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4-04-08 14:4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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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焦俊峰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社會基礎考察
治安治理作為國家政治的一部分，其過程必然涉及權力在國家和社會中的具體分配。治安治理決策的制定、實施、評估、調整等環節，反映了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同時，國家和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反過來也影響治安治理的效果。因此，本文主要從市民社會理論層面理解和使用“社會基礎”一詞，即與國家相對并部分獨立于國家，不能與國家相混淆或不能為國家所淹沒的社會生活領域［7］。前述以國家和社會為載體的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需要考察市民社會基礎。作為有威權統治傳統的中國，整合社會治安資源應注意中國社會的發育程度，即中國基層社會是否擁有維護社會治安的力量、能力、方法和制度資源等。市民社會的發育程度對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有重要影響，其核心在于基層社會和公眾參與治安治理的深度和廣度。除了公眾參與，社會結構、社會信任、社會關聯類型等也會影響社會治安治理的運行過程。具體而言，可以從三個層面分析基層社會對治安治理資源整合的影響：一是在基層社區范圍內，從微觀層面考察基層社會和公眾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在縣域范圍內，從中觀層面分析社會力量對治安治理的影響；三是在國家范圍內，從國家與社會的結構性關系宏觀層面分析市民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從當前中國基層社會的政治現狀考量，治安治理資源整合面臨的困境在于：社會資本存量的匱乏和市民社會發育狀況不理想。①首先，雖然中國的社會力量在改革開放后獲得了較大的發展空間，但建國后高度發達的行政體系以及改革開放后社會流動性對基層社會結構的建設性破壞導致市民社會尚未構建起來，國家力圖培育的基層民主與預期目標之間仍有較大差距，村民自治和居民自治尚不成熟，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治安治理在基層社區的運行，社區警務、社區矯正以及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等實踐中遇到的困難即是例證；其次，市民社會的不成熟往往伴隨著社會資本的匱乏，社會結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削減了靜態社會結構下遺留下來的社會資本存量，導致當前中國的社會資本總量比較匱乏，社會參與的熱情、廣度、深度均不夠，缺乏制度化的手段和途徑。由于社會的轉型，我國缺乏長效的制度和機制調動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開展治安治理工作，這是社會參與的實踐困境。在國家治理理論中，發達的公共精神是良好社會治理的決定性因素，但傳統中國的治理模式無法孕育發達的公共精神，而公共精神的缺乏又導致傳統中國無法實現更好的社會治理。在當今中國，治理模式的轉變為公共精神的培育提供了有利條件，同時也對發達的公共精神有了更為迫切的需求［8］。對于治安治理而言，社會參與的貧弱也就意味著治安治理效果的下降。解決這一問題，必須以社區為依托，從培養社區的“公共精神”著手。治安治理能夠取得成效的基礎和關鍵不在于政府及其警察，而在于社區及社區公眾。一方面，社區公眾對安全的訴求是警察開展工作的動力和方向，社區公眾是公共安全的直接受益者，對日常生活中存在的治安問題有最為直接的感受，他們的意見和建議是警務決策重要的信息源；另一方面，社區公眾參與是治安治理的重要內容，不僅僅是提供建議和意見，更重要的是直接參與到治安治理中來，社區公眾能否參與、參與的范圍與程度是否合理、參與方式是否科學是治安治理能否取得效益的關鍵所在。由于力量的分散和組織能力的相對缺乏，公眾的參與并非順理成章，而必須依靠政府及其警察的組織、協調，以整合社區公眾的力量，發揮社區公眾的作用。因此，必須有意識地培養“公共精神”。公眾參與治安治理必須使其意識到：作為社區成員，社區治安事關自己切身利益，諸多治安問題僅僅依靠政府及其警察難以解決，自己有義務參與治安問題的解決。參與治安治理不是代替政府及警察，也不是簡單的協助，而是作為主體之一共同解決治安問題。所以，公眾在配合警察搞好治安管理和犯罪控制中除了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社區安全系數和心理滿足外，亦能提升自己的公民觀念［9］。與西方相比，我國社區公眾參與公共事務的熱情普遍不高。社區公眾的參與分為兩類：一是動員性參與；二是自覺性參與。在我國，動員性參與一直是主要的參與方式，但這種參與方式的持久力不夠，隨意性較強，難以保持長久的效力。據托馬斯•海貝勒2003年至2004年在中國沈陽、重慶和深圳的一項調查（調查對象為38名市、區、街道辦事處、居民委員會的各級地方官員和140名經篩選出來的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程度普遍不高。比較而言，沈陽的社區參與程度最高，其中大部分人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員工，鄰居之間相互認識，人們對國家的期望很高，黨員在社會參與中占有較高比例；重慶的社區參與程度處于中等水平，人們對國家的期望明顯小很多，黨員在社會參與中的比例也較低；深圳的社區參與程度最低，原因是移民城市內部缺乏地域性聯系，人們相互不認識，而且由于收入和文化素質相對較高，作為社會中間階層的群體具有較強自我意識的生活態度［10］。雖然該項調查不能說明整個中國的社區參與狀況，但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由于傳統中國是一種威權統治，在這種統治模式下，民眾習慣于服從而不是參與，造成當前培養“公共精神”存在一定的困難。實際上，即便是在以鄰里守望為主要方式推行社區警務的英國、澳大利亞等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社區公眾對鄰里守望的參與熱情也在下降。這說明，即使在社區參與程度較高的西方發達國家，治安治理中的社會參與也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我國，必須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官僚體制下國家力量效率低下和社會力量發育不足的現實難題，通過各種政治活動、文化活動、社區自我管理活動等，培養社區公眾的參與精神，并使傳統的動員式參與逐漸轉化為自覺性參與。只有社區發育成熟了，自我管理和自我組織才能作為制度固定下來并得以自覺自發地長期實施。
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路徑設計
在治安治理實踐中，我國一貫重視對治安治理社會資源的挖掘，注重發揮群眾在治安治理中的作用。但從具體實踐看，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其一，社會參與治安治理在某些情況下意味著安全責任的轉移，即本應由政府完成的維護治安的職責被轉移到基層社區，這種做法從政治上和法律上受到質疑。從理論上看，政府在將治安治理的某些責任轉移給市場化的組織后，可以集中精力于必須由政府完成的工作。但是，公共安全供給的市場化與私人化一方面缺乏相應的政治合法性，另一方面則使原本由政府提供的公共產品具有私人產品所固有的差異性和不平等性，有公共安全富人化的嫌疑。因此，在社會轉型中，市場組織和社會組織作為輔助力量，與政府協作提供公共安全可以彌補國家治理資源貧弱的結構性缺陷，但政府必須牢牢掌控治安服務的質量標準和監督權，以彌補和遏制治安服務市場化與私營化的消極后果。其二，由于制度創新的缺失以及分散化的改革導致社會資源的整合效果比較有限。從全國來看，不少地方根據地方治理經驗創造出了適合本地實際的整合機制，但作為常態化的制度并未系統性地確立下來，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社會治安治理資源的運用。的確，由于性質、權力內容的不同以及具體方法的區別，治安治理國家資源和社會資源發揮的空間和效果存在一些差異，這就需要用具有實踐操作性的制度進行整合，優勢互補，以取得良好的治安治理效果。治安治理資源的整合分兩個方面：一是國家力量和基層社區之間以警察為紐帶，建立長期的協商溝通機制，將雙方的力量有機整合；二是國家力量與市場化組織、基層社會與市場化組織之間以契約方式由市場化組織完成對公共安全產品的生產供給，為治安治理提供市場化的補充。通過制度創新和市場化手段，在新的社會形勢下發動基層社區的力量開展治安治理。首先，這種模式堅持依靠國家現有的制度資源，充分發揮基層自治組織的協調作用，使警務工作圍繞著基層自治活動展開，避免了公安機關直接指揮帶來的抵觸和對抗情緒，也使居委會的凝聚作用有了充分的發揮。其次，這種模式根據不同情況通過方法創新充分挖掘基層社區的力量，即一方面充分利用市場化的保安組織，將公安機關的工作與小區物業、大型商貿城、娛樂場所、金融單位和重點企業等區域的保安工作聯系起來，有效整合利用這些區域的治安治理資源；另一方面則通過有償服務以及動員方式發動下崗職工、低保人員、退休人員、治安積極分子組成專門的安防隊、義務巡防隊，整合社區的人力資源。再次，這種模式堅持立足社區，根據社區的具體問題提出對策，將社會矛盾與社區問題解決在社區，以保證社區的穩定和諧，從根源上解決犯罪誘因，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及其對抗犯罪的能力。具體思路是：在社區外的公共空間，國家力量利用法律賦予的權力資源和方法資源，繼續提供公共安全產品，通過日常巡邏和案件查處，維護社會治安。但這種方法提供的是無差別的安全服務，僅僅靠政府及警察的服務難以滿足社會公眾日益層次化的安全需求。對此，可以通過自治化和市場化兩種方式予以彌補。自治化是在政府及警察的指導下，基層社區組建自己的力量開展治安防范。但這種傳統方式在市場經濟比較發達的地方實施起來有一定的難度，需要融入一定的市場化手段。如湖北省荊州市沙市區治安治理資源整合機制的創新中，通過宣傳、發動群眾重組了324支共計1614人參與的義務巡防隊負責社區白天的門棟（店）關照和義務治安巡邏。并在對傳統的義務性群防組織人員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上，著力加強安防隊、保安隊、義務巡防隊的建設。以每月由社區統一籌資發給適當報酬的運作方式，從社區下崗職工、享受低保的群眾中挑選了520名年富力強者組成260支安防隊。①更為普遍和可行的做法是，根據“誰出資誰受益”的原則，通過市場化的機制推行保安有償承包安防責任制，即以契約的形式將局部區域的治安治理活動交給保安服務公司。當然，這種方式下，國家力量并非不再參與治安治理，而是通過定期的治安聯席會議方式與社區代表、保安組織溝通協商，共同參與治安治理。事實上，在這種模式中，警察組織和社會力量無法割裂，社會力量參與治安治理必然需要借助于警察組織的各種資源，否則其合法性以及治理效果都將存在問題。這種模式涉及國家資源、自治資源和市場資源三個主體和指導協商、市場契約兩種合作機制，其性質各不相同。政府及警察和社區之間是協商指導關系，而社區和市場化的保安組織之間是契約關系，為了確保機制的有效性，必須明確各方的權利義務。從目前來看，上述模式運行較好的社區代表有武漢市民意街社區，其具體做法是經費由社區收取、管理和監督，安保隊的組建也由社區自己負責，派出所只對具體的技術進行業務指導，并對具體的責權利分配進行監督［11］。這種做法既避免了公安機關重復收費的嫌疑，又充分發揮了基層社會的積極性和能動性。基層社區存在差異，具體的治安問題也有其獨特性，作為國家力量的警察組織由于其工作的普遍性難以深入了解和充分考慮這種差異，作為社會力量的基層社區又缺乏警察組織所擁有的權威性治理資源，無法充分利用官方資源去解決所在社區的治安問題。合理的解決途徑是，在充分協商的基礎上進行資源整合，雙方通過對公共利益的考量、對自我利益偏好的修正、對具體目標方法手段的選取最終形成共識，充分利用各自的優勢資源實現治安治理目標。從筆者掌握的資料看，基層治安狀況較好的社區，警察組織與社區往往有比較好的互動，這些社區可能沒有正式的協商制度，但非正式的溝通與交流同樣可以起到協商的作用。通過有效的協商溝通，代表國家權力的派出所與基層社區達成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在“群防群治”理念的指導下，有效整合治安治理資源，形成科學的治安治理資源結構。這種資源整合機制運行的結果使得多元主體在治安治理中的關系出現多樣化，凸顯了治安治理主體之間的互動過程，具體表現為由警察組織主導并以平等的地位與社區進行交流與協商，根據各自的價值需求達成治安治理目標上的一致。在目標的指引下，雙方利用各自的資源優勢通過具體的方法手段實現既定的治安治理目標，以維護社區良好的治安秩序，滿足警察組織的職能要求和社區公眾的安全需求。
一、當前農村組織存在的問題
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組織化的社會基礎。尤其在農村，要在尊重農民權利、保護農民權益的基礎之上把農民組織起來，因為“現代的個體都是權利主體，它們之間因權利而平等，彼此之間的聯系只靠契約建立。為了實現權利，大規模的社會組織和普遍的社會交往成為必需”。。然而，在我國，農民的組織化水平仍然比較低，主要表現在：
第一。在我國農村社會，非正式組織的數量少、種類單一。有學者把我國農村組織分為正式組織和非正式組織，認為“在我國農村社會，正式組織包括鄉(鎮)黨委、鄉(鎮)政府、村支部、村委會等；非正式組織則主要包括宗(家)族組織、宗教組織、農民自發的維權組織以及新型合作經濟組織等”。。然而，就我國廣域的農村社會和龐大的農民數量而言，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數量顯然很少，組織種類也比較單一，不能滿足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
第二，從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趨勢上看，一些組織出現衰微趨勢，而一些組織仍處于發展的初期階段，還不穩定、不成熟。首先，就農村社會中的宗族組織而言，雖然宗族組織和宗族觀念在我國根深蒂固，仍會在以后很長時間影響基層農村社會，但是隨著社會和經濟條件的變化以及人們思想觀念的改變，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則是民工潮的出現，因為農民再也不會被固定在生他養他的血緣和地緣社會，宗族勢必失去了賴以存在的千年基礎”，因此，宗族會不斷地瓦解，不斷地渾蝕其固有的劣根性。其次，對于農民的維權組織來說，只能算是一種臨時性的組織，它為維護農民的權益而成立，一旦所要求的權益得到解決便自行解散。至于新型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由于它產生時間短，所以組織體制和運行機制還不成熟，而且數量也很少。只有宗教組織在農村社會迅速復興，填補了人們的精神需求，農村成為宗教活動的重要場所，人教人數不斷增加，但即使這樣，宗教組織也沒有成為農村社會的主導組織。
第三，就正式組織而言，村委會和村黨支部組織的治理效能不理想，沒有發揮應有的組織功能。首先，從國家與社會層面上看，由于農村實行和體制的解體，以及國家在農村推行“鄉政村治”，農民開始自我管理，實行村民自治，國家政權與農村社會逐步分離，尤其在稅費改革和取消農業稅以后，村民自治組織由于缺乏必要的財力支撐，難以提供有效的公共服務，已經影響了村民自治的有效運行。其次，從村委會與村黨支部的運行機制來看，“村兩委”相互掣肘，影響村級組織的有效運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規定，村民委員會是由村民選舉產生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而村黨支部作為黨在農村的基層組織，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這樣，“村兩委”在行使公共權力時就難免產生矛盾和沖突，“在這個問題上，抱怨是雙重的，黨支部方面認為村級直接選舉削弱了黨的領導，村委會方面認為組織法不落實”。加之“組織體系的制度化水平不夠，組織運作的規范性、統一性、靈活性還都很差”，因此，“從改革之初到現在……一套真正體現鄉村經濟社會內在要求的組織體系還遠沒有建立起來。……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并沒有帶來組織體系的適應性提高，也沒有有效地保障鄉村社會經濟的協調運行”。。最后，從村民委員會和村黨支部組織與村民的關系上來看，農民對村級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從鄉村生活的觀察出發，我們沒有辦法得出基層組織對于農民的服務越來越好、農民對于基層組織越來越親的整體判斷。相反，農民和基層組織的疏離感加劇了。”這已經被一項“農民對村組織、村干部的信任程度”的調查所證實。
從一些數字可以看出，村民對村組織和村干部的信任程度主要集中在“有點不可信”和“有點可信”之間，村民并不怎么信任村干部和村組織；更嚴重的是，在農村社會的實際生活中，一些村干部腐敗、不檢點的行為也引起了農民的極大不信任甚至是反感。因此，村干部和村組織在村民中的威信并不高，其管理活動依靠的不是權威而是權力。農民對村干部和村組織的不信任，大大地阻礙了“村兩委”組織功能的發揮和鄉村治理的效能。但是，“客觀地說，基層組織在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是強大而積極的，但比較而言，在治理方面的努力就差強人意。或者說，目前的基層組織體制，如果說在動員和組織經濟方面是有效的，那么在改善鄉村治理方面，是基本不相適應的。所以，改善鄉村治理，首先要反思和檢討的，是改造基層組織體制”。“基層組織改革必須有大動作。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現在的任務是要再造基層組織體系”。再造農村社會基礎，提高農民的組織化水平。
二、農村(民)組織在農村基層的重要作用
當前我國政治、經濟的發展狀況以及整個社會的發展狀況，為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發展提供了一個歷史性的機遇，創造了非常好的政治環境、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我們要在現有的農村經濟政策的空間里改造基層農村社會基礎，逐步解決“三農問題”，在農村社會建立各種形式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提高農民組織化水平，這有利于促進基層農村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發展，具體體現在：
首先，在基層農村政治建設上，農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和公民民主意識的成長，有利于農民利益表達和民主參與過程的有序化、制度化和對國家權力社會監督的機制化。從民主管理的角度看，農民組織可以平衡農村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制約基層政權組織的權力，防止強勢群體侵犯農民權益，“必須讓社會中的主要利益團體聯合參與政府組織，以此來防止任何一個利益團體可能將自身的意志強加于其他利益集團”。。從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的角度來看，隨著社會格局的深刻變動，農民的利益關系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由此而產生的許多社會矛盾和經濟糾紛，就需要農村有相應的解決機制。而單個農民的利益表達和訴求就顯得“軟弱無力”，在整個政治參與體制中處于劣勢；而且，作為單純原子化農民的政治參與，容易帶來政治參與的失序和低效，需要農民組織起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建立與國家政權的聯系通道。從農民組織的公益性來看，它會更多地關注社會弱勢群體的利益訴求，關注社會的多元化需求，統籌社會各方，兼顧弱勢群體，發揚民主，實現社會公平。廣大農民應該組織起來，在利益一致的基礎上結成各式各樣的農民組織，集中農民意見，代表農民利益，和政府部門以及其他社會組織進行對話，有序地進行政治參與和利益表達，以增強農民與國家、市場和社會的博弈能力。
其次，在基層農村經濟發展上，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建設現代農業，實現農業向科學化、商品化、集約化轉型；有利于提高農業組織化程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農民經營的有序競爭，提高農業的國際競爭力；也有利于國家的宏觀調控和宏觀組織。應該把原子化的農民個體結成代表農民權益的組織，發揮廣大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也可以以專業經濟合作組織、農村合作社、農民互助協會等形式，參與到農村公共基礎設施建設、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建設、農產品貿易和流通體系建設中去。另一方面，隨著市場化、信息化和農業科技的快速發展以及電話、電腦、網絡等現代信息傳輸工具在農村的使用，農村市場服務型中介組織發展很快。這些中介組織在市場營銷、信息服務、農產品加工、儲藏和農資采購經營等方面提供了許多便捷服務，有利于農民r解市場信息，調整農業產業結構和規模，避免盲目生產}在彌補市場和政府的不足，克服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方面能起到重要作用最后，在基層社會和文化建設方面，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農村基層社會的和諧穩定。目前，對于農民個體來說，一方面，一家一戶分散經營的生產方式以及國家權力對農村社會控制的減弱，使得農民在生產、生活方面的需求不斷增長，從而產生對各種社會組織的需求。在現實生活中，農民自發結成各種組織，如生產幫扶組織、特困戶救助組織、兒童上學接送組織等。這些農村社會組織在社會互助、公共援助、社會福利、情感交流等方面進行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農村基本上都是一家一戶進行生產，大多數農村家庭很難備足各種農具，很難具有足夠的資金、技術，或因家庭勞動力不足等原因，程度不同地需要各種農村組織的幫助。除了在物質利益方面需要實際幫助以外，農民在體育、衛生、文化和精神等方面還需要組織實體，以便于開展各種體育活動、衛生活動、文化活動等。這些活動既能滿足農民的社會情感需求，也能滿足他們的精神信仰需求。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村組織的各種活動，不乏有迷信活動、非法宗教活動以及違法活動。所以，我們要對農民進行教育，以提高他們的素質，使廣大農民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道德觀、消費觀、婚育觀，不斷提高農民的思想道德水平，讓農民在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發揮他們的主動性、積極性和創造性。
既然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基層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那么，就應該給予農村社會組織和農民組織相應的法律地位，保障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在基層社會的活動，提高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的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律化水平。
三、國內有關鄉村治理理論和農村(民)組織對鄉村治理結構的影響
國內理論界對于鄉村治理理論的研究以及鄉村治理的模式和路徑選擇，大多是從國家與社會互動關系的視角出發，立足于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而很少有專文從尊重農民的權利。
發揮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作用的視角，提出農民組織化水平的提高對于鄉村治理結構改革的影響，而這恰恰是解決中國農村、農業和農民問題的核心所在。
中國問題的實質是農村問題，而農村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解決農民問題的出路在于改造農村社會的社會組織結構以及農民的聯結和組織方式。針對我國目前農村組織化水平低、農民居住分散以及農民群體具有散漫性的特點，鄉村治理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種農民組織，再造農村基層組織化的社會基礎。理由是：
根據多中心治理理論，把農民組織起來，建立各式各樣的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使這些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成為鄉村治理的中心，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進行合作治理，實現基層社會與政府之間的互動，“一方面，社會中分散的利益按照功能分化的原則組織起來，有序地參與到政策形成過程中去；另一方面，從這種制度化的參與機制中，國家權力獲得了穩定的支持來源(合法性)和控制權”。在經濟上，這些組織參與基層社會的經濟管理，可以把鄉鎮政權從繁重的經濟事務中解脫出來，切斷了鄉鎮政府作為“謀利性政權人”的經濟基礎。在政治上，這些組織參與鄉村社會的政治民主建設，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監督，這樣，鄉鎮政權可以從傳統的政治管理繁瑣的事務中解放出來，而它所要“扮演的角色越來越不是服務的直接供給者而是調停者、中介人甚或裁判員”。這樣就切斷了上級政府可借以利用的壓力型體制的通道。在社會文化建設上，農村組織和農民組織可以為村民提供各種服務和幫助，開展各種健康有益的群眾文化活動和互助活動，實現農民的自我教育、相互合作和相互援助。這樣，鄉鎮“政府與社會力量通過面對面的合作方式組成了網狀管理系統”。鄉鎮政府與農民組織及其他社會主體就能以平等的身份，通過對話建立合作關系來實現鄉村治理的目標。
從國家對農村社會政治整合的轉型來看。由于實施城鄉一體化和“工業支持農業、工業反哺農業”的農村戰略，國家對農村社會的整合方式發生了很大變化，尤其是以農業稅費改革特別是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推動為標志，國家對社會的整合開始由“汲取式整合”向“供給式整合”轉型。在這個轉型過程中，國家應該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維護農民的權利和自由，保護農民權益，對農村社會應該采取新的整合方式，挖掘基層社會的內在潛力，為鄉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提供內生動力。這種內生動力借助于國家、市場和社會等外在力量的推動，使農村社會的民主治理和自主治理具有堅實的社會組織基礎。把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組織在基層農村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中發揮農民的主體性作用，行使憲法和法律賦予農民的各種權利，以便與政府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各種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鄉村治理。
顯然，上述的治理結構必然涉及到鄉鎮政權改革的未來走向問題。從現有的對未來鄉鎮改革的各種觀點來分析，其目的基本上都是為了解決鄉鎮存在的問題而提出來的。在實際生活中，鄉鎮仍然存在許多問題，這一方面反映出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而復雜的艱巨任務，不僅僅是因為我國農村地域廣闊、農民數量龐大、農村生產水平低下的歷史和現實狀況所形成的黏滯性給治理帶來難度；還因為我國以為主要形式的農村改革到現在也只有不到30年的時間，而要在這短短的時間里理順鄉村社會的各種結構和關系，幾乎是不可能的；而且，隨著整個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的不斷發展變化，各種新的政策、措施會不斷出臺，各種新的情況也會不斷產生。所以鄉村治理是一個長期的調適過程。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必須看到，我們所采取的立足于解決鄉鎮現實問題的鄉村治理路徑，都難免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弊病。因為隨著一個問題的解決，難免又會出現新的問題，同時又產生解決新的問題的方法和途徑。而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鄉鎮問題，就要尋找產生鄉鎮問題的根源：農民組織化水平低下所造成的弱社會。
關鍵詞：社會治理；綜治網格；創新
中圖分類號：D035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7）010-00-01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體系，是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的重要保障，是進一步增強人民群眾安全感的重要基石。基層綜治網格工作，對于加強基礎綜治基礎，提升現代社會治理水平至關重要。如何提升基層綜治網格工作水平，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話題。本文重點圍繞“網格怎么劃、網格做什么、誰來做、如何做”等問題，創造性地提出了網格工作“十要”、網格工作“四法”，并規范了各個層面的服務管理團隊，從而進一步明確了工作內容、創新了工作方法、落實了工作責任，為開創基層社會治理綜合治理工作新格局奠定了基礎。
一、科學劃分，合理構建服務管理單元
按照精細化管理的要求，優化社會服務管理單元，使基層服務管理組織設置更合理、更科學、更有利于工作開展。一是在劃分原則上，以現有鄉鎮（街道）、村居（社區）管理格局為基礎，綜合衡量地域位置、戶數多少、人情世故等多方面因素，并充分考慮工作開展的“完整性、便利性、均衡性”，屬地劃分，適度劃分。二是在劃分程序上，按照鄉鎮（街道）制定總體網格規劃、村居（社區）提出具體網格劃分方案、相關職能部門最后協商確定的方式進行。三是在網格管理上，將劃分好的網格，按地域和類別合理編排，確定相應序號，實施登記管理。
二、明確職責，整合優化服務管理團隊
根據基層綜治工作任務，重點關注基層社會治理的“十要”：即實有人口底數“清”、重點人群幫教“誠”、社會治安防控“嚴”、矛盾糾紛化解“早”、民情信息反映“靈”、安全隱患整改“實”、非法經營管控“牢”、應急處置行動“快”、公共服務發揮“好”、平安法制宣傳“勤”。為實現上述目標，根據社會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對服務管理的機構設置和人員配置可以進行改革調整，真正實現社會服務管理中心的實體化運作。一是在鄉鎮（街道）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中心建設為重點，抓好“一室+一廳+N隊”建設。“一室”即綜合協調辦公室，主要承擔總體規劃部署、牽頭協調、檢查督辦、日常工作辦理等職能；“一廳”即服務大廳，凡是對群眾服務的事項都納入大廳業務承辦范圍；“N隊”可以把社會治安防控、矛盾糾紛化解、安全生產管控、特殊人群管理等多支承擔不同的服務管理職責的隊伍一起劃入管理。二是在村居（社區）層面，以社會服務管理站建設為重點，抓好“窗口+團隊”建設。“窗口”即設立對外服務窗口，落實專門工作人員，為轄區公眾提供一站式服務；“團隊”既可以是由駐村領導、駐村干部、片警等基層干部組成的基礎團隊，也可以是巡防、調解、幫教等具有特色的專業團隊。三是在網格層面，每個網格都配備一名網格員，切實做好網格內的社會服務管理工作。
三、健全體系，充分發揮服務管理效能
要在健全工作體系上下功夫。主要是通過完善和落實工作例會、首問責任、情況報告、督查督辦、考核獎懲、工作流程、基本臺賬等制度，形成“黨政領導、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工作模式，有效避免重復建設和各自為政，促進鄉鎮（街道）、村居（社區）和網格間日常工作的對接，促進部門間工作資源的有機整合，真正把有限的人力、物力、財力都用到社會服務管理的刀刃上。要在完善工作機制上下功夫。不斷完善以矛盾聯調、治安（安全）聯防、工作聯動、信息聯通、問題聯治、事件聯處、平安聯創、服務（管理）聯抓為主要內容的工作機制，進一步整合社會服務管理力量，規范社會服務管理行為，保證服務管理工作高效、有序地開展。要在化工作保障上下功夫。在落實專項經費的基礎上，統籌安排村郵員、流管員、計生員等各類人員的支出經費，解決好專職網格管理員的報酬問題；建立完善內部考核激勵機制，加強督促檢查，最大限度地調動黨員、干部和社會各方面參與這項工作的積極性。
四、創新方法，高效開展服務管理工作
社會服務管理的方式方法需不斷創新，提出網格工作“四法”，促進服務管理工作高效開展。一是實行“定人定格定責”。每個網格都落實專人管理，明確責任，強化考評。二是推行“一卡一冊一線”。“一卡”即為民服務聯系卡，卡片以網格為單位設計發放，內容包括各級服務管理內容、流程、聯系方式、監督電話、主要服務人員等，做到一卡在手，辦事不憂。“一冊”即網格員工作手冊，由網格專職服務管理人員填寫使用，內容包括網格基本情況、群眾需求、民情信息、案件事件、工作記錄等。“一線”即服務咨詢熱線，鄉鎮（街道）、村居（社區）開通一條服務咨詢熱線電話，隨時接受群眾業務辦理、咨詢、求助、投訴等。三是堅持“月訪月清月會”。“月訪”就是由網格專管員及其服務團隊每月對網格內的工作對象、困難群眾、重點部位進行集中走訪，聽取意見，摸清底數，掌握實情。“月清”就是對受理的辦理事項、各類矛盾糾紛做到能辦即辦、當月結清。“月會”就是服務管理中心每月召開工作例會，談網格實情、談工作業績、談存在問題，集中梳理、分析和研究解決工作中存在的問題，相互交流服務管理情況，總結經驗，部署工作。四是做到“勤查勤問勤記”。“勤查”就是網格專管員及服務管理團隊經常對網格進行巡查，重點檢查發現違法犯罪、安全隱患、非法經營等情況。“勤問”就是經常同群眾交談溝通，問民情、問困難、問問題。“勤記”就是將“勤查”“ 勤問”“訪談”得到的情況及時記錄到網格員工作手冊，作好備忘。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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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趙語慧.網格化管理與政府職能定位[J].人民論壇，2013（2）.
1.社會管理的指導思想、和實施的目標計劃
由青海民族地區的特殊性所決定，目前的青海存在著社會管理體制建設薄弱，基層政府社會管理職能不突出且社會管理多方參與格局也并未成型。這都需要政府的密切關注，并從思想上對其發展進行戰略性引導，由以往的單純注重經濟建設的體制向更加重視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的方向來轉變。并通過樹立創新型的社會管理理念，在各級州、縣政府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中體現創新社會管理的重要作用。同仁縣實施社會管理創新的目的就是在經濟基礎相對來說比較薄弱的基礎上，強調社會管理與社會建設的重要性；在全縣經濟穩步發展的前提下，建立多方共同參與的社會管理新體制。完成寺院社會化管理、城鄉社區網格化管理、農牧區自治組織建設以及社會矛盾糾紛處理等任務。
2.創新工作開展前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問題的具體表現
宏觀上看，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和我國其他地區普遍存在的問題大抵相似。如：基層民主法治不夠完善；基層法制建設和規章制度存在落后和缺失；基層社會管理的行政主體責、權、利沒有清晰界定和嚴格劃分；社區服務開展不夠、覆蓋面狹窄、效果差強人意；基層社會組織主體發展不足等。微觀上看同仁縣社會管理存在的問題則必須從地區的特殊性入手：
2.1同仁縣雖然在青海省屬于中等經濟水平，但相較全國來說仍然屬于經濟發展的欠發達地區，其財政支出基本依賴上級財政的轉移支付，社會事業的發展必然受到經濟條件的影響。產業結構基本以農牧業為主，較為單一，也影響了鄉鎮對勞動力的接納能力。少數民族勞動者由于其自身原因和社會觀念的限制，在就業上一直困難重重，生活水平相對低下，社會矛盾由此產生。當個人發展不順，家庭生活條件無改善，所在地域經濟發展緩慢的多重因素的影響下，很容易心理失衡，會引起社會矛盾加劇發生，從而導致群發性事件增多。
2.2由于全省開展的游牧民定居工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工程、退牧還草工程等的實施，許多牧民離開牧區來到鄉鎮，他們沒有經濟基礎、沒有一技之長，找不到新的生活出路，生活極不穩定，就醫和子女求學成為兩大難題。雖然政府加大了對這批社會成員的財政扶持，但政府自身財政能力有限，財政壓力越來越大。
2.3同仁縣和青海大部分地區一樣是多民族聚居區，漢文化、伊斯蘭文化、游牧文化、藏文化聚焦。民族問題是青海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要如何保護、傳承、發展民族文化，并進一步推進各民族之間多元文化的融合和交流是鞏固民族關系、強化民族認同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二、黃南州同仁縣社會管理創新工作的深化
在2011年2月19日，同志在省部級領導干部關于社會管理及創新的專題研討會上曾明確提出，要如何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管理體系，也就是說必須緊緊圍繞總目標：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把握一切和諧因素，來最大限度地激發社會活力，從而提高社會管理的水平，使其更加科學化，并進一步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全社會參與的管理格局。在2004年6月召開的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上，提出了更適合社會發展的理論即“加強社會建設和管理，推進社會管理體制創新”。在2007年召開的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也明確提出要“健全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管理格局”。在這一系列會議上都強調了加強社會管理中法律的完善、體制的建立、能力的建設，從而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最終達到促進社會公平，保持整體社會秩序良好。
對于當前要重點抓好的8項工作之一的基層管理工作,明確要進一步加強和完善基層社會管理和社會服務體系，通過對基層加大人力、財力、物力的投入，一方面可以夯實基層組織的基礎、整合基層組織的資源、壯大基層組織的力量、強化基礎組織的工作，從而達到強化城鄉社區自治的作用和服務功能，建立健全新型的完備社區管理和服務體制。進一步加強社會組織的管理職能，使得使得非公有制經濟的組織管理和服務員工的社會責任體系更加明確，進而推動社會組織力量健康快速有序發展。
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積極整合人力資源，形成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齊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積極推進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工作規范化、制度化建設，不斷提高基層綜治維穩部門抓綜治維穩工作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為我市改革、發展和穩定大局服務。
二、組織機構
其它相關部門積極參與。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中心設在司法所，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中心由綜治辦、維穩辦、辦、公安派出所、法庭、司法所等單位組成。中心主任由各鄉鎮辦分管政法綜治維穩工作的副職兼任；副主任由綜治辦、維穩辦、辦主任和公安派出所長、法庭庭長、司法所長擔任；專職工作人員從綜治辦、維穩辦、辦、司法所、派出所、法庭抽調干部集中辦公。司法所尚無辦公用房的由鄉鎮、辦事處另行安排。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中心工作人員人事關系由原單位管理，工資按原渠道發放。各自業務工作以中心管理為主，原主管單位實行指導。
三、工作職責
1貫徹中央和上級關于綜治維穩工作指示精神。制定本轄區綜治維穩工作計劃、方案、措施等，并負責組織實施。
2接待群眾來信來訪。積極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工作。切實承擔牽頭責任，充分發揮綜治、維穩、公安、司法、法庭、等部門在聯調工作機制中的作用，預防和減少重大矛盾糾紛和的發生。
3及時排查治安混亂地區和突出治安問題。組織、協調有關部門開展“嚴打”整治專項斗爭和重點治理工作。
4堅持“預防為主。專群結合”方針，加強治保會、調解委員會和治安中心戶長等群防群治隊伍建設，健全制度，加強培訓，提高素質。
5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和單位大力抓好流動人口管理服務、預防和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社區矯正、禁毒、禁賭、網吧管理、學校和企業周邊治安環境整治等工作。
6扎實開展基層平安創建活動。鞏固平安社區（村）校園、路段、市場和平安單位、平安家庭創建成果，抓好長效管理。
7充分發揮公安、司法、法庭、工會、婦聯、勞動保障等部門的作用。積極為轄區內居民開展維權服務，最大限度增進社會和諧。
8指導基層社會事務協理員開展綜治維穩工作。
9認真做好本轄區各部門、各單位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目標管理簽約、檢查、考核工作。對工作成效明顯的進行表彰獎勵；對存在問題的督促落實整改措施；對發生嚴重危害社會穩定重大問題的嚴格實施領導責任查究和社會治安綜合治理一票否決建議。
10辦理上級交辦的有關綜治維穩工作的其他事項。
四、工作機制
建立健全綜合治理、維護穩定、平安創建、調處、維權服務工作網絡，依托鄉鎮、辦事處綜治維穩中心這一平臺。努力實現工作對接，形成黨政領導、條塊結合、上下聯動的工作機制。
1矛盾聯調對直接到本級要求調處或其他部門轉入的矛盾糾紛和群眾來信來訪。統一協調、統一督辦、統一歸檔，綜合運用人民調解、司法調解、行政調解等方法進行疏導化解。重大疑難或涉及兩個以上部門、單位的糾紛案（事）件，由綜治維穩中心直接調處或組織協調有關部門共同解決。
2治安聯防充分發揮綜合治理的組織優勢。加強群防群治隊伍建設，建立健全專群結合的治安聯防工作網絡，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治安聯防行動。
3警務聯勤統一組織安排綜治維穩中心各組成部門及工作人員開展工作。落實值班備勤并納入突發事件預警處置工作體系。一旦發生突發性或治安突發事件，能做到快速反應，依法妥善處置。
4問題聯治定期進行治安形勢分析。及時治安預警、預報。定期組織摸排、梳理轄區治安混亂地區和突出治安問題，確定重點整治地區、行業、部位，督促各職能部門依法履行職責，統一組織各種專項整治。
5平安聯創圍繞平安創建總體目標。廣泛組織開展各種形式的基層平安創建活動。把流動人口管理服務，刑釋解教人員安置幫教、社區矯正、預防減少青少年違法犯罪、防范和處理、法律服務和法律宣傳等作為平安創建的重要內容，豐富創建內涵，增強創建實效。
五、建設標準
（一）硬件建設標準
1有辦公室、接待室、檔案室；
2有微機及其它辦公用品；
3有規范的標牌、公章。
（二）軟件建設標準
1上墻內容
1組織機構網絡圖；
2工作任務及職責；
3工作制度；
4工作流程圖。
2相關臺帳
1來信來訪登記處理情況；
2矛盾糾紛排查調處情況；
3突出治安問題及重點整治情況；
4重點人員幫教及穩控情況；
5基層社會事務管理工作情況；
6其它有關資料臺帳。
3實行標牌、印章、文書、程序、制度六統一。
六、經費保障
一、用心用情，聚焦“三個關注”
兩年的幫扶工作，**采取“三個關注”的聯系幫扶工作方法，圍繞“兩不愁、三保障”，重點關注“一超六有”存在問題的建檔立卡貧困戶，對標對表逐項補短完善；密切關注邊緣戶，及時掌握他們動態信息，積極落實幫扶政策，堅決防止致貧；定期關注“一超六有”達標的已貧困戶，走訪了解生產生活中存在的困難，鞏固提升脫貧質效。為準確摸清群眾生產生活情況，不論酷暑或是嚴寒，**一有時間就到村上各組走訪，到群眾家中串門，到貧困戶屋內聊家常摸情況，通過兩年的密切接觸，拉進了與村民的感情，對群眾的基本生活有了深入的了解，對精準扶貧工作也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同時，村民對他也有了進一步的認同，對幫扶工作也給予了很大的支持。2019年異地扶貧搬遷貧困戶謝廷友，戶上3人，妻子患乳腺癌，女兒在讀大三，家庭收入全部依靠其本人在外務工收入，了解到這一情況后，**帶領駐村工作隊經常到其家中走訪，了解生活困難，鼓勵其堅定脫貧致富信心，現在一家人住上了新房，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女兒今年7月畢業參加了教師招聘考試，信心有了，對未來更有憧憬和希望了。謝廷友感激的說，“謝謝黨委政府，謝謝第一書記和駐村工作隊的關心和幫助，好日子是干出來的，幸福是靠奮斗出來的，我們貧困戶只要有信心，不等不靠、務實肯干，條件再差也能脫貧奔小康。”目前全村29戶貧困戶全部脫貧，“一超六有”全部穩定達標。
二、務實創新，推進“兩個深化”
一是深化法治扶貧。**依托**鎮文化廣場，深化法治扶貧工作，精心策劃設計，將黨建思想、法治精神和文化教育融為一體，傾力打造了**鎮黨建法治文化廣場。廣場內容設計突出司法行政特色，深入淺出、貼近群眾，包括“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處精神堡壘，6個大宣傳欄與16個小宣傳欄，形成“抬頭能見、舉手能及、掃碼能得”法治宣傳氛圍。結合司法行政工作特色，突出人民調解、法律咨詢和法治宣傳，為群眾上好黨課、法治課，組織開展好各類黨建文化和法治宣傳活動，進一步加強群眾理想信念教育，傳播黨建文化，增強群眾的法律意識和法治觀念，提升扶貧工作質效，促進鄉村振興，通過提升群眾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步推進貧困戶和非貧困戶的滿意度。二是深化基層治理。創新舉措進一步深化“一核五治”基層治理體系，著力提升基層社會治理現代化水平。將扶貧與扶志結合，強化群眾感恩教育，充分調動貧困戶的積極性、主動性，引導并幫助貧困戶搞好室內外環境衛生。在**村3社，有幾家貧困戶因殘因病，生活居住環境臟亂差的問題尤為突出，**帶領駐村工作隊和幫扶責任人定期到貧困戶家中進行環境清理整治，開展“六順六凈”，打掃屋內、院壩、廁所并清運垃圾,送衣柜、幫收納、同整理，極大地改善他們的生活條件和居住環境，村容村貌得到了顯著提升。
一、深入推進公正文明規范執法
1、推進執法規范化建設。開展“忠誠、為民、公正、廉潔”政法干警核心價值觀教育實踐活動，完善執法辦案內部程序和流程管理制度，落實執法責任，健全考評機制，努力推行網上辦案和裁判文書網上公開，努力解決執法不規范、不公開、不文明等問題，提高政法機關的執法公信力。
2、加強執法監督。加強政法委對政法部門執法活動的監督，完善執法巡視、案件評查和執法評議制度，組織開展刑訊逼供、亂收費亂罰款、執行難等問題專項整治，及時清理涉法涉訴積案，開展聽庭評審活動，促進公正廉潔執法。開展公正司法示范點創建活動。
3、深化依法行政工作。貫徹落實國務院關于法治政府建設的要求，進一步推進政務公開，重點完善辦事公開制度，實現所有面向社會服務的政府和公共事業領域辦事項目充分告知。加強行政權力網上公開透明運行和網絡問政情況的督查，暢通監督渠道，實現陽光行政。開展依法行政示范點創建活動。
4、改進行政執法工作。大力推進說理式執法、執法考評、基層執法評議等工作，強化監督考核，全面提高依法管理各項行政事務的能力。認真執行規范性文件監督管理、行政執法案卷評查制度，落實行政負責人行政訴訟出庭應訴制度，切實解決“出庭不出聲”問題，繼續保持出庭應訴率100%。
二、著力提升社會管理法治化水平
5、推進科學民主依法決策。著力完善決策程序，建立決策跟蹤、評價和責任追究制度，落實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制度，努力實現“應評盡評”和“真評實評”。
6、推進基層民主管理。全面推行“一委一居一站一辦”服務管理新框架，重點加強綜治辦規范化建設。認真總結社區居民有序參與社會管理的新形式、新方法，充分發揮群眾自治組織、基層行業協會在基層社會建設、管理和服務中的積極作用。
7、推進依法化解社會矛盾。完善群眾訴求表達的渠道，健全依法處理群眾工作機制，繼續開展集中清理疑難積案活動。深化大調解工作，擴大醫患糾紛、交通事故糾紛等專業調解覆蓋范圍，堅持調解優先，最大限度化解社會矛盾，促進案結事了人和。完善行政爭議多元化化解機制，及時有效化解行政爭議。
三、全面推進法治創建活動
8、深化法治鄉創建活動。加快鄉域法治化進程，按照提高質效、樹立品牌的要求，完善考評內容、考評標準、考核程序，推動法治縣創建活動向縱深發展。
9、深入開展基層法治系列創建活動。進一步推進法治機關（單位）、民主法治示范村（居）、誠信守法企業等創建活動，積極拓展學校、醫院等企事業單位的法治創建工作，努力建設覆蓋城鄉方方面面的民主法治實踐平臺。
四、大力加強法治文化建設
10、全面開展“六五”普法活動。強化法治文化引領作用，重點學習宣傳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和國家基本法律。注重抓好領導干部、公務員、青少年、企業經營管理人員、農民以及流動人口的法制教育。全面建立非人大任命干部任前法律考試和公務員任職法律資格考試制度，繼續推進領導干部述職述廉述法。進一步拓展“法律六進”及法制宣傳日、宣傳周、宣傳月等形式多樣的普法教育活動，推動全社會形成自覺學法用法、尊法守法、依法辦事的良好氛圍。
11、加強法治文化陣地建設。開展法治文化示范點創建活動，因地制宜建設一批法治文化廣場、街區、場館等文化陣地，促進公共文化服務設施與法治文化建設的有機融合。積極創作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法治影視、書畫、文藝、動漫等作品，促進法治文化的繁榮和發展。
五、積極實施法治惠民工程
12、開展法治為民辦實事活動。圍繞便民服務、執法監督、權益保護、辦事公開等方面，確定2012年法治惠民項目。注重抓好執法規范化、司法救助、法律援助等法治實事項目，堅持項目化管理，工程化推進，加強評估考核，推動解決人民群眾關注的熱點難點問題，努力提高法治惠民實效。
13、啟動法治維權中心建設。以群眾最關心、最直接的利益為切入點，緊扣維權主題，落實法治惠民舉措，健全工作機制，實現法治惠民常態化。在衛生局、人社局等單位建立相應的勞資糾紛、醫患糾紛維權中心，保護群眾合法權益，解決群眾實際困難。
14、加強基層執法司法服務設施建設。進一步推動基層服務設施建設的投入，從工作實際出發，以便民為根本，以服務為目標，因地制宜建設一批便民服務設施，不斷提高服務群眾的水平，進一步提升人民群眾對法治建設的滿意度。
六、切實加強法治建設的組織領導
15、加大領導力度。各村居、各部門要將法治建設擺上重要議事日程，在部署工作中強化依法治政理事的意識，并把法治建設納入綜合考核的重要內容。主要負責同志要切實承擔起法治建設第一責任人的責任，分管領導具體抓好工作落實。人大要加強對法治建設工作的視察、檢查和評議。
(1)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實踐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的需要。貫徹落實黨的十五大和九屆人大一次會議精神，積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進程是今后各級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的總綱。司法所作為司法行政系統的基層組織，與其他基層政法組織優勢互補，密切協作，共同擔負著推進基層依法治理，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重要使命。司法所組織開展的人民調解、基層法律服務、法制宣傳和依法治理以及對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等各項工作，是我國法制建設的基礎性工作，是現行法治運行機制不可缺少的重要環節，是司法行政系統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在基層社會的具體實踐。
(2)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確履行職能的需要。近年來，各地在積極推進司法所機構建設的同時，大力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目前各地司法所業務發展得不平衡，有的司法所建立后，片面強調硬件建設，沒有迅速有效地開展各項業務工作；有的開展工作很不全面，沒有把司法所承擔的“八項職能”落到實處；有的開展工作很不規范，在履行職能時不能嚴格依法辦事，甚至超越職權范圍，濫用強制手段，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這些問題的存在，不僅不利于司法所職能作用的發揮，還將動搖司法所在基層政法組織建設和法治機制中的地位，影響到它的進一步鞏固和健康發展。因此，要大力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嚴格按照司法所的職能及開展業務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要求，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和監督制約機制，加強基層司法行政工作人員的職業道德和工作紀律建設，促使司法所各項業務在制度化、規范化、法制化的軌道上運行，保證司法所嚴格依法、全面、正確履行各項職能，更好地為基層服務，為群眾服務。
(3)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司法所自身鞏固、提高、發展的需要。司法所只有不斷加強業務規范化建設，全面履行職能，積極開拓業務，努力地“為一方服務，保一方平安，促一方繁榮”，才能顯示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為自身的發展壯大創造良好的內在條件和外部環境。
(4)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是強化縣區司法行政機構地位和職能的需要。司法所作為縣區司法局的派出機構，它所承擔的各項職能是縣區司法行政工作職能在鄉鎮(街道)的延伸，它所開展的各項業務工作是縣區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保證縣區司法行政工作有效地落實到基層，是不斷提高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整體水平和社會效益，強化縣區司法行政職能的重要環節。這對于在地方各級政府即將啟動的新的機構改革中進一步鞏固縣區司法局的地位顯得尤為重要。
二、要正確認識和全面履行司法所管理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各項職能
(5)司法所作為縣區司法局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的派出機構，是承擔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管理司法行政工作的職能部門，必須以依法治國基本方略為綱，以“大服務”思想為指導，正確把握和全面履行《司法部關于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司發通［1996］081號)所規定的各項職能，充分實現司法行政系統所承擔的法律保障、法律服務、法制宣傳教育等重要職能向基層的延伸和拓展，促進和保障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
(6)協助基層政府開展依法治理工作和行政執法檢查、監督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協助本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制定依法治理工作規劃，積極推進和逐步深化依法治鄉(街)、依法治村(居)、依法治廠(礦)等各層次依法治理活動的有效開展；充分發揮參謀助手作用，主動為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的政務決策、建章立制和行政執法提供法律咨詢和建議，協助基層政府依法處理好本地區的重大經濟、社會事務，特別是事關社會穩定和群眾利益的各種涉法的熱點、難點問題；指導轄區內各村(居)委會依法自治，依法制定和實施村規民約(居民公約)，特別是農村地區要幫助建立健全村民選舉、民主議事、村務公開等各項制度，逐步實現村務管理的民主化、規范化、法制化；協助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建立行政執法責任制和行政執法檢查、監督機制；加強對鄉村基層干部法律培訓，不斷提高其依法行政意識和依法行政的水平。
(7)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指導村(居)委會和轄區內的企事業單位、城鄉集貿市場建立健全調解委員會和三級調解網絡，在城鄉結合部、廠村(街)結合部和糾紛多發的毗鄰地區建立發展聯合調解組織，并指導調解組織搞好隊伍建設、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制度建設；堅持調解主任例會制度，多形式開展對調解人員的業務培訓，不斷提高調解隊伍的法律素質和調解水平；要及時總結交流人民調解工作的經驗，加強對調解工作的業務指導，結合本地區民間糾紛發生、發展的規律及新情況、新特點，重點抓好防止糾紛激化工作，有針對性地組織開展民間糾紛排查和專項治理活動，積極協助和參與重大疑難和易激化民間糾紛的調解，并虛心接受有關部門和群眾的監督，及時發現糾正不當和錯誤的調解；主動向本地黨政領導和有關政法部門反映情況和意見，爭取重視和支持，解決調解工作遇到的困難，有效維護調解人員履行調解職能的正當權利，保障調解委員會的組織、制度、工作、報酬的落實。
(8)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根據司法部的有關政策、規定和本地司法行政機關的部署，負責規劃、指導、監督本鄉鎮(街道)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鞏固健全基層法律服務組織，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和內部管理與運行機制，爭取基層政府支持，不斷改善辦公用房以及裝備設施建設；指導法律服務所認真充分地履行法律服務職能，圍繞基層工作重心，大力開拓業務領域，積極探索和實踐新的業務切入點和增長點，不斷提高服務質量，嚴禁越權或違法執業，并主動爭取本地律師、公證組織的支持和協作；加強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的思想建設、業務建設和執業監督檢查工作，保障其依法執業，恪守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
(9)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這項工作的重點是，代表基層政府及時受理調處群眾要求政府解決的糾紛或調解委員會解決不了的疑難糾紛；在處理民間糾紛中要堅決貫徹調解為主和依法處理的原則，主動爭取有關部門協助，努力解決糾紛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對重大疑難糾紛特別是群體性糾紛的調處要及時向基層政府請示匯報，對隨時可能激化的糾紛應采取必要的措施有效控制事態的擴大與惡化；對作出處理決定的糾紛，應當監督當事人自覺執行，對事后反悔拒不執行又不的，可以采取法律許可的措施督促執行，或動員幫助當事人訴諸司法程序解決。
(10)組織開展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根據全國和地方人大普法決議和本地有關普法工作部署，承擔本鄉鎮(街道)普法工作的規劃、組織和實施工作；組織建立基層法制宣傳網絡，負責培訓法制宣傳員隊伍；根據各時期普法重點并結合本地實際，切實加強有關重點法律的普及宣傳工作，把普法工作與逐步推進依法治理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重點加強對鄉村干部、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和青少年的法制教育；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墻(板)報、講臺、夜校等宣傳陣地，大力開展法律講座、以案講法、知識競賽、咨詢解答、文藝表演、巡回演講等豐富多彩、群眾喜聞樂見的法制宣傳教育活動；定期對普法工作進行考核驗收，及時總結交流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的經驗，不斷提高普法宣傳和法制教育工作的質量和實效。
(11)組織開展對刑滿釋放和解除勞教人員的過渡性安置和幫教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在本地社會治安綜合治理部門領導下，承擔本鄉鎮(街道)安置幫教工作的規劃、組織、實施和有關協調工作；組織轄區內的村(居)民組織和企事業單位建立健全刑釋解教人員過渡性安置幫教隊伍及其組織網絡，并指導其建立健全相應的工作制度和運行機制；要全面掌握本轄區刑釋解教人員和在押在教人員情況，組織落實接茬幫教措施，建立實施幫教責任制；積極協調爭取多方支持和有關部門扶持性政策與經費保障，及時解決安置工作中的困難和問題，廣辟安置就業渠道，有條件的應利用社會企業發展過渡性安置基地或創辦安置實體；加強工作調研、指導和檢查督促，不斷提高安置率和幫教質量。
(12)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這項工作的重點是，在本地綜治部門領導下，充分利用自身職能優勢，通過法制宣傳努力提高廣大群眾遵紀守法和依法維權的自覺性，積極參與對本地區治安隱患和不安定因素的排查、治理和防范工作，協助參與對外來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協助組織開展創建“安全文明小區”、“治安模范村”和評選“遵紀守法光榮戶”等群眾性活動；按照綜治部門的部署，積極配合、參與本地“嚴打”斗爭和各種專項打擊統一行動。
(13)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交辦的其他有關工作。要不斷增強全局意識和組織觀念，認真完成基層政府和上級司法行政機關交辦的有關工作和法律事務，充分運用各項職能手段，自覺地服從服務于基層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和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
三、必須嚴格依法行使司法所的工作職責，提高司法所的規范化建設水平
(14)要正確處理司法所工作與當地黨委政府中心工作的關系。司法所要增強大局觀念，把業務工作與基層黨委政府的中心工作緊密結合起來，通過開展本職業務和發揮職能優勢，為中心工作提供服務和保障，但不得超越職權范圍，更不得以任何理由參與侵犯群眾權益、加重農民負擔等違法亂紀活動。要正確處理司法所工作與基層法庭、公安派出所、等有關部門工作的關系。司法所對依法應由其他政法部門處理的事務，既不應越俎代庖、越權辦案，又不可敷衍塞責、一推了事，應當加強與其他政法部門的信息溝通與業務協作，實行聯動服務，優勢互補。要正確處理司法所與基層法律服務所的關系。兩所職能既不能交叉，更不能替代混淆。有條件的地方，兩所應當分設，各司其職；不具備條件的，可以保留現行合署辦公的體制，但要分清兩種職能，人員應適當分工，防止以司法所名義開展有償服務或以法律服務所名義行使管理職權的現象發生。
(15)要嚴格依法開展業務。司法所在開展各項業務工作中，必須準確掌握和正確執行國家的有關法律、法規、規章和政策，嚴格依法行政，依法辦事。在協助基層政府開展依法治理工作中，要運用審查、修改、咨詢、建議等各種服務手段，充分發揮法律參謀、助手作用，保障其依法行政，依法建制；在代表基層政府調處民間糾紛時，要嚴格遵守處理程序，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及時化解糾紛矛盾，嚴禁采用強制壓服手段，嚴禁干涉、妨礙當事人的訴訟權利；在協助基層政府治理關系群眾利益、容易引發社會矛盾特別是農村工作中的熱點、難點問題時，要嚴格依照法律和政策辦事，主要運用疏導教育和依法定程序處理的方式，嚴禁采取任何違法的強制性手段，嚴禁非法拘禁或變相拘禁(如強制辦班)，嚴禁實施處罰和變相處罰，嚴禁使用警、戒具。
(16)司法所及其工作人員在履行職責時必須恪守職業道德和工作紀律。司法所工作人員要樹立公仆意識，密切聯系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為基層社會服務；要充分履行應盡職責，維護群眾和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和政策的正確實施，維護正常的經濟、社會和法制秩序；要秉公執法，廉潔自律，自覺維護司法所的聲譽和形象；在工作中不得以冷漠、生硬、蠻橫、推諉或拖延的態度對待當事人，不得利用職權或執行職務之便向當事人“吃、拿、卡、要”，不得利用職權強制、壓服甚至打擊報復當事人，不得侵犯或限制當事人的訴訟權利或其他法定權利。
(17)司法所應當建立健全各項工作制度。要根據司法部的統一規定和要求，結合當地實際和工作需要，建立健全有利于不斷提高隊伍素質和執法水平的政治、業務學習制度和培訓、自學的激勵機制；建立健全職責分工與崗位目標責任制度，重大業務請示報告、集體研討制度以及對突發、易激化事件的快速反應機制；建立健全體現責權一致原則的定期考評、勤政廉政、獎勤罰懶等人事管理制度和激勵機制；建立健全與開展業務相配套的登記、統計和檔案管理制度；建立健全司法所工作公開公示制度，做到工作職責、工作程序、工作結果三公開，并通過設置舉報電話、接待群眾來訪、聘請執法監督員等多種形式，自覺接受群眾和社會的監督，同時建立健全自我監督制約和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
(18)司法所應當高度重視和大力加強隊伍素質建設。司法所必須嚴把進人關，切實按照干部任免權限、任職條件和考錄程序，協助縣區司法局和鄉鎮(街道)選配好干部；要大力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在隊伍中形成講政治、講學習、講正氣、講奉獻的良好風氣；要認真抓好業務學習和選送培訓，注重智力投資，鼓勵自學成才；要加強對干部的考核、檢查和監督，做到獎優罰劣，對違章違紀的要嚴肅查處，絕不姑息，對不適宜從事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要及時清退。
(19)司法所要積極創造條件不斷改善辦公用房、設施以及裝備建設。各地司法所應當本著量力而行、因地制宜的原則，積極爭取本地鄉鎮政府(街道辦事處)的財力、物力的支持，不斷改善辦公用房建設，配置必要的交通、通訊、文印、檔案管理等辦公設施。
四、切實加強對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指導和監督
(20)各級司法行政機關要充分認識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切實把這項工作擺上議事日程，強化指導管理，加大監督力度，積極推進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進程，不斷提高司法所依法、全面、正確履行各項工作職能的能力和水平。
(21)普遍建立司法所的地區，司法行政機關應把指導管理工作重點轉移到加強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上來。按照本《意見》的規定和要求，對本地區司法所業務工作開展情況及存在問題進行一次認真調查分析，有針對性地研究制定本地區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發展規劃和實施意見。在貫徹實施中，應首先組織力量，下功夫抓好試點，總結經驗，樹立標桿，以點帶面，逐步推開。
(22)縣區司法局對司法所業務規范化建設要實行面對面的指導。對司法所各項業務的開展要提出明確的目標和具體要求，工作指標能量化的應盡可能量化，措施步驟要有可操作性。要深入實際調查研究，一個所一個所地檢查督促，逐項逐條地檢查業務規范化計劃方案的落實情況，及時發現并認真解決存在的問題，糾正業務工作中的不良傾向。要積極向基層政府和有關部門宣傳司法所的任務和職責，幫助理順關系，爭取重視支持，確保司法所在職責范圍內依法開展各項業務。
一、高度重視，精心部署
參照2015年縣委辦、縣政府辦關于集中開展“千名干部訪萬家”的入戶訪視活動（惠委辦〔2015〕95號文）的做法以及惠委辦〔2017〕59號文件精神，螺陽鎮制定《螺陽鎮入戶訪視工作方案》，分階段、分步驟開展入戶訪視工作。各村各工作片成立入戶訪視領導小組，主要領導親自掛帥，并配強工作力量，強化工作保障；明確走訪的時間安排、走訪對象等事項，確保走訪活動覆蓋到全鎮各村各戶，做到村不漏戶、戶不漏人。各村村主干要要認真履職 ，做好牽頭作用，密切配合縣直掛鉤部門、鎮機關以及鎮直單位開展行之有效的入戶訪視工作，切實推動訪視工作取得成效。
二、有的放矢，把握重點
在鎮綜治工作例會上與會同志認真分析我鎮“安全感率”和“執法滿意率”時常處于低位徘徊的原因，綜治辦、派出所、司法所分別制定提升“三率”的具體工作措施辦法。“千名干部訪萬家”工作宣傳抓住三個重點群體：一個重點群體是全鎮轄區內的9700多名中小學校學生及學生家長，每年積極開展“大手拉小手活動”，通過學校分發《給學生家長的一封信》紙質宣傳材料，介紹螺陽鎮平安創建的具體做法和工作成效，同時通過綜治“三率”書面測評征求學生家長對綜治平安建設的意見建議，有效提升群眾平安建設的參與率和知曉率。第二個重點群體是城南工業園區2萬多位外來務工人員，在城南工業園區管委會的配合下，鎮綜治辦集中園區內企業廠長、經理和外來工代表召開平安建設座談會，通報螺陽鎮平安建設工作情況，傾聽企業及外來務工人員對平安建設的意見建議，并針對性制定了方便外來工辦理社會治安綜合保險理賠辦法和加強園區范圍內的夜間巡邏等整改意見。第三個重點群體為侵財類案件中財產受到損失的群眾，與螺陽派出所緊密結合，每周統計匯總螺陽鎮侵財類案件被盜等群眾信息逐一與群眾電話聯系，告知社會治安綜合保險理賠方式，協助理賠，最大程度挽回群眾損。在全面入戶的基礎上，針對學生家長測評回執中的“不滿意”對象、有意見建議的外來工人員和發生侵財類受害群體進行重點入戶宣傳，協助辦理保險理賠，宣傳解釋政策，介紹鎮村平安建設的具體做法，協調解決群眾不滿意的問題。
三、督促檢查，取得實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