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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治事之學；中國古代；士子；實學
作者簡介：路寶利（1969-），男，河北省香河縣人，華東師范大學博士在讀，河北科技師范學院研究員，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史、職業教育思想；趙友（1957-），男，河北玉田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教授，研究方向為職業教育與傳統文化；宋紹富（1958-），河北樂亭人，河北科技師范學院高級政工師，研究方向為高等教育。
基金項目：河北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民間傳統學徒制度與職業人才培養研究”（批準號：HB11JY034），主持人：路寶利；河北省社會科學發展研究課題“中國古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批準號：201103327），主持人：趙友；河北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課題“河北民間著名工藝技術傳承與人才培養問題研究”（課題編號：JRS-2011-3049），主持人：路寶利。
中圖分類號：G719.29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1-7518（2012）10-0092-05
經學與治事之學共同創造了中國古代教育文明。因經學主宰教育歷史久遠，與農工商賈實才直接相關的治事之學少有關注。在古代經學教育體系之中，一直流傳著士子治事之學，其對于民間技術教育與專才學校具有持久的示范作用。厘清其形態變遷、核心理念、關鍵特征對于職業教育史研究或現代職業教育實踐均有啟發。
一、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
（一）“材各異”個體差異性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治事之才的客觀存在。非是所有人均是治國之才，多數人乃治事之才。孔子曾言：人有生而知之、學而知之、學而不知三類；其后董仲舒又有“性三品”之說；《墨子·耕柱》記載：“譬若筑墻然，能筑者筑，能實壤者實壤，能欣者欣，然后墻成也”。另以木、鐵自然屬性不同，說明教人必須因材施教的道理:“夫物有以自然,而后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金,巧冶不能鑠木,金之勢不能,而木之性不能鑠也。以為器,木以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淮南子》；傅玄則提出：“為師者”需“大匠構屋，必大材為棟梁，小材為榱橑，茍有所中，尺寸之木無棄也”。即好的工匠在造屋子時，不浪費一寸的木頭，使大小木材各盡其用。又以“土與鐵”性能不同說明要物盡其用，即“土不可以作鐵，而可以作瓦”。傅玄認為：“龍舟整揖，王良不能執也；驥驟齊行，越人不敢御也，各有所能”。又《長短經·知人》記載，人有“九流”之殊，“四德”之異，需認真觀察識別才使“執偽者無地而逃”。顏元培養“百職”專門人才，一方面源于“業各殊”的社會分工理論，另為“材各異”的人才差異論斷。[1]
（二）農、工、商、虞各致其用
治事之學存在合理性源于社會人才需求多樣化。可以說，人類發展的歷史也是社會分工不斷深化的歷史，社會分工基于效率原則。一個社會的良性運行，需要官吏、農夫、匠器、商旅等各式人才。《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司馬遷主張農、工、商、虞并駕齊驅，各致其用，但并非每個人均可成為既能治國且能治事之才。由此，孟子提出勞心者與勞力者的階層劃分。孟子主要觀點：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大人勞心，小人勞力。且孟子舉例以證“禹八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盡管存在等級思想，但分工理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春秋戰國時期養士之風盛行。在“士”群體之中并非皆“治國平天下”之材。《呂氏春秋》作為集百家思想于一體的著作，其中涵蓋著天文、農業、手工等諸多知識與技術等。“士與百工地位相分”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極大激發了各種人才脫穎而出，諸如著名工匠魯班、李冰等皆載入史冊。各諸侯國吸納了各種各樣的人才，其中既有治國安邦之才亦有科技人才。以后諸代，傅玄、司馬遷、顏元等皆提出多樣化人才觀。
（三）教育類型多樣化與活力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教育類型多樣化的需要。人類教育起源于原始社會，主要特征表現為教育寓于原始人群生產與生活母體之中。原始社會勞動教育是普通教育史與職業教育史的共同起點。原始社會末期，古代知識分子開始出現。諸如巫、卜、史、貞人等原始知識分子皆是體腦分工的標志。自此，教育開始分化為培養“勞心者”與“勞力者”兩種類型。巫等作為最早脫離物質生產的知識分子，他們成為掌管宗教、巫術、醫藥、天文歷法和文字記錄的專業人才。夏商周時期，教育開始以獨立的形式存在。但回顧歷史，重新考究教育在此時代分離對于人類發展必要性的同時，也導致了體力與腦力的分裂，教育與生產實踐的分裂，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的分裂。尤其東周以降，三種分裂予以時代的演化。學在官府被打破，私學逐步興盛，至此，官學與私學，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經學教育與治事之學并存。教育類型的多樣化造就了中國古代教育的活力，由此引發了古代教育的豐富與發達。教育類型多樣化并非雜亂無章，以經學主導，以培養治國之才為要。治事之學培養始終處于邊緣化地位，盡管如此，治事之學始終以頑強的生命力伴隨歷史變遷，而且更多時候扮演革命性因素。教育史上治事之學一直是以經學批判者身份出現的。
（四）經世致用文化內在需要
治事之學存在的合理性源于經世致用文化的內在需要。中華農耕文明源于獨特的地理環境。黃河、長江、珠江、遼河等處早期先民共同創造了偉大的大河文明，其決定了中國先民農業生產方式以及所蘊育的文化特質是經世致用。自古中國以“禮儀之邦”著稱，其源于農耕生產方式對于和平、穩定提出了強烈訴求。自上古時代，古之先賢為農耕文明奠定了“協和萬邦”的治國理念，自此，“和平”的追求一直貫穿于中華民族的發展史。自大禹治水起，古之圣賢均以國計民生為要，無論政治、經濟、教育皆凸顯經世致用之取向。先秦諸子，因個性不同而有爭鳴。如儒家培養君子，教以六藝；道家培養真人，以自然為師；法家培養吏師，以法為教；墨家培養兼士，以道術為本。但經世致用貫穿于百家之學，無論儒、道、法、墨等皆以現實世界與現實變革為追求。以經世致用之哲學，儒家不器提出“齊家、治國、以平天下”；道家絕巧以為“不爭莫之能爭”、“無為而無不為”而至“君子南面之術”；墨家兼士“以除天下之害，興天下之利”；法家“耕戰”以求富國強兵。漢代，“獨尊儒術”除因文化專制因素以外，百家多樣性統一為其內在因素。但治事之學作為詮釋中國經世致用文化內在需要，其傳統地位邊緣化值得深思。[2]
二、治事之學實踐變遷
（一）六藝造士
西周以往，六藝造士首創治事之學。周公首倡禮樂制度，對于“六藝”教育貢獻頗大。《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古之“六藝”以“職事官吏”為教育目的：禮樂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修養與規范，射御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的軍事技能，書數之教以培養職事官吏才智。“六藝”教育以“實用技藝”為教育內容，如“九數”是指方田、粟米、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不足、方程、勾股。從“九數”所包含的內容來看，田地面積的劃分、租稅的合理攤派、土石方體積的計算，各種工程的求證，幾乎處處都要用到它。“獨尊儒術”的漢代與“重振儒術”的唐代，經學一度排擠了六藝，但在小學和私學中書、數、武藝傳授并未中斷。宋代，胡瑗主辦學校又出現以“六藝”為教育內容的盛況。理學家朱熹大力提倡讀經窮理，但也主張小學教育要學六藝。明代學校比宋代又有發展，《明史·選舉制》記載“生員專治一經，以禮樂射御書數設科分教，務求實才，頑不率者黜之”。清代顏元，為補救教育空疏的時弊，大力提倡六藝教育，主張實學實教。其與西方的七藝有所差別，六藝逐步演化為“實用本位”的中國教育體系。
（二）百家實學
春秋戰國時期，百家之學皆涵蓋治事因子。儒家以君子治國，但有教無類，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但賢人之外，恐怕成為“君子”者甚少，而“器者”甚多。另《論語》之中還包括“多識鳥獸之名”等記載。《論語·學而》提出“使民以時”；《尚書·堯典》記寫了“敬授民時”之說；《禮記·月令》開農家月令先聲；《周禮·地官·司徒》提出“土宜之法”等。儒家以外，其它諸子治事之學更甚。法家商鞅、韓非力主耕戰治國。商鞅把《詩》、《書》、《禮》、《樂》一類著作，劃為鏟除之列，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商鞅變法的第一道政令便是《墾令》。雜家《呂氏春秋》中有《上農》、《任地》、《辨土》、《審時》四篇。墨家、農家治事之學更為徹底。墨子以“兼士”為教育目標，其目的為把“農與工肆之人”培養成各從事其所能的“兼士”，強調王公大人、士君子、農人、婦人等皆需做好份內之事。農家《漢書.藝文制》載“農家者流，蓋出于農稷之官。播百谷，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以許行為代表，流散民間，設學收徒，著書立言。[3]
（三）經學載體
秦漢開始，治事之學伴隨經學載體傳播一直沒有停止。漢代經學教育倡導通經致用原則，經師有意識吸收了自然科學知識以充實儒學內容，反映在教育上，就有一師兼教幾科的現象。《后漢書·鄭玄傳》記載鄭玄“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由于經學涵蓋天文、歷法等科學技術，因此漢代經師多博通科學技術等，如東漢賈逵為經學家與天文學家，對于天文官教育和培養具有一定作用。西漢落下閎與東漢張衡盡管均擔任天文官但皆不是世傳疇學。在經學教育基礎上，通過刻苦自學皆成為成就非凡的天文學家，尤其張衡成為東漢時期人文素養與科學技術素養融合的典范。魏晉教育思想家傅玄、顏之推作為受到儒學教育的大師分別提出了人才九品、勞動教育等治事要務。唐代重視科學知識的傳播，著名文人王勃曾說:“人子不可不知醫”，并向長安曹元學習醫術，在朝的文武大臣有不少從事過醫藥、化學、建筑、水利、農業、機械制造等方面的工作。據《唐六典》及新、舊《唐書》記載，人們憑借自己的科學知識和技術可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職位，甚至可以官拜尚書。元代歷山書院，起初書院以教授儒學知識為主，由于醫人匱乏，學員開始兼學醫學。
（四）分齋治學
宋代開啟分齋治學至清代已徹底改革。宋代胡瑗為分齋治學的開創者，其著名“蘇湖教法”核心就是分齋治學。胡瑗在其主管學校中，分“經義”與“治事”兩齋，其中“經義”齋基本培養官員；“治事”齋分治民、講武、堰水、歷算等科，為宋代三次興學奠定了理論基礎。范仲淹慶歷興學創建太學，采用分齋教學的形式；王安石熙寧興學創立“三舍法”，三舍法又比漢唐分經教學、分科教學前進了一步；蔡京崇寧興學恢復醫學，新設算學、書學、畫學等專門學校。明代，黃宗羲主張“學貴履踐，經世致用”，在他設計的未來市民社會學校體系中，除經師開經學外，還特別開設兵法、歷算、醫學、射術各科，并各有學官教授。此外，他還提倡所謂“絕學”，如測望、火器、水力等之類的自然科學。清代顏元可謂分齋治學集大成者，規劃漳南書院，陳設六齋。在書院分設“文事”、“武備”、“藝能”、“經史”、“理學”、“帖括”等六齋，分齋教習禮、樂、書、數、天文、地理、兵法、戰術、歷史、時務、詩文、水學、火學、工學、象數、程朱陸王之學及八股舉業等知識技能。顏元在漳南書院的辦學計劃與教學實踐，開啟了中國古代書院教育向近代實學教育轉化的先河。[4]
三、治事之學的核心理念
（一）教育思想—明體達用
治事之學初始僅是經學的一部分，后逐步成為經學中批判性與革新性因素。經學主導之下，治事之學僅是凸顯經學明體達用的工具所在。即便如此，其對于改造經學或改造教育意義深遠。宋代胡瑗首倡“明體達用”的教育目的即“學以致用”精神，其不僅為此開辟分齋治學，且對新儒學“窮理踐行”思想起到了轉變作用。程朱理學“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行”的實質為胡瑗“明體達用”的思想演變。朱熹學問體系不僅涵蓋對傳統儒學知識經學和史學的注解，而且包含作為“科學”的歷法、音律、地理等。宋代陳亮、葉適“事功”學派批評理學家空談“性與天命”，對其“靜坐”、“存養”功夫尤為不滿，主張習百家之學、考訂歷代典章名物，以培養對社會有實際作為的人才同樣對于“明體達用”思想繼承。宋代“明體達用”之思想，為明清兩代實學奠定了堅實基礎。明代實學學風由丘濬開創，他所著《大學衍義補》一書，放眼“治平”之術，恢復儒學“有體有用”的真精神。此書被明末實學家陳仁錫所輯《經世八編類纂》列為八種“經世”書之首。明代實學強調“體圍合一”、“學仕合一”，其中，顧炎武、李颙等代表“義利雙行”學派。清代，乾嘉考據學久負盛名的“皖派宗師” 戴震視科技為實學加以提倡，皆是明體達用的體認。
（二）教育目標—百職人才
治事之學突破儒家“君子不器”與“學而優則仕”的人生追求，提出各領域專門人才的重要價值。自漢代，教育史上首先突破“官仕”目標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傅玄。傅玄提出著名的“九品人才論”，《長短經·量才》曰：“凡品才有九：一曰德行，以立道本；二曰理才，以研事機；三曰政才，以經治體；四曰學才，以綜典文；五日武才，以御軍旅；六曰農才，以教耕稼；七曰工才，以作器用；八曰商才，以興國利；九曰辨才，以長諷議。此量才者也”。顏之推繼承了傅玄的人才觀，提出教育既不是培養清談家，亦不能培養章句博士，而是要培養國家實際有用的人才。主要包括：“一、朝廷之臣；二、文史之臣；三、軍旅之臣；四、使命之臣；五、興造之臣”等六個方面。宋代胡瑗分齋治學貫徹了傅玄、顏之推的人才思想；清代顏元對此論述最為透徹，認為教育不是培養無益于國家“庸碌”官吏，而是培養“經濟臣”，人才需“以經世致用為宗”。由此，顏元提出了著名的“百職”專門人才觀。顏元認為，要“經世”治國，僅有“君相”與“百官”不行，必須有“百職”專門人才。其舉例“禹之治水，非禹一身盡治天下之水，必天下士長于水學者分治之，而禹總其成”[5]（《習齋四存編》之《存學編》）。
（三）教育內容—治事實學
與經學崇道重禮比較，治事之學倡導實學。魏晉顏之推首倡勞動教育與藝能教育。《顏氏家訓·勉學》：“諺曰：‘積財千萬，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習而可貴者，無過讀書也’”。另外，顏之推強調士大夫子弟要“知稼穡之艱難”，學習一些農業生產知識。《顏氏家訓.勉學》言“農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無不利于事也”。宋代陳亮、葉適“事功”學派主張“因事作則”，即教育應該面向社會實際，在博通的基礎上，提倡學習兵法、度員等方面的知識。明代實學代表人物張居正、海瑞、焦竑、徐光啟拋棄道學家游談無根的陋習，更多地關注國計民生之事，諸如農田、水利、河漕、鹽法等。王夫之提倡實學，要士子學習“天下治亂、禮樂、兵刑、農桑、學校、律歷、吏治之理”，否則，國家不能有“可用之士”，其要求“登士于實學”。 顏元主張“實文、實行、實體、實用”，以堯舜周孔所倡導的“三事、六府、三物、六德、六行、六藝”作為“實學”內容，特別強調學習“六藝”以及“兵農錢谷，水火工虞”等生產、軍事方面的知識和技能的重要性，以造就德才兼備文武雙全或有一技一藝的實用人才。
（四）教育方法—習行教法
與經學明理、玄學尚談比較，治事之學倡導習行。傅玄認為，玄學家“才辨”是以“懸言”、“空言”而“利口覆邦國”之“敗德”行為。顏之推繼承了傅玄思想，以鄴下俗諺諷刺“博士買驢，書卷三紙，未有驢字”的食古不化的迂闊之習，教育子孫后代通過讀書學習來“志于行”。明代王廷相提出掌握知識必須從“見聞之知”始，學生需接觸事物，實地學習，才能認識事物，叫做“接習”，其以“閉戶學操舟之術”以比喻此理。另說：“講得一事即行一事，行得一事即知一事，所謂真知矣。”黃宗羲提倡“學用一致”的教學方法，學歷者能算氣朔，觀測天文氣象；學醫者，根據理論與實踐考核，分三等處理，中等者才許繼續“行術”。顏元明確提出“習行”教學法，指出“習行之學”貴在“實行”“實踐”。認為：“誦說中度一日，便習行中錯一日；紙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存學編》）。主張學一藝必習一科、驗一方，手腦并用，切忌紙上談兵。“覺思不如學，而學必以習”，并將家塾之名由“思古齋”改為“習齋”。顏元說：“讀書無他道，只須在行學上著力”。《存學編》以習學琴為例：“今手不彈，心不會，但以講讀琴譜為學琴，是渡河而望江也，故曰千里也。今目不睹，耳不聞，但以譜為琴，是指薊北而談云南也，故曰萬里也”。
（五）教育方式——各專一事
與經學鴻儒、通儒比較，治事之學倡導各專一事。傅玄在管子四民分業基礎上提出“分業壹事”之思想。其《安民》篇曰：分其業而壹其事，業分則不相亂，事壹則各盡其力……認為“分業”為農、工、商三才發揮各自職能的前提。顏之推于《顏氏家訓.勉學第八》“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宋代胡瑗“治事”齋教學：“一人各治一事，又兼攝一事”，各因其所長而教之。如“治民宜安其生、講武以御其寇、堰水以利田、歷算以明數是也”。顏元主張教育要結合學者的個性進行，教學應根據學者材質和興趣制定：“凡弟子從游者，則令某也學禮，某也學樂，某也學兵農，某也學水火，某也兼數藝，某也尤精幾藝”（戴望《顏氏學記》）。顏元主張各專其業，各得其用，他說“人之于六藝，但能究心一二端，深之以討論，重之以體驗，使可見之施行，則如禹終身司空，棄終身教稼，皋終身專教而已，皆成其圣矣”（《顏習齋先生言行錄》）。顏元在自己著作中，列舉了許多古今中外的豪杰皆“各專一事”，他常鼓勵其弟子各專一藝。因此，在顏元的生徒中，專才甚多，甚至包括“手制小儀器，業者自謂弗如”的巧匠馮雍，善于墾荒種田農技人才齊林玉等。
四、治事之學的相關思考
（一）專才與通才
治事之學豐富了手工時代的人才文化，且使專才與通才的思辨逐步明晰。傅玄主張“用人當其才”，反對求全責備。其在《傅子·闕題》中言：“圣人具體備物德行顏淵之倫是也；……言語宰我、子貢是也；……若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傅玄認為全面發展于一人之身實現困難，因此“教人者要因人而教，不可妄教；用人者也要因人而用，不可妄用”。之后顏之推提出人才需博聞與執一相結合，敏銳的意識到人的精力與天才區域的局限性，要在“博”的基礎上求“精”，他說“多為少善，不如執一”。陳亮、葉適反對朱熹的“醇儒”，提出“一藝一能”的“事功”教育。陳耆卿云：士勤于學業，則可以取爵祿；農勤于田畝，則可以聚稼穡；工勤于技藝，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貿易，則可以積財貨。顏元反對“通儒與通才”，其認為只有少數人可為，而眾人皆可成為專門人才。學生請教顏元欲想成為“無不知能”的人才時，顏元提出：“誤矣！孔門諸賢，禮樂兵農各精其一；唐虞五臣，水火農教，各司其一。后世菲資，乃思兼長，如是必流于后儒思著之學矣。蓋書本上見，心頭上思，可無所不及，而最易自欺欺世也。究之，莫道無一不能，其實一無所知也。”（《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二）農圃與小人
《論語》記載“樊遲請學稼”之事，孔子言“此小人也”。孔子旨在希望學生均如自己成為治國、平天下之才。孟子從后提出“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思想對后世影響至深。管子四民分業以后，農為庶民，但工商一般低于庶民之地位。因此，皆以“小人”相稱謂。唐太宗評價書學亦有:“書學小道，初非急務，時或留心，猶勝棄日。凡諸藝業，未有學而不得者也，病在心力懈怠，不能專精耳”的認識可見一斑。古代有明確規定，工商一般不得為仕。其中，匠籍、醫籍制度均是技術官守背景下役使專才之手段。以小人稱謂另一重要原因是治事之才多被人役使，因此，顏之推一方面告誡子孫“薄技”重于“家財”；另一方面，提出技藝只可兼習，而不可專業，以求得“藝不役人”。但關于小人，諸代皆有明識之士。周滅商，周公教康叔殺違禁飲酒的人，獨對違禁的商族手工業者加以寬恕，“勿庸殺之，姑唯教之”。傅玄為發明家馬鈞寫作《馬鈞傳》，以“國之精器，軍之要用”，其巧有益于世，絕不可“忽而不察”等語詞凸顯出對于科技發明重視與對于手工業人才的珍惜。清代顏元對于專才賦予重要地位。批判了把專門人才比作下等卑賤職業的思想，提出“學須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賢一流”。（《顏習齋先生言行錄》）
（三）崇道與尚藝
古代經學崇道，培養治國之才，治事之學尚藝，培養治事之才。儒家明體達用之改造，凸顯出道中有藝方可經世致用。治事之學需藝中有道，方可自成境界。自原始社會末期學校萌芽以后，勞動教育、技術教育、生產實踐教育完全與學校教育背離。傳統儒家思想，鄙視勞動教育；道家思想追求“君子南面之術”的政治哲學；佛家“性空”、玄學“空談”皆未把技藝放置于應有的高度，治事之學一直在批判儒學、玄學輕藝以激發經學改造，經學治國之學一直在批判技藝小道以激發治事之學不斷升華。魏晉南北朝顏之推提倡“生存求利”教育的同時體現了“全人教育”理念。其中，“德藝周厚”即知識技能教育與道德教育相結合；“技藝兼習”即知識傳授與培養技能結合；“博聞執一”即在知識與能力結構體系中達至博聞與精深統一。古代治事之學達至崇道與尚藝的統一是士子治學之追求。
（四）治事與文明
手工時代因經學主導，因此治事之學對于文明的創造久被忽略。治事之學直接推動了物質文明進步，古代農才、工才為直接物質生產者，商才乃物質交換者，其直接推動了人類物質文明進步。《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絕，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對此是很好的詮釋。沒有治事之學，人類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礎，因此治事之學直接推動了精神文明進步。而天文醫學、農、工、商賈的諸多經典則豐富了中國文化，勞動教育對于精神文明意義深遠。清代顏元認識到勞動的健康價值：常勞動則“筋骨竦，氣脈舒”，而久之則“魂魄強”。由于體質增強，學習起來可以“振竦精神，使心常靈活”。對于勞動的德育價值，顏元認為通過勞動，可以杜絕邪念，純凈內心。他說：“吾用力農事，不遑食寢，邪妄之念，亦自不起”。另外，治事之學有效地彌補了經學、玄學之弊端，無論對于政治思想、社會風氣、人才結構等均起到良性作用，從而直接推動了社會文明進步。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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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路寶利.中國古代職業教育史.[M].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91.
以科學發展觀的眼光來衡量，現代化的優質教育必然是順應人的發展需求，滿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斷提升，群眾滿意度不斷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質量和數量、公平和個性、成功和幸福達到高度和諧的教育，聯系**教育發展實際，幾個問題和大家交流探討，拋磚引玉，推動大家議教育、謀發展。
一、城市需要怎樣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設“三中心、兩高地”宜創宜居的國際性商貿城市，教育一方面要為城鄉百姓提供均衡、優質、公平的教育機會，滿足百姓“有書讀”“讀好書”意愿；另一方面要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支持。面對挑戰，**發展經濟的競爭力急待進一步培育，新的優勢在于市場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在于知識技術和創新人才的支撐，在于專利、品牌等新興經濟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積累和提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突破資源瓶頸，提高發展質量，需要教育發揮知識和技術創新的“源頭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儲備庫”、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發動機”的作用。
（一）進一步推進教育均衡發展。
近幾年我市教育整體發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斷提高，但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銳，城鄉教育之間、義務教育與其他教育類別之間，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區域間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還需進一步改進。我市用十年時間實現了由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向高質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轉變，**教育實現了三大轉變：即從數量的擴張轉到質量的提高，從硬件的完善轉到隊伍的優化，從教育的均衡、快速發展到優質、和諧發展。當前及今后，教育的關鍵點已轉移到更深層次的均衡上來，更注重校風、學風、教師隊伍、學校管理和發展潛能等，促進教育公平要從外延擴張，更注重內涵發展，尤其要加強薄弱學校、農村學校師資建設、教學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學水平，使每所學校都得到發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強教育資源尤其是師資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優化教師引進、培養和發展的政策，在教師待遇的保障、優秀人才的引進、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創新人才的獎勵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師資的科學流動機制和培養提升機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頸，促進教師資源“柔性流動”、“多向流動”等，培育優秀教研組、先進班組等創新型團隊，每個學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師團隊。完善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的資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資源共享、“和諧共進”的均衡發展機制。
（二）進一步加快職業教育發展。
職業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會”的教育，是與本地經濟發展關聯度很高的教育類別。本地產業發展是發展職業教育的現實源泉，職業教育的優質發展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資源基礎，困此“圍繞產業辦學、圍繞市場興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蘇州市發展職業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無縫對接”，蘇州是世界知名制造業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資企業密集區，世界500強的91家企業在蘇辦廠，蘇州產業在升級，蘇州職業教育也在跟進，從傳統的電子商務、文秘、電工到微電子制造，現代通信技術、物流、汽車維修，市場需求與學校發展和諧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設國際小商品貿易中心、國際小商品創造中心目標，以轉型升級為主題，提升制造業整體素質，發展職教空間很大。但近幾年，我市職業教育面臨經費不足，生源不佳、發展信心不足、群眾認可度還不高等問題，職業教育對社會貢獻度還不高。（近幾年我市職業學校先進設備閑置現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術的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設備提供實訓，但由于活動經費缺乏，學校不能購置豐富的材料，許多教學活動無法開展，一些設備被閑置；企業與學校聯合辦學熱情不高，有的企業前幾年滿懷熱情辦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種原因，企業投入回報不對稱，辦班難以為繼。發展職業教育的社會環境不盡如人意．職業教育的質量也倍受社會各界關注。）一些規模企業反映，中等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在企業的“適用度”不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經過鍛煉往往成為企業的骨干，但現在經常會遭遇中職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現象，中職生的職業道德水平、職業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深化職業學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將進一步研究扶持職業教育的激勵政策，營造全社會重視實用人才、重視職業技能的氛圍。職業教育單位要振奮精神，與時俱進，瞄準市場辦學，著眼企業辦教，加強教育教學改革，加強合作辦學，拓展辦學的形式，提高職教服務社會、助推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三）進一步完善國民教育體系。
做好國民教育的“前伸”和“后延”工作，一方面加快學前教育優質化、公益化進程，今年把6個鎮街中心幼兒園的建設列入政府實事，還要制訂幼教專項政策，推進學前教育加速度發展；另一方面加強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統籌繼續教育、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長教育，為建設學習型城市提供良好的環境。
二、教育需要怎樣的學校。
（一）樹立科學的質量觀和人才觀。
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不斷提高，隨著知識經濟不斷深入，“高分低能”、“高分無能”的青年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競爭的形勢，最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錄取標準已顯露出當今社會“新人才觀”的端倪，形勢要求我們確立全面的、可持續發展的質量觀；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業競爭的激烈，使家長對子女就業的期望過重寄托到學校的升學績效上，這種關注并沒有隨高等教育大眾化、基礎教育高標準普及而有所減弱，反而更為加強。這就使學校面臨兩種質量觀的矛盾，是追求“分數的質量”，還是“追求生命的質量”。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當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認為，德育關鍵是做人教育；智育關鍵是自主學習的能力；體育關鍵是終身鍛煉的習性養成；美育關鍵是情操陶治；勞動教育關鍵是樹立勞動光榮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養性—注重優美人格的奠定，養慧—圣賢智慧的陶治；養德—正大品行的規范；養志—理想抱負的樹立；養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學生不僅要提高文化科知識水平，更要發展體質水平、審美水平、創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質，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更要樹立“因材施教”理念，確立不同個性、不同稟賦學生不同的質量標準。人格教育與技能教育相輔相成，培養具有深刻文化素養、身心更和諧健全的現代中國人。
（二）深化教育教學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從積極提升教師業務素質入手，提高教師實踐新理念，運用新技術，實施新辦法開展教育教學的能力；要著眼課堂教學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減輕負擔”為原則，提高文化課教學質量；要改變全市學校一把尺子衡量績效的局面，實行教育質量多元策略，實施策略分層，多元發展，確立“各級各類爭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學校努力在自身層次達到最優，實行群體創優；要培養學生多方面素質，統籌學校藝術教育和課外活動，構建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體育活動體系。
（三）加快學校內涵成長。
近三年我市高揚學校文化建設大旗，推動學校錘煉核心價值觀，培育師生主流意識，以文化提品質，以文化樹品牌。但目前學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師生團隊的治教求學行動中，有品位的學校不夠多。一個富有內涵的學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貫徹得非常到位，得到全體成員多年不變的認同和自覺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煉到細節，學校的一本書或是一棵樹背后都可能有蘊藏著深刻的內涵。三是風格一定要有鮮明的個性。學校不一定每個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個性的學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資源，以及拓展和發揮，不因學校規模宏大而龐雜失序，不因學校規模小而無可實施。比如義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經塑造了比較深厚的學校形象，那么，“義中人”這個品牌怎樣發揚光大、與時俱進？是否可以將更多象“義中人”這樣富有精神內涵的學校特色品牌呢？面對既定的師資和生源、硬件和軟件，學校文化發展的境界決定了學校內在發展力和外在的影響力，靠有限的名師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為神奇、化散沙為整體的力量。
三、學校需要怎樣的教師。
（一）教師要有精神空間。
最近幾年伴隨著高校擴招步伐不斷加大，教師教育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市教師的數量和質量均有可喜提升，社會人士熱衷教育的氛圍日漸濃厚，但隨著百姓對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前我市教師的學科和學歷結構還不盡完善，優秀教師群體還比較單薄，對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師德行風狀況有質疑的聲音。教育發展首要資源是教師；教師的素質首要是師德。有一個事實全世界應該都相同，那就是當教師不是發財的工作，教師在很大程度上是將自己的精神世界來作為職業資源的，教師是從社會地位而非經濟地位獲得尊嚴，教師的價值是在學校中以傳遞人類精神的火種而體現出來。但令人擔憂的是，過度的量化使學校和教師的特有價值難以充分評價，功利的社會使教師的價值取向受到不良影響，應試教育也傷害了教師職業的古老的歡樂，教師的信仰以及個性、靈性、獨特的生命體驗都在漸漸消退，教師作為人的精神導師和靈魂工程師的功能的退減，使教師不僅不被社會敬重，連學生都不再尊重他們。因此各中小學要進一步加強師德行風建設，以整治違規帶生問題為切入點，以充實教師的精神世界為根本點，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師成長、研究教師培養上來，培養更多的品德良好，學養深厚的優秀教師，以教師隊伍建設推進教育內涵發展。
（二）校長要有幾分書卷氣
以科學發展觀的眼光來衡量，現代化的優質教育必然是順應人的發展需求，滿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斷提升，群眾滿意度不斷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質量和數量、公平和個性、成功和幸福達到高度和諧的教育，聯系*教育發展實際，幾個問題和大家交流探討，拋磚引玉，推動大家議教育、謀發展。
一、城市需要怎樣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設“三中心、兩高地”宜創宜居的國際性商貿城市，教育一方面要為城鄉百姓提供均衡、優質、公平的教育機會，滿足百姓“有書讀”“讀好書”意愿；另一方面要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支持。面對挑戰，*發展經濟的競爭力急待進一步培育，新的優勢在于市場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在于知識技術和創新人才的支撐，在于專利、品牌等新興經濟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積累和提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突破資源瓶頸，提高發展質量，需要教育發揮知識和技術創新的“源頭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儲備庫”、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發動機”的作用。
（一）進一步推進教育均衡發展。
近幾年我市教育整體發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斷提高，但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銳，城鄉教育之間、義務教育與其他教育類別之間，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區域間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還需進一步改進。我市用十年時間實現了由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向高質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轉變，*教育實現了三大轉變：即從數量的擴張轉到質量的提高，從硬件的完善轉到隊伍的優化，從教育的均衡、快速發展到優質、和諧發展。當前及今后，教育的關鍵點已轉移到更深層次的均衡上來，更注重校風、學風、教師隊伍、學校管理和發展潛能等，促進教育公平要從外延擴張，更注重內涵發展，尤其要加強薄弱學校、農村學校師資建設、教學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學水平，使每所學校都得到發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強教育資源尤其是師資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優化教師引進、培養和發展的政策，在教師待遇的保障、優秀人才的引進、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創新人才的獎勵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師資的科學流動機制和培養提升機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頸，促進教師資源“柔性流動”、“多向流動”等，培育優秀教研組、先進班組等創新型團隊，每個學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師團隊。完善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的資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資源共享、“和諧共進”的均衡發展機制。
（二）進一步加快職業教育發展。
職業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會”的教育，是與本地經濟發展關聯度很高的教育類別。本地產業發展是發展職業教育的現實源泉，職業教育的優質發展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資源基礎，困此“圍繞產業辦學、圍繞市場興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市發展職業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無縫對接”，*是世界知名制造業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資企業密集區，世界500強的91家企業在蘇辦廠，*產業在升級，*職業教育也在跟進，從傳統的電子商務、文秘、電工到微電子制造，現代通信技術、物流、汽車維修，市場需求與學校發展和諧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設國際小商品貿易中心、國際小商品創造中心目標，以轉型升級為主題，提升制造業整體素質，發展職教空間很大。但近幾年，我市職業教育面臨經費不足，生源不佳、發展信心不足、群眾認可度還不高等問題，職業教育對社會貢獻度還不高。（近幾年我市職業學校先進設備閑置現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術的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設備提供實訓，但由于活動經費缺乏，學校不能購置豐富的材料，許多教學活動無法開展，一些設備被閑置；企業與學校聯合辦學熱情不高，有的企業前幾年滿懷熱情辦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種原因，企業投入回報不對稱，辦班難以為繼。發展職業教育的社會環境不盡如人意．職業教育的質量也倍受社會各界關注。）一些規模企業反映，中等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在企業的“適用度”不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經過鍛煉往往成為企業的骨干，但現在經常會遭遇中職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現象，中職生的職業道德水平、職業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深化職業學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將進一步研究扶持職業教育的激勵政策，營造全社會重視實用人才、重視職業技能的氛圍。職業教育單位要振奮精神，與時俱進，瞄準市場辦學，著眼企業辦教，加強教育教學改革，加強合作辦學，拓展辦學的形式，提高職教服務社會、助推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三）進一步完善國民教育體系。
做好國民教育的“前伸”和“后延”工作，一方面加快學前教育優質化、公益化進程，今年把6個鎮街中心幼兒園的建設列入政府實事，還要制訂幼教專項政策，推進學前教育加速度發展；另一方面加強終身教育體系建設，統籌繼續教育、社區教育、成人教育、家長教育，為建設學習型城市提供良好的環境。
二、教育需要怎樣的學校。
（一）樹立科學的質量觀和人才觀。
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不斷提高，隨著知識經濟不斷深入，“高分低能”、“高分無能”的青年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競爭的形勢，最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錄取標準已顯露出當今社會“新人才觀”的端倪，形勢要求我們確立全面的、可持續發展的質量觀；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業競爭的激烈，使家長對子女就業的期望過重寄托到學校的升學績效上，這種關注并沒有隨高等教育大眾化、基礎教育高標準普及而有所減弱，反而更為加強。這就使學校面臨兩種質量觀的矛盾，是追求“分數的質量”，還是“追求生命的質量”。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當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認為，德育關鍵是做人教育；智育關鍵是自主學習的能力；體育關鍵是終身鍛煉的習性養成；美育關鍵是情操陶治；勞動教育關鍵是樹立勞動光榮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養性—注重優美人格的奠定，養慧—圣賢智慧的陶治；養德—正大品行的規范；養志—理想抱負的樹立；養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學生不僅要提高文化科知識水平，更要發展體質水平、審美水平、創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質，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更要樹立“因材施教”理念，確立不同個性、不同稟賦學生不同的質量標準。人格教育與技能教育相輔相成，培養具有深刻文化素養、身心更和諧健全的現代中國人。
（二）深化教育教學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從積極提升教師業務素質入手，提高教師實踐新理念，運用新技術，實施新辦法開展教育教學的能力；要著眼課堂教學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減輕負擔”為原則，提高文化課教學質量；要改變全市學校一把尺子衡量績效的局面，實行教育質量多元策略，實施策略分層，多元發展，確立“各級各類爭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學校努力在自身層次達到最優，實行群體創優；要培養學生多方面素質，統籌學校藝術教育和課外活動，構建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體育活動體系。
（三）加快學校內涵成長。
近三年我市高揚學校文化建設大旗，推動學校錘煉核心價值觀，培育師生主流意識，以文化提品質，以文化樹品牌。但目前學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師生團隊的治教求學行動中，有品位的學校不夠多。一個富有內涵的學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貫徹得非常到位，得到全體成員多年不變的認同和自覺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煉到細節，學校的一本書或是一棵樹背后都可能有蘊藏著深刻的內涵。三是風格一定要有鮮明的個性。學校不一定每個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個性的學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資源，以及拓展和發揮，不因學校規模宏大而龐雜失序，不因學校規模小而無可實施。比如義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經塑造了比較深厚的學校形象，那么，“義中人”這個品牌怎樣發揚光大、與時俱進？是否可以將更多象“義中人”這樣富有精神內涵的學校特色品牌呢？面對既定的師資和生源、硬件和軟件，學校文化發展的境界決定了學校內在發展力和外在的影響力，靠有限的名師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為神奇、化散沙為整體的力量。
三、學校需要怎樣的教師。
（一）教師要有精神空間。
最近幾年伴隨著高校擴招步伐不斷加大，教師教育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市教師的數量和質量均有可喜提升，社會人士熱衷教育的氛圍日漸濃厚，但隨著百姓對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前我市教師的學科和學歷結構還不盡完善，優秀教師群體還比較單薄，對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師德行風狀況有質疑的聲音。教育發展首要資源是教師；教師的素質首要是師德。有一個事實全世界應該都相同，那就是當教師不是發財的工作，教師在很大程度上是將自己的精神世界來作為職業資源的，教師是從社會地位而非經濟地位獲得尊嚴，教師的價值是在學校中以傳遞人類精神的火種而體現出來。但令人擔憂的是，過度的量化使學校和教師的特有價值難以充分評價，功利的社會使教師的價值取向受到不良影響，應試教育也傷害了教師職業的古老的歡樂，教師的信仰以及個性、靈性、獨特的生命體驗都在漸漸消退，教師作為人的精神導師和靈魂工程師的功能的退減，使教師不僅不被社會敬重，連學生都不再尊重他們。因此各中小學要進一步加強師德行風建設，以整治違規帶生問題為切入點，以充實教師的精神世界為根本點，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師成長、研究教師培養上來，培養更多的品德良好，學養深厚的優秀教師，以教師隊伍建設推進教育內涵發展。
（二）校長要有幾分書卷氣。
以科學發展觀的眼光來衡量，現代化的優質教育必然是順應人的發展需求，滿足人性自我提升需要的教育，必然是百姓福祉不斷提升，群眾滿意度不斷上升的教育，必然是質量和數量、公平和個性、成功和幸福達到高度和諧的教育，聯合市教育發展實際，幾個問題和大家交流探討，拋磚引玉，推動大家議教育、謀發展。
一、城市需要怎樣的教育。
我市正努力建設“三中心、兩高地”宜創宜居的國際性商貿城市，教育一方面要為城鄉百姓提供均衡、優質、公平的教育機會，滿足百姓“有書讀”“讀好書”意愿；另一方面要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支持。面對挑戰，市發展經濟的競爭力急待進一步培育，新的優勢在于市場發展模式的轉型升級，在于知識技術和創新人才的支撐，在于專利、品牌等新興經濟元素的培育，在于城市人文的積累和提升，市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突破資源瓶頸，提高發展質量，需要教育發揮知識和技術創新的“源頭活水”、人才和思想的“儲備庫”、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發動機”的作用。
（一）進一步推進教育均衡發展。
近幾年我市教育整體發展水平和教育均衡程度不斷提高，但優質教育資源總量不足和百姓要求享受良好教育的矛盾依然尖銳，城鄉教育之間、義務教育與其他教育類別之間，公辦教育與民辦教育、區域間發展不均衡的狀況還需進一步改進。我市用十年時間實現了由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向高質量普及十五年教育的轉變，市教育實現了三大轉變：即從數量的擴張轉到質量的提高，從硬件的完善轉到隊伍的優化，從教育的均衡、快速發展到優質、和諧發展。當前及今后，教育的關鍵點已轉移到更深層次的均衡上來，更注重校風、學風、教師隊伍、學校管理和發展潛能等，促進教育公平要從外延擴張，更注重內涵發展，尤其要加強薄弱學校、農村學校師資建設、教學方式改革，提升教育教學水平，使每所學校都得到發展提升。因此，今后要加強教育資源尤其是師資力量的良性配置，加快我市要優化教師引進、培養和發展的政策，在教師待遇的保障、優秀人才的引進、農村教師隊伍的穩定、創新人才的獎勵等方面，深化政策，建立多渠道的教育骨干和師資的科學流動機制和培養提升機制，努力突破制度瓶頸，促進教師資源“柔性流動”、“多向流動”等，培育優秀教研組、先進班組等創新型團隊，每個學校都要推出自己的名師團隊。完善促進城鄉教育均衡的資源分配制度，大力研究資源共享、“和諧共進”的均衡發展機制。
（二）進一步加快職業教育發展。
職業教育是“面向人人，面向社會”的教育，是與本地經濟發展關聯度很高的教育類別。本地產業發展是發展職業教育的現實源泉，職業教育的優質發展也是企業發展的重要的智力和人力資源基礎，困此“圍繞產業辦學、圍繞市場興教”是其基本理念。例如蘇州市發展職業教育理念是“合拍共振，無縫對接”，蘇州是世界知名制造業基地之一，是外商投資企業密集區，世界500強的91家企業在蘇辦廠，蘇州產業在升級，蘇州職業教育也在跟進，從傳統的電子商務、文秘、電工到微電子制造，現代通信技術、物流、汽車維修，市場需求與學校發展和諧共生。我市已提出了建設國際小商品貿易中心、國際小商品創造中心目標，以轉型升級為主題，提升制造業整體素質，發展職教空間很大。但近幾年，我市職業教育面臨經費不足，生源不佳、發展信心不足、群眾認可度還不高等問題，職業教育對社會貢獻度還不高。（近幾年我市職業學校先進設備閑置現象一定程度存在。要有懂技術的學生，必須要有一定的設備提供實訓，但由于活動經費缺乏，學校不能購置豐富的材料，許多教學活動無法開展，一些設備被閑置；企業與學校聯合辦學熱情不高，有的企業前幾年滿懷熱情辦起校企合作班，但由于各種原因，企業投入回報不對稱，辦班難以為繼。發展職業教育的社會環境不盡如人意．職業教育的質量也倍受社會各界關注。）一些規模企業反映，中等職業教育培養的學生在企業的“適用度”不如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中等職業學校培養的學生經過鍛煉往往成為企業的骨干，但現在經常會遭遇中職生用不上、用不起的現象，中職生的職業道德水平、職業技能水平有所“滑坡”。在大學生就業難的背景下，深化職業學校人才培養模式改革更是迫切。市政府將進一步研究扶持職業教育的激勵政策，營造全社會重視實用人才、重視職業技能的氛圍。職業教育單位要振奮精神，與時俱進，瞄準市場辦學，著眼企業辦教，加強教育教學改革，加強合作辦學，拓展辦學的形式，提高職教服務社會、助推經濟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二、教育需要怎樣的學校。
（一）樹立科學的質量觀和人才觀。
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素質的要求不斷提高，隨著知識經濟不斷深入，“高分低能”、“高分無能”的青年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競爭的形勢，最近幾年北京、上海等地推行高校自主招生，錄取標準已顯露出當今社會“新人才觀”的端倪，形勢要求我們確立全面的、可持續發展的質量觀；但另一方面，恰恰是就業競爭的激烈，使家長對子女就業的期望過重寄托到學校的升學績效上，這種關注并沒有隨高等教育大眾化、基礎教育高標準普及而有所減弱，反而更為加強。這就使學校面臨兩種質量觀的矛盾，是追求“分數的質量”，還是“追求生命的質量”。越來越多人認識到當前教育的一些偏差。我認為，德育關鍵是做人教育；智育關鍵是自主學習的能力；體育關鍵是終身鍛煉的習性養成；美育關鍵是情操陶治；勞動教育關鍵是樹立勞動光榮的信念。教育青少年要養性—注重優美人格的奠定，養慧—圣賢智慧的陶治；養德—正大品行的規范；養志—理想抱負的樹立；養能—生命能力的完善。學生不僅要提高文化科知識水平，更要發展體質水平、審美水平、創新水平、心理水平等各方面素質，提高可持續發展能力，更要樹立“因材施教”理念，確立不同個性、不同稟賦學生不同的質量標準。人格教育與技能教育相輔相成，培養具有深刻文化素養、身心更和諧健全的現代中國人。
（二）深化教育教學和教育管理改革。
要從積極提升教師業務素質入手，提高教師實踐新理念，運用新技術，實施新辦法開展教育教學的能力；要著眼課堂教學模式的革新，以“提高效率，減輕負擔”為原則，提高文化課教學質量；要改變全市學校一把尺子衡量績效的局面，實行教育質量多元策略，實施策略分層，多元發展，確立“各級各類爭一流”思想，促使不同學校努力在自身層次達到最優，實行群體創優；要培養學生多方面素質，統籌學校藝術教育和課外活動，構建豐富多彩的校園文化體育活動體系。
（三）加快學校內涵成長。
近三年我市高揚學校文化建設大旗，推動學校錘煉核心價值觀，培育師生主流意識，以文化提品質，以文化樹品牌。但目前學校文化尚未深刻融入管理者治教理念，以及師生團隊的治教求學行動中，有品位的學校不夠多。一個富有內涵的學校，我的理解：一是理念一定要貫徹得非常到位，得到全體成員多年不變的認同和自覺遵行。二是管理一定要修煉到細節，學校的一本書或是一棵樹背后都可能有蘊藏著深刻的內涵。三是風格一定要有鮮明的個性。學校不一定每個都是名校，但可以是有個性的學校，特色的培育源于深入挖掘校本資源，以及拓展和發揮，不因學校規模宏大而龐雜失序，不因學校規模小而無可實施。比如義中是我市教育多年的典型代表，已經塑造了比較深厚的學校形象，那么，“義中人”這個品牌怎樣發揚光大、與時俱進？是否可以將更多象“義中人”這樣富有精神內涵的學校特色品牌呢？面對既定的師資和生源、硬件和軟件，學校文化發展的境界決定了學校內在發展力和外在的影響力，靠有限的名師建不起名校，只有文化才有化平凡為神奇、化散沙為整體的力量。
三、學校需要怎樣的教師。
（一）教師要有精神空間。
最近幾年伴隨著高校擴招步伐不斷加大，教師教育的力度不斷加大，我市教師的數量和質量均有可喜提升，社會人士熱衷教育的氛圍日漸濃厚，但隨著百姓對教育要求越來越高，對教師素質的要求也水漲船高。當前我市教師的學科和學歷結構還不盡完善，優秀教師群體還比較單薄，對教師的職業精神和師德行風狀況有質疑的聲音。教育發展首要資源是教師；教師的素質首要是師德。有一個事實全世界應該都相同，那就是當教師不是發財的工作，教師在很大程度上是將自己的精神世界來作為職業資源的，教師是從社會地位而非經濟地位獲得尊嚴，教師的價值是在學校中以傳遞人類精神的火種而體現出來。但令人擔憂的是，過度的量化使學校和教師的特有價值難以充分評價，功利的社會使教師的價值取向受到不良影響，應試教育也傷害了教師職業的古老的歡樂，教師的信仰以及個性、靈性、獨特的生命體驗都在漸漸消退，教師作為人的精神導師和靈魂工程師的功能的退減，使教師不僅不被社會敬重，連學生都不再尊重他們。因此各中小學要進一步加強師德行風建設，以整治違規帶生問題為切入點，以充實教師的精神世界為根本點，把更多的精力放到琢磨教師成長、研究教師培養上來，培養更多的品德良好，學養深厚的優秀教師，以教師隊伍建設推進教育內涵發展。
（二）校長要有幾分書卷氣。
一、我國新一輪教育改革仍然是量變而不是質變
哲學認為，量變是指事物存在和發展的規模、程度、速度，以及事物構成在空間中的排列順序等的變化；質變是指一事物區別于他事物的內在規定性的變化，是本質的改變。量變是質變的必要準備，質變是量變的必然結果。回顧我國十幾年來教育改革和發展的過程，不難看出我國的教育改革和發展仍然是遵循著“量變”的規律，而不是“質變”。即是一場教育改革，而不是一場教育革命。一般而言，“革命”是直接對“已有”的否定，是“徹底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是質變；而“改革”則是對“已有”的調整、充實和提升，是量變。但現實中有不少人受思維慣性的影響習慣用教育革命的標準來衡量我國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果，從而得出不恰當的“悲觀論調”。我認為，不僅過去的十幾年，就是現在以及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我國的教育發展仍然是量變，仍然要走“教育改革之路”。如果從量變觀出發，十幾年來我國教育改革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顯著的，就是在教育觀念的變革方面也是成效明顯，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老百姓對教育的需求明顯提高，而且漸趨多樣化。十幾年來，隨著九年制義務教育的普及，受良好的教育已成了青少年的第一需要，百姓對優質教育資源的需求日顯強烈。在終身教育理念的影響下，成人社會的教育需求也越來越大，不同形式的繼續教育和在職培訓如雨后春筍，學習型的社會正在逐步形成。另外，百姓對個體教育需求層次和目標的設計，也漸趨理性化和客觀化。很多父母對孩子的教育目標設計不再是純“理想化”，而是根據孩子的特點和受教育環境作更加切合實際的規劃。如接受職業教育的人越來越多，“先就業再深造，學無晚時”的理念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獨木橋”上已不再像以前那樣擁擠了。
二是教師對學生人格的尊重和主體性的關注明顯增強。在以人為本、依法治教的理念影響下，廣大教師尊重學生人格和突出其主體地位的意識明顯增強。盡管體罰學生的現象還沒有絕跡，但已明顯減少。加之學生維權的意識增強，也促進教師逐步形成依法執教的理念。
三是家長的素質教育思想也明顯增強。隨著高校的擴招、用人機制的改革以及素質教育思想的不斷宣傳，現在已有很多家長不再只關注孩子的文化課成績，而是對孩子品德的養成和特長的培養普遍比以前重視，并明顯地較以前更加重視孩子綜合素質的養成。如社會上的各種特長班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多，同時很多家長開始關注孩子的“童年快樂”。
四是社會的人才觀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特別是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人才選用市場化以后，人們越來越重視人的能力和綜合素質，而不僅僅是知識或文憑。很多用人單位在招聘人才時（包括公務員考試）不看文憑看才德。而且自主創業之風正在被社會倡導。“只要有真才實學就不怕無用武之地”已成為社會共識。
因此，我認為在我國教育改革的關鍵時期，應著重引導國人看到我國教育改革取得的成就，并應把出現的問題看作是發展中的問題，而不是抱怨和手足無措。必須樹立信心，毫不退縮，腳踏實地、循序漸進地推進我國的教育改革。
二、教育觀念的變革一定要遵循對立統一規律
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和核心范疇。對立統一規律也就是矛盾規律，即任何事物都包含著矛盾或處在矛盾之中，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推動著事物的運動發展，矛盾是事物變化發展的根本動力和內在源泉。教育觀念的變革就是不同教育觀念之間的對立統一。
縱觀中外教育的發展史，從實踐的層面看，從來沒有出現過一種教育思想或理論完全替代了另一種教育思想或理論。不管是傳統派的教育思想和現代派的教育思想，還是人文主義教育觀和科學主義教育觀，甚至包括人才選拔制度----薦舉與考試，都是這樣。盡管在某一時期某種教育思想或理論可能會占絕對優勢，但必然是通過一定階段的斗爭和發展后，最終又達到與對立思想在新的發展階段的相對融合與和諧。即教育思想與理論的發展也符合一般事物發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規律。所以，教育思想的斗爭，目的不在于求得結果的誰勝誰負，而在于在斗爭的過程中促變革，在變革的過程中求發展。
我國新一輪的教育改革盡管取得了顯著的成就，但存在的問題也確實不少。我認為最關鍵的是在教育改革的宏觀思維方面出現了偏差：過于強調改革的否定性而忽視改革的兼容性。大家習慣采取非此即彼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好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甚至出現矯枉過正的現象。從而使理論脫離實際，使理想脫離現實。根據我國目前教育改革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在教育改革的宏觀思維方面至少應樹立以下幾個對立統一觀。
㈠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的對立統一
十幾年來，人們一直在譴責應試教育，并把素質教育當作應試教育的對立面提出來作為我國教育改革的指導思想。全國從上到下強力推行素質教育，明確要求用素質教育代替應試教育。但實踐證明，不僅完全取締應試教育很難做到，而且應試教育還很有市場。這就不能不引起我們反思：不能否認應試教育也為國家培養了一大批人才；不能認為書本知識學得好的學生就一定能力差、品德差；不能認為學生學業成績的差距就一定是應試教育造成的，誰敢保證實施素質教育就一定沒有學業落后的學生；也不能把學生犯罪和自殺全歸罪于應試教育，誰敢保證實施素質教育就一定沒有犯罪和自殺的學生；更不能認為從事應試教育的教師就絕對不關心學生其他方面的發展。學校不考試怎么評價學生的學業成績？考試不排名次怎么培養學生的進取心和競爭意識？甚至有人開始重新認識我們早已徹底否定的科舉考試。問題不在考試本身，而在于考什么、怎么考以及考試的頻度和如何看待考試。這里我不是在為應試教育唱贊歌，應試教育確實有很多弊端，但絕對不能完全否定應試教育。我們不能讓應試教育與素質教育并存，至少也應該讓素質教育包含應試教育，必須給應試教育保留一片天空。這不僅因為有相當一部分孩子能很好地適應應試教育（不少老師反映，絕大部分成績好的學生其他方面也很優秀），而且每一個人在受教育的過程中總有那么幾個階段是要接受應試教育的（如高考之前和考研之前等）。
㈡共性與個性發展的對立統一
分析古今中外的教育目的，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教育目的中既包含有人的共性的培養，又包含有人的個性的培養。就不同的教育目的的特點而言，或偏重于培養共性，或偏重于培養個性，或兩者和諧兼顧。從歷史的角度看，西方國家的教育目的中比較偏重于強調培養人的個性，東方國家的教育目的中則比較偏重于強調培養人的共性。而今天的人們已經清楚地看出了兩者的各自利弊。我國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前只強調培養人的共性，但八十年代倡導教育改革以后開始重視對人的個性的培養，并漸漸出現言必談個性的現象，似乎淡忘了培養共性的重要性。實際上，科學的教育目的觀必須是既要強調培養人的個性，又要強調培養人的共性。因為共性是構成社會的基礎，是社會穩定的前提；個性是社會發展的基礎，是社會變革的前提（從人的心理因素而言，沒有個性就沒有創造力）。共性和個性共同構成人的素質，我們的教育就是要培養學生具有共性的個性和具有個性的共性，并使兩者和諧統一。我們不能一味的強調個性發展，因為個性有好壞之分。我們一定要強調培養人的良好個性。所謂良好個性，就是你的個性發展不能有損于你的共性養成和妨礙別人的個性養成。如果走極端必然不能使人和諧發展，也有害于社會。
㈢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教育的對立統一
德、智、體、美、勞（勞動創造）五育在時空上存在著矛盾，但它們之間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相互促進的。“五育”中，任何一方面的存在和發展，都以其他方面的存在和發展為條件，任何一方面的教育又包含著其他方面教育的成分和內容，且任何一方面教育的忽視也會影響到其他方面。德育的實施能夠有效推動其他方面教育的完成，它是靈魂、是統帥，起到動力作用；智育為其他各育的實施提供科學知識和智力基礎；體育為其他各育提供不可缺少的物質前提，體育也明顯地具有各育的因素；美育可以啟真、益德、健體，對人的全面發展能起到“催化劑”的作用；勞動創造的教育既是教育的內容，也是教育的目的所在，是其他各育成效的綜合體現。總之，全面發展的教育內容是個整體的結構，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如果過分強調任何一個因素都不利于人的全面發展，更不能人為地把各因素割裂開。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我們曾過于強調德育和生產勞動教育而忽視智育，批判“智育第一”，結果使我國的教育蒙受損失；八十年代又強調智育而忽視德育和生產勞動教育等，又使我國教育產生新的偏離，從而引發了新一輪教育改革。這些教訓應該記起。
㈣教師中心與學生中心的對立統一
新一輪教育改革中一個重要的教學理念就是從以教師為中心的教學觀轉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觀。倡導學生自主學習、開展研究性學習和進行個性化教學等，要求教師要少講，要“把課堂還給學生”，教師常用的講授法受到挑戰，甚至提出“學生是上帝”、“教師是服務者”的新理念。實際上，是要讓現代派的教育思想作為主流思想來代替傳統派教育思想的主導地位。歷史經驗告訴我們，這是行不通的。以杜威為代表的現代派教育思想作為以赫爾巴特為代表的傳統派教育思想的對立面，曾紅極一時，并影響全世界，但不久美國自己就開始批判杜威的思想了。盡管杜威的現代派教育思想仍在影響著世界的教育，但它至今不僅未能戰勝傳統派教育思想，而且其繼承者們還在不斷改進的過程中從傳統派教育思想中汲取營養。我國“”期間的“教育革命”也給我們留下了慘痛的教訓。在批判“師道尊嚴”的同時，將師生地位進行了徹底地置換，甚至鼓勵學生整教師，又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當然，今天不能與“”期間同日而語，但如果我們一味地講學生的主體地位而忽視教師的主導地位，如果我們只講學生的權利而不講教師的權利，則很難達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我們應該明確現代派教育思想不等于現代教育思想。我認為現代教育思想應是傳統派教育思想與現代派教育思想的結合，應該把學生的主體地位和教師的主導地位結合起來，而不是只講“學生中心”。
三、我國教育改革的推進和成效評估一定要具體問題具體對待
關鍵詞:盧梭;自然教育;職業教育;啟示
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Rousseau，1712－1778)是18世紀法國啟蒙運動著名的思想家，同時更是一位偉大的教育家，在西方社會發展歷史上具有極高的影響力。他倡導的自然主義教育包含“歸于自然”、“培育自然人”等多重特色。本文從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特色出發，探討和提出這一獨特的教育思想對當前職業教育的啟示。
一、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特色
(一)將“歸于自然”作為其核心內涵
貫穿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的主線就是尊崇兒童的自然天性，因此，“歸于自然”也就成為盧梭自然主義教育的核心。他認為，“歸于自然”［1］在教育上的體現就是要注重人的天生能力和人性中的自然傾向。事物的教育和人為的教育只有向自然的教育靠攏，才能實現良好有效的教育。城市的文明往往帶來誘惑和罪惡，只有在理想的自然狀態下，善良的人性才會有效生成。究其實質來說，就是要求兒童在關乎自身發展和教育中獲得主動權，避免成人的強迫和灌輸，在自然狀態下茁壯成長，教師的作用就是創造合適的學習環境，防范產生對兒童不利的影響。當然，盧梭所倡導的自然教育主要針對富人，因為在富人周圍的環境所受的教育是最不適合兒童成長發育的。相反，由于經濟因素和地理位置條件，窮人所處的教育環境特別是農村地區的教育環境最接近自然。
(二)理想的培養目標———自然人在《愛彌兒》一書中，盧梭表達了通過自然教育
將兒童培養成為理想主義范式的自然人。他所定義的自然人是與封建專制下的“公民”概念相對立的。盧梭認為，與封建專制下喪失自我價值的“公民”相比，首先，自然人擁有著獨立自主的主動權來創造屬于自己的獨特價值，其天性得到極大的開發。［2］其次，在自然的社會狀態下，自然人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無需為了世俗的名利和而費盡心機，擺脫了追名逐利的庸俗生活。然后，自然人有著極強的社會適應能力，因此有著自由的本性，也過著無拘無束的生活，因為其善于學習任何知識技能。最后，自然人摒棄了懶惰的秉性，并不靠他人來維持生活，反而自食其力，用勤勞的雙手創造勞動價值，而且智商極高。值得一提的是，盧梭所倡導的自然人并不是生活在大自然當中完全脫離了社會的人;相反，自然人有著高尚的社會道德，能理性克服內心的貪欲和邪惡，不為偏見和權威所動，不但為社會做貢獻而且保持著內心的單純與善良，不會被外界誘惑。總之，盧梭理想中自然教育的培養目標是身心和諧發展、具備高尚道德且社會適應力極強的自然人，即擺脫封建專制束縛的社會新人。
(三)推崇“正視兒童，遵循自然，將自由賦予兒童”的方法原則
盧梭在抨擊封建專制制度對人壓制的同時，更對當時封建制度下教育給兒童灌輸知識、舊倫理，遏制兒童本能天性的做法給予了極大的批判。他認為，首先，在教育中要正視兒童，不要讓兒童成為“小大人”［3］，正確看待屬于他們最自然的天性，這樣才不會做出一系列急于強迫兒童形成成年人言行舉止的荒唐行徑。其次，家長和教師要遵循自然法則，維護兒童天性，在自然中塑造兒童的良好行為習慣，而不是以束縛兒童天性、懲罰不良行為、剝奪兒童歡樂時光為代價。倡導將自由賦予兒童，讓兒童遠離壓制，脫離灌輸，率性發展，因為盧梭認為大自然總會用它最本真、最有效的方法去照顧兒童，而成人干預的后果則是前功盡棄。但這意思并不是說成人不需要關注兒童，相反，成人恰恰要做的就是細致觀察自由活動中充分發展的兒童，注意兒童的一舉一動，洞察兒童的心理特點和自然傾向，而后防范源于外界對兒童的不良影響。
(四)自然教育的實施方式:分年齡階段進行因材施教
盧梭認為人生存在著不同的階段，而每個階段都有它特有的成熟期。［4］所以，他在其自然教育實施的設想里根據年齡特點將兒童分成了四個教育階段，號召人們要按照學生的年齡特點去對待他們。首先，在嬰兒期的教育里，應該鍛煉和養育嬰兒的身體，但反對對嬰兒嬌生慣養，號召婦女把嬰兒送往鄉村，這樣可以使兒童生活在一個更加自然的環境里，讓身體可以適應自然的艱苦環境。其次，在兒童期的教育里，盧梭提倡鍛煉兒童的感官并繼續發展身體，為今后的發展智慧打下基礎。盡管他也同意在這一時期讓兒童掌握一些道德觀念，但反對讓兒童讀書，更反對向其灌輸理性教育。然后，在青年期的教育里，盧梭認為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是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和培養其學習能力，讓學生在實際活動中獨立自主地學習自然科學等有用知識。同時，通過讓兒童參加勞動教育，使其得到思想陶冶。最后，在青春期的教育里，學生應該接受愛情教育、性教育、宗教教育等道德教育，以此形成對自身的自愛自利。同時，將培養學生的道德判斷能力、善良的情感、堅強的道德意志作為這一時期的主要任務。其最終目標就是要把學生培養成為遵照良知引導、順從理性、克服、獨立自主不受誘惑的社會自然人。
二、當前職業教育存在的短板
(一)育人模式失衡:重技能、輕德育
職業教育作為支撐社會和個體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教育類型，其育人模式必須滿足社會未來的發展要求。受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歷史較為短暫，再加上當前市場經濟發展迅猛，使得職業教育的功利性與實踐性突出，人文性相對滯后。很多職業學校為了實現“就業率”的完美達標，通過各種途徑提升學生的專業技能，卻忽略了對學生職業道德的培育。很多調查顯示，大型的企業在招聘過程中往往看重的是求職者的職業態度、團隊意識以及奉獻精神等，而這些也是經常被學生和學校所忽視的。2011年《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課程改革狀況研究報告》指出，“94．3%的高職生對基本技術技能訓練課程最感興趣，只有8．5%的高職畢業生認為職業態度與素養是現在工作崗位最需要的能力。”［5］這說明，在學生中也存在著“重技術、輕德育”的現象。
(二)環境缺失:學生缺少實踐環境的浸潤
學生的全面發展離不開學校和社會兩大環境的支持，職業學校的學生尤其如此。從職業技能上講，學校環境為其提供知識理論和技能學習的場域，而社會環境則為其創設理論與實踐結合的氛圍，促進其技能進一步內化。在學校環境方面，存在著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象，特別是當前由于職教規模的不斷擴大，大批本科以上學歷的新教師進入職業教育領域，他們的理論功底深厚，但實踐操作卻相對薄弱，因此對學生實踐技能的提升具有一定的影響。在社會環境方面，雖然校企合作已很普遍，但始終不能擺脫“兩張皮”的尷尬，往往使校企“合作”淪為基于情感的偶然性支持，甚至退化為短視的功利性資助［6］。再者，學生實踐的環境也常常單一局限于企業，缺少在社區以及政府部門實踐的機會，實踐的環境缺乏多元化。
(三)理念定位不清:學校的管理范式缺乏對學生的人文關懷
學校的辦學和管理理念決定著學校的育人成效，理念定位不清則會導致管理范式的錯位。要實現教育的現代化，理念的現代化必不可少。當前，“以人為本”“以學生為本”成為教育所要秉持的理念，但在職業教育的實踐中，這種理念往往成為“喊口號”而難以作為真正指導學校管理范式的理念。很多職業學校“以學生為本”的理念僅僅停留在文件中而沒有真正落實，處理問題方法低效，管理方式簡單粗暴，缺乏對學生的人文關懷。也許在很多職業院校看來，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讓學生有一技之長就是對學生謀生的關懷。但不得不說，沒有人文關懷的職業教育將是機械的教育。如果學校只看重對學生的謀生關懷而忽視對學生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發展的關懷，那么，當學生面對以后壓力大的環境時，就會走不出困惑和迷茫。
三、補齊短板，盧梭自然教育思想對當代職業教育的啟示
(一)“學做人”:各級政府要增強職業教育的育德使命感，塑造合格的勞動者
德育是塑造合格勞動者所不可或缺的關鍵方式，正如盧梭認為學生“不但是學做木工活的學徒，‘學做人’的學徒期比所有學徒期都漫長，而且艱苦”［7］。當今信息化社會尤其需要職業教育為其培養吃苦耐勞、德才兼備的勞動者。為此，職業教育的德育使命不應削弱，更應加強，不僅需要重視職業院校學生的基本道德素養，而且要根據他們今后從事的相關職業進行職業道德的培育。然而，應該看到，當前我國職業教育的德育使命并未有效發揮，有些職業學校將德育窄化為“上上課、看看書”，將德育形式化、簡單化。育德不達標，也就造成了當前很多職業院校的畢業生高不成低不就、缺乏吃苦耐勞精神的現狀。因此，當前發展職業教育，各級政府要吸取盧梭自然教育思想的精華來整體布局，通過提供更多道德實踐的時機讓學生“有機會育德”，通過社會各界參與、家長協同的方式使學生“有效育德”，通過完善人才培養方案和優化課程安排，讓學生“有時間育德”。
(二)“遵循自然”:社會應創造良好的學習氛圍與環境
盧梭推崇“遵循自然”的教育方法。他認為，教學生去觀察大自然的現象，很快就能喚起他的好奇心，從而讓他自己去找答案，教育需要做的就是創造良好的環境。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社會各界力量的鼎力相助。［8］整個社會都有義務為職業院校學生創造良好的學習環境。企業方面應該提供更多實習見習的機會，讓職業院校的學生長時間零距離接觸生產第一線，不需要教師過多干預，只需要讓學生在潛移默化中形成自身對職業的認知，而后主動探究，進而使他們對今后的職業生涯有所預估。媒體方面，特別是網絡媒體應營造良好的網絡環境，實事求是，積極傳揚優秀勞動者的先進事跡等正能量。社區等社會組織方面，應該協同家長為學生營造更多更好的勞動與實踐的氛圍，讓學生結合勞動實踐去掌握與運用學過的理論知識，以此培養他們的興趣愛好，讓他們認為在實踐中學習并不是無聊與煩惱的事情，從自然中汲取知識經驗，從而讓學生在自然中充分實踐與拓展，培養學生適應社會的能力，以便為今后很快融入社會打下基礎。
(三)“學生本位”:秉持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念開展教育工作
關鍵詞： 蘇霍姆林斯基 “差生”的原因 轉化及啟示
前蘇聯的杰出教育家、作家、思想家及教師――蘇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學擔任教師三十二年有余，并出任這所學校的校長。他傾其一生，將自己的全部心血都放在教育身上，并將自己對教育的獨特見解、想法全都編寫為書。他所有的教育觀點都終歸于一個目標――如何培育“真正的人”。蘇霍姆林斯基有很多鮮明的教育觀點，尤其是對“差生”教育這一問題的研究。他在所著書中多次提到學習困難的或智力有問題的學生的教育，并附之生動的實例事跡加之精辟的理論分析，從中可以看出他對“差生”教育的高度重視。他的教育經驗對現如今的教育有深遠影響，對現代教育的教學發展同樣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一、蘇霍姆林斯基論“差生”
所謂“差生”，從廣義上理解就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落后于大多數學生平均成績的學生；從狹義上理解“差生”，就是智力較低，或是不健康的身體狀況，其中不乏身體和心理健康且智力也正常，但就其他方面有缺陷，像家庭、學校、社會環境等因素的不良影響及學生自身的學習方法、教師的教學態度與教育素養、學校的指導思想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導致學生學習成績落后[1]。由于國內外學者對“差生”的研究角度不同，因此對“差生”的理解也不同。現在“差生”大都不被稱為“差生”，更多的被稱為后進生、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學業不良的學生，等等。但蘇霍姆林斯基對“差生”有獨到理解。他說：“在我們的創造性的教育工作中，對‘后進生’的工作是最難啃的‘硬骨頭’之一，這樣說沒有那一位教師是不肯贊同的。”[2]如此，他便把畢生的心血都用在研究教育學生上，從心理學和哲學的高度對學生進行分析研究，總結出獨特的教育觀。在他的“差生”教育觀里，“差生”有三種類型：第一種表現為學生的思維尚未“覺醒”，教師要將“激發它的覺醒”作為教學目標；第二種表現為學生的“天賦”甄沒，老師的使命就是在教學過程中，幫助學生將“天賦”呈現顯性；第三種表現為“理解力差和頭腦遲鈍”的學習有困難的學生，老師需要多多關注他們的學[3]。這三種類型是蘇霍姆林斯基對“差生”的獨到見解，他也將致力于教育轉化此類學生。不過，就大多數學生而言，無可厚非在“天賦”上存在差異。所以，前兩類“差生”實際上并不是“差生”，只不過是他們的潛力或天賦暫時沒有被老師發現而已。由于這兩類“差生”的所謂的“天賦”還沒有被老師“發掘”，再加上一系列的因素綜合作用，因此往往對學習興致不高，而被判定為“差生”。“差生”作為一個思想尚未“開發”的具有主觀能動性的有潛能的群體，他們的學習天賦及其學習的潛能需要教師挖掘。
二、蘇霍姆林斯基論“差生”的形成
“差生”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他們之所以成為“差生”，就是各種因素長期積累、共同作用的結果。由于他們的性格特征、心理素質、身體狀況等各有不同，“差生”形成的原因迥異，因此也較繁雜。為了更有成效地對這些“差生”進行教育，他調查了兩千多個家庭，逐步了解兒童的日常、生活習慣、教育狀況、性格特征及精神狀態的種種情況，以便查明學生智力不正常的原因。蘇霍姆林斯基在35年的教育工作中先后教育過107個能力差的甚至智力差的孩子并對這些孩子進行了專門的教育工作，其中有一半是5歲到15歲左右，另一半是18歲左右的孩子。終于他了解到導致這些孩子智力不正常的原因，是由多個因素日積月累綜合發生的反應，久而久之就導致孩子的不健康發展。根據蘇霍姆林斯基多年的教育工作實踐，他堅信：“兒童學習困難，考試成績不理想，落后于別人，根本原因大都與兒童早期所接受教育的環境和他周圍的條件有關。”[4]根據蘇霍姆林斯基對“差生”的分類與分析，他認為“病根”主要有三點：
（一）不健康的、經常發生沖突的家庭關系是“差生”形成的主要原因。
蘇霍姆林斯基說：“不和諧的家庭關系是造成兒童發展上的偏差的最有害的因素之一。”孩子受教的第一個地方是家庭，而第一位老師父母親的行為也會使孩子耳濡目染，對其健康成長有所影響。所以，良好的家庭氛圍對于孩子的健康成長相當重要。他認為，這種不和諧的家庭關系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父母在生活中表現得最重要的部分是酒精中毒，在這種家庭生活的孩子，起初孩子的智力標志不明顯，但由于孩子的成長受不良行為潛移默化的影響很快就會變得非常突出；其次，導致兒童智力落后的又一因素是家庭對知識的限制及匱乏，貧窮的家庭情感生活總是和知識的局限性的生活交織在一起。在家庭中，如果家長和孩子的交往溝通言語太過貧乏，就會直接影響到孩子的智力；最后，在孩子剛出生的兩三年內沒有得到母親的教育。如果孩子在這個年齡階段沒有得到最親近――母親，以此理解不熟悉的世界，將給幼小的孩子沉重的打擊[5]。
（二）教師教育方法的簡單粗暴是“差生”形成的第二個原因。
“差生”的表現本就差強人意，缺乏信心，而且自尊感較一般學生較強，如若老師也對他們的教育過程表現得不耐煩，有心無心地傷害他們，那他們會更差。比如蘇霍姆林斯基在《教師，要愛護兒童對你的信任》一文里講到一個生物老師經常刺激和提問阿遼沙，說他“連這么簡單的東西都弄不明白，究竟能干些啥？”[6]這件事情對這個男孩的心理造成很大創傷，僅存的自信心將趨之若鶩。本就簡單的知識在他面前變得復雜了，因為缺乏自信心的他失去了向前進步的腳步，失去了對知識的渴望。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曾說：“人性最深刻的原則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得到別人的賞識，一個受過刺激和沒有受過刺激的人所發揮的能力有著相當大的差距。”[7]作為教師，請你任何時候都不要忘記，你所教的兒童都是極易受傷的，你的任務不是按部就班地將知識灌輸到學生頭腦中，而是與他們進行心靈的溝通，關心他們作為人的尊嚴感，只有這樣，他們才能通過學習受到教育。
（三）學生的“思維尚未覺醒”是其形成的第三個原因。
蘇霍姆林斯基認為，如若有一天，學生弄懂了、學會了在一整年里都沒有懂得知識，那這種“恍然大悟”就稱之為“思維的覺醒”[8]。孩子的思維之所以尚未覺醒，其內在精神力量在于知識是在兒童的意識里慢慢積累起來的，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慢慢來，日漸強大，而且需要老師的及時幫助。幫助他們樹立自己的信心就是教師的使命，任何時候都不要對他們失去信心，也不要灰心。老師需要對“思維尚未覺醒”的學生進行“救助”。
三、蘇霍姆林斯基論“差生”的轉化
正如蘇霍姆林斯基所說：“正像醫生細心地研究病人的機體，找出疾病的根源，以便著手進行治療一樣，教師也應當找出兒童學習困難的原因，采取一些能夠照顧個人特點和個別困難的教育措施，對其進行相應的‘救助’。”[9]
（一）區別對待孩子。
“差生”并不是集中地存在于一個班集體中，而是在每一個班集體中或多或少地存在幾個，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老師的倍加關愛。通常情況下，老師都會對優等生偏愛有加，而對“差生”則有些許偏見。作為老師，對待每一個孩子都應該一視同仁，如若長期偏愛好學生，而一直刺激“差生”，會嚴重導致兩極分化，影響教學質量[10]。蘇霍姆林斯基說：“不能‘一刀切’，不能認為好分數就是好學生，沒有得到‘應得’的分數就不是好孩子。”[11]龍生九子，也有不同。可見，差異是存在的，不能因為一個固有規則就認為每個人都得一樣，每個人所學的東西，愛好不盡相同，當然所具備的才能也有所不同，所以，不能認為這個孩子該有什么成就就有什么成就。也許對于一些孩子來說，有一個比較喜愛的東西就已經知足，不同的情況就需要用不同的尺度衡量。既然他們在學校生活學習，就應當對他們實行不一樣的制度，對他們幼小的心靈進行一定程度的保護。因為他們是最脆弱的，所以，在教學過程中老師要區別對待孩子。若上課學習有困難的學生和能力較強的兒童在一起學習時，則老師要多注意能力較差的學生，對他們多點耐心，不要使自己無心的表現讓孩子們感到教師對他們沒有信心，因此，老師對他們要倍加用心。
（二）激發學生的興趣。
受應試教育的影響，我們教育孩子往往較重視課本知識，而偏少自然教育，一味地學習課本知識只會禁錮孩子們的思維，不利于孩子擴散思維的發展。現在教育教學不應該過度重視課堂教育，應該在重視課堂教育的同時要特別關注兒童自然的行為。因為孩子自發的行為可以迅速激發他們的學習興趣。比如蘇霍姆林斯基為教育類似費佳的問題特地編了一套習題集，其中有不少題都是來自于自然中的小故事，這些小故事既可以滿足他們聽故事的好奇心又可以鍛煉他們的學習思維能力，在做這類習題時，他們不需要進行算術運算，僅僅需要他們對這些小故事感興趣，愿意思考就好[12]。為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蘇霍姆林斯基每星期組織孩子們兩次去自然界上思維課，學習思考，這并不是閑來無事無游玩，而是上課，既生動有趣，又豐富了孩子們的精神世界。[13]
（三）找出學生的“閃光點”。
教師要時常關注學生，善于發現他們身上不同于別人的“閃光點”，要時常用這些專屬于他們的特長激勵他們，讓學生感到自己的點滴進步，樹立信心[14]。蘇霍姆林斯基對待不同的孩子就采取不同的教育方式，比如巴甫里克和費佳。他說：“對每一個學習困難的兒童來說，不管他已經被耽誤到了什么程度，我們的崇高的使命就在于：要使我們所有學生都上升到一種抗專業的程度，給他一塊夠吃的面包是遠遠不夠的，要給他一種自尊感以及帶給他生活的歡樂。”[15]沒錯，如果孩子至高無上的自尊感受到“侵犯”，他就不會對學習甚至對老師產生好感。蘇霍姆林斯基認為，給學生困難的學生評分的老師是“不科學”的，因為那只會給學生帶來心理負擔。這樣做不僅起不到促進作用，反而適得其反。在教育教學中，蘇霍姆林斯基從來不會給學生打兩分，而是有另一種方法代替這種“評分”。他會經常告訴“差生”：“你再試一試，只要努力，你就可以做到。在我沒有給你打分數之前，都不算一個結局。只要你再試一次，我們就能取得好成績。如果你有不明白的問題，可以在明天上課前到學校，讓我們一起考慮。”[16]費佳、巴甫里克都有各自的“閃光點”，但發現他們的“閃光點”是不同的過程，所以我們必須有耐心。
（四）用勞動的愛好教育學生。
所謂勞動創造人，隨著時代的進步，社會的發展，實踐勞動早已不受重視，人類的發展和進步離不開勞動，可謂是沒有勞動就沒有未來，更別提學生的教育了。前蘇聯教育家凱洛夫曾說：“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不是僅靠學習就能形成的，還要借助勞動，也就是實踐，懂得勞動的重要性，在勞動過程中對勞動工具、器械等更加小心，久而久之，對于書籍一類的東西也會比較重視。”[17]蘇霍姆林斯基說：“兒童的智慧在他的手尖上。”“一個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人的主要原因就是――無法分辨看清事物之間的關系以及相互聯系”，即孩子的抽象思維得不到好的發展，除非以具體的事物作為媒介。因此，蘇霍姆林斯基對于孩子的勞動教育很重視，他選擇了一些帶有創造性的活動幫助學習有困難的學生，比如對各種裝置進行設計和裝置、制造各種活動活動所需要的模型和設計自己喜歡的等，讓他們通過思考各種部件和零件是怎樣相互作用，使得他們反復分析和對比的能力得以提高[18]。當然，智慧要得到極大的發展不僅要靠手所發揮的極大作用，而且要靠閱讀，因為閱讀不僅可以促進一個人的智育發展，還可以提高手的靈敏度。
（五）通過閱讀促進“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智力發展。
蘇霍姆林斯基說：“如若學生對學習感到越困難，那么他將會遇到更多的困難，他就越需要閱讀，不是用補課來替代，而是用閱讀、閱讀、再閱讀。正是不斷的閱讀在學習困難的學生起重要的作用。”[19]這樣做的重點在于閱讀能夠使那些考試不及格的學生得到發展。對于學習困難的學生而言，他們讀的書越多，知道的知識就越多，智力和思考的能力自然而然就會越活躍。蘇霍姆林斯基就從來沒有、一次也沒有給有這樣問題的學生補過課，他只是單純教他們閱讀和思考，因為閱讀好可以激發學習困難的學生的思維覺醒。蘇霍姆林斯基還說：“在學習中，學習越困難的孩子遇到的無法克服的問題就越多，如此就需要讀更多的書。因為讀書百遍，其義自現，他得到啟示就越多，他就會不斷地進行思考，而思考則會促進他們的智力發展。學生對自然界或對知識的敏感度是靠他閱讀的書籍以及閱讀時所做的思考所決定的。當然，閱讀對于學生的學習也有著相當大的作用，通過閱讀可以防止孩子對書本的死記硬背，促進學習。”[20]
四、蘇霍姆林斯基的“差生”觀對現代教育的啟示
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觀在前蘇聯具有很大影響，尤其是他的“差生”教育觀，對于當代們“后進生”的教育教學也有深刻啟發。
（一）和諧的家庭氛圍及良好的家長素養是孩子健康成長的直接要素。
蘇霍姆林斯基曾說孩子在家里的表現都會而且可能是對學校行為的間接再現，對于學校教育孩子的過程中所遇到的任何問題也都可以歸咎于家庭教育的不妥，以至于折射在學校教育中。孩子的健康全面發展既取決于父母親在兒童面前的表現，又取決于兒童從父母的行為中對社會環境及世界萬物之間的相互聯結的認識。由此可見，家庭環境對于孩子的健康發展有多大的作用。首先，孩子接受教育的第一所“學校”就是家庭，家長必須營造好的家庭氛圍供孩子健康發展；其次，家長的一切行為對孩子都是有影響的，所以良好的素養是家長所必須具備的；最后，家長要了解孩子的心理就必須經常與他們溝通、談心，以便在出現問題時進行及時有效的指導。
（二）教師的教學方法及教育態度是孩子健康發展的間接要素。
學校的學習，不是老師按部就班地把知識傳授到一個個無知的孩子的頭腦中，而是老師與學生之間的有默契的相互信任的溝通與合作。“差生”的存在并不是確定的，他們依著各自的種種特點存在，所以他們各自的表現也會不同，這就需要老師有一個適當的教育方式。首先，老師要改變偏愛優等生，無視“差生”的教育“慣性”，做到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不偏不倚；其次，在平時的教學過程中，對“差生”要特別照料，用恰當的教學方法教育學習落后的兒童，而且在提問題時也應該注意技巧，不要總是有意無意地給最“差”的學生提問些比較容易的問題；最后，由于教師的教學是一個雙邊活動，需要老師與他們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在孩童時期，孩子們往往會把他們學校中的生活與生活中遇到的道德問題聯系起來，而且他們會將學習中遇到的不如意的或者老師家長的教訓當做是一種屈辱，有損自尊心與自信心。所以，老師與家長在任何時候都要尊重他們的尊嚴，多鼓勵他們并發現他們獨特的有異于別人的閃光之處，幫助他們樹立自信心[21]。
（三）孩子的自我教育是其健康發展的根本要素。
用一定的尺度衡量自己就是所謂的“自我教育”。一個孩子要獲得健康的教育，僅靠家庭教育和學校教育是不夠的，根本因素就在于自己“思維的覺醒”。首先，為了便于思維的發展，孩子需要更多自由的空間做自己想做的事，學習興趣濃厚；其次，學業負擔不能過重，應多自然界“玩玩”，而不是一味地做功課，在做作業的過程中盡可能多地思考，對所做之事產生疑問，也可以對生活中不理解的事情加以懷疑，然后問教師你所有的有疑問的和不懂的問題，這對于孩子的智力發展有極大作用；最后，一本好書對孩子的自我教育起著重要作用，學生所讀的書越多，看待周圍事物的眼光就會越尖銳，對知識的認知就越敏銳，感受到的東西也就不同。這樣，就會防止孩子在讀書的時候死記硬背，久而久之，思維也慢慢“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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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產教結合 校企合作 職業教育
[作者簡介]馬錚（1980- ），男，天津人，天津職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講師，研究方向為物流管理、職業教育。（天津 300410）
[課題項目]本文系2011年貴州省教育改革發展研究重大招標課題“政府主導下的貴州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產教結合有效途徑與政策研究”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中圖分類號]G7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3985（2012）33-0020-03
一、研究的基本情況
1.研究目的。當前，職業教育與產業發展對接，是職業教育向其本質的回歸，構建產學一體、校企一體的職業教育辦學模式和運行方式，是我國職業教育發展與改革的核心。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職業教育在發展過程中與經濟和產業密切結合，企業在技能型人才培養中發揮了巨大作用。通過分析、對比職業教育發達國家在職業教育運行過程中圍繞產教結合、校企合作建立的法律、政策和實施辦法。從政策和體制的視角，對比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職業教育與經濟和產業發展相互融合、相互促進的背景、過程、作用、方式、運行機制及成果，總結各國的共同經驗，指導我國職業教育產教結合，實施校企合作的進程。
2.研究假設。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職業教育歷史悠久，對本國經濟增長貢獻巨大，職業教育體系具備較強的系統性，其運作模式獲得了本國相關方面的認可，在世界職業教育領域具有較強影響力。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職業教育體制完善，職業教育的理念更新快，并且形成了典型的職業教育模式，其基本特征是職業教育與經濟和產業融合以及校企合作辦學，共同承擔培養高技能人才的任務。德國、日本、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產學一體、校企一體的辦學模式體現了職業教育的本質特征，這種辦學模式和運行機制從一開始就得到了國家法律和相關制度的支撐。德國、日本、澳大利亞產學一體，校企一體的辦學模式經過長期的理論研究和實踐已經非常成熟并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已經成為了世界其他國家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僅在我國，截至2012年1月，以這三個國家的職業教育為主題詞的學術論文數量達到了4500余篇（“中國知網”相關搜索結果）。
3.相關概念。產教結合與校企合作都是指職業教育的人才培養模式，二者是一致的。其中，產教結合是宏觀和中觀層面的戰略，是一種將教育教學、生產勞動、科技研發與推廣、經營管理等方面有機結合的職業教育體制。“產”泛指產業（行業）內各個相關部門或產業鏈上下游相關企業及其一切生產活動，“教”指教育體系，包括教育體系中各部分，即教育主管部門、各級學校及其教育教學活動。產教結合是指職業教育的發展要與整個社會發展戰略規劃相結合，教育與社會和經濟發展處于一種相互配合、相互促進的關系，職業教育系統與各產業界的關系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系，各個行業的職業教育如何建設、如何發展、如何培養人才應以各產業界對人才的需求為依據。校企合作是微觀層面的方法和形式，是一種利用學校和企業不同的教育資源和教育環境，培養適合企業需要的應用型人才為主要目的教育模式，即在企業部門和職業教育學校之間、實際生產經營過程和教育教學活動過程之間建立極為密切的聯系，利用學校與企業單位在人才培養方面各自的優勢，把以課堂傳授間接知識為主的教育環境與直接獲取實際經驗和能力為主的生產現場環境有機結合起來。
二、主要研究內容和結果
1.在基本理論方面。職業教育以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為發展模式是歐洲傳統行會制度、學徒制度適應社會教育需求的必然產物。職業教育發達地區和國家在這方面的理論認識比較深入，以學者福斯特（Philip J. Foster）的觀點為其典型代表。福斯特積極倡導“產學合作”的辦學形式。綜合福斯特在20世紀60～80年代的觀點，職業教育中存在著“浪費”問題。產生“浪費”的原因包括：一是就業市場不需要接受職業教育的人才；二是市場需要這類人才，但他們學非所用，即工作職位與所學專業無關；三是市場需要這類人才，但由于職業前景和職業報酬上原因，職業教育畢業生選擇了一些與所學專業不對口但所相關的職業，在職的職員中有許多這樣的職教畢業生。福斯特指出：“職業教育的受訓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后的發展前景，是職業教育發展的最關鍵因素。因此，職業技術教育的發展必須以勞動力就業市場的實際需求為出發點”。他認為，應該發展多種形式的職業培訓，職業學校的發展必須與當地的經濟實際發展相聯系，須改革課程形式，在職業學校中多設工讀交替的“三明治”課程和一些具有實效的短期課程；實踐課盡量在企業內進行，盡力縮小正規學校職教與實際工作情景之間的距離，職業教育和培訓必須逐漸從學校本位走向產學合作。福斯特的觀點體現了職業教育發達國家政府、行業協會、企業、院校、專家學者對于職業教育發展模式的理論共識。在這一理論基礎之上，以德國、澳大利亞、日本為代表的職業教育發達國家圍繞產教結合、校企合作這一發展模式，全面建設具有本國特色的職業教育體系。
2.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法律保障。第一，德國。德國發展職業教育非常注重法律制度建設，從1969年后陸續頒布了相關法律，形成了職業教育法律體系，其內容豐富、涵蓋廣發、可操作性強。根據德國《基本法》，校內教育依照各州的《學校法》規定實施，企業教育依照聯邦的《職業教育法》規定實施（手工業按專門的《手工業條例》）。其中，明確規定了德國的行業協會是行業企業必須參加的組織，行業協會對本行業的職業教育起到主導作用，行會負責建設、管理職業教育委員會——德國職業教育的主管機構。與《聯邦教育法》相配套，又相繼出臺了《企業基本法》《培訓員資格條例》《青年勞動保護法》《職業教育促進法》《實訓教師資格條例》等，各行業和主管部門還共同制定了針對本行業職業教育的具體實施辦法和條例，規定的內容涵蓋職業教育中各方的關系、權利義務、培訓機構的設置、培訓教師的資質，以及本行業職業教育的培養目標、專業設置、學制與管理等。為了保證這些法律法規的實施，德國還建立了完善的監督機制，包括立法、司法、行政、社會在內的四方共同監督職業教育法律法規的實施。
第二，澳大利亞。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的相關法律制度主要圍繞著職業教育與產業結合、職業教育的經費保障兩個方面建立的。先后頒布了《職業教育法》《撥款法》《培訓保障法》《撥款（技術與繼續教育資助）法令》《職業教育與培訓資助法》等法律法規，這些從法律層面強制企業參與職業教育，企業提供行業發展趨勢信息、技術前沿信息、人才需求信息，以此引導職業教育培養方向，企業人員通過進入政府主管部門、學校管理機構等直接管理職業教育。同時，還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了政府對職業教育的投入、企業對職業教育的投資（如果企業投資不能達到法定比例，則需向政府補交），以及政府對接受職業教育，并不斷提升資質認證等級的勞動者給予經濟支持。除此之外，各地區結合當地特色（當地的行業發展、從業者特點、當地經濟水平、地區文化等因素）又頒布了一系列法規和條例，如南澳洲曾頒布的《技術與繼續教育法》，塔斯馬尼亞州和新南威爾士州曾頒布的《工商業培訓法》，堪培拉地區頒布的《職業培訓法》，昆士蘭和北方地區頒布的《職業教育、培訓與就業法》，這些法律、法令為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搭建了制度平臺。
第三，日本。職業教育立法是日本職業教育發展的基礎。“二戰”后，日本制定了《教育基本法》明確地提出了職業訓練作為教育內容，應得以廣泛地提倡。隨后頒布了《勞動基準法》和《職業安定法》，明確規定了勞動者接受職業教育的目的和必要性，職業教育是勞動者的基本權利和雇主的義務，職業教育應遵守相關法律，即企業必須讓從業者接受勞動教育，這為日后日本企業廣泛開展企業內職業教育奠定了法律基礎。20世紀50年代日本頒布了《產業教育振興法》（產業教育即職業教育），規定了國家應從政府機構、地方團體、產業界等多方面努力推進產業教育。隨后頒發了《職業訓練法》，后經多次修訂，基本明確了日本職業教育的體系，職業培訓與學校教育的關系，職業培訓機構的建立，并規定了培訓人員的資格、教材的選擇、培訓科目、培訓時間及技能鑒定等。在《職業能力開發促進法》中明確提出了職業培訓的相關標準，建立了職業能力開發體系。1999年頒布了《雇傭——能力開發機構法》，規定了不同職能的職業教育機構具有何種職責。2006年又頒布了《中小型企業勞動力確保法》，鼓勵中小型企業參與職業教育。
3.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實施與運行。第一，德國。德國職業教育管理機制表現為在行業協會推動下的社會三方共同管理，其中一方為產業內雇主集團和各行業協會，他們負責制定職業培訓的目標，提供培訓條件，擬定考核標準和辦法，因為他們既是職業教育的投資者，也是職業教育的受益者；第二方是工會，因為工會是職業者的組織，以維護職業者的根本利益為宗旨，享受職業教育是職業者的根本權益，也為職業者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第三方是政府主管部門，包括文化教育部門和社會福利部門，一方面負責校內教育，另一方面協調雇主與工會的關系。在微觀層面，即校企結合方面，學校設立董事會、技術專業委員會和協調委員會等機構。董事會作為學校最高決策機構，成員由政府任命，由主管部門的官員、學校和企業的人員共同組成，董事會的職責是聘任學校的校長，審批學校長期發展規劃。技術專業委員會是學校最高學術機構，由校長聘請相關行業的專家、學者組成，負責審定學校的教學方案、教材等。協調委員會由學校和企業人員共同組成，負責解決校企合作中出現的具體問題。德國職業教育教學活動的實施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專業的設定。在德國，職業教育專業的設置是政府行為。為了使職業教育通過專業的設置與產業合理地對接，在政府職業教育管理機構和經濟部門的組織下，由行業協會、工會、教師三方根據產業發展規劃共同擬定。注重學生個人發展、企業發展與產業發展相一致。二是課程的設置。以職業實踐為中心，構建圍繞職業崗位的專業技能、專業基礎理論、文化基礎知識等三方面課程。三是教學大綱的制定。職業院校的教學大綱由地方政府的教育部門制定，目的是講授與職業相關的基礎知識和專業知識；企業的培訓大綱由行業主管部門和經濟主管部門制定，目的是傳授職業技能和經驗。四是教學的開展。學生入學前，先和企業簽訂雇用培訓合同，再到學校報名，以獲得職員和學員兩種身份；學校的教師和企業的教師分別在學校和企業進行教學活動，使得理論學習與職業實踐相結合，企業實踐培訓是主導，學校理論教育是配合。五是教學的評價。對學生的考核由行業協會、工會和職業院校共同組成的考試委員會負責，以考查學生的專業能力、方法能力、社會能力為考試目標。
第二，澳大利亞。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管理機制集中體現了政府主導職業教育的特點。聯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分級管理技術與繼續教育學院（即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TAFE學院），其中主要的教育立法和管理權在州政府；聯邦政府通過財政撥款的方式影響州政府，并負責制定教育宏觀政策，根據教育與經濟發展相適應的原則，提出改革方案，確定國家教育的總體目標等；地方政府配合州政府完成對院校的直接管理。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由聯邦政府的教育部和勞動部合并而成，具體負責職業技術教育與培訓的管理及培訓體系與標準的制定。具體組織機構包括部長委員會、基于行業的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理事會、負責日常事務的澳大利亞國家培訓局執行長官委員會及獨立的授權運作執行機構。TAFE學院是澳大利亞政府資助的規模最大、最主要的公立職業教育與培訓機構。所有TAFE學院均有院一級的董事會，董事會成員是來自企業第一線的資深行業專家，對學院的辦學規模、基建計劃、教育產品開發、人事安排、經費籌措等進行研究，并作出決策。在政府部門的宏觀調控下，澳大利亞職業教育的實施主要由行業領導，學院實施。行業的領導作用首先體現在行業參與職業教育的決策。澳大利亞各級政府的職業教育管理機構由代表行業利益的從業人員組成。例如國家培訓局的部長委員會中，行業代表超過半數，這表明在職業教育的管理上，產業界擁有最大發言權。另外，行業代表組成的行業咨詢顧問委員會服務于聯邦、州兩級政府，為政府管理部門提供建議。州政府對職業院校的管理機構之一——TAFE服務處，也是以行業人員為主組成。其次，行業參與制定國家職業教育框架和職業教育改革政策。行業協會有義務為政府提供最新的崗位要求和就業信息，行業協會參與管理職業資格的培訓與認證工作，行業協會還要負責定期的關鍵能力標準修訂工作，以便通行全國。職業教育課程的設置以行業組織制定的職業能力標準和國家統一的證書制度為依據，然后將行業標準轉換為課程。每一類職業資格證書、教育文憑開設課程的種類、內容由各相關產業培訓理事會及其顧問組織根據就業市場變化而定。在學院實施方面，政府鼓勵社會各種力量開展職業教育。任何機構和個人都可申請開設職業培訓課程。私立的職業教育和培訓機構經國家質量培訓框架認證而成為注冊培訓機構，國家給予啟動經費，或采取提供建筑資金或設備的形式予以支持。同時，政府對職業教育和培訓的資助不是采取直接劃撥的方式，而是通過購買教育獲得，這種市場化的政府撥款方式，使得公、私立的職業教育機構處于競爭的狀態。
第三，日本。日本的職業教育管理機制隨著本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經歷了重大變革。“二戰”后，日本政府通過行政命令單獨負責職業教育，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鑒于社會變革和產業界的要求，日本政府開始構建體系完整的職業教育體系，把職業教育的實施權下放給企業，政府的角色從運作者轉變為扶持者，多部門參與職業教育（文部省、勞務省、通產省），通過信息、資金的支持促進職業教育發展。企業發揮職業教育的主導作用，辦學動機來自企業，辦學主體也為企業，實施自由的市場監督方式，培養的職業人才具有高專門化、高針對性的適用性。日本政府教育部門通過下屬的職業教育委員會（有行業人士和教育人士共同組成）獲得教育發展建議，通過設立職業能力開發綜合大學校，負責對教育培訓員的培訓和職業訓練的研究；設立了職業能力開發大學校和職業能力開發短期大學校，負責實施應用課程、專業課程的教學；設立了職業能力開發促進中心，負責對離職人員和在職人員進行短期的職業訓練。日本職業教育的實施重心日益轉移到終身教育中，形成了校內職業教育和校外職業教育兩大系統。其中校內職業教育包括中等職業教育和高等職業教育；校外職業教育包括企業主辦的職業教育、企業外機關主辦的職業教育、通信教育（即遠程教育）、自發的學習會或研究會四種形式。校內職業教育的實施注重兩個方向，即加強小學及初中階段的職業教育，擴大職業學科畢業生升入大學的比例，同時使職業教育向高層次發展，使過去中等職業教育中某些專業設置高等職業教育組織。同時，建立與之相適應的學習制度、教學內容、教學評估方法；注重校企合作的形式和彈性化的學制；注重校內評價與社會評價的一致和開放；注重學歷證書和職業資格證書的“雙證”融通。校外職業教育以企業主辦的職業教育為主。日本企業普遍認為，高素質的員工，可以通過企業自己的培訓，勝任所有工作。企業所需要的技術工人，基本上都由企業招收高中畢業生自己進行培養。通過開展職前教育和職后教育，企業員工主動成立學習小組，這得到企業的大力支持。同時，日本政府從不同側面大力支持企業開展職業教育，從2006年以后，國家對實施“實習并用職業訓練制度”的中小企業及事業團體提供資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以推動他們致力于擴大青年技能人才的勞動就業機會。對制訂“青少年雇用機會創造計劃”并獲得地方行政長官認可的中小企業，在其實施“實習并用職業訓練制度”的時候，國家將給予一定的資助。
三、德、日、澳三國的比較
德國突出行會的作用和地位，強調行會對職業教育的主管地位，對企業的領導作用。表現為職業教育體系是在行業體系下建立的，職業教育必須滿足行業、企業、職業崗位發展的一切要求，突出技術類職業教育的發展，賦予行業協會對職業教育充分的管理權力。同時，也賦予地方政府一定權力，根據當地特色配合企業、院校發展職業教育。澳大利亞突出政府機構的協調作用，利用法律手段要求行業協會、企業組織、業內專家對職業教育的參與，鼓勵職業教育創辦機構多元化。利用政府職能幫助潛在就業者進行職業規劃，從而推動社會對職業教育的需求，穩固職業教育的經濟支持。日本在法律方面強調職業教育的企業屬性。企業辦職業教育成為日本的一大特色，企業創辦職業教育自然符合本企業需求，并且企業職教成為日本職業教育的主體。同時，與之配合的是學校的職業教育類型多種多樣，從短期到專修，分別滿足不同企業人員、從業者的需求。在對社會公眾的職業教育推廣中，在法律中明確接受職業教育是每個勞動者的義務和責任，從而推動學校職業教育系統與社會職業教育系統的立體交叉。
四、基本結論
德國、澳大利亞、日本三國的職業教育近年來得到我國職業教育研究人員的高度重視，成為學習借鑒的重要對象。三國的職業教育從制度、體制到具體實施方法，都有著很多共同點，也存在差異，但通過前文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結論：
從上述三國發展職業教育的共同經歷可以看出，在國家宏觀和中觀層面推進產教結合，在微觀層面實施校企合作是職業教育的必由之路。職業教育的發展必須由多方參與，包括政府部門、產業行會、企業組織、教育機構以及部分非營利組織。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最終實現離不開產業與教育、行業協會與教育機構、企業與學校等多層次的合作。
在政府部門層面，職業教育不僅是教育主管部門一個部門的事，職業教育的發展離不開教育部門、人力部門、產業部門的共同合作；在中觀層面，要充分發揮行業協會、企業聯合組織等機構在職業教育中的作用，使之成為職業教育的主導力量；在微觀層面，要讓企業組織、企業人員參與職業教育實施和規劃，根據企業的實際需要調整教育內容。
發展職業教育的具體措施應符合本國的國情、社會文化、經濟水平、職業教育內在要求等條件，這決定了職業教育的主導因素、合作形式、權責分配、運行機制等。例如，德國、澳大利亞的職業教育體制與其聯邦制的政治制度相關，政府在職業教育中強調協調作用，行業、企業在職業教育中擁有較大話語權；而日本政府在校內職業教育起著主導作用，多部門參與教育事務，側重提高勞動者基本素質、文化認同的教育，而企業職業教育具體負責提高勞動者技能，強調科研轉化為實際產品。
上述三國都為發展職業教育制定了詳細的法律制度，形成了專門的法律、法規、條例等完整的制度體系。成熟的職業教育體系中，各參與方的權利、責任都由法律規定，使得職業教育實施有法可依，各方利益得到法律保護。對職業教育的管理成為法律行為，不再只是政府的行政行為。不僅是建立針對不同類型職業教育的專門法，而且對職業教育的實施者，如教師、出資人、教學資源等，都有專門的法律制度保證。
為產教結合、校企合作提供完善的經費支持。如果說法律制度的建設，只是為職業教育的發展提供必要保障，那么經費支持則是發展職業教育的基本條件。根據投資人即受益人的原則，上述三國的職業教育經費由政府、企業、基金會、學校自籌共同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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