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0-11 16:2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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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引發了周左鷹代表打造這一“智慧平臺”的念頭？故事要從他聯系社區說起……
讓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信息化的便利和高效
去年，周左鷹代表在參加徐匯區開展的“滿意在徐匯”聯系服務活動時了解到，一些中心社區的信息化程度還相對較低，尤其是在為老年群體提供便捷、易操作的信息化服務方面，仍然存在空白點，這與上海積極推進建設智慧城市的大趨勢存在差距。周左鷹代表說：“從我所在的天平代表組收集到的選民呼聲中可以了解到，該地區老齡化程度高，不少老年人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往往導致叫車難、付費難等問題，而這些問題也直接影響了他們對城市生活的感受度。”這一情況，周代表看在眼里，也記在心里，一直想出一份力。
今年初，提交徐匯區人代會審議的區“十三五”規劃綱要中提出，要建設便利無限的智慧城區，提升智慧應用效能。豐富智慧社區服務內涵，在社區事務受理、醫療健康、養老、教育、文旅、交通等公共民生服務領域，基本建成便捷高效、覆蓋全區居民的信息服務體系。為更好地呼應規劃的這一要求，周左鷹代表在審議發言中，提出了要大力建設“智慧社區”的意見建議，得到了各級領導的肯定，這更加堅定了周代表著手打造社區“智慧平臺”的信心和決心。
發揚不屈不撓、永不疲倦、群體奮斗的干事精神
從想法產生，到著手開發完成，前后僅僅歷時6個月。這段時間里，周左鷹代表全身心投入到“智慧平臺”的開發中，往往是白天完成本職工作，晚上就和開發團隊協商軟件設計。并且，由于“智慧平臺”涉及公安、住建委、旅游局等多家政府部門的數據，周代表利用業余時間奔走于相關部門，做了大量協調工作。對此，他坦言：“智慧平臺建設初期投資較大，光靠政府推動難度較大，我們充分發揮社會力量作用，才使得‘智慧平臺’這么快就與大家見面。和我合作的開發團隊是華為公司的精英，他們非常給力，充分體現了不屈不撓、永不疲倦、群體奮斗的華為干事精神。”在專業技術支撐的同時，“智慧平臺”還充分運用了志愿者團隊力量，繼首臺室外終端在慎成居委“落戶”之后，天平街道21個居委會都將在近期迎接這一“大塊頭”的到來。在投入使用初期，為方便老年人及時了解使用方法，天平街道社區志愿者將為廣大居民提供指導服務。不久的將來，在徐匯區的各個街道社區，我們都將見到“智慧平臺”的身影。
讓信息化走進社區
關鍵詞：知識交流 知識共享 虛擬社區 成就需求理論
所謂虛擬社區是和實體社區相對應的概念，指的是通過互聯網這個媒體將擁有共同興趣或是共同目標的人們集合到一起，在這個虛擬空間里人們可以自由地交流、交談、互相幫助甚至是從事交易。
對于虛擬社區經營者而言，如何吸引更多的成員，如何激勵成員的參與，如何增加成員的忠誠度，影響不同成員互動交流的因素是否不同等均是值得探討的問題。只有在了解這些問題的基礎之上才能更好地吸引和留住成員，使虛擬社區成為匯集人氣的空間和平臺。
本文擬在一個全新的環境下，從整合的角度對上述問題進行研究，具體研究架構如下：在虛擬社區環境下，研究其中成員的知識交流行為，試圖從知識獲取和知識貢獻兩個方面來了解社區成員的參與情況，探討影響這種知識交流過程的因素，進而提出應該如何激勵知識交流的管理建議。
成就需求理論概述
美國心理學家戴維麥克利蘭（David Meclelland）經過對成就動機的深入研究，于20世紀50年代初提出了成就需求理論，將人們的內在需求歸納為成就需求、權力需求與親和需求三種。成就需求是基于個人理由去設定并完成目標的欲望，即一種根據適當標準追求卓越、爭取成功的內驅動力。權力需求是指使他人改變行為、順從自己的需求。親和需求是指追求友善并重視人際關系的需求。
實證模型設計及假設
本文試圖利用麥克利蘭提出的成就需求理論，將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內在動機、自我效驗等作為影響其進行知識交流的因素，以討論社區內知識交流和共享以及激勵機制的作用。
具體而言，本文從成就需求理論出發，研究成員特征、知識交流和社區強化之間的關系，試圖找出影響虛擬社區成員知識交流的因素。在研究模型設計時，成員特征被分解為人口統計學特征（如年齡、性別、教育程度等）和個性特征（如自我效驗、成就需求、內在動機等）；知識交流則分為知識獲取和知識奉獻兩種情形；而社區強化指的是社區對于成員參與的獎勵計劃，包括經濟強化、身份認知以及表現評估等形式。
研究擬采用的實證模型如圖1所示，其主要假設如下：假設H1：虛擬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會影響其知識獲取程度；假設H2：虛擬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會影響其知識貢獻程度；假設H3：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會影響其知識獲取程度；假設H4：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需求會影響其知識貢獻程度；假設H5：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會影響其知識獲取；假設H6：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會影響其知識貢獻；假設H7：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愉快程度；假設H8：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興趣；假設H9：虛擬社區的強化機制會影響其成員的滿意程度。
研究內容及結果分析
本文在長三角地區的高校學生以及上班族中進行了問卷調查，主要采用書面問卷和網上問卷兩種形式，采用隨機抽樣的方法進行。本次調查共發放問卷650份，回收356份，其中書面問卷發放200份，回收132份；網上問卷發放450份，回收224份。在356份問卷中，有效問卷數量為316份，有效回收率為48.6％。
對于回收的樣本，筆者主要用SPSS軟件，通過統計描述、可靠性分析（信度分析）、因子分析、相關性分析和多元回歸分析來驗證各個變量之間的關系，結果發現，研究提出的假設中除了H9只得到部分支持之外，其余假設均成立，并得出知識獲取和知識貢獻的回歸方程。
知識獲取＝-8.4E-17＋0.577×親和需求＋0.182×自我效驗＋0.177×滿意＋0.108×愉快
知識貢獻＝-4.8E-16＋0.402×權力需求＋0.268×愉快＋0.181×成就需求＋0.120×自我效驗＋0.103×興趣
研究結論與營銷啟示
根據研究結果分析，本文為虛擬社區服務提供商提出一些建議，希望能夠藉此推動社區內的知識交流和共享，提高成員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進而提升虛擬社區經營者的競爭力。
首先，對于成就需求的刺激，必須讓社區成員有被尊重、受到重視的感覺。比如論壇中對具有價值的帖子的標記措施，可以使發帖者感受到自身的付出得到重視，而其他成員則可以了解他人對社區的貢獻程度，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增加社區成員的成就感，從而愿意繼續在社區內提出和解決具有一定水準的問題；而在刺激網友的權力需求上，可以通過提供社區權限分級制來進行，只有做出一定貢獻的成員才能提高等級，擁有更多的特殊權限，這樣可以吸引更多權力需求高的成員參與；社區還可以通過創造一種良好的交流氛圍來刺激成員的親和需求，當社區被營造成為一個溫馨團結的大家庭時，其成員就會感受到更多的溫暖，從而想要更深層次地融入到社區之中，與其他成員建立更為親密和友善的關系。
其次，自我效驗也是影響虛擬社區成員進行知識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社區也應該致力于提高成員的自我效驗水平，這里主要指科技效驗、信息效驗和聯系效驗三種。社區可以通過創造簡單易用的界面、介紹基本的電腦和網絡知識、幫助成員學習和使用在線社區技術，及時向知識提供者反饋其知識的價值等信息，讓成員了解其貢獻得到了社區的重視和肯定等措施來進行。如此往復，社區成員的自我效驗水平會得到極大的提高，從而加強其知識的交流。
與外在動機相比，內在激勵的虛擬社區成員更愿意努力工作，更樂于付出和貢獻。因此，從內在動機出發，虛擬社區應該讓社區成員感知到愉快、對社區的強烈興趣，以及對社區提供的內容和服務滿意等，這些可以通過在社區內創造話題相對集中的分討論區、提供更加多樣化的服務和更加人性化的界面設計、經常了解社區成員的需求和不滿等，并及時做出調整來實現；同時，社區還要利用好經濟強化、表現評估和社會贊譽等強化機制來激發虛擬社區成員的內在動機。
參考文獻
【關鍵詞】高職教育 轉型升級 專業結構設置 產業結構
高職教育與區域經濟之間存在著密切的互動關系，高職院校培養的專業技能人才是促進區域經濟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而區域經濟的發展又是推動高職院校建設的動力源泉。廣東省作為國家對外開放的重要窗口，正面臨著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因此，對廣東省的高職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通過對廣東省高職院校的專業結構設置和珠三角勞動力市場供需的現狀分析，力圖找出廣東高職專業結構設置與勞動力市場需求對接的方向，以促進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的重大使命順利完成。
一、廣東省高職專業結構設置現狀分析
今年5月，教育部公布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學歷教育招生資格的高等學校名單，在粵高校中，具備招生資格的學校一共137所，包括本科院校41所、高職院校79所、獨立學院17所。高職招生占高校總數的57%，高職院校占領了廣東高考招生的半壁江山。在現有的這些高職院校中，位于廣州市的高職院校有45所，占到了57%。
廣東省2013年高職院校招生人數超過26萬人，占今年高等教育招生總數的一半以上，高職教育在廣東省經濟發展中擔任著重要的任務，尤其是基層一線高技能人才的培養更是占領著無本科院校無法比擬的地位。因此，加大力度發展高職教育是廣東省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源泉，也是順利實現產業轉型升級的必備要素，應該給予高度的重視和政策支持。
2013年，在廣東省79所高職院校的招生計劃中，財經、電子信息、制造、文化教育四種大類專業規模最大。在三大產業中，與第二產業相關的開設專業差不多占36%，招生人數占到總招生數的27%；第三產業達到62%，招生人數占到72%，基本符合廣東省“三二一模式”的產業結構。
上述數據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廣東高職教育在專業結構設置上與廣東省產業結構的發展基本相符，但由于最近幾年來廣東省經濟快速發展，并進入轉型升級期，廣東省高職教育專業結構設置也呈現了突出的問題。
（一）增速過快問題
由于缺乏全省性的統一布局與合理規劃，高職院校在開設新專業具有一定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各大高校爭相擴招，使得新增專業不斷增加以及各專業在招生數量上快速擴張。根據數據顯示，自2006年以來，廣東省高職招生人數增加了近34%，在校生人數增加了近39%。由于過度擴張，學校人均辦學資源相對減少，使得教學質量水平有下降趨勢，最終導致畢業生在就業上出現“畢業等于失業”等問題。
（二）特色專業不明顯問題
近些年來，學校間為了爭奪生源，新增專業缺乏專業論證的比比皆是。許多高職院校在專業設置過程中，以“人有我有”作為指導思想，缺乏長期利益的考慮，過度追求數量規模，最后導致學校間專業過度重復，并且缺乏特色。辦學標準在不同的地區和學校間缺乏統一性，在辦學硬件上差異較大，導致同一專業在不同地區的學校培養的學生在質量上差異較大，這不僅使得教育質量得不到保證，也影響畢業生的就業，造成有限的社會資源極大的浪費。歸咎原因：第一，對發展觀的誤解，擴大辦學規模成為學校發展的唯一標準，校舍、專業、招生的規模擴張帶有盲目性；第二，對教學質量的誤解，由于對高職教育的評價監控機制的不完善，學校為了贏得認可，只在規模上擴大，以吸引公眾的眼球。
（三）專業建設資金投入不合理問題
廣東省多數高職院校都設置都以文科占比例居高，而文科專業的投入成本相對人均較少。與之對比，工科類投入成本相對較高的專業，只有少數幾個重點高職院校開設，招生人數也較少，比例偏低。現實的勞動力市場上相對緊缺的高技能人才往往都是工科類專業，這種局面的形成與高投入專業本身的特點和高職院校自身的辦學定位有關。高投入專業往往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昂貴的設備、較系統的實訓基地的開發運營與維護，其人才培養往往也需要較長的周期，這就使得很多高職院校望而卻步；而低投入專業則與此相反，具有靈活、容易控制、周期較短、易見效益等特點，相對容易贏得高職院校的青睞。
二、珠三角區域勞動力市場供需現狀分析
由于產業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企業勞動力需求改變，而教育改革卻跟不上步伐，加上各種制度限制勞動力的流動，目前廣東勞動力市場出現了結構性失衡，其突出地表現為技術崗位缺口大與部分新增勞動力和下崗失業人員就業難并存的結構性矛盾。這種失衡導致企業生產水平下降甚至停產，更有可能導致勞資關系不和諧的社會后果，最終導致產業轉型升級缺乏適合的勞動力支持，無法順利轉型。廣東省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衡的主要原因體現在以下幾點。
（一）產業轉型升級使得企業對勞動力的需求發生改變
廣東省作為我國改革開放的首要窗口，以出口型制造業為主的民營企業發展帶動經濟發展，成為全部經濟大省。民營制造業的發展對勞動力地需求規模巨大。大規模的勞動力需求市場吸引了無數的外省勞動力進入廣東，而這些勞動力絕大部分的水平都相對較。廣東省到了轉型升級期，面臨著產業結構重新調整，材料、技術更新換代以及消費需求的改變，新的產品不斷涌現，許多產業日益衰退。改革開放初期所發展起來的傳統產業的衰退導致某些行業整體性失業。而這些失業者短期內很難被其他產業所吸收，而勞動者本身的技術比較單一，再加上新產業的進入壁壘，如果沒有良好的新崗位技術培訓，這批早期為廣東經濟發展付出巨大貢獻的勞動者可能就會一直失業。而另一方面，廣東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的調整以高新技術產業、高新技術為方向，在此基礎上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因此勞動力的需求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高新技術和裝備的應用需要高素質復合型人才的支持，但目前的人才供應情況顯然不能適應產業結構調整的變化。
（二）高職教育不符合勞動力市場需求結構
產業轉型帶來的大量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但近年來大學生“一畢業就失業”暴露出高校教育的專業設置問題，大學生所學專業知識與勞動力市場不能對接。廣東省高等教育也不例外。一方面，本科教育與高職教育缺乏統一規劃，在發展速度、發展層次、特色辦學等方面缺乏長期規劃，成人高等教育泛濫嚴重，重學位輕崗位培訓。另一方面，專業設置缺乏統一規劃，其比例和經濟結構比例不協調，人才培養結構失調，培養質量得不到保證等。其結果是，大學生畢業后不能順利就業。
（三）中西部崛起使得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流失
隨著我國中西部發展戰略進一步深化，一部分高新技術企業在中西部落戶，這些企業一方面能夠提供優越的待遇水平，另一方面能夠提供新時代的發展平臺。廣東的高技能型人才當中，有相當一部分是來自中西部地區，他們企盼回到家鄉發展，渴望以自己的知識能力為家鄉的經濟發展貢獻力量。因此，中西部的崛起必然導致廣東省高技能型人才的流失，使得原來較缺乏技能人才供應情況更加嚴峻。
三、結論
綜上所述，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一方面，高職專業設置應以產業結構調整所催生出來的人才需求作為出發點，高職專業設置的方向和思路應以產業結構的發展趨勢來決定；另一方面，合理設置高職專業，是高職院校成功培養出社會急需的高技能應用型人才的關鍵，也是產業結構發展目標能夠實現的基礎條件。因此，在廣東省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背景下，廣東省高職教育的重任是研究如何實現產業結構與高職專業設置的高度融合，以培養出能夠適應廣東省產業轉型升級所需求的高技能型人才，實現廣東省經濟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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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王一群.2011：《基于高職院校專業設置與產業對接的思考》.《高職論叢》第2期.
關鍵詞：市場需求計算機專業設置服務區域發展
一、把握計算機專業設置的特點
根據2010年一季度全國人才市場供求信息的報告顯示：在招聘數量排前10位的專業中，計算機專業排名前10位，由此可見，計算機專業的人才在社會需求的人才中占有很重的比例。而職業教育是直接為社會輸送人才的教育，其特殊性決定了職業教育專業設置不僅要遵循教育規律，也要遵循人才需求規律，突出計算機專業在職業教育中的幾個特點：
1.能夠滿足社會對人才的需求
對于中等職業技術學校來說，其辦學目的是培養技能型人才，所以，結合計算機專業領域廣泛，下屬學科繁多的特點，應該結合計算機專業的理論與實踐雙管齊下的原則，理論為實踐鋪平基礎的道路，在實踐中充實對理論知識的理解力與應用能力。在大多數的學校中，理論課的開設課時遠遠高于實踐的課時，這是一種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的表現。在今后的計算機專業教學中，應以社會需求為導向，多培養一些實踐能力強的人才，這才是社會需要的人才，我們的教育也應該向著理論教育過硬，實踐教育也要過硬的方向努力。
2.課程內容變化快，市場需求變化頻繁
由于計算機在全世界的發展速度很快，在這個專業中，新生物的產生速度已經不可預測，所以，隨著新的計算機學科與技術的產生，如何調整專業課程的變化，以達到社會需求的目的，成了這個專業的另一個特點，所以，課程的設置不能夠一成不變，應該隨著最新的科技前沿的變化而變化，計算機專業的課程具有靈活性與快速的更新性，在學校的教學中，應該隨著這種科技的發展而變化，科學技術的進步必然帶來產業內部、行業內部的知識結構的變化，面向這些行業的未來畢業生的知識結構也要發生變化。職業學校順應科技發展對職業教育的要求，直接反映在專業課程名稱的變化和教學內容的變化上。
3.計算機專業設置靈活，更新速度快
職業教育與市場經濟有著不解之緣，它必須緊跟市場變化，不斷調整與更新專業的設置，以適應產業以及產業內部各行業間的調整與更新的需要。對于 “計算機”專業，也要根據就業市場需求情況的變化，調整“計算機專業”為“硬件”和“軟件”兩大相關專業的領域分類。再如，“計算機”專業和“美術”專業合并更新為“影視動畫”專業，以及機械類專業與計算機專業的結合，實現機電一體化。
4.計算機專業內涵越來越寬
隨著經濟體制的深入改革，一些深層次問題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出來。比如，中等職業學校計算機專業劃分過細、專業面過窄、不適應市場經濟條件下就業的需求已經成為不爭的事實。面對這種形勢，各中等職業學校順應時展的潮流，及時調整、拓寬計算機相關專業內涵，積極探索學校教學課程的改革。在培養目標上，突出復合型、應用型、實踐型人才的培養；在教學內容上，注重加厚基礎，拓寬專業基礎知識，教學方法上，嘗試現代化教學手段的運用，建立仿真環境，越來越貼近企業與社會對實踐性教學環節的要求等，這些都加強了學生綜合能力的培養與整體素質的訓練和提高，從而適應了企業與社會對人才需求的知識結構。
二、把握計算機專業設置與市場需求相結合并服務區域發展的原則
1.需求導向原則
學校設置的計算機相關專業必須適應社會某個方面的需求。需求包括兩方面的含義，一是用人單位的實際需求，二是學生的求學和就業心理需求。兩者有時是一致的，后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者的需要，但在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尚未完善的情況下，兩者往往相互矛盾和發生錯位。需求導向原則主要是指滿足前者的需求，排除非理性因素的干擾，把握有效需求，并對學生進行正確的引導。
2.條件必備原則
教育有其自身的規律，職業學校的專業設置，在強調需求導向的同時，必須考慮學校自身條件是否可能保證專業培養目標的實現。這些基本條件主要指師資、教學設施、教學資料、經費等方面的實際狀況。如：考慮學校師資隊伍的數量、結構、水平是否與開設的專業相匹配；教學資料是否齊全、適用；教學設施是否符合規定標準；經費是否能夠保證教學工作正常運行等等。
3.穩定與靈活相結合原則
職業學校的計算機專業設置要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滿足社會急需和符合經濟發展規律，就必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以便學校對社會需求作出迅速反應，適時適度地更新專業內容，改造和淘汰過時的專業內容。
4.局部與全局相協調原則
專業設置不僅是學校的個別行為，也是一種社會行為。學校面臨的是區域性大市場，合理設置專業離不開政府的宏觀調控。科學規范地設置專業，遵循局部與全局相協調的原則，能夠減少盲目性、隨意性，提高可靠性、有效性。學校的專業設置需要建立嚴格、規范、有序的管理體系。
5.適度超前原則
技術進步對社會職業的種類和職業活動的內容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也導致職業專業結構的不斷變化，對于計算機專業，新舊課程專業的更替周期很快，鑒于計算機類人才的形成需要較長的周期，即計算機類教育具有一定的滯后性，職業學校的計算機專業設置和調整在考慮現實需求和條件的同時，要有適度超前的意識，即具有前瞻性。
[關鍵詞]城市社區治理；挑戰；創新
doi：10.3969/j.issn.1673 - 0194.2017.08.113
[中圖分類號]D669.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194（2017）08-0-02
近年來，隨著單位制的解體，相對傳統的社會群體整合機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城市社區成為基礎性的治理單位。同時，在社會轉型不斷深入的現階段，各種問題、矛盾集中于城市社區，傳統的治理模式難以滿足需求，社區治理面臨著諸多挑戰，因此，相關人員需要探究新型治理模式，以便在更好的解決城市社區問題的情況下，充分發揮城市社區的作用，推進社會穩步發展。
1 社區治理的基本內涵
社區治理是將社區作為載體，政府、居民共同管理社區事項的互動，是一種為不同主體提供各種服務，且各活動相互作用的管理模式。“社區治理通過對相應制度的合理安排，能滿足適度開發、調試公共資源系統的需求。”因此，社區治理的實施能夠有效彌補政府治理社會時能力不足的問題。
2 城市社區治理面臨的挑戰
2.1 社區治理行政色彩濃厚
通常情況下，城市社區的建設是在政府的引導下進行的，所以社區除了自治以外，還承擔了許多政府轉移的職能，導致社區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城市社區治理權力多來自上級需求，社區各組織具有行政化的特征，比如，經濟來源的行政化、工作模式的行政化等。國家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居民委員會是代表居民利益的自組織。但從實際情況來看，居民委員會多承擔“政府代言人”的職責，通常根據政府的需求開展基礎性公共服務，并未進行明確分工，未給居民謀取效益。居民選舉也常常流于形式，加之居民委員會工作職責、工作角色的錯位，造成社區長期處在“上面千條線，下面一根針”，忙于行政性事務的狀態，基本無暇顧及居民的需求、效益。
從另一方面來看，因行政色彩的濃厚，使社區治理出現角色錯位、迷失的現象，表現為：從政策上看，國家主張城市社區自治，減少政府的過多干預，但實際的社區治理中，政府卻又不可控的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因而在社區治理現實中，所產生的矛盾、問題和主要來源于社區權力、結構的沖突。
2.2 社區治理主體關系的困境
城市社區治理過程中，物業公司、居民委員會等是最為關鍵的主體，主體之間存在工作職責不明確、角色混亂等情況，間接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居民委員會是一個集行政管理、社區服務于一體的組織，能為社區居民提供相對優質的公共服務，但通常不會主動作為，回應社區居民的訴求。近年來，伴隨著國民經濟水平的提高、人們生活質量的改善，住房逐漸趨向于商品化，物業公司開始進入城市社區。物業公司作為一個以盈利為目標的組織機構，主要工作是為業主提供房屋保養、設施維修、保安等服務。物業公司作為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的新型組織機構，和業主之間的關系是平等的。然而，由于經濟效益的驅使、監管機制的缺乏，物業公司通常因權力的不對稱而凌駕于居民、業主之上，導致利益糾紛事件頻繁發生。而導致這一現狀的主要原因是社區治理各主體間權責不明確，最終造成角色定位處于混亂狀態，主體之間缺乏信任，加大了社區治理的難度。
從另一方面來講，居民委員會的行政化、業主委員會等機構力量薄弱，相應工作的實施均在物業公司的幫助下進行，而物業公司的經營目標又決定了他們的工作成效，導致無法滿足居民的需求，情況嚴重時物業公司與業主之間的矛盾還會升級。城市社區各主體不具備完善的監管機制、制衡機制，代表業力的委員會力量薄弱，無法制約物業公司，做不到真正維護業益，最終導致社區居民委員會忙于行政事務性工作，降低了服務效益；而市場化運營的物業公司，為了謀取更多的經濟效益，不顧及業主的需求，降低該組織機構的服務質量。
2.3 社區居民參與度低
社區作為城市的基礎組成單位，也是整合基層、城市生活的共同體，也應當是表達居民需求、反映居民生活狀況的單位，而這些都是建立在城市社區居民積極參與社區治理基礎之上的。由此可見，社區居民參與是保證社區問題有效治理的關鍵。居民作為城市社區治理的主要成員，通過監督作用的發揮、社區活動的參與，使社區治理成為社會基本單元。但從實際工作上看，因受傳統組織參與形式的影響，社區居民缺乏參與性、責任意識差，未對社區產生強烈的歸屬感，大部分居民處于被動參與社區活動的狀態。同時，個別居民還認為是否參與社區活動，其本質是一樣的，都無法發揮主人翁的作用，在社區重大決策中不主動行使發言權。目前，社區居民參與較多的社區活動主要是文體性的健身活動，如廣場舞等，參與人群為老年人、婦女，大多數居民在社區治理中缺乏真正的決策性參與，所具備的監督作用有限，造成社區治理長時間處于“失語”狀態，阻礙了城市社區的發展。
3 城市社區治理路徑創新
3.1 明確城市社區主體職權
政府需創新城市社區治理機制，完善治理流程，明確社區治理參與主體的職權、關系。在現代城市發展的過程中，要想創新治理機制，最為主要的任務是政府轉變對基層社區的治理理念，給予社區治理針對性的指導，將權力歸還于社區居民。在城市社區的治理過程中，明確居民委員會、業主委員會、物業公司等主體關系、工作職權和角色，強化居民委員會對業主、物業公司的監管作用。同時，還需適當扶持居民自治組織，以便于充分發揮居民的作用。
3.2 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
目前，物業公司普遍存在不公開收支、居民上繳物業費未用到社區硬件維護方面等現象。并且，物業公司為了獲得更多的經濟效益，不認真處理居民、社區反映的問題。比如：居民上繳物業費后，物業公司未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處理，常見的有社區衛生、治安l件差等，即便居民一再催促物業公司處理，也得不到物業公司的積極回應，總體服務質量低。針對這種情況，需加大對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對物業公司的服務、收費等程序實施公開、透明制度，強化社區居民的監管作用，便于在法律幫助下更好的維護居民權益。
3.3 構建社區參與平臺，提高居民參與積極性
社區居民參與度是評估社區建設水平的關鍵。目前，城市社區居民主要從以下途徑參與社區活動：在居民委員會引導下參與、在社區黨支部引導下參與、通過社區網站或是微信公眾號參與、通過社區民間組織參與、通過聽證會的開展參與等。由此可見，城市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途徑越來越多，并且在不斷進行創新。但從城市社區的實際參與情況上看，居民參與性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大多數城市社區活動缺乏針對性，并不是針對社區居民關心的問題而開展的活動。因此，除構建相對科學、合理、多樣化的社區參與平臺外，還要提高居民參與的積極性，重點是在參與內容上進行創新，在滿足居民需求的前提下，激發居民的興趣，提高其參與自主性，并根據社區居民構成的特點開展活動，滿足不同群體的差異化需求，進而達到有效治理。例如，基于物業公司和業主矛盾較突出的問題，組織雙方代表召開懇談會，讓物業公司明確了解居民的需求，讓居民了解物業公司的實際困難，雙方協調、共同解決問題；在衛生環境差的社區，多組織“環境保護人人有責”的集體活動，動員居民廣泛參與，加大環保宣傳力度，共同改善社區的居住環境；為老年人多組織休閑、娛樂性的活動；為小朋友多組織學習知識的活動等。
3.4 再造社區組織，提高運行效率
在全面發展城市社區組織的基礎上，保證社區組織真正服務于居民、徹底治理社區問題是創新治理制度的又一主題。新公共管理理論中提出的“政府再造”理論中的“再造”是對社會公共組織、公共體制的轉變，以提高工作效率，增強創新能力。并且，還可通過對組織目標的改變，權力結構、組織激勵的變革來完成該轉型。該理論同樣適用于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
從城市社區的組織再造上講，其主導思想是將激勵機制、管理制度納入社區治理中，使以公益活動、社區服務等為主要業務的組織機構更好的借鑒先進的管理模式，增強組織發展能力。曾有學者基于社區再造的基礎提出了構建企業化的社區，也有學者在再造理論基礎上，提出程度不同的管理模式，如績效導向模式、居民自治模式等，這對城市社區治理模式、治理內容的創新具有建設性的意義。而與此同時，社區居民的參與行為也可以進行再造，現在很多地方的社區對活動參與、社會服務和公益行為嘗試采取積分制或是銀行儲蓄制管理模式，這都是很有益的創新。
3.5 將社區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
社會資本理論認為，處于統一機構的人通過互動、接觸，能建立期望、義務，形成信任關系，能動員社會關系，合理配置社會資源。而社區社會資本的缺失是當前社區急需解決的問題，以預防社區發展、資本之間形成惡性循環。社區居民是社區治理的主要人員，而社區又是組織居民生活時所形成的主要場所，社區資本主要體現在居民對自身生活環境、社區服務人員工作狀況的認可和相關活動的參與上。而將社區資本運作進行公開作為城市社區治理路徑的創新，不但能有效解決社區問題，還能幫助社區治理走向健康發展的道路，提高社區居民生活的質量。
4 結 語
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社區作為社會的基礎“細胞”，其治理效果與社會的發展密切相關。本文通過對城市社區治理情況的分析，發現社區治理普遍存在主體關系不明確、行政化色彩濃厚等問題，影響著社區治理的效果。因此，相關人員需加大城市社區治理的創新力度，明確社區主體之間的關系、準確定位角色；居民委員會要認真處理行政權、自治權關系，加大物業公司的監管力度，充分發揮業主委員會功能；重視居民委員會的管理方式、管理機構的改革力度，增強社區居民活動參與性等。此外，物業公司還應從社區居民的需求出發，構建相對合適的治理機構，將社區治理作為維護基層秩序的基礎，并將社區的社會資本管理進行公開，在發揮居民作用的情況下，進一步治理社區，推動基層社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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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公益；微創投；自我治理
1社區公益微創投的存在必要性
社區公益微創投是針對社區服務領域公益項目的公益資本投入，目的是通過資金、管理和技術支持，培育充滿活力的社區公益性社會組織，其出現主要是為了彌補政府功能的分散化和社區結構的碎片化而產生的社區治理危機。政府功能分散化，是以功能性分工為原則的官僚科層體制自身的弊端造成的，而中國傳統文化中公共理性精神的發育不良則是社區碎片化難以進行自我療傷的深層次邏輯。非居民需求導向的街居體制使社區許多現存與潛在問題未能得到很好的解決，同時社區居民缺乏共同治理的情感與人際基礎，及自我治理的能力。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的兩條治理路徑均面臨困境時，社區公益微創投應運而生。它強調明晰行政資源與居民自治相結合的各自邊界，最終實現社區內部組織從“自娛自樂”到“參與治理”、從“單一活動”到“項目運作”、從“各自為陣”到“抱團取暖”的轉變。
2從公益微創投到社區自我治理的路徑探索
一個個公益組織構成了社區治理體系和能力現代化的基本元素。在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的過程中，有如下四個重要階段。
2．1為激活社區居民的需求而建立社區草根組織
在社區開展公益微創投的社會組織主要包括外來提供服務類與社區內部組織兩類，而公益微創投的真正起點是社區內部組織的草根組織。其可以從居民最感興趣的、成本付出更少而生活收益更高的地方開始，通過社區動員調動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熱情與積極性，在專業社工隊伍的帶領下，挖掘社區能人，通過街道層面的新型平臺，申請微型項目，建立起更多的草根型社區組織，為了滿足居民多樣化的需求發展。
2．2實現責任主體從基層政府到草根組織自身的轉移
公益微創投的最終目的在于培養社區自我治理能力，同時為社區居委會減負。公益微創投所運用的項目指導型“三社聯動”機制，有利于發揮專業社工啟發草根組織自我意識的作用。結合我國臺灣地區社區營造經驗，專業社工可以引導草根組織確定組織發展目標，啟發社區草根組織解決社區難題，而且可以長期陪伴草根組織，逐步培養其自治能力。在這個過程中，草根組織逐步建立自我意識，獨立解決問題，開展工作。治理責任隨著治理能力的提升而加強，自下而上的草根組織開始分擔居委會的功能，為居委會減負，還可以實現從社區草根組織到社區自治組織的轉變。
2．3政府購買社會服務，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承接組織資源
政府購買服務環節是對草根組織治理能力的檢驗與歷練，這必須建立在其治理能力到達一定高度的基礎上，這一階段社區草根組織的關注點從文體娛樂上升至志愿服務及社區自治。如果基層政府通過購買服務這一規范化的方式給予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更多的資源，那么社區難題的治理將更加便利，同時通過與外來社會組織的競爭和社會購買服務項目的評估，內生型社會組織的專業性會進一步提升，也更加契合居民需求，基層政府的負擔將減輕。
2．4社區實現自我治理
經過公益微創投，居民需求導向的社區草根組織紛紛建立，并在專業社工的引領下獨立承擔風險與服務責任，在治理能力提升后承接政府購買服務項目，成為與專業社會組織相競爭、相補充的社區內生型社會組織，不斷為基層政府減負，解決居民關心的社區難題，并通過公益微創投平臺，吸引越來越多的社區居民參與到社區治理中，形成社會治理網絡，居民的自我意識與參與度得到質的提高，社區實現真正的自我治理。
3結論
我國當前的公益微創投仍處于建立社區草根組織的初級階段，而且受到行政考核體系的制約，草根組織給街居體制帶來的更多的是增負效應。而公益微創投平臺的年度項目制、退出機制不健全等問題造成項目的不可持續發展問題，也在制約著社區草根組織向更高治理層次的轉變。從公益微創投走向社區自我治理依舊還有漫長的道路，需要政府的配套改革、社會工作體系的完善與居民自我治理意識的提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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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區治理 居民參與 利益 經濟人 市民社會
一、利益的相關概念
居民作為參與社區治理的統一命名群體，實質上還是一個個單一的個體，而作為個體，必然會基于所采取行動帶給自身的利弊決定此項行為的實施與否。即就是說，當居民個體發現參與社區治理這個行為能帶給自己更多的益處，其參與積極性和效能大幅度提升，反之，則大幅度下降。在這項行動中“利益”成為最重要，最關鍵的考量因素之一。本文以“利益為最基本，最重要的居民驅動力”這一觀點為前提，展開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問題中居民參與的動力問題的研究。
（一）利益的界定
推動個人或組織做出某種行為最基本的動力或者動機就是利益。這里指的“利益”包含著非常復雜的內容，并不簡單地指個人的經濟利益。本文傾向于以下對利益的界定：即利益是人們生存，享受和發展所需要的資源和條件。具體來說：（1）利益同時具有客觀性和主觀需求性。當主體的需求相契合于滿足需求的客體時，利益就發揮了最大的作用，行為動機也由此產生，相應的行動也會隨之開展；（2）利益的表現形式不僅有我們所熟知的物質利益，也有不以實體狀態存在的精神利益，精神利益和物質利益相結合，能夠最大限度的激發參與者的行為需求；（3）利益具有交換性。利益的本質，即資源和條件本身都可以在特定的環境下用于交換，而條件和資源相比，其作為利益的一種特殊形式，更應受到人們的關注；（4）利益具有普遍性，合理性。社會中，一切活動的開展或多或少都摻雜著利益因素，現實生活中，只要是人，都有生存和發展的需求，也都有利益要求。同樣，利益的合理性表現在利益能夠滿足人和組織生存發展的需要。以上對利益的概念界定，必然可以為我們分析人類行為的內在動力和紛繁復雜的人類行為提供一個有力的解釋框架。
（二）社區治理中的社區利益
具體到城市社區治理來看的話，利益也和居民的生活息息相關。首先，我們要承認社區利益的客觀存在性。在公共管理的動態發展過程中，眾多利益主體間的矛盾沖突愈來愈顯示出復雜化趨勢，社區治理也不例外。如何化解各個利益主體間的利益矛盾，實現作為社會利益核心的公共利益與具有組織分享性的共同利益以及私人獨享性的個人利益間和諧發展，越來越彰顯出其重要性和迫切性。
對于社區來說，其本質上就是某種利益基礎上形成的人們生活的共同體。這里的利益主要指的是社區利益。社區利益在主體上包括社區成員（居民）的個人利益，社區組織成員之間的共同利益。個人是利益主體的基本單元，也是社區利益的基本構成要素，居民作為參與主體，更多的關注的是參與的實效性，即居民在參與目的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偏差，居民是否參與取決于對參與的預期收益和成本的估量，取決于對自己實現目標的力量和可能性評估，而“共同利益”在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是由作為“私人”的個人造成的。因此，如何提升整個社區公共利益的維護，就應當著眼于微觀角度上居民個人利益的有效維護。
二、居民參與社區治理動力不足的微觀探討
本文把利益作為居民參與最重要的驅動力的出發點是人性。所謂“人性”是指人的本質屬性，它包含人具有動物本能的自然屬性和人受社會影響的社會屬性兩個方面，決定著人的行為動機。而人的行為動機是建立在人的認知基礎上的，人通過認知建立一個標準，以此標準做出行為動機的選擇和判斷，即判斷標準是動機的核心，行為選擇是動機的結果表現，整個過程就是動機產生的過程。不同學科中對人的行為分析總是要對人性的假設作為基本前提，因此，人性假設是學科中人的行為分析的邏輯起點，同樣，如果不從人性入手，就很難明確社區中居民的心態和動機所在。本文試圖將“經濟人”假設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相結合，以期分析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動力問題。
（一） 經濟人假設
“經濟人”作為一個公認的科學的概念，最初是由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提出的一個假設。指不抱除經濟利益以外的其他動機，只按經濟原則進行活動的行為主體。具體來說，“經濟人”假設的核心是：人的行為目的是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人的行為是合乎理性的，力求以最小的投入獲取最大的回報。
在現實的社區生活中，對多數居民而言，是否參與取決于參與的實際功效，而非參與的民主理念。在涉及到居民個體或群體利益相關的項目時，居民的參與熱情和實效行動則會大幅度提升。如，社區的整個綠化和衛生狀況，社區健身器材的購買，停車位的安排等，相關涉益居民都會有傾向性的投入與其關聯性最大的項目，而這個過程是自發的不是政府或者其他主體有意識的進行強行推動的。因此，具體到居民參與中來，在居民最基本的經濟利益在社區中未獲得滿足的情況下，我們不能奢望其能夠自覺，主動，積極地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我們不得不承認，除了部分特例之外，這是符合人的本性要求的。但同樣，我們也必須承認，當居民較低層次的物質利益獲得滿足的情況下，還有被尊重，歸屬，自我實現等高層次的精神利益得以被需求，不可否認，精神利益帶來的行為效力的持久性是遠高于物質利益的，這就需要引入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予以分析。
（二）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美國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在其1943年出版的《人類激勵理論》一書中，初次提出需求層次理論，1954年又在《激勵與個性》一書中，對該理論做出進一步闡述，該理論的基本內容是：（1）需要的多層次。馬斯洛于1943年把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友愛和歸屬需要，尊重需要和自我實現需要這五個層次。（2）人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勵行為的主導動機。這種某一時期最迫切需要的強烈程度取決于其相對重要性。（3）激勵是動態的。當低層次的需要逐漸滿足，高層次的需求則會慢慢影響行為判斷的標準。（4）各基本需要的心理強度是按由高到低逐級上升的，但這種秩序不是完全固定的。（5）人都潛藏有各種需要，只不過在不同的時期所展現的強烈程度不同而已。如圖1所示，為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
圖1
居民本質上是“經濟人”，兼有實現尊重，歸屬感和自我實現等高層次需求。首先，低層次的社區需求，指低層次的生存和安全需要。在城市社區內，生存需求指居民對設施完善，交通便捷，環境優美和生活便利等需求；安全需要，即指居民可以保護自身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防止意外事件的發生。其次，中間層次的社區需求。即交往需求，也就是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的建立，與其他居民保持良好的人際關系，彼此信任的需求。最后，高層次的社區需要：尊重和自我實現需要。在社區內，尊重需要指的是相互關心和尊重對方權利，社區責任感和自我約束。自我實現需要指的是能夠體現人格魅力，展現組織能力，獲取社區聲望的需求。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低層次的社區需求基本上關聯密切物質利益，集中體現在經濟，社會參與中，中高層次的社區需求則是與精神利益關聯密切，集中體現在政治參與中。
（三）邊際效用下分析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動力問題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作為微觀經濟學得一種分析方法，用于分析消費者購買某種商品數量所帶來效用增減變化的影響。也即就是在一定時間內，在其他商品的消費數量保持不變的條件下，隨著消費者對某種商品消費量的增加，消費者從該商品連續增加每一個消費單位中獲得的效用增量是遞減的（圖2）。
圖2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
居民作為社區治理的主體，其自身利益需求是多樣的，現今有較多的社區指采取較為單一的需求點所延伸出的政策方法一成不變的實施，根據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則可分析出居民的參與熱情和行動積極性會由剛開始的效用最大化到逐漸失效，也即政策的實效性只能維持一段時間而不能持久的發生效應。居民個體對某種需要對象的占有量持續不斷增加時，這種需要對象帶給居民的滿足感在一開始時是逐漸上升的，但單一的一昧只滿足這方面的需求，居民的需求點在達到飽和后便會下跌甚至會產生負效用，就像一個人口渴時，喝水能帶給他滿足感，但一昧的喝水，喝水的人反會嘔吐，這也就能較為合理的解釋為什么有些社區治理政策在剛開始時發揮了很大作用，但在一段時間后會逐漸失效甚至帶來負面效果。此規律要求社區治理宏觀政策的制定一定要遵循實際情況，因地制宜的階段性調整，且要著眼于居民需求多樣性的點來制定相關的政策和實施方法，關注居民的多元性需求利益。
總之，促使居民做出行為的動機是多方面的，居民最基本的物質利益需要，是使個人決定是否參與社區治理的最直接動力，也是最基本動力，當個人物質利益在社區或其他領域中得到基本滿足，失去最強動力以后，其他較高層次的需求就會浮出水面，特別是精神利益，如追求尊重和自我實現等就會取而代之，由間接動力轉變為促使居民參與的直接動力。
三、微觀層面建構居民參與的動力機制
一般對社區居民來說，其參與社區治理的廣度和深度受到多種因素影響，但從根本上看，參與是居民個人的事情，因而要從居民參與行為本身來尋找解決居民參與不足的對策，建構居民參與的動力機制。
（一）居民利益由個體利益向公共利益轉化
基于個體利益追求基礎之上的公民參與行為在多方之間的競爭與合作中逐漸達成對公共利益的認同，這是一個遞進的過程。居民本質是“經濟人”，因此利益是其從參與的最重要驅動力。當居民感到社區治理與其利益尤其是物質利益息息相關，參與能夠有效維護其利益時，自然就會萌生出參與社區治理的動機與期望。反之，則會出現不參與或者假性參等現象。因此，如何將居民與社區利益更加有效的關聯，使二者呈現正相關關系，是本文研究的關鍵所在。
1、社區政治功能的強化
（1）擴大政治參與。政治參與是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一個重要途徑，具體體現在社區選舉和民主瓶以上，通過社區內的政治活動，滿足居民在單位外政治參與的需要。各地一重要的實踐就是開展社區直選活動，讓居民的政治參與權利真正落在實處而不是流于形式。
（2）強化社區黨建工作。現金社會，城市居民與社區的關系愈漸密切，其“單位人”屬性逐漸弱化，“社區人”屬性逐漸增強，因此更需要提升社區黨建工作的地位，現階段，社區黨員的數量與日俱增，原有的體制已經無法進行有效教育和管理，建立以社區為主的黨建工作勢在必行。
2、社區福利保障功能的強化
就我國目前市場，社區發育不足的現狀來說，我國只能實行市場偏重型社區福利保障模式，即一方面強調居民的自我投資，使社區服務商業化，同時實現社區服務價格的社區補償；另一方面強調對孤寡老人、殘疾人等的無償服務和安置。降低職工與單位間的依存度，使居民除工作外的其他利益關系都能在社區中得到體現和保障。
（二）“市民社區”的建構
1、強化非政府組織的作用
社會資本形式可分為政府創造的社會資本和民間創造的社會資本，而后者包括共同價值觀、規范、非正式溝通網絡及社團型成員資格等方面。這個分類方法告訴我們，社會資本的投資需要從公民個人、公民社團、國家三個層面努力。具體到社區治理中的居民參與上，通過培育社會資本來實現居民高層次需求的社區化。而個人層面涉及到社區社會資本的構建，正好和我們所探討的居民參與是重合的。因為，擴展居民參與是社區社會資本投資的最直接方式。
非政府組織以居民的彼此需要為聯系紐帶，以信息溝通為切入口，以雙方的滿足為社區認同的感情基礎，能有效突破居民間存在的陌生感和生疏感，縮短心理距離，增進相互了解，催生彼此感情，最終形成社區聯系。
從外部效應來看，其將居民各自分散的力量得以整合，與其他較為強勢的如政府等主體進行有效的博弈，方便了居民利益表達和利益集合，提升了居民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有效促使居民參與。
從內部效應上來說，當個人從屬于有多元目標和多樣化的“橫向”組織時，他們的態度將因為組織內的互動和互交壓力而變得溫和，也更容易培養居民的集體參與感和意識，進而形成有社區特色的社區文化，反作用力推動于居民參與。
2、社區認同感的構建
物質利益的滿足其助推力的時效性是有限的。精神利益的驅動相對是長久性的。那么，如何建立有效的社區認同感則是我們的研究所在。
一方面，社區參與的重要動力源于持久有效的社區動員和民眾教育，使居民轉變觀念，產生內在的主動參與意識和理解支持社區建設的現代化行為。另一方面，社區掌握了居民的能力和潛力，做宣傳教育和發動工作時就能有的放矢，社區活動對居民有吸引力，居民自然就會產生同類認同，愿意參與。
具體來說，社區認同力的構建需要以下五個方面社區文化的構建：（1）充分發揮民間團體文化、文化精英等在文化建構中的有效作用，關注弱勢群體文化需求，激發居民參與社區文化的“內生力”；（2）充分利用社區的各種資源，打造沉淀性強且獨特的社區文化，彰顯社區的獨特魅力；（3）充分發揮中介組織、非政府組織的作用，構建“以人為本”的社區文化評價機制；（4）切實舉辦各種吸引力、實效性強的文化體育活動，讓每個居民都能切實參與并從參與中獲取一定參與實效，達到雙贏；（5）協調好社區主流文化和亞文化質之間的關系，既尊重亞文化，有切實抑制并改造其負面成分。
總之，社區居民的共同利益，首先是經濟利益，其使社區具有內在向心力，在這種向心力凝聚成行為規范的同時，構建社區特有的文化、生活方式，增強社區居民的社區“歸屬感”，并結合社區政治功能加以改造，同時增強社區福利功能。其次，有效發展非政府組織，構建“居民、社區組織、政府”三點一面的結合性攻略，形成“自信、互惠、民眾積極參與公共事務”的“市民社會”，才是從根本上解決居民參與不足的對策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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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城市社區體育至今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但是，處于社會轉型期的社區體育仍存在諸多問題。本文以“治理”理論為分析視角，探討通過構建城市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來解決問題，并分析這一過程中政府應承擔的責任。
1 多中心治理及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1.1 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 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 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 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 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 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 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1.1多中心治理的內涵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西方各國相繼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熱潮，這場改革推動了公共行政理論研究的范式變革，“治理”作為一種新的理論范式應運而生。
關于治理的定義，西方學者給出了多種解釋。其中全球治理委員會在《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中的說法最具權威性和代表性。他們認為：“治理是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合行動的持續的過程。它既包括有權迫使人們服從的正式制度和規則，也包括各種人們同意或者以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這一定義為我們描繪了當代公共管理的“多中心治理”模式。這一模式打破傳統政府“單中心”壟斷公共事務管理的統治格局，形成政府、企業、社會團體和個人等參與的多元的權力中心。“多中心治理”模式的治理方式也是多元的，通過各主體間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等方式實施對公共事務的管理。
1.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
社區體育活動于20世紀70年代末在我國的部分城市出現，80年代中期得到了迅速發展。1997年國家體委等五部委聯合的《關于加強城市社區體育工作的意見》中對社區體育進行了界定，社區體育主要是在街道辦事處的轄區內，以自然環境和體育設施為物質基礎，以全體社區成員為主要對象，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增進社區成員的身心健康為主要目的，就地就近開展的區域性的群眾體育。根據這一定義，社區體育服務的目的是通過組織開展體育活動，增進社區居民的生理、心理和社會行為的全面健康；社區體育服務的對象是以街道辦事處劃分的全體社區成員，不僅包括社區的居民，還包括社區所轄的學校、政府、企事業單位等；其服務內容包括提供場地及器材、開設運動處方,進行鍛煉指導、體質監測、體育服務信息、體育活動的組織服務等。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模式是指為了滿足社區成員的體育需求，政府部門（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和非政府部門（社區所轄各類機構、私營體育服務企業、體育社團或居民）等眾多公共行動主體彼此合作，共同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治理。
2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的必要性
2.1突破制約社區體育發展的體制障礙，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我國社區建設和社區發展，一開始就是政府行為，并在政府主導下，形成了區政府、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三級管理系統。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的派出機構，承擔著政府工作職能，社區居民委員會接受街道辦事處的領導。在具體工作中，二者的職責界限模糊，工作方式也帶有較濃厚的行政管理色彩。因此，我國的社區服務從一開始就和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將促使社區體育管理體制發生轉變。多中心治理理論認為，政府的能力是有限的，在全能政府遇到市場經濟挑戰的情況下，重視政府之外的市場及社會力量，以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多中心格局提供社會公共服務。而社區體育所獨有的地域性、自愿性、多樣性和開放性的特點，決定了社區體育服務更加適合采取多中心治理的體制，除了需要代表政府的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外，還應當有更多的私營體育服務機構及非營利的體育社團參與社區體育服務。非營利組織所具有的公益性、自治性特點，能保證其在提供體育服務過程中，解決一些政府和市場解決不了的問題。
2.2突破社區體育發展的資源瓶頸，要求采取多中心治理模式
從社區體育服務的內容來看，場地、經費及人才是開展社區體育的重要資源。目前，我國普遍存在著政府經費投入有限，社區體育活動場地、場館設施資源匱乏，無法滿足居民體育需求等問題。除了物質和資金條件，社區體育的組織和管理工作離不開社區體育指導員的參與和指導及有關的社區體育管理人員的管理，他們的數量及水平直接影響著社區體育發展的質量、深度和廣度。但是，相對于不斷增長的體育人口來說，我國的社區體育指導員人數少、指導率低，難以發揮應有的作用。如我國街道社區體協中，專職管理者僅占19.6%，大部分管理人員都兼任多職，很難在社區體育工作上投入很多精力。大量經常性的社區體育活動則主要由晨、晚練習點等自發性社區體育組織來完成。以天津市為例，全市晨練活動站的體育指導者中，受過專業培訓的不足30%。
社區體育的多中心治理能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場地設施、經費及人才短缺的問題。在多中心的治理框架下，社區所屬的學校、企事業單位等均可以成為社區體育服務的供給主體，這些單位尤其是學校向社區提供體育場地、設施，是解決場地、設施短缺的有效途徑。近年來，一些社區在這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索。例如，天津市馬場街社區本著雙贏互動的原則，與社區內外的機關、院校、部隊、醫院、企事業單位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先后與天津體育學院、天津醫科大學共建了社會實踐基地，為居民提供日常健身咨詢、健身技能培訓、體質檢測等服務。與天馬集團、水利局、師范大學、實驗中學、干部俱樂部、自然博物館等12家單位達成協議，通過無償或低償等方式，向社區開放35個體育活動場地，總面積達到11500平方米。每年的社區運動會和大型體育競賽都利用這些單位的場地和設施舉行。
3政府在構建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過程中的責任
社區體育多中心治理模式不可能在短時間內自發形成，尤其是在我國這樣一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社會力量和市場發育均比較薄弱的國家，推行這樣的管理模式，更離不開政府的支持。
3.1轉變職能，培育社會和市場力量
多中心管理模式必須貫徹“管辦分離，政事分開”的原則。把政府過于集中的權力分散開來，以縱向放權實現層次化管理，以橫向分權實現社會化管理，將體育管理體制從現在的線性結構改為矩陣結構,從行政命令式的“垂直管理”改為資源共享、優勢互補的矩陣式管理。政府承擔體育的宏觀管理、體育總目標和政策的制定、政策調控、經費支持等職能。其中，社區體育的基層管理部門街道辦事處由主辦體育轉為主管體育，其主要職能是制定整個社區體育發展規劃，開發利用社區體育資源，培育社區體育組織等。
培育社區體育非營利組織。健全、自主的居民自治組織既是我國公共管理的重要主體，也是社區公共事務治理的主要力量。因此，要確保社區自治的各項權利，發揮社區在體育服務方面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功能，應將社區公共事務和公益事業的綜合管理權賦予社區居民委員會,使之真正成為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監督的社會組織。
引導市場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根據居民社區體育服務的需求具有層次性的特點，對于一些基本的需求，可以由政府和非營利組織以免費或低收費的方式提供，對于一些個性化的高層次的體育需求，政府可以調動市場力量加以解決，走產業化的道路。政府部門積極創造條件，開發體育產業，依法開辟體育經營場所，為經營體育產業提供場地、稅收等有利條件。
3.2宣傳教育，引導居民形成體育觀念
當前，我國城市社區居民對體育價值的認識還比較有限，體育作為一種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還未被更多社區居民所采納。由于社區體育具有較強的個人余暇性和自由性，決定了對社區體育的發動、組織和管理不能做硬性干預，而主要應從刺激其體育需求，調動其參與積極性著手。各級政府部門可以利用各種媒體廣泛地向轄區居民宣傳全民健身活動的意義，舉辦健身知識講座，開展健身知識咨詢活動，提高居民健康意識。通過開展群眾性的體育健身活動，調動居民參與社區體育的積極性。
3.3投入經費，保證社區體育服務的公益性
由于社區體育利益的外溢性，公益性是社區體育的一項本質特征。政府在鼓勵各方力量參與社區體育服務的同時，應保證社區體育公益目標的實現。維持社區體育發展的均衡性，逐步增加對社區體育事業的經費投入，并鼓勵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個人捐贈資助社區體育活動和體育設施建設。
參考文獻：
[1]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2]王旭光,等.天津市社區體育組織現狀及發展趨勢研究[J].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01(4):3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