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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學技術 風險 現代性 反思
近幾十年席卷全球的“現代化”運動，伴隨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生產力發展，帶給人類的不全是福祉，這一過程還加劇了全球經濟和生態失衡。全球經濟失衡潛藏著全球社會的動蕩風險，而生態失衡將使整個人類面臨生存危機。隨著科學技術雙刃劍效應的凸顯，人們對如何消除科技危及人類自身安全的全球性風險，產生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和思考，對科技發展的現代性設計充滿質疑，科技風險議題由此也成為全球性問題的焦點。
現代性與科學技術
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來，技術與人類一直相伴而生，推動人類社會不斷向前發展。直至18世紀，以牛頓力學為中心的自然科學建立起來，從此技術在現代科學的基礎上獲得了新的形式和應用。一方面，科學通過技術的普及被應用于生產實踐；另一方面，技術由于科學的升華克服了經驗的局限性。科學和技術相結合，在現代社會成為“第一生產力”，創造了巨大的物質繁榮。在這個意義上，現代社會是現代科學和以科學為基礎的技術發展的結果。與之相應，作為現代社會之屬性的“現代性”的概念，深深打上了科技理性的烙印。
在肇始于啟蒙運動的現代性進程中，科學技術既是其原因又是其結果。人們確信依靠科學以及建基其上的技術，人類能夠在征服與改造自然的勝利中確證其主體性和理性的力量，人類也將由此擺脫束縛，獲得自由。正如哈貝馬斯所說，“十八世紀為啟蒙哲學家們所系統闡述過的現代性設計含有他們按內在的邏輯發展客觀科學、普遍化道德與法律以及自律的藝術的努力”。而這項設計卻至今遠未完成，它“過分地奢想藝術與科學不僅會促進對自然力量的控制，而且亦會促進對世界、自我、道德、進步、機構的公正性甚至人類幸福的理解”。①
為什么我們今天生活的世界與啟蒙思想家的設計大相徑庭？人們原以為，現代性意味著理性的興盛，理性主體能夠發現客觀真理和普遍規律，科學知識的增長能夠使自然和社會日益臣服于人類的需要，把人類從各種匱乏、壓迫和限制中解放出來。然而，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使人類遭受了空前災難，以科技創新為核心的生產力發展卻意味著“自然的終結”和生態的惡化。高新科學與技術變成了當代人類的圖騰崇拜，卻沒有理所當然提升人類的安全感和道德水平，反而使人類面臨先前年代無法想象的高科技風險……這一切令人驚懼地認識到啟蒙設計的局限和現代性的雙重性。如果說“現代性就是理性在現代社會各個領域中確立自身地位的進程”②，那么，當科學技術代表的工具理性僭越為現代社會中絕對的理性，科學技術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現代社會反而由此身陷“工具理性的牢籠”，成為了現代性的風險或危機。可見，發達國家今日面臨的現代性危機或風險，乃是單向發展科技所致。從科學技術與現代性的特殊關系看，現代性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科學技術的風險。
科技風險的現代性歸因
風險并非今日社會所獨有，而是與人類社會相始終。只是當今社會的風險與傳統社會的風險有所不同。這些風險不再是傳統社會中由自然災害、宗教恐懼等外在力量所致，而更多地來自于人類自身利用科技干預自然和社會的結果，是“人造風險”。這正如吉登斯所言“在工業社會存在的頭兩百年里，占主導地位的風險可以稱為‘外部風險’”和“在自然和傳統消亡之后生存的世界里，其特點是從外部風險向我所說的‘人造風險’的轉移。”③“人造風險”體現了科技發展的副作用，它源于人們的重大決策，并且是由現代社會整個專家組織、經濟集團或政治派別權衡利弊得失后所做出的理性的決策。④
我們反思科學技術風險的首要問題是理解風險形成的原因。對此，我們可以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深入分析。
對科技風險的反思是對當代日益增多的“核風險、化學產品風險、基因工程風險、生態災難風險”等全球性“技術公害”問題的現實回應。20世紀后半葉以來，顯而易見的科技風險問題，不斷出現在公眾和各種傳媒的視野中。科技風險作為一種現代性的意外后果，改變了社會對科技發展的態度。人們不再盲目支持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也不再把科學技術的副作用視為理所當然應該承受的發展代價。相反，人們吁求對科技發展模式進行根本質疑和反思，重新審視科技發展對社會的復雜影響。
從認識論層面而言，科技風險根源于西方確定性的科學世界觀和主客二分式的分析性思維方式。在工具理性與科技理性主導下的社會，人們確信自然是有規律的，自然的規律是人可掌握的，自然是人可控制的，人類運用科學技術服務于人類的結果總是在人們的預期中。然而事與愿違的社會現實和日益凸顯的科技負效應，迫使人們在理性的反思中，發現了主客二分式理解紛繁復雜的社會生活，簡單肢解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其實是誤把一種方法論程序當成了本體的現實。由此，今天人們不得不以一種反思性的方式生活，反思性是當代西方發達社會的代名詞。現代性的風險警醒人們，一方面要清醒地認識到科學技術作為最純粹的理性形式，不確定性其實是其內在屬性。換言之，風險是科學技術的內在屬性，人類運用科技改變歷史進程以及自然形態的企圖包含了更復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社會因素的影響，科技進步與社會發展之間并沒有相互對應的確定模式，其后果難以預期。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徹底否定科學技術，要理性地對待啟蒙以來的科技理性。
從制度層面分析，它源于科技一體化的體制結構和科學技術的市場化發展方向。20世紀后半葉以來，世界舞臺上演以科技創新爭強取勝的綜合國力競爭的情景劇。同時，科學與工業企業的合作、科學與政治的結合使科學活動向群體協作的“大科學”事業轉型，從科學發現到技術發明直至生產應用的周期逐漸縮短，體現為科學研究、技術應用和生產開發結合為一體。因此，在科學與技術的分界越來越模糊的今天，科學、技術與生產已經一體化。這種一體化的社會建制也使得當今時代科學研究的邏輯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前現代時期，科學研究活動只是一群業余愛好者的閑暇活動，科學和社會的聯系也不緊密。而在“大科學”事業的研究活動中，科學家不再是首先將所研究的對象放在實驗室里進行實驗，實驗成功后再生產出來投入應用，而是先投入應用，然后再開始觀察、實驗、總結；也不再是先進行充分的研究，然后再投入生產，而是先制造出來，然后再進行研究。科學技術生產一體化，使社會成為實驗室。與之相應的是，在可能給人類帶來巨大風險和災難的科學技術領域，在特定背景狀態下，這種研究、應用和生產的邏輯顛倒，使得人類社會面臨的風險與災難將大大加深。
同時，科技革命的突飛猛進，無不與知識密集型、資本密集型產業相聯，而這兩類產業又都更加依賴它們所聚集的資本。正如法國學者讓雅克?薩洛蒙所言：“在技術巨變的洪流中，人們很難再把嚴格意義上的知識風險同競爭中的企業利益分離開來。”⑤因此，科學研究的日益商業化和市場化，使得社會公眾對科學的客觀性及其后果充滿質疑。由此而生的是公眾對科技共同體的信任危機，這種信任危機凸顯了制度性的科技發展風險。
結 語
現代化的社會本身就是以科學技術為根基的，科學技術不僅與社會發展密不可分，而且滲透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當代社會這種高度科學技術化的發展趨勢，使得反思科學技術的風險成為反思現代性的核心內容。日益嚴重的科技風險本質上是一個現代性的意外后果。在反思性的現代性語境中，我們既無法簡單地認同科學技術的控制邏輯，也無法簡單拋棄科學技術。我們所面臨的最迫切的任務是發展能夠負責任地使用科學技術來提升人類生活的安全和質量的智慧，以及培養和保護這種智慧的社會制度。筆者以為目前學術界有關科學技術的人性化、民主化與生態化發展的理論探討，都是針對科技發展的控制邏輯的反思，是對人類如何褒有運用科技強力的智慧尋求。如果說我們關于科技風險防范的制度思考和預期，作為一種理論上的方案和思考將對現實發生影響，那么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不斷深化反思科技風險問題及其對當代社會的影響，本身也是積極應對風險的自省行動。（作者為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遠程與繼續教育學院講師）
注釋
①哈貝馬斯：“論現代性”，轉引自王岳川，尚水編：《后現代主義文化與美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7頁。
②楊大春：“反思的現代性與技術理性的解構”，《自然辯證法研究》，2003年第2期，第48頁。
③［英］安東尼?吉登斯：“風險社會：英國政治的背景”，安東尼?吉登斯克里斯多夫?皮爾森：《現代性――吉登斯訪談錄》，尹宏毅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1年，第193～194頁。
【關鍵詞】當代人 精神困惑 精神家園
時代的發展和科技的進步在豐富了人們精神世界的同時，也在某種程度上使生活在當今社會的人們遭遇精神困惑。我們需要反思和重建人類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當代人的精神困惑
對生存的焦慮與自我認同危機。隨著人類相信科學技術的發展可以完全掌控自然界的夢想的破滅，人類也越來越感到焦慮和困惑。人們不知道也不確定下一個災難又將在哪里、在什么時候出現，正如貝克所言，當代人生活在“文明的火山上”。因此，在當代社會里，個體普遍面臨著人生意義危機，個體常常不知道生活的目標是什么，不能肯定自己生活的價值是什么，常常有一種無聊感和焦慮感。自我認同是個體對自我身份的確立、自我歸屬感的滿足和自我生存意義的肯定。生活在具有不確定性、風險性和全球性等特征的當代社會中的個體，由于其生存環境的復雜性，還存在著自我認同危機，深陷于身份感的不斷迷失和歸屬感的日漸貧乏的困境中。他們在對于 “我究竟是誰”的追問中，反思生存的價值與意義。自我認同危機已經成為當代社會中的一個突出問題，它描繪了當代人生存的現實狀態，凸顯了人類對于精神家園困境與重構的話語訴求。
個體精神生活的物化。全球化時代的到來使西方物欲化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廣泛宣揚并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為人類迎來了一個“物化的時代”。個體極大限度地追求精神生活的物化，舍棄了傳統的抽象性和神圣性而趨附于感性世俗的物欲化生活，物欲的刺激與滿足成為精神生活的核心主題。科學技術的發展進一步豐富了人的精神生活，特別是信息技術的運用使世俗文化、大眾文化、消費文化的興起反過來又把精神生活的感性化推向。物化的精神生活使精神生活被錯誤地理解為直接的感性刺激與片面的精神享受，被理解為即時的占有與當下的滿足，錯誤地將道德上的善惡價值歸結為感覺上的快樂和痛苦，實際上這是在消解人生的意義和價值。“一切都傾向于成為商品，哪怕傳統商品之外的事物也無法幸免：藝術、愛情、人際關系等等”。①
當代人的思想式微。人們生活在一個思想式微的世界，生活在當代的人們普遍感受到思想式微的現實，大的思想幾乎已經過時，真正的原因可能是科學技術的發展，特別是信息技術的日益發達，使人們進入了一個大規模生產和傳播信息的時代。與傳統社會不同，人們可以借助網絡得到任何想要的信息，信息的數量超過以往任何一個時代，但不同的還有，人們生活在信息的海洋里卻很少將其加工升華，為信息的觸手可得而陶醉，但卻犧牲了自己的思想。“如果當今我們的思想似乎變小了，不是因為我們比前任愚鈍，而是因為我們不像他們那么在乎思想。令人深思的大思想，如果不能很快轉化為金錢，其內在價值就微不足道，結果造成產生這樣思想的人和傳播這樣思想的出口越來越少”。②
當代人精神困惑的原因
究其原因，當代人的精神困境主要是賴以生存的自然家園、人文家園和社會家園遭受挑戰，繼而導致精神世界的迷失和困惑。
自然家園正面臨挑戰。自然世界之所以是我們生存的家園，因為大自然是人類的生命之根、精神之源，人類依賴于自然界而生活，自然界為人類源源不斷提供精神食糧。自然家園是精神家園的存在基礎，科學技術的發展和人類的過多干預導致了對自然的破壞，人們普遍面臨生態惡化的危機，越來越困惑。“嚴峻的現實告訴我們，工業文明形成以來的指導觀念或理論不可能成為支撐人類走向可持續生存和發展之路的精神依托，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人決定自然的觀念，人類只能走向毀滅”。③因此，只有回歸自然，與自然和諧相處，形成‘天人合一’的境界，才是人類精神追求的最終歸屬。
人文家園困境遭遇沖擊。人文家園是人類文明能得以延續和興盛的保障，人類若失去人文家園，就失去了生存的意義，精神就會缺少了皈依而走向虛無。人文家園對于人來說不可或缺，失去了人文家園，精神世界就是空洞的，生活在其中的人最終會淪為無“家”可歸的“流浪漢”。人文家園是孕育人文精神的場所，是精神家園的文化砥柱。所謂人文精神，它包括道德修養、價值觀和人生態度等等。現代化進程的加速，經濟飛速發展和科技進步帶來的負面影響使人的精神受到了極大的挑戰，人文精神漸趨衰落，人文家園遭遇困境。貝克和吉登斯認為，當代社會最嚴重的問題是人類精神領域的迷失與心理秩序的混亂、價值虛無化和人生無意義感。
社會家園遭遇困境。雖然自然家園是人類生存和精神存在的基礎，人文家園是精神的皈依，但只有社會家園才能提升人的存在，進一步生產出更多的新的“精神食糧”，才能合理構建自己的精神家園。中國古代就有，荀子關于人之所以能勝物在于“人能群”的思想，王守仁“天下一家”的思想等等，都已經把社會作為自己生存的家園。薩特認為，在一個社會里人們都是兄弟，都是一樣出自人類之母。現代化的進程加速使傳統穩定的社會系統功能被弱化，流動性社會系統要求人們必須適應不斷的變化。人們在被動適應和變化中尋求精神依托，從而陷入焦慮、茫然、不知所措的精神迷失狀態。另外，人們精神需求的和諧的信任關系遭遇挑戰，人類正面臨著嚴重的信任危機。
反思與重建精神家園的策略
當代人的精神生活一定程度上遭遇困境，但同時也提升了人們面對這一困境進行深層次的思考的能力。
反思與確立人的自我存在范式。自我范式指的是如何看待自我的問題，以及如何調適自我與自我之外的其他存在物的整體性關系。當代西方社會所倡導的就是理性自我的存在范式，最大程度追求功利和個性自由，并在全球范圍內大肆宣揚，也把精神的困惑推向了極致。以儒釋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以實現精神世界和現實世界的和合為基準，始終持守住一種“合理適應”，這種適應使國人與自然、與社會以及與自我不至于嚴重地分裂。因此，審視國人的自我存在范式和中華文化發現，認同倫理自我和生態自我的最高形態的存在范式是重建精神家園的重要策略。倫理自我的觀點是：人是社會渺小的一部分，但如因自己的貢獻推動社會進步，人生就不再渺小而是偉大和崇高的。孔孟及早期的儒家就將“仁”和“義”確立為自我的存在范式。孔子的“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強調了“為仁”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立已”。老莊及后道家則一如推崇、倡導和踐行生態自我的存在范式。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一思想就要求構建一個有序的、良性的、永恒的自然萬物和合共生的生命系統。“天人合一”進一步反映了古代國人處理自然界和精神界關系所秉承的價值理念，強調人與自然和合共生思想的終極旨歸。解決風險社會下精神家園危機需要確立的自我的存在范式是倫理自我與生態自我的合理融合，只有這樣才可以徹底消解現實功利的欲念及外在目的的限制，從而實現精神的終極皈依。反思人的自我范式是為了實現人的心性的需求和尋皈精神家園的需要，是尋找安身立命場所的心路歷程，最終通達精神家園的生存境界。
樹立合理的價值觀引導科學技術發展。科學技術的發展曾經使人們獲取了許多關于確定性的知識，滿足了人類的精神需求，卻也向人們揭示了無數的不確定性和風險，但精神家園和諧重建依然離不開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在前進而不是倒退，科學發展是能夠接受理性批判的，只有這樣，科學才能在批判中沿著日趨正確的道路前進，才能解決技術給我們帶來的問題。波普爾認為，科學發展同生物界一樣，經歷著從無序到有序的進化過程。“科學的特殊意義就在于—它必然增長，也可以說，它必然進步”。④從巴西的庫里提巴城，我們可以論斷，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人類是可以制造出不傷害大自然的能源，人類也能夠減少有害物質的排放，減少對資源的浪費，更好地利用有限的資源，保護人們賴以生存的自然家園，最終重建和維護好人類的精神家園。
以制度和道德維護社會信任體系。當代社會，人們不得不超越傳統的“面對面”的人際關系模式，對非個人化原則和陌生人的信任，成為社會的基本要素。但是這種抽象的信任系統也極易造成個體的信任危機，使整個信任體系遭遇挑戰，繼而影響精神家園的和諧。因此，人們需要建構有效的制度來應對傳統“特殊化信任”體系的弱化，同時也需要對傳統道德的信任，通過對信任的信任來彌補抽象制度的“不可觸性”的缺陷。在制度和傳統之間建立一個合作的橋梁，互相依存和統一，有效制度與傳統道德的結合，利于提升個體對“陌生人”和“他者”的認同感，是培養大共同體意識的有利平臺，是實現精神家園和諧重建的堅實基礎。
（作者為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注釋
①林和生：《悲壯的還鄉—精神家園憂思錄》，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02頁。
②尼爾·加布勒：“當今世界為何難覓‘大思想’”，《參考消息》，2011年8月29日。
關鍵詞：科技文化；生態文明；生態科技文化
中圖分類號：G122；D6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854X（2013）10-0126-04
文化與文明是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兩種社會現象，文明是文化中積極的、優秀的成果，因而也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作為兩種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社會現象，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是辯證統一的，兩者相互滲透，相互促進，共同推動著人類社會的持續健康發展。科技文化是生態文明的基礎，生態文明導引科技文化的發展方向，科技文化發展必須以生態文明為依歸，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科技文化的廣泛弘揚為首務。
一、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一個不容回避的時代課題
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建設生態文明，是關系人民福祉、關乎民族未來的長遠大計。面對資源約束趨緊、環境污染嚴重、生態系統退化的嚴峻形勢，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努力建設美麗中國，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生態文明的崛起是一場涉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世界性革命，中國作為一個敢于承擔國際責任的大國，帶著改革開放的成果和自信，高舉生態文明建設的旗幟，非常明確地將建設生態文明規定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一項重要目標。這是對當代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的積極回應，是對我國社會發展道路的規范，也是對科學發展觀的一次提升，表明我國對社會主義文明和人類文明的認識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
眾所周知，在人類文明的歷史演進中，文化與文明的關系實質上是一種創造與被創造的關系，文明是文化創造的結果，沒有先進的文化就創造不出高級的文明。顯而易見，生態文明的崛起是建立在深刻的文化反思基礎之上的，生態文明階段必然要求有與之相應的文化形態。從科學技術與文化形態的關系來看，人類的文化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即神話的信仰階段、哲學反思的形而上學階段和經驗科學的實證階段。在第一階段，以神學為主，哲學屬于神學，文化表現為一種神話形式；在第二階段，以哲學為主，科學屬于哲學。文化以一種哲學形式出現；在第三階段，以科學技術為主，科學技術成為文化的主導形式，其他文化都以科學技術為范型。科技文化是人類文化的一種高級形式，也是當代社會文化的主導形式。科技文化作為一種在科學技術實踐活動中積淀而成的獨具特色的文化形態，是生態文明的必然選擇，也是生態文明崛起的前提條件。
生態文明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它以尊重和維護生態環境為主旨，以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為著眼點。生態文明的發展客觀上要求科學技術的發展必須與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相適應，呼喚科技文化在全社會的廣泛弘揚。當今世界，面對日益嚴重的生態環境問題和不斷加劇的生態危機，國內外都有“科學技術原罪論”的思潮。將當代生態環境的破壞歸因于科學技術的應用。這當然是一種不全面的見解。因為，生態危機實際上是一種文化的危機，是不合理的文化觀念指導下的惡果。誠然，科技文化是隨著近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盡管科學技術的巨大作用日益彰顯，但不斷增長的科技力量所擔負的巨大責任也越來越突出。有學者指出：“科技的發展已經使風險成為內在于現代科技中的構成要素。科學并不能因此而成為意識形態和一切價值的標準。科學并不能獨自完成真理，科技文化也不具有無限的‘合理性’。”因此，從生態文明的視角研究科技文化，在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解決科技文化適應生態文明要求的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和迫切。
那么。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之間到底是什么關系？兩者之間能否協調發展、如何協調發展？這無疑成為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亟待回答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從理論上厘清這個問題，在實踐中解決這個問題，對于當代中國的生態文明建設、和諧社會構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都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二、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可能性、實質及運行原則
（一）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可能性
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之所以可能，首先是因為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具有共同的本質規定。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都是人類對自身探索自然、進行社會實踐和社會創造的意識和行為的歸納和描述。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相互聯系、彼此制約，共同統一在人類的實踐活動中，并推動著人類文明的發展和進步。
作為一種比工業文明更先進、更高級的文明形態，生態文明的生成和發展依賴于科學技術的進步，依賴于科技文化的廣泛弘揚。眾所周知，科學技術既是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也是保護生態環境、走出生態危機的重要手段。正如有學者所說：“在保護環境與發展經濟兩者之間面臨一種兩難境地，而走出這種兩難境地的途徑，科技進步或許是最富有希望帶來根本性轉機的一條道路。”因此，為了避免科學技術在工業文明中產生的種種問題，消除科學技術發展和應用的負效應，人類必須按照生態文明的要求發展科學技術，按照生態學原理的要求進行科學技術的研究、管理和應用。
在生態文明建設這個系統工程中，科技文化的力量全面滲透到生態文明建設的各個環節。支撐著生態文明的生成和發展。可以這樣說，沒有較高水平的科技文化的支撐，生態文明的目標就不可能實現。為此，我們必須認真反思科學技術發展的歷史，切實解決科學技術的價值定位問題，正確規定科學技術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的關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其實，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使得人類交往實踐日趨復雜，也使得科學技術活動后果的影響愈益深遠。這種情況迫使人們不得不放棄盲目的科學技術樂觀主義，深刻反思傳統的科學技術文化觀念，勇敢地擔當起作為科學技術活動主體的歷史責任，切實加強科學技術的人文關懷。
就其本質而言。科技文化實際上反映了人類對科學技術本身的認識、運用及其在這一過程中創造的物質的、精神的、行為的以及社會的文明生活。作為科學技術之精神本性的理論表現或理論形態，科技文化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最主要的標志之一。筆者曾經撰文認為：“無論西方的文藝復興運動或資產階級啟蒙運動中興起的科學理性和科學思想，還是后來發生的三次大的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科學理性和科學技術都成為近代西方社會發展的重要的文化上的根源。它使近代以來的人類社會歷史發生了亙古未有的變化。”今天，科技文化不僅自身在蓬勃發展，而且正日益廣泛地滲透到人類生活的方方面面，深刻而廣泛地影響和改變著人類文明的發展進程。在這樣一種大背景下，要建設生態文明。沒有科技文化的發展和廣泛弘揚是不可想象的。
（二）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實質
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是辯證統一的，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實質上是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科技文化是生態文明的基礎，滲透于生態文明的各個環節，支撐著生態文明的發展；生態文明規范和制衡科學技術的應用，導引著科技文化的發展方向，促使科技文化更好地為生態文明建設服務。這種辯證統一正是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基本前提。
首先，生態文明建設以科技文化為支撐。生態文明的提出旨在破解人類面臨的生態環境問題，即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以實現經濟、社會和自然環境的可持續發展。而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科技文化發展的中軸，科技文化始終是人類認識和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重要工具，科技文化的使命就是要達成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和協調發展。因此，在全社會廣泛弘揚科技文化就成為生態文明建設的首要任務。
其次，科技文化發展以生態文明為依歸。生態文明作為一種建立在科學發展觀基礎上的社會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客觀上要求科技文化發展以生態文明為依歸，把實現生態文明的目標作為自己最基本的價值追求，著力于合理化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努力建構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科技文化，以促進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只有在這個前提下，科技文化的發展和弘揚才能具有明確的方向，因而才能充分彰顯其現實意義和時代價值。
最后，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有著一個共同的主題——可持續發展。科技文化建設要堅持可持續發展，生態文明建設也要堅持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既是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的共同主題，也是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共同的價值追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把可持續發展理念引入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機制中，對于促進科技文化發展、推動生態文明建設不僅具有理論意義，更具有實踐價值。
（三）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運行原則
第一，堅持以人為本。人類生活的世界是由自然、社會和人三個部分構成的，堅持以人為本從根本上說就是要尋求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總體性和諧發展。這正是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共同的價值取向。堅持以人為本，就是要尊重人類整體利益，將科技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成果惠及全體人民，著力于提升全人類的科技文化素質，建構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系，促進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第二，彰顯中國特色。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必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彰顯科技文化的本土化特色和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努力走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在當代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是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進行的，彰顯生態文明的社會主義性質至少體現在兩個維度上：一是生態文明建設的積極成果必須由全體人民共享：二是生態文明建設不允許在地區之間、城鄉之間轉嫁環境污染和生態災難。
第三，促進雙向互動。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都是人類實踐活動的成果，又共同擔負著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使命，因而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的協調發展必然體現為一個雙向互動的過程，必須以促進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的雙向互動來推動其協調發展。一方面，生態文明建設要以弘揚科技文化為首要任務，以科技文化的發展支撐生態文明建設。另一方面，科技文化發展要以生態文明目標的實現為價值追求，以建設生態文明引領科技文化的發展。
需要指出的是，適應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科技文化必須與時俱進。今天，伴隨著科學技術成為一種社會活動，科學技術的威力日益強大，科學技術發展所帶來的物質成果已經滲透到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科技文化也無可置疑地占據了社會文化中的強勢地位，成為現代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會文化的主導形式。但是，作為現代文化和文明基礎的科技文化是否天然合理，即科技文化的“合理性”問題逐漸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需要我們去研究和思考。于是，建構科技文化自身的“合理性”，實現科技文化的生態化轉向，也就成為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必然走向。
三、生態科技文化：科技文化與生態文明協調發展的必然走向
所謂生態科技文化，一般有兩種理解。即生態科技的文化和生態的科技文化。本文所理解的生態科技文化，是指基于生態科學技術發展，適應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要求，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以生態文明為依歸的科技文化。
所謂生態科學技術，或生態科技，“是相對傳統科技而言的，它是一種建立在現代生物學基礎上的，關注人與環境的和諧發展，以及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和諧共處，代表了一種全新的科學技術以及全新的科技思維方式和發展方式”。自從人類走進文明時代以來，科學技術就逐漸進入了飛速發展時期。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既為人類帶來了巨大福祉，也造成了嚴重的生態危機。為了人類自身的發展，為了人類文明的持續進步，人們開始進行反思，于是關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科技應運而生。如今，生態科技成為科學技術發展的主流，這種變化首先基于人類思想觀念上的重大變化。有學者分析說：“對于人類賴以生存的家園，人們曾經錯誤地把它當成了一座能夠為人類服務的、取之不盡的天然寶庫，人類利用先進的高新技術不斷加大對大自然的索取，隨著家園不斷地被自己破壞，人類已經感到生存危機的徹骨之痛后，人們逐漸認識到：當人類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樹的時候，文明就宣告開始了；當人類砍倒最后一棵大樹的時候，文明便宣告結束了。”這種認識上、思想觀念上的變化，體現的正是科技文化的變化——從傳統科技文化走向生態科技文化。
生態科技文化立足于系統整體觀的科技文化思想、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科技思維方式、主張保護自然和環境的科技價值觀念、踐行可持續發展的科技成果評價標準，代表了未來科技文化發展的方向。生態文明社會的實現，要求人們用生態價值觀來評價科學技術的發明、創造和應用。隨著生態文明建設的持續推進，從科學技術可以改變一切的傳統科技文化轉向主張利用科學技術保護自然、保護環境的生態科技文化，將成為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
首先，生態科技文化是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與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邏輯展開。認識和把握生態科技文化，必須把生態文明與科技文化結合起來思考，加強從生態文明的視角研究科技文化和從科技文化的視角研究生態文明的理論自覺。這是因為，生態問題本質上是文化問題，生態危機實際上是文化危機。今天，面對工業文明對科學技術的濫用及其所帶來的生態環境問題，人們必須擯棄傳統的文化觀念，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加強科技文化建設，引領科學技術朝著有利于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方向發展。建設生態科技文化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科學發展、和諧發展戰略目標的統領下是辯證統一的。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只有把發展綠色科學技術、建設生態科技文化作為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支撐，才能贏得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主動權，才能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目標。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生態科技文化是當代中國科技文化成長的明智選擇，也是當代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歷史必然。
其次，生態文明社會的實現離不開生態科技文化。文明是文化的核心和精髓，生態文明一定是建立在生態科技文化基礎之上的文明形態。科學技術在不斷演化，生成于科學技術活動的科技文化也在不斷演化。從一定意義上說，生態科技文化的興起和發展，源于現代化進程中生態危機的加劇和科學技術的生態化轉向。按照生態文明的要求，科學技術必須生態化。而科學技術生態化必將催生科技文化的生態化，生態文明社會的實現必然離不開生態科技文化。生態科技文化作為人與自然關系的一種新的文化價值取向，必將有力促進人們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化轉向，推動人類文明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過渡，從而實現人類文明的持續發展。
最后，建設生態科技文化是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在對自然規律的認識、了解和適應上，科學發展觀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這與生態科技文化的根本宗旨是一致的。科學發展觀既是衡量科學技術發展合理性的重要尺度，也為我們在新時代認識和發展科學技術提供了新的視角。因而為科技文化的生態化轉向指明了方向。實現科學技術生態化，建立綠色科學技術體系，改造并發展傳統產業，走出一條用生態科技產業發展經濟之路，是生態科技文化的價值蘊涵，更是科學發展觀的要義所在。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就要了解各種生態系統在自然界的分布及其發生發展的規律，研究生態系統對人類干預所能承載的閾值，因而就要充分發揮科學技術和科技文化的支撐作用。這種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起支撐作用的科學技術，一定是立足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生態科學技術；這種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起支撐作用的科技文化，也一定是立足于生態科學技術發展的生態科技文化。
注釋：
①[德]卡西爾：《符號·神話·文化》，李小兵譯，東方出版社1988年版，第170頁。
②蔣學杰、劉輝：《科技文化的“合理性”及其界限——兼論科學創新中的計劃主義》，《黑龍江史志》2009年第22期。
③張坤民：《可持續發展論》，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231頁。
④呂乃基等：《科技文化與中國現代化》，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頁。
⑤楊懷中：《科學文化的歷史地位及當代價值》，《自然辯證法研究》2007年第2期。
關鍵詞：科技 倫理道德 矛盾 進步
一次次的科技浪潮，在給世界帶來許多驚喜的同時，也給整個社會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沖擊。特別是自20世紀四五十年代開始的第三次科學技術革命浪潮，給我們帶來了電子計算機、原子能、生物工程等，給人們的生活以許許多多的方便。而與此同時，這些現代科技的產物也給社會帶來了顯而易見的負面影響，如：臭氧層的破壞、日益泛濫的黃色不健康印刷影視作品及逐日增多的高科技犯罪等等。作為維系和調整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倫理道德也無時無刻不影響著科技的現狀及其發展進步。這樣，在科技與倫理道德之間就產生了種種不可避免的矛盾和沖突，并且，這些矛盾和沖突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也一步一步地突現出來。
1、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關系的理論研究
古今中外的學者對此提出了許多看法，總結為以下三種觀點：(1)科技決定論。這種觀點及其相近理論認為，科學技術的力量是無窮的，它可以影響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對社會生活的物質層面，而且對社會生活的精神層面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2)道德決定論。這種觀點及其相近看法認為，科學技術的發展和進步是在一定的社會環境中發生的，而社會的存在和維系又離不開道德，要以一定的倫理道德為基礎，所以科學技術及其發展和進步離不開倫理道德的存在，沒有它，也就不存在科學技術了。(3)科技中立說。這種看法認為，對于科技本身而言并不存在好與壞。要是科學技術為好人所掌握并使用，會給人類和社會造福，但如果一旦為壞人或居心不良的人所利用，就會給整個社會帶來損失乃至無盡的災難。于是就得出結論說科技與倫理道德無關，有關的也只是取決于人的素質罷了。
2、科技與倫理道德的相互關系
當我們運用科學技術觀和辯證唯物主義原理，分析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之間的關系，我們看到兩者之間既不是等同的，又不是相斥的，更不是不相干的。
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是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的。(1)科學知識是對客觀世界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而道德作為人們行為規范和準則，是對人與人之間倫理關系的反映。它們分屬于不同的認識領域，因而社會作用不同。科學用于指導人們改造世界的實踐活動，而道德用于調節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但兩者又是密切聯系的，都是對客觀實際的正確反映，統一于真善美的追求之中；(2)科學技術與倫理道德也是辯證統一的，從根本上來說，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推動力，對于倫理道德的發展也是同樣具有革命意義的推動力量，表現為科學技術的發展，決定了人類道德前進的基本趨勢，促進了新的道德規范的形成，深化了人們的道德認識、更新了人們的道德觀念等等。同時進步的社會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發揮了重要的精神動力和和文化支撐作用。兩者相互制約、相互作用，推動社會向前發展。
3、目前科學技術發展與倫理沖突表現
(1)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沖突具有深層次的影響。例如克隆技術，克隆技術的誕生將使人類能夠操縱基因，打破種屬的界限，人類可以改變物種的基因構成和機能，但是從倫理道德角度來看，克隆人將干預人類自然發展，改變人類親緣關系，打破人類生育概念和傳統生育模式。這些沖突比曾經生命技術帶來的沖突更加嚴重和深刻。(2)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倫理道德沖突涉及領域更加廣泛。例如，安樂死、人工受精等研究帶來的生命倫理問題；網絡技術帶來的網絡倫理問題，利用網絡的虛擬、無序、開放等特征導致的網絡犯罪，網絡侵犯等；核能、核武器的和平利用引發的倫理問題等等。(3)當代科技發展引發的沖突更加直接，更加尖銳。例如，高科技應用導致的生態環境污染問題，克隆技術引發的人類身份確定問題，核能的開發引發的安全以及世界和平問題，這都是直接關系到人類生存和發展最基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4、協調發展科學技術與道德倫理
4.1 國際合作，建立國際科技、道德倫理約束與法律約束的雙重制約機制
生態破壞、環境污染、核技術等涉及人類生存的全球性問題,就要求人們超越政治制度差異和民族國家界限,攜手合作，共同努力。人類的本性更多是講求合作互助，而不是競爭，合作是競爭的前提和基礎。同志明確表示“我們希望與世界各國進一步拓寬科學合作的渠道，積極參加更多的重大科學裝置的國際合作項目” 推動世界的共同發展，普遍繁榮，減少科技帶來的負面影響，需要各國政府人民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全世界科學家共同努力。
4.2 加強科技倫理道德的主體建設和科技倫理道德的普及教育
科學活動是探索未知、尋求真理的認識活動，因此獻身科學，追求真理，是科學家職業道德的根本原則。科學工作者是處于活動中心的人群,科學技術的成果及其應用直接來自他們的活動,他們所掌握的專業知識也使得他們對可能產生的危害比別人有更清楚的認識，科技倫理要求他們對明顯的危及人道的科學問題不參與，對隱含的倫理問題提出警示。如對今天的高尖端的生物技術來說，這項技術一旦被別有用心的人掌握，就有可能成為他們獲取和滿足個人私利的手段。此外，政府理性也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能否對這項技術的研究和發展進行有效控制，對未來社會非常關鍵。政府的作用如果發揮得好，不僅能有效控制科學技術的研究和應用，而且能使之造福于人類；相反，如果使之處于失控狀態，將會給人類帶來一系列難以預料的問題。在全民中普及科技倫理常識。在宣傳倫理知識的同時，建立配套的規章制度，使科技精神人格化，讓科技活動標準化。新聞媒體也應在倫理宣傳中發揮作用，要灌輸知情權原則和公眾參與意識。使人文精神和科學精神深入人心。建立和完善高尚的科學倫理道德，對科學技術的研究和利用實行符合各國人民共同利益的政策引導，促進科學技術與社會倫理道德的共同進步。
參考文獻
[1]雷毅.科學也要關注倫理問題[N].科技日報,2000-12-15.
論文關鍵詞：科技發達時代；職業教育；理念；現代人格；可持續發展；技術批判
20世紀60年代以來，新技術的浪潮席卷世界，高能技術、太空技術、信息技術、基因技術、納米技術等相繼涌現，人類不可逆轉地進入了一個科技發達時代。在科技發達時代，科學技術成為社會綜合體的核心要素，人類生活變得越來越技術化、知識化。與此同時，人類也受困于一個巨大的悖論，就是人創造了技術，技術反過來控制人。技術成為一個政治與倫理問題。職業教育是一種重要的教育實踐形態，通常被界定為技術技能型人才的培養。在科技發達時代，職業教育的理念、制度、方法、內容等必然要發生新的變化。本文結合時代精神，并借鑒相關的理論學說，著重探討職業教育的理念及其轉型的問題。
一、培養現代人格
在科技發達時代，科學技術成為了一種強大的生產力。在科技創新能力被空前強化的同時，技術運用能力也受到特別的關注。技術運用能力的培養與提升跟職業教育密切相關。不僅如此，職業教育還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在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職業教育被認為是一項現代性工程，培養現代人格是其最基本的理念。
20世紀80年代，美國社會學家英格爾斯提出了人的現代化理論。這一理論認為，人的現代化比物質的現代化更加重要，它不是現代化進程結束后的一個副產品，而是整個現代化事業的一個先決條件。英格爾斯對傳統人格和現代人格分別進行了區分和界定，并指出它們之間有一系列對立的特征。他是在對多個發展中國家進行跨文化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得出這一結論的。英格爾斯提出了傳統人格10個方面的普遍特征，即：懼怕革命；拒絕新的思想觀念和生產方式；被動接受命運；盲從權威；缺乏效率和個人效能感；缺乏創造性；對不同意見嚴加防范；凡事唯傳統是尊；孤立封閉、妄自尊大、不關心社會公共事務；不重視教育和學術研究等。而現代人格則基本上是與此相對立的，它是有助于現代化的人的價值觀念與行為取向。英格爾斯指出，“個人效能感、對經驗的開放態度、尊重科學和技術、承認嚴格劃分時間的必要性、積極取向于未來、計劃等等的每一個特征，我們都把它定義為現代人的內涵。”在區分了傳統人格與現代人格之后，人的現代化就可以簡單地界定為從傳統人格轉向現代人格。
在現代化進程中，中國人應當具備什么樣的主流素質，有沒有可能如英格爾斯那樣開出一個素質清單出來，這是一個有意義的話題，也引起了許多研究者的興趣。有研究者基于科技發達時代對人發展的特殊要求，提出“人的創新”這一命題。“人的創新需要思維方式的創新，需要對教育模式和人才管理模式等進行改革。中國人的素質，特別是在思維方式上，仍然深深陷入于傳統模式之中，與時代要求深深滯后的思維方式表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尚未形成以人為本的社會發展的主導理念；缺乏主體自我意識；安于現狀，不思進取；觀念保守，視野封閉；知識陳舊，學科壁壘森嚴；拘泥于條條框框；缺乏正視矛盾與嚴峻現實的心理素質與精神。”當代中國的現實表明，人的創新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仍然在于人的現代化。
現代人格只能在一定的文化與教育背景下來形成。事實上，人的現代化理論常常被用來解釋和說明教育的重要性，這是因為，教育，特別是通過現代性改造和設計的學校教育是培養現代人格最強有力的方式。教育現代化是人的現代化的主導途徑。2010年頒布的《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特別指出，“優先發展教育、提高教育現代化水平，對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具有決定性意義。”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中，教育成了一項基礎性的工程。
在現代化背景下，大力發展職業教育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事實上，大力發展教育事業已經成為一種國家行為，而這一行為背后隱藏著國家現代化的現實訴求。國家試圖通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來提高人口素質，把人口壓力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職業教育要培養具有現代人格精神的技術技能型人才已經成為了一個當代職業教育命題。職業教育對現代人格的培養具有特殊的作用，表現為能夠促進學生對技術和技能的內化，提升個體的人力資本水平；能夠促進學生對職業道德準則的內化，提升個體的道德水平；能夠促進人對主流文化和核心價值的內化，提升個體的思想境界，從而使職業院校學生的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更加符合現代化的要求。
二、促進學生可持續發展
可持續發展是科技發達時代的重要主題，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可持續發展也是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可持續發展通常是指一種理想的經濟增長模式，近年來，可持續發展被拓展到人的發展領域，進而提出了人的可持續發展的觀點，而人的可持續發展又賦予了當代教育特殊的使命。人的可持續發展仍然包括兩個基本方面，一是人的發展狀態的持續性，二是發展能力的持續性。人的發展并不終結于某一確定的狀態，而是永遠向未來開放。這樣發展問題就成了一個生涯問題，當人能夠不斷地設置階段性的人生目標，且能夠較好地實現這種人生目標的時候，這就是一種可持續的發展。人本主義心理學把這種情況稱之為自我實現。人的可持續發展試圖揭示人的不同發展階段之間的連續性。在人才培養目標的建構上，相對傳統的全面發展目標來說，可持續發展目標更加具有現實意義，體現在人的可持續發展可以使人更好地適應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教育要促進學生可持續發展，體現了教育對學生未來的生存與發展的當下關懷。
職業教育要促進學生的可持續發展，意味著職業教育要擺脫那種狹隘職業針對性。職業教育在培養學生的基本從業能力的同時，也要注重培養學生的跨職業能力和自主學習的能力，并加強文化素質教育，使學生擁有更加全面的文化素養。現代社會的復雜性和多變性對學生未來的生存與發展是一個極大的考驗。著名的社會學家吉登斯指出，“斷裂”是現代性的基本特征，現代社會變遷的速度、范圍和深刻性是空前的。“現代性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我們拋離了所有類型的社會秩序軌道，從而形成了其生活形態。在外延和內涵兩方面，現代性卷入的變革比過往時代的絕大多數變遷特性都更加意義深遠。在外延方面，它確立了跨越全球的社會聯系方式；在內涵方面，它們正在改變我們日常生活中最熟悉和最帶有個人色彩的領域。”吉登斯的學說被稱為“非連續性的現代史觀”，認為現代社會不是歷史隨著某一既定的發展線索自身演化的結果，而是一種與先前所有各類社會秩序都有著巨大差異的社會。中國當代社會更是一個奇怪的社會，包容了各個時代的物質、各種生產方式和形形的精神版本。
針對現代社會的斷裂現象，中國的社會學家鄭杭生提出了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這一命題。所謂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是指現代性全球化的長波進程以及本士社會轉型的特殊脈動這兩股力量相互扭合而造成的一種社會生活動態變化的現實效果，具體表現為這幾個方面的趨勢：（1）當代科學技術的創新和應用引領著社會的信息化、符碼化、數字化和網絡化，提供了使失諧被激活的結構性條件，從而更易形成社會矛盾，更易引發社會動蕩；（2）當代社會的“去集體化”和“去組織化”趨勢的進一步發展，對社會分化過程形成了更強的催化作用；（3）勞動與資本的傳統關系的破裂進一步推動了社會的兩極分化趨勢，導致了新的二元化現象；（4）有形勞動的社會地位急劇下滑，失去了傳統上軸心地位，形成了社會分層的消極動力；（5）經濟活動性質的轉變使社會風險不斷擴大和加深，對經濟與社會的安全基礎都形成了極大的消蝕；（6）財富的分配和風險分配所帶來的雙重社會壓力，使得社會矛盾的根源更為深刻，表現更為復雜；（7）生活世界與系統世界的不平衡關系為世俗事物的神圣化添加了助力，對社會信念和價值觀造成了深度腐蝕；（8）社會中的傳統性與現代性，古典現代性與現時現代性，西方舊式現代性與新型現代性，以及全球變遷與本土社會轉型，各種因素和傳統之間的關系更加盤根錯節，這種影響仍然在不斷助推社會生活的一些復雜癥候。這是一幅社會實踐結構性巨變的圖景，這幅圖景中交織著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與科學技術等許多方面的問題。
在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這一背景下，人的生存方式與發展路向也自然會發生變化。社會實踐的結構性巨變對教育造成了極大的沖擊。人們越來越趨于這樣一種認同，如果學生擁有一種持續發展的能力，就能夠更好地適應變動不居且經常處于斷裂中的社會生活，并尋求更大的發展可能性。
現代教育與人的可持續發展之間存在一種深層次的矛盾，這一矛盾的突出表現就是現代教育對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的漠視或背離。有研究者認為現代教育是一種規訓。“教育成為一種把人納入其中的普羅克拉斯特床，人被削足適履地放在教育的度量結構中接受塑造。”規訓化的教育是不利于學生的可持續發展的，因為在這種教育中，學生實際上被當做加工的零件，是一個塑造的對象，學生在教育的流水線中被程式化和標準化了。另外，現代教育也是一種碎片化的教育，試圖“用知識的碎片來建構學生”，忽視了人的完整性，特別是忽視了整體精神的培育。碎片化的教育同樣不利于學生的可持續發展。
當代職業教育不可避免地會帶有規訓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強調外在控制，忽視學生自我塑造和自我發展的能力；強調某一方面的知識與技能的重要性，忽視學生知識結構與素質結構的內在關聯；強調把學生培養成具有某種工具性質的職能化的人，把人的發展過早地框定在一條固定的路徑上。所有這些，都很難經受可持續發展理念的檢驗。職業教育要促進學生的可持續發展，就需要對當前職業教育的制度、目標、內容和方法等進行必要的改革。事實上，也有許多職業院校在這問題上正在進行獨特的探索。
三、引導學生反思和批判技術
職業教育要把學生導向一個工作體系，而技術則是工作體系的核心要素，因此職業教育在某種程度上說是在促成人與技術的結合。這種結合不能簡單地理解為使學生掌握和應用某種技術，也包括技術對人的影響，還包括學生主動地去反思和批判技術。在科技發達時代，技術的雙刃劍效應完全凸顯，技術也因此而成為一個批判反思的對象。職業教育必須對此做出積極的回應，引導學生主動地去反思和批判技術是科技發達時代的職業教育的特殊使命。
科學技術是現代人一項偉大的文明成就，也被認為是人類理性的終極證明。特別是在經濟生活中，科學技術猶如一只神奇的巨手，極大地促進了生產力的提升。科學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體現在許多方面，如揭示了自然奧秘、增強了人類對自然的控制能力、創造了巨大的社會財富、改變了人類的生存方式等。科學使人類過上了一種有尊嚴的生活。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負效應的不斷顯現，科學玫瑰紅卻開始逐漸褪去。有研究者指出：“一方面，正是在科學反抗神學的霸權，帶領人們走出愚昧之谷的過程中，科學建立了自身的霸權，使自身成了新的神話、新的膜拜對象。科學所不予承認的東西，在我們的文化中便不被認為是知識。對科學的崇拜使得科學家們成為人類唯一公認的立法者。另一方面，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的利益的同時，科學也給人類帶來了巨大的生存危機。”這很顯然是一種諷刺意味。科學的“霸道”形象實質上是一種形象的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意味科學神話的終結。
在科技發達時代，技術的本質發生了蛻變。技術已經成了一個政治問題，現代技術作為第一位的生產力已經納入到經濟與政治系統之中，對技術活動的控制與導向已經成為了各個政府的重要權責。技術專家更容易成為官僚，并在各類決策中發揮關鍵作用。現代技術不僅是生產力，同時，也在執行著意識形態的功能。當代著名思想家哈貝馬斯的一個重要觀點就是，現代技術與科學已經取代了傳統的神話和宗教而成為現代社會賴以合法化的基礎。也就是說，技術可以使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得以合理化。
在技術成為一個政治問題的同時，技術也成為了一個倫理問題。由技術所制造的倫理恐慌開始困擾著人們。這是因為技術極大地增強了人類的行為能力，致使傳統的倫理準則失效，而新的倫理準則又沒有得到及時的制定和認同，這時倫理沖突和倫理恐慌就不可避免，如克隆人、轉基因食品、器官移植與買賣、墮胎、網絡黑客、數字鴻溝、殺傷性武器等引發了許多倫理爭議。特別是生態環境危機成了一個嚴峻的全球性的當代問題，而現代技術在這一問題上扮演一個同謀與幫兇的角色。當代社會也被普遍認為是一個高風險的社會，而正是技術參與制造了許多風險事件。
美國著名的思想家馬爾庫塞曾指出發達的工業社會是一個單向度的社會，也是一個極權主義的社會。“我們社會的突出之處是，在壓倒一切的效率和日益提高的生活水準這雙重基礎上，利用技術而不是恐怖去壓服那些離心的社會力量。”很顯然，造成這種極權主義性質的一個重要動因正是技術。技術事實上已經取代傳統的政治恐怖手段而成為一種新的控制形式。人成了技術時代舒舒服服、平平穩穩且又極度不自由的奴隸，成為社會這架龐大的機器上的一個功能性的部件。這樣，馬爾庫塞從技術著手，對發達的工業社會的本質特征進行了揭示。
另一位美國思想家弗洛姆則提出了技術的人道化的觀點。弗洛姆認為正是技術的非人道化發展使得人類陷入了最嚴重的危險之中，而這種危險甚至有可能毀滅人類自身，于是他提出應當把處于十字路口的技術引向一條人道化的道路。人道化的一般目標是：“我們的社會中的社會、經濟與文化生活是按照這樣的方式改變的，它激發并推動人的成長與活力，而不是去損傷他；它激發個人，而不是使他變得被動與接受；我們的技術能力是服務于人的成長的。”在此基礎上，弗洛姆還提出了技術社會的改造方案與步驟。
關鍵詞：科學技術；可持續發展；生產關系；生產力
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21世紀人類發展的主旋律。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提出與實施是人類反思文明的發展歷程，特別是反思工業革命以來現代文明的發展實踐的重要成果。作為現展觀，它不僅是發展觀上的一次革命，而且可持續發展戰略從理論到實踐與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有著緊密的聯系。當代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不僅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也使社會發展與科技發展處于一種矛盾的關系中。因此，如何規范和控制科學技術的發明和應用，協調人與科學技術的矛盾，已成為可持續發展研究的重要問題之一。
一、近代科學技術發展的回顧
在古希臘和羅馬時期，科學、技術和社會，是三個完全不同的概念。科學被認為是高尚的，而技術則被認為是“工匠”的活動，是低賤的。科學是社會上一群特殊的人游離于社會活動之外的一種行為。歐幾里德認為，科學是理性的、是純理論的東西，不依賴于技術而存在。這種觀點，在18世紀以來已經被大多數人所否定。18世紀在英國開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中，其主要技術――紡織機和蒸汽機所依賴的基本力學原理早在古希臘時代就有了；19世紀后期第二次產業革命中的主要技術――電動機所依賴的科學原理――電磁感應原理是在法拉第發明電動機57年前發現的；無線電的發明距麥克斯韋建立電磁波理論只有35年，這種從科學原理到技術應用時間間隔的迅速縮短現象，在20世紀更加顯著。原子彈、激光器等技術的實際應用與其理論發現年代的時間間隔已經只有短短幾年乃至一、兩年。在今天的高科技領域中，從科學研究到技術發明有時已很難說出時間間隔。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界線也已模糊不清。今天，科學技術已經被緊密的聯系在一起，有時候甚至很難加以區別；同時，科學技術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巨大力量，與社會生活密不可分。
工業革命以來，傳統的科技與經濟發展觀一直占主導地位。傳統發展觀片面追求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財富的無限增長。這種高速發展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但其弊端也日益顯露出來。“增長第一”的發展戰略不僅嚴重破壞了地球的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使人類的生存和發展面臨嚴峻挑戰，而且加劇了社會不平等，使不少國家出現了“高增長，低發展”或“有增長，無發展”的現象，進一步加大了南北差距和矛盾。這一切促使人們開始反思傳統發展觀。進而提出了一種新的發展觀：可持續發展觀。
可持續發展作為一種新的概念產生于自然科學。20世紀80年代初，在國外林業等學科中出現了可持續發展一詞，意思是說，由于砍伐、火災、蟲害等因素產生的森林蓄積量的減少不能超過森林的自然生長量，否則，林業發展就是不可持續的。之后，可持續發展的定義被延伸為：“特定區域的需要不危害和削弱其它區域滿足其需求能力，同時當代人的需要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求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這是可持續性在時間尺度、空間尺度上對發展本質的限定。
可持續發展思想的形成是以對科學技術價值的全面認識為基礎的。正是在對環境污染、生態破壞、能源浪費、資源損耗等一系列全球問題的反思和研究中，人們開始認真反思人類社會的發展道路、發展機制、發展模式，使得可持續發展思想日益明確化、系統化、理論化。同時，可持續發展戰略也內在地包含著現代科技觀。因為科學技術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社會發展戰略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必須首先明確以科學技術的可持續發展為前提，同時，從經濟社會的綜合發展來看，也只有作為社會結構的重要子系統之一的科學技術實現了可持續發展，才能說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是全面的、根本的和現實的。
二、科學技術對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的雙向作用
（一）科學技術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
經濟可持續發展需要解決的是兩方面的問題，首先是經濟發展，其次是這種經濟發展應該是可持續性的，前者是人類自身發展的必要條件。也就是說，從內部來看，發展所需的要素供給能得到保證，即突破生產資料對經濟發展的約束；從外部來看，發展所需的條件能得到滿足，即為研究科學技術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了理論基礎。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作為人類改造世界，解決生存、發展問題的重要手段，在這兩方面都發揮著積極、主要的作用。
1、科學技術可以突破勞動者自身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約束
經濟作為生產關系的范疇，它的發展是由生產力決定的，也就是說經濟的發展主要受生產力的約束。這種約束來源于生產力的兩個方面，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勞動者是生產力的主體，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其中由于受人類自身物質條件限制，個人的體力是有限的，對其進行的開發也只能達到一定程度。而人類的腦力卻有很大的開發余地。所以就勞動者本身而言，對經濟發展構成的約束基本上來自勞動者的腦力方面。勞動者的腦力包括知識和各種技能，腦力的功能是使人類認識和把握事物的規律，并利用這些規律為自己服務。而從根本上說，科學是關于物質世界客觀規律的知識體系，技術是關于如何運用物質世界的客觀規律改造物質世界的活動手段的總和。因此人類腦力的發展，突破其對經濟的約束必須要依靠科學技術。
2、科學技術可以突破生產資料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約束
生產資料包括勞動工具和勞動對象，它是生產力的物的因素。其中勞動工具決定了人類的生產方式。手推磨和蒸汽磨都是勞動工具，前者的出現決定了封建社會的生產方式，后者則宣告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將誕生。受手推磨這一勞動工具的限制，封建社會的經濟只能在一定范圍內發展，而蒸汽磨的出現突破了原有勞動工具對經濟發展的限制，使資本主義的經濟發生了飛躍。
勞動對象是人類生產活動的物質基礎，主要指人類能夠利用的自然資源。事實上在自然界中還存在大量的人類目前還未能認識，或是無法利用的資源，這使得勞動對象的擴大成為可能。人類的生產過程，或者說是經濟活動，是一個轉化、消耗勞動對象的過程。然而在一定的時間、空間里自然資源是有限的，也就是說可被人類利用的勞動對象是有限的，這便構成了對經濟發展的約束。這種約束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自然資源的數量，一是自然環境的容量。人類的經濟活動作為一個系統行為要從外界吸取物質能量和信息流，同時向外界釋放物質和能量，也即消耗資源同時排出廢棄物。自然界能提供的并且可被人類利用的資源是有限的，對廢棄物的容量也是有限的，這二者構成了對經濟發展的約束。要想解決這一問題需從兩方面著手，一方面要不斷開發可被人類利用的新的自然資源，擴大勞動對象；另一方面由于環境的容量是有限的，需要節約使用自然資源，減少廢棄物。這兩方面的實現都要依靠科學技術。
以人類的能源使用為例，在工業化以前，人類所使用的能源以人力、畜力為主，技術含量低，消耗自然資源較少。隨著蒸汽機的發明，煤成為人類的主要能源。但煤的燃燒同時帶來了大量的煙塵和有毒氣體，1952年發生的震驚世界的倫敦煙霧事件，迫使英國政府不得不下決心減少煤的消耗，同時開發了一系列提高煤燃燒效率，減少廢棄物的技術，來避免超越環境容量的限度。伴隨經濟增長而帶來的環境惡化降低了人類的生活質量，部分抵消了經濟增長的成果。發生在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對美國的經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當時作為世界主要石油出口國的阿拉伯國家為了抗議英美對以色列的支持，宣布停止向英美出售石油，同時將石油價格提升數倍，從而造成英美等國經濟界的一片恐慌，股市大幅下挫，經濟面臨崩潰。在經濟的發展面臨受石油數量制約的情況下，科學技術又一次發揮了作用，在兩個方面做出貢獻。一是在開發新資源上，采油技術的發展，使英國北海石油的開采成為可行，在短期內緩解了石油的短缺危機；二是在減少消耗和開發替代品上，大力開發內燃機節能技術，電動汽車和燃氫汽車也開始問世。雖然這些科學技術可以在短期內緩解石油對經濟發展的制約，但石油的儲量是有限的。因此人類必然繼續尋找新的替代能源，這依然要依靠科學技術。目前較為可行的方案是利用核能。然而即使人類獲得了利用核聚變能的科學技術，不必再為能源的短缺而發愁，也會有其他的資源短缺制約著經濟的發展，例如土地、大氣……人類還需要不斷利用科學技術來突破約束，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科學技術的消極作用
科學技術對人類及人類社會所引起的積極社會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其社會化的進程貫穿于人類社會的演進過程之中，在當今世界尤為顯現。但是，在這樣一個科技與社會一體化日益凸現的時代，無庸諱言，科學技術的傳播也帶來了一定范圍的反功能、負價值。事實上，科學技術每將人類帶向文明一步，人類都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現代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網絡技術在極大地提高了社會生產力的同時，卻增加了高科技犯罪。計算機病毒、惡意網絡攻擊嚴重威脅著我們的社會經濟；能源的開發為人類提供了動力，但也帶來了環境的污染，生態環境的破壞和人類自身生存空間的明顯惡化；原子核裂變在為人類開辟了一種新的能源的同時也給人類帶來了毀滅性的核危機；克隆技術的發明和運用，雖能為人類醫學帶來新的希望，卻也帶來了更多關于倫理與道德方面的問題……科學技術越發展，科技傳播越迅速，科技消極的社會功能暴露得就越明顯。
科學技術帶給人類生存和發展的負面影響。究其原因，主要是人類認識水平的限制和多種社會因素的作用。就認識根源來看，現代科技的負面效應首先要歸咎于人們在一定歷史條件下由于受實踐水平的限制而導致的對自然過程的復雜機制認識不足；其次是價值觀上的原因，即人們在選擇、運用科學技術時的某些短視行為，只顧眼前的效益和具體的、局部的或個體的利益滿足，而忽視了人類長遠的、整體的基本利益。就社會因素而言，科技所追求的目的、實施方式和后果，都要受科技主體所處的社會關系的制約，在當今大科技的時代，科學技術的研究已不再是個人行為，需要各方面的協作。這迫使科技工作者的價值取向必須符合為他們提供科研條件的集團的價值取向。而某一社會集團在做出決策時總是從本集團的利益出發，這使得科技成果在價值取向上很難顧及其它社會團體，從而很容易產生對集團外的不良影響。
三、小結
綜合以上論述，科學技術對于經濟可持續發展具有雙重影響，即科學技術對經濟發展有無法估量的價值，但同時也包含帶來某種消極后果的可能性。科學技術與經濟可持續發展存在這樣一個相互關系：科學技術促進了經濟發展，或者更準確地說是科學技術的積極作用促進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消極作用損害了經濟發展的持續性，而經濟可持續發展又促進了科技的發展。可見，科學技術與經濟可持續發展之間是相互依存和影響的關系。在人類歷史上，一切關系到人類生存發展的重大問題都是依靠科學技術來解決的。科學消極影響引發的經濟可持續發展問題也不會例外。這就要求我們在積極推進科技進步的同時，有意識地將科技社會化過程所帶來的負面效應限制在最小范圍，并綜合利用各種科技知識的進步加以徹底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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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競技體育；競技科技化；科技化的倫理思考
競技體育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代表著人類進步文明的發展方向，尤其是競技體育制度的建立和逐步完善，不僅有利于競技體育運動員自身潛力得到充分開發，而且對于人類生理極限的挑戰和人的超強意志力的培養以及倫理價值觀的養成等都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尤其是近年來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極大的加速了競技體育科技化與現代化的進程，對現代競技體育產生了深遠影響的同時又帶來了一系列難以解決的倫理問題。我們的主要目標正是對基于競技體育科技化引起的諸多倫理問題的探討，但是這些問題往往經歷了漫長的歷史變遷才逐漸顯現出來，進而被人們所認知的。事實上，競技體育發展到今天已離不開科學技術的強有力的支撐，而且高科技在競技體育中的應用范圍依然呈現出不斷擴大的態勢。但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是競技體育的本質何在？把科學技術控制在競技體育的多大范圍內是合理的?對諸如此類問題的探討我們首先應該去反思競技體育的發展是否實現了與人文主義價值追求的統一，因為人文主義價值代表了競技體育本質性的價值追求，而科學技術在競技體育中的應用則應該建立在拋開一味的對物質層面的追求和重視對人文價值追求的基礎之上。
一、科技發展與競技運動的科技化
競技體育運動在當代飛速發展的科學技術推動下取得了良好的發展成果，同時也使得競技體育自身發生了系統性的變革。其變革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理論與實踐上整體提高競技體育的發展水平。基于對競技體育的日常訓練研究，許多與之相關且復雜的學科理論開始被注入到競技體育的一般理論當中，使之相互交融，形成了有利于競技體育日常訓練的系統理論。同時，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系統論的理論研究以及營養學的相關知識等都相繼被用于競技體育運動員的一般訓練當中，這些相關的交叉理論極大的促進了競技體育運動員的進步，并且對他們能最大限度的發揮出最佳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這也是人類競技體育成績極限能不斷提升的重要原因。2）競技體育場基礎設施的改善。在上個世紀60年代以前，大多數競技體育田徑場的跑道構造都比較簡單，當時世界上最好的田徑場跑道也只是由煤渣等化合物所組成，而現如今最常見的田徑場跑道是由塑膠等合成材料組成，并且極少數發達國家還開發出了納米跑道，這些科學技術的進步無疑能極大改善田徑運動員的日常訓練條件。3）體育運動員的運動裝備的改進。許多根據人體的受力原理和新型材料設計和制定出來的跑鞋，以及游泳比賽中鑒于減少人在水中的阻力而特別設計的泳衣，這些高科技產品無疑在具體的賽事中能極大提高運動員的比賽成績。4）信息技術在競技體育中的廣泛應用。從上世紀末期以來，信息技術與國際互聯網技術的不斷發展把競技體育運動的發展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運動員可以根據其具體的訓練狀態通過應用計算機模型來模擬比賽，以達到有效改善競技方法和比賽技巧的目的。以上分析研究表明，當代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已離不開科學技術的強有力支撐。正是科技的日新月異推動了競技體育運動的深刻變革，而在變革的過程中同時又不斷影響和促進科學技術的發展，對科學技術提出了更高的發展要求，以至于更高水平的科技成果與方案等不斷涌現出來，實現了二者之間的辯證促進，依存發展的關系。
二、競技體育的科技化造成了價值觀念的背離
近年來，競技體育在人類社會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來越受到重視。作為人類所特有的一項實踐性活動，競技體育對人類社會生活領域的作用是極其重要的，它不僅能有效提高人的主觀實踐能力、強化人的體制、鍛煉人的毅力，而且能不斷豐富與增強人的精神素養。但同樣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現代競技體育的發展往往伴隨著一系列深層面且難以解決的倫理問題。如現代競技體育的商業化與科技化造成了競技體育的本質和價值的異化，正是這種異化把競技體育的工具價值與功利性價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這種發生了質變的競技體育的價值觀，主要受到了來自工具主義和功利主義價值觀的干擾，當然也勢必會加劇競技體育本質的進一步異化以及與原有價值觀念的偏離。我們要形成足夠的危機意識，充分認識到競技體育價值與精神的異化可能產生的不良影響，一旦競技體育失去其人文主義的價值觀與初始精神，必然造成競技體育偏離正確的發展方向而失去發展的意義。因此，隨著高新技術和高科技產品在競技體育中應用的不斷擴大，我們更應該重視繼承和發揚競技體育的核心價值觀念，把發展納入到競技體育的本質上來。學者們在探尋競技體育價值根源的過程中往往會習慣性的引用不同的理論作為研究視角。有學者認為，競技體育的價值根源在于人類的自我創造的本質，競技體育存在的首要原因是人類追求人的價值和人權的過程。2所以決定和影響人類競技運動發展的主要根源依然要落到人自身的發展上來，而不是落在人類能利用來提高比賽成績的工具上，因為畢竟人的全面的發展才是競技體育最終要實現的目標。然而，我們所能看到的卻是當代競技體育常常會受到一系列外來因素的干擾，尤其是科學技術在競技賽場上的濫用現象致使競技體育的價值理性與其應有的價值追求漸行漸遠。所以科學技術決不能僭越競技倫理的約束而存在，因為一旦超出了這個范圍將極大的削弱競技體育中人的核心價值與人的全面發展所提出的要求，畢竟注重人的價值培養與人的全面發展才是人類應有價值目標的關鍵所在。從形式上看，科學技術越發達，應用于競技體育中的運動器材、日常訓練手法等就越先進，進而運動員就能從根本上改善競技能力水平。但事實上，競技運動員已經異化為當代各類高科技產品的使用者和某種意義上的試用品，需要時常接受各種生理指標和心理指標的檢測，以及調整適應更新后的高科技產品設備。3當今科學技術日新月異，高科技在競技體育賽事中的應用也很好的順應了時展的要求，由計算機軟件與信息技術開發設計出來的一整套競技方法，也相應的弱化了教練員的作用，同時運動員對高科技的過度依賴可能會導致自身在精神上與日常訓練中變得更加消極，從而限制運動員的發展。因此，當代競技體育的科技化難免不會使得競技體育偏離原有的價值取向，致使運動員形成對高科技及其產品的過度依賴，并依靠對工具理性的追求來向觀眾展示其競技能力，將人物化為高科技及其產品的附庸，同時使得競技體育運動員自由全面發展的價值目標異化為高科技主導下的工具理。當“技術性”與“人性”合二為一成為一種復雜的混合態出現的時候，人類自身的主體性就會受到弱化，人類因而也會被邊緣化，偏離世界中心的位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技術尤其是高科技及其產品消滅了人類的主體性。4競技體育的科技化往往會造成某些競技體育運動員喪失其主體性意識而盲目追求高科技所帶來的益處，一味追求商業性和功利性的目標，導致科學技術對競技體育產生的實際影響越來越偏離其在競技倫理范圍內應該發揮出來的強大功能。
三、競技體育科技化的倫理思考
縱觀近代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的認識到其從最初的純思辨理論到發展成為一門正式學科的光輝歷程。但必須承認任何偉大的科學都只有建立在以社會實踐為目標的基礎之上才具有其存在的意義。因此，這就決定了與其具有某些相關性的行為活動都必須受到來自法律、法規以及道德和倫理的約束。科技倫理就其本質而言是指科學技術的發展對人類社會進步產生影響的更深層次的價值探索，是當代科學技術廣泛應用于人類社會生活之后所形成的對人類既定道德與價值觀念的一種挑戰，因此，科技化倫理問題逐漸構成了當代人類社會發展中廣受爭議的話題。人本主義心理學家馬斯洛認為，科學是人類的創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類的東西；科學產生于人類的動機，它的目標也就是人類的目標。
當今社會中的一切與科技相關的行為后果都應該與“責任”概念緊密聯系在一起，而且必須局限在科技倫理規范的框架之內，相關科技工作人員也應該加強培育科技倫理的意識。不管科學技術對我們的生活產生了多大影響，我們始終要堅持人的全面發展這一終極目標與科技倫理相結合的基本原則，充分認識到科學技術及其產品只不過是從屬于人類活動的一種手段或者工具。從以上具體實例來看，競技體育的發展趨勢逐步形成了從傳統的人的體能和技能的競爭到各國科技實力競爭的轉變，競技體育所倡導的人的主體性作用正處于不斷弱化的邊緣。競技體育科技化尤其在國際重大賽事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科技實力和經濟實力較弱的國家，很難對抗科技和經濟實力更為雄厚的國家，這實際上是對追求“公平競賽”的競技體育精神的一種諷刺。
令人欣慰的是，國際奧委會聯合一些國際賽事的主辦方已對此種行為加以規范，并采取了必要的干預措施來約束體育賽事中有違道德倫理的行為。當然，競技賽場上的倫理缺失問題遠不止這些，其中最為常見的科技倫理問題就是興奮劑的使用問題。眾所周知，在競技體育中使用興奮劑是嚴重違背體育精神和體育競賽公平性的行為，并且使用興奮劑對運動員身體的傷害也是不可小覷的。因此，在諸如奧運會等大型比賽的賽場上使用興奮劑是被明文禁止的，而且國際奧委會等組織加大了對興奮劑的檢測力度和處罰力度，對于控制這一局面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但是科學技術在競技體育賽場上的應用范圍依然是模糊不清的，除了某些對運動員競技水平影響較為明顯的高科技產品被明文禁止外，其它很多產品的使用是幾乎不受到限制的，這也可能導致運動員作為競技比賽的主體性作用在不斷的下降，因為他們能夠依靠某些高科技手段或者產品來彌補其自身能力不足的問題。尤其是隨著現代基因學的進步，人類已完全掌握了基因的重塑與改組原理來強化運動員競技能力的核心技術，這無疑將促使競技運動員自身成為高科技奴化下的一種工具。就像某些運動員基于對自身競技能力提高的訴求，他們常常會冒險使用各種高科技藥物。因此，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更新，同樣要求有關部門采取的檢測手段也必須與時俱進。而在此復雜的過程中所牽涉到的科技化倫理問題不只是運動員之間競技能力的較量，而更多的是相關科技工作人員之間的競爭。競技體育科技化倫理的核心問題是科技進步作用于競技體育的整個過程對于人的全面發展產生了何種影響。高科技在競技體育運動中越來越廣泛的應用，已經引起了體育界對有關競技體育本質與人的主體性價值以及科技道德倫理等諸多問題的思考。因此，為了保證競技體育的核心價值不至于受到科技理性缺失的影響，各競技體育主體以及從事體育相關的工作人員都應該高度重視科技化的倫理問題可能對競技體育事業帶來的不良后果。
四、結束語
奧運會是競技體育中最具代表性的圣會。隨著近年來科學技術在競技體育運動中的不斷滲透，奧運會中的競技比賽逐漸表現為各參賽國背后所隱藏的科技實力的競爭。盡管從整體上看科學技術對競技體育事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針對高科技及其產品在競技體育中所表現出來的消極影響我們同樣要給予高度的重視，對于一切威脅到競技體育本體價值追求的不合理的科技應用都應該被排除在競技體育應用的范圍之外。這其實也是與科技僅僅作為一種手段的本來目的相適應的，它不應該成為一種能夠動搖競技體育本質的作用力，而應該更多的被當作是一種能夠推動競技體育發展的工具。因此，同時制定出相關法律法規來防止因高科技造成的競技體育中有失倫理的行為也是很有必要的，但尤為重要的是，始終堅持競技體育中能保證人的自然運動能力的競爭才是競技體育得以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所在。
作者:劉雪豐 楊攀 單位:湖南師范大學
注釋:
1楊木森.科技革命與體育運動研究［J］.北京體育大學學報，2005,(5):6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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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陳凡，董傳升，賈巖.技術圖景中人的主體性的獲得、缺失與重構［J］.科學技術哲學，2007，(6):93-98.
關鍵詞:藝術;科學;歷史;當代
中圖分類號:J0-0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5312(2010)06-0022-02
一、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的藝術與科學
作為心智與創造力的結晶,藝術與科學向來被認為是人類智慧發展的兩翼。在漫長的世界文明史上,二者始終呈現出一種涇渭分明而又難舍難分的關系,藝術與科學之間交互發展、相互融合、彼此促進的例子舉不勝舉,有關藝術與科學之關系的理論闡述也屢見不鮮,大致說來,可粗略地分為兩類看法:一類認為藝術與科學是兩種不同的話語體系,其基本目的和方法原則都不同,科學力圖以認知的方式發現宇宙和自然界中的普遍法則,注重客觀性、實驗性、事實性,而藝術則以情感和想象為特征、通過審美創造來把握世界,強調主體性、想象性、情感性,例如斯諾在《兩種文化》一書中,對于藝術和科學的對立和分裂現象就曾進行過充分的描繪;另一類看法則相反,認為盡管藝術和科學分屬不同的門類,但都是人類的創造性活動,都力圖發現或追求某種普遍性真理,因此從根本性質和最終目標而言具有某種相通性。如赫胥黎就認為,“科學和藝術乃是自然這面圣牌的正反面。一面是用感情,另一面則是用思想,來表達事物的永恒秩序。”①當代著名物理學家李政道也認為,“藝術和科學的共同基礎是人類的創造力。它們追求的目標都是真理的普遍性。……藝術和科學事實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們源于人類活動最高尚的部分,都追求著深刻性、普遍性、永恒和富有意義。”②
從人類文化發展的歷史實踐來看,藝術和科學之間的關系在不同的歷史階段也不盡相同。在原始社會時期,由于原始思維的混沌性和互滲律特征,原始人類對于世界的認識尚不可能有明確的自覺意識,因此原始藝術和原始科學的萌芽是以一種同源混生、自然融合的狀態共存于原始文化母體之中,原始藝術活動一方面體現出人類審美意識最初的萌芽,另一方面也意味著原始人類對某些物質、工具、形式和技巧的認識與利用,例如用獸骨和蘆葦制作的笛子,既是最早的樂器,也是人類最早的物理儀器;再如原始人用紅色礦石粉末在巖壁上作畫或涂抹在身上作裝飾,既是最早的審美沖動與表達(當然也有巫術的作用),同時也意味著他們對這種礦石的性質、色彩、用途以及碾磨技術有了一定的認識掌握;當原始人在獸皮、陶器或巖壁上繪出波浪、漩渦、野獸或箭頭的時候,他們同時也逐漸形成對圓形、曲線、直線或其他幾何圖形的概念。
隨著人類文明的發展,人類的審美經驗和科學知識不斷積累,藝術與科學的融合在古代文明中留下了許多豐富的結晶,以古代建筑為例,無論是埃及金字塔還是古希臘帕提農神廟,都堪稱藝術與科學的完美結合,既是建筑藝術的奇觀,也是建筑工程史上的壯舉,金字塔所蘊藏的一系列奇異數字巧合更令無數現代人驚嘆和猜測不已;再如畢達哥拉斯的學說,用數學法則來解釋宇宙構成和世界本原,既是古希臘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也在數論和幾何學方面留下了卓越貢獻。在歐洲文藝復興時期,隨著人文主義思想的興起,藝術和科學都得到極大發展,也出現了許多在人文藝術和自然科學領域都造詣超群的文化“巨人”,其中最為人們所熟知的是達?芬奇,一方面他熱心于藝術創作和理論研究,探討如何用線條、光影和立體造型去表現形體,另一方面他廣泛研究與繪畫、雕塑藝術有關的光學、數學、天文學、地質學、解剖學、生物學、工程物理學等多種學科并在這些領域取得了非凡成就,因此他的杰作都是既富有藝術性、又具有科學性,被認為是藝術與科學的完美融合,而他本人的藝術實踐和科學探索精神也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文藝復興之后,西方自然科學的體系開始逐漸建立。在此之前,古人關于自然科學的知識,一方面受當時生產技術水平低下的限制,還處于較低狀態,另一方面也未能從其他學科的總體論述中剝離出來,而與哲學、文學、宗教等其他知識體系混在一起,被稱為“自然哲學”;文藝復興之后,隨著自然科學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理性和知識日益受到推崇,西方的自然科學研究逐漸從原來的自然哲學向近代科學體系發展,至19世紀完全成熟,形成了不同于人文社會科學的獨立體系,學科分工細致嚴密。科學家們在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動物、天文學等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如牛頓確立的力學體系就是近代自然科學發展最顯著的標志之一,科學的發展使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把握日益確切主動,不僅為工業革命的產生提供了基礎和條件,也對西方近代啟蒙文化運動和文學藝術產生了深刻影響,例如,在古典主義藝術和啟蒙文學中人們能深刻感受到理性的力量,而在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小說與繪畫中則處處可見自然科學的具體影響。
但是另一方面,隨著科學技術迅速發展,片面發展工具理性所導致的現實異化危機也日益凸現出來,正如馬克斯?韋伯所指出的,現代工業文明一方面提供了科學的生產秩序、暢通的流通渠道和合理的消費體系,造就了人類空前優裕的物質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又殘酷地摧毀著人類豐富的內心世界,吞噬著人類一切屬人的本質屬性,使人異化成為非人。特別是西方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毀滅性災難,使傳統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價值體系受到懷疑,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藝術與科學之間的對立也日漸明顯,藝術成為反抗異化現實的重要精神途徑,這一特點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上半期的現代主義藝術中表現得淋漓盡致。現代主義文藝表現出鮮明的反理性特征,構成了對片面技術理性的有力批判和反思。
二、當代文化語境中的藝術與科學
在當代,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特別是信息革命和數字技術對人類社會生活產生的廣泛而深刻的影響,人們已經意識到,人類運用科學知識獲得對自然界更大的認識和創造能力是一種歷史的必然,科技的進步和發展的確也伴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但問題并不在于科學技術本身,而在于人類如何規范使用和控制科學及其發展方向的能力,從而使人類獲得科學帶來的福祉而避免其危害。
事實上,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與當代藝術創作的關系異常密切,現代科學技術不僅為藝術提供了新的表現手段、催生出各種新的藝術媒介、帶來新的藝術傳播和接受途徑,也拓展了新的藝術視野和主題內容;更進一步,當代許多創造性活動例如影視、設計、新媒體藝術等等,本身就是藝術與科學的結合產物,既體現著藝術的審美創造,也離不開現代科學的技術成就。特別是隨著知識經濟時代的到來,文化產業被認為是二十一世紀最有前途的支柱產業之一,迅速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世界各國都非常重視文化產業的發展,紛紛將其作為本國發展的戰略性產業來扶持;而發展文化產業的核心動力之一就是科學技術及其創新力量,因此,藝術與科學的關系已成為世界性話題,正如1999年1月8日美國《紐約時報》在談論網絡藝術形式時提出:“繆斯也需要科學的翅膀”,“技術進步與新藝術形式的萌芽總是如影隨形,藝術與技術的互動推動人類文明的進程”。顯然,在當代文化背景下重新考察藝術與關系的問題,思考如何促進藝術與科學的和諧發展、推動創造新的人類文化成果,是一個不僅有必要、而且也有可能的重要課題。
藝術與科學的結合首先要以深厚的藝術與科學積累作為最基本的前提。在相當長一段時間里,我國在教育和科研體系中更多地偏重于區分藝術和科學領域,這種做法固然有利于專業細分,但已不適應于當代綜合性、開放性和跨越性的知識發展趨勢。目前,國外有不少“藝術與科學”的專門研究機構,許多大學的專業設置,如媒體藝術與科學,視覺藝術與科學,設計藝術與科學等等,都反映了試圖將藝術與科學相結合的學術追求和教育理念。令人可喜的是,近年來我國政府、社會和高校也已對藝術與科學綜合教育的問題有了高度重視并付諸實踐。總理在談到高校教育時多次指出,我們要超過發達國家,就要在科學和藝術的結合上下功夫;就要重視教學的綜合性,培養復合型人才和領軍人物;著名科學家錢學森、李政道等人結合自己的切身體會,多次倡導大學教育要把科學技術和文學藝術結合起來。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國會涌現出一大批兼具藝術素養與科學知識的復合型人才,能夠更好地完成藝術與科學的結合與探索。
就方法論而言,藝術與科學這一課題不僅可以在抽象理論層面,從哲學、思維科學、心理認知等不同的研究角度出發,將藝術與科學視作人類認識和把握世界的兩種重要方式,探討它們之間的異同與相互關聯;也可以在具體的技術應用層面,結合不同的專業,具體探討藝術表現與科學認知如何在方法、手段、途徑上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科學不斷創造新色彩、新材質、新工具、新方法,給藝術家的想象力與表現力以更廣闊的空間,特別是計算機數字技術和互聯網技術為藝術家展示了嶄新的視覺、聽覺與感覺的天地;反過來,藝術給予科學以想象力和創造力,幫助人們實現以美的規律塑造世界,引導科學家關注科學技術的精神文化內涵,這種觀念與方法上的互啟、互用,將推動彼此發展話語體系、符號形式與思維方式,并不斷形成新的理論總結。當代許多創造性活動如影視、設計、新媒體藝術等等,都是藝術與科學學科研究的重要內容。
探討藝術與科學的關系也有其深刻的文化意義和價值追求。由于藝術與科學都具有人類共通性和普遍性,因此在當下這個日新月異的信息時代,努力探索和尋求藝術與科學的結合,不僅有助于當代中國文化的和諧建構和科學發展,也能夠通過現代科學和藝術手段,對傳統文化進行有效的現代闡釋,從而實現傳統文化的現代跨越;更進一步,也只有這種根植于深厚傳統、同時又實現了現代超越的民族文化,在洶涌而至的全球化浪潮中,才能夠真正與世界進行既開放又獨立的平等對話。
最后,也是極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在討論藝術與科學結合的問題時仍應注意,在科技時代,藝術在借重技術支持的同時,也不能忽視和放棄藝術自律的原則以及審美現代性的文化批判和反思功能。審美現代性通過強調與科學理性相對的審美維度,對工具理性提出質疑,對日益機械化、碎片化的現代社會現實和日常生活進行反抗。無疑,在彰顯個體精神自由的審美維度、在反抗異化現實等方面,審美現代性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批判功能,或者說,對于片面追求理性合理化、而相對忽視個體精神自由的現代科技來說,它構成了一種有益的補充和修正。因此,正如韋伯所說,藝術在當代生活中具有把人們從工具理性和實踐理性的壓制中救贖出來的重要功能。這一獨特功能和積極意義,在我們提倡藝術與科學的融合時,尤其不應忽視。
注釋:
關鍵詞：中學科學；培養學生； 科學素養
一、科學素養與科學教育目標
盡管各國對科學素養概念的內涵有不同的理解，科學素養由于各國情況的不同也帶來了差異，科學素養內涵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也在不斷地變化，但科學素養的核心內容則是基本一致的。科學素養應包括科學知識、科學過程與方法、對科學本質的理解、科學態度情感與價值觀、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等方面。這些因素之間相互作用，相互聯系，構成了科學教育的立體畫面。
考察各國對科學素養的理解，可以發現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由此各國的科學教育目標也有所不同，但從歐美主要國家這兩者關系的比較中，我們認為其科學教育目標具有共同的特點：強調課程的綜合化；注重對科學、技術、社會三者之間關系的理解；課程目標從科學知識擴大到科學態度、價值觀、判斷力和審美意識，對科學方法的運用，對社會問題正確判斷和解決的能力；對技術的重視；注重學生的發展與潛能的發揮，包括自主性的形成和個性的發展；等等。
二、科學素養在科學教育中的實施
科學素養如何在科學教育中得到落實，這是關鍵。我國科學課程目標定位在四個方面：科學知識與技能，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科學、技術與社會的關系。這種目標體系與科學素養內涵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科學課程教育目標的落實也就是提高科學素養的實現。
（一）科學知識的轉型和中學科學的知識教育
知識是教育目的得以實現的基礎。知識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外延相當廣泛的概念。對不同的知識界定，可以歸納為：1.知識是人類對于經驗中蘊含的法則賦予意義而結構化了的結果；2.知識是人的觀念的總和；3.知識是智慧和經驗的結晶；4.知識是人類積累起來的歷史經驗和現時達到的科學新成就的總和。知識與課程之間的關系也是十分復雜的，諸如知識性質、知識的真理性、知識分類、知識價值、知識生成和知識層次等。
（二）科學學習的過程和方法
著名理論物理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費恩曼（Richard P.Feynman）說過：“科學是一種方法，它教導人們：一些事物是怎樣被了解的，什么事情是已知的，現在了解到什么程度（因為沒有事情是絕對已知的），如何對待疑問和不確定性，證據服從什么法則，如何去思考事物，作出判斷，如何區別真偽和表面現象。”科學教育中的“科學過程”主要是指在一般的科學研究中，那種普遍適用的系統化的操作方法和步驟。美國《國家科學教育標準》中把科學過程與方法看成一個系統，是指一系列的相互聯系的科學家普遍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程序。
三、科學素養與科學本質
科學的本質是什么？從經典科學到現代科學的發展過程中對它的認識是不斷變化的，我們需要站在科學哲學和科學史的視角加以審視，才可能有比較深刻的理解。從基礎教育中的科學教育層面上認識，在目前主要國家的有關科學教育標準的文獻中，科學本質大致可以概括為：科學知識是多元的，具有暫時特征；科學知識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觀察、實驗證據、理性的論據和懷疑，但又不完全依賴于這些東西；通向科學沒有唯一的道路，因為沒有一種普適的一步一步的科學方法；科學是一種解釋自然現象的嘗試；在科學中，規律和理論起著不同的作用，因此學生應明白，即使有額外的證據，理論也并不變成規律；來自一切文化背景的人都對科學作出貢獻；新的知識必須要清楚地、公開地得到報道；科學家需要保存準確的記錄，需要同行評議，其研究結果需要可復現性；觀察滲透理論；科學家要有創造性；科學史既揭示了科學的進化特征，也揭示了科學的革命特征；科學是社會和文化傳統的一部分；科學和技術彼此影響；科學思想受到其社會和歷史環境的影響。
四、科學素養與STS教育
STS教育是當代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社會急劇變革和交叉學科蓬勃興起的應然產物，旨在提高公民的科學素養，激起學生學習科學技術的內在動機，正確理解和處理科學、技術和社會的相互關系，并以此作為科學教育價值取向的體現和追求，是科學教育發展的一種理想性范型。
STS教育是STS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STS研究在教育中的實踐運用，是對當代科學教育危機進行理性反思后而采用的一種文化策略，是在當代社會與文化范式轉變過程中應運而生的。STS教育的產生和發展并不只是對某些具體的科學教育策略進行調整和改革，它追求的是科學教育范式的整體變革，而且這種變革的依據就在于整個人類文化的轉變。STS教育不僅將人類文化的總體戰略具體化到科學教育領域，而且用這種文化戰略的意圖和理念指導科學教育的具體改革行動。可以認為，即使是最專門的科學知識，也能夠把它恰當地理解為特定社會背景下的人類活動的特定產物，即可以理解為一種特定的文化形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