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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替代關系理論
Mundell（1957）利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的標準國家貿易模型，提出了“替代關系理論”，即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相替代的關系。該理論的前提假設是：（1）只存在兩個國家、兩種產品和兩種要素（勞動和資本）；（2）兩國的要素稟賦存在差異，一國是勞動密集型國家，另一國是資本密集型國家；（3）兩種產品中一種屬于勞動密集型產品，另一種屬于資本密集型產品；（4）勞動和資本的邊際生產率只依賴于生產中投入的兩種要素的配置比率；（5）不變的規模報酬，即產品產量的變動比率和要素投入量的變動比率一致。在這些假設的基礎之上，Mundell認為，當兩國僅存在要素稟賦方面的差異，他們必然會展開貿易，并且這樣的貿易會使得世界各國的要素價格實現均等化。可是，現實世界很難達到前述的嚴苛的前提假設。而且現實中各國存在貿易壁壘，所以現實情況下，貿易障礙會導致資本的流動，產生對外直接投資；反過來，資本流動障礙也會產生貿易。所以Mundell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關系。
Vernon（1966）在對美國式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進行解釋時，提出了著名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該理論將產品生產分為三個階段：（1）新產品階段，產品剛剛被發明和生產出來，屬于技術密集型，跨國公司擁有壟斷優勢，因此該階段由母國生產并以高價格出口到國外市場；（2）成熟階段，國外市場需求旺盛，技術逐漸穩定，出現模仿品和替代品生產的競爭對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到需求量大的國外市場進行直接投資和生產，出口減少，意味著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有替代作用；（3）高度標準化階段，產品生產技術已經高度標準化，產品由技術密集型轉變為勞動密集型，該階段跨國公司會選擇生產成本最低的國家進行生產，并以此來滿足全世界的需求，原來發明創造的母國會完全成為該種產品的進口國。產品周期理論動態的描述了跨國公司的發展階段以及對外直接投資如何一步一步的替代了原有的對外貿易。
二、互補關系理論
20世紀70年代，日本學者小島清在其代表性著作《對外貿易論》中提出了邊際產業擴張的理論，指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之間存在互補關系。該理論強調國際分工的重要性，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統一在國際分工的基礎上，指出國際直接投資并非簡單的資金流動，是包括了資本、技術、經營管理和人力資本的總體轉移。該理論認為，對外直接投資應該從母國的邊際產業依次開始，即從在母國已經或即將處于劣勢地位，但是在東道國具有顯著或者潛在的相對優勢的產業開始轉移。小島清認為，這種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補充、相互促進的。將母國比較劣勢產業輸出，擴大了比較優勢的幅度，從而增加了貿易量并促進母國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增加就業，增進社會福利，加速技術創新與擴散。
20世紀80年代，Markuson和Svensson也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的關系。當貿易障礙產生對外直接投資時，資源一般是流入進口替代部門。如果資本的流動不是由貿易障礙引起，而且主要流入出口部門，則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就表現為互補關系。這種情況下，資本的流動會帶來進一步的國際分工和生產的專業化，從而對外貿易大規模增加。
三、不確定關系理論
Patrie（1994）研究表明，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是不確定的，二者之間的關系取決于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根據對外直接投資的目的，將其分為三類：（1）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逃避東道國嚴苛的貿易保護壁壘，迅速占有東道國市場，而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實現當地生產和當地銷售。（2）生產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受到東道國廉價資源的吸引，出于降低生產成本的需要，對東道國進行直接投資，產品可能在當地銷售也可能出口到別的國家。（3）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這種投資是跨國企業為了更好的配合自身的出口貿易，為企業的出口提供必要的服務而進行的直接投資。這三種源于不同目的的對外直接投資中，市場導向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相互替代的，而生產導向型和貿易促進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是互補關系。
Head和Rise（2001）認為，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直接是替代還是互補的關系，與投資是垂直方式還是水平方式有關。他們利用數據分析了日本制造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總體上是互補的。但是，他們還發現，以垂直方式進行對外直接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互補的；以水平方式進行投資的企業，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是替代的。
四、啟示
目前，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的關系不完全是替代或者互補，更多的表現為相互影響，相互作用。自從我國加入WTO，對外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活動越來越頻繁。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應以生產為導向，積極尋求外國廉價資源，降低生產成本，以此實現對外投資與對外貿易的共同繁榮。
參考文獻：
[1]Mundell， R.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actor Mobility [J].America Economic Review， 1957
跨國銀行是指在國外擁有附屬機構、分行或代表處的銀行，是銀行業國際化高度發達的產物。早在13至16世紀，麥德斯（Medici）家族控制的商業銀行就在整個歐洲廣布機構，從事跨國銀行業務，19世紀，英國、比利時、德國和日本的跨國銀行，借助于殖民主義勢力得到迅速發展。二戰及二戰以前，由于受到戰爭和經濟蕭條等因素的影響，跨國銀行業受到嚴重的打擊，基本上沒有什么發展。二戰后，隨著歐洲、日本經濟和國際貿易的逐步恢復和發展，特別是1958年歐洲主要國家貨幣開始可兌換和歐洲美元市場的誕生，跨銀行業又再度活躍，并得到了長足發展，業務數量、內容和地域都有了空前擴展。
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后，銀行業的國際化也得到了很大發展，這不僅包括我國銀行業的對外開放，也包括我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截止2004年底，共有38個國家和地區的157家銀行在華22個城市開設了220家代表處，19個國家和地區的67家外資銀行在華設立了11家營業性機構，外資銀行在華總資產累計達到693億美元。就中國銀行業的海外擴張而言，截止2004年底，我國4大商業銀行共在境外設立了44家分行和14家代表處，其國外資產和負債也逐年增加。
全球跨國銀行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1981年，聯合跨公司中心（UNCTC）首次把跨國銀行的研究從跨國公司中獨立出來。學術界對跨國銀行的研究也開始逐步深入，出現了關于跨商業銀行的一些重要理論。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向：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及競爭優勢研究（Grubel 1977,Gray&Gray 1981,Ball&Ttschoegl 1982,Kindleberger 1983,Walter 1988,Heinkel&Levi 1992,Canals 1997）； 跨國銀行組織形式研究（Gold berg&Sanders 1981b,Mutinelli&Piscitell 2001）；跨國銀行經營活動及競爭策略研究（Brainard 1990,Euh&Baker 1990,Guillen&Tschogel 1990）；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對銀行業績及目標市場的影響研究（Weller&Schern 1999,Berger et al.2000,Berger&De young 2001）；跨國銀行國別實證研究（Goldberg&Saunderg 1990,Grosse&Goldberg 1994,Yamori 1988）等。
中國理論界對跨銀行的研究仍不夠深入，既有的成果多數局限在外資銀行競爭策略及其發展對中國金融業的沖擊方面，對商業銀行國際化經營動因、組織擴展模式，特別是從跨國公司理論角度出發所做的理論及實證研究則幾乎為空白。因此，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進而提出相關的政策建議，對中國而言顯得尤為緊迫和重要。
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理論與實證文獻回顧
1.跨國公司理論的發展脈絡
400多年前，公司開始跨國界經營活動，并逐漸形成了跨公司通過這一經營形態?？鐕镜慕洜I活動隨著世界形勢和經濟環境的變化不斷演進，對跨公司的理論研究也不斷深入。從20世紀60年代海默（Hymer）開創性的壟斷優勢論開始，各國學者紛紛對跨公司和對外直接投資行為進行分析， 建立各自的理論體系。其中最為著名的當屬阿利伯（Aliber）的貨幣匯率理論、維農（Vernon）的產品周期理論、小島清（Kojima）的比較優勢理論、尼克博克（Knickerbocker）的寡頭壟斷競爭反應理論、巴克萊和卡森（Buckley&Casson）的內部化理論,以及鄧寧（Dunning）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等。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于20世紀70年代提出并不斷完善，吸收了國際經濟理論、產業組織理論、區位理論和公司理論等各種理論的精髓，能夠較好地對國際貿易、對外直接投資和國際合同安排等行為進行解釋，形成了迄今為止解釋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公司生產經營的一種綜合性理論，該理論主要強調三種優勢：即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因此又被稱為OLI模型。
2.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實證研究的文獻回顧
哪些因素影響東道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外實證研究比較活躍。在文獻中國外學者們按銀行業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包含的具體要素進行了實證檢驗，我國學者在這方面的研究比較鮮見。
(1)所有權優勢
1）銀行規模
有大量研究表明銀行規模與其海外直接投資之間呈正相關關系。Campbell(1980)等學者通過經驗研究發現并證實：規模越大的銀行，通常擁有更多的資金和管理資源，從而有更多的途徑降低不確定性和風險。Tschoegl(1983)通過研究1976年全球100家最大銀行海外經營狀況，發現規模大的銀行更傾向于海外擴張，發現日本銀行在韓國的分支機構數目與銀行的規模之間具有正相關關系。Williams(1996,1998)通過研究外資銀行在澳大利亞的情況，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跨國銀行在華經營情況，發現銀行總資產和跨國銀行在華設立分行影響顯著，說明銀行規模越大，在華經營的動機越強烈。然而，也有些學者通過研究并未發現銀行規模與其對外直接投資之間的密切關系（Ball和Tschoegl，1982）。
2）國際化經驗
跨國銀行對海外經營，以及東道國的了解越深入，則越容易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從而享受國際化分散經營的種種好處。Macro Mutinelli和Lucia Piscitello(2001)研究了意大利銀行業1989～1999年間在國外分支機構的變化情況，發現跨國經營經驗豐富的那些意大利銀行更傾向于進行對外擴張。
(2)內部化優勢
1）母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
Sabi(1988)認為，跨國銀行往往跟隨母國客戶到海外設點，以更好地服務客戶，保存現有客戶資源，他發現，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量能夠較好地預示商業銀行的跨國經營狀況。Nigh(1986)等眾多學者也證明，對東道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跨國銀行在該國的分支機構數量之間顯著相關。我國學者王（2005）通過研究發現對華直接投資與在華外資銀行分行數量正相關。但是Seth和Nolla(1998)通過研究外國銀行在美國分支機構數目和制造業在美分支機構的資金來源，發現英國和日本的銀行業并未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而其他的國家銀行業則追隨其在美國的客戶。
2）母國與東道國的雙邊貿易額
大量經驗研究表明，由于雙邊貿易反映了母國和東道國商業聯系的緊密程度，商業銀行在東道國的分支機構與雙邊貿易額之間存在著正相關。Goldberg和Johnson(1990)發現，雙邊貿易與外國在美國銀行業直接投資具有密切的聯系。Miller和Parkhe(1998)，以及Yamori(1998)也分別發現，雙邊貿易對美國和日本銀行在東道國銀行業領域的直接投資影響很大。
(3)區位優勢
1）東道國的市場規模及其增長率
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決定因素的研究表明東道國市場規模（以GDP或人均GDP測度）是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顯著決定因素。Brenley和Kaplains（1996），以及Buch(2000)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的GDP總量與該國吸收的銀行業外國直接投資正相關。Yamori(1998)發現日本銀行業更傾向于在人均GDP較高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然而，也有學者通過實證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結論，Sagari(1992)發現，美國銀行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時，并不必然地考慮該國的GDP總量。另外，除了市場規模，GDP增長率也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時考慮的因素之一。GDP總量只能表明一國現有的銀行業市場機會，而GDP增長率則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表明一國將來可能的銀行業市場機會。Hultmam和McGee(1989)通過研究發現，外國銀行業對美國銀行業的直接投資與美國的經濟增長具有很強的相關性。Goldberg和Saunders(1981)、Nigh(1986)，以及Sabi(1988)通過研究發現東道國相對于母國的經濟增長率對東道國銀行業吸收外國直接投資具有十分明顯的促進作用。
2）東道國的資金成本
當銀行決定是否對某國進行直接投資時，東道國的資金成本也其考慮的重要因素之一。存貸利差、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稅收等因素都會影響跨國銀行在東道國的資金成本。Cassard(1994)和Eaton(1994)認為，稅收結構的不同會影響稅收水平較低的國家進行直接投資。Claessens等（2000）通過對80個國家1988年～1995年間銀行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的研究發現 ，跨國銀行更傾向于在資金成本較低的國家進行擴張。
3）文化差異和地理距離
根據Ball&Tschoegl在1982年的研究，跨國銀行在美國加州和日本設立分支機構時，東道國與母國之間距離越遠，成本就越高，設立分支機構的意愿就越小。研究還發現，兩國之間文化差異越大，設立分支機構的可能性就越小。Goldberg（1991）等學者在其研究中證實，文化差別對商業銀行設立海外分支機構的決策影響甚大。Leung(2003)指出，亞洲國家的銀行在進入中國市場方面具有特殊優勢。我國學者王（2005）在研究跨國銀行進入中國的決定因素時也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4）東道國對銀行業的管制情況分為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和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一方面，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顯然對跨國銀行在該國銀行業直接投資是有影響的。Nigh、Cho和Krishman(1986)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6年～1982年間在30個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指出東道國對美國銀行的準入限制對美國銀行業在該國的經營有明顯的負面影響。Sabi(1988)研究了美國銀行業1975年～1982年間在23個發展中國家分支機構的資產變化情況，其實證結果卻并未表明美國銀行海外分支機構資產與東道國對外國銀行準入限制之間具有負相關關系，這與一般的實證結果不相一致。一個可能的解釋是：東道國對外國銀行的準入限制除非是禁止性的，否則并不對跨國銀行的直接投資活動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另一方面，東道國對本國銀行業的管制情況也是跨銀行決定是否在該國銀行業進行直接投資時考慮的一個因素。Focarelli和Pozzolo(1994)研究了外國銀行分支機構在美國各州分布情況，發現外國銀行更傾向于在對銀行業管制較為寬松的州設立分支機構。
三、現有文獻的不足
1.現有文獻大多僅羅列了一部分可能對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產生影響的因素，然后進行實證檢驗，雖然這些研究所依據的理論基礎基本上是鄧寧的國際生產折中理論，但并沒有進行嚴格的數學證明和推導。
2.現有的文獻大多局限于某一母國銀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或者是實證分析了某一東道國銀行業吸收的外銀行業的直接投資，研究欠系統，特別是缺乏比較分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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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勤躍.金磚四國：經濟轉型與持續增長.經濟學動態，2010（10）.
作者簡介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投資動機
中圖分類號：F83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176X（2012）10—0044—07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對外直接投資逐步取代國際貿易成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主要力量。處于經濟轉型期的中國，隨著經濟實力的不斷增強和“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對外直接投資（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增長強勁。然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與發達國家相比對外直接投資規模仍有較大差距。截止2011年末，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4 247.8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對外投資存量的9.4%。除此之外，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規模也遠遠小于吸引外資的規模。2011年中國利用外資量為1 240億美元，截至2011年末，利用外資存量約為7 120億美元[1]。對外直接投資流出與流入的巨大差額是導致當前中國國際收支失衡的主要原因之一，國際收支失衡帶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增強了中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抗風險能力，但其持有成本巨大，且外部失衡給國內經濟造成巨大沖擊，扭曲了國內經濟結構。開展對外直接投資有助于充分利用外匯資源，提高對外資產回報，避免巨額外匯儲備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推動企業“走出去”開展對外直接投資，不僅是中國當前實現國際收支平衡的現實選擇，而且是全球化與經濟危機背景下統籌國內外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因而也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一、文獻綜述
相對于對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研究，目前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相關研究相對較少。隨著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快速發展，國外學者對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研究也日漸增多。Buckley 等[2]利用1984—2001年中國企業對49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分析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影響因素發現，市場規模大、文化相似性強、政治風險高的國家或地區吸引了更多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而東道國具有的資源稟賦和專利注冊情況影響不顯著。Cheng和Ma[3]運用引力模型對2003—2006年中國企業對90個國家或地區的OFDI流量和存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受市場規模和地理距離的影響顯著，市場規模大、地理距離近的國家能吸引更多的OFDI流量。Cheung和Qian[4]利用1991—2005年中國企業對31個國家的OFDI流量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市場規模大、工資水平低、自然資源豐富的東道國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更具吸引力。Kolstad和Wiig[5]研究表明，東道國制度環境與自然資源稟賦共同對中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產生影響，在制度環境較差的國家中，自然資源稟賦越好越具有吸引力，二者存在替代作用。Ramasamy等[6]運用泊松回歸模型對2006—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數據進行分析發現，國有控股企業傾向于對資源豐富、政治關系比較密切的國家進行投資，而私有企業則主要為市場尋求型投資。此外，部分學者還基于更大的發展中國家樣本對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進行了研究。
在梳理國外已有的相關文獻中發現有關對外直接投資與貨幣國際化關系的研究比較零散，研究也相對獨立，把二者結合起來進行理論與實證研究的文獻相對缺乏。
早期的對外直接投資理論，主要源自對發達國家的研究所得，由此得出了在對外直接投資領域有代表性的一些理論，典型的理論包括海默的壟斷優勢理論、巴克利和卡森的內部化理論、維農的國際產品生命周期理論、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和小島清的比較優勢理論等。
近期的研究側重實證分析，如Dierk Herzer（2010）通過對1980――2005 年間33 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實證研究，得出對外直接投資逆向溢出效應存在國別差異，對該國貨幣國際化的影響程度亦不同。Cohen（2012）認為，一種貨幣能否成功實現國際化，關鍵在于市場需求面的偏好能否被成功改變。為此，至少在貨幣跨境使用的初期階段，國際市場上必須廣泛存在著對該貨幣未來價值及其穩定性的信心。價值穩定的貨幣有利于交易個體核算成本與收益，也減少了為防止外匯風險的套期保值成本。Otero-Iglesias（2011）則研究了人民幣匯率波動與其國際化之間的關系，其研究結論指出，人民幣匯率變動或人民幣升（貶）值預期會顯著影響人民幣國際化進程。Maziad et al.（2011）認為，貨幣國際化后，由于對該貨幣或以該貨幣計價的金融資產需求的增加，儲備貨幣發行國將經歷本幣升值。Frankel（2012）指出，貨幣國際化一方面會導致本幣升值，另一方面，貨幣國際化后，會導致市場對本幣需求的大幅度波動，從而加劇匯率波動。Joshua Aizenman（2015）概述了資本市場開放和中國金融改革以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金融和貿易一體化，肯定了人民幣在中國商業領域中對對外直接投資和交易的影響和作用， 說明人民幣具有國際化的潛力。只有人民幣滿足可自由兌換這一條件時，其在一定程度上才能實現國際化。
二、國內研究綜述
近年來，由于對外直接投資和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國內學術界對二者關系的研究也在深入展開，這些研究中不僅有對二者單獨展開的研究，而且對二者之間關系的研究也逐漸增多。系統梳理起來，可以歸納為以下三點：
其一，有關貨幣國際化影響因素的研究。葉華光（2010）將影響人民幣國際化的因素歸結為四個方面，即中國出口貿易規模及其世界占比、對外投資規模及其世界占比、金融市場的完善及人民幣幣值的穩定性。劉艷靖（2012）從實證的角度對目前國際儲備幣種構成的歷史演變（1980-2008 年）進行了計量分析，嘗試從更加規范的角度探討貨幣國際化的內在影響因素及其影響程度的大小，研究結果表明：一國的經濟總量、進出口總量、金融市場是影響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中占比的基礎性因素，同時還受通貨膨脹率、匯率水平等等因素的影響。
關鍵詞：國際經濟理論 FDI理論 中國FDI
20世紀7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紛紛興起對外直接投資活動，原來的國際主流FDI理論對此很難做出解釋，為此，經濟學家開始探討它們FDI的動因、投資決策和投資方向，產生了不少FDI理論成果。本文按照理論發展所遵循的方法論展開，對發展中國家的FDI理論進行梳理與分析，其落腳點是看這些理論是否能夠解釋我國FDI的實際情況。更為重要的是以期對我國的FDI有所啟迪和借鑒。
一、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比較綜述
自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現象，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興工業化國家在國際直接投資領域的異軍突起，諸多疑問凸顯出來：發展中國家在普遍存在資本缺口的情況下，為何能有資金對外投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并不具備壟斷優勢為何有能力對外投資?等等。傳統的各種理論顯然不能充分科學地解釋，于是許多學者另辟蹊徑，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和特點紛紛提出自己關于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的理論。
(一)資本相對過渡積累理論
“資本相對過渡積累理論”是前蘇聯學者阿勃利茲若伊利提出來的。該理論運用產業經濟學與發展經濟學原理，辯證揭示了發展中國家資本絕對短缺與相對過渡積累的二元格局，論證了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可能性。
他提出發展中國家往往存在傳統落后的農業部門與采用較新技術的現代工業部門同時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產業間在技術水平、勞動生產率、經濟組織形式上的差距使產業間聯系減弱。同時由于傳統農業部門在供給和需求上的低彈性使其無法對現代工業部門提供的經濟發展機會做出及時有效的反應。使產業間的差距進一步擴大。這樣，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工業部門在遠遠未到規模效益要求的情況下，出現了結構性供給過剩乃至個別行業或企業的“相對過渡資本積累”或“相對資金富余”。于是對外投資就成為可能。而西方發達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是資本過剩的產物，或者說是資本輸出的一種形式，可稱之為“資本過剩型跨國投資”。
(二)小規模技術理論
1977年。美國經濟學家劉易斯?威爾斯(Louis T.Wells)在《發展中國家企業》的一文中提出小規模技術理論。該理論指出國際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即使對于那些技術不夠先進、經營范圍和生產規模不夠龐大的企業來說，參與對外直接投資仍有很強的經濟動力和較大的市場空間。
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企業的比較優勢在于：1，擁有為小市場需要提供服務的小規模生產技術。2，發展中國家在民族產品的海外生產上具有優勢。3，低價產品營銷戰略。該理論的最大特點，就是摒棄了那種只能依賴壟斷的技術優勢打入國際市場的傳統觀點，將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競爭優勢的產生與這些國家自身的市場特征有機結合起來，從而為經濟落后國家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理論依據。
(三)技術地方化理論
1983年，英國經濟學家拉奧(Saniaya Lall)在《新跨國公司：第三世界企業的發展》一書中提出了用技術地方化理論來解釋發展中國家對外投資行為。他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技術特征盡管表現為規模小、使用標準化技術和勞動密集性技術，但這種技術的形成卻包含著企業內在的創新活動。發展中國家能夠形成和發展自己獨特優勢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一是在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環境下，發展中國家將引進的技術知識結合本國的要素價格及其質量進行當地化。使其產品在當地或鄰國市場產生競爭優勢：二是發展中國家企業競爭優勢不僅來自其生產過程和產品與當地的供給條件和需求條件緊密結合，而且來自創新活動中所產生的技術在小規模生產條件下具有更高的經濟效益：三是從產品特征上看，發展中國家企業往往能開發出與名牌產品不同的消費品，特別是當東道國市場較大、消費者的品位和購買能力有很大差別時，來自發展中國家的產品仍有一定的競爭力。
(四)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
在20世紀90年代初期，英國學者坎特威爾和托蘭惕諾(Cantwell，John A.and Tolentino，Paz Estrella)提出了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理論，用以解釋8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對經濟發達國家的直接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受其國內產業結構和內生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其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分布和地理分布隨時間的推移而逐漸變化，且可以預測。在產業分布上，首先是以自然資源開發為主的縱向一體化生產活動，然后是以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為主的一體化生產活動：在對外投資方面，它們已經不再局限于傳統產業的傳統產品，開始從事高科技領域的生產和開發活動。在地理分布上，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很大程度上受“心理距離”的影響，其投資方向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道。
二、對我國FDI的啟示
總結以上各種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理論可以看出!這些理論從不同側面和角度反映了各發展中國家的不同時期國際投資領域的現象和特點，對產生國際直接投資的原因、決定因素以及對各國的影響進行了理論分析，這些理論可以為各國政府制定相關政策和各國企業經營決策提供實踐參考。綜合國內外經濟發展的實際，筆者認為，對我國開展FDI有如下啟示：
(一)充分發揮“比較優勢”
從發展中國家的FDI理論和實踐活動可以看出，發展中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更多情況下是“比較優勢”，而不是絕對優勢。因為世界經濟發展具有多層次性，這為經濟處于不同發展水平的國家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可能。目前，我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中等偏下的發展水平，已經具備了實施“走出去”戰略的實力基礎和比較優勢。
根據小規模技術理論和技術地方化理論，世界市場是多元化、多層次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小規模生產技術和創新的引進技術等比較優勢參與國際生產和經營活動。我國經過50多年的建設，目前已經建成了一個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通過對國外先進技術的引進、消化、吸收和創新，我國的綜合實力得到進一步增強，輕工、紡織、家電、重化工等加工業在世界經濟中尤其是對于那些低于或接近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具備了相當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目前我國這些產業技術和相應的產品已趨于標準化，并且與這些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梯度較小，易于為它們所接受。
相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我國在資金、技術、管理總體水平上均要低于這些國家，但也存在著一定的競爭優勢，如龐大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豐富的資源，這些都是發達國家相對缺乏的。經過多年的發展。發達國家內部不同程度地存
在著產業空心化的傾向，經濟發展受資源、資金的約束越來越大，這為我國向發達國家投資創造了契機。
(二)通過FDI重新配置生產
近年來，我國許多產業都面臨著被控訴傾銷、爭取出口許可證、貿易壁壘的問題，致使相當多的企業產品銷路不暢，企業處境困難，生產能力過剩。其實在這些過剩的生產能力中有相當一部分技術和產品并不落后，可以考慮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既可以使這些資產繼續發揮作用，又可以繞過東道國的貿易壁壘，直接在東道國生產銷售，從而既實現向東道國出口最終產品改為向東道國出口中間產品和機器設備的轉換，又可以減輕國內企業的困境。
(三)在FDI中充分發揮民族產業優勢
我國有五千年的文明歷史，有很多具有民族特色的產品深受世界各族人民的喜愛，在國內也有很多廠商經營中餐、絲綢、中草藥等產業，但大多數都僅限于在國內生產然后出口的模式，且缺乏自己的自主品牌。我國的跨國公司可以考慮在國外僑民集中的地區直接進行投資設廠，不但有華人市場，還可以在他國打響品牌名氣。
(四)根據FDI動機，合理確定投資區位
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與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存在密切聯系，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不同。則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就會有很大差異。一般而言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擴大和占領海外市場利用國外生產要素、回避貿易摩擦、追隨競爭者、企業區位分散化來減少風險等幾方面的目的和動機。因此企業在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時，首先應明確自己的動機，然后綜合影響對外投資國別選擇的各方面因素，如地理、文化與歷史上的聯系、國別地區經濟規模和市場潛力、東道國政府對外資的態度和政策以及勞動成本、原料和零部件的供給等，進行投資區位的科學定位。一般而言，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要經歷國別區位選擇一東道國國內區位選擇一廠址選擇等三個階段，我國對外投資的區位選擇應遵循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的一般規律，即遵循周邊國家――發展中國家――發達國家的漸進發展軌跡。
(五)通過FDI促進產業升級
從國外對外直接投資的實踐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在產業次序方面存在著一般規律。即企業對外投資總是由初級產品產業向制造業和第三產業轉換，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換。我國正處于產業結構變化的躍升期，我們一方面通過引進發達國家先進的技術、管理經驗和資金，拉動我國產業結構向高級化方向發展；另一方面通過優化對外直接投資的產業選擇，從資源開發和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投資做起，一是為國內經濟的發展提供資源保障，二是將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生產能力過剩的產業轉移到國外，在形成企業自身利潤增長的同時。也可以通過技術傳遞和市場擴展推動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形成“內推外拉”促進國內產業結構提升的一條新的有效途徑。進而爭取在較短的時間里跨越對外直接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同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競爭，成為有競爭實力的全球性公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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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背景下，挖掘投資與貿易的關系顯得更為重要，兩者之間的關系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和發展產生直接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方式和目的多種多樣，這些投資對貿易是產生正向的補充和創造作用還是負面的擠出和替代效應，有待實證。
一、文獻綜述
1.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替代關系理論
在1960年海默首次突破自然稟賦理論解釋了美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行為后，FDI理論進入國際生產分工的理論階段，經眾多學者發展成為壟斷優勢理論。在市場不完全的基礎上，企業特定優勢成為其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之一。
弗農將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行為解釋為對出口貿易的替代。該理論分析了跨國公司在創新期、成熟期和標準化時期的對外投資的行為。但該理論局限于跨國公司制造業產品，并且不適用于解釋發達國家直接互相投資的行為。
蒙代爾（1957）利用標準國際貿易模型研究證實投資與貿易的替代關系，即當OFDI不能發生時對貿易的影響。證明了對國際貿易的阻礙會促進資本的流動，而對資本流動的限制則會促進國際貿易。
2.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互補關系理論
小島清的理論基于日本對美投資，強調國際生產分工，并指出國際資本流動還包括技術、人力資本、管理經驗等。赫爾普曼和克魯格曼都支持貿易創造理論，認為在規模報酬遞增的條件下，跨國公司在專利技術、管理方式上具有專有優勢，會與其海外子公司產生大量的公司內貿易。Lipsey等在80年代的研究證實了海外生產和母國出口具有互補關系，在2000年對日本、瑞典、美國的跨國公司的研究證明了OFDI與貿易互相補充的觀點。
3.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權變關系理論
權變關系理論綜合了以上兩種觀點，認為貿易與投資的關系存在“門檻”，而不具有統一解釋。陳立敏（2010）匯總了一些國外學者的觀點，例如Bergsten（1980）認為，投資與貿易替代或互補是由國際化投資程度決定的，而Markuson和Svenson（1985）的觀點是二者關系取決于貿易與非貿易要素之間是否合作。Gray（1998）指出，對外投資的動機和類型直接影響了它與貿易的關系，Head與Ries（2001）指出對外投資的水平或垂直決定了它與貿易的關系。Blonigen（2001）的研究認為，投資與貿易的關系與投資的短期和長期效應有關。Svenson（2004）指出，這與其涉及的產業分類精細化程度有關。
二、實證分析
1.變量選取
本文研究內容是中國對外貿易與國際投資行為的關系，因變量為中國對外貿易金額，自變量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FI）和外商對中國直接投資（FDI）。與貿易有關因素還有很多，如一國GDP和人均GDP，鑒于以往學者的研究，可以很清晰地認識到這些變量與OFDI和FDI有著顯著的回歸關系，因而本文只選取OFDI和FDI為自變量。
本文選取我國2004年～2012年對北美洲、拉丁美洲、歐洲、非洲、亞洲、大洋洲的貿易及投資數據。其中貿易指標為中國對各地區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萬美元），投資數據來源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2.實證檢驗
（1）模型建立
由于本研究使用面板數據，本文采用ADF檢驗法對進行單位根檢驗，最優滯后期由SIC原則自動判斷。得出結論：序列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下均為一階單整。
其中i代表地區，j代表時間。TRADEij表示j年中國對i地區的海關貨物進出口總額，OFDIij為j年中國對i地區的對外直接投資流量，FDIij表示j年i地區對中國的實際投資額。
此時R2為0.84，表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和外商對華實際投資對貿易額具有較好的解釋作用。模型可表示為：
經檢驗，模型不存在異方差，具有一階序列相關性。修正后不再具有序列相關。此時模型應為：
（2）模型分析
FDI每增長一萬美元，雙邊貿易額就會增加十萬美元，而OFDI每增長一萬美元，會使貿易額增加二萬八千美元?？梢钥闯觯袊鴮ν庵苯油顿Y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國際貿易具有正向的影響，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對于貿易的促進作用更大。
根據新新貿易理論，投資與貿易一體化的原因在于公司內貿易和產業內貿易。產業內貿易通過企業專業化和規?；龠M增長。公司內貿易則說明，先有對外投資才有貿易產生，因此投資是貿易的先導。但一般理論認為，在中國是貿易先行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基本遵循貿易在前為投資積累經驗、熟悉市場，再進行對外直接投資。根據實際情況和理論分析可以看出，外商對于中國的投資目的在于產業轉移，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尚不具有這樣的性質。并且，外商對華直接投資增加了跨國公司位于中國的子公司對機械設備和技術等方面的需求，從而拉動了中國與投資母國之間的貿易。
三、結論與建議
中國一直以來是吸引外商投資的大國，同時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區域分布廣泛，在各個行業都有所涉及，但集中于資源和初級產品制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持續大幅上漲，在政策導向下，商品結構也發生調整和優化。
關鍵詞：自主創新 對外直接投資 影響機制
一、引言
自21世紀初中國實行“走出去”戰略以來，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了迅猛的發展階段。截止至2006年底，中國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達733億美元，相當于中國1985年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81倍，1990年的16倍。2007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為187億美元，比2006年增長6.2%；2011年達到601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1.8%。 在如此高增長的現狀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仍然過少，同時近年持續的貿易順差使得外匯儲備高居不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不僅可以主動參與國際分工、積極利用國內外市場進行資源配置，而且對于緩解外匯儲備過多問題也有積極意義。大力促進對外直接投資將是我國的一項重要發展戰略。
浙江省作為國內較為發達的沿海城市，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在2001年達到3350萬美元，2002年為5132萬美元，比2001年增長51.19%。發展到2011年，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額已達到34.5億美元，比2010年增長2.68%，發展趨勢由下圖1所示 ：
二、文獻綜述
早期，學術界對FDI的研究主要是以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為對象，對于發展中國家FDI的研究重點主要放在發達國家對其進行外商直接投資從而對其造成的經濟及各方面的影響。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中國家的OFDI突飛猛進，并且體現出與發達國家跨國企業不同的特征。經典FDI主流理論認為的壟斷優勢是一國向外進行直接投資的前提條件的觀點已無法對發展中國家FDI提供滿意的解釋。盡管這些主流理論的創立者也注意到了這種新變化，并對其理論進行修正，但仍然無法在原有理論基礎上形成完整一致的解釋。
美國學者S.H.海默（S.H.Hymer，1960）在其博士學位論文——《國內企業的國際化經營：一項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中，對國際直接投資理論進行了開創性的研究，提出了壟斷優勢論，為國際直接投資理論奠定了發展的基石。
提出 “邊際產業擴張理論” 的日本經濟學家小島清（Kojima，1979） 認為投資國應當通過對外投資將本國的劣勢產業轉移出去，以使投資國集中精力發展本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從而加速投資國的產業升級。從這個理論出發，我國等技術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就很難進入到發達國家，并且其OFDI的發展也會受到很大的限制。 美國經濟學家小威爾斯（L. T. Wells，1983） 認為，發展中國家的跨國公司往往具有三方面的優勢：一是擁有為小市場需求服務的小規模勞動密集型生產技術優勢。許多發展中國家正是開發了滿足小規模市場的勞動密集型技術而獲得了競爭優勢。二是具有在當地采購和提供特殊產品的優勢。為了減少因從工業國進口技術而造成投入需要，被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也渴望得到那些著眼于使用當地材料的革新成果，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企業便尋求用本地供應來代替。三是具有接近周邊國家市場、低價營銷的優勢。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主要通過低的市場價格來進行促銷。由此推出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對象主要是具有市場規模小的周邊發展階段相對落后的國家。這個結論只能解釋少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活動。 拉奧（Sanyjaya Lall，1983）提出，通過發展中國家企業在對外直接投資中的創新活動，其跨國公司能產生獨有的技術地方化優勢。這是因為當一些發達國家過時的技術與發展中國家小規模生產要素和資源稟賦相匹配時，能夠產生適用于當地的技術優勢；在購買力水平較低時，由于消費者偏好差異也可以開發出非名牌但卻有競爭力的產品；發展中國家勞動力資源與成本優勢以及民族或語言的聯系，也會形成競爭優勢。這個理論較好地從技術創新的角度解釋了部分發展中國家之間相互投資的現象，但仍沒有涉及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投資問題。
事實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處于技術劣勢的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正逐漸增大對發達國家的對外投資，并把對外直接投資作為在國際上尋求技術優勢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對于由相對較不發達國家向較發達國家的OFDI，一般稱為逆向型對外直接投資，這類OFDI本身不一定具備壟斷優勢前提，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通過對發達國家進行對外直接投資，利用當地的技術資源優勢獲得逆向技術轉移，并可以向母國進行“返流”和傳遞。
關鍵詞：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東道國；勞工標準
一、引言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走出去”戰略被中央反復強調，中國企業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行為日趨活躍。與此同時，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更趨復雜，中國的跨國企業開始在全球范圍內尋求投資機會。
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雖然融合了政治、體制等因素在內的“非市場動機”，但更多體現的是中國的資本尋求與國外的市場與勞動力融合的過程。因此，在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區位選擇中，不僅需要將政治、體制等非市場因素考慮在內，也必然將市場潛力、市場規模、盈利前景以及勞工質量等（Hatem，）等納入決策信息集。勞工標準不可避免地成為影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因素。現有研究主要從政治與經濟穩定性、市場潛力、市場規模、盈利前景等角度探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選擇，雖然部分研究已經關注到勞工標準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但嘗試深入分析這種影響的文獻卻相當匱乏。檢驗東道國勞工標準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文獻綜述
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方向與東道國的勞工標準之間到底呈現出何種關系，是投資與勞工標準問題上的焦點之一。自上世紀90年代開始，吸引了許多學者的研究興趣。傳統觀點認為，較低的勞工標準往往意味著較低的勞動力使用成本，能夠提高投資者的盈利能力并降低獲利風險，從而刺激跨國資本進入。從理論上講，勞工標準之所以會影響到對外直接投資，一方面較高的勞工標準會更加明確地界定東道國的勞動力產權關系，這樣會減少直接投資過程中所面臨的契約執行成本，降低跨國企業運營風險，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吸引外國直接投資。另一方面較高的勞工標準對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東道國來說，他們會傾向于不遵守勞動標準并把它作為一種“比較優勢”，這樣直接降低了勞動力成本，對于在海外尋求廉價勞動力的投資來說是有吸引力的。這些都是以犧牲效率為代價的。必然會損害一國的經濟甚至社會穩定性。
Rodrik認為在開放經濟之下，高勞工標準會較難維系，勞工標準向下競爭有可能發生。Leahy和Montagna 也認為壓低勞工標準（比如限制工會）會吸引跨國資本進入，許多發展中國家出于戰略性貿易政策的考慮，會使用低勞動力標準作為政策工具吸引直接投資。Radulescu和Robson運用20世紀70-90年代的面板數據對20個OECD國家的FDI流入情況進行實證分析，發現東道國較高的工會密度阻礙了FDI的流入。王曉榮（2006）發現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外商直接投資更傾向于流入勞工標準偏高的國家，該結論無論在全部樣本中還是在發展中國家樣本中都是成立的。
上述關于勞工標準與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大多針對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日本和歐洲等國家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而且理論分析和實證檢驗的結果都存在很大的分歧。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是否傾向于流入勞工標準較低的國家？祁毓和王學超（2012）較早對這一問題展開了研究。是基于2003-2009年的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發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雖然從總體上更傾向于流入勞工標準偏低的國家。
勞工標準的作用對象是勞動力，它對企業的影響包括以下兩點。一方面，勞動力作為企業的一種生產要素，其價格會影響企業的盈利狀況進而影響跨國資本的投資回報。但同時勞工標準又不僅僅是體現在工資方面，還包括勞工的權利保護，較高的勞工標準意味著較高的工資水平，這增加了企業的人工成本。另一方面，好的勞工市場制度對企業及整個社會的其他方面有正向溢出。首先，較高的勞工標準會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運行效率，促進一國經濟更快的增長。如較低程度的性別歧視會提高整個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水平，提高經濟效率。勞工享有更多的談判權則會提升社會和政治的穩定性。這些都與一國的經濟增長速度正相關。相對于低勞工標準，高勞工標準給社會經濟的穩定提供了條件，因而增加包括跨國投資在內的各種經濟活動。高勞工標準也會提高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促進經濟增長，進而吸引對外直接投資。其次，較高的勞工標準能更明確地界定東道國的勞動產權關系。勞動產權的一個主要功能是引導人們實現將外部性較大內在化的激勵。比如一個企業在雇傭奴隸時就沒有給付他們預期的工資，但如果允許談判，情況就會發生改變。一旦產權明晰，這種低效率可以通過當事人的談判而得到糾正，從而達到社會效益最大化。其中的談判權就是勞動產權的體現。最后，針對高勞工標準體現的是一個企業良好社會責任這一點上，Freeman根據消費者理論認為，消費者同樣看重產品的制造過程，他們愿意為有社會責任企業的產品支付更多。
高勞工標準會吸引一國直接投資的流入，這與勞工標準向下競爭的傳統觀點不一致。但卻可以從以下方面得到解釋：①以往研究表明，國際直接投資更傾向于流入和本國制度、文化環境更相似的國家，歐美等發達國家一直是國際直接投資的大國，它們可能傾向于投資與之相對應的勞工標準更高的國家。隨著中國在直接投資中地位的提升，中國企業也越來越關注這種制度和文化的相似性。②高勞工標準一定程度提升了一國的政治、社會的穩定性和整個社會的平均人力資本。這些都為吸引更多外國直接投資創造了條件。
三、結論及建議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以追逐利潤為動機，東道國降低勞工標準以吸引外資流入的說法具有一定說服力。由于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迅猛，部分國家質疑中國將跨國資本投向較低勞工標準國家掠奪東道國勞動力和自然資源，進而拋出“新殖民主義”論調。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不是鎖定在低勞工標準國家，而是傾向于流入勞工標準更高的國家。
在未來國際投資發展中，勞工標準將會成為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樹立的主要貿易壁壘，這也必將對我國向發達國家的投資產生影響。在此環境下中國企業該如何應對以保持在國際投資中的競爭力，以下提供幾點建議：①中國政府應該在各種國家多變談判中扮演更加積極地角色，為爭取本國甚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做出努力。比如美國2011年提出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就要求具有統一的勞工標準等政策，并意圖將中國排除在外。盡管現階段中國接受TPP條款還有困難，但也應以此為契機推動中國經濟體制發展和改革，以更好推動中國企業進行對外直接投資。②將企業的社會責任運動納入勞動法制的軌道。雇員利益是企業社會責任中最直接和最主要的內容。若國內勞動者狀況、勞資關系沒有得到解決，一方面會面臨勞工組織要求在企業實施國際勞工標準的壓力，另一方面，發達國家會推行“勞工貿易壁壘”以削弱發展中國家廉價勞動力和低檔產品價格的相對優勢。③企業自身進行對外投資最重要的就是要權衡好收益與成本，高勞工標準意味著較高的勞動力成本。投資于勞工標準較高的發達國家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作者單位：重慶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