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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務負責人委派制 問題 思考
一、財務負責人委派制的產生
隨著規模經濟的不斷發展，國有企業經營規模不斷擴大，很多國有企業都成立了子公司，以實現價值最大化。經營規模擴大后，因為管理的滯后，有的國有企業集團公司下屬子公司出現經營者、、效力低下等問題。之所以出現以上問題，和當前子公司的財務監控制度不健全有很大關系，影響了企業的運作效率。為了解決以上提到的問題，在不斷的探索中，有很多企業就開始采用子公司財務負責人委派制。
子公司財務負責人委派制是集團公司以產權所有者身份向子公司委派財務負責人，目的是為了保障和維護集團公司的利益，加強對子公司經營管理活動中的財務收支等的監督與控制。筆者所在的西安地鐵公司，集團公司對子公司的財務管理就運用了財務負責人委派制。具體表現為由集團公司任命財務負責人，并進行管理和調度，但財務負責人屬于子公司高層管理人員，接受雙重管理與考核獎懲。并將子公司財務負責人的崗位職責定位為：主管公司日常財務活動，參與公司重大經營決策，同時具有監督權，監督子公司經營者遵守財經法規，合理支配公司資金情況等。
二、財務負責人委派制在具體實踐中存在的問題
財務負責人委派制解決了集團公司對子公司財務管理和監督的問題，加強了集團公司和子公司的聯系，對企業集團化、規模化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在具體實踐中也存在一定的問題。
（一）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綜合能力需要加強
在具體實踐中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是優中選優，但由于每個人所受教育、工作經歷、成長環境的不同，導致財務負責人的業務水平參差不齊，能出色完成工作任務的不多。一方面是財務負責人的職業道德有待提高。由于受人情等因素的影響，一些財務負責人無法完成對企業違規、違紀等問題的監督職責；二是財務負責人的職位決定了必須具有很強的協調能力，既要監督管理又要參與經營，多重角色需要很強的綜合素質。三是一些財務負責人自身素質不高，在財務管理中自身存在違法、違規行為。
（二）財務負責人的職能發揮受到限制
集團公司下屬子公司負責人和財務負責人都是由集團公司直接任命，都代表集團公司在履行職責，存在一定的上下級關系。要下級去監管上級是很難的。同時，由于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本身具有監督的職能，監督者和被監督者往往處于對立面，財務負責人在被委派單位中的地位特殊，容易被架空，發生利益沖突時，被委派人員處于被動地位，就難以發揮監督職能。
（三）存在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定位不清的問題
被委派人員即要參與具體的經營管理又要進行監督，就是我們常說的“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自身就是一個矛盾體。作為經營者，就要以企業的利益為先，作為監督者就必須按照相關規定行事，以集團公司的利益為先。尤其是當個人利益與派入子公司的某些利益相掛鉤時，被委派人員往往心態發生變化，無法照章辦事，難以發揮其監督者的作用。
（四）相關制度的不健全，難以控制被委派財務負責人、子公司經營者的舞弊風險
上文已經提到，由于企業集團化發展規模不斷擴大，集團公司對子公司的經營情況往往不太掌握，為了掌握更多信息，集團公司就向子公司委派財務負責人，希望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能及時將子公司的經營信息反饋給集團公司，加強對經營者的監控，解決了集團公司對子公司經營信息不了解的問題，以確保集團公司的利益。這樣就出現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子公司的經營者也是集團公司委派的，為了防止經營者的舞弊風險，集團公司委派財務負責人進行監督，而財務負責人同樣是集團公司委派的，由于缺乏制度管理，同樣也存在舞弊的風險，而且還存在經營者與財務負責人共同舞弊的風險。
（五）不合理的派出制、輪換制，對被派出的財務負責人的自身及家庭造成不良影響
一方面是財務負責人委派制有時是交叉進行，平時工作長期在平行子公司之間變換，需要不斷地適應新環境，由于職位特殊往往難以獲得升遷，對個人前途產生迷茫感；另一方面是長時間與家人兩地分居對被委派人員的家庭生活影響很大，由于很難照顧到家庭，久而久之容易出現家庭問題。這些問題如果無法解決，將會拖累財務負責人委派制的實際效果。
三、從工作實踐出發對建立完善財務負責人委派制的思考。
現在子公司財務負責人委派制被廣泛運用，運用這一管理模式能解決集團公司對子公司管理中的一些問題，但任何制度的建立都需要在實行的過程中不斷摸索，不斷總結，不斷完善。針對子公司財務負責制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點進行改進：
一是培養選拔學習型、復合型的財務負責人，為委派制打好基礎。要有“以人為本”的理念，任何事情的成敗歸根結底是具體的實施者決定的。在具體工作中，被委派人協調、溝通能力不強，造成集團公司和子公司溝通不暢、工作停滯等現象時有發生。那么在選派財務負責人這一關鍵環節上，除了考核人員的專業能力外，綜合協調能力也應該是一個重要考量。同時還要定期進行法律、法規的培訓，讓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堅守道德、制度、法律的底線。
二是在確定子公司章程時就與子公司的人員充分溝通，對財務負責人委派制進行詳細說明，明晰財務負責人與總經理的工作權限。規定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必須具有知情權、聯簽權、建議權等基本權利。知情權就是在子公司的經營過程中，財務負責人要了解經營信息、決策背景，并有權將這些信息及時上報集團公司；聯簽權就是財務負責人與總經理一起對重大財務事項進行聯簽，達到互相制衡、互相監督的目的；建議權就是財務負責人可以從財務管理的角度對企業經營提供建議，對財務人員的任用、調動、獎懲提供建議。甚至對子公司經營者違反財經法規的行為，可以向集團公司進行反映。
三是企業內部對財務負責人角色的定位要清晰，這樣有利于開展正確處理和企業經營者及其他人員的關系。對于集團公司來說，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一方面要認真貫徹財經法律法規，保障集團公司的利益，對受派企業進行監督，又要保持其獨立性；另一方面還應該以經營者的角色出現，無條件為企業正常的經營活動提供便利，不能帶有“監督者” 的對立立場而阻礙企業的正常發展，要為企業的經營獻計獻策，貢獻自己的力量。要完成以上使命，作為被委派的人員，工作中難免要受“夾板氣”，兩邊都不討好。面對這種不利處境，要有良好心理平衡能力，要從矛盾中解脫，做集團公司和子公司之間的劑。但是在原則問題上，要堅守底線。要把握好監督者與經營者之間的度，將兩者結合起來。
四是建立相關制度，用制度確保委派制達到實效。為了規避舞弊風險，要用制度對人員進行管理，企業的任何一個人都不能游離于制度之外。同時，用制度保障財務負責人與集團公司的順暢溝通，如建立財務負責人定期或不定期報告制度，讓委派人能把子公司經營管理情況以制度名義及時傳遞給集團公司。同時，也要用制度明確財務負責人應享有的職權。財務負責人作為集團公司的人被派到子公司，我們應該建立相關制度賦予財務負責人很大的職權就是為了讓其完成信息傳遞和監督的職能。同時為了防止財務負責人的舞弊風險，還要建立專門的制度加強對財務負責人的監督管理，充分發揮內審、外審的作用，及時對財務負責人的工作進行考核評估。最終達到用制度完成對經營者、被委派的財務負責人之間的管理制衡。每個人的個性、修養都不相同，只有建立強有力的制度才能對經營者和監督者的行為進行約束，讓每個人處在制度之中，才能真正做到事前有監督、事中有控制、事后有考核。
五是在向子公司委派財務負責人時應綜合考量被委派人員的個人情況、家庭情況。將派出財務財務負責人個人職業發展規劃、薪酬定位、外派時間長短、外派人員配偶子女情況等等做一個綜合的評估。尤其是已婚人員，被外派后可能處于兩地分居的人員，在換崗、輪崗時要人性化，要盡量解決被委派人員的后顧之憂，集團領導要關心外派人員家庭的困難，使每一個被委派的人員都能去掉牽絆，全身心的投入到工作中去，將財務負責人委派的實際效果最大化。
總之，任何制度的完善都是漸進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改進。財務負責人委派制作為一種能產生多方面積極意義的財務管理模式，需要在不斷探索中逐步的去完善。集團公司作為委派制度的制定者與推行者，需要為被委派人員創造良好的內部和外部環境，促使財務負責人委派制有效實施。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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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刑永芳.關于企業集團內財務總監委派制的若干問題探討[J].四川會計，2003年3月
為深入開展“安全生產年”活動，全面貫徹落實市政府《關于認真做好20*年安全生產工作的意見》，確保全市安全生產形勢穩定，市政府決定對全市235家重點企業實施安全生產四級聯包責任制。對聯包企業存在的主要隱患實施有效治理，對重大危險源實施有效監控，確保將隱患消滅在萌芽狀態，確保完成省政府下達的安全生產控制目標，確保最大限度地減少或避免人民群眾生命財產損失。現將有關事宜通知如下：
一、要落實責任，加強對安全生產工作的組織領導
各級、各部門要認真貫徹全國、全省安全生產電視電話會議精神，按照全市安全生產工作會議的要求，主要領導要親自抓，切實加強對安全生產工作的領導，確保一方平安。各級、各部門要按照“屬地管理”和“分級負責”的原則，進一步完善領導安全生產責任制，確保職責明晰、任務到人、工作到位。負有安全生產監管職責的各行業主管部門要認真履行職責，加強對本行業（領域）的安全監管，加強對所屬重點企業的包案領導，定期深入企業進行督導；各級安全生產監督管理部門要充分發揮綜合監管的職能作用，加大對相關部門貫徹落實安全生產工作的督導力度，加強對重點企業的綜合監管，建立隱患檢查督導檔案并跟蹤問效。承擔企業安全分包責任的各級領導和人員，要增強危機感和責任感，盡快對分包企業逐一檢查督導，要認真排查企業存在的安全隱患，制定整改方案，落實整改責任和時限。要建立詳細的工作檔案，準確記錄工作過程，防止責任缺失，杜絕失職、瀆職行為。
企業要落實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要強化企業法定代表人負責制，繼續推進“法人代表安全生產承諾制度”的落實。強化管理，細化責任，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安全責任體系，把安全責任分解落實到每個環節、每個崗位、每個職工。建立各種（類）臺帳，完善各類制度，加大安全投入，確保安全生產“三同時”的落實，加強隱患排查和治理，認真貫徹《安全生產法》和《安全生產條例》，全面提升企業本質安全。
市安委辦將根據以上工作要求進行督導檢查。
二、要狠抓重點企業監管，推動“安全生產年”活動取得明顯成效
要抓好重點行業的安全監管監察工作，督促企業自覺地承擔起安全生產的主體責任，扎實推進“安全生產年”活動的開展。一是加強對煤礦企業的安全監管。加大煤礦瓦斯集中整治力度，加強水害防治，嚴厲打擊超能力、超強度、超定員生產行為，凡達不到安全生產要求的要堅決關閉。二是加強對危險化學品的安全管理。加強對生產、經營、儲存、運輸、使用和廢棄物處置等各環節的監督檢查。三是加強非煤礦山特別是尾礦庫的整治。對現存的各類尾礦庫要逐個檢查，存在安全隱患的，逐個制定整改方案，限期進行治理，消除安全隱患。四是加強交通安全管理。深入開展交通安全檢查，重點檢查專業運輸單位和危險化學品運輸單位。五是加強建筑施工現場管理。有計劃的組織高溫和汛期建筑施工安全專項檢查。六是加強人員密集場所安全管理。堅決防止火災和擁擠踩踏等群死群傷事故的發生，進一步加大火災隱患排查整治力度。
三、要深入開展隱患排查治理，確保“五落實”工作到位
按照屬地管理原則，各縣、區要將轄區內的生產經營單位摸排準確，各執法部門根據監管職責排查隱患，對排查出的隱患必須做到隱患治理責任、治理資金、保證措施、時限要求和應急預案“五落實”。要盯住重大隱患整改不放，加強調度，跟蹤督辦，一抓到底，直至根治。對安全生產的重點地區、重點企業、重點部位、重點問題和重大危險源要有專人負責，嚴防死守。按照“定措施、定時限、定責任人”的要求，加強監管。對于存在隱患而一時無法消除的企事業單位、生產工序、生產裝置和設備設施，要立即停產整頓，未得到有效整治不能開工生產。
關鍵詞：企業；社會責任；金融危機；政府職能
近年來，企業社會責任問題越來越受到國際國內的廣泛關注，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2000年，聯合國啟動了“全球契約”計劃，2004年國際標準化組織制定了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全球約120個國家及國際組織參與其中。我國也越來越重視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工作。《公司法》第五條明確要求企業要主動承擔社會責任［1］。尤其在2008年世界范圍內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社會各界更加關注企業社會責任問題。導致企業缺乏社會責任意識的因素較多，其中政府是一個主要因素，本文從政府的角度，探討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
一、企業社會責任缺失的政府原因分析
企業社會責任的缺失，有很多原因，其中政府是因素之一。國內企業社會責任環境建設、評價、監督評估還不夠完善，一些企業趁虛而入，導致企業社會責任缺失。另外，我國還缺乏比較權威的第三方認證和監督機構對企業社會責任進行評估，因此政府在企業社會責任的建設上還存在缺位現象，需要加強，主要原因如下。
（一）企業社會責任監督機制不健全
企業的社會責任感通常被理解為：企業在創造利潤、對股東利益負責的同時，還要承擔起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環境的責任［2］。但是在現實中，企業最大的目標就是追求利潤。這就與企業社會責任產生一定沖突，因此需要政府對企業進行監督，然而政府在促進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中應有的積極作用并沒有真正發揮出來。
一方面，政府官員不夠重視，特別是偏遠地區及基層的官員對企業社會責任了解不夠深入，對其意義和作用的認識更加不深入。有些地方政府還停留在傳統思維上，認為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會加大企業成本，有損于企業利益，進而影響稅收；有些則認為不需要嚴加監督管制，企業會做好自律。有的地方政府片面理解“服務型政府”，過分強調了服務，忽視了引導和監管。這些都會導致政府對企業的社會責任監管不夠。另一方面，政績考核制度存在一定局限。以GDP為主要指標的對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制度仍然得不到本質改善，因此許多地方政府只注重企業的利潤和稅收，注重經濟發展和地方政績，往往對企業的勞動者權益、產品質量標準等方面的問題監督力度不夠、執法力度不嚴。較少考慮環境保護，忽視了企業發展、地方經濟長期發展和環境保護之間的利害關系，總體上弱化了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政府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督導缺乏強有力的監管措施。監督體系的不完善加上理論研究和政策制定的滯后，導致了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上缺乏引導，責任意識不強。
（二）企業社會責任相關認證標準存在空白
企業應該承擔社會責任的觀點已逐漸被認可，但還沒有建立統籌管理各種相關認證的機制，這就使得企業的社會責任范圍不是十分明確。由于責任不明確，造成大多數企業只是簡單地將社會責任放在口號上，并沒有實際的行動。社會責任國際（SAI）在1997年制定了可以由第三方認證的“社會責任國際標準”即SA8000［3］。但是，目前我國還沒有具有系統性、實用性、權威性、影響力的標準來引導與規范企業的社會責任行為，有效推進企業的社會責任管理。
（三）企業社會責任激勵機制欠缺
企業承擔社會責任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和肯定。政府和社會如果沒有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給予必要的激勵，就會在一定程度消減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動力。雖然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自身的一種自覺行為，不應刻意要求回報，但政府可以在激勵企業的同時樹立標桿，積極影響其他企業。另外，企業發生經營困難時，政府要積極幫助和激勵企業走出困境。政府只有很好地服務于企業，正確地引導企業朝著健康穩定的方向發展，企業才會更多地承擔社會責任，反過來為政府排憂解難［4］。但目前，我國還缺乏完善的企業社會責任激勵機制，沒有形成良好的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氛圍。
二、企業社會責任建設中的政府職能分析
政府與企業是現代社會的兩大活躍因素，對經濟績效和居民生活都產生了重大影響。企業社會責任承擔問題的演變不是跳躍性的，而是在企業與企業、企業與政府以及客戶等的交互博弈過程中逐漸演變的［5］，政府和企業以多種方式相互作用。在政企關系問題上，政府如何管制企業直接關系到政企關系的合理性和有效性。因此，政府對企業的作用，既有宏觀調控，也有直接管制。
企業社會責任體系構建內容即經濟責任、法律責任、相關利益者責任、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筆者認為政府可以圍繞這些內容體系進行企業社會責任構建。
（一）引導和督促企業履行好經濟責任
經濟職能是政府職能的中心，是政府履行好其他職能的基礎。企業社會責任體系中的經濟責任也是實現其他更高層次責任的基礎。政府履行好經濟職能，企業才能夠更好地履行好經濟責任。
（二）引導和督促企業完善法律責任
法制是政府職能的重要內容，是保證政府其他職能順利實施的重要手段和保證。企業社會責任體系中的法律責任是企業在履行經濟責任過程中必須同時遵守的更嚴格的承諾。離開了政府的法制建設，企業的法律責任根本無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根本無法約束。
（三）履行好社會管理職能
管理社會的職能已經成為政府職能的核心內容。道德和慈善活動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內容，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最明顯的表現就是道德和慈善。政府履行好社會管理職能，與企業履行道德責任、參與慈善活動有著密切的關系。政府社會管理職能履行得好壞，直接影響著企業的道德責任和慈善責任的建設和履行情況。
（四）履行好監督與評價職能
由于政府在國家生活中的特殊性，就決定了政府的監督和評價的影響力和權威性，這對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構建有著巨大影響。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構建，政府的職能起著主導和決定作用。
三、政府加強企業社會責任建設的途徑分析
（一）推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制度建設
1.推進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法律法規建設
政府應制定和完善企業社會責任的相關法律，將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要求轉化為法律法規。將社會責任轉變為法律義務，必定對企業的行為產生影響，以達到規范企業社會行為的目的。同時，要合理界定企業社會責任的度，其前提條件是將企業看成是一個具有強烈利潤動機的經濟組織，企業履行相應的社會責任目的是在國家相應公共政策的引導下，糾正企業活動引起的不良的社會影響，并且這一過程要符合成本―收益標準［6］。
除了立法，政府還應做好嚴格執法，使企業在法律面前，在國家機關的監督控制之下自覺履行社會責任。政府應該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對不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加大打擊力度。特別是對于侵害員工權益、偷稅漏稅、污染環境和浪費資源等現象，要重點打擊。此外，政府要加強自身的依法行政，將政府管理納入法制化軌道，完善相關監督法制，規范政府行為，盡量減少行政命令，更要杜絕政府以企業社會責任為借口，強行要求企業捐贈、贊助等行為，增加企業的額外負擔。執法部門應該對政府行為進行有力的監督和管理，發現有違法現象，及時予以制止，這樣既有利于提高政府管理效率，也有利于企業的發展和更好地促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
2.完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和監督機制
建立完善的企業社會責任評價和監督機制，是構建企業社會責任體系的重要內容和價值尺度。從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方面建立對企業的“三維評價體系”［7］。在企業社會責任會計制度中，將自然資源、人力資源、生態環境和社會收益四個核算內容作為會計要素，規范、完善相關會計賬簿，實行不再以經濟績效作為唯一核心內容的新的會計制度。這就為政府實施監督提供了參考。
第一，完善評價企業的社會責任報告制度。政府定期向社會公開企業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這樣不僅能促使企業更加重視社會責任，也有利于全社會對企業社會責任狀況進行監督。
第二，完善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社會審計制度。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進行定期或不定期的監督檢查，更好地促使企業承擔其社會責任。
第三，建立社會責任訴訟制度。企業社會責任涉及公共利益，可參照公益訴訟，實行社會責任訴訟。政府監督中獲取企業不承擔法定社會責任的信息經核實后，既可由政府直接執法，也可以社會責任訴訟提交司法機關審理。
第四，建立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機制。政府要建立公眾對企業社會責任的監督機制，依靠媒體的輿論導向和宣傳媒介作用，促使企業在全社會的關注下規范其行為，更好地履行其社會責任。
（二）完善社會管理職能，提升企業道德責任
1.充分發揮道德輿論的作用，使企業在道德輿論的氛圍里自覺地履行社會責任
道德發揮作用的主要方式是社會輿論，它可以使道德主體在輿論壓力下將道德規范內化為自己的行為理念，自覺調節自己的行為以符合社會的價值觀要求。在輿論的作用下，當企業發現遵守社會道德不帶來危害或間接帶來更大利益時，企業經營者就會主動履行社會責任，因為這符合企業的經營目標。在職工層面，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利于增強職工的歸屬感和凝聚力，也有利于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消費者層面，企業積極履行社會責任有助于增強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消費信心，有助于增強消費者對企業的忠誠度和信任感［8］。推動消費者運動和環保運動，共同抵制企業不履行社會責任的行為。企業生存和發展離不開消費者的認可，擁有消費者就擁有市場。如果消費者聯合起來，以實際行動共同抵制企業的不良行為，是可以約束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
2.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全面科學宣傳
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作為市場主體，其市場行為不再接受政府的直接指導，包括其信息接收和傳播行為都越來越多地取決于自身發展的需要，而不再是應政府的要求。也就是說，不僅僅企業的產品是“市場導向”型的，企業的信息和行為導向都取決于市場的偏好。因此，整個社會，尤其是廣大消費者及企業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程度，會直接影響到企業對其自身社會形象的關注程度。因此，政府應該因勢利導，重視媒體的輿論引導效應，通過媒體加強對企業社會責任全面的科學宣傳，使得全社會都關注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狀況，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形成一種“市場倒逼”的機制。
拓展渠道，提高對企業社會責任政策信息的把握能力。主動掌握新興媒體的傳播規律和特點，利用其特長和優勢為政策的制定、宣傳和實施服務。具體而言，一方面，要通過主流媒體對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宣傳進行輿論造勢，引導其他非主流媒體的宣傳導向。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新興媒體公眾參與度高、宣傳范圍廣、影響力大的優勢，在有關企業社會責任的政策信息的采集、政策制定前的民意調查、政策制定后的宣傳推廣、政策實施中的效果測評等環節加大宣傳引導力度，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學性和實施的有效性，推動我國的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健康發展。
政府還可以大力推動和倡導慈善活動，積極履行慈善責任。慈善是企業履行其社會責任的一種重要的途徑和方式，政府應積極推動和倡導企業參與慈善活動，并為企業履行慈善責任創造條件和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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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2月12日，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辦了國內首個行業社會責任年會――“2006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社會責任年會”，了中國制造業第一份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年會以“構建負責任的供應鏈”為主題，邀請供應鏈利益相關各方代表開展對話與交流，發改委副主任歐新黔，中國紡織工業協會會長杜鈺洲等領導出會，來自國內外政府、工會、品牌商、零售商生產企業、國際組織以及媒體代表共300人出席了會議。會上，中國紡織工業協會向首批九家csc9000T(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執行企業和十家試點集群授牌。
10年前，恐怕在國內沒有誰聽說過企業社會責任這個概念，更沒有人把“企業社會責任”列為衡量一個企業發展的標準。然而，由于世界經濟一體化的迅速實現，這個在很多國人頭腦中仍然有些模糊的概念已經越來越多地在我們的眼前出現。
企業社會責任
意味著什么?
20多年前，企業社會責任運動在歐美的發達國家開始興起。對很多給世界提品的中國企業來說，有著切身的體會=前來采購的跨國公司通過“查廠”的方式，對供應商進行企業社會責任審核，檢查供應商是否遵守勞動保障、安全生產法規等，并據此決定是否下單。在這里，企業社會責任就意味著訂單和銷售額。
20世紀80年代起跨國公司因日益受到“賺取工人血汗錢”的指責，“企業社會責任”開始在各發達國家被提起，到90年代中期逐步形成了一股潮流，跨國公司紛紛開始要求其供應商接受有關勞工標準和企業社會責任的審查，這股聲勢浩大的浪潮席卷了世界各國，包括中國在內，無不感受到它的存在和巨大影響。
據了解，2000年后，大多數歐美跨國企業都對其全球供應商實施企業社會責任的評估和審核，只有通過評估和審核，才能建立合作伙伴關系。企業社會責任開始越來越多地出現在跨國公司訂單的附加條件中了。在這些跨國企業中，我們看到耐克、阿迪達斯、沃爾瑪、歐洲高爾夫服裝公司等著名品牌，印尼泰國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乃至中國，都先后成為它們審查的重點。不少跨國公司零售集團已經開始在廣東深圳，東莞、福建莆田等地設立勞工監督部門，對于包括紡織企業在內的大量以加工出口為主的國內中小企業而言，這是道剛性的門檻，通過了企業社會責任的審查才能獲得進場的門票。
有人這樣評論：發達國家的企業在發展了上百年之后才開始注重社會責任，與之相比較，中國在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覺醒是個超前的行為。雖然是屬于被動的發展，但畢竟已經走出了破冰的步。
企業社會責任的覆蓋面很寬廣除了以人為本外，對環境的保護也是它的主要內容，諾維信便是例。在全球權威的道?瓊斯可持續發展指數評價中，諾維信公司是歐洲全球的生物技術和醫藥板塊類公司的第一名，自從諾維信中國公司成立以后，兼顧經濟效益的同時，把必須有利于中國的環境保護作為準則。諾維信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提供環保產品，保證對新產品及其應用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負責，遵守相關國際公約，關注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生物多樣性等領域。
企業社會責任與中國紡織業
目前，中國紡織行業在企業社會責任的認識上有7很大進步，但由于中國紡織業在全球產業分工中還處于供應鏈低端地位的現實，在不同程度上限制了企業在社會責任方面的作為。但可喜的是，這一狀況正在向良好的方向發展。
有專家認為，企業社會責任建設在中國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上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為第一階段，企業社會責任主要在國際供應鏈層面普及。中國一些加入國際供應鏈的企業開始接受跨國公司實施的社會責任方面的工廠審核。本世紀初到2003年為第二階段，企業社會責任開始在社會層面普及、探討，得到廣泛關注。2004年至今為第三階段，社會責任建設開始走向自發，并從孤立的企業行為，逐漸發展成為普遍的社會行動。
2005年5月中國紡織工業協會頒布了中國第一個企業社會責任指導準則《中國紡織企業社會責任管理體系CSC9000T》，并于2006年3月開始在全國10家企業和1個產業集群試行。
據《2006中國紡織服裝行業社會責任年度報告》披露，10家試點企業在CSC9000T的10個要素的績效方面的表現喜憂參半，在童工，強迫勞動歧視以及騷擾和虐待方面問題很小，但在勞動合同、工作時間、薪酬福利以及職業健康與安全方面則普遍存在不符合體系要求或不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如勞動合同簽訂不規范，超時加班現象普遍，薪酬福利水平不高，職業健康與安全不到位等，報告建議在所有具備條件的企業建立工會組織，積極推行集體協商制度，強化企業工會的地位和作用，切實維護職工權益，積極協調勞資關系。
黨的十六大提出組建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出臺《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資委2號令）。作為國資監管與國企發展抓手的中央企業業績考核制度，十年四易其稿，分別于2006年以17號令修改，2009年以22號令修改，2012年以30號令修改，表明國資監管部門對業績考核工作的重視。筆者以業績考核辦法變遷為研究藍本，分析其發展變化，力求得出一些經驗性規律并展望未來。為進一步理清國有企業業績考核制度變遷的輪廓及規律，筆者將中央企業業績考核辦法歷次修訂情況整理如表1所示。
二、國企負責人業績考核制度十年變遷分析
（一）考核原則及指標導向轉移至企業價值最大化和做強做優國有企業 由表1看出考核原則由資本收益最大化過渡到股東價值最大化再到企業價值最大化，螺旋上升、不斷演進，與企業理財目標的發展一脈相承。正是考核導向的不斷演進，考核辦法由關注企業利潤到實施價值管理，實施并不斷完善經濟增加值指標考核。根據考核導向的變遷，中央企業十年業績考核歷程大致可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2004～2009年）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但沒有充分考慮資本的時間價值、風險價值和資本成本因素。第二階段（2010年至今）考核導向轉至企業價值管理，引入經濟增加值考核并不斷完善，鼓勵企業進行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將企業資產從低端及無效領域退出，轉向高附加值領域。
任期考核指標由追求企業數量規模做大做強向發展質量做強做優轉變。2003年國務院國資委剛成立時，提出做大做強中央企業，不僅要實現國內領先，還要支持更多企業進軍世界500強。所以前三個考核任期（2004～2012年）除國有資本保值增值率外重點考核三年主營業務收入增長率指標，促使央企通過兼并重組、資源整合、戰略調整等不斷做大企業規模，中央企業戶數也由國資委成立時196戶減少至目前的117戶。2012年，54家國有企業進入全球財富500強，最高的排第五名。而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我國最大的500家國有企業全年銷售收入總和還不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一家。但隨著央企規模持續擴大和金融危機影響，加強經營管理、提升效益成為當務之急，國務院國資委提出“做強做優中央企業、培育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任期考核的重點由收入增長率指標轉到總資產周轉率指標，以追求有效益、有效率的經濟增長，而不是盲目追求企業規模擴張。
（二）考核指標核定原則及計分規則更加精細化、多樣化 年度考核指標目標值的核定原則由不低于前三年考核指標實際完成值的平均值，調整為不低于基準值（基準值根據上年實際完成值和前三年實際完成值平均值的較低值確定）核定，若考核指標目標值高于基準值，則高的幅度越大同等情況加分越容易；若考核指標目標值低于基準值的，低的幅度越大同等情況加分越難。任期考核指標核定原則及計分規則與年度考核指標相同。考核指標目標值的多樣性設置，有效避免了采用目標管理時，由于考核雙方信息不對稱造成的重復博弈。被考核企業可以充分研究考核指標計分規則，然后根據企業戰略規劃、年度計劃和財務預算主動勇挑重擔，自我加壓抬高申報目標值，避免采用目標管理核定考核指標時計分規則缺乏彈性，企業與國資委不斷討價還價，造成考核指標目標值核定困難，核定周期過長及核定缺乏透明度等問題。
（三）過渡到全員業績考核和試點授權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實施業績考核 為配合22號令的實施，2009年國資委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全員業績考核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自2010年起實施全員業績考核，把考核責任層層傳遞、激勵約束逐級鏈接，實現考核的全方位覆蓋。2010年印發《中央企業全員業績考核情況核查計分辦法》，對全員考核機構、制度、結果應用、監督檢查、范圍、計分規則等提出要求，督促企業扎實做好全員業績考核工作。2012年印發《關于進一步加強中央企業負責人副職業績考核工作的指導意見》，針對全員業績考核的薄弱環節即企業副職考核作出規定，要求對企業副職分管范圍的整體績效、個人工作目標的考核完成情況和定性評價情況進行綜合評定，規定企業副職的績效薪酬分配系數控制在0.6～0.9范圍內。
隨著央企董事會試點工作的不斷推進，公司法人治理結構逐步完善，業績考核制度不斷健全，部分企業外部董事人數已超過董事會全體成員半數，且薪酬與考核委員會成員全部由外部董事擔任。對于這類企業，要求自第三任期起可授權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經營業績實施考核，但事前需溝通、事后要備案，確保企業負責人薪酬水平的調節和平衡。業績考核主體由國資委過渡到董事會，是考核制度的一大進步，也展現了董事會建設的新成就。
（四）實施任期特別貢獻獎，審慎試點企業中長期激勵 2號令提出設立特別貢獻獎，但未破題。直至第二個任期，明確提出“對業績優秀及在自主創新、管理增效、節能減排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的，給予任期特別獎”，并制定了較詳細的獲獎條件和評定辦法。2010年對第二任期（2007—2009年）表現優異的企業給予任期特別獎，授予35家企業“業績優秀企業”稱號，授予23家企業“科技創新特別獎”，授予12家企業“效益進步特別獎”，授予15家企業“管理進步特別獎”，授予6家企業“節能減排特別獎”。30號令將任期特別獎擴大至6項。中長期激勵由于涉及股權問題較敏感，直至2006年才出臺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境內、境外）股權激勵試行辦法，要求堅持股東利益、公司利益和管理層利益一致的原則，審慎起步、循序漸進實施股權激勵。但對非上市企業除中關村高科技企業外，股權激勵未有政策突破。
雖然中央企業業績考核辦法不斷完善，但仍有一些亟待改進的地方。如在業績考核導向方面，亟待調整至利益相關者價值管理上，并試點考核企業社會效益和生態責任等指標；分類考核需進一步完善，個性化考核進展不快，不能有效結合行為科學實施自我激勵；在打造核心競爭力的過程中，注重與歷史縱向比，缺乏對標考核管理，特別是缺乏與國內外優秀企業的對標考核管理；需進一步解決好市場競爭類國企、公益類國企與完全市場化企業的薪酬及公務員工資的關系，解決好激勵不足與激勵過度等問題。
三、國企負責人業績 考核制度展望
（一）推動業績考核從企業價值最大化向內部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轉變 有觀點認為，央企業績考核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04～2006年）以目標管理為重點，以提高經濟效益和資產經營效率為導向；第二階段（2007～2009年）以戰略管理為重點，以建立全面預算管理和實施戰略規劃為導向；第三階段（2010年以后）以價值管理為重點，以資本價值最大化為導向。筆者認為該劃分方法沒有結合理財目標區分業績考核發展階段。按照企業理財的觀點，公司經營目標依次經歷了利潤最大化、股東財富最大化、企業價值最大化和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四個階段。目標管理和戰略管理均是業績考核和實現企業理財目標的手段，而非目的。鑒于此筆者將央企十年業績考核歷程劃分為兩個階段，2004～2009年均圍繞企業利潤最大化展開考核；從2010年引入經濟增加值考核并占較大權重后，考核導向變成企業價值最大化，促使企業實施價值管理，提升價值創造能力。隨著更多國企實施整體上市和通過控股公司層面引入戰略投資者等方法實施股權多元化，企業利益相關者治理網絡的健全，企業社會責任意識和公民環保意識的覺醒，國有企業業績考核的導向將過渡至未來的第三階段——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通過業績考核不但要維護股東的利益，還要維護員工、供應商、債權人、顧客等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以考核指標要增加涉及利益相關者價值管理導向的指標。但同時也要注意避免泛利益相關者的傾向，應分別不同企業目標定位及資本治理類型確定其合適的利益相關者范疇，使內部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成為現實可行的業績考核導向。
（二）加快深化授權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經營業績考核，盡快出臺授權董事會考核的規范性文件 目前，國務院國資委正著力加強企業董事會建設，規范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秦永法 （2012）認為，從2004年國務院國資委出臺第一個中央企業董事會建設指導性文件以來，國務院國資委在中央企業開展規范董事會建設工作的探索已有8年的時間。截至2012年，已有50戶、近半數中央企業開展了這項工作，一些中央企業和北京、上海、山東等地國資委，也按照中央企業董事會試點的制度安排，在其所出資企業開展了建設董事會、完善公司治理的試點探索。正是由于央企董事會建設的持續推進，22號令規定從第三任期開始試點授權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經營業績進行考核，筆者認為隨著國有企業戰略性調整重組不斷深化，更多央企資產將實施整體上市或引入戰略投資者，而地方國有企業將根據地區比較優勢和特色進行更深層次的股權多元化改革，國有控股公司層面將實現股權多元化、利益訴求多樣化。目前由國資委主導的以加強業績考核和薪酬管理為核心，配合重大投資項目審核備案、完善國有資產基礎管理等為措施的國有資產基礎監管法規體系已形成，并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國資委包辦經理層考核有越俎代庖之嫌，亟需采用市場化企業的考核規則來替代目前的考核方式。即按照企業推進董事會試點的路徑，從體制創新、完善公司治理入手，在企業內部建立有效制衡的運行機制，推進出資人職能和企業管理職能分離；隨后，國資委將現行的考核、薪酬等職權逐步移交董事會，并由董事會對企業進行個性化的管控，實現國資委對國有企業管理方式的轉變。下一步，在加快培育董事會制度建設的基礎上，盡快深化授權董事會對企業高級管理人員的經營業績考核，總結提煉授權董事會考核的經驗做法，并加以推廣，出臺規范的國有企業董事會對高級管理人員考核的指導意見，將代董事會行使的對高管層業績考核與薪酬管理職權交還企業。在此基礎上，制定對董事會的考核規定，特別是對專職內部董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職工董事等分類考核和管理的有關規定，使董事會能夠有效地按照股東意圖履職，促使董事會治理和經理層管理兩個層面發揮更大的協同作用。
（三）推動企業按照目標定位及資本治理類型實施分類考核和對標考核，促使考核方式更加靈活多樣 業績考核是個世界性難題，難在用一種方法考核所有企業，兼顧了普遍性就忽視了特殊性，照顧了特殊性就失去了通用性。對所有企業采用一個辦法考核看似公平其實缺乏科學，要承認企業性質不同、規模不等、生命周期存在差異，應該“一企一策”區別對待。現行考核辦法采取環比方式確定目標值，雖然降低了考核工作難度，但導致基礎低的容易得高分、拿高薪。對于高速成長的企業有利，但對于成熟型企業缺乏公平，難以反映企業負責人的主觀努力程度，也影響了考核結果和年薪激勵的公正性。用統一的考核方式對待所有企業，不僅結果不公平，而且起點不公平、過程也不客觀。所以應加大對企業分類考核、“一企一策”考核的研究，區分提供公共產品、私人產品和混合產品企業的不同，根據企業屬性和目標定位差異，能分小類則不按大類考核，可進一步具體化為：市場競爭類、準市場競爭類國企和公益類、準公益類國企，每類企業性質和目標不同，考核導向也不同。市場競爭類國企遵循市場法則優勝劣汰，使用私法進行規范管理，既要追求企業經濟效益的增長，也要兼顧社會效益，成為企業公民典范。準市場競爭類國企既從事政府公益性項目也參與市場競爭，具有政府和市場兩種資源，發揮兩種優勢，主要從市場獲取經濟利益，但也承擔很多政府任務，取得經濟效益以彌補政府項目的虧損，如地方政府投資類企業。公益類企業以考核社會效益指標為基本導向，將國有企業作為國家宏觀調控及行業指導的政策性工具，重在發揮其公益性導向，如環衛、軍工、糧食儲備、棉花儲備等國企，該類企業屬公企業（public enterprise），但目前仍受私法范疇的公司法約束，建議設立特殊法人企業制度進行規范。準公益類國企兼具公益性和盈利性雙重屬性，其資產具有網絡性和天然壟斷性，企業目標定位側重公益性，主要為社會提供生產生活基礎條件，如供水、供氣、供熱、供汽柴油、供電、交通等企業，經濟效益指標重在控制成本費用、提高生產經營效率；社會效益指標重在考核安全運行、服務質量、生態環保、對經濟長遠發展的延伸效率等指標。同時，根據企業資本治理類型不同，市場競爭類國企可區分財務治理型、人力資本治理型進行考核，以實現內部利益相關者價值最大化，特別針對人力資本初次談判及再 談判能力強弱設置有關指標，平衡好財務資本及人力資本所有者的剩余索取權要求。公益類國企區分為社會資本治理型、社會資本與財務資本雙邊治理型等企業類型開展研究，并設置不同的考核指標。對于準競爭類、準公益類國企，則由財務資本、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雙邊及多邊治理來決定考核重點及考核指標。同時，由于通過縱向比較來確定考核指標目標值不能客觀反映企業經營業績在全國同行業的狀況及水平，而對標考核與管理可以有效解決自己跟自己比的問題，且對標考核已成為國際上跨國公司廣泛使用的方法，因此，更深、更廣層面引入對標考核管理將成為下一步加強業績考核的重點。對于授權董事會考核企業高級經營管理人員的試點企業，國資委應該在董事會考核前預溝通時，指導企業根據中長期戰略規劃、年度計劃和財務預算并結合財務診斷情況，對企業實施“一企一策”的考核辦法，真正做到考核量體裁衣，使業績考核成為激勵企業家發揮自我潛能的最好手段。
（四）區分市場競爭類和公益類國企，優化企業負責人薪酬結構，建立貼近市場化和參照準公務人員并行的分層次企業負責人薪酬體系 目前市場競爭類國企和公益類國企均采用相同的薪酬體系，在市場競爭類企業內部，對于財務資本治理型企業、人力資本治理型企業負責人薪酬結構相同；在公益類企業內部，對于提供純公共產品的社會資本治理型企業和提供準公共產品的財務資本與社會資本雙邊治理型企業的薪酬結構也大同小異。這導致市場競爭類的財務資本治理型企業負責人薪酬不能得到有效提高，不能有效與市場接軌；人力資本治理型企業不能將技術骨干和高管人員納入內部利益相關者范疇，薪酬激勵不能有效體現人力資本的價值，人力資本不能有效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在國企內部出現了組織部門管理的高管人員與市場招聘的高管人員薪酬倒掛，中層也出現了企業內部提升人員與外聘人員同崗不同酬的問題，影響了企業積極性的發揮。另外，提供公共產品和準公共產品的公益類企業薪酬較高，特別是壟斷企業薪酬仍一味與市場化企業薪酬攀比，造成了薪酬的虛高，由于現行由組織部門任命的企業負責人相對固化，且企業負責人職務一般只升不降，這種管理體制造成黨政領導干部都愿意去國企擔任高管，而職工工資與企業負責人薪酬掛鉤，更加劇了公益類國企薪酬上漲的沖動，造成新的不公平。筆者認為，企業負責人薪酬體系首先應該區分市場競爭類（包括準市場競爭類）與公益類企業（包括準公益類）展開研究，而每類又要區分利益相關者治理類型的不同進行深入探討。競爭類企業的薪酬導向是依據市場薪酬，而公益類企業負責人由于是行政任命，更多是完成政府交辦的任務，或產品市場未實現充分競爭，市場壟斷性較強，其企業負責人薪酬應參照準公務人員，不能也不應該與市場化企業負責人薪酬看齊。所以應進一步調整競爭類企業的年薪結構，降低基本年薪，根據企業績效不同按照寬幅薪酬結構適當提高績效年薪限額，同等績效的國有企業與民營企業薪酬不能差距過大，否則容易形成國企內部薪酬倒掛，導致高管人員薪酬缺乏市場競爭力，當然前提是競爭類國企高管實現市場化選人用人機制。同時，隨著國有企業股權多元化，特別對人力資本治理型企業，由于人力資本談判能力較強且資產專用性較高，必須解決好職業經理人股權虛位問題，進一步做好以股票期權為核心的中長期激勵工作，使人力資本能夠合理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對公益類企業要適當調整薪酬結構并降低績效年薪數額，但年度薪酬總額應控制在同級別公務人員的5～8倍以內，具體根據企業規模、經營難度和完成任務好壞情況而定。同時按照馬斯洛需求層次理論，除薪酬獎勵外，還應進一步提高國有企業負責人工作的職業責任感、使命感和榮譽感，滿足其較高層次的激勵需求，達到企業負責人自我實現和贏得社會尊重的激勵效果。
參考文獻：
[1]秦永法：《央企董事會試點的進展和需解決的問題》，《董事會》2012年第10期。
[2]《中央企業負責人經營業績考核暫行辦法》，國務院國資委2號令、17號令、22號令、30號令。
因此，政府責任的落實是深化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保證，對職教校企合作起著協調管理、平臺保障、監督評價作用。針對政府在落實責任中存在的權力不明、責任不清、缺乏監督等問題，應從明確權力、厘清責任、完善監督機制著手改進，從而實現以政府為基點促進校企深度合作。
校企合作、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是決定職業教育改革方向和發展的根本舉措，是提高職業教育質量，形成中國職業教育特色的關鍵。盡管我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模式在實踐中取得了重大進展，但仍然存在著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和困難。
其中問題主要體現在三個層面：首先，職業學校層面上，職業學校仍在千方百計尋找與企業的合作途徑與方法，存在著合作層次淺、合作企業少、合作關系不穩定、合作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其次，企業層面上，企業缺乏合作興趣，社會責任意識不強，合作流于表面形式，合作動力不足;最后，政府層面上，對職業校企合作建設缺乏科學認識，主導不足，管理體制不完善，缺乏行之有效的法規制度。深化職教校企合作需要合作各方通力合作，要實現合作主體間跨部門、跨領域合作，必須要發揮好政府的主導作用，履行好政府的職責，加強頂層設計，健全各項法規，改革管理體制，保障校企合作的順利開展。
一、落實政府責任是深化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保證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指出：“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統籌發揮好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加快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深化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發揮好政府保基本、促公平作用，著力營造制度環境、制定發展規劃、改善基本辦學條件、加強規范管理和監督指導等”。“強化省級人民政府統籌和部門協調配合，加強行業部門對本部門、本行業職業教育的指導。”政府責任，從權利與義務的法律邏輯特征出發，可界定為“政府依法履行的法律義務”，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范疇中，實際上是指政府如何處理與企業、學校的關系，發揮其應有的作用[1]。
(一)國外政府履職保障校企合作的表現
從國際上看，落實政府責任是深化職教校企合作的通用做法。德國職業教育的成功得益于政府的權威性、強制性，使合作更加穩定，政府通過立法、設立基金參與合作，從而平衡校企關系。英國政府主要是通過投入參與校企合作，將資金撥給“繼續教育經費理事會”按照行業標準和地區對全國職業學校進行統一分配。德國《職業教育法》具體規定了培訓企業的義務、培訓者的資格及培訓的程序以及聯邦政府各相關主管部門的權利。而各州頒布的《學校法》則明確了學校的行為[2]。美國政府在職教校企合作中主要通過立法來確定職教地位，設立專門的職教預算，設置強有力的監管機構，并形成完整的監督評價體系。美國政府于1962年便制定了《職業教育法》，明確提出職業教育要加強校企合作，后又頒布和修訂了《卡爾.D.珀金斯法案》。日本政府通過立法保障職業教育的經費、確定企業的主體地位、保障學員的就業等來支持保障校企合作的順利開展。
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等因素的差異，各個國家的政府在履職中的做法雖不盡相同，但總體上來看，政府在校企合作中落實責任的主要做法有以下幾種：
1.行政立法，職業教育發達的國家政府重視通過立法的形式來保障職業教育的質量。通常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相關法律包括學校法、職業教育法、經濟法、行業法、稅法等。法律通過明確各合作方的權利和義務，使校企合作能夠有法可依、有序進行。
2.管理協調，政府不僅通過政策、法規對校企合作進行監控，同時還設置專門機構管理校企合作，如英國成立了“行業技能委員會”(Sector Skills Councils，SSCs)，建立起圍繞雇主要求的技能體系來深化校企合作[3]。同時政府還重視協調各方的利益，如澳大利亞成立國家培訓局理事會、各種行業培訓指導與協調組織，加強政府與行業間的協調。
3.撥款資助，西方政府重視對教育等公共資源的投入與扶持，通過財政預算等形式，大力支持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如德國政府聯邦法律對職業教育的辦學條件、經費來源等作了明文規定，明確規定校企合作中各主體的權力與義務[4]。
(二)我國政府落實責任、深化校企合作的實踐
從國內來看，我國政府經過探索，在深化校企合作中也取得了一些成就。
1.中央政府開始出臺具有一定操作性的法規制度，促進校企合作的地方性法規也開始建立。如2007年6月教育部、財政部下發了《中等職業學校學生實習管理辦法》(教職成[2007]4號)，此條例分別規定了實習單位、學校、學生、教育行政部門在學生實習過程中的職責和義務，有利于規范管理中等職業學校開展學生實習工作，保護實習學生的合法權益[5];《寧波市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促進條例》以地方立法的形式保護和促進職業院校的校企合作[6]。
2.職教校企合作的管理體制取得了一些突破，開始建立由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聯席會議制度，并成立全國行業職業教育指導委員會，建立職業教育與產業帶的對話協作機制。《國務院關于大力推進職業教育改革與發展的決定》(國發[2002]16號)提出要在國務院領導下，建立職業教育工作部際聯系會議制度，研究解決職業教育工作中的重大問題[7]。為統籌協調職業教育工作，及時有效地研究、協調解決職業教育工作中有關問題，督促、檢查、指導職業教育工作，由教育部、財政部、人事部、勞動保障部等7個部門和單位組成的中央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于2004年6月成立，到2007年，每個省區市都建立了職業教育聯席會議制度。作為改革職業教育發展推進機制的一個重大舉措，聯席會議制度對促進職業教育與產業、職業學校與企業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同時有效地緩解了政府部門間管理職責交叉重疊的問題[8]。
3.各級政府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加強實訓基地建設。政府通過稅收傾斜、政策支持、資金投入等方式來鼓勵企業行業組織參加校企合作，加大對職業教育的投入力度。同時不斷加強職業教育基礎能力建設，推進職業院校實訓基地建設計劃。到2009年，中央財政共投資建設了1720個實訓基地，僅2009年中央財政就安排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專項資金5億元。
無論從國際層面還是國內層面，都可以看出政府履職在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發揮著重要作用，主要從是組織、協調、支持、保障、監督、評價等方面發揮自身功能。政府能否落實責任是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能否順利開展的基礎和保證，政府落實責任的程度對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持續健康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二、政府責任的內涵
政府責任是行政管理學中的一個概念，不同學者對其具體定義不同。美國行政管理學者斯塔林(Grover Starling)認為：“政府責任是指政府能夠積極地對社會民眾的需求做出回應，并采取積極的措施，公正、有效率地實現公眾的需求和利益。”[9]劉軍寧認為政府責任就是政府所需承擔的法律責任，憲法和法律的作用之一就是為政府的行為設定好各種責任和義務[10]。張成福把政府責任定義為社會回應力、政府的義務和法律責任的整體概念[11]。本文中的政府責任是從廣義的角度界定的，把其視為政府出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和社會的要求做出的行為[12]，將政府責任界定為“政府依法應當履行的法律義務”，主要是指政府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所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以及所起的作用。政府通過履行其責任，保證相關職教校企合作法律的有效實施，發揮其保障作用，協調合作各方的利益分歧，從而來促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有序進行，其對于校企合作的價值主要有：
(一)能夠保證相關法律的有效實施
法律是由國家制定和認可的、以權力和義務為主要內容的、由國家以期強制力保證實施的一種社會行為規范，它是一種行動指南或準則，是政府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主要方式。縱觀世界各國，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快速發展都離不開政府的立法保障。政府作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立法的主體之一，主要是通過頒布一系列政策、法規、條例、決議和命令規章制度，包括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辦學制度、投入制度、校企合作人才培養制度、校企合作質量評價制度等。履行政府責任對于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相關法律的實施起著重要的作用，政府自身的權威性能更好地確保相關法律的執行和實施。如政府將參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納入企業的法定社會責任之一，并制定相應法規，頒布相應條文，這遠比職業學校單方面尋找合作對象有效得多。同時在法律政策執行上，政府通過行政有段，出面管理干預，能夠給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提供穩定、有效的政策支持，會促進校企合作更加制度化、規范化。
(二)能夠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保障作用
政府主要是通過統籌規劃、管理監督、信息服務、財政支持等方式來保障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順利進行。履行政府責任，按照相應法律法規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中，統籌協調校企合作與經濟社會發展等的關系，實現“校”與“企”的協調發展。政府監督管理校企合作運作情況，對合作企業資質進行鑒定，對合作學校進行監督，對合作經費進行監督，對合作質量進行評價，確保合作規范、合法、有效。政府可以建立有效的校企合作信息服務平臺，行業、企業的最新信息，提供全面、權威的信息，構建和完善職業教育的招生、學生資助、師資建設、教材發展、實訓基地、就業安置、科學研究、評估服務、學術社團、傳播與宣傳、評獎活動等各種職業服務體系建設。同時，通過提供財政資助，為校企合作提供資金支持，確保校企合作能順利開展。因此，政府責任的履行能夠更好地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保駕護航。
(三)能夠更好地處理政府、學校和企業的關系
盡管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在各級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存在校企合作層次不深、企業認識不夠、管理體制不健全、制度法規不健全等問題，“學校熱、企業冷”的局面仍未得到改變。要解決這些問題，作為校企合作中起主導作用的政府，必須積極參與并發揮其職能，協調合作主體間的利益紛爭。政府應大力宣傳校企合作的重要性，加強輿論引導使企業認識到自身的教育功能，認識到除追求經濟效益，還要履行社會責任，提升自身責任感，積極主動的參與校企合作。政府通過頒布促進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規，給予企業政策和稅收等優惠，通過激勵和獎懲機制，從正負兩個方向來激勵企業積極投身職業教育校企合作。同時規范管理機制，建設校企合作主體間的溝通對話交流平臺，使職業學校和企業間實現無阻溝通，雙方職能實現對接，保障校企合作順利開展。政府作為校企合作中“校”和“企”的中間媒介，可以充當雙方的介紹人、劑等，更好地處理好其與學校和企業間的關系。
三、政府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責任缺失的表現
當前校企合作盡管取得了一些成績，但仍存在著“職業學校一頭熱，企業一頭冷”的不協調局面。造成校企合作存在問題的原因多樣，但政府責任的缺失是其主要原因之一。政府在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中落實其自身責任時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權力不明
盡管近年來政府開始重視職業教育，但“重文輕技”現象仍存在，政府對校企合作的認識不足，對其重要性和必要性認識不充分，自身的主導意識缺乏，對校企合作缺乏路徑建設經驗，相關校企合作的法律和政策制度不健全。法律制度層面，涉及到校企合作的法律主要有《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勞動法》[13]，但有關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專門法律尚未頒布，且大多是政策性文件，號召性強，無強制力，表述簡單、籠統，涵蓋的內容不完整，可操作性不強。
首先，法律制度層面未明確規定各級政府部門在校企合作中的權力，未明確表明政府的職責和分工，權力不明。政府部門未能處理好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企業參與、學校自主三者間的關系，未明確市場與政府各自的分管區間，沒厘清企業、學校、政府各自的職責范圍。其次，政府頒布的各項政策法規缺乏溝通激勵機制和保障措施，缺乏行之有效的制度，尤其是對于企業行業組織缺乏約束和懲罰機制。最后，政府部門責任邊界不清，服務內涵偏小，權力規劃不明確，這些都造成政府服務不到位。
(二)責任不清
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科學管理機制尚未完善，參與校企合作管理的各級政府職責分工不明確，管理權限不清，存在多頭管理的混亂現象。我國目前沒有設立從上至下的校企合作管理部門，各級管理機構間缺乏溝通，導致矛盾重重：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層級管理上存在傳達不準確的問題，并導致了一系列政策、法規的制定缺乏科學性和針對性;同級政府不同的管理部門間存在著不配合或配合程度不高的問題，導致校企合作的管理缺乏統一一致性;同一單位間各不同職權部門間存在著協調性差、權責重疊的問題，導致校企合作管理中各部門間職能“缺位”、“錯位”。
由于目前我國沒有設立權威統一的校企合作管理部門，各級政府和同級政府存在外部和內部的配合不當，使得校企合作管理錯亂，致使出現“管理部門多，審批程序長”和“有問題不知道找誰”的局面并存。政出多門，分管部門多，每個部門都有自己的操作制度，部門眾多但缺乏溝通與協調，導致出現問題卻不知找誰解決的尷尬局面。各級政府部門間權責不清晰，責任不清，協同性缺乏，職能“錯位”，導致校企合作過程中多頭管理與溝通不暢并存。
(三)缺乏監督
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對于合作過程和主體行為的監督評價極為重要。作為合作主導的政府應該承擔起監督評價職責，但較之國外行業組織等參與的多方監督評價機制，我國政府未能引進多方評價監督機制，評價主體單一，社會化評價監督機制不健全，行業參與度極為不夠。政府在促成職業學校和企業間合作后，便不再關注合作過程、合作效果，未能履行其自身在校企合作運行過程的調適、運行機制的健全、運行結果的監督評價的職責。
政府很少深層次介入校企合作過程，去了解合作主體的需求，造成評價監督中客觀性、科學性受到影響。對于參與合作的企業資質缺乏明確規定和認定，企業參與資格與人才培養的關聯性不夠，校企合作的教育規范和標準不夠成熟。此外，參與評價監督的政府各部門協同不夠，科學的運行機制尚未建立，宏觀管理體制框架尚未形成，缺乏有效的校企合作評價體系。盡管在實踐中政府取得了一些好的經驗，如設立企業突出貢獻獎，設立以企業命名的獎助學金制度，給予參與企業優先招聘畢業生的權利等，但是科學完備的評價監督激勵機制的缺失仍是造成校企合作開展不順的重要原因。
四、以落實政府責任為基點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
政府職責能否落實、落實程度如何對職業教育校企合作能否順利開展至關重要。《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要建立健全政府主導、行業指導、企業參與的辦學機制，制定促進校企合作辦學法規，推進校企合作制度化。盡管我們一直提倡要建立多元化教育辦學主體的格局，但當前我國的職業教育主要的辦學主體仍然是政府。僅就中等職業教育而言，2013年全國中等職業教育層次的學校(包括中等職業學校、普通中等專業學校、成人中等專業學校、職業高中)共18760所，其中公辦的為13796所，占74%，民辦的為4964所，占26%[14]。
而我國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國情決定了僅靠政府包辦教育是行不通的，職業教育校企合作也是一樣的，必須要吸引企業等組織的參與。在政府的主導下，必須堅持多條腿走路、多主體辦學的方針，在依靠政府資助辦學的同時還需充分調動企業的積極性，鼓勵企業、行業等社會力量投身職業教育，舉辦校企合作，形成政府主導、企業行業積極發揮作用、社會力量踴躍參與的多主體辦學格局。
事物的發展是內外因共同作用的結果，內因是根本原因，外因是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健康發展，既依賴于良好的外部條件，更需要自身作用的發揮。要促進校企合作，既要發揮政府的主導作用，又要發揮學校自身的自主性，政府積極開展宏觀調控的前提下，還需尊重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不能過多干預學校內部事物，適當放權，激發學校自身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為學校發揮自主權創造必要的條件。
政府通過輿論宣傳、政策、經費投入、激勵監督機制等為職業教育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和氛圍，而校企合作具體實踐還需要充分發揮職業學校的自主性，開展具有不同學校特色的校企合作模式。要在落實政府責任的基礎上推進校企合作進程，政府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
(一)明確權力
政府管理權限過大，會導致校企合作的行政束縛太多;權限過小，則會導致校企合作流于形式，落不到實處。所以政府手中的權力是相對的，統得過死或放任自由都是不可行的，不能事無巨細、統抓統管，應當從控制者轉變為服務者，通過法律手段、經濟手段、行政手段對校企合作進行間接控制。落實政府責任、推進職業教育校企合作，首先要明確自身的權力限度和責任范圍，在履職過程中必須首先明確哪些方面由政府統籌管理，哪些由市場調節。政府的責任主要在于為校企合作提供一個秩序化的環境，必須要避免政府的過度干預，在發揮政府主導作用的前提下充分保障市場規律對于校企合作的調節作用，處理好政府主導與市場調節、政府主導與企業參與、政府主導與學校自主之間的關系。
校企合作的職教模式涉及到企業和學校兩個主體，因此它既是準公共事業，又具有產業屬性[15]。應該堅持“抓大放小”的原則，在校企合作發展的方向、政策和措施、財政投入等一些大的方面發揮自身的宏觀調控與管理作用，而在校企合作的具體形式、辦學模式、教學內容、辦學規模等具體事宜上則應由市場調節為主，主要是給予校企合作政策支持、宣傳引導、監督評價、財政支持等。在充分發揮宏觀引導和統籌協調作用的前提下，還要遵循市場規律、按市場規律辦事，尊重合作各方的主觀能動性，調動校企雙方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二)厘清責任
較之德國職教法明確指出主管機構的名稱，我國目前沒有一個專門的機構來管理職教校企合作，且未形成一個科學的管理機制，參與校企合作管理的政府各部門職責分工不明確，管理權限不清，存在多頭管理的混亂現象。要推進職教校企合作進程，政府必須要改革管理模式，完善管理機構體系，明確政府各管理部門的職能范圍，明確職責劃分，并將其作為各部門政績考核的一項重要指標。各級政府應建立校企合作聯席會議制度，制定具體的工作規劃，并定期開展活動，包括會議、交流項目等，積極推進校企合作。鑒于政府管理中存在的職能“缺位”、“越位”、“錯位”等“責任不清”的問題，應明確各部門各自管理的權限范圍，實行“歸口管理”，同時加強各部門間的協作。效仿德國設立專門的職業教育委員會來促進職業學校與企業、跨企業教育機構的合作，明確規定企業的主體地位[16]。
建立政府主導的校企合作教育管理機構，完善校企管理體系。參與職業教育校企合作的政府部門主要包括教育部門與社會和勞動保障部門，但各自分工不太明晰，多頭管理引發各種矛盾，導致教育資源的浪費。因此，政府應當劃清教育部門與社會和勞動保障部門的管轄范圍，厘清各自的職能，明確分工協作，做到該管的有人管，有人管的管的好。
(三)建立監督機制
校企合作的監督，是保證產學結合人才培養成效的重要環節。我國職教校企合作未能形成多元主體參與的社會化評價監督機制，評價主體單一，影響了監督評價過程的科學性和客觀性，使得監督評價過程未能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和價值。因此，應由教育行政部門牽頭，各相關方面共同參與，建立校企合作監督機制。一要建立監督體系，包括監督內容、監督評價標準等。
二要成立監督機構，確定監督機構成員、完善監督方式。三要實施監督過程，主要是監督校企合作各主體權利與義務的履行情況，給予未能履職機構懲罰等。四要反思過程中存在的問題，評估校企合作成效，并找出解決措施。監督機制應納入教育行政部門、企業行業組織、職業學校、職校學生及家長、第三方組織，組成專門的監督評價機構，對參與校企合作的職業學校、企業進行公開公正的評價，評價的內容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考核參與校企合作的職業學校和企業的資質，進行資質認定，只有合格的企業和學校方能參與校企合作;二是對職業學校、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過程進行監督，對最終的合作成效進行考核，將雙方參與程度及合作成效作為經費資助、評優評獎的參考依據。整個監督評價機制應通過政府適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運作為主的方式來進行。
履行政府監督職能可以保證校企雙方較為順利地沿著既定目標、方式開展合作，保證雙方應有的權利和義務。
政府在校企合作中需要承擔協調管理、平臺保障、監督評價等責任。通過與職業學校對話、與企業對話，交換合作雙方的意見和想法，協調合作各方的利益，實現雙方坦誠合作。通過建立合作委員會，吸引合作各方的參與，促進校企合作進程，利用企業的先進設備和實訓條件，為學校提供實踐技能訓練支持[17]。同時加強對校企合作的指導，把握大的方向，通過資金、政策法規等的支持，保障合作順利開展。
另外要充當校企合作過程的監督者和評價者，監督合作過程，評價合作成果、檢驗校企合作成效。保證合作雙方沿著既定的合作目標、內容、方式等運行，督促雙方在合作過程中認真履行自身的職責和義務。基于當前存在的責任不清、權力不明、缺乏監督的問題，政府需要從明確自身權力、厘清責任、建立監督機制等方面著手來深化校企合作。
[關鍵詞]：企業規章制度；經濟責任制；考核
【分類號】：TD327.3
一、存在脫節現象的主要原因
1、缺乏系統的制度評審程序。目前多數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仍延續舊的習慣中，沒有建立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企業規章制度考核評價體系，使企業規章制度制訂一開始就存在一定的隨意性與部門利益問題，造成制度間相互銜接差，執行反復繁瑣等弊端，給企業業務操作帶來許多不適應，影響制度的嚴肅性。
2、缺乏規章制度的宣貫培訓。很多企業的規章制度之所以流于形式，操作性差，其根本原因是缺乏“群眾基礎”，規章制度缺乏宣貫培訓。員工是執行的主體，只有實現與員工有效溝通，才能使員工充分了解和掌握規章制度，讓全體員工公開透明的了解企業的要求，才能激發他們配合執行的熱情，強化組織與個人的契合，使規章制度得到真正的執行。
3、缺乏形成執行制度的團隊。個人或單個部門單槍匹馬式執行規章制度是無法真正落實的，很容易造成按下葫蘆浮起瓢現象，甚至還會造成這個部門做惡人，另一個部門做好人的現象，嚴重影響企業規章制度的有效執行。制度執行是團隊行為，一個團隊，有好的管理理念，缺乏執行力，那是“空談”；同樣的，一個團隊，有很好的執行力，制度不完善，那是“蠻干”。所以，“制度”和“執行力”對企業發展來說，是兩個不可或缺的條件，兩條腿走路才穩，才牢實。
二、避免兩張皮應堅持的原則與做法
為有效克服企業規章制度與經濟責任制考核兩張皮現象，必須堅持四項原則，強化兩項工作，抓好一項建設。
（一）堅持四項原則
1、責權利統一的原則。企業經濟責任制的制訂一定要為企業規章制度的有效執行服務，一定要堅持一級考核一級的考核原則，使制度執行形成大合唱，否則將直接影響管理的效能。這里，首先職責界限要清晰，內容要具體。其次要明確各管理部門的人權、物權、財權。同時各級都應建立相應的利益約束機制，保障員工合法的權益，提高全體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和主動性。
2、考核與實際相結合的原則。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要體現科學性、系統性和全局性，既要與當前的工作密切結合，又要適度超前。同樣經濟責任制的制訂，也必須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技術、服務等前瞻性工作緊密聯系起來，既體現實事求是的客觀思想，又要努力克服不顧實際或脫離企業規章制度，避免“長官意志”的主觀作用，破壞規章制度與經濟責任制的統一性和考核的客觀性。
3、嚴格考核與以人為本的原則。企業規章制度只有進行嚴格執行和監督考核，才能通過發現問題與解決問題來檢驗制度與實際工作的銜接力度。我們應該認識到，現代企業管理的理念、方法和方式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此企業規章制度的制訂、執行，必須堅持以人為本的思想，既要符合工作實際，又要體現人性管理，堅持制度執行與全體員工素質提高、待遇提高兩者的高度統一。
4、體現與時俱進的思想原則。企業的規章制度應該具有一定的穩定性，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管理體制改革的深入，原有的規章制度和經濟責任制不可能始終適應于形勢的發展和變化，如果繼續執行原有的，就會阻礙企業的發展。因此，必須每隔一段時間（視實際情況而定）對企業規章制度和經濟責任制進行重新審視，列出編制修訂計劃，按程序進行必要的修訂或重新制定，保證規章制度與經濟責任制的科學性、完整性、相溶性、有效性。
（二）強化兩項工作
1、強化企業質量管理體系建設。大家都知道，沒有質量信譽的商品，是無法贏得社會認可的；沒有質量保障的企業，也是無法繼續發展和長久生存的。因此企業要通過全員培訓來引入ISO9000系列國際質量管理體系認證，建立企業質量文化，明確企業質量管理宗旨、樹立企業生產、經營、服務等質量管理念，建立健全企業質量管理程序文件、質量管理手冊，明確質量管理目標，以員工優秀的工作質量來保證企業的產品質量和服務顧客的質量，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管理質量，夯實企業基礎管理工作。
2、強化標準化企業建設。積極開展創建標準化良好行為企業工作，進一步規范企業規章制度，為企業管理持續改進提供支持。建立一套與自身發展和與市場經濟相適應、與質量管理體系相適宜，以技術標準為主體、管理標準為基礎、工作標準為保障的標準化管理體系。使企業各項規章制度全部納入標準管理體系，使企業規章制度的規劃、建設、評介、改進、決策及評審、報批和有統一的部門來實施，使企業規章制度有定期評審和持續改進的監督、檢查和反饋等管理標準，形成PDCA動態的循環管理，從而使企業建立科學有序的規章制度管理體系。
（三）抓經濟責任制考核的規范化建設，不斷優化企業管理工作。
1、要健全經濟責任制考核基礎數據臺帳。企業必須高度重視經濟責任定額數據的科學性、合理性，按照企業標準化要求建立健全企業原始臺帳，保證數據真實可靠，內容清晰完整。只有這樣才能有效避免經濟責任制考核的大起大落，保證經濟責任制考核穩定性，確保考核公開與公平，否則經濟責任制考核將失去公平性，可比性。
一、指導意見的出臺背景和意義。
加快形成大中小會計師事務所協調發展的合理布局是《國務院辦公廳轉發財政部關于加快發展我國注冊會計師行業若干意見的通知》（[2009]56號）（以下簡稱國辦56號文件）的核心理念和精神實質，也是當前注冊會計師行業著力推動的重要問題。國辦56號文件明確提出，要重點扶持10家左右大型會計師事務所加快發展，積極促進200家左右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健康發展，科學引導小型會計師事務所規范發展，努力形成大型、中型、小型會計師事務所執業領域各有側重、市場定位各有特色、服務對象各有傾斜、地域分布較為合理，不同規模的會計師事務所有序競爭、接續發展的良好格局。隨著國辦56號文件的貫徹實施和各項配套政策的落實到位，企事業單位特別是各類企業從提高本單位會計信息質量和社會公信力角度出發，迫切希望行業主管部門進一步明確不同規模事務所的服務對象和客戶群體，以指導本單位選擇事務所的相關行為。
指導意見適應企業的積極訴求，針對當前會計審計服務市場存在的無序競爭、惡意壓價、“小馬拉大車”等影響市場經濟秩序和企業會計信息質量的行為，以《會計法》和《注冊會計師法》為依據，從引導企業科學規范選擇事務所角度出發，對大中小事務所與客戶群體的協調對接提出了原則性、導向性意見。指導意見的實施，有助于各類企業根據自身情況和實際需要科學選擇相應規模和資格的事務所提供優質服務，有助于各類事務所根據發展水平和比較優勢合理選擇相應的客戶群體，大型事務所服務大型、高端客戶；中型事務所服務中型、一般客戶；小型事務所服務小型、基層客戶的局面將日趨明朗化，有助于促進行業規模布局更加合理，保持行業發展良性態勢。
二、指導意見的出臺過程。
作為全國會計和注冊會計師行業的主管部門，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合理布局對企業會計信息質量和注冊會計師行業健康發展的積極作用，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確保指導意見各項規定的針對性和操作性。
（一）充分調研論證。財政部會計司成立專門的調研組，赴部分地區、企業和事務所進行了實地調查和座談研討，在此基礎上，有針對性地起草制定指導意見。
（二）內部征求意見。指導意見草擬完成后，財政部會計司書面征求了部內條法司、教科文司、社保司、企業司、金融司、監督檢查局、中注協等相關單位的意見。根據意見反饋情況，會計司對指導意見的施行范圍和相關制度安排進行了調整完善。
（三）公開征求意見。在前期內部征求意見的基礎上，為充分發揚科學民主決策精神，財政部就指導意見面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公開征求意見為期一個月，共收到來自國務院有關部委、各省級財政部門，以及若干企業和會計師事務所的回復意見百余條。我們根據各方面意見反饋情況，再次組織相關單位座談研討，對指導意見作了修改完善，并按程序報部領導簽發。
三、指導意見對企業選擇會計師事務所有哪些原則要求？
指導意見的核心是要求大中型企業選擇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具體而言，指導意見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對企業選擇事務所提出原則要求：
第一，大中型企業應當選擇與自身規模、行業地位和社會影響相適應的大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對于具備H股審計業務資格和證券期貨業務資格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這類事務所在執業質量、人才團隊、業務規模、國際化水平等居于同行領先地位，大中型企業在選擇事務所時可以優先考慮此類事務所。此外，對于采用合伙制或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大中型事務所，由于其內部治理水平、一體化管理水平以及承擔的執業責任較之有限責任制事務所往往更高，企業也可以優先選擇該類事務所提供服務。
第二，境外上市企業，金融、能源、通信、軍工企業以及其他關系國計民生的重點骨干國有企業應當優先選擇有利于保障國家經濟信息安全的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這是我國企業做大做強“走出去”、不斷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和國際資本市場認可度的必然選擇，也是國辦56號文件提出的明確要求。所謂大型會計師事務所，是指在人才、品牌、規模、技術標準、執業質量和管理水平等方面居于行業領先地位，能夠為我國企業“走出去”提供國際化綜合服務，由財政部、證監會推薦從事H股企業審計業務的會計師事務所。
第三，小型企業原則上選擇小型事務所提供相關服務。對于小型企業出于提高自身管理水平、提升品牌形象或滿足業務需求等原因，有意愿或能力選擇大型或中型事務所提供服務的，指導意見予以肯定。指導意見所稱中型事務所，是指行業排名前200位的會計師事務所（不含大型會計師事務所）；雖未進入行業排名前200位，但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會計師事務所綜合評價排名進入前10名以內的會計師事務所，可比照中型會計師事務所執行。
四、指導意見對企業采取招標形式選擇事務所有何要求？
招標是企業選擇事務所的一種方式。財政部高度重視事務所招標制度建設，出臺了相關政策文件，對企業招標選擇事務所行為進行規范。指導意見在現行規定的基礎上再次強調，企業采用招標方式委托事務所提供服務的，必須嚴格遵照《委托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招標規范》（財會[2006]2號）執行；金融企業應當同時遵照《金融企業選聘會計師事務所招標管理辦法（試行）》（財金[2010]169號）的規定。事務所在依據上述文件要求參與投標活動時，還必須滿足財政部門、物價部門有關事務所服務收費的管理規定。概言之，事務所招標制度的核心是堅持公開透明、規范有序、質量為先的原則，堅決杜絕招標單位將服務收費報價作為確定事務所中標的關鍵因素甚至唯一依據。
五、財政部對貫徹實施指導意見有哪些要求？
作為金蜜蜂理念的創意人和創始伙伴，巴斯夫與《WTO經濟導刊》以及其他的金蜜蜂理事會成員一起見證了金蜜蜂在過去三年發展歷程和取得的豐碩的成果。金蜜蜂理念從2007年創意以來，已經得到社會各界的廣泛的認可以及推崇：過去三年“金蜜蜂企業社會責任 中國榜”已經吸引了近一千家企業的參與，其中有大型的國有企業、跨國公司、許多中小型的民營企業，最終有90家企業脫穎而出，被譽為“金蜜蜂企業”。再加上今天即將揭榜的2010年的數字，金蜜蜂企業的總數達119家。可以說金蜜蜂作為一個企業社會責任的先鋒品牌已深入人心，形成了深遠的社會影響力，是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一個風向標。
2010年10月份，巴斯夫很榮幸地作為金蜜蜂理事會副理事長的單位，在《WTO經濟導刊》的帶領下，與其他的金蜜蜂企業單位一起，受邀參加了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以“企業2020”為主題的歐洲企業社會責任年會。出于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關注以及重視，主辦方在開幕后的首個論壇就交給中國金蜜蜂代表團。在會上，我們向來自于全球的50多家跨國公司，30多個歐洲和國際組織，450多名企業社會責任領域的代表人物，詮釋了金蜜蜂理念，并介紹了中國在推動企業社會責任方面所做的努力。這是金蜜蜂理念第一次飛出國界，在歐洲的企業社會責任平臺上亮相，獲得了高度贊譽。
歐洲“企業2020”倡議意在建立一個可持續、包容性增長的企業和社會，得到歐盟委員會以及多個歐洲國家政府在內的大力支持。展望未來，這一目標不僅對歐洲企業的發展至關重要，對于中國社會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甚至對于全球和全人類的發展都至關重要。因此在借鑒了歐洲“企業2020”模式的同時，融入金蜜蜂發展理念的“金蜜蜂2020中國企業社會責任倡議”應運而生。“金蜜蜂2020”是一個面向未來的倡議，是金蜜蜂理念的一次升華，更是一次巨大的飛躍，它對中國的未來企業提出要求，要求我們具備更前瞻性的視角，以更迅速的行動，更廣泛的輻射面和更深層次的交流和合作，不斷傳播和深化金蜜蜂的理念，并構建起一個更廣闊的平臺，發揮乘數效應，讓金蜜蜂企業帶動更多的具有責任感的中國企業，使整個社會包容地、可持續地發展，讓金蜜蜂成為促進全球可持續發展事業的重要力量。未來社會的發展，企業的力量已經毋庸置疑。如果所有的企業都能夠建立起正確的企業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的標桿，將它們融入到企業運營中，一個和諧共贏的社會將指日可待。
今年是國際化學年，作為“金蜜蜂2020”的發起人的標桿企業，巴斯夫愿意發揮我們創新的化學積極作用，在我們與客戶之間，我們與供應鏈以及行業的伙伴之間，我們與金蜜蜂企業，與未來社會之間發生積極的化學作用，締造和諧可持續的發展關系。
此外，我也想在此呼吁，在座各位中國企業社會責任領先的先行者、志同道合者們，讓你們的公司與組織與我們一起努力，將金蜜蜂打造成為中國企業社會責任的一張金名片，讓我們共同期待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的企業以在國際的舞臺上高舉金蜜蜂的旗幟，驕傲地說：我們是金蜜峰，我們來自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