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2-06 14:4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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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說，誰要是搞清楚了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誰就可以得諾貝爾獎。這無疑是一支讓中國經濟學家們激動不已的強心針。我不禁要反問：“中國真的有不同于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秘密嗎？”其實，約瑟夫?熊彼特早在他1934年出版的《經濟發展理論》中已明確指出了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于創新，包括引進新產品、采用新的生產方法、開辟新市場、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實現工業的新的組織五個創新因素。這五個因素其實可以合并為一個因素，那就是具有豐厚利潤或者說回報的商機出現以及低等收入階層的收入水平也能得到提高。
在討論經濟增長的源泉之前，首先界定經濟增長的含義是必要的。經濟增長的本質就是生產率的提高以及在此基礎上的更多閑置資源的充分利用。這是一種建立在效率基礎上的凈增長。經濟增長必須是消費者獲得同樣的效用耗費更少的資源，或者耗費同樣的資源消費者獲得更高效用。
那么，我們又應該怎樣理解我國二十多年來的經濟增長呢？我們對照熊彼特所說的五要素逐一來分析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秘密”。
第一，引進新產品。在世界進入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電器時代已經來臨。進入九十年代，汽車、電腦及住房又成為人們消費的熱點，而且這新三大件的市場在中國遠遠沒有飽和。新產品的出現意味著供小于求，意味著高額的壟斷利潤率，同時也意味著新市場的出現，這兩個方面的原因決定了高投資回報，從而意味著加速增加的投資。你說經濟能不增長嗎？
第二，采用新的生產方法（或者說采用新技術）。這一點是勿庸置疑的。中國作為后發國家，發達國家有大量的先進技術可以引用。先進的技術意味著生產效率的提高，意味著更高的投資回報率，仍然意味著加速增長的投資。而且重要的是中國面臨的是大量具有高度產業關聯性的新技術
第三，開辟新的市場。就中國而言，本身就是一個令人垂涎的大市場，只不過是在改革開放前被平均分配制度壓抑了而已。試想，大家的收入水平都差不多，誰能消費那些更高檔的產品，單一的、低層次的產業結構就成為必然，而低層次的產業往往意味著低生產率。一旦“容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收入水平有了差距，市場需求的多樣化必然出現，產業結構的復雜化和高度化就成為必然。產業結構的復雜化和高度化意味著高生產效率，而生產效率的提高必然帶來經濟的增長。第二，按照市場范圍決定分工深度的觀點，在大市場下，分工的深化也帶來生產效率的提高和利潤的增加，從而從另一個角度來促進經濟的增長。第三，市場大也有利于新產品的推出，因為新產品的前期投資往往很大，這意味著風險大，沒有足夠大的利潤或預期利潤是沒有人愿意冒大風險來投資的新產品的開發和生產的。另外，交通運輸費用的減少也能為市場的擴大創造條件。
第四，控制原材料的新供應來源。這一點的實質是有更加廉價的生產要素可用。中國在改革開放前（現在仍然）有數億的過剩勞動力，加之其生活水平低，按照馬克思的觀點，由于勞動力的生產與再生產的成本低，其工資水平也就被決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觀點，過剩勞動力的機會成本為零，也決定了其工資的水平低下。而且，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廉價生產要素成本常常被忽略，就是使用公共資源的成本――稅收。在我國改革開放前期，偷漏稅的事情太普遍了。這也為生產者事實上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利潤率，促進了投資。
第五，實現工業的新組織。這一個因素可以擴展為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的出現。這一因素在我國經濟增長中所體現的效果是非常顯著的、也是有目共睹的。我國的改革不管是農村的還是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無一不是對企業組織形式的創新改進（獨立經營的每一戶農民也可以說是一個企業）。基本解決了我國農民的糧食問題（當然還有種子、農藥、栽培技術的功勞），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改制把管理者和生產工人的積極性、能動性調動起來了，原本虧損的企業也變成了盈利的企業了，生產效率提高了。
除了企業組織在產權上的革新（私有化）外，產業內的企業組織結構的改進――如適度集中帶來的規模經濟、范圍經濟、縱向一體化經營原本也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但在我國由于財政分割和政府考核機制的不科學造成地方經濟大量的低層次重復性建設，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這兩個因素在我國經濟的增長并沒有起到多大的積極作用（也許更多的是消極作用）。
二、政府行為是經濟增長源泉嗎？
(一) 宏觀經濟政策
作為抑制或者促進投資的貨幣政策而言，只是調節經濟增長的步伐或者節奏而已，并沒有帶來效率的提高和閑置資源的充分利用；而只是減少了資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經濟過熱的情況下）或者增加了資源的低效率使用量（在經濟蕭條的情況下）。雖然宏觀經濟政策對一個經濟系統的增長質量是有作用的，但并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也就是說它既不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也不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
作為宏觀調控的財政政策要區別看待。用于基礎設施的積極財政，如果當時的經濟基礎設施不足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限制條件，那么可以促進經濟的增長，但這一點其實可以歸結到有更廉價的生產要素出現一類。反之，是資源的浪費。因為很多時候，經濟增長速度放慢的主要（或者說關鍵）因素并不是基礎設施的供給不足。而在經濟較熱的情況對基礎設施的需求也往往較大，而這時緊縮的財政政策雖然可以抑制經濟的增長，但同時也壓抑了原有的經濟增長潛力。
（二）收入分配政策
收入分配政策也要分別而論，如果是順應經濟的就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如果不是順應經濟的就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確切地說收入分配政策只是經濟增長的充分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在經濟增長的前期通過增稅的方式來增加窮人的收入降低了利潤率，不利于投資的增長，從而不利于經濟的增長，該時期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是資源利用不充分；而在經濟增長的后期，由該輪經濟增長帶來的收入差距導致的需求不足（相對過剩）已經轉變為阻礙經濟增長的主要矛盾了，通過增加窮人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就能起到擴大市場的作用。與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性相吻合的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能夠促進要素的利用效率，這只有在公有產權中才存在。對于收入再分配政策，其實可以歸結到廉價生產要素和開辟新的市場兩個經濟增長因素。對于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可以歸結到實現更有效率的生產組織。
（三）產業政策
產業政策對于經濟增長的速度無疑是有影響的，但不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在一個私有制的經濟系統中，資源會自動流向最有效率的地方。當然，如果是在一個錯誤的產業政策下，經濟增長肯定會受到抑制，但問題是如果沒有政府的產業政策結果會怎么樣呢？經濟增長的速度可能會放慢，但其增長可持續的時間會更長。已有經濟增長源泉的潛力沒有完全發揮之前其增長的步伐是不會停止的。在公有產權占主體的經濟體系中，產業政策又另當別論，其不過是一個經濟主體的投資計劃而已。其在競爭性產品領域的低效率是公認的事情，更不要說是經濟增長的源泉了。
總結東鵬這三十年的發展，最重要的四個字：“激情”和“夢想”。何新明認為有夢想才有追求。“做人、做企業都是—樣的，你必須有一個目標才有動力，有夢想才有動力，你才想辦法去達到你想像的這種目標。企業，我們追求百年企業，就是我們的目標，我們全體員工努力朝這個方面去沖。”何新明說。
全方位提升客戶價值和塑造品牌
對于東鵬這樣“反常規”的發展，東鵬董事長何新明先生說，面對如此低迷的陶瓷市場，正是促發“強者愈強，弱者愈弱”馬太效應的觸點，東鵬堅持深耕市場、品牌，逆勢中不僅沒有受其影響，反而占領了更大的市場份額。
實際上，成立40周年以來，東鵬就—直緊扣市場，緊隨消費需求的變化，經歷了一個從簡單賣產品到全方位提升客戶價值和塑造品牌的發展過程。
在產品方面，東鵬除了不斷升級產品質量，還積極塑造、傳遞“陶瓷文化”。在服務方面，不斷提升服務水準，優化“陽光天使”服務內容，今年還創新性地建立了“鵬友匯俱樂部”。在品牌營銷方面，東鵬也是不遺余力，如在全國范圍巡演了多場“東鵬音樂之旅”演唱會，與天津衛視合作制作《幸福到家》節目等等。
有業內人士表示，雖然2012年市場形勢嚴峻，但東鵬危中求機，實現了快速增長，為業界樹立了_一個務實而進取、一個擺脫市場運勢而有著內生增長的行業標桿，東鵬把握市場和塑造品牌的舉措正為行業突圍提供了范本。
國際化品牌目標
何新明從來都是有宏大目標的，“我的目標是把東鵬打造成國際化品牌。”何新明說道。
2012年7月4日，東鵬的意大利瓷磚高端品牌REx的首家專賣店在西安開業了，終端呈現出“綜合宙+水晶宮+REX”的模式，市場由一裂變為三。作為國內陶瓷行業知名的大品牌，在產能充足的情況下，為何會選擇同是走高端市場的國外品牌？何新明很坦誠地表示這是東鵬向國際化品牌邁進的重要一步。
他認為必須要承認，目前中國陶瓷產業的水平與意大利的頂尖水平還是有一定差距的，尤其是在設計，以及精致度方面。而與REx的合作，將有助于東鵬更多的了解意大利陶瓷產業及和國際陶瓷產業的發展，以及陶瓷生產、設計、營銷等方面的理念。他認為，早先進入國際市場之所以失敗，就是因為對國外的了解太少。
在國際化道路上，東鵬曾經歷一個先進后退的過程。早在2006年，東鵬就第一次嘗試了走國際化，東鵬選擇了與意大利當地的公司進行合作，注冊成立了歐洲東鵬公司，并在意大利等市場推出東鵬自主品牌展廳和專賣店，打算以意大利為中心，在歐洲每個國家乃至全球都建立展廳，最終實現品牌銷售。2010年，東鵬再次邁出了國際化的腳步，將廣告語從“締造靈性空間”變為“世界之美”，為第二次進軍國際市場做準備。而REX，則是東鵬在繼廣告語之后又—舉措。
在品牌的國際化方面，何新明表現得很執著：“在品牌規劃里，真正要做強做大，最終還是要實現國際化。”而國際化并不是關起門來可以完成的，而是首先得打開門去了解國際，要與國外的客戶和同行有更多的互動和交流。目前東鵬已經在美、英、德、意、法等30多個國家和地區注冊了國際商標，出口占整個銷售額的15％。何新明認為這還不夠，他的目標是內、外銷比例8：2，所以接下來他將在出口上加大力度。
但眾所周知，目前國際金融危機仍然在全球范圍內持續影響，尤其是歐洲，意大利等國家的債務危機仍在持續深化中；國內日益嚴峻的反傾銷和宏觀經濟調控下，市場也是“哀鴻遍野，泣聲猶在”，從目前的形勢看，并非是進入國際市場的好時機。然而何新明認為，企業不能因為外部環境而停止腳步，應該考慮的是既要立足當下，更要看到明天。“所以在低潮的時候，我們就要部署好我們的廣告和我們的店，隨著形勢的好轉，我們就能夠把握先機走出去。”
參與公益慈善聯盟
何新明認為，企業與社會就像是一對好朋友，只索取不付出，關系肯定不能長久，所以，東鵬一直進行著慈善活動。
關鍵詞：制度 技術 經濟增長 媒介
傳統觀點認為, 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技術發展。經濟之所以會增長是因為先進技術可以降低成本, 擴大市場, 增加利潤和積累,從而帶動了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但我認為，這個觀點只是表面現象，技術發展使經濟增長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默認了一個前提：技術能夠充分發揮其自身作用。但實際情況是，缺乏完善的制度便無法使技術的潛力得以發揮，從而限制了經濟增長。
一、東方落后與西方興起的原因
我國近代時期所經歷的失敗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在時期提出" 中體西用"，也就是保持中國的傳統體制而引進西方的先進技術。然而,洋務派大規模引進西方先進技術, 盡管船堅炮利卻依然一敗再敗。事實上中國并不是沒有先進技術。諾斯指出" 火藥、指南針、優良的船舶設計、印刷術和紙張在西歐的擴張中起了作用"，我國四大發明是撼動西方封建制度、引起近代西方經濟革命的重要原因。所以, 只靠先進技術不能救中國。
道格諾斯和托馬斯的《西方世界的興起》全面解釋了西方近代經濟增長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因素。那么, 制度是怎樣決定經濟的增長呢？他們認為經濟增長的關鍵是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其產生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確定產權，以便對人的經濟活動造成一種激勵。這種激勵會刺激個人使私人收益率接近社會收益率，消除"搭便車"現象。所以，18 世紀以后西歐之所以首先出現經濟迅速發展、人均收入迅速增長的局面,是由于這些國家具有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和保障個人財產安全的法律體系。并且經濟增長最初出現在荷蘭和英國并且較之西歐其他國家表現得更為優異，關鍵是荷蘭和英國實施了完善的所有權，制度上激發和保護了經濟領域內的創新活動。
近代中國的落后, 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落后；而西方世界的興起，根本原因在于制度創新。盡管西方國家已經敲開了制度革新的大門，但是，在過去很長的時期里,我們還是沒有意識到制度重要性，不恰當地估計了技術本身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力, 以為只要充分調動資源去開發或引進高新技術, 就能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事實證明,這不是一條多好多塊的推動經濟增長的道路。
吳敬璉先生在《制度重于技術》一文中指出，數十年來我國出現科研成果向生產轉移的速度過慢、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積極性等大問題是因為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到制定技術研究規劃, 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去開發新技術和試制新產品生產的問題上,而沒有在創造有利于發揮人力資本的潛力、有利于創新的制度上下功夫。結果勞而無功,情況沒有任何改善。
在走過重重彎路之后，我得出一個結論：技術成為第一生產力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建立在有利于技術充分發揮作用的制度基礎之上。這樣的制度安排才是推進技術進步和刺激經濟增長的最強大的動力。
二、制度決定經濟增長
那么， 制度是怎樣決定經濟的增長呢？
赫爾南多?德?索托在《資本的秘密》中指出"資產其中有附加值，人們需確立一種制度，把資產的經濟潛力固定成一種形式，使之可以產生剩余價值。"西方國家資本創造的過程正是隱藏在所有權體制中。因為如此，才可以轉化為活躍的資本，并加以使用。所以，制度可以充當資產轉化為資本的媒介，打破布羅代爾鐘罩，使斯密動力充分發揮作用，促進經濟增長。
在亞當?斯密看來，資產是靜態的，資本是動態的，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剩余價值。斯私密動力（勞動分工和市場擴展的相互促進的一種經濟增長的動態機制）存在于布羅代爾鐘罩之中。鐘罩內的國家，資產順利轉化為資本，斯密動力發揮作用，促使經濟增長；鐘罩外的國家，資產沒有轉化為資本，斯密動力受阻，致使經濟落后。所以，斯密動力發揮所需的條件是建立一種制度，將資產順利轉化為資本，制度就是媒介。舉個例子，我們知道當建造一座水電站時，可以將原來靜止的湖泊的潛能加以轉化：由原來的勢能轉化成可以利用的電能。這種能量以必要的形式固定下來，就可以產生電流，為新的生產提供電力。這座水電站使平靜的湖泊轉化為一種產生能量的產所，而制度就好比這座水電站，把資產蘊藏的靜態的潛能轉化為資本的可被利用的價值。
我認為，就想湖泊一樣，它需要借助一座水電站才能夠產生可利用的能量；就像技術一樣，它需要借助完善的制度才能夠充分發揮對經濟增長的刺激作用。根據諾思所說，制度本身是一整套規則, 它遵循法律的要求和合乎倫理道德的行為規范, 用以約束個人的行為,也就是說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度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所以有什么樣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樣的人類行為, 而有什么樣的人類行為就有什么樣的經濟活動。所以，我認為制度是技術有效發揮的媒介，只有通過健全、完善、合理的制度才能充分發揮技術等生產要素的作用，促進經濟增長。
參考文獻：
[1]道格科斯?諾斯，羅伯斯?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
[2]赫爾南多?德?索托：《資本的秘密》
[3]諾斯：《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
[4]亞當?斯密：《國富論》
[5]楊格：《規模報酬遞增與經濟增長》
[6]韋森：《斯密動力與布羅代爾鐘罩》
2014年年底的一天上午，我乘火車從南京去上海。火車開出南京站不一會，我就看到路邊有兩個廣闊的停車場，場內停滿了水泥車和工程車。我當時就感覺所謂“新常態”的秘密就在眼前：30年前，整個江蘇省的水泥車和工程車加起來可能也不及這兩個停車場里的數量。10年前，那些工程車輛清晨早早就離開停車場開始工作了。而今天，太陽已經高高升起，那么多工程車依然停在那里。
這個情景至少說明了關于中國經濟的兩個重要事實：
一是經過30年的快速增長，中國經濟的底子已經變厚。以包括水泥車在內的工程車這樣的機械為例，中國經濟已經有了足夠的機械設備。
二是如何充分利用這些機械設備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這兩個事實我們很容易得出推論，投資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能力已經大大下降。毫無疑問，投資尤其大規模的投資依然能夠拉動中國經濟，但拉動的程度已經大大縮小。
經濟學有一個概念叫投資乘數，指的就是一筆投資對整個經濟增長的拉動程度。例如，如果投資乘數等于5，則4萬億元投資在一定時間內將能帶動20萬億元GDP的增加；如果等于1，則4萬億元投資只能為GDP增加4萬億元。所以，投資乘數的大小決定了投資帶動經濟增長的能力。
我對中國的投資乘數沒有研究亦不敢隨便猜想。不過，我在滬寧鐵路上看到的景象告訴我，即使當下的投資乘數還很大，它和10年前甚至5年前相比肯定也大大降低了。例如，10年前，當我們需要建設一條新鐵路的時候，我們發現水泥不夠用，即使以國家計劃的行政手段獲得水泥，也很難把它運到鐵路工地。因此，為了落實鐵路建設投資，我們必須建設新的水泥廠才能保證水泥供應，必須制造新的水泥車才能把水泥輸送到工地。但同時，我們又發現鋼材不夠用，發現鐵礦不夠用，更發現鋪軌機不夠用。于是，只要我們有錢，一筆鐵路投資就可以帶動水泥廠和水泥生產設備的建設投資，帶動各類工程車輛制造業的投資，帶動鋼鐵投資，帶動礦產投資（或進口）。而錢似乎并不困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總能找到錢，外資也希望參與盈利。這樣，投資就帶動了經濟的快速增長，這就是我們在過去10年看到的增長奇跡。
如今，為了拉動經濟，我們當然也可以并且需要投資，大興土木，只是在這樣做的時候，我們應當清楚的是，投資能夠帶動的經濟增長已經很少。
當然，投資本身就屬于GDP的一部分，因為投資本身就是經濟增長。但是，僅僅依靠投資，依靠投資把現有生產能力利用起來，經濟是不會快速增長的。在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中，投資是唯一一駕可以由強權政府直接駕馭的馬車，其他馬車都遠非政府單獨所能控制。比如出口要視外國的需求而定，消費要視公眾的需求而定，而這些需求都不是政府一兩個措施就能改變的。因此，一旦投資乘數變得很小，即使政府有“三頭六臂”，政府直接推動的經濟快速增長也不可避免地到達了極限，中國經濟增長也就進入到慢速的“新常態”。
不過，中國經濟擁有了大量機械設備和生產能力，中國經濟由此而進入慢速增長階段是一件好事，是中國經濟多年增長的一個好的結果。雖然中國經濟進入慢速增長會造成新的問題，但我們畢竟解決了許多嚴重的舊問題才到達今天的境地。
[關鍵詞]通貨膨脹；工業經濟；效率
[中圖分類號]F062.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2）10-0018-07
一、引 言
經濟運行效率的測度與研究在學術界被稱為“探索增長之謎”。自經濟學產生開始，經濟學家就不斷探索經濟增長的源泉、經濟增長的內在機制以及經濟增長的途徑。1957年索洛（Solow）創立新古典增長模型，將產出增長率扣除資本勞動要素增長率后的“剩余”——全要素生產率作為經濟增長的源泉，開啟了揭示“增長之謎”的偉大探索。隨著研究工作的不斷推進，對經濟增長的核心秘密——經濟運行效率的認識日益深刻，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測算特別是有關其影響因素的分析一直是理論研究的前沿和熱點。
1972年～1995年，美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明顯放慢。不僅美國，在同一時期世界上其它發達國家也都紛紛出現了經濟效率的下降。為此，許多西方學者試圖解釋這一不利的變動，并認為1973年和1979年兩次石油價格大幅上升導致的高通貨膨脹造成了經濟效率的下滑。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較低且穩定的通脹水平使得美國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了近1倍。這一現象引發了學術界對通貨膨脹與經濟運行效率之間影響關系的研究和探討，但遺憾的是，關于通貨膨脹沖擊究竟是否影響經濟運行效率，是促進還是阻礙抑或中性影響，目前還沒有得出普遍認可的一致性結論。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先后經歷了數輪較為明顯的通貨膨脹。近年來在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 我國原材料、勞動力、資本、土地等各類生產要素價格紛紛進入快速上升期，導致物價上漲與通貨膨脹預期的壓力與日俱增，“防通脹”與“保增長”成為國民經濟運行的突出矛盾。安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高善文指出，通貨膨脹已經超越農產品領域，正在朝制造業等工業領域擴散。2010年中國工業經濟運行研究報告顯示，當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的主要問題是管理通貨膨脹預期的壓力不斷加大。工業作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其運行效率的高低決定著其他產業部門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水平與運行效率的高低，關乎當前整個經濟發展方式轉型的成敗。因此，深入研究通貨膨脹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效率的影響機制是當前工業經濟管理的迫切需要。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選取1957年～2010年的經濟數據，采用VAR計量模型來檢驗通貨膨脹對我國工業經濟運行效率的沖擊影響關系。之所以采用VAR計量方法是因為，傳統的經濟計量方法往往以經濟理論為基礎來描述變量的相互關系，但經濟理論通常并不足以對變量之間的動態關系提供嚴密的解釋，因此，在經濟理論指導下建立的結構性經典計量模型存在不少問題。為解決這一不足，西姆斯（C.A.Sims，1980）提出了一種用非結構性方法建立各變量之間關系的模型——VAR （Vector Auto-Regression）模型，用于預測和分析隨機擾動對系統的動態沖擊，沖擊的大小、正負及持續的時間。由于通貨膨脹與經濟運行效率之間的影響關系尚未明了，而且迄今為止亦未有人建立過直接的經濟理論基礎，因此，為研究通貨膨脹對經濟運行效率的影響，本文運用VAR模型來進行分析是一個可行的選擇。
二、文獻綜述
“上帝的容顏/是否曾在陰云密布的門廳中顯現？/而耶路撒冷/是否只在撒旦黑暗的磨坊中建造出來？”
這首詩，曾被德國學者羅伯特·庫爾茨在《資本主義黑皮書》一書中，引用來形容歐洲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工廠噩夢”，以及當初“野蠻資本主義”成功的秘訣：工人普遍陷入權利和物質貧困，任由資本家宰割，甚至孩子、殘疾人也被驅動進“血汗工廠”。
這一成功，用中國獨立評論人袁劍在新書《大拐點》里的語言說，就是，資本家做到了把成本“社會化”，自己摘果子，但爛攤子砸給別人。
袁劍并不是對幾百年前的歐洲發言。那已經是一件歷史往事。在今天，有賴于民主制度的馴化，以及權利王牌的確立，當初折磨歐洲的那些噩夢早已消失。
但另一個大麻煩正在糾纏今天的中國，并日益顯得像個噩夢。《大拐點》正是要揭示這個大麻煩的形成和實質。和那些膚淺地贊美中國經濟的經濟學讀物相比，這是一本指出支撐中國經濟增長的整個模式有如厝火積薪的政治-經濟驚險讀物。
從1992年開始，中國經濟一直高速發展，經濟增長率令世界驚嘆。2010年，GDP為58786億美元，超越日本，一躍而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這種“崛起”，使它在世界經濟中越來越有江湖地位。這是過去百年來從未有過的。
但伴隨著這個過程的，是兩個看似明顯矛盾的現象。一個現象是，富人越來越富，官企利潤豐厚，政府財政收入大漲；另一個現象是，社會問題層出不窮，普通人的被剝奪感越來越嚴重。
如何解釋中國經濟為何能持續高增長那么多年，以及高增長下這兩個明顯矛盾的現象呢？
袁劍的解釋是：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秘密在于，它通過其獨有的政治稟賦壓低并轉移了各種成本，比如環境成本、勞動力成本、土地成本，并將本應該由政府提供的醫療、教育等公共品的巨大成本推給了沉默和匿名的社會。
而這樣，這兩個明顯矛盾的現象就可以得到解釋：強勢利益集團的得利，其實是基于對弱勢群體的剝奪。
所以，從邏輯上說，這種經濟發展的模式和利益分配格局，是一個邏輯上不可持續的游戲：“社會”總有不能承受這種成本的時候，弱勢群體也總有無法再容忍被剝奪的那一天。
根據自己的觀察，袁劍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確實已經到了一個“大拐點”，玩不下去了，2008年后，即已是一個明顯的“斷裂”。這一點，倒是和高層關于“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強調，以及社會沖突越來越多暗合。
然而這只是一個規律、趨勢。就像大家都知道，玩得這么瘋狂，房地產市場遲早得死，而且會死得很難看，可我們實際上永遠不知道，以權力來支撐的既有經濟增長模式的潛能到底有多大，而社會能夠承受成本的底線是什么。
所以，如果非要給經濟的“崩盤”劃一條時間線，作出預言，并不排除會有落空的可能性。袁劍在2010年說房地產崩潰進入倒計時，而且10年房地產牛市即將結束，事實證明，他這樣說只是在趨勢的意義上才成立，還是太低估了既得利益集團的能量，到2012年的7月，房地產仍然這么堅挺。
關鍵詞：經濟增長自主創新技術標準化
一、導論
改革開放至今，中國經濟飛速發展，國家財富快速積累，但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外部發展壓力，可以預見，外向型經濟發展模式必須得以轉變，構建國內經濟大循環勢在必行。而技術標準具有的技術與制度雙重屬性，不僅自身可以作為生產要素不斷積累，也必將對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增長產生深遠的影響。
二、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
經濟增長理論一直是經濟學家關注的重中之重，圍繞如何促進經濟增長，已經形成了許多經濟理論與經濟流派。赫爾普曼教授集中研究了經濟增長理論過去20多年的進展，并回顧了經濟增長理論的起源和發展，以及未來發展方向。影響經濟的增長的因素有很多，比如經濟、制度、創新能力等，綜合國內外可知，其決定性因素主要有：生產要素的積累（x1）、全要素生產率（x2）、國際貿易（x3），經濟收入的人均差異（x4）以及制度和政治（x5），這5個自變量的正向積累都對經濟增長具有相應的促進作用，即：
ΔQ=f（x1， x2， x3， x4， x5） （1）
本文將以“技術標準化”為自變量t，探討t與x1，x2，x3，x4，x5的關系。如果t與這5個變量正相關，那么以x1，x2，x3，x4，x5為中間變量，可證明技術標準化t對經濟增長具有促進作用，即：
Q+=f(x1(t+)， x2(t+)， x3(t+)， x4(t+)， x5(t+)) （2）
三、技術標準化與經濟增長各要素的關系
（一）技術標準化與生產要素積累
生產要素的積累是經濟活動得以展開的前提和基礎。索洛（R. Solow）將經濟的增長歸結為生產要素的積累與技術的進步，把勞動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看作是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而在盧卡斯的新經濟增長模型中，以知識為承載的專業性生產要素體現的更為突出，這類生產要素具有外部性，能夠成為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先決條件。美國戰略管理專家波特也認為，若要通過生產要素獲得國家競爭優勢，必須發展高級生產要素和專業性生產要素。
作為實踐中科技成果的積累，技術標準本身就是知識的集合。知識所產生的外部性和溢出效應，使得技術標準成為“活”的更高級生產要素。此外，技術標準化作為“獲得的最佳秩序”，深化了知識資本，使其更加專業化，而專業化作為一種經濟資源配置的手段帶來的規模經濟效應尤為的明顯。因此，技術標準化所帶來的正外部性和專業化過程成為經濟非線性增長的源泉，也就是說，無論作為高級生產要素本身還是在促進生產要素高級化方面，技術標準化都與生產要素正相關，即x1+=(t+)。
（二）技術標準化與全要素生產率
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將經濟增長中剔除勞動和資本貢獻后的部分歸結為技術進步的貢獻。索洛（R. Solow）對1909—1949年間美國工業生產進行研究，證明其人均產量的增長中88%為技術進步的貢獻。此后，丹尼森（E. Denison）和喬根森（D. Jorgeason）也論證了“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最為重要的源泉”這一結論。我國技術經濟學創始人李京文院士上世紀90年代就提出了“科技富國論”，將科學技術水平看作是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
技術標準是技術在更高層次上的整合，它的成功能夠帶動整個產業的發展。技術標準的制定可從源頭上提高后發國家高科技產業的核心競爭力，為追趕型國家的高科技產業提供跨越發展的技術，同時為國際高科技市場的競爭秩序提供更好的選擇。由于技術標準化所帶來的創新是過程的創新、相關產業的創新，是具有整體拉動效應的共謀型創新，因此，為實現國家財富的增長，需選擇那些技術進步的收益擴散方式具有“共謀型”分配方式的產業，即x2+=(t+)。 轉貼于
（三）技術標準化與國際貿易
對于處在開放的經濟環境中的國家，國際貿易也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技術標準化在國際貿易中已經超越了本來的經濟與技術屬性，成為國與國之間設置貿易壁壘的隱形工具。國際經濟學理論認為，一國的貿易結構與國內的產業結構相互依賴、相互促進，具有互動效應。中國經濟的發展需進一步優化其產業結構，這就要求必須提升出口知識密集型產品在整個出口貿易中的份額。
技術標準化一直是國際貿易的制高點。誰能在國際貿易中制定標準，誰就能構建以知識產權為外衣的貿易壁壘，充分攫取國際貿易活動帶來的報酬遞增。當然，在國家貿易中制定標準的前提條件是該國擁有知識密集度更高，模仿更加困難的核心產品。因此，如果中國能在國際貿易中出口以高新技術為先導附加技術標準的產品，才能真正享受由技術進步所帶來的惠及整個社會的高增長和調整經濟結構的外部引擎。因此，x3+=(t+)。
（四）技術標準化與收入分配
巴羅（2000）認為，收入的不平等似乎依據一國的發展水平，不同程度地影響它的增長速度，即收入越不平等，低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越慢，而高收入國家的增長速度越快。而赫爾普曼認為，收入的不平等將減緩增長。因為，資產分布的不公平將減低總的投資額，所以，社會越公平，經濟增長越快。
目前，我國傳統產業和中小企業仍占絕大多數，急需外部的新技術標準的注入實現產品創新，發展以技術標準化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為中國運用先進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新型工業化道路開辟了新的途徑。收入分配和就業機會是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而“創新”租金的獲取為更平等的收入分配提供了物質基礎，同時，以技術標準化為特征的產品創新可以迂回性地和動態性地創造出更多的就業機會。可見，技術標準化戰略在中國的實施和普及將能夠改善中國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進而改善國家經濟發展的前景，有利于推進創新型國家和和諧社會的建設。因此，x4+=(t+)。
（五）技術標準化與制度
制度對經濟發展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和德姆塞茨都對此進行了論證，他們認為制度決定了組織的成敗，它不僅是經濟增長的必要條件，有時候更是充分條件。而制度需要不斷的調整、優化，特別是需要隨著技術進步進行調整；同樣，技術標準也不是固定不變的，是隨著技術的進步而動態發展的。建立適合于推廣技術標準化的產業制度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而根據技術與制度的協同演化關系，技術標準化又在不斷地促進制度的創新。
目前，低碳經濟的發展，使得新的技術標準正在建立，直接影響著世界經濟組織結構與交易成本。發達國家迅速建立低碳認證標志制度，占領核心專利技術，構建新的技術性措施，推行自己的低碳標準，創造低碳經濟技術規則，從而建立新的贏利模式。低碳經濟已成為技術標準和市場準入新的戰略制高點，新的技術范式必將展現。因此，有必要積極進行碳稅及各行業部門減排方法研究，迅速采用相關國際標準，建立自己的核心標準和各標準體系，推動相應的制度創新。可見，技術標準化能夠改善社會調配和組織資源，促進低能耗、低污染的生產方式的發展，以實現綠色經濟時代的制度創新體系的構建。因此，x5+=(t+)。
四、結論
綜上所述，技術標準化不僅能夠深化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提高社會的全要素生產率，提升貿易結構而改善產業結構，還可以消除一定的貧富差距和促進社會制度的改善。可見，技術標準化對中國的經濟增長具有深遠的正面影響，即式（2）成立。
國家自主創新戰略的首要任務是提高本國科學技術水平，并以科技水平提高帶來的強大正外部性來實現引領國家經濟又好又快發展的最終目的。技術標準化已與經濟的所有決定性因素結合在一起，不僅成為構建自主創新體系的框架，也為提升國家自主創新能力提供了完備的動力來源。因此，技術標準化作為自主創新的最高形態，不僅能夠促進經濟的發展，也將帶動生產要素、技術和制度的創新，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完善收入分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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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可見，從我國預算資金管理制度看，是不應該出現年末突擊花錢問題的，但從財政活動情況看還真存在年末有大量的資金被從財政撥付出去。真實的情況如何呢？本文以為，“空轉”應該是財政年末突擊花錢的主因。從操作過程看，“空轉”分為兩個階段，一是把資金以各種名義入到國庫，二是把資金以各種名義弄出國庫。對于財政工作人員來說，把錢入到國庫容易，弄出國庫則就難了。在現行的制度下，有支出名義、預算指標、用款計劃、接收單位等諸多問題需要解決，因“空轉”是一個假戲真做的事情，既費周折又可拖延，往往平日里一拖再拖，到年末不得不完成“空轉”這個下半場規定動作的時候再集中精力弄虛作假，以免年終結余過大，同時也須“迎接”新的“空轉”收入，及時消化“空轉”進來的資金，故而出現年末收支兩旺的“財政繁榮”景象。
近年來，關于我國經濟狀況在第四季度開始好轉、財政收入增長加快的報道常見于報端，不論在之前是以“進入新世紀以來經濟最為困難的一年”、“中國經濟最為復雜的一年”還是“中國經濟不比任何一年輕松”來開端，到了第四季度都會好起來，財政開始增收，尤其是12月份的財政收入占比很高，遠遠超出了正常經濟規律。這種經濟年年都會在第四季度反彈、財政收入在第四季度大幅增收、財政年末突擊花錢的熱烈場面，與普通百姓的感受差距很大，一定程度地證實了“空轉”問題的存在。
三、“空轉”的成因及其社會風險
（一）“空轉”的成因
財政收入“空轉”，表面上看是財政收入不實的問題，是地方政府弄虛作假的行為。深層次分析則不難發現，財政收入“空轉”是財政收入最大化沖動和財源不足之間矛盾的集中體現，是對地方政府行為約束不力的必然結果，也是由現行的官員考核、任免、升遷等功利化標準造成的。
1.“空轉”與地方官員升職沖動高度相關，成為一些地方官員虛增政績的秘密武器
“空稅”盛行的利益驅動有二：一是官員政績。官員政績越大，晉升機會越多。二是眼前利益。憑借“空稅”增加財政收入，比實實在在地發展經濟見效快，省事省力，至于財政欠賬則是后任的事情，況且為后任留下包袱還可以突顯本屆官員的行政能力，“空轉”便成為官員制造政績的秘密武器。官員的升職沖動會引起多級財政收入不實：一是用“空稅”虛增本級財政收入，二是推虛上級財政收入基數，三是通過對下級下達指令的方法，拉虛下級財政。如要求下級達到某一指標，在真實財力無法滿足時，下級只能以“空轉”交差。
“空稅”制造的財政收入政績對地方官員的重要程度，從其對財政收入政績宣傳的重視程度上可見一斑。圖4是以2012年各地方政府工作報告為例，依據對財政收入政績宣傳的突出程度，我們將其分為極不顯著、不顯著、一般、顯著和極顯著五個等級。結果顯示，在31個省份中， 58%的省份為極顯著，29%的省份為顯著，一般和不顯著的省份各有3%，有7%的省份為極不顯著，即有87%的地區以極顯著或顯著的方式宣傳其財政收入政績，反映出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視態度。
展示財政收入增長政績的位置，并不包括政府工作報告的序言部分；我們將展示位置分為極顯著、顯著、一般、不顯著和極不顯著五個等級。
2.官員的保職沖動也是“空轉”的重要推動力量
受政績基數的影響，虛假財政收入有很強的自我繁殖性，只要出現了就很難自行消弭，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其規模只能越來越大。因此，即使是沒有升職沖動的官員，一旦他承繼了一個有“空轉”前科的位置，為保證達到或略超前任的政績基數，也會“沉默而努力”地繼續推動“空轉”，把財政泡沫越做越大。
3.“空轉”與多年來的稅收指標化管理高度相關
政府向財政稅務機關下達收入指標、上級向下級下達收入指標的管理方式，往往是出于官員的政績考量而并不考慮地方的經濟承受能力，導致地方的稅務任務繁重，最后只能以“空轉”來應付差事。尤其是歷史上財政上繳基數一直較高的東北地區，其“空轉”的歷史長，累積的問題也多。
4.對地方政府約束不力是“空轉”問題的本因
“空轉”是一項私密性很強的地方政府行為，我們目前的監督機制和約束方式都沒有把抑制財政收入泡沫納入監督和約束的范圍，在對官員的經濟責任審計中，也沒有把財政收入的真實性列入審計范圍，沒有把官員行為對地方經濟的長遠影響納入考核。即，地方官員在制造財政收入泡沫時便捷又安全，收益可觀成本卻為零，致使“空轉”不斷地漫延盛行。從深層原因看，地方政府經濟行為的非程序化安排，是由于地方政府對官員利益最大化的過度追求和對政府行為沒有約束的結構性缺陷而導致的非理，是“空轉”問題的本因，也是我國經濟運行中諸多問題的本因。
（二）財政泡沫的社會風險
與同期GDP、城鄉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相比，財政收入的非正常增長，極不利于社會穩定，易引起社會風險。
1.刺激民眾的“稅痛”感
“稅收和死亡是人生無法避免的兩件大事”的名言，說明稅收之于納稅人有切膚之痛；“拔最多的鵝毛、聽最少的鵝叫”是西方國家所致力的減輕“稅痛”的目標；而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恰好相反，竟用虛假財政收入來刺激民眾的“稅痛”，并誘發納稅人與政府間的矛盾，需要高度關注。生活中我們常用“打腫臉充胖子”來批諷那些為炫耀而暗自忍痛受苦的人，但是，“打腫臉充胖子”痛的是炫耀者自己，為虛假財政收入而痛的卻是觀者——納稅人，他們以為自己真的繳了那么多的稅而痛苦，無端地增加了國民對政府的抱怨。連吃財政飯的人也認為政府有那么多的財政收入還不肯提高工資是很不對的，因為固定的薪水正在因物價上漲而縮水；面對各地財政在突擊花錢的報道，百姓也在抱怨何不解決一下實際的民生問題。
2.基層組織機構瀕于癱瘓
如果“空轉”僅限于能夠全部留歸本級政府的收入項目，是不會造成額外經濟負擔的，后果也比較可控。但越是基層政府，不參與分成的收入越少，因此，鄉（鎮）政府是最早因“空轉”而出現巨額虧空的政府。隨著“空稅”規模的擴大，和中央與地方、省以下政府分成的收入項目增多，如中央與地方的所得稅共享等，“空轉”的可選項目也越來越小。一旦選擇了與上級共享或分成的項目，本級把實實在在的資金交給上級，上級把虛假收入當作實際收入而安排了支出，致使該級政府無法彌補“空稅”缺口而債臺高筑、經費緊張、拖欠工資，最終影響政府機構的正常運轉。我們的調研顯示，許多鄉（鎮）政府在依靠上級對農村的各級專項轉移支付維持運轉，諸如水利補貼、農產品加工與促銷補貼等，都被挪用于干部工資和政府機構運轉經費，無法真正全部用于發展農業。一些鄉（鎮）政府為避免被問到“何時才能發工資”之類的問題，長期不肯召開干部會議，遇有事項則由黨委書記向負責干部單獨傳達，嚴重制約了基層政權作用的正常發揮。
3.增加了地方財政風險
如果從地方政府自身承受能力出發，“空轉”項目以非稅收入和不參與上級分成的稅收項目為主，但日積月累下去，財政收入結構會變得比較畸形。有些地方官員為了財政收入“好看”，越來越多的縣、市級政府卷入了以與上級分成的財政收入為“空轉”項目的浪潮中，因“空轉”而“失血”的政府級次越來越高，財政收支的實際缺口規模越來越大，地方實際可支配財力越來越少，越來越依賴通過政府公司借款等方式舉借債務的融資路徑，累積了更多的地方財政風險，值得關注。據透露，某知名城市政府貸款的利息支出每天約1億元，雖然許多利息是可以資本化到公共工程的成本中去，但與其僅600多億元的年財政收入相比，風險依然很大，需要警惕。
四、對策建議
“空稅”帶來的財政收入規模擴大并不能增加政府的可支配財力，而高額的獎勵和依據收入虛假增長幅度提拔使用干部的做法，令此風氣愈演愈烈，有百害而無一益，必須盡快剎住。因此，治理目標應是還原地方財政收入業績，消除財政收入泡沫，并通過制度建設來約束地方政府行為，使其回歸理性。
（一）加強監管，夯實財政收入
夯實財政收入，還原政績的辦法有三：第一，可以比照GDP增長率由國家統計局核實的辦法，實行地方財政收入增長率由中央核定。由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牽頭，國家統計局和審計署配合，對地方財政收入進行查實核定。我國實行地方GDP由國家統計局核定以來，地方自行報告的GDP增長數字越來越“靠譜”，泡沫越來越少。第二，把財政收入的真實性納入經濟責任審計的范圍，讓上級更客觀地評價干部。各級審計機關在預算執行審計中，要在報告中客觀地反映本地的財政收入，指出“空稅”等收入不實問題，使上級領導對該地區的經濟發展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便于領導正確決策。第三，在干部任用上，要對干部有一個全面的考察，不能只看財政收入這一項指標。既要看官員的當前政績，又要看潛在政績，要引導干部樹立通過發展本地經濟增加財政收入的觀念，而不是弄虛作假。
（二）勸阻地方高調宣傳財政收入政績的行為，降低民眾的“稅痛”感
近年來大多數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把GDP增長率、財政收入增長率、城市居民收入增長率和農村居民收入增長率等數字排列公布，財政收入指標明顯地高于其他收入指標，并在報告的顯著位置做高調宣傳，極易刺痛納稅人的“稅痛”神經。我們要建立服務型政府，其定位是政府即是服務員又是保姆，“兩會”就是服務型政府在向主人、向納稅人匯報其工作的一種儀式，因此，應遵循保姆向主人匯報工作以做了哪些事情為主而不是強調自己掙了多少錢的一般規則，建議淡化財政收入政績宣傳，勸阻地方的高調宣傳行為，盡量減少對民眾“稅痛”神經的刺激。
（三）改變財政收入的指標化管理的做法，適當降低稅收增長指標
稅收是經濟活動的結果，是納稅人在經濟活動中取得收入、發生納稅行為后繳納的稅收款額。但我國卻存在把結果當目標的問題，許多地方把稅收計劃當作必須完成的指令性指標，以至于到了需要用“空稅”充數的程度，這需要我們反思和校正。西方財稅理論認為，稅收是納稅人向政府支付的特別“費用”，亦即保姆費，在達到相同社會管理效果的前提下，當然是費用越低越好。現代社會是一個有稅的社會，但絕不是多多益善、稅收越多越好，而是要有一個適當的水平。因此，要改變一些地方將財政收入作為指令性指標管理的做法，控制地方的財政收入增長目標，將其稅收收入增長目標與GDP增長速度結合起來考察，不能嚴重脫離GDP增長而獨自增長。
（四）深化體制改革，加強對地方政府的約束
除了進一步強化中央政府對地方的管控效力外，還須深化體制改革，依賴法治手段和合理的制度安排來控制地方政府的權限、范圍、手段、程序及責任，引導地方政府行為在一個合理的、法制化的框架內充分、積極地發揮作用。充分發揮地方人大、政協機構的監督作用，建立高效敏感的非理預警機制，及時覺察在萌芽階段的非理并予以制止，實現地方政府行為的理性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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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危機爆發前十年3.6％的增長趨勢相比，過去18個季度實際消費需求的年均增長率僅有0.7％。美國消費還從未有過如此長時間的疲軟記錄。
其中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秘密：消費者在住房和信貸這兩個泡沫上下了大注。不計后果的貨幣和監管政策把原本簡陋的居所變成了“自動提款機”，讓有房一族從泡沫中提取美元，享受著超出自身經濟能力的生活。
這兩大泡沫其實早已破裂，美國家庭正被迫面對泡沫破滅所帶來的金融后果——資產縮水、創紀錄的負債和儲蓄極度匱乏。同時，失業率飆升和收入增長欠佳，也收緊了消費者脖子上的絞索。于是，美國家庭勒緊褲腰帶，把賺取的微薄收入用來還債和重建儲蓄。此舉確為理性之舉，絕非美聯儲靠超乎常規的寬松貨幣政策就可以抵消的。
美國消費者前所未有的緊縮態度已經了美國的經濟增長公式。消費通常占GDP的70％，但這70％幾乎沒有任何增長，而且在可預見的未來，強勁增長的可能性也微乎其微，這導致推動經濟復蘇的巨大壓力落到其余30％的美國經濟身上。
其實，這其余30％的表現可圈可點，尤其考慮到70％消費所產生的嚴重阻力。其余這30％主要包括四個部分：公司資本支出、凈出口（出口減進口）、住宅建設、政府采購。
鑒于過去四年半，實際消費區區0.7％的增長率，美國經濟能在大蕭條后以2.2％的速度緩慢復蘇不失為一個奇跡。這主要歸功于除消費以外的其余30％，歸功于強勁的出口和企業資本支出的反彈。
反之，政府部門卻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后危機時代的赤字爆炸令國家和地方政府緊縮開支，聯邦采購封頂。房地產部門過去五個季度已經開始復蘇，但因為之前的狀況過于嚴重，其目前增長對整體經濟的影響微乎其微。
鑒于消費今后幾年持續疲軟的可能性極大，美國經濟增長議程需要重點挖掘其余30％的潛力。在構成這其余30％的四大門類中，資本支出和出口最有可能有所作為。
這兩大增長源頭的前景不僅會影響到復蘇的前景，還很可能成為美國經濟增長模式重大轉變的決定因素。7∶3的分割進一步凸顯了挑戰：美國必須直面一次根本性的調整——逐漸擺脫對國內需求的過度依賴，并向外部需求爭取更多支持。
共同占GDP約24％的資本支出和出口構成了此次轉型的關鍵因素。其中，資本支出的比例占GDP的10％多一點，遠低于2000年近13％的峰值。但如果美國企業要配備先進的產能、技術和私有基礎設施，奪回國內外市場份額，資本支出就必須超過2000年的峰值。只有這樣從2009年中以來表現搶眼的出口增長才能更進一步，美國也才能遏制外國生產企業進口滲透的增長勢頭。
其余這30％象征美國所面臨的更深層次的戰略問題。向外部需求轉型必須依靠勤奮、毅力和姍姍來遲的競爭力復蘇來贏得。美國在這方面已經落后。世界經濟論壇的全球競爭力指數顯示，美國從前一年第四位下滑至2011年－2012年的第五位，延續2005年以來明顯的持續下滑勢頭。
全方位的改善對美國競爭力的復蘇至關重要。但迎接上述挑戰需要美國其余30％——尤其是私人資本開支保持強勁的增長勢頭。由于美國消費可能會持續低迷，同樣這30％還必須繼續擔負起引領經濟緩慢復蘇的重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