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0 16: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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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提出了一種以多主體的順序“接力”為主要特征的創新模式，并稱之為“接力創新”。文獻［2］預測在生物制藥業、生物農業、信息業、納米業等新興產業中廣泛存在接力創新。其中，接力創新在生物制藥產業的普適性已被文獻［1，3－4］等證明。文獻［5］驗證了信息產業（主要是新一代信息技術）中也大量存在接力創新。那么，農業生物技術、納米技術等是否也如預測的那樣遵循接力創新呢？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性以及為何會形成這種特性呢？這些問題尚未得到回答①。與生物制藥產業相類似，生物農業產業同樣建立在現代生物技術的基礎上，并且是除生物制藥產業以外運用現代生物技術最為廣泛、發展最為迅猛的產業，也是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中的重點產業。從理論層面看，研究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可以拓展接力創新的應用范圍、深化和完善接力創新的相關理論。從實踐層面看，中國是一個農業大國，生物農業產業的發展對于促進中國農業技術現代化、保障國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揭示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的特性，為中國生物農業的產業創新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可以幫助相關創新主體明確定位、科學決策，指導產業集群、創新網絡、產業政策等方面的研究。本文采取多案例研究方法，通過與生物制藥技術等的接力創新進行對比，探索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②。下文安排如下：在文獻回顧的基礎上提出研究變量；進行研究設計；通過案例分析得出主要發現；探討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形成機理；總結研究結論和政策啟示。
2文獻回顧與研究變量
2．1文獻回顧
接力創新的淵源可以追溯到Pavitt對“基于科學的高科技部門”的論述［6］以及國家創新系統中“基于科學的體制”［7－8］。“模式2”等理論也強調了“后現代”社會中科學研究與創新的交互作用［9］，并進而形成“三螺旋”模型所描述的大學承擔企業功能、企業承擔學術功能的現象［10］。這些經典研究（但不限于這些研究）事實上分離出一類基于科學的創新。例如：Pisano認為科學的深度參與導致生物制藥是“基于科學的商業”［11］；陳勁、趙曉婷和梁靚指出生物制藥等領域的創新是“基于科學的創新”［12］；對納米產業的研究也佐證了這種特性［13］。那么，這類基于科學的創新如何才能獲得成功？生物制藥創新研究逐步揭示出接力創新這一新型創新模式，給這個命題提供了較為完美的答案。①文獻［3］提出：專家型公司是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上的、專注于分子生物學研究和現代生物技術研發前端的小型生物技術企業；而核心公司是在新藥的研發、生產和營銷等方面具有綜合組織能力的大型一體化公司。生物制藥源于20世紀70年明的DNA重組技術［14］，當前已成為涉及分子生物學、基因組學、蛋白質組學、遺傳學、生物化學、組合化學、生物信息學、計算科學和納米技術等眾多科學技術的復雜體系［11］。文獻［15］指出生物制藥創新主要來自大學，大學、公共研究機構、盈利性公司等不同類型的組織在創新過程中建立聯系、共同參與創新［16－18］，大型制藥公司與利用生物技術開發新藥的專業化企業之間是合作關系［19］。李天柱、銀路和石忠國等最早提出生物制藥創新中專家型公司與核心公司之間合作的本質是兩者的接力創新，技術轉讓、合同研究、并購、聯盟等常見的合作方式其實是實現接力的具體手段［3］①。在此后的研究中，李天柱等進一步針對生物制藥起源于基礎科學研究的特性，將大學等公共研究機構納入接力創新框架，提出了接力創新的完整概念，分析了“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之間的主要接力關系和接力方式［1］，并探討了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和發生機理，比較了接力創新與合作創新（包括產學研合作）、開放式創新和二次創新等其他典型創新模式的異同及應用思路［2］。雖然接力創新概念的提出時間較晚，但是由于它對基于科學的創新具有重要價值，已引起了一些學者的關注。文獻［5］驗證了信息產業中廣泛存在接力創新且它具有自身的特性；有學者運用接力創新研究了區域創新平臺、新興產業載體等［3－4，20－21］。然而，總體來看，目前關于接力創新的研究主要是基于生物制藥產業開展的，而生物農業產業等其他基于科學的產業是否遵循接力創新及其特性則尚無專門研究。
2．2研究變量
本文旨在驗證前人對接力創新的推斷，但是由于針對農業生物技術的類似研究尚屬空白，因此本文實際上屬于對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探索。針對這一研究目的，首先，本文將研究問題明確為“農業生物技術是否遵循接力創新，如果遵循，那么是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及其形成機理是什么”，以避免被海量數據所“淹沒”［22］；其次，除了可從研究問題直接推出的研究變量外，本文并未事前指定其他變量，以防止在研究過程中束縛思想、阻礙新理論的構建；最后，本文借鑒現有文獻的邏輯，但盡量保持開放心態，以免限制研究發現和產生偏差［22］。基于上述思想，根據代表性文獻［1－3］鋪墊的理論基礎，本文利用如下變量研究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1）接力創新。接力創新的本質是：能力顯著異質、優勢明顯互補的創新主體共同參與創新，但各主體加入創新過程的時間有先有后，且它們承擔不同的任務，在創新過程中地位平等、缺一不可、各司其職、很少“越界”，主體間的順序接力推動創新獲得成功。也有文獻指出，在新興技術的創新中，能力互補的創新主體通過聯盟等組織間合作方式共同完成創新是一種普遍現象［23］，因此不能認為只要多個主體共同參與的創新就屬于接力創新。為了使研究更加嚴謹［24］，針對接力創新變量，本文提出一個競爭性解釋：農業生物技術不遵循接力創新，實際上只是采取了戰略聯盟等合作創新模式。2）接力關系。接力關系這一變量是參照當前接力創新最為典型的生物制藥產業而提出的，其存在的前提是接力創新變量能夠得到較好的解釋。具體而言，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過程中可能存在如下接力關系：第一，以不同創新主體之間的知識創造接力為主線；第二，以不同主體之間的知識產權接力為實現手段；第三，以金融接力為支撐，即創新過程中存在不斷有新的資金加入、原有資金退出的接力現象；第四，創新過程中政府支持政策也具有與金融支撐類似的接力現象。3）接力方式。接力方式是上下游創新主體之間實現接力的具體手段。參照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主要接力方式應包括授權許可、平臺技術轉讓、合同研究、并購、聯盟等多種方式。與接力關系變量相類似，接力方式變量存在的前提也使接力創新變量得到較好的解釋。
3研究設計
3．1研究邊界
按照一般理解，農業生物技術是運用基因工程、發酵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及分子育種等生物技術改良動植物及微生物品種的生產性狀，培育動植物及微生物新品種，生產生物農藥、獸藥和疫苗的新技術［25］。該定義指出，農業生物技術建立在以DNA重組為核心的現代生物技術體系的基礎上，從而與其他農業技術區分開來。例如，袁隆平院士發明了“雜交水稻”技術，為中國和世界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該技術沒有利用DNA重組及其他現代生物技術，因此不屬于本文研究的農業生物技術①。
3．2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最適合于研究“怎么樣”（how）和“為什么”（why）的問題［24］。案例研究以案例為基礎，從中歸納產生理論，理論的產生完全根植并升華于案例內或案例間的構念之間的關系及這些關系所蘊含的邏輯論點［26］。案例研究可分為單案例研究和多案例研究［27］，其中多案例研究在有效性和普適性方面比單案例研究更具優勢［28－29］，特別是當多個案例同時指向同一結論時，案例研究的有效性更會顯著提高［24］。本文對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探索正屬于“how”和“why”的問題，適合于采用案例研究方法。考慮到歸納理論的有效性，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3．3數據收集
案例研究中常用的數據來源包括文獻、檔案記錄、訪談、直接觀察、參與性觀察和實物證據［30］，本文采用文獻分析作為數據收集方法。數據收集按照下面步驟進行：第一階段，研讀有關行業報告和資訊收集，找出已進入商業化階段的農業生物技術。在這一階段，國家科技部高新技術司編寫的《中國生物產業發展報告》等權威報告、生物谷②等專業網站提供了最初的篩選范圍。第二階段，針對收集到的農業生物技術名錄，廣泛收集其技術創新過程的信息，獲得大量零散的技術創新片段。在這一階段，除了論文、研究報告等文獻外，維基百科③、谷歌、果殼網④等網站也是豐富信息的重要來源⑤。第三階段，使用三角驗證法確認數據的質量，即研究者可利用多重證據來源和多重研究方法以減少偏見的影響［31］。第四階段，將經過驗證的創新案例片段進行拼接，從而得到完整的案例。在收集數據資料的過程中，筆者還建立了案例檔案和證據鏈以保證案例質量。不可否認，諸如文獻分析這種二手數據收集方法與訪談法、觀察法等相比確實并非最優選擇，這是在現有研究條件約束下所做出的一種滿意決策。由于本文是從總體上對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進行研究，不以研究每個案例的微觀過程為目的，因此通過上述過程收集的案例資料可以滿足研究要求。待條件成熟時，再進一步利用一手資料驗證本文研究。3．4案例簡介多案例研究所需的案例一般以4～10個為宜［22］，所選取的案例要具有較大的典型性和極端性，并具有獨特的研究價值［32］。本文選擇表1中的8個案例作為研究對象。案例選擇主要基于3個標準：一是盡可能廣泛覆蓋生物農業的相關領域，以提高研究結論的普適性；二是盡量針對典型的農業生物技術及企業，以提高案例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三是在滿足前兩個標準的前提下，盡量采用涉及中國企業的案例，以增加對中國的指導價值。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拼接案例受到數據來源的限制，因此肯定還有其他典型案例無法得到，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響本文的研究質量，但筆者認為表1中的案例已可以較好地滿足研究需要。
4研究發現
4．1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特性
表1中的案例具有一個共同特征：一項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全過程主要表現為，不同企業先后加入創新過程，分別完成創新鏈上不同環節的任務，創新是通過上下游企業之間的接力傳遞而逐步推進的。這一特征與接力創新的本質是一致的，因此可確定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的重要創新模式。例如，NaturalIndustries公司在成功研發了生物抗蟲害技術后于2012年被諾維信公司（Novozymes）收購，諾維信公司將此技術應用于水果、蔬菜等農作物種植市場。在這項創新中，NaturalIndustries承擔上游的研發任務，諾維信公司在NaturalIndustries的基礎上繼續完成商業化，屬于典型的接力創新；在諾維信公司和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聯盟中，諾維信公司負責研究提高抗病蟲害能力、作物產量和土壤肥力的生物土壤改良技術，孟山都公司在諾維信公司研發的基礎上完成田間試驗、注冊與商品化，這也是典型的接力創新；孟山都公司收購Asgrow、Holden等公司的目的是利用這些公司的市場網絡將其玉米、大豆等轉基因育種技術推向美國、比利時等國家的市場，本質上是孟山都公司完成上游的技術研發、Asgrow等公司完成下游的商業化，這也是接力創新的具體表現。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遵循類似的接力創新模式。事實上，筆者所收集的案例數量遠超表1中的案例數量，只是很多案例因不夠完整、不夠具體或不夠典型等而未被納入分析，但其中很多案例也表現出上下游創新主體順序接力的特性。必須承認，表1中的案例確實存在多個創新主體參與并廣泛運用聯盟、并購等合作方式的事實，但本質上還是上游主體完成其承擔的任務后，像接力賽跑那樣傳遞給下游主體繼續開展后續任務，因此屬于接力創新而非一般意義上的合作創新，變量1的競爭性解釋可以排除，對生物農業中廣泛存在接力創新現象的支持進一步加強。但是，與生物制藥技術等相比，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表現出自身的顯著特性。1）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發生在轉基因作物、生物防護等領域，而在生物農藥、獸藥和疫苗等領域出現得較少。即便在轉基因作物等接力創新的易發領域，接力創新也是最近10余年才逐步興起的，一些生物農業巨頭曾獨自在這些領域取得了成功，如孟山都公司推出了保鈴抗蟲棉花等。因此，筆者認為，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新趨勢，該發現修正了文獻［1］的結論———文獻［1］曾推測生物農業應像生物制藥業那樣普遍遵循接力創新模式。2）文獻［1］和文獻［2］指出，生物制藥技術的創新基本上遵循“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如忽略掉大學，則為“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順序接力的單一模式。但是，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明顯分化為3類（如表1所示）：第一類，專家型公司與核心公司的接力，如“NaturalIndustries－諾維信”和“TJTechnologies－諾維信”，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基本一致；第二類，核心公司與核心公司的接力，如“諾維信—孟山都”、“孟山都—禮來（EliLilly）”及“孟山都—拜爾作物科學（Bayer）”，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有差異較大；第三類，核心公司與其他中小公司的接力，如“孟山都－Asgrow、Holden”、“孟山都—中國種子集團、河北中業集團”及“杜邦先鋒（Dupont）—山東登海種業”，這與生物制藥技術的接力創新恰好相反。3）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極少涉及大學，或者說鮮有直接利用大學科學發現的情況———這進一步修正了文獻［1］的結論。文獻［1］曾猜想，農業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技術一樣，創新應直接建立在大學科研的基礎上。同時，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專家型公司的依賴相對較弱，很多重要技術都是核心公司研發的。理論上講，農業生物技術與生物制藥技術一樣，其前端研發工作最適合由專家型公司承擔，但這一特性并未得到案例的支持。
4．2接力關系
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的接力關系大體上符合變量定義中對接力關系的陳述，但又有不同表現。1）以知識創造接力為主線。接力創新的本質是通過上下游創新主體之間的順序接力，逐步完成創新中最基本的知識創造過程［1］。已證明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遵循接力創新模式，因此創新生態系統必然圍繞知識創造及其順利接力進行構建。例如，在“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案例中，諾維信公司將自己研發的土壤改良技術知識傳遞給孟山都公司，由孟山都公司繼續創造田間試驗、注冊及商業化等方面的知識。表1中的其他案例也是如此，不再贅述。2）以知識產權接力為手段。在接力創新中，知識產權也是一個與知識創造協同發展的接力過程，知識產權轉移成為創新主體實現接力的手段。在這一點上，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符合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1］（具體的接力方式詳見下文分析）。3）對金融支撐的接力需求不強。接力創新對金融支撐通常有強烈的需求，如生物制藥需要公共財政、天使投資者、風險投資、核心公司、資本市場等復雜資金接力支撐整個創新過程［1］。在農業生物技術的第一類接力創新中，位于創新鏈上游的專家型公司主要依靠風險投資和公共財政的資金，在創新任務被傳遞到核心公司后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資金和資本市場的資金，因此整個過程表現出一定的金融支撐接力性質。在農業生物技術的第二類和第三類接力創新中，整個創新過程都主要依靠核心公司的資金和資本市場的資金，金融支撐接力的特性并不顯著。總體來看，雖然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面臨高度的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投入巨大、周期漫長，但是對金融支撐接力的需求卻不強烈———這與接力創新的現有理論相比可謂大相徑庭。4）強烈依賴政策支持接力。政府政策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發揮重要作用。以轉基因作物為例：實驗室研究階段需要有利于轉基因實驗、動植物新品種專利保護等方面的政策；育種研究階段需要政府開放對轉基因動植物新品種試驗管制、大規模田間試驗審批等方面的政策；更突出的是，生產和商業化階段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申報審批、品種審定和證書發放、大規模種植許可及國際貿易管制等一系列有利政策。只有在創新的不同階段分別配置合適的政策且各政策之間無縫銜接，才能為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奠定良好基礎，任一環節上的政策變化都可能給創新造成重大影響。2012年歐盟質疑孟山都公司的“NK603”轉基因玉米的安全性，曾造成孟山都公司所有的轉基因作物都面臨被歐盟禁止的威脅。政府政策對新興產業創新普遍具有重要意義［33］，但是像農業生物技術這樣對政策支持接力的依賴如此之高是罕見的。
4．3接力方式
農業生物技術的3類接力創新具有相對穩定的接力方式，不像生物制藥創新的接力方式那樣動態復雜。下面針對3類接力創新分別論述。在第一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主要是并購。通常是下游的核心公司并購上游的專家型農業生物技術公司，這與生物制藥創新中專家型公司整體出售這一接力方式的相似度較高。采用這種接力方式的一般情況是，上游企業提出創意且技術研發已成型，而下游企業擁有田間試驗、申報審批、市場推廣等一系列加速技術商業化的能力，且下游企業的營銷網絡和顧客基礎規模較大，能使技術在商業化環節發揮更大價值。同時，上游的專家型公司大都是借助風險投資創辦的，通過并購可獲得較高的企業價值溢價，風險投資愿意推動這樣的并購；而下游的核心供公司則擁有充足資金可為并購支付較高價格。諾維信公司收購NaturalIndus－tries和TJTechnologies都屬于這種情形。在第二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包括聯盟、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這些方式的本質都是通過簽訂某種契約將知識產權從上游企業傳遞到下游企業，我們統稱為協議合作。協議合作普遍發生在核心公司之間，一般是上游的核心公司提出研發創意且完成基礎研究和實驗開發，而下游的核心公司完成申報審批、市場推廣等商業化工作。其中，如果采用聯盟方式，則會按照企業對創新的貢獻預先約定好利益分配辦法，上下游企業通過分割創新的終端收益獲得各自的回報。“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聯盟即是如此；如果采用技術轉讓或授權許可，那么上游企業通常事先劃定下游企業使用技術的范圍和條件，上游企業除了獲得一筆技術轉讓費（或技術許可的門檻費）外，通常還能在未來創新成功后獲得從創新收益中分成的權利。孟山都公司將其轉基因抗除草劑大豆技術許可給拜耳作物科學就采用了這種方式。在第三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間的接力方式包括股權收購、合資等途徑，我們統稱為資產聯結。使用資產聯結這一名詞是因為這種接力方式一般發生在上游企業為核心公司而下游企業規模較小的情況下，核心公司掌控全部技術研發及田間試驗、申報審批等后期創新工作，但在最終拓展市場（尤其是拓展國際市場）時面臨較大障礙，因此以股權收購或合資方式控制下游企業，借助下游企業擁有的市場網絡以及對特定市場熟悉等優勢加速技術創新擴散。這種情形與第一類接力創新中核心公司收購上游專家型公司的方向恰好相反、目的也不同，為區別方便稱之為資產聯結。杜邦先鋒與山東登海種業合資成立山東登海先鋒種業有限公司，將其轉基因玉米種子推向中國市場就是以資產聯結方式實現創新接力的實際反映。此外，接力方式變量中包含的合同研究、平臺技術轉讓等典型接力方式并未在生物農業產業中發現相應的案例，這也反映出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不同之處。
4．4其他發現
除了上述基于3個變量得到的發現外，筆者在研究過程中還發現中國企業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主要參與第三類接力創新，基本上是承接跨國公司已研發成功的技術并將之拓展至中國市場。從企業創新管理的角度看，中國企業采取這種方式可以規避生物技術研發的高度不確定性和風險，且可獲得相應的創新收益。然而，從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中國生物農業發展的角度看，這種接力創新愈演愈烈可能使中國企業逐漸喪失自主研發的動力和熱情，并使中國生物農業的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因此必須引起高度重視。
5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形成機理
以轉基因作物為例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過程可抽象為圖1。圖1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過程（以轉基因作物該過程由上游的實驗室研究、中游的育種研究和下游的大規模生產與商業化3個序貫相連的階段構成，每一階段又可細分為更多階段。3個階段的主要任務和所需能力存在顯著差異：實驗室研究的目標是克隆目的基因，創造轉基因作物品系，因此基礎研究能力在這一階段最為關鍵②；育種研究的目標是開發育種工藝和方法，并通過小規模田間種植試驗對工藝方法和安全性進行檢驗（試驗面積約為100m2），這一階段也有較強的科學研究成分，但更接近生產技術和工藝的研發；規模生產和商業化階段的目標是，通過大規模田間釋放試驗確定穩定的育種技術和工藝，并對試驗成功的作物品系進行申報審批和開展商業推廣，因此，除了研發能力外，對政府的公關能力和商業化能力也至關重要。平均而言，農業生物技術的創新周期長達13年、投入超過1．3億美元。其中，創新鏈上游的實驗室研究能否成功具有非常大的不確定性，創新鏈下游的大規模生產和商業化面臨的風險同樣驚人，尤其是能否通過品種審批具有巨大的不確定性，整個創新周期中約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時間用于通過政府審批，平均審批費用超過3500萬美元。此外，商業性推廣還面臨不同國家在政策、社會和國際貿易方面的嚴格壁壘［34］。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過程和特點與接力創新發生的一般規律十分吻合［2］。具體而言，受規模、資金、公關能力和市場網絡等因素的限制，專家型的農業生物技術公司基本上不具備完成整個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能力，也無力承擔創新過程中的風險（尤其是下游風險），因此通常聚焦于從事創新中前段的實驗室研究或育種研究，或在創新后段的商業推廣、大規模種植等環節參與進來，因此此時不確定性已很低。孟山都、諾維信這類核心公司擁有完成整個創新過程的能力，但創新的不同階段所需的能力存在較大差異，由核心公司獨自完成創新仍是低效率的。特別是在實驗室研究環節，核心公司的能力有時明顯弱于專家型公司。而在創新后端，單獨一家核心公司———不論其規模和影響力如何巨大———突破不同國家的政策、社會及國際貿易等方面的障礙都顯得力不從心。因此，根據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在不同階段的特點，由優勢能力各異的企業分別承擔創新任務，通過接力合作推動創新成功無疑是更好的選擇。
但是，農業生物技術自身的特殊性又使其接力創新具有如下自身的特性：1）農業生物技術體系龐大、涉及領域較多，不同細分領域存在一定差異。我們觀察到，一些農業生物技術（如生物農藥技術、獸藥技術等）的研發難度不像轉基因作物那樣大，其創新風險相對較低，尤其是遭受的政府管制相對寬松。這些技術的創新可能在一家規模較大的公司內部或采取其他合作創新方式即可完成，因此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發生范圍不如生物制藥技術那樣普遍。同時，根據我們的不完全觀察，在生物技術產業發展早期，專門從事農業生物技術研究的專家型公司相對較少，因此孟山都等核心公司只能自己開展技術研發并完成創新過程。近十幾年來，從事農業生物技術研發的專家型公司的數量開始增加，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最近10余年接力創新（尤其是第一類接力創新）在農業生物技術領域才大規模興起的原因。2）生物制藥技術創新所需的異質性能力嚴格分布在不同的創新主體中，只能采取“大學—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的接力方式［1］。而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像生物制藥技術創新那樣嚴重，可根據實際情況在不同階段有目的、有選擇地配置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這加速了接力創新的分化。有些技術研發專家型公司的能力突出，而商業化能力掌握在核心公司手中，從而形成第一類接力創新。例如，對于“TJTechnologies—諾維信”的接力創新，諾維信公司的副總裁Videbk表示：“TJTech－nologies的生物解決方案提高了作物產量、業內領先，可與諾維信形成互補”。有些技術的研發能力掌握在一家核心公司手中，而商業化能力掌握在另一家核心公司手中，從而形成了第二類接力創新。例如，對于“諾維信—孟山都”的接力創新，諾維信公司的首席執行官Nielsen認為，這“很好地將諾維信的微生物研發能力與孟山都的田間試驗和商業化能力結合起來”，而孟山都公司的首席技術官Fraley認為，“這是技術推向成熟發展的催化劑”。還有一些技術從研發到商業化的能力都掌握核心公司手中，但在技術擴散過程中運用其他公司的資源和網絡更易克服市場拓展過程中的障礙，從而形成了第三類接力創新。例如，山東登海種業的規模遠小于杜邦先鋒，但前者在開發中國市場時卻具備杜邦先鋒所沒有的本土化優勢。3）大學科研更熱衷于針對人類健康醫療的研究（如干細胞等），直接滿足生物農業創新需要的最新前沿科學成果相對較少。這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只能更多地利用相對成熟的現代生命科學發現，大學主要提供基礎理論和基本的技術手段，所給予的是間接支持。這可以解釋為何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大學進入接力環節的案例較為罕見。而生物制藥技術創新的前端離不開大學的參與，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生物制藥的研發不僅直接建立在大學科研的基礎上，而且大學也樂于為生物制藥提供直接可用的最新成果。此外，由于大學科研更重視人類健康醫療，因此大學衍生的專家型公司聚焦于農業生物技術的就相對較少。這可以解釋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對專家型公司的依賴性不強的現實，其實質是缺乏可以依賴的專家型公司。在前述分析的基礎上，結合生物農業的其他特點，可進一步解釋農業生物技術接力創新的其他特性。就接力關系而言，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資金的需求無疑是巨大的。由于僅有一部分新技術是由專家型公司開發的，很多農業生物技術都是由核心公司負責研發、生產和商業化的，因此核心公司的資金實力、從資本市場融資的能力完全可以支撐整個創新過程。這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依賴遠低于生物制藥技術。但是，農業生物技術（尤其是轉基因作物）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都是社會爭議的焦點，更是政府嚴格監管的對象。針對轉基因生物的政策法規不僅嚴格，而且相關政策法規密集地分布于從實驗室研究到商業化的各個環節，政策變動對于創新進程而言可能是致命的，這種特性導致農業生物技術創新高度依賴政府支持政策的接力。就接力方式而言，在第一類接力創新中，核心公司理論上也可以像生物制藥技術創新那樣采取協議研究、平臺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方式從專家型公司那里獲得技術，但是表1中的案例全部采用并購方式。我們認為，這是核心公司出于對風險規避的考慮。在我們觀察到的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案例中，核心公司并購的專家型公司均為已成功完成技術研發甚至開始初步商業化的公司，這使得核心公司在此基礎上進一步開展商業化的不確定性大為降低。雖然并購需要付出較高的溢價，但是可一并得到新技術和專家型公司的技術平臺、研發團隊等重要的創新資源，能夠顯著提高核心公司的吸收能力，給技術的商業化進程提供技術保障。如果采用協議研究，那么核心公司一般需要在研發前期就介入，這不僅要支付給專家型公司一筆固定費用，而且要依據技術研發進程支付里程金，并可能需要在商業化成功后付給專家型公司以一定比例的利益分成，更重要的是技術研發能否成功仍是不確定的。如果采用平臺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方式，核心公司除了要一次性付出固定費用及未來商業化成功后的利益分成外，所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在商業化過程中很難得到專家型公司的專有技術能力的保障。在第二類接力創新中，上下游企業為勢均力敵的核心公司，并購這種接力方式很難被雙方接受，協議合作自然成為更明智的選擇。第三類接力創新采用資產聯結實現接力，主要是因為核心公司要掌控商業化過程。中種迪卡公司總經理汪泓在談到與孟山都公司的合資時曾表示：“商業育種企業必須保證從育種、制種到銷售全過程不脫節，否則企業的運營風險很大”。但是，下游的小公司本身不擁有核心技術，并購這類公司往往不符合核心公司的戰略，技術轉讓、授權許可等接力方式在控制方面又面臨風險，此時資產聯結就成為較好的折中選擇。
6結語
6．1研究結論
本研究發現，接力創新是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的最新趨勢，其形成機理遵循接力創新的一般規律。農業生物技術創新管理應以接力創新為理論指導，同時重點考慮本文所揭示的一些特性，主要包括：第一，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發生在轉基因作物、生物防護技術等領域，并分化為“專家型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核心公司”及“核心公司－其他小公司”3種類型，且接力鏈條的前端極少涉及大學，創新過程對專家型公司依賴不強，核心公司在農業生物技術創新中發揮很大作用；第二，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需求并不強烈，但高度依賴政策支持接力；第三，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主要采用并購、協議合作和資產聯結等方式實現接力，而合同研究、平臺技術轉讓等典型的接力方式則罕有出現。農業生物技術的接力創新之所以會形成自身特性的原因是：首先，農業生物技術的不同細分領域存在差異，即有些領域迫切需要接力創新，而有些領域的需求不大明顯；其次，農業生物技術創新所需能力的分化并不嚴重，可根據創新的實際情況在不同階段有目的、有選擇地配置不同類型的創新主體，這加速了接力創新類型的分化；最后，大學科研中直接針對生物農業的最新前沿成果相對較少，因此無法將大學納入接力創新鏈條，由大學衍生的專家型公司較少承擔前端的技術研發任務。上述這些因素進一步造成農業生物技術創新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核心公司，而核心公司自身的能力決定了創新對金融支撐接力的依賴不強。然而，由于轉基因作物等農業生物技術具有高度敏感性，因此政府對之嚴格管制，這致使其創新過程非常依賴政策支持的接力。而在具體的接力過程中，為了規避技術研發、商業化等環節面臨的各種風險，并購、協議合作和資產聯結成為主要的接力方式。
6．2政策啟示
關鍵詞：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偏離-份額模型；經濟增長
改革開放以來，武漢市的經濟一直保持穩定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十一五”以來，2005-2012年武漢市的GDP增加了3.58倍。這個數字高于同期全國累計同比增長率，為全國經濟持續增長做出了極大貢獻，發揮了武漢市作為中部地區中心城市的示范作用。但近年來武漢市經濟增長步伐明顯減緩，呈現增長乏力的疲軟態勢。雖然在全球經濟危機大背景下，武漢市的發展難以獨善其身，但武漢市自身的產業結構確實存在許多問題和弊端。所以，找出其中的短板和瓶頸，提出相應的有建設性的對策建議，為經濟增長提供強勁的動力支持已是當務之急。
一、武漢市產業結構發展的現狀與特點
三大產業對經濟增長率貢獻的背后是產業產值的增加和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武漢市產業結構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不斷調整和優化，但由于種種原因，最終結果并不如人意。
1.第一產業占比不斷下降，生產方式比較落后
武漢市第一產業比重波動較小，除在2011年到2012年略微有所上升外，在其他年份都持續小幅下降。內部結構不斷優化，但主要生產經營方式還是以傳統的為主。產業化水平較低，投入產出率低，難以滿足市場多樣化需求，不利于收入的增加。傳統的農業貢獻了第一產業的大部分產值，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中農業占比近四分之三，而林、牧、畜業的發展明顯力度不夠，未能充分利用豐富的水資源和濕地資源的優勢，發展特色農業。
2.第二產業占比略微上升，內部輕重工業比重失衡
第二產業比重呈輕微振蕩，總體略微有所上升。從2005年的45.57%升至2012年的48.22%。工業占據了第二產業產值的絕大部分，一般在82%以上。但內部輕重工業比例嚴重失調，呈現明顯的重工業化，以汽車、鋼鐵、冶金、石油化工為主導產業，卻以資源過度使用及環境污染為代價。造成不可逆轉的對環境的破壞，產業選擇重合度較高，利潤空間被壓縮，工業低水平結構性等矛盾突出。致使地方性產能過剩，雖然在短期內可以保證短期較高的產值，但難以為繼。同時，輕工業的發展被嚴重忽視，不僅損失了大量的產值，也割斷了一、二產業間的聯系，使產業關聯度過低，聯動效果不佳。
3.第三產業占比振蕩變化，新興產業發展不足
第三產業的比重呈現先升后降的態勢，從2005年的49.57%一路升至2010年的51.44%，而后便出現小幅下降，直至2012年的48.02%。在第三產業的比重總體偏低的情況下，發展速度滯后，而第三產業大多是勞動密集型產業，較低的水平使得原本就供過于求的勞動力市場的就業形勢更為嚴峻。內部結構也局限于傳統的商務服務業、倉儲業和運輸服務業，經營方式落后，競爭力低下，發展空間小，而具有“三高”特征的金融、信息、軟件、旅游等新興服務業發展力度不足，導致武漢市第三產業的總體發展情況不佳，難以形成競爭力。
表 一
從總體看，武漢市的二、三產業產值占比95%以上，是經濟增長的強勁推動力（見表一）。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內部結構日趨合理。但與上海、北京等城市進行類比后，不難發現武漢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的速度和深度還差強人意。武漢市第二產業比重嚴重偏高（占比50%以上），第三產業發展明顯不足。產業結構升級的速度遠遠落后于東部發達地區。不合理的產業結構導致了市場要素價格的扭曲，對資源的有效配置極為不利。也使得武漢市與東部地區的差距越來越明顯，并且過度偏重工業的發展模式，致使產業結構發展的協調性和關聯度不高。
由此可知，在武漢市產業結構不斷調整和優化過程中，確實存在制約經濟快速發展的弊端和問題。為確保要素的合理流動，資源的更好配置，總體效益的不斷提升，經濟的持續增長，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必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同時，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是一項涉及風險和外部性的創新活動，在路徑選擇時必須深思熟慮，考慮周全。
二、基于偏離-份額模型對武漢市產業結構的實證研究和分析
偏離-份額分析法是把區域經濟的變化看成一個動態過程，以其所在地區或整個國家的經濟發展為參照系，將區域自身經濟總量在某一時期的變動分解為份額、結構偏離分量和競爭力偏離三個分量，說明區域經濟發展和衰退的原因，評價區域經濟結構優劣和自身競爭力的強弱，找出區域具有相對競爭優勢的產業門類，進而確定區域未來經濟發展的合理方向和產業結構調整的原則。
本文選取了目標區域武漢市及其所在大區域湖北省2005―2012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第一、二、三產業產值，將數據的單位換算為億元，基于偏離-份額模型，計算得到武漢市各個產業的偏離-份額數據（見表二）。
表二
1.對武漢市各產業的份額偏離的分析
整體上來看，武漢市各產業的份額份量具有相同特征：第三產業最大，第二產業次之，第一產業最小。隨著時間的推移，武漢市各產業的份額分量呈現穩步增長的良好態勢。但也不難看出，發展的同時差距也在逐步顯現：二、三產業的增長速度明顯快于第一產業，且份額分量之和遠遠大于第一產業。第二、三產業的份額分量相當，差異較小，說明武漢市經濟整體水平處于工業化和服務業并進的階段。
2.對武漢市各產業的產業結構偏離的分析
從縱向時間序列上看，武漢市第一產業的產業結構分量一直為負數，且絕對值不斷增加，表明第一產業結構不太合理，層次低下，阻礙了武漢市經濟的發展。第二產業的產業結構分量除2007年為-4.18外，總體上為正值，且保持增長趨勢，說明武漢市第二產業結構整體優化程度較高，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明顯，并且促進作用在逐步強化。第三產業的產業結構分量在2006-2007年為正值，促進了經濟發展，但在2008年后發生逆轉，2008-2012年內一直保持為負值，且其絕對值還在不斷增加，嚴重阻礙了經濟的健康發展，產生了負面的影響。從截面上進行分析可知，雖然總體上武漢市產業結構份量總量為正，但也存在很多不和諧因素，需要予以重視。每年均有兩個不合理的產業結構抑制了經濟的增長，這些結構未能自行調整，反而進一步加劇。因此，武漢市產業結構確實存在許多不合理和不協調問題，產業結構調整與優化勢在必行。
3.對武漢市產業競爭力偏離的分析
第一產業競爭力除在2006年為0.44 和2012年為12.76外，其他年份一直為負，競爭力不斷下降。第二產業競爭力除在2007年具有0.14微弱競爭優勢外，在其他年份一直為負，競爭力嚴重不足。第三產業在開始的2006-2007年里，其競爭力為負，難以與其他產業抗衡。但在接下來的年份中，競爭力呈上升態勢，得到顯著提高，市場占有率極大提升。總的來說，武漢市的三大產業，在近些年內，除第三產業的競爭力略有上升外，第一、二產業競爭力不斷下降。因此，調整和優化第一、二產業的結構，提升競爭力已是當務之急。
綜上所述，武漢市產業結構的主要問題表現在第一產業占比過高，內部結構較為單一，投入產出低，整體效率水平低下；第二產業占比總體上較為合理，整體發展較好，但以重工業為主的發展模式導致產業同構現象明顯，資源配置不合理，規模效應較低，缺乏競爭力；第三產業的占比有待提高，內部結構急需完善，技術含量有待提升，對人才的吸納能力需要。
三、武漢市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的對策建議
1.兼顧質量和效益，推進農業產業化，實現農產品多樣化和特色化
武漢市自然資源得天獨厚，水資源極為充足。由于第一產業發展模式單一，以傳統的水稻、小麥、玉米和大豆為主，未能充分發揮好比較優勢，種植水生經濟作物，發展漁業和養殖業。今后，應在原有單個家庭承包責任制基礎上，加快土地扭轉，鼓勵多樣化合作；改變傳統的種植模式，使水面動、植物生產互補，實現水陸“雙贏”；按照市場需求，豐富農產品的種類，提高農作物的經濟價值和附加值，帶動關聯的食品加工制造業的發展。
2.統籌發展輕重工業，集約發展主導產業，大力培育優勢產業
在大力發展制造業基調下，第二產業整體發展狀況良好。但由于“重型化”較為明顯，產值主要是由汽車、鋼鐵、冶金、石化等重型工業貢獻的，不僅對資源依賴性較強，而且是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所以，需要通過平衡輕重工業的比重，保持產業內的良性互動。作為主導產業的重工業應通過產業集聚，加強對資源的整合，實現集約發展；通過技術創新提升企業對工業“三廢”的處理能力，發展循環經濟，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針對產業中的國有比重過大的問題，應加快國有企業改革進程，使經營體制更靈活。并通過加強與周邊地區的合作與交流，比如，針對作為主導產業的汽車行業，發揮與襄陽、十堰、宜昌等地區的產業聯動作用，實現規模經濟，實現共同協調發展；對具有優勢的煙草、食品、紡織等輕工業應加大扶持力度，使其能在服務于農產業的基礎上，形成完善的產業鏈，創造值得信賴的品牌，增強產業競爭力。
3.利用區位優勢，發展生產業，重視新興科技產業
第三產業總體規模不大，具有明顯的結構缺陷。由于以傳統的餐飲和商貿零售服務為主，金融、信息、咨詢、物流、旅游等生產業發展嚴重不足。首先，武漢市應增強發展第三產業意識，在發展工業的同時兼顧第三產業；其次，武漢市位于中國的中部腹心部位，水陸空交通樞紐完備，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應大力發展物流產業；同時，應通過大力發展旅游文化產業，弘揚武漢具有特色的漢味文化和歷史文化古跡；最后，武漢東湖地區是中國較大的智力密集區，集聚了大批高校，科研實力雄厚。應做好產學研對接，充分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大力發展新興科技產業。
四、對武漢市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的研究結論與展望
基于對產業結構調整研究的結論和武漢市產業結構的現狀，利用偏離-份額模型對產業結構進行實證分析，我們得出武漢市產業結構具有第一產業占比過高，結構單一，缺乏競爭力；第二產業占比較為合理，但以“重型化”為主，同構現象明顯，內部亟待升級；第三產業占比有待提高，應發展新興服務業的結論。并從三大產業的角度，對武漢市產業結構調整與升級給出了第一產業兼顧質量和效益，推進農業產業化，實現農產品的多樣化和特色化；第二產業統籌發展輕重工業，集約發展主導產業，大力培育優勢產業；第三產業整合利用區位優勢，發展生產業，重視新興科技產業的對策建議。
參考文獻
[1]陳朔， 馮素杰.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中幾個問題的國際經驗和啟示： 以日本、 韓國和我國臺灣地區為例[J].經濟問題探索，2008（3）.
[2]戴瑾.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實證分析：以湖北省為考察對象[J].社會科學論壇，2010（15）.
[3]馬艷華， 魏輔軼.產業結構調整理論研究綜述[J].山西財經大學學報，2011（11）.
[4]徐勇，丁悅.產業演進比較與武漢產業結構高級化選擇[J].統計與決策，2011（16）.
[5]李武軍，黃炳南.基于偏離一份額分析法的中部地區產業結構研究[J].經濟經緯，2010（6）.
【關鍵詞】高職商務英語 少數民族學生論文
近年來由于就業形勢、人才需求等諸多因素影響，原本是高職教育中屬于熱門專業的商務英語，新疆地區高職教育商務英語專業卻遭遇了招生縮水的冷遇。新疆輕工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稱我院）商務英語專業招生人數從原來90人的班級規模已逐漸縮減到40人。在保證教學資源和教學質量的基礎上，學院正逐步探索民漢合班的教學模式。因此，商務英語專業的少數民族學生自然要與其他地域生源學生在同一班級接受同等專業英語水平教育。但是，少數民族學生的英語基礎是在高中時期才開始接觸，學習英語時間短、底子薄。加上民族母語的溝通障礙，對商務英語專業知識的學習、理解和應用帶來諸多的影響。從近年教學情況來看，最終的結果就是商務英語專業少數民族學生在畢業時提交的畢業論文存在著十分突出的問題，集中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漢語水平有限導致英漢理解能力、英文寫作能力差。我院的少數民族同學多數來自各地州，基礎教育模式及成長環境的影響使他們對母語依賴程度很高。在進入高職教育階段，尤其是英語學習的過程中，母語，漢語，英語常常使得他們在理解方面需要先把英語轉換成漢語再轉換成母語才能理解其含義，這對于專業學習來說本身就是負擔；加上母語的語法規則有異與漢語和英語的語法規則，因此寫作成為他們專業英語學習的又一薄弱環節。
2、論文選題基本與專業無關，多以翻譯兒童讀物，編寫小學英語教案為主。高職商務英語專業畢業生論文選題主要集中在英美文學作品賞析、英語語言技能的訓練和提高、商務實務操作、商務信函語言特征、商務交際技巧和禮儀、中西文化差異等五個方面。這些內容對于少數民族學生來說無疑都是極大的挑戰。為緩解部分學生學業和就業的雙重壓力，大部分學生在論文的研究內容、研究方向、結構形式等方面不做嚴格的要求。但就論文選題及內容來看，多以翻譯兒童讀物，編寫小學英語教案為主。從論文質量來看，甚至直接抄襲剽竊網上論文，并形成惡性循環。
3、學生就業壓力大，以找工作為理由，敷衍論文寫作。就我院商務英語專業就業情況來說，近七成的學生選擇了與自己所學專業無關的工作。學生在畢業之際，少數民族學生既要面對學歷上的競爭，又要克服漢語交際帶來的影響。這就導致畢業生到企業頂崗實習后，為爭取到現在的工作崗位，對撰寫論文的態度發生變化，不愿意再花更多精力和時間去完成畢業論文（如他們很少主動與指導教師溝通，對專業知識不進行系統化的積累和實踐等等）。最終往往導致論文是臨到畢業論文答辯的時候匆忙敷衍， 相互抄襲現象嚴重，同樣造成畢業論文質量不高的現象。
4、論文審核較為簡單，指導老師放寬要求。指導老師出于對學生就業壓力的理解及少數民族學生情況的了解，對其上交的論文，無論從格式規范、內容結構、理論邏輯等方面都適當放寬了要求，這在很大程度上放縱了學生的惰性，學生從而投機地放棄了專業知識的學習和研究的機會。
根據國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專科英語課程教學基本要求》的根本指導，結合高職院校英語教學的基本要求，并充分考慮少數民族地區學生構成和層次因素，對以上少數民族畢業論存在的問題個人提出解決途徑如下。
1、從二年級起開設寫作課，為畢業論文寫作打好基礎。通過寫作課的強化鍛煉和實踐，使少數民族學生在面對畢業論文的寫作時增強信心和能力，不再束手無策。進一步調整專業課程設置，加大寫作訓練環節，通過積極開展第二課堂、情景模擬訓練等形式，充分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引導學生學會搜集、整理資料，鍛煉學生文字表達能力和綜述能力，循序漸進地培養學生的論文寫作能力，徹底改變少數民族學生“寫作恐懼”的現象。此外，在第五學期開設論文寫作指導課程，系統闡述論文規范，要求畢業論文任務書在本學期完成，并對論文的選題、提綱、開題報告、研究方法等做出明確的要求，增加論文鑒賞環節，使畢業生論文撰寫過程中不合規范的現象得以有效改善。
2、選派對民族生有經驗的老師，有針對性地指導論文。由于語言文化背景的不同，一般老師和民族生在專業論文溝通上存在較大的障礙。指派專業民族老師對其進行指導，一方面有利于發揮教學優勢，另一方面有利于加強對專業畢業論文各個環節指導和質量監督，往往事半功倍。
3、加強實習單位的配合。學生出了校門進入實習單位，生活角色從單純學生的角色突然轉變成社會成員的角色，心理承受了從輕松的校園生活到忙碌、緊張的社會生活轉變的壓力。加上語言溝通問題，更是有了“工作忙，沒時間”等借口。此時實習單位的配合和支持就尤為重要。單位的領導同事此時完全可以充當了指導教師的角色，結合所學專業、選題范圍對學生在案例、思路、方法等方面進行有益的指導，從而有效的幫助其完成論文撰寫。
4、以其他方式代替畢業論文。在畢業學習能力考核評審機制中，設置少數民族學生更加適合的方式代替畢業論文。比如撰寫指定或自選外文書目讀書心得或學習筆記，并最終通過答辯形式予以考核。在所學英語知識進行運用的同時，進一步提升商務領域的應用能力，從而更好地實現教學目的。
參考文獻
[1]李詩穎，劉雪春.加強大學英語“實用教學”改革的途徑[J].桂林航天工業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3）.
[2] 束定芳，莊智象.現代外語教學一理論、實踐與方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8.
[3] 楊萍.民族地區高等學校大學英語教學模式探索[J].沿海企業與科技，2005.
[4] 王銀泉. 萬玉書. 外語學習焦慮及其對外語學習的影響 外語教學與研究 2001（2）
關鍵詞：生命周期 債務期限 上市公司
生命周期理論是管理學最重要的理論之一，該理論認為，企業的發展與成長應該是動態的，企業與生命有機體一樣，經過出生、成長、成熟、衰退等發展過程，因而在不同的階段，企業應該采取不同的管理模式、管理方法來促進自身的持續發展。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把企業看成一個有機體，要求企業從動態角度來進行經營管理，這為研究企業的債務期限結構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本文將從企業生命周期理論的新視角來研究債務期限結構問題。
一、文獻綜述
債務期限結構的經典理論中，較少有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債務期限結構的，但是，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來研究資本結構問題的文獻卻較多，這為我們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債務期限結構提供了理論依據。
（一）國外文獻綜述。Wokukwu（2000）研究表明，企業所處周期階段不同，最優投資回報率值和資本結構之間的關系影響也有所差異。Murray& Vidhan（2003）認為，規模較大的公司其資產負債率偏高，這是符合優序融資理論的。另外，對于一些規模較小但成長性較高的公司，并非優先使用債務融資。Robb（2002）研究發現，一些初創期的公司與處于成熟期的公司相比，較多的是采用債務融資，但與此相對應產生了還款能力方面的困難。
（二）國內文獻綜述。趙蒲、孫愛英（2005）的研究表明，不同產業生命周期階段下的資本結構存在差異；資本結構決策受到產業生命周期階段的顯著影響。袁衛秋（2005）發現我國上市公司債務期限結構決策的重要依據是權衡思想，同時，我國上市公司在債務決策時偏向于短期債務的做法，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涂瑞、鄧娜（2013）在文章中得出結論，當終極控股股東的兩權偏離度越大時，企業越偏向于較短的目標債務期限結構，這種負相關關系會因政府干預被削弱；另外，政府干預越大并不一定導致目標債務期限水平越長，也就是二者的關系并不顯著。
從對國內外文獻的梳理過程可以發現，目前直接從企業生命周期的角度研究債務期限結構非常少，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是針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下的資本結構問題研究而已。針對這一研究現狀，本文從企業生命周期的新視角來研究債務期限結構問題，以此豐富該領域的研究，為優化我國上市公司債務期限結構提供理論支撐。
二、研究設計
（一）理論分析及研究假設。在企業成長階段，企業的發展速度較快，企業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支出的投入增加，對資金需要量更多，為滿足對資金的大量需求，企業將更多的采用配股、送股的形式分紅，而將大部分的利留存企業內部，但由于在成長期，盈利水平有限，內部的資金量并不多，因而會采取外部融資方式，尤其是權益資本融資；而在成熟階段，企業的生產技術、管理、市場份額、資產結構等趨于穩定，盈利能力達到頂峰，現金流入遠大于現金流出，企業具備較強的現金支付能力，對資金的需求較少，用內部融資方式就能滿足需要，較少使用外部資金；在衰退期，市場處于供大于求的狀態，企業出現市場占有率下降、銷售收入減少、盈利水平下降、籌資能力變弱、資金周轉困難等困境。由以上描述可知，當企業處于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時，其財務特征有著較大的區別，據此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債務期限結構存在顯著差異。
假設2：債務期限結構與生命周期的相關程度在各生命周期階段的表現有所不同。
假設3：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債務期限結構與公司特征因素、產品市場競爭程度、股權結構的相關程度有較大的區別。
（二）樣本選擇及數據來源。本文選擇2008年12月31日之前在滬深兩地上市的所有A股公司2009―2013年的數據為樣本，同時對樣本進行了如下篩選：（1）剔除在中小板和創業板的上市公司；（2）剔除ST 或*ST 公司；（3）剔除金融和保險類上市公司；（4）剔除在2009―2013年間任意一年所得稅稅額小于或者等于零、稅前利潤小于零以及實際稅率大于1的公司。最后得出符合條件的A股上市公司1 086家。所使用的數據主要來源于國泰安數據庫。
（三）企業生命周期階段的變量。本文結合我國上市公司已度過萌芽期的特點，將企業的生命周期階段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三個階段模型進行研究。借鑒Anthony 的生命周期劃分方法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調整，最終選擇銷售增長率、資本支出率、收益留存率和企業年限四個變量來劃分企業的生命周期階段。具體的實施辦法如下：第一，匯總以上四個變量2009―2013年連續五年的財務數據，并且四個變量按大小進行排序，然后采用三分法進行賦值。其中，成長階段的分值為0分，成熟期的分值為1分，衰退期為2分。第二，分年度對上市公司四個變量的得分進行匯總。第三，按照總得分（0―2）作為成長期，總得分（3―5）作為成熟期，總得分（6―8）作為衰退期，分年度確定各公司所屬的生命階段。最后得出，成長期為1 192個年度樣本數，成熟期為3 071個年度樣本數以及衰退期1 107個年度樣本數。
（四）變量定義與模型設計。
1.變量定義。本文以債務期限結構作為被解釋變量，另外，設計企業生命周期虛擬變量作為解釋變量，用于研究債務期限結構與企業所處生命周期階段二者之間的關系。同時，根據已有的相關理論以及學者們（如肖作平，2010；肖作平，2009；肖作平，2007，袁衛秋，2009；朱磊，2008等） 的經驗研究，選擇了公司規模、財務杠桿、資產期限、盈利能力、成長能力、實際稅率等10個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作為控制變量。具體定義如表1所示。
2.實證研究的模型設計。本文研究企業生命周期階段債務期限結構的變動情況，并考察債務期限結構對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反應情況。因此，第一步，建立回歸模型（1），用于估計企業生命周期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
LTD=α0+α1LIFE+α2SIZE+α3LEV+α4FIX+α5ROA+α6GROW+α7ETR+α8UNIQ+α9IS+α10LS （1）
第二步，為考察不同生命周期階段下，債務期限結構與其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程度，本研究將總體樣本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三個子樣本。建立的回歸模型如下：
LTD=α0+α1SIZE+α2LEV+α3FIX+α4ROA+α5GROW+α6ETR+α7UNIQ+α8IS+α9LS （2）
三、實證檢驗分析
（一）Jonckheere-Terpstra 檢驗。由檢驗結果可知，J-T 統計量均值為4317776.500，標準J-T 統計量為-15.081，小于平均值，相距較明顯。J-T統計量的雙側相伴概率為0.000，小于顯著性水平0.05，所以拒絕零假設，認為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債務期限結構存在顯著性差異，因此，假設1是成立的。
（二）企業生命周期與債務期限結構之間關系的檢驗。由上頁表2可知，從各個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看，公司規模、盈利能力、固定資產比例、流通股比例、產品市場競爭、企業生命周期虛擬變量等均有較好的統計效果。模型1至模型3中，成長期、成熟期與衰退期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59、-0.020、-0.030。成長期變量的回歸系數顯著為正，表明企業在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偏向于較長的債務期限結構；成熟期與衰退期的回歸系數顯著為負，表明在成熟期與衰退期，企業偏向于短的債務期限結構。另外，從回歸系數本身（0.059>-0.020>-0.030）來判斷，可以進一步得出，對較長的債務期限結構的偏好將伴隨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遞變而逐漸減弱。模型4引入了全部的生命周期虛擬變量，其回歸結果也進一步驗證了上述的判斷。因而，假設2是成立的。
（三）企業生命周期不同階段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的回歸分析。由表3的回歸結果可知：（1）成長期樣本和成熟期樣本中，除了杠桿、實際稅率、法人股比例和成長能力四個變量的統計效果不顯著外，其余變量均在1%水平上顯著，統計效果較好；（2）在衰退期樣本，企業規模、固定資產比例、產品市場競爭等變量統計效果較好，其余變量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效果并不顯著；（3）在三個生命周期階段樣本中，均存在杠桿、實際稅率、法人股比例、成長能力四個指標統計效果不顯著的問題。即使有四個解釋變量影響效果不明顯，也并不影響本文對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的分析。因為大部分指標對被解釋變量（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是非常顯著的。
在統計效果較好的變量中，不同生命周期樣本各個變量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程度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比如企業規模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036、0.034、0.026，說明無論在哪個階段，債務期限結構與企業規模之間均為正相關關系，但是影程度大小會不同，在成長期影響程度最大，成熟期次之，衰退期影響程度最小；固定資產比例對債務結構的影響方式、程度與企業規模類似；產品市場競爭變量的回歸系數分別為：-0.372、-0.162、-0.311，說明債務期限結構與產品市場競爭之間呈現負相關關系，但影響程度并不相同；在成長期樣本和成熟期樣本中，盈利能力、流通股比例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方向是一致的，但是影響程度也不同。由此可得，假設3是成立的。
四、研究結論及建議
現有的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實證研究大多是從靜態的角度進行，沒有從動態方面來考察債務期限結構影響因素的變化，本文實證研究得出如下結論：
（一）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債務期限結構存在顯著性差異。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的債務期限結構存在顯著性差異。由此可見，在企業的債務融資決策中，企業應該清楚認識到自身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如果籠統地做出決策必然會得出錯誤的結論。
（二）債務期限結構的長短選擇與企業所處的不同生命周期階段緊密相關。由表2的數據可知，企業生命周期變量對債務期限結構有顯著影響，但在各個生命周期階段效果不同，具體表現在：當處在生命周期的成長階段，企業會偏向于較長的債務期限結構；而在成熟期與衰退期，企業偏向于短的債務期限結構；并且對較長的債務期限結構的偏好將伴隨成長期、成熟期、衰退期的遞變而逐漸減弱。這一結論告訴我們，企業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階段應該選擇不同的債務期限結構。
（三）不同生命周期階段，控制變量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會有差異。從表3可以看出，不同生命周期樣本中，各個變量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方向大體一致，但是影響程度卻存在不同程度的差異。這說明，債務期限結構的選擇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但隨著企業生命周期影響因素的引入，它也改變了我們原有的一些認識。也就是各個影響因素對債務期限結構的影響方式會隨著企業自身的發展而產生一定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對企業債務融資決策的準確性產生影響，應該受到企業足夠的重視。
參考文獻：
[1]Robb Alicia.Small Business Financing：Differences Between Young and Old Firms[J].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2002，（07）：45-65.
[2]Kingsley Chiedozie Wokukwu.Life Cycle Capital Structure：Some Empirical Evidence[D].DBA dissertation，Nova Southeastern University，2000.
[3]趙蒲，孫愛英.資本結構與產業生命周期：基于中國上市公司的實證研究[J].管理工程學報，2005，19（3）：42-46.
擴大后第一年生源勢頭旺盛，但以后就不盡人意，兩所大學因此僅辦了兩期不得不停辦，我校與上醫大的生源也逐漸縮減告急。是什么原因造成這種局面?是辦班方式不好?是培訓效果不顯?還是培養任務已經完成?我們帶著這些疑慮于1995年上半年又作了抽樣反饋調查。
二、方法與結果:
調查對象:1993年前結業的“高師班”學員。方式為書面問答(96人)及開座談會。結果:
(一)多數人認為“高師班”是培養臨床學科帶頭人一種有效形式(87人，占90.6%);認為可辦可不辦者，僅有8人，占8.3腸;認為沒必要辦的，只有1人，占1.。%。
(二)“高師班”學員認為參加學習的主要收獲是:更新了知識，提高了外語水平，學習了某些臨床科研及實驗方法，增強了業務自學能力，學習了撰寫論文方法，提高了診治疑難病癥的能力。認為影響高年醫師參加高師班學習的主要因素為:
三、討論與分析:
(一)配齊配好臨床學科帶頭人，不斷提高骨干力量的業務素質，培養跨世紀的醫學高級人才，其任務依然十分艱巨。據調查，上海45家二級以上醫院近50個專業目前急需配齊的學科帶頭人(接班人)225人。
另據1990年《中國衛生統計》提供的綜合醫院(廠礦、部隊醫院未計在內)資料，全國未來擬增高級影像人才應不少于9，000人。但據1992年統計從大學影像專業畢業的本科生一年總共才200余人。并且在崗的高級影像人才絕大多數來自臨床醫學專業，其影像專業知識和技能幾乎全部通過畢業后繼續醫學教育獲得。
(二)十年的辦班實踐證實了“高師班”是繼出國留學、攻讀研究生學位之后又一條培養臨床學科帶頭人的重要途徑，符合我國的國情。學員普遍體會，學習后醫學理論和專業技術水平上了一個新臺階。不少學員說:“過去看書，遇上諸如免疫、分子生物學等內容，只能跳過去看，現在不僅能看懂，理解一也深刻多了”。
(三)在影響生源的諸因素中，以學與晉升不掛勾、經濟上損失太大，學歷問題沒解決最為突出。
1.開辦高師班的頭五年(1955~1991)，經上海市政府教衛辦批準，結業學員，申報高級職稱時，外文結業考試成績可代替晉升外語考試成績，結業論文可按正式公開發表的論文參加評審。但自1992年起，該條規定被取消，取代的是在同等條件下可“優先考慮”。有的單位在具體執行時實際上等于不考慮，這嚴重挫傷了再學習的積極性。
2.隨著改革深入和市場經濟的發展。醫師工資外收人與工資純收入的結構比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1985年l，1左右發展到4:1，近幾年少數醫院，有的科室甚至到10:1左右。因此，學習者與同級不參加學習的醫師相比，反差相當懸殊。少數學員甚至連最基本的月頭獎也被扣掉，心理難以平衡。.約有二分之一的學員，原學歷為大專，好不容易讀完了幾乎研究生的全部基礎理論課，通過了層層考試(考核)和結業論文答辨，到頭來還是個大專生，想來想去不值得。至于部分院領導只求自己任期內安定、求穩，缺乏長遠目標，怕做難，封鎖辦班消息，以及少數醫師晉升目標達到，不愿參加繼續醫學教育等等也影響生源的綜合原因之一。
至于那位認為“高師班投必要辦”的理由;“臨床學科帶頭人，不是靠培養，而是靠背景和關系”之說，我們當然不能同意，但從中也確實提醒我們;培養學科帶頭人必須有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對事業高度負責的精神，要警惕腐敗作風的侵蝕。四、建議與對策:
(一)廣泛宣傳、不斷強化終身教育的觀念;
改變“醫療是硬任務，教育是軟任務”，“學與不學照樣當醫生”，“參加繼續教育是個人行為”等錯誤觀點。要把開展繼續教育、培養跨世紀人才提到重要的戰略高度去認識。并列人各級領導任期責任目標。
(二)建立醫學職業學位制度(即醫學博士學位);
培養臨床學科帶頭人，要徹底擺脫我國現行的單一的重學術重課題研究的研究生培養模式(即學術研究型學位)。盡早建立醫學職業學位制度，開拓多渠道的培養新模式.允許通過繼續教育方式，培養專業應用型高級人才(即醫學博士學位)。改變目前學位愈高愈不適應臨床工作，挑不起臨床學科帶頭人的重擔，而臨床經驗豐富、學識水平高的高年醫師又得不到相應職業學位(甚至還要去指導和帶教博士、碩士研究生)的奇特現狀。
(三)教育必須與資格證書、晉職、晉級、職業學位直接掛勾;
要把接受繼續醫學教育與職稱評定、工資晉級和取得資格證書、職業學位密切結合起來，要形成這樣一個局面:誰不接受繼續教育，誰就不能晉職、晉級，誰就不能取得從醫資格和職業學位。只有采取這種強制與自覺相結合的措施，繼續醫學教育才有生命力。
(四)經濟上支持、鼓勵;
參加繼續教育不是單純的個人行為，而是衛生事業發展的需要。因此，在經濟上應采取支持鼓勵的辦法。從我校實踐來看，約2/3的派遣單位，處理是適當的。除超勞務收人外，其它方面的補貼獎金等基本不受影響，這對深人持久地開展繼續教育是一個十分重要的支持和保證。
(五)深化教育改革和人事制度改革;
1.縮減必修課，增擴選修課，重點加強臨床實際工作能力的培訓，學制以二年為好。
2.采用完全學分制，允許學員提早或在規定時間內(三年左右)分次學完全部課程。
2020年武漢市中考具體時間是：7月20日，語文9：00至11：30，數學14：30至16：30，道德與法治17：00至17：40；7月21日，物理、化學9：00至11：00，英語14：30至16：30。
語文、數學、英語實行閉卷考試，數學考試考生不得攜帶計算器，英語考試含有聽力測試；物理、化學合卷，實行閉卷考查；道德與法治實行開卷考查，允許考生帶初中各年級教科書和平時上課所做的筆記。
鑒于疫情，體育與健康考查以學生初中三年平時成績為依據進行綜合評價，物理化學生物實驗操作考查暫停，歷史、地理、生物結業考試由各區統籌組織實施。
考核科目為音樂、美術(或藝術)、綜合實踐活動、地方課程和學校開設的選修課程等，一般應在學科教學結束時隨堂進行。考核方式和形式要靈活多樣，可結合學科特點和學校實際，采取紙筆測試、聽力測試、面試、實驗操作、作品展示、才藝表演、撰寫小論文等多種方式。
（來源：文章屋網 ）
或許讓人好奇的是，這位女孩兒為何如此“恐懼”高考，法國的高考又是如何進行的？
法國的會考制度等同于中國的高考制度，早在拿破侖統治時期就已經創立，設考五種學科，并將通過的考生稱為 “業士”。直到現在，這個“老舊”的制度還有200年前的影子，當時擅長哲學和思辨的傳統依然得以保留，所有考生都必須參加哲學考試，所獲學位也稱為“哲學業士”。
不過，與二百年前只要進行口試相比，現在的會考制度更加專業化，而且考試過程也漫長而艱難。會考在某種程度上就像大學的預科考試，與今后的入學、就業有著非常緊密的關聯。會考提供了三種不同的分類，由考生本人根據興趣進行選擇。想進入綜合類大學和精英高等學府的學生，必須參加“綜合類會考”，這又細分為經濟與社會、文科、理科三類；第二類會考更加注重實踐能力，稱作“技術性會考”，分為8個門類，從衛生社工到可持續發展、實驗室化驗、企業管理、酒店服務、農學生物、舞蹈音樂和藝術設計；至于第三類會考，目的是讓學生拿到文憑后就能直接就業。
一、課題的提出
新課改高考試題的知識涉及了初高中的生物學知識，初中開始的一些課程如種子的形成、礦質元素的吸收、植物的生殖和發育在高中部分不再講述，而高中知識又是對初中模塊知識的一個補充和提升，有些知識又是高中才開始，所以初高中知識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初中僅在初一、初二年級開設生物，結業考試的形式為開卷且成績不計入中考總分，導致學校和學生都不夠重視這門課程，甚至有些學校在初中階段根本不開設生物課程，這樣初高中學段之間生物知識的欠缺就成了高中學生入門的障礙，所以開發“初高中銜接的校本課程”很有必要。
二、理論依據
1.課程銜接理論
銜接指的是事物之間的連接，階段之間的連接。本研究課題所說的課程銜接指的是不同學習階段某一學科在教學目標、課程資源、教學策略或學習方法上的有機結合。
課程銜接是初高中生物教學銜接的核心和基點，初高中生物課程銜接實質上就是二者課程相互承接、相互分工以及不重復浪費、沒有斷檔的一種有機結合的狀態。包括：①課程性質的銜接；②課程理念的銜接；③教學內容的銜接；④教材的銜接；⑤教學方法；⑥學生學習心理及學習方法的銜接等。本課題的研究側重對教學內容、教材、教學方法銜接的處理。
2.《普通高中生物課程標準》
高中課本上的有些知識是初中知識的進階和提升，有些內容在初中部分已經講述，高中只是簡單圖像描述，有些內容是高中才出現。
3.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全國統一考試大綱
考試范圍包括了初高中內容，只要是課本上出現的內容如習題、拓展提升、問題探討、小字部分均屬考試范圍。
三、研究目標
1.針對生物課程教學中出現的脫節現象以及解決方案進行研究，具體分析初高中生物課程銜接的內容、方法，并據此開發以課程銜接為目的的生物學校本課程，并形成可行性報告，探索出一條課程銜接的新途徑，搭建一個校本課程開發平臺。
2.組織教師從教學層面上進行知識的增補與難點的解題問題，還要教師深入認識傳統教育理論中的合理內容與學生獲得知識的主動建構理論在高中生物教育上的實踐問題。
3.指導教師把握初高中教材銜接的時機和尺度，通過相關知識的銜接要讓學生能從更高層次上來準確理解中學生物知識，要力求做到對今后的學習和發展有所幫助。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學習品質，掌握科學的學習方法，提高學習能力。
四、研究內容
1.初高中生物知識的同化與更新的研究
把高中教材研究的問題與初中教材研究的問題在文字表述、研究方法、思維特點等方面進行對比，明確新舊知識之間的聯系與差異。編寫《初高中教材異同分析報告》《初高中生物教學銜接教材。
2.進行直觀性教學，提高學生學習生物興趣的研究
應采用直觀形象的教學方法，多做一些實驗，多舉一些實例，多媒體教學使學生能夠通過具體的生物現象來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通過實驗演示的直觀教學使抽象的生物概念與生活實例聯系起來，變抽象為形象，變枯燥為生動，提高學生的生物學習興趣，使學生更好更快的適應高中生物的教學特點。
3.進行主體性課堂教學，培養學生思維能力的研究
改進課堂教學，創造思維情境，組織學生的思維活動，培養學生的生物抽象能力、概括能力、判斷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
4.對學生進行生物解題方法和技巧指導的研究
剛從初中升上高中的學生，常常是上課聽得懂，但一解題就錯。這主要是因為學生對生物知識理解不深，綜合運用知識解決問題的能力較弱。針對這種情況，教師應加強解題方法和技巧的指導，編寫解題方法論文集。
五、研究方法
1.問卷調查法。設計問卷，了解學生、教師對初高中課程銜接的看法以及用校本課程來解決初高中銜接問題的可行性。
2.文獻研究法。通過維普、中國知網、萬方數據庫查閱國內外與初高中課程銜接、初高中校本課程資源相關的各種文獻，結合本校實際和自己學科教學經驗開發設計適合于本校學生的初高中生物教學銜接校本課程。
3.對比法。對比分析初高中知識差異，寫出報告，同時進行合理安排校本教材內容。
4.行動研究法。在生物校本課程開發過程中，基于解決實際問題，結合自己平時教學的實踐，尋找分析需要銜接的地方，分析研究，提出解決方案，并著手實施，在實踐中考查研究、反思修正。
六、研究步驟及過程概述
第一階段：理論學習階段
1.學習內容：國內外現代教育理論；
2.采用方法：通過查閱文獻，了解有關情況。
第二階段：研究實施階段
1.主要內容：采用核心概念教學法，使學生能夠通過具體的生物現象來建立生物概念，掌握生物概念。
2.采用問題串形式，創造思維情境，組織學生的思維活動，培養學生的概括能力、判斷能力和綜合分析能力。
3.采用的方法：行動研究法。
第三階段：材料收集整理階段
教師應加強解題方法和技巧的指導、撰寫解題方法論文。
第四階段：階段性總結
對本課題二年的研究進行階段性效果評估與全面總結，提升理性思考，總結校本課程資源編寫過程報告，主要采用經驗介紹、典型案例分析、召開專題討論會、撰寫研究報告、論文等形式，進行成果交流。
七、研究成果
1.《調查報告》
2.《初高中教材銜接分析報告》
3.高中生物解題方法論文
4.《初高中生物銜接課程資源》
參考文獻：
[1]李小磊.初高中生物教學銜接的思考與實踐[J].教學實踐，2012，（8）.
[2]陳英水.初高中生物教學銜接點的研究[J].中學生物教學，2010，（7）.
[關鍵詞] 作物研究法 教學質量 教學效果
《作物研究法》是農學本科專業一門重要的專業基礎課程,該課程涉及內容較為廣泛,需要具備作物栽培學、植物生理生化、土壤農化、生物統計等專業基礎課和有關多方面的知識。它既是一門具有一定系統理論的專業基礎課,又是實踐性較強的應用類課程。學生一方面要接受一定的理論知識,另一方面又要掌握課程的實踐應用技能以及與相關學科的密切聯系。特別是在目前學校實行教學改革后,專業基礎課學時明顯減少的情況下,如何在有限的學時范圍內,提高課程的教學質量和教學效果,培養學生主動獲取知識和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能力,已成為擺在每個高校教師面前一項艱巨的任務與使命。
一、《作物研究法》在教學中存在的問題
在農學本科專業教育中,《作物研究法》課程一般在大四第二學期開設。由于近年來就業壓力的增大,大多數畢業班的學生對課程的認識發生了很大變化,他們普遍喜歡學習一些實用、社會上流行的知識,比如計算機應用技術、公務員培訓教材、市場營銷學等。對《作物研究法》這樣的專業基礎課程,大多數學生一方面學習興趣不濃,認為這門課理論程度深,不易懂;另一方面,學習目的不明確,不知道學這門課究竟有什么用,往往為了應付考試、獲取學分而學習。此外,課程的考核方式比較單一,沒有注重過程。《作物研究法》考試大綱中規定,課程結業方式采用閉卷考試形式。然而學業成績作為學習效果的憑證,不注重中間學習過程,學生學習氛圍不濃,平時遲到、早退、曠到現象頻繁發生,學生僅在考試前臨時突擊,蒙混過關;同時在上實驗課時,由于實驗儀器和實驗室空間有限,學生在做實驗過程中普遍存在渾水摸魚現象,經常僅有幾名學生認真做實驗,而上交的實驗報告相互抄襲現象尤為嚴重,往往是由一兩個“版本”抄寫而來。因此,教師在授課過程中,學生學習積極性、主動性不強,教師“唱獨角戲”的局面經常出現,課堂顯得沉悶死板。
二、提高《作物研究法》教學質量的措施
1.精簡和優化教學、實驗內容,突出理論知識的應用和實踐能力的培養
上理論課時,對授課內容進行了分析、討論,刪繁就簡,濃縮基礎內容,突出主線。一方面,將部分理論內容放在實驗課上、結合實驗內容進行講授,實現理論與實驗實踐相結合;另一方面,考慮部分學生已考取專業研究生,在有限的學時內盡量把當今學科最新研究成果、發展趨勢及研究熱點問題融入到日常教學中,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和創新精神。上實驗課時,將學生按一定人數分為多個小組,一個小組任命一名小組長,負責組內實驗過程中的具體分工,實驗結束后每小組只交一份實驗報告,并在報告中詳細標注組內人員分工情況。實現了以學生管學生的方式來組織實驗教學活動,充分了調動每個同學做實驗的積極性,并強化了學生們的團結協作能力。通過教學內容與實驗內容的優化組合,突出“強調動手、加強實踐、培養興趣、積極創新”的理念,實施循序漸進,打破以往只重視基礎內容的教學模式,突出理論知識的應用和實驗實踐能力的培養。
2.改革和豐富教學方法,充分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根據學校課程改革要求,進一步強化實踐訓練課時的比重,突出學生能力培養,科學處理講、練關系。《作物研究法》課程按三個“三分之一”的比例設計并組織教學,其中三分之一的內容采取講授方式組織教學,三分之一以邊講邊練――課堂討論的方式組織教學,三分之一以實驗方式組織教學。我校農學專業本科生畢業論文的安排是從大二開始的,從論文題目的選定、指導老師確定到相關的科研活動實踐和完成論文設計內容需要參與一系列科學試驗過程,大四時開始整理試驗數據并撰寫畢業論文,最后完成畢業論文答辯。因此,學生們在上《作物研究法》課程時已具備了一定的理論知識和實踐能力。為實現理論與實驗實踐的融合,我們重點增加了“邊講邊練”的比例。在上第一堂課時,闡明課程的重點和難點,同時要求學生們盡快整理畢業論文、并制作成幻燈片,結合課程的教學內容,安排從事相關領域研究的學生在課堂上著重介紹其本科論文所用的試驗方法及取得的主要結論。經過實踐,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被充分調動起來,課堂氣氛非常活躍。
3.調整學業成績構成,注重學習過程的考核
學生的學業成績以往主要由理論教學筆試成績和實驗成績構成,其中理論教學筆試成績占總成績50%,實驗成績50%。為了強化學生對學習過程的重視,我們對課程學業成績的構成進行了調整,壓縮了理論筆試和實驗成績的比例,增加了平時出勤率和課堂討論成績的比例,具體表現為:學業成績=平時出勤成績20%+課堂討論成績20%+實驗成績30%+試卷成績30%。經過實踐,學生們遲到、早退和曠到現象大幅減少,并激發了學生參與課堂討論和動手做實驗的主觀能動性。
三、小結
針對《作物研究法》課程的特點,我們對課程教學改革采取了一些有益的嘗試,不但提高了學生對課程重要性的認識,激發了學習的主觀能動性,使學生們不但掌握了一定的理論知識,同時也具備了分析和解決生產實際問題的能力,取得了良好的教學效果。但隨著農業生產水平的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對于農學專業課程教學也不斷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在教學手段上需要利用多媒體等先進手段,加大信息量,適應學時少、內容多的形勢;教學方法上應注重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和分析解決問題的能力。同時教師只有不斷更新觀念,用新思維、新觀點、新方式來改革教學,才能培養出符合農業快速發展需要的棟梁之才。
參考文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