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8-14 16:4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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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目標型監管;金融服務法;橫向規制
一、金融監管體制的變遷與金融監管模式選擇分析
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由于國情不同,各國金融監管體制在具體形式上呈現多樣化特征,并處在不斷調整變化中。根據各國監管體制的差異和不同標準,可將金融監管體制分為以下四種模式:①機構型監管;②功能型監管;③目標型監管;④集中統一型監管。
當今資本市場無法抗拒的潮流是金融業混業經營大格局下金融創新產品的多樣化。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之間的界限正變得日益模糊。機構型監管的不足之處顯而易見。由于其無法解決各類金融機構之間的公平競爭問題(金融機構提供類似的金融服務和產品,卻受到不同監管者監管)以及每一機構監管者要對其監管對象從事眾多的業務進行監管(它必須針對每一金融業務(銀行、證券、保險業務)分別制定監管規則),監管成本極大,機構型監管逐漸退出歷史舞臺。從國際金融混業監管的實踐來看,代表性的模式有以下三種:①以英國為代表的集中統一監管(德、日、韓、新加坡等國也采用);②以美國為代表的多頭(雙線)功能型監管(中國、法國在其基礎上發展為“單層多頭”型金融監管);③以澳大利亞、荷蘭為代表的“雙峰”目標型監管。
功能型監管,是依據金融體系的基本功能而設計的。盡管功能型監管順應混業經營的趨勢,能避免機構型監管的諸多弊端,但也存在一個很大的問題,即各監管機構都無法對金融機構的整體情況有一個清晰明確的認識,特別是金融機構的整體管理水平、風險水平和清償能力。畢竟金融功能是通過金融機構來實現的,一旦其由于某一功能出現問題而倒閉,那么該機構的所有功能都不復存在,這樣將更不利于金融系統的穩定。
于是,目標型監管進入金融監管者的視線。筆者認為,只有將監管目標明確定義,并且準確無誤地將實現監管目標的責任委托給監管機構,監管才有可能有效地進行;只有責任明確后,才能討論監管責任的有效性和透明度;只有監管機構明確各自的監管目標,也才能產生明確的內部控制重點,避免各監管目標沖突。客觀地講,澳大利亞的“雙峰”模式介于美國的多頭監管模式與英國的統一監管模式之間,找到了一個比較好的平衡點。英國統一的監管模式雖簡單,但存在一個重大缺陷,即業務行為監管與審慎監管在風險性質上存在重大區別,需要采取不同的監管理念和方式,將其置于一個機構手中,可能難以應付。澳大利亞則將二者分開監管,成立了兩個跨部門的監管機構:針對金融領域系統性風險進行審慎監管的“金融穩定委員會”和針對金融機構商業行為規范進行監管的“消費者保護委員會”。金融危機后,美國正在積極考慮進行金融監管體系的改革。在其《現代化金融監管框架藍圖》中,有這樣一句話:“以目標為基礎的最優監管架構在一定程度上與澳大利亞采用的模式相似”。至此,金融監管目標進行了有效整合。筆者認為,金融監管的根本目標應根源于金融業的脆弱性及其事關民眾和國家福祉的屬性。首先,金融業的脆弱性要求監管的首要目標是金融市場的穩定性;其次,對無數金融產品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是金融監管的直接目標。
在監管目標層面上,金融安全性與金融產品消費者保護被提到了一個相當重要的地位,為我國監管理念革新與金融監管體制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二、從金融法制橫向規制及資本市場統合立法趨勢探討金融服務法引入中國的可行性
“金融服務法”是否引入中國的探討是對功能監管與目標監管趨勢的回應。其引入中國有國際立法實踐經驗的積累。21世紀以來,英、德、日、韓等國金融法制出現了從縱向金融行業規制向橫向金融商品規制的發展趨勢,從以往的縱向行業監管法轉變為以保護投資者為目的的橫向金融法制。2006年,日本吸收合并了《金融期貨交易法》、《投資顧問業法》等法律,將《證券交易法》改組為《金融商品交易法》,把證券、信托、金融衍生品等大部分金融商品進行一攬子、綜合性規范,構建了一個橫向化、全方位、整體覆蓋金融服務的法律體系。早在2000年,英國通過《金融服務與市場法》。其主要內容涉及對金融行為和經營者的規范、交易規范、市場規范,全面整合了以往分門別類制定的金融管理法規,如《保險公司法》、《信用合作社法》、《銀行法》等,幾乎將所有金融服務業納入調整范圍,構建了金融機構補償機制。金融機構倒閉而無法支付賠償金的情況下,消費者可從金融服務賠償公司獲得完全賠付。同時設置了消費者申訴調解委員會以迅速解決經營者和消費者之間的糾紛。另外,2007年韓國也通過了《資本市場統合法》。
我國也應順應金融法制的橫向規制趨勢,“金融服務法”理念的引入能促進金融監管的重大變革,改變分業監管的傳統模式,正如郭林在其《中國證券法的未來走向――關于金融消費者的法律保護問題》一文中提出的我國應完成從證券向金融商品、從投資者向金融消費者、從證券法向金融服務法這三大轉變。中國正在逐步形成一個旨在規范證券服務者的法律規范群,這正是走向金融服務法單獨立法的現實起點。我國應吸取各國資本市場統合法的立法精神,逐漸確立以下原則:①由現行的商品類、機構類規制轉換成對“經濟實質相同的金融功能”進行“統一規制”的功能性規制,金融商品(證券、衍生商品)、金融業、客戶(專門、一般消費者)為標準對金融功能進行分類;②擴大有價證券的范圍;③強化金融消費者利益保護機制,通過說明義務的強化、適合性原則的引進、未邀請勸誘的禁止等投資勸誘規制、投資廣告規制、防止利害沖突機制的引進、擴大信息披露義務發行主體的范圍等多種制度來尋求投資者利益保護的強化。①
三、中國的選擇――金融監管模式的謹慎穩健與資本市場統合立法的激進創新
關于上述兩個問題,筆者持有“謹慎中求統一”的觀點,即在金融監管體制問題上,中國應保持謹慎穩健的態度,而在資本市場統合立法問題上,則可以激進的態度制定一部綜合的《金融服務法》。
(一)關于金融監管體制問題。美國目前的金融改革是改良主義的路徑。目標型監管雖然比功能性監管更容易實現金融監管目標,但其在解釋上具有不確定性。我國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等還很不完善,在創新過程中,相關金融監管機制遠遠未能跟上。我國在謹慎對待金融創新同時,必須探尋防控金融危機的法治路徑,加強金融監管機制的完善。所以中國更適合按照功能型監管來構造統一的大金融監管模式,即將銀監會、保監會和證監會予以合并,建立統一的國家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對金融市場實施統合監管。②
(二)關于資本市場統合立法問題。進入21世紀以來,一些主要的發達國家力求構筑以各種金融投資商品為對象的資本市場統合立法。金融統合立法出現了從縱向的金融行業規制到橫向的金融商品規制的發展趨勢。金融統合立法的核心或基礎,是創造或引入了“金融投資商品”的概念。我國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等還很不完善,在創新過程中,相關金融監管機制遠遠未能跟上。國家應在修改或廢除現有的銀行法、保險法、信托法、證券法、投資基金法的基礎上,制定一部綜合的《金融服務法》或《金融商品發行和交易法》,逐步建立金融業統合監管法制體系。
綜上所述,金融監管模式的謹慎穩健與資本市場統合立法的激進創新有機結合,應該是我國金融監管領域改革的有效路徑。無論模式選擇如何,我們都應該在橫向規制與監管目標的理念與原則指導之下,進行探索與思考,這樣才能跟上時展之潮流,確定適合我國的解決方案。
注釋:
摘 要 本文針對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及特定的經濟金融環境，剖析改革方案實施的效應及其局限性，對金融改革新方案的缺陷和盲點提出自己的觀點認識，針對其具體局限性，提出改進措施，進而提出了歷史辯證的看待美國金融改革法案原則。
關鍵詞 金融改革方案 混業經營 分業經營
一、美國金融改革歷史上的兩大變革及效應與局限分析
（一）20世紀30年代-90年代前期：金融分業經營時期
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美國的重工業迅速發展，證券市場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企業實現了大量的直接融資，金融機構也將大量貸款投放股票市場，引起了股市泡沫。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格拉絲－斯蒂格爾法案》，第一次明確了商業銀行與投資銀行的分業。隨著時間的推移，該法案形成的分業格局使得商業銀行利潤下滑，與金融發展形勢不相符合，成為銀行向其他金融領域拓展的主要障礙。
（二）20世紀90年代后期至金融改革法案誕生前：金融混業經營時期
進入20世紀90年代后，美國銀行界為了生存和發展，對《格拉絲－斯蒂格爾法案》所導致的缺陷進行了深刻反思，并開始想方設法避開分業經營的法律障礙，通過兼并投資銀行和金融創新等手段向證券業滲透，直至廢除《格拉絲－斯第格爾法案》，并制定了《1999年金融服務法》。從30年代初到90年代末整個金融業的歷史，它不僅僅是一場金融制度的變革，更是一個金融機構競爭與整合、金融服務理念革命的過程。
二、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形成及其主要內容
為了恢復金融新秩序，填補監管空缺，2010年7月2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標志著歷時近兩年的美國金融監管改革立法完成，華爾街正式掀開新金融時代序幕。新法案主要內容如下：
第一，成立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負責監測和處理威脅國家金融穩定的系統性風險。
第二，在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下設立新的消費者金融保護局，對提供信用卡、抵押貸款和其他貸款等消費者金融產品及服務的金融機構實施監管。
第三，將之前缺乏監管的場外衍生品市場納入監管視野。大部分衍生品須在交易所內通過第三方清算進行交易。
第四，限制銀行自營交易及高風險的衍生品交易。在自營交易方面，允許銀行投資對沖基金和私募股權，但資金規模不得高于自身一級資本的3%。在衍生品交易方面，要求金融機構將農產品掉期、能源掉期等風險最大的衍生品交易業務拆分到附屬公司，但自身可保留利率掉期、外匯掉期等業務。
第五，設立新的破產清算機制，由聯邦儲蓄保險公司負責，責令大型金融機構提前做出自己的風險撥備，以防止金融機構倒閉再度拖累納稅人救助。
第六，美聯儲被賦予更大的監管職責，但其自身也將受到更嚴格的監督。
第七，美聯儲將對企業高管薪酬進行監督，確保高管薪酬制度不會導致對風險的過度追求。
三、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實施效應及其局限性
由于此次金融改革法案，將涉及金融市場的所有領域，同時影響到消費者將如何獲得信用卡和抵押貸款，會降低實體經濟活躍程度，實施之后的效應有：
1．降低銀行凈利潤并危機經濟復蘇。新金融監管法案相關規定致使手續費下降、成本上升且在資本金等方面設限，這可能會給銀行業凈利潤帶來巨大負面影響。
2．對備受爭議的信用評級機構經營模式未形成有效監管。債券發行機構向評級機構付費給金融產品定級，這種模式存在潛在的利益沖突，即評級機構為保證業務量可能會提高其客戶的產品信用評級。
3．對處在政府托管狀態的房利美和房地美涉及不多，美國房地產金融系統改革沒有被納入其中。
4．沒有明確薪酬制度如何改革。由于“無上限獎勵與有限懲罰”的畸形激勵機制，高管的薪酬與長期風險脫離等不合理制度的存在，并未明確如何改革。
5．“大而不倒”的經典難題并未得到解決。金融機構的倒閉具有系統性風險，深諳此道的金融機構高管往往會挾持公眾利益，而這一難題也許不能像法案中預見的那樣順利解決。
6．新法案不能有效防范金融機構管理層過度投機。新法案只是要求沒出問題的金融機構要承擔政府挽救倒閉金融機構的成本，對防范金融機構管理層過度投機的道德風險，效果不大。
7．造成華爾街人才流失。法案取得的微小“成果”便是損害競爭，迫使華爾街“人才流失”，這反而會有利于美國以外的商業和投資銀。
總之，美國的金融改革新法案寬泛但不夠深入，對一些根本性的體制癥結卻雖有觸及但并未深析。另外，過于繁瑣的監管和審查，不僅會降低金融效率，也會創造新的尋租空間。
四、歷史辯證的看待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
新法案是上世紀“大蕭條”以來美國政府對金融業和市場監管進行的最大規模“修理”，經過這次整合之后，美聯儲等監管機構的權力得到了加強。但該法案是不完美的法案，是經過折中、妥協的產物。另外，這次法案對于宏觀的系統風險有了一個統一監管的機構，這一點是原來金融框架里面沒有考慮的。有了這樣的宏觀監管機構提供了一個渠道，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對中國有借鑒意義的是，該法案賦予美國監管當局更多的權力來終結那些經營不善的大型金融公司，尤其是那些造假和誠信記錄不良的公司，當然，前提是有相對較完善的權力制衡機制；另外，法案要求金融市場更多的透明度，這也要求金融的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
參考文獻：
[1]岳意定,王璇.金融監管體制的國際比較與啟示.經濟問題探索.2008(6).
[2]程琪.美國金融混業經營研究.西安:吉林大學.2008.
本論文第一節介紹了貸款風險分類的基本概念及其原則，并通過縱向的與我國原有以期限為基礎的“一逾兩呆”貸款分類方法；橫向的與貸款風險分類的國際慣例（美國模式、大洋洲模式、歐洲模式）進行比較，論述了推行五級貸款風險分類法的現實意義。
由于貸款風險分類方法，在我國實施較晚，中國人民銀行雖然對貸款風險分類的方法頒布了指導原則，但各商業銀行在實際操作中，缺少必要的工具，增加了貸款風險分類工作的難度，筆者嘗試性的在貸款風險分類工作中引入模糊數學的綜合評判數學模型。本論文第二節筆者對模糊數學的基本概念、特點及模糊綜合評判數學模型的基本原理加以介紹，在第三節中筆者著重將模糊綜合評判數學模型結合上海市某銀行的6筆貸款的實際情況加以分析。
關鍵詞:五級分類信貸管理數學模型
Abstract:Inordertostrengthenthemanagementofcreditasset,toimprovethesuperviseofthecentralbank,tosafeguardthefunctionofthefinancesystem,thegovernmentofChinaandalllevelsoffinancesupervisinginstitutionsarekeepingworkinghardtoestablishandtakeagoodmanyofeffectivemeasures.UndertheauthorizeofStateDepartment,thePeople’sBankofChinaimplementedthe5loanrisksclassificationoverallthebanksinthecountryandissued<Therudderofloanriskclassification>in1997.Thisisanimportanttransformofthecountry’screditmanagementsystemanditissignificantthestudyofloanriskcontrolmanagement,notonlyontheaspectoftheorybutalsoontheaspectofthemanagementofthecommercialbanksofChina.
Inthefirstpart,thearticleintroducesthebasicconceptandthefundamentaloftheloanriskclassification,afterthecomparetothelately“yiyuliangdai”riskclassificationandtheandthecomparetotheriskclassificationunderinternationalrules(Americanmodel,Oceaniamodel,Europeanmodel),thearticlealsodiscussestherealmeaningofthe5loanrisksclassification’simplement.
監管體制基本特征
次貸危機前，美國的金融監管體制是一種典型的雙層多元監管體制，也是“機構型監管”和“功能型監管”相互結合的體制。
機構性監管方面，在最基本的管轄權屬上，美國聯邦分業監管結構如下：美聯儲(FRS)、貨幣監理署(OCC)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三家機構共同負責對商業銀行的監管，證監會(SEC)、商品期貨交易委員會(CFTC)和美國投資者保護公司(SIPC)三家機構共同負責對證券期貨機構及證券期貨市場的監管，信用合作社監管局(NCUA)負責對信用合作社的監管，儲蓄信貸會監管局(OTS)負責對儲貸會的監管。表1列示了美國主要金融監管機構的分工情況。
在三家銀行監管機構的分權上，除銀行進入的審批權由貨幣監理署獨享外，在信息報送、兼并收購、破產銀行的接管和行政救濟等方面，三家機構行使大體一致的監管權。但在資本充足率標準、現場檢查權方面，則有較大的差別。
美國證監會與期貨交易委員會的分權相對明晰，前者對證券機構和全國性證券市場擁有排他性的監管權，后者對商品期貨的交易機構和產品擁有排他性監管權。但是，在金融衍生產品、特別是金融期貨和金融期權方面，兩者存在交叉和沖突。
功能性監管方面，主要體現在對金融控股公司的監管上。美國所有類型的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應的行業監管機構監管。例如，銀行控股公司的證券子公司由證監會監管。另外，行業內的控股公司也由各自的行業監管機構監管。因此，銀行控股公司(BHC)、儲貸會控股公司(THC)與證券控股公司(SIBHC)分別由聯儲、儲貸會監管局和證監會進行監管。
對于擁有跨行業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按照1999年《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其母公司的監管實行傘形監管與聯合監管共存的制度。美聯儲對所有金融控股公司擁有監管權，即所謂傘形監管，如圖1所示。但是，在傘形監管條件下，對擁有其他行業大型子公司的金融控股公司，相關的行業監管者也可以作為聯合監管者實施監管。例如，傳統銀行控股公司在收購證券子公司后，或者傳統證券控股公司在收購銀行后，證監會有權作為其“聯合監管”機構實施監管。同樣的情況也適用于儲貸會監管局。
此外，美國的州政府擁有多方面的金融監管權力，其中最完整的體現在保險行業。美國聯邦層面沒有保險監管機構，州政府包辦了對保險機構的全部監管權。州政府在商業銀行、儲貸會與信用合作社三個行業也享有較大的權力，其權屬劃分以“誰審批、誰監管”為原則，即由聯邦機構頒發牌照的由聯邦進行監管，由州政府頒發牌照的由州政府進行監管。
不可否認，美國的這套金融監管體制確實在歷史上支持了美國金融業的繁榮。但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金融市場發生了影響深遠的結構性變化，復雜的、創新型金融工具作用越來越大，表外交易模式占比日益增大，而且資產支持商業票據渠道公司（ABCP Conduits）、結構性投資工具公司（SIVs）、對沖基金等新的市場參與者幾乎不受監管或僅受較少監管，這造成金融體系透明度降低，并潛藏流動性風險。面對全球金融市場結構的調整，美國并沒有順應全球協調、統一監管標準的潮流和行動而采取根本性變革。次貸危機所暴露的是美國監管方面的一些深層次問題。面對市場新的變化和發展又沒有法規明確授權，監管者的手腳被進一步束縛，使得原本具有優勢的分散監管體制反而演變成一種劣勢。
未來改革趨勢
美國金融監管體制未來改革趨勢尚存爭議，本文認為可以從如下四個方面進行分析和思考。
第一，金融監管將從寬松的監管周期向從嚴監管周期轉變。考察全球金融監管發展歷史，金融監管的嚴格與寬松程度呈周期性變動，當市場的競爭壓力加大，各國將會推動金融自由化進程，放松監管；當金融風險加大，甚至金融危機來臨時，各國將會以此為契機展開金融監管改革，從而推動寬松的監管周期向從嚴的監管周期轉變。
上一個全球金融監管放松周期始于20世紀80年代，以英國、日本以及美國為代表。全球金融監管的放松潮流在促進全球金融快速發展的同時也積聚了金融風險，并為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伏筆。而金融危機往往會推動金融監管改革的步伐，嚴格金融監管周期隨之來臨。危機促使全球金融監管改革提速，美國頒布的《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和消費者保護法案》，雖然沒有結束美國金融機構的混業經營，但涉及廣泛的改革條例，將推動美國回歸從嚴的金融監管周期。但仍然可以預計，當下一個繁榮周期來臨，市場競爭壓力加劇，美國金融監管仍無法回避從加強監管到放松管制的回歸。
第二，金融監管框架仍存在不確定性。美國金融監管改革仍將面臨種種挑戰，未來3～5年，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落地依然存在著諸多不確定性。金融監管改革方案的出臺只是一個新階段的開始，從改革方案到具體實施的進程不僅是觀念的交鋒，也將展開新一輪利益的博弈。
在美國，誰來監管權力過大的美聯儲、央行的獨立性問題、消費者金融保護與金融機構盈利空間之間的權衡、新成立的金融穩定監管委員會、消費者金融保護局與其他監管機構之間的協調等一系列有爭議的問題，使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法案的落地充滿變數。美國金融監管法案后續大量建制立章的工作或將綿延數年，尤其是在未來，美國各個監管部門將集中進入法規制訂階段，各相關部門將制訂各類法規243項、專項研究67項。實際上，這些細則的制訂過程才會真正決定新法律將如何影響金融機構的行為，相關集團的游說也將影響監管細則的制訂。金融監管改革的不確定性也可能最終使金融監管改革計劃成為不同國家利益、不同政黨之間利益調和的犧牲品，從而使美國金融監管最終喪失一次結構性調整的最佳時機。
第三，金融監管套利的機會依然存在。由于各國金融體制和監管措施的不同，目前全球還沒有一個統一、協調的金融監管體系、法規和準則，不同國家之間仍將存在監管差異，金融監管套利仍將存在。美國通過了“大蕭條”以來最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而廣大新興市場國家的監管門檻仍然較低，客觀上為“監管套利”創造了可能。
美國的金融監管一向比歐洲嚴格，對銀行業限制更多，這次改革則對銀行業又施加了更多限制。盡管美國政府期望其他國家監管機構采取和美國相似的行動改革監管，但可以預計，其他市場不太可能追隨美國制訂相似法規，例如禁止銀行業自營交易、限制衍生交易等。相反，其他國家的金融監管當局、金融機構可能非常具體地針對美國的新法規制訂相應法規和戰略對策，從事新的監管套利，以增強自己的競爭力，擴展市場份額。
美國對對沖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衍生品投資的新限制，將迫使美國銀行在未來幾年內逐步減少有關投資，并且有可能使銀行的相關投資向監管相對寬松的地區遷移。未來，香港地區、新加坡有可能成為監管套利的“洼地”。由于香港地區實行低稅率，成立基金的成本較低且不限制賣空，而且擁有緊鄰我國大陸市場的優勢，對對沖基金形成了獨特的吸引力。根據另類投資管理協會（AIMA）的數據，2009年底，在香港地區注冊的對沖基金共有542只，是2004年的五倍。此外，對沖基金研究機構（HFR）的報告顯示，2010年一季度，全球對沖基金共有約677億美元的資金凈流入，資產總規模達1.67萬億美元，而同期亞洲對沖基金的資產規模達770億美元。預計未來兩年，亞洲（除日本外）的基金資產規模將增長70%，超過全球50%的增速。當前，在人民幣匯改及人民幣升值預期不斷強化背景下，隨著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范圍的擴大和人民幣在境外數量不斷增加，這些因素可能加劇國際資本利用中國大陸、香港地區與全球金融監管的差異進行套利，熱錢流動更加頻繁，從而對金融市場及資產價格產生不利影響。
第四，美歐金融監管合作取得進展，但仍存在困難。金融穩定委員會（FSB）成立以來公布了金融監管改進報告、薪酬管理原則、30家金融巨頭跨境監管等一系列方案，這表明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已經跨出了歷史性第一步。國際監管合作不僅是防范外源性、系統性風險的重要措施，同時也有助于統一各國在金融監管改革上的尺度，避免其他國家或地區較為寬松的金融市場環境對已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造成威脅。為加強跨境和跨職能監管，減少不必要的差異，克服對具有全球和地區重要性公司的監管障礙，采取更協調的早期補救行動，母國將努力加強與東道國的合作，以確保溝通渠道的暢通。
歐美盡管都認同制定統一規則的重要性，但在具體措施的考慮上又都表現出“單邊主義”傾向。歐美之間的利益分歧將注定全球金融監管合作的進程仍將存在摩擦，這主要體現為：（1）薪酬方面。法英德三國將從2011年開始征收銀行稅，美國并未最終要求銀行將其高管的薪酬與銀行業績掛鉤，此外，其他國家的大銀行高管薪酬仍未與銀行業績掛鉤。（2）對沖基金方面。美國不同意歐盟對美國對沖基金的限制措施，公開對歐盟擬議中的對大型投資基金的新管理措施表示反對，認為歐盟對私營證券和對沖基金的限制措施，將構成對美國企業的歧視，實際上是將其趕出歐洲市場。（3）資本金方面。美歐在補充銀行資本金方面的執行力度差異較大。（4）倫敦與紐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競爭方面。雖然美歐競相推出看似嚴厲的金融監管改革方案，但在如何維護本國或地區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方面存在諸多分歧。
伴隨金融全球化的深入發展，不斷涌現的國際金融危機，使全球金融、經濟恐慌，不可避免引發了新的金融安全問題。金融全球化與金融安全的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金融界爭論的熱門話題。
從廣義來看，金融安全是指一國具有抵御來自國際金融危機侵擾，保持國內投融資秩序正常、保持金融體系穩定以及國民經濟平穩運行和穩定發展的能力。在開放經濟條件下一國如何防止金融風險乃至防止整個經濟受到來自外部的沖擊引發動蕩并導致國民財富的大量損失是金融安全的主要內容。
在全球化過程中金融風險有普遍增大的趨勢，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金融全球化帶來的風險，但是相比較而言發展中國家面臨的風險更大。發展中國家由于自身的實力薄弱，經濟金融制度及結構的缺陷較多，對開放進程的準備和力量積蓄都不充分，因此，難以適應全球化引發的沖擊，風險的承受能力不足。這是70年代金融全球化以來金融危機主要在發展中國家爆發的重要原因。
二、中國進一步金融開放面臨的風險
（一）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存在風險
資本賬戶的開放是一國對外經濟部門自由化的重要內容，也是金融全球一體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我國的現實情況看，開放資本賬戶將面臨以下幾個方面的潛在風險：首先，貨幣政策獨立性和匯率穩定之間存在沖突的風險。其次，增加債務償還風險。資本賬戶開放后，資本流入結構中的間接投資、短期資本和私人資本所占的重將大大增加，將增大債務償還的風險。
（二）中國金融監管制度存在缺陷，不適應金融全球化條件下對金融監管的要求
90年代以來，我國涉外金融活動規模越來越大，國內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聯系日益密切，外國金融機構來華設立分支機構日益增加，這些變化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目前我國金融監管體系仍存在許多問題，例如：信息披露機制不健全；現行監管法律體系不健全；監管的市場化、國際化步伐不適應銀行業發展的需要；我國金融機構資本充足率偏低等，所以風險和隱患依然存在。
（三）國內金融機構缺乏競爭力，外資金融機構的引進對國內金融機構形成沖擊
我國商業銀行的整體素質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在當今全球性互動的巨大變革背景下，我國銀行業已不由自主地被拋入了不變不行的激烈競爭之中。然而，必須冷靜地看到，在如何及早完成銀行體系再造、提高競爭力、加快金融創新等方面，我國銀行在許多方面還不能適應金融全球化的要求。
三、我國在金融全球化進程中維護金融安全的政策措施
(一)逐步開放資本賬戶，推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
應盡快促進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從而有效防止國際游資的沖擊；同時，能夠密切利率與匯率之間的聯系，即利率變動會通過國內資金供求、國際資本流動方向及遠期外匯供求等方面的變化來影響匯率，使人民幣匯率機制趨于完善。
(二)加強金融監管，控制金融風險
金融監管是實現金融體系穩定運行和宏觀金融調控的重要保證，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的必要手段。所謂金融監管是通過立法和管理條例對金融機構的業務、資金的價格、市場準入(出)以及分支機構設置等方面實施限制，旨在保證金融機構經營的安全和整個金融體系的穩定。我國已于2001年12月加入WTO，中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勢在必行，而在開放市場的同時會不可避免地引進風險。因此，在健全金融法律法規的同時加強金融監管成為規避風險最有效的手段。
1．增加金融運行的透明度，強化信息披露。透明度要解決的是游戲規則和某些必須披露信息的公開化問題:一是擔負經濟調控和管理職能的政府，特別是金融監管當局，必須做到及時公布重大政策變動，并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政府各職能部門之間，在政策動作上應該協調一致；二是各類金融機構的會計財務規則基本符合國際慣例，并向監管當局報告真實的數據。
2．建立風險預警體系。通過借鑒國外的經驗，建立符合我國國情的防范金融風險的安全指標體系。金融全球化風險是一種宏觀金融風險，必須由中央政府統一設計指標體系和設立專門機構，進行風險監測和評估，由金融監管當局結合國內金融穩健性情況統一擬訂反應對策。最重要的是，要保證信息暢通和反應機制的靈敏性，能夠對外部重大沖擊和風險因素做出快捷的回應。
3．建立存款保險制度
從防范金融風險的角度看，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天生存在著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一旦個別經營不善的銀行出現擠兌現象，健康的銀行也可能會受到沖擊。而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有助于抑制擠兌，維護銀行體系和金融市場的穩定。
目前正是中國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最佳時機:中國經濟發展勢頭良好，降低了建立存款保險制度的成本和風險；中國銀行業監管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從而為存款保險制度的出臺創造了前提條件；國有商業銀行改制上市取得顯著成效，銀行不良資產的大規模政策性集中處置工作已經告一段落；經營不善金融機構的市場退出機制正在建立中。
(三)積極推進我國商業銀行的重組與再造，培育在金融全球化環境中的競爭優勢
1．積極培育符合國際水準的大銀行。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大環境下，對銀行體系的重組要有前瞻性發展眼光。為此，必須按照符合市場經濟要求，有利于銀行業健康發展，與國際慣例接軌的思路，重新構造我國商業銀行，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銀行體系。
2．積極推進商業銀行經營國際化進程。經營國際化是金融全球化的時代潮流和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內在要求，也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國內銀行所無法回避的現實課題，對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戰略性意義。國內銀行必須在遵循國際標準的前提下，對自身的發展戰略、管理體制、產品和服務、技術與人才等進行全方位、大幅度、深層次的再造和升級，實現高層次的經營國際化。
參考文獻：
[1]王子先.論金融全球化.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12.
[2]王自力.反金融危機.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4，6.
[3]史東明.經濟一體化下的金融安全.中國經濟出版社，2005，3.
[4]姜波克，徐蓉.金融全球化與風險防范.復旦大學出版社，2004，12.
[5]高涵.金融全球化與金融風險的防范.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0，5.
1．做好利率風險管理的基礎工作。一是加快利率風險管理程序和數據庫的建設,提高信息處理能力和反饋水平,為進行敏感性缺口分析等控制利率風險手段提供技術支撐。二是加強利率管理人員的培養,造就一支能熟練掌握和運用利率風險管理技術的隊伍。三是借鑒西方商業銀行利率管理,研究出適合自己的利率風險管理體系。
2．設立專門的利率風險管理部門并對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負責。目前,大多數國有商業銀行的利率風險管理基本上由計劃財務部門負責,在總體上部門的設置和人員的配備都無法適應利率市場化改革的需要。考慮到信用風險、匯率風險、操作風險分別由信貸部、國際部、會計出納部負責,而利率風險尚無一個專門的部門負責,因此設立由部門總經理領導的專門的利率風險管理部門,并對資產負債管理委員會負責是很有必要的。該部門的職責是:全面收集和認真處理有關信息,系統地進行利率風險的識別、衡量、和分析,做出利率風險的日常管理決策并執行操作。
3．完善內控機制，加強公司治理。公司治理結構是保證金融機構進行科學經營管理的基礎，是建立健全利率定價所必須的基礎設施和必要的技術支持體系。二是要建立利率定價管理及利率風險管理體系。細化利率定價、風險管理和績效考核的專業分工，建立按產品、客戶、以及業務經營單位進行成本核算和業績考核的管理會計制度，為貸款定價提供基礎數據，逐步提高利率定價能力。三是建立風險溢價測評體系。按照風險與收益對稱的原則科學確定風險溢價。金融機構還應建立健全各項業務經營的管理信息系統，利用內部評級法和已收集積累的有關數據對各種風險的損失概率和損失大小進行科學合理的測算，提出每筆業務的風險溢價參考值和潛在風險管理方案。四是建立內部資本約束制度和轉移價格制度，培育正向激勵機制。金融機構應建立內部資本預算和分配制度，以資本約束資產、負債及表外業務的總量和結構，同時明確各項業務經營管理的內部專業分工和業務流程，通過內部轉移價格調節各環節利益的再分配，形成收益激勵與風險約束平衡下的正向激勵機制。
4．大力發展中間業務努力提高非利息收入水平。非利息業務(中間業務)涵蓋的是一個跨部門、跨業務品種的大的范疇,它指不構成商業銀行表內資產、表內負債,而形成銀行非利息收入的業務。非利息業務的發展是結算業務、業務、銀行卡業務、信息咨詢業務、信托租賃業務、金融創新業務和國際業務等相關領域中相關業務發展推動的必然結果。從理論上講,規避利率風險的最好方法就是不產生利率風險,非利息業務(中間業務)就是不包含利率風險的業務。外資銀行特別注重優先發展高附加值和高收益的非利息業務,從而對利率風險有緩沖作用。我國商業銀行90%的業務仍然是傳統的存貸款業務,這在利率市場化的過程中將會承受很大的利率風險。市場化利率競爭的一個可以預測并已被證實的趨勢是利潤結構的調整,即利息利潤比的減少;以非利息收入的增加來彌補利息收入的減少,將是市場化利率競爭的一個法寶。大力發展金融衍生業務、證券業務、投資基金托管、信息咨詢、財務顧問等非利息業務,提高非利息收入總量,這是適應利率市場化、規避利率風險的有效手段,也是參與國內、國際競爭的必要途徑。
舊秩序已經被打破，而新秩序正在構建之中。國際金融的新事件、新現象、新問題、新規則層出不窮，沖破了傳統理論框架，考驗著各國的智慧與能力，折射出各國利益的博弈，反映了世界經濟結構調整變化，引起了政界、學界、工商界和社會公眾的空前關注。
中國已全面融入經濟全球化，既分享了紅利，也做出了貢獻。在這一過程中，中國的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邁上一個新臺階。中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其貿易量已占全球貿易總量的十分之一，外匯儲備已占世界的三分之一，開始從貿易大國向投資大國轉變。
與此同時，金融業快速成長，金融市場化、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人民幣國際化跨越式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國際金融事件的發生、國際金融規則的變化對中國經濟影響日益明顯，需要我們高度重視。 一
當前國際金融危機形勢已經有所緩和。美國經濟溫和復蘇，歐元區經濟下行風險降低，日本經濟也出現好轉跡象。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仍保持較快的增長勢頭。
全球金融市場樂觀情緒上升，國際資本開始回流。美國道瓊斯指數、英國富時100指數、德國DAX指數和日經225指數均大幅反彈，恢復或超過危機前的水平。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逐漸改善，美國銀行業已連續三年實現盈利增長，“問題銀行”數量大幅下降，歐洲“銀行業聯盟”正在組建。
當前危機有所緩和，是由多個因素共同促成的，主要包括：
一是財政、貨幣政策的刺激作用。美歐等危機國家紛紛出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和連續多輪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
過去五年，央行資產規模快速膨脹，美聯儲已擴大3.5倍，規模高達2.9萬億美元；歐洲央行已擴大2.5倍，規模高達3萬億歐元。
二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推動。這場危機暴露了世界經濟結構性失衡的問題和矛盾。危機之后，許多國家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采取了一些結構性的改革措施，發達國家著手調整過度消費及高福利的模式，提出“再工業化”、新能源等戰略；發展中國家則調整過度依賴出口和投資的模式，加快新興產業發展，優化出口結構，增加居民收入，擴大國內需求。
三是新興經濟體的貢獻。危機以來，新興經濟體的表現優于發達經濟體，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主要動力，其GDP占比顯著提高。據IMF統計，按購買力平價計算，最近五年世界經濟增長的70%來自新興經濟體。中國政府在危機之初的4萬億元投資以及一系列擴大內需的刺激措施，成為拉動中國和全球經濟復蘇的重要引擎。新興經濟體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鼓勵企業投資等政策的效應正在逐步顯現。
四是國際治理機制的改善。危機爆發之后，世界各國開展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應對危機。2008年11月，G20首屆峰會在華盛頓召開，至今已召開了七次。峰會在應對危機、全球經濟再平衡、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全球金融監管等問題上取得了豐碩成果，成為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重要平臺。
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后，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組成的“三駕馬車”，在歐債危機處理中提供了重要的決策和資金支持。新興經濟體之間的合作明顯加強。2012年3月，在第四屆金磚國家峰會上，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探討設立新的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基金的計劃也提上日程。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取得顯著成果，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監管得到重視和加強。
眾多跡象表明，一些根本性、結構性問題尚未得到解決，金融危機還遠未真正過去，全球經濟金融新秩序的建立仍然任重道遠。
一是政府債務不可持續，寬松貨幣政策的副作用不容忽視。史無前例的積極財政政策，使一些國家政府債務高企，違約風險不斷上升。根據IMF統計，2012年發達國家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已上升到110%，為“二戰”以來最高水平。
財政的捉襟見肘，促使其推出多種形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且規模日益擴大。這雖然改善了金融市場流動性，但也造成全球貨幣總量膨脹，催生了通貨膨脹預期和資產價格泡沫隱患，加大了各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難度。
二是全球經濟再平衡任務更加艱巨。危機后，許多國家采取了多種措施以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但是，由于產業格局調整的長期性，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沖突，全球經濟再平衡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再平衡過程中，各國應高度重視內生增長機制的培育與形成，使經濟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
三是各國之間的博弈更加激烈和復雜。危機使全球經濟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發達國家實力猶存，新興經濟體整體實力上升，經濟金融力量此消彼長使得各國之間的利益博弈更加激烈，對規則制定和國際貨幣體系主導權展開角逐。一些國家競相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采取更加隱蔽的貿易保護和金融保護措施，進一步使利益博弈復雜化。 二
五年來國際金融發生的新變化涉及方方面面，我們選取了其中60個熱點問題，從歷史、現狀、趨勢、對中國的影響及啟示等方面進行探討。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財政貨幣政策轉變。為應對危機，西方發達國家通常采取“需求管理政策”，即通過減稅增支和降低利率，增加社會總需求，刺激經濟復蘇和增長。與以往不同，這次危機是由于政府、企業、家庭和金融機構“去杠桿化”而引發的資產負債表衰退所導致的，這一新特征對傳統的宏觀管理政策提出挑戰。
歐美等發達國家政府債務高企，靠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已無余地，只好讓央行承擔更多職責。市場利率已處在超低水平，傳統價格型工具刺激作用有限，發達國家央行又普遍采取超常規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擴大自身資產負債表，采取競爭性貨幣貶值的手段，造成全球流動性泛濫，金融風險加劇，央行的獨立性也受到質疑。
建立健全國家資產負債表，保持債務的可持續性。我們對資產負債的考察不能僅看單個部門，而應將政府、家庭、企業和金融機構等部門納入統一的框架內加以考慮。不僅要了解國家資產負債的整體存量信息，還要揭示潛在的風險，以及金融風險在不同部門乃至國家之間的傳導途徑。要將國家資產負債表及其管理能力納入宏觀調控體系建設，堅決守住防范風險的底線。
及早規劃并適時退出超常規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難以解決經濟的內在結構性問題，且實施時間越長，貨幣總量失控的風險就越大。
為規避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長期負面影響，應提前規劃并擇機退出。各國央行要加強合作，防止以鄰為壑的“貨幣戰”，反對各種形式的金融保護主義。
解決債務問題要有新思路。美國應及時化解“債務上限”和“財政懸崖”的潛在風險，避免債務規模的積累和擴大。歐洲應盡早啟動有序的債務重組，有效化解危機。有關各方應通力合作，減輕重債國的債務壓力，維護金融市場穩定。同時監督其推進結構性改革、削減債務和財政赤字的力度和進度，真正幫助陷入危機的國家早日走出困境。
第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金融危機暴露了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中以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內在缺陷。當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可先從以下幾個方面實現突破：
完善國際金融治理機制。加快IMF的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增加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話語權。推動IMF監督職能范圍由匯率擴大到財政、金融和監管等領域，提高監督的全面性、公平性和有效性。利用G20平臺帶動多邊和區域合作，進一步發揮G20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和政策協調中的作用。
加快推進國際儲備貨幣多元化。超貨幣是一個長期遠景，亞元等區域貨幣設想也由于存在內在缺陷而困難重重。當前應推進儲備貨幣多元化的改革，進一步提高歐元、日元、英鎊、人民幣等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比重。
擴大SDR的使用范圍。逐步擴大SDR在私人領域的使用，進一步發揮其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金融資產中的定價作用，完善SDR作為國際貨幣的職能。積極研究人民幣納入SDR定值貨幣籃子等相關問題。
穩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一步推進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推動大宗商品以人民幣定價，積極推動人民幣離岸金融中心的建設，擴大人民幣的資本輸出和經濟援助。多管齊下，全面提高境外持有人民幣的意愿。
第三，金融監管體系塑造。金融危機使各國反思金融監管順周期性，重視防范系統性風險，加大對金融機構特別是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有效監管。
健全宏觀審慎監管框架。應把單一機構的監管與宏觀經濟金融問題聯系起來看待和處理。將防范系統性風險、降低順周期效應作為宏觀審慎監管的主要內容。強化對系統性風險的預防和管理，建立健全風險預警機制和處置機制。加強對系統重要性機構的監管，保持金融體系的穩健運行。
加強金融監管。繼續穩步推進巴塞爾協議Ⅲ的實施，加強對資本和流動性等方面的監管。嚴格區分銀行零售金融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限制自營投機性業務，在傳統業務與高風險業務之間建立防火墻。提高評級機構的透明度和客觀性，打破大型評級機構行業壟斷。
建立適合本國特色的監管組織架構。加強監管者之間、監管者與被監管者之間的溝通和交流，由單向被動式監管向互動式和聯動式監管轉變。加強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的制度建設。健全經濟金融信息共享機制，為完善金融監管協調創造良好條件。
增強中央銀行運用貨幣政策工具的自主性和靈活性，強化其穩定金融體系、協調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的職能。
第四，金融業重組與變革。金融機構加快自身經營管理方式和結構調整的步伐，重視完善風險管理架構，構建核心競爭力。
完善公司治理。健全金融從業人員的激勵約束機制。建設對股東、投資者、交易對手和社會負責任的企業文化，加大信息披露。建立健全“風險與成本相抵扣、長期與短期激勵相協調”的薪酬制度，避免過度冒險。
穩妥推進綜合經營。金融綜合經營是順應客戶需求、提高服務效率、改善收益結構的必然趨勢。應加快金融綜合經營相關立法，對金融控股公司要實行“主監管”制度，對相關業務實行并表監管，避免監管真空。集團內部要進一步完善不同業務之間的防火墻，防范金融風險的交叉傳染。
加快結構調整。金融機構加快業務和收入結構的調整和轉型是適應新形勢的必然選擇。應在競爭中形成差異化發展的格局，構建資本節約型的發展模式，降低資本消耗，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
加強風險管理。金融業是經營風險的行業。風險管理是金融機構的生命線，是其經營發展的永恒主題。要健全金融機構風險防范預警體系、評估體系和處置機制，著力防范和化解部分領域、行業和企業的潛在風險，全面提升金融業綜合實力和抗風險能力。
完善金融機構救助機制。金融機構具有較強外部性，其破產倒閉可能引發經濟金融危機，對陷入困境的金融機構應以兼并重組為主，避免因破產倒閉而引發系統性風險。
第五，金融基礎設施完善。全球金融體系順利運轉需要進一步創新金融市場工具，完善基礎設施。
積極完善銀行間支付清算系統、信用評級標準等金融市場基礎設施的建設。新興經濟體要高度重視基礎設施在穩定金融體系和提高國際競爭力方面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國際金融秩序重建的契機，努力提高話語權。
優化國際金融中心布局。隨著全球經濟中心東移，香港、新加坡、上海等國際金融中心迎來難得的發展機遇。要擴大和強化國際金融中心的全球資金調度、多元化融資平臺、全方位市場交易以及財富管理等功能。加強金融中心的分工與協調，努力實現共同發展。
加快新興經濟體的債券市場建設。大力發展本幣債券及其他新興債券。亞洲各國應擴大投資者基礎，增強市場流動性，安排好債券發行計價貨幣，充分發揮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在亞洲債券市場建設中的作用。
豐富和發展碳金融、能源金融等市場。碳金融作為金融體系應對氣候變化的重要創新，是各國搶占低碳經濟制高點的關鍵之一，對全球經濟與金融格局將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能源是關系全球經濟命脈的重要資源性商品，隨著國際金融市場的迅速發展，能源的金融屬性逐步增強。應鼓勵有實力的金融機構進入碳金融和能源金融等新型市場領域，構建多元化的市場結構。 三
金融危機也帶來了經濟金融制度的深層變革，在國際格局調整中，金融分量開始上升。
過去，各國綜合實力的競爭主要體現在經濟、政治、軍事、外交與科技等方面。經濟力量是一國參與國際競爭的基礎。軍事力量是一國保衛自身利益的支撐。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是增強經濟和軍事力量的重要推動力。金融危機以來的實踐表明，金融力量正成為各國競爭的重要領域，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化的新因素。
貨幣的國際化是金融力量的集中表現。貨幣國際化仰賴經濟實力，但又可超越經濟實力，成為引導國家競爭戰略的關鍵因子。
一個國家擁有國際儲備貨幣職能的貨幣，不僅可以帶來鑄幣稅、降低貿易成本等收益，更能增強對全球資源的調控能力。貨幣角逐產生于美元對英鎊的替代，日元和馬克隨后加入這一競爭，而歐元的誕生和壯大也不斷挑戰著美元的國際地位。
金融市場規則話語權是金融力量的主要手段，掌握了話語權就會處于主動地位。危機以來，信用評級標準、金融監管、金融會計準則、反洗錢與大宗商品定價權等規則制定仍由西方國家主導，但新興市場國家正在積極參與，力爭更大話語權。
金融機構的競爭能力及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是金融力量的重要體現。金融機構是金融市場的重要參與者，是各國金融實力對比最為直接的載體。
經濟學界的爭議永遠存在，一些學者對克魯格曼的理論和觀點一直就有質疑。例如，克魯格曼認為當前的美國失業并非結構性的，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的研究報告則認為美國的長期失業人口中有40%屬于結構性失業。克魯格曼在財經媒體領域也十分活躍，他在一些財經媒體經常撰寫專欄來呼吁自己的政策建議，這就是他對應對當前危機的一系列帶有十分鮮明凱恩斯主義色彩的建議和看法。
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席卷全球，各國積極應對，大致看來，在應對金融危機中主要采取了以下幾方面的措施：出臺金融救助方案，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及出臺產業發展政策。總體來說，世界主要發達經濟體不同程度地在凱恩斯主義旗幟的影響下，推出了一系列政策舉措，也產生了一定的效果。
在全球化時代，中國經濟與全球市場的互動更為緊密，在危機沖擊下，除了推出一系列應對危機、刺激內需的政策舉措外，更為關鍵的還是通過改革釋放制度紅利，促進經濟轉型。
21世紀初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后，一方面，美英等發達國家加速推進全球化進程和資本輸出，進一步加劇了全球經濟結構失衡；另一方面，美國為刺激經濟長期實施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鼓勵高杠桿、高風險、低透明度且缺乏監管的金融創新，導致本國房地產泡沫急劇膨脹、缺乏監管的影子銀行體系擴張、金融體系的杠桿水平顯著提高。
2005年以來，伴隨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崛起，全球資源供應格局打破，通貨膨脹壓力高企，美國進入加息通道，直接導致美國房地產泡沫的破滅，2007年年底次貸危機正式爆發。本次危機爆發不僅是國際經濟結構長期失衡的集中反映，更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以美元為核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失衡和金融監管缺失的必然結果。危機打破了原有經濟金融結構和格局，美歐等經濟體或經濟區域面臨巨大的調整成本，經濟陷入衰退或緩慢復蘇；新興市場國家面臨通脹高企—政策收縮—經濟放緩的調整時期。可見，中國與其他主要經濟體的經濟關聯性日趨緊密，相互影響加大。
關鍵詞：金融綜合經營 發展歷程 現狀 風險 金融監管
金融綜合經營是指在金融監管機構的許可下，金融機構同時經營銀行、證券、保險等兩項以上的金融業務。隨著國內金融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以及國際經濟環境的不斷變化，國內金融機構的不斷創新和事實上的綜合經營，使得銀行業、信托業、保險業、證券業之間的業務界限更加模糊。“十二五”規劃綱要也明確提出，積極穩妥地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順應全球金融業發展趨勢，是提高我國金融業總體經營實力的重要舉措。
金融綜合經營的發展歷程
（一）主要發達國家金融綜合經營發展歷程
一戰后美國經濟迅速崛起，證券市場的發展使得企業實現了大量的直接融資， 其良好的回報誘使商業銀行開始參與證券投資活動。1929年美國股市發生暴跌，引發了大經濟危機。至于股市大崩盤的原因，當時人們普遍認為是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的綜合經營導致了股市的崩潰。而由于商業銀行在證券上的投資又進一步引發了銀行體系的崩潰，股市和銀行體系的崩潰最終導致了經濟的大蕭條。為抑制股市投機，1933年美國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這標志著美國金融業開始全面實行分業經營。
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金融自由化在全球范圍內得到迅速發展，加之美國金融業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的日益下降， 為了提高美國金融業競爭力，美國金融監管當局進行了一系列意在推動金融業發展的金融自由化改革。1999年11月，美國國會參眾兩院分別高票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該法案的核心內容就是廢除之前通過的《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允許銀行業、證券業和保險業進行綜合經營， 從而使美國金融業在立法上告別了分業經營的歷史， 邁向了綜合經營的新時代。
20世紀70年代以后，金融自由化和一體化發展趨勢明顯，金融創新的意識不斷增強，金融分業經營成了金融創新做大的障礙，同時也對金融業分業經營提出挑戰。1986年10月，時任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為了保住倫敦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開始進行較大程度的金融改革。英國金融改革的核心內容是金融服務業自由化，包括廢除各項金融投資管制，銀行可以經營包括證券業務在內的綜合性金融服務等。這場變革對英國傳統的金融制度產生較大沖擊， 而且也對世界金融業的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日本隨后效仿英國進行了金融大變革，走上金融業綜合經營的道路。
（二）我國金融綜合經營發展歷程
我國金融業的發展也同樣經歷了從混業經營到分業經營的過程，現在處于分業經營到綜合經營的過渡階段。20世紀90年代初期，我國的金融業處于無序的混業經營狀態。商業銀行基本上都有參股信托公司、證券公司，國有四大商業銀行也都不同程度的開展了信托業務。銀行業和證券業逐漸開展了模糊的綜合經營。此時的金融機構也開始紛紛涉足各行各業，開始了初步的混業經營。但由于我國當時金融綜合經營的法律法規和風險控制機制并不健全，金融業混業經營造成了金融業發展混亂，嚴重地擾亂了我國的金融秩序，并對經濟造成一定的負面影響。
針對國內金融業混亂的局面，1993年國務院了《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規定：“對保險業、證券業、信托業和銀行業實行分業經營”。1995年，我國又頒布了《中國人民銀行法》、《商業銀行法》和《保險法》。這三部法案的出臺，基本確定了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體制的基本格局。1998年底，我國頒布了《證券法》，由此我國金融業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局面全部形成。
隨著金融市場一體化和金融業自由化的發展，金融創新和金融業綜合經營是大勢所趨，特別是WTO保護期的結束，有著綜合經營背景的外資金融機構紛紛進入我國市場，對我國現行的分業經營格局已經產生了沖擊。“十一五”規劃就明確提出了在金融體制改革方面，2006年開始將穩步推進金融業綜合經營試點建設工作，推動金融控股公司規范發展。監管當局也密切關注銀行業、證券業、保險業、金融控股公司和交叉性金融工具發展狀況。
我國金融機構綜合經營現狀
（一）我國現行的綜合經營模式
近年來，我國逐步放寬對金融綜合經營的限制，逐步形成了四種較為典型的金融綜合經營模式：
一是以商業銀行為主體的綜合經營模式，主要借助銀行的客戶資源、渠道資源和管理資源上的優勢，以銀行的業務單元或非銀行子公司的形式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務，如工商銀行、中國銀行等；二是以非銀行金融機構為主體的綜合經營模式，以中石油、銀河金融控股公司和新希望公司為代表；三是純粹的金融控股集團模式，主要有光大集團、中信集團、招商局集團，在保險機構中有平安保險，通過不同類別的子公司提供多元金融服務和其他非金融業務，母公司通常不從事具體的業務，主要是對旗下的機構進行統一的管理；四是區域性的金融控股公司，如上海國際集團、山東省魯信投資控股有限公司等。
（二）我國金融綜合經營存在的問題
1.金融綜合經營的風險問題。金融綜合經營面臨信用風險、市場風險和操作風險等，同時由于其特殊性又面臨一些特殊的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