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23-03-23 15:1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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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文化研究之于傳媒的意義
首先，必須指出，本文中所提到的"文化研究"是從西方文化學術界引進的一種文化學理論，若將它用于轉型時期的中國文化現象分析就必須對之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和把握。文化研究出自戰后的英國文學理論界和文化批評界，開始時僅僅局限于狹窄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域，后來逐步發展演變，廣納百川匯集成流，目前已成為當今北美文化學術界自后現代主義和后殖民主義理論討論之后的又一個熱門話題。這樣導致的一個后果正如英國學者特里·伊格爾頓所指出的，"當今為什么所有的人都在談論文化？因為就此有重要的論題可談。一切都變得與文化有關……它也像經濟主義、生物主義、實在主義或任何別的什么’主義’那樣，本身就有還原性，于是針對這些主義，便出現了一種頗為令人驚慌失措的過度反應。"①但是與傳統的文化研究不同的是，本文所討論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指的是當代非精英文化，其定位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經典文化，而是大眾文化、甚至包括以影視和廣告業等消費文化為主體的大眾傳播媒介。因此，從這一視角人手來分析電視這一極為普及的媒體，我認為是再合適不過的了。其主要的代表人物為新批評理論家F.R.利維斯。由于早先的文化研究一開始便致力于文學的文化批評，因而范圍依然比較狹窄，而且帶有強烈的精英意識，早先的文化研究者試圖通過對他們所開列的經典文學作品的弘揚來達到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質之同的，其現代主義的啟蒙意識是十分明顯的。后來由于幾位出身工人階級家庭的理論象，例如雷豪德·威廉斯（RaymondWilliams）、理套德·霍加特（RichardHoggart）和斯圖亞特·霍爾（StuartHall）等的努力，同時在一些邊緣話語力量的沖擊下，文化研究者內部也發生了多元價值取向，其中的一支逐步走出早先的經典文學研究領地，引人了對社區文化生活的研究內容，甚至逐漸把對大眾傳播媒介、當代社區文化和消費文化的研究也包括了進來，進而逐步匯入對當代文化的研究大潮中。在當今的西方文化學術語境下，文化研究的對象一般包括這樣三大類：以遠離中心?quot;非主流"（subaltern）文化為對象的區域研究（areastudy），以多元文化社會中的"移民社群"（Diaspora）為對象的種族研究（ethnicstudy），和以長期處于邊緣地位、其聲音十分微弱的女性為對象的性別研究（genderstudy）。但是既然文化研究所涉及的對象主要是當代社會出現的各種文化現象，而且更確切地說是非精英文化現象，也即文化研究更關注通俗文化和一切大眾傳播媒介，那么它就不應當把影視研究排斥在外，尤其是電視，因為作為當今后工業社會輻射面極廣的一種媒體，電視的作用和影響確實是無法估量的。就其基本的定義和研究對象而言，文化研究在當今的全球化語境下，還涉及下列理論課題：（1）后工業社會和后現代文化的消費問題；（2）后殖民語境下的第三世界寫作和批評話語；（3）女性寫作話語和女性研究；（4）文化相對主義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問題；（5）多元文化主義和文化身份；（6）影視制作和大眾傳媒研究。②由此可見，在文化研究的大語境下來考察現代傳媒在當今中國文化界和知識生活中的作用和影響，完全可以拓寬我們的思路，開闊我們的視野，使我們得以站在一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判的制高點上來考察一些具體的文化現象，同時通過對這些現象的分析而豐富我們的文化理論建設。下面就嘗試著對一個具體的現象進行剖析。
"田歌現象"及其《熒屏連著我和你》
最近，在中國當代影視傳媒領域，人們談論較多的莫過于這樣一些現象："王朔現象"③，"張藝謀現象"④和"倪萍現象"⑤。毫無疑問，由于這些現象本身所處于的人們注意的中心之地位（當然王朔是一個例外）以及其之于當代中國人文化生活的客觀影響，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其進行理論分析自然是必要的。而我則認為，研究者們往往忽視了另一個雖不居于"中心"但卻對"中心"有著有力的沖擊和消解作用的現象，即以北京電視臺導演兼主持人田歌為代表的一個現象，或?quot;田歌現象"。因為田歌的工作單位并不在居于中心地位的中央電視臺；而且面對中心的巨大陰影，一些居于邊緣處的閃光之星倒有可能被遮住，這就是不少地方臺（包括北京臺）導、演和主持人們經常感到困惑的一個原因所在。而田歌則從一個來自部隊基層單位的話劇和電影演員而一步步地向中心邁進，并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不僅進入了中國文化的中心，而且還在向著國際文化的中心歐美前進。我們完全可以從下列事實見出這種征兆：1996年9月，她和她的劇組應挪威外交部邀請前往奧斯陸采訪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配合易卜生的《人民公敵》在中國的上演而掀起了一?quot;易卜生熱"；1997年5月應弗羅倫薩歌劇院邀請前往意大利采訪由祖賓·梅達和張藝謀共同執導的歌劇《圖蘭朵》；1997年6月應邀再度赴意大利采訪第八屆國際易卜生研討會；1997年7-8月應美國新聞文化署邀請赴美考察電視藝術，等等。這一系列本應當由居于"中心"地位的人所獨有的機會幾乎全被來自邊緣的田歌擁有了，這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猜測、羨慕或關注。但是單單從這些表面現象來看并不能說明問題的實質，我們還應該透過現象究其本質，也即從分析她主持編導的精品欄目《熒屏連著我和你》入手。當然，在這個欄目周圍聚集了一批與田歌有著大致共同的志向和興趣并能精誠合作的年輕人，因此它并不是一個孤立的現象，而作為一個集體，"田歌現象"則體現了以田歌為代表的一批人所共有的特征。我以為這正是中國當代傳媒領域內一個可以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切人分析的現象。
1．文化研究的一個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參與普通讀者或觀眾的社區生活來實現對他們啟蒙（或后啟蒙）的理想。也就是說，在當今這個具有后工業和后現代特征的社會，大眾傳播媒介的異軍突起，強有力地沖擊著高雅的文學藝術創作甚至電影制作，欄目的編導者卻別出心裁地通過這些藝術大師"知心時刻"闡述"個人看法"之手段，使得著名藝術家與普通觀眾的距離一下子縮小甚至消解了，通過這種直接的交流和對話，不僅去掉了套在經典藝術家頭上的神圣"光環"，同時也使普通大眾與藝術更接近了。又比如，在民族音樂和京劇不甚景氣的今天，欄目的編導者并沒有冷落它們，反而調動傳媒的力量來實現普及和振興民族音樂和京劇之目的，這樣所得到的對電觀觀眾和文藝愛好者的"后啟蒙"之效果是其他媒體很難達到的。
2．文化研究反對人為的等級制度，尤其對某種話語霸權極為反感，主張各種人在一個多元價值取向的社會找到自己活動的公共空間，每一種話語力量都有自己的特色，任何話語力量都無法主宰他種話語，只有各種力量的共存和共處才是造成文化藝術繁榮的惟一途徑。在這方面，北京電視臺處在北京，顯然有著得天獨厚的人才優勢，它可以集中北京地區和周邊地區的各行各業的優秀人才，向廣大電視觀眾展示一些平凡但卻了不起的人的風采。但另一方面，它又面臨著中央電視臺這樣一個碩大的陰影和強有力的競爭對手，因此如果拿不出自己的絕招來不僅無法面向全國的觀眾，更無法走向世界了，甚至都有可能失去北京地區的電視觀眾。因此，編導者們面臨的挑戰是嚴峻的，他們必須走自己的道路，即走別人沒有走過的路，甚至做別人沒有做或者暫時無法做到的事。在這方面，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下了很大的功夫。可以說，他們以獨特的構思、豐富的想象力再加上忘我的勞動，才達到今天這個地步的。比如說，電影導演訪談，國際易卜生戲劇節采訪，大學校長訪談以及最近即將和廣大觀眾見面的意大利歐劇《圖蘭朵》的排練和上演等節目，就耗費了他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通過這一系列的溝通和對話，觀眾不僅對屬于傳媒范疇的電影拍攝和制作藝術及工藝有了更為感性的了解，同時也對導演們的辛勤勞動有了更深的理解。易卜生這位早逝于本世紀初的經典文學大師，也許在不少人看來已經過時，但由于易劇本身所蘊含的多重文化代碼卻使其仍可打動后現代社會的觀眾。受之啟發，欄目的編導者不惜組織力量，遠涉萬里跟蹤采訪，不僅達到了普及經典藝術之目的，同時也在實際上起到了促進中國和挪威的文化藝術交流乃至兩國人民的民間交流之作用。最近即將出現在熒屏上的關于意大利歌劇《圖蘭朵》的演出實況報道也一定能起到這樣的作用，它將不僅向中國的廣大電視觀眾展示有著濃厚的"東方主義"色彩的西方人眼中的東方形象，同時也將披露隱藏在舞臺背后的一些故事。因此不加分析就一味把電視藝術置于與經典藝術相對立的位置實在是缺乏遠見的。3.文化研究者所主張的是一種"后啟蒙"，即文化研究者首先將自己置身于普通人民大眾之中，通過與他們的同呼吸共命運來達到向他們傳授知識的目的。欄目的編導者和大部分請來的嘉賓們應該說都是有著相當品味的文化人，但是如果擺出一副居高臨下教訓人的桑子則顯然是行不通的。因此在有限的50分鐘節目內，如何盡其所能向廣大電視觀眾傳授知識，做到寓教于樂，使大家在輕松的氣氛中接受書本上和課堂上得不到的知識，在這方面，編導者認為，正如賀拉斯所言，要想讓自己寫出的作品感動讀者（觀眾），首先自己也應被打動。他們事前事后都做了大量的采訪工作和知識裝備工作，有些書"請人代讀"（培根語），而對被采訪人的身世和專業則了解得越清楚越好，這樣我們在電視上所看到的簡單的問答實際上體現了編導者的集體思想和智慧。應該說，該欄目在知識方面出現的破綻遠比另一些欄目少得多。比如說，指揮家、體育評論員的仍談等節目就是這樣一些成功的例子，在這些以談話為主要形式的訪談中，嘉賓同時扮演著兩種角色：既是本行業的專家，有著本專業的豐富知識和實踐經驗，同時也是人民大眾的一分子，因此他們的訓誡和啟蒙就絲毫未與大眾拉開距離，倒是通過首先置身于大眾之中進行直接的溝通來達到啟蒙的效果。當然，這種以談話為主體的節目既要達到寓教于樂，同時又要具有一定的文化品味，因此把握適當的"度"是至關重要的，如把握不當則會使人產生聆聽教誨之感而對之反感。我們也可以從這個欄目的少數幾次不成功的節目見出端倪，但從廣大觀眾目前對這個欄日的反應來看，正面的效應顯然大大甚于負面效應。這就需要我們文化研究者從這一現象中抽象出其中的帶有普遍規律性的東西并加以理論化，最終達到豐富文化理論（包括傳媒理論）之目的。毫無疑問，對于一個在地方臺（北京臺）堅持了七年仍不被"大樹"遮蓋或被時間淘汰的文藝生活類節目確實是難得的，這正是我們可據以從理論視角對之進行文化分析的價值所在。在這方面，"田歌現象"也許會給我們的地方電視臺文化生活欄目的編導者和主持人某種有益的啟示吧。
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悲觀與樂觀
通過上述個案分析，我們大概可以對走向世紀末的中國電視之前途作出初略的預測了。毫無疑問，文化研究的觸角已經伸向了當今出現的文化"全球化"（globalization）的大趨勢，按照美國的理論家詹姆遜的看法，造成文化全球化的因素主要有這樣三個：跨國資本的運作，世界的資本化以及電腦時代的來臨。⑥我認為還應再加上大眾傳媒的作用，因為從近10多年來中國電視的普及來看，確實令世人驚訝，因而難怪日本和西歐的大跨國公司都不約而同地把中國當成一個巨大的傳媒市場。因此中國的電視制作業首先面臨著信息時代的各種挑戰。其次，電視的普及和無所不在也給文學藝術構成了挑戰，特別是三維動畫和多媒體的制作作用更是使得傳統的精心雕琢的高雅藝術成了不合時宜之物，因此久而入之，我們的后工業信息時代就會成為一個缺乏審美的時代：一切都被淹沒在消遣娛樂電視節目之中，一切又只能在熒屏上成為轉瞬即逝的東西。那么人們不禁要問，從長遠的觀點來看，我們的國家和民族還要不要發展文化藝術？回答自然是肯定的。因此面對這種情形，我們不得不同時既感到樂觀又難免不帶有幾絲悲觀和危機之感，但悲觀顯然是無濟于事的。在此我謹以一個普通電視觀眾和人文科學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居于中心和邊緣之特殊地位的北京電視臺提一點建議：在當今電視節目多如牛毛且往往流于淺薄和重復的情況下，努力走自己的道路，集中北京地區信息快和多、人才密集、傳播手段先進、對外交流便利等優勢，推出自己的電視節目精品，是在較短的時間內臍身國際大臺和名臺之行列的一個必然途徑。在這方面?quot;田歇現象"不僅給同行的電視編導者和主持人以某種啟示，同時也更使人們對電視業面臨的自身的挑戰保持一種清醒但卻樂觀的態度。此外，為了及時總結經驗，從理論上來發展我國的傳播學，使之盡早地與國際傳播學接軌，我們仍有著更長的路要走。注釋：
（1）見特里·伊格爾頓，《后現代主義的矛盾性》，中譯文載《國外文學》1995年第2期第3頁。
（2）關于這六個方面的詳細闡述，參見拙作，《文化研究：西方與中國》，載《國外文學》，1996年第2期第33～35頁。
（3）關于"王朔現象"的文化分析，參見拙作《后現代性和中國當代大眾文化的挑戰》，載《中國文化研究》1997年第3期，第36～38頁。
（4）對"張藝謀現象"的批判性分析，尤其可見王干、張頤武、王一川等批評家發表在近幾年的《文匯報》、《鐘山》和《文藝爭鳴》上的文章。
[摘 要]本文首先討論了文化與語言的關系， 然后闡述了文化語境的含義及其對翻譯的影響， 最后探討了如何處理翻譯中的文化語境。本文的討論表明， 文化語境是翻譯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 翻譯工作者在翻譯過程中有必要了解有關文化語境， 在正確全面地理解原語語篇所包含的文化內涵的基礎上， 創作出既忠實于原文， 又能為譯語讀者所理解的譯語語篇。
[關鍵詞]文化語境 翻譯
1、引言
語言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是文化賴以傳播的物質表達形式。語言和文化共生、共存。語言反映文化， 又受文化制約。由于語言和文化的這種難分難解的關系， 人們使用語言時總是必須參照特定的文化。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指出， 言語行為不僅發生在特定的情景語境(context of situat ion) ， 而且總是發生在特定的文化語境(context of culture)。既已明確了文化與語言相互依存的關系， 也就明確了文化與翻譯的密切關系。沒有翻譯， 文化傳播就無法進行; 沒有翻譯就沒有不同文化之間的溝通(黃國文， 2002: 7)。翻譯是多種因素交互作用的譯語文體的生成活動， 譯者既要準確傳遞原文的內容、意圖、風格等， 又要滿足在特定歷史時期特定社會文化背景下譯語讀者的要求。“翻譯中對原文的理解， 遠遠不是單純的語言理解問題， 它受著文化的影響和制約”(張美芳， 2001: 29)。翻譯是理解和表達的有機統一體。由于翻譯是跨文化的交際活動， 所以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不可忽視。本文首先闡述文化語境的含義及其對翻譯的影響，然后探討如何處理翻譯中的文化語境。
2、文化語境的含義及其對翻譯的影響
2. 1 文化語境的含義馬林諾夫斯基認為， 文化語境是指某一言語社團特定的社會規范和習俗， 文化語境包括當時的政治、歷史、哲學、科學、民俗等思想文化意識， 還包括同時代的作家、作品(劉潤清， 1999:278- 284)。黃國文(2001: 124) 給文化語境下了這樣的定義:“每個言語社團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風俗習慣、社會規約、思維方式、道德觀念、價值取向。這種反映特定言語社團特定的方式和因素構成了所說的‘文化語境’。”2. 2 文化語境對翻譯的影響由于語篇脫胎于文化語境， 文化因素自然會沉淀在語篇中。作為文化載體的語篇， 能夠反映一個言語社團的社會、歷史、心理的特征， 諸如社會習俗、宗教信仰、價值觀念、背景知識以及心理狀態等等。因此， 對原語語篇的正確理解必須聯系它賴以產生的文化語境。這里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例1 O n the subject of ext ra - terrest rial life—someth ingabout w h ich the co smo logist is frequent ly asked—he said he didno t believe aliens had visited Earth. If they had， he added， itwould have been“mo re like Independence Day than ET. ”關于外星生命——人們常常向這位宇宙論專家提到這類問題——他表示不相信有外星人造訪過地球。他補充說， 即使有過， 其情形應該“更接近《獨立日》而非《外星人》所描述的那樣。”(《英語世界》99?8， 12 頁)顯然， 這篇譯文的最后一句只是語義層上的譯文， 兩部電影的片名是翻譯出來了， 但其包含的文化內涵譯文讀者是無從理解的。實際上， 即使是讀英文原文， 沒看過這兩部電影的或不了解這兩部電影的內容的讀者也是無法理解這段話的意義的。理解的障礙當然不在語言， 而是在文化背景知識。所以當譯者作出下列譯注之后， 理解問題就迎刃而解了。《獨立日》和《外星人》， 這是兩部美國科幻電影。《獨立日》中的外星人極其兇悍， 大肆殺戮地球人; 而《外星人》一片中的外星人則善良、脆弱， 與地球上的小朋友結為伙伴。上面的例子說明， 譯者必須結合原語語篇的文化背景才能正確理解并譯出其真正涵義。如果說在理解階段， 譯者注意力的焦點是原作者， 那么， 在翻譯階段， 其注意力的焦點則是譯語讀者。這就要求譯者既要尊重作者， 也要尊重讀者。尊重作者也就是尊重原語文化， 對原語語篇的文化內涵， 譯者要忠實地將語篇所承載的文化信息傳遞給譯語讀者。尊重讀者也就是尊重譯語文化， 由于譯語讀者來自與原作者不同的文化語境， 譯者在翻譯時要考慮到他們對外來文化的承受力。例如中國報刊上經常出現的“亞洲四小龍”， 在翻譯成英文后變成“Four T igers ofA sia”。譯者這樣處理是考慮到原作者與譯語讀者所在的文化的差異。在中國文化里，“龍”是地位的象征; 而在西方文化里“dragon”是邪惡和恐怖的象征。如果將“亞洲四小龍”直譯成“Four SmallD ragons of A sia”則會引起西方讀者的迷惑不解:四個經濟發達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在中國人眼里怎么變成了邪惡的東西?
3、如何處理翻譯中的文化語境
學校體育發展情況和社會價值取向影響大學體育文化的功能。從文化角度來分析，文化具有傳遞、繼承、輻射以及創新等功能。大學體育作為一種文化形態，同樣具有健身、育人、導向和創新等功能。
(一)學術功能
體育文化的學術功能，與體育學科自身發展相適應。在傳統教學中，主要是在體育院校和體育科研部門才能體現出體育文化的學術功能，而現在，由于科研機構和研究人員的不斷涌現，許多高校也對體育科研給予了高度重視，由于是一些綜合性的高等院校，更加注重對體育科研機構的建設，這是新形勢下，對大學體育文化學術功能的一種拓展。
(二)導向功能
大學體育的特殊性決定了大學體育文化的特殊性導向功能。大學體育文化建設的過程中，不僅要與國家、集體及校園利益相一致，又要把校園體育行為引導到體育建設目標上。體育在長期的教學、訓練科研以及管理過程中，逐漸形成了體育價值觀念，并不斷進行升華，在為校園體育行為提供參照的同時，也引領校園文化向著更健康的方向發展。隨著社交網絡交際的頻繁，大學體育和日常生活逐漸融合。“終身體育”“全民健身”“健康第一”等思想觀念的提出，促使大學體育文化對社會體育潮流或多或少起到了導向性作用。
(三)競技功能
體育是競技比賽的一種表現，因而，大學體育文化也少不了競技功能。尤其是在現代高校體育教學中，更加注重對體育文化競技功能的開發與利用。從而更好的體現“更高、更快、更強”的奧林匹克精神，體現出本校體育項目的特色。將競技體育和學校體育進行有機結合，不僅能夠增強本校的體育項目競賽的實力，同時也為創建獨具特色的大學體育文化營造出了良好氛圍，起到了促進作用。
(四)創新功能
大學校園是體育歷史文化的“儲存室”，同時也是體育文化的“加工廠”。隨著時代的發展變化，體育文化也呈現出新的變化。它被賦予了新的內涵，促進了體育教學、訓練、科研等在創新中得到了發展。創新是推動文化發展的重要形式，體育新技術、新觀念等不斷涌現與推廣，促使大學體育的發展也多姿多彩。
二、文化多樣性環境下對高校體育文化的反思
高校體育文化在展現當代體育發展的總體特征的同時，也呈現出了新時期高校學生的精神風貌與文化素養。在當前多樣化環境下，高校體育文化不僅要與世界體育文化、社會主流文化發展相適應，同時也要體現出本校體育事業的發展特色，發揮出高校體育主導文化的作用。
(一)堅持普適性與特色性相協調統一
在現階段文化多樣性語境下，高校體育文化建設需要堅持體育文化普適性與特色性的相互協調統一。首先，高校體育文化要堅持其普適性，緊跟時代步伐，體現時代氣息，保證高校體育文化與社會體育文化的協調;其次，作為高校體育，又要體現出其自我的特色，凸顯個性，在競爭中占有優勢。同時，也要正確處理高校體育文化多樣新與個性化之間的關系。由于體育文化面對的是全體學生與廣大教育工作者，應該具有形式各樣、豐富多彩的特點，在此基礎上，高校體育文化要挖掘出自己的特色，并要保持。但是很多高校對這個問題認識不到位，為了提高學生的體育成績，僅僅突出了幾個比較占有優勢的體育項目，忽略了體育文化多樣化的特點。還有些高校，沒有立足于本校的發展實際，將把整個學界體育文化建設作為了風向標，盲目發展，未能體現本校特色。這些極端思想與行為都不夠正確，需要我們深入思考。
(二)以素質教育為指導思想
素質教育在我國教育制度改革的深入發展中，越來越凸顯出其重要作用。高校體育文化在建設過程中也應以素質教育為指導思想，真正體現出素質教學的內容。過去，我們在教育中過度重視文化課成績，但如今，我們的教育正處于向素質教育轉型的時期。素質教育強調學生的全面發展，高校體育文化也應該與這一指導思想進行接軌，相互促進，共同發展。在素質教育中，需要重視校園文化的潛移默化影響作用。一個良好的校園文化，有利于培養學生高尚的道德情操。一個良好的校園體育文化，有利于培養體育興趣，自覺養成學生良好的體育運動習慣。
1.彰顯體育精神。國與國，校與校、團隊與團隊之間的競賽，有利于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集體主義。在體育比賽中，有利于形成學生對集體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有利于提升集體的凝聚力。高校體育文化的建設和宣傳，對于陶冶學生的情操，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推進素質教育是有重要作用的。
2.培養競爭合作精神。體育精神能夠激發起學生的競爭意識，有利于他們以良好的心態應對將來日趨激烈的職場競爭。同時，體育項目中的團體合作性，促使學生在體育運動中形成協作配合的意識，這也是對學生進行素質教育的良好契機。
3.塑造學生性格。體育競賽倡導公平、公正、公開的原則，對塑造學生實事求是、光明磊落的性格起著十分重要作用。
(三)尊重不同民族的體育文化
考察第五代電影文本，可以發現第五代電影的絕大部分存在著文學的母本。進一步分析這一改編的“奇觀”，我們看到的是第五代電影的改編承續了現代性在歷時空間中的文化之根和現時狀態中的文化之變。
【關鍵詞】現代性第五代電影改編文化語境
“第五代”是一個難以下定義的概念。有人把“第五代”理解成為一個類似于意大利新現實主義的電影潮流，也有人認為“第五代”是一個中國電影歷史上一個卓越的群體。一般而言，約定成俗的概念是這樣的：他們是新時期出現和成長起來的一批年輕的電影人，具體是指之后的1978年恢復高考制度后北京電影學院招人的第一批學生，即1982屆畢業生。他們是第五代的主體。[1]第五代的這批作品都有著相通的歷史價值立場與精神追求，有著對電影語言的大膽探索。以此為表征。其背后還內涵著與中國社會現代化高度合拍的中國電影現代性的承續、轉換的歷程。因而，也就意味著中國“第五代”電影的現代性是在現代社會歷史價值意義的構建和現代電影語言審美形式的雙重緯度上展開的。
一、現代性的承續：“第五代”電影的文化之根
中國電影的現代性與中國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具有同步性。中國電影的現代化也是在遵從電影自身特點、規律的基礎上，以反映“社會的現代化”、“人的現代性”為其出發點的。“五四”從本質上說是一場思想啟蒙的運動，反映了國人對社會進步、人的發展的渴求。隨著20年代中國電影自身的發展，雖然沒有脫去“鴛蝴派”、“文明戲”的色彩，但其反過來促進了大批電影觀眾群的形成與發展，應是一個不可否認的歷史存在。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直接推動了“左翼電影”運動的興起。與現代社會的進程緊密聯系，自“左翼電影”以來，經過“國防電影”、“革命電影”、“進步電影”的口號，以“進步”、“民眾”思想為核心的電影思潮構成了中國現代電影的主流。30—40年代，中國現代電影主流內部關于“社會派”與“人文派”的分野為現代電影提供了更多的可能。第四代導演，無疑更為執著地反思著社會進程的變遷，呼喚著人性的回歸，邁出了走向“審美現代性”的堅實步伐。在《小花》(1979)為主要開始標志的情感表現影像中，第四代電影人展開了新時期的詩化的、還舊的情感藝術表現天地。一系列的散文化作品如《城南舊事》(1982)、《鄉音》(1983)、《人生》(1984)等，翻出中國現代電影動人的局面。
承續前人對社會歷史意義的探尋，第五代導演的作品基本上是表現大人文背景下的文化反思和文化啟蒙意識，并在這個過程中表達對人本身的關注。如張藝謀的影片《秋菊打官司》，在一個極為簡潔的故事中表達了多層次的內涵。故事的外表是一個社會性層面的問題：一個民告官的故事：其次是人物的命運和性格：一個受到傷害的弱者對自身尊嚴的維護：之后，它折射出的則是中國農村人的蒙昧與覺醒相互交織的主題：秋菊堅定的告狀既有農民的執著。也有對法律的逐漸認識，但最后的結局所體現出的法律的嚴肅性顯然是她無法意識到的，也是無法用樸素的農民的道德力量所能解決的。從這樣的視角來分析，《獵場扎撒》、《盜馬賊》、《菊豆》、《邊走邊唱》、《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講述是在中國傳統的、歷史背景中展開的，《一個和八個》、《黃土地》、《喋血黑谷》、《晚鐘》、《紅高梁》等影片是選擇了的歷史背景，《孩子王》、《霸王別姬》等影片則有的痕跡，《黑炮事件》、《大閱兵》、《秋菊打官司》、《四十不惑》等影片展示的是改革開放宏大敘事，但它們都無一例外的指向了人，人的壓迫、反抗、覺醒、困惑等等。
巴赫金認為，藝術形式并不是外在的裝飾已經找到的內容，而是第一次發現內容。所謂現代藝術，從根本上看就是為一種新的思想找到其適合的新的形式。而一個時代文化價值意義的確立，都是以建立具有鮮明的語言體系為特征的。法國電影理論家馬賽爾·馬爾丹在《電影語言》一書的序言中的話：“電影是一項企業，又是一門藝術：是一門藝術，又是一種語言。”
從中國電影誕生以來，中國電影語言就一直走著一條逐步擺脫戲劇語言的束縛找到自身特性的道路。對中國電影語言的探討，也是與對電影本性的發掘與認識密切的聯系在一起的。1905年，電影在中國第一次放映就被冠著“影戲”的名稱，從戲弄一些洋玩意逐步走到弄點中國自己的戲曲電影。它作為一種記錄語言的工具的功能初步得到認可。1909到1922年間，電影在第一代電影人(如張石川、鄭正秋)的多方面的嘗試下，電影的影戲傳統基本形成，并吸收了傳統藝術與舞臺戲劇的特點加以了合理化的改造。1920年代后期，新知識分子加入到中國電影工業中，西方的文藝理論和電影經驗逐漸傳播，為中國電影藝術水平的提高帶來了很重要的新動力。這批新知識分子和后來的左翼電影運動結合起來，誕生了中國第二代電影人，在1932年至1942年中創作了中國電影史中的第一個黃金時代。抗戰期間的電影創作中，在電影語言探索中最具意味的是延安記錄電影學派的誕生和費穆在孤島中拍攝的戲曲集錦片《古中國之歌》。在1976—1978年的短暫“恢復時期”后，第三代導演開始將受壓制的對電影的革新熱情噴發出來，1950年代中后期的觀看國外電影的經驗和思考轉入了他們對自己語言體系的改進，而在第三代電影人背后的第四代電影對電影的創新欲望更加在沒有“傳統”包袱下出現井噴現象，這種現象帶來了對西方電影最外化技巧的大量堆砌式使用，在電影語言上表現為一種未經歸置的野性。這種爆發在整個電影觀念是一種促進中國電影語言“現代化”的決心的產物。他們的影片有效的回避，抑或超越了中國電影“戲劇的拐杖”，走上了一條“電影語言現代化”的寬廣的道路。
第五代導演無疑受到了這一美學風格的極大影響，其延續的痕跡也是相當明顯的。第四代導演中的“一些寫意性的段落，如《青春祭》中的‘出殯’，‘泥石流’等”，到“《黃土地》中的‘腰鼓’、‘祈雨’，到《紅高梁》中的‘顛轎’、‘喝酒’等，都有著一以貫之的清晰的藝術軌跡。”[2]但是，總體而言，第五代導演的電影語言在此基礎上又有了很大的革新。他們在敘事上放棄了如何將電影和戲劇分拆開來的膠著。以一種“造型感”和“隱喻性”的鏡頭語言體系對整個中國電影格局發起了挑戰，這種挑戰使得電影的視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
二、現代性的轉換：“第五代”電影的文化之變
客觀的社會環境，沒有允許第五代導演在人性的價值啟蒙與獨特的造型語言的道路上持續太多的歷程，很快被泛化并被后起的“第六代”所追趕，經歷了轉型與調整的痛苦。從本質上講，文化藝術形態的轉型是以社會經濟的整體轉型為背景的。
進入90年代，隨著市場經濟大潮的興起，中國社會進入了一個整體加速轉型的時期。從計劃經濟體制到市場經濟體制。從農業文明的社會形態到現代文明的社會形態，從傳統的政治倫理型文化到經濟商品型文化，整個社會的方方面面都出現了深刻的調整。在新與舊的轉型中，各種思想文化觀念的混雜、傳統價值觀的顛覆、傳統審美構架的崩塌，商品經濟、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潮流的沖擊下的各種各樣的焦慮和困惑等等都充盈在當代社會的方方面面。[3]這種社會轉型期的時代特征體現在中國電影創作中，就是一種藝術形態的當代轉換，一種電影社會文化價值與電影文化語言在當代社會環境中的“雙輪旋轉”。[4]
不同于前五代電影人對電影社會歷史價值的內在認同，電影的“后五代”群體從電影本體出發，對電影作為大眾文化的商品屬性的價值認同觀念不斷凸現，并日益體現在他們的電影創作中。隨著90年代整個社會經濟環境的根本變遷，以市場為導向的電影生產制作已經成為了中國電影必須進行的最根本的戰略抉擇。觀影人數的急劇減少、國產電影市場的大幅度萎縮把曾經還處于遮蔽狀態下的中國電影孱弱的工業體系和營銷能力徹底暴露在了世人的眼前。關于中國電影產業研究的一些關鍵概念，如受眾、票房、發行營銷、目標市場、投資體制等都開始成為電影研究的一個重要的理論向度。
從創作的實踐來看，九90年代開始中國電影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線索是如何把握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的特質上，在這個進程中對好萊塢電影的敘事系統的學習成為十分關鍵的問題。張藝謀1993年之后的作品及第五代導演群體特征的解體。都與此有關。葉大鷹的《紅色戀人》和馮小寧的《紅河谷》等影片的標志性作用也十分明顯。然而在其中最為成功的代表人馮小剛的賀歲系列中，則更為發人深省的表現了中國大陸的現有強勢文化消費習慣的重要作用。
中國電影進入90年代以后，新生代電影的出現促使真正討論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的“人的狀況”，以及將50年代以后世界藝術電影創作領域全面的“現代化語言”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結合起來。新生代導演中關于個人成長的討論重心，給中國電影的創作獲得了一次將電影創作和個人生命體的表達高度結合的契機，但是這些作品尷尬的境地仍然不可避免。他們生不逢時。在這個社會歷史階段，電影作為大眾文化消費品的性質重新回到對其存在的主要訴求上，再加上主流文化傾向和個人表達的呈現水平等多種原因，使得“第六代”或者“新生代”電影人中的個人言說和對電影語言的關心被放置在一個邊緣化的地帶，他們的生存比他們的前輩中國電影人更為艱難。但是，事實上，第六代導演所帶來的藝術理想及表達方式，已經為中國電影輸入了新的理念與語言。[5]可以說，其獨特的語言體系是對第五代群體性語言的一種反駁，構成了對第五代群體的一種深刻的解構。分析其主要的語言構成，主要在于自我的敘述視角和紀實的語言風格。
在電影敘事中，敘述視角是一個重要的語意生成要素。出于對自我價值的認同與尊重，第六代導演采用了自我的敘述視角，其作品帶有一定程度的集體自傳性。《陽光燦爛的日子》以成年的我——馬小軍回憶的方式展開自己曾經經歷的往事。為了讓觀眾確信我的敘述者身份，導演甚至不惜冒著故事流暢性被打破的危險，多次用話外音的方式懷疑敘述的可靠性。“我現在懷疑和米蘭的第一次相識是偽造的，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在馬路上遇見她。”在影片攝影中。也多次采用了仰角近景，使得“我”的形象漸顯高大，反映了敘述人對自我的懷戀。其他如《蘇州河》、《長大成人》、《月蝕》等一批作品都展現了自我的依戀和懷疑中的雙重矛盾，成就了第六代導演自我的成長寓言和青春囈語。
第六代電影導演“自我”成長寓言是以一種紀實性的語言風格呈現的。出于對宏大主題的抗拒、反叛，以及他們自身沒有進入中心的邊緣拍攝、生活狀態，他們普遍采用實景拍攝、非職業演員、同期錄音等方式，強化影片的紀實性。法國《電影手冊》雜志評價為賈樟柯帶來國際聲譽的影片《小武》，其“創作手法擺脫了中國電影的常規，……表現了中國電影的復興與活力”。排除意識形態的政治因素，這樣的評價還是比較客觀與公允的。在這里，“中國電影的常規”即是第五代導演為中國電影在國際上樹立的鄉土中國的影像。他們成為了第六代導演爭相解構和劃清界限的對象。第六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張元曾說：“寓言故事是第五代的主體，他們能把歷史寫成寓言很不簡單。而且那么精彩地去敘述。然而對我來說，我只有客觀，客觀對我太重要了，我每天都在注意身邊的事，稍遠一點我就看不到了。”[6]曾因以成長的主題和成熟的形態命名了第六代的路學長，在拍攝電影《長大成人》中曾說：它“表現了一個孩子長成青年的過程”，“有我自己的故事和我朋友的故事”，成為了60年代人群的精神自傳。
三、現代性的視角：“第五代”電影改編的文化語境
美國電影理論家喬治·普魯斯東曾說過：“小說與電影是兩條相交叉的直線，在某一點上重合，然后向不同的方向延伸”。誠如此言，自電影誕生以來，它和文學就處于這樣交叉與分離的矛盾互動中。從美學形態上分析，文學(尤其是小說)和影視的敘事藝術有著驚人的相似性。恰是這種敘事的相似性，使電影從誕生之日起，就與文學結下了不解之緣。比如影視和文學的主要的敘事因素都包含著敘事主體、敘事客體和敘事手段三個關鍵元素，影視和文學都是借助于敘事的感性特質虛構或者再造了一個有別于現實真實世界的虛擬空間，而這個空間的存在是對于現實世界一種美學意義上的重現或者補償。影視與文學都是通過感性的人物、沖突的事件和生動迷人的故事，圍繞著一個預先為導演或者作家設定的主題展開想像的敘事，他們在接受層面上大多都設定了預期的讀者或者觀眾期待視野。所以，作為同是敘事藝術的影視與文學，它們之間的相互依存是一個相當鮮明的文化事實。
以這樣的視角來考察“第五代”導演的經典之作，幾乎全部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這是一個電影改編的奇觀!“第五代”導演的處女作。幾乎都是由文學作品改編而來。張藝謀的處女作《紅高梁》，陳凱歌的處女作《黃土地》，黃建新的處女作《黑炮事件》，張軍釗的處女作《一個與八個》是根據文學作品改編的。其中尤以第五代的雙璧：陳凱歌、張藝謀最甚。除《黃土地》之外，陳凱歌又陸續改編拍攝了《孩子王》、《邊走邊唱》、《霸王別姬》、上接07頁《花影》等。張藝謀則更被稱之為“離不開小說的導演”，其迄今為止的12部影片。除了1988年《代號美洲豹》和2002年的《英雄》都是改編自小說。如1987年的《紅高梁》改編自莫言的《紅高梁》，1990年的《菊豆》源于劉恒的《伏羲伏羲》，1991年的《大紅燈籠高高掛》改編自蘇童的《妻妾成群》，1992年的《秋菊打官司》源自陳源斌的《萬家訴訟》，1993年的《活著》改編自余華的同名小說《活著》，1994年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取材于李曉的《門規》，1996年的《有話好好說》由述平的小說《晚報新聞》改編，1998的《一個都不能少》由施祥生的《天上有個太陽》改編，1999年的《我的父親母親》改編自鮑十的《紀念》，2000年的《幸福時光》取材于莫言的《師父越來越幽默》。
面對社會發展中對技能型人才的不斷需求，完善高職英語教學，結合跨文化語境教學方法，完善教學效果，使我國高職院校英語教學質量得以提升，將有助于學生畢業后的就業發展。當前，可以在跨文化語境教學中開設英美文化課，對英美國家的歷史發展以及深厚的文化知識進行講解，進而提高高職院校學生的跨文化英語交際能能力。
2跨文化語境教學在高職英語教育中的重要性
2.1強化高職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
在高職學生英語教學的過程中合理的運用跨文化語境教學，將能夠有效的對學生的英語語言用能力以及交際技巧進行鍛煉。通過不斷的傳授英語教學知識，使學生在掌握基礎知識的基礎上達到能夠運用英語語言交際溝通的能力。所以，教師在教學時必須摒棄傳統授課方式，將學生作為主體，引導學生了解英語語言文化內涵，使學生的英語交際能力不斷提升。
2.2提高學生對國外文化的理解水平
不同的生存環境使各個國家具有了獨特的文化傳承歷史，最終導致其在文化、風俗、歷史背景等方面與我們出現了較大的差別。所以，在鼓勵學生學習英語文化之前，應該使其了解國外發展的歷史文化以及歷史背景，進而提高其對英語語言的理解及掌控能力。通過跨文化語境教學的實施，將是有效提升學生對英語文化理解的重要手段。
2.3為學生培養正確的審視英語國家文化的態度
沒一個國家的興起時間不同、發展背景不同，所以他們各自都具有不同的優缺點。英語教師在進行教學時，通過跨文化語境教學為學生建立對英語國家正確的態度，使其能夠客觀合理的評價每個國家的優缺點，接納每個國家的文化發展差異。通過取其精華、去其糟糠的方式融合外國發展文化，才能夠進一步提高學生對英語的理解能力以及自身的文化造詣。
2.4對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進行培養
通過采取跨文化語境教學手段，可以使學生有效了解英語語言的重要性并掌握正確的學習方法。該教學方法還能夠不斷的激發學生對英語語言的學習興趣，使其不斷的通過自我收集信息的方式自主進行學習。所以，教師在發揮主導作用的同時還應該積極的引導學生正確的獲取資料，糾正學生錯誤的學習方式，使學生掌握并理解英語語言的內涵，進而提升對英語的掌握及應用能力。
3在高職英語教學中跨文化語境的實現
3.1將具有針對性、突出性的國外語境詞匯及句式進行分析
國外英語語言文化具有自身的特點，所以通過對國外語境的詞匯以及重點句式進行分析、比較，將有助于高職英語的教學。通過實際分析可以發現，國外英語語言在交際時都具有特定的背景，對于問路、答謝等都具有常見的幾種表達方式。所以在現代教學過程中可以對這類句式進行拆解分析，提高學生對其的理解能力，強化學生對跨文化語境的掌控力度。
3.2對過國內外相同含義的語言進行英語教學
由于各國文化發展以及歷史文化背景存在差異，但是對相同事物的表達依舊存在通性。所以在進行高職英語教學的時候，介意對英漢句意相同或者接近的例句進行重點的分析對比，將其中所蘊含的規律找到，并對他們進行總結歸納，讓學生消化吸收，進而提升其理解運用能力。作為現代的語言交流工具，不論是漢語還是英語實際上都是具有通性的。雖然漢語與英語具有語言通性，但是在表達中依舊存在差異。所以在教學時教師應該摸清兩者的差異以及通性，經過詳細分析后進行講解，使學生對漢語與英語之間的獨特性能夠得到充分的認識。通過對兩種語言的對比研究，可以有效的展現出跨文化語境教學在英語教學中的重要意義，并能夠進一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許以及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
3.3通過賞析外國經典電影的方式提高學生對英語國家文化的認知理解
在進行高職英語課堂教學中引入英美國家經典電影，有助于學生了解英美國家的發展歷史及文化背景。因此，在高職英語教學中，教師對學生進行跨文化語境知識教學時，多是采用觀摩國外經典影片作品的方式進行教學，以起到潛移默化學習英語的作用。同時讓學生觀看《成長的煩惱》及《老友記》等經典英語電視劇，從而使學生能更好地掌握跨文化語境教學的重要意義。通過平這種舒適的環境有助于激勵學生學習英語，加深對英語國家文化背景的理解及認知。
3.4邀請著名外籍教師來校授課
跨文化語境英語教學作為當代高職英語教學教學的新思路、新方法，近年來，來我國任教的外籍教師日益增多，高職院校可以通過聘請著名院校的外籍教師，利用外教資源，提倡學生和外籍教師進行積極交流。除此之外，高職院校還可定期舉行高職院校之間外籍教師聯合舉辦的跨文化講座，具體的講座內容由英美國家之間的文化知識差異、英語學習方法、技巧以及風土人情、跨文化交際等等此外。另外，學生可以在外教幫助之下，運用英語展開一些專題研究。
4結語
語境是系統功能語言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胡壯麟（1994）將語境分為“上下文”、“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并指出任何一個語言使用者都屬于某個特定的言語社團，每個言語社團都有長期形成的歷史、文化、風俗、人情習語和價值標準，這些構成了語言的文化語境。一般而言，文化語境指在話語事件中參與者所共有的有關社會機構和思想意識方面的背景知識。本族語講話者不僅用他們自己的聲音講話，而且還要將他們的社會和語言社團建立起來的共有知識、他們所賴以生存的隱喻表達方式和他們用以表達他們的經歷的范疇在語言交際中體現出來。所以本族語講話者對他們之間的話語是可以預測和理解的。而這些知識對于外語學習者來說是難題，因為外語學習者沒有本族語講話者所記憶的東西和知識。由于外語課堂上教師和學生通常都不是本族語講話者，所以他們經常意識不到他們話語中的文化內涵。這樣，在外語教學中，教師應該使學生學會本族語的話語模式，把它們用到他們的外語交流中去。
二、課堂話語與文化構建
在外語課堂上，文化的創造和激活是通過學生之間或者教師與學生的對話來實現的。在對話中，參與者不僅重塑了已有的文化語境，而且還具有創造一個新文化的潛力，因為對話是在外語學習環境中進行的，講話者和聽話者在交際中都同時扮演兩個角色：發話者同時也是受話者；受話者同時也是闡釋者。在課堂話語產出過程中，發話者向受話者發話，同時認為他發出的話符合受話者的交際目的；在闡釋過程中，受話者建立了發話者講話目的的印象，并傳送給發話者。
在外語課堂中，各個參與者通過發話和交際條件的改變，以及課堂話語的接受和闡釋條件的改變來創造自己的文化。教師與學生一方面在交際中固化傳統的課堂文化，另一方面又要激發和塑造目標語的文化，按目標語文化規則行事。
所以，教師自己在外語課堂中成為建立新文化語境的工具。他們需要不斷地了解和研究學生的意圖和目的來確定不同語境，使這些不同的語境具有新的文化意義。
三、文化教學基本內容
以下內容因素可作為目標語文化教學的基本內容。把這些因素確定為教學內容是因為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甚至決定學生是否能夠運用所學的語言項目來進行語言交際。換言之，如果學生掌握不好或不掌握這些因素，就不能適當地將所學的語言項目運用于社會交際。
1、話語構成所涉及的文化背景
構成話語所涉及的文化背景，包括目標語文化所涉及的經濟、政治、習俗、習慣、社會活動等。學生需要了解這些因素，來把所涉及的社會活動進行準確的文化定位。
2、話語所涉及的活動類型和領域
學生需要了解話語所涉及的活動類型和領域，以便能夠了解在目標語文化中哪些題材是可能出現的、哪些是經常出現的、哪些是很少出現的、哪些是禁忌的以及各個類型與領域之間是什么關系等。
3、交際者之間的角色關系
社會交際中交際者之間的角色關系種類多樣，包括同事之間的關系，不同性別角色之間的關系，上下級之間的關系等。學生需要了解目標語社會文化系統中不同的角色關系對交際造成的不同影響。
四、文化教學內容與方法反思
從文化語境的角度看，文化包羅萬象，復雜異常。在外語教學和學習中，我們需要抓住文化的關鍵和核心部分而不能對文化所涉及的方方面面都進行探討。對此，有人提出了文化中心概念，它既包括日常習慣和行為規范，又包括文化主要的價值系統、慣常的思維模式、本族語者需要面對的對人類社會和人性本身的某些流行的假設等。然而，這種所謂中心概念其價值主要體現在確定哪些是外國文化有的方面，對中心概念的教學和學習對外語教學只能起到輔助作用。實際的文化語境不是也不可能僅僅通過幾個知識點的教學和學習就可以掌握，只有在實際的日常生活和實際的交際活動中才能真正學到。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化不僅僅是知識，更主要是基于意義潛勢的行為能力，它存在于人最根本的生活能力和交際能力之中。而從外語教學的角度講，文化語境存在于語言的實際運用過程之中，其學習離不開語言運用。
另外，文化作為一個抽象概念，單純地談論文化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它不是固定不變的，不是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場合都具有一致表現的東西，而是表現在社會不同的次范疇中。文化課程對于了解外國文化的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些課程所涉及的內容對整個外國文化語境而言只是冰山一角，屬于相對顯性的文化知識。而大量的文化現象是我們看不見摸不著的，它們直接融入了人們的日常生活、日常行為和日常交際之中，我們在任何時候所講的任何語言和進行的任何交際都打上了文化的烙印。在外語教學中直接教授文化知識講解文化知識點是必要的，但文化不能只依賴文化課程的課堂教授，文化學習需要融入到整個外語教學過程中：在聽、說、讀、寫、譯等教學中都要時刻注意文化現象并注意培養學生的文化意義潛勢，使文化既表現為知識，又表現為能力和行為。
【論文關鍵詞】公共新聞；文化和制度語境；實踐
【論文摘要】“公共新聞”自上世紀末在美國發端以來，引發了我國新聞界的思考和實踐。“公共新聞”植根于公民社會，其誕生地的社會環境與中國文化傳統和制度環境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全面了解“公共新聞”內涵，緊密結合中國文化和制度環境，深切關照當下國情和公共事務，恰當定位其在我國新聞實踐中的角色，將是我國“公共新聞”實踐的應有之義。
近年來，“公共新聞”成為國內新聞界關注的話題，并逐漸從理論探討進人新聞實踐層面。2004年江蘇衛視舉行《1860新聞眼》開播一周年紀念研討會，將主題確定為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宣稱該欄目的新聞實踐定位在“公共新聞”，即“用公眾的眼睛關注國計，以人文的精神關注民生，創造公共新聞話語，搭建社會和諧的公共平臺”。隨后，越來越多的電視臺推出了“公共新聞”欄目，以《1860新聞眼》為代表的“公共新聞”的出現被業內人士評價為繼“民生新聞”之后的又一場電視革命。
較之起源于美國的“公共新聞”，我國的“公共新聞”在實踐環境、傳播內容、表達方式等方面有其獨特之處，這與我國新聞傳播事業生存的文化傳統和制度環境有著密切關系。因此，立足我國國情，全面理解“公共新聞”內涵，恰當定位“公共新聞”，是我國“公共新聞”事業的發展的關鍵。
一、“公共新聞”的緣起
20世紀末期的美國新聞界，媒體為了追求經濟利益逐漸偏離了維護公共利益的職責，公眾利益的訴求渠道受阻，形成了公眾對傳媒的集體不信任，傳媒公信力式微，公民對社會政治生活疏離，民主政治生活面臨崩潰的局面。在此境況下，美國新聞工作者發起了一場新聞報道業務方面的革新運動，即“公共新聞”運動。最早提出“公共新聞”理念的紐約大學新聞系教授.TaYRosen指出“新聞記者不應該僅僅是報道新聞，新聞記者的工作還應該包括這樣的一些內容:致力于提高社會公眾在獲得新聞信息基礎上的行動能力，關注公眾之間對話和交流的質量，幫助人們積極地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告訴社會公眾如何去應對社會問題，而不僅僅是讓他們去閱讀和觀看這些問題。”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新聞傳播學者與新聞媒介對“公共新聞”的關注、爭議和實踐探索，主觀上表現了美國新聞工作者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媒介社會責任的新思考，實質上也呈現出當前美國民主政治利用媒介的重新定位來達到調動社會公眾情緒與力量，減緩社會壓力，促進社會整合的目的。
二、“公共新聞”中國實踐的理念及定位
在美國，“公共新聞”緣于對公民社會現狀的深切體量，根本上是為了喚醒公民的政治生活參與意識，引導和培育公民參與社會政治事務的方式方法，由于新聞媒體領導了這場運動，使得運動的影響被擴大了。從文化和制度層面上講，這場運動植根于美國公民社會、多元文化和民主制度當中，是對美國民主政治建設過程中的自我修復，是在美國較成型的公民社會和多元文化土壤中孕育和發展出來的改革成果。
較之“公共新聞”發源地的文化傳統和制度環境，“公共新聞”對于我國來說無疑是個舶來品。由于歷史和現實的諸多因素，中美兩國在媒體制度、媒介環境等方面有很大的差異，因此，怎樣將“公共新聞”的先進理念和我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和制度環境相結合，充實“公共新聞”的中國式內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公共新聞”實踐道路，將是“公共新聞”在中國立足和發展的關鍵。
“公共新聞”致力于以公共的視角看待社會問題，提高公眾的行動能力，引導公眾意見，影響公共決策，起到維護公共利益的作用。當下中國，社會處于轉型時期，轉型過程中的國內矛盾，全球化背景下大國崛起歷程中的中外矛盾集中顯現，這種環境一方面為“公共新聞”實踐提供了廣闊的舞臺，同時也需要使“公共新聞”實踐既能自覺調和進而立足中國文化和制度語境，又能闡揚獨特理念，有效影響公眾，發揮應有的社會效益。筆者認為，就我國的“公共新聞”實踐而言，以下幾點有必要貫穿和遵循。
(一)以人為本
人本思想是中華文化的精髓，也是中華政治文明的重要內涵。以人為本就是要以尊重人、完善人、發展人為主要著眼點。當下中國，經歷了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社會財富積累大增，與此同時，高增長帶來的環境代價、資源代價、社會誠信代價、分配格局差異等等問題集中顯現。這些問題歸結起來就是人與環境、人與人之間、由特定的人組成的族群之間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分配的公共問題，微觀層面實質上也是關系每個人生存和發展的民生問題。這些問題在公共管理層面已經達成共識，旨在促進人和自然、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以人為本”思想已經成為公共管理部門的主導思想，并在公共管理當中有切實體現。
就“公共新聞”而言，在新聞報道中應該自覺培育“以人為本”的視角，將維護人之為人的基本生存權和發展權為己任。這樣既做到了植根傳統文化，又上承公共管理部門思想，下應公民切身需求，達成多方利益的有效調和，進而促進問題解決。具體操作層面來講，“公共新聞”報道在橫向上可以致力于關注和糾正當下以GDP為本，以經濟收益為本等短視的發展觀，促進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均衡全面發展;致力于維護公平、正義，維護不同地區、不同族群、每個社會成員的生存權、發展權和社會財富收益權;縱向上致力于可持續發展，即發展既能滿足當前的物質文化需求，又不損害子孫后代享用資源的權利。
(二)典論引導，促進和諧
輿論引導是新聞傳媒的應有之義，是媒體發揮社會效益的重要表現形式。新聞報道既影響輿論的生成，又關系其走向，公共事件報道尤其如此。鑒于此，在“公共新聞”報道中把握好輿論引導的方式方法和技巧，注意引導中的輕重緩急顯得格外重要。
當下社會轉型期積累下來的各種矛盾頻發，這些矛盾大多涉及公共利益或特定群體利益。關注這些公共事件是“公共新聞”的應有之義，也為“公共新聞”發揮傳遞信息，提高公民獲取信息后的行動能力，尋求解決問題的途徑等作用提供了廣闊平臺。值得注意的是，在此類公共事件的報道中，新聞從業者對報道的基調、分寸、時機的把握會直接影響到作用發揮的性質和程度，把握不當將影響作用的發揮，甚至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在“公共新聞”報道中，新聞工作者務必要全面看待此類事件發生的歷史淵源、制度因素，多角度、多視角反思個中誘發因素;新聞工作者務必秉持理性、客觀，而不是人云亦云，意氣行事。在具體的報道中，要密切關注事物發展的動向，在堅持真實性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合適時機、把握恰當力度，扮演好公共利益、媒體價值判斷和公共管理部門職責三重利益的調適者角色，促進公眾和公共管理部門的有效溝通和良性互動。
(三)培育公民意識
關鍵詞：井上靖 中國文化 接受
井上靖（1907-1991）是日本當代文壇巨擘，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大作家，被日本評論家譽為“置座于文壇頂峰的大師”。井上靖還是一位熱心于國內、國際文化事業的活動家。他擔任過日本文藝家協會理事長、日本筆會會長、第四十七屆國際筆會東京大會運營委員長等職。他更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他熱衷于中日文化交流事業，為了促進中日友好與文化交流，曾多次訪問中國。1980年井上靖接替中島健藏擔任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會長，為促進中日文化、文學交流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中國
井上靖青少年時期便受到中國古典文化的熏陶，對中國與中國歷史文化產生了極大的興趣。他在與日本漢學家吉川幸次郎進行座談時便提到他讀中學時，學校開設有漢文課，學生必須背誦杜甫、白居易等人的代表詩作，而且當時他們受中國文化的影響“并不是用上課的形式，而是自然地深入其中，受到熏陶”[1]。如果說中學時期的井上靖，對中國文化是一種不自覺地被動地接受，那么他進入大學后，對中國史籍的涉獵則是從個人的喜好出發，一種有選擇的主動接受了。大學期間，他閱讀過中國的《史記》《漢書》以及《后漢書》等歷史著作。在其《明妃曲》的開頭有這樣一段話：
我在學生時代，曾經有一個時期被匈奴給迷住了。“被匈奴迷住”這種說法也許有點可笑，不過，我讀了《史記》、《漢書》、《后漢書》中出現的有關匈奴的記述之后，的確對匈奴這個古代亞洲北方的游牧民族的思想和生活發生了近似于共鳴的關心和興趣。[2]
我們沒有必要將“我”與學生時代的井上靖等同起來，《明妃曲》作為小說也許不是最優秀的，但是它卻揭示出青年井上靖的心路歷程，表現出他對中國，對中國西域的一種執著追求與憧憬。
談到中日兩國的交往和相互影響時，井上靖說：“我國同中國地理位置毗鄰，從古代起就受到過先進的中國文化強烈、持續的影響。正由于此，促使我國國民歷來關心中國文化和中國歷史。”[3]而在《心的文化》一文中，他更明確地指出：“成為日本文化最深根源的，無疑是7-8世紀從中國大陸傳來的學問、藝術、文化，雖然是廣義的文化，但它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礎。”[4]這也許是作者鐘情于中國歷史與文化的原因。
井上靖受中國古典文化的影響首先表現在其思想上。他說：“至于我們究竟從中國古典中獲得了什么？真的不知道怎樣才能確切地表達。我認為從中吸取了非常重要的東西，那就是對所謂的人生最根本的思考方法。”[5]他多次提到對《論語》中的“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這句話的思考，可見這句話對井上靖思想的影響是相當大的。在自傳體小說《北方的海》中他就提到了這句話對中學時的他的影響。他在創作以“逝者如斯夫”為主題的小說《化石》時，因病魔纏身懷疑自己患了癌癥，《論語》中的一些語句成為他戰勝病魔的支柱。而當他真正身患絕癥躺在病房中時，正是孔子的魅力及其對事物執著的意志促使他完成了他人生總結般的作品《孔子》。
而對中國歷史與文化的景仰，也激發了井上靖的想象力，促使他以中國歷史為題材，創作了許多膾炙人口的歷史小說。1950年，井上靖因小說《斗牛》獲芥川獎而正式步入文壇，潛心創作。也就是在這一年，井上靖開始了他的中國主題的創作，以中國歷史為背景的短篇小說《漆胡樽》便是這一年創作的。1957年，敘述高僧鑒真東渡的事跡，歌頌中日兩國源遠流長的文化友誼的《天平之甍》的問世，掀起了井上靖中國主題創作的，隨后，井上靖先后創作了以班超為主人公的《異域人》，描寫樓蘭小國興衰，極具西域風情的《樓蘭》，描寫成吉思汗東征西討縱橫天下的《蒼狼》等十六部以中國為背景的小說。
井上靖在這些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作品中，或是以藝術的形式再現中日兩國之間歷史悠久的文化交流，歌頌中日兩國人民悠久的友好歷史；或是通過對中國古代文化的描繪，勾勒出一個有著悠久歷史、燦爛文化而愛好和平的文明古國中國的形象。這些作品，對于戰后的日本人來說，可以使他們更好地了解中國，了解日本文化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對于中日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往來，也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促進作用。日本著名學者德田進便認為《孔子》“這部作品使那些讀過或未讀過《論語》的人，都能把孔子作為中國的代表人物來理解，所以井上靖塑造的孔子，使讀者心理得到了充分的滿足”[6]。井上靖在這些作品中，傾注了他對中國古代文化的禮贊之情，傾注了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感情和對中日兩國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真摯愿望。他通過這些作品的創作，“在中日文化之間，架起了一座美麗的虹橋”[7]。
（本文為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項目編號：2010wlh41；湖南省教育廳科研基金項目，項目編號：09c900。）
注釋：
[1][5]周發祥編：《中外比較文學譯文集》，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8年版。
[2]井上靖著，賴育芳譯：《永泰公主的項鏈》，北京：作家出版社，1988年版。
[3]井上靖：《中國美術和考古·序言》，日本六興出版社，1977年版。
[4]井上靖著，周世榮譯：《日本人與日本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版。
[6]德田進：《井上靖的小說<孔子>與<論語>的關系》，《中日比較文學論集》，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1992年版。
