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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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和民族的希望，其社會公德狀況如何，直接關系到中華民族的整體素質，關系到國家前途和民族命運。作為公德教育的基礎環節，大學生的社會公德教育應該引起整個社會的重視。
一、當前大學生社會公德的現狀
當前大多數的大學生能講究社會公德，遵守公共秩序，文明禮貌，關心他人；有比較正確的社會公德意識，能正確地理解社會公德的社會作用，對公共場合應該遵守的行為規范有較清晰的認知。在現實的公共場合能自覺遵守公共秩序和規范，人際交往中能相互尊重，具有較強的社會責任感。因此，從當前大學生群體的主流來看，他們的公德狀況是積極的、健康的、向上的。但近幾年媒體曝光的出現在大學生群體中的一系列問題以及我們身邊一些大學生的表現，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關注。結合社會現實，綜合分析當前大學生社會公德缺失現象，可以歸納為以下幾種表現：一是個性自私化，漠視公共和他人利益。在當前的大學生群體中，獨生子女居多的客觀現實使很多人養成了萬事以自我為中心的個性和思維模式。在學習和生活中不顧及他人感受，以自我為中心，對公共利益和他人的自由權利視而不見、不屑一顧。二是個性自由化，公德意識淡漠。近些年尊重個性自由的觀念為人們所接受和推崇，但部分大學生的個性自由卻走向異化，張揚桀驁不馴、標新立異成了其追求的時尚。在追求個性的招牌下，在學校和公共場所我行我素，缺乏最基本的公德意識。三是集體意識淡薄，缺乏社會責任意識。許多大學生集體意識不強，在集體活動中缺乏應有的合作意識和團隊精神。在公共生活中懷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觀念，當集體利益與自身利益發生沖突時，缺乏基本的社會責任感。四是誠實守信不足，缺乏社會文明觀念。誠信是大學生從小應養成的基本道德素質之一，但當前在很多大學生身上表現出一些說謊、考試作弊、不講誠信的行為，模糊了是非、善惡、美丑的界限，缺乏基本的社會文明觀念。
二、大學生社會公德失范的原因解讀
分析上述大學生社會公德失范現象出現的原因，其中既有大學生群體的主觀問題，也有當前社會環境和成人群體的客觀原因。從大學生群體自身看，主要是自由思想的異化消解了公德規范的約束力。近幾年，隨著社會民主進程的推進和大眾觀念的解放，以往被壓制和否定的個性張揚重新為人們所接受和推崇。大學生群體普遍具有的不迷信權威、敢于質疑、勇于創新的精神值得肯定，但也有部分大學生盲目自信、狂傲，存在不切實際的幻想，欠缺最基本的謙虛和寬容品質。在其“盡展”自由的過程中，他們只奉守自己的自由至高無上，而缺乏對他人自由權利和人格的尊重，缺乏對社會公德規范的認同和遵守。少數大學生甚至極端地把自由等同于“非公德主義”，即把公德規范看成束縛個人自由意志、自由發展的枷鎖，他們主張摒棄社會道德，否認公德規范的積極作用。在現實中他們拒絕接受學校和社會的公德教化，以至于他們的公德情感淡漠、公德觀念混亂、公德信念喪失。從客觀原因分析，成人群體的公德缺失行為誘發了大學生公德失范現象的出現。面對當前大學生公德失范現象的不斷出現，作為教育者的成人群體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當前部分家長、老師及長輩等成年人的善惡美丑標準顛倒、社會公德遵守上的知行背離、損人利己與損公肥私行為的發生、違反公共法規和準則事件的頻發等現實和事件的存在與發生表明：在社會公德的遵守上，成年人群體以身作則的榜樣并沒有很好樹立起來，正因為教育者本身的道德和行為出現了問題，在一定程度上才給大學生樹立了壞的榜樣。超級秘書網
三、大學生社會公德教育現實途徑探究
一個民族整體素質的真正提升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很長時間，甚至幾代人的努力才能實現。大學生公德教育是整個社會公德教育的重要環節，也是未來國民公德狀況良好改善和提高的希望之所在。所以對大學生群體進行社會公德教育要結合當前社會現實狀況，在其成年之前培養起他們明確的社會公德意識、濃厚的社會公德情感和堅定的社會公德意志，使之養成自覺踐行社會公德的行為習慣。由于大學生時期正處于自我意識趨于成熟和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完全確立的階段，他們對某些問題的認識往往呈現出片面化、極端化的特點，即看問題往往以偏概全，看到事物的表象而看不到事物的實質，這便要求教育者根據大學生群體自身的生理和心理特點，尋求出契合大學生特點的教育方式。首先，教育內容上要把握“循序漸進”的原則。大學生具有鮮明的個性和不同的心理特點，因此公德教育不能“一刀切”，要適應大學生的身心特點。教育內容的起點不能太高，而應注重基礎的道德教化，例如，以要自尊自愛，生活中要尊敬父母、尊重他人，養成良好的公共生活習慣和做人的基本準則等微觀道德為主，同時隱性滲透進國家意識、民族觀念等宏觀價值教育，要注重培養其客觀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引導其樹立科學的、道德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在大學這個階段學生更容易產生價值觀上的震蕩，因為先前所接受的積極向上的道德教化與所接觸的社會現實產生巨大的反差，更容易對社會公德產生迷惑與不解。所以此時公德教育內容上應側重由原來的基礎層次的道德教化向高層次轉變，引導他們客觀辯證地看待現實社會，通過帶領他們深入社會實踐、了解社會現實、思考社會問題，進而形成公共道德觀念，培養起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民族使命感，使他們對社會公德的認知和踐行上升到一個新的高度，最終努力成為一個對他人、對社會有用的人。其次，教育形式上要由“灌輸教育”向“養成教育”轉變。傳統社會公德教育主要集中于學校和社會的規范灌輸和理論宣傳教育，灌輸教育公德規范在集中性普及、強化性認知等方面的作用是顯而易見和值得肯定的。但從顯示效果來看，還應該配合以其他形式的教學。例如養成教育方式的引入，所謂“養成教育”的初衷是培養大學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完善的能力，方法是引導學生在日常生活學習實踐中從身邊的小事做起，嚴格要求自己養成道德的行為習慣。大學生通過日常的實踐觀察思考著身邊真善美的道德情感，認知到公共道德對個人和社會的巨大作用，并自然而然地模仿形成與道德示范者相似的道德行為。在“積水成淵”“積善成德”中使大學生在日常學習生活中逐步加深濃厚的公德情感，并養成道德思維和踐行習慣，進而形成科學有效的教育途徑。再次，教育方法上要把“言教”與“身教”結合起來。傳統公德教育中的說教教育，教育者是教育的主體，而受教育者多數情況下以被動接受為特征，這在某種程度上壓制了受教育者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的發揮。因此除了強化的說教教育外，還應該提供給大學生一個學習模仿的道德示范資源。這就需要當代的公德教育者不僅要從社會生活中挖掘出典型的道德楷模供大學生學習，更重要的是作為教育者要以身作則、躬親示范地遵守和維護社會公德，注重示范作用的實效。通過言傳身教為大學生樹立無數平凡的道德楷模，以高度的責任感為大學生樹立一個榜樣，那就是：為人父母者要從小培養孩子善的本性；為人師者要真正教會學生如何做人；為官者要潔身自好，造福一方；為商者要遵紀守法，取之有道；為社會成員者要彼此尊重，各司其責。此外，在教育過程中要適當引入“同輩教育”。大學生正處于青春期，性格變化的典型特點就是有較強烈的“叛逆意識”，對于長輩的“道德說教”和批評教育往往有逆反心理，代溝隔閡使社會公德的教化有時難以奏效，甚至適得其反。大學生的另外一個特點是同齡人之間的效仿意識很強，眾多人追捧的東西很容易在其群體內成為流行的時尚，這也提示我們“同輩教育”是一個值得開發的教育資源。同輩之間溝通很順利，互動交流也很便捷。通過同齡人交流、與同輩互動，很容易營造出一個良好的溝通氛圍。所以我們在公德教育過程中，一方面要幫助優秀的、公德感強的學生自覺樹立示范者的責任感，承擔起其“道德領導者角色”，另一方面要引導其他同齡人向“道德領導者”的學習。同輩之間的互相感染和影響有可能會使公德行為成為一種新的時尚，在此過程中大學生會自然而然地學會文明、友愛以及解決人際沖突的技巧，自覺強化自己的公德意識，形成具有服務于社會和公共福利的品質，在社會事務中凸顯出社會責任感、道德感。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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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核心是學校社會工作介入我國高校學生工作體系的問題。各國學校社會工作的發展經驗表明,學校社會工作要發展,其重要前提是教育管理部門和學校內部行政系統的認可與支持,找準學校社會工作在教育體制及學校內部的學生服務體系中的定位。在中國的制度環境中,最重要的是處理好學校社會工作在高校學生工作中的地位問題。在80后、90后逐漸成為大學生主體的今天,大學生的問題日漸多元化、復雜化和棘手化,傳統的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學生工作模式難以滿足學生的需要。對調查問卷和訪談資料的分析表明,高校現有的學生工作體系的表現差強人意。不僅學生對學生工作的滿意度不高,從業人員本身也普遍存在著工作壓力大、成就感缺乏、對職業前景悲觀等嚴重問題。相比而言,學校社會工作充滿人文關懷的價值理念、寬厚的理論基礎和靈活多樣的工作方法,使得學校社會工作在解決日漸復雜化的大學生問題時,更容易被大學生所接受,更有針對性,也更能適應解決特殊問題的需要。本研究通過對思想政治教育和學校社會工作的價值理念、功能和方法的比較分析,認為學校社會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之間存在互補性。
思想政治教育解決的是大學生因動機缺乏而導致的具有普遍性的問題,如學習...更多動力不足、缺乏集體觀念和社會責任感淡漠等,而學校社會工作針對的則是個體因能力不足而導致的特殊需要。兩者不是競爭關系,而是互補關系,其目的都是為了把大學生培養成社會的棟梁之才。引入學校社會工作既有利于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效果,也有助于推動學校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其結果是雙贏的。在此基礎上,本研究提出通過大學生成長服務共同體的組建,來實現對我國高校學生工作體制的創新。其方案構想是,將現有的高校學生工作體系中的心理咨詢中心、就業指導中心、社團服務中心等服務機構獨立出來,與學校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相整合,共同組建以學校社會工作理念為統領的服務與輔導體系。這一體系與現有的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教育和管理體系聯合,形成相對獨立的和長期并行的“協調合作模式”,從而搭建起既符合社會工作理念又適應我國現實國情的高校學校社會工作運行模式。
本研究的創新點主要體現為以下三個方面:第一,構建了高校學生工作的兩大系統并行運作模式,即以學校社會工作為統領的服務輔導系統和以思想政治教育為統領的教育管理系統的協調合作模式,為大學生的健康成長提供高質量、多層次、多樣化的服務。第二,提出了構建“金字塔型”高校學校社會工作梯隊的設想。專家顧問負責專業指導,專業社工人員為學生提供具體的專業服務,而兼職人員主要由社會工作專業的師生和輔導員構成。第三,提出了在新時期推進學校社會工作本土化、實現高校學生工作體制的改革與創新的“雙贏”模式,從而使學校社會工作介入高校既能推動社會工作的本土化,又有利于增強現有高校學生工作體系的活力。
當人們的基本需求得到相對滿足的時候，當我們的社會需要更高的生活質量的時候，規避風險就成為我們時代的中心政治議題。要解決社會風險，就必須對現代性進行積極的反思并尋求變革。貝克同時認為，要解決這些風險需要專門的知識，風險政治學就是關于是知識、專門技術和非專門技術的政治學，在風險討論中，知識和專家的地位提升到了政治地位。當前我國正處于關鍵的社會轉型期，處于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政治發展的矛盾聚集階段，是社會和自然風險的高發期，而這些潛在社會和自然風險往往又很容易轉化為各種現實社會危機。經濟轉型過程中利益糾結，社會發展中的突發安全事件，政治發展中腐敗問題，以及大規模霧霾的蔓延，環境污染事件的頻發等都是風險社會時代的重要表征，雖然我們還不能武斷中國已經進入了風險社會時代，但是，風險社會理論對我國公共危機管理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們應根據風險社會的重要特征，提前布局，建立我國公共危機管理的長效機制，以期能迅速化解風險，防范危機。在公共危機管理中，處于政府決策核心位置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對政府的危機管理效果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故而，從風險社會理論視角探討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是極為必要的。
二、風險社會的到來凸顯了公共行
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不足作為新時期的公共行政領導者，它既是社會管理的主體，也是進行各種危機處理的關鍵人物，其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關系著危機局勢的發展變化。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處理能力，也就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危機情境中的組織、協調、指揮、控制、決策等能力的綜合體現，是其有效化解危機的根本前提和基礎。而面對隨時可能轉化為社會危機的風險，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不足日益凸顯。
1.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的預見能力不足。
政府承擔著社會管理的重任，政府的決策質量的高低對整個社會的發展有著長遠的影響，而作為政府決策核心要素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則左右著政府決策質量的高低。而現階段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做出經濟社會發展決策過程沒有充分意識到風險社會的特征，對決策在未來可能出現的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不足。近幾年，因暴雨問題凸顯的城市排水問題就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預見能力不足的明證。公共行政領導者在做出決策的時候本應高瞻遠矚，盡可能預測未來可能的風險和危機，并為此建立相應的應急機制，充分預估未來遭遇災難或危機后可能出現的瓶頸，在人力所及的范圍內盡可能消除導致災難的各種潛在因素。而由于制度和領導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對決策風險和可能的危機預估不足的現象還比較普遍。
2.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的辨別能力差。
對于公共行政領導者來說，在風險和危機爆發之初有效的控制和消弭危機往往比挽回和處理危機更加重要。然而從當前我國風險防控和危機處理的經驗中，我們不難發現部分公共行政領導者不具備對風險和危機的辨識能力，不能在危機爆發初期，就準確判斷危機的性質，預見危機爆發的危害，從而對癥下藥，將危機化解在尚未造成危害之時。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就凸顯了地方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識別能力的欠缺。
3.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信息搜索能力比較弱。
赫伯特·西蒙曾指出：“在危機狀態下：決策者事實上并不具備相關決策狀況的所有信息；決策者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決策者在有了相關決策狀況的簡單印象后就行動；決策者對的選擇行為受所得信息的實質和先后順序的影響。”從中不難看出，針對信息收集，公共行政領導者對風險和危機信息搜集能力不足主要表現為以下三方面：首先決策者處理信息的能力有限，即公共行政領導者面對情報部門收集來的有關風險和危機信息，難以分辨出信息的真偽、主次，不能透過信息的表層現象對風險和危機的本質有深層次的認識，從而引起判斷失誤，決策不力。其次，信息掌握不全面，當公共行政領導者面對不完全的信息時，難免不會影響到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危機決策能力的發揮，做出偏頗錯誤的決定。最后，信息搜集不及時，例如2008年南方低溫冬雨災害，由于我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系統具有滯后性，不能及時而準確地預計未來一周之后的天氣狀況，各交通部門之間互通信息不夠等，導致公共行政領導者不能及時獲取相關信息，無法估測到可能出現的情況。
4.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斷能力不足。
當風險一旦轉化為現實的危機時，危機決策是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斷能力的重要考驗，然而，許多領導者在危機決斷時，果敢不足、優柔有余。尤其在面對一些新問題新情況時，公共行政領導者往往失去判斷力，不能靈活地應對復雜的環境當機立斷做出最有效的決策。
5.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執行能力差。
有些公共行政領導者雖然對風險和危機有了清醒的認識，當機立斷做出了合理的決策，但是在危機決策的執行環節，限于主客觀條件，正確的決策沒有執行到位，致使危機決策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巨大損失。
6.公共行政領導者對危機事件的追蹤決策能力欠缺。
社會風險具有隱蔽性和潛在性，往往突然爆發釀成危機事件，而且其后續發展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危機決策是往往是在時間緊、任務重的情況下做出的緊急決策，有的時候是完善的、不合理的，公共行政領導者應對危機事件密切關注，及時調整政策，進行追蹤決策。而有些公共行政領導者會忽視了對危機事件的追蹤決策，導致危機事件不斷蔓延，造成了更大的損失。
三、造成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不足的原因
1.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淡薄。
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意識是他們進行公共危機決策的基礎，公共行政領導者應該預見潛在或現實的風險和危機，識別風險和危機爆發的征兆，并在爆發之初，預見風險和危機發展趨勢，估測危機帶來的后果，提前制定有力的預防措施，以控制危機的影響范圍。現實中，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決策意識淡薄，而致使危機事件擴大化的現象時有發生。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薄弱不僅會使危機擴大化而且會引發新的危機。面對危機爆發，公共行政領導者承受著心理和時間上的雙重壓力，他們不能在復雜的危機面前果斷決策，從而延誤危機處理的最佳時機。
2.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有待提高。
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的高與低直接影響著他們決策能力的強弱。危機決策制定的特殊性，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具備較高的自身素質，使其能在短時間內做出適合危機事件處理的決策。這里我們將從以下三方面來分析公共行政領導者自身素質：首先，公共行政領導者心理素質不過硬。危機決策是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心理、能力、知識水平等方面的多重考驗，“在危機發生中，公共行政領導者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在公共危機管理中，心理承受能力的強弱是決定公共危機管理中發揮本身能力的重要依據。”就當前的一些危機事件，我們不難看出有的公共行政領導者由于自身危機處理知識不足、心理素質過差，導致在危機突發之時，無法做出正確的危機決策，致使危機轉化為災難。更有甚者，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因為懼怕風險，在危機決策的關鍵時期，畏手畏腳，最終錯失危機處理的良機，給社會帶來巨大損失。其次，公共行政領導者的責任意識不強。責任重于泰山，責任意識是公共行政領導者成功進行危機決策的關鍵要素之一。所謂的領導，就是在享受特權的同時，承擔起更大的責任，在風險或危機來臨時，有勇氣站出來，單獨扛起壓力。在危機處理中，公共行政領導者在責任意識的驅使下，將自己的職、權、責聯系起來，立足于社會民眾的利益，履行自身的職責和使命。現實中很多危機事件是可以在初發期就加以控制，但是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或對存在的安全隱患麻木不仁，或對危機的爆發心存僥幸，或對潛在的危機敷衍塞責，導致危機事件不斷發生。最后，知識水平有限。變化多端的危機事件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不斷學習，不僅要具有管理學、心理學等方面的專業知識，還要掌握危機決策相關的知識。但是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由于缺乏危機意識或者極少接觸類似危機事件，危機決策學習的意識不足，危機處理經驗缺乏。另外我國缺乏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技能的專業培訓等制度，造成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知識不足。
3.危機決策的信息搜集系統不健全。
無調查無發言權。信息不僅是一種重要的決策資源，更是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依據。缺乏充足的信息資源，公共部門領導者的危機決策就容易出現偏差或錯誤。就我國而言，信息搜集系統存在以下缺陷：其一，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信息系統的技術設備較為落后，人員素質不高，造成信息系統的搜集力度不大，我國的電子政務、數據庫資源共享平臺等的建設都處于初級階段，信息的搜集一直沿用傳統的方式，同時信息系統的工作人員素質有待提高，這就造成我國信息資源不足，難以支撐公共危機事件的處理。其二，我國官辦的信息機構，除國家安全部門外，均實行分級管理制。在這種管理方式下，信息機構的獨立性大打折扣，當信息搜集的工作觸及政府或者某些領官員私人利益時，政府的自利性和官員的私利性便會凸顯，一旦缺乏監管，政府和公共行政領導者極有可能對信息搜集進行人為干涉，甚至不惜利用手中的權力對信息進行偽造、篡改，因而信息的真實性得不到保證。
4.決策的輔助機構作用不突出。
決策輔助機構是指由專家組成的輔助公共行政領導者決策的智囊團，它主要負責信息的搜集、處理、分析，方案的制定等工作，在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中發揮參謀咨詢的作用。事實上決策者在利用專家智囊團時存在一定的誤區和問題，具體為：一方面就公共行政領導者而言，一些公共行政領導者對智囊團的作用認識不足，或者過分依賴，將所有的工作全部交予智囊團，對其提出的方案全盤接受，將智囊團的作用過度擴大；或者咨詢意識不強，公共行政領導者過分自信，誤將智囊團當做秘書機構，弱化其真正作用的發揮。另一方面就智囊團本身而言，智囊團的專業素質有待提高，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研究人員的知識水平，實際的工作能力較低。智囊團成員結構有待改善，研究人員的年齡、氣質、經驗、知識等結構不合理，部分研究人員還擔任一定的領導職務，沒有足夠的時間從事政策研究分析。而且，作為智囊團中的專家學者在輔助政府決策的過程中應樹立高度的社會責任感。
5.危機決策的法制環境不健全。
法律是維護社會穩定，保證公平正義的基本準則，任何人的行為都不能逾越法律。處于非常態下的危機決策行為，需要法律為其提供正當性和合法性，然而現實中，我國危機管理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存在著很大的不足，具體說來分為：其一，由于對公共行政領導者行使危機決策權力的過程缺乏切實有效的監管，使得領導者危機決策權力的運用出現濫用或者缺失的現象。為了能快速解決危機事件，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危機決策的首要負責人，會在危機決策中迅速集聚權力，決策程序相對簡化，以便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作出決策。這一過程中，領導者的危機決策極易侵害公民的利益。此外，部分領導者因怕擔風險、擔責任，而在危機決策的關鍵時刻，放棄決策權力，不履行自身的職責義務，導致危機發展為災難。其次，現有的危機管理方面的法律體系存在很大的不足。部分現有的法律法規執行力度不夠，無論多么有威懾力的法律，如果不能得到落實，那么只能是一紙空談。此外，部分法律法規太過分散、老舊，需要及時補充更新，以適應復雜的危機管理工作。
四、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建議
1.增強公共行政領導者的風險和危機意識。
現實生活中，很多風險和危機爆發前都會有征兆，可是由于公共行政領導者風險和危機意識淡薄，在危機初露端倪之時，不能及時發現，采取相應措施，致使危機釀成大禍，帶來很多不必要的損失。這就要求進行危機決策的公共行政領導者，有較強的危機意識。一方面公共行政領導者樹立“居安思危”、“一切事情都有可能發生”的思想，在日常工作中，關注久積社會問題的變化，留心各類信息的傳播，培養自身的風險和危機識別能力，將危機決策納入日常決策中。另一方面，平時公共行政領導者要注意危機決策資源的積累，其中主要包括人財物等有形資源和信息、智慧、經驗等無形資產，這樣有利于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做出。
2.提高公共行政領導者素質。
首先，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的心理素質。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危機第一決策人，必須具備處驚不變、大膽果敢的心理品質。面對突如其來的危機，公共行政領導者具有很強的克制力，壓制內心的恐懼和焦慮，以沉穩冷靜的方式，快速有序地應對危機。同時，面對非常規的危機決策，公共行政領導者要果敢善斷，能準確地判斷危機發展趨勢，迅速獲取相關信息，并從眾多的備選方案中，準確地挑選出最佳的決策方案。其次，加強公共行政領導者的責任意識。在危機決策中，公共行政領導者要勇于承擔責任，積極履行職責，危難時刻不退縮，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想方設法化解公共危機。然而，從有限理性的角度出發，公共行政領導者作為一個社會人，在危機關頭的自利思想會影響其決策的正確性。因而，在公務員常規培訓中，要積極開展思想教育，同時加強對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處理過程的監督，對于、不履行職責的公共行政領導者加以懲處，達到以儆效尤的目的。最后，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知識水平。一方面要加強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教育，即組織公共行政領導者定期進行必要的危機決策知識、經驗和技能的學習交流活動，提升公共行政領導者的知識儲備，加深公共行政領導者對危機決策的認識，避免公共行政領導者因知識的缺乏而束手無策。另一方面進行必要的危機演練，即進行公共危機模擬訓練，展現危機爆發的情景，這種方式既豐富了公共行政領導者危機決策的經驗，又有利于領導者危機決策能力的提升。
3.完善信息系統，提高信息獲取能力。
由于客觀條件的限制，日常決策中，公共行政領導者不可能搜集到所有的信息，尤其在情況緊急的危機關頭，公共行政領導者更加不可能獲取足夠的信息用以決策。因此，在危機決策中，利用有限的條件盡可能多的搜集與危機相關的信息，就顯得及其重要。一方面要利用新型的科技手段，提高信息搜集工作的質和量，一改原來不科學的搜集方式利用互聯網、大眾傳媒等傳播速度快時效性強的信息傳播渠道，獲取更充足的信息資源。另一方面，改變原有的信息機構的管理體制，變分級式管理為縱向條式管理，建立一個直接隸屬于中央及地方各級政府的信息系統，廣泛搜集各種社會信息。
4.發揮決策輔助機構的作用。
從公共行政領導者方面而言，要徹底改變對智囊團作用的認識，面對日益復雜的社會環境和紛繁多出的危機事件，公共行政領導者要積極利用好智囊團的優勢，在決策制定中真正發揮智囊團的參謀咨詢作用，這就要求公共行政領導者，重新定義智囊團在危機決策中的輔助作用，促使其發揮最大的價值。從智囊團自身來講，國家要從硬件和軟件上支持專家智囊團的發展，軟件方面完善智囊團的人員結構，老壯青三者結合，提升研究人員的素質，同時發展和吸納復合型、綜合性的人才；硬件方面，扶持非政府智囊團，為他們提供資金援助。
5.健全危機決策的法制環境。
第三、專業社會工作社團有廣泛的組織力量與成員,以這些成員為骨干可以與社會工作者進行交流合作,可以與社會各個階層的群眾與個人產生互動效果,從而能夠及時了解社會及社會問題的變化發展,而且同樣可以增進各個區域的各種職能的社會工作者在跨領域地交流互換,提高工作效率。即“交流性”與“促進性”的功能。
當然一個專業的社會工作社團肯定還有很多的優勢,比如,在人事利用,籌集資金,發起救助活動等方面有其得天獨厚的方面。
(二)
進行有針對性,廣泛的社會宣傳
(1)針對性宣傳——即“骨干論”
社會工作服務社會肯定要取與社會當時中國貧富差距現象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有一部分人群經濟能力較強,而另一部分人的情況則不容樂觀。針對性宣傳的目的即針對富裕人群,使他們樂意捐出或捐助一部分物品或錢財,用以援助貧困人群,以達到盡量縮小貧富差距的目的。中國社會工作目前缺少對這部分人的宣傳,這也是一種社會資源的浪費。要用宣傳力量使私人捐助在扶貧基金中的比例增多,力求取之社會,用之社會。而富裕階層的捐助對普通階層的偶發性,微量性,無論是捐助的穩定程度和捐助的數量上都有很大的優勢,但目前對這部分宣傳群體的宣傳力度不夠,需要加大宣傳。
(2)廣泛性的宣傳——即“群眾論”
我國著名的報學史專家戈公振先生就曾說過：“廣告不僅為工商界推銷商品之一種手段，實富有宣傳文化與教育群眾之使命也。”從理論上看，公益廣告指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而為公眾切身利益和社會風尚服務的廣告。旨在引導一般公眾對突出的社會問題的看法和態度。通過倡導或警示等方式改變他們的觀念和行為，從而促進社會問題的解決或者緩沖。
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社會傳播現象。由來已久。早在時期。人們就把“抵制日貨，請用國貨”的標語刷在墻上和印在火柴盒上，傳播抗日救國的思想，號召人們使用國貨。解放初期，徐百益先生為配合抗美援朝，制作了幻燈廣告片《志愿軍在朝鮮》，為配合黨和政府的中心工作，還先后編制了普選、愛國衛生、婚姻法等廣告宣傳幻燈片100多套，供全國各地放映宣傳。黨的后我國廣告業復蘇，1984年由《北京日報》、《經濟日報》、《北京晚報》等幾家報紙聯合主辦了“愛我中華，修我長城”的贊助宣傳活動。1986年。貴陽電視臺攝制了我國第一則經過專業創作的電視公益廣告“節約用水”。1987年10月，中央電視臺在每晚黃金時間里播出的“廣而告之”公益廣告欄目受到了社會各界的關注和好評。1996年9月全國開展“中華好風尚”主題公益廣告活動。推出了大量宜傳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的廣告作品。1998年夏天，全國人民上下齊心抗洪救災期間也出現了許多優秀的公益廣告。在抗擊非典的行動中，公益廣告同樣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
公益廣告在我國的發生和發展，是我國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時代呼喚的必然產物。從我國國情出發，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傳統，來創造性地解決我們所面對的一切問題，這就是公益廣告的社會文化功能。我們希望通過公益廣告來塑造國民的文化性格，以構建起一種適應今天市場經濟需要的思想文化品德。提高國民的整體文化素質。
綜上所述，公益廣告應該是：面向社會廣大公眾。面對現實時弊和不良風氣，通過短小精悍的廣告形式、極其特殊的表現手法。激起公眾的欣賞興趣，進行善意的規勸和引導：匡正過失，樹立新風，影響輿論，疏導社會心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以維護社會道德和正常秩序，促進社會健康、和諧、有序運轉，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有序發展為目的的廣告宣傳。
我們今天正處在一個歷史轉折時期，人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不斷地得到改善和提高。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滿足于吃飽、穿暖和有住房了。一方面，在消費觀念上，人們有了更多的現代意識，講究科學，祟尚時尚，追求情趣，注重文化品位，體現自我價值。從另一方面來看，金錢以其巨大的震撼力，沖擊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同時也深刻地震撼著每個人的心靈世界。造成人們心理的失衡和行為的不適應，也導致一些人的舉止不當。所有這一切。使我們今天的生活變得更加撲朔迷離。使許多人心態失衡、行為失控。在這種形勢下，公益廣告怎樣才能把精神信息傳遞給受眾就顯得尤為重要。
在此過程中，公益廣告還起著提倡社會公德。引導和培養人們的道德感、義務感、責任感。進而幫助人們確立一種新的價值觀的作用，并且按照時代的要求規范自己的社會行為。激發人追求美好舒適的生活。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特殊的廣告形式，既是藝術的創造，又是文化的創造。凝聚著對社會生活的評價感受、理解。它所呈現出的價值取向、人文精神能夠使大眾在感受或欣賞設計作品時得到熏陶或影響。通過公益廣告的宣傳，把思想、意識、政治、信念、道德、紀律等信息傳遞給受眾。在提倡社會公德，呼吁文明進步、推動知識創新、科教興國、弘揚愛國精神各個方面，發揮其重要的輿論宣傳作用。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的廣告事業已是方興未艾、蒸蒸日上。公益廣告作為一種簡短易懂的廣告形式，來提倡一種社會公德，喚醒一種社會良知，樹立一種社會行為規范，敏銳地提醒和規勸公眾調整自己的社會行為，來改善我們周圍的社會環境和生態環境，營造一個有利于經濟繁榮發展與社會文明進步的和諧的人文環境，就成為它的首要任務，并在社會上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這種影響力首先來自公益廣告的真實性、可信性，讓受眾真切地感知到這是真實的。就是發生在我們周圍生活中的事實，這種心理的認同感，來源于它的貼近生活。《控制人口，刻不容緩》、《為了你和大家的健康，請停止吸煙》等一系列經過多重取舍、提煉、概括、加工之后再現的公益廣告。既保持了生活的“原汁原味”，又能引導觀眾對生活做出規律性的認知。讓人們領悟：什么是過時的、荒唐的東西，應該拋棄；什么是新的適時的、得體的東西，應該學習、力行。從對這些廣告的品味中，讓大家去正確地理解人生，領悟人生真諦。感受到我們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真情厚誼。
公益廣告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都在于它的社會公益性，“公益”通常是指廣大社會公眾的共同利益。當一個人的行為損害或危及了別人的利益時。即侵犯了公眾的利益。公益廣告始終把目光盯住人自身的完善，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從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上開掘主題。來規范人們的社會行為，倡導新風。
一個文明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社會個體成員通過良好的系統的教育，學習人類社會通行的行為規則，成為一個文明的人、善良的人。如“希望工程”系列廣告、為殘疾人獻愛心系列廣告等，都旨在正面提倡個體的文明修養，對社會的責任感、義、務感、對社會秩序的自覺遵守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與溝通、相互尊重與溫情、良好的社會風尚等，這樣有利于消除人與人、個體與社會的摩擦和對抗，促進整個社會的文明進步。如在許多對義務獻血的宣傳中，有一句話是：我不認識你，但我要謝謝你。一句樸實無華。返璞歸真的話語。卻是一種至真至純的精神境界。這樣的一句廣告語，深入人心，其沖擊力和影響力自然不言而喻。
公益廣告作為社會教育的一種手段，不是強制的教育。而是通過溝通、勸導、警示等多種方式來影響民眾，傳遞社會提倡的精神和美德。喚起人們真摯的情感。警示公眾規范自己的行為，促使人們建立一種社會意識和社會責任，增進公眾對社會問題的了解和關注，從而得到公眾的理解，也有助于矛盾的化解。所以說，公益廣告的魅力就在于“潤物細無聲”，它能夠產生耳濡目染、潛移默化的效應，使公益廣告傳播的觀念在人們的生活中，自覺不自覺地受到影響，產生情感上的共鳴，自覺和無意識地接受設計作品的教育和熏陶，對塑造人類心靈，創造人類精神財富以促進社會文明進步，都會產生巨大和深遠的影響作用，比一般理論教育更強烈，也更持久，起著單純說教、灌輸所無法起到的作用。
人與大自然的和諧發展、共生共存是當代人類社會面臨的一個重大而緊迫的問題。保護環境已成為世界各國人民的共同任務，公益廣告為此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如《鳥是人類的朋友》、《保護地球就是保護我們的家園》、《愛護花草，美化環境》等，對提高全民的環保意識，使大家認識到保護人與自然的共生共存，發揮了很好的作用。
在工會經費實行獨立管理的方式上，有條件的單位工會，應開設銀行基本賬戶，設立工會會計機構，配齊財務人員。人員編制確實有困難的可委托上級工會成立結算機構，實行集中核算、分戶管理，以實現工會對工會經費的所有權、使用權和職工對經費的監督權。
二、要有經費提供保障
工會沒有經費或經費得不到保障，規范管理就無從談起。解決經費收繳難的問題可從以下三方面入手：一方面要不斷深入宣傳貫徹《工會法》，按照全總擴大收繳面，提高收繳率的要求，收取建會籌備金，擴大應收范圍。二是對不予撥繳經費的單位要聯合上級工會和稅務機關，實行稅務代征，必要時申請法院強制執行。三是要主動把工會工作融入到黨政工作中去，爭取重點工作與黨政一起調查研究、一起布置安排、一起督促檢查，共同推進。積極爭取行政方面的支持，尤其是對工會大型投資項目的支持。日常救助工作和工會開展的活動還可與本地知名企業、社會機構聯系，以取得社會更多方面的支持。
三、要加強財務制度建設
工會組織要結合對財務工作的新要求，不斷改進完善本單位財務管理制度，如，規范各項專項資金管理辦法，發展壯大職工互助儲金會,完善職工幫扶體系建設。另外針對工會經費開支、工會會費收入、經費上繳等方面工作，要健全完善必要的制度、措施和辦法，并切實抓好貫徹實施，實現用制度規范，用制度理財，用制度指導工作。在固定資產的購置、驗收入賬、使用、處置、清查等環節要加強管理，對行政撥付工會的固定資產要做好登記工作，轉移、借用、報廢的要按規定履行手續，把好資產處置關，確保工會資產不流失。
四、要堅持民主理財
堅持民主理財，要進一步增強經費使用的透明度，可以利用單位局域網、報紙、廠務公開欄等媒介，公開工會助學名單、救助標準等經費使用情況。堅持工會主席“一支筆”審批制度，重點開支由工會委員會集體討論決定。要主動征求經審會對工會經費使用、資產管理等方面的意見。成立專門委員會妥善管理專項資金，制定管理辦法，建立健全監督機制、約束機制，保證合理運用。另外還要暢通信息渠道，主動接受群眾管理監督。
五、要與經審工作相結合
基層工會在推動財務各項制度的執行與落實過程中，在促進財務規范化建設進程中，要積極爭取工會經審組織的支持和配合，不斷健全完善工會財務工作年度審檢制度，工會經費收繳使用情況向會員大會報告制度，工會主席任期內審計制度等。尊重和支持經審會的工作，積極配合經審會對工會經費、資產情況進行審查和監督。加強工會經審與財務共同對基層工會工作的指導，使工會財務工作得到健康發展。
六、要強化財務規范化考核
工會財務管理規范化建設是一項長期工程，要建有定期考核的評價、驗收辦法。上級工會應將工會財務要求規范的各項內容細化，逐項設立分值，每年要求基層工會對照開展自查，對扣分項進行說明，制定整改方案。對認為已達規范化要求的單位，可進行規范化單位申報。上級工會組織對申報單位進行考核，考核合格的，發給確認標識。要把財務規范化管理工作同工會主席任期內業績考核掛鉤，使工會主席真正成為工會財務工作的“第一責任人”。
七、要培養高素質的工會財務干部隊伍
論文關鍵詞：社會化；城市農民工子女；養成教育
城市農民工子女是指非本市籍而在本市務工的農民工的孩子，他們是我國改革開放后經濟發達地區出現的新群體，由于生活、學習和文化等環境的巨大變化．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和行為習慣和城市規則格格不入，難免發生這樣那樣的沖突，造成各方面的不適應。養成教育的目的是將一個自然人訓練、教育、培養成為符合社會要求的社會成員．通過與別人的接觸和互動．學習并內化社會規范，而成為個人人格的一部分，最終實現個體社會化。社會化是人類社會文明不斷傳遞和發展的基本條件．最終目標是培養掌握了社會群體行為方式、并將社會文化內在化了的“社會人”，這一目標使農民工子女的養成教育面臨更大的挑戰。
一、城市農民工子女在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偏差行為
對“偏差行為”這一概念的界定是非常困難的，從社會學意義上說，主要是指那些超出常規，偏離或違背社會道德、紀律規范和法律規范的行為]。主要表現為三類：(1)違紀行為，即違反特定場合的特定管理規范的行為。如不遵守學校紀律，上課說話，小動作多，不按時交作業，考試作弊，頂撞老師，曠課，逃學，欺負低年級同學等。(2)違德行為，即不遵守社會公德。如公共場所不懂禮貌，不講文明，說話帶臟字；不愛護公物．亂貼亂畫，隨地吐痰，亂扔紙屑和廢棄物，騎車出入校門口不下車，坐公交車逃票，不給老弱病殘讓位，拾遺不報等。(3)異常行為，即由于個體自身某些特殊的精神問題或心理因素及其變化引起的違反社會規范的的行為，這種偏差行為更多的只是因為自己行為的不正常而在客觀上造成對他人的損害。如身著奇裝異服，言行怪異，離家出走，早戀．吸煙，賭博，甚至吸毒，酗酒，自殺等。這些偏差行為大多是由輕微向嚴重型發展．如不即時采取有效的矯正措施，最終使城市農民工子女更難以被城市人群所接受。
二、城市農民工子女在養成教育方面的影響因素
社會化的環境分為宏觀環境和微觀環境．前者是指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制度，它決定著社會化的文化目標與內容。后者是直接對個人社會化起作用的環境．即受化者生活于其中的具體的環境．包括家庭、學校、社會等…。
(一)家庭因素
家庭是人們接受社會化的最基本的文化環境和最早的單位，幾乎任何人都出生于某個家庭，家庭在客觀上成為人生受教育的第一個課堂，父母作為子女的第一個老師，其自身的諸多素質會對子女產生重要的影響”。
一是家長個人修養差。如不講衛生，言行粗魯，與人相處不講究方式，夫妻雙方經常吵架打架，有時甚至跟學校老師鬧矛盾，騎車出入單位大門不下車，和門衛起爭執，上公交車不買票或不給兒童買票，到超市白吃東西或順手牽羊，賭博等。他們這些有心無心的錯誤，不僅有損自身的形象，而且成了子女模仿的消極對象．嚴重影響了子女的身心健康。
二是家長工作繁重，無暇顧及。農民工多從事高強度、低收入的職業，沒有固定的上下班時間．根本無暇顧及子女，更不必說對孩子的心理輔導了。很多家長甚至無力照顧好孩子的三餐聞題。把錢給孩子讓他們自己解決，至于孩子拿錢做了什么，家長就不聞不問了。有的孩子住地離學校較遠，早出晚歸，孩子學習如何，做了什么，家長根本就不知道，也沒有精力過問。
三是家長對養成教育的重要性認識不清，或因自身文化素質偏低心有余而力不足。據調查，大部分農民工高中以下學歷，85％以上的家長最看重的是分數，而對其它教育根本不重視。更有一些家長從自身的處境出發有“讀書無望”的錯誤認識，認為“學多了也不一定有用”．至于養成教育，更是根本沒考慮過由于家長文化水平不高．在家庭教育中對孩子缺乏耐心的說服教育。動輒訓斥或打罵．這些不當的教育方式根本不能深入心靈．只是表面的管教，對孩子來說這種家庭教育幾近空白。
四是家長經濟條件限制。農民工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據國家統計局《城市農民工生活質量狀況調查報告》顯示：一半以上的農民工月收入在8oo元以下，其中月收入在500元以下的占l9．67％．月收入在500元一800元的占33．66％，只有一成的農民工的月收人超過了1500元。而子女的學費。
借讀費等超過一個農民工年收入的64％，這對于一個農民工家庭來說確實是一項龐大的支出。農民工在沒有特別謀生技能的情況下。拖家帶口進城工作．能在城市中生存下來很不容易。有相當一部分農民工為減少支出，選擇居住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民房中，居室狹小，條件惡劣，狹窄的空間無法使農民工子女養甫皂好的學習和生活習慣，更無法給他們提供追求更多知的機會．如購買課外讀物，參加文化活動等。
(二)學校因素
社會需要系統地對新成員進行訓練．而學校的產生是人類社會化手段一個質的飛躍，它使人類的教化活動進入了一個有組織、有計劃、在社會嚴密控制下快速進行的階段，它是社會化的專門職能單位…。由于經濟困難，大多數的農民工子女在專門開設的簡易學校，這些學校收費相對低廉，但是其軟件設施與公辦學校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和弊端．例如：硬件設施不達標．安全問題難以保障．師資力量薄弱，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學籍管理難以統一，教學管理不規范等。即使在公辦學校就讀，由于農民工子女的學習基礎差，學習環境差，會影響整個班級和學校的教學質量和業績考核．這樣就使得很多學校和教師不愿意接納農民工子女，勉強接納后也會不時流露出厭煩在公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子女與城市學生的待遇不同，在教育權利是不平等的。公辦學校的同輩群體，即城市同齡人對其排斥，歧視也隨處可見的。或對其謾罵、羞辱、孤立，或對其疏遠、冷淡、嘲笑等。農民工子女面對教師的不公平對待、同齡人的排斥和學習上的困境，其心里支撐力相當薄弱。
(三)自身因素
一是舊有的生活習慣使然，目前，我國農村和城市在各方面差別都很大．農民工子女大部分來自生活條件惡劣的貧困家庭，他們無論是從農村轉來還是出生在城市的，總是沿襲著父母舊有的生活習慣，如個人衛生臟亂差等。農村生活條件差，不可能時時洗臉洗手，更不可能天天洗澡，沒有那么多衣服，就談不上經常換洗衣服，他們把這些生活習慣帶到了城市并習以為常．即使到城市后生活狀況有所改善，節約的習慣仍然使家長舍不得為孩子在個人衛生和整潔上投入更多的資金。
二是自卑感與抵觸情緒，大多數農民工子女都或多或少面臨這樣的問題：由于父輩在城里社會地位較低，一些城市居民輕視農民工．甚至是農民工子女也會遭到歧視：再者因為農民工子女從小就缺少系統正規的學前、學校教育，在接受知識方面大多數不如城里孩子．在個人藝術特長方面，總體程度較低，相比之下，無法展示自己的優秀面。容易產生自卑感；還有生活條件的差異．使農民工子女在穿著打扮、平時吃喝、學習用具等方面均不如城里孩子，有些情況下還會因此遭到城里孩子的嘲笑。這些都會在他們幼小的心靈投下陰影，使他們在與城市孩子的交往中產生失落、自卑感，最終使他們產生白暴自棄或是逆反的心理。自暴自棄者認為自己處處不如人，索性就這樣了，不再進取；逆反者則產生抵觸情緒，處處和教師、學校、社會對著干，會成為問題少年和社會不安定因素。以上種種情況說明，幫助農民工子女實現社會化，其養成教育的實施相對更困難一些。
三、對農民工子女實施養成教育的社會途徑
根據生態系統理論，在人與環境的互動框架下，影響青少年的發展系統分為微觀系統，中間系統，外層系統和宏觀系統四層系統中有一個出現問題，都會不同程度影響青少年的健康成長。
(一)優化微觀系統是基礎
微觀系統是與農民工子女有直接關系的環境，主要是家庭環境。家庭是育人的起點，家長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師，良好的家庭教育有助于兒童從小養成良好的行為習慣和道德規范．這要求家長們要做好以下幾點：一是要言傳身教，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父母的良好品質不需過多的說教，便可潛移默化在孩子身上；但是如果家長作風不正，精神上的污點也容易“傳染”給孩子。所以家長應該率先力行，做好孩子的表率。二是家長要關注孩子，教育孩子。教育好孩子是父母不可推卸的義務和責任。孩子的成長，家庭教育起重要作用。家長要用足夠多的時間過問孩子的生活學習，轉變和摒棄錯誤的教育觀念和教育方式，不斷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三是要提高自身的教育水平，做好家校銜接。教育兒童是全社會的事，教育部門特別是學校有義務幫助農民工提高家庭教育的水平．如開辦家長學校．開設符合實際的授課內容，利用家長會開展專題系列講座，邀請家長參與學校豐富多彩的教育教學活動。建立家校聯系本，主動與家長電話聯系等。
(二)創造良好中間系統和外圍系統是主陣地
中間系統直接參與的各組織之間的聯系。外圍系統是不直接影響對象的環境和單位。對農民工子女來說主要是指學校，學校是對全體青少年進行養成教育的主陣地，也是縮小城鄉文化差異的主要機構，學校在對農民工子女進行養成教育時，要特別注意以下幾個問題。
一是要加強宣傳教育．消除歧視心理和歧視行為。學校和老師應本著積極地角度影響市民看待農民工子女．尊重他們的合法地位和權利，通過教育端正城市居民的認識，培育城市和農民工的親和感，認同感，提供農民工與城市社會交流互動交流的機會，逐步化解農民工與市民間的誤解與隔閡。
二是要平等實施教育，同等標準要求。學校在制定各項規章制度和開展的各項活動時，都要對農民工子女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撫平農民工子女的心理落差，讓其克服自卑感，從心理上站起來。同時不能因為是農民工子女就放松要求，同樣嚴格才能達到同樣的目標，教育他們真正從自身做起，從良好的習慣做起．培養其健康的人格。
面臨的問題。我國工會組織在發展過程中難免遭遇挫折，首先，我國工會是以“任命制”或“委派制”為主要形式的，這就造成工會在行使職能中都是對上級負責而忽略會員的利益。長久以來在職工群眾中的信任度和權威一度降低，群眾基礎日漸薄弱；其次，現在的企業中，工會不是必需的組織，處于可有可無的尷尬境地，發揮的作用也是微小的，這主要是因為工會干部力量、活動場所、活動經費等基本建設條件沒有給以重視，未得到保障[2]。面臨的挑戰。和諧社會的建設要求我國必須進行社會轉型，在轉型的非常時期，社會形態、經濟體制、利益結構和群眾傾向都會發生巨大的變化。我國社會的轉型必然不能面面俱到，會損壞一小部分人的利益，從而導致眾多職工的下崗，深化了社會的矛盾，政府的公共服務會遭受群眾的責難，受到質疑。矛盾的不斷激化會動搖社會秩序的穩定。現代金融危機的威脅下，我國原有的企業管理制度和勞動關系受到沖擊，進一步增加了社會不穩定因素。我國企業的深化改革，使得各社會矛盾和問題逐漸浮出水面，大眾對國內經濟、文化的發展和與外界交流的不斷加深的觀念層次不斷加深，思維方式開始轉變。從近幾年發展來看，我國非公有制經濟成分在國民經濟中仍然處于極大的優勢地位，經濟成分也不斷地向著多元化發展，這一變化引起工人隊伍的大規模膨脹和勞資關系的日益復雜。可想而知，工會因為工作領域和對象的大部分調整，必須更加地鞏固自己，不斷求新向上。
建立健全服務機制。一是健全勞動競賽動力機制，給予企業發展新生命。發動創新思維，通過積極動競賽的新思路、新途徑、新方法，引起黨委和政府的高度重視，與發改委、財政、勞動等部門頻繁接觸了解，緊密聯系，積極合作，從而激發大量中小非公企業參與各類競賽的興趣，從而更加完善競賽制度，提升活動水準和現實效能；二是健全評先創優引領機制，使得先進模范樹立良好榜樣，成為導航燈[3]。進一步改善工會的先優評價制度，尤其針對各級勞動模范的評選和表彰工作的建設，發動勞動模范的奉獻精神，主動教授技術服務，積極解決企業的技術難題，在企業中加大宣揚勞動模范和先進人物創新和奉獻的精神，從而促進企業的快速發展和提高；三是健全職工素質提升機制，促進職工全面發展。在職工培訓方面，精神關注和財力投入要并重，這樣才能使得職工培訓體系更加健全，并且要建立完善的經費監督制度，使企業培訓經費使用情況透明化。把職工的道德素質，愛國意識，科學技能水平的提高納入考量，給予重視。精心設計服務載體。緊跟時代步伐，響應黨的號召，爭創“共同約定行動”、“工人先鋒號”，繼續堅持和不斷完善“同舟共濟保增長，建功立業促發展”競賽活動、把創新品牌的打造納入攻堅工程的建設。工會應該成為職工們的“大學校”，鼓勵市職工利用業余時間進行學習，積極參加培訓，加大培訓基地建設的投入，爭取把職工“技能培訓、競賽、晉級”一體化的工作機制融入企業發展中，如有先進操作（服務），則可通過以工人名字命名的方法進行鼓勵，推廣藍領人才品牌的建設。要通過推進和諧企業的制度建設使得我國和諧社會的建設更上一層樓，在工作激勵和權利約束制度的建設方面給與充分落實，各企業間共同推進合作，協調政府與工會和勞動者三方關系，同時規范各方協商機制，完善勞動關系的矛盾解決機制，切實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把創先爭優活動與實踐相結合。企業制度規劃中，要切實的把創先爭優機制理論與市委、市政府重點工作的實踐活動結合起來，以大帶小，如通過大型項目帶動經濟、大活動推動發展、大平臺拉動增長，確保創新活動符合大眾需求，取得社會實效。一是面向世界樹立新形象，推動經濟轉型并且升級。近年來，國際形勢以及國內經濟社會的局面變得日益復雜，企業各機關部門干部職工要適應這一變化，必須提升他們的科學發展能力，企業隨機應變、抵御市場風險的能力也備受考驗，創新思維的激發，活力的提升有待探索，我們應該大力開展“創新突破建新業、轉型發展立新功”的大行動，在市級機關基層工會組織和市級機關部門之間展開競技，虛心接受合理意見，使得機關干部向服務型人員轉變；二是突顯和諧社會建設中的優勢，在和諧企業的建設方面，把企業、市級機關作風建設領導小組和接受作風評議的園區工會都召集起來，共同聯合，創建利于工會組織發展的長效機制。各企業間加強交流，互相走訪，互提建議，敢于對市級機關部門單位提意見，求改善。借鑒外國先進企業的企業名庫制度，即在企業名庫中不定期的隨機進行企業的抽取，對市級機關部門進行計分評價，定期進行跟蹤和分析，這樣市級機關部門就處于企業的監督之下，有利于其職能的發揮和的服務質量的保障，從而建立群眾公信力。
總之，工會組織應該以職工群眾的利益為根本利益，注重維護職工合法權益。一切因社會轉型而引起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甚至轉化為機遇。我們需要做的是，注重創新思維，改變原有陳舊工作理念，做到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工會組織注入新活力，發揮工會組織的強大力量。
本文作者：李強工作單位：中國水電顧問集團西北勘測設計研究院
實現文化公平，既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也是其重要條件。我國現階段的文化公平問題主要是轉型時期文化資源配置不平衡和制度安排上的不盡合理造成的，要實現文化公平、構建和諧社會就必須重視教育的功能，發揮政府以及民間力量等方面的作用。
關鍵詞：文化公平和諧社會和諧文化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我們黨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局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戰略任務。和諧文化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有沒有和諧的文化，是衡量一個社會是否和諧的重要尺度。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明確指出，要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積極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創造更多更好適應人民群眾需求的優秀文化產品。構建和諧社會的首要之意就是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而社會成員之間對公平和正義的追求，既包括經濟生活的需求，也應當包括文化生活的需求。
一、文化公平與和諧社會
（一）文化公平是和諧社會的重要特征之一
和諧社會是一個尊重傳統、包容歧異、主流鮮明、個性張揚的社會。文化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作用受到廣泛的重視。韋伯把新教倫理看成是資本主義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帕森斯和斯梅爾塞（1956）的功能主義經濟社會學理論認為，文化對社會具有系統維持功能；諾思認為文化（意識形態）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具有節約交易費用的功能。文化包括風俗習慣、傳統、慣例、道德倫理、價值觀等，它是資源配置的“第三只手”，在無形中引導人們從事著社會交往活動。
從社會學的角度理解，廣義的文化總括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能力、物質的和精神的全部產品。狹義的文化指精神生產能力和精神產品，包括一切社會意識形式，有時又專指教育、科學、文學、藝術、衛生、體育等方面的知識和設施，以與世界觀、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識形態相區別。在文化的功能上，社會學認為，文化是社會或民族分野的標志，它使我們的社會有了系統的行為規范，也是社會團結的重要基礎，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社會中的人。從這個意義上看，社會成員能否公平公正的占有社會文化資源是社會和諧與否的重要標志之一。文化資源的分配如果公平公正，就會增進整個社會的凝聚力，成為社會經濟發展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反之，如果在文化上出現不公的分配現象，也必然就會產生社會不同地區、不同群體之間的隔閡，阻礙社會的良性運行與協調發展，從而成為構建和諧社會的障礙。
維護和保障人民群眾的經濟、政治、文化權益，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一直是黨和政府的奮斗目標。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越來越多的人民群眾享有越來越豐富的文化發展成果，包括文化在內的生活質量逐步提高。而且，以經濟發展為后盾，為群眾提供廣泛的文化服務的能力也明顯增強。但無可否認的是，文化分配不公的現象依然存在，由此產生的文化矛盾，也具有社會矛盾的性質，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最終解決，就會影響社會的和諧與穩定。
（二）現階段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的文化公平問題
著名教育家羅爾斯通過對公平問題的探究，提出了公平的三條原則：（1）每個人都能獲得最廣泛的、與其他人相同的自由；（2）一個人獲得的不均等待遇，如地位、職業、利益等應該向所有人開放；（3）如果起始狀況（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同，處于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就應該用“補償利益”的辦法來保證。參考羅爾斯，本文認為文化公平主要是指為了使每個人特有的需求得到滿足，必須提供相同的享有文化資源的機會和權利，這種機會和權利不應該受到地域文化、階層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影響。
目前，在我國廣大人民群眾總體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時，由于多種因素的作用，我國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了一些比較突出的社會公平問題。城鄉之間、行業之間、部分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在經濟生活上出現貧富懸殊，反映在文化生活上也存在較明顯的不公平現象。城里人文化生活比較豐富，農村群眾的文化生活相當貧乏；一部分人享受著各種高水準的文化消費，低收入家庭、困難家庭有的幾乎與文化生活無緣，相當一部分進城務工的農民仍然處在“除了干活就是睡覺”的狀態，享受不到基本的文化生活。這些問題是在構建和諧社會的過程中需要著力加以解決的。
二、文化公平問題的根源：資源配置與制度安排
現階段的文化公平問題，與其他社會問題一樣，是與我國當前轉型時期社會運行機制的非協調運轉密切聯系的。這種轉型背景反映在文化公平問題上，主要是文化資源配置和制度安排中的不合理成分，具體表現在：
（一）地區文化資源配置的不均衡性。
文化作為一種上層建筑，是社會現實，特別是經濟現實的反映。由于我國地域寬廣，加之自然條件和歷史原因，各個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程度不一樣，文化環境差異很大。一般來說，東部地區在改革開放之后，經濟上進步更快，這些地區經費充足、力量雄厚，文化設施完備而且比較先進，為當地居民的文化娛樂活動提供了較好的物質保障；而西部一些地區，由于本身經濟發展滯后，資金不足，致使文化娛樂設施落后，難以滿足本地居民的正常需要，同時在規模和數量上也難以與前者相比較。最明顯的一個例子是，作為衡量文化資源占有量一個重要標志的高等學府，2002年在中國的分布分別為：北京共有普通高校61所、遼寧66所、江蘇73所、上海45所、山東65所、廣東62所，而西部的廣西只有30所、貴州30所、云南28所、甘肅18所、3所、青海8所、寧夏8所、新疆21所。①
因此，區域文化的發展不平衡是中國目前最突出的國情之一。文化資源配置的失衡，致使西部文化設施建設長期滯后，這不僅嚴重損害了文化公平，也構成了對當前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深刻制約。
（二）文化資源配置的城鄉差距
“城鄉二元結構”已經成為目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個嚴重障礙，這也已是學界的一種共識。這種社會結構反映在文化資源的配置上，主要是由兩種不同的資源配置制度。改革前中國社會中的資源是由行政性的再分配，而不是由市場來進行配置的。比如，教育和文化公共設施的投入。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完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的；而農村中的教育和文化設施，國家的投入則相當有限，有相當一部分要由農村自己來負擔，由于經濟上的限制和文化素質上的制約，農村的公共文化設施幾乎沒有，文化資源相當匱乏。
體現到現實生活中，主要是城鄉居民文化消費數量和結構上的巨大差異。據2004年文化部在甘肅、寧夏、四川、浙江、湖南、福建等地的調研顯示，近幾年來，北京、上海、廣州等大城市的春節文化市場總是熙熙攘攘，各種文化娛樂活動令人目不暇接，總體消費走勢較好。而在一些基層鄉鎮，春節文化活動顯得單調，文化場館設施簡陋，也未舉行像樣的文化活動。此外，一些鄉村盡管建有文化站、閱覽室、讀報欄，但圖書以武俠小說居多，期刊雜志以言情媚俗為主，科技類、致富信息類讀物非常少見。村民抱怨：農閑時節想讀書“充電”，走科學致富之路，尋尋覓覓中，卻找不到“電源”所在。于是，打牌、賭博成為了多數農民消遣娛樂的方式。一些富起來的農民在過節時開始釋放一年的疲勞，打牌竟成為寒冷鄉村的一項最普及的文化娛樂活動。②
（三）文化資源配置的階層差異
社會分層是指人們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依據社會關系不同層面上的同一性而形成的社會層次結構。由于我國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勞動還是人民謀生的手段，廣大勞動人民內部由于社會分工而造成的階層差別依然存在。隨著階層文化貧富差距加大，不同階層享受公共文化資源的權利受到影響。
首先，社會分層萌發不同的階層文化。如處在較為富裕群體里，就會有較高的文化價值期望，并能夠更主動地提出對文化的較高期望，處于這個階層里面的成員也相應地表現出更高的成就動機，這就是著名的“皮格馬利翁”效應；相反，處于貧困階層的成員，由于自身接受信息的機會收到周圍環境的限制，對自己及其周圍的成員的文化期望較弱，甚至會產生文化貧窮的惡性循環。
其次，社會經濟地位產生不同的文化資源占有機會。由于家庭的文化資本不同，所占有的文化資源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會不同，貧困階層絕大多數沒有條件享受比較好的文化資源，農村和城市在占有文化資源的可能性方面亦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等等。以接受高等教育為例，盡管當前我國加快了高等教育大眾化步伐，但社會分層在高等教育入學機會和專業選擇上的影響仍十分突出，其基本順序是：干部、工人、農民。城鎮考生，尤其是干部子女，他們一般具備較好的家庭文化條件，而農村地區及城市里的貧困階層由于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限制，在接受教育的機會和綜合素質上都會處于比較劣勢的地位。
（四）公共文化服務體系不健全
當前公共文化服務體系的弊端突出表現一下幾個方面：
一是公共文化服務的各項資源分布不平衡。如上所述，總體看，東部地區相對于中西部地區，中心城市相對于邊遠地區，城鎮相對于農村，其優越性是一目了然的。即便是一個省、一個城市，其公共文化的資源分布也是不盡合理。當前我國許多地方的商業中心的改造和行政中心的搬遷，大多從經濟著眼，缺少公共文化服務的意識。
二是公共文化服務、產品的供給與需求嚴重脫節。政府及相關部門提供的服務和產品，由于缺少調查和論證，往往性質和形式單一，難以得到公眾歡迎。如許多文化館多年來服務方式單一，對現代文化形式、內容缺少研究，很難吸引公眾上門，遠不能滿足群眾對公共文化服務、產品越來越多樣化的要求。公共文化服務強調的受眾平等，并不是平均。
三是沒有對文化消費的貴族化傾向進行有效遏制。在今天，藝術展演不可能再是免費享用的文化大餐已是常識。但演出的成本和利潤變本加厲地加到了觀眾的頭上，造成了今天的“天價”票盛行。這將會把一般民眾排除在基本的文化消費領域，使文化只成為某些富裕群體的“奢華品”。文化消費的“貴族化”傾向正以和文化設施崛起同樣驚人的速度發展蔓延，成為城市管理者必須面對和正視的一個問題。
三、實現文化公平，構建和諧文化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著力建設和諧文化，而公平與公正應該成為和諧文化的重要特征。我國現在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的文化公平，不可能是絕對的，只能是相對的。但我們必須努力創造條件去逐步縮小城鄉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在文化生活上的過大差距。要解決當前的文化公平問題，筆者認為應當主要應該把握以下幾個方面：
1.把教育公平作為奠定文化公平的基石。
和諧社會的構建要通過促進社會的公平和正義去實現，而教育公平是正是社會公平價值在教育領域的延伸和體現。教育作為一種社會設置，具有傳授知識與技術、傳播文化的功能，是實現個人社會化和向上流動的重要手段。從這個意義上講，實現教育公平是實現社會公平特別是文化公平的重要途徑和根本前提。
長期以來，學費高、亂收費已成為全社會關注的重要問題。這些年，各個地方都針對教育不公平現象出臺了措施，如對貧困生實行助學和貸款措施、對“高考移民”嚴厲打擊等，而且在有些學校已經形成了制度。遺憾的是，但執行起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缺少法律、法規的可操作性，因為公平觀念和人文關懷的落實本身就有很大伸縮性。
因此，應在教育領域普遍倡導公平文化，將教育公平作為教育精神大力弘揚，國家首先應該保證和營造受教育的公平環境，從制度上嚴格限制、懲罰那些違反教育政策的行為；其次，教育機關還應該對自身進行公平教育意識再教育，特別是基層領導者，在樹立經濟意識的同時，更要具有公平意識和人文關懷精神，充分考慮到貧困生的困難，設置綠色通道，奉獻愛心。此外，要加強對教育腐敗與教育特權的監督，通過建立體制內和體制外的監督機制，防止和懲罰教育腐敗，堅決取消教育特權，保障教育公平。總之，教育必須適應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成為提高國民素質重要途徑，最終達到以教育公平促進文化公平。
2.構建有利于實現教育公平的公共文化服務體系。
在不對政府的職能、權限進行明確的界定和限制的情況下，社會文化發展是不可能真正走上和諧發展的道路的。政府要真正推進文化建設，就必須注意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在那些具有公共物品性質的文化產品(如義務教育、公共博物館、公共圖書館等)的提供上，必須建立健全文化資源配置的公共選擇機制，確保公共文化資源配置的社會公平。文化資源特別是教育資源的公平分配，是實現社會公正的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徑之一。要糾正目前廣泛存在的政府文化投資熱衷于“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以致大量奢侈豪華、鋪張浪費而利用率極低的所謂文化工程，同義務教育捉襟見肘的情形形成鮮明對照的不公平現象。
其次，文化生產和消費是構建和諧社會不可或缺的重要環節，讓最普通的百姓能夠用最平民的價格享受高品位的文化，這是政府應盡的職責。政府的政績不僅在于建造了多少標志性的文化設施，更在于多少市民在這些設施里享用了高品位的文化。正如一些專家所建議的，公益性原則、非暴利原則、法治原則、市場調節和宏觀調控相結合的原則，應該成為演出市場定價的根本依據，文化消費的貴族化傾向應該而且必須得到有效遏制。
最后，在政策的制定和運行上向“文化弱勢群體”傾斜，為文化公平提供政策保障。為了保證文化財富在分配對象、分配內容和分配方式上的公平正義，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政府在公共政策的選擇上應該注意向文化弱勢群體傾斜，保障和維護公民的基本文化權益。目前，農村人口在我國總人口中仍占有相當高的比例，改革開放以來，他們的文化生活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仍然十分貧乏。城市殊群體也很少有文化生活，農民工更處于文化饑渴狀態。正是出于向文化生活貧乏群體傾斜的考慮，文化系統高度重視基層文化建設。
3.鼓勵并善待有利于基層文化建設的民間力量。
實現文化公平有一塊很重要的就是基層文化建設，就是為最基層的群眾送去文化生活。隨著近幾年社會經濟的發展，群眾的文化生活也越來越豐富，但是政府在基層文化建設方面也未必就能面面俱到，志愿者、民間組織的出現恰好可以填補這塊空白，它們既為老百姓帶來娛樂和享受，同時也促進了社會文明建設，為實現文化公平、構建和諧社會起到了積極作用。
要發揮民間力量在基層文化建設，成為促進文化公平的途徑，需要加強對民間力量的正確引導，為它們的發展營造健康的生態環境。一方面要引導民間力量融入時代和社會，一方面又要珍惜其與民間社會、與民族民間文化的天然聯系；一方面要避免政府部門的過度干預，為文化建設的民間力量營造健康的市場環境，一方面又要要加強文化市場管理，打擊種種違規違法行為，反對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設置地方保護的壁壘。注釋：
①中國教育年鑒編輯部：《中國教育年鑒》，人民教育出版社，2002；
②《春節文化消費不均衡》，/sd/z629.html（具體作者不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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