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07 17:18:40
引言：易發表網憑借豐富的文秘實踐，為您精心挑選了九篇經濟發展新階段范例。如需獲取更多原創內容，可隨時聯系我們的客服老師。
金融改革要服務于實體經濟
金融必須服務實體經濟，這是金融學強調的基本觀點，這個觀點自本次國際金融危機發生以來得到了強化，所以當下討論金融改革問題，必須按照這個理念展開。
中國經濟學界可以進一步沉下心討論中國究竟需要什么樣的金融，歸根到底就是怎么樣來推進中國的金融改革。過去有一些金融改革政策由于脫離國情沒有成功，現在有些已經得到了糾正。金融改革不能僅僅體現在美國等發達經濟體怎樣設置我們就怎樣設置，改革必須要符合國情，必須要符合中國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不符合國情不符合實體經濟需要的，再好也不能用。所以說，實體經濟未來的變化決定了未來哪些改革措施是應當做的，而且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其次，對于金融改革與發展績效的問題，是以其是否有助于中國實體經濟的發展為考察標準的，金融發展與改革規劃的核心線索是國情和服務實體經濟。這兩點決定了需要從實體經濟的變化來探尋金融改革的路徑。
整個經濟學體系分為實體世界和貨幣世界兩塊內容。在經濟學中，實體世界指的由物質資源、人口、產品、勞務、勞動生產力技術等實體因素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農業、工業、交通通信業、商業服務業、建筑業等物質生產和服務部門，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識、信息、藝術、體育等精神產品的生產和服務部門。貨幣世界指的是貨幣資金的運動所構成的經濟世界，包括股票、債券、商品期貨等衍生的虛擬產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因為所有的社會經濟活動都由交易展開，凡存在交易就需要有貨幣世界，就要有金融融通，這就使得貨幣金融活動深深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和各個層面。以這樣的兩分法為基礎，經濟學分為了三個學問體系：關于實體經濟的學問體系、關于金融自身的學問體系、金融和實體經濟相互關系的學問體系。
五大內外變化挑戰金融改革
未來實體經濟方面大致有五個方面變化會影響到金融發展，分別是國際經濟、國內經濟、中國人口、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
（一）全球經濟危機呈長周期化
解決它的實體經濟因素是科技進步，而且要是革命性的科技進步。只有發生了這樣一場革命性的科技進步，改造了工業生產的面貌，改變了生產的方式，才能終結危機，所以周期會是比較長的。
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許多國家以及一些國際組織均采用了大量的非常規的刺激政策。這些政策或許會有短期阻止危機急劇下瀉的作用，但在客觀上有延緩經濟恢復，損害經濟長期發展基礎的負作用。發達經濟體普遍陷入了兩難困境，要想真正走出危機，必須在實體經濟、金融和財政等多層面上動大手術。但是，治理債務問題的任何舉措，都將嚴重拖累經濟恢復的進程。這使得危機的恢復過程具有了長期性。
（二）中國經濟進入結構性減速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GDP保持了平均9.8%的高速增長，近年來相比過去經濟增速顯著下滑，進入了較低的增長。李揚把這個狀況概括為中國經濟開始結構性減速。這種結構性減速是一系列結構性因素導致的，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兩個。第一個結構是產業的結構，以往中國經濟的發展依賴于制造業，現在制造業的就業達到峰值，經濟增長開始轉向依靠服務業的方向。第二個結構是生產要素的結構。過去農村有過剩的勞動力，在城里發展制造業可以把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吸收過來。但是到了現在，未充分就業的勞動力已經基本耗盡，人口的快增長已經近乎停止，總人口中的勞動年齡人口開始下降了，這些導致了工資成本的上升。
經濟減速會帶來一系列后果，第一個后果是國民儲蓄率下降。經濟減速進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與儲蓄率下降相一致，銀行存款增長率將下降，這將抬高銀行的資金成本，增大流動性風險。第三個后果是銀行規模擴張的模式將走至末路，金融體系的競爭因素將因此加劇。
（三）中國的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趨勢性轉折
人口結構變化的金融影響是導致儲蓄率趨向下降，與此同時，養老壓力不斷增大，這迫切需要金融體系建立一個穩定且有效的跨期配置儲蓄機制?，F在的金融業有配置功能，但是跨期配置能力有限，基本是現收現付。將來需要對從20多歲到80歲之間進行跨期資源配置，因此固定收益產品的需求將大大提高，對金融產品收益率的穩定性要求也會提高。與此對應，社會對金融產品的風險偏好將下降，債券市場將迎來發展的黃金時期。同時，以保險公司和養老基金為主的契約性儲蓄機構，即在合約的基礎上按期、定量取得資金并進行長期投資的金融中介機構，也將獲得較大發展。
（四）城鎮化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引擎
因為要城鎮化，所以投資主導的增長模式還會持續，但是投資領域會發生重大變化，投資的商業性質發生變化，最主要的變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業性的混合型產品投資將占主導地位。因為項目性質發生變化，于是就需要大規模的長期資金，商業模式會變化。與城鎮化帶來的問題相適應，金融業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
（五）積極應對第三次工業革命
全球危機的持續深化顯示，全球經濟正進入長期結構調整時期，調整的實質是發動新的科技革命。中國進一步的工業化應該是以創新為導向的。中國正處于高新科技產業化并通過這一過程來從根本上改變產業結構的時代。誰抓住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機會，誰就能率先走出危機。在這種情況下，中國需要支持創新的體系，因此需要大力發展以市場為主的金融體系，并鼓勵各類交易市場的發展。
未來金融改革的要點和方向
（一）宏觀政策理念應從需求管理轉向供應管理
需求管理或能發揮擴張需求總量的作用，但顯然無助于結構轉型與結構優化。其次，由于需求管理政策長期過度使用，其效率已然遞減，已經產生副作用，恰似強弩之末。加之在國際金融范圍內都在使用需求貨幣管理，也就是發行貨幣債，現在貨幣債越演越烈，需求管理已經行至末路。供應管理不是產業政策，真正供應管理體制機制的變化，真正的供應管理是加強經濟市場化的程度，減少政府干預，讓市場發揮更多的作用。一方面，它旨在通過降低市場準入門檻、降低稅負、降低融資成本等一系列體制、機制改革，激發企業主體的活力，讓它們承擔起變革的責任；另一方面，它致力于通過解除各種僵硬的體制機制約束，提高勞動力、資本、土地等要素市場效率，借以全面提升經濟體系的競爭力。
（二）建立宏觀審慎的政策體系
隨著金融業的發展，傳統微觀審慎政策逐漸失靈，宏觀審慎政策就成為了新的選擇，但因為它沒有獨立的理論和工具，只是觀察問題的角度不同，所以對于中國來說，宏觀審慎政策的應用問題應該歸結到體制變化的問題上，也就是要建立機構間的協調機制。宏觀審慎有兩個要點，一方面，在實施微觀審慎監管過程中要有宏觀視野，要高度關注各種監管政策的宏觀效益；另外一面，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實施要基于對微觀結構審慎的理解，并注意基于市場微觀結構的政策傳導機制。
（三）完善市場體系
這包括三要點。第一個要點是，培育市場價格基準體系，推進利率改革和匯率改革這兩個基本價格的市場化。第二個要點是，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的改革，建立真正的以券商為中心、以經濟商為核心的真正的場外市場。第三個要點是，建立長期資本的投融資體系，中國的現狀就是缺乏長期資本。
（四）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
面對更為復雜和嚴峻的國內外形勢，建設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體制機制問題必須盡快提上議事日程。兩大政策體系協調配合的主要渠道或者說關鍵點大致有五個方面。
其一，政策配合態勢。眾所周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至少有松、緊、中性三種狀態。選擇何種組合，并使之有效達成宏觀調控的總目標，就是一個既有科學性亦有藝術性的大題目。如此看來，中國行之十余年的“積極+穩健”的提法就顯得過于簡單了。其二，國債政策。國債作為彌補赤字的籌資手段，主要是財政政策，但一進入市場，便廣泛地進入央行的資產負債表，形成各類金融機構和非金融機構的資產，這就成為貨幣金融政策的調控對象。鑒于此，財政和貨幣當局在國債政策上密切配合當屬題中應有之義。其三，國家外匯儲備的管理問題。官方外匯儲備管理以及相應的匯率政策的責任歸屬等，歷來是一個需要極大智慧方能有效處理的大問題。其四，中長期政策性資金籌集和投資機制。長期資金的籌措相當程度是地方性的，地方政府的政策就是財政政策性，金融單是金融的問題，所以它們之間的配合存在很大問題。其五，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機制。形成前瞻、全面、統一、連續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并據此同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尋求磨合甚至進行斗爭。
影子銀行
創新的源泉和監管的重點
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一個新的概念，影子銀行體系，突然躍出水面并成為國內外金融界關注的焦點。金融界將金融危機的爆發和近年來貨幣政策日漸失效歸咎于影子銀行體系，加強監管的利劍于是很自然地直接指向它們。
深入研究影子銀行體系的源流及其運行機制便不難發現：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與金融界多年來一直倡導并引為生命力源泉的金融創新有關。深一步分析，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還與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金融業的重大戰略性轉型密切相關。傳統金融業長期以融資中介為主要功能，并依以進行經濟資源的配置。在這種業態下，金融部門作為金融產品的供應者，相對于資金的需求者而言，居于占優的壟斷地位?，F代金融業則完全不同，它全面地轉型為服務業。
影子銀行體系的發展昭示我們，為了在中國創造良好的金融創新環境，我們首先必須全面更新理念，將金融業從高高在上的金融資源的壟斷者的地位上“下凡”到為企業和居民服務的現代服務業的新平臺上；必須從以融資為能事的金融中介功能，全面轉移到以收集、生產、分配和使用信息為根本要義的新機制上；必須從滿足于存、貸、匯、兌，全面轉移到為客戶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產品和多樣化的金融服務上；必須從熱衷于興辦機構，轉移到激勵交易、向提高流動性要效率的現代金融發展的道路上；必須從主要依循政府設計、批準和運動式推進的極具行政化色彩的老路，轉移到依靠市場機制和微觀經濟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上。
記者：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蹦敲磸摹霸鲩L”到“發展”，一詞改變有何深刻的內涵？
劉世錦：增長是量的描述，發展是質的規定，高增長并不意味著一定會帶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國際上對增長和發展的關系也有不少討論。增長并不等于發展，有些國家就曾經出現過“有增長而無發展”的情況。十七大報告提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一重要論斷，是在探索和把握我國經濟發展規律的基礎上提出的重要方針，也是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實際出發提出的重大戰略。
記者：當前，為什么要提出這一重大戰略呢？
劉世錦：我國經濟保持年均9%以上增長率已經近30年了。從工業化歷史上看，能夠在40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平均7%以上增長率的經濟體只有韓國、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地區。由于歷史背景不同，發達國家和地區實現工業化所經歷的時間是不同的。工業化先行國家所經歷的時間長一些，但平均增長速度相對要低。二戰以后，世界出現了一批增長速度較高、但時間相對縮短的經濟體?？偟目磥?，能夠在三四十年的時間內持續保持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并不多。一些經濟體在經歷了一段時間的快速增長后，陷入停滯狀態，如拉美的巴西、阿根廷等國。即便是被視為成功典型的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也遭遇了1997年嚴重金融危機的沖擊。再早一些，老牌工業化國家也都曾因經濟危機和戰亂，而使其發展進程中斷或受到重創。
上面提到的在40年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的3個國家和地區，都是相對較小的經濟體，大的經濟體尚無先例。在中國經濟保持了長時間的快速增長，總量規模迅速擴大的時候，國內外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出現一些正面或負面的議論，比如“中國機遇論”、“中國崩潰論”、“中國”等，是有其必然性的。就中國經濟本身看，近幾年來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具有轉折含義的重要變化。從2003年開始，中國經濟的增長率已經連續4年達到10%以上。2006年，經濟總量超過了21萬億人民幣；人均收入在超過了1000美元后不久，又達到了2000美元；財政收入新增部分超過7000億人民幣，接近于10年全部財政收入。但是，必須看到，在總量規模變化的同時，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也更為顯著。
記者：那么這些結構性的變化和矛盾具體有哪些呢？
劉世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認識這些變化和矛盾：
――能源和其他重要資源的生產和消耗增長迅速。例如過去曾認為中國的鋼產量1億多噸就夠了，而2006年鋼材產量則超過4.6億噸。
――環境壓力空前增大。如果說資源可以通過進口和替代有一定調節空間的話，環境容量由于其不可移動性，沒有多少調節余地。
――過去構成中國經濟增長低成本優勢的諸多生產要素，特別是土地、勞動力等要素價格上升。據東南沿海一些地區調查，普通勞動力工資近年來年均增長15~20%；土地價格漲幅更大，有些地區僅生產性用地漲幅也達一倍以上。
――在整個國民經濟保持快速增長的同時，原有的地區發展差距并沒有縮小，有些方面還在擴大。在地區發展差距的背后，主要是城鄉發展差距。
――社會矛盾在某些方面有所增加，由拆遷、征地、職工下崗、社會保障、干部和腐敗等引發的時有出現，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容忽視。
――中國正在以日益增長的規模介入國際經濟活動，“中國因素”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外匯儲備超過1萬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近兩年的貿易順差超過千億美元，國際貿易摩擦增加，貿易不平衡構成很大挑戰。
以上列舉的當然不是新變化的全部。就這些現象而言，大部分以前也都存在，之所以稱其為“新變化”，是因為它們在某種意義上進入了一個“轉折點”。需要考慮兩個相關的問題：一是我們是否正在或已經進入與以往有較大不同的新的發展階段，二是如果是進入這樣一個新階段的話，現有的發展方式能否有效應對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挑戰，使中國經濟保持可持續發展的勢頭。
可以給出的判斷是，我們已經或正在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當然，對這一新階段如何概括，還可以探討；這一新階段所出現的矛盾和挑戰，在已有的發展方式空間內，是難以包容和應對的。發展方式的轉型勢在必行。
二、以自主創新贏得新的競爭優勢
記者：近年來，我們黨非常強調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那么提出這一戰略有何重要背景？
劉世錦：近年來，我們黨提出加強自主創新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勞動力、土地等生產要素價格上升以后，持續了20多年的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正在逐步削弱，需要培育起技術進步為基礎的新的競爭優勢，實現競爭優勢的轉換。這是發展方式轉變的重要內容。進入新世紀后，我國人均收入越過一千美元關口，現在又達到兩千美元，當然是好事，同時也是“雙刃劍”，因為這既是收入水平提高，也意味著要素成本上升。人民幣升值也相應減弱了我國勞動力的國際比較優勢。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在各地都逐步表現出來，在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最為明顯。在這些地區，一些對低成本敏感的企業開始向外轉移，留下來的企業則要通過研發、設計、品牌、營銷渠道等環節的努力向產業鏈中高端升級。當然，低成本優勢的減弱將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我國幅員遼闊，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大，還會有一些地區繼續呈現低成本優勢，一個較長時期內我國將保持多種競爭優勢并存的格局。但從中長期看，低成本優勢削弱后的調整不可避免。通過創新形成新的競爭優勢，是一個關系到我國產業中長期競爭力，因而也是關系到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大戰略問題。
記者：如何理解自主創新的含義？
劉世錦：我們把自主創新概括為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吸收消化再創新。與過去關起門來搞研究不同，這幾種類型的創新都是在日益擴大的開放條件下進行的。如何認識自主創新，近年來也有一些討論。有的行業圍繞“合資企業進行的創新算不算自主創新”展開爭論。對這個問題，還是要從全局和戰略的眼光來觀察和理解。隨著對外開放的擴大，資金的“引進來”和“走出去”，純粹內資的企業將越來越少。國有企業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實行多元化的股份制結構，其中包括引入外資。國有經濟比重最高的基礎行業，如電力、電信、金融等行業中的國有大企業，也越來越多地在境內外上市。所以，按照企業資本來源來界定，不符合開放經濟的實際，也存在很大的技術上的困難。比如，某企業的直接投資者是內資，但再從這個投資者向上追溯，可能會找到外資蹤跡。外資企業的研發活動到中國來，雖然會對內資企業形成競爭，同時也有技術信息擴散、人員培訓、促進產業配套條件形成等積極作用，總體上說利大于弊?？山梃b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多年來的經驗也證明了這一點。從內外資企業的角度看，我們所說的自主創新可以有兩個要點：一是內資企業創新能力的提高；一是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的轉移。當然，前一個要點是重點，我們講自主創新，立足點和重心都是內資企業。有一些東西，特別是那些關鍵性、基礎性的技術，僅僅靠開放是拿不到的，必須靠自己來搞，對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但是，這與鼓勵外資企業研發能力向中國轉移不矛盾。這兩件事情是互動的，一定程度上是互補的。外資企業是在中國僅僅搞加工制造好呢，還是把研發能力也轉移到中國來好呢？還是應該鼓勵它們向中國轉移。在這個問題上，能不能這樣來認識：我們講自主創新，這個“自主”的主體應該是中國經濟的大局，全球化、市場化背景下中國經濟的大局。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合法注冊、經營的企業所進行的有利于提高中國經濟創新能力的活動，都應該得到鼓勵，一定程度上也都可以劃入“自主創新”的范圍。這是一個寬松的、包容量很大的定義。這樣看問題，對提高我國經濟總體創新能力有好處，也正是新時期提高吸收外資質量和水平的政策所要求的。
三、更加關注人均實際收入水平
記者：我國經濟發展有一個明顯的特點是地區發展不平衡，那么，今后我們將采取哪些措施來逐步緩解這種狀況？
劉世錦：這些年通過實施地區重點發展戰略（西部大開發、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中部崛起等戰略），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但尚不足以改變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態勢。近年來影響地區發展格局的有兩個重要因素：一是城市化進程加快，一些大的城市帶、城市圈的形成，如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灣城市圈，內地沿大的交通通道形成的城市帶等。二是產業的區域集中加快，過去一個新產業出來，各地都要搞，遍地開花。一些年來通過市場競爭，產業的區域集中度顯著提高，如彩電生產，過去一度20幾個省都在生產，現在大部分集中到珠三角地區；汽車生產也正在逐步集中到為數不多的幾個區域。城市帶的形成與產業區域集中往往是重合的，產業集中為城市發展提供了支撐。這些變化總體上說符合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規律，是積極的、可持續的，但必然影響到原有的地區發展格局，不僅表現在大的行政區劃之間，也表現在這些行政區劃內部。
從2002年下半年開始的新一輪增長中，出現了某些有利于緩解地區發展不平衡的趨向或因素。例如，在重化工業增長加快、比重提高的背景下，對能源、原材料、裝備工業產品等的需求迅速增長，拉動了具有資源優勢和重工業基礎較好的中西部與東北的部分地區經濟的快速增長。又如，東南沿海地區要素成本上升后，一些企業開始向北部沿海地區和中部部分地區轉移，部分國際轉移產業也將承接地更多地轉向要素成本較低地區。這些趨向或因素的穩定和增長，將會對促進地區平衡發展發揮更多的基礎性作用。
記者：評價地區發展平衡一般采用什么指標？
劉世錦：對地區平衡發展有一個正確理解和評價的方法問題。當一個國家進入工業化的快速增長階段后，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將率先發展，吸引各種資源向這些地區集中，其中包括人員流動。勞動力由落后地區流動到發展快的地區，找到了工作，增加了收入，也減少了落后地區的人口基數，落后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提高。反之，發展快的地區人口基數增加，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有所下降。我們講地區發展差距，所關心的是這些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所以，“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是一個適宜的比較性指標。這個指標除了關注貨幣收入外，還考慮到剔除不同地區物價水平差異后的實際購買力水平。在勞動力和其他人口合理流動的情況下，不同地區“人均實際收入水平”將逐步趨于縮小。我們要注意地區經濟總量增長速度差距、不同地區戶籍人口貨幣收入差距等指標，更需要關注不同地區實際生活和就業人口的“人均實際收入水平”指標的變化。從這一角度出發，將有助于正確觀察和理解地區之間關系發展的動態過程。
記者：地區不平衡很大程度上反映的是城鄉發展不平衡。那么，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的根本途徑是什么？
劉世錦：改革開放以來，原有的城鄉隔離狀態被打破，大批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和非農產業，不僅顯著增加了農民收入，而且改變了原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這是改變城鄉發展不平衡，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是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的一條主線。我們的各種政策，不論產生于何種背景，都應當促進而不是延緩這一進程。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過程，早期工業化國家曾經歷上百年時間。我國目前的城市化率接近50%，大體完成農村勞動力的轉移過程，至少還需要30年時間。在這一過程中，始終面臨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要促進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使之“出得去”、“留得住”，包括拓寬就業渠道，改善農村人口在城市生存、發展的制度和政策環境；另一方面，要通過多種途徑，包括轉移支付等方式，提高仍然居住在農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改善他們的生產和生活條件，使之與城市人口，包括已轉移至城市的原農村人口的收入差距逐步縮小，至少要讓他們“過得去”。近年來的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就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
四、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更好發展來解決
記者：這些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績，但社會問題和矛盾卻有所增加，在有些方面甚至激化。您對此怎么看？
劉世錦：這種反差很值得深思。從國際經驗看，一國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階段后，也同時進入經濟和社會結構、重大利益關系劇烈調整的階段，社會矛盾的類型和數量增加，有些領域的矛盾趨于尖銳，處理不好還可能引發社會動蕩和危機。當發展到一個較高水平，社會上較大比例成員進入所謂“中產階級”狀態后，社會的穩定程度將會顯著提高?，F階段我國總體上處在經濟快速增長、經濟體制轉型、社會矛盾增加的時期，大量的社會問題和矛盾屬于發展中的問題和矛盾。例如，工業化、城市化進程中征用農民土地、城市拆遷、水庫移民等所引發的矛盾；國有企業改革中職工下崗和再就業、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滯后等引發的問題；政府職能轉變不到位、權力腐敗、干部等引發的問題等。
在這種背景下，中央提出科學發展觀，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立足國情和長遠的重大戰略決策。對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和矛盾，應當也只能通過進一步更好的發展來解決。倒退是沒有出路的。歷史已經證明，吃“大鍋飯”既不利于效率，也不可能從根本上實現社會公平。當然，我們講進一步的發展，不能是短期化、片面化、高代價的發展，而應當是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不僅要重視經濟發展，同時要比過去更多的精力重視社會發展；要集中力量抓緊解決制約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深層體制性、結構性矛盾，從源頭上治理導致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既要重視經濟發展對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也要重視通過社會發展為經濟發展創造有利的環境條件。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對多年來我們所倡導和實行的發展觀的一個拓展和完善，體現了我們黨在發展問題上認識的深化和進步。
更加重視社會發展，努力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面對的矛盾和問題不少，應該和能夠有所作為的事情也不少。如何把好事辦好，如何在解決一些問題時不致于引出更多的問題，如何在處理一些矛盾時，既要照顧眼前，更要有利于長遠，還需要把握好一些原則。
記者：這些原則主要有哪些呢？
劉世錦：一是既要治標，更要立足于治本。比如扶貧工作，通過轉移支付等辦法給貧困人口一些補貼，是必要的，但更重要是拓寬就業渠道，加強就業培訓，使他們獲得通過就業增加收入的機會，這是解決貧困問題的治本之策。
二是既要有承諾，又不能脫離現階段國情，作不切實際的過高承諾。比如養老、醫療保障，城鄉、地區之間差別很大，是全面保障，還是在農村先做到對困難者救助，即使全面保障，保到什么程度，這些都不能脫離現階段的實際。承諾過高，兌現不了，老百姓還是不滿意，還可能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歐洲福利國家保得過多，也在尋求改革。這方面的經驗教訓需要研究和汲取。
三是既要有短期措施，更要注重制度建設。對短期內的突出問題，如困難人口救助、調解，需要采取某些短期措施，以穩定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建設。好的制度建設以穩定的可預期的程序處理問題，可以提高效率；不是針對個別事件和少數人，而是對所有人具有普適性；不僅要解決已經出現的矛盾，而且要治理產生矛盾的根源。
五、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
記者：十七大報告中提出：“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比绾紊钊肜斫膺@一論斷的深刻涵義？
劉世錦：這一重要論斷已為我國近30年來的實踐所證明。我國近30年的經濟發展，是以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為背景的。改革開放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強大的動力、活力和制度基礎。毫無疑義，沒有改革開放的持續推進，今天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是不可能出現的。與其他經濟轉軌國家相比，我國經濟改革走出一條獨特而富有成效的道路，形成了一些有意義的經驗。例如，改革是對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而不是對舊體制的修修補補；在改革國有經濟的同時，放開一塊，鼓勵發展多種類型的非國有經濟；鼓勵不同改革方式的試驗和競爭，先試點，取得經驗然后推廣，所謂“摸著石頭過河”；把改革與開放有機結合起來，通過開放引入新的體制要素而推動改革；保持黨對改革過程的堅強領導，把改革、發展和穩定有機結合起來，為改革和發展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通過改革和發展進一步促進穩定，等等。經過不懈努力，我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重大成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開放型經濟體制初步確立，市場開始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
解決新階段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所面臨的諸多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這些矛盾和問題的存在，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大程度上還是體制上的。體制上的問題，部分屬于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至今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的，部分屬于體制轉軌過程中新出現的，還有的是由于體制建設滯后所引起的。這幾種情況往往交織在一起，使問題相當復雜。比如，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政府職能由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企不分轉向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但在將工作重心轉向經濟建設以后，一些地方出現了片面追求GDP增長、片面強調經濟增長指標而忽視社會發展等傾向。如何在政府職能轉變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一套能夠體現科學發展觀要求的考核指標和行為機制，是體制建設的重要任務。又如，深化收入分配領域改革，要求由傳統體制下的平均主義“大鍋飯”轉向初次分配按勞動和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再分配更加重視社會公平，但由于多方面體制性、結構性矛盾的影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突出起來。如何從我國國情出發，將效率與公平有機結合起來，使收入分配差距保持在合理的、可承受的范圍內，并逐步趨向共同富裕的目標，也是體制建設的一項重要任務。
因此，改革開放仍然很重要。我們所面臨的諸多深層矛盾的化解，發展方式的實質性轉變，和諧社會的建設，都不可能離開深化改革（從一定意義上說，開放也是改革，講深化改革也包含了進一步擴大和深化開放）。在這個問題上，必須要有清醒認識，不能松懈，更不能動搖。對改革中出現的問題和偏差，需要警覺和糾正，其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推進改革，而不是走回頭路。改革是為了發展，最終要由發展的成果來檢驗。
【關鍵詞】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區域經濟，可持續發展
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發生巨大變化，使市場經濟體制得到不斷完善，在推動社會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上發揮了重要作用，給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靠保障。
一、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根據我國基本國情，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如下幾個方面的問題，嚴重影響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快速發展：
（一）政府宏觀調控不到位，區域經濟發展失衡。現代化建設中，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與區域經濟有著緊密聯系，有利于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但是，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存在政府宏觀調控不到位的問題，在區域經濟發展中，、，使經濟秩序遭到破壞，人民的利益受到嚴重侵害，給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帶來極大影響。與此同時，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具有分散性、廣泛性，在區域經濟基礎較差的地方，受到政府權力影響，會造成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失衡情況出現，致使區域經濟與國家經濟發展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嚴重阻礙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中的健康發展。
（二）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工資增漲幅度較低。市場經濟體制下，全國各地的經濟發展情況各不相同，因此，不同城市的社會保障機制存在很大差異，致使社會保障機制不夠健全，給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一定影響。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由于受社會保障的影響，非公有制經濟得不到政府的有效支持，致使人力資源配置得不到優化，給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造成極大影響。社會保障機制和人們的經濟收入有著最直接聯系，區域經濟發展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影響，導致全國各城市勞動者的工資漲幅較低，致使社會發展矛盾不斷增多，給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帶來嚴重影響。
（三）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環境污染程度嚴重。企業想要長遠發展，就必須加強管理，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促進企業經濟效益不斷增長。早期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消耗了大量自然能源，使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給經濟可持續發展帶來很多問題。在生產過程中，企業過于重視經濟效益，導致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使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生產力得不到有效創新，給區域經濟發展造成嚴重影響。企業在追求經濟效益的時候，忽略環境保護和安全設施建設，造成資源過度浪費，生產人員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嚴重影響非公益制經濟的企業形象，給我國市場經濟持續發展造成嚴重阻礙。
二、促進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良好發展的策略
根據區域經濟發展情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有效策略有如下幾點：
（一）注重社會保障，完善管理機制。市場經濟體制下，非公有制經濟是區域經濟發展的動力，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可以創新區域經濟的生產力，擴大區域經濟就業范圍，給區域經濟發展提供更多機會和支持，有利于區域經濟快速增長，對于推動區域經濟多元化、現代化發展具有積極作用。根據我國社會保障的現狀，想要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中的良好發展，相關部門必須不斷健全社會保障機制，完善社會保障管理制度，使勞動人民的經濟利益得到有效保障，促進社會生產力不斷創新，推動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例如：根據社會發展需要，改革工資增長機制，保證勞動市場供求平衡，使工資增長和經濟發展保持一致步伐，從而推動企業經濟效益不斷增長，促進我國經濟快速發展。
（二）加強人才培養，提高發展水平。新階段非公有制經濟的健康發展，直接關系到我國經濟長遠發展，是由我國國情決定的，使我國經濟市場變得更加豐富，滿足了人們生活需要，對于促進區域經濟長遠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中，高科技人才的需求量越來越大，因此，必須加強人才培養，促進區域人才向著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以提高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質量，推動區域經濟不斷發展。例如：改變傳統就業觀念，加大非公有制企業的招聘力度，政府提供一定的經濟支持，鼓勵高科技人才加入到非公有制企業的發展中，促進市場經濟資源優化配置，最終達到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水平的目的，給非公有制企業長遠發展提供可靠保障。
（三）注重宏觀調控，促進和諧發展。非公有制經濟的快速發展，必然對環境會造成一定影響，因此，政府必須注重宏觀調控，加強對非公有制企業污染物排放的監督，嚴格按照規定標準執行，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生產過程中，加強安全監督，完善安全配套設施，促進非公有制企業經濟效益不斷增長，從而促進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持續和快速發展。例如：國家采取的多項優惠政策，加強東部經濟和西部經濟的聯系，不斷提高非公有制經濟的競爭力，促進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不斷變小，最終達到非公有制經濟和區域經濟協調持續發展的目的。
結束語：綜上所述，隨著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不斷加劇，非公有制經濟在區域經濟發展中占據的地位越來越重要，有利于區域經濟生產力不斷創新，提高區域經濟市場競爭力，促進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F代化建設中，采取有效策略促進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健康、持續發展，才能增強我國在國際上的市場競爭力，促進我國經濟向著國際化發展，給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有力支持。
參考文獻：
[1]武甲強.新時期中國非公有制經濟理論與實踐研究[D].山東輕工業學院，2011.
[2]唐振富.2012年廣西壯族自治區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報告[A]..中國民營經濟發展報告No.10（2012～2013）[C].：，2013：12.
關鍵詞：經濟發展階段 人均 GDP 新疆
一、引言
正確估計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是合理確定各種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的前提。目前比較通行的判斷方法，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水平(人均GDP)和經濟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等1的變化來研究經濟發展的階段。下面將采用上述三個指標對新疆的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進行判斷。
二、新疆經濟發展階段的判斷
(一)基于人均GDP的發展水平的判斷
近現代經濟發展主要是以工業化為標志，經濟發展階段的劃分與工業化過程密切聯系。發展經濟學家H?錢納里等人曾運用多國模型對人均經濟總量與經濟發展階段進行深入的研究。按照H?錢納里的分析，現代經濟發展分為三個大的階段，即準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實現階段和后工業化階段(見表1)。
新疆改革開放后，人們生活水平得到較大的提高，經濟實力快速增長。為了正確判斷新疆的經濟發展階段，本文利用了H?錢納里等對人均經濟總量與經濟發展階段劃分的研究成果。
對照H?錢納里的人均GDP經濟發展階段劃分表，1996年新疆人均GDP值約合1315美元，小于工業化實現階段的上限1456美元，說明在1996年之前新疆仍處于準工業化階段。1997年人均GDP值達到1457美元，超過工業化初級階段的上線1456美元，說明到1997年新疆開始步入工業化中級階段。直到2006年，人均GDP值約合2450美元，一直處于1456―2912美元的工業化中級階段區間，說明1997--2006年間新疆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盡管2006年人均GDP值進一步提高，達到2450美元，但其人均GDP水平僅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標志的下限區域附近，故目前新疆的經濟發展階段定位應為工業化中級階段。
(二)基于產業結構發展情況的判斷
根據經濟學家錢納里等人的研究成果，工業化往往是產業結構變動最迅速的時期，其演進階段也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在工業化起點，一產比重較高，二產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當一產比重降低到20％以下時，二產比重上升到高于三產，這時候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當一產比重進一步降低到10％左右時，二產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
由新疆三產統計數據顯示，直至1997年，第二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上升至37.1％，首次超過了三產的35.7％，但一產比重未能降至20％以下，所以還不能完全說是達到了工業化的中級階段。新疆直至2001年第一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3％，首次向下突破20％的關口，但第二產業比重未能超過了三產，因此也不能說是進入到了工業化的中級階段。2005年第一產業增加值所占比重才下降至19.6％，第二產業比重為44.7％，超過了三產的35.7％，這標志著新疆從工業化的初級階段過渡到了工業化的中級階段。所以，根據產業結構的發展演化可以判斷，新疆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定位為工業化中級階段。
(三)基于就業結構角度的分析
C.G.克拉克根據威廉?配第的觀點，得出以下結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如表3)。該表中的1、2、3、4、5大體分別對應準工業化階段、工業化初級階段、工業化中級階段、工業化高級階段和發達經濟階段，又稱配第一克拉克定理。該定理通過工業化過程中勞動力由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的轉移，表明就業結構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志。
從新疆的實際情況看，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構成，從1978年的72.06：14.33：13.61轉變為1980年的70.01：14.84：15.15；其中，第一產業就業比重下降了2.05％，二、三產業就業比重分別上升了0.51％和1.54％，且三產超過了二產。根據上述不同產業就業結構變化特征及2006年的值，可以得知目前新疆工業化處于配第克拉克定理第2、3階段之間，但更靠近3階段一側，因此，根據就業結構可判斷新疆的經濟發展階段目前處于工業化中級階段。
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取得了巨大發展，綜合國力大幅提升。GDP總量由1978年的3645億元增加到2010年的40.1萬億元，躍居世界第二位，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了18倍，年均增長9.9%。在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人民生活明顯改善，體制改革有序推進，我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高，發展的成就為世界矚目。
同時，進入新世紀以來，實現我國經濟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面臨諸多障礙，長期形成的結構性矛盾和粗放型增長方式尚未根本改變，經濟社會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笆濉睍r期，我國將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主線，把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攻方向。如果說建國六十多年來，我國經濟發展主要圍繞經濟總量增長為核心的話，未來將是總量與結構并舉、數量與質量并重、增長與發展并行的偉大變革時期。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階段判斷
判斷經濟發展階段的主要依據有人均收入、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工業化水平、城鎮化水平等，總體判斷，我國處于由工業化中后期邁向工業化后期、由中等收入國家邁向中上等國家的階段。在成功實現“低成本優勢―中低端制造業―投資＋生產”推動的第一次增長浪潮之后，我國面臨能否成功邁進由“創新優勢―高端制造＋服務業―創新＋消費”推動的第二次增長浪潮的重大機遇期，處在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
我國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經過半個多世紀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探索和實踐，我國社會經濟發生了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階段性變化。1952～2010年的59年中，我國經濟總量保持了年均8.3%的增長。2010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40.1萬億元，已經超過日本，經濟規模居于世界第二位。2010年我國財政收入達到8.31萬億元，具備了比較雄厚的物資基礎。2010年按當年匯率計算，我國人均GDP已達到5880美元，已經邁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
我國已實現經濟起飛二十多年
縱觀世界各國現代化歷史，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大體上都經歷了起飛準備、起飛、走向成熟和大眾消費時代等幾個階段。我國在上世紀80年代完成了起飛準備階段，已經成功實現經濟起飛二十多年。當前我國已經積累了較多的支持經濟較快增長的條件，包括消費結構變化、中間需求變化支持國內需求增長加快；經濟發展的不均衡導致產業結構變動和資金、勞動力在產業間活躍重組；資金和勞動力供給增加；具備了支持供給持續增長的物質技術基礎，形成了支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制度及社會環境；具備穩定開放的國際環境，進口替代和出口導向戰略推動外貿結構變化，促進比較優勢轉變等等。
我國已進入工業化中期階段
從我國產業結構、制造業實力以及出口結構來看，可以認為我國已經由工業化初期階段進入中期階段。主要根據是：第一，在農產品總量迅速增加的前提下，第一產業的產值比重明顯下降到2010年的10.1%。第二，在人口總量增加3億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比重下降到2010年的50.05%，城鎮化率達到49.95%。第三，已經建成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生產制造能力比較強大。第四，農產品等初級產品在出口量迅速增加的情況下，在出口商品構成中所占比重大幅度下降，工業制成品所占比重則大幅度提高。第五，經濟結構的變動，呈現出由滿足基本需求為主轉向逐步適應消費升級和需求多樣化的趨勢，這是工業化加速階段的新特征。
消費和出口提速帶動產業結構快速升級
1998～2010年間，我國工業化、城鎮化步伐加快，居民住行消費升級提速，融入全球化以后世界經濟長期景氣帶動外需高速增長，資源稟賦優勢帶來全球產業轉移，經濟增長的雙輪驅動特征形成，帶動產業結構快速升級。在此期間，高速增長行業明顯增加，經濟增長熱點顯著增多，增長較快的行業主要有：房地產業、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冶金工業、煤炭工業、建材及其他非金屬礦工業、石油工業、建筑業、金融業等。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外部環境
“十二五”時期，世界經濟將處于金融危機及其后續的調整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趨復雜和不確定，同時也蘊含著重大機遇。
世界經濟復蘇進程仍存在很大不確定性
經過世界各國政府努力，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影響已被初步穩定，一段時期內呈現出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雙軌恢復”的跡象。但發展模式和經濟結構方面長期累積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并未得到解決，世界經濟的復蘇進程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美國不僅沒有解決其全球競爭力下滑的問題，反而由于過度依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進一步侵蝕了全球對美元的信心。部分新興經濟體刺激過度，引發了房地產泡沫、地方債務風險等諸多新的問題。國際上，全球經濟和貿易失衡問題并未得到根本解決，危機后的全球治理格局并未體現新興經濟體不斷上升的實力和影響力。因此，不僅大震之后必有“余震”，而且如果全球不進行徹底有效改革，或許需要更大的一次危機來釋放風險。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將在新的基礎上繼續發展
長期來看全球化不僅不會倒退，還會在新的基礎上繼續深化?，F代交通、通信技術的發展，將使跨國、跨境交易更加便利。隨著全球經濟逐漸復蘇，全球貿易和投資還會繼續增長。這將有利于我國繼續利用兩個市場、兩種資源，優化資源和要素配置，釋放增長潛力，加快發展進程；有利于我國充分吸收國際資本、國際技術和國際人才，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增強競爭優勢；也有利于我國擴大對外直接投資，獲取重要國際資源和技術。但近期看，由于受金融危機的影響，各種貿易保護主義傾向仍會抬頭，貿易保護措施可能增加。
當前正處于康氏周期的低谷，全球新一輪技術革命正處于“萌芽期”
為了重新獲得競爭力，發達國家都重新回歸再制造化，并正在新能源技術、節能減排技術、信息技術（比如傳感網、物聯網、智慧地球、云計算）等若干重要領域醞釀新的突破。在實現技術趕超及利用新技術加快發展等方面，我國具有潛在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體系比較完整等優勢，可以藉此在某些技術領域邁入領先行列。另一方面，新一輪技術革命時機還不成熟，目前的一些新技術尚難以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依靠技術進步推動的實體經濟恢復還沒有形成。
應對氣候變化，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壓力將不斷增大
隨著全球減排責任體系和制度安排的逐步形成，以及相關領域技術進步的迅速發展，低碳經濟有可能成為今后一個時期重要的發展趨勢或發展模式。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和最大的碳排放國之一，我國面臨的減排壓力將會不斷增大。同時也面臨著新的機遇，減排將促進能源和環保領域的技術創新，有利于我們發揮后發優勢，轉變發展方式，在新技術的基礎上實現跨越式發展。
國際產業分工和貿易格局將在新的背景和條件下出現較大幅度調整
新技術、新產業的發展，將會改變各國的比較優勢和國家之間的競爭關系，并對全球產業分工及貿易格局產生影響。我國面臨發達國家轉移部分資金密集、技術含量高的制造業的新機遇。非洲、南美洲、中亞等地區的一些歷史上比較落后的國家工業化進程將會加快，以印度、巴西、南非和中東某些國家等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仍會繼續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既對我國構成了競爭壓力，又為我國擴大外部市場空間創造了條件。
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我國發展的外部阻力將增加
一流國家在世界事務中的相對地位總是不斷變化，這既是軍事斗爭的結果，更是經濟發展競爭的結果。如果說21世紀全球格局正在走向多極化的話，那么這種變化首先是從經濟格局開始的。如果全球經濟大國之間實力差距日趨縮小，美國若要繼續主導全球政治格局將越來越困難。按照歷史的經驗，全球經濟格局的變化隨后必將遲早引發全球政治格局的重新洗牌。核時代到來以后，世界大國間相互自殺式的戰爭已不太可能，取而代之以“經濟戰”為主，在國際貿易、國際金融、能源資源、區域組織等領域廣泛開展競爭。未來全球地緣沖突可能增多，我國發展的外部阻力增加。
“十二五”時期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趨勢分析
從國內條件看，“十二五”時期是我國“促改革、轉方式、調結構”的關鍵時期，我國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的基本條件和長期向好的基本趨勢不會發生根本改變。與此同時，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社會穩定等方面的壓力將有可能持續加大。
我國仍然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時期，內需潛力巨大，但釋放內需面臨一系列體制性制約
“十二五”及更長時期內，我國仍將處于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時期和居民消費結構的快速升級時期，巨大的需求潛力能夠為我國經濟的平穩較快發展提供持續的動力。特別是，我國發展的不平衡性，可以使龐大的需求潛力分階段釋放，從而使國內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持續更長時間。但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財稅體制、社會保障、戶籍制度、土地制度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缺陷，工業化升級和城鎮化潛力的釋放還面臨諸多障礙。
“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內外需結構調整和經濟增長引擎轉換的重要轉折點
“十二五”時期將是我國內外需結構調整的關鍵時期，在此背景下外貿增長將穩步趨緩，相應地內貿比重將穩步上升。我國的對外貿易地區結構中，北美的地位將下降，周邊陸上鄰國和各大洲發展中國家的地位將提升。內貿結構方面，隨著國內各大經濟區間分工的細化和合作的加深，國內區域間的貿易將日益活躍。
居民消費結構將繼續較快升級，消費需求持續較快增長
預計“十二五”期間以住、行改善為主的居民消費結構升級活動會繼續較快推進，消費需求會繼續較快增長。預計“十二五”期間城鎮人均住房面積年均增長4.5%左右；年均新建住宅11億平方米左右，較2003～2008年的年均水平增加4億平方米左右。預計家庭轎車保有量年均增長25%（2003～2008年為51%），2015年全國私人轎車保有量將達到5139萬輛左右，較2008年（1938萬輛）增加1.65倍。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年均增長12%左右（不包含價格因素）。
區域發展格局日益合理，區域功能定位日益明確，區域發展差異逐步縮小
“十二五”時期，中部地區將成為崛起最快的區域，占全國的GDP比重將由2009年的19.3%上升到2015年的22%。西部開發區將由18.3%上升至19%，東北振興區將由8.5%上升至9%，東部沿海地區將由53.8%下降至50%，但是東部沿海地區經濟增長的質量將明顯提高。國內各大經濟區之間分工日益專業化和細化，區域功能定位日益凸顯，中部地區在承接東部制造業基地轉移的過程中將迎來高速成長期。
人力資源新優勢正在形成，但人口老齡化的問題也將逐步顯現
未來幾十年我國總人口仍然保持增長狀態。2010年和2020年的人口總量將分別達到13.6億人和14.5億人。預計2015～2016年，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將達到峰值10.1億人。隨著高等教育普及率的不斷提高，我國高素質勞動者群體隊伍預計將不斷壯大。此外人口老齡化將加快到來，根據聯合國的預測，2020年中國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總數將高達1.69億，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11.9%。
生態環境狀況局部改善，但對經濟發展的約束進一步增強
“十一五”以來，全社會對環境保護的重視程度提高，治理和保護的力度明顯加大，一些地方的生態環境狀況有所改善甚至有明顯改善。但生態總體惡化的趨勢尚未根本扭轉，控制污染物排放、環境治理任務依然艱巨。與此同時，近年來自然災害、事故災害、公共衛生事件等呈現增多趨勢，造成的社會危害和經濟損失越來越大?！笆濉逼陂g工業化與城鎮化持續快速推進的形勢，將使資源需求和環境壓力進一步加大。
經濟體制具有獨特優勢，但深層體制矛盾依然突出，深化改革任務更為迫切，難度也更大
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特別是近年來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們已經形成了既獨具特色和優勢、又符合市場經濟通行規則的經濟體制，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但同時也要看到，我國現行的經濟體制還存在不少深層次的問題。經濟發展方式弊端的深層次原因集中于體制與機制方面，涉及收入分配、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行政管理體制、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等各方面。
一、我國農村各類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狀況與存在的問題
1．目前各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組織普遍存在規模不大，覆蓋面小，實力薄弱，管理制度不健全和穩定性較差等問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發展新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方面進行了一些探索。根據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統計，目前，全國建立了十幾萬個比較規范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其中包括的各種形式的專業協會、專業合作社和股份合作社。專業協會是一種比較松散的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多數專業協會在民政部門登記，注冊為社團組織。專業協會約占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總數的85％。專業協會每年向社員收取一定數量的會費，以提供技術、信息、運銷服務為主。大多數專業協會不直接為社員銷售產品，沒有銷售收入。專業合作社是一種管理比較規范，與社員聯系比較緊密的合作經濟組織形式。專業合作社多數在工商管理部門登記為企業法人，約占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總數的10％。股份合作社是股份制與合作制的結合，由企業、農技推廣單位、基層供銷社等出資作為股東，再吸收少量的農民社員組建成股份合作社。股份合作社多數有自己的企業，在工商管理部門登記為企業法人。股份合作社約占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總數的5％。
但總體來看，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育和成長相當緩慢，在為農民提供技術、信息、資金、物資和產品銷售等服務等方面發揮的作用還很有限。目前新型農民合作組織普遍存在規模不大、發展速度不快、管理制度不健全、改組、解體過于頻繁、穩定性較差等問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有兩個，一是宏觀政策環境存在著許多嚴重阻礙合作經濟發展的因素。目前，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工商登記中尚未取得單獨的法人地位，大多數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在沒有法律保護的環境下運作。糧、棉等大宗農產品長期保留著相當程度的部門壟斷，這就排除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合法涉足這些產品購銷的可能。二是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內部治理結構殘缺不全，缺乏有效的制度約束。突出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沒有建立起社員所有的產權制度，存在產權不清的問題；二是沒有形成社員控制的決策機制和利益分配機制，內部人控制合作社運作，普通社員的參與度低。三是政府干預較多，許多合作社經營對政府的依賴性過強。
2．把供銷社等服務組織改造為農民合作組織的目標并沒有達到。供銷合作社創立之初，是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其后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強化，供銷合作社變成了國有商業的組成部分，合作經濟的實質不復存在。從實際情況看，過去10幾年期間盡管供銷社在探索“民辦”體制方面進行了探索，但由于歷史包袱太重、人員過多、管理不善、機制不活等各個方面的原因，供銷社無法參與市場競爭，經營萎縮，虧損嚴重，在農村流通領域的主渠道作用已基本喪失。目前，相當一部分基層供銷社實際上已經名存實亡，喪失為農民服務的能力。目前，農民不承認供銷社是他們自己的組織，供銷社職工也不承認供銷社是農民的組織。
農村信用合作社也存在與供銷社同樣的問題。農村信用合作社全體社員對他們出資組建的信用合作社只有名義上的產權歸屬關系，而實際上的產權關系是模糊的，事實上是由國家控制的。原先國家對農村信用合作社的定性是農民自己入股，為農民服務的信用合作金融組織。實際上，農村信用合作社從來就沒有真正成為過合作金融組織。
3．集體經濟組織普遍對農民沒有足夠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傳統的集體經濟制度下，農村集體財產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是統一在一起的，農民既喪失了私人財產權，也喪失了獨立經營權。以包干到戶為主要形式的農村第一步改革，就其內容來講，主要是在堅持土地集體所有的前提下，由原來高度集中的統一經營方式，逐步改革為以農戶家庭分散經營為主的經營方式。“土地集體所有，農戶承包經營”是傳統集體經濟體制在農村改革后一種新的實現形式。農村改革以來，由于農戶具有了積累的功能，雖然集體土地所有的產權制度沒有發生變化，但農民逐漸在集體的公地上不斷地積累起私有的財產，集體經濟組織在現實中已經成為一個模糊不清、難以界定的東西。相當一部分集體經濟組織已逐步退化為主要承擔政府下達的各項任務的組織，帶有比較濃厚的行政色彩，往往只具備對社區內部事務進行管理的職能，而明顯缺乏對農戶提供服務的功能。一些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逐步改造為企業化的組織。集體經濟組織總體上存在著服務功能不強、積累功能弱化、封閉性強、合作屬性較弱以及很難以獨立市場主體的身份參與經濟活動等一系列問題。
4．我國農產品行業協會幾乎是空白，在體制上沒有真正代表農民利益的組織和團體。僅有的幾個行業協會都靠政府“輸血”，業務范圍往往僅是引入新的品種，指導生產，幾乎不涉足流通領域。建立農民協會的設想雖然80年代末就提出來了，但一直沒有付諸實施。
二、發展農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的政策思路
1．尊重農民的意愿和選擇。自愿、自治和民主管理是合作社制度最基本的特征。發展農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必須充分尊重群眾的意愿，堅持農民入社、退社自由，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堅持對社員以服務為宗旨。
發展合作經濟，沒有必要簡單重復傳統的合作社原則。傳統的合作社原則，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市場競爭的環境。例如，資本報酬有限原則，使農民不愿意向合作社投資，導致合作社資金來源的困難。又如，一人一票原則，使少數有效率的大農場在合作社中處于屈從大多數小農場的地位，導致合作社決策不合理，風險承擔不平等。在一些國家，合作社的發展陷入了困境，不得不越來越依靠國家的補貼和保護。適應外部經濟環境的變化，國外合作社內部制度安排的靈活性越來越大。以美國為例，美國農業部在定義農民合作社時，使用的四個主要標準是：1合作社必須是由使用者擁有的組織；2合作社在決策上實行一人一票制，年股份分紅一般不應超過8％；3與非成員的業務不能超過與合作社成員的業務量；4合作社應按惠顧額向成員返還利潤。為了適應與私人公司進行競爭的需要，一些合作社開始逐漸突破這些規定。例如，美國最大的合作社農地產業1990年前實行一人一票制，其1400個基層合作社每個只有一票權。為了吸引基層合作社更多地參與到農地產業的經營中來，從1990年開始取消了“一人一票”制，開始根據每個合作社的惠顧額來確定每個合作社的投票份額。由于近10年來美國農場和合作社的數目在逐漸減少。規模卻不斷擴大，為了拓展業務范圍，合作社與非成員的業務在穩步擴大。農地產業目前與其成員的業務占2／3，而與非成員的業務占到了1／3?？偟膩砜矗瑐鹘y的以自我服務為主的合作社，適應市場競爭不斷加劇的壓力，正在轉向開放型的經營服務為主，甚至逐步走向企業化、股份化。
2．將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作為重點。通過建立各種類型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為農民提供科技、信息、資金、物資和產品銷售等服務，實行利潤返還，入股分紅，逐步形成“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利益共同體，代表了我國農業經營體制創新的方向。從合作組織形成的方式看，可以是供銷社吸收農戶入股，興辦專業合作社；可以是農民自發組建專業合作社；可以是一些協會、研究會吸收農民入股發展成合作社；也可以是龍頭企業吸收農戶入股，組建股份合作制企業等。版權所有
探索和支持以龍頭企業為主體，在自愿互助的基礎上建立各種行業協會和社會性中介組織。行業協會對所屬成員實行自律，政府也可以授予協會某些管理權，如市場信息、政策法規咨詢服務、行業準入管理、市場價格協調與管理、行業損害調查和糾紛處理等。
事實證明，試圖把供銷社在整體上改造為合作組織的政策目標是難以實現的。有條件的供銷社可以改造為農民的合作經濟組織，而大多數供銷社及其所屬的企業，在進行產權關系界定之后，將其設定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企業組織可能更為恰當。農村信用社的改革也面臨著與供銷社同樣的問題。在信用社改革中，不應再過多地強調其合作制的性質，而應該從各地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的選擇組織形式。
新階段的解放思想，是順應我國發展階段性變化的選擇。當前，我國開始由生存型社會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一般來說，發展中國家大體要經歷兩個大的發展階段，即生存型社會階段和發展型社會階段。從經濟發展水平看，2007年，我國人均GDP就達到2456美元，超過1000美元；從消費結構看，2007年，我國恩格爾系數城市和農村合在一起為40％左右，超過恩格爾系數低于50％的標準；從產業結構看，今年上半年，我國第一產業的比重已下降到9％，已低于國際上第一產業不過10％(亞洲國家為15％)的生存型社會和發展型社會分界線；從就業結構看，2007年從事農業的勞動力為40.8％，低于50％；從城鎮化率看，2007年我國的城鎮化率是44.94％，超過40％。從這些指標看，我國確實已經進入發展型社會的新階段。
新階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把人的全面發展作為改革發展的主題。我國進入發展型社會新階段，發展型的壓力主要表現在人的全面發展的現實性、迫切性全面增強。當前，我國社會面臨日益突出的兩大矛盾，都與人的全面發展密切相關。第一，由于經濟持續快速增長與資源環境約束的矛盾越來越突出，以低成本維持高增長的時代已經過去。解決資源環境約束問題，從表面看，是經濟結構調整的問題，是發展方式轉變的問題，但實質上是人力資源的問題。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就是要用人力資源替代自然資源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第二，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與基本公共產品短缺、公共服務不到位的矛盾，使得經濟增長“一俊遮百丑”成為歷史。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長，體現了發展型社會的規律性，就是人在解決了溫飽之后，迫切需要追求自我發展，追求與自我發展相關的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公共產品。
新階段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更加積極主動地推進改革開放。近年來，從總體上說，我們對階段的變化、形勢的變化是有所察覺的。2003年SARS危機中，中央明確提出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提出了改革攻堅。但從實踐的層面來看，我們的認識還遠不適應變化的新情況。例如：我們對階段的變化有所估計，但估計不足；政策有所調整，但調整不及時。當前，經濟社會產生的各方面矛盾和問題，重要的在于近些年的改革開放相對滯后于發展階段的變化。一是改革滯后于經濟發展方式轉型。一方面，原有的制度紅利在遞減。比如1994年在廣東開始啟動的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這個制度改革的紅利應該說遞減的差不多了。新的制度安排特別是以資源價格改革為重點的制度安排沒能抓住機遇，錯失良機，這是造成今天經濟生活突出矛盾的重要原因之一。二是改革滯后于社會轉型。雖然在2003年SARS危機后，中央一再強調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并采取了相關的措施，但同新階段的實際需求仍有較大差距。比如，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安排近幾年有一定進展，但仍然嚴重不到位。另外，社會組織的發育程度遠不適應社會發展階段變化的需求。三是改革發展理念滯后于經濟社會發展進程。我們高度重視創造經濟總量，卻有所忽視創造國內需求。
進入新世紀以來，從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就業結構、城鎮化率、社會結構的變化來看，我國已開始由生存型社會向發展型社會過渡。在這個特定的發展階段，全社會面臨的生存性壓力在逐步減弱，發展性壓力在全面增強。減輕新階段的發展性壓力，需要進一步突破制約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體制。
發展性壓力增大的矛盾和問題，涉及到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也涉及到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體制改革，還涉及到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的變革和創新。適應新階段發展的要求，應當由以經濟領域為重點的改革轉向全面改革。
新階段全面改革的主要任務包括以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為目標深化市場化改革，以發展民主政治為目標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以實現基本而有保障的公共服務為重點加快社會體制改革，以豐富和創新文化為目標的文化體制改革，以及實行更為積極主動的對外開放戰略。
近幾年，雖然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有了一定的進展，但同經濟體制改革的實際進程相比，總體上來說是相對滯后的。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公共治理結構中的一些矛盾凸顯，這些都對改善公共治理提出新的要求。
改善公共治理的關鍵是加快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F實諸多案例表明，在初步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的條件下，由政府直接投資或干預微觀經濟的行為既不利于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也不利于宏觀經濟穩定。為此，應當加快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臺機制。同時，要強化政府社會性公共服務職能，適應全社會公共服務的需求，需要進一步明確中央與地方的公共服務分工。在確保政府在公共服務供給中主體責任的同時，應當注重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供給中扮演重要角色。為使公共政策能夠始終代表和體現公平正義，還應加快建立有效的政府監督體制，嚴格規范行政立法程序。
在新階段全面改革當中，全面調整利益關系成為重大任務。隨著經濟轉軌、社會轉型逐步深入，利益主體多元化是大趨勢。在這樣一個大背景下，利益博弈不僅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甚至擴展到政治領域。新階段的全面改革不僅涉及到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還涉及到中央與地方利益的協調。因此，改革調整利益關系的難度加大。
在推進全面改革中調整利益關系，一方面要加快市場化改革，同時要加快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并通過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干部制度改革和社會監管機制的建立，為調整重大利益關系提供政治保障。
新階段的全面改革涉及的矛盾和問題比以往更復雜、更深刻，既需要堅持“漸進式”的改革路徑，也需要“階段的突破”。由此，才能實現改革攻堅的目標。
當前，我國利益關系的深刻性、復雜性對統籌協調機制的需求十分迫切?？陀^地分析，某些改革的不到位、“走形變樣”，在很大程度上與改革統籌協調機制難以適應當前改革的現實需求直接相關。在全面改革的新階段，與全面利益關系調整相適應，建立一個由中央直接領導的、超脫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改革協調機制是十分重要的。
〔關鍵詞〕連片特困地區；發展的想象力；貧困治理；多重視角；政策自覺
〔中圖分類號〕D632.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9187-（2012）03-0112-06
伴隨著我國貧困治理總體形勢的變化，中國的扶貧開發事業進入了新的階段。我們可以從幾個方面來理解“新階段”的基本內涵。首先，從貧困人口的總體規模來看，經過二十余年的貧困治理實踐，我國絕對貧困人口數量大幅縮減。參照國家農村扶貧標準，我國的農村絕對貧困人口的規模從2000年的9422萬人，下降為2010年的2688萬人，農村貧困發生率更是下降到2.8%?！?〕然而，還應該清醒地認識到，雖然絕對貧困人口的總體規模有了大幅度的縮減，但如此重大成就的取得，得益于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農村改革的實施和中國經濟發展的良好總體形勢，尤其是近十余年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的快速發展，新千年，中央政府出臺的一攬子惠農政策的頒布更是為貧困治理提供了強勁支持。然而，步入新階段，單純的經濟增長已經很難繼續為貧困問題的治理提供有力的支撐，貧困治理的理論和實踐模式迫切需要創新。其次，絕對貧困人口的分布特征呈現出“大分散、小集中”的趨勢，新階段，我國的絕對貧困人口主要分布在“連片特困地區”。據統計，全國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中，農民人均純收入2676元，僅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一半；在全國綜合排名最低的600個縣中，有521個在片區內，占86.8%?！?〕所謂“連片特困地區”，不僅是指這些地區貧困的范圍廣、程度深、扶貧開發工作難度巨大，更為重要的是，隨著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轉換，既往的減貧模式，已經很難適應此類地區的貧困治理事業，迫切需要完成理論視角的轉換。同時，“連片特困地區”多具有自然地理條件的復雜性和經濟社會文化多元性并存的特征，以“發展主義”為核心的“同質化”貧困治理方案，不僅難以實現減貧的目標，反而會面臨巨大的生態風險、社會風險和文化風險。最后，國家財政能力的增強為“連片特困地區”的減貧與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礎，但另一方面，此類地區的發展面臨著資源、生態、文化等多方面的約束。中國扶貧經驗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國家對貧困地區發展的政策性傾斜，新階段國家財政能力大幅增強，在“連片特困地區”減貧與發展的國家投入能力也將獲得相應的提升。然而，也需要看到，“連片特困地區”的貧困問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其減貧與發展有著自身獨特的規律，此外，隨著我國主體功能區劃的明確，和生態治理目標的提出，此類地區的發展道路面臨著諸多的現實約束。
可見，新階段扶貧開發工作主戰場的轉移，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和政策命題。破題新階段扶貧開發事業的關鍵，在于“連片特困地區”貧困治理的理論創新。鑒于此，本文聚焦于“連片特困地區”的貧困治理，從認識連片特困地區貧困問題的特殊性入手，分析既往扶貧開發模式的基本成就和局限，從新發展主義的理論視角，嘗試闡述新階段貧困治理的理論基礎，進而提出“連片特困地區”貧困治理政策創新的問題。
一、邁向連片特困地區的貧困治理
無論是對于政府還是知識界而言，“連片特困地區”均屬于較新的概念。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對于“連片特困地區”概念的理論界定。這種狀況，很大的原因在于“連片特困地區”自身的復雜性。從圖1我們可以看出，“連片特困地區”散布于我國廣大的地理版圖之內，自然地理條件和經濟社會發展狀況均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因此，所謂“連片特困地區”主要是一個集合名詞，具有較高的抽象層次，很難具體到對每一個地區特征的描述。當然，這一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些地區的某些共性問題。例如，這些地區均是貧困范圍廣、貧困程度深、扶貧開發工作難度巨大的區域；同時，這些地區是我國少數民族的主要聚居區，和生態高度脆弱的地區，既往的貧困治理模式，在這些地區很難奏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