全方面的認識自己有利于真正評估自己的實力和興趣，更好地找到職業的切入點，避免畢業時擇業的盲目性。
（2）加快高等教育改革，改變培養模式，調整專業設置，提高畢業生的職業素質和能力對于學生缺乏動手能力和實踐能力的問題，高等教育也應該加以深思并試圖去改革。在高校的課程設置上面，應該加大實踐課程的比重，改革現行的教學模式，對學生進行啟發式和自學式教育，少講多做，注重學生動手能力的培養。在教學環節上面可以加入實踐環節，甚至可以在臨近畢業的學期用一學期的時間讓學生走向他們的工作崗位進行畢業實習。目前，我系的教學模式已經在加以改變，原本只是在畢業前的一個學期讓學生出去進行畢業實習，現在，我系在大二期間就用一個學期的時間讓學生進行工學交替。在實踐的過程中去檢驗自己的理論知識，發現不足，然后再重新回到課堂來繼續學習和思考。這一教學模式的轉變，勢必會讓鍛煉學生的實踐能力，最終提高大學生的就業率，實現用人單位、高校和學生的三方共贏。
（3）發揮政府職能，調控高校招生規模，創造條件以創業帶動就業在高等教育逐步從“精英式”教育轉變為“大眾式”教育的過程中，政府發揮了重要作用。從1999年開始，政府對于高等教育實行了擴招政策，每年的招生規模在逐年擴張，這直接導致了畢業大軍的激增。在嚴峻的就業形勢下，政府應該發揮宏觀調控的職能，指導高校的招生數量，對于一些面臨飽和的專業應該指導高校減少招生規模，以避免造成不必要的人才浪費。以我系會計專業為例，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會計是一個很好的專業，尤其對于女孩子來說是一個不錯的擇業選擇，所以我系會計專業的招生人數逐年在增加，然后畢業后的就業形勢卻不容客觀，相較于企業管理和物流專業來說，會計專業的學生并不容易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因此政府要做好宏觀調控，對于就業不好的，不能適應社會需要的專業應該縮小招生規模或者停招，控制調配好招生人數和比例，做好市場調研，把高校的招生和就業緊密結合在一起。同時，面對嚴峻的就業形勢，自我創業也是一種不錯的選擇，政府也在積極倡導通過創業來帶動就業的政策，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很多畢業生對創業政策的了解不深入，尤其是對于創業的扶持政策不清楚，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畢業生創業的人數。政府應該通過多種渠道對創業的鼓勵政策進行宣傳和動員，高校也要在相應的課程中貫穿創業政策的講解，讓更多的學生有創業意識和愿望，通過創業來帶動就業，緩解就業壓力。
3結束語
一、高等學校的法律地位及相關問題分析
在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一審法院認為，根據我國法律規定，高等學校對受教育者有進行學籍管理等權力，有代表國家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的職責。高等學校作為公共教育機構，雖然不是法律意義上的行政機關，但是其對受教育者進行頒發學業證書與學位證書等的權力是國家法律所授予的，因此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25條第4項的規定，由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所作出的具體行政行為，該組織是被告。[3] 下面，就將圍繞學校的地位及由此產生的學生與學校的關系問題進行論述。
法國行政法上，認為學校屬于公立公益機構。公立公益機構是一個人格化的公共行政機構，它在特定的范圍內提供一種或多種專門的公共服務，其有三個要求：專門服務，公共服務及人格化。[4] 而法蘭西研究院、各高等研究院、大學院校、公立中學和各中高教育學校等公立教育機構則均屬于國屬公立公益機構。[5] 因此，它們屬于公務法人的范疇，和地方團體以及國家一樣，是一個行政主體。[6] 那么，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的地位有什么區別呢？韋德在《行政法》一書中認為，如果大學是依法規設立的，可以將它作為法定公共機構對待，歸入行政法的范疇，如果只是依章程或私自設立的，則不屬于行政法的范疇，學生針對這種大學的權利便取決于契約。[7] 按照公私立標準來區別大學的不同地位，從而確定學校與學生的不同權利、義務關系及相應的救濟途徑，這一理論也受到了一些挑戰。在日本，1970年以后，認為將公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對學生的法律關系加以區別，并不合理，并且與教育、研究之非權力性質發生矛盾，因此逐漸趨向于無論是公立大學還是私立大學，其與學生間法律關系均屬一種“在學契約關系”。[8] 目前，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是將大學作為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來對待的，[9] 這在前述引用的判決中已有清楚的表述。[10] 更早一點是，海淀區人民法院審理的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判決書中有相同的表述。這一判決得到二審法院的維持，而且被最高人民法院將其選登于1999年第4期《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1] 這就實際上意味著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件判決所作出的認可和支持。不過隨著今后私立大學的增加，其地位是否與公立大學有所區別，以及公立大學（或者包括私立大學）所實施的哪些行為屬于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的行為，這些問題都應在法律中明確規定，以期在這類案件的處理上有一個明確而統一的標準。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一個問題是：授予學位行為的性質。《教育法》第28條規定：“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行使下列權利：（一）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二）組織實施教育教學活動；（三）招收學生或者其他受教育者；（四）對受教育者進行學籍管理，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五）對受教育者頒發相應的學業證書；（六）聘任教師及其他職工，實施獎勵或者處分；（七）管理、使用本單位的設施和經費；（八）拒絕任何組織和個人對教育教學活動的非法干涉；（九）法律、法規規定的其他權利。……”我們注意到，法律在這里使用的是“權利”這個詞，而非“權力”。但是，第3項規定的招生權，第4項規定的學籍管理、獎勵、處分權，第5項規定的頒發學業證書權，第6項規定的聘任教師及獎勵、處分權等，無論是從行為的單方意志性、強制性，還是從對相對方的拘束力和權利、義務的巨大影響力來看，都更具有行政權力的性質。今后法律中應明確劃分“權利”與“權力”，一方面利于保障學校的合法權利，另一方面，更為重要的是，便于針對權力的行使設置相應的監督與救濟機制，從而預防并減少權力的濫用，更好地維護學生、教師的合法權益。如果進一步分析，我們可以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第21條規定：“國家實行學業證書制度。經國家批準設立或者認可的學校及其他教育機構按照國家有關規定，頒發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授予單位依法對達到一定學術水平或者專業技術水平的人員授予相應的學位，頒發學位證書。”《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第20條第1款規定：“接受高等學歷教育的學生，由所在高等學校或者經批準承擔研究生教育任務的科學研究機構根據其修業年限、學業成績等，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發給相應的學歷證書或者其他學業證書。”第22條規定：“國家實行學位制度。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和博士。公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或者自學，其學業水平達到國家規定的學位標準，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申請授予相應的學位。”《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第3條規定“學位分為學士、碩士、博士三級。”第4、5、6條分別規定了授予學士、碩士、博士學位的標準。第8條規定：“學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授予；碩士學位、博士學位，由國務院授權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授予。授予學位的高等學校和科學研究機構及其可以授予學位的學科名單，由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經國務院批準公布。”綜上所述，我國實行國家學位制度，高等學校頒發學位證書的權力來源于法律、法規的明確授權，從這一點上來講，高等學校的學位授予行為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使行政職權的行為，應納入具體行政行為的范疇。當然，高等學校頒發畢業證書的行為亦屬類似情況，在此不再贅述。
與高等學校法律地位密切相聯的另一個問題是學生與高等學校的關系問題。德國行政法傳統上將學生、公務員與國家之間的關系作為“特別權力關系”，從而區別于“一般權力關系”。特別權力關系的法律后果是：無法律保留、無基本權利的適用和無權利保護。[12] 可見，如果適用特別權力關系理論，在此種情形之下，學生的權利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更多考慮的是學校管理的效率。但目前，德國行政法上，關于一般權力關系與特別權力關系的劃分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特殊法律關系”。在教育關系、公務員關系等表現為緊密型持續法律關系的特殊設計的法律關系中，不僅存在基本的、涉及公民地位的決定，而且還存在大量的、日常性質的決定，其本身并不具有等同的重要性，不涉及國家與公民之間“原本的”法律關系，而只僅僅關乎機關的正常工作。因而，烏利教授從法律上將其分為基本關系與工作關系，其最重要的法律后果是：與基本權利相關的決定屬于行政行為，而工作關系中的命令則不屬于行政行為。[13] 而日本最高法院在昭和52年（1977年）的“富山大學不承認學分事件”中，則提出所謂的“部分社會說”，其判決認為，大學不論是國立或私立，基于其教育學生與研究之目的，即使在法令無特別規定時，大學具有以學校規則等付諸實施之自律性、概括性機能。故使大學形成與一般市民社會不同之特殊部分社會，對于其間所發生之爭端，并非全部當然得成為法院司法審查之對象。[14] 公法學者兼子仁教授則提出所謂的“教育法特有之契約關系說”。這兩者都放棄了傳統的特別權力關系理論。[15] 我國目前在高等學校與學生關系方面并沒有明確的規定，但在具體的制度設計方面，側重于管理和規范，對于學生權利的保障和救濟則相對薄弱，這是不爭的事實。從一定程度上說，我國未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名，卻有“特別權力關系”之實，這對學生權利的保障實為不利，也不符合當今行政法的發展趨勢。今后立法中宜明確學校與學生之關系，既不宜定為“特別權力關系”，也不宜劃入純粹的“契約關系”，應充分考慮學校與學生關系的特殊性和學校日常事務的復雜性，針對不同的事項確定不同的救濟方式與途徑，既給予學校以相當的自主管理權，又能對學生的權利予以充分有效的保障。
二、受案范圍問題及教育領域的法律救濟
“無救濟則無權利”是一句古老的法律格言，而當把這句格言應用于高等教育領域時，就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引發的議論，人們開始關注這樣一個問題-法院是否可以和能夠在多大范圍和程度上為學生提供救濟？司法審查的介入是否意味著對學術自由的侵犯？當人們為司法的陽光照進大學校園而歡欣鼓舞時，是否也想到司法所帶來的可能不止是陽光，還可能引發暴風雨？
我們首先遇到的一個問題即是：本案是否屬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行政訴訟法》第11條規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對下列具體行政行為不服提起的訴訟：……（四）認為符合法定條件申請行政機關頒發許可證和執照，行政機關拒絕頒發或不予答復的；……（八）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第12條規定：“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具體行政行為。”本案不屬于第12條規定的排除性情形，但頒發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與頒發許可證和執照的行為是否屬于同類行為呢？許可證和執照是直接賦予相對方從事某種職業或活動的資格，而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則主要涉及對學生學習情況的證明、學術水平的評價。當然，不可否認，畢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取得與否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收入、社會評價等息息相關，從這個意義上說，適用第11條第1款第8項的規定對于本案更為合適。此外，《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有更為明確的規定，其第42條規定：“受教育者享有以下權利：……（三）在學業成績和品行上獲得公正評價，完成規定的學業后獲得相應的學業證書、學位證書；（四）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給予的處分不服向有關部門提出申訴，對學校、教師侵犯其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提出申訴或者依法提起訴訟；……”對于這里的“依法提起訴訟”，應當包括刑事訴訟、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而在《學位條例》中，有關學位授予爭議的規定，主要有第16條：“非學位授予單位和學術團體對于授予學位的決議和決定持有不同意見時，可以向學位授予單位或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提出異議。學位授予單位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應當對提出的異議進行研究和處理。”第17條：“學位授予單位對于已經授予的學位，如發現有舞弊作偽等嚴重違反本條例規定的情況，經學位評定委員會復議，可以撤銷。”第18條：“國務院對于已經批準授予學位的單位，在確認其不能保證所授學位的學術水平時，可以停止或撤銷其授予學位的資格。”而對于學位申請者的學生，卻無任何聲明異議、申請行政復議、提起行政訴訟的救濟規定。應當說，《行政訴訟法》及其司法解釋為司法救濟進入教育領域提供了一條路徑。這條路徑則是自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之后才得以真正凸現，[16] 而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則使這條路徑進一步凸現和擴展。法院認為高等學校屬于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對其經授權而行使的行政行為，應當納入行政訴訟的范圍。在這里需要注意的另一個問題是：如果認為拒絕頒發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行為不屬于“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的行政行為，[17] 則該行為是否又符合《行政訴訟法》第11條第2款規定的“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呢？如前所述，目前的法律、法規中實無明確規定有關學業證書和學位證書的爭議，學生可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但是，根據《行政訴訟法》第1條-“為保證人民法院正確、及時審理行政案件，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合法權益，維護和監督行政機關依法行使行政職權，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和第2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則在目前教育領域缺乏應有法律救濟的情況下，將有關頒發畢業證書、授予學位的爭議納入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是符合《行政訴訟法》的立法目的和立法精神的。進一步分析，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的行為屬于羈束性行政行為，只要符合法定條件，如成績合格，論文答辯通過，決議經全體成員過半數通過等，就應予以頒發，在此意義上講，法院也有權對該種行為進行司法審查。
這里必須要提到的是2000年3月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其第1條第1款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具有國家行政職權的機關和組織及其工作人員的行政行為不服，依法提起訴訟的，屬于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這一規定沒有沿襲“具體行政行為”的提法，而改用了“行政行為”，應當說對公民權利的保護更為有利。當然，隨著時代的發展，為更好地保護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權利，納入司法審查的行政行為必然日趨增多，甚至從根本上取消“受案范圍”這一概念。但是，就目前而言，對于司法救濟在教育領域到底能夠走多遠，宜在法律中作出較為明確的規定。學校針對學生所作出的哪些行為可以納入司法審查的范圍？除了“開除學籍”之外，“勒令退學”是否也應納入？而對于學位授予這類學術性相對較強的行為，納入司法審查是否合適？如果納入，法院對此是否應當僅進行程序性審查？同時，相應地，在《國家賠償法》中，是否也應當加入學生有權向學校求償的規定？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及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帶給我們很多思考，它使人們正視這樣一個事實：對學生作出的退學、開除等處分，以及拒絕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等決定，事實上與學生將來的就業機會、收入情況等有著密切關系，是有關學生重大切身利益的事項，在目前缺乏有力的行政救濟的情況下，具有中立性、公開性的司法救濟的介入就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當然，對于有關學生紀律懲戒的爭議，是否可以考慮設置一個行政爭議前置程序，而對于有關學位授予的爭議，是否由有關的學術機構先行仲裁，或者由某類專門的行政裁判機構來予以裁決等等，這些都是可以探討的問題。但關鍵的一點在于-教育領域中的行政救濟應引入“準司法程序”，無論是復議還是仲裁，都應確保其中立性、透明性和及時有效性，以提高當事人對其公正性的信任度。而司法審查作為權利救濟的最后一道屏障，其審查的范圍，是僅限于合法性審查，還是將合理性審查也納入其中？是僅限于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對行為內容的實質性審查？這些都需要在今后的法律中加以明確規定。但司法救濟介入教育領域勢成必然，這極大地利于對相對處于弱勢地位的學生的權利加以保障。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看國外的情況。在美國，美國憲法第5條、第14條修正案規定，未經正當程序，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不受剝奪。但人們長期認為，社會對于由稅收支持的教育有一種特權，因此對于公立學校的學生，政府有權對其受教育的機會加以剝奪。直到1961年狄克遜訴阿拉巴馬教育委員會案及之后的一系列案件，法院認為教育已經成為一種根本性的需要，而必須被看作是一種實體權利，因而要求在這一領域中適用正當程序。[18] 施瓦茨認為，在有關學生紀律的案件中，受教育利益上的財產權和名譽上的自由權都處于危險之中。[19] 自狄克遜案后，美國法院確認，正當程序條款適用于公立學校作出的開除學生的決定。1975年的戈斯訴洛伯茲案的判決則把正當程序擴大到了暫停學業的處分。該案中，法院認為，一位被暫停學業達10天的公立學校學生具有充分的財產利益和充分的自由利益要求最低限度的正當程序。[20] 戈斯案件中所確立的原則在后來的案件中存在例外的情況。例如，在另一個案件中，法院認為， 一位因學業及臨床的糟糕表現而被學校勒令退學的醫學院三年級學生，并不具有要求聽證的憲法上的權利。因此，學業失敗是一種例外，除非學校存在欺詐或不良信用。[21] 在德國，長期以來聯邦行政法院在考試事件內容上不加審查，但對考試機關的考試程序有無重大違規作審查，包括：是否遵守程序性規定，是否對具體事實有誤認，是否有偏離一般公認的評斷標準，是否參酌與考試事件無關因素之考慮。[22] 而1991年4月17日，德國聯邦于同一天作成兩項判決，改變了行政法院過去的保守見解，而主張應對考試爭訟的實質內容作深入審查。聯邦認為，聯邦行政法院態度保守，過于尊重放任考試委員的判斷余地，以至在判斷余地的外衣下往往評分錯誤，排除了法院審查權，致使判斷瑕疵造成的后果須由應考人自行承擔，實屬不公。[23]
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與田永訴北京科技大學案的一個不同之處是，劉案涉及博士學位授予這種學術性極強的行為，那么，法院的介入是否會損害學術自由呢？通常認為，學術自由是指獨立地進行研究、教學的權利。德國漢堡大學教授Paul Kirchhof認為學術自由有五大內涵，即：不受駕馭，嚴謹地對知識進行探究及傳播；共通聯絡的自由；學者的行為可以自我決定，并且對其行為自我負責；防止國家侵害；國家提供財力及機構支援。[24] 學術自由并不是無限制的自由，必然受到經濟、政治、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制約。而對于學生學術水平的評價固然是學術自由的一個內容，但當這種評價與學位證書的授予聯系在一起時，這種評價就不再僅僅限于學術自由的范圍，它與學生的重大切身利益密切相關，這時就必然要求考慮對學生權利的保護，必然要求設置一個公開、公正的程序來實現這種保護。而當這種公開、公正的程序未被執行抑或根本上未建立起公開、公正的程序時，則法院的介入就無可非議，而更多應該考慮的問題僅僅是-法院介入到何種程度。
我們認為，與開除、勒令退學等針對學生的處分相比，高等學校授予學位的行為固然有其特殊性，但就目前而言，并沒有專門針對學位授予的救濟方式，在此種情況下，法院訴訟之門的開啟勢成必然。只有這樣，學生的合法權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當然，法院對于高等學校的這類行為，是僅作合法性、程序性審查，還是包括合理性、實質性審查？針對高等學校的相關決定（是否授予學位、是否頒發畢業證書），法院可以作出哪些形式的判決？即是說，法院僅可以判決“撤銷重作”，還是可以直接判決“責令頒發”？這些都是可以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但所有這些問題的存在，應該說，在目前并不妨礙有關學位授予、畢業證頒發的爭議進入訴訟程序，畢竟，我們不能漠視學生的權利而輕易地關閉法院的大門。
高等數學是大學很多專業開設的一門基礎必修課程，它是對大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必修科目。在專業要求不高、學時不多的情況下，教師應如何教好這門課程，是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作為數學教師，怎樣做才能提高大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呢?尤其作為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的學生，雖然他們的專業是初等教育(理科)方向，但大多數同學的數學基礎還很薄弱，本文嘗試探討如何在這樣的環境中進行高等數學教育教學。
1.學習數學的目的及作用
1.1初等教育理科大專生學習數學的目的是為了學習一些數學思想和數學方法
數學思想是指人們對數學理論和內容的本質認識，是對數學規律的理性認識;數學方法是人們分析、處理和解決數學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數學思想的具體化形式。學生如果對數學這門課程的學習目的不明確，就會喪失學習數學這門課程的動力，就會淡化學習這門課程的興趣。數學思想的教育無論是對數學學科的學習還是對其他學科的學習都是非常有益的。數學思想教育是直接影響到人的素質中的最基本的部分。加強數學思想教育有助于造就一大批創造型人才。應該說，通過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的數學學習，最大限度地提高了人們的觀察能力、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歸納總結的能力等。這就是學習數學的本質目的。
1.2初等教育理科生學習數學的作用
提到高等數學，很多學生就會想到抽象的概念、難記的公式、復雜的推理、大量的計算，因而望而卻步。其實通過學習數學，不但可以培養人的科學素養，而且還可以培養人的思維能力，提高審美力，從而提高學習者的整體素質。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數學思想方法”進行建模，再通過對模型的求解或者模擬來得到問題的解答。常用的數學思想有：數形結合思想、方程與函數思想、建模思想、分類討論思想和最優化思想等。學習數學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數學知識(包括概念、公式、定理、題目等)的學習，另一方面是數學方法和思維的學習。在教學中老師更重要的是教給學生第二方面的東西，初等教育理科生畢業后大都從事小學教育工作，在小學教育工作中，數學方法和思維的學習對小學生的學習也顯得至關重要。好的學習方法和思維可以影響小學生的一生。
2. 協調好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關系的做法
2.1.要建立一個學習目標，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充分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
在教學過程中，可以采用啟發問答式的教學方法，學生希望老師通過啟迪他們的智慧來達到獲取知識的學習目的。這是一種較為理想的教學方法，既能調動學生的學習思維，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又能擺脫學生學習抽象性理論知識的枯燥感。同時教師還應重視師生的溝通。比如可通過電話、郵件、QQ、微信、面談等途徑與學生交流學習內容。在教學過程中應力求把新鮮的感覺傳遞給學生，向學生介紹一些數學概念史、定理發現史以及數學趣味題等，這樣既可以擴大學生知識面，又可以激發他們的求知欲。在課堂中為了活躍課堂氣氛還可穿插一點小故事、小笑話、新聞消息來緩解學生的緊張情緒，抓住學生的眼球，調動他們的思維。教師應對教材內容進行大膽取舍，對課程中的重點與難點，要進行詳細講授，而對學生能夠看書理解的內容盡量在課堂上不予講授。
2.2.要善于啟發引導和總結，把知識的點、線、面結合起來交織成知識網絡。
在教學過程中將知識系統化、條理化、專題化、網絡化，讓學生對所學到的知識由厚到薄再到厚。即先將知識用自己的語言進行提煉概括，形成知識網絡，再將知識拓展開來。
3.存在的問題與應對方法
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的學習是學生踏入社會前的最后一次有老師指導的系統學習階段。因此，學生們爭相學習與教師技能有關的各項技能，為畢業后能成為合格的小學教師打下堅實基礎。但是高等數學課程中的知識卻看似與此無關，因此不能完全激發學生的興趣，甚至有些學生在學習過程中提出了“學高等數學有什么用”的疑問。這種疑問是隱藏在部分學生心中的疙瘩，授課教師如果不能及時做個解鈴人來解開學生心中的疑問、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教學質量就很難保證。
3.1聯系小學數學教學內容，增加學生學習興趣
學習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實踐表明，在學生的學習過程中，授課教師的知識傳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生學習動力的激發以及學習積極性、主觀能動性的發揮。因此，授課教師在高等數學開篇可以把握學生“學高等數學有什么用”的心狀介紹一些內容，爭取在源頭上打消學生的疑問，使他們明白為什么要學高等數學。如果有了堅定的信念，當以后學習遇到困難時，他們也不會輕言放棄。因此把高等數學與小學數學聯系起來非常必要。在開學前幾節課，教師可以通過例子講明高等數學與小學數學的聯系。
一般人認為小學數學與高等數學相差甚遠，但它們之間不僅在內容方面，而且在思維形式方面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如果站在高等數學的高度來理解小學數學，會使人感到小學數學的博大和精深;但如果能把小學數學的內容放在高等數學這一背景中理解，那將會對小學生學習和理解數學概念起到非常積極的意義。小學數學和高等數學之間在思維形式和內容間具有很強的互補性。
3.1.1內容的互補性
內容的互補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個別和一般。比如小學數學中有平均數的計算，平均數在高等數學中就是數學期望值的特例。如果站在數學期望的高度來講解平均數，教師就會著重強調平均數和各個數之間的差異，學生就會知道全班數學平均分數和每個學生的分數，雖然都是分數，但是它們的意義是完全不同的。反之，如果學生只會計算平均分數，而沒有把平均分數和每個學生的分數加以區別，那么學生只是多做了一些四則運算的習題。這樣不僅不能活躍學生的思維，而且也不利于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二、有限和無限。比如，在小學數學中無限循環小數和分數之間的互化問題，這一問題是高等數學中級數概念的應用，教師在教學中通過“0.9”、“0.99…9”和“1”之間關系的解釋，就會讓學生再一次體會極限的概念。
3.1.2思維形式的互補
思維形式的互補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分析和綜合。分析和綜合是數學中常用的思維方法，“曹沖稱象”這則故事正是分析和綜合方法應用的實例。七歲的小曹沖以“稱石頭代稱象”，運用的就是一種把整體分成若干較小而簡單的問題，逐個地加以解決，從而使原問題得以解決的方法。二、比較和分類。在高等數學中可以利用同態、同構的方法把整數與多項式、矩陣與線性變換、多面體和平面圖等建立聯系。這就是比較、分類的方法。而小學數學中在學生掌握了自然數的四則運算法則的基礎上，也是通過比較的方法使學生掌握小數的四則運算的。三、系統的方法。高等數學中的集合、向量空間、群等都是系統方法的應用。在小學數學中，如果利用這一思想方法不僅可以發展學生的思維，而且在解題時，可以化繁為簡。
3.2培養學生自學能力，適當增加練習和思考時間
高等數學內容多，邏輯性強、課時相對較少，教學難度比較大。在這種情況下，教學應以重、難點為主，其它內容不能很詳盡講解，這樣便要求學生必須有一定的自學能力才能學好這門課。當然，自學能力的培養離不開教師的正確引導，教師指導學生鉆研教材和閱讀參考書是提高學生自學能力的關鍵。教師在課堂上可以有意安排一部分內容和時間讓學生自學，繼而對自學內容中可能出現的問題及解答以提問的形式向學生提出并與學生共同討論，經過多次鍛煉，學生的自學能力會得到顯著提高。授課教師還可以鼓勵學生自己在課余時間選擇一些教師講解過的、自己認為已經理解的例題的解題過程再熟悉一遍。通過這些方法，不僅可以讓學生自己發現學習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弄明白出問題的環節從而想辦法解決，而且還能在無形之中提高學生的自學和獨立思考的能力。
教師在課堂上留有一定時間，解答學生疑難問題，幫助學生及時消化課堂教學內容。這是因為教學中教師講解之后，學生學習了基本理論，看懂了例題，不一定具備了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采取課堂指導練習的方式，給學生一定的練習時間，以便學生及時鞏固所學的知識，這種講練結合的教學方式，能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加深學生對課堂內容的理解。
3.3合理把握知識的深度
對于初等教育理科專業的學生，我們的培養目標不應該和數學系的學生一樣，在知識深度上必須把握適當的度。在不放松基礎教學大綱要求的基礎上，對于性質、定理較難的證明應放棄，只做一些通俗易懂的解釋。如果學生在數學學習中難題太多，本身又難以學會，學生常常產生畏難情緒，他們就會失去學好數學的信心和勇氣。
【摘要】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邁進了大眾化階段， 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大眾化階段并不意味著拋棄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眾化階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將更加繁榮。
【關鍵詞】大眾化階段、拋棄精英高等教育、更加繁榮
【本頁關鍵詞】論文寫作、雙刊號CN期刊
【正文】
當前， 我國高等教育已經邁進了大眾化階段， 這是我國高等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但大眾化階段并不意味著拋棄精英高等教育， 相反， 在大眾化階段， 精英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且將更加繁榮。美國是當今世界高等教育最發達的國家之一， 其精英高等教育也處在世界首位， 一流大學眾多， 為美國經濟與科學技術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作為一個后發國家， 我國應該吸收、借鑒美國在發展精英高等教育上的經驗， 避免其不足， 從而發揮后發優勢， 高效率、高質量的發展我國的精英高等教育， 創建世界一流大學。
一、大眾化階段精英高等教育的內涵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 精英高等教育不僅代表高等教育發展階段之一， 更表示一種高等教育理念， 這種理念存在于高等教育的所有階段， 是國家培養英才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 是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需要， 符合“以人為本”的教育發展理念， 是為了滿足少數人( 特別是智力發展水平較高的人) 的教育需求而設的， 其面向少數具有極佳天賦和潛質的學生， 目的是讓這些更容易成才的人盡早成才， 盡可能成為高水平人才。在大眾型高等教育中學校仍然需要培養精英， 但這是一種更廣泛意義上的精英， 包括所有經濟和技術組織中的領導階層。從學校類型上來區分，美國卡內基委員會提出的大學卡內基分類法得到世界廣泛的認可，其中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研究型大學被認為是從事精英高等教育的主要機構。我國具體體現在列入“985工程”建設的34 所大學， 而以北大、清華為首的前九所大學更是精英高等教育的重中之重。
二、美國精英高等教育的特點美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國家之一， 也是高等教育規模最大的國家， 同時還擁有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學， 我國可以借鑒美國發展精英高等教育的一些成功經驗， 加速我國高等教育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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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高等教育強國；排行榜；比較研究；21世紀大學協會
中圖分類號：g649.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059（2013）05-0069-05
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是我國教育發展的既定目標。但是，何謂“高等教育強國”，學界眾說紛紜，尚未有定論。雖然近二三十年國際上出現了若干世界大學排行榜，但這些排行的評估對象是具體的大學，并不涉及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整體。近年來開始有機構關注國家高等教育發展的評估，21世紀大學協會funiversitas 2l，簡稱u21）就是其中之一。2012年5月，該協會推出了《u21國家高等教育系統排行榜》（簡稱u21排行榜），2013年5月又了新一年度的排名。這為我們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提供了一個客觀的參照。
一、u21國家高等教育系統排行榜的基本框架
u21成立于1997年，由歐洲、北美、東亞和大洋洲的21所研究型重點大學組成，旨在協助成員學校實現全球化教育與科研。u21國家高等教育系統排行榜的目的，是通過設置與其他國家比較的國家系統基準，來改善高等教育的表現。2012年，u21總共對48個國家或地區進行了排名。這些國家和地區分布于歐洲、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北美、非洲以及中東地區。2013年，u21評估的國家和地區增加到了50個，同時，在評估指標中增強了網絡測量的變量，并注意改善數據的質量，以保證方法的一致性。u21排行榜的具體指標如表1所示。
u21指出，鑒于高等教育的重要性，一個國家需要一整套的指標，以用來評估該國高等教育系統的質量和價值。一個好的高等教育系統應是資源充足，且在有利的監管環境下運行。另外，國內外的聯系也是十分重要。這一系統的成功與否是由輸出變量來測量的，例如科研成果、入學率與就業率等。u21使用資源、環境、連接性和輸出這四個指標測算出一個國家高等教育系統的排行榜。
二、u21排行榜中的中國高等教育
（一）資源
這一項指標主要是比較高等教育的投入。測量的指標包括政府支出比例、總支出比例、生均支出、研發支出比例和研發的人均支出。充足的資源投入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基礎。由于研發投入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為了測量高等教育對一國研究工作的貢獻，u21排名納入了對高等教育的研發支出指標。資源的另一個重要測量指標是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份額。因為缺乏同家、地區間教學質量測量的可比性指標，u21用生均資源這一指標作為替代。
高等教育投入往往與一國經濟發展水平相關聯。圖1比較了參評的50個國家的人均gdp排名（各國、地區人均gdp來源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3年4月16日所的報告）與u21排名的關系。從圖1可以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間存在著較強的正相關性，在u21排名比較靠前的國家人均gdp也較高。
教育本身就是一項需要巨大資金投入的事業，高等教育連年擴招、辦學規模的不斷擴大更加需要增加高等教育經費投入量。高等教育在我國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不斷提高，然而相對短缺的高等教育經費已經成為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瓶頸，給國家及高等教育的發展帶來極大挑戰。根據《2011年中國教育經費統計年鑒》的數據，目前我國財政性高等教育經費占gdp的比重為0.63%，不僅低于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0.99%），而且低于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0.74%）。這說明，我國各級政府對高等教育投入的力度仍有待加強。
（二）環境
對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來說，資源是必要條件但非充分條件，而環境則是高等教育發展的充分條件。這項指標中的政策和監管環境的定性測量有三個組件，即機構的多樣性，世界經濟論壇全球競爭力指數中的高等教育和培訓指數，以及基于在u21成員學校調查所得的一個指數。該調查包括三個問題：高等教育機構監管及其透明度、教師就業自由度和學校ce0的選任，旨在測量高等教育自治情況。u21認為高等教育系統的理想特征應為：存在國家監管機構，尤其是那些公開他們研究結果的監管機構；學者不是政府雇員，且能在機構間自由移動；校長由大學挑選；以及有完全的靈活性來委任外國學者。
高等教育的監管環境對于確保資
使用效率是非常重要的。“對雇傭條件的過度監管會限制學者的貢獻和吸引留住具有全球競爭力人才的能力；對競爭的限制可能會阻礙教學方法的創新；高等教育替代形式的狹窄選擇可能使參與率降低。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機構對一國高等教育發展有利；婦女或來自低社會階層機會的缺乏意味著人才沒有充分利用。”學歷代表了人口及勞動力的技能，常被視為人力資本存量的替代指標。作為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成員，廣大女性群體擁有便利的高等教育參與機會，能夠最大限度使用社會的人力資源，人力資本便得到充分開發。“表現最好的國家高等教育體系應該是政府設置主要參數和監視績效制度，但允許機構獨立操作不受政府直接干預。”
這一指標指向高等教育制度與其運行環境。愛爾蘭都柏林理工學院高等教育政策研究部主任ellenhazelkom曾在“高等教育排名與政策選擇”論壇上指出，世界一流高等教育系統應該具備開放和競爭的教育，為最廣泛的學生提供最廣泛的機會，培養公民獲得社會所需的知識和技能，同時吸引國際人才；高等教育機構應該實行有效治理，獲得有利秩序下的自治。
從表2可以看出，與美、英、日、韓等國比較，我國在數據可獲得性（e3）以及政策和監管環境（e4）方面得分較低，而在女性參與高等教育的比例（e1、e2）方面得分比較靠前，說明我國高等教育中的人力資源相對來說得到了較好利用。
（三）連接性 如u21排名榜中所言，“如果一國能與該國社會的其他部分緊密聯系，且在教育和研究方面與國際社會也有好的合作，那么該國高等教育體系價值會提升。”嗍連接性既是教學和研究質量的評估指標，同時也是吸收新發現和新想法的評估指標。
在強調知識創新的時代，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系統在吸引世界一流學生并挽留人才方面的能力，是一個高等教育強國的國際競爭力特征的核心表現。與外國合作者共同的數量，可以反映一國在國際上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的程度。學術無國界，良好的合作能夠促進本國學術水平的提高，也能夠提升一國高等教育系統在國際上的位置。這一指標的意義在于不僅僅指出了學生的國際流動的重要性，也指出了科研人員跨國合作的重要性，同時也是外界了解自身情況以及自我宣傳的窗口。
西班牙世界大學網絡排名（webometrics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簡稱“wrwu”）基于各個大學在全球互聯網上的資訊表現，衡量網頁數量和鏈接數量等指標，旨在促進各大學與研究機構的學術知識與資料在互聯網上的開放存取和公開出版。wrwu的最大特色在于其衡量的是“學術成果及其傳播的網絡表現”。這一排名與二級指標c3、c4相關聯，測量網絡可獲取文本數量和第三方網頁中高等教育機構網頁的外部反向鏈接數量。
從表3可以看出，我國高等教育在網絡上的活躍性與可見性尚屬良好。但在整個連接性指標中，中國的得分最低，各項得分也均靠后。尤其是在國際學生比例、國際合作文章比例和網絡可獲取全文文本數量上，得分極低。這說明，中國的開放性以及與外界的連接性還遠遠不夠。與英美國家相比，差距最為明顯的是國際學生比例（c1）。圖2是由oecd公布的在目的國注冊的高等教育國際學生的百分比。排名前六的均是歐美發達國家。
根據《來華留學生簡明統計2012》的數據，2012年共計有32.8萬名各類外國留學人員（以上數據均不含臺灣省、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比2011年增長了12.21%。但來華留學生的生源地分布不合理，留學生大多來自亞洲國家，來自歐美的留學生所占比例較小。按學生類別統計，接受學歷教育的外國留學生總計133509人，占來華生總人數的40.66%，其中碩士和博士研究生共計36060人，碩士研究生27757人，博士研究生8303人。而根據oecd公布的《教育概覽2011》，中國留學生占據oecd地區全部國際學生的18.2%（不包括來自中國香港地區的1.3%），總人數達到33.97萬。與巨大的流出相比，我國的同際學生比例就顯得微不足道。
（四）輸出
為了捕捉高等教育的輸出，u21排行榜使用了研究成果和影響、高等教育的入學率和獲得率、一國研究人員的存量、優秀大學的數量和畢業生就業能力等指標。其中，指標04使用的是2011年上海交大排行榜上前500名機構的數量除以國家總人口的均值，這項指標粗略測量了一國人均就讀世界前500強大學的概率。指標05也是使用2011年上海交大指數并對每國三所最好
大學取均值，沒有列入前500強的機構權重為零。
高產高質的研究成果是高等教育最為直觀的貢獻，也是適合國別比較的量化指標。世界一流大學的存在是一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卓越水平的代表，同時也是該國國際影響力與吸引力的彰顯。高等教育的參與率常被認為是一個國家潛在的人力資源，最終它將轉化成社會進步的積極力量，因此具備一定規模的參與率是衡量一個國家是否為高等教育強國的重要方面。一個好的高等教育系統應該給國家提供一支訓練有素，受過良好教育的勞動力隊伍。給人們提供一系列滿足不同興趣和技能需要的受教育機會，不僅能夠滿足國家的發展需要，而且有助于知識的積累與傳播。高等教育學歷人員與中等教育學歷人員失業率的比較，突出了高等教育的價值與適切性。
首先，從科研的最為直觀的輸出——論文（見表501、02、03）來看，后被引用的情況，可以反映論文的影響。2002年至2012年（截至2012年11月1日）我國科技人員共發表國際論文102.26萬篇，排在世界第2位；論文共被引用665.34萬次，排在世界第6位。但是，我國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6.51次，世界平均值則為10.60次。我國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與世界平均值還有不小的差距。
在2002-2012年間發表科技論文累計超過20萬篇的國家共有17個，按平均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排序，我國排在第14位（見表6）。每篇論文被引用次數大于10次的國家有10個。瑞士、美國、荷蘭的論文篇均被引用次數達到16次左右。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我國論文在總量上有一定的優勢，但是這一優勢并沒有體現在論文的影響力上，依然存在重量輕質的問題。
其次，從一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卓越表現——進入學術前五百強的數量（04、05）來說，進入前100名的中國大學數為零，進入前500名的中國大學有88所（見表7）。美國在這一指標上占據絕對優勢。在亞洲地區，日本雖然進入前500名的大學數量大概只有我國的一半，但進入前200名的大學卻多于我國，而且擁有幾所前100名的大學。
總體來說，我國在世界范圍內學術表現卓越的大學較少，處于世界前200名的大學數量不及美國的十分之一。高水平大學的存在，代表著一國高等教育的卓越發展水平，是高等教育實力的突出象征。擁有相當數量的高水平大學，也是高等教育強國的題中之意。
三、建設高等教育強國的努力方向
與美、英、日、韓等國比較，中國在五國中處于末位。即使在亞洲國家中，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水平在得分上與日韓也有不小的差距（見表8）。
這說明中國的高等教育發展程度還遠遠不夠發達，建設高等教育強國任重道遠。要加快高等教育強國的進程，還需要在以下四個方面努力。
（一）加大資源投入，增強高等教育發展的動力
一直以來，我國用有限的教育經費支撐了大規模的教育。2012年全國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達2.2萬億元人民幣，如期實現《教育規劃綱要》提出的“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4%”的目標。其中，中央財政教育支出3781億元，比2011年增長15.7%。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楊東平綜合多位研究者對于教育財政投入的研究結果后指出，“2020年中國財政性教育經費占gdp的比例至少應達到4.5%”，因為財政性教育經費占國民生產總值4.5%-5%的目標是符合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在國家教育投入大幅增加的情況下，要繼續加大對于高等教育，特別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的支持力度。
在加大對高等教育的財政性經費投入的同時，要促進資源投入多元化，拓寬資源投入途徑，多吸引社會資源；還要合理利用、管理好高等教育資源，加強經費管理；相關部門需要加強對高等教育資源的管理和控制，組建專門監管機構對高等教育資源使用情況進行定期評估。
（二）改進大學治理，為高等教育發展營造更好的制度環境
高等教育發展的環境涉及高校治理環境和社會宏觀環境。從大學治理的角度看，特別重要的是要處理好政府與大學的關系。必須進一步完善大學治理結構，著力建設現代大學制度，在保證政府對大學必要的監管的前提下，給予大學更多的辦學自主權，讓高校擁有較大的自我發展空間。
（三）促進國際化辦學，加強高等教育與社會的聯系
u21排行榜“連接性”指標體現了一個國家或地區高等教育的國際化程度以及在國際上的吸引力與影響力，更體現出高等教育與外部社會系統之間的
聯系。在這方面，我國的高等教育顯然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一是需要強化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職能，促進知識與生產力之間的轉化。高等教育機構作為知識創新的搖籃，應該走出象牙塔，承擔起現代大學的社會責任，積極促進知識技術的轉化率和應用率，充分發揮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職能。二是要“走出去”，進一步加大我國高等教育對外開放的力度，采取多種形式進行國際學術交流，特別是要加強國際科研合作，包括跨國科研課題的共同探討、邀請國外同行參與重大科研項目的協作研究等，加強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與國際同行的交流合作。三是要“引進來”，要創造條件，吸收更多的國際留學生，提升國際學生的比例。具體說來，就是要提升學科專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力和學術水平，要做到學科專業設置多元化，課程設置與國外大學課程接軌，與國外大學實行高等教育學歷學位互認，等等。
關鍵詞：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創新；轉型
作者簡介：李興敏（1967-），男，黑龍江訥河人，深圳大學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為在線教育、成人教育和教育評價；羅唱（1993-），女，湖南湘潭人，深圳大學師范學院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成人教育；林貽行（1978-），男，廣東澄海人，深圳大學成人教育實驗室實驗員，研究方向為計算機教學。
基金項目：全國教育科學“十二五”規劃2011年度教育部重點項目“網絡課程動態評價研究”（編號：GKA113008），主持人：李興敏；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2011-2012年度訪學課題“普通高校繼續教育學院改革方向研究”（編號：201215），主持人：李興敏。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7518（2016）03-0052-06
利用知網期刊庫做精確題名檢索：“成人高等教育”與“改革”搜索得到630篇，“成人高等教育”與“創新”得210篇，“成人高等教育”與“轉型”得78篇，“成人高等教育”與“創業”得5篇。可見，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創新和轉型體現了成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力度強弱次序，這個結論也被其它文獻所證實[1]，而成人教育創業這個話題幾乎不被提及，搜索到的5篇學術論文內容均為探討培養成人學生的創業能力。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改革”或“創新”或“轉型”并“成人高等教育”做精確題名搜索知網期刊庫得到883篇文獻，下載其標引數據：題名、作者、單位、文獻來源、關鍵詞、發表時間、基金、刊發年份作為第一部分樣本；為使研究結論更接近客觀規律，本研究再以“改革”或“創新”或“轉型”并“成人高等教育”做精確題名搜索知網引文庫得到495篇文獻，下載其標引數據：題名、作者、單位、文獻來源、關鍵詞、發表時間、基金、刊發年份作為第二部分樣本。結合對于期刊庫樣本和引文庫樣本的分析，探索成人高等教育改革、創新與轉型的客觀規律。
二、被引周期
利用期刊庫的刊發年份數據，繪制出該領域年度發文歷史規模圖，見圖1。
由圖1可以看出，自2006年開始，該領域年度發文呈緩慢上升趨勢：1991-1998年，年均發文18篇；1999-2006年，年均發文40篇；2007-2014年，年均發文48篇（2015年樣本不全缺乏統計意義），21年中每7年發文有一個明顯提升。以上分析說明成人教育的改革、創新和轉型二十多年來一直受到成人教育學者們的關注。
利用引文庫的刊發年份數據，繪制出該領域文獻、年度引文歷史規模圖（見圖2）。對比圖1，因為圖1中年度發文是緩慢上升的，所以圖2中被引峰值也應該是逐年刷新高度、并逐年后移的，目前繪制出圖2中的峰值位于2010年（42篇），且正在向2011年過渡，可以根據當前日期2015年10月初步推測，該領域文獻被引用周期在4-5年之間，學者研究時引用優秀文獻周期偏長。
三、發文和被引平均時間
利用期刊庫的發表時間數據，可以計算出所有883篇的平均時間為2005年4月24日；同理利用引文庫的發表時間數據，可以計算出所有495篇被引的平均時間為2007年1月26日。這兩個數據說明關于該領域研究十年前就開展得較為充分，然而該領域優秀的學術論文是延遲近兩年之后大量出現的。
四、核心理論陣地
該領域核心理論陣地需要從引文庫的文獻來源數據分析獲得[2]，利用EXCEL的數據透視功能，統計出495篇被引論文刊自207種期刊，其中被引文獻排名靠前的10本期刊見表1，這10本期刊是從事該領域研究的學者必備和集中瀏覽期刊，雖然未必是刊載該領域文獻數量最多的前十種期刊，但一定是發表該領域文獻質量最高且數量也較多的期刊。
五、學術帶頭人
該領域研究的學術帶頭人也由引文庫作者數據列分析產生[2]，將引文庫作者信息分列后保留最多至論文第三作者（若有；第四作者及其排名更后作者、貢獻量少而忽略），然后合并所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作者姓名列，進行數據透視得出被引排名前三的10個作者，填入表2中，他們均為業內人士所熟悉。雖然他們未必是該領域發文最多的學者（活躍作者），但一定是發文質量最高且數量也不少的學者。
六、權威機構
研究的權威機構也是由引文庫單位數據列分析產生的[2]，見表3中被引排名前六的10個機構，幾乎都是成人教育學碩士點所在地，不乏教育部批準的68所遠程教育試點高校[3]。雖然他們未必是該領域發文最多的機構（活躍機構），但一定是該領域最具話語權的機構。
七、研究獲得基金資助規律
（一）年資助率
期刊庫883篇論文中，137獲得基金資助，資助率為15.5%。2000年（含）以前，相關研究幾乎沒有基金資助，將近15年中每年獲得基金資助的研究論文數除以年發文數，可算出逐年資助率情況見表4。表中數據顯示資金資助率以每五年一個臺階在上升，2001-2005年資助率在百分比的個位數，2006-2010年資助率近百分之二十，2011-2015年提升至百分之四十的水平。引文庫中495篇文獻中有94篇獲得了基金資助，引文研究資助率近20%，客觀說明了引文的研究質量較高。
（二）基金重點資助機構和學者
統計得到獲得基金資助較多的前十家機構及其被資助論文數填入表5，這個表中的高校名單，對于成人教育工作者來說相對陌生，表中理工科技類院校占了相當比例，說明理工類院校的財政狀況一般好于純師范類院校，其基金資助的覆蓋面較大，也覆蓋到校內不占學科優勢的成人教育改革、創新和轉型領域研究。
同理可以得到研究獲得基金資助靠前的學者及其被資助論文數，發現除長沙理工學院的學者余小波被資助3篇研究論文外，其他學者被資助的研究論文均在兩篇以下，統計學意義上看，學者從事該領域研究獲得的基金資助過少，不利于提高廣大學者的整體研究水平。
八、改革、創新和轉型的內容
（一）成人高等教育的高頻關鍵詞
期刊庫883篇論文共有4848個不計頻次的關鍵詞，其中不同關鍵詞1630個，計算得到高頻關鍵詞閥值為40.37，即詞頻數大于或者等于41的關鍵詞，方可為高頻關鍵詞[4]。然而由于采用樣本的局限，統計得到樣本中的關鍵詞其詞頻大于41的只有“成人高等教育”、“成人高校”、“改革”、“成人高教”、“成人教育”、“成人高等學校”、“創新”、“終身教育”、“發展”和“教學改革”合計10個滿足條件，為分析的方便，將高頻關鍵詞的閥值設定為18，這樣就擴大高頻關鍵詞范圍至30個，填入高頻關鍵詞表，見表6。
（二）改革、創新和轉型的內容
使用SPSS18.0的組建連接、OCHIAI二分類法，得到高頻關鍵詞的聚類分析樹狀圖如圖3所示，同時輸出高頻關鍵詞的相似矩陣，再利用該相似矩陣中數據，換算成高頻關鍵詞相異矩陣，見表7。
聚類分析樹狀圖顯示出30個高頻關鍵詞分為以下四類：
1.第一類關鍵詞9個：高等教育、成人、成人教育、改革、發展、創新、知識經濟、轉型和學分制。展現了研究熱點一：首先可見其中成人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關系最密切、其次是創新、最后是轉型；其次可見知識經濟是成人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知識經濟的繁榮直接拉動了當地學習型組織、學習型社區、學習型城市甚至學習型社會的自發建設；最后可見實施學分制是成人高等教育轉型的優選形式，在廣大戶籍市民和外來務工人員（以下統稱市民）當中實施學分銀行制度創新，積累到一定分數后當地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給予頒發相應資格證書予以肯定認證，必將調動市民學習的積極性。
2.第二類關鍵詞6個：成人教育學院、辦學機構、成人學員、工學矛盾、課程設置、教學改革。展現了研究熱點二：要求辦學機構成人教育學院，解決好成人學員的工學矛盾，在課程設置等方面實施教學改革。
3.第三類關鍵詞6個：市場經濟體制、教育質量、普教化、學習化社會、終身教育、專業設置。展現了研究熱點三：成人高等教育要避免普教化，融入市場經濟體制倒逼其提高教學質量、同時改革專業設置，更好地為市民的終身教育服務。
4.第四類關鍵詞9個：普通高校教育、成人高等院校、成人高等學校、大學后繼續教育、成人高校、成人高教、成人高等教育、非學歷教育、成人高考。展現了研究熱點四：成人高等教育不同于普通高校教育，轉型目標在于以非學歷教育為代表的大學后繼續教育，按這個觀點，國內已經有學者在該熱點覆蓋文獻中提議取消成人高考。
在對四類關鍵詞具體分析后可以得出結論：成人高等教育要在自身體制上、課程設置和專業設置三方面進行改革；要在學分銀行制度方面進行創新；要向成人非學歷教育進行轉型、取消成人高考。
（三）可視化的成人高等教育發展戰略
將高頻關鍵詞的相異矩陣（表7）代入SPSS18.0，進行多維尺度ALSCAL度量，系統輸出戰略坐標圖如圖4。
發展戰略坐標圖中所有30個高頻關鍵詞可以清晰地分成兩個知識群，兩個知識群距離較遠，相互作用不明顯。主于第一和第四象限的小群形狀類似于一只小熊，而主于第二和第三象限的大群則像一只巨熊。“小熊”中僅含熱點一，說明成人高等教育的創新即實施學分制僅僅是一種適應性變革，對于知識經濟時代中成人高等教育的真正轉型、學者期望值并不高，目前無論改革、創新和轉型都局限在體制內，并不能全面代表蓬勃發展的成人高等教育。“巨熊”體現的三個研究熱點才是學者關注的重點所在：成人高等教育迫切需要改變體制，體制改變了、課程設置和專業設置改革自然容易推進；盡快取消成人高考，將成人高等教育辦學機構推入教育市場中，逼迫它們向成人非學歷教育轉型，更好地為終身教育服務。
圖4中，兩只熊相互作用并不明顯，說明各自尚有自己的生存空間，只是以市場經濟為主體的“大熊”已經壯大，很多民辦成人教育機構成功境外上市就是案例，而代表體制內的“小熊”已呈弱勢，正面臨被大熊吃掉的勢態。
九、改革、創新、轉型和發展話題變遷
利用期刊庫的題名和年份兩列數據，可以通過對題名的內容分析，計算出改革、創新、轉型和發展話題在歷年發文題名中的出現頻次，見表8。
利用表8中數據，進一步制作近15年來四個話題出現幾率表，見表9。
利用幾率表（表9）中數據，可繪制2001到2014年（2015年統計樣本不全未計入）計14年來成人高等教育改革話題、創新話題和轉型話題趨勢圖，分別見圖5、圖6和圖7。可見14年來：成人高等教育的改革話題呈現緩慢降溫趨勢、成人高等教育創新話題呈現恒溫趨勢、成人高等教育轉型話題呈現迅速升溫趨勢。
圖7 成人高等教育轉型話題趨勢圖
加之不斷變化的成人教育生態環境，改革、創新和轉型共三種手段共同作用的結果――成人高等教育的發展話題趨勢圖、繪制出如圖8所示，我們為發展趨勢添加了趨勢線（短劃線）并趨勢公式Y=-0.0058X+0.2995，其中Y為話題出現幾率，X為現公元年份與2001年之間的差。據此，可以推斷2001年開始計時的52年后、即2053年成人高等教育即完成其歷史使命。
作為長期成人教育工作者，都有切身的體會：在2000年前后達到成人高等教育發展的頂峰，高校中代表成人高等教育的業余教育和函授教育，受重視程度明顯較高；之后在各地高校全面提升教學和科研質量的背景下，成人高等教育的校內地位日益降低，985高校尤其明顯，例如清華大學、浙江大學等高校已經放棄業余和函授學歷教育，相反它們的非學歷高端培訓（面向企業家和公務人員）反而蒸蒸日上，完全融入了市場經濟體制。在這個意義上說，即使國家宏觀教育政策不作任何事先調整，成人高等教育在2053年自然完成其歷史使命。當然并不是說成人教育發展江河日下、年輕的成人教育工作者要另做打算，反而是說成人教育工作者完全可以從事內容更為豐富的大學后繼續教育（非學歷教育），建設學習型社會過程中更能體現出個人價值。
研究結論
成人高等教育，傳統意義上特指普通高校開展的業余和函授學歷教育，其改革、創新與轉型，二十多年來呈現出良好的發展趨勢，受到該領域學者們的長期關注；然而該領域學者瀏覽參考文獻偏于陳舊、他們有待于緊密跟蹤研究前沿；該領域研究的核心理論陣地、學術帶頭人和權威機構已經產生；成人高等教育必須改變自身體制走市場化道路，課程改革和專業設置問題才會迎刃而解、才會脫去普教化色彩、才能創新學分銀行制度，真正向非學歷教育轉型，作為成人高等教育學歷標志的成人高考制度應該盡快取消，以斷奶促進轉型；成人高等教育的未來發展預測顯示：改革手段在降溫、創新手段處于恒溫、轉型手段在升溫，即使國家政策不作任何干預、在三種手段綜合作用下成人高等教育（特指業余與函授教育）史也將于2053年結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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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這些學校，特別是一百多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競爭性是相當強的， 可謂百里挑一， 而且這些學校的學費普遍較高。如此， 有利于避免整體高等教育質量的大眾化。
【關鍵詞】研究型大學的競爭性、可謂百里挑一
【本頁關鍵詞】核心期刊快速發表、國家級期刊征稿
【正文】
( 一) 多元化的入學選拔方式一流大學需要有一流的學生， 而精英高等教育質的規定性決定了只能有少數人接受精英教育， 精英高等教育的規模較小， 因此對精英的選拔也是非常嚴格， 可以說是百里挑一、寧缺毋濫。美國高校的招生由大學自主決定， 社會專門機構提供學習能力和學術水平測試( SAT) 方面的全國性考試服務。不同類型的大學采取不同的招生錄取辦法。社區大學面向所有申請者， 開放式錄取; 一般性大學根據情況進行最低限度的篩選; 實施精英教育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則采取競爭性或選擇性招生的辦法。一般要通過考察申請者三方面的材料后擇優錄取: 一是SAT 成績， 二是高中的學習成績、論文寫作和社會實踐等情況， 三是有關人士的推薦信和面試情況。這些學校，特別是一百多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的競爭性是相當強的， 可謂百里挑一， 而且這些學校的學費普遍較高。如此， 有利于避免整體高等教育質量的大眾化。( 二) 靈活的教育培養方式美國高校主張自由教學， 普遍采用選課制和學分制， 開設大量跨學科課程， 強調學科的廣度和深度， 給學生很大的發展空間。在教學方式上， 美國研究型大學注重教學與科研相結合， 將教學重點從過去知識的傳授轉移到以研究、探索為基礎的教學上來， 采取靈活的教育培養方式， 以教學帶動科研， 以研究促進教學。其一， 使學生從單純的知識接受者變為探索者， 本科生可以直接參與以前只有研究生才能參加的科研活動。如MIT 制定了“擴大大學生研究機會計劃( UROP) ”、加州理工大學推出“ 夏季大學生研究計劃( SURF) ”、紐約州立大學確定“大學生研究和創造活動”， 都要求100%的本科生在學習期間有機會參加研究活動。其二， 為每個本科生配備導師， 引進研究生教育中師生一對一的指導關系。耶魯、MIT、斯坦福、加州各大學分校都建立了教師指導小組， 隨時對本科生的學習、生活等予以指導、鼓勵乃至批評。其三， 開展研討式學習。各大學為各個年級本科生開設大量研討式課程( seminar) ， 在教師的指導下激發其學習積極性， 開拓視野， 使其學會如何成為一名大學生及形成科學探索精神。( 三) 較高的淘汰率大眾化階段， 精英高等教育已由一種開始式確認轉變為過程式確認， 進入了高等學府并不等于可以成為精英， 其還要經過大學的教育、選拔、淘汰。美國大學引進競爭機制，堅持學習標準以保證學習質量， 因此高等教育的淘汰率非常高， 達30%，學生必須努力學習，否則難以在大學“生存”。這也造成了很多年后有的學生取得很大成功而有的學生卻一事無成， 學生之間的差距較大。一方面， 一些學生由于自主性較差或沒有明確的目標， 最終不是被學校的各種理由除名就是因為無法完成他們的課程而不得不離開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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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考核評價機制是教育教學的重要內容，它既能反饋重要的教育教學信息，又對教育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導向作用，即使到了高等教育階段，我們依然需要依靠考核評價機制判斷高等教育的效果和質量。自我國高校擴招后，高等教育的教育質量問題就一直備受人們關注，本文主要探討了如何通過改革考核評價機制提升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高等教育的考核評價機制要更加注重對學生運用知識的能力而不是記憶能力進行考核。
隨著高校擴招，我國的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越來越多的學生有機會走進大學校園接受高等教育。然而，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懷疑我國高校培養的這些學生的質量，這些學生是不是高質量的人才？他們能不能滿足社會各界對人才的需要？他們還是所謂的“天之驕子”嗎？
這些疑問漸漸地不再是疑問了，人們看到當代大學生的素質正在逐漸降低，一方面社會各行各業對人才的需求如饑似渴，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大學生失業。本科畢業不好找工作就考研，碩士畢業不好找工作就繼續考博，博士畢業呢？如今我國的高等教育廣受詬病，“讀書無用論”一再泛濫，廣大教育界師生一直在探討如何能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如何讓高等教育真正培養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我們知道，高考具有“指揮棒”的作用，即“考什么，就學什么；怎么考，就怎么學”。到了高等教育階段之后，考試仍然發揮重要的作用，卻已不是對學生考核的唯一方法，對學生的評價也不能僅僅看分數了。既然考核評價機制的改革有助于提高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我們首先要全面了解考核評價機制的含義、內容和作用。
考核評價機制包括考核和評價兩方面內容，考核是考察核實、研究考證之義，評價是衡量、評估價值之義，一套完整的考核評價機制要有完善的考核方法，并根據考核的結果做出評價。考核評價機制的作用有三個方面：
第一，考核評價機制是測量教育教學效果的工具，教學質量的判定既有定性描述又有定量分析，考核評價機制就是教育效果的測量工具。舉例來說，考試是一種重要的考核方法，分數是評價教學效果的重要媒介。第二，考核評價的結果是對教育教學信息的反饋。考核評價的結果可以為教育教學系統反饋重要的信息。這種信息反饋給教研人員，能使教研活動更具針對性和實效性；這種信息反饋給教師，能使教師及時改進教學方法，提高教學效率；這種信息反饋給學生，為學生改進學習方法提供依據。第三，考核評價機制對教育教學的發展具有重要導向作用。學生會根據考核評價機制的要求進行學習，教師會按照考核評價機制的要求進行教學，學校會按照考核評價機制的要求布置教學任務，什么樣的考核評價機制就會使教育教學教學機構培養出什么樣的學生。考核評價機制導向作用的突出表現之一是高考的“指揮棒”作用。
因為考核評價機制對教育教學有如此重要的影響，所以改革考核評價機制對教育質量的影響也是巨大的。相比于初、中等教育，國家和社會對高等教育的質量更為關注，因為高等教育培養的人才直接面向社會需要，完成高等教育的學生會直接進入社會、參與社會。因而，本文著重分析改革考核評級機制對提高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的作用。
長期以來，我國高等教育系統中對學生的考核評價機制存在諸多不合理之處，這些不合理之處表現在以下五個方面：
（一）考核形式單一，缺乏多樣性。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階段對學生的考核仍然以考試為主，而且多數是閉卷的筆試，除外語類的其他科目考試基本沒有口試。筆試多是期末一次性考試，考試成績的偶然性較大，很少有平時的考試，這種考核方式與應試教育的考核方式沒有差別，并不能真正考察教育教學的效果。考試在期末進行，削弱了考試對教育教學信息反饋的作用。雖然許多高校都設有平時成績這一項，但平時成績名存實亡，平時成績的多少由老師給定，有些老師以出勤定成績，有些老師甚至不考慮出勤情況，完全忽視對平時成績的考察，多數情況下平時成績成為老師為不及格學生提分的工具。另一方面，增加平時的考核內容會增加老師的負擔，由于學校缺少對平時考核的監督檢查，在缺少監督的情況下，多數老師對平時的考核很懈怠，平時成績儼然已成為“雞肋”。論文是對學生綜合運用知識能力的考核，但僅有少數課程以論文的形式就行考核，而且論文多是期末交，缺乏對平時學習效果的考核。
（二）考試內容以記憶性知識為主，缺少對學生創新性和對知識運用能力的考核。閉卷考試的題型固定，分值固定，考試的知識點多為記憶性的。很多老師在考前為學生劃重點，讓學生加強記憶，甚至有些老師通過漏題的形式提高學生的成績。這樣的考試形式使記憶能力強的學生能考得好成績，很多學生依靠考前的突擊式的背書就能考高分，而記憶能力差的學生就會吃虧，而且這樣的考試也不能考察學生的分析能力和創新性，對知識缺乏應用。
（三）我國嚴進寬出的高等教育模式使考核缺乏嚴格性。學生一旦進入大學，意味著不再需要像高中那樣刻苦學習，“六十分萬歲”的思想頗為流行，如果僅僅是為了拿畢業證和學位證，大學可以說無學習壓力可言。對于辛辛苦苦考上大學的學生來說，如果因為考試不及格而無法畢業，別說學生，就是家長和老師恐怕都無法接受，因而老師自然而然就降低了考試判分的嚴格性。考試的嚴格性降低，再加上伸縮性極強的平時成績，學生很容易就能及格，這樣的考核根本不能真實反映高等教育的效果，教育質量怎能提升？此外，學生的自由選課權給老師造成一定的壓力，如果一個老師給分低了學生就不選他的課了，這在一定程度上使考試客觀性和嚴格性受到影響。
（四）對學生的評價過度依賴考試成績。學校評獎學金、保送研究生、評優秀班干部、推優入黨都和考試成績掛鉤，這一方面使得成績好的同學追求更好的成績，造成類似應試教育的效果，另一方面使得成績不好的同學放棄對好成績的追求，學生對待考試成績的態度“兩極分化”，使考試失去激勵作用。無論是哪個結果，都無法發揮考試應有的作用，考核評價機制檢測教育教學效果和反饋教育教學信息的作用嚴重削弱。
（五）對于期末一次性的考試，考完后學生只知道自己考了多少分，而究竟哪些題做錯了，哪些知識點丟分則完全不知道，由于一門課考完后就不再學了，學生也就不去想到底哪兒出錯了，這樣不利于學生全面掌握知識。學校沒有相關的規定要求老師向學生完整地反饋考試結果，學生也很少主動向老師索要，老師則更不會主動去勞神費心地為學生提供分析。
我國高等教育考核評價機制存在的這些問題嚴重影響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考核評價機制在我國高等教育教學中發揮的作用不容忽視，因而，構建科學的考核評價機制勢在必行。根據我國高等教育考核評價機制存在的問題，為了達到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的目的，改革考核評價機制應該包括以下五個方面：
（一）考核形式的多樣化，注重平時成績的考核。高校應該增加平時成績在綜合成績中所占的比重，并增加平時成績考核的多樣性，利用平時小論文、課堂展示、課程設計、課堂討論和小組合作等形式進行考核。平時成績的考察能增強考核評價機制反饋教育教學信息的作用，并能減少期末考試一考定成績的偶然性，真實反映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學習情況。利用口試的形式全面了解學生對知識的掌握和運用能力。期末考試應更多利用論文、案例分析、開卷考試等形式，綜合考察學生的各項能力，尤其是注重利用論文作為考核的方式，論文的寫作需要查閱大量相關文獻，能綜合考核學生的理解、分析和寫作能力。
（二）考核內容的全面性與科學性。要減少對記憶性知識的考核，增加對知識運用和分析能力的考核；試卷中減少客觀題比例，增加主觀題比例，考察學生運用所學知識進行論述和案例分析的能力。發達國家高等教育階段對學生的考核很少涉及記憶性內容，更側重綜合能力的考核，這一點值得我們學習。
（三）增強考核的嚴格性和客觀性。要想通過考核檢測教育教學效果和反饋教育教學信息，必須增強考核的嚴格性和客觀性。要統一判分的標準，不能因人而異，判分要嚴格依照判分標準，對于主觀題，老師要根據學生答題內容公平地給分，不能通融不及格的學生。考核嚴格了，學生們自然不敢懈怠，考核的目的也就達到了。不僅期末考試要嚴格，平時考核也要嚴格，考核方式一旦確定，老師和學生都要嚴格遵守考核規定，對于違反規定的，學校要依照規章制度予以懲罰。
（四）評價學生不能單純依靠學習成績。學習成績固然是評價學生的重要工具，但是對于高等教育階段的學生，其綜合素質不僅表現在學習成績方面，還表現在思想上和道德上。評價學生要考慮其參與社會實踐的程度，思想道德的發展和其他學術成果等，關注其綜合素質。鼓勵大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培養自身興趣愛好，提高自身解決問題的能力。
（五）老師要把考核結果及學生存在的問題反饋給學生。大學生通常只知道自己考試得了多少分，至于哪些知識點上丟分則不知道，加之一門課只學一學期，考完后學生們也不想知道到底哪些知識點沒學好。因此，要想讓學生學好，必須把考核結果完整地反饋給學生，使學生真正明白。
我國的高等教育正處在快速發展階段，而考核評價機制卻沒有跟上高等教育發展的步伐，考核評價方式與初、中等教育階段沒有太大的區別，落后的考核評價機制制約了我國高等教育質量的提升，不符合培養高質量人才的要求。因而必須改革我國高等教育的考核評價機制，引導高等教育發展，通過考核提高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全方位培養學生能力，公正、客觀地評價教育教學效果，發揮高等教育培養高端人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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