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6-08 15: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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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改革 外匯
一、改革后直接投資本外幣業務操作比較
（一）企業辦理柜臺業務審核資料比較
改革后，辦理外匯直接投資業務所需材料較為一致，大部分所需材料在首次登記時均已記錄在資本項目信息系統中，所需材料銀行可以直接打印即可，企業辦理相關業務僅需直接去銀行提供簡單的申請材料，且多數情況下無需重復提供紙質證明材料，企業辦理業務和銀行審核業務的手續得到大幅簡化。反觀人民幣直接投資業務，企業在多個環節辦理相關業務需重復提交部分材料，且紙質證明材料復印件較多，業務辦理效率相對降低。
（二）改革后直接投資本外幣業務流程比較
改革后本外幣直接投資管理流程大體相同，但影響人民幣外商直接投資業務辦理效率的環節主要體現在：
開戶：新設外資企業需開立人民幣基本存款賬戶、人民幣資本金專用賬戶，銀行審核材料多，業務辦理流程長，一般需要1-3 個工作日。
資金入賬：銀行憑資本項目信息系統登記信息即可為企業直接辦理外匯資本金入賬，本幣資本金入賬則需提交相關證明材料，現場填寫《人民幣跨境業務收款說明》，銀行在真實性審核后為其辦理，此環節一般需要20分鐘左右。
驗資，使用外幣投資的，企業可在銀行直接完成，而人民幣出資企業如需驗資仍需由會計師事務所操作，效率相對較低。
數據報送，與資本項目信息系統相比，RCPMIS 采集的直接投資信息和資金收付信息相對較多，銀行數據報送工作量較大。
二、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改革對跨境人民幣業務的影響
（一）有利影響
一是有利于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改革后，直接投資外匯業務限制大幅放松，直接投資可兌換程度將進一步放大。從長遠看，放松乃至取消直接投資項下跨境資金收付與匯兌限制，可為市場主體辦理直接投資業務提供更多的幣種選擇，有利于擴大直接投資項下人民幣跨境使用規模。二是有利于提高直接投資跨境資金流動風險防范能力。人民幣直投仍納入外匯監測范疇，彌補了直接投資本外幣交叉業務監管的不足，對于加強直接投資跨境資金流動監管、防范跨境資金流動風險具有積極作用。三是有利于直接投資跨境人民幣業務拓展。與改革前相比，企業本外幣直接投資手續均得到大幅簡化，有助于企業直接投資本外幣交叉業務的辦理。
（二）不利影響
一是雙重監管加大銀行和企業業務辦理成本。從實際操作看，大多數情況下，即使全部以人民幣出資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也難免今后不會發生外匯利潤匯出等業務。若企業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業務不在銀行外匯系統辦理登記手續，勢必會影響企業后續外匯業務的辦理。基于這種考慮，企業和銀行往往會在本外幣系統中均進行登記，造成了多頭監管，重復勞動。
二是直接投資外匯業務全程式監管彰顯RCPMIS功能不足。相對而言，RCPMIS仍需改進，系統只采集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信息，無法采集直接投資外幣業務信息，會影響直接投資本外幣交叉業務的有效監管；二是直接投資合規性信息仍需人民幣銀行進行復核，變相拖慢了業務辦理流程；三是RCPMIS 數據采集項目多，信息量大，且需要銀行人工錄入，信息質量難以得到保障。
三是部分跨境投融資人民幣業務受限影響企業資金運作效率。目前，外商投資企業可根據經營需要開立多個外匯資本金賬戶，也可異地開戶、異地購付匯，而外商投資企業人民幣資本金只能在注冊地銀行開立一個專用賬戶，受限較多，不利于企業自主、靈活地進行人民幣資金運作。
三、對策建議
針對當前人民幣跨境投融資業務發展中面臨的幾個突出環節，應采取切實措施加以有效解決。
（1）適當簡化業務審核材料，為市場主體辦理相關業務提供明確指引。按照有關規定，再造業務流程，制定詳細操作指引，簡化業務審核手續。如將外商直接投資合規性信息復核權限同樣下放至銀行，通過RCPMIS查詢銀行錄入的合規性信息，利用RCPMIS 系統加強事后監測和管理。簡化境外機構在境內銀行開立人民幣NRA 賬戶手續，提高賬戶管理效率。并購或股權轉讓人民幣專用賬戶在資金流轉環節僅起到了過渡作用，監管意義不大，建議取消，并購或股權轉讓人民幣資金可直接進入中方相關人民幣銀行結算賬戶。
（2）進一步放寬業務限制，提高人民幣跨境資金運作效率。現行管理規定對企業賬戶管理過于嚴格，不利于企業根據自身經營情況自由選擇銀行辦理業務，建議放寬外商投資企業人民幣資本金開戶數量，允許其異地開戶，滿足企業實際經營需求。
【關鍵詞】對外直接投資（OFDI） 流量和存量 資本流出 投資轉型
一、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特征
對外直接投資OFDI（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指國內的投資者在國外或境外設立、購買國（境）外企業，并以控制該企業的經營管理權為核心的經濟活動。
（一）我國對外投資行業分布多元化、地區分布不均衡
當前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體現了對外直接投資主體的多元化。但其中租賃與商業服務、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以及制造業五大行業占了整個對外投資行業類別比重的絕大部分。從產業結構角度來看，主要以第三產業為主，偏重初級加工產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科研與技術服務、信息傳輸和計算機軟件業等技術密集型產業投資比重較小。
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地區分布是不均衡的，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不盡理想。OFDI主要分布在亞洲和拉丁美洲，兩者占比高達八成。對亞洲地區的投資主要集中于香港（中國）地區；對拉丁美洲的投資分布主要在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香港（中國）、英屬維爾京群島和開曼群島的投資分布如此集中，源于這三個地區十分發達的離岸金融體系，其對資本流動限制少，稅收政策也比國內優惠。
（二）國際投資地位成功轉型
中國的國際投資地位已經從單純的資本輸入成功轉型為資本輸入輸出趨于平衡，這說明我國從主要依靠出口貿易和引進外資的格局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參考英國著名國際投資專家鄧寧（J.H.Dunning）提出的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我國正處于對外投資發展階段論中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轉折的時點。到了第四階段，凈對外投資額將不斷擴展，對外直接投資流出量將高于流入量。
（三）非國有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度增加
在我國進行海外投資的企業類型當中，非國有企業的對外投資占比不斷擴大，而國有企業對外投資的流量占比降至四成。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活躍，國家政策也鼓勵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走出去”，走向國際化經營和競爭。
二、中國對外投資熱潮的導因分析
（一）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
對外投資加速是我國經濟轉型的必然要求。中國正處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重要時期，平穩的國內經濟環境為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良好契機。另外，國內的勞動力成本逐漸上升，資源環境的壓力也逐漸增大，企業此時將目光移至海外，可加強利用多國資源和市場。
（二）國內企業國際競爭力的提高
我國國有、民營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是呈逐漸上升趨勢的，其國際化經營的意愿和能力也在不斷變強。在美國經濟學家海默提出的壟斷優勢理論中，企業具有的壟斷優勢是其選擇對外投資的重要原因。具有這種優勢的跨國經營企業能夠克服各種社會、經濟、文化、地理位置等方面存在的困難。
（三）示好的對外投資前景
一方面，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環境。投資發達國家能形成經濟發展和產業技術上的優勢互補，吸收世界領先的科技優勢與發展經驗。另一方面，欠發達國家有良好的投資機遇。亞洲、非洲、南美洲一些發展中國家、欠發達國家，其經濟發展進程中需要大量引進國外的資本和技術，巨大的需求量預示著巨大的機遇。
（四）政府的不斷鼓勵與支持
中國政府推行“走出去”戰略，鼓勵有條件的企業對外投資、跨國經營，并加大了對跨國企業的信貸、保險、外匯支持力度。商務部的新修訂《境外投資管理辦法》中一個最大亮點在于切實落實企業對外投資自，有利于落實企業自主進行投資決策，推進境外投資便利化進程。
（五）國外相關優惠政策的鼓勵
經濟的高度一體化令許多國家在促進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推出了一些優惠政策以鼓勵、吸引外商直接投資（FDI），以推動本國的經濟的發展。歐債危機后，許多歐洲國家經濟發展徘徊不前，出于拉動經濟考慮，都表示將給予稅收減免等投資優惠政策，鼓勵國外投資者進行投資。亞洲市場也不斷在推行鼓勵外商直接投資的政策措施。
三、中國企業海外投資擴張的對策及建議
（一）加大政策支持，完善相關法律體系
堅持“走出去”發展戰略，制定相關戰略規劃，鼓勵、支持及引導我國企業的跨國公司健康發展。提高對跨國企業的金融支持，有助于其擴張海外融資渠道。盡快建立并完善符合國際慣例的相關法律法規體系，加強對國際慣例規則的研究工作。
（二）企業內部結構升級，注重與東道國文化環境的融合
首先，應借鑒國際知名企業的管理經驗，重視提高國內企業的品牌價值，吸收其先進的科學技術，注重提高企業的海外市場占有率及投資回報率，保持其持久的競爭力。其次，要有國際化經營意識，具備創新意識，持續更新經營觀念，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企業國際化、經營管理機制和企業文化。再者，注重公司本土文化與投資國當地的文化背景相融合。
（三）具備風險意識，做到未雨綢繆
跨國投資包含機遇也有挑戰，對外投資并不一定代表高收益。面對復雜的國際投資環境，中國企業在進行海外擴張的過程中要真正落實到實地考察，增強企業社會責任感和風險意識，做足市場分析并明確定位，深度思考投資行為中包含的潛在利弊，能夠快速識別環境和市場的變化并做出迅速的反應。做到理智分析、謹慎行事，防患于未然，培育出有品牌，有實力，規模與質量雙優的大型跨國企業。
參考文獻
[1]Thilo Hanemann.Chinese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EU and the US：a comparative view [J/OL].Asia Europe Journal.8 Ap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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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李玉梅.國際投資規則比較、趨勢與中國對策[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14第1期.
那么，我國“走出去”戰略實施取得了哪些成就?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投資有哪些影響?如何提高“走出去”的能力?帶著這些問題，記者采訪了國家信息中心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武小欣博士。作為國家信息中心的經濟問題研究專家，武小欣博士關注和研究“走出去”已經多年，對“走出去”有很深入的了解。采訪中，他對如何提高我國“走出去”的能力，做了重點分析。
我國“走出去”的成績與問題
《財經界》：今年恰逢中國“走出去”戰略提出十周年，十年來，作為“走出去”主力軍的中國，對外投資取得了哪些成就?
武小欣：“走出去”不僅僅是對外投資，還有對外工程承包、對外勞務合作等。多年來，我國通過發揮比較優勢，在對外勞務合作、對外工程承包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是這兩個方面的發展相對平穩。而在對外投資方面，進入新世紀以來，特別是2003年以來，我國對外投資高速增長，勢頭十分強勁。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外投資的存量約2460億美元，居全球第15位，發展中國家第3位。預計到“十二五”時期年對外投資有望突破千億美元，走出去的前景非常廣闊。
《財經界》我國對外投資有哪些特點?為什么發展如此之快?
武小欣：我國對外投資廣泛分布在全球177個國家和地區，以亞、非、拉發展中國家為主；在投資方向上以資源為主；投資主體以國有企業為主。這是由我國總體上的對外投資能力所決定的。
當前輿論界關注今年中國按匯率計算的GDP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問題。其實如果從購買力的角度看，2000年，中國經濟總量就已經超過了日本。按2005年國際元計算，2009年，中國GDP為8.25萬億國際元，日本是3.78萬億國際元，美國是12.93萬億國際元。中國這么大的經濟規模，不僅需要“請進來”，還需要“走出去”，而且“走出去”的規模、方式和能力，也需要與國家的發展相匹配。
我國“走出去”是為了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戰略性選擇，對于提高我國國際競爭力、改善能源資源約束、優化國際收支結構等具有重要意義。通過近年來的不懈努力，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得到快速發展，尤其是2006年、2007年快步走上新臺階。全球金融危機發生以來，面對新的國際形勢，我國積極謀劃，對外投資取得了新的進展。
《財經界》：我國對外投資存在哪些問題?
武小欣：首先，對外投資結構相對單一。從投資主體看，主要是以國有企業為主，非國有企業比重偏低。從領域看，主要偏重于能源資源領域，在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投資比重還偏低。
其次，走出去的能力較弱。目前我們在資金方面有一定走出去的能力，但是我們在技術方面、駕馭國際市場方面、本地化方面的能力還比較弱，制約了我們“走出去”。所以我們剛剛“走出去”就在許多方面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問題，還有一個適應和提高的過程。
世界經濟形勢和人民幣升值對我國對外投資的影響
《財經界》如果說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是波折的一年，2009年是我國應對危機最為關鍵的一年2010年是最為復雜的一年，目前及今后一個時期，對中國對外投資的環境是否有影響?影響有多大?
武小欣：全球國際金融危機還沒有結束，以美國為首的受危機重創的國家化解巨額不良資產客觀上需要一定的時間，世界經濟發展在未來三至五年內還會反復，世界總需求的增長將十分乏力。但是我國“走出去”的環境未必就差。一些國家投資需求增長乏力，擴大就業十分困難。如果我們選擇合適的國家，選擇好的項目，“走出去”大有作為。當然，不僅僅是購買一些國家的金融資產，關鍵是實業領域的投資，特別是制造業、服務業領域的投資。投資方式要創新，不僅通過收購兼并擴大投資，也還可以因地制宜外引內聯搞新建投資。
《財經界》：近年來，美國等國家對我國人民幣不斷施加升值壓力，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幣值變化對我國對外投資影響如何?
武小欣：近幾年來我國人民幣面臨很大的升值壓力，我國政府采取了十分冷靜、審慎正確的態度，積極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穩步推進人民幣資本項目下的可兌換進程，成績很大。但是，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仍然面臨升值國際壓力。對人民幣升值問題，我們要綜合分析利弊問題，獨立自主地推進人民幣的有關改革措施。但是從對外投資的角度分析，人民幣升值對對外投資是有利的。問題很簡單，單位人民幣的對外購買力增強了，我們就可以有更大的資金實力對外投資。日本加快對外投資的時期，也是隨著日元升值時期開始的，在這方面我們要向日本、美國學習。我們當前的問題是對外投資的資金能力很強，技術能力很弱。我們要加強自主創新能力建設，以技術、品牌為支撐，積極推進“走出去”，全球生產，全球銷售，優化我國產業鏈的全球布局與流程。
“走出去”：能力建設是關鍵
《財經界》：加強“走出去”的戰略意義何在?
武小欣：我個人認為，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發展，“走出去”的重要性甚至比“請進來”還重要。我們要充分認識“走出去”的重大戰略意義。
一是“走出去”有助于促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十二五”時期，我國在資源環境約束、產能過剩、國際收支平衡等方面面臨很大的壓力，通過“走出去”可以有效緩解這些問題，推進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比如，我們可以把一部分高耗能、高資源消耗的產業向有關國家轉移；一些低端制造產業可以向一些國家轉移，減少一般貿易順差等等；可以通過“走出去”利用有關國家人才、技術優勢為我所用，建立研發機構，提升我國的科技水平；對于我國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國際定價權缺失的問題，“走出去”有助于我們參與國際定價博弈過程。
二是“走出去”有助于提高我國的國際競爭力。企業是國家間經濟競爭的微觀主體，國際經濟競爭力的高低關鍵看一個國家企業素質的高低。鼓勵企業“走出去”是提高我國企業跨國經營能力的必由之路。通過“走出去”提高全球配置資源能力，進一步拓展外部發展空間。通過“走出去”，改變我國企業偏內向型的發展模式，適應國際化經營發展模式，從偏重國內生產逐步向全球研發設計、全球營銷和售后服務拓展，積極搶占全球產業價值鏈高端，為我國國際競爭力的提升奠定堅實的微觀基礎。
三是“走出去”有助于中外雙方和諧發展和互利共贏。通過開展互利互惠的對外投資合作，有助于進一步深化我國與世界各國的友好合作關系，擴大雙方的共同利益，為東道國帶去了資金、人才和技術，并為當地解決就業、增加稅收、增強自主發展能力做出貢獻。只要我們采取適當有效的戰略，一定能夠為互利共贏發展奠定經濟基礎。
《財經界》：您認為我國對外投資的“短板”是什么?如何消除?
武小欣：我覺得，我們“走出去”最大的弱項還是能力問題，我們“走出去”的資金能力進步很快，但是我們的戰略謀劃能力、技術能力、國際運營能力、本地化能力還遠遠不夠。所以加強能力建設對“走出去”很關鍵。我認為有必要從以下幾方面人手：
一是鼓勵非國有企業“走出去”。逐步改變以國有企業為主的企業結構，充分發揮非國有企業的市場優勢。鼓勵大型非國有企業增強國際化發展意識，創建國際品牌，提高風險管理能力，積極走出去。
二是拓寬走出去的領域。不僅要考慮能源資源問題，更要考慮利用國際高端人才和技術資源，并購或建設國際營銷網絡資源，因地制宜向制造業和服務業領域進軍等等。
三是完善對外投資便利化措施。進一步完善我國有關的法規政策，包括外匯管理、資本項目管理、權益管理和對外投資稅收等方面的政策體系，為企業走出去提供方便。
四是加強國別投資環境研究。中國是一個全球性大國，我們要加強對每一個國家的研究，特別是投資環境的精準研究，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良好的信息服務。美國每一個州在中國都有代表處，研究跟蹤中國的經貿動態；日本對我國每一個省、每一個產業發展都有很深入的研究。而我們這方面很不夠，應該在這方面加強投入和組織體系建設。
關鍵詞：WTO 政府采購 地方 對策
一、福建政府采購市場概況
從列入省級財政預算的政府采購來看，2006年～2009年福建政府采購規模不大，每年在100億元左右。其中，進口所占比例較小，約占4%。除此以外，在公共事業單位采購、服務貿易、工程承包等方面，由于統計上的困難，目前還無法摸清其總量。但從福建進口相關產品上看，近3年，福建利用政府資金進口（通過國際招標的機電產品）累計30.2億美元，主要以醫療設備、造紙、化工生產、公路養護、污水處理設備為主，其中醫療衛生設備進口項目多，但金額小，項目數占總數的近八成，累計進口4927萬美元，這其中可能涉及部分政府采購。
二、加入GPA對福建外經貿產業的利弊分析
近年來，福建政府采購市場開放度較高，對國外產品的限制很少，沒有采取“保護國貨”的措施，省內產業與國外產業基本處于平等競爭的狀態。因此，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對民族產業特別是傳統產業沖擊的影響可能會比較小，但是電腦、軟件、汽車等高新技術產業可能會受到一定的沖擊。而從外省對外投資和對外工程承包的發展勢頭來看，國外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有益于福建企業進入海外政府采購市場。特別是勞動密集的制造業和傳統產業，赴海外爭取政府采購市場的能力較強，而軟件、電腦、汽車等高新技術產業在國外的競爭力相對較弱。
（一）挑戰
1.工業產業參與政府采購面臨競爭壓力加大
福建工業產品的競爭力較弱，規模較小，市場占有率不高，加入WTO《政府采購協定》后，面對更多的國外產品競爭，競爭壓力將進一步加大。從競爭力來看，福建工業產業競爭力和企業競爭力在全國處于較低位置，工業增加值增長率在全國不斷移后，2006年在全國31各省市排28位。從企業規模看，福建的企業規模遠小于全國平均水平，明顯偏小。2006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戶均工業產值僅及上海的57%、廣東的61%、江蘇的64%，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戶均工業總產值、增加值在全國31個省市中列28、29位。
2.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成為有競爭力的行業仍有待時日
2001年以來，高新技術產業快速發展，貿易競爭力不斷提高，從弱競爭力逐步發展到有一定的競爭力，但近兩年有減緩甚至下降的趨勢。主要是由于高新技術產品中的傳統優勢產品出口呈日漸萎縮的趨勢。但是，近年鮮有新增的出口帶動型大項目，高新技術產業鏈條細長，沒有進一步形成產業集群。而冠捷、燦坤、戴爾等經過達產后的幾年高速發展現已進入一個平穩發展的階段，已不足以繼續推動福建省出口的快速增長。
（二）機遇
1.有利于福建優勢出口產品進軍國外采購市場
福建省出口產品中近94%為工業品，工業結構的優化升級決定著全省外貿出口的發展走向。出口工業品主要以紡織、鞋帽、電子三大類商品為主；出口最多的三類商品分別是紡織原料及紡織制品、鞋帽、傘、機電音像設備及其零件，出口規模分別為70.04億美元、53.01億美元、150.17億美元，同比分別增長28.4%、15.7%、15.4%。這些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品有望進軍國外采購市場。
2.有利于促進福建對外投資的提升發展
2004～2009年，全省累計新批對外直接投資企業557家，協議投資總額（含增資）13.32億美元，中方協議投資額（含增資）9.91億美元。福建許多企業在以貿易為先導的基礎上，將銷售網絡終端直接延伸到海外。2009年，新批貿易型境外企業95家，中方協議投資額1.84億美元，分別占總量的57.6%和42.2%，預計可帶動國內各類產品出口3億美元。海外政府采購市場的開放將刺激該省對外投資的進一步擴大。
3.有利于擴大福建服務外包規模
福建服務外包產業發端于軟件研發、動漫設計等領域，正逐步向信息技術外包和業務流程外包擴展，目前發展雖然總量不夠大，但成長迅速，有較大發展潛力。目前，全省從事服務外包企業256家，從業人員2.2萬多人，軟件產業總體規模保持了年均30%以上的增長速度，離岸服務外包年收入增長超過40%。2009年，全省軟件產業實現軟件及系統集成銷售收入超過300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同期增長36.4%。加入GPA后,隨著國外采購市場的開放，福建服務外貿涉足國外政府采購具有較大潛力。
4.為福建對外工程承包帶來新契機
福建省對外承包工程始于20世紀80年代初。2009年新簽合同額14476萬美元，完成營業額17478萬美元。中國武夷股份有限公司連續15年入圍ENR全球最大225家國際承包商，2009年排名第222位。福建對外承包工程各主要業務分布在房屋建筑、交通運輸、電力工業、電子通訊等領域，占總營業額的70％以上。近年來，從福建對外承包工程行業分布格局看，房屋建設、交通運輸等所占比重呈現下降趨勢，但其營業額呈現增長態勢。隨著福建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目前電信工程服務、電力工業已成為新的增長點。
三、福建外經貿產業GPA的對策建議
1.夯實外貿發展的產業基礎
抓住全球生產要素重組、國際產業加速轉移的大好機遇，創造條件吸引具有龐大市場資源的跨國公司進入福建，以資本流入帶動產業與市場存量的同步轉入，鞏固并強化外資對外貿的支撐作用。從福建現有產業結構看，要以華映光電、冠捷、戴爾這條初具規模但又較單薄的產業為基礎，著力吸引更高技術水平、更高附加值的加工制造環節和研發機構轉移到福建，形成發達的產業鏈條，增強集聚效應。
2.加強對科技創新的扶持和引導
加快建立和完善以政府財政投入為引導，以企業技術創新投入和科研院校科技投入為主體，以銀行信貸、資本市場融資和風險投資為支撐，以引進外資和社會集資為補充的多元化科技投入體系，切實保障科技工作和科技創新活動的順利開展，不斷增強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3.強化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
建立以企業技術中心、行業技術開發基地及技術創新服務平臺為核心的企業自主創新體系，加強產學研合作，開發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工藝、技術和產品。
5.有效發展服務貿易
大力支持福建企業參與承接服務外包業務，拓寬服務外包領域，提升福建承接服務外包的總體水平。積極擴大旅游、運輸、軟件、展覽、建筑、勞務等具有一定基礎的服務貿易出口，支持企業到境外設立采購、分銷、研發、物流、旅游、餐飲、醫療等服務機構，為福建開拓國際市場提供配套服務。
參考文獻：
［1］于愛國.福建省對外經貿年鑒.福建省地圖出版社（2007～2010年版）.
關鍵詞：服務業跨國公司 產權結構 發展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3973(2011)003－133―02
1、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現狀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保持高于10％速度增長，社會產品豐富，產品短缺現象已不存在。雖然我國三大產業整體經濟增長速度在近20年里超過了世界同期水平，甚至超過了發達國家很多百分點，但這種表面的現象不能掩蓋我國整體經濟結構的不均衡，我國消費和服務發展不足，產能過剩,服務業發展嚴重滯后。我國服務業近年來發展速度很快，但從世界銀行數據來看(見表1)，我國產業發展很不均衡，服務業只占GDP的40％，而同期世界發達國家(地區)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在60％―92％，平均比重73％。與世界同期其他收入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的比重都處在明顯偏低位置。由此可以看出，服務業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并不顯著。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沒有發生根本的變化，從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可以看出端倪。同時從我國服務業對外貿易中可以得到很好的印證。因此我們可以得出我國服務業發展處在初級階段。要實現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壯大國民經濟，我國必須加快發展我國服務業，發揮服務業的拉動和帶動作用。
2、我國服務業對外投資和服務業跨國公司
由于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數據掌握欠缺，本文擬以對外直接投資的結構層次和轉移速度來闡述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根據《2009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的數據，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起步較晚，經過90年代的低速發展，進入2l世紀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我國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也發展迅速。我國對外投資中服務業對外投資一直占據較大的比重，近幾年特別明顯，在流量中比例從2004年的45.95％到2009年的70.48％，存量比例也從72.39％變化到74.83％(見圖1)。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對外投資中，服務業對外投資處于絕對優勢，占據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三左右。
服務業對外投資的載體是服務業跨國公司，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我國跨國公司中也占據較大比重。2009年末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者達到了12000家，投資者的行業分布中批發和零售業占36.6％；其次是制造業，占31.9％，主要分布在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等；再次為建筑業，占4.5％。從行業分類構成來看，服務業占47.5％，制造業占40.8％。這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企業中進一半企業是服務業跨國公司。
雖然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經過了近三十年的發展，但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尚處于幼年階段。據統計，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主體是我國國有企業，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仍然處在初級階段，要超過世界平均水平達到發達國家的服務業發展水平，尚有很長的路要走。這要求對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各方面進行有利于公司發展的改革，包括對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的適應時代潮流的改革。
3、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滯后的原因
3.1 歷史原因
解放后我國建立了高度集權的計劃經濟制度，計劃經濟條件下，我國企業的模式是以前蘇聯模式來設計的，我國國有企業產權主體是國家，全民所有，全民所有結果導致所有權主體的虛致。以后，我國進入了劃時代的歷史時期一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初期，國外的一些先進的管理模式進入中國，對我國鐵飯碗和平均主義的分配制度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按勞分配原則逐步在社會中確立，企業內員工的收益與企業的績效初步掛鉤，這一措施激勵了企業員工的積極性，企業也獲得了部分經營決策權。但是改革初期沒有現成的模式可以拿來直接運用，因此改革初期政策較混亂，朝令夕改的現象較多。
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十三大提出企業收入分配要體現“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鼓勵居民以多種生產要素參與分配。政策制定的穩定性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生產效率的提高，從真正意義上消除了之前的政策混亂。1999年，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明確了國有企業經營管理者實行收入與業績掛鉤的激勵政策，這為國有企業弱化行政激勵，提升國有企業經濟效率，落實公有制經濟的主體地位，穩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提供了現實基礎。但同時這種管理模式不能適應我國企業在知識經濟下積極應對市場，更不能在瞬息萬變的國際市場上靈活開拓市場，進行國際化生產。
3.2 現實原因
我國企業進行國際化發展時間短，對外投資經驗不足。改革開放以后很長的一段時間內我國主要是以引進外資為主,引進外國資金發展我國經濟，吸收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取長補短，發展我國經濟。
隨著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十五屆四中全會后，服務業企業的國際化步伐加快，但從我對外投資的數據來看，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主體是我國國有服務業。國有企業的特點決定了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國際市場上應對反映遲緩，不能很好的適應市場變化，導致服務業跨國公司在國際化過程中發展滯后，阻礙了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國際化。
4、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發展途徑
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要能改變現有的發展現狀，快速趕上或超過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必須選擇要適合我國現階段的發展現狀和對外投資發展趨勢，建立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模式，這種模式必須在吸收發達國家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的先進管理方法和經驗的基礎上形成中國特色的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道路。
4.1 世界上典型跨國公司發展模式
現今世界范圍內主要有兩種企業管理模式。歐美模式中，重視對管理層的激勵，管理層能獲得企業很大的股權和期權，往往能獲得成千上萬的股權，如2000年蘋果公司CEO史蒂、文?喬布斯獲得了二千萬的股份，相當于八億七千二百萬美元的期權。歐美模式重視管理層的產權結構的效率是次優的，不利于企業的長期的發展。
日德模式的企業產權結構重視企業員工的作用。企業內重視員工持股，日本上市公司中，制定并實施了員工持股計劃的公司比重在1973年為61％，到1988年增加到91％。員工分享額占公司利潤的比重一般在42-76％之間。這種制度對員工的關注和員工持股比例的提高，限制了企業吸引優秀的管理人才，減弱了企業的經濟活力，不利于企業在國際市場上有效參與競爭。因此企業的效率也處在一種次優的狀態。
由以上的分析看出，典型的兩種企業管理模式有其合理的部分。因此科學合理的選擇適合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模式，必須考慮到企業物質資本所有者、人力資本所有者和勞
動者權利，給予三者在企業合作剩余分配的適當比例，這種分配比例必須綜合考慮各方面的利弊關系和成本收益的比較。
4.2 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目標選擇一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下的聯合產權結構
聯合產權結構。主要是指要素聯合體和勞動聯合體參與分配的產權結構，具體來說就是要素聯合體與勞動聯合體都參與企業的合作剩余生產、組織生產過程、交換剩余產品以及分配。要素聯合體是一系列生產要素的集合，包括物質資本、人力資本、土地、技術等；勞動聯合體是一種集體力量，其產生源自企業組織資源――組織知識、組織協作和組織能力，是建立在要素聯合體基礎之上的。
聯合產權結構在兼顧公平的條件下，達到組織效率最優的目的。針對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特點，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應在吸收歐美和日本模式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發展特點，形成我國的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這種產權結構涉及到的企業合作剩余的分配應通過以下過程形式進行：
首先，服務業跨國公司產生合作剩余后，先要考慮到國有資本的收益分配。國有資本作為服務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創始者，在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管理結構中占有主導地位，通過稅收以及其他稅金的方式分配服務業跨國公司的合作剩余。這是作為第一次分配合作剩余；其次，在國有資本分配完合作剩余之后，剩下的合作剩余進入企業內部后，在企業內部的分配遵循著效率與公平的原則，要素聯合體產權和勞動產權參與分配，具體份額的實現需要依靠要素的稀缺性導致談判力量較量的均衡來實現。在要素產權和集體產權完成對合作剩余總體分配劃分過程后，合作剩余便進入各自產權聯合體內部分配；第三，要素產權內的分配需要在物質資本所有者、非物質物質資本所有者之間完成分配過程，其分配原則是效率原則，即按照在合作剩余創造過程中的貢獻作用大小來分配。按照這樣的分配原則，企業合作剩余在各個產權主體之間實現了分配，這樣的分配也達成了“公平”與“效率”相兼顧的目標：公平目標則通過集體產權內的分配來體現，效率目標通過要素聯合體內的分配來體現。所以，聯合產權結構在企業內能實現最優組合，協調公平與效率，有利于企業合作剩余的做大、公平分配，它應該是服務業跨國公司特別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產權結構的目標。
5、總結
與其他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的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這種窘境與很多因素有關，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因素是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內部產權結構單一，不利于企業內產權主體能動性、主動性的發揮，阻礙了服務業跨國公司快速成長。在分析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發展現狀和原因的基礎上提出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應建立合理的產權結構，即建立聯合產權結構。聯合的產權結構能有效的激勵企業內各個產權主體的積極性。因此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要想實現跨越式發展，擴大國際市場份額，全面進入發達國家市場，發展成大型服務業跨國公司，增強我國服務業跨國公司國際競爭力。就必須立足現實，建立符合我國實際的聯合產權結構。
注釋：
①我國整體經濟在2000-2008年間的增長率為：GDP為10.4％、農業為4.4％、工業為11.7％、服務業為10.7％，同期世界水平分別為3.2％、2.5％、3.0％、3.2％，發達國家四項值分別為23％、0.7％、1.7％、2.6％。數據來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226-228。
②數據來源于《2010WorldDevelopmentlndicators》：230-232。其中中國數據沒有包括中國香港，中國香港的服務業占香港的GDP的比重為92％。
③服務業是指農業、工業和建筑業以外的其他各行業，即國際通行的產業劃分標準的第三產業。服務業按服務對象一般可分類為：一是生產業，指交通運輸、批發、信息傳輸、金融、租賃和商務服務、科研等，具有較高的人力資本和技術知識含量；二是生活(消費)業，指零售、住餐、房地產、文體娛樂、居民服務等，屬勞動密集型與居民生活相關；三是公益業，主要是衛生、教育、水利和公共管理組織等。
④聯合的思想來源于劉長庚(2005)提出的聯合產權制度，將企業產權分為勞動聯合體產權和要素產權。勞動聯合體產權基于組織的共同知識所創造的剩余，它的分配具有共享、平均的特點；要素產權基于個體的物質和人力資本投入所創造的剩余，它要求明確劃分其歸屬，具有競爭性分配的特點。以此為基礎，闡述勞動聯合體和要素聯合體如何參與生產性企業合作剩余的創造和分配，從而實現收入分配公平與效率的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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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央行課題組在本刊刊發《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條件基本成熟》一文，引起各方矚目，論者四起。面對資本項目開放這樣高度抽象的宏觀經濟政策選擇，目前爭議的焦點亦集中于改革成本。在淺顯的層次，這個成本是跨境資本流動對本國市場和經濟的沖擊；再進一步，是放棄固定匯率；最核心的，是轉變國家代替私人部門決策投資的模式。
提出動議的央行課題組顯然評估了這一系列成本，但囿于角色卻未必表達充分。一個基本觀點在于，資本項目管制最為顯見的收益――防范短期資本流動，現實看，由于市場力量和金融手段的增強，其有效性已大為降低。遠在上世紀60年代，全球化程度和金融技術不可同日而語，美、德兩國的資本管制效果同樣有限。本輪金融危機發生后，西方世界確對資本管制之利有了重新審視，但資本如水，流動是永恒的，節制乃一時之需，成熟市場對過度放任的反思并不能構成中國市場化中途倒車的理由。
基于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和獨立貨幣政策三者不可得兼的“三元悖論”，資本項目開放的第二個成本是放棄固定匯率。在根本上，一國貨幣的匯率由其本國經濟效率決定，當人們指責美元在當今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強權時，不能忘記的前提有二：其一，決定美元地位的是一個世紀以來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其二，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是政策實施國利弊權衡的結果，甚至，是一種趨利避害的“搭便車”之舉。“以美元為錨”正是中國改革開放尤其是加入WTO以來融入全球經濟的趨利之選，在相當長的階段中，中國經濟深得全球貿易穩定之利。而經濟力量此消彼長來得如此之快，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搭便車”是無法永續的。
無論是資本管制，還是在匯率政策上傾向于高估或低估本幣，都是一國經濟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趨利選擇。在國際貿易和金融關系的層面，這種趨利傾向都是有邊界的，因為損人終將害己。
問題的核心是，能否更為前瞻地判斷這種利害變化，中國目前的政策選擇，有利于出口和對內投資，代價便是國內通脹和對外投資的效益低下。然而，平衡點向弊大于利的轉換已經顯見，進口原料價格上漲，出口已無利可圖，投資泡沫化嚴重，對內投資效率大幅減低。通脹威脅社會穩定，而政府替代私有部門集中對外投資的效率低下，正在令中國億萬勤勞工作者所積累的財富不斷耗散，這正是驅動當前改革的危機所在。只有撥開經濟快速增長的繁榮表象，從所謂“中國模式”的虛驕中清醒過來，危機的緊迫感才能真正顯現。
當前，勞動力作為中國經濟規模化增長最為關鍵的要素，瓶頸已然凸顯。這意味著，前一輪改革以制度改善提升勞動生產效率的紅利在規模層面已消耗殆盡，進一步的改革如戶籍和城鄉一體化改革，雖仍有樂觀的前景，然而資本要素的效率提升亦日見緊迫。以央行所處國民經濟的關鍵環節，對于資本效率的感受必然更加痛切。當前，匯率管制使國內“錢多物少”，而回收流動性與利率管制相作用，致使資本過度向國有企業和政府投資項目傾斜，造成投資錯配和效率損失，進而加劇了本已十分嚴重的國民財富分配失衡格局。
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此前30年經濟發展和政策選擇的重要經驗。在資本項目開放條件是否具備、與國內金融深化改革孰先孰后的問題上，爭議讓人們恍如回到了過去的若干歷史節點。1994年，中國放松對經常項目的資本管制，將此前的匯率雙軌制在銀行間外匯市場中并軌，匯率一次性大幅貶值。改革前的1993年底，國家外匯儲備僅有211.99億美元，而此前的1992年，國內資本凈流出高達100億美元。
一、外匯儲備規模擴大利在抗風險能力
在全球資本項目普遍放松管制和我國資本項目不斷開放的前提下，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和外匯金融總資產規模的創記錄水平不時被新的數據刷新，外匯儲備規模不僅超過了日本，牢牢占據著全球第一大外匯儲備國的地位，而且超過了全球世界主要經濟大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加拿大、意大利外匯儲備的總和，令世界刮目相看。同時，我國外匯金融總資產規模的不斷擴大，表明我國已經成為全球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國家。
盡管我國外匯儲備和整體外匯金融資產規模的急劇膨脹有著諸多潛在的隱憂，但有一個基本事實不可否認，外匯儲備和整體外匯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的過程，也是國家和國民財富不斷積累的過程，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實力的進一步提升。從外匯儲備規模存量的角度看，一方面，外匯儲備資產存量是否充裕、金融資本是否雄厚，不僅是國家經濟與金融基礎是否堅實的具體體現，也是國家對外信用的重要特征，標志著一個國家對外信用是否可靠；另一方面，外匯儲備資產是否充足，不僅是國家內部金融市場保持基本穩定不可缺失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能否有能力應對經濟和金融領域各種突發性事件的重要體現。特別是在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背景下，高額的外匯儲備是應對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有力武器，是保障國家金融穩定和采取危機救助措施必不可少的物質基礎。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外匯儲備規模的存量決定了一個國家對外信用的可靠度，同時也決定了國家內部金融市場的穩定性，以及應對各種突發性事件的能力。
另外，從我國整體外匯金融資產的構成看，目前我國的外匯金融總資產的構成仍以外匯儲備為主體，外匯儲備在整體外匯金融資產中所占比重始終據主導地位，占外匯金融總資產規模的70％以上。因此，從整體外匯金融資產的構成的角度分析，我國金融市場的流動性和可控性依然較強，目前整體外匯金融資產擴大超出外匯儲備部分資金構成的風險仍然有限，對我國金融市場造成嚴重沖擊的可能性也并非一些輿論所描述和擔心的那樣，還沒有達到不可控的程度，充足的外匯儲備是我國金融安全有力的保障。顯然，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不斷擴大，在利弊之間，利在維護國家信用和抗風險能力上。
二、外匯金融資產異常暗藏風險
雖然外匯儲備的擴大對我國經濟和金融領域有著積極的影響，但外匯金融總資產的急劇膨脹，對當前經濟的發展和金融領域的安全也不免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特別是，在外匯金融資產中有部分是“熱錢”的流入，“熱錢”的流入將造成人民幣面臨更大的升值壓力，而人民幣的進一步升值將給我國出口帶來更多的負面影響，我國整體外匯金融資產過快增長無疑暗藏著諸多風險。
在諸多風險和負面影響中，歸納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熱錢”的流入將有可能增加我國貨幣的供給量，加大市場流動性的過剩，成為導致通脹上升的原因之一；二是在人民幣存在一定升值預期的條件下，隨著國際投資者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逐步增強，加大了“熱錢”的流入量，從而將引發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使我國金融市場風險上升，加劇股市和房市的動蕩；三是由于“熱錢”流入的目的依然是針對人民幣升值預期，必然導致人民幣升值壓力進一步加重，人民幣的不斷升值將使我國出口形勢愈加嚴峻。
從國際收支平衡表的角度看，近年來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的擴大，依舊是不斷通過經常項目與資本項目來實現的。其中，經常項目基本是通過對外貿易順差來實現；資本項目主要是通過國際直接投資來實現。而目前我國整體外匯金融資產的異常變化，顯然增幅已大幅度超過了外匯儲備，說明外匯金融資產的大幅度增加存在著大量“來路不明”的“熱錢”。
雖然“熱錢”的大量流入表明國際投資者看好我國的經濟走勢，但其中不乏大量的“熱錢”對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從中“套利”，進一步增多了我國經濟與金融風險因素。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我國經濟增長的加快和人民幣升值預期的升溫，“熱錢”對資產價格上升和人民幣升值的預期也隨之增強，“熱錢”的大量進入將導致我國貨幣當局被迫擴大貨幣投放規模，進一步加劇我國國內市場的流動性過剩。由此產生的效應，有可能助推資產市場價格的飆升，并將可能帶動新一輪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的上漲，衍生新的資產價格泡沫，導致我國承受更大的通脹壓力，增大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我國宏觀經濟調控的難度。另外，一旦有風吹草動，“熱錢”就會大規模出逃，也會給我國經濟和金融安全帶來無法估量的風險，不利于經濟的發展和金融的穩定。
由此，在我國整體外匯金融資產急劇膨脹的情況下，在利弊之間，弊在我國國際收支形勢將更加復雜多變，外匯資金跨境流動的不確定性因素在不斷增多，外匯“熱錢”凈流入的壓力進一步增強，通脹壓力進一步增大，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的風險也隨之而來，金融安全領域風險掌控難度自然加大。
三、怎樣看待外匯金融資產規模
首先，我國外匯金融資產規模不斷擴大有著積極的作用，超出常態水平的外匯金融資產并非不可取，畢竟是國家財富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次，從形成上看，我國出口額、經常項目順差、外商直接投資、資本往來項目順差的增長與外匯儲備的增長存在著差異，反映出外匯金融資產增長過快的不合理性，憂息隨之而來。
雖然我國外匯金融資產的快速增長與我國經濟發展趨勢密切相關，但同時也需要警惕外匯金融資產增長過快背后的諸多隱憂。從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性與理性投資看，由于我國外匯儲備資產構成主體相對單一，安全系數不高已然成為事實，如何把握理外匯儲備的安全性和理性投資，是當前我國現實國家利益和金融戰略需要考慮的問題。
我國外匯儲備資產的構成，幾乎都是以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其中大部分是以美元為主的債券和資金，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和資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這類外匯
金融資產隨著我國外匯儲備和對外金融資產規模的擴大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首先，我國外匯儲備資產安全最現實的難題是保值。其次，人民幣升值壓力的負面影響。人民幣升值導致我國外貿出口更加艱難，出口產品在結算中也將面臨巨大損失，同時由于我國外匯金融資產由多個幣種構成，即使美元不貶值其他貨幣也會貶值，甚至會出現對人民幣輪番貶值的現象，我國外匯金融資產損失成為現實幾乎不可避免。可見，在美元等西方貨幣的牽制下我國外匯金融資產安全壓力會越來越大，我國外匯金融資何去何從就成為我國外匯管理工作中不可回避的最現實難題。
而如何進一步增強我國金融領域的應對風險能力，對完善金融體系及防范金融風險至關重要。健全的金融體系的重要標志是：以良好的宏觀經濟和金融環境為基礎，其中包括良好的經濟和金融結構、充足的外匯儲備、完善的貨幣匯率制度、有效的金融監管體系。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不斷開放，一方面我國將成為國際上重要的投融資市場；另一方面，我國金融市場也將面臨著來自各方面沖擊的風險。因此，加強金融領域風險管理首當其沖，在外匯管理中加強跨境資本流動的監測，完善針對不同類別頻繁出入資金的管理體制，防范“熱錢”――投機性資金大規模進出對經濟和金融造成大的沖擊，是當前我國外匯管理工作中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同時，在外匯儲備的使用與對外投資中，不僅需要加強對外投資收益和風險的雙向評估，還應完備對外投資的風險警示和監管機制，完善對外投資的多元化、多層次和可控性體系。
因而，對于擁有巨額外匯儲備資產的我國來說，在利弊之間取舍，遵循分散化的投資原則，進行贏利性較強和安全系數較高的多元化對外投資，是我國處理好外匯儲備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理性選擇，避免由于外匯儲備規模過大和人民幣升值對外匯儲備資產造成進一步的損失。
四、人民幣升值與外匯儲備保值
從人民幣升值預期的角度看，長時間以來，國際上蠱惑人民幣升值在不斷升溫。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重啟人民幣匯改，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然而人民幣匯改重啟后卻被市場一廂情愿地預判為人民幣將大幅度升值。匯改的重新啟動，是否意味著人民幣匯率在近期內將出現大幅度的升值?有關各界紛紛猜測，市場也作出了一定的反應。從有關媒體的評論和市場作出的反應看，人民幣匯改重啟消息即出，關注的焦點不約而同地集中在了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上。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大的情況下，涌入我國金融市場的國際“熱錢”瞄準了金融資產市場，也就助推了我國外匯金融資產的急劇膨脹，也進一步增加了外匯管理部門的管理難度。
人民幣匯改的重新啟動，被許多國外媒體渲染為人民幣將大幅升值，事實上真是如此嗎?需要澄清的是，人民幣匯改的重新啟動，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深化改革的需要，與逼迫人民幣升值和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有著本質的區別，我國重啟人民幣匯改的出發點是中國貨幣當局自主的選擇。另外，對人民幣升值空間的評估，在經濟學界廣泛議論中各種觀點很難達成共識，因此，需要從綜合的角度出發，分析人民幣升值的利弊關系。目前人民幣升值預期是多種因素疊加的結果，其中包括：一是國際“熱錢”的流入；二是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三是中國外貿形勢的好轉支持人民幣升值的預期。近期人民幣升值預期，另外一個主要背景是，我國對外貿易出現重新擴張的態勢。從另一方面看，雖然目前人民幣升值空間并不大，但總體上人民幣升值仍將是長期趨勢，而人民幣適度升值不一定都是壞事，就人民幣升值概念來說，增強了國內對人民幣資產價格的信心，緩解了通脹預期的壓力。再有，人民幣的強勢必然導致市場對人民幣國際化強烈愿望的上升，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也會隨著市場的需要進一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加快，一旦人民幣國際化達到了一定程度，國際貨幣格局將發生重大變化，國際貨幣格局的主導將實現多元化。
從人民幣的升值和外匯儲備貶值的關系上看，在人民幣的升值和外匯儲備擴大的情形下，雖然化解外匯儲備資產價值貶值風險的途徑多種多樣，包括加大對外投資的力度，通過擴大出口降低外匯儲備規模，調整外匯儲備結構和外匯儲備的多元化，但無論我國外匯儲備構成怎樣調整，外匯儲備資產價值都避免不了不斷變動的風險。因此，如何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與均衡水平上的波動和基本穩定，對人民幣匯率浮動進行動態管理和調節，實現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維護宏觀經濟和金融市場的穩定，并力爭外匯儲備資產的保值，是我國貨幣當局面對的多層面挑戰。
五、我國貨幣政策的前瞻性
近期，中國人民銀行多次的《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指出：根據新形勢新情況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處理好保持經濟平穩較決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好通脹預期的關系，提高金融支持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目前，在我國外匯金融資產的規模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大和熱錢大量流入的情況下，關于我國貨幣政策的走向備受各界關注，未來一段時期我國貨幣政策取向的依據是什么?貨幣政策的論證和選擇則需要的是前瞻性。
2010年以來，在我國經濟快速回升，外匯金融資產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大，熱錢大量流入，以及資本和房地產市場灼手可熱的情況下，我國監管層不斷對銀行放貸規模發出警示，要求銀行系統控制放貸規模，使人民幣貸款規模更加合理和適度，符合經濟發展的需要和防止經濟過熱，以及避免因流動性過剩帶來投資和房地產泡沫膨脹，防止通脹壓力進一步加重。
盡管2010年以來我國貨幣當局采取了包括六次上調存款準備金和兩次上調利息等諸多措施，收緊新增貸款規模，但銀行系統新增貸款規模不降反升，今后幾個月反復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同時，在新增貸款規模進一步擴大的情況下，通脹壓力也隨之而來。因此，如果信貸控制還是難以達到預期的目標，或者也熱錢流入等原因導致外匯占款大幅度增加，存款準備金率的進一步上調就將成為我國貨幣當局控制信貸合理投放和抑制通脹的有效手段，除此之外恐怕沒有更多的選擇。預計2011年，一方面我國將著力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另一方面主要運用上調存款類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和利息來控制貨幣供給總量，以進一步緩解通脹預期壓力。
我國貨幣當局反復強調：根據新形勢新情況不斷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貨幣政策實施的力度、節奏、重點，處理好寬松貨幣政策與通脹預期的關系。從當前我國監管層貨幣政策的出發點和意圖看，2011年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進一步上調和利率變化的可能性增強，從而使銀行系統控制放貸規模收縮，擴大放貸空間將十分有限。
目前，我國國內許多學者和金融機構認為，在我國外匯金融資產的規模不斷擴大、人民幣升值預期增大和熱錢大量流人的情況下，一方面，貨幣政策需要有一定的前瞻性，適時調整貨幣政策，防止貨幣政策的滯后；另一方面，未來一段時間內，貨
幣政策仍是決定我國經濟能否持續復蘇的關鍵，貨幣政策調整的幅度不易過大。所謂貨幣政策的前瞻性，就是提高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把握好貨幣政策與經濟、金融形勢的關系。貨幣政策調整的幅度不易過大的理由是，雖然當前我國經濟有望進一步復蘇，但并不牢固，同樣存在著二次探底的可能性，因此貨幣政策即便是有所調整，大幅度調整的可能性不會大，受前期寬松貨幣政策的“慣性”和時效等因素影響，我國貨幣政策向理性回歸也不能沒有必要的過渡，調整將是循序漸進的過程。
繼中國鋁業、中國鋼鐵等央企要約收購澳大利亞礦山后，中國民營企業紫金礦業也于日前正式宣布出手10億元人民幣，用于對海內外礦業類上市公司的股權投資。
根據“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的消息，除中國鋁業、中國鋼鐵、紫金礦業外，中國有色集團、五礦集團、中信集團、首都鋼鐵集團、云南錫業集團等企業也都簽訂了一批境外合同，并著手實施對海外礦山進行股權投資。
對此，中國地質科學院全球礦產資源戰略研究中心主任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分析說：“投資礦山一般都在5年以上，這在普遍認為投資不景氣的當下，尤其是相對于未來3~5年的投資市場調整來說，不失為一種好機會。更重要的是，投資礦山大都從公司發展的戰略上來考慮，而不是短期退出獲利，因此這種專注長期投資價值的做法在當下也正在展現出獨有的魅力。目前，各大外資PE對此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海外抄底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各種礦產資源對外的依賴程度也在日益加大，這些因素催生了中國對各種資源井噴式的需求，再加上目前全球礦業市場的低迷，使得中國企業正躍躍欲試地抄底海外市場。”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
紫金礦業副董事長藍福生對此表示贊同。他向《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解讀到：“紫金礦業主要關注海外的金礦、銅礦收購，今年年底前有望落實兩個收購項目。目前，關于菲律賓金礦項目的投資正在等待中國和菲律賓政府批準。如果申請成功，紫金礦業將獲得菲律賓采礦企業Lepanto Consolidated Mining Co.(LC.PH)旗下子公司Far Southeast金銅礦項目近60%的控股權益。除此之外，紫金礦業還對已收購的塔吉克斯坦ZGC礦山項目有增資計劃，擬投約13億元人民幣，截至目前已先期投入5.05億元人民幣。”
除了紫金礦業，中國鋼鐵集團剛剛耗資12億澳元，正式完成了對澳大利亞中西部公司的收購，成為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成功在其他國家的資本市場上完成的“沒有被邀請的”要約收購。五礦集團在海外礦山的股權投資上也已走出重要的一步。
“通過不斷地實踐摸索，五礦集團已經形成了自己的海外投資運作模式。”中國五礦集團副總裁宋玉芳說：“五礦集團通過與有關國家共同成立合資公司，實現‘以融資換產能’。另外，還通過并購、以風險勘探獲取資源開采權、建立戰略聯盟和簽訂長期供貨協議等形式保障資源供應。”
對此種種，藍福生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的解釋是：“現在是進行礦權投資的好時機。除了黃金價格外，鉛、鋅、銅、鎳等礦產資產都處于歷史最低位，大部分礦山面臨虧損。明年收購的機會也許會更好。礦業市場的低迷已經使礦產資源項目和礦業公司收購成本大幅下降，特別是對于那些在高價位進入礦業領域的公司因為資金鏈的問題不得不低價出售其公司或資源項目，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很難得的收購機遇。”
中鋼集團負責投資的吳紅斌則持相對謹慎的觀點。他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對于海外并購活動，每個時候都有利弊，經濟低迷時更是‘雙刃劍’，這個時候整合的成本低，但收購企業資源的整合力度也會不足，因為大家不知道什么時候是底部，什么時候可以有信心，這與股市上的操作是一樣的道理。”
千億資金涌入
據“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預測，近年來中國礦業股權投資的資金估計已達千億元，甚至幾千億元。僅2007年1~9月全國采礦業共投資3162億元，同比增長23.2%；礦產加工冶煉投資6533.49億元，增長了33.8%。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僅有國內資金對礦業投資感興趣，其他各類投資機構都已將目光聚焦于此：壟斷性質的企業資本、民營性質的企業資本甚至非礦業行業企業資本，都進入了這個投資領域。此外，外資和個人投資也成為其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對此，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的解釋是：“礦山投資無非集中在礦山開采和原材料加工兩個投資領域。之所以各種資本都紛紛進入這兩個領域，無非是他們都能根據自己的定位找到合適的投資領域并獲得巨額回報。比如大型鋼鐵公司、煤炭集團等公司可以憑借自己獨特的開采權等優勢，獲得很高的利潤。至于為數更多的小規模投資者，他們通常只有三、四百萬元的投入，并以吃大型企業開采生產完的邊角料為主。由于大型企業在開采過程中利用率不高，浪費比較大，這就給了中小投資者留下了機會。這樣的結果就是導致大量資金涌入礦業投資領域。”
“礦山開采投資的最大風險在于礦藏的不確定性。即便知道有很多礦，但是并不了解它在地下的情況。從全球礦產勘查的成功率來看，一般投資100個礦點，最終能采到1個礦已經不錯了，如果能達到3％～5％的成功率，則已經算是很高的了。”王安建對《中國聯合商報》記者說。
盡管如此，礦業極大的投資空間還是吸引著資金的大量涌入。“相關資料顯示，中國45種主要礦產的現有儲量，到2010年能夠保證需要的只有24種，需要進口2億噸。到2020年的需求量將是目前2倍，礦產品短缺量為2.5億~3億噸，能夠保證需要的僅6種。因此，無論從中國經濟增長對礦業的需求，還是中國礦業自給率不足來說，都能說明投資礦業市場空間的巨大，因此資金的涌入也就很正常了。”藍福生在“2008中國國際礦業大會中國企業海外礦業投資論壇”上強調。
■記者觀察:做足功課再下水
基于國家經濟安全的考慮，礦業行業股權投資尤其是戰略性礦產資源的投資發展和整合已經受到各國政府的重視，甚至很多國家已經采取了收回采礦權、增加稅種、提高國有公司在開發項目中的股份等措施。因此，在進行海外礦業股權投資或并購時，不僅會面臨著許多包括經濟政策和政治制度在內的障礙，不少地方還有地緣政治風險。這些都導致礦業投資風險增大，成本增加。
“為了回避或減少這種政策投資風險，中國鋼鐵在投資前都會通過實地考察、專家咨詢等方式，對投資所在國的經濟發展情況、政局穩定情況和對外投資的優惠政策以及潛在和合作伙伴進行深入調查、綜合評估，還堅持多品種開發、海內外結合開發以及獨資、控股、參股相結合的投資戰略。這些多元化的投資，都有利于降低單礦品種和單一國家帶來的投資風險。”中鋼集團負責投資的吳紅斌介指出。
對此，業界資深專家曹文正也認為，對于海外礦業股權投資或收購，中國企業不要頭腦發熱，對外投資是對企業綜合競爭力很大的挑戰。如果沒做好功課就跳下水，被淹死的幾率很高。另外，由于復雜的歷史和體制原因，中國礦業企業在走向全球的過程中還面臨一系列的障礙，參與國際資源和資本市場的整合力度還亟待提升。
截至2004年底，5163家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以下簡稱境外企業）累計對外直接投資凈額448億美元。境外企業共分布在全球149個國家和地區，占全球國家（地區）的71%。其中歐洲地區投資覆蓋率最高，91%以上的國家中有中國直接投資企業；從境外企業的國別分布來看，中國香港、美國、俄羅斯、日本、德國、澳大利亞的聚集程度最高，集中了境外企業的43%；其中香港為17%
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內部約束
目前階段，大多數中國公司的海外業務仍然停留在辦事處、經理部經營的階段，無法形成規模效益和取得持續發展的動力。中國企業馳騁國際市場的“攔路虎”體現在缺乏自己的競爭優勢、企業體制障礙、管理系統和方法缺陷、本土化運作水平低等，而克服這些障礙是企業進行國際化建設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從宏觀和微觀兩個角度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方面：
1.宏觀方面
(1)政策促進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國家對國際經營缺乏統一的、權威性的宏觀協調管理機構，目前，海外直接投資由國家計委、財政部、商務部、國家外匯管理局、中國銀行及中央各部門、各地方政府負責管理，實行多頭管理的制度，即以現在的商務部為主，商務部內沒有專門的機構管理此項工作，而是分散在幾個下屬司局。各專業部門從各自管轄權限和部門目的出發，制定各自的管理辦法，缺乏一個權威機構來負責統一協調，這就往往導致管理上的混亂，管理效率的降低。
(2)制度保障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中國海外企業散布在世界各地，海外投資大多是根據各種渠道的非系統化信息進行的，致使海外企業在產業結構和地區結構的分布等方面，充滿著無序性和隨機性。目前在海外的企業，一部分是經批準成立的，一部分是未經批準成立。例如，在美國紐約地區某使館登記的海外企業有130家，中方領事館估計實際有300家，而美國政府有關人士估計，各類帶中資背景的公司約有1000家。
(3)監管調控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海外國有資產流失嚴重。與世界上其他國家的海外投資風險相比，中國海外投資中國有資產所占比重大，加之財務制度、經營管理的不規范，造成了海外企業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據估算，中國目前約有一半左右的海外企業是零利潤或虧損，尤其是以國有資產為資本在海外搞的實業投資，成功的少，賠錢的多，或勉強保本。
(4)市場服務體系有待健全和完善
由于國內企業對外直接接觸較少，加之中國的公共信息服務體系尚不健全，許多企業想對外投資，但是苦于信息不靈，不知道應向哪里發展。而一個企業要對外投資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羅萬象，既包括宏觀的國外經濟發展趨勢、產業總體規劃、金融外匯市場狀況、有關法律法規政策等，也包括微觀的產品供需狀況、價格市場周期、合作伙伴的資信、行業市場準入等。對于廣大的中小企業來說，確實存在諸多困難，由于信息不全面而導致項目不理想的情況時有發生。
2.微觀方面
(1)中國跨國企業投資規模小，品牌知名度低
中國企業在國外投資的規模接近90%的在300萬美元以下，比較摩托羅拉等國際著名企業，投資數量十分有限，而且跨國經營投資的行業范圍較窄，主要集中在家電、機械、輕工和紡織服裝等行業。中國企業生產產品的品牌知名度較低，在國外市場上大多處于中低檔水平，除海爾等少數幾個知名品牌外，大多數中國產品與國外產品相比缺乏品牌競爭力。由于跨國經營經驗不足、文化差異等因素的存在，多數中國跨國經營企業效益不甚理想。
(2)缺乏國際化的管理人才
在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對企業挑戰最大的是人才競爭。國際市場環境變幻莫測，跨國經營要求企業家必須具有全球化的眼光，善于以全球的視角定位企業的未來和發展方向，精通國際競爭規則，具有豐富跨國經營管理經驗。但就目前而言，中國跨國企業中符合上述要求的管理人才數量十分有限，而且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相當部分的本土管理人員從中國企業流失。
(3)缺乏核心技術，研發能力低
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技術含量較低，大多集中在勞動密集型的下游行業，其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能力相應也較弱。2005年中國企業500強研發投入大約占1%，而世界500強研發投入則占3%左右。此外，中國企業技術研發人員的數量和質量也明顯低于國外跨國企業。中國企業大多生產技術含量較低的下游產品，缺乏核心技術，絕大多數的中國跨國企業在國外僅進行貼牌生產，企業不能成為技術創新的主體，產品也大多進入中低檔品市場，在國際市場上缺乏技術競爭優勢。
(4)缺乏有效的文化融合
不同的國家和地區由于歷史、地理、自然環境等因素的不同，形成了復雜多變的社會文化。在跨國企業內部來自不同國家的企業員工，他們具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不同的行為習慣，在日常的組織運營過程中不同文化的碰撞更在所難免，在特定的情況下甚至會激化。
三、促進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發展的國家支持戰略
為更好地配置有限的資源,中國政府有必要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制定戰略規劃和提供必要的促進、支持和服務。建議如下：
1.建立與完善政策促進體系
制定實施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規劃，包括總體規劃、國別地區規劃和產業規劃。規劃是指導性和導向性的，不應具有行政約束力。規劃的制定應突出重點。應選取政局穩定、投資合作環境好、與我經濟互補性強且雙方有一定的經貿合作基礎的國家和地區，作為對外直接投資的重點市場。
充分發揮政府的作用，積極推進技術進步。韓國的經驗表明，在發展中國家經濟、技術的趕超中，政府扮演著重要角色，值得中國政府效仿。
2.建立與完善制度保障體系
加快對外直接投資方面的立法進程，建立和完善相關法律體系。制訂《對外投資法》、《國際經濟合作法》，抓緊出臺《對外投資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及配套的管理辦法與實施細則，以法保障企業對外直接投資戰略的實施，以法規范政府、企業和中介組織在實現跨國經營過程中的管理、服務和經營行為。
3.建立與完善監管調控體系
完善境外投資績效評價與聯合年檢制度，及時掌握境外企業的發展與變化情況，加強對境外投資效果的檢測。探討對境外投資實行分類管理的辦法，制定與完善對外投資國別產業導向目錄；加強對企業以收購兼并、股權置換等方式進行跨國投資的政策指導與規范。
4.建立與完善市場服務體系
建立健全信息網絡系統，提供技術、快捷的信息服務。建立企業投資業務數據庫，充實與完善境外投資環境信息庫、外國吸引外資項目信息庫、外國中介機構信息庫、中國企業對外合作項目意向庫等子庫，為企業提供境外經營環境、政策環境、項目合作機會、合作伙伴資信等信息。
四、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經營戰略
雖然中國企業跨國經營困難重重，但也擁有自身的比較優勢,因此如何利用這些優勢，構建企業的核心競爭力成為企業跨國經營成功的關鍵。
1.規模戰略
國際競爭最終是規模和實力的競爭，大規模跨國企業是國際競爭的主體。為適應這一國際競爭規律，中國企業應先在國內的同一產業內形成內聚力強大的產業集團，改變以往小規模、分散化的局面，通過企業間的兼并、收購和控股等市場行為，構建具有資本、生產和技術規模優勢于一體的跨國投資主體——跨國集團。跨國企業在海外市場也可以積極對國外中小企業實行分合并購之術，在較短的時間內獲取規模優勢、生產能力或者是當地企業的品牌資源。2.人才培養戰略
人力資源是企業跨國經營過程中的核心資源。目前，在競爭激烈的國際人才市場上，中國企業處于劣勢位置，外面的人才引不進來，而自己培訓的人才又不斷流失。針對這種情況，中國企業在加大力度吸納國外優秀人才的同時，更重要的是注重自身人才隊伍的培養。這就要求企業站在核心員工的位置上進行換位思考，了解企業員工在物質和精神方面的需求，采取物質留人、感情留人和事業留人“三步走”的人才戰略，并通過各種有效的激勵措施發揮員工的專長和優勢，使之為企業所用。
3.核心競爭力戰略
核心競爭力是企業通過有特色的資源配置與社會市場現實需求長期統一而獲得超額收益的能力，是一個企業核心層面所具備的超越其他企業的優勢。它可以是技術，是銷售能力、營銷策略，也可以是組織文化和經營理念。企業經營價值鏈上任何一環均可成為核心競爭力的來源。中國企業要想走出國門，進行海外跨國經營，必須選擇并培育與自身跨國經營戰略相匹配的核心競爭力，并在此基礎上一步步走向擴張和發展。只有構建了適應國際競爭的核心競爭力才能真正走出國門，立足于國際市場。
4.文化融合戰略
跨國企業要變文化沖突為文化融合須采取有效的文化融合戰略。首先要進行文化差異識別，尋找文化差異的范疇所在，是正式規范、非正式規范還是技術規范，不同規范的文化造成文化沖突的程度和類型是不同的；其次要加強員工對不同文化環境的反應和適應能力，進行文化敏感性訓練，促進不同背景的企業員工間的溝通和相互了解；最后企業應致力于建立共同的組織文化，使員工個人的思想、行為與組織目標有效地統一起來，避免一片散沙局面的出現，增強跨國企業應付和適應不同文化環境的能力。
5.進入方式戰略
在跨國公司的進入管理中，進入方式選擇是一項基本和重要的管理內容。進入方式選擇是否恰當，直接關系到進入的效率，以及進入后的經營績效。合理的進入方式能夠有效地降低跨國公司的進入成本，降低進入風險和提高經營績效。中國企業開展跨國投資，應該按照投資的動機、目標，以及企業自身各方面的實際狀況，針對不同的地域、行業、時機，選擇相應的投資方式，以保證投資活動的成功。
6.區位選擇戰略
一般而言，發展中國家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有兩種選擇，即上行投資和下行投資。上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投資，這種選擇的原因主要有兩點，一是為了打破技術封鎖，直接獲取發達國家的一流技術；二是為了避開貿易壁壘，占領東道國市場或打入第三國市場。下行投資是發展中國家對其它經濟發展水平相近或稍低的發展中國家的投資，這種投資可以看作是產品生命周期理論的實際運用，因為它是將本國處于成熟化的產品或技術移植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以便實現產品或技術的第二次或第三次生命周期。中國跨國公司在確定對外投資區位時，必須考慮到本國的具體國情和特點，以及企業的自身優勢，對擬選東道國的區位優勢進行科學的評價和比較，綜合權衡利弊得失。
五、結束語
隨著國際間經濟競爭與合作的不斷加強，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它已成為一國向別國滲透，占領別國市場的有力武器。中國若想在未來日趨激烈的國際經濟競爭中占領一席之地，就必須大力發展本國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跨國經營是我國企業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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