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12-19 11: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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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則新聞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關注。全國政協委員、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王玉慶向外界透露，目前計生部門正在考慮放開二胎政策，很多專家對此作了研究。并認為，這一政策預計到“十二五”末期可以在城市逐步放開。
《北京科技報》：為什么會提出放開二胎政策？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遇到了哪些不適應?目前的社會現狀怎樣？
梁中堂：解放后，我國就開始實施了計劃生育政策，但是，從50年代中期一直到1979年這段時間，政府以倡導、鼓勵計劃生育為主，對普通民眾并沒有作硬性的規定。70年代末，我國很多政策方針都在這一時代得以確立。除了改革開放之外，計劃生育也成為影響著當代中國國情的重要政策之一，各地都大力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普通民眾只有獲得指標才允許生育。因為一些主客觀因素的影響，我國在匆忙中作出“一胎化”的生育政策后，給社會留下了很多隱患。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一刀切”式的計劃生育政策和普通民眾的實際生活需要產生了一定的矛盾。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尤其是在農村地區，受傳統觀念的影響，以及對于勞動力、養老等實際問題的需求，很多地方的農民還是生了第二胎，有些人偷著生，還有很多人寧愿交罰款也要生。并且，這種矛盾一直持續到現在。只是隨著傳統媒體和網絡的發展，這些問題才逐漸顯現出來。
而隨著經濟的發展，在長期尤其是城市的低生育水平下，我國的人口年齡結構已發生變化。根據預測，2013～2015年左右，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加將接近頂峰，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外轉移也將接近尾聲，“人口紅利”消失，人口老齡化趨勢不可逆轉。屆時，未富先老、超低的綜合生育率將會給尚不完善的養老保障、醫療保障、養老服務等帶來較大的影響。因此也有很多人開始呼吁放開二胎政策。
《北京科技報》：放開二胎政策究竟會不會出現人口暴增等問題？
梁中堂：其實從近現代世界歷史的發展看，幾乎所有的國家和民族都隨著現代工業的發展和社會文化的進步而出現生育率下降的現象。節制生育已經成為人們的一種新的生活方式。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繁忙的生活節奏使得人的生命活動和生活逐漸脫離了傳統的家庭范圍。再加上養育成本的增加，從而大大降低了人們多生孩子的意愿。越來越多的人會自然而然地加入到避孕和節育的行列之中，這也是西方很多發達國家的發展所證明了的。
西方眾多國家從來沒有實施過強制化的計劃生育政策，但是他們的人口并沒有出現過爆發式的增長。現在世界上有一半以上的國家和地區的婦女生育率都在2.1~2.2以下，其中許多國家都低于1.5。雖然這些國家的婦女生育率在歷史上也曾經很高，但后來都在沒有強制性政策的情況下自發降低了。例如，在泰國，盡管沒有強制式的計劃生育，但其婦女總和生育率在1980~2002年由3.5下降到1.8，比我國同期下降得還快。
《北京科技報》：“二胎政策”應該如何放開？應該有哪些具體細則？
梁中堂：計劃生育政策歷史上的作用是應該肯定的。但統計資料顯示，1969~1970年，我國的人口生育率為5.8，但是到了1979~1980年，人口生育率就已經下降到了2.5左右，下降了3.3個點，這樣的降幅在世界上也是罕見的。因此，即使不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我國的人口生育率也會繼續下降，人口總數并不會無限制增長。社會和經濟的自身發展對出生率也產生了很大的抑制作用，且這個作用在今后會越來越明顯。
科學的、人性的、符合經濟發展的生育政策是解決我國人口問題的出路。例如，科學測算出的兩胎出生間隔，在已婚婦女22歲時給第一胎的生育指標，第二胎則在29歲時給指標，這樣就可以既有效地控制人口，又能滿足人們的生育意愿。另外，應該建立放開二胎政策的試點地區，第一步為“單獨子女”放開二胎；第二步全面放開二胎，并逐步做到城鄉一致。
但實際上，當政府如果真正要放開二胎政策的時候，不應該制定過于細節的政策。政策的強硬規定實際上是人為地制造一種摩擦，人們會按照自身的生活需要安排各自的生活，強行規定不但不能適應所有人的生活規律，還會帶來更多的問題。
《北京科技報》：一旦放開二胎政策，我們應該注意隨之而來的哪些問題？
張翼：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關于人口政策的一段表述引人關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逐步完善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因此，計劃生育政策的變化將是一個逐步放開的過程。現在中國推行二胎加生育間隔的做法更加有利于中國社會的發展，但是，計劃生育政策如果立即全面轉向，就會人為地形成一波嬰兒新生潮，而這又會帶來新的社會問題，這些人在未來若干年之后還會給教育、就業等方面造成新的壓力。實際上，計劃生育政策并非一成不變。目前，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很多大城市都在積極實行雙獨生子女生二胎的新計劃生育政策，但是在有些地方還不是很明晰，這就需要有關部門從國家層面予以明晰，這也是目前逐步放開二胎政策最為主要的事情。
《北京科技報》：您認為二胎政策何時放開更合適？
梁中堂：對于不適應目前經濟發展和實際情況的政策，我認為任何時候作出調整都是適合的，盡快地調整，就會取得更加良好的效果。目前國家有關部門，在制定相關政策時已經更加審慎，國家對于人口政策會堅持計劃調控人口的原則，并且整個過程將經過嚴格的論證，還要經過法律等程序來確認。此外，放開二胎政策，還是一個各部門之間博弈的過程，在充分博弈的基礎之上，更要講究公平，這樣制定的政策也就會相對科學和完善。
本期答疑者
梁中堂，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專家委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楊成鋼（西南財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我國經濟增長能夠“消化”新增人口，應該全面放開“二胎”政策
為什么要調整？用人口指標說話
一是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以下簡稱“六普”），相比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以下簡稱“五普”），全國常住人口增長速度下降，但四川人口出現負增長，2010年人口總量較2000年減少193.08萬人。
二是四川婦女生育率低于生育更替水平。“六普”數據顯示，四川婦女總和生育率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2.1。今年四川省人口抽樣調查顯示，除甘孜、阿壩、涼山“三州”地區之外，四川省婦女總和生育率1.67，即使加上“三州”地區，其也只有1.72，遠遠低于生育更替水平。
三是四川娃娃越來越少。“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0～14歲兒童人口比重為16.97%，比“五普”下降5.68個百分點。這意味著未來四川勞動力人口會減少。
四是四川老人越來越多。“六普”數據顯示，四川省65歲以上老年人口比重為10.95%，比“五普”上升3.2個百分點。國際上，65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7%就是老齡社會，全省老齡化已經來臨，獨生子女負擔加重。
五是城鎮化加快發展改變居民的生育觀點。“六普”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化率為50%，四川38.7%，雖然四川城鎮化水平遠低于全國平均水平，但是近幾年四川城鎮化的發展速度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發展趨勢加快。城鎮化水平的提高意味著城市人口比重越來越大，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持有“晚婚、晚育、少生、優生”觀念的人數增加，直接影響人口生育率水平，人口生育率會進一步下降。
此外，四川人口還有2個特別顯著的特征，一是1100多萬獨生子女戶，占全國1/3；二是“失獨戶”四川占全國比重最高。這些人口指標顯示，四川省“二胎”政策調整很有必要，而且要加快調整。
為什么能調整？處于有利時機
全國人民的呼聲很強烈。對于放開“二胎”，不管是城市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不管是廣大干部，還是一般群眾，都有比較強烈的意愿，學術界也基本達成共識，生育調整已有輿論氛圍。
我國經濟增長還會持續，能夠“消化”新增人口。從總體上說，現階段我國經濟狀況良好，未來保持較快增長是有保證的。經濟增長一方面有勞動力資源的需求，另一方面能夠承受人口增加帶來的負擔。所以，完全有能力“消化”新增人口。
我國正處于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在經濟社會的轉型期，即使把“二胎”政策放開，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愿意生2個，因為人口生育意愿不等于人口生育行為，居民的人口生育意愿轉化為生育行為有一個滯后期。因此，很多人不會馬上選擇生第二胎，這種滯后對政策效應有一個緩沖期，新增人口在我們的承受期之內。
總體來看，現階段生育政策調整處于有利時期。
兩個誤區需避免
第一個誤區：生育意愿等于生育行為
大樣本調查顯示，87%的夫婦生育意愿是2個，而且最好兒女雙全，一男一女。很多媒體據此得出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的結論，于是，他們反對放開二胎。放開二胎總人口就會翻番，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生育意愿不等于生育行為，更不等于立即生育行為。
第二個誤區：人口增長降低了資源、環境的承載力
資源、環境的承載力需聯系經濟增長來思考。真正影響資源、環境承載力的是經濟增長速度、規模、方式。過快的城市化規模，不適度的經濟增長節奏和不恰當的發展方式才是造成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根本原因。我們既要找到資源、環境承載力下降的真正原因，也要看到勞動力、技術等要素在增強資源、環境承載力方面積極的一面。
何景熙（四川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
自1970年代末國家實施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以來，四川作為一個人口大省是做得最好的省份之一。近30年來，四川的總和生育率從過去的4.0以上下降到現在（全省抽樣調查的）1.6左右，實際情況可能比這個還要低。30多年來全省共計少生了4000多萬人口，為全國計劃生育工作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根據四川省當前的人口形勢，應該及時放開二胎政策。
原因一：四川長期少子老齡化使目前人口結構性問題十分突出。一般來講，一個國家如果總和生育率小于2.1，不能實現正常的人口代際更替。四川的生育率遠遠低于2.1。被撫養的少兒人口減少，老齡人口增加：目前60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占總人口的14%，65歲以上占10%以上；全省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負擔日益加重。
原因二：由于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未來會缺乏有活力的創新型人才。過去多年，四川大量勞動力到外地打工，為全國經濟包括四川作了很大的貢獻，但是人口紅利不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少兒人口越來越少了。四川勞動力人口結構正在發生老化，15～30歲人口在下降，45～65歲人口比例在上升，這樣的人口內部結構，其創新能力可想而知。到2030年，勞動力年齡結構中45～65歲人口的比例會高達48%，勞動力都是些中老年人，會缺乏大量有活力的勞動力，特別是高端的年輕創新型人才，這樣更不利于四川經濟發展。
原因三：緩解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至少需要10～15年。到2030年，四川整個人口結構會達到最老化。退一步講，即使現在放開二胎政策，四川人口結構老化的問題也得10～15年才能逐步緩解，因此，現階段必須及時調整二胎政策，時間不等人，在我看來，現在調整已經遲了一步，早在七八年前，我就呼吁調整生育政策，如果當時調整，四川也許會早一點緩解人口結構帶來的各種問題。
原因四：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放開后，短期內生育率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反彈；但是從長期看，人口數量不會有太大的波動，更不會出現社會不穩定。
原因五：獨生子女問題多。獨生子女責任重、壓力大；獨生子女的性格和身上的毛病對整個社會影響大；失獨家庭不能再生育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大；獨生子女增多對征兵和國防建設也有一定影響。
原因六：生育政策城鄉不平等，應逐步統一。當年城市實施計劃生育政策非常嚴格，城鎮企事業單位職工若生第二胎，會開除公職和黨籍，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城市居民實際上為計劃生育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而農村生育政策條件相對寬松。城鄉生育權利不平等，應該逐步統一。
原因七：有付出也該有回報。當年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四川人民積極響應，做出的成績有目共睹，為全國控制人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2008年四川發生大地震，傷亡慘重，很多家庭失去了唯一的兒女。我覺得，以前四川人民付出那么多，現在是該回報他們的時候了。
如果放開二胎政策，建議分兩步走：第一步：分步實施，平穩過渡。雙獨家庭早已放開，現在應該考慮放開單獨家庭（有一方是獨生子女）、有殘疾兒童的家庭、再婚夫婦家庭。第二步：完全放開城鄉育齡婦女的二胎生育。
借這個平臺我再次呼吁：四川放開二胎生育的時機早已成熟，希望盡快調整相關政策。
郭正模（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人口學碩士生導師）：
放開“單獨”二胎，協調人口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的矛盾
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
從經濟可持續發展的視角來看，實行人口計生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協調人口再生產與物質資料再生產的關系，通過人口的數量控制和結構優化有機結合的綜合措施，使兩個“再生產”的關系處于一個合理、科學的均衡區間。
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由于我國人口發展政策發生偏差，放任家庭人口無節制生育，使人口增長超過了物質資料再生產增長的能力，帶來以高出生率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等一系列問題。
上世紀70年代后，我國開始執行嚴格的以數量控制為主要特征的計劃生育政策，使我國的高出生率大幅度下降，少出生3億多人，使我國在上世紀90年代進入“人口紅利”時期。
但是，當我國人口數量控制和出生率下降達到一定程度后，又產生了新的不協調問題，即人口年齡結構出現嚴重失調的發展態勢，人口的深度老齡化反過來會降低積累率，抑制物質資料的再生產，使經濟發展進入以老齡化為特征的“人口陷阱”狀況。目前人們考慮采取適度提高出生率以優化人口年齡結構的政策措施，其根本目的也同樣在于協調兩個“再生產”。
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能夠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數量控制的另一個目的在于協調人口與自然資源承載能力的關系。目前不少人擔心人口數量控制放松，會導致土地等資源難以承載過多的人口。但是我們不難看出，我國過去在制定計劃生育政策所依據的人口承載力的理論是設定在一個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社會體系，尤其是基于我國耕地、糧食等資源的生產能力來確定的所謂“最佳人口規模”和“人口數量極限”。然而在現代市場經濟體系建立和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糧食生產能力等資源約束不再是人口數量控制目標的基本判定標準。日本、韓國、新加坡的人均耕地都低于我國，卻能夠養活那么多人，并且順利成為世界上的高收入國家。所以，現在再看我國實行的以數量控制為核心的計劃生育政策，可能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國際環境下是正確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反映人口承載能力的科學依據越來越顯得不足。因為科學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都能夠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從而增加資源的人口承載力。
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調整生育政策才能夠滿足2030年后勞動力要素的需求
相對物質資料的再生產過程，人口再生產具有長周期的特征。一個國家只有通過“未雨綢繆”行動和高瞻遠矚的超前決策，才能夠免除人口結構失調對未來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與挑戰。目前，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已經長達30多年后，在人口結構已經進入全面轉型階段，在普遍實行“雙獨”二胎政策的基礎上，進一步實行“單獨”二胎的政策，明顯的利大于弊：
一是由于我國在2020年前仍處于“人口紅利”的收割期，所以人口的適度增長可擴大居民消費與就業的規模，從而拉動經濟穩定增長。
全面放開二胎，首先意味著生孩子的需求會增加。我們且不管全面二胎政策究竟能否解決勞動力人口下降的問題，單純從絕對數量來講，全面放開二胎之后，生孩子的需求肯定會在原來的基礎上有所增長。
如果簡單的把這個理解為婦產科需求的增加，這對需要精準痛點切口的創業者來講是沒有太大意義的。所以，我們有必要仔細對這個變化進行分析和梳理。
先來回顧一下單獨兩孩政策實施的時候，婦產科醫院的投資火爆了起來，像美中宜和、和美、安琪兒等婦產科品牌都在這個過程中進行了融資、擴張和上市。與此同時，針對婦兒需求的移動醫療產品快速增加。婦兒也成為整個移動醫療領域最活躍的領域之一。
那么現在全面放開二胎之后，當然意味著這個市場的需求更大了。而尤其是相比2013年單獨二胎放開的時候，互聯網＋醫療已經有了更多玩法。當時市場變大了之后，顯然也有就有了更大的想象力。
我們初步梳理一下這樣幾個互聯網＋醫療的層面：
1、備孕、孕期女性和新媽媽。這自然是最容易想到的人群，也是之前市場已經有了充分挖掘的領域，比如醫療健康咨詢、科普等。當然變化仍然值得注意的。以前一個孩子的時候，每個APP用戶的更新速度是很快的。而當一位女性要生兩個孩子的時候，等于她對同類APP產品的使用周期增長。這種變化給了這類移動醫療產品更大的延展空間。
2、新生兒、兒童。我國的兒童醫療資源緊缺是個長期存在的問題，不僅是分布不均衡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兒科醫生短缺的問題。不過一直以來，在移動醫療領域，婦兒的產品開發一直是聯系在一起的，專門針對兒童醫療保健開發的移動醫療產品并不多見。而從崔玉濤醫生創辦的兒童健康管理中心來看，這塊市場的需求不亞于女性市場。
3、不孕不育人群。當然，不孕不育人群的數量，并不會因為政策上允許生一個、還是生兩個而發生變化。但要看到的是，在過往的互聯網醫療創業當中，不孕不育人群的市場潛力并沒有充分挖掘過，而是基本上丟給了線下的莆田系民營醫院。可以想象，一對本想要孩子的夫婦，在二胎全面放開的時候，他們對孩子的渴望將會更加強烈。
4、男性群體。男性市場歷來不受重視，無論是過往電商，還是后來的移動醫療。但做個好爸爸的愿望，總是普遍共有的，而有需求的地方就是有生意的地方。面對一個空空如也的市場，還是有相當大的想象力。
要注意到，這些層面的梳理，其實是在一些既有條件不變的情況進行的。但其實在過去兩年中，已經有一些變量產生，這就是醫生。關于個人診所、多點執業、醫生集團等等，醫生群體在過去兩年中已經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只不過還不是全局的。而婦產科醫生是否有可能成為醫生沖破體制實現自由執業的急先鋒呢？
這是有可能的。婦產科領域的私立醫院發展更好，而且隨著市場空間的擴大，我們相信，這個領域的社會資本辦醫將會發展的更充分。社會辦醫的崛起，實際上就是為醫生走出公立醫院提供了更為廣闊的平臺。加上體制內本以存在的價格扭曲，以及編制內外越來越趨向一致的待遇，我們有理由相信，如果體制外的市場空間夠大，而平臺又足夠好，會有更多的婦產科醫生走出公立醫院。
一旦婦產科醫生更多成為自由執業的醫生，那么這個領域創業的想象力大大增加。比如家庭醫生、私人診所、醫生集團等等都可以實現突破，而這些與互聯網相結合，又瞄準了市場上最活躍的人群，我們有理由相信，醫生自由執業和移動醫療市場的打開，也許真的會從婦產科領域開始。
然而，生二胎不是想要就能要，即便政策放開了，夫妻仍存在各方面的顧慮，尤其是育兒成本提高、奶粉安全問題等現象嚴重，作為女性，倘若家里有了兩個孩子，自己的事業將何去何從？“再生一個娃”離現實有多遠？當生二胎與事業、家庭出現沖突，當育兒壓力山大，我們向左還是向右？
第一部分：如果政策允許，你會生二胎嗎？
據中國社科院的《第一代獨生子女婚戀觀念及教育觀念研究》報告顯示，1976～1986年出生的我國第一代獨生子女，平均24歲初婚，6成想生兩個孩子。
去年，廣東某門戶網站開展了一項關于“如果條件允許，你會生二胎嗎”的調查，表示“要生二胎”的網友占了投票總數的39%，表示“有政策，也不生二胎”的網友占了總數的16%。此外，還有45%的網友處于猶豫中，表示“想生，但怕養不起，不敢生”。
第二部分：生二胎原因大揭秘
■男女生育觀念進步。
前不久，在某婚戀論壇上看到一個帖子《中國爸爸“變調”盼生女孩》，一向“重男輕女”、以“男兒”為貴的中國父母，在生育觀念上有了“變調”，更多家庭選擇生女孩，很有意思的是，準爸爸對女孩的渴望超過了準媽媽，其原因不過是“隨著女性經濟地位的提升，有了更多的話語權”。
■獨生子女太孤單，給孩子找個伴兒。
很多父母都有這樣慨嘆，“一個孩子成長太孤單了，沒有同齡玩伴兒，不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發育”，生二胎能給孩子找個伴兒。
■解決養老問題。
如家庭情感大戲《獨生子女的婆婆媽媽》中所反映的問題，現在80后獨生子女一人需要贍養6位老人，面臨巨大養老壓力。與此同時，如今失獨家庭大量涌現，據人口學專家普查數據推算，中國現在有2.18億獨生子女，其中1000萬人在或者將在25歲之前離世，這意味著中國至少將有1000萬家庭成為失獨家庭。
關于生育政策調整的時機與必要性，近年來坊間已經表述充分。在1980年那封著名的公開信中即稱：“到30年以后，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就可以緩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平均每位婦女生育2.1個孩子，才能維持人口代際更替水平；如果還不調整，總人口在達到峰值后將快速減少。越往后，生育政策調整的正向效應越弱，政策所產生的副作用也越大。
事實上，在2012年，勞動年齡人口就開始減少了，比前一年少了345萬人，越往后減少的越多。相對應的則是，人口老齡化速度加快，今年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達到兩億，本世紀30年代中期將達到4億，占總人口的比例將從目前的1/7提高到1/4。顯然，這是未來中國的一個超級難題。
發展形勢已然明了，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人口紅利逐步消失，若是不放寬人口政策，將可能導致一系列負面問題。加之近些年放寬人口政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啟動“單獨二胎”既是應對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短缺等問題的積極措施，又有助于建立一個強大的社保和養老體系，顧及了人情倫理，讓一些人少了后顧之憂。
放開“單獨二胎”政策意義重大，這是中國人口和生育政策適應經濟社會發展形勢所作出的重大調整。對改革者來說，就是著眼民族的長遠發展，清醒地把握各方面的意見、訴求、建議，使改革決策順應民意，遵從科學。而這必然也會面臨思想觀念和利益固化兩個方面的阻力。此次先行放開單獨二胎，即是打破這個障礙與藩籬的改革智慧與步驟。
觀點一：現行生育政策應該放寬，逐步過渡到普遍“放開二胎”的政策。“21世紀中國生育政策研究”課題組總結了現行生育政策的消極影響日漸顯現，不利于人口長期均衡協調發展，必須從戰略高度前瞻性地盡早應對，避免被動。提出在穩定低生育水平的基礎上，將現行生育政策調整為允許一對夫婦生育兩個孩子的時機已經成熟。主張在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嚴格控制多胎的條件下，有計劃地逐步放開二胎生育。喬曉強、任春借鑒別國經驗得出：歐洲、韓國、日本的經驗都表明，生育水平的下降變動趨勢具有一定的不可逆性。一國在到達更替水平時，生育政策要及早變化，如果生育政策長期不變，或者說在群眾生育意愿已經非常低的情況下再去調整生育政策，就可能導致放開生育政策后，生育率也不可能反彈，因此，生育政策的調整必須選在生育率還有反彈性的時機。
觀點二：堅持現行生育政策不變。段華明認為，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是必須具有的重大清醒，“中國一切問題都會因為人口總量太大而變得復雜”“通過解決人口問題促進發展，在發展中解決人口問題才是理性的出路”。此外，有學者認為，生育政策的放開會導致部分獨生子女家庭突然間獲得生育第二個孩子的權利，于是便紛紛生育，導致出生人數的堆積。
2.兩個評價指標下的具體分析
A.不同方案滿足生育意愿的程度
我國目前意愿生育子女數和意愿生育性別狀況。“2001年全國計劃生育與調查”結果表明，35.6%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1個；56.4%的育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是2個；想要三個或更多孩子以及不想要孩子的婦女分別占7%和1.1%。“2002年全國居民生育意愿調查”顯示，在有計劃生育的情況下，被調查者意愿生育子女數為1.78個；在無計劃生育政策下，意愿生育子女數是2.04個；無論城鄉，想要“一兒一女”的比例都是最高。“2006年全國人口和計劃生育抽樣調查”表明，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已經降到1.73個，其中，未婚育齡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1.46個，明顯低于已婚育齡婦女（1.76個）；對于意愿生育子女的性別，57.3%的育齡婦女希望生育“一兒一女”。31.6%的育齡婦女表示無所謂。
通過上述三次全國范圍的調查，可以看到目前我國城鄉居民的平均意愿生育子女數大約為1.7個，大部分育齡人口認為“一兒一女”是最理想的人口構成。
兩種方案滿足生育意愿的情況。現行政策顯然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群眾的生育意愿，尤其是農村群眾的生育意愿，放開二孩政策可以很好的契合了群眾的生育意愿。而且不會造成人口失控。從人口的發展規律考慮，如果一對夫婦只生育兩個孩子，將不會造成人口的持續增長。據測算，即使從2005年開始就允許每對夫婦平均生育兩個孩子（即一步到位方案），我們人口規模的峰值也僅為16.07億。目前持續的人口增長，是因為處于生育年齡的婦女群還相當大，而由于這個人群將隨著時間推移而減少，加上由于人口老化而導致的死亡人數的增加，人口增加將逐漸下降。
B.不同方案下政策制定的目標比較
作為公共政策的人口與生育政策。公共政策是社會公共權威部門在特定的條件下，為達到一定目標而制定的行動方案或行動準則。人口生育政策屬于公共政策的范疇，是典型的涉及每個公民自身與家庭利益的公共政策，生育政策作為公共政策，有其制定的基本目標，不僅是經濟社會效果，更重要的是人文關懷。
C.不同方案下政策目標的比較
現行政策不變方案的制定目標。我國現行生育政策是鼓勵公民晚婚晚育、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符合法律、法規規定條件的，可以要求安排生育第二個孩子。政策制定之初，就是為了控制我國人口的過快增長，促進人口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協調發展。總而言之，現行政策嚴格控制人口，計劃生育，最主要是為了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放開二胎方案的制定目標。放開二胎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以人為本，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為目標，新時期進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以后，用科學發展觀指導各項工作成為黨和政府的基本要求。在這種大的社會發展背景下，人口與計劃生育工作也需要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需要落實“以人為本”的價值準則。全面放開二胎，打破城鄉界限，這個目標是貫徹公平公正的價值準則。
還沒做好飯，郭銘哼著歌兒走進了家門，一臉興奮。我問：“有喜事？”他興致勃勃地說：“告訴你一個特大好消息！今年省內放開二胎政策啦！”我覺得莫名其妙，他關注這個干什么？他嘖嘖：“我們可以生二胎了呀。”我有點愣了，然后迅速反應過來：“你還想要一個孩子？”
郭銘似乎比我還吃驚：“當然，一個孩子多孤單啊，再說你是獨生子女，符合生二胎的政策。”看著他那自我陶醉的神情，我厲聲說：“我從來沒想過再要一個孩子，你明白嗎？”
郭銘呆了，我不等他再說什么就去哄悠悠吃飯，他說任何關于孩子的話我都當作空氣。再要個孩子？他說得倒輕巧！
沒想到，郭銘越挫越勇。接下來的日子里，他有事沒事就提這個事情，我卻越來越反感。很快，這個話題就像我們之間的一個定時炸彈一樣，只要他去觸碰，就會引發兩人爭執，吵得不亦樂乎。
一天，吃過晚飯，一家三口其樂融融地看電視，悠悠忽然問：“媽媽，我什么時候會有弟弟妹妹？”我愣了一下：“你怎么會問這個？”
悠悠天真地說：“爸爸說了，這一切都是媽媽的問題，是媽媽不讓弟弟妹妹來。媽媽，我想要弟弟妹妹。”我看向郭銘，他裝作沒聽見一樣，我卻氣炸了：他居然去拉攏小孩子！
我問悠悠：“你真的想要弟弟妹妹？”她點點頭。我有點惡意地說：“那到時候你的零食玩具都要分給他一半，而且媽媽就不是你一個人的了，就會先去愛小弟弟小妹妹。”悠悠的神色很恐懼，開始大哭：“我不要，我不要媽媽被人搶走！”
郭銘趕緊去哄悠悠，然后對我嚷道：“你怎么能這樣跟孩子說話？不生就不生，你至于這樣嚇孩子嗎？”
我也有點后悔，她還那么小，我怎么能這樣嚇唬她呢？可這讓我對郭銘更有意見：這還不是他惹的嗎？晚上，悠悠睡了，郭銘主動道歉，說自己不該拉孩子做說客。
不久后的一天，我接悠悠回到家里，發現久沒登門的婆婆到訪了，她開門見山：“我給你買了點補品，要孩子之前可得把身體調理好。”
我哭笑不得：“誰說我要孩子了？”婆婆白了我一眼：“真是傻話，兒女雙全多好……”
兒女雙全？我硬硬打斷：“別說再要也不一定是兒子，我是根本就不要，您注定就這一個孫女。”婆婆臉色一下變了，郭銘進門也聽到了我的話，指責我怎么這樣跟婆婆說話。我冷笑：“我一直是這個觀點，這事沒得商量！”
婆婆臉色大變，氣憤地拂袖而去。郭銘很生氣：“你至于嗎？我媽不就是想要孫子！這有什么錯？”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其實是你媽她想要二胎吧，而且得是孫子。”
郭銘矢口否認，但他閃爍的眼神讓我更加認定確實如此。我覺得受到了很大的侮辱，大吼：“要二胎是借口，你們就是想要兒子！悠悠在你眼里就是多余的吧！”
他生氣了：“我媽怎么說是她的事，我什么時候不要悠悠了？你怎么逮誰咬誰呢？”我們開始大吵，最后我摔門而出。
我去了女友瀟瀟家，哭訴了整件事，然后等著她和我一起“討伐”郭銘和婆婆。但是，她沉默片刻后問道：“你真的決定了不要二胎嗎？”
我愣住了。其實，從頭到尾我都沒認真想過這件事。當時也是郭銘忽然提起，我一時接受不了。
瀟瀟笑了：“你都沒搞清楚，吵哪門子架？如果你真的堅決不要，就和郭銘說明理由，兩口子總能溝通吧？如果你也想要，只是現在沒作好準備，那不就更好了，讓郭銘再等等。你們現在的問題，是坐下來好好商議溝通，而不是都一根筋地堅持自己的立場。”
我忽然有種醍醐灌頂的感覺。
我回去后，正聽到悠悠在哭著找媽媽，郭銘手忙腳亂地安慰著她，說爸爸不對，爸爸再也不惹媽媽生氣了。
看到我的一瞬間，他們一臉的驚喜。悠悠抱住我的腿，郭銘也訕訕笑著：“你說走就走，不要二胎，不能連我倆都不要了啊。”我的眼淚忽然涌出來，我問他：“說實話，是你媽讓你要的，還是自己真想要，還是就想要兒子？”
他嘆了口氣：“我覺得真是你心態不好。確實，是我媽告訴我這個放開二胎的消息的，她也確實叨叨過要孫子，但這和我也想要一個孩子沖突嗎？老人有老人的想法，日子是咱們自己過的。咱們在一起幾年了？我是什么人你還不知道？”
他又說，我的出走讓他反思了，他會尊重我的意見。如果不想要，就算了，畢竟他沒有兩個孩子只是個遺憾，為此家庭不和睦才是得不償失。
注定失敗的官司
從2009年12月21日二女兒若楠降生的那天起，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楊支柱就開始成為公眾人物。因為超生，2010年4月9日，他接到了學校的解聘通知。
這起“教授超生被辭退”事件引發媒體關注，上升為一起公共事件。
但麻煩并沒有就此結束。2010年9月2日，北京市海淀區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出示了社會撫養費征收決定書，指控他們“違法生育第二個子女”，按照2009年北京市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6738元的9倍，向其征收“社會撫養費”240642元。
24萬，對于一個要撫養兩個孩子的大學教授來說，是一個無法承受的巨額負擔。2010年底，這個倔犟的湖南男人，決定海淀區計生委。他的理由是：《人口與計劃生育法》里規定的是“提倡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并不是“強制一對夫妻生育一個子女”，而且相關法律法規中都沒有“違法生育”這個詞；如此高額的“社會撫養費”，顯然有失公平。
“為何公民的房子得到保護，而住在房子里的人卻沒有生育自由？”這位曾撰文力挺重慶“最牛釘子戶”的學者，如此發問。
這起官司，由他的老同事出任律師，“主要是從技術上來切入，比如說行政處罰程序合不合法，處罰數額合不合理，并沒有想根本上否定計劃生育的合法性。”楊支柱被學校解聘后只發給他600多元工資，扣除有關規定項目后可支配收入不足百元，其妻子在家全職帶孩子無收入，計生委向楊支柱夫婦征收240642元社會撫養費，顯然違反國務院《社會撫養費征收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款“結合當事人的實際收入水平”征收的規定。
2011年1月，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判楊支柱一審敗訴，海淀區法院認為，海淀區計生委作出征收社會撫養費的決定，認定事實清楚，符合法律規定，征收額度也無不當。楊支柱的訴訟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法院不予支持。
4月，楊支柱上訴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兩個月后，北京市一中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判決。
其實，楊支柱沒有指望通過這起官司改變什么，只不過“想通過這種‘行為藝術’，達到拷問計劃生育政策本身的目的”。
早在2010年10月的一個周日，楊支柱就去“行為藝術”了一把，不過，地點不是海淀區計生委門口，而是中國人民大學西門的過街天橋。這個地點的選擇是楊精心考慮過的：既不會引發交通堵塞，也有足夠大的人流量，在警察來阻撓之前，他也可以有充足的時間“撤退”。
倚在天橋欄桿上的楊支柱，身前擎著一張巨大的綠紙，上書“賣身交罰款”幾個大字，以及自己超生被罰的經歷：“考慮到賣身之后不能照顧孩子，我希望多賣40萬補償她們，一口價64萬元。誰買我，我就給誰當奴隸，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身”沒賣成，卻再次在社會上引發了對其二胎事件的新一輪關注。
“等計生政策廢除？我等不起”
第二個孩子的到來純屬意外。
2004年，38歲的楊支柱和陳虹結婚。他曾對妻子說：“你生多少個我就養多少個，我肯定不嫌多。”當時陳虹還在外企工作，收入比楊支柱還高。“二胎”，還是一個他們觸摸不到的話題。2006年，陳虹懷上第一胎，生下了女兒若一。
3年之后，陳虹再次意外懷孕。她的態度與丈夫一樣，選擇把孩子生下來。在事后一封于網絡的聲援丈夫的公開信中，陳虹說：“老楊喜歡孩子，因為他認為一個孩子對成長不利，容易慣壞。很多獨生子女很‘獨’，不能接受和弟弟或妹妹分享一切，可碰巧我的3歲的女兒并不這樣，她強烈地要求有個伴”，“年近不惑的我和已過不惑之年的他，都不是沖動的人，和很多中國人一樣因為‘理智’太多而過著平淡如水的生活，如果這樣的行為會帶來什么社會意義，那也并非我們的初衷。”
處罰是楊氏夫婦倆意料之中的事。其實也不是沒有辦法逃避，比如去香港生，或回老家躲起來，生完后帶回來說是親戚家的孩子。
或者，也可以學一下楊支柱認識的一位書商，偷偷生了二胎，然后通過請客送禮，只被罰了5萬塊；再不然，就像楊支柱認識的一個學院院長，為了要二胎，把自己家大女兒說成殘疾，說女兒心臟有個洞，讓醫院開個證明。“實際上計生委知道你這個是假的，但你送點兒錢他就不管了。醫院里開個證明，幾千塊錢就搞定了嘛！”
可是，楊家最終都放棄了，“因為怕麻煩別人，因為覺得沒有尊嚴”。
就在楊支柱為自己的“二胎”抗爭的一年多里，實行了30多年的計劃生育政策，似乎也走到了十字路口。
2009年底，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和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計劃生育制度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分別撰文呼吁調整人口政策，這被解讀為“計生領域內部也發出了不同聲音”。對于這些消息，楊支柱并不樂觀。
對于“生二胎”的態度，楊支柱在3年中迅速地變化著：2008年，他曾與眾多學者一起，共同簽署了《放開二胎倡議書》；但到了2010年11月，他的題為“必須無條件停止計劃生育”的評論文章，明確表示“放開二胎”是錯誤的；近日，在回答“你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應該向哪方面調整”時，他說，“沒法調整”，“應該徹底廢除計劃生育，并鼓勵生育”。
但是，從制度層面來說，他并不樂觀。
根據他的觀察，現在為計劃生育政策改革鼓與呼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越來越少。“2007年有二十幾個人發言，你現在找二十幾個人還找不出來，因為說話的好多人都退休了。”
抗爭的代價
如果不要“二胎”，楊支柱的生活肯定是另一番樣子：寫論文，當教授，出席各種學術活動。在外界看來，“二胎”終止了他的學術生命。但談起這些，他絲毫沒流露出后悔之意。
楊支柱被學院解聘之后，先后有同事上書院領導，希望學校能“善待楊支柱夫婦的選擇和追求”，超越現行不合理的規定，對楊支柱免于處分。但這些陳情，并未獲得校方的積極回應。
現在，楊支柱一家擠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房子位于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家屬區。被學院解聘后，經濟拮據的楊支柱一度想把這房子出租出去，然后帶妻子孩子到鄉下去住。“學校的房子很搶手，一個月能租到三千七八吧。”
但這個主意，被妻子陳虹堅決拒絕了。
楊支柱目前的收入，主要是為一些報刊寫評論專欄，但也不太穩定，“很多地方都沒譜，第一是發不發沒譜，第二是發了什么時候給錢沒譜”。
對楊支柱夫婦來說，孩子的未來，是個敏感話題。
雖然經歷了第六次人口普查，但小女兒若楠還是不能上戶口。“外地有很多地方都可以借人口普查時機給超生孩子上戶口，但是北京就是不給上。”楊支柱說。
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透露，經過第六次人口普查，全國登記到沒有戶口的人有1300多萬，其中多是超生人員。雖然僅占到全國人數約1%，但仍然是個龐大的群體。
楊支柱也明白，這是一個無證寸步難行的國家，以后孩子要上學，找工作，甚至租房子，都要身份證。但他仿佛一位大戰風車的騎士，盡管形容落魄，但還沒想去屈服。
對于丈夫的堅持，妻子陳虹淡淡地說：“路都是自己選擇的，走一步看一步吧。”
二胎生不生？
糾結于生or不生之間
雖然生育政策漸漸放開，但很多家庭仍表示，還沒有想好要不要二寶。究其原因，有的媽媽是想到首次分娩時順轉剖的苦頭，對二寶望而卻步；有的家長覺得房價貴、入學難，多生一個負擔更重；也有年輕夫妻認為，一個孩子已經忙得人仰馬翻，短期內實在沒精力生第二個；還有媽媽顧慮，又趕上了一波生育高峰，將來孩子讀書就業都要千軍萬馬地競爭，太累！
當然，盡管生活壓力和經濟負擔都會隨之加重，仍有相當多的家庭正歡欣鼓舞地等待第二個孩子到來。以前養兒為防老，而現在很多家長愿意生二寶的原因更多是覺得孩子太孤單，想給他（她）一個親密的伙伴。
專家提醒
要生二胎，不僅要做好充分的經濟和心理準備，由于要生二寶的媽媽年齡一般偏大，孕前更需做好多方面的生理及生活準備：維持膳食平衡，合理控制體重；通過孕婦奶粉科學補充葉酸、益生菌等營養素；戒煙戒酒；遠離寵物；避免暴露在環境污染中；養成合理的作息制度。
二胎怎么生？
糾結于順or剖之間
而對于愿意生二寶的寶媽而言，最關注的兩大問題莫過于：我這樣的年齡是否還適合再生育？如果第一胎是剖宮產，第二胎需要注意些什么？
在醫學上，超過35歲就可以稱為“高齡產婦”，已經過了最佳生育年齡，所以最好在孕前接受相關評估，尤其是頭胎剖宮產的媽媽，可以通過婦科三維B超來評估疤痕。同時，再次懷孕后，孕媽媽需要比頭胎時更關注血壓、血糖的情況，以防出現妊娠期高血壓、妊娠期糖尿病、胎兒先天異常等疾病。如果頭胎選擇了剖宮產，產婦的疤痕性子宮在順產時很有可能會脹裂而發生危險，因此，很多醫生和專家都不建議剖宮產媽媽二胎時選擇順產。
專家提醒
由于剖宮產分娩過程中，寶寶接觸不到媽媽產道內的有益菌，造成腸道菌群定植遲緩，這種“不得已”的分娩方式很有可能為寶寶日后的成長埋下健康隱患。比如臨床研究發現，沒有家族過敏史的剖宮產兒，過敏風險將增加23%；如果剖宮產寶寶還有家族過敏史，過敏的風險可能增加3倍。且過敏一旦纏上寶寶，就可能在其成長的多個階段，以不同的癥狀危害寶寶健康，一般來說，1歲以內的寶寶容易被濕疹困擾，3歲到7歲是哮喘的高發期，7歲后，一直到三四十歲，過敏性鼻炎都可能不時地發作。所以，如果不得已選擇了剖宮產，媽媽們一定要多加防范，保護寶寶免受過敏侵害。
二胎怎么生？
糾結與純母乳or混合喂養之間
回想第一胎的養育經歷，媽媽們或多或少都會有些遺憾，比如母乳沒有吃夠，輔食添加太早等等。為避免重蹈當年喂養大寶的覆轍，面對二寶的喂養問題，媽媽們更要遵循科學的方式方法，讓二寶更加健康、茁壯地成長。
經過第一胎的“歷練”，二胎媽媽們在產后如何盡快開奶這個問題上肯定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但要提醒媽媽們注意的是，堅持6個月以上的純母乳喂養才是對寶寶最好的，因為母乳營養豐富，致敏性很低，而且母乳中富含雙歧桿菌等益生菌，能夠幫助寶寶建立健康的腸道菌群，促進免疫系統的發育，從而降低寶寶發生過敏的風險。尤其是選擇剖宮產分娩的媽媽們，更應堅持母乳喂養，盡早幫寶寶建立起健康的第一道防線。不少初為人母的媽媽都有寶寶被濕疹困擾的經歷，其實大部分新生兒過敏都是牛奶蛋白過敏引起。二胎寶寶由于遺傳或剖宮產等原因，更需要在預防過敏上把好關，尤其要謹防“敏從口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