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1 17: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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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我國以初步建成以家庭聯產承包經營為基礎、以政府公共服務機構為主導、多元化市場主體廣泛參與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其中，公益方面，我國已逐步建立從中央到地方鄉鎮的多級政府公益組織；經營方面，我國建立起專業分工趨于完善、經營規模逐漸擴大的農產品流通服務體系；合作方面，目前全國已成立了經工商注冊登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50多萬家，在促進農技推廣、生產資料供應、標準化生產、農產品營銷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2]
2.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對農業推廣碩士的需求
由于我國農業正面臨著階段性的新變化，致使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在迎來機遇的同時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其中，農業推廣人才在“質”與“量”上的嚴重不足，成為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所面臨的最直接問題。
2.1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面臨的人才困境
首先，在現行的公益機構中，人員老齡化問題日益突出，基層農技推廣新舊力量出現斷層，推廣隊伍專業化水平不足，知識老化現象嚴重；其次，部分農業經營機構缺乏對行業內涵的界定，加之涉農服務行業特殊性導致的人才從業意愿低糜，令機構難以招收符合行業規格的人才，且從業人員素質不高，缺乏法律意識；[3]其三，在崗的農業技術從業人員對于農技以外的其他知識和技能疏于提升，使得國家推進現代農業信息化建設的政策失去人才支撐。
2.2農業推廣碩士對構建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重要性
我國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面臨的人才困境，非常直接地對農業推廣戰線上的農業科技人員提出了新任務、新要求。農業推廣碩士作為專業學位研究生，其目標在于培養具備農業推廣技能，致力于農村發展服務，能解決生產、管理及建設中實際問題的應用型、復合型人才。因此，設立農業推廣專業碩士學位不僅是時代的需求，是國民經濟建設與發展的需求，更應是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的需求。
3.我國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面臨的問題
第一，生源方面。①經費自籌的方式增加了報考者的學習成本，且由于招考對象多為在職人員，時間精力有限，有些潛在生源雖有攻讀農推碩士的意愿，卻終因力不從心而放棄。②農推碩士招收單位的日益增多，造成爭搶生源的現象逐漸激化。③年齡、知識背景以及工作單位性質的差異，令生源的思維能力、對高新知識的接收能力參差不齊，就對高校的培養方法與模式提出了嚴峻挑戰。第二，思想認識方面。部分高校對農業推廣碩士的思想認識不到位，認為農推碩士是在職攻讀學位，其目的僅在于取得一紙文憑，增加升遷的籌碼，因此對其疏于管理，甚至將招收工作當成盈利創收的捷徑，從而在思想上降低對學員的要求。第三，培養方案設計方面。部分高校在農業推廣碩士培養方案的設計中，仍將教學內容側重于理論基礎知識，缺乏實踐性的案例教學，導致農推碩士難以將理論運用于實際，使培養應用型、復合型人才的初衷難以得到實現。第四，培養過程方面。①由于生源為在職人員，致使高校的教學安排難以兼顧每位學員，培養計劃有時不得不進行變動，甚至出現學時縮水的現象。②部分教師教學管理不規范，未制定課程大綱、課件和講義，考試過程不嚴格按照規定執行，教學質量得不到保證。[4]③因時間和空間等原因，部分校內外導師對農推碩士疏于指導，學員也同樣缺乏主動性，導師負責制名存實亡。第五，論文研究方面。有些研究生以時間精力不足為借口，跳過論文開題、中期檢查等環節，直接進行論文撰寫，難以保證質量，且在選題時多選擇大而空的內容，未結合生產實踐，沒有現實意義。
4.完善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建設的路徑選擇
基于農業推廣碩士培養體系在生源、思想認識、培養方案設計、培養過程以及論文研究中所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當通過以下幾方面提高農業推廣碩士的培養質量，從而為我國的農業社會化服務新機制彌補現有的人才缺陷。
4.1整合高校、政府資源，保證生源的“量”、“質”
高校應在保證培養質量的前提下，制定合理的收費標準。政府則應以提供學費補貼的方式，為學員以及高校提供一定的求學、辦學資金支持；高校必須加大重視力度，在堅持培養標準及培養目標的基礎上，采用靈活多樣的個性化培養模式；政府應當同高校訂立共同培養農推碩士的辦學協議書，將干部培訓同農推碩士教育緊密結合在一起，把干部任職資格、職務晉升與農業推廣碩士學位進行掛鉤；高校應將主要招收對象定位為農村基層中青年村干部、一線科技推廣人員以及服務基層的“村官”。
4.2端正高校辦學態度，提升學位認同感
針對高校自身、學員以及教師對農業推廣碩士專業學位認同感較低的現象，高校應當明確農業推廣碩士只是國家培養高層次人才的又一種方式，與學術型研究生處于同等地位，不存在孰優孰劣的問題，并進一步端正辦學思想，嚴格管理。要加大重視力度，完善培養環節，保證培養質量，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培養“懂科技、懂應用、懂管理”的人才，逐漸改變師生偏見，提高學位認同感。
4.3兼顧理論與實踐，適當調整培養方案
農業推廣碩士的特殊性，決定其教育必然要緊密結合職業崗位的要求，充分考慮研究生及農業推廣部門的實際需求，將培養內容著重放在農業推廣理論、現代農業信息傳播技術以及適應農村發展實際的經濟學、管理學和社會學等知識的擴展上；要打破傳統的學院式教學培養模式，聘任優秀及推廣經驗豐富的高級專家擔任授課教師，采取“到生產實踐中辦學”等多元化的教學方式，不斷提高學員的綜合素質和技能。
4.4規范教學過程，切實保證培養質量
要嚴格落實學分制，督促在職農推碩士合理安排工學時間；加強教學過程管理，注重考勤工作，只有修滿培養方案要求的學分數，方可參加畢業答辯；不斷深化任課教師隊伍改革，聘任課堂教學成果顯著、社會實踐經驗豐富的高職稱教師，采用研討、報告、案例分析等方法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融入具體的實際案例中，提升學員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要加強導師隊伍建設，選聘富有責任心，從事過技術推廣、科技成果轉化等應用研究，具有培養專業學位研究生的優秀教師對其進行悉心指導。[5]
4.5完善論文研究環節，切實提高學位含金量
論文摘要：現代教育的本質特征需根據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來確定。而對現代社會本質特征的研究應符合教育問題研究的范式。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的劃分可以全面考察個人的存在形式，可以兼顧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可以突出教育活動的特殊性，可以明確教育構成要素在現代社會的基本的相互作用的情況及與外界的關系狀態，進而明確現代教育的本質特征。
教育系統作為社會系統的子系統，教育影響社會的本質和發展。同時教育又被社會系統的本質特征所決定。當一種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來源并適用傳統社會，可稱之為傳統教育；而當一種教育的主要方面和主要特征適應現實社會。并表現出對未來社會的較大適應性，則稱之為現代教育。對現代教育與傳統教育的劃分是根源于社會特征本身的，研討現代教育離不開對現代社會的分析，對現代教育的本質特征的建構必須建立在對現代社會本質特征研究基礎上。
歸納各階段的社會本質特征，而要以一種符合教育問題研究邏輯的方法分析社會各階段本質。因此，有必要從新的角度研究構建社會的構成要素，進而歸納總結社會本質。關于社會構成要素有很多研究。實際上多種劃分方式的共存是必然的，根據不同學科的研究要求，應該對社會構成要素做不同維度的劃分。本文借鑒查爾斯-霍頓-庫利在《社會過程》一書中對社會構成要素的劃分方法。將社會構成要素分為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兩部分。這種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的劃分可以全面考察個人的存在形式及與外界的關系狀態，可以兼顧個人與社會的關系，也因此可以明確教育、人、現代社會三者相互作用的情況。
庫利認為，個人是一種個體的生活形式；制度或群體是非個體的生活形式。由于許多生活形式不以個人為特點，它們根本無法被那些只對個人感興趣的人理解和發現，因此對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的區分具有實際的意義。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的關系體現為：非個體形式是由個體形式構成的，但非個體的形式的歷史不能等同于特定個人的生活歷史；無論何時只要兩個個體形式聯合起米，就會出現一個新的非個體形式，但新的非個體形式不能等同于原有兩個個體形式的簡單相加；個體形式的發展往往是很難被自我覺察的，并且這種發展無時無刻的受到非個體形式的影響和改變：人類的生活形式，包括個體或非個體的形式都在探索著另外的生活形式提供的各種有利條件和促進因素，并做出最適宜的反應：個體或非個體的形式的發展既依賴于人們的遠見卓識，也離不開無法預見的偶然性因素。
當然，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之間存在交叉重疊之處，因為二者都包含共同的生活。由于它們的組成要素是一樣的，如果你從中抽走所有的個人，二者都將一無所剩，其他系統也會消失殆盡。
1、現代社會的本質特征
社會特定的生活形式主要有——個人、政黨、國家、教義、改革方案、神話、語言等。其中個體形式主要是個人，非個體形式主要包括政黨、國家、教義、體制、改革方案、神話、語言等等。不同的社會都存在著個體形式和非個體的形式，不論是農業社會、工業社會，都存在這兩種形式及兩種形式的關系。但是在不同社會，它們的內容不同，本質內涵也不一致。以此來判斷現代社會的特征，就可以在不同社會的共性基礎上尋找到現代社會的個性特征，也可以預測出將來社會的基本走向。
農業社會是以土地及勞動力資源的增加作為社會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的。而工業社會則是以自然資源和資產的不斷投入作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現代社會則是以知識和信息的增長作為社會發展不竭的動力源泉。現代社會的起始時期基本可以判斷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即從全世界的整體趨勢來看，社會發展的動力基本來源于知識的增長。
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個體形式和個體形式之間，往往體現出被動的合作和潛在的利益沖突。被動的合作是由于社會生產的要求，要求個體之間的共同勞作，互為協助，來完成生產的需要，個體的力量往往難以滿足生產的需要，而生產的成果與個人利益的直接關系很少：潛在的利益沖突則是由于社會生產需要的資源是具有排它性的、消耗性和稀缺性，因此也在生產的成果的占有上往往體現為潛在的沖突。
在現代社會個體形式和個體形式之間，則體現出主動的合作和潛在的利益共享。主動的合作主要是因為社會生產中，生產的產品往往以知識的形態存在。共同合作能夠創造出對個體有利的產品，知識也與有形物質資源不同，具有共享性，不具有排他性。
在農業社會和工業社會中，個體形式與非個體形式之間，往往體現為個體形式受制于非個體形式，個體形式的力量被彰顯的程度很小，非個體形式的發展狀態往往是與人性的需要背道而馳的。
在現代社會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之間，則體現出個體形式被最大程度的張揚，其作用和力量受到非個體形式的認同和肯定，而非個體形式也因個體形式的發展而有更良性的發展。
現代社會的這些特征具體體現為：
個體與制度的關系。關系體現為民主與專制的不斷制衡。而主體是強調民主。個體形式的發展要求必然強調民主平等的制度，以保證個體形式的最大程度的發展空間。
個體與生產力的關系。生產力得到快速的發展，更加依從于個體的智慧力量，而非個體的數量。
個體與文化的關系。個體充分占有文化資源，創建符合自己需要的世俗文化，也促進文化資源的最大程度的靈活、生動的發展。
因此，現代社會的特征可以被概括為：社會的個體形式和個體形式之間的關系是主動的尋求合作和潛在的利益共享；個體形式和非個體形式之間，則體現為個體形式的作用被最大程度的突顯。
2、現代教育的本質特征
現代社會的特征對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要求教育做出符合現代社會發展要求的變革。在教育目的上，要求教育活動的目標是將受教育者培養成既具有群性的適應性，同時又具有強烈個性的人：并且需要培養個體之間的交流合作和共同生存的能力。在教育內容上，以促進受教育者的社會適應性為主要目標，組織教育內容，要求與社會的真實發展狀態密切相關，并給受教育者提供個性化的學習方式和內容。在教育媒介上，在要求應用現代科學技術的同時。更加要求符合受教育者真實學習需求的有針對性地使用有效媒介。在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上。在教育性關系的基礎上則增加了社會關系的要素，關系趨于平等，要求增加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合作，相互學習補充。
因此，現代教育的特征可以概括為：
從個體形式發展上看。教育的目的、內容、媒介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以提高個體形式的適應、合作、共享、自主發展的能力為終極目標。從個體形式與非個體形式的關系上看，教育的目的、內容、媒介及教育者與受教育者的關系以符合個體形式的發展需要，實現受教育者作為個體形式對非個體形式的適應。并盡可能的凸現個體形式的作用和價值為終極目標。
參考文獻：
[1]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104.
[2]富永健一，社會結構與社會變遷[m]，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17-20、245.
論文摘要:在臺灣文壇，黃春明以一種人文關懷的姿態，以悲憫的人道主義情懷為本，對鄉間老人問題的凸顯進行審視與思索，表現一個具有濃郁鄉戀情結的人文知識分子對鄉村老人處境的憂思與觀照。本文以憂患意識與關懷視角為支點，對黃春明小說中凸顯出的老人與土地、老人與社會、老人與親情的硫離問題進行深入探討與研究。
愛之深，源于對認識對象的深切關注之情。人生的這種情感，在許多方面都是以一種優患的情思表現出來的。文學世界的人生優患意識生成，主要源于作家對人類前途命運的深切關注，有賴于對人生苦難現象的一種優患藝術審美的深刻體驗。人的生存狀態、生存困境、命運前途以及人生期盼始終是作家關注的焦點，但是不同的作家對人的研究并不相同。在人類生存的過程中，生命不可避免地要經受人與自身、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三種關系的困擾。
一個作家面對這三種關系，在其內心劇烈的困擾和沖突中，采取了各不相同的處理方式:“有的直面這三種關系矛盾沖突的殘酷，用寫實的筆觸冷靜地展現出人類生存的圖景;有的在這殘酷的沖突中，用荒誕悲涼的筆法構建起荒原意象;有的則用浪漫的心緒尋求著三種關系的和諧，在富有詩意的境界里把愛意灑遍人間，為自然、生命、社會獻上自己的一腔真情以及發自內心的深沉優患。”黃春明的小說基本上屬于后一類，他的小說多是把對于在困境中掙扎的老人身上體現出來的美好人性、道德和頑強生命力的溫情書寫與在現實、社會、歷史中的沖突，和諧地結合在一起，以一種人文關懷的姿態，形成一種無形的張力，形成一種對現實、人生、命運和社會的強烈觀照與深沉思索。
從早期的農業社會，經過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經濟起飛到八九十年代的工商業發達的一系列變化，雖然給臺灣社會帶來了富裕與繁榮，但是各種矛盾和危機也相伴而生，其中最為突出的就是臺灣老齡化問題的日益凸顯。一般社會學家較多地看到城市老人的孤獨寂寞，其實，由于缺乏退休工資、醫療保障之類的福利條件，農村老人的生活處境成為更具人文矛盾的社會問題。在黃春明筆下經常可以看到:在快速變遷的臺灣后工業時代，青壯年為了實現自己各種各樣的夢想，紛紛離開鄉土到城市討生活，只有老人被留在“農漁村落的鄉間”。鄉村社會呈現的是一個在偏遠地區，任由老人自生自滅的人群高齡化社會生態。
對于老人與自然、老人與社會、老人與親情的關注，在黃春明早期創作中已經出現。到了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則呈現出一種更為自覺的創作精神和探索力度。可以說，對于老人題材的書寫，貫穿黃春明創作的始終。如果說，六、七十年代的黃春明是從宜蘭出發，以他和鄉土、鄉情、民間文化傳統的天然聯系和眷戀情結為支點，審視、觀照了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與傳統農業經濟沖突、碰撞背景下的老人處境，塑造了鄉土文化的守望者、捍衛者和末代見證者，唱出世代與土地相依的鄉土人生戀歌。那么，八九十年代的黃春明則是在社區建設、鄉野調查、文化重建等一系列社會參與中，重返精神故土，以他對故土社會現實和歷史的重新審視與觀照，透視了臺灣城鎮化進程中凸顯的“老齡化問題”的癥結，表現了一個具有濃郁鄉戀情結的人文知識分子對被迫與土地、與社會、與親情疏離的鄉村老人處境的優思。
中國人的戀土意識是強烈、深沉的，它在潛移默化中滲人華夏子孫的深層意識與心理結構之中，化為他們一切行為的強大驅動力。作家黃春明以一個鄉土之子的情懷，寫出鄉間老人與土地、與自然的疏離。在他早期小說中，老人形象是鄉土風情的美好化身，扮演著鄉土文化在現代文明侵蝕下日趨沒落、消隱的歷史見證者角色。他們身上更多承載著作者對即將逝去的農業社會的故土世界的追懷和感傷，最有代表性的是青番公和阿盛伯。
《青番公的故事》中的吳青番這位七十多歲還在田里勞動的老人，“本身就是土地和歷史的象征”。他二十一歲那年，洪水毀了他的家，淹死了他的祖父。五十年過去了，青番公征服了自然，重建了家園，他的家族也繁盛起來。然而，他卻在新的現實面前感到深深的悲哀。因為生活轉人新的軌道，新的生活方式對他的威脅是他無力抗拒的，他以血汗和生命確立起來的傳統信條和田園，面臨著繼承的危機。對世代農村因襲相承的生活信念進行挑戰的，不再是自然的災害，而是另一種把他的兒女全部吸進去的物質文明。如果說青番公身上體現的是人生經驗無人繼承的傷逝情結，那么在阿盛伯身上，則正面展開了老一輩對傳統鄉土的守望和捍衛。小說以傳統與現代相對立的敘事策略，生動敘述了他們面對現代工業文明侵蝕田園詩意般的農業文明時所遭遇的徹底慘敗。透過阿盛伯的命運遭遇，作品描述了資本主義經濟侵人農村后引起的悲劇性沖突。從動員村民反對到聚眾持械阻礙施工，再到向縣長陳情、據理力爭，阿盛伯始終扮演著鄉村護衛者的角色，但時代的車輪是滾滾前進的，他最終以自溺于游泳池的失敗者悲劇成為時代變遷中的最后一曲悲劇性命運挽歌。 在多變而又多面的社會現實面前，老年人的生命狀態和人生抉擇，成為考察時代變遷的一面鏡子。黃春明筆下的老人境遇并非一種孤立、靜止的生命狀態，它始終與社會因素、時代變化聯系在一起，構成老人與社會的對應視角。如果說黃春明早期小說中的老人形象更多是以“鄉村守望者”的形象出現，捍衛著與土地世代相依的鄉村歷史。那么，他后期小說中的老人形象則象征著鄉村老人的集體失落。因為隨著資本主義工商經濟取代農業經濟，鄉村老人由動輒“子曰”跨進“報紙說”的社會。他們雖身處大眾傳媒的時代，卻被迫與現代社會疏離。如《現此時先生》中，那些老人每天除了“反當昔日的辛酸，慢慢細嚼熬過來的驕傲和嘆息”，他們與現實世界的唯一聯系便是聽一個有著“現此時”口頭禪的“現此時先生”讀舊報紙。而舊報紙的來源，“不是從山下雜貨鋪子包東西回來的，就是上城的人，順便到車站撿回來的”。在現代文明的快速前進中，老人們已經和破舊的三山國王廟一樣，被社會遺忘在封閉的蚊仔坑。小說最后寫到，這群篤信“報紙說”權威性的老人，為了證實蚊仔坑母牛生了小象的報紙消息，奔波勞頓于上山途中，以至于現此時先生氣喘病發作而死在半道。“現此時先生”的死，其實也反映被社會遺忘的鄉村老人對社會的一種無聲抗議，他的悲劇承載的是與他一樣渴望自我身份指證的“小人物”的共同性命運悲劇。
現代化是一把雙刃劍，社會的發展必然帶來文明和進步，但在文明的必然性中也隱藏著人與人之間感情的淡薄、親情關系的疏離。隨著臺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家庭結構也發生了變化，傳統的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已經不復存在，傳統的倫理親情、價值觀念在勢利、虛偽的現代文明的強勢攻擊下變得支離破碎，鄉村“孝梯”等美好的傳統倫理道德在年輕人心中已被扭曲、異化而日漸消解。老人的精神孤獨、精神贍養問題極為突出，臺灣的社會轉型、現代工業的畸形發展是以犧牲老年人的幸福為代價的。關于老人安養的現實境遇，是黃春明一直焦慮的問題。他寫于八九十年代的一些小說，敏銳地捕捉住這一社會現實，以哀婉的情觸、理性的質疑、嚴厲的批判，寫到現代工業帶來的新變化，對傳統倫理親情的泯滅，對老人與親情的疏離表現出最深刻的反思與焦慮。
論文摘要:當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小應該定位于“立足農村，培養農村所需要的人才，為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而應該與城市基礎教育的目標一樣，定位于為整個國家培養社會主義社會的合格公民
隨著我國政府和社會對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日益重視，農村教育也逐漸成為教育研究中的熱點問題，在所有的農村教育問題中，農村教育的目標是最為關鍵與核心的問題，因為它直接決定了農村教育的發展方向，決定了廣大農民及其子弟的命運，也決定了農村經濟、社會乃至整個民族、國家的發展與穩定。在對這一問題的研究中，不少研究者認為我國當前農村教育的目標應該定位于立足農村培養農村所需要的人才為農村經濟#社會的發展服務。其中有一些研究者還批判我國當前的農村教育存在，目標的單一應試性、城市性、離農性。結果導致未考上大學的農村青年是種田不如老子喂豬不如嫂子(1)。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是很片面的，甚至是錯誤的。
首先，農村教育不等于農村基礎教育，不能將兩者的目標混同。農村教育中除了包括農村基礎教育以外，還包括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高等教育、農村成人教育等幾個部分。農村基礎教育的對象是農村未成年人而農村職業技術教育#農村高等教育、農村成人教育的對象卻主要是成年人，將后者的目標定位于為農村培養人才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是完全可以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將前者的目標也定位于此卻是很不適合的農村義務教育在包括農村的我國絕大部分地區已經基本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在農村一些地方也逐漸普及，因此現在可以說，我國農村基礎教育也正在逐步走向普及化，接受基礎教育將成為每個農民子弟的權利和義務。而普及化的農村基礎教育就應該為農村學生提供普通教育，為高一級學校輸送合格的生源，農村基礎教育隸屬于整個國家的基礎教育，它與城市基礎教育一樣，都具有基礎教育的內在規定性，具體表現在，一是基礎性$即要滿足每個適齡青少年的基本學習需要“——”包括基本的學習手段，如讀、寫、口頭表達、演算和問題解決和基本的學習內容，如知識、技能、價值觀念和態度，這些內容和手段是人們為能生存下去、充分發展自己的能力、有尊嚴地生活和工作、充分參與發展#改善自己的生活質量作出有見識的決策并能繼續學習所需要的(2)。二是普及性$即不論城市還是農村，不論處于社會哪個階層#群體的適齡青少年，都有機會接受這樣的教育。三是全面性，即培養每個適齡青少年在德#智#體#美#勞等諸方面全面發展%因此$所謂農村基礎教育目標的!城市化傾向只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假問題。我國基礎教育培養目標總的只有一條，即培養社會主義社會的合格公民。農村基礎教育當然也不例外。
第二、我國正處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進程之中，農村基礎教育應該適應這一時展的潮流與需要、農村城市化是由傳統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城市社會發展的自然歷史過程；是農村地區生產力結構、生產經營方式和農業人口的收入水平、生活方式、思想觀念、人口素質等方面與城市文明逐漸接近、趨向同一的自然歷史過程；是城鄉差別縮小的自然歷史過程；也是城鄉融合并最終走向城鄉一體化的自然歷史過程，這是社會經濟結構發生根本性變革并獲得巨大發展空間的表現，是衡量一個國家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誠如世界銀行在《2002年的中國》中所指出的：當前的中國正經歷兩個轉變，即從指令性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和從農村，農業社會向城市、工業社會的轉變。我國農村城市化必然會伴隨著產業結構與就業結構的重大變化。目前我國第一產業占整個國民經濟的17%第二產業即工業占50%，第三產業占33%。而在未來20至50年內，第一產業將急劇萎縮，農業的比重可能降到5%以下，工業的比重略有上升$第三產業將會超過50%，產業結構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就業結構的變化.大量的農村勞動力將向城市第三產業即金融#服務等行業轉移%隨著農村人口大量轉移到城市第三產業!城鄉結構將發生巨大變化，現在我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的62.3%，而到2050年左右，農村人口將降到20%左右(3)。因此，我國當前的農村基礎教育應該為農村城市化的發展進程服務!也就是為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調整和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服務，而不是漠視甚至阻擋這一進程，可以設想!在廣大農民主要從事現代第三產業而不是傳統農業生產勞動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再需要像老子、嫂子那樣去、種田、養豬了!而代之以現代化的規模農業%飼養業"我敢肯定，那時候雖然只有極少數的人仍然在種田與養豬但是卻要遠遠超過我們的老子和嫂子。
第三，我國絕大多數農民都有讓其子女讀大學的愿望，而廣大農民子弟也都有自己的大學夢，這一點我們絕不能忽視，城鄉二元結構是我國社會多年來的基本特征之一，在人們的心目中，城市代表著先進、富裕，而農村則代表著落后、貧窮，城市與農村分別處于社會的上層和底層，多年以來，我國城市居民一直享受著穩定的社會福利、醫療、養老、保險等待遇、政策。而農村居民則完全沒有這些保障。因此改變農民身份成為城里人像城里人一樣生活，一直是許多農村人的夢想。然而，農村人要想成為城里人卻十分困難。雖然現在已經有大量的農民工進城務工，生活在城市里。但由于其農村戶口性質的限制，很難甚至根本享受不到城市人的社會福利、醫療、養老、保險等。也就是說并不能成為真正的城市人。就目前而言，高考仍是廣大農民子弟改變其農民身份的相對較為容易的一條通道。然而，就是這為數極少的通道也要被某些將農村基礎教育目標錯誤定位的人所堵塞。
這對于廣大農村學生來說是很大的不公，從長遠來看也不利于社會的平衡與穩定，社會學研究表明!一個社會要保持穩定，必須保證正常的社會流動。社會流動包括橫向的流動和縱向的流動；橫向的流動指的是地域流動，而縱向的流動指的是社會升遷性流動。而這兩者又緊密相關，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不僅僅是一種橫向的地域之間的流動，而且是一種縱向的社會升遷性流動。農村學生只有考上大學，才能改變自己的農村戶口性質，才有可能利用自己絕不遜于城市學生的天賦、努力，走向社會的上層。這種社會流動是極有價值的，它有力地保證了所有人在公平的機會下競爭，保證最優秀的人才脫穎而出，充分發揮自己的聰明才智!從而使勞動力資源得到更為合理、有效的配置和使用。眾所周知，我國農村學生的高考入學率本來就遠低于城市，農村的學生要付出城市學生數倍的努力，才能獲得進入大學的機會"現在我們卻將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定位于、面向農村。為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服務。這不是要更加減少乃至剝奪他們走向城市，走向社會上層的機會嗎？為什么我們在期望農村基礎教育培養的學生面向農村!經常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掌握農業生產知識和技術的時候!不要求城市基礎教育培養的學生面向城市%工廠或企業!經常參加社區服務和實踐!掌握工業生產知識和技術，為什么我們在大力批判農村的所謂應試教育的時候!卻無視城市學校經常補課，讓學生掌握大量科學文化知識以備高考的現實。在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并仍發揮著重要作用的現實面前，把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定位于服務農村，只會繼續加劇城鄉二元對立，也只會使農民處于更加不利的社會地位。我不知道!那些要求農村基礎教育服務農村的、而又出生于農村并且接受過農村基礎教育的決策者、倡導者和研究者們是否想過，如果按照你們的目標定位，你們今天還有機會在此談論這一問題嗎。
鑒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
首先，我們在規定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時，應該立足于農村社會的現實與發展需要"但是必須指出!我們這里所講的農村是處于前進、發展中的農村是正在逐步走向城市化的農村。如果僅僅用靜止的眼光來看農村來要求農村基礎教育，那么就可能使農村基礎教育永遠落后于農村乃至整個社會的發展!這非但不能促進農村社會的進步!反倒有可能成為農村社會進步、發展的障礙"其次!我們在規定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時，應該充分考慮到農民的利益需要。目前農民對農村基礎教育的最大需要就是自己的孩子能夠考上大學，而不是掌握基本的農業生產知識與技術，與自己一起呆在農村種田。這是農民最現實、最樸素的需要，也是非常合理的需要"農村的孩子讀了那么多年的書，為什么就不能像城里的孩子一樣擁有更高的社會地位，享受更高層次的物質生活。在城鄉二元結構依然存在的今天!我們有什么資格阻礙或者禁止已經處于不利地位的農村孩子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因此，國家應該大力扶持農村基礎教育!應該為農村的孩子提供更多發展的可能性，并且為他們的進一步發展打下扎實的基礎!而不應該把他們局限于農村，最后，依照以上要求!當前我國農村基礎教育的目標應該與城市基礎教育一樣，都應該著眼于基礎性、普及性和全面性!即為每個適齡青少年準備進一步發展的知識、能力和精神基礎，使其成為適應我國社會主義社會的合格公民。在此，農村與城市只是區域性、地域性的劃分!它們決不意味著兩種不同性質的教育模式.
參考文獻
1.劉堯，積極關注，農村教育目標錯位問題[M]人民政協報，2002，10，10.
關鍵詞：社會轉型 大學生 信仰
一、社會轉型的含義
轉型，是指事物從一種運動形式向另一種運動形式轉變的過渡過程。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一種類型向另一種類型轉變的過渡過程[1]。我國現在社會轉型處于哪個階段，其轉型期的社會特征又是什么，轉型期出現的問題是什么……這些都是需要研究的問題。關于“社會轉型”的含義，在我國社會學學者的論述中，主要有三方面的理解： 一是指體制轉型，即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二是指社會結構變動，持這一觀點的學者認為：“社會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它是指一種整體的和全面的結構狀態過渡，而不僅僅是某些單項發展指標的實現。社會轉型的具體內容是結構轉換、機制轉軌、利益調整和觀念轉變。在社會轉型時期，人們的行為方式、生活方式、價值體系都會發生明顯的變化。”三是指社會形態變遷，即“指中國社會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根據上述三個方面的闡述，可將時間年限大致分為四段：1978-1993年（15年起步階段）； 1994-2004年（10年發展階段）；2005-2010年（5年完善階段）；2011年-21世紀中葉（鞏固完成階段）[2]。
二、社會轉型期大學生信仰問題及解決對策
（一）大學生信仰問題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隨著科學技術，尤其是通信技術的快速發展，西方的各種思潮和價值觀源源不斷地涌向我國，加之我國傳統道德文化、倫理思想對大學生的影響，大學生信仰問題變得更加復雜了。大學生信仰問題主要表現一下幾方面。第一：信仰不唯一。由于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西方價值觀滲透進我國本土，并對本土價值觀形成的沖擊愈發嚴重。大學生，作為新鮮事物的最先接受者，他們將西方價值觀的優勢與我國現階段發展的劣勢相比較，認為西方價值觀信仰優越于我國的信仰。從而認為，信仰的選擇不應該唯一，更不應該僅選擇作為信仰。所以造成大學生信仰多元化的問題。由此產生對信仰的不堅定，有的學生甚至對表示懷疑。第二：信仰的非理性。由于大學生還處于校園環境中，尚未踏入社會。他們對于社會問題、社會環境的認識十分感性，這就造成了他們信仰選擇的不理性。中國社科院青年人文社科中心撰寫的“青年學生信仰狀況調研”的調查報告表明，在對的認識上，有16.4%的學生感到“說不清楚”。說明有一部分青年學生對信仰認識很模糊，他們無從判斷[3]。這些問題很清晰地說明一個問題，即大學生對于信仰問題的認識上，十分幼稚和膚淺，從而盲目的進行信仰選擇，導致信仰的非理性。第三，信仰的世俗化。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市場經濟經濟的消極作用必然對大學生造成影響。于是，少部分大學生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利他主義等觀念淡薄，造成了校園暴力、炫富、拜金、不健康的信仰觀，“校園飆車案”頻發、攀比現象嚴重等，都是信仰世俗化的表現。大學生信仰方面出現的這些問題，都是可以理解和解決的，在社會轉型期的一段時間內，大學生對人生選擇和價值選擇的迷茫屬于正常現象。
（二）解決問題的對策
第一：凈化社會環境。“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4]。所以，社會環境對大學生信仰問題的解決發揮著重要作用。引導大學生樹立科學信仰，需要逐步完善市場經濟體制，提高生活水平，減少不利問題的發生。消除貧富差距、公平與效率、發展不均衡等對個人物質和心理上的不滿，為精神信仰奠定堅實的物質基礎，這些都是營造良好社會信仰環境最基本的方式。[5]
第二：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大學階段是大學生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日趨成熟的重要時期，在這一階段中，加強對大學生思想政治方面的理性教育，才能更好的引導大學生選擇科學的、正確的、進步的信仰。
第三：營造健康的家庭環境。家庭環境對于大學生信仰選擇的作用十分重大，由于父母的價值及信仰選擇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造成子女的價值和信仰的逐步形成。如果大學生在家庭中受到的熏陶與他們在學校、社會中得到教育不一致，他們往往會選擇家庭教育中的信仰。這就要求大學生的家人能夠給予大學生正確的信仰教育，使他們樹立高尚的價值觀，摒棄錯誤的價值觀，更好的成為建設社會主義的中流砥柱。
結語：
大學生，是祖國的棟梁、國家的未來，大學生信仰的選擇直接關系到國家命運的發展。在當前的社會轉型期，大部分大學生的信仰是科學的、正確的，這對我國在新時期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的目標是極大的鼓舞。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少部分大學生的信仰問題的確迫在眉睫，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幫助大學生樹立科學的信仰、正確的價值取向，使他們積極參與到社會主義建設中來，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貢獻自己的力量。
注釋：
[1]劉祖云 主編《社會轉型解讀》[M]武漢大學出版社2005年10月第3頁
[2]楊 明《社會轉型期大學生價值觀教育問題探析》[D]貴州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2007年
[3]蔣凱凱《社會轉型期大學生信仰問題探析》[J]長沙大學學報 2011年7月
[4]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54-57頁
有學者就此認為：我們可以看到在過去一段時間里，《江村經濟》的里程碑意義似乎被一些研究者過分拔高了［4］。不管怎么樣，葛學溥的研究可稱得上是中國最早的社區研究實踐以及華南鄉村研究的開端。但十分可惜的是，由于葛本人后來轉向教育學研究領域，因此在人類學社會學界并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和重視，且本書在相當長的時間僅僅是英文出版③，未能在中國造成廣泛影響。然而，葛氏在書中提出不少重要的學術概念，成為以后海內外漢學研究的出發點，如本書副標題所強調的“家族主義”（Familism）這一概念，葛學溥認為，“家族主義是一種社會制度，所有的行為、標準、思想、觀念都產生于或圍繞著基于血緣聚居團體利益的社會制度。家族是所有價值判斷的基礎和標準。一切有利于家族的事務、行為都會采納、推行，反之，就會視為禁忌而加以修正和限制。村落所有的其他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社會控制、、親屬制度都圍繞家族主義這一核心。”可以想象在那個時代，在一個西方人眼中，中國華南鄉土的家族組織現象是十分獨特而與西方社會大不相同的一道亮麗風景，對于他應該有不小的文化震驚，故而他把書的副標題定位為“廣東鳳凰村的家族主義社會學研究”，以此來概括鄉土社會的基本特征。他的另外一個貢獻是提出了影響深遠的“家族類型說”，從制度類型上把家族分成四類：自然家庭、經濟家庭、宗教家庭和氏族家庭；并且在書中將家族主義的視角廣泛地應用于村落的經濟政治宗教的描述之中。他還認為隨著技術的發展、新觀念的輸入，市民性的興起必將取代家族主義，樂觀地認為在嚴格的家族主義的裂縫中能產生市民性。這些論述使家族主義成為相當長一段時間內解讀中國的一個關鍵詞，因此《華南的鄉村生活》一書也可算是傳統鄉村“家族本位”論的代表作和一本家庭社會學的著作。這種鄉土社會以家族主義這一現象為核心的看法對漢學人類學具有開創性的意義，極大影響了科恩（M.Cohen）、武雅士（A.Wolf）、華琛（J.Watson）等漢學家，而弗里德曼則更是在此家族類型基礎上發展出更為精準的概括力的宗族模式，寫出著名漢學經典《中國東南宗族組織》（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及《ChineseLineageandSociety》。于是，宗族家族的研究也成為了后來華南東南區域內人類學、歷史學與社會學研究的一個主要切入點和視域。書中也不乏建設性意見，例如對改善農村衛生的建議，應該加強學校教育，現在看來，很有前瞻性和現實意義。難能可貴的是，葛學溥還在史祿國的指導下進行了中國南方人口的體質測量，這無疑是深受美國式人類學四大分支即社會文化人類學、體質人類學、語言人類學與史前人類學（考古學）的學科理念影響使然。
需要注意的是，葛學溥對鳳凰村的調查時間較短，資料主要是利用他的學生戴天縱的調查寫成，他本人并沒有像經典人類學家如馬林諾夫斯基、埃文思•普里查德那樣親自進行長期的參與觀察，所以對鄉村生活的脈動缺乏感同身受，對華南社會邏輯的體認上并不深刻，也就不能真正了解概括中國鄉村本質。加上缺乏中國鄉土社會生活體驗以及對于中國文化的不熟悉，因此一些理解上較為膚淺或僅停留于表面。例如該書基本上看不到彼時土地所有者和農民之間的階層矛盾（但是當時的確應該是普遍存在的），不注重階層分析，從而書中所呈現給外界的印象是一派溫和的鄉土和諧景象，葛學溥也因此可稱為一位“鄉村和諧論”者。如學者所言，這種解釋把傳統村落視為具有高度價值認同與道德內聚的小共同體，其中的人際關系，包括主佃關系、主雇關系、貧富關系、紳民關系、家（族）長與家（族）屬關系都具有溫情脈脈的和諧性質［5］。這其實也掩蓋回避了鄉土社會的一些基本矛盾和沖突。而對于鄉村的經濟生活，本書也只是較為泛泛地介紹，只看到技術層面的落后導致了生活的貧困，卻回避了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榨，忽視了西方列強和全球殖民體系對手工業農業帶來的嚴重影響，沒有觸及鄉土社會經濟的中心問題。這也與他的身份和所處的立場有著很大關系，當然，我們也大可不必求全責備苛求一個西方學者必定具有的理論視角。同時，書中也有一些地方存在誤讀，比如周大鳴教授認為他對于“歸湖”的來源解釋為“鬼湖”就是望文生義。此外書中一些詞語明顯的帶有西方文化中心主義色彩（例如對于臟的看法等），且有進行價值判斷的痕跡。總體來看，葛學溥等西方學者兼傳教士的社會調查是有著特定目的的，即是通過社會調查來達到認識中國社會，以村知國，尤其是認識宗族就能認識中國的宏大目標。有的試圖探討改造改良中國的路線，更多的以此來服務于基督教天主教的傳教事務，因此可能也或多或少影響到了調查的精度和研究的深度。
此書1925年出版，距今已經80多年，時過境遷，鳳凰村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書中的人物皆已成歷史，作者也已經作古，只留下這本著作代代流傳。綜合起來看，葛學溥的研究是上個世紀早期以科學方法研究中國鄉土社會的代表性成果，是歐美社會學調查方法和社會研究范式在華南社會的成功嘗試，對后來的研究有著重要的示范與借鑒作用。雖然他并沒有明確的將“村莊”提煉為一個概念性可操作性的學術理論分析單位，但其所倡導的村落研究對中國人類學初創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有學者便指出：美國學者葛學溥和中國“鄉村建設運動”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所做的農村社會調查，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做了很好的鋪墊。隨著吳文藻引入英國社會人類學的功能學派，社區方法論便使人類學和社會學在中國這個傳統農業社會實現了結合，促進了中國村落研究的規范化和興盛［6］。它還為后輩學人的回訪與追蹤研究提供了可貴的學術資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山大學周大鳴教授尋訪鳳凰村之后，撰寫博士論文并修改成《鳳凰村的變遷：<華南的鄉村生活>追蹤研究》于2006年出版，對鳳凰村的變遷進行了全方位的展示和分析，對葛學溥書中提出的72個結論一一作了重新考察和對話。因為他的努力，潮汕地區的鳳凰村也因此與的“江村”、楊慶堃的“鷺江村”、林耀華的“黃村”、黃樹民的“林村”一道，從默默無名的小村落成為了學術界廣為關注的學術名村。誠然，葛學溥的研究還有很多遺憾之處、粗淺之處，正可謂“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即使如此，讀者也可于雪泥鴻爪之中得以一窺當時華南的風土人情以及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可以說，以葛學溥為代表的這些鄉土社會調查成果提供了一個外界認識中國的有效管道，有力地增進了西方世界對中國農村的了解和交流，本書和的《江村經濟》、林耀華的《義序的宗族研究》一起便是很長時期內海外學者探視中國鄉土尤其是宗族問題的重要文本讀物。此外，對于中國鄉村研究乃至人類學研究而言，多一本還是缺少一本這樣的鄉土民族志，其意義也許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對于鳳凰村以及鳳凰村的人們而言，卻是第一次，也是相當長時間里唯一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村莊寫真。
由鳳凰村開始而至華南鄉村研究，時至今日，后繼有人，已經蔚然大觀，既有葛學溥所開創的人類學式研究，也有歷史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研究。特別指出的是，以中山大學、廈門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等為主的一批學者在華南進行了歷史學和人類學相結合的成功嘗試，建立了歷史人類學學科，取得一系列豐碩的成果，已經形成了海內外熟知的“華南研究”或者“華南學派”。因此，對于華南研究而言，本書重要價值在于為我們記錄了大量鮮活的生活寫真圖景，提供了重要的華南鄉土歷史信息，保存了第一手關于華南鄉村生活的珍貴資料。這些一道構成了20世紀初華南鄉村生活的人類學書寫，因此具有了特別的社會史研究價值和難以替代的歷史意義，也是我們不應淡忘的一筆文化遺產。
作者：徐義強 單位：中山大學人類學系
關鍵詞：農村社會保障，農村養老保障制度，農村社會養老保險
建國50多年來，中國社會保障事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農村社會保障制度是適應原有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隨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進，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功能卻始終處于邊緣地帶，突出地表現為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不完善。在農村實行之后，一些原有的對農村老年人的保障政策被削弱，但新的保障制度卻又未建立，農村老年人不得不面臨著嚴峻的生活風險。由此可見，滯后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無法發揮“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就會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產生危害。因此，在當前改革開放的縱深發展的趨勢下，全面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與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背景下，構建合理的農村養老保險制度迫在眉睫和至關重要。
一、農村養老保障制度存在的問題。
1、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覆蓋面小，保障水平低。
由于我國農村經濟長期處于極低的發展水平上，農民可支配的收入十分有限，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社會保障，也只能是一種低水平的社會保障。。而且現行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一般是在一個縣的統籌范圍內進行的，由于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地區差別也很大，再加上農民手頭可支配的錢少，造成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人數也少，而且繳納的保費很低，無法滿足年老時的生活需求。湖南省邵東縣是一個比較富裕的地區，該縣有人口113萬，其中農民有一百零幾萬，而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的農民僅為5萬，占農民總數的5%，且大多數農民選擇的都是養老保險中層次最低的一次性繳納200元的投保檔次。如果按照20年投保期計算，每月只能領取幾十元的養老保險金，再扣除通貨膨脹因素，實際上并不能起到養老的作用。
2、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設計有誤，范圍籠統，且阻礙社會發展。
現行《縣級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本方案》明文規定，在保險基金的籌集上，“堅持以個人繳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給予政策扶持的原則。”但是由于設有具體規定集體繳納養老保險調劑金的義務，并且對國家的責任也設有具體規定，導致在實際的工作中，“以個人繳納為主”變成了“完全由個人繳納”。如山東省《平陰縣農民社會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就規定：保險費“集體確無力補助的，由個人全部繳納”。這已經連社區保障的性質都不具備了，而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自我保障。而且農民的個人社會養老保險賬戶形式上與個人銀行儲蓄賬戶相同，但實際上不如銀行的儲蓄賬戶，因為養老保險賬戶不可以隨時支取，必須在退休年齡后才能支取。農民要承擔養老保險管理機構的費用開支，以及保險基金被違法擠占、挪用的風險。這樣的農村養老保障制度的設計與減輕農民負擔相違背，導致農民無力接受和農村養老保險并未落到實處。同時，現行《方案》將農村務農、務工，經商等各類人員全部納入保險對象，這就將實際上脫離農業生產的務工、經商人員再次束縛在土地上，阻礙了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并且以前的戶籍制度與二元的社會保障制度導致了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固定化，也最終導致了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進程受阻礙，社會結構的轉型速度大大減緩。由此可見，只有對農村社會的保障對象進行科學的劃分，為轉移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建立適合自己的保障體系，割斷他們與土地的聯系，促進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社會轉型，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奠定堅實基礎。
3、國家投入不足，社會保險退化為商業保險，而且基金保值增值難。
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堅持“個人交納為主、集體補助為輔、國家在政策上予以扶持”的原則。這項政策扶持對鄉鎮企業職工參加養老保險具有益處，集體補助部分可由鄉鎮企業稅前支出。而現實中大部分農村務農人口享受不到這一待遇。當前，鄉村兩級負債嚴重，可以利用資金非常有限；盡管集體經濟較雄厚的村組，其養老金積累在收入分配中所占的比例也是很少，農村社會養老保險中的集體補助為輔就成了空話。實際上農民參加養老保險實際上成了純個人儲蓄積累保險，社會保險退化為商業保險。而且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面臨與城鎮的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一樣的投資運營問題。當前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主要采取存銀行、買定期國債，非常有限的投資渠道導致社會養老保險基金保值增值困難，極難以度過承諾較高的養老金的支付風險。
二、對策。
1、加速農村經濟發展是增加農村社會保障基金的根本。
經濟的發展水平決定社會保障水平的高和低。因此，加速農村經濟的發展，促進農業生產的現代化和鄉鎮企業的發展，這是健全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根本。因為經濟發展水平直接決定著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然而我國的經濟又不夠發達，再加上生產力水平的多層次性，這就要求我們因地制宜大力發展經濟，同時要求我們按照現實情況建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完善農村社會的養老保障。
2、范圍的劃分合理化。
我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農村人口按照其實際生活和工作情況可以劃分為四類人：第一類是主要從事農業生產又生活在農村的農民，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是其的農業收入，這些人是最為標準的農業人口；第二類在農村和城市之間來回遷移的農村人口，農忙時節回鄉承擔著沉重的家庭負荷，而且農閑時進城從事流動性較強的工作。第三類是生活在小城鎮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村人口，其非農業收入占全部家庭收入的大部分，鄉鎮企業職工和鄉鎮個體經營者是這部分農村人口的典型代表。第四類是生活和工作在城市，從事非農生產的農村人口。他們的工作相對穩定，而且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生活習慣實際上已經城市化的農村人口。因此，我們不能把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混為一談，并且在當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背景下要消除一切不和諧的因素，為新農村的建設奠定基礎。。所以要區分他們的實際情況，選擇加入相對應的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筆者認為第一、二類人應加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第三類人應選擇加入小城鎮社會養老保險制度，第四類人應選擇加入城市社會保障制度。
3、建立正式、規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
根據世界各國的發展養老保障的經驗來看，一個社會老齡化高峰到來之前的30-40年是以儲備積累方式建立社會養老保障制度的最佳時期，時間越短暫越被動。我國農村如果現在不抓緊建立并完善社會養老保險制度，那么在不久的將來，農村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會陷入嚴重的困境。因此，根據中國農村的實際情況，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推動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需要，建立正式、規范的農村社會養老保障制度。（1）、第一、二類人應加入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第三類人應加入小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改變現行《方案》將其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做法。一方面，這樣做能夠吸引更多的農村剩余勞動力，讓他們把小城鎮作為發展之地，減少向大中城市的盲目流動，而且可以減少農業從業人員，提高農業生產的規模化。另一方面，小城鎮的社會保障體系還必須與城市的相區別，因為城市社會保障體系的參照系的標準高、項目全，然而小城鎮的主體鄉鎮企業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難以按照這一標準實行。所以要做到保障職工的合法權益，又要不能減損因繳納保險成本增加鄉鎮企業的市場競爭力。同時采取鄉鎮企業職工個人繳費與鄉鎮企業繳費相結合的基金籌集方式，建立個人帳戶和社會統籌帳戶。只有構建相對獨立的，合理的小城鎮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真正體現鄉鎮企業在我國的獨特作用，促進我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型。（3）、第四類人應納入城市社會保障體系中，現行《方案》將第四類人納入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的做法，不僅不能夠減弱農民流向城市的熱度，反而增強了他們的流動盲目性。對于有相對穩定經濟來源的進城農民，他們已在城市居住多年，而且有能力加入城市社會養老保險。但對于進城時間短，且求職不易的農民來說，支出這筆養老保險費用有利于限制他們的盲目進城。因此，將第四類人納入城市社會保障制度，不僅可以拓寬城市保險金的籌集渠道，而且打開了為中國城市的發展作出了貢獻的進城農民踏入城市社會保障的大門，割斷了他們與土地的聯系，這樣有利于農業的規模化和現代化。
4、加大政府重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制的投入。
社會保障原則上要求國家出面組織并承擔一定的義務。在社會保障這項工作中，國家不但是非營利的，而且應該保證此項工作的人力、物力和財力的投入，不應從群眾所繳納的保險金中提取，否則就難保證社會保險的給付率高于商于保險。在國家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國家補貼的方法，通過調整現行政策的目標，把現在主要用于糧食流通環節的大量低效財政補貼，以對實行產品換保障計劃的農產品進行定額補貼的方式，逐步轉向直接補貼種糧農民，承擔起建立農民養老制度的財政責任，達到加快建立農民養老金保險制度的目的。國家財政提供的支持額度和農民繳納農產品的一定比例對農民進行直接補貼，不僅可以保證財政開支的可控性，而且可以使農民直接感到國家的財政扶持，進而提高農民的種糧積極性。這樣政府作為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建設的責任主體也可以成功地構建。
5、加快農村社會保障法制建設。
社會養老保險作為整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主體和核心，是以強制性為基本特征的。而社會養老保險的這一強制性又必須通過國家立法才能得到保證。目前，社會養老保險在農村舉步維艱，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保險立法的滯后。例如，在許多私營企業和三資企業中，由于一些企業主和民工的知識水平低，造成了企業主以政府有關強制社會養老保險的文件不是法律為由，拒絕給廣大農民購買社會養老保險。由此可見，要建立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制，加快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至關重要，因為只有如此才能使農民社會養老保險工作有法可依，進而為構建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建設奠定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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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具有錯綜復雜性，對民間藝術也產生深遠的影響，特別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間藝術。因此，當代民間藝術學的研究語境較十幾年前發生很大變化。在當代文化影響下，原有的理論方法已經不能滿足民間藝術學科繼續發展的要求。民間藝術學理論方法的當代建構應重新給予審視，善于打破學科間的壁壘，應用多學科交叉影響的綜合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做到動態過程化與靜態圖式化研究方法并行，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中的文化哲學研究轉向為民間藝術學研究提供了新思路。這些方法從多學科交叉影響、立足現實文化研究等方面給予民間藝術學理論方法以擴充、更新，以適應現代學科體系的發展，為藝術學學科體系的完備奠定持續發展的基礎。
Abstract:Insocialtransition,socialdevelopmentandculturechangeswerecomplicated,whichinfluencedonfolk-artdeeply.So,linguisticcircumstanceofcontemporaryfolkart,tookplacegreatchanges.Undertheinfluenceofcontemporaryculture,primarytheoriesandmethodsdidn’tmeettheneed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folkart.So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couldbeemphasized,weweregoodatbreakingdownthebulwarkbetweensomesubjects,appliedgeneralmethodwhichwaseffectedbymanyintersectionalsubjects.Inresearch,weshouldadoptthedynamicmethodaswellasstaticmethod.Researchofcultureturninginthedailyandno-dailylifestructureprovidedanewthought.Thesemethodsexpandedandrenewedthesystemofmethodologyoffolkart;builtthefoundationofsustainabledevelopmentofartistry.
Keyword:Art；Folkart；Method；Contemporaryconstructionandstructure
民間藝術學作為二級學科藝術學下的一個具有核心性質的學科，發展的歷程并不很長。上個世紀以后，隨著民間文學調查研究的深入，民間藝術的研究工作也開展起來。上世紀30年代，民間藝術的概念已經被提出，將民間美術的品類劃歸到民間藝術之中，并提出了民間藝術的特征。之后的50年代，伴隨著到民間去發掘和研究民間文學、民俗資料的大潮，各級文化局、藝術館或社會科研機構、大專院校在調查、采集、整理、研究上述資料的同時，也開始開展民間藝術的搜集整理工作。隨著本土文化意識和尋根意識的覺醒，保護、傳承和發展民族傳統文化的呼聲越來越高，民間藝術作為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也隨著“傳統文化熱”的不斷升溫而倍受關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民間文藝學界兩度發起大規模的搜集整理民間藝術資料的活動，從廣大農村發掘出大批有價值的民間文藝資料，并整理成冊，這對民間藝術的發展是功不可沒的。可以說，民間藝術的研究在上世紀
八、九十年代形成了一次高峰。而近些年在資料搜集工作的基礎上，一些學者開始從藝術學等多角度對民間藝術進行研究。這方面的專著，有張紫晨的《民俗學與民間美術》、潘魯生的《民藝學論綱》，唐家路和潘魯生合著的《中國民間美術導論》、的《中國民間藝術論》等，從綜合角度對民間藝術學學科建設和理論方法的構建起到積極作用。
但是，從現代化角度來看，民間藝術學理論和方法的建構要面臨與時俱進的問題。如果一味的保守而不知創新，學科的建設就難以趕上時代的步伐。我們的社會正在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影響著社會文化的整體發展，對民間藝術也產生或積極或消極的影響。如，隨著西方文化和大眾文化的進入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封閉的村落空間徹底被打開，生存于其中的民間藝術也面臨前所未未有的挑戰，在不同地區呈現不同狀態。顯然，民間藝術最初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很大轉變，這就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即原有的民間藝術學理論和方法能否適應當代民間藝術的發展？學科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需要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擴充和革新。在當代社會，民間藝術學研究方法的建構，確實需要我們重新給予審視、補充和發展。
一、多學科交叉影響下綜合研究方法的應用
民間藝術學經過幾十年的艱難發展，在世紀之交基本形成其完整地理論研究體系，但是必須立足于當代藝術學的界域，超越單一的藝術學和美學視角，才能追本溯源，尋求發展的新契機。一個學科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的建構不是一個閉門造車的過程，而是在發展的過程中，在吸收和借鑒許多相關學科優點的基礎上形成具有自身獨特價值的學科體系。特別是當代社會，學科之間早已打破以前的那種森然壁壘，交叉學科也如雨后春筍般的出現在學科分類中。這一現象的出現也在告誡我們研究一種學問，只將目光停留在本學科領域內的做法有些不合時宜，各學科的發展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條條大路通羅馬”，只要采取兼容并包的方法，才能取長補短，順利達到自己的研究目的。而在作為二級學科的藝術學中，其劃分的交叉學科也很多，如藝術社會學、藝術人類學等等。這些學科的形成和發展與其原來的學科都有直接的聯系，原學科框架完備的理論體系，深厚睿智的學術沉淀使這些交叉學科的建立和發展往往事半功倍。
同樣屬于二級學科分支的民間藝術學與這些交叉學科仍然有千絲萬縷的聯系，它們的理論和方法對民間藝術的研究起到見微知著的作用，不但豐富了民間藝術學的理論和研究方法，也為民間藝術的研究開拓更寬廣的思路。比如作為成熟的藝術社會學，重點是深入研究特定社會歷史條件下的藝術與特定的審美態度、審美感受和審美理想等因素的關系，它不僅僅外在的描述和規定藝術，如一般的、現象的研究藝術與生活、藝術與政治以及藝術的主體、題材、體裁、技巧等，而是去研究那些作為審美對象而呈現的藝術美，弄清楚某一時代的藝術之所以美的道理，為什么那些我們看起來美的藝術，當時當地人看起來不美，而我們認為不美的東西，當地人卻視為美的。藝術學發展到今天，已經學會用科學的態度和方法去考察藝術與種種社會因素的關系，當然這種考察畢竟與自然科學的方法不同。藝術社會學的研究特點，也恰好是民間藝術研究所要關注的。特別是當代社會，民間藝術發展的景況不容樂觀。雖然，我國發起一系列搶救民間文化遺產的工作，但是，民間藝術的衰落仍然是我們有目共睹的事實。為什么我們這些專業人士認為很美的民間藝術在民間的發展如此的艱難，很多民間藝術或是消失，或是式微，這種狀態與整個社會經濟、文化發展密切相關，因此，對這種現存狀態的科學剖析是目前民間藝術學應該研究的主要問題，也是民間藝術學自身進行外部研究的重要方面。而借鑒藝術社會學等相關學科的研究方法，采用定性定量的社會學操作方法，并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實證體系，也是民間藝術學研究方法應該嘗試的一個途徑。
再如，民間藝術更要吸收人類學收集、分析和駕馭材料的優勢。人類學的材料歷來受到中外美學大師的關注，異文化中的審美觀念為人們理解美的本質提供新的維度。而人類學的理論方法，也對美學、藝術學研究影響頗深，如功能論、進化論、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符號論等等。更為重要的是，人類學從個別到一般、從微觀到宏觀、從實證到思辨的運思模式，極有可能在精微之處解構民間藝術學的某些傳統理論與固有范式。這一過程的實現，往往需要民間藝術學研究者自覺地從人類學中汲取知識的源泉，也可以使人類學主動地向民間藝術學領域滲透。在人類學領域，大約在20世紀初期，人類學家開始意識到，如果想要創造出任何具有科學價值的研究成果，就必須像其他科學家研究他們的對象那樣來研究自己的對象——即要系統地進行觀察。為了更準確地對文化進行描述，他們便開始同所研究的民族生活在一起。他們觀察、甚至參與那些社會的某些重要事務，并向土著詳細詢問他們的習俗。所以，注重實證精神主要體現在田野作業的運用上。而這正是目前民間藝術應該重視的方法，以往對民間藝術的研究往往由許多民俗學家從民俗的角度給予實證調查研究，偏重可觀察的社會文化現象。這與民間藝術學的側重點有所偏離，民間藝術學在田野調查中應該以審美或審丑的眼光，深入到鄉民的社會生活中，了解人們審美標準、審美趣味發生的改變，改變的歷史原因和文化原因，人們對民間藝術的現實期待等等。走向田野，才能了解審美習俗在當今人們生活中發生的種種變化，才能把握民間所具有的質樸、清新、淳厚的美學觀念的發展脈搏，探尋突破民間藝術固有美學范式的新路徑,從實證的、個案的角度出發，逐漸上升到抽象的、一般的層面，使民間藝術的研究不僅僅限于靜態圖式化的研究，而是讓其與整個社會發展聯系在一起，使民間審美文化的研究更具深度和廣度。
總體來說，采用多學科交叉影響的研究方法，民間藝術學可以在發展中取長補短，改變封閉、狹隘、靜止的研究狀態，更具開放性、包容性。這里還要強調一點，在多學科交叉影響過程中，民間藝術學勢必會接受西方的一些新潮理論影響，在接受過程中一定注重與西方文化的平等對話，要立足于對中國社會文化以及鄉民的生存境況與精神世界的體悟與省思。切莫盲目的不加分析的引進和套用，使自身的學術體系缺乏本土化特征。
二、動態過程化與靜態圖式化研究方法的并行
由于民間藝術來自民間，又是民俗活動的載體，所以研究民間藝術可以采用兩種不同的方法。一是將民間藝術從民俗活動的主體和發生情境中剔除出來，將它（特別是民間美術）簡化為一種圖式、文本進行研究，即研究民間藝術作品，這是目前大家常用的，也是比較認可的靜態研究方法。二是將民間藝術與民俗活動主體和發生情境緊密結合，在特定文化語境下全方位動態研究民間藝術，揭示民間藝術與其他文化因子之間的互動關系，凸顯民間藝術研究的整體性。該研究方法在我們今后的研究中應給予足夠的重視。
民間審美文化伴隨著人類文明的漸次更替而不斷的演進和發展，任何審美文化習俗都存在于特定的歷史時空之中，它不是一種靜止的、一成不變的審美存在，往往隨著時代的發展和社會的變遷而不斷變化。每種審美現象都深深的烙上了歷史的印跡。因此，民間藝術學研究要特別強調將各區域、各族群的民間審美文化置于歷史發展的某個時段中，使之與整個社會文化變遷歷程相聯系。這是縱向的強調歷史感的過程化研究，在當前的學術領域，一些學科也開始重視這種研究方法的采用。例如在文學學領域，作為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的新歷史主義的代表人物葛林伯雷，十分重視產生藝術文本的歷史語境和社會文化語境，強調藝術與社會、藝術與歷史之間的有機聯系，反對那種將藝術作品與社會、與歷史孤立出來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方法。從一個整體的、系統的、聯系的觀點來看待文學藝術并且注重藝術文本所產生的具體的歷史情境以及文本與特定的歷史情境中的諸種因素的“互文性”。張京媛指出：“當我們閱讀葛林伯雷和其他新歷史主義者的文章時，我們可以感到他們以文化人類學的方式把整體文化當作研究的對象，而不僅僅局限于研究文化中某些我們認為是文學的部分。……‘新歷史主義’是描寫文化文本相互關系的一個隱喻。”[②]新歷史主義將藝術文本的歷史語境和現實語境融合起來，一方面努力恢復產生文學文本的歷史語境，另一方面也注重文學文本的現時代的文化語境，將文學文本的語境的歷史性與共時性結合起來。新歷史主義主張：“任何理解和闡釋都不能超越歷史的鴻溝而尋求‘原意’，相反，任何文本的闡釋都是兩個時代、兩顆心靈的對話和文本意義重釋。”[③]這就意味著，任何對文本的理解和闡釋在努力貼近和走入文本產生的特定的歷史語境的同時，也不能忽略和遺忘闡釋者自身所處的現代語境。
新歷史主義的主張，與民間藝術學理論方法中強調動態過程化研究有很大的相似之處。這里強調的動態過程化研究方法，是基于民間藝術發展的歷史特殊性提出來的，在注重歷史性的基礎上更側重于現實性研究，特別是在現當代民間審美文化發生劇烈變化的時期，這種動態過程化研究更能契合時代的步伐，給民間藝術學的發展帶來全新的活力。在現代藝術界，人們的注意力逐漸轉向藝術創作過程本身。對于藝術品來說，能夠發掘其媒介的潛力，并通過它把創造過程展示出來，已上升為藝術家首要考慮的問題。其實，民間藝術的創作和欣賞，何嘗不也注重過程。這個過程既包括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也包括作品的展示過程，更包括藝術的發展過程。這一點對民間藝術研究很有啟發。民間藝術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形態，它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一直是動態的民俗活動不可或缺的部分，與藝術發生地的地理環境、風土人情、人們的精神面貌和價值觀等因素都有密切的關系。在當代，民間藝術受到現代化的沖擊，其生存狀態發生了種種變化，如果我們只是靜態的研究民間藝術文本，而忽略民間藝術的歷史沿革和現代變遷，不能立足現實語境來進行調查研究，我們會喪失一大塊蘊涵豐富的“礦藏”。我們知道，藝術總是在一定的文化搖籃中形成，這在來自下層勞動人民直接創造的民間藝術中體現得最為明顯。假如我們不能追溯民間藝術作品原本的生成語境，就不可能像創作者和當時的接受者那樣真正理解它所具有的剛健清新、質樸渾厚的藝術美，及其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民間藝術真正生命力就在于作品本身在特定的時空、特定的人文環境、特定的民俗文化中所迸發出來的獨特的魅力。藝術作品在民俗活動過程中呈現一種婉轉流暢的動態美，讓人產生巨大的審美愉悅，它不是一種結果和現象，而是過程中“直指人心”的審美體驗和功用上契合需要的滿足。這種體驗和滿足往往因時間、地點、參與者等文化語境構成要素的不同而發生變化。由于現代化進程的加快，民間藝術生存的村落空間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民間村落已經不再是傳統社會的村落，其地理空間和文化空間都發生了相應的變化，與民間藝術原來植根的文化土壤有很大差別。在這種情況下，村落文化視野下的鄉民對民間藝術的接受態度也會發生轉變。因此，民間藝術在當代村落中的狀態如何，它將怎樣適應目前的變化，都是我們亟待研究的問題。所以，把握民間藝術的現實狀態、主客觀因素及其他文化因子間互動的“動態過程化”，與“靜態圖式化”研究相比較，一定會有不同的收獲。將兩種研究方法有機的結合起來，對民間藝術的整體研究很有必要，對當前研究民間藝術、搶救民間文化遺產也富有實際意義。
中國轉型期社會本身就存在諸多復雜性，當代的村落也超越了原來傳統村落的意義，地理空間不再封閉，文化種類不再單一，已然成為一個流動的空間，人口的流動、物資的流動、文化的流動成為如今村落的特點。因此，采用“動態過程化”方法才能洞悉民間藝術發生種種變化的具體原因。
三、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中的文化研究轉向
從整個民族文化發展的長河中，我們發現，在傳統社會，民間藝術一直與人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與民俗活動緊密相連，這種狀態在當代社會發生了不可抗拒的變化。而從文化哲學層面上考察看似非日常生活結構組成部分的民間藝術與作為日常生活結構組成部分的民俗之間的關系，將為民間藝術學研究提供一個嶄新的理論研究視角。
日常生活世界中的人們主要以自在自發的活動為主，這是人的基礎或最低層次的實踐活動，是人們依據重復性思維、傳統習慣、給定的圖式和規則而自發地、不假思索地進行的重復性實踐活動。重復性思維與重復性實踐是日常生活世界中人的主要生存模式或活動方式。日常生活之所以能夠作為一個重復性思維和重復性實踐的領域而自在地、周而復始地、成功地運行，其主要原因在于它的運演遵循著一些給定的自在的規則，其中最主要的是傳統、習慣、風俗、經驗、常識等等，它們自發地調節和支配著日常生活的運行，構成了日常生活的自在圖式。匈牙利美學家喬治·盧卡契（GuörsyLukács,1885-1971）曾指出：“沒有大量的習慣、傳統、慣例，生活就不能順利地展開，人的思維就不能這樣迅速地（往往是絕對必要的）對外部世界做出反響。”[④]在傳統農業社會中，在典型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由習慣風俗、經驗、常識等構成的自在的日常生活規則或圖式往往十分強有力。其頑強的生命力特別表現在，雖然這些因素可以通過學校教育等自覺的途徑使人們習得，但是其最主要的遺傳或傳承方式則是自在的。人們往往在潛移默化的社會示范中，在家庭或環境的不知不覺的熏陶中，自然而然地接受了這些文化要素，并且把它們溶化在血脈中，使之成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不假思索就可以成功地遵循的規則或規范。非日常生活世界其實是從日常生活的長河中分離出來的，它是由傳說、神話、思辨（哲學）、科學、藝術等為人的生存提供意義的精神活動領域。在傳統社會中，同自覺的科學世界、藝術世界、哲學世界，以及有組織的政治、經濟等制度化世界等非日常生活世界相比，日常生活領域顯然是一個習俗世界、經驗世界、常識世界、本能世界、情感世界。
民間藝術則作為一種反例存在于日常生活世界中，它的存在是傳統農業社會中的日常生活世界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分野中的一個“臨界點”，是傳統民間日常生活方式通過一般社會活動向自覺的精神生產領域滲透，并對鄉民自覺的精神生產領域產生影響的一種結果。民間藝術既然稱之為藝術，很多人認為它應該具備成為藝術的普遍特點，但實際上，傳統社會民間藝術的存在打破了藝術與非藝術之間“天人相隔”的界限。民間藝術具有實用性、功利性，很多民間藝術品就是日常生活用具，這無疑與藝術的標準差距很大。在傳統農業社會中，民間藝術不能與科學、哲學等門類直接外化在非日常生活世界中，而是與民俗共同存在于傳統日常生活世界中，這種混同模式的存在注定民間藝術與民俗活動不能簡單的通過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的分野而簡單的分離。
在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領域中，民俗和民間藝術卻呈現出漸趨分離的趨勢，雖然民俗作為鄉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仍然存在，但在傳統社會中與之相伴生的民間藝術卻漸趨與之分離，成為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的組成部分。在這一轉變過程中，一些原來植根于鄉土文化空間的民間藝術，實際與民俗活動聯系越來越弱，很多民間藝術離開了賴以生存的民俗文化視野，成為商品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非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份子。這種民俗與民間藝術分離的發展趨勢在現代社會生活中已經表現得相當明顯。如某些地方剪紙和刺繡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已經與民俗活動聯系不大，現代社會使之成為純粹的工藝品或商品，成為地方經濟一個新的增長點，它們的創作主體和創作環境以及與之相對應的接受主體和接受語境都發生了或多或少的改變。在鄉民的這種現代日常生活狀態中，日常生活結構與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的分離往往也會產生一種消極的影響，就是民俗與民間藝術分離的過程所導致的部分民間藝術的衰落，這也是日常生活結構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分離過程中不成熟的表現。
目前，日常生活藝術化一直是藝術界爭論不休的問題。我們所處的消費社會面臨的是廣泛的商品化和市場化，同時又導致了藝術擺脫傳統的精英立場轉向民粹立場，在這種趨勢下，藝術家越來越強調藝術與日常生活的交流和融合。這也是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和圖式一種新的關系模式。而且隨著物質生活水準的不斷提升，人們要求日常生活越來越具有審美意趣，從辦公場所到消費場所在到家居生活，藝術日常審美化的要求越來越強烈，或者隨著公眾審美水準的提高，趣味的多樣化，把過去不認為是藝術的東西當成藝術的發展趨勢。然而這些對日常生活審美化的理解也引出一系列令人擔憂的問題，如在日常生活審美化的過程中，是否存在明顯的技術工藝化和人工化、標準化傾向，使日常生活更趨裝飾性，使審美越來越遠離自然性和本真性。然而以上令人擔憂的問題在傳統社會的民間藝術發展中卻不會引起過多的擔憂。民間藝術所具有的功用性能夠滿足人們的審美要求和審美體驗，還能夠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要，因此，它最能體現日常生活審美化的要求，卻沒有背離土生土長、率真可愛的本真性。這是民間藝術在日常生活藝術化中所表現出的獨特魅力。然而，在當代民間藝術發展中，在日常生活結構圖式和非日常生活結構圖式又向分離方向發展的今天，民間藝術脫離民俗生活后，這種日常生活藝術化往往受到削弱，走向一個相反的過程。對此的研究理應上升的文化哲學的層面，通過日常生活和非日常生活關系模式加以分析，這是目前民間藝術學研究的一種文化研究轉向，其研究更具理論的深度和思辨的色彩。
結語
當前，中國民間藝術的發展呈現的是一種不均衡的狀態，這種不平衡狀態的形成與整個社會的發展有很大關系。中國社會轉型期，社會的發展和文化的變遷具有錯綜復雜性。現代化在對西方文化的引進過程中，國人對西方文化的認識僅僅局限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繁榮的市場經濟，卻忽略西方文化的理性、規范、公平、誠信、寬容、批判、創新、效率和協作等精神。市場經濟雖然帶給我們一種前所未有的激情，但經濟轉型過程中卻沒有形成適應現代化的倫理精神，人們失去了人文精神與道德約束，盲目的追求最大化經濟利益，結果導致生產力雖然獲得極大的提高，人民生活狀況得到改善，但是精神文化和心理素質卻沒有像經濟那樣得到發展，民族文化生存的空間也遭到破壞。這些情況顯然對民間藝術產生很大的影響，特別是那些仍然植根于村落中的民間藝術。它們因傳統文化的衰落使自身的“文以載道”等一系列功能喪失，而現代的大眾文化、商品化更是通過大眾傳媒給予其無所不在的影響。因此，當代民間藝術的研究語境早已與十幾年前有了較大的不同，原有的理論方法已經不能滿足當代文化影響下民間藝術學科繼續發展的要求。因此，民間藝術學研究方法的當代建構也要重新給予審視，，從多學科交叉影響、立足現實文化研究等方面給予擴充和更新，這樣才能適應現代學科理論的發展，為藝術學學科體系的完備奠定持續發展的基礎。
參考文獻：
[②]張京媛.新歷史主義與文學批評[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1-2
吉林體育學院宋繼新[1]的《競技教育學新論》，是2012年體育界唯一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專著。《競技教育學新論》圍繞“競技·人·文化”的主題，深入探討了競技、競技教育的本質以及二者與人、人性的哲學關系，在國內率先創建了以“奪標育人”為核心價值的競技文化體系，揭示人類競技方式由“生存競技”向“發展競技”，再到“享受競技”演進，對中國競技未來的發展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1 轉變競技思想，重構競技文化
1.1 追求人本的思想境界：奪標育人
一百年前，馬克思[2]說過，評價一個時代，不在于它生產什么，而在于它用什么生產。據考證，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農業社會拼體力；工業社會靠資本；信息社會需文化。《競技教育學新論》全書貫穿這樣的理念，闡述了競技欲求可持續發展，必須變革過去“重物輕人”的“生存競技”的舊觀念，創建“人物雙修”的“奪標育人”競技思想文化。“人物雙修”的“奪標育人”的競技思想，是競技的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統一的文化自覺，是對生存競技的超越。這實質是用“文化”培養運動員，而不是單純拼體力、耗資源。這是人與社會和諧發展的需要，也是國家競技文化軟實力建設的需要。明確國家競技的核心價值，才能夠進一步加強國家競技文化軟實力建設，促進國家競技文化全方位國際化。
《競技教育新論》強調“競技是奪標育人的具有游戲屬性的體育運動，游戲是競技的本性，育人是奧運賦予的屬性，是競技的終極關懷。”[2]這是符合奧運 “追求和平，教育青年”思想的。在古希臘奧運會昌盛時期，斯巴達產金牌，雅典出思想，但現在誰也記不得前者有多少塊金牌，但后者創造的奧運思想卻永存！[3]過去，國內競技重奪標、輕育人的思想，違背了奧運崇高思想。國內競技“重物輕人”的傾向，已引起社會強烈不滿。正如周愛光教授[4]曾指出：“國際競技在過度的“政治”和“資本”的雙重壓力下，使運動員生命不堪重負，甚者使人不像人。”《競技教育學新論》在分析目前國內競技領域出現的黑哨、假球、師徒反目等異化現象后指出其產生的根源在于培養運動員的過程中育人與奪標的分離。
1.2 揭示人本的競技原理：人文與科學融合
過去，我國研究競技偏重“物道”（運動項目的規律和特點）。伴隨著“物”的地位提升，“人”的主體地位在下降，甚至主體迷失。《競技教育學新論》提出了競技中人文與科學融合的原理，其目的就是探索其“人道”與“物道”的整合，即“人性”與“物性”的結合，造就富有人文精神與科學精神的運動人才。
《競技教育學新論》提出在科學訓練的基礎上同時重視人性修煉，這是對運動員生命、權利的尊重，是提高運動員生命、生活質量的基礎。培養運動員的情感是“揚善”所需，培養其責任感是“抑惡”所求，二者合一是人性修。
1.3 構建人本的競技內容：競技硬文化建設
國家體育事業發展“十二五”規劃首次提出，要加強“運動項目文化建設”，推進中華文化走向世界。這是中國體育追求國際認同，步入文明的文化自覺[6]。《競技教育學新論》認為有關國家競技硬文化的設計和應用的范圍比較廣，概括起來應結合具體的運動項目文化建設的特點，堅持以下3個基本原則：第一，普世性原則。普世性原則是指國家競技硬文化建設，要堅持以人為本，要依據國際標準進行整體改革，以求獲得國際社會認同。首先，要符合奧運“公平競賽，教育青年，促進和平（維護秩序）”的思想，積極探索“人文厚實，技術精良”的競技實踐改革。其次，有關競技實踐過程的設計，要做到安全、舒適、健康、可靠，不允許制造“危險動作”，以及偽劣的運動裝備。這是反映中國競技文化水準高低的重要標志。因為普世性是特殊性（包括中國特色）的前提，沒有普世性的特殊性是低水平的操作。當今，中國社會及體育，研究特殊性的居多，關注普世性的偏少，長此以往國際“認同度”會下降。第二，民族性原則。民族性原則是指努力創造具有民族特色的競技硬文化。這是反映一個民族競技文化水準的重要標志之一。國家競技能否為人類做出突出的貢獻，不僅取決于金牌數量的遞增，還取決于我們能否對競技硬文化進行創新，從而反映國家競技軟文化的建設是否繁榮。第三，思想性原則。思想性原則，先進的競技硬文化必須要有豐富的人文思想，以求培養“人文厚實，技術精良”的競技人才。過去，國內競技硬文化的建設，由于人文思想匱乏，造成技術空心化、人的空心化以及賽場異化現象屢禁不止。
2 轉變培養方式：超越生存競技
《競技教育學新論》提出，國家競技運動需求也在由“生存競技”到“發展競技”再向“享受競技”過渡。“生存競技”高耗低效，以奪標、獲利為目的，為謀生而競技；“發展競技”低耗高效，是通過運動促進人全面發展的競技；“享受競技”是人能享受運動帶來的愉悅和自豪的競技，它能給競技者制造幸福。當前，一些發達國家已初步完成由“生存競技”向“發展競技”轉型，開始進入“享受競技”。中國則剛由“生存競技”向“發展競技”過渡。社會歷史發展證明，不同的社會科技狀態，導致不同的思維方式和不同的競技方式。由此推斷，轉變國家競技方式的前提是轉變人的思維方式。
2.1 “生存競技”的培養方式
在人類社會早期，與個體化農業和手工業相適應的 是狹隘的以經驗為中心的思維方式。受其束縛，人們習慣認為在競技運動中只要傳習了運動技術，競技者的體能和素質自然會提高。因此，產生了傳統的“自然競技觀”和經驗型的競技運動方式。據史料記載，公元五世紀，職業競技者“吃、睡、練”的訓練原則風靡一時。人類早期的競技教育是一種“生物性”的經驗型的體能競技，這種原始的競技方式及習慣勢力至今仍然存在，并成為國家競技改革的桎梏[7]。
在近代社會，與工業革命相適應的功利主義思維方式已成為主流，受其影響，人們只顧眼前利益，往往走向各種極端。人們在競技過程中形成了生物競技觀和體能型的競技方式。這種生物性的競技，突出的是挖掘人的生物潛能，即通過開發人的“種生命”而努力提高運動成績。這實質是忽略了通過競技與教育的結合，從生物、心理、社會等多方位開發競技者“類生命”，從而給現代競技不斷接受“異化”的挑戰留下了隱患。對運動員來說，“只管一陣子，不管一輩子”。這是典型的“生存競技”的培養方式。
2.2 “發展競技”的培養方式
在近代，與后工業社會、高科技產業相適應的思維方式是整體型的思維方式。人們不但能夠全面地審視盲目發展科技和工業給人類帶來的負面效應，也能意識到由于過度的商業化、職業化和興奮劑濫用，使現代競技也面臨著異化的挑戰。其面臨的問題，一是由于運動訓練過分突出挖掘競技者的生物潛能，忽略了通過競技與教育結合，從生物、心理、社會3個角度全面提高運動員的綜合素質，難以抵制競技的“異化”；二是競技理論與實踐著力探索單一訓練過程的做法是不全面的，因為近代運動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的恢復理論和運動競賽理論，已是競技“奪標育人”不可缺少的依據。因此，人們這種整體型思維方式的形成，促使競技觀念將要從過去以提高運動成績、獲得物質利益為主的單純“奪標”觀，轉向以通過競技促進人的全面發展的“奪標育人”觀。同時人們的競技操作方式將從傳統“體能型”的訓練，向現代“智體型”的培養方式轉變。概括來說，競技教育就是要把競技的重心，從“物”轉向“人”。這預示著傳統“體能型”的培養方式，將要向新型的“人”的培養方式轉變，但是，近代的智體型競技方式注重的只是促進人“身、心”的發展。
2.3 “享受競技”的培養方式
實踐證明，競技運動單純以生物學為依據，偏重研究人的“物性”，忽略其“類性”，是典型的“重物輕人”的“生存競技”的培養方式。完整的運動員培養方式是科學與人文融合的過程。科學訓練過程偏重于研究。
當下，在文化主導型社會，競技將要向未來新型的人本競技轉變，通過競技與教育的結合，最終促進人全面發展。當前，一些發達國家已完成由“生存競技”向“發展競技”轉型，開始進入“享受競技”。實踐證明，從“生存競技”向“享受競技”過渡的橋梁是“發展競技”。“發展競技”需要“競技教育”。近年來，競技教育在世界范圍內正在興起。例如，從2002年足球世界杯至今，歐洲在搞既教球又育人的“足球教育”，效果很好。“足球教育”就是競技教育的具體化[8]。所以，《競技教育學新論》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至今，逐漸彰顯出獨創性、超前性、延續性和普世性，它是轉變國家高水平運動員培養方式的文化準備。
《競技教育學新論》緊緊圍繞“文化”的主題，以“奪標育人”為核心理念，以“競技與教育結合”的方式，提出人本位的競技文化理論。這是深挖競技思想文化之根，把競技上升到哲學層面核心價值的追問，更是對未來國家競技走文化發展道路的積極探索，對于指導我國競技體育的理論構建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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