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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 金融模式 循環經濟產業化
在現代經濟中,經濟活動和金融活動是密不可分的交織在一起的。健全的金融體系會促進經濟的增長,而不健全的金融體系必然會影響經濟的增長。循環經濟指的是將生產所需要的資源通過回收、再生產等方法再次獲得使用價值、實現循環利用,減少廢氣物排放的經濟生產模式。這種經濟發展方式具有低排放、低消耗、高效率的特征。可以對資源充分而高效的利用。
循環經濟的發展是現代經濟的必然選擇。一方面,它可以使資源可持續地開發利用起到對生態資源的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它可以調節產業結構,實現經濟的快速增長。循環經濟的發展需要一定的技術支持。作為這種經濟模式的構建,通常需要對多個學科領域技術的綜合利用。正是由于相比較于傳統有更大的資金投入,才能將其轉化為生產力,并將其運用到循環經濟發展實際中,所以,循環經濟模式的構建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質而言之,只有合理而完善的金融體系才能夠對循環經濟的構建發揮有效作用。
現代經濟的核心是金融,完善而有效的金融模式可以使循環經濟市場的發展變得有序。總之,循環經濟與金融體系二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而發展的共榮共生的產物。所以,處理好二者之間的關系,一方面使健全的金融體系為循環經濟發展服務;另一方面,使循環經濟能夠有效的給金融的體系的完善提供支持,使二者實現共贏。
一、建立綠色融資體系
隨著人類進入工業社會,生產力不斷提升,同時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環境問題,因此,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與環境保護日益受到大家的關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之間是否存在平衡的共通點,成了全球備受爭議的話題,但大家逐漸形成這樣的共識:以保護環境為前提的可持續經濟發展是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資源和環境雙贏的有效措施和重要途徑,也就是說,循環經濟是適應現代新型工業發展的必然選擇。
正是依賴于這樣的循環經濟理念,目前許多發達國家的銀行已經將企業的是否可持續,是否會對環境造成壓力和破壞作為其馮秀安評估和貸款評估的一項內容,因而許多企業在向銀行尋求貸款時,除了企業的資產評估報告外,往往將環境報告作為主要內容。根據國外銀行的慣例,如果企業的發展不損害環境,那么企業則可以獲得綠色抵押貸款,也就是說企業生產是否環保成了貸款的一項資源衡量標準,如果一個企業在生產過程中有良好環境記錄,那么可以獲得比普通銀行更多的優惠政策。
自2003年6月開始,就先后有7個國家的10家銀行開始以IFC(國際金融公司)的科學指南和政策作為參考,制定相關度的銀行政策。這些政策的制定都涉及了社會和環境等一系列的問題。這10家銀行對企業融資過程中,對他們所注入資金信貸的企業都要進行綠色環境風險評估。目前這個評估主要是針對采礦、天然氣、石油和林業部門而言的。這種將金融融資制度性規定與環境、社會和諧統一的模式,有助于推動企業充分的考慮到了多元化的利益主體的訴求,這種新型的融資原則的設定使得銀行管理與企業的管理理念向可持續發展、綠色經濟的方向不斷靠攏。
我國銀行長期以來,在企業進行融資過程中,對于企業可能會造成的環境問題、社會問題這一風險因素考慮較少,而更多的是從經濟效益來作為出發點的。因為,在他們的觀念中認為,環保與銀行之間并沒有關系,這應該是社會保障部門和環保部門考慮和解決的問題。
自2003年,綠色金融在許多國家的國際性銀行得到了認可。我國在2008年,興業銀行也第一個開始采取這樣的措施,雖然到目前為止參與這項計劃的中國本土銀行還寥寥可數,但是充分的說明了我國的銀行部門已經逐漸離開始意識到了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微妙關系,已經開始看到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社會的發展所應承擔的責任。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金融有90%以上都是來自于銀行,也就是說,銀行業在我國的融資體系中占有絕對優勢。因此,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理念是實完全可以通過銀行這一中介來宣傳和幫助實現的。此外,我國政府部門應該確定發展循環經濟的試點單位,使商業銀行可以通過信貸等多種途徑給予支持并為其他行業樹立標準,使其發展具有方向。
二、建立發展循環經濟的專業金融組織
作為政府部門,應該創建一些政策性金融組織,這樣金融組織的建立并不是以追求利潤為目的。而是為循環經濟生產提供企業以及政策上的扶持,使企業逐漸向生態型工業方向靠攏,使我國企業在融資這一環節逐步靠近“生態工業園”這一企業建設目標。
要建立這種旨在建立循環經濟的政策性金融組織,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充分利用國家現有的政策性銀行,尤其是開發性銀行,通過借助他們已形成的優勢,來為循環經濟的發展提供政策以及資金方面的幫助。作為專為循環經濟發展服務的政策性銀行的建立,需要以市場體制為導向,以促進循環經濟的穩固基礎為目的。同時,作為政策性銀行,也可以與地方商業銀行進行合作,雙管齊下,一方面,加大對于地方企業循環經濟項目的建設,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地方商業銀行獲得該企業項目循環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對企業的發展做出正確的風險評估。作為政策性銀行而言,還可以根據自身固有實力,擴大其業務范圍。國家開發性銀行可以對申請融資的企業進行綜合考評,將更多的資金投入有利于區域生態的企業,這樣做可以彌補由于體制落后而造成的市場監管不力的缺陷,從而更好地完成和實現政府的既定發展目標。循環經濟主要特點就是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它是建立資源節約型社會的最有效經濟模式。作為國家政府部門以及開發性銀行應該將這一類型的企業作為業務拓展的新方向。
第二,建立一批專門為循環經濟發展服務的銀行。這類銀行的存在可以有效地扭轉政府投融資不足的狀況。就我國目前的情況而言,組建以財政資金以及金融市場資金為支持的區域發展銀行是最可行的策略,因為以此作為基點的區域發展銀行一方面可以平衡經濟落后地區和經濟發達地區的經濟,另一方面,可以使循環經濟的發展獲得強有力的資金支持。
第三,創建多元主體參與的投資開發公司。建立這種以政府資金為主,多元社會力量融資的開發專業公司,可促進跨地區的循環經濟發展。一般來說,這種投資公司應該由國家控股,以國有獨資為組建形式。因為它可以有效的建立起我國循環經濟的網絡體系,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及環境保護發揮積極的作用。
三、組建循環經濟產業投資基金
資源循環利用的項目,從長遠來看具有較高的利潤回報。但是,一般來說,由于項目在運營過程中需要較多的技術支持、資金支持,其操作環節比較復雜,使其實現資金回收的難度較大。就是作為商業銀行來說,也很難適應這種情況,而組建專業的經濟產業投資基金則可以有效地解決這一難題,因為它是面向全社會融資的,可以讓社會各部門共同參與,共擔風險。這樣一方面既對循環經濟項目提供了資金支持,另一方面又實現了循環經濟項目融資途徑多元化。這種循環經濟產業投資基金的建立使得其發展方向更加符合循環經濟所需要的總體目標。
產業投資基金的實現可以以發行債券的方式來募集資金,然后交由專門的投資管理公司對其進行后期的管理,這種募集資金的方式一般都是綜合性的。它的優點就是可以在短時間內籌集到資金,保證了企業的規范化運作。使企業發展的風險呈現分散化。這種開放的融資方式是循環經濟發展總目標的應有之義。
總之,作為金融業要利用一切機會開展綠色信貸服務,根據社會經濟發展需要推動環境金融產業模式的創新,并主動的參與到循環經濟發展的體系之中,從而實現金融創新和循環經濟的雙贏。
參考文獻
[1]陶君道.金融支持發達地區循環經濟發展研究[J].甘肅金融.2006(2)
高峰竹柳造林的最佳土地條件是低洼濕灘地,這些土地不能種植莊稼,只能短期種植,屬于低效益的荒廢濕灘地,我國大約有9000萬公頃這樣的荒灘濕地,這些低洼地大多數都位于江河湖泊的邊緣地帶,另外還有1.3億公頃鹽堿地,因此在這些地方種植速生竹柳具有變廢為寶、生產能源等多種優勢。
萬里常青公司在湖北搞的爛泥經濟試驗,一年前還是無人問津的爛泥地,一年后就成了一座一眼望不到邊的綠色海洋! 4000畝高峰竹柳種苗現已在這些爛泥地扎根生長。據統計,每畝湖地里的樹木每年都能產生效益15600多元,六年以后這片湖地將為社會直接創造財富2個億以上。每一個到過這里的人,面對這樣的場景都忍不住地感嘆,萬里常青公司為林業界創造了一個奇跡!
一、高峰竹柳與木塑聚合材料
目前,萬里常青公司正在進行第三代木塑分子聚合材料生產試驗,這是一項造福人類社會的最新技術成果。第三代木塑分子聚合材料是利用聚乙烯PE、聚丙烯PP、聚氯乙烯PVC等與木粉,經分子層次聚合生成,采用擠出、模壓、注射成型等常規塑料加工工藝,生產出各種板材、型材和產品。這種新型板材不吸水、不變型、不褪色、不老化、不腐蝕、不霉爛、不蟲蛀,節能環保效果好。
生產木塑分子聚合材料的主要成份是木粉,該木粉則是由“高峰竹柳”造林中幼林撫育大樹修剪產生的枝條或竹柳大樹成材加工剩余的枝叉加工而成,也可以高密度種植高峰竹柳,以小徑材制成所需的木粉材料供聚合之用。為此開辟了一條竹柳木材加工新途徑。
和普通木材相比,木塑分子聚合材料還具有以下優點:首先,生產木塑分子聚合材料可以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做到廢物利用。因為木塑分子聚合材料全部使用竹柳小徑材、樹木枝條、加工剩余物、廢棄物,節約竹柳成材和優質木材,將竹柳木材的木素、半纖維素、纖維素都聚合進了新材料中。使用和損壞后的木塑聚合材料,可以全部再生利用,是一個全回收、全循環、全利用、全環保的項目。
其次,生產木塑分子聚合材料具有低投入、低消耗、高產出、高回報的優勢。木塑分子聚合材料用0.6噸竹柳木粉和0.4噸廢舊塑料,就可以生產出一噸產品,目前國際市場價格最高達28000元/噸。一個年產10萬噸木塑材料的企業,可利用竹柳6萬噸,利用廢舊塑料4萬噸,相當于從垃圾中撿回25萬立方米木材、相當于節省水泥、鋼材分別為40萬噸、替代塑料和鋁材分別是8萬噸,這是木塑產業發展對循環經濟的貢獻。
再次,生產木塑分子聚合材料能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加快社會經濟發展。木塑分子聚合材料改變了商品林的生產方式,由長時間周期性生產向短期林業種植業轉變,可實現竹柳當年種植當年受益。有利于調動農民的種植積極性,開展竹柳規模種植。把林業、木材加工業、廢舊塑料回收業也聚合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污染治理、環境保護、資源節約的社會系統工程。
最后,木塑分子聚合材料用途廣泛,現已被應用于包裝運輸領域、車輛船舶領域、建筑材料領域、室內裝潢領域、軍事領域等,它將在眾多領域和范圍內取代木材、鋼材、水泥、塑料等常規材料。
二、高峰竹柳與生物質能源
當前,世界經濟的快速發展引發了世界范圍內的能源危機,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逐步替代化石能源是克服能源危機的主要出路。據預測,到2020年,在全球可再生能源中生物質能的比重接近60%,而生物質顆粒燃料則占生物質能利用的60%。
所謂生物質能源也就是利用生物體,通過光合作用把吸收的太陽能轉化為常規燃料能源。有機物中所有來源于動植物的能源物質均屬于生物質能,是一種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能源。
柳樹是林業能源林的主要樹種,“高峰竹柳”則是多基因組合雜交的柳樹新品種,具有速生、高產、抗逆等優點。作為能源樹種每畝可密植1萬株,每畝每年生物產量鮮重可達8至10噸,是普通柳樹的十倍。在國外,柳樹生物質轉化為能源的主要途徑是發電,柳樹生物質具有較高的燃燒值,發達國家用柳樹生物質發電已經有20年以上的歷史。將柳樹粉碎后制作成生物質能源顆粒和煤炭混合發電,可以大大提高熱效率,降低污染50%以上。
生物質顆粒燃料是最具大規模產業化開發前景的新型生物質能源,用途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取暖和生活用能,生物質燃料利用率高,便于貯存,無污染。二是生物質工業鍋爐,用生物質能替代燃煤,解決環境污染。三是發電,可作為火力發電的燃料。據統計,2008年全球生物質顆粒燃料銷售量達1.8億噸,市場規模超過500億歐元。在全球經濟放緩的背景下,生物質顆粒燃料產業以年均18%的速度高速成長,已經成為全球新能源市場中的“香餑餑”。
竹柳是生產生物質顆粒燃料最好的原料。生物質顆粒需求之大,竹柳作為原料種植前景更為廣闊。
生物質顆粒燃料發展在我國處于起步階段,但透過國外的發展我們可以看到,“高峰竹柳”將在生物質能源中發揮重要作用。高峰老人發起的1000萬畝竹柳大造林,將可每年產生物質顆粒3.25億噸,相當于年發電量9000億KWH以上。
三、高峰竹柳是最好的紙漿來源
隨著現代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已成為世界上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紙品消費國,各類紙和紙制品消費量占世界消費總量的14%;同時我國又是森林資源匱乏的國家。在各大紙漿生產國中,中國的凈進口量最大,但仍有很大的市場缺口,大量造紙原料齋要進口。
要解決紙漿用材需要日益增長與森林資源匱乏日顯突出的矛盾,緩解周際進口紙漿價格暴漲的壓力。建立紙漿原料林基地,逐步減少對國外進口資源的依賴,就顯得非常迫切。營造速生豐產紙漿林“高峰竹柳”則是最好的選擇之一。
中國制漿造紙研究院進行了“竹柳材性纖維質量及制漿性能的研究”,檢測分析結果表明:高峰竹柳材質色淺且密度適中,木粉自然白度比楊樹高,竹柳木材的纖維質量較好,纖維長寬適中且柔軟,符合制漿工業對木材要求。根據竹柳木材密度和材質白度分析,該原料適宜做高得率化學機械漿。竹柳可以作為紙漿材合理地種植并開發利用。
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對紙張、架材、板材等木材的需求與日俱增,特別是當前很多工業企業都呈現出掠奪式的發展,因此大力開展高峰竹柳造林是對我國的能源資源的有效補充和儲備,是改善生態緩解能源緊張的務實之舉!
中國高峰竹柳產業集團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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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公有制林業與生態文明建設的相互關系
隨著世界林業的發展,非公有制林業的公共品或準公共品性質越來越強,其生產功能趨于下降,游憩等服務功能趨于上升[3]。因而,非公有制林業具有很強的經濟功能和社會文化功能。我國憲法第十一條規定:“在法律規定范圍內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保護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國家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并對非公有制經濟依法實行監督和管理。”因而,非公有制林業已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力量。建設生態文明是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重要動力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良好的生態環境為基礎,以發達的生態產業為支撐,以繁榮的生態文化為載體[4]。生態文明建設為我國非公有制林業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建設生態文明是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建設生態文明必須根據我國國情,不斷解放和發展生態生產力;建設生態文明,林業肩負著生產生態產品和發展生態文化的歷史使命,而非公有制林業則是發展生態文化的先鋒。非公有制林業通過努力創造豐富的生態文化成果,不斷構建多樣的生態文化體系,不斷傳播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價值觀,不斷推動生態文明建設[5]。因而,建設生態文明已成為促進非公有制林業發展的重要動力和力量源泉。非公有制林業通過積極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斷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努力發展可再生、可降解、綠色無污染的林產品和生物質能源,促進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同時,積極完善生態文化設施,發展門類齊全的各種生態文化,潛移默化之中進行生態文明觀、道德觀和價值觀的教育,促進生態文明建設。
非公有制林業對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意義
非公有制林業具有產權明晰、權責明確、反應靈敏、機制靈活等諸多優點,有利于加速林業投資結構多元化,大力倡導綠色生態文化,加快形成林業社會生產力,推動綠色生態產業發展。生態文化是構建生態文明的精神基礎;它倡導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相處的生態道德觀和生態價值觀,打造科學發展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我國森林產業已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林業,必將對我國建設生態文明、推進科學發展奠定堅實的生態文化基礎。發展非公有制林業有利于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力量,滿足社會多方面需求,增加社會生態總供給,加快林業跨越式發展,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推動樹立生態觀念,引領生態行為,繁榮生態文化,推動生態文化繁榮發展,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強大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9]。因而,大力發展非公有制林業必將推動我國生態文化發展,從而有利于推動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
一、以廢紙為主要原料造紙,實現資源循環利用。
__造紙企業生產涂布白板紙的主要原料有廢紙、商品木漿、涂布化工和造紙輔助化工,其中廢紙占原料總量的80。目前__境內有全國最大的廢紙交易市場,年交易廢紙300多萬噸,富陽海關口岸也落戶在__。因此,在__中國白板紙基地目前已經形成了專業的廢紙銷售市場,來自全國各地的廢紙和歐美的進口廢紙在這里被__廣大造紙企業再利用、再生產。如按3立方米木材生產1噸木漿計算,一年節約木材近900萬立方,對減少森林資源的過度開發,將產生積極的影響。又如,浙江永泰紙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目前正在擴建日產120噸辦公廢紙脫墨生產,以替代涂布白板紙掛面的進口木漿,為資源循環利用又開辟了一條新路。
二、實行熱電聯產、聯片供熱。
熱電聯產能夠有效地節約能源,改善環境質量,提高供熱質量,增加電力供應,減輕分散鍋爐房安全和工人勞動強度,節約用地等優點。根據《富陽市江南片造紙企業集中供熱熱力規劃》,經省發展計劃委員會立項批準,于20__年11月投資3.2億元籌建浙江三星熱電聯產項目。一期工程建設規模為3臺130t/h高溫高壓循環流化床鍋爐配一臺24.50MW抽凝式汽輪發電機組和一臺24.50MW背壓汽輪發電機組,熱網主干線分南北兩條線,總共長5公里,覆蓋__造紙功能區西區塊內所有造紙企業;一期工程于20__年5月底建成,7月份投入商業運行,目前已向__造紙功能區60余家造紙企業供汽,每年可向__造紙功能區提供200多萬噸的優質蒸汽,同時向電網輸送2.5億多度電,大大緩解__造紙企業的用電緊張狀況,同時,每年可節約標煤17萬多噸,減少SO2排放量2500多噸,減少煙塵排放量1200多噸。又如,永泰紙業集團的自備熱電,利用余汽發電、余熱造紙,熱電比超過500,實現熱、電的有機結合,通過熱電聯產自備電站的運作,不僅滿足了公司生產用汽和公司70以上的電量,而且,余汽還供應給周邊造紙廠,實現了雙贏。地處__街道和靈橋鎮交界的富__環保熱電,去年9月垃圾焚燒爐正式投入運行,現已處理垃圾30000多噸,同時對周邊大源、__、靈橋三大造紙功能區51家造紙企業供熱、關停小鍋爐72臺,有力促進了富陽造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推行清潔生產
推行清潔生產,從源頭治理,是工業循環經濟建設的主要手段之一。20__年以來,街道先后在38家造紙企業試點推行清潔生產和推行ISO14000環保體系認證。現浙江永泰、浙江三星、杭州板橋等22家企業已通過清潔生產審核,其余的正在加緊實施中。在2家造紙企業安裝了在線監測系統,結合國家環保模范城市創建成果,及時啟動了生態街道和生態示范村建設。在推進清潔生產過程中我們把重點放在節水上。如永泰集團,與南京林業大學合作,成立清潔生產攻關小組,對該公司4#、5#機實施白水回用系統改造,這些清潔生產方案實施后,單位產品耗水明顯下降,噸紙清水耗水由原來的70噸降為53噸左右,平均下降20,一年可節水近100萬噸。通過開展清潔生產,節約了水、電、汽能源消耗,減少了污水排放量和污水處理費用,提高了經濟效益,實現了環保績效和經濟效益的雙贏。目前該公司正在對占全廠80產量的7#、8#機進行節水方案的研究,引進了瑞典的設備和技術,進一步降低噸紙耗水量。
四、集中治污、污水處理回用、消減污染物排放。
根據市政府制定的《富陽市江南片綜合污水治理項目建設》的指導意見,為確保__街道造紙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在市委、市政府及市有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下,街道在本區域內集中建設__、八一、春南3個污水處理回用工程,為轄區內造紙企業排 放的污水經一級處理后再進行二次集中生化處理,對污染物進行末端治理,削減污染物的排放總量。目前,__污水處理回用工程,首期投資5778萬元,日處理污水4.5萬噸,在一級高效氣浮處理的基礎上,采用A/O法二級生化處理工藝,工程屬國債項目,于20__年8月正式投入運行,經省環境監測站監測,水質達到國家排放標準。化學需氧量COD5<60mg/1,每年削減1275.62噸;生化需氧量BOD<20mg/1,每年削減331噸;懸浮物<20mg/1,每年削減830噸。污水經處理后,70回用生產,噸紙排水由原來的59.5噸降低到20噸以下,全年向富__少排780萬噸。如按國家最新的水資源收費標準計算,一年可節約水資源費78萬元。八一污水處理回用工程總投資2.46億元,日處理污水15萬噸,工程屬德國政府貸款項目,處理工藝采用帶好氧選擇器的傳統活性污泥法。工程于03年11月初動工興建,目前已基本建成,即將投入運行,屆時將承擔周邊5個村46家造紙企業和近7000人的居民生活和工業污水處理。春南污水處理回用工程,計劃總投資3.6億元,日處理污水達25萬噸,前期準備工作已經完成,即將動建。三個污水處理回用工程建成后,日處理污水達44.5萬噸,將極大地促進造紙企業從粗放型到綠色環保型轉變,減輕富__污染,確保造紙企業可持續發展。
五、廢物綜合利用,變廢為寶。
嚴格地說,現代造紙業應當是一個無污染的產業,只要思想上高度重視、措施得力,造紙生產過程中的廢棄物,完全可以通過各種途徑回收利用。我們實踐中也摸索出一整套處理辦法,實現低污染、無污染(低毒、無毒),并且創造了良好的經濟效益。一是廢紙投產前,通過人工分揀,將一些混合的廢紙分類,合理搭配使用,降低生產成本。同時從分揀廢紙中回收金屬、廢塑料用于下游產業,延長了廢物轉化周期。二是煤渣、煤灰用于紅磚生產。三是將污水中回收的廢漿和污泥生產污泥紙板。目前,街道轄區現有污泥紙機35臺,日產污泥紙100多噸,不僅避免了污泥二次污染和填埋的壓力,而且還可變廢為寶。
關鍵詞:循環經濟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制度問題對策
循環經濟是指,在減量化、再使用、再循環的原則下,通過清潔生產、生態工業,持續農業、綠色消費、廢物綜合利用等環節,使物質和能量在企業內、企業間乃至整個社會循環流動,實現國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資源的綜合利用。發展循環經濟是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轉變,真正從過去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傳統增長模式,和先污染后治理的生產過程的治理方式,轉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的集約型經濟增長模式上來,在生產和消費的全過程,高度重視資源的集約使用和再利用。循環經濟作為一種根本不同于傳統經濟模式的新模式,對一個國家的調整機制(包括政府調整機制、市場調整機制、社會調整機制)提出了不同于傳統模式的新要求。建立循環經濟是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核心是通過大規模的制度建設,建立促進循環經濟的經濟激勵機制。經濟激勵機制是指利用價格、稅收、信貸、投資、微觀刺激和宏觀經濟調節等經濟工具,調整或促進循環經濟發展的一類措施,這類措施具有明顯的利益刺激因素,具有顯著的費用有效性和受控對象的靈活性,因而在世界各國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本文主要探討發展循環經濟的政府激勵制。
一、我國發展循環經濟的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制度現狀與問題
中國政府為了推動循環經濟發展,促進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有效防止資源破壞或環境污染,先后實施了一系列財政、信貸和稅收等經濟激勵政策,包括對節能技術改造、節能設備購置實行信貸貼息、差別利率、免征進口環節增值稅、減征企業所得稅和加速折舊等;對資源綜合利用、城市生活垃圾發電、風力發電和農村可再生能源項目實行稅收優惠等。這些經濟激勵管制制度多制定雖對循環經濟發展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離循環經濟的要求仍存在一定差距,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缺乏合理設置激勵管制制度的基本原則。致使管制制度存在適用性不強、脫離實際、不完善、實施效果不佳一系列問題,只有明確合理設置激勵管制制度的基本原則,才能為制度設計指明方向。
2.缺乏有效的循環經濟激勵管制體制。發展循環經濟涉及到財政、稅收、金融、投資、貿易、技術監督、環境資源保護等眾多職能部門,由于不同職能部門之間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加之職能交叉、重疊、劃分不清等因素,造成循環經濟管制體系不統一,政出多門、條塊分割、各行其是、多元領導現象突出,結果導致制度實施效果欠佳,甚至有些制度設計完全流于形式。因而,急需建立專門協調機構,加強統一領導、負責制度規劃、設計以及實施過程中的監督、檢查、驗收及部門間的協調。
3.缺乏有效的激勵管制運行基礎。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有關專家的研究成果,激勵制度的有效運行要具備以下條件:足夠的知識基礎;強有力的法律結構;競爭市場;管理能力;以及政治可行性。除此之外,筆者認為還要具備制度設計要素齊全、制度實施效果評價機制等條件。我國在上述各方面都存在一定的不足,尤其是缺乏有效的制度實施評價機制。
4.現行政府激勵管制工具不健全、不完善,在某些方面還存在立法空白。主要表現為:一是在資源利用方面,資源價格扭曲和要素價格扭曲未能有效改正,使原料價格過低,產品價格過高,助長了資源的浪費;二是資源核算制度不健全,在國民收入核算中資源利用等經濟發展成本不能在核算體系中顯示出來,資源耗竭狀況得不到反映,使人們無法進行經濟發展成本與經濟發展收益的比較,造成認為忽視資源的浪費與短缺;三是綠色核算制度不健全。對一般經濟主體而言,在眼前利益的趨勢下,形成了亂砍亂伐等掠奪性經濟行為。對地方政府而言,以經濟指標作為考核指標,致使政府只管上項目,不考慮環境影響;四是,盡管推行了一些資源開發利用的稅收政策,如:耕地占用稅、礦產資源稅等,但其計算辦法仍不適應循環經濟的要求;五是,我國排污收費標準過低,在許多行業,甚至遠遠低于污染治理成本或清潔技術使用成本,致使眾多企業寧肯接受罰款或交排污費,也不遠治理污染或推行清潔生產技術;六是,財政工具不健全,運用效果不佳。我國目前僅對資源綜合利用企業和治污企業實行財政補貼,且僅限于少數幾項間接補貼,如利潤留成、先征后返等,對相關企業的支持效果甚微。七是,融資支持不足,效果欠佳。盡管我國制定了一系列融資支持政策,但由于缺乏相應的運作條件,并未落到實處。如:國內現有的有關專項資金/基金難以滿足循環經濟發展的巨大支持需求,主要是:(1)在國家一級,尚沒有建立專項用于循環經濟發展的基金。如原有的三電資金、節能專項資金先后被停征或取消后,國家卻沒有建立新的融資渠道來籌集專項用于支持節能的資金。(2)在地方政府一級,用于支持循環經濟發展的資金有限,而且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存在問題。此外,國內有關專項資金/基金在管理、配置使用、監督等方面也存在一些問題,影響了基金的使用效率。主要是:(1)基金管理有欠規范。(2)基金的配置使用缺乏透明度。(3)基金的配置使用缺乏靈活性。(4)基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督力度較弱。八是,發展循環經濟涉及到財政、稅收、金融、投資、貿易、技術、廢棄物回收、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清潔生產等領域,有許多立法空白需要填補。
5.缺乏有效的激勵管制程序和監督與救濟措施。程序欠缺,導致激勵管制行為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成本的增加;監督與救濟措施不完善,導致管制主體濫用管制權利和管制對象濫用企業權利的行為屢禁不止。
二、國外發展循環經濟的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制度經驗
在國外,一些發達國家已經實現了循環經濟法制化,運用法律規范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有推動循環經濟發展的激勵體制、運行條件、激勵程序和激勵監督救濟措施,尤其是采用了大量具體的經濟激勵工具,促進循環經濟的發展。其中日本、德國、美國等國家的激勵工具最具代表性。主要激勵工具包括:
1、補貼政策。一般而言,補貼有三種形式:一是投資補貼,即對投資者進行補貼。如:德國對風力發電的投資補貼即屬此類;二是產出補貼,如:美國、丹麥、印度等國根據可再生能源設備的產品產量進行補貼。三是對消費者(即用戶)進行補貼,例如歐洲大部分國家均對太陽能熱水器的用戶提供20~60%的補貼。
2、稅收政策。一種是稅收優惠政策,包括:減免關稅、減免形成固定資產稅、減免增值稅和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收入稅)等。如:德國對排除或減少環境危害的產品免交銷售稅。日本對公害防治設施減免固定資產稅等;另一種是強制性稅收政策。如:德國對除風能、太陽能之外的其他能源征收生態稅。美國對損害臭氧層的化學品征收生態稅等。
3、價格政策。世界上許多國家都采取了對綠色產品價格實行優惠的政策。如:德國制定的電力法要求電力公司必須購買可再生能源電力,并要向可再生能源電力生產商支付消費者電價的90%;在美國“能源政策法”中規定,公用電力公司必須以可避免成本收購可再生能源電量,同時美國的一些州還做出按凈用電量收費的辦法。這些實際上都是電價優惠的措施。
4、低息(貼息)貸款政策。目前德國對風電項目和光伏項目正在實施低利率貸款,利率從2.5%~5.1%不等。日本利用非盈利性金融機構為循環經濟企業提供中長期優惠利率貸款。
5、政府采購政策。例如美國、日本和德國采取的屋頂計劃,實際上是通過政府采購或政府支持采購等手段。扶持尚未成熟的光伏發電產業。此外,政府支持的技術研究和開發活動也屬于政府采購的范疇。
6、押金返還制度。押金返還制度是很有效的垃圾資源化途徑,許多國家都采用了這一制度,它主要針對一些易于直接重復使用或對環境污染較為嚴重的產品和包裝材料。押金返還制度對資源回收利用的作用是很明顯的,尤其是對玻璃等包裝廢棄物的回收。
7、公共效益基金。公共效益基金主要有環境基金、節能基金、可再生能源開發基金等。這里以節能基金為力進行說明。節能基金的發展已有多年的歷史,包括美國、英國、日本、法國、德國等主要發達國家以及巴西、印度等主要發展中國家,目前約20個國家建立了類似的公益基金。這些國家的實踐表明,基金的建立和投入使用,對節能的發展形成了有效的支持,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環境效益以及其它社會效益。綜觀各國的基金運做情況,以下方面值得借鑒:
(1)公益基金的設立建立在有法律法規保障的基礎上,并構造公平和競爭的科學管理模式,注重資金的杠桿作用和成本效益,方能達到促進節能產業化的目的。
(2)公益基金的資金籌集有多種方式,包括設立電力附加費、設置專項稅種(如英國的氣候變化稅)、公共財政支付等;但無論采用哪種資金籌措方式,其實質都是能源消費者的貢獻。其中征收電力附加費方式在國際上的應用較多,其優點有:①要求所有用電戶交納電力附加費的集資方式,符合“誰污染誰付費”的原則,體現其公平性,易為公眾理解和接受;②按照電表讀數加收小量的附加費,可以利用現有的收費程序,在操作上簡單易行;③這種集資方式年復一年,積少成多,有較好的穩定性和持續性。
(3)各國公益基金規模的確定,主要是考慮如何滿足節能國家目標的需求。
(4)選擇哪種基金使用模式,要根據基金的支持目標、基金規模、節能發展潛力等因素來決定。由于各國國情不同,許多國家的基金使用模式都體現出各自不同的特點。
(5)采用競爭性招標方式作為公益基金的資金分配方式有很多優點,競爭性招標方式不但能夠選擇有較好實施效果的項目,而且對基金管理部門也具有監督作用。當然,競爭性招標也有不足,即實施成本過高,在選擇小項目時宜采用先來先得方式。
(6)基金管理機構有三種模式:政府部門;電力公司;獨立的非贏利機構。這三種管理機構模式各有優劣,在國際上都有應用,不能絕對地說某種模式是最好的。對于管理節能來說,由于電力改革,電力公司管理的優勢被削弱。因此從總趨勢看,公益基金將遠離電力公司的管理。
(7)不論采用哪種管理模式,公益基金都需要一個監管機構。這個機構可以是獨立于基金管理部門的政府機構或立法機構,也可以是代表相關利益方的顧問委員會。監管機構依法和按照監督程序對基金的管理工作進行監督,監督主要包括對基金支持的項目進行評估,對基金使用情況進行定期審計,監督過程中有各相關利益方的參與。
(8)在實踐中將公益基金和其它政策措施相結合使用,能夠使基金收到更加顯著的效果。
三、完善我國循環經濟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制度的對策
1、合理設計激勵制度的基本原則。合理設計激勵制度應遵循下列基本原則:
(1)公平原則。激勵制度的制定必須著眼于循環經濟全局發確立展的需要,公正處理各種利益矛盾,使循環經濟的發展不脫離公平競爭的軌道。
(2)平衡原則。激勵制度雖然常調節某一方面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但也必須兼顧國家、集體、個人以及各個利益集團的經濟利益,同時兼顧經濟利益、社會利益、環境利益、近期利益、長遠利益等。
(3)連續原則。某些激勵制度的實施只是權宜之計,但是從循環經濟持續發展的角度出發,無論是制度的持續實施和修正,必須具有一定的連續性,以確保循環經濟的穩定推進。
(4)緊急原則。在緊急情況下,國家和地方可以超越正常程序而緊急制定和臨時的激勵制度,以確保循環經濟的穩定推進。
(5)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原則。經濟發達國家,資源利用有更多選擇,資源壓力相對較少,環境質量要求較高,激勵制度傾向于保護和可持續利用資源;在經濟欠發達國家,經濟對資源的初級利用依賴較大,激勵制度傾向于提高資源利用程度。
(6)動態調整原則。循環經濟的發展進程可劃分為三個階段:起步階段-廢棄物治理與回收再利用,發展階段-廢棄物排放量逐步減少與回收利用,成熟階段-廢棄物零排放與資源綜合利用。不同階段,政府經濟激勵管制目標不同,相應的激勵管制制度要與目標定位一致。如:起步階段,激勵制度設計要滿足促進廢棄物治理與回收再利用的需求。發展階段,激勵制度設計要滿足促進清潔生產、綠色消費的需求。成熟階段,激勵制度設計要滿足促進資源綜合利用、綠色消費的需求。
(7)因地制宜原則。我國地域廣闊、地域分異明顯,主要表現為:一是自然地域分異。自然地域分異是指地球表層大小不等、內部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地域單位的分化,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各自然地理條件的差異。表征地域分異的最重要規律是自然地帶性。廣義的地帶性包括三個組成部分:緯度地帶性,干濕度地帶性,垂直地帶性。緯度地帶性是指熱量或溫度隨緯度而變更以及隨之而引起的其他方面的帶狀變化。緯度地帶性分異規律以東部濕潤區最為明顯,自北而南依次出現寒溫帶針葉林漂灰土景觀地帶、溫帶針闊葉混交林暗棕壤景觀地帶、暖溫帶落葉闊葉林棕壤景觀地帶、亞熱帶常綠闊葉林紅壤黃壤景觀地帶、熱帶雨林季雨林磚紅壤景觀地帶等;濕度地帶性主要指經度方向隨距海遠近所產生的干濕變化。干濕度地帶性分異規律決定于東西方向上水分條件的差異,呈與經線斜交、近東西更替的分布圖式。主要出現在溫帶與暖溫帶的廣大地區;垂直地帶性主要指隨海拔高度而產生的變化。我國山地面積廣闊,山地自然景觀類型多。山地垂直帶譜,一方面受山地所在水平地帶的制約,另一方面又受山嶺本身的高度、走向、坡向、坡度等影響。我國自然垂直帶譜可分為東南濕潤海洋型與西北干旱內陸型。二是經濟地域分異。我國經濟發展有明顯的地域差異,東部經濟發達地區、中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西部經濟落后地區并存。這是因為,我國地域廣闊,各區域的發展存在著發展次序的先后和發展水平高低的梯次。梯次水平主要由該地區產業結構的優劣,特別是主導產業部門在工業生命周期中所處的階段決定。高梯度地區是新產品、新技術、新思想和新的生產經營管理與組織方法的發源地。產業結構的更新和地區經濟的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生命周期的衰退,逐步有次序地由高梯度地區向低梯度地區多層次轉移和推進;梯度推進過程,是在動態上產生的極化效應、擴散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總上所述,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經濟條件有明顯的差異,決定了不同地區的循環經濟發展處于不同的階段,這就要求發展循環經濟,要根據各地的自然環境條件、循環經濟發展所處階段及制約因素等,科學設置適合本地區的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制度。
(8)分層次設計原則。循環經濟可分為生態企業、生態工業圓區、生態社會三個層次,相應的政府經濟激勵管制度要與其對應,做到有的放矢。生態企業是循環經濟的微觀基礎,在這一層次上,一方面,企業要把一部分社會成本轉化為私人成本,企業經濟壓力大。另一方面,生態技術尚未成熟,技術開發資金投入大,風險大,影響企業建立生態企業的積極性。政府應針對這一情況,采取各種激勵制度激勵生態企業建設;生態工業圓區是把具有產業關聯度的不同企業聯結起來,形成共享資源的產業共生組織,使上游企業生產環節的廢棄物成為下游企業生產環節的資源。但生態工業圓區內部企業之間的交易費用卻會因交易量的擴大而增加,這就要求政府采取相應的激勵制度激勵生態工業圓區建設;生態社會是指在生態系統承載能力范圍內,改變生產、生活方式,將全社會納入循環經濟圈。其關鍵是要建立起不同層次之間的循環鏈接,這就要求政府在生態企業與生態工業園區實踐的基礎上,采取相應的激勵制度激勵生態社會建設。
(9)全過程激勵原則。循環經濟確立了“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三個原則,每一原則分別對應循環經濟的不同環節,他們對循環經濟的發展都是必不可少的。減量化原則針對的是輸入環節,目的是減少進入生產和消費過程中的物質和能量流;再利用原則針對的是中間環節,目的是延長產品和時間的服務強度;資源化原則針對的是輸出環節,目的是把廢棄物的回收利用和綜合利用。這就要求國家要根據循環經濟三原則的要求,針對循環經濟的不同環節分別設計相應的政府激勵制度,使激勵制度涵蓋資源開發使用過程、產品生產與消費過程、廢棄物的排放過程及其回收利用過程。
2.轉變政府職能,建立統一領導與部門分工相結合的激勵管制體制
循環經濟是一種全心模式,政府要盡快適應這一模式的要求,轉變現有職能,正確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加強環境與發展綜合決策能力建設,實現由管制政府向透明政府、責任政府、服務政府的角色轉變。
循環經濟發展涉及部門眾多,僅靠單一部門領導是行不通的,必須由國家、省、市、縣(區)政府實施統一領導,由主管國家、省、市、縣(區)長具體負責循環經濟工作,通過國家、省、市、縣(區)循環經濟建設辦公室召集各有關部門研究循環經濟建設工作,協調各有關部門,并實施監督檢查。
各有關部門在統一領導下實行分工負責。計劃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統籌規劃,宏觀指導;國土資源(土地、礦產、海洋)、林業、農業、旅游等行政主管部門分工負責所管理的自然資源的生態環境建設工作,并實施相應的部門監督;環境保護行政主管部門負責統一監督管理,具體負責生態監測、生態評價、生態監理等工作。
3.健全激勵制度的運行基礎
借鑒國外經驗,同時結合我國實際,我國激勵制度運行的基礎應包括下列條件:
(1)足夠的知識基礎。激勵制度的有效運用需要政府及社會公眾能夠大致了解激勵制度運行的過程和機制,這就要求對循環經濟的社會經濟屬性有較為全面的認識,并在此基礎上培養與形成“成本—效益”為核心的循環經濟觀。除此之外,激勵制度運行所涉及的各方無論是政府、公眾還是企業,都必須了解自身在整個過程中所處的法律地位以及司法權的范圍和分配,從而決定自己的行為模式。而且,政府作為政策制定者一方,還應具備制定用于判斷激勵制度運行成功與否的指標或標準。
(2)強大的法律結構。市場機制與法制相互依存,各自運行都需要彼此之間的相互支持,激勵制度根本目的在于將市場機制引入循環經濟之中,其有效運行必然需要一個有力的法律結構為支撐。激勵制度所要求的法律結構至少要包括兩個方面:其一,法律確認的有關環境資源的財產權利制度。這個財產權利制度需要權利擁有者能夠排斥他人的使用并能根據需要轉移權利、有效控制對權利客體的使用、完全接受有權利運行帶來所有利益、并負擔與其管理相關的全部費用以及獨立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其二,通過法律權威保證激勵制度的正當使用。激勵制度作為政府管制的一種方式必然表現為行政權力的實際運作,這就必然要求法律對其啟動的條件、運作的程序、運行結果的評價與監督等方面作出相對明確的規定,將其納入規范和確定的行為模式,既要克服行政權力的恣為,同時也要力爭避免來自行政相對人的消極影響。
(3)充分的競爭市場。相對于傳統的政府管制而言,在競爭性的市場中,激勵制度是最為有效的,這是因為循環經濟要素市場的形成才會使環境資源成本向社會生產成本轉化成為可能,只有競爭的壓力才有可能促使企業形成削減環境資源成本的動力,只有具備這樣的前提條件,“成本—效益”的約束機制才得以在循環經濟中形成。
(4)高水平的管理能力。激勵制度的運用,一方面,要求政府能準確收集和獲得與激勵制度運用相關的準確信息,并將其納入決策的過程。另一方面還要求政府必須為所用的激勵制度提供研究、設計和管理所需要的人力和財力資源。除此之外,政府必須能夠執行其制度,能夠對違章情況隨時作出處理,并能根據不斷出現的新情況進行適當的調控,如改變稅率的水平等。
(5)政治支持。激勵制度在政治上的可行性或可接受性取決于政府機構、企業、非贏利組織對他的接受程度。所以,激勵制度的運用必須考慮到所涉及各方的實際利益,明確“利益相關者”以及他們可能從激勵制度響應中獲利,爭取包括政府機構、企業、非贏利組織在內的盡可能廣泛的政治支持。
(6)健全的激勵制度要素。是指激勵制度應包括以下實體、程序內容:制度選擇建議和建議程序,問題預測與制度規劃及相應的程序,廣泛的調查研究、分析及相應程序,科學、民主、合法的制度抉擇及相應的程序。
(7)健全的激勵制度實施機制。是指具備有效實施的標準、機制與程序,具體包括:制度實施的時機與態勢標準,制度實施的程序標準,制度實施的檢測標準,制度實施的監督機制與程序等。
3.合理選擇激勵工具
根據“丁伯根法則”,當決策者要實現某一數量的獨立的政策目標時,至少應有同樣多的政策手段。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數量少于政策目標的數量,其中的一些目標就無法實現。如果有效的政策手段數量多于政策目標的數量,則所有政策目標都可以實現,且有多種實現的選擇途徑。根據這一法則,循環經濟要兼顧環境、經濟等多個目標,相應的存在多種激勵工具。借鑒國外經驗,同時根據我國國情和循環經濟發展所處的階段,應選擇以下工具:
(1)財政補貼。補貼主要是指通過采取物價補貼、虧損補貼、財政貼息、稅前還貸等方式對循環經濟企業進行鼓勵。一般而言,補貼有三種形式:一是綠色投資補貼,即對投資者進行補貼,如對風力發電投資者實行投資補貼等。對投資者進行補貼的優點是可以調動投資者投向綠色產業的積極性;缺點是這種補貼與企業生產經營狀況無關,不能起到刺激更新技術、降低成本的作用;二是綠色產品補貼,即根據綠色產品產量對生產者進行補貼。這種補貼有利于增加產品產量降低成本。提高企業的經濟效益;三是綠色消費補貼。如對太陽能設備、微型風力發電設備的購買者給予補貼,以促進清潔能源的推廣。
補貼政策的實施應解決好以下兩個問題:一是補貼資金來源問題。根據美國和西歐的經驗。一是通過系統效益收費來籌;另一個是征收化石燃料稅,中國主要由政府財政支付;而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財政收入有限。需要補貼支援的事業很多,所以依賴政府財政的支持不是長久之計;二是補貼策略問題,即應給誰予以補貼和以什么樣的運行機制進行補貼,如果對用戶進行補貼,正如前述,不一定能達到政策的預期目標:如選擇投資者給予補貼,并采取公開招標,公平競爭的機制,則可能取得既擴大生產規模,又能降低成本的雙重目的。
(2)稅(費)收政策。發展循環經濟的稅(費)收政策的主要內容包括:一是強制性稅(費)收政策。這種強制性稅收政策,尤其是高標準、高強度的稅收政策,不僅能起到鼓勵節約利用資源和防止環境污染的作用,還能促使企業采用先進技術、提高技術水平,因而也是一種不可或缺的刺激措施。要建立和完善環境與資源稅收體系,必須在現有資源稅的基礎上,擴大征收范圍,開征環境稅、森林資源稅、漁業資源稅、燃料稅、碳稅等稅種,并逐步將現行的資源環境補償費納入資源環境稅的范疇。同時實現稅負轉移,完善計稅方法,加大對有害于環境活動或產品的證稅力度,加強資源稅的懲罰。二是稅(費)收優惠政策,如減免關稅、減免形成固定資產稅、減免增值稅和所得稅(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收入稅)等。
實現綠色稅收政策,應注意解決以下問題:一是稅收調控目標的選擇應建立在包括環境效益在內的成本效益分析基礎上,實現環境經濟一體化;二是綠色稅收手段要和其他手段配合使用;三是不同稅收措施的選擇要相互配合,如從稅收調節環節來看,可在產前環節,運用稅收手段引導企業使用清潔的能源、原材料等;在生產環節,實施鼓勵采用生產工藝先進、節能降耗、消除污染的工藝、技術、設備;在產后環節,對企業回收利用廢物實施稅收鼓勵措施。
(3)價格政策。建立較為完善的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符合低成本發展原則的資源價格體系,將各種資源環境要素直接投入市場,依據價格規律和供求關系來確定、體現資源環境要素的價格,使環境資源開發、利用、保護、再生、補償納入經濟運行的價值運動中,真實反映市場經濟運行狀況的價值運動全貌。一方面,改變現行的資源價格只計資源開發成本的做法,使資源價格至少包括資源開發成本、環境退化成本和資源利用成本等。另一方面修正與環境有關的產品價格政策。根據污染者付費原則,這類產品定價應包括污染者必須支付的環境污染治理成本或由于產品污染而造成的環境損失費用。通過這種定價政策的實施,有效防止經濟發展對環境資源的損耗和破壞。
(4)低息(貼息)貸款。低息(或貼息)貸款可以減輕企業還本期利息的負擔,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缺點是政府需要籌集的一定的資金以支持貼息或減息的補貼,貸款數量越大,貼息量越大,需要籌集的資金也越多。因此,資金供應狀況是影響這一政策持續進行的關鍵性因素。該制度的實施要控制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
為了提高貼息貸款的經濟效益,關鍵性的問題是正確地選擇貸款對象和實施科學的貸款程序。
(5)押金返還。押金返還是指,對產品征收押金,當產品廢棄部分回到存儲、處理或循環利用地點時退還押金的制度。該制度是稅費工具和補貼工具的組合使用,不存在單獨使用任一工具的副作用,其在物品的回收利用中發揮的作用非常明顯,但它存在建設和運營成本高的問題,因此許多行業的廠商都盡可能地避免在本行業建立押金返還制度。此外押金返還制度還存在一定的缺陷。如德國規定塑料瓶保證金和強制退還塑料瓶后,德國啤酒和軟飲料生產商幾乎都從塑料瓶改為玻璃瓶,使用塑料瓶的外國礦泉水和飲料生產商,因玻璃飲料瓶的高額運輸費用,幾乎被擠出德國市場。因此,該政策的采用應考慮到市場、產品特征等多方面的因素。
(6)公益基金。建立公益基金是推動我國循環經濟發展的一種有效融資機制,建立基金,關鍵要解決好基金規模、來源、使用、分配、管理等問題。這里以節能基金為例說明如下:
節能公益基金的規模確定需要綜合考慮國家宏觀的節能目標、節能投資成本和運行成本分析、可能的基金融資渠道、相關利益方的態度、對相關產業部門的影響、基金的配置使用方式、適當的規模要求等多種因素,由政府部門在綜合考慮上述各種因素的基礎上,與各相關利益方協商確定最終規模。隨著節能發展,基金規模可做相應的調整。
節能基金融資渠道的選擇需要綜合考慮融資渠道的可行性、資金來源的穩定性、可能的集資規模、對相關產業和部門的影響等多種因素。基于對上述諸多因素的綜合考察,建議優先選擇電費加價的方式作為基金的融資渠道,其它融資渠道可作為備選。
節能公益基金使用模式的選擇應在借鑒國際經驗的基礎上,結合我國的具體情況,根據基金的支持目標、基金規模、節能發展潛力等因素來決定。基本的選擇原則是確保基金對節能發展形成有效支持。可采用三種方式:一是支持可形成較大節能能力的節能(基建/技改)項目;二是支持量大面廣的小型節能技改項目;三是支持節能產業和市場發展。基金的使用以前兩種方式為主,并適當選擇采用貸款貼息、折讓、部分/全額資助等激勵機制。
節能公益基金分配應特別注重應用競爭性招標方式。
節能公益基金管理模式需要在政府和獨立機構模式中總結經驗,特別是需要考慮和設計一種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管理機構模式。這種管理模式應取兩者之長、避兩者之短,是一種既能利用政府部門宏觀調控作用,又能發揮不同專業機構管理特長的模式,即這種管理模式是一個由多個機構組成的、在管理上形成互相合作又相互監督的、體現公平、高效的管理模式。
(7)購買性支出。購買性支出包括投資性支出、消費性支出兩種。在投資性支出方面,政府應增加投入,促進有利于循環經濟發展的配套公共設施建設,如:城市排污管網、垃圾處理廠等;在消費性支出方面,政府可通過綠色購買行為,影響消費者和企業的生產方向。從而推動循環經濟發展,如:優先采購具有綠色標志的、非一次性的、包裝簡化的的產品。實施綠色采購關鍵要解決好下列問題:一是健全綠色產品認證制度,為綠色采購作好技術準備;二是將綠色產品納入政府采購的目錄,實行集中采購模式,以便強制實行;三是推行綠色產品協議供貨制度。協議供貨制度是指通過一次招標為有共同需要的各單位確定中標供應商和中標產品,并在一定時間內由有此需求的單位直接向中標供應商采購。這既有利于選擇合適的產品和價格,也有利于提高政府采購效率。
此外,還要積極利用環境責任保險、信貸擔保等激勵工具,推動循環經濟的發展。
4.合理選擇激勵工具的有效組合與運行方式,實現組合效益最大化
多種激勵工具共存的條件下,如何選擇運用不同激勵工具成為制度實施的關鍵。
筆者認為,不同激勵制度應當綜合運用。理由如下:首先要實現環境與經濟目標,但只有有限的制度可以使用。這時,通常無法保證所有目標的順利實現,相關的制度必須綜合運用;其次,制度對目標變量的作用不是充分獨立的,即使目標數量與制度數量相等,仍會存在不同目標之間的替換,影響制度的效果;再次,循環經濟系統比較復雜,制度運用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當利用某制度實現一定的政策目標時,不能避免制度失效的風險,故不能過度集中地使用少數制度,應綜合運用。最后,沒有完美無缺的制度。一種制度運用往往既帶來收益,也帶來一些副作用,而收益的副作用常常不同時體現出來。綜合運用可使他們互相補充,揚長避短。總之,按照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統籌規劃各種制度的運用,發揮最佳組合效應,既包括各激勵制度之間的組合運用,也包括激勵制度與其他制度之間的組合運用。
在綜合運用不同激勵制度時,為了確保綜合運用效果最佳,要綜合考慮下列因素:要以循環經濟發展目標為依據,要以健全的組織協調機制為前提,要統籌考慮制度成本(實施成本、轉換成本、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社會公平、經濟技術發展程度等因素,要瞻前顧后、考量全局的利弊得失,要科學選擇最佳組合方案,要注意激勵制度的財力、組織保證,注意激勵制度的時差、作用方向、運用時機、主次交替組合,確保組合效應最佳。如:財政類制度比投資類制度的制定時差要長,而作用時差要短,只有配合使用才能有效避免制度時滯現象。
5.健全激勵管制程序
由于激勵管制更強調市場主體的參與,往往難于從行政實體法予以規范,以行政程序法規范整個管制的決策與實施過程,就顯得非常重要。管制程序應該既體現行政效率,以保證及時作出管制決策、實施管制方案,又應該體現民主與公平,以保證管制決策的合理性、接受管制的機會對所有市場主體的均等性。同時,由于管制方式多種多樣,對每種方式都應有相匹配的程序,尤其是對于行政指導、行政合同等非強制性方式更要有相應的匹配程序。就不同程序的共性來講,應包括以下程序制度:管制標準與條件公開制度、管制決策聽證制度、公眾和專家參與論證制度等。
關鍵詞:生態;產業化;湖南;林業
中圖分類號:S75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69X(2009)04-0007-03
1 生態林業產業發展模式
森林的“生態”與“產業”兩大功能與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發展息息相關。森林的生態功能為人類創造了生存環境,森林的產業功能為人類提供了豐富的、難以替代的林產品。生態林業產業即生態產業化與產業生態化,實現生態與產業和諧發展。
完善的生態林業產業其內涵在于森林資源的永續利用和持續發展,在于依生態規律優化的森林生態結構和經營目標,在于生態環境優化、系統良性循環的林業生產體系[1]。其發展模式,主要包括以下三個層次:在確保生態環境優良前提下,大力發展林產品加工業;在循環經濟的理論指導下,大力發展森林資源綜合利用型產業群;在節約型社會發展思路下,大力發展資源節約型、高效利用型產業。
2 實施生態林業產業發展的意義
目前,我國正在實施的林業六大工程,除速生豐產林用材林工程兼有產業屬性外,其余五大工程都是生態工程。這些工程的實施都有一定的時間期限,生態建設所需要的大量資金完全寄希望于各項財政公益性支出及國際組織的資助是不現實的。從現在起就必須考慮林區工人及退耕還林地林農的生計問題,培育林業產業。生態建設的長期性與資金供給的短期矛盾性的解決,需要林業產業的發展[2]。
另一方面,我國生態建設正處在“治理與破壞相持的關鍵階段”,由于“相持階段”的脆弱性、反復性,要按照已經明確的目標和任務,深入扎實地抓好落實,最關鍵的就是要在保護生態環境前提下,重視林業產業的開發,增加林區工人和林農的收入,這樣才能鞏固生態建設的成果,不至于出現“反彈”,使林業步入“良性循環”的 健康、快速發展軌道。
3 具有湖湘特色的生態林業產業發展優勢
湖南是林業大省,林業發展在湖南整個國民經濟建設中占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其林業產業發展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3]。
3.1 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
湖南位于長江中游,面積21.18萬 km2。其中山地面積占全省面積的51.25%,丘陵盆地占29.3%,平原占13.1%,水面占6.4%,大致構成“七山一水二田土”的格局。年平均降雨量1400 mm,平均溫度16℃~18℃,屬中亞熱帶季風濕潤氣候,自然地理條件適宜林業發展。
3.2 豐富的森林資源
2004年度湖南全省林地面積1002.9萬 hm2,森林覆蓋率高達54.32%,是國家林業局確定的重點商品林基地,人工林木材資源豐富,活立木總蓄積量為3.386億 m3,其中杉木、馬尾松面積及蓄積量均居全國第一位。現有杉木264.3萬 hm2,總蓄積量高達1.4億 m3,馬尾松總蓄積量1.07億 m3,占活立木總蓄積量的31.37%。竹林面積為75.4萬 hm2,面積居全國第二位,總立竹株數16.7億株[4]。
湖南是全國油茶、油桐、柑橘、茶葉、生漆、白蠟、木本藥材的主要產區。現有油茶面積133萬 hm2,面積和產量居全國第一位;柑橘面積和產量分別居全國第二位和第三位;油桐則是全國4個重點省區之一。攸縣、慈利、常寧分別被國家林業局授予“油茶之鄉”、“杜仲之鄉”、“金銀花之鄉”稱號。
3.3 良好的區域經濟環境
在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形成“東中西互動、優勢互補、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戰略部署中,湖南占有重要的地位,“泛珠三角”區域合作圈的建立,也給湖南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希望。湖南要實施好“中部崛起”戰略及“泛珠三角”合作,離不開林業的崛起。而林業的崛起,并不是簡單的森林蓄積量和森林覆蓋率的增加,而是要構建完備的森林生態體系和發達的林業產業體系。湖南林產工業應抓住自身比較優勢,發揮整體互補性優勢,積極融入到大經濟圈中,推動區域的產業結構調整,營造區域經濟中的多贏局面。
3.4 雄厚的人才、技術優勢
湖南人力資源豐富,2003年全省僅從事木材加工的人數就達到50萬人,在廣東、浙江等沿海城市從事木材加工、家具制造業的數量也很大。隨著珠三角等地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漸向湖南等內陸省份梯級轉移,湖南加快了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產業化步伐,促進了勞務回流。在外從事林產工業的湘籍民工中既有技術熟練的操作工人,也有經驗豐富的林工企業管理人員,他們更樂于在家鄉創業,這為湖南發展生態林業提供了豐富的人力資源。
4 發展湖湘特色生態林產工業的具體內容
近年來,全省為將湖南從森林資源大省轉變為林業強省做了不懈的努力,湖南省人民政府辦公廳湘辦發[2004]46號文件提出:“突出發展人造板、竹木制漿造紙、木竹家具地板、林產化工、森林食品(含油類)、林藥加工等六大支柱產業”,這為湖南林業產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5]。
4.1 發展以人工林木材、竹材為主的人造板及家具制造業
湖南是人工林資源大省,而人造板及家具產業發展相對滯后,年生產能力及產值均與林業大省地位不相匹配。僅有少數木、竹人造板企業規模較大,如湘陰福湘木業、懷化瑞邦、郴州創興、湘潭恒盾、湖南金裕竹業等企業發展較快。湖南應大力發展以林區“三剩物”、“次小薪材”和人工林等資源為原料的人造板工業,重點抓好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產品結構調整,著重開發有市場前景的中、高密度纖維板、結構刨花板、新型竹材人造板等產品,努力培育家具制造業,鼓勵國內外家具制造企業來湘興建家具工業園,打造家具品牌,延長人造板加工產業鏈。逐步淘汰資源綜合利用率低、環境標準低的小型人造板企業,做到優材優用、劣材不浪費。實現“資源―產品―廢物”轉向“資源―產品―廢物―再生資源―產品”循環發展[6]。湖南益陽實施的“兩南”(南抗楊、楠竹)特色林業發展模式已經取得了良好經濟效益及生態效益。
4.2 發展以大型造紙企業為主體的林紙一體化產業
重點培育以泰格林紙集團為龍頭的木、竹制漿造紙企業,以資產為紐帶,通過優化資源配置,實現跨所有制、跨地區、跨行業的聯合,組建規范化林紙結合的企業組織形式,促進湖南造紙企業進行集群化發展。形成在湘西南以松、榿木為主的,湘南以速生桉樹為主的速生豐產工業原料基地和以中密度纖維板、木漿造紙及利用現有杉木生產細木工板的產業集群;在湘北及洞庭湖地區發展以楊木、楠竹為主的速生豐產工業原料基地和以木、竹制漿造紙、中密度纖維板、膠合板為主的產業集群。
4.3 發展以林副產品化學利用為主的林化產業
湖南的林化產品歷史悠久,涌現出了許多知名林化企業。株洲松本林化有限公司的氫化松香、無色松香技術水平國內領先,張家界貿源化工有限公司的單寧酸、末食子酸也有很強的市場競爭力。加大對高新技術產品開發和生產工藝改造力度,開發新的林化產品,實現產品的精、深加工,由單一產品向系列產品、多元產品轉變[7]。例如,有“蠟中之王”美稱的蟲白蠟,學名Ericerus pela (Chavannes)就是沿自法國漢學家沙畹于1848年用“白蠟”的湖南音最早命名的,具有許多蜂蠟、礦蠟無法相比的優點,在食品、醫藥上也有特殊用途。湖南芷江被稱為“中國白蠟之鄉”,在蟲白蠟的開發與利用上大有所為。
4.4 發展以林特產品為主的森林綠色食品(含油類)加工業
目前湖南的油茶、柑橘、茶葉、木本藥材年產量在全國占有較大比例,油茶面積和產量均占到全國的40%,年產油茶9萬噸,資源優勢明顯。但加工利用率不高,加工質量低等問題已成為制約其發展的瓶頸。因此,要應用高新技術以促進油茶、竹筍、食用菌等林特產品的深度加工,大力開拓國內外兩個市場,打響綠色食品品牌。
4.5 發展以植物深加工為主的中醫藥產業
湖南中藥材資源豐富,種植總面積達12萬hm2以上,種類2300余種,藥材總產量超過17000多噸,現有42個專業藥材生產基地和兩個國家級的中藥材大市場。從植物中提取有效成分的天然有機化學產品作為醫藥中間體,已經成為化工、醫藥行業的熱點。發展以杜仲、黃柏、厚樸等湖南優勢資源為原料的中醫藥產業,具有良好的市場前景及經濟效益。
5 結 語
實施生態林產工業發展戰略是對我國新時期林業建設與發展規律的正確認識,是經濟社會從增長型進入和諧發展的歷史必然。本文以實現生態與產業和諧發展為主線,結合湖南的實際,探討了發展具有湖湘特色生態林產工業發展的新思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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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Ecological Forestry Industry in Hunan Province
Liu Wenwen1,Hu Wei2
(1.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of Forstry and Technology,Changsha,Hunan 410004,China;
關鍵詞:生態經濟;研究范式;循環經濟
中圖分類號:F2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6-0104-05
作者簡介:周紀昌(1969-),男,河南鹿邑人,經濟學博士,中原工學院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
一、引言
社會經濟是一個復雜的、多維系統,我們可以根據研究的角度和目的的不同來界定該系統的性質和范圍,從而得出對經濟過程和系統特性的不同看法。這里借用目前最為流行的“范式”概念,來表示這種差異性的存在。“范式”和“范式變化”這兩個術語來源于托馬斯·庫恩的名著《科學革命的結構》。在這本書中,庫恩就不同思維模式的建立和改變是如何影響到科學的發展進程進行了探討。這種思維模式是格式塔的一種,他稱之為范式。庫恩認為范式的變化是科學思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范式的變化意味著對以前大家共同認可或心照不宣的規則、觀念、假定前提以及世界觀的改變;范式的變化表現出跳躍性的、革命性的變化,可能徹底改變科學共同體對問題認識的態度、視角;范式同時也是確立學科和保證學科凝聚性和連續性的基礎;放棄一種范式而支持另一種范式,將改變一門學科內所有科學家的整個知識基礎,這就是庫恩之所以稱這樣的變化為科學革命的理由。
盡管目前經濟學界流派紛呈,研究方法眾多,但是從大的研究范式看,大致可以劃分為兩種:一種是以新古典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研究范式,一種是以生態經濟學為代表的研究范式。因為從本質上來說,生態經濟與新古典經濟學代表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經濟系統觀和經濟過程觀。在主流經濟學模型中,經濟系統被看作是一個以交換價值循環為基本運行模式的孤立系統,其以貨幣為表現形式交換價值,在廠商和家戶兩大經濟主體之間順暢地循環流動。生態經濟作為一個新的經濟思想和研究范式,是隨著環境問題日益成為影響和限制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時發展起來的,與傳統經濟的一個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其把人類經濟系統看作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一個子系統,而自然生態系統是經濟系統賴以存在和發展的環境系統,兩者之間存在著持續地物質能量和信息流動。雖然生態經濟的思想理論,對于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提出以及一些具有重大經濟影響的環境政策的出臺,特別是對于目前日益受到國內外關注的循環經濟理論和實踐,都有很大的影響和指導作用,但是,以新古典研究范式為代表的主流經濟學在經濟思想和經濟決策中仍然占據著絕對統治地位,生態經濟還沒能引起大多數經濟學界人士的充分注意,而對這一范式下的循環經濟思想更覺得難以理解。對于生態經濟研究范式的淵源予以考查、分析生態經濟范式的特征、挖掘生態經濟范式的核心,同時對于生態經濟研究范式的理論成果進行總結、梳理和反思,對于當前的生態經濟研究和循環經濟研究具有非常緊迫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生態經濟研究范式的淵源和特征
對于生態經濟及其經濟循環思想的淵源,一般可以歸結到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思鮑爾丁1969年發表的《即將到來的宇宙飛船地球經濟學》一文。在這篇文章中,鮑爾丁認為,地球實際上是一個生產能力(提供低熵的物質和能量)和污染凈化能力(接納和轉化高熵廢物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系統,就象一艘孤立的宇宙飛船,是一個物質上封閉的系統,地球系統的長期維持在于通過消耗外界的太陽能使物質在其中能夠不斷的循環利用;人類經濟系統作為自然生態大系統的一個子系統,兩者之間的關系不應是從“自然資源一產品一環境廢物”線性物質流動關系,而應該是一種循環的關系。鮑爾丁所說的循環關系不僅包括生態經濟系統物質上的循環流動關系,而且更重要的是生態經濟大系統及其各個組成部分在功能上的穩定有序、協調銜接。即經濟系統的運行必須同整個生態系統的運行規律和功能相契合。這種從系統整體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與環境的關系,極大地影響了人們對于經濟研究的思路與方法,特別是對我們理解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的關系問題更是意義深遠。鮑爾丁的宇宙飛船經濟學理論預見直接推動了生態經濟學這一新的經濟研究范式的產生和發展。雖然生態經濟研究范式正式出現是在20世紀60年代,但是我們可以在經濟學發展早期的重農學派和古典經濟學那里,找到一些對后來生態經濟的產生和發展有一定影響的經濟思想和研究方法。
首先,生態經濟學把自然生態系統作為經濟系統賴以存在的基本環境。這種觀點顯然與早期經濟學從物質財富的生產出發,注重自然在經濟中的基礎地位的研究方法和經濟思想是一致的。同新古典經濟學從交換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和價格決定的問題不同,重農學派和古典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來分析經濟和價格問題,商品的價值不是由抽象的交換價值(價格)決定的,而是土地所代表的自然資源、勞動和作為生產手段的資本物品(在一定意義上是以前的生產過程中節約下來的東西)共同作用的結果。法國重農學派的創始人和重要代表魁奈堅持認為土地是財富的唯一源泉。而在亞當·斯密眼中,勞動不僅是價值尺度而且是價值的源泉,更有意義的是,他把土地上的自然力也看作是一種勞動,這就自然導出土地同樣是價值源泉的結論。美國著名生態經濟學家戴利對于重農學派有這樣一段評價:“有趣的是。經濟學的第一個學派重農學派,強調人類對自然的依賴。對他們而言,僅有農業這個‘自然’的活動就能夠產生凈產值。事實上,重農主義這個詞意味著自然法則。重農主義基本觀點中的一些東西,對今天的經濟學是極其重要的,盡管他們特定的理論已經過時”。
其次,對生態經濟影響更為明顯的是,重農學派和古典經濟學特別重視影響和限制財富生產的其他自然生物物理因素,他們把自然物理因素對經濟活動的限制與經濟長期增長前景的“定態”(stationary state)概念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古典經濟學中“定態”一詞指的是經濟中人口與資本存量都停止增長的狀態。馬爾薩斯和李嘉圖都把良好土地的供應的限制以及所帶來的農業上的報酬遞減來表達他們經濟活動受到環境限制的思想。雖然約翰-穆勒認為生產技術的進步能夠中止或暫時抑制因自然要素有限而對終極生產力的限制,但是他并沒有拋棄“定態”的概念,認為財富的增長并不是無限的,經濟遲早會進入一種靜止的狀態。技術進步可以推遲這種狀態過早的到來,但最終阻止不了其一步步的逼近。在一定程度上,生態經濟的興起是在經濟增長日益受到生態環境因素的限制的現實下,對古典經濟理論中的“定態”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因為整個生態經濟的理論就是圍繞著,在地球這樣一個具有有限承載能力的增長空間中:如何考慮經濟活動的目的和途徑而展開的。戴利的穩態經濟(Steady-economy)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態經濟思想。在戴利看來,穩態經濟是一種有發展而無增長的經濟。在物質層面上,經濟是整個地球生態系統的一個開放的子系統,而地球生態系統是有限的,非增長的,在物質上是封閉的。隨著經濟子系統的增長,它將從整個生態系統的母體中吸收越來越多的部分,并且終將達到100%的極限。這種靠消耗自然資源(尤其是不可再生資源)支撐的經濟增長是不可能永遠繼續下去的。增長的邊際成本總有一天會超過其邊際社會收益,會使增長變得得不償失。
再次,大多數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只有有形的產品才算作是社會的財富,在他們對經濟過程的描述和分析,產品價值的生產和消費過程與通過勞動、自然力和資本等生產要素對物質的轉化過程,和對以物質為載體的產品功能或效用的使用過程分不開的。薩伊最早提出效用是物品(財富)價值的基礎,他認為“所謂的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生產數量不是以產品的長短、大小或輕重估計,而是以產品所提供的效用估計。”雖然如此,薩伊并沒有就此脫離經濟活動的物質過程來抽象地談論價值問題,而是在分析中更加強調兩者的結合。他把生產過程看作是以創造效用為目的的物質形態轉化過程,并提出了物質本身是不能創造和消滅的觀點。對于財富的消費,他是這樣認為的:“正如生產意味著效用的創造,而不意味著物質的創造,所以消費意味著效用的消滅,而不意味物質或物品的消滅。”因此,薩伊被認為第一個把物質不滅定律引入經濟分析中的經濟學家,實際上,生態經濟學中的重要的基礎理論之一“物質平衡理論”表達的就是薩伊這個思想。生態經濟承繼了早期經濟學的這種從價值流動和物質轉化兩方面來看待和研究經濟過程的方法和視角,對于這種經濟研究方法的特點,薩伊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概論》緒論部分這樣闡述。這個方法的優點在于它只承認經過仔細觀察的事實,以及根據這些事實所做的精確推論的研究方法,這樣就可以有效地排斥在文學上和科學上往往阻礙人們獲得真理的偏見和先入之見。他認為“事物怎樣存在或怎樣發生,構成所謂事物的本質,而對于事物的本質的觀察,則構成一切真理的唯一根據。”薩伊的這種方法論原則進一步強化了對早期思想家和亞當·斯密以來所興起的實驗唯物主義傳統。
最后,在經濟要素的分類方面,生態經濟學中與古典經濟學一樣基本上遵循了上述薩伊所提出的觀察和理解事物的方法原則,在古典經濟學和生態經濟學中,原材料、能量相對于對生產過程中的其他要素投入(勞動、資本)來說具有明顯的互補性。例如,對于資本的劃分上,斯密是最早認為,根據這些資財在取得收入過程中的存在和變化流動的具體形態,可以把資本分為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兩種。這一概念和名詞一直被其后來的經濟學家所沿用。值得注意的是。關于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馬歇爾是明確的勞資合作論者。他的結論是:一般資本和一般勞動,在創造國民收入上是相互合作的,并按照它們各自的(邊際)效率從國民收入中抽取報酬。他們相互依存是極其密切的。生態經濟學與古典經濟學類似,采用的是一種把生產作為經濟分析起點的“生物物理的分析方式”(biophysical approach)。人類的生產活動的實質是,人類利用組織、技術等手段,從自然生態系統中取得自然資源,把其轉化為人類所需要的物質形式,并向環境排放廢物的過程。其一,從生態經濟大系統的整體角度來看,人類經濟活動同自然生態系統中的其他活動一樣,都是物質、能量和信息的流動和轉化過程,生產活動則在這個過程中發揮著“轉換器”的作用——把物質從一種形態變成另一種形態,從一種用途轉化為另一種用途;其二。生產活動是人類社會和自然界最基本、最重要的活動——沒有生產也就沒有消費,也就沒有物質流動關系,更談不上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經濟系統之間的聯系。從物質角度看,生產的基本要素是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生產過程則是對這三種要素進行轉化、傳輸或應用的生物物理過程,因此,生產過程中的要素投入更多的是互補性而不是替代性的關系。互補性和替代性問題,目前已經成為以生態經濟為代表的強可持續發展流派(這一流派強調互補性)和以主流經濟學為代表的弱可持續發展流派(這一流派強調替代性)在對待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爭論的焦點。
三、生態經濟范式的核心:循環經濟的理論
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經濟快速發展所帶來的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人們開始對經濟與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思考。這一時期,有關環境問題最有名的著作當屬雷切爾·卡森的《寂靜的春天》一書。在這部書中作者利用大量事實證明了由工業污染對生態系統所帶來的災難性后果,喚起了人們對環境問題的關注。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促使包括經濟學在內的許多學科開始把環境問題納入到各自的研究領域。在經濟學領域,20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是生態經濟學發展的奠基時期,一些對后來該學科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思想和研究方法基本都出現在這一時期。他們不僅繼承了和恢復了古典經濟學從生產角度和物質轉化過程中研究經濟的傳統同時在研究的視野、方法以及所關注的問題上都具有重大突破。其中對于生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具有開創性和奠基性作用的經濟理論和分析方法有:鮑爾丁的地球宇宙飛船經濟學思想: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的經濟過程中的熵定律理論;埃爾斯和科尼斯的物質平衡原理和產業代謝理論;戴利的穩態經濟思想。這些理論中一般都涉及到以下三個相互關聯的基本問題:第一,地球的資源供應能力;第二,地球消納廢物的能力;第三,經濟增長的規模限制問題。生態經濟學正是在尋求發現和尋求解決這三個基本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而作為生態經濟核心理論的循環經濟思想理論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得到充實和完善,而成為目前具有影響力的經濟發展思想和實踐。我們以生態經濟中如何看待和解決經濟循環或循環經濟問題為主線,對以往的研究成果進行梳理、總結和反思。
1.熵定律與經濟過程
熵是一個物理學上的概念,是對不可利用的能量的一種度量。根據熱力學第一定律,一些樂觀主義者認為,既然物質是不滅的,能量是守恒的,那么人類總會有無盡的資源可以利用。但是他們忽略了熱力學第二定律(也稱熵定律)所提供的科學事實:在能量遵循熱力學第一定律,從一種形式轉化為另一種形式做功的過程中,所有的轉化率均低于100%,耗散掉的部分就是“熵”。按照熵定律,無論是價值循環和物質循環都需要來自外界持續不斷的能量來源的支持,否則是不可能持久地運行下去的。尼古拉斯·喬治斯庫一羅根是第一個系統地闡明經濟過程如何受到熵定律限制的經濟學家。他認為經濟過程是一個以低熵狀態的物質一能量輸入,以高熵狀態物質一能量輸出的過程,即經濟過程僅僅是把有價值的自然資源(低熵)轉化為毫無價值的廢物(高熵)的過程;目前的工業繁榮是以快速地消耗有限的低熵物質為代價的。因此,他得出結論:人類經濟奮斗的中心是比經濟學中的李嘉圖的土地更稀缺的環境中的低熵。經濟過程中所有的物質轉化和循環利用活動最終要受到可用能量的和熵定律的限制,免費的重復利用是沒有的,因此,從可耗竭的礦物能源向太陽能轉變是人類長期存在和發展的必然選擇。
2.經濟過程中的物質平衡原理
物質平衡原理(materials balance approach)是羅伯特·埃爾斯等人提出的物質流分析方法。這一方法的基本假設前提是:在一個封閉的、沒有物質凈積累的經濟系統中,排入自然環境中的殘余物質質量必然大致等于作為投入物進入系統中的所有原材料和能源的質量。根據這一假定前提。他們從物質形態上,構建出一組物質平衡方程。在這一組方程中進入生產和消費領域的各種資源和服務的投入數量和最終的產出和消耗數量構成了一個等量關系。利用物質平衡方法,埃爾斯等人對經濟過程中物質形態的投入、積累和產出,以及三者與環境的相互關系進行了系統地分析,認為從長期來看,經濟過程只不過對物質的形態進行了轉化,并不能增加或減少物質的量,而對于流出經濟系統的廢物所進行的處理。只能是這些物質從一種形態轉化為另一種形態,或者說從一種介質進入另一種介質。因此,經濟活動中的廢棄物的排放和處理是生產和消費過程中正常的,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從長期而言,進入和流出系統的物質是平衡的。對于如何從根本上減少廢物的產生和污染問題,他們提出一方面從源頭上減少原料的投入,另一方面提高經濟過程物質的利用效率,特別是提高經濟系統中物質循環使用率,并由此提出了對進入經濟系統的物料實行從“資源開采——生產加工——消費——最終廢棄”的整個經濟的物質流動過程,實行“從搖籃到墳墓”的綜合管理的思想。這一思想很快被美國在20世紀70年代制定的1976年頒布的《資源保護和恢復法案》(ResourcesConservation and Recovery Act,RCRA)所采納。
3.產業代謝理論
產業代謝理論(industrial metabolism)是羅伯特,埃爾斯1988年在物質平衡原理的基礎上提出的關于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物質、能量流動的理論。產業代謝概念所要表達的是,在一個基本穩定的狀態下,通過勞動使原料和能量轉化為最終產品和廢物這樣一系列的物質過程。在這里產業的概念涵蓋了從農業、采礦業、制造業、畜牧業到建筑業、交通運輸業、服務業、商業、消費和廢物處置等所有行業。在產業代謝模型中,經濟系統被看作是一個嵌入生態大系統的開放子系統,在穩定狀態下,經濟系統與生態系統一樣是一個遠離熱力學平衡耗散系統,并且也有著類似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能量的代謝過程,但是由于能量的限制(主要是熵定律)和無法避免的耗散消耗,產業系統不可能達到象生態系統那樣的近乎完全的物質循環,即產業循環是開放的。也就是說,產業系統總體上沒有對它的營養物質進行再生循環,它是以開采來自地球的高質量的物質(化石燃料、礦石)為開端,最后把這些物質以退化的形式返回到自然界的過程。
在埃爾斯的產業代謝的模型中存在兩種廢物循環形式:第一種是經濟系統與自然界組成的自然循環過程。這種形式的循環發生在農業、林業和畜牧業等部門,它們的原料直接來自于自然,最后的排放物主要是可降解的生物有機物。第二種形式的循環被稱為“工業循環”。這個循環把生產和消費產生的廢物,通過采取一定的技術、加工和管理手段,作為“二次資源”再度返回到生產和消費過程。由于工業循環過程是人為的,不僅需要大量的額外的物質和能量投入,同時也會產生對環境有害的排泄物。埃爾斯的產業代謝理論不僅從經濟上和物理規律兩方面分析了經濟系統中影響和限制物質循環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提出了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之間,以及經濟系統內部產業之間存在的物質和能量流動網絡,這為產業生態學提出的通過構建不同產業流程之間的物質和能量梯次利用網絡,來減少廢物排放和提高資源利用率提供理論基礎和靈感。
4.產業生態學
產業生態學的產生受到了自鮑爾丁以來生態經濟理論成果和研究方法的直接影響,同時也標志著生態經濟從理論走向實踐。1989年9月,R.Frosch和NicolasGallopoulos在《可持續工業發展戰略》一文中正式提出的產業生態學的概念。他們提出:“在傳統的工業體系中,每一道制造工序都獨立于其他工序,通過消耗原料生產出即將被銷售的產品和相應的廢料:我們完全可以運用一種更為一體化的生產方式來代替這種過于簡單化的傳統生產方式,那就是產業生態系統。在這樣的產業生態系統里,能源和材料的消費被最優化了。一個過程的排放物可以作為另一個過程的原材料”。顯然,R.Frosch和Nicolas Gallopoulos產業生態學理論,與埃爾斯的產業代謝理論(industrialmetabolisml具有很多的相近之處。只不過是前者強調了通過產業系統之間的物質和能量代謝關系的建立。而后者是從整個生態經濟大系統的物質和能量的流動關系出發,指出了這種代謝關系的現實存在及其對于經濟系統的意義。
把產業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相比較是產業生態學研究視角的主要特點。產業生態理論的主要探索者之一Braden R.Allenby(1995)認為,在上億年的進化過程中,自然界中的物質和能量的流動與轉化過程大致經歷了從線性流動、不完全循環和完全循環三個階段的進化歷程,才成為今天比較完善和穩定的自然生態系統,總體上來說,產業系統還處在從線性流動階段。盡管產業生態系統的概念與生態系統不能做完全類比,但是前者可以通過學習和借鑒后者的優點而獲益。例如,生態學的關鍵種理論、食物鏈及食物網理論、生態位理論及生態系統多樣性理論等在生態工業、設計規劃生態工業園及生態工業網絡設計和管理中,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應用。因此,對于產業生態系統的理解,我們一方面明確地承認,產業系統是自然生態系統演化的產物,產業乃至整個經濟系統的發展不僅要符合經濟規律而且還要遵循自然規律;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產業系統在性質上和對物質、能量的利用和流動方式上具有本質的不同。
5.可持續發展與循環經濟模型
以研究和尋找可持續發展實現途徑為主要目的。根據鮑爾丁的地球宇宙飛船經濟學理論和循環經濟思想,戴維·皮爾斯(David W.Pearce)和凱里·特納(R.Kerry Turner)在1990年提出了一個比較完整和系統性的循環經濟理論(the circular economy),并建立了第一個循環經濟框架模型(見圖1)。
(在這個模型里各種通過環境經濟系統的物質流用實線標示,這些物質流所產生的效用(U)用虛線標示。自然環境提供自然資源的存量(R)、環境的凈化能力(A)和舒適三大經濟功能。廢物(W)是由生產(P)和消費(C)產生。如果考慮物質循環,這個環境經濟系統就是封閉的。在模型中自然資源的存量(R)被分成了可耗竭資源(ER)和可再生(RR)資源兩大類別。這兩類資源都可以以一定的比率(h)進行開采,而只有可再生資源可以(以y的比率)再生。由于相對于廢物流量(W)的自然的凈化能力(A)不僅影響到自然資源的生產而且還直接影響到最終的效用,所以同樣被視為一種經濟資源。廢物(W)的循環利用(r)可以對資源的存量(R)產生正的影響。)
皮爾斯和特納認為。鮑爾丁把地球比作同宇宙飛船一樣的封閉的系統,表明了經濟與環境是一種循環(circular)的關系——所有事物都是其它事物的投入,那種簡單地認為經濟的最終目的就是創造效用并對經濟進行相應地組織的看法,實質上忽略了這樣的事實——無論如何,最終來說封閉的系統設定了獲取效用所能采取措施的限度或邊界。他們把自然界所提供的資源供給、廢物凈化和審美功能三項作為生命支持功能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認為我們面臨的挑戰在于,不論是自由市場、計劃經濟還是混合經濟模式,都不能保證自然的生命支持功能將能夠持久下去,因為現代經濟學缺乏一個生存理論(existence theorem)來處理經濟的規模和結構與支撐該經濟的一系列環境與經濟相互關系之間的問題,沒有對經濟系統是否與其密切聯系的自然環境相和諧進行必要的關注,因此,經濟可持續的關鍵在于創造出經濟和環境的和諧共存的條件。在他們建立的循環經濟模型里(見圖1),人類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合二為一共同組成一個生態經濟大系統。在這個模型里,經濟系統與環境系統不再是兩個相對獨立的系統,兩個系統之間不僅在物質、能量上存在著密切的投入一產出關系,而且在功能上也是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儼然是一個統一的功能整體。因此,這是一個典型的生態經濟循環模型,與主流經濟學經濟循環模型相比,兩者是完全不同的經濟視角和思維范式。
首先,從經濟的目的看,自然環境作為生態經濟大系統的一個必要的組成部分,它提供三方面的經濟功能——資源提供功能、廢物凈化功能和直接效用提供(審美、休閑娛樂等舒適性資源)——這些功能對于最終經濟目的的實現、持續提高和改善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次,從經濟活動的物質基礎看,之所以把這個自然系統同人類經濟系統一起組成的生態經濟大系統稱為循環經濟系統,是因為按照物質平衡原理(即熱力學第一定律),這個大系統在物質上必然是封閉的、循環的系統而不是一個開放的、線性系統,即從“環境——資源——生產——消費——環境”的封閉過程。第三,皮爾斯的循環經濟系統是一個以保持和提高生態經濟大系統的功能(生態功能和經濟功能)為導向的物質循環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系統功能的保持是與系統內物質(包括能量)流動的狀況緊密地聯系起來。盡管從全球尺度來看物質在系統內的循環是由必然性的物理規律所決定的。但是從系統的功能的實現來說。這種循環可以有不同的狀態或結果——良性循環(hA)則會破壞這個功能,從而造成經濟系統的不可持續性。因此,在這個循環經濟系統中人的調控作用就是通過協調經濟與環境之間的物質流動關系,在促進和保證生態經濟大經濟內物質良性循環的基礎上,實現大系統在功能上的良性循環。它蘊涵了兩個最基本的經濟活動原則:一方面,要承認生態系統對經濟活動的限制,使經濟活動對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的開發利用保持在生態系統的再生能力和承載力之內,使經濟活動建立在生態可持續的基礎之上;另一方面,在不破壞生態系統整體功能和穩定性的前提下,對自然資源和環境容量進行合理開發和高效利用。以提高經濟活動的質量和效益。第四,由于環境的三大經濟功能之間存在著復雜的相互作用關系,例如自然的凈化能力(A)的破壞不僅影響到自然資源的再生產而且還直接影響到環境的質量,循環經濟要求我們從方法上,對環境和經濟問題應從整體的角度出發進行把握和協調,而不能過于偏重某一方面的功能。
四、小結
對于生態經濟范式的淵源、特征、核心和理論成果的梳理和分析可以看出,生態經濟和循環經濟本質是一致的,這就澄清了當前生態經濟研究與循環經濟研究分野的現實,同時通過分析發現,生態經濟范式與古典經濟及其后來的繼承者的思想一脈相承,這也為我們如何把握生態經濟、循環經濟與傳統經濟學的關系提供了一個有益的思路和路徑選擇,生態經濟研究不能脫離傳統經濟學,更不能脫離市場經濟理論而發展,這是非常危險的,同時也是沒有出路的。經濟過程即是物質轉化的過程,又是以效用為基礎的價值增值和轉移的過程,這兩方面都離不開環境的支持一環境既是經濟過程的物質最終來源和歸宿,又是基本經濟功能的提供者。從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的看,生態經濟范式研究對經濟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所持有的整體視野,特別是從生態經濟大系統物質循環流動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與環境之間關系,對我們把握環境問題的本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循環經濟作為生態經濟研究范式下的一種全新的經濟系統觀和經濟發展模式,它對經濟與環境的相互作用關系所持有的整體視野,特別是從生態經濟大系統物質循環流動的角度來看待經濟與環境之間關系,把經濟活動納入到整個生態系統的物質和能量流轉的大循環當中,從生態經濟大系統整體高度來看待和規劃人類與環境之間的關系,對我們把握經濟與環境問題的實質無疑具有重要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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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作為竹纖維這樣年輕行業的一份子,站在行業的立場上,就有責任發出聲音,無論是對行業的聲音,還是對于自己企業的聲音,這都是讓人們更多的了解并且接受竹纖維最好的途徑。當然,無論怎樣,產品是最好的說明,是實實在在的真實的說明,只有把這張“說明”做好了,做明白了,才有資格發出屬于自己的聲音。三友玉竹,現在可以發聲。
行業的聲音
更清晰 更明確 更完善
現今,人們越來越注重環保,注重健康。竹纖維的發展,正好符合了人們的需求,竹纖維也越來越受到關注。在中國,竹纖維雖然起步不久,但是其旺盛的上升勢頭,成為拉動紡織行業持續發展的強勁因素。據國內終端店顧客調查表統計表明:竹纖維用品,尤其是內衣、毛巾等產品的回頭客高達95%,遠遠高于傳統的紡織品。作為一個新產業,竹纖維用品涵蓋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毛巾、浴巾、浴衣、內衣、內褲、襪子、文胸、嬰幼兒服裝、T恤衫、床上用品等等。
但是,作為一個年輕的,新興的行業來說,了解它的人并不是很多,也許即便是了解,也只是對其功能好處略知一二;而對于這個行業來說,正是因為發展的時間不長,所以自身也有很多地方不完善,因此,現在讓消費者更加了解竹纖維,是保障他們的權益,也是竹纖維今后發展的動力,而自身不斷的完善,則是對消費者最好的回報,也是竹纖維今后發展的保障。現在,需要做的還有很多。
分類清晰
現在,人們對于“竹纖維”這樣一個概念比較模糊,只是籠統的知道:用竹子加工成的纖維稱為竹纖維。而以竹為原料的系列纖維按其加工方法的不同目前可分為:竹原纖維――原生竹纖維,竹原纖維是采用物理、化學相結合的方法制取的天然竹纖維;竹漿纖維―――再生竹纖維,竹漿纖維是一種將竹片做成漿,然后將漿做成漿粕再濕法紡絲制成纖維,其制作加工過程基本與粘膠相似。竹炭纖維,是選用納米級竹香炭微粉,經過特殊工藝加人粘膠紡絲液中,再經近似常規紡絲工藝紡織出的纖維產品。通常我們所提到的竹纖維產品大多是以再生竹纖維為原料,也就是竹漿纖維。而粘膠纖維(簡稱粘纖),是一種再生纖維素纖維,因此現在大部分的竹纖維都屬于粘膠纖維的一種。
功能明確
竹纖維產品以其高科技含量,具有柔滑軟暖、涼爽舒適的特點,同時它還以持久抑菌、防臭,抗紫外線,天然保健的獨特品質牢握市場脈搏,獨樹一幟。在2000倍電子顯微鏡下觀察,竹纖維的橫截面凹凸變形,布滿了近似于橢圓形的孔隙,呈高度中空,毛細管效應極強,可在瞬間吸收和蒸發水分,在所有天然纖維中,竹纖維的吸放濕性及透氣性是最好的,被美譽為“會呼吸的纖維”。竹纖維面料也被業內人士譽為“二十一世紀最具有發展前景的健康面料”。竹纖維雖然有諸多優點,但也有它的弱點。在加工工藝上,再生竹纖維生產工藝過程過長,且其加工過程對竹材原料特性的破壞也是不可忽視的。
標準亟待完善
目前竹纖維標準不完善,檢測手段落后,難以檢測出粘纖是用何種原料生產出來的,這已成為竹纖維這個新興行業最為頭疼的事之一。原國家紡織工業部設計院化纖設計室主任邱有龍表示,天然的竹纖維太粗,不能直接用于紡紗。用竹子紡紗,首先得把竹子碾碎做成漿粕,生產出竹材粘膠纖維,然后把纖維紡成紗再織成布,最后生產出產品。但檢驗該產品的成分,利用現有技術只能檢驗出是用粘纖造的,至于粘纖是用什么做的,就很難了。也有報道稱由于竹纖維及制品橫跨紡織業和林業兩個行業,目前行業管理部門以及科技界還沒有對竹纖維及產品給予明確定位。而且,竹纖維的檢測標準只是參考了粘膠竹纖維的標準執行,檢測手段滯后,且沒有專門的行業代碼和海關編碼,行業統計方法原始,國內經營和國際貿易方式沒有得到規范化、科學化。
“竹文化”上做文章
先秦時期,人們用竹子作“符”和“節”,作憑信之物,賦予竹子“誠信”的道德屬性。竹子“未曾出土便有節,及至凌云尚虛心”,夏不畏酷暑,冬不屈嚴寒,生不避貧壤,伐后而復生的特點,正象征了中華民族仁人志士堅貞,虛心豁達的精神,因而賞竹、詠竹也就成為歷代文人的高雅風尚。坡“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使人瘦,無竹令人俗”的詩句就深刻的表現了竹子對人品格的影響。《三國演義》中仁義之士關云長曾以竹自喻,“不謝東君意,丹青獨立名,莫嫌孤葉淡,終久不凋零”。賦予竹子深刻的人生哲理。
“名牌背后是文化”,人們用竹纖維呵護健康的同時,體驗底蘊深厚的竹文化,提升修養,可謂養生修德兩相宜。也正是通過“竹文化”可以拉近竹纖維和百姓之間的距離。
用產品“說話”
更投入 更保障 更環保
“三友玉竹”是唐山三友興達化纖股份有限公司竹纖維產品的品牌,目前正處于注冊階段,該產品生產工藝于2005年取得了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三友玉竹纖維較同類產品具有明顯優勢,它的強度比同類產品高10~15%,1.0D~5D之間、不同長度的產品均可生產。而品牌背后倚靠的是一顆“大樹”。三友化纖公司位于渤海之濱一唐山曹妃甸新區,隸屬于唐山三友集團,以生產粘膠短纖維為主,是生產纖維素纖維的專業廠家。公司年產能16萬噸,生產六大類近百種的纖維素纖維。產品質量在國內同行企業中一直保持領先水平,產品暢銷江蘇,浙江,山東,吉林等全國二十幾個省市,并出口到美國、土耳其、西班牙、瑞士等十余個國家,占全國纖維素纖維出口量的一半以上,公司成功開發了高白纖維、細旦纖維、著色纖維、竹漿纖維、珍珠纖維、阻燃纖維等產品,成為國內產品差別化率較高的粘膠短纖生產企業。
研發投入
公司發展的動力就在于不斷地開發出新產品,不斷地突破和改進,以便贏得市場。三友化纖重視研發,積極投入,先是投資1000萬元打造了一條日產35公斤的產品試驗線,用于新產品的研發和小試,接著是建設年產5000噸特種粘膠短纖維的中試生產線,用于新產品的小批量生產,這些都為產品的開發生產做足了準備。而作為三友化纖新產品誕生集中地的研發部,更是著力引進優秀人才,壯大自己的科研隊伍,為的就是能有更好的產品問世。經過不斷地努力,公司的多個產品及其生產工藝獲國家知識產權局授權的發明專利。如變性竹漿粘膠短纖維,就是使用竹漿粕,采用填加變性劑的工藝開發的粘膠短纖維新品種,具有良好的吸濕性、懸垂性和染色性,手感柔軟、清涼,導濕性好,具有良好的天然光澤、抑菌性,適合做高檔內衣及床上用品,用途廣泛。變性竹漿粘膠短纖維的開發,也擴大了三友粘膠短纖維生產的原料來源,對發展粘膠短纖維行業循環經濟,保持企業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除此之外,公司在高性能阻燃粘膠短纖維和竹纖維領域的研發也取得了不少進展。他們生產的阻燃纖維與目前已有的以合成纖維為本體的阻燃纖維相比,具有無鹵素、無毒、可降解、廢棄后無環境污染等特點。而在竹纖維領域也打出了自己的品牌“三友玉竹”,三友玉竹纖維是以天然竹為原料,經特殊工藝提純生產出來的一種纖維素纖維,是一種生態環保型紡織原料。它不僅各種質量指標優良,還具有良好的吸濕排汗性。天然的竹子中含有一種名為“竹琨”的抑菌物質,具有天然抑菌特性。三友玉竹纖維正是在保有竹子這一天然特性的同時,經過先進的生產工藝精制而成的。
設備保障
一流的設備是生產一流產品的保障,在公司1998年投產開始,先是引進奧地利蘭精公司和德國埃伯納公司的先進生產設備,三友化纖高度重視科技進步,在消化吸收國外進口設備技術的基礎上,不斷進行技術革新改造。二期、三期擴建項目相繼成功投運,且主要設備全部為自行設計、制造、安裝,較引進設備更加完備,更加適用于生產實際,在控制水平上有了很大提高。2007年7月份完成了第五條生產線擴建項目,生產能力從投產初期的2萬噸發展到16萬噸。產品質量在國內同行企業中一直保持領先水平,先后通過ISO9002質量、環保、安全三體系認證和歐洲生態紡織品OEKO-100(I級)認證,榮獲“河北省名牌產品”、“中國名優暢銷品牌”,2007年又獲“中國名牌產品”殊榮。
循環經濟下的環保
環保現在已經成為社會發展不可忽視的主題。從個人,到企業,到國家,到全球,為了我們僅有的一個家園,都在努力。堅持循環經濟發展理念,三友集團以產品鏈為基礎,圍繞純堿、化纖等主導產品,綜合利用各種廢棄物,在國內首創了“兩堿一化”(純堿、化纖、氯堿)的循環經濟發展模式,實現了設施高效利用、資源充分共享、汽電聯產自給、蒸汽梯級利用,各公司產業良性互動,形成發展的集聚效應,集團被列為全省首批循環經濟試點企業,化纖公司被列為全國第二批循環經濟試點企業之一。
關鍵詞:規模化養殖場;糞污;資源化利用模式;三峽庫區
中圖分類號:X7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0439-8114(2013)02-0299-04
畜牧養殖業已經成為三峽庫區農業和農村經濟的支柱產業和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隨著“百萬工程”的實施及城鄉統籌和現代農業的發展,重慶市的畜牧養殖業出現了強勁發展的勢頭,適度規模化養殖發展較快,近兩年來涌現出了一大批規模化養殖場,已明顯呈現區域化特征。隨著養豬場規模的不斷擴大、數量的不斷增加,養殖場污水已無法被土地消化,糞污產生的大量臭氣釋放到空氣中,未加處理而被排放的污水對自然水體造成了大面積的污染,使其BOD5、CODCr指標嚴重超標[1]。規模化養殖場的糞污使三峽庫區區域生態環境嚴重惡化。為此,通過對三峽庫區規模化養殖場糞污利用現狀的調研,提出了適合三峽庫區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狀況的規模化養殖場糞污資源化利用技術模式,以期解決畜禽養殖規模化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問題,從而有效緩解三峽庫區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實現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
1 規模化養殖場糞污處理基本模式
目前,規模化養殖場糞污處理的基本方法主要有好氧處理、厭氧處理、自然處理、混合處理4種。
1.1 好氧處理法
采用好氧技術對糞尿及廢水進行生物處理研究最多的是SBR(Sequencing batch reactor)工藝,即序批式活性污泥法。SBR是基于傳統Fill-Draw系統改進并發展起來的一種間歇式活性污泥工藝[2]。它把污水處理構筑物從空間系列轉化為時間系列,在同一構筑物內進行進水、曝氣、沉淀、排水、閑置等。20世紀70年代起,美國Notra Dame大學的Irvine等[3]在實驗室內對SBR法的基本運行特性作了研究,在美國環保署的支持下,于1980年把印地安納州南部的Culver城市污水處理廠改建成SBR系統。日本在糞便處理技術方面,自1975年起已開始采用活性污泥法同時除去糞便中的BOD5和氮的技術,這種方法被稱為糞便處理的超標準脫氮法[4]。我國自1985年建成首座處理肉類加工污水的SBR系統后,又陸續在城市污水、魚品、肉類加工污水處理中應用,20世紀90年代開始用于畜禽養殖場污水處理。活性污泥法也能去除某些金屬Ca、Mg、Hg等[5],采用固定的活性污泥能使BOD5去除率達95%~97%[6]。
我國學者對SBR用于畜禽養殖場糞污處理研究較多,如鄧良偉等[7]用水解-SBR-活性炭吸附,NH3-N去除率達97%以上;趙巖[8]用SBR技術處理高濃度養豬污水,其CODCr去除率為92.47%,BOD5去除率為96.69%。在實際應用中,單獨使用SBR工藝并不多,多是采用SBR與其他方式結合處理,如于金蓮等[9]通過實驗室模擬試驗,探討混凝-脫氨-好氧生化處理養豬污水工藝,用石灰乳混凝沉淀,處理后出水濃度CODCr為340~380 mg/L,NH3-N為28~60 mg/L;成文等[10]采用接觸氧化-水解(酸化)-兩段接觸氧化-混凝工藝處理高濃度養豬場污水,在最佳條件下,CODCr去除率大于97%,BOD5去除率大于98%,氨氮去除率大于96%;范建偉等[11]用活性污泥膜分離技術處理畜禽污水,用膜取代了傳統二沉池,具有出水穩定、活性污泥濃度高、抗沖擊負荷能力強、剩余污泥少、裝置結構緊湊、占地少等特點。出水濃度CODCr
1.2 厭氧處理法
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厭氧接觸法(Anaerobic contact process)工藝,60年代末出現的厭氧濾器(Anaerobic filter,AF)是高負荷厭氧反應器的第一個突破,此后在70年代上流式厭氧污泥床UASB(Up-flow anaerobic sludge bed)問世,UBF與UASB的發明推動了以提高污泥濃度和改善廢水與污泥混合效果為基礎的一系列高負荷厭氧反應器的發展,并逐步應用于禽畜污水處理中。厭氧處理特點是能量需求低,可以產生能源(沼氣),污泥量低,對pH、溫度等環境因素敏感[12];而且由于處理過程不需要氧,所以不受傳氧能力的限制,因而具有較高的有機物負荷潛力,能對一些好氧微生物所不能降解的部分有機物進行降解[13]。
我國最早將畜禽糞污用于厭氧處理是以生產沼氣為目的,因而生產后未能達到完全分解污染物的要求,其出水CODCr的濃度仍不符合環保廢水排放標準。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畜牧業的迅猛發展,畜禽糞污造成的環境污染日漸突出,人們開始將厭氧處理用于處理畜禽糞污環境污染物,而生產沼氣只作為附加產物[14]。鄧良偉等[15]采用內循環厭氧反應器(lC)處理豬場廢水,BOD5去除率為95.8%,SS去除率為78.5%,沼氣產氣率達1.5~3.0 m3/d。后又通過改善厭氧消化液的可生化性和培養高效脫氮菌種等措施,NH3-N去除率達到了99%,CODCr去除率達95%[16]。純粹的厭氧處理畜禽污水后,出水一般殘留的CODCr值較高,達不到排放標準。實際應用中的厭氧處理實際上還摻雜其他處理單元。如張國治等[17]選用小球藻、顫藻等藻類,采用懸浮藻類法和固定藻類法兩種工藝對豬糞厭氧廢液進行凈化處理。經過15 d室內靜態處理,去除NH3-N 93.9%,TP 78.4%,色度51.4%。
1.3 自然處理法
包括穩定塘處理、土地處理和廢水養殖。這類方法投資省、工藝簡單、動力消耗少,但凈化功能受自然條件的制約,如果在有足夠土地可利用的條件下,它是一種較為經濟的處理方法,特別適宜于小型畜禽養殖場廢水處理。自然處理法也可以用于畜禽養殖場廢水除臭,如胡佩[18]采用細黃鏈霉菌5406除去家禽糞臭味。
畜禽養殖污水的快速滲透處理系統雖比另外的陸地處理系統效率低,但最低的去除率也達到50%,也不需要預處理,酸性環境能加速脫氮去磷,發展快速滲透系統的投資和運行費用較低;同時,具有額外的益處,如水和養分的再利用[19]。廖新弟等[20]分別以香根草和風車草為植被,建立人工濕地,凈化畜禽場污水,CODcr去除率可達90%以上,BOD5去除率可達80%以上。生態工程陸地處理系統(LTS)作為一種自然的、生態的、交替的或所謂適合的技術,中國自1986年就開始研究和利用,其具有費用低、節約能源、恢復資源、易操作、去除污染物廣而有效等優點[21]。濕地處理系統受環境條件影響較大,在寒冷地區需專門設計[22]。水萍科植物用于循環利用養豬污水是可行的處理方式,建立植物過濾帶可減少排入地表接納水體的污染物負荷[23]。
1.4 混合處理法
好氧處理法、厭氧處理法、自然處理法用于處理畜禽養殖場廢水各有優缺點,一般不單一應用,近年來畜禽糞污多采用混合處理法[24]。即是根據畜禽養殖場廢水的多少和具體情況,設計出由以上3種或以它們為主體并結合其他處理方法進行優化組合,共同處理畜禽養殖場廢水。該方式能以較低的處理成本,取得好的效果,如杭州西子養殖場采用了厭氧+好氧結合的處理工藝,經處理后,廢水中CODcr約為400 mg/L,BOD5為140 mg/L,基本達到廢水排放標準[25];深圳農牧實業公司的污水處理工程,工藝流程為污水-固液分離-調節池-上流式厭氧消化-植物塘-魚塘-排放,處理的廢水也能達到深圳市廢水排放標準[26];李秀金等[27]采用ASBR-SBR組合反應器系統,處理高濃度有機污水,其中ASBR作為預處理器(厭氧)主要用于去除有機物,SBR(好氧)用于生物脫氮處理。當然,混合處理方法的形式多種多樣,除以上3種方法結合外,還包括一些物理、化學處理方法結合,在實際應用中應視具體情況而定。
當今我國畜禽糞污的污染大體上已經歷了認識階段,開始進入探索和解決階段。
2 三峽庫區規模化養殖場現有的處理模式
目前,三峽庫區采取的處理模式主要有3種,即還田處理模式、無動力自然處理模式和機械化處理模式。多數養殖場糞污主要利用干清糞技術,糞便利用堆肥技術處理作為肥料[28],污水凈化后排放;也有部分養殖場以沼氣應用方式處理,但沼氣的利用沒有解決好,有的養殖場甚至沼氣用不完白白在大氣中燃燒掉,經濟效益體現不出來,所以推廣應用就存在很大問題[29]。我國是能源和水資源緊張的國家之一,如何將糞污處理資源化和能源化,并和有機肥開發相結合,將是三峽庫區綠色農業產業發展的重要方面,也是庫區生態環境安全的重要保障。
3 規模化養殖場糞污對三峽庫區生態環境的影響
三峽庫區城市重慶市全市生豬、肉牛、奶牛、山羊、蛋雞、肉雞規模化率分別達40.0%、20.4%、66.5%、34.0%、89.0%、87.5%,畜禽養殖綜合規模化率達48.2%。隨著重慶市集約化養殖業的發展,養殖場產生的大量畜禽糞污對環境的污染越來越被人們所關注。重慶市畜禽養殖產生的糞便總量每年近8 570萬t,除少量用于農田施肥和制作成復合肥外,大多數未經處理就被排放到環境中,成為污染次級河流、水源的主要“殺手”,污染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空氣、水體。養殖場糞污的污染以規模化養豬場最為嚴重,一個萬頭豬場每天可排出豬糞10 t、尿液15 t、沖洗水100 t,相當于每天排放了CODCr 1 280 kg、TN 96 kg、TP 40 kg。
4 適宜三峽庫區規模化養殖場的處理模式
規模化養殖場糞污的資源化利用是有效緩解三峽庫區區域生態環境的惡化,實現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的協調可持續發展的重要途徑。從三峽庫區社會、經濟狀況及農民生活習慣和養殖糞污的物料特性出發,提出適合三峽庫區規模化養殖場糞污的資源化利用模式,為養殖場的糞污處理利用提供借鑒。
4.1 無公害食用菌環鏈模式
沼渣營養豐富,所含營養成分與食用菌栽培料所需要營養相近,且雜質少,十分適合食用菌的生長,同時食用菌培養廢物可參與厭氧發酵。無公害食用菌環鏈模式(圖1)能真正意義上達到循環農業的目的。
4.2 生態水產養殖模式
水產養殖業是三峽庫區的主要產業,沼液是養魚的好飼料,在沼液養魚利用淡期可與大田灌溉兼顧,形成靈活的利用模式。生態水產養殖模式見圖2。
4.3 低碳林業模式
在低碳經濟背景下,林業既是產業建設的載體,又是生態建設的載體。將養殖業和林業結合起來形成循環模式,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低碳林業模式見圖3。
5 小結
隨著四期移民搬遷安置的全面完成,三峽庫區生態建設與產業發展至關重要。林業、水產養殖業是三峽庫區的主要經濟產業,食用菌是三峽農民致富的新興產業,將養殖業與其他產業形成大循環模式,互利互用,既能減輕養殖業對三峽庫區環境帶來的污染壓力,又可以促進無公害、生態、低碳產業的發展,帶動三峽庫區循環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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