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07 15:4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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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互聯網金融；會計核算；稅收管理
一、互聯網金融
1.互聯網金融的含義
顧名思義互聯網金融主要通過借助相關的網絡平臺或者軟件，同時利用互聯網當中的相關信息技術來處理各種公司的金融業務，這里主要包含了云計算技術、大數據技術和搜索引擎等相關的技術。在新時代的背景下，無論是在網絡中的金融平臺還是在生活中的實際金融平臺，我們都要始終保持互聯網精神，改變傳統的金融企業處理金融問題的主要模式，對待客戶和問題都要具備“平等、開放、合作、共享和創新”的基本態度，這也是所有金融企業都應當具備的互聯網精神，這是一個企業的靈魂，也是一個企業的精神支柱。
2.互聯網金融的主要特征
對于互聯網金融來說，不僅僅要具備優秀的互聯網精神之外，更應該追求的是技術上的創新，同時金融企業要在整個基礎上，改變傳統的金融結構。因此，在這樣的背景下，傳統的金融處理功能就會漸漸的被弱化，目前最為主要的是要關注用戶的實際體驗感，滿足消費者的實際需求。通過對互聯網金融的使用過程中，我們能夠較快的進行對金融問題的處理，這在一定會程度上極大的提升了員工的工作效率，降低了人力和物力的成本。這就意味著往往金融公司能夠意識到這其中的利弊，僅僅重視用戶的實際體驗和服務。
二、目前互聯網金融會計核算及稅收管理存在的問題
1.信息內容可靠度不高
通常情況下，大多數金融企業所做的財務信息是否真實有效，將會直接影響到做好財務工作的內容，在當今時代背景下有很多的互聯網企業都對于會計的核算工作，都缺乏對相關的財務信息真實有效性的認知和可靠度的要求，這樣以來就會使得不能及時的對所提供的數據信息盡心加工和處理，在其中可能也摻雜著其他信息，最終導致很多的財務信息出現部分缺失的現象。除此之外，在大多數的互聯網金融企業當中，會出現很多異?，F象，企業所做出的大多數決策都會對企業的財務和稅收信息產生干擾，這樣使得許多財務信息沒有可靠的依據。
2.管理意識薄弱
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很多的網上互聯網金融機構都沒有足夠的認識到企業財務合算以及稅收管理的重要性，因此這對于大多數的金融機構來說，對于信息的采集和管理仍然處于低級階段，對于企業未來的發展規劃沒有清楚的認識，這樣就會導致金融機構所做的工作沒有理論數據的支撐，并且財務的核算工作沒有落實到位，展現出實際的作用，這在一定程度上會嚴重阻礙企業的發展。
3.缺乏相關專業人才
目前階段，互聯網金融機構正處于高速發展的階段，實際上對于大多數的企業來說，發展規模正日漸雛形，缺乏相關的專業型人才，這在一定程度上就嚴重的影響了企業的發展進度。作為金融型人才，除了要對專業知識有一定的了解之外，還必須具有一定的網絡技術常識，只有具備這樣的條件，才能在當今的互聯網企業當中保證業務的順利進行，同時也能彌補在財務核算以及稅收管理方面存在的不足，促進金融型企業的快速發展。
三、如何有效提升互聯網金融會計核算及稅收管理水平
1.確保信息的完整度和可靠度
就目前對于大多數的互聯網金融型企業來說，確保信息的完整度和可靠性是促進金融型企業發展的關鍵性因素，在進行財務核算和稅務管理的過程中，財務部門首先就要做好這部分的工作。另外，企業的領導不能干預一切財務的核算工作，讓財務順利的進行核算工作，防止在這個過程中出現問題。
2.增強會計核算及稅收管理意識
對于財務的核算以及稅收的管理來說，必須要增強相關工作人員的管理意識，因為深入了解財務核算和稅收管理的人能從側面直接反映出當前情況下企業實際的運行狀況，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評估出企業即將面臨的風險有哪些。因此對于企業本身來說，增強管理意識就會加強對于企業財務核算以及稅收管理的重視程度，企業只需要在這個方面加大投資的人力和物力，引起企業中相關工作人員的高度重視，同時也為企業財務風險的預防做好了充分的準備。
3.培養專業的互聯網金融會計人才
對于企業的本身來說，平時應當積極加強員工的培訓工作，使相關的工作人員在了解基本的工作技能時，還應當做好對計算機基礎知識的培訓工作，這樣以來能夠提高相關工作人員的整體水平，能夠有效地加快企業的發展。因此，這一方面不但能夠加強企業中專業實踐能力的培養，同時也保證了財務的核算以及誰受得管理工作能夠在正常的情況下運行，為企業的進步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
4.建立健全的互聯網金融法律體系
目前階段，我國互聯網相關的法律文件并不是很健全，對于其中的關鍵部門更應該加強法制建設，這就使得對于互聯網金融機構在進行財務核算以及稅收管理的時候能夠有相關的法律依靠，并且只有完善相關的法律法規，才能有效的保證互聯網金融型企業的快速發展。
四、結語
隨著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我國的互聯網金融體系的模型已經初步的建立起來，但是仍然存在著許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在企業的發展過程中要做好財務的核算以及稅收管理等工作，增強金融企業的管理意識，積極的培養專業的技術型人才，提升企業信息的可靠性，這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決實際的問題，同時也能有效的促進企業較快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梁志紅.淺談互聯網金融企業會計核算存在的問題和改進措施[J].全國流通經濟,2019(19):180-181.
【摘要】新的《企業所得稅法》首次提出反資本弱化避稅，本文從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出發，分析了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特點，并對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提出了建議。
一、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
1.資本弱化的含義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侵冈诠镜馁Y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現狀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2.擴大并加強國際稅收管理的跨國協調與合作，通過稅收協定共同防止國際避（逃）稅；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機構建設，從組織上保證國際稅收管理健康運行，勝任日益繁重的國際稅收決策、立法、執法與司法管理。
3.加強相關業務培訓和人才培養。反資本弱化是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它要求稅務人員不僅應當扎實掌握財會知識，熟悉稅收征管，還要對跨國公司的運作和經營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對提高我國的反資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曹洋.資本弱化稅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涉外稅務，2007，（5）.
[2]龍軍，屈幼姝，劉志安.防范資本弱化的稅收安排：理論、實踐及對策分析[J].理論探討，2007，（1）.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二、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
1.資本弱化的含義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侵冈诠镜馁Y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2.擴大并加強國際稅收管理的跨國協調與合作，通過稅收協定共同防止國際避（逃）稅；加強國際稅收管理機構建設，從組織上保證國際稅收管理健康運行，勝任日益繁重的國際稅收決策、立法、執法與司法管理。
3.加強相關業務培訓和人才培養。反資本弱化是一項技術要求較高的工作，它要求稅務人員不僅應當扎實掌握財會知識，熟悉稅收征管，還要對跨國公司的運作和經營有相當的了解，而且對于國際貿易知識和外語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加強相關人才的培養對提高我國的反資本弱化工作具有重要的意義。
參考文獻：
[1]曹洋.資本弱化稅制的國際比較與借鑒[J].涉外稅務，2007，（5）.
[2]龍軍，屈幼姝，劉志安.防范資本弱化的稅收安排：理論、實踐及對策分析[J].理論探討，2007，（1）.
[3]應小陸.安全港模式：我國資本弱化稅制建立的現實選擇[J].當代財經，2006，（7）.
[4]朱青.國際稅收[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關鍵詞】資本弱化關聯方企業所得稅法
一、資本弱化對稅收的影響
1.資本弱化的含義
資本弱化（又稱資本隱藏、股份隱藏或收益抽?。┦侵冈诠镜馁Y本結構中債務融資的比重大大超過了股權融資比重。
2.資本弱化的產生原因
企業的資金來源，按其性質可分為權益資本和債務資本。各國的稅法普遍規定，權益資本以股息的形式獲得的報酬，不能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支付給債務資本的利息，可以列為財務費用，在稅前所得額中扣除。因而利息具有“稅收擋板”效應，能降低企業的實際成本負擔。利息和股息在稅務上的處理不同使資本弱化成為避稅手段。
3.資本弱化與稅收
資本弱化作為跨國公司進行避稅的一種重要方式，對東道國和投資國都有嚴重負面影響。
從東道國角度看，資本弱化的負面影響主要表現在：一是導致公司資本結構不合理，借貸資本比例過高往往導致貸款公司出資不到位，或以收回貸款本金及利息的方式抽走出資；二是利益與責任不相稱，貸款公司在獲取高比例的債權收益的同時，卻以低比例的股本承擔著所有的經濟及社會責任，借款公司正常利潤減少甚至出現“零利潤”和“負利潤”現象；三是稅收權益流失，東道國公司以償還利息的方式將稅前利潤轉移給貸款公司，降低利潤，高比例的境外利息扣除，也減少了東道國公司的利潤，損害了東道國應有的稅收權益。
從投資國的角度看，由于各國對境外投資所得的征稅及抵免規定有所不同，監管力度有限，且跨國公司往往通過設在避稅港的關聯公司進行投資或融資，資本弱化問題不僅易導致投資國的資金外流，而且會對其稅收權益產生較大的沖擊。
二、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現狀
2008年我國開始實行同時適用于內外資企業的新企業所得稅法，新企業所得稅法借鑒國際慣例，新法及其實施條例專門規定了特別納稅調整條款，確立了我國企業所得稅的反避稅制度。新法對資本弱化的管理未采用原來在外商投資企業向境外關聯企業支付利息問題上的強調利息支付的正常交易原則，而是采用了安全港模式，這也是國際上實行資本弱化稅制的多數國家所采用模式。
新法第四十六條明確規定“企業從其關聯方接受的債權性投資與權益性投資的比例超過規定標準而發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對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地都采取了資本弱化的限制。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下發的《關于企業關聯方利息支出稅前扣除標準有關稅收政策問題的通知》對關聯方企業間借款利息在企業所得稅前的扣除問題提出了具體要求：
1.明確了利息扣除限額。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企業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不超過規定比例和稅法及其實施條例有關規定計算的部分準予扣除，超過的部分不得在發生當期和以后年度扣除。接受關聯方債權性投資與其權益性投資比例為：金融企業為5：1；其他企業為2：1。
2.明確了企業利息扣除不受比例限制的特例。即能夠按照稅法及其實施條例的有關規定提供相關資料，并證明相關交易活動符合獨立交易原則的；或者該企業的實際稅負不高于境內關聯方的，其實際支付給境內關聯方的利息支出，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準予扣除。
3.明確了對兼營不同業務的企業利息支出的要求。企業同時從事金融業務和非金融業務，實際支付給關聯方的利息支出應按照合理方法分開計算，否則“從低”適用稅前扣除比例。
4.明確了超扣除限額利息的處理。企業自關聯方取得的不符合規定的利息收入應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企業所得稅。
今年1月，國家稅務總局出臺了《特別納稅調整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辦法》）對資本弱化管理提出了具體操作要求：
1.不得扣除利息支出。要依照公式：不得扣除利息支出=年度實際支付的全部關聯方利息×（1-標準比例/關聯債資比例）計算。
2.關聯債權投資的范圍。包括關聯方以各種形式提供擔保的債權性投資，如關聯方通過非關聯方提供的背對背貸款（例如委托貸款等），以及由非關聯方提供、但由關聯方擔保的債權性投資等。
3.企業權益性投資的范圍。為企業資產負債表所列示的所有者權益金額，并且要求使用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而非市場公允價值。
4.關聯債資比例。依照公式：關聯債資比例＝年度各月平均關聯債權投資之和/年度各月平均權益投資之和計算。
5.利息支出的范圍。包括直接或間接關聯債權投資實際支付的利息、擔保費、抵押費和其他具有利息性質的費用。
6.不得扣除利息如何在關聯方之間分配。按照實際支付給各關聯方利息占關聯方利息總額的比例，在各關聯方之間進行分配。
三、對我國資本弱化稅制的實施建議
1.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和協調。實踐表明，當前跨國公司為規避稅收，在投資時往往轉移定價、資本弱化和避稅港融資等多種手段交叉使用。因此，在制定涉及資本弱化的相關法規時必須統籌考慮，注意和其他反避稅措施的搭配。當前不僅要加速建立我國的資本弱化稅制安排，而且要加快推廣避稅港融資申報制度和預約定價制度。此外，由于制定資本弱化法規的國家越多，國際重復征稅發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此我國和相關國家也應當修訂雙邊稅收協定，使相互協商程序涵蓋資本弱化法規，避免重復征稅。
一、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的重要意義
經濟是稅收的重要來源，樓宇經濟的發展帶動了稅收的增收，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意義重大。
（一）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是稅收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城市樓宇經濟發展加快，形成了較大的經濟規模，商務樓宇所承載和凝聚的巨大經濟發展潛力，極大地帶動了相關產業發展，樓宇經濟也蘊含著巨大的稅源，涉及增值稅、營業稅、房產稅等諸多稅種，是稅收持續發展的新增長點。因此，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不但有利于提高稅收管理的整體水平，而且有利于促進經濟又好又快發展，成為稅收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
（二）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實施稅收結構轉型的有效途徑近年來，地方稅收持續在高基數基礎上大幅度增長，房地產業一直是地方稅收的主要來源，但受城市地域條件的限制，城區范圍內可供開發建設的土地日漸減少，作為主體稅源的房地產業逐漸萎縮，地方稅收收入持續增長缺少有力的支撐，亟須培養并拓寬新的稅收增長點，而日漸繁榮發展的樓宇經濟，以及其對區域金融業、商務服務業等行業的拉動作用，就成為稅收增收的新來源。因此，加強對樓宇經濟的稅收管理，充分發揮它在稅收增收中的重要作用，是當前實現稅源結構調整、確保稅收增收的有效途徑和主要方向。
（三）樓宇經濟稅收信息是指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部分樓宇的特色產業所產生的磁場聚集效應，對進一步拉動區域經濟增長、增加稅收收入具有很大的促進作用，其單位面積所產生的稅收貢獻充分展示了樓宇經濟所蘊含的巨大潛力，與此相關的稅收數據所反映的經濟規律和特點極具參考價值，對政府部門引導樓宇經濟發展、加強對樓宇經濟稅源管理具有指導性的作用，是指導經濟發展的重要參考資料。
（四）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優化稅收環境的組成部分隨著稅收宣傳力度的不斷加大，稅收宣傳走進校園、走進社區、走進企業，全社會的納稅意識普遍增強，稅收環境明顯好轉。但是由于樓宇經濟隱蔽性帶來的偷漏稅現象仍然較為普遍，嚴重影響和制約了稅收環境的改善。因此，稅收宣傳走進商務樓宇，依法實施和加強樓宇經濟稅收征管，是進一步優化稅收環境的重要方面。
二、樓宇經濟稅收征管現狀及存在問題
隨著城市建設步伐的不斷加快，天津市樓宇經濟發展迅速。據統計，天津市現有商務樓宇200余座，主要集中在市內六區和濱海新區。樓宇經濟稅源的監控工作引起了稅務部門的高度重視，天津市地稅局研發了樓宇稅收管理監控軟件，對全市商務樓宇稅收進行監控。2010年全市共監管商務樓宇稅收174座，實現地稅收入757700萬元，樓宇經濟逐步成為新的稅收增長點。商務樓宇比較集中的河西區、和平區等地稅局都采取了切實有力的措施，對商務樓宇進行全面調查清理，取得了顯著效果。河西區地稅局先后對本轄區65座樓宇進行調查和稅源信息綁定，清理漏征漏管戶，并在征管工作中實時收集信息、更新數據，使監控工作常態化，摸清了樓宇內經營戶的納稅基礎信息，掌握了樓宇經濟的整體貢獻率。據統計，在該區已監控的65座重點商務樓宇中，共有經營戶2520戶，物業公司42戶；2010年共實現稅收373038萬元。其中，地稅稅收258643萬元，河西區實現稅收79452萬元，為區域經濟發展提供了有效的參考數據。但由于商務樓宇所具有的特點，對樓宇經濟稅收征管還存在諸多難題。
一是樓宇經濟具有區域集中性的特點，商戶集中，每個商務樓宇內的商戶少則十幾家，多則幾十家，樓宇稅收征管面廣量大，由于征管力量薄弱，每個管理員要管轄一、二百戶，再加一些納稅人存在僥幸心態，設法逃避稅收。進一步增加了管理的難度，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征管，容易出現漏稅現象。
二是由于樓宇經濟的場所隱蔽性強，其經營場所不臨街面，深居在樓宇之中，有的高達數十層，有的是商住兩用，稅務部門難以直接發現，且有的商務樓宇物業部門協稅護稅意識較差，實施稅收征管工作較為困難，存在異地經營戶、漏征漏管現象。
三是由于許多房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生活居住地分散，納稅人的有關涉稅資料難以掌握，一些規模較小的納稅人變更頻繁，商戶流動性較大，稅收征管難以落實到位。
四是由于現代科技和服務業的發展，許多商戶實行封閉式或網絡經營或設立分支機構，一些經營戶不辦理稅務登記，未掛標志，稅務人員很難斷定其是否處于營業狀態，容易造成稅收流失。
五是樓宇經濟管理體系尚不健全。樓宇經濟的發展和管理涉及政府、城建、房管、工商、財政、發改、經貿、公安等多個政府部門，樓宇經濟的信息涉及面較廣，稅務部門開展對樓宇經濟的調查工作特別困難。
六是稅收收入和經濟指標不太匹配。由于目前樓宇經濟的稅源監控處于起步階段，以及國地稅分設，造成樓宇內的經濟和稅收總量統計不準，與政府職能部門經濟普查結果有一定誤差，影響了樓宇稅收數據的參考價值。
三、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控的措施
加強樓宇經濟稅收監管需要稅務機關更新觀念，完善征管手段，同時也需要相關經濟管理部門密切配合，積極協稅護稅，才能最終實現應收盡收。
（一）加強樓宇經濟的源頭管理作為樓宇經濟的前期形態，對商務樓宇建設和銷售環節的監管是樓宇稅源監控的基礎，樓宇經濟是重大建設項目的發展和延續，樓宇經濟管理所必需的一些重要基礎數據，如房產稅所涉及的產權人、產權面積、物業管理部門等，在建設和銷售環節均能夠有所體現。因此，要從商務樓宇的建設環節開始，加強商務樓宇稅收源頭信息管理，為樓宇經濟的稅收管理打下堅實基礎。
（二）全面實施稅收屬地征管模式首先在全市范圍內全面推行由經營地稅務機關就地征管的方式，從企業辦理稅務登記開始就嚴格執行屬地征管，在納稅人離開注冊地經營后，限期變更注冊地，超過期限由經營地稅務機關負責征稅，避免經營地無法管而注冊地管不嚴的現象。其次在各區稅務部門內部，實行以塊劃分，將納稅人的管理責任分解到各管理所，責任落實到每一名稅收管理員，一方面，避免行業分割造成的管理真空;另一方面，解決管理員責任不明、管戶不清的現象，避免漏戶、少征等情況出現，從根本上杜絕異地經營和漏征漏管現象，推動樓宇經濟的規范管理。
（三）提高樓宇稅源監控的信息化水平稅收管理離不開現代信息手段，在樓宇經濟稅收監控工作中應當進一步發揮信息化的作用，一方面通過建立全市統一的納稅人信息檔案，監控企業登記變更及注銷變化情況，防范漏征漏管和異地經營，使不法分子無機可乘，無空子可鉆，公平企業稅負，營造平等競爭的氛圍。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術手段將商務樓宇內的零散、單個、精細的稅收信息資料整合起來，從整體和宏觀角度分析區域稅源分布和變化情況，進而把握稅收發展趨勢，推動科學決策。
離岸金融可能出現的風險
信用風險。離岸金融為“非居民”性質的個人或團體服務，其廣泛地外延使銀行難以深入把握服務對象的信用表現及所屬產業的資信狀況。這種風險尤其是對于外匯貸款業務更加突出。
法律風險。離岸投資者的投資目的雖然有個人差別，但他們的根本一致性是利用存在于世界各國稅收金融體制上的差別來維護個人財產的保值增值。離岸金融可能會給予投機行為者機會，目前“洗錢”、“逃匯”即是離岸金融熱點法律問題。
利率和匯率風險。人民幣在境外的流通始隱藏在迷霧中，我們對此的監督管理尚未建立。如果人民幣被貨幣投機者利用,就很可能以其在外匯市場上的操縱影響人民幣的兌換匯率。雖然我國現階段采用離岸賬戶與在岸賬戶嚴格分開的謹慎做法，但金融經濟內在的關聯性和可溶性，不可能把離岸業務和在岸業務嚴格分開，因而將影響在岸人民幣的利率與匯率水平。
風險監管不力的后果
動搖國內既定的金融體系。1999年以來，以美元利率為代表的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利率連續上調，但是我國境內外幣利率處于穩定匯率壓力等考慮，沒有及時反映國際市場利率走勢，有限的幾次上調其幅度也十分有限，境內外利差的擴大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外匯管制將沖擊國內既定的利率水平，造成中國資本外流。
外資銀行將擠占更多的外匯業務份額。由于離岸業務經營成本較低，那些管理水平高、外匯資產質量好、資金運用效率高的外資銀行其外匯籌資成本比國內商業銀行低，能夠提供更低的貸款利率和更高的存款利率來贏得市場，而一些外匯業務規模較小的商業銀行將無力參與外幣存貸款利率的競爭，甚至退出競爭領域，再加上對離岸銀行的特殊優待有可能導致在非離岸業務領域的不公平競爭，造成金融秩序的混亂，危及民族金融業的成長。
易使資金融通的鏈條變得更加脆弱，銀行的短期負債與長期資產不匹配易導致流動性危機。另外，短期資金的套匯和套利投機活動使匯價劇烈波動，對金融危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加強離岸金融業務監管的建議
我國目前對離岸銀行業務監管的主要依據是1997年中國人民銀行制定的《離岸銀行業務管理辦法》,實行離岸業務與在岸業務的分帳管理,離岸帳戶與在岸帳戶嚴格區分。但是隨著金融改革的不斷深化,我們面臨著金融監管滯后于離岸銀行業務發展的問題,因此,對加強我國離岸銀行業務的風險監管本文提出一下建議:
1.制定必要的監管法規。目前我國離岸金融業務雖處于試點階段,但應允許金融機構擴大業務范圍,建立和國際慣例相一致的會計準則、會計科目、會計報表;制定《信貸資產保全法》和《外資金融機構法》;按國際資本充足率框架,制定資本充足率的監管框架;根據金融電子化和信息化的要求及時調整有關的法規內容,做好規范性監管的程序設計;對稅收政策和保密制度作出明文規定
2.監管中應留出合理的避稅空間以促進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離岸金融業務主要產生于避稅、帳戶的隱秘性,規避外匯管制,國際資本只有在充分享受低稅收甚至零稅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逃離本國金融市場來到離岸市場。因此,我國金融監管部門應會同稅收管理部門對離岸金融業務作出專門的稅收規定,保證離岸市場的稅賦水平不高于周邊國家和地區。
在信息時代背景下，金融業務從線下轉移到線上是未來金融業發展的必然趨勢，理應建立與互聯網金融相適應的稅收政策。特別是當前互聯網金融發展迅猛，互聯網金融業務增長速度已經達到了300%，但是從事互聯網金融的企業、個人基本都不需要納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國家財產流失。為此，應當針對互聯網金融對現行的稅收理論、征管制度帶去的挑戰，進一步完善互聯網金融稅收制度，降低互聯網金融稅收風險。
一、互聯網金融
互聯網金融，指的是借力互聯網技術和移動通信技術而實現資金融通、支付、信息中介等功能的金融模式[1]。如，互聯網支付、P2P網絡借貸等，都是典型的互聯網金融業務。
二、互聯網金融稅收面臨的主要挑戰
互聯網金融作為一種新興的金融模式，是對傳統金融模式的創新，是對現行稅收制度的另辟蹊徑，對現行的稅收理論、征管制度等帶來極大挑戰，具體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沖擊稅收公正原則。所謂的稅收公平原則，指的是具有相等納稅能力者應負擔相等的稅收，不同納稅能力者應當負擔不同的稅收。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內，由于覆蓋面廣、參與者多元，業內的企業、個人納稅的金額、性質、類別等沒有明確界定，難以落實稅收公正原則，也很難做到稅收公正[2]。
第二，沖擊稅收效率原則。稅收效率原則核心是稅收不能阻礙經濟發展，并盡量的提高稅收征管工作效率，降低稅收城管成本。但是，隨著互聯網金融的創新性發展，對稅收效率產生了一定影響。之所以這樣，主要在于兩方面原因：1.互聯網金融納稅人的收入、成本有一定的時效性問題，難以清楚界定，易出現逃稅問題；2.互聯網金融中的很多業務在現行稅收法律法?體系都沒有明確規定，缺少征稅依據，如果按照傳統金融產品征收稅款，勢必給互聯網金融造成障礙，降低稅收效率。
第三，互聯網金融稅制問題。在互聯網金融平臺上，金融交易過程是虛擬化的，且方式多種多樣?，F有的稅務登記制度不能確定無形金融交易的稅收管轄權，增加了稅收征管難度。
三、優化互聯網金融稅收政策的相關措施
（一）基于稅收公平原則建立稅收優惠政策
目前，“互聯網+”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常態，國家大力支持互聯網金融業發展，并推出了一些稅收優惠政策。但是，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應以稅收公平原則為基礎，既要遵守稅收公平原則，也要實施稅收優惠政策。簡單的說，無論是傳統金融企業還是新型金融企業，只要從事了互聯網金融業務，都應當負擔相應的稅收，且稅負與其他行業企業相差無多，堅守稅收公正原則。
對于稅收負擔的輕重問題，在我國金融業一直是一個爭議課題，傳統金融企業也面對這一問題[4]。一些發達國家集中征管銀行的所得說，流轉稅稅負一般較輕，而我國銀行的流轉稅稅負相對重一些，但是總體稅負并不高。2010年后，我國銀行實行“營改增”后，雖然試點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還有許多不確定性因素，仍然要繼續試點。對于互聯網金融如何適應“營改增”政策這一問題，可能在傳統金融試點結束后才會提上議程。雖然現階段還不能探討互聯網金融業的“營改增”問題，但是可以考慮流轉稅、所得稅等征管問題，都要堅持稅收公正原則，體現出公民在稅收待遇上的原則。在這基礎上，給予互聯網金融企業一定的稅收優惠政策。
（二）采用先征后退的征管方式，盡可能減少逃稅漏稅情況
互聯網金融稅收支持政策上有很多備選方案，如直接減免稅、先征后退等。一般行業，不建議采用先征后征管方式，但是互聯網金融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因為這樣做，可以帶來三個方面的優勢[5]：（1）在先征后退的稅收征管方式下，利于全面衡量互聯網金融業的稅收支持力度，為將來編制互聯網稅制支出預算提供支持；（2）嘗試采用先征后退方式，利于探索互聯網金融業的稅收征管方式與處理方式，為未來建立統一、公正的互聯網金融稅收制度奠定基礎。由于互聯網金融稅收的納稅人、應稅收入等問題都沒有確定，工作實踐中很容易產生問題，而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恰好為嘗試解決這些問題提供了途徑，這正是互聯網金融稅收征收方式的一種“演練”；（3）互聯網金融模式下的風險是較高的，先征后退利于規避互聯網金融的風險，防止滋生泡沫現象。
鑒于以上三點，互聯網金融稅收采用先征后退征管方式是可行的，能簡化互聯網金融稅收的征管程序。為了方便稅收征管上，可以把第三方支付平臺、P2P網貸平臺等作為代扣繳義務人，支持先征后退征管方式。
（三）將互聯網金融企業提供健全的涉稅資料定為前置條件
稅收支持政策實行與落實以健全的涉稅資料為前置條件，然而當前互聯網金融業務繁雜，稅務部門難以掌握互聯網金融企業全部的涉稅資料，使稅收支持政策落實有一定難度。如，P2P網貸一般與第三方支付平臺合作，稅務部門無法完全掌握互聯網金融企業與第三方支付平臺間的合作信息，特別是利益分配方式方面的，這樣一來就無法全面掌握互聯網金融企業業務的涉稅資料，給稅收征收造成困擾。對于一般企業，遵從成本約束條件是可以的，即使不提供齊全的涉稅資料也能正常進行稅收征收，但是互聯網金融企業必須提供齊全的涉稅資料。為此，應當把互聯網金融企業提供健全的涉稅資料定為互聯網金融稅收支持政策落實的前置條件。
互聯網金融業務的信息處理和風險分析，以大數據、高速算法為基礎，交易雙方信息不對稱的程度較低[6]。在大數據和高速算法的支持下，互聯網金融企業可以利用大量數據綜合分析客戶行為偏好、互聯網數據等情況，為挖掘客戶價值、制定個性化服務等提供可靠依據，信息處理不僅快速，且成本較低，更容易提供全面的涉稅資料。倘若互聯網金融企業不能提供全面的涉稅資料，或提供成本較高的話，可能過于樂觀的看待大數據信息了。假設互聯網金融企業真的無法利用大數據技術、高速算法工具提供全面的涉稅信息，極可能出現“旁氏騙局”，此時更應該要求互聯網金融企業提供完備的涉稅信息，以便出現規避應付稅收的情況。
（四）結合互聯網金融企業的不同業務類型，具體確定相應的應稅節點
互聯網金融企業涉及業務范圍廣、類型多，如P2P網貸、眾籌等，都是互聯網金融企業的業務。具體實施起來，各個互聯網金融業務之間的差異是較大的，這就要求針對不同類型的互聯網金融業務，確定相關利益主體的應稅節點。
如，P2P網貸的應稅節點。目前，P2P網貸運營及其監管尚不完善，稅收管理重點應當放在P2P網貸平臺上，參考傳統金融業借貸的稅收處理方式確定借款人、貸款人，但是具體的稅務處理要看是否形成資金池。如果借款人通過P2P網貸平臺介紹獲得貸款，貸款人直接從監管銀行撥付貸款資金給貸款人，P2P網貸平臺從中收取中介費用，按照經濟業務進行稅務處理；如果借款人先撥付貸款到P2P網貸平臺上，P2P網貸平臺再將貸款劃撥給借款人，形成了資金池式運營模式，則可以按照當前的“營改增”政策進行稅務處理。
再如，眾籌的應稅節點。眾籌有股權式眾籌、募捐式眾籌、借貸式眾籌、預售式眾籌幾種形式，其中募捐式眾籌具有公益性性質，一般都全面免稅。借貸式眾籌已經轉化成為P2P眾籌，這里不做探討，重點討論股權式眾籌、預售式眾籌的應稅節點問題。股權式眾籌分企業和個人兩種情況，在企業情況下，眾籌項目發起人、項目支持人都要進行相應的稅收處理；在個人情況下，對眾籌資金產生的投資回報，按照股息所得稅進行稅收處理。對于預售式眾籌，由于構成了銷售行為，眾籌項目發起人獲得的眾籌資金按照銷售收入進行稅收處理，繳納流轉稅，因眾籌資金產生的收入還需要繳納所得說。此外，項目支持人投入的資金屬于購買性支出，記入成本費用，并按照規定予以扣除處理。
（中經評論·北京）稅收管轄權包括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其調整對象涵蓋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經營所得、投資收益、商品和勞務銷售收入以及財產等。為了便于學習和理解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本文對稅收管轄權的研究，僅限于對企業所得進行調整的范疇。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
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
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
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
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
（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谏鲜銮闆r，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二）離岸經營的稅收管轄標準
稅收管轄權包括屬人管轄權和屬地管轄權，其調整對象涵蓋企業和個人的生產經營所得、投資收益、商品和勞務銷售收入以及財產等。為了便于學習和理解我國新頒布的《企業所得稅法》，本文對稅收管轄權的研究，僅限于對企業所得進行調整的范疇。
一、問題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浪潮雖然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國家邊界和意識.推動了全球經濟結構的調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也都不同程度地從這種開放性的經濟結構調整中獲益，但由于國家間、區域間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過大，以致在同一稅收管轄原則下對不同國家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對此，各國必然基于維護國家權益的立場，對原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作出相應的調整，并由此引發新一輪的屬地管轄權之間的沖突，且這種沖突，主要表現為對所得來源地的判斷標準不一。
例如，在傳統經濟體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分歧是以設立機構、場所為標準，還是以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對非居民取得的利息、股息所得，主要分歧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為標準，還是以其法律身份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所得，主要分歧是以研發地為標準，還是以使用地為標準，或是以支付者的居住地、法律身份為標準。而在信息經濟條件下，對非居民取得的營業利潤，主要不同是以有形機構、場所或實際經營管理活動為標準，還是以虛擬主機或網絡服務器為標準；對特許權使用費，主要不同是以數字化產品研發地、使用地或支付地為標準，還是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如以研發地為標準，同一項數字化產品可能涉及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研發人員；如以上傳地或下載地為標準，也會出現同一項數字化產品上傳地或下載地與許方或受方企業居住地不一致的情況。
基于上述變化，發達國家作為主要的資本、技術輸出國，在信息經濟時代也采取了不同態度。其中，美國作為電子商務發祥地，主張采取稅收免稅政策，并在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上建議，網站或服務器用于儲存數據，其用途類似倉庫，符合OECD協定范本第5條規定的準備性、輔活動，不能解釋為常設機構征稅。但OECD則持不同意見，并在1999年修訂的協定范本草案中明確，在某些情況下，服務器可能構成常設機構。此外，澳大利亞在向1998年OECD渥太華會議提交的報告中認為，設立服務器或網址，有固定的時間和地點，且可以經營業務的，可視為常設機構。加拿大1998年電子稅收管理報告認為，服務器或網站是否視為常設機構，應視具體情況而定。而對跨國網上交易的無形商品，如電子出版物、軟件、網上服務，美國主張一律免稅，OECD則主張對無形資產、特許權使用費、勞務、數字化產品等收入性質加以區分，以便適用不同稅率。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作為新興的資本、技術輸出國，面對信息經濟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也采取了相應的稅收措施，如印度規定，對在境外使用計算機系統，而由印度公司向美國公司支付的款項，均視為來源于印度的特許權使用費，并在印度征收預提所得稅。
二、“兩法合并”后屬人管轄權的完善
2007年3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新法”）的頒布，標志著我國“兩法”合并已水到渠成，并進入統一、規范、公平的稅收法制建設階段，且“新法”較之合并前的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在屬人管轄權的規定上，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新法”繼續堅持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關于居民居住地稅收管轄權的基本原則，并第一次明確使用了居民企業的法律用語，有利于與國際接軌；二是對居民企業的判定，“新法”同時采用注冊地標準和實際管理機構所在地標準，而原內外資企業所得稅法既采用注冊地標準和管理與控制中心標準，又采用獨立經濟核算標準，顯然，“新法”規定的居民企業范圍更為寬泛，且居民企業的身份更易認定，有利于維護國家和經濟利益。
但應當指出的是.由于“新法”規定的企業所得稅稅率為25%，低于許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水平，如果對居民企業的認定范圍過于寬泛，并普遍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征稅，容易增加征納雙方稅收成本，且由于外國稅收可按新法的有關規定計算抵免，我國對居民企業的境外來源所得實際上也可能征不上稅。因此，建議考慮這一實際情況，通過“新法”實施細則，一方面明確居民企業的全球所得納稅義務，另一方面在境外所得的納稅申報手續上，盡可能簡便些。與此同時，宜針對跨國企業離岸經營的特點，盡快建立避稅港稅制和資本弱化稅制，并進一步完善轉讓定價稅制，通過以上三個稅制的聯動和相互配合，積極應對跨國企業規避我國稅收的行為。
此外，在信息經濟迅速發展的形勢下，宜借鑒國際上對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稅收管理經驗，在居民稅收管轄權的延伸方面，重點放在避稅港稅制的建設上，并通過建立嚴格的海外控股公司利潤合并申報納稅制度，對我國居民企業在避稅港設立投資控股公司取得的離岸經營利潤進行監督和管理。而在所得來源地管轄權的拓展方面，則重點是堅持現有的屬地管轄權原則，并對來源地的范圍作適度的調整。
三、國內法和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
綜觀各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國籍標準和住所標準，并據此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外的所得征稅。對非居民企業的判定，主要采用所得來源地標準，并據此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征稅。但由于國情不同，各國國內法關于企業住所和所得來源地判定的具體標準，往往會產生一些差異，以致相關國家對企業的同一項跨國所得雙重征稅，這顯然不利于各國對外經濟貿易的發展。于是，各國一方面通過國內法有關境外所得抵免的規定，主動對本國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單邊調整：另一方面，則通過國際稅收協定，對相關國家稅收管轄權行使的范圍進行雙邊或多邊調整，并在此基礎上確立高于國內法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
具體而言，各國國內法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對居民企業境內外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本國法認定為居民企業的，其來源于境內的所得一律按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征稅，而不考慮該企業是否同時被其他國家認定為居民，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則采取直接或間接抵免法進行抵免，以消除對居民企業境外所得的雙重征稅。二是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分類進行稅務處理，即凡是依國內法認定為非居民企業的，對其取得的營業利潤，按照獨立企業和利潤歸屬的原則征稅；對其取得的股息、利息、特許權使用費，按照低于普通稅率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對其取得的財產轉讓收益，按普通稅率征稅。國際稅收協定關于稅收管轄權的協調則主要堅持以下原則：一是適度調整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行使的深度和廣度。例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營業利潤，堅持按常設機構征稅的原則，并對其承攬的建筑、安裝或裝配項目引入了時間概念，即與上述項目有關的活動如超過協定規定時間（6個月或12個月），可認定為其在東道國設立了常設機構，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有關規定對其征稅。而按各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建筑工地、建筑、裝配或安裝工程項目，通常沒有活動時間的概念，非居民企業只要在東道國開展建筑安裝活動，即可認定其設立了營業機構和場所，并按東道國國內法的規定對其征稅。與此同時，對非居民企業取得的股息、利息和特許權使用費，通常按低于締約國國內法規定的預提所得稅稅率征稅。二是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例如，對人（居民企業）的管轄沖突，一方面通過居民企業的定義，明確屬人管轄權調整的范圍；另一方面，通過雙邊或多邊稅收抵免條款。明確相關國家避免和消除雙重征稅的責任和義務。三是防止濫用協定避稅和偷逃稅。例如，我國在對外談簽的國際稅收協定中規定，我國居民企業從相關締約國取得的股息，只有在擁有支付股息的締約國居民企業10%以上的股份時，才能考慮稅收抵免。
由此可見，按照各國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的有關規定，對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其來源于境外的所得，居住國和東道國則共同享有征稅權，或者說，對非居民企業來源于境內的所得，東道國享有優先征稅權，居住國享有最終征稅權。我國作為發展中大國，經濟發展迅速，外貿依存度較高，同時面臨著資源環境的制約，鼓勵居民企業向境外發展已成為一種必然選擇。
四、實踐中涉及稅收管轄權的判定及思考
在經濟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跨國企業的戰略布局、組織結構、業務流程、資源配置方式及稅收籌劃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國際公認的稅收管轄權原則面臨新的挑戰，現有的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受到較大的沖擊。對此，發達國家作為資本，技術和高端產品輸出國，多通過延伸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的深度，來減少本國稅收流失。而發展中國家則通過拓展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廣度，來維護本國稅收權益。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既是全球較大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入國，又是新興的資本、技術和產品輸出國，本著互惠互利、合作雙贏的精神，通過國內法和國際稅收協定適度調整稅收管轄權的行使范圍，進一步理順國際稅收分配關系，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影響。為此，除應繼續堅持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管轄權原則外，有必要根據外包、離岸經營、電子商務的新特點，對稅收管轄權的判定標準作出新的規定，以促進國際經濟技術合作與交流，維護國家權益及經濟安全。
（一）外包的稅收管轄判定標準
外包是指跨國企業將非核心業務分解并轉移到投資較少、成本較低、質量和效率較高的國家或地區的做法。從跨國企業開展外包業務的情況看，外包的形式和內容多種多樣，但涉及相關國家企業所得稅問題的主要是離岸外包，即將企業的制造流程、呼叫中心、軟件編程、人力資源、物流和會計流程等外包給國外供應商。基于此，與營業利潤有關的稅收，相關國家可以按照傳統的稅收管轄原則.對發包企業和外包供應商進行稅收管轄。具體而言.發包企業可以將外包成本與其取得的營業收入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而外包供應商則可將外包收入與其承攬外包業務所發生的成本費用相配比.并按其居住國的有關規定計算納稅。與特許權使用費有關的稅收，情況則較為復雜。從發包企業的角度看，其外包的通常為非核心業務流程，而核心業務流程或高端技術和產品仍留在本企業內部。即使是軟件外包業務，也是為企業高端技術和產品服務的，且外包軟件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向供應商買斷。因此，不存在向外包供應商額外支付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從外包供應商的角度看，其開發的產品雖然涉及知識產權問題，但其開發的產品是為發包企業的核心業務流程服務的，且已以合同約定的價格買斷，因此，也不存在額外收取特許權使用費問題。基于上述情況，筆者認為，只要外包供應商以企業形式存在，對其承攬外包業務取得的收入，就應按傳統的居民居住和所得來源地標準進行管轄。
（二）離岸經營的稅收管轄標準
離岸經營是指跨國企業為了降低成本、拓展境外市場或規避稅收負擔等原因而開展的境外業務活動。目前，跨國企業的離岸經營活動主要有三種形式：一是離岸生產.即將工廠轉移到土地、勞動力成本更為低廉、市場更為接近、稅收更為優惠的國家或地區；二是離岸金融，即在企業居住國吸收境外存款.并專用于拓展境外投資的業務；三是離岸投資，即在避稅港設立海外投資控股公司，以匯集海外直接或間接投資所得。據此，各國宜視具體情況，對離岸經營活動采用不同的稅收管轄標準。具體而言，對離岸生產，宜視工廠的稅收法律身份進行稅收管轄，如該工廠具有稅收居民法律身份，對其取得的營業收入和所得，居住國擁有獨占征稅權，但對該工廠分配的股息或稅后利潤，境外投資方所在國應擁有最終征稅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